我国行政立法的现状

我国行政立法的现状（通用8篇）

我国行政立法的现状 篇1

内容摘要2002年，中国在行政法领域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革命，一系列立法修改法律的动作接连不断。中国政府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规范所做的这些努力，直接动因来自WTO。自1999年中美关于WTO的双边协议以来，中国掀起了一场“变法”，外贸、金融、税务、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法律法规最先得到大规模的清理。到2002年三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对中外合作法律进行了修改，有关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清理工作也基本结束。在涉及经贸领域的法律法规的修改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之后，“变法”开始转向直接规范政府行为的行政法领域。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行政立法的主体、基本程序、监督机制、适用规则和裁决机制都作了明确规定。虽然《立法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行政立法中所存在的随意性、部门利益倾向等问题，没有对行政立法在程序上规定有意义的、具有操作性的规范措施；有的学者也认为，行政立法中的混乱现象，如行政立法问题应当通过行政程序法加以解决，而不应由立法法解决，但是毕竟《立法法》的出台对我国行政立法中的混乱现象作了进一步规范，对我国行政立法的一些基本制度都作了明确规定，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的行政立法制度。关键词：行政法，行政立法的规范化，备案，审查行政法，是有关国家行政管理的一切法规的总称。行政法是国家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规定着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职责权限、活动原则、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以此来调整国家和各行政机关之间，以及国家行政机关同其他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行政法，包括国家民政、治安、军事、外事、财经、文教、科技、人事等各个方面的行政管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过去，我国的行政立法是个薄弱环节，虽然先后制定出许多行政法规，只是散见于宪法、法律、法规、决议、命令和其他各种规范性文件之中，缺少系统的、切合实际的行政法规。行政立法的规范化，是指我国有权制定行政法规范的国家机关，在各自的权限内对过去所发布的行政法规和规章进行审查，确定哪些法律、法规、规章已全部或部分不适应现实需要，应予以全部或部分废止；下位法律规范是否与上位法律规范存在抵触，发现抵触，应尽快修正； 同一层级的法律规范之间是否有不和谐或相互矛盾处，要力求和谐并消除矛盾。对行政法规进行清理的目的在于克服现行立法的混乱，防止一些国家机关和个人利用过时的或互相冲突的法规作为其违反或规避现行法律规范的借口或根据，保障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尽管法律规范的实施具有稳定性的要求，但这种稳定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任何法律、法规、规章都应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适时地进行立、改、废；下位法律规范则要与上位法律规范适时地保持立、改、废的一致。这是法的稳定性与适时变化性的辩证统一，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的必然要求。[!--empirenews.page--]自加入WTO以后，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国际化向各行各业日益渗透。但是，WTO规则并不直接适用于成员方国内，而是要将WTO规则转化为国内法。WTO协定的国内适用问题主要体现在有关国际自由贸易的政府管理方面。保证WTO协议在一国领域或关税领土范围内实施，首先就必须使其国内法的规定与之保持一致。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规定：“每一成员应当保证其法律、规则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议书中的义务相一致。”且该条第5条款明确要求“不得对本协议的任何规定提出保留”。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必须无条件地履行WTO所要求的义务，这无疑对中国行政立法提出了挑战。此外，世界贸易组织虽然是一个针对企业的机构，但企业在WTO中并没有直接的谈判地位，没有说话的权利，WTO这个政府间组织要求谈判在政府之间进行，规则由政府制定，争端也需由政府出面解决。可见，政府在维护企业利益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制定规则的“立法者”和解决争端的“裁判”是WTO时代政府的重要角色。中国行政立法面临着对现行行政法律规范（含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大规模的清理，修改或者废止与WTO不一致的法律规范，制定新的行政法律规范。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行政立法的主体、基本程序、监督机制、适用规则和裁决机制都作了明确规定。2001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废止2000年底以前发布的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对截止2000年底的现行行政法规共756件进行了全面清理，决定废止71件，宣布失效80件，已明令废止，现统一公布70件。这是自1985年中国大规模全面清理行政法规以来动作最大的一次。虽然《立法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行政立法中所存在的随意性、部门利益倾向等问题，没有对行政立法在程序上规定有意义的、具操作性的规范措施；有的学者也认为，行政立法中的混乱现象如行政立法问题应当通过行政程序法加以解决，而不应由立法法解决，但是毕竟《立法法》的出台对我国行政立法中的混乱现象作了进一步规范，向行立法规范化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本文拟以《立法法》为依据，对我国行政立法规范性进行较为全面的阐述。

一、行政立法的权限范围我国享有行政立法权的主体包括国务院，国务院各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自治区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等。在实践中，行政法规与法律之间的制定权限划分、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的制定权限划分、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制定权限划分，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从而导致多头立法、部门争权、内容冲突的情形时有发生。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立法法》对行政立法权限作出了统一规定。

（一）明确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限定了行政立法权的范围《立法法》在制定时，借鉴了国外关于法律保留的原则和理论，在第8条明确规定了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事项，这些事项包括：（1）国家主权的事项；（2）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4）犯罪和刑罚；（5）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6）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7）民事基本制度；（8）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9）诉讼和仲裁制度；（10）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其它事项。根据第8条的规定，对上列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不可以授权。[!--empirenews.page--]

（二）明确规定了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权限范围根据《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在《立法法》制定以前，对于如何准确理解宪法规定的“根据”原则，存在“职权说”和“依据说”两种不同意见。“职权说”认为，国务院除了根据宪法和法律的具体授权以及为了对既有法律加以具体化而制定行政法规外，在不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具体授权以及为了对既有法律加以具体化而制定行政法规外，在不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前提下，也可以在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范围内，根据实际需要制定行政法规；因为制定行政法规是国务院[1][2][3][4]下一页 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方式之一，凡法律未禁止的，或者不属于宪法或法律明确规定由法律调整的事项，国务院在其职权范围内都可以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来行使职权。“依据说”则认为，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应当有直接的法律依据或明确的授权，否则不能制定行政法规；因为制定行政法规不是国务院固有的权力，也不是国务院行使职权的当然形式。“职权说”和“依据说”这两种观点对行政法规的制定实践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方面，“职权说”是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主导思想，在20多年的立法实践中，国务院依据职权制定了大量的行政法规；另一方面，“依据说”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1984年9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革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为了明确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权限范围，解决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议，《立法法》第56条对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权限范围内作了详细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一）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

（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应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事项，国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先制定的行政法规，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国务院应当及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根据第56条的规定，再结合第8条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专有立法权的规定，应该说《立法法》主要采取了“职权说”的观点，即原则上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国务院均可以自主制定行政法规，而不需要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也不需要有法律的具体权范围内的事项，即使国务院具有行政管理职权，也只能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明确的授权决定时才能制定行政法规。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共作出过两次授权立法的决定，这两次授权决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授权范围和期限不明确的弊端。为了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立法法》总结了多年来授权立法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国外授权立法的通行做法，在第10条对授权规则作了如下规定：“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empirenews.page--]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授给其他机关。”《立法法》第11条还就授权期限问题作了规定：“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应当指出的是，《立法法》规定的授权立法仅指特别授权。在立法实践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除了通过特别决定的方式对国务院加以授权外，还存在所谓的法条授权，即在制定的法律中专设一条规定国务院可以就有问题制定行政法规，如《票据法》授权国务院制定票据管理的具体规定，《行政处罚法》授权国务院制定罚缴分离的具体办法，等等。

（三）明确规定了部门规章的制定主体及其权限范围在《立法法》制定以前，对于国务院哪些部门可以制定规章存在较大争议，争论的焦点是国务院直属机构是否有权制定规章。宪法第90条规定：“各部、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国务院组织法》第10条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都只规定国务院的部委可以制定规章，没有规定国务院直属机构可以制定规章。因此，有人认为务院直属机构没有权力制定规章。但是，由于国务院各直属机构承担着繁重的行政执法任务，发布了大量的规范性文件，因而大部分人认为应当承认国务院直属机构的规章制定权；而且如果单纯从法律字面上来理解享有规章制定的部门，审计署和中国人民银行（与部委同属国务院的级成部门）也不具有这项权力，但从它们的法律地位来看，将其排除在有规章制定权的范围之外显然不是立法原意，也无人这样主张。从立法实践来看，国务院直属机构根据一定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一直都被赋予规章的法律地位。因此，为了正式明确国务院直属机构的立法地位，《立法法》第71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在《立法法》制定以前，基于对宪法第90条关于“根据”一词的不同理解，在部门规章的制定权限上同样发生了“依据说”和“职权说”之争。《立法法》第71条第2款规定：“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因此，部门规章必须在法律、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或命令规定的事项范围内制定，这与国务院可以自主制定行政法规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而不能超出其权限范围；根据第72条规定，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

（四）明确规定了地方规章的制定主体及其权限范围1982宪法没有对地方规章作出规定，后来在修改地方组织法时根据地方政府工作的实际需要，第一次赋予有关地方政府制定规章的权力。该法第60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2000年《立法法》又将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纳入到地方规章的制定主体中来。[!--empirenews.page--]在《立法法》制定之前，地方规章的制定权限也有“依据说”与“职公说”之争，而根据《立法法》第73条2款的规定，规章的制定权限及于下列事项：（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2）属于本行政区域内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这显然与国务院各部门、直辖机构只能制定执行性规章的权限有明显不同。

二、行政立法的基本程序和监督机制立法实践证明，良法的产生有赖于民主的立法程序。立法过程中，要求主体具有广范性，行为具有制约性，内容平等和过程的程序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民主性和公开性的立法程序堪称孕育法之母。所谓立法程序是指具有立法权限的国家机关创制规范性法律文件所遵循的制度化的正当过程，是限制立法者恣意进而使立法活动彰显和实现程序正义的制度设置，也是国家通过立法手段协调利益冲突、规制社会秩序及配置社会资源的合法路径和正当法律程序。在《立法法》通过以前，我国一直缺乏对行政立法程序的全面规定。我国第一部较为统一的行政立法程序规定是1987年4月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了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基本程序，但它所规范的事项仅限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拟定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而不涉及其他行政立法领域。此外，1990年国务院发布的《法规、规章备案规定》，也仅涉及行政立法程序中的备案程序，其他行政立法程序则无统一规定。国务院各部门和有关地方政府在制定规章的长期实践中，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做法，不少地方和部门还就规章制定程序作出了专门规定；但从总体上，规章制定程序是比较混乱的，并存在着缺乏民主参与等严重缺陷。从行政立法的公布上看，有的部门和地方采取文件的形式公布规章；有的部门和地方则对通过的规章秘而不宣，只发通知“内部掌握”。由于《立法法》所规范的立法程序主上一页[1][2][3][4]下一页 要着眼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程序，行政立法程序不是其规范的重点，因而《立法法》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行政立法程序缺乏统一规范的现状，但它对行政立法、特别是制定行政法规的程序也作了基本规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健全了我国的行政立法程序。《立法法》对制定行政法规主要规定了以下6项程序：（1）立项和起草。《立法法》第57条规定，“行政法规由国务院组织起草。国务院有关部门认为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应当向国务院报请立项。”（2）听取意见。为了贯彻民主立法的原则，《立法法》第58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3）法规草案的审查。《立法法》第59条规定：“行李政法规起草工作完成后，起草单位应当将草案及其说明、各方向国务院提出审查报告和草案修改稿，审查报告应当对草案主要问题作出说明。”（4）决定。《立法法》第60条规定：“行政法规的决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办理。”（5）公布。《立法法》第61条规定：“行政法规由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6）刊登。《立法法》第62条第1款规定：“行政法规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国务院公报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empirenews.page--]对制定行政规章的程序，《立法法》第74条规定，行政规章的制定程序，由务院参照《立法法》关于行政法规制定程序的规定另行制定，《立法法》仅对规章的决定、公布和刊登程序作了原则规定：（1）决定。《立法法》第75条规定：“部门规章应当经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决定。地方政府规章应当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决定。”（2）公布。根据第《立法法》第76条的规定，行政规章由相关行政首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3）刊登。《立法法》第77条规定：“部门规章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国务院公报或部门公报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地方政府规章签署公布后，及时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由于行政立法主体的多层次性和立法内容的广泛多样性，因而，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了行政机关所立之法相互矛盾、相互重叠的现象，甚至出现了行政机关超越了自己的立法权限进行立法，所立之法和国家的宪法、基本法律相抵触的现象，直接给公民和有关组织的权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滥用立法权，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必须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立法法》不仅规定了行政立法的基本程序，而且完善了行政立法的监督机制。我国实践中对于行政立法的监督主要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行使，但由于缺乏具有操作性的监督机制，现有的备案、审查制度往往流于形式，缺乏实效。我国《立法法》对行政立法监督机制的完善，主要体现在对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备案和审查制度上。

1、备案。备案就是存档备查，具体是指立法文件在制定完毕后由制定机关依法报送有监督权的机关存档，以备审查。备案的目的是为了使接收备案机关全面了解相关立法文件的情况，它是接收备案机关行使监督权的基础，是立法监督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对行政法规的备案，《立法法》第89条规定，行政法规应当在公布后的30 日内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在《立法法》制定以前，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没有规定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应当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由于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权限比较广泛，而且其立法层次高，影响大，这些年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与法律不一致的情况也偶有发生，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因而应当通过备案制度加强对行政法规的监督。对行政规章的备案，《立法法》第89条第（四）项规定：“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报国务院备案；地方政府规章应当同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应当同时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备案。”行政规章报备的期限也是在公布后的30 日之内。

2、审查。接收备案机关在接收到相关立法文件后，即可以主动对其进行审查监督。但实践证明，这种主动审查受到监督机关人力不足的较大限制。因此，《立法法》特别设置了启动审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监督机制，扩大了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或建议的组织和个人的范围。根据《立法法》第90条的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大常委会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empirenews.page--]根据《立法法》第91条的规定，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再审查中认为行政法规与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以由法律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国务院有关人员到会说明情况，再提出书面意见。国务院应当在2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经审查主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而国务院不予修改的，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根据《立法法》第92条规定，接收规章备案的机关对报送规章的审查程序，按照维护法制统一的原则，由接收备案的机关规定。在《立法法》制定以前，已经有一些这方面的规定，发国务院1990年2月制定的《法规、规章备案规定》，一些土方人大常委会和地方人民政府对于规章的备案审查程序也有相应的规定。根据《立法法》规定，只要这些规定有利于维护法制统一，均可适用。

三、法律规范的适用规则和裁决机制法律规范的适用规则解决的是法律规范之间发生冲突时如何选择适用的问题。我国法律、法规、规章种类繁多，数量庞大，难免会出现不相一致或相互冲突的情况，使法律适用产生困难；因此，需要明确在发生法律规范冲突时，应当根据什么规则来确定予以适用的法律规范。《立法法》确立了下列几项适用规则：

1、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在不同位阶的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时，应当选择适用位阶高法律规范，这就是上位法于下位法的规则。正确适用这一规则的前提是明确不同规范性文件之间的效力等级。《立法法》对此作出明确规定：（1）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是与宪法相抵触。（2）法律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3）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4）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5）上级政府规章的效力高于下级政府规章。（6）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优先适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制定的，是一种特殊的地方立法，可以变通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7）经济特区法规优先适用。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授权广东、福建、海南三省和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四市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经济特区法规，经济特区法规的立法权限范围要比一般的地方性法规立法权限大，在遵循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作出变通法律、行政 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因此，对其所上一页[1][2][3][4]下一页 作的变通规定，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empirenews.page--]

2、同位阶的法律规范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实施。《立法法》第82条规定：“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

3、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这一规则适用于同一机关所制定的多个法律规范之间冲突的解决，也就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规则。《立法法》第82条对此作出了规定。

4、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这一规则适用于同一机关所规定的多个法律规范之间冲突的解决，也即“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立法法》第82条对此作出了规定。

5、不溯及既往原则。《立法法》第84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效力等级和适用规则并没有完全解决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问题，例如对同一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冲突，《立法法》第83条确立了“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和“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两个规则；但如果新的规定是一般规定，旧的规定是特别规定，这时仅依靠适用规则就无法决定所适用的法律规范，而必须依靠裁决机制来解决。〈立法法〉对法律规范冲突的裁决机制作了如下规定：

1、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由制定机关裁决。

2、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3、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

4、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综上所述，《立法法》从多方面对我国的行政立法进行了规范，并在立法权限、立法程序和监督机制、适用规则和裁决机制等方面有了一定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健全了我国的行政立法制度。从我国行政立法，执法实践情况来看，中央和地方行政立法权限的划分有待进一步明确，行政立法名称、立法内容、立法语言应进一步规范。中央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能力，确保地方行政立法与中央保持一致、和谐。结束语尽管我国的行政立法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但由于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立法工作难免受到经济发展程度、社会历史环境、封建主义残余观念、全民族的民族民主与法制意识水平、社会管理事务繁杂、行政立法主体较多、立法者的知识素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从而使我国现行行政立法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立法的统一性在个别领域正遭到破坏，法与法之间有些规定尚不够和谐，有些法律法规的条文自相矛盾，运用的结果反而侵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有些规范缺少法律责任的规定，导致后患无穷，规范的清理工作明显滞后等。孙中山先生有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今天的时代正在步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国的经济、社会将与世界相互融合，这种也必然反映在立法、包括行政立法上。全球化对我国立法的冲击和影响首先体现在我国立法的内容越来越多地学习、借鉴、吸收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立法、包括行政立法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必将加快。WTO贸易总协定对行政立法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在公开、公平和统一实施方面都提出了具体严格的要求。有关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的立法，在立足中国国情和国家性质的基础上，对国外的某些有益经验也应当大胆借鉴。另外，立法体制、立法程序和立法技术等环节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也都必将更加深刻地受到其他国家、特别是法治发达国家的影响。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立法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行政立法将进一步规范。

我国行政立法的现状 篇2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了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同时, 该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 人民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本法中关于被告举证责任的规定, 在行政诉讼制度创立初期对人民法院正确审理行政案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使司法权行使对行政权的监督得到有效的发挥。因为, 行政诉讼司法实践表明, 不履行或拖延履行举证责任的, 主要是行政机关。原告控告行政机关违法或滥用权力, 按常理来说, 即便不规定其举证责任原告仍然会积极举证, 从而尽力证明行政行为的违法。因此, 规定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但《行政诉讼法》中关于被告举证责任分配也存在缺陷和不足。笔者认为, 该条款本身规定不够完善。举证责任如前所述其目的是在于真伪不明时承担举证义务的一方要负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而本法第三十二条只规定了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 并无相应的结果责任, 而对于未履行行为责任应当承担怎样的结果, 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却体现在第五十四条中, 使得条款前后衔接不紧, 缺少相联性。

对于不作为的行政诉讼案件, 被告应当承担何种举证责任, 行政诉讼法未作明确规定。不作为案件作为行政诉讼案件的一种类型, 有逐步增加的趋势。因行政诉讼法中对不作为案件的举证责任偏重于原告, 造成司法实践中被告对应诉不作为案件态度消极或不举证等情况出现。对于不作为, 行政案件行政机关也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主要理由如下:第一, 行政不作为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中的一种, 它仅仅与其它具体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因此法院审理诉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对象只能是行政不作为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而不能是原告申请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第二, 按照证据理论, 可以将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分为推进责任和说服责任。负有说服责任的当事人必须向法庭提供足以证明其行为合法的证据, 否则就要承担败诉或不利的法律后果。

二、司法解释中关于被告举证责任的规定及缺陷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被告举证责任的分配在一定程度强调了举证责任中的结果责任。该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 “在行政诉讼中, 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交答辩状, 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 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该条款的第一款与《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只是措词上的改变, 但其第二款强调了被告如在法定期限内不提供证据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 将要承担败诉的风险, 使得举证不能的结果与举证责任的承担在一个条款里体现。即便如此, 笔者认为, 该司法解释关于被告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 仍存在不足,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条款中虽规定被告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 但并未明确何为“正当理由”即, 使得审判实践中对于“正当理由”的把握有不同的尺度, 存在不同程度的随意性。笔者认为, 在中国的审判人员的素质良荞不齐的情况下, 不宜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的范围, 这样有利于法律的统一和保证司法的严肃性。

二是本条款规定过于机械, 对于被告不提供证据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 应当分别情况对待, 不宜一律视同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在审判实践中, 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 虽然被告未提供证据, 但根据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或者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显示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应为合法有效, 可能被告是鉴于某种原因故意不提供证据。对此, 如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无证据而将其撤销, 可能会损害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也有损于法律的权威性及法律制定的宗旨。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证据规定》) 。这是最高法院出台的第一部关于行政诉讼证据问题的重要司法解释, 与《若干解释》相比, 《证据规定》对被告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任何太多的变化, 只是完善了被告逾期提供证据和延期提供证据如何认定问题。所谓逾期提供证据是指无正当理由而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证据的情形;延期提供证据是经法院许可而在举证《若干解释》规定了逾期提供证据, 但未规定延期提供证据问题, 而《证据规定》增加了有关延期提供证据的规定, 即第一条第二款规定, 被告因不可抗力或者客观上不能控制的其他正当事由。不能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提供证据的, 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延期提供证据的书面申清。人民法院准许延期提供的, 被告应当在正当事由消除后十日内提供证据。逾期提供的, 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但《证据规定》虽规定了延期举证的规定, 但对于延期的期限未作出规定客观上易造成延期期限过长, 影响到案件的快速审理。

摘要：关于行政诉讼中被告的举证责任规定, 是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最具特色的和价值的部分之一, 最先在《行政诉讼法》中预以明确, 后来随着行政诉讼的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被告的举证问题进一步予以细化和规范。下面笔者就《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被告举证责任分配进行逐一分析。

浅议我国行政立法权限的划分 篇3

摘 要 我国的行政立法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实践当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尤其在行政立法的权限划分方面。经济特区的双重立法权问题又是其突出表现。问题的解决应该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寻求实践层面的最佳妥协。

关键词 行政立法 权限划分 双重立法权

一、我国行政立法的权限划分

在我国，行政立法权限的划分包括：行政法规与法律立法权限的划分；行政法规与规章的权限划分，包括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的权限划分和行政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的权限划分；地方政府规章与地方性法规的权限划分；地方政府规章与部门规章的权限划分。上述立法权限的划分，根据宪法、组织法、立法法的规定，其各自的立法权限边界规定的比较清楚，基本上可以做到有法可依。

（一）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划分

我国现行宪法和组织法关于法律与行政立法的权限划分原则是“根据”原则。现行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可见，宪法对国务院的立法活动，是以“根据”为原则的。

对于此“根据”原则的理解，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分歧很大，主要观点包括“依据说”、“授权说”、“职权广义说”和“职权狭义说”①。从行政管理的实践来看，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根据”原则。行政立法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即行制定的情况大量存在，即从实证的角度说明，行政立法可以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径行制定。国务院可以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未制定法律的情况下制定行政法规。而行政法规与法律之间的立法权限划分，应当遵循法律保留的原则。《立法法》第8条规定了法律保留的范围，第56条规定了行政法规的立法权限范围。

（二）行政法规与规章的权限划分

首先，对于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的权限划分，我国宪法只有原则性规定，没有具体规定二者之间的权限范围。学界对此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包括“根据说”、“职权说”和“自主说”②。统合《宪法》第90条第2款、《立法法》第71条第1、2款的规定，部门规章必须在事前存在上位法的情况下方才能够制定。因为如果说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时候存在职权性主动立法的话，国务院部门则根本不具有这种主动性的职权性立法。其次，行政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的权限划分。统合《地方政府组织法》第60条第1款和《立法法》第73条第2款的规定，地方政府的行政立法权限，既包括执行性立法权，也包括创设性立法权限。拥有行政立法权的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在行政法规缺位的情况下自行制定行政规章。

（三）地方政府规章与地方性法规的权限划分

如同行政法规相较于地方政府规章的关系一样，地方政府规章既可以在先前存在地方性法规的情形下加以制定，也可以在不存在相应的地方性法规的情形下径行制定。从行政立法的实践来看，某一事项是通过地方性法规的形式还是通过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加以规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随意性。而立法法对此保持着沉默的态度并没有做出明确的权限划分之规定。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规章能否对相关问题做出相对于地方性法规的创设性规定，既取决于该事项的性质，也取决于地方权力机关的现实考虑，而且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考虑是非常重要的。

从技术层面来看，我国宪法和法律对立法权限的划分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立法权限主体、立法权限形式和立法权限内容。如果仅从主体和形式上来区分各自的立法权限，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现行的立法权限体制主要就是由这两部分组成，行政立法权限的划分也受其影响，与其保持一致。但是在实践中，这种划分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因为立法权限划分的实际要求还应包括立法事项即立法内容的归属的确定。

显然，宪法与法律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而在实践中立法也过多地体现了小团体的利益而非大多数人的利益：（1）立法过多地体现部门利益。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立法权限关系缺乏明晰的界限，为各部门通过自行立法谋取自身利益创造了客观条件。目前，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上千件，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多达几万件，如此庞大的行政立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涉及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各部门在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过程中，都想扩大自己的行政事务的管辖范围，都想扩大自己的审批权力，结果必然导致各部门法律和法规、规章相互冲突。（2）立法过多地体现地方利益，尤其在地方立法当中。按照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分别享有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权，地方立法权事实上由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掌握。由于立法的透明度不高，公众参与不够，上级立法监督滞后与软弱，地方和中央之间的职能和立法权限关系缺乏清晰的界限，政府权力与民间权力的边界划分不清，为地方自行立法谋取本地利益创造了客观条件。

二、经济特区的双重立法权问题

何谓经济特区的双重立法权？根据《立法法》第63、73条之规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属于“较大的市”，其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所在地的市政府可以制定地方政府规章；同时，依《立法法》第65条之规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可以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不同的立法权来源赋予了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以及市人民政府以两种不同意义的立法权力，我们将此称之为“经济特区的双重立法权”。这种现象是我国目前行政立法中权限划分问题的突出表现。

（一）经济特区双重立法权的历史沿革

1980年以来，我国先后建立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和海南五个经济特区。为保障经济特区建设的顺利进行，使特区的经济管理充分适应工作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和决定，赋予了经济特区以特别的立法权限。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授权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国家有关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定和国务院有关行政法规的原则制定法规，在海南省经济特区实施，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1992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深圳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1994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厦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厦门市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汕头市和珠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分别授权上述四个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内实施，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授权上述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规章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内实施。

《立法法》的出台，使经济特区的授权立法获得了专门的法律规定。在《立法法》第63条第2款、第73条中确认经济特区作为“较大的市”的主体身份并赋予其人大及常委会和人民政府以制定地方法规和规章的权限上，《立法法》第65条进一步规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第81条又规定，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規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规定。

（二）经济特区双重立法权之间的区别

经济特区双重立法权之间的区别，即当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以不同的身份进行行政立法活动时，两种不同的立法权之间的区别。首先，行政立法权的来源依据不同：当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以“较大的市”的主体资格立法时，其立法权的依据是《立法法》第63条之规定；而进行经济特区立法时，其立法权源于《立法法》第65条规定的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其次，行政立法权的权限范围不同：当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以“较大的市”的主体立法时，立法的内容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地方性法规相抵触；而进行经济特区立法时，却可以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做出变通规定。再次，法规的适用范围不同：当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以“较大的市”之资格立法时，立法内容的效力范围覆盖该市的全部行政区域；而针对经济特区的立法内容，却必须限制在特定的经济特区范围内适用。最后，法规的生效备案程序不同：当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以“较大的市”的主体立法时，应当报本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方可实施，并由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而进行经济特区立法时，无需批准程序可直接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三）经济特区双重立法权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

《立法法》确立经济特区的双重立法权之后，出现了一些法律规定冲突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法律制度和实践操作两个层面上进行考虑。比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政府是否拥有经济特区立法权？在法律制度层面上，《立法法》制定之前，上述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的授权决定和决议中赋予了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以经济特区规章制定权。然而《立法法》通过之后，其第65条却将经济特区立法权的主体限制为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从而形成了法律制度层面的冲突。依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立法法》的规定显然应该得到适用。而在实践层面上也确实如此，《立法法》颁布后，实践操作中否认了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政府的经济特区立法权。

又如，《立法法》颁布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经济特区的授权决议是否有效？法律制度层面上，例如1992年对深圳经济特区的立法授權决议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但《立法法》第65条规定有权做出此种授权决定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没有包括其常务委员会。而在实践层面上我们发现，《立法法》颁布之后，该授权决议依然在实践中发挥着效力。

再如，经济特区市政府在《立法法》颁布之前制定的经济特区政府规章是否继续有效？学界对此产生了争论：一种观点主张严格依据《立法法》之规定，对此类规章的效力予以彻底否认；另一种观点主张“法不溯及既往”，应继续承认其存在效力。而在实践层面上，是通过各经济特区的人民政府逐渐进行的规章清理工作来解决的。

对于经济特区立法中存在的双重立法权之冲突问题，我们认为解决之道在于秉持实用主义的态度，着眼于实践层面的最佳妥协。一方面要尊重在先的授权行政立法及其所依据的法律，因为它们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法制环境下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另一方面，要顺应法治国家、依法行政的必然趋势，严格依照法治的理念与制度，厘清行政立法的权限划分，寻求法律冲突的最佳妥协。

注释：

①董茂云等.行政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60-162.

我国行政立法的现状 篇4

一、研究人员知识结构不合理等为解决这一问题增加了困难。并且，在税法的执行过程当中，也存在地方行政干预过多，纳税人纳税意识差，法制观念仍较淡薄等问题。为此，应当加强税法学界的研究合作，发挥中国税法学研究会的主体作用；其次应当重点培养税法学教学和科研的高级专门人才，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和运用，为税法学的发展壮大夯实必要的基础；税法执行方面应当采取强化依法治税，确保税务机关独立执法；加强税法宣传，提高纳税人法制观念等措施。

关键词：税法体系；立法现状；问题；对策研究

正文：

一、我国税法的立法现状 要分析一个法律部门的立法现状，是否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首先必须明确一个法律体系建立健全的衡量标准是什么。而法律体系的基本特征是这一标准的重要体现，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内容完备，要求法律门类齐全，方方面面都有法可依。如果法规零零星星，支离破碎，一些最基本的法律都没有制定出来，或者虽然制定了，但规定的内容很不完善，与现实不相适应，就不能说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第二，结构严谨。要求各种法律法规成龙配套，做到上下左右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我国的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相配套而建立的，各法律部门之间，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其界限分明而又相互衔接。

第三，内部和谐。各种法律规范之间，既不能相互重复，也不能相互矛盾。所有的立法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并且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相抵触，要克服从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和地方利益保护主义的立场出发来立法的倾向。

第四，形式科学和统一。从法的不同称谓上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出一个法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效力层次及适用范围。

第五，协调发展。法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在法的体系的发展变化中，要在宏观上和微观上做到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适时地进行法的立、改、废活动。

上述法律体系的特征，作为衡量法的体系是否建立的标准，对于法的次级体系，例如税法体系，也是适用的。“税法是国家制定的调整税收活动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以上衡量标准，从我国税法的现实立法上观察，还不能得出我国税法体系或税法体系框架已经初步建立的结论。与市场经济发展尤其是公共财政法制建设的要求相比,不仅现行税收法律存在诸多问题,而且完整的税法体系也尚未建立。

[1]

二、我国税法的主要问题 1.税收法律体系本身存在明显缺陷。

首先，税收法律体系结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许多重要的税收法律，如税收基本法等还未制定出台。至于国内目前唯一的一本基础理论方面的专著，也只能看成是有关税收基本法的论文集，其内部的体系还有待完善，且总体来说，说理尚不够透彻，受税收实务部门起草的《税收基本法（草案）》所定框架的[2]影响过大。税收基本法及其相配套的各种单行税收法律，是税法体系中的骨

干部分，犹如建筑物中的框架和栋梁，是税法体系中的支柱。税收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只是围绕支柱而设立的各种模块结构。只有零散的模块结构而没有框架支柱，一个体系无论如何是建立不起来的。

其次，税收法律形式繁杂。除了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外，还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地方政府的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效力层次低，权威性不高，难免内容重复、繁杂、交叉重叠。特别是没有效力层级高、具有较大权威性的税收法律，税收法制的统一便难以实现，在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和地方利益保护主义倾向的驱使下，法出多门，极易产生法律规范相互冲突、矛盾的现象。

2．缺乏税收基本法和一系列配套的单行税收法律。

自1980年至今，作为基本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只有两部，其中，一部是1980年9月10日由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后分别于1993年10月31日和1999年8月30日由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修改；另一部是1991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此法取代了1980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1981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作为一般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只有一部，即1992年9月4日由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随后在1995年和2001年分别作了修改。即使就仅有的三个税收法律来说，也并完善，有的需要修改，有的需要补充。如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与国内内资企业实行两套不同的所得税制度，显然不符合市场公平竞争规则，应当统一。

“当然要致力于本部门法、本学科的研究，要钻进去；但也需要顾及相关和相邻的部门法和学科，要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为此，有时需要跳出来，站

在更高、更广的角度统观整个法的体系和法律科学体系的全局。”从现在立法情况看，税收基本法没有制定，一系列规定各种税收的单行法律，诸如《增值税法》、《营业税法》、《企业所得税法》、《资源税法》、《消费税法》等等，可以说也基本没有制定。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程序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但没有制定出一系列与其地位相当的实体法，程序法的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

3.税收依法行政上存在明显困扰。

这一问题首先体现在过于集中的分税制体系和过于统一的税收征管模式影响了税收行政执法效率。有的地方政府为扩大招商引资吸引力和推进企业改制，越权制定超出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的为保财政支出，对税收任务层层加码;有的以改善环境为由，对重点企业挂牌保护，甚至袒护等。同样，不论经济结构和税源结构、税收征管水平与公民纳税意识的差别，片面追求征管模式的统一，往往导致税源管理失控，征管质量不高，降低了税收行政执法效率。同时，税收执法要求不恰当影响了税收行政执法的公平。譬如，收入任务情况好时执法偏松，收入任务情况不好时，执法偏严。

[3]

三、我国税法的完善对策

1.自始至终强化税法基本原则。

按照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税的要求，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强化我国税收法制的基本原则，坚定不移推进税收法制化建设。

(1)坚持税收法定原则。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税收的基本要素、基本程序及其保障形式，有效制约或严禁擅自开征、停征、缓征、不征和超越权限减税免税的行为。

(2)税收公平原则。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情况相同的给予同等的税收待遇，在税收负担上实行合理分配，禁止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不合理差别。

(3)民主商议原则。实行税收立法程序民主化，凡国家或政府拟对社会公民征税，应事先将法案交给社会公民讨论，或通过人民代表行使其权利，对拟定的纳税义务进行表决。

(4)实质征税原则。按照法律归属说，如果真实的纳税主体可以明晰，无论名义上的纳税人为谁，均应以该真实的纳税主体为纳税人。如果税收客体已经存在，则无论该税收主体的存在是否合法，均应对其收税。

(5)法规规章不得抵触法律原则。坚决制止违反税法出台税收政策法规的行为。

(6)法律不溯既往原则。任何一部税收法律，应只对税法公布实施的事项发生的效力，而不追溯税法公布实施以前发生的事项。此外，还要强化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原则，税收救济原则优于实体原则，税收行政处罚不以故意为要件原则《即不论纳税人违法行为故意与否都应按规定给予相应处罚》。

2.健全符合时代发展的税法体系。

针对我国税法体系本身的缺陷，有必要通过设立新税种，调整老税种，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反观中国税法学界，有关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寥若晨星，只是在税法基本原则、税收基本法方面有一些介绍性的论述”

[4]，并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法律体系的研究，进一步完善税法，以适应当今全球化的背景。遗憾的是，中国税法学界很少有人专治于外国税收学名著的翻译，至今为止只有日本学者金子宏的《税法原理》在大陆翻译出版。针对我国税法，加强税法完善的研究，“发挥中国税法学研究会的职能，通过年会、小型研讨会、项目论证会以及创办刊物支持出版等工作，将之建设成中国税法学研

[6]究的一个堡垒，为科研合作提供条件和机会。”完善措施有以下几点：

第一，开征社会保障税。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取代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法律的形式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第二，建立生态税收制度。首先统一资源税，并把水资源费纳入税收之列。其次开征环境污染税。通过税收杠杆的作用加强对资源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利用。

第三，加快地方税制改革进程。适当增加共享税税种，增加省级地方税收调控权，赋予省级人大和政府一定的地方税立法权和地方税收的减免权力，使地方责权利相统一。

3、建立健全税收监督保障体系。

健全与完善税收监督法律和税收保障体系，以保证税务部门正确执法和纳税人认真履行纳税义务。首先应当健全税务执法监察制度。对税务行政执法行为必须进行日常的、专门的监督检查，监督税务执法行为的各个过程、各项内容，并与有关的法律和规定相对照，检验其合法性。要把执法监督贯穿到税收征管全过程，使之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科学的操作规程和制约机制，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其次，加强税法宣传，提高纳税人法制观念。各级税务部门要密切与司法、公安、宣传等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宣传税收法律法规，增强纳税人税收法制意识，促使纳税人遵纪守法，主动接收税务机关依法行政、依法检查；要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一批偷、逃、骗税和暴力抗税等典型案件，共同营造良好的依法治税环境。同时要完善执法责任追究制，加大行政执法监察的力度，对违规违法的要坚决予以纠正。[5]

参考文献：

[1]杨映忠、孙顺强、刘新智主编：《经济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涂龙力、王鸿邈主编：《税收基本法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刘隆亨等：《制定我国税收基本法应具备的特征》，《法学杂志》第1997年第1期。

[5]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我国行政监督体制的现状 篇5

【关 键 词】行政监督/行政权力/制约/法制化

党的十五大报告把“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行政监督是我国监督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完善行政监督体制对提高行政监督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此作初步的思考和探索。我国的行政监督产生于新中国成立时期，四十多年来，通过不断的建设，现已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带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监督体系。该体制是由行政组织的外部异体监督和行政组织内部自体监督有机组合构成的。外部监督主要是来自行政机关以外的权力主体为保证行政工作的合法性、正确性及社会效益而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监督。主要有：第一，政党监督。主要指中国共产党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它通过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对包括国家行政首脑在内的担任国家行政公职的所有党员的行为实施监督制约。其主要形式是日常性监督和党的各级纪委的专门监督。此外，政党监督还包括各民主党派对政府的监督。

第二，权力机关的监督，即立法监督。主要是指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在内容上可分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前者是指人大监督宪法、法律的实施，审查行政机关的活动是否合乎宪法与法律；后者指人大监督行政机关的日常工作，包括计划、财政预算、人事任免监督及总体工作监督等。

第三，司法监督。指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的监督。人民检察院是我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主要通过行政法律监督权对国家行政管理活动进行法纪监督，目的是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活动，使其严格地遵纪守法。人民法院通过审判活动，监督行政机关，督促其活动严格依法办事。

第四，社会及舆论监督。主要指社会各界即人民团体、群众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等，以及新闻媒体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监督。这种监督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形式，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国家行政管理上的具体表现。

与外部监督相并列，我国行政组织内部也建立起了系统的自我监督机制。这种监督主要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中心任务。主要形式有：（1）一般监督，即各行政机关按直接隶属关系，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所产

生的直线监督或纵向垂直监督。（2）职能监督，指政府各职能部门就其所主管的工作，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对其他有关部门实行监督。如财政部、计委、人事部的监督等。（3）专职监督，主要是政府专设的监督机构对其他行政机关实施的监督。我国的国家监察部和地方各级监察机关有权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国家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进行监察。（4）特种监督，指除专职监督以外的普遍适用的专业性行政监督，如审计监督、物价监督等。这是一种以特定领域为对象的监督。

（行政监督所取得的成就）上述表明，我国目前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全面较为完整的呈网络格局的行政监督体制。该体制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和优点：第一，监督主体多元化。行政监督的主体不仅是行政组织自身，还有政党、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团体、公民及社会舆论。监督主体多，充分体现了我国监督的人民主权原则。第二，监督内容广泛。由于监督主体多，监督的机构和渠道就多，从而使行政监督纵横交错，幅射面广，各种监督客体都处在一定程度的监督之下，基本消除了监督的“空白地”。从监督客体活动的领域来看，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权力的行使都受到广泛监督。第三，监督具有统一性。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对政府实行监督，同时，它作为监督的领导核心，统一组织各种监督力量，相互协调，行动统一，有利于提高监督效能。第四，自体监督和异体监督有机结合。行政监督的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张皮，它们依靠国家法律制度的内在联系，互相衔接，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行政监督制度的整体。实践证明，我国的行政监督体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有较强功效的体制。四十多年来，它为保障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及国家法律、法规的正确贯彻执行，督促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廉政勤政，预防和纠正工作的失误和偏颇，促进国家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并完善这一制度，没有必要照搬西方式的行政监督体制的模式。

二

从总体上说，我国现行的监督体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较为全面、系统、有效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的行政监督体制已经完美无缺了。实事求是地说，这一体制尚不完善，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明显的缺陷与不足。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多元化的监督力量缺乏有力度的整合，监督的合力较弱。我国的行政监督是一个多元化的体制，监督主体多，机构多，方式和渠道

多，这是一个优点。但如果不把各种监督整合好，这种优越性也难以发挥出来。从实际情况看，各种监督之间的关系目前还没有理顺，前列各类监督主体都有监督权，但各自如何分工不甚明确、不甚合理，以至于越权行事，滥用权力，互争管辖或互相推诿的情况时有发生，各类监督机构都有监督权，谁都管，但谁都不管，结果造成“漏监”，甚至使腐败分子逍遥法外。这严重影响了行政监督的实效性。

2、行政监督法制化程度低，监督弹性大。行政监督立法是建立和完善行政监督机制的前提和保证。监督主体执行监督职能，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有关法律为准绳，如果缺乏行政监督立法，就会造成监督机关无法可依，行使监督缺乏标准和依据，易导致监督的盲目性和随意性，甚至产生负向功能。我国目前行政监督的有关法律比较少，有些领域甚至还是空白。立法的滞后给行政监督带来了消极影响，如是与非、罪与非罪、合法与不合法的界限有的没有法律规定，有的规定不清，这在监督上易引起混乱。同时，又使得监督机构对腐败现象的监督或惩处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制手段，这大大影响着监督工作的严肃性、公正性。

3、行政监督偏重于事后的追惩性监督，忽视了事前预防性监督及事中的过程性监督。行政监督活动是一项经常性、连续性的活动，凡是有行政管理活动，就应伴随着对行政管理活动的监督。根据监督主体对监督客体进行监督的不同发展阶段，行政监督可分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行政监督应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地进行，做到三者的有机结合。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监督工作的重点放在“纠偏于既遂”上，偏重于追惩性的事后监督，忽略了行政行为发生前的预防和行政行为过程中的控制。应该说，这是一种“马后炮”式的监督，由于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不完善，以致造成行政偏差出现过多，行政监督机构整天忙于应付“查错纠偏”，陷入被动消极的不利局面。预防为主应是行政监督工作的根本目标，应以“防患于未然”为主，同时加强过程中的控制，加大“马后炮”的力度，建立起全方位的监控机制。

4、在现行的双重领导体制下，专职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地位和必要的独立性。在当前的内部行政监督机制中，行使监督权的专门机构如监察部门，大都设置在政府机关内部，在领导体制上，这些部门受双重领导，既受同级行政机关的领导，又受上级业务部门的领导。在双重领导体制下，专职监督机构受到的控制比较多，尤其是受制于执行权。在组织上，监督机构的负责人，不是由同级行政机关的领导成员兼任，就是由行政机关任命。在经济上，监督机构一般都是从同级行政部门那里领取活动经费、事业费、工资和奖金，从而在经济上受制于人。这种监督体制严重影响了监督主体的独立性，使监督人员在心理上有顾虑，他们害怕滥用权力的人用多种办法对其工作设置障碍，干扰甚至打击报复。监督人员背着这个思想包袱，难以毫无畏惧地展开工作，难以独立行使监督权。表现在办案上，往往是先由党政首长内定性质，然后交监督部门去履行法律手续，监督人员只能被动地接受长官意志。更有甚者有的官员受人情之托，用领导身份干扰办案，影响司法独立公正。

5、在各种行政监督中，权力机关的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在我国，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来源，作为人民代表的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应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一切国家机关实施监督。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一年一次会议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有限，缺乏经常性的监督，监督的力度也不够，难以真正体现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所应有的监督权。在社会监督上，公民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有名无实，压制群众，甚至打击报复群众的现象比较严重。各种群众团体、社会舆论的监督由于不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监督没有权威，实效性较低。

三

为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提高行政监督的效能，应当注意做好以下工作：

1、改革行政监督的双重领导体制，建立起行政监督的垂直领导体制。行政监督机关保持独立，这已是世界各国所公认的一项原则，只有如此，才能保证监督的实效性。我国的内部监督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实践证明，这种内部监督由于体系不独立，地位不高，容易受人情关系的影响，因而监督大打折扣。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是建立自上而下的独立的外部监督体系，外部监督不同于内部监督的优点是，外部监督地位独立，自成体系，无关系网的影响，不用担心打击报复，比较容易做到大胆地秉公执法，严格依法办事。中国历史上，自秦汉开始设立的御史台（都察院）历经2000多年而不衰，其重要的原因是做到监督权相对独立，位高权重。当代世界上许多国家已实行了监察权独立，产生了良好的监督效果，如新加坡、泰国、瑞典、中国的香港等腐败现象很少发生，就与监督权独立有关，我们应借鉴这些成功例子。那么怎样建立独立的外部行政监察体系呢？具体设想如下：首先在组织上使现行的监督监察部门从行政机关独立出来，不再隶属于行政部门领导，并提升其地位，使其与同级行政部门地位平等，赋予其相应的职权，监督同级行政部门和行政首长。独立出来的监察机关自上而下成垂直领导体制，下级监察部门只受上级监察部门的领导监督，干部的任免由上级进行，并只对上级负责，不受行政部门的约

束。按照我国国体的要求，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最高监察机关隶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对其负责。与组织上独立相适应，经济上也要独立，监察部门应有自己独立的经济预算，下级监察部门从本系统的上级领取经费。这样使监察机关在经济上不再依赖同级行政机关，从而使其没有后顾之忧地去进行监督。

建立相对独立监督机构后，也可进一步考虑，把该机构作为整合整个行政监督力量的统一领导机构，由它统一组织、管理、协调和指挥全国的各种行政监督力量。这样就可以避免监督主体多，政出多门，各行其事，力量分散的缺点，形成一股强大的监督合力，充分发挥监督体系的整体效应。

2、重视和加强行政监督立法，实行行政监督的法制化。行政监督立法是依法实行行政监督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尽快建立健全各种行政监督法规，才能为积极有效的行政监督提供基本的规范程序。行政立法不足，会造成监督机关无法可依，使监督缺乏标准和依据，导致监督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长期以来我国监督立法工作薄弱，尽管这几年也制定了一些法规条例，但从总体上讲，仍不能满足当前行政监督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行政监督立法亟待加强。行政监督的立法既需要制定基本法规，还要制定各类行政监督机关组织法，既要制定实体法规，还要制定行政监督程序法。当前最需要的是加快制定一部《监督法》，其中应明确规定以下内容：监督的主体，如专门监督机关的监督权，国家各个机关负责人的监督权，人民群众的监督权，新闻舆论的监督权等，都要详细规定。监督的内容及重点：要明确规定立法监督、执法监督和守法监督三项内容，并把执法监督和守法监督作为重点。监督的方式：如公开监督与秘密监督结合，专门机关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教育与处罚结合等方式。监督的具体手段：如群众举报、暗中盯梢、秘密跟踪、公开曝光等。

3、进一步提高行政机关行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以强化社会及新闻媒体的外部监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国行政机关活动的范围虽不及计划经济下的范围，但仍然拥有诸如对进入市场的主客体的资格审查，税收、信贷政策的制定执行，发展公益事业，举办公共工程，管理国有资产等权限。这客观上就存在着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不规范行为的可能性。防止这些可能性出现的重要措施是加强监督制约，但加强监督的前提条件是政府行为公开和透明，只有政务公开，才能了解政府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言行，从而展开监督；只有政务公开，才能杜绝各种幕后交易，搞不正之风的人才易败露。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谈到建立和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时指出：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应该说，当前各级政府都程度不同地实施了政务公开，但这种公开的程度

不够，而且政务公开还没有上升为法律，缺乏法律约束力。因此我们应尽快采用法律形式健全公开办事制度。为此，应尽快制定《国家公务员活动公开法》，对公务员活动公开的范围，公开的效力，公开的内容，公民在公务活动公开中的权力（如知情权）等作详细明确规定，以作为公开的法律依据。有了公开办事制度，社会各界的群众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制度，积极参与行政监督活动，通过不同的渠道直接监督政府行为，使其依法行政，帮助政府纠正工作失误，预防失职、擅权、腐败现象。在强化社会监督作用的同时，应加大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在行政监督中起着独特的监督作用，它以其信息传递上的公开、迅速、广泛，对监督客体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效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舆论在监督实践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从近年来媒体所揭露出有关问题（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所揭问题）后，有关部门及时予以处理的实就可证明这一点。今后应继续强化这种形式的监督。

4、提高行政监督人员的素质。“为政在人”，行政监督的职能，主要是通过广大监督人员的工作来实现，提高行政监督工作人员的素质就成了完成行政监督职能任务的重要保障。行政监督工作人员的素质主要包括政治思想素质、道德作风素质、业务技术素质和文化智能素质等，必须在这诸方面全面提高。当前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应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事求是，秉公执法，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关心群众，有较强的业务技术素质和较高文化素质的工作人员及时选拔充实到各级监督队伍中来，发挥其骨干作用。二是针对目前有的监督人员理论和业务水平距离要求还存在不少差距的情况，应十分注意通过培训来提高他们的行政监督的政策水平、工作能力等基本素质。其三，加强行政监督工作人员的自我素质修养，要养成努力学习、奋发进取的习惯；要勇于实践，刻苦锻炼；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严格要求自己，持之以恒，使自己的素质不断提高。有了高素质的监督队伍，监督水平的提高就有了基础。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道德素质的力量在行政监督中的作用，把正确行使权力完全寄托于干部的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我们要学习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所提倡的“教之以礼，裁之以法”恩威并重的监督思想。做到既提高行政监督人员的素养，又要进一步完善法制，使自律和他律有效结合，形成有机的统一体。

我国行政伦理现状以及问题出路 篇6

公共行政伦理不仅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中国公共行政伦理建设的根本途径。

我国目前行政伦理现状可以概括为行政伦理的缺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我国部分行政人员缺乏行政良心。所谓的行政良心，张康之的《行政伦理学教程》中给了明确的定义：行政良心是指行政人员在其行政管理这一特殊职业活动中所形成的深刻的道德责任意识和对自我的行政行为进行自我道德评价的能力。

现今的行政人员是否能够做到看到自己责任范围之内的人民利益受到损害而感到焦虑不安、深深自责？答案是否定的。虽然这么下结论有些过于片面，但是至少不能说所有的行政人员在这种情况下都能自责。人民网有过这样一个报道：安工程是民心工程、未来工程，也是良心工程。《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定期对学校校舍安全进行检查；对需要维修、改造的，及时予以维修、改造。”但全国校舍安全工程实施3年来，26个县(市、区)未为此投一分钱，除了要考问地方官员的政策执行力，也要追问他们的社会责任和行政良心。这些县领导认为将资金投入到学校校舍建设中步入投入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见效快，所以也就完全忽视了广大中小学孩子们的校舍安全问题，既然都已经忽视，又何来会为此感到自责不安呢？！也许你会提到，不是也有报道说云南嵩明县领导“蜗居”老房子办公，学校却成为当地最好建筑吗？是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与领导有教师情节有着密切关系。而且，既然这个事件作为新闻来报道，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就说明这类的事情在中国是个新鲜的事情，极少发生的事情。当有一天，人们对学校是一个地区最好的建筑的事情不再感到大惊小怪了，那我们那些中小学的孩子们的安全问题也就有个保障了。

根据李建华的观点，行政伦理的基本问题是处理权利和利益关系的问题，也 如何看待我国目前行政伦理现状以及问题出路

就是这些行政主体如何利用所掌握的公共权力调节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关系的问题。【摘自王伟 鄯爱红编著的《行政伦理学》】

2002年人事部印发了《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公务员要做到政治坚定、忠于国家、勤政为民、依法行政、务实创新、清正廉洁、团结合作、品行端正。按照上面的规则来衡量的话，我国现在有部分的行政人员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与利益观，这部分人员没有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而是把权力当做谋取个人或者少数人私利的工具。我们的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能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作为人民服务的手段，牢记党的宗旨，自觉践行“三个代表”，殚精竭虑，一心为民；但也有少数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看待自己手中的权力，有的把权力当作获得金钱、美色的工具；有的把权力当作个人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途径；有的把权力视为个人“私恩”的产物，甚至把权力作为对个别人效忠的工具；还有的把权力当儿戏，对人民赋予的权力极不负责，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甚至胡作非为，草菅人命，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这些权力“错位”现象，虽然发生在少数领导干部身上，却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败坏了党的形象和威信。现实生活中，官本位思想的行政人员不在少数，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是现在去行政部门办理各种业务或者事情所面对的情况的真实体现和概括，这个概括有些尴尬，让原本应该是人民公仆的行政人员地位飞跃到了人民主人的位置。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是保证权力廉洁、预防腐败的迫切需要。权力观问题，始终与权力的廉洁与否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腐败问题的发生，无不是权力腐败的表现，而权力腐败的出现，又在很大程度上由权力观错误所致。大量事实证明，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在权力观上出现偏差，把权力视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就必然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出现失误，把权力变成中饱私囊的手段。因此，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迫切要求广大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尤为重要的 如何看待我国目前行政伦理现状以及问题出路

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是预防腐败的一道牢固防线。不能让这些行政人员失去约束，让有限的绝对权力无限膨胀成为没有任何边界约束的绝对权力。

权力观和利益观的缺失或者说是错误偏差让行政人员在工作中出现了问题。首先是行政效率的低效。行政效率低效是指行政法律制度没有以尽可能小的经济耗费获取最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主要在我国的表现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扯皮推诿,手续繁杂,文件、会议成灾,形式主义严重,纪律松弛,不核算费用,官僚主义严重。行政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高效的政府会赢得人民和社会的好评和极力拥护，而这对于提高政府的权威、感召力、影响力、诚信度，实现政府与社会和公民的良性互动，降低政策的执行成本，推动社会全方位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目前行政人员最爱做的事情肯定是踢皮球，当群众低头哈腰的好不容易进了难进的门，部分行政官员多会考虑，反正还有其他的部门或者机构呢，何必耽误自己喝茶看报的悠闲时光，就直接把这个皮球踢给了其他的部门，群众被打发到了其他有关部门，必然也会被告知这里不能解决你的事情，又踢给了别的部门，这来来回回的踢皮球中，行政人员是“锻炼了身体”，可却是让需要办事情的群众迷糊了，到底这个有关部门是个什么门？为何我这普通老百姓如此难进这个门？虽然说行政效率而言，并不一定是越快越好，而是应该让时间使用的合理。对公民来说，到政府机关办理有关事务，有一个时间预期。在最不好找的有关部门相互踢皮球的过程中，群众需要解决的事情早就过了期限，群众的耐心早就磨灭了。当然效率并不是公共行政唯一的价值追求和终极目标，公共行政在现代社会很大程度上还应该促进公民社会所拥有的基本价值，如自由、秩序、正义、公民利益和公共利益等基本价值的实现。【摘自王伟 鄯爱红编著的《行政伦理学》第四章】

我国人民是主人，政府也是人民的政府，政府中的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如何看待我国目前行政伦理现状以及问题出路

人民赋予他们权力，而这种权力同时也是一种责任。人民公仆要时刻认识到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责任，不要因为手中拥有了人民赋予的权力就凌驾于人民至上，由人民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要知道手中的权力而非权利，不能不仅不造福人民，为人民服务，还要用这些权力来为个人谋福利争利益。作为人民的公仆，不仅积极为人民服务，还要对各方面的意见兼容并蓄才是科学的态度和作风。还要处理好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例如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在这里当然是指人民的、国家的利益，这些行政主体要深刻认识到自身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不能为了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就牺牲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要做好利益的权衡、分配和调节工作。

正确处理个人与整体、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奉献与索取各种利益关系，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清正廉洁、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防止和纠正对公民权利的损害。长期以来，“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这句话在相当多的人心中只不过是一句口号而已，而“官本位”的思想却根深蒂固。因此，真正树立起“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赋予”这一观念对很多公职人员来说非常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树立起“管理就是服务”、“执法就是服务”的观念。让这些行政人员充分认识到一切涉入行政管理活动中的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不能歧视。

目前我国的行政队伍之中很少谈及行政伦理观。张康之与李传军主编的《行政伦理学教程》中提到：行政伦理观是在根本价值的层面上影响或者指导每一个行政人员，影响或者知道各级政府、各类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长期以来，在公共行政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科学馆，而作为实质理性的伦理观的构建被人忽视了。因此导致了公共行政的方向常常迷失，公共行政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实现的基本功能也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如何看待我国目前行政伦理现状以及问题出路

确立和完善行政人格是行政伦理观的价值目标，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在追求和是实现公共行政的价值的过程中，需要增强行政伦理观中的主体意识。一方面，行政主体有必要有权利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开展行政工作的能力去创造性地实现公共行政的价值；另一方面，注意所创造和获得的行政价值如何，与行政主体自身的需要、能力以及他们的自觉性的高低有关。做到这两方面的统一，是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理解公共行政的价值、处理公共行政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时所应牢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培育出优秀的公共行政人格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从我国行政管理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务之急是要努力压缩办事时间，同时提高行政行为的正确度。压缩办事时间，是服务对象最直接的要求；而提高行政行为的正确度，意义在于降低社会运行成本，使行政效率最终实现其社会价值。

（一）提高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简化行政行为内部环节，大力压缩办事时间。

（二）改善行政成本结构。提高行政行为的正确度，可能意味着要适当提高一些环节的行政成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果为了降低行政行为的外部成本，即降低社会运行成本，适当提高行政机关内部成本是必要的。如果整体提高行政成本不可行，则唯一途径就是改善现行行政成本结构。

其次是行政公正问题。实体公正是行政公正的本质要求。要做到1.依法办事，不偏私。

2、平等对待相对人，不歧视。

3、合理考虑相关因素，不专断。

而目前我国行政问题处理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个别行政官员或者行政主义不依法办事，徇私舞弊。根据晨报讯报道，11月14日，凤阳县地方税务局原稽查局局长李彬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和受贿案在明光市法院宣判，被告人李彬因犯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零 如何看待我国目前行政伦理现状以及问题出路

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万元。这只是行政体系这棵参天大树被发现的一只蛀虫而已，作为一个普通群众站在树的外面很难看到里面到底隐藏了多少只蛀虫，但可以肯定的是数量远远多于被发现的这些蛀虫。可是，既然蛀虫如此之多为什么只有一些被发现了呢？原因就在于官员之间徇私舞弊，相互包庇，而群众对此却没有一点知情权，监督权，自然难以被发现了。

再次是现实生活中行政道德失范的现象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经济类的失范、政治类的失范、违反社会公德的失范等。经济类的示范主要包括贪污、挪用公款、违法经商和隐匿个人财产；政治类的失范主要包括官僚主义和权钱交易。【摘自《行政伦理学教程》张康之 李传军主编】

造成上述几类行政道德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行政体制方面来看，由于经济体制转型期，新体制从开始搭建到步入良性运行轨道需要有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各种配套法规、制度不可能同时跟进落实，势必存在一个监督管理上的“真空”地带。由于缺乏强有利的监督制约机制，直接导致了在这些“真空”地带上道德失范现象的发生。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必然导致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旧的伦理道德规范被冲破，新的伦理道德规范尚未确立，西方资产阶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趁虚而入，传统的封建宗法道德思想、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观念沉渣泛起，使得伦理道德大的社会环境变得无序起来，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扭曲，加之现阶段对于行政人员正当利益补偿上的不足，直接造成了行政人员行为伦理选择上的差误。

要解决我国伦理问题，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首先，是进一步加强行政伦理制度建设，建立赏善罚恶的机制。现如今的很多不当的行政行为的出现都是因为没有一个有力的制度来制约和管理。如何看待我国目前行政伦理现状以及问题出路

为防患于未然，应该加强和完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的构建，从而有效实施行政伦理监督。而完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需要从下面四个方面入手：必须进一步完善监督防范机制，惩治腐败机制，激励保障机制，廉洁自律机制，并且讲这四个机制统一成一个整体。【摘自王伟 鄯爱红编著的《行政伦理学》第六章】鄯爱红在接受一个采访时说，我们应该把加强官员的道德建设作为惩治腐败的一个重要环节，具体的说，应该从教育、管理、监督、修养四个环节上加强干部的作风建设。

完善监督防范机制，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形成能够有效防范腐败的机制体制，加大从源头上的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力度。人民赋予行政主体以权力，同时也应该有权利监督这个权力的实施，同时完善对权力的制约。还应该完善反腐倡廉相关法律和规范国家工作人员从政行为的制度，当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时就要严肃处理，建立一系列的惩处制度。

完善惩治腐败的机制，要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严厉惩处腐败分子；严格依法办案，提高执法水平，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任何人任何事的处理都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理。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界定行政伦理，公共利益是行政伦理的出发点。通过这些手段和工具来实现抑制行政腐败，重塑政府信任。

完善激励保障机制，建立完善公正待遇机制，从而使公务员等行政人员没有违法犯罪的动机，不必腐败。公务员的工资按时发放，进行必要的津贴补助，享受国家的一些优惠性政策，工资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对工作人员的贡献进行一定的奖励，完善退休制度。

建立廉洁自律机制，从思想源头上避免公务员等行政工作人员腐败的问题。我认为，思想层面的教育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最根本的。上面几个方法和机制都是 如何看待我国目前行政伦理现状以及问题出路

他律或者是外部监督约束，廉洁自律机制是自律的主要方法。加强对广大公务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使其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从而能够禁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

而完善行政伦理监督体系的话要将自律和他律，内部思想的提高和外部机制的建立结合起来。

外部监督包括：（1）权力监督。也就是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例如行使罢免权，行使质询权，行使观察权和检察权。（2）政党监督。包括日常监督，专门监督和信访监督。（3）社会团体及群众舆论的监督。由社会各界，各人民团体，群众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以及新闻舆论单位等的监督。让公众认识到自身有权利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这种权利有利于抑制行政管理过程中的违法违纪操作行为。

内部监督包括：（1）一般监督。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的监督，职能监督和主管监督。（2）行政监察。也就是行政系统内部设立专门的监察机关对行政工作进行监督。(3)审计监督。根据会议记录等有关经济资料和国家有关法规，由国家专门设立的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行为。

加强公共行政伦理建设，既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又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我们要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来推进公共行政伦理建设，又要通过加强公共行政伦理建设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和法制与德治保障。加强作为政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行政伦理建设，法制化是其中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1986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 如何看待我国目前行政伦理现状以及问题出路

三卷第164页）在这个根本意义上，中国公共行政伦理建设必须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有力的支持。

其次是充分发挥公务员的道德主体自律性，是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关键。让公务员做到以下三点：

一、认识上的自觉。即公务员对行政伦理规范的遵循，并不是对外在要求的盲目信奉和被迫执行，而是建立在对道德必然性深刻认识基础上的理性自觉。二，情感上的自愿。公务员把根据自己所选择的道德价值目标去行动，视作一种乐趣、需要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行政伦理能与道德认识一起融合成坚定的道德信念，成为其道德行为的动力。三，行为上的自主和自择。把一般性的伦理规范转化为具体指令的自主性和在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伦理规范中作出选择的自择性。即在复杂的道德生活中，公务员能够根据主客体的价值关系，正确判定道德规范的等级，勇于选取最值得选取的道德价值，遵循最值得遵循的伦理准则。

其三是开展行政伦理教育，营造良好的行政道德环境。

我国行政立法的现状 篇7

为了规范行政机关订立行政合同的行为, 维护公共利益, 实现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我国新的行政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行政相对人在行政合同未被履行等情形时的司法救济, 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更是明确规定了行政合同的概念、类型、时效、管辖等。但是因为行政机关固有的行政优益权在行政诉讼法中没有明确规定, 其行使前提条件、时间、范围等也未得到明确阐释, 因此就可能存在被行政机关滥用或者不用的情况, 而在现实中此类问题也的确出现了不少。行政优益权一旦被滥用, 就有可能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 而行政优益权在应行使却未被行使时, 公共利益就有可能被损害。另外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只是规定了行政相对人在行政合同未被履行等情形时的诉讼救济, 没有规定相应的非诉救济途径, 这样可能使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渠道过窄, 对其不利, 因此在立法上来说是不完善的。正因为存在以上问题, 所以就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 以期能完善该项行政特权的相关立法, 促进行政合同在更广领域的应用。

一、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优益权概述

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优益权是指基于行政法律法规规定或者行政合同中具体条款的约定, 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维护公共利益, 行政主体单方享有的, 不经行政相对人同意就可以行使的行政特权。其特征变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权力享有的主体上是只能由行政主体单方享有而行政相对人不能享有, 在权力来源上看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优益权来自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行政合同具体条款的约定, 在权力设立的目的看是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维护公共利益, 在权力的性质上看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优益权是行政主体不经行政相对人同意就可以行使的行政特权。

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优益权的内容主要有:第一, 行政合同的发起权及选择权, 这主要是指行政合同中只有行政主体才具有发出要约的权力和选择符合行政合同要求的行政相对人的权力, 另外, 行政主体还有权力选择合同的订立方式、标准以及具体内容等, 这也是从其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方面考虑的。第二, 行政合同履行的指导监督权, 这是指当在行政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了令行政相对人无法应对的突发状况时, 行政主体可以指导行政相对人如何应对, 而在行政合同的订立及履行的整个过程中, 行政主体都应该发挥其监督作用, 督促相对人忠实履行合同, 从而实现行政合同的订立目的。第三, 行政合同的单方变更权和单方解除权, 这是指在行政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 行政主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行政合同做出不同的处分。当实际情况决定了调整行政合同的部分条款就可以维护公共利益时, 行政主体可以不经合同相对方同意对合同内容做出变更, 当实际情况决定了行政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时, 行政主体可以单方解除该合同而不用经过合同相对方的同意。第四, 对行政合同相对方的制裁权, 这是指当行政相对人不积极履行合同时, 行政主体应该督促其继续履行, 如果其仍不配合时, 行政主体就可以对其进行相应程度的制裁。

二、我国现行关于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优益权的法律规范存在的问题

第一, 没有系统完善的法律规范来规定、限制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优益权。我国目前规范行政合同的法律法规还比较少, 不成体系。规定行政主体优益权的法律主要是一些部门法或者单行条例,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办法》、《计划生育管理条例》、《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最低价确定办法》等, 而不是系统完善的法律规范, 这就导致产生了以下很多问题:第一, 由于这些分散的法律法规往往因为某些原因而导致它们从不同方面出发, 内容不同, 基本原则不同, 彼此之间没有统一的立法精神来指导, 从而使它们在规定行政主体优益权时各自为政, 有时互相冲突。第二, 由于这些法律法规中缺乏对行政主体滥用或不用其行政优益权的制裁性规定, 导致现实中行政机关经常不作为或乱作为, 致使公共利益得不到维护, 合同相对人的利益也被侵害, 与订立行政合同的目的完全背离。第三, 缺乏对合同相对人合法利益被侵害时的补偿机制。在行政合同履行过程中, 因为行政机关行使其行政主体优益权而对合同相对人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时, 理应给予合理、及时的补偿, 填补相对人的损害。但是由于缺少此类规定, 导致合同相对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有所顾忌, 不能充分发挥其市场灵活性, 这对维护公共利益也是不利的。通过分析以上关于行政主体优益权的现行法律法规的现状可以看出, 我国现在急需补充完善行政主体优益权的限制性规定和对合同相对人的补偿机制, 使各项法律法规系统连贯起来, 避免彼此掣肘, 损害法律的尊严。

第二, 缺乏限制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优益权的行使的程序性规定。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缺乏对行政主体优益权的限制性规定, 这不仅包括缺少行使行政主体优益权的时间、条件、范围等具体规定, 也缺乏限制其行使的程序性规定。这些程序包括通知、协商、听证、说明理由等。这些程序可以有效控制行政主体行使其优益权, 从而真正使行政主体优益权被用来维护公共利益。

第三, 因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优益权发生纠纷时的救济制度不健全。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缺乏相应的非诉讼解决机制。现在我国解决因为行政主体优益权的行使而产生的纠纷时, 主要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两种方式。但是, 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或同级的政府进行, 行政复议的过程很容易让合同相对人误认为争议并未得到公正的解决。而行政诉讼应是解决此类纠纷的最后一种方式, 却不一定是最佳方式。其次, 行政诉讼只能由合同相对人提起, 而行政主体只能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进入诉讼之中。行政主体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不能运用诉讼方式解决在行政合同中出现的问题, 就有可能滥用行政主体优益权强制合同相对人做出不利于相对人的事情, 这样的话其实对合同相对人是更为不利的。因此, 我国行政诉讼法应该赋予行政主体同样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从而更好的解决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避免激化矛盾, 保护公共利益。

三、我国关于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优益权的立法完善

第一, 明确规定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优益权的各项内容。鉴于目前我国在行政诉讼法中已经出现了契约字样, 而在其相关司法解释中也已经明确给出了行政契约的字样, 因此没有必要再专门制定行政合同法, 避免立法资源的重复和浪费。另外我国行政法学界已经对行政合同的行政性大致达成统一理解, 也就不能再将其纳入合同法的调节范围之中。所以本文认为在行政法中设专章来规定行政合同及其相关内容, 并将行政主体的行政优益权具体化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在行政法中设专章来规范行政合同, 需要规定的内容很多, 如行政合同的定义、内容、订立原则等, 结合本文主要论述的对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优益权的控制, 还应包括将行政主体的优益权具体化, 如行政主体优益权的内涵、行使原则、行使程序、法律后果等, 考虑到对合同相对人的权利的保护, 在该专章中还应明确规定合同相对人在行政合同中享有的权利。只有规定的内容全面具体, 才能真正发挥其规范行政合同的作用, 保护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实现两者的平衡。

第二, 健全行使行政主体优益权的各项程序性制度。笔者认为现在迫切需要健全以下几个程序性制度。首先是公开制度, 是指在行政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 行政主体应该将有关行政合同的各种事项公之于众, 使合同相对人及其他相关的人知晓。在行政合同签订时, 行政机关应该将行政合同要求合同相对人的条件、行政合同的大体内容等告知所有潜在的合同相对人, 从而使其有可能选择最有能力履行行政合同的相对人, 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行政合同履行过程中, 发生了行政主体必须行使行政优益权的情况时, 行政主体应将此情况及其将要采取的措施及时公开, 使合同相对人有时间采取应对措施, 将损害降到最低。其次是不单方接触合同当事人制度是指在行政合同签订之前, 行政主体不能单方接触任何一个符合行政合同要求的潜在合同相对人, 以免受其不合理的影响, 与不符合条件的当事人签订行政合同, 损害公共利益。另外, 不单方接触合同当事人制度还能使所有潜在合同相对人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 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回避制度是指当发生了法定情形时, 行政机关的某些工作人员不能参与行使行政主体优益权。回避制度包括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自我回避和合同相对人申请回避。此处的法定回避情形应主要有且不限于以下几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政合同的具体内容有利害关系的;作为行政主体的具体工作人员与行政合同某一潜在相对人有利害关系的;等等。不单方接触合同当事人制度和回避制度都能保障行政主体优益权的行使能够公正、公平, 确保为维护公共利益服务。第三是行政主体在行使其行政优益权时应该将相关事项告知合同相对人, 并与其协商其他解决办法, 实在没有别的方式处理出现的新情况时才可以行使单方解除权等行政优益权, 并且行政主体在行使其行政优益权时应该听取合同相对人的陈述, 当其意见合理时应该予以采纳。

第三, 健全因行使行政主体优益权而产生的纠纷的解决方式。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要在行政诉讼法中增加非诉解决方式来化解因为行政主体优益权而产生的争议, 这主要是指协商和仲裁。协商是指行政主体与合同相对人通过非正式的谈判对话来消解因为行使行政主体优益权而产生的纠纷, 在和谐分氛围里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仲裁是指行政主体和合同相对人合意将行政合同中的纠纷交由专门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的方式。现在我国仲裁法规定仲裁的范围只能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 但是鉴于行政合同的行政性与和同性的双重属性, 行政合同也应该纳入仲裁范围之中。其次是赋予行政主体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为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真正实现行政合同的目的, 应该赋予行政主体相应的诉权。这样, 在行政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时, 行政主体可以在行使行政优益权和提起行政诉讼两条途径中选择,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 从容地解决矛盾, 从而切实维护公共利益, 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合同制度发源于西欧国家, 进入二十世纪才引入我国。由于其灵活性和高效率的特点而被行政机关加以采用。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 行政合同这一制度被用于越来越多的行政领域。该制度在发挥其促进行政管理、保护公共利益作用的同时, 也带来了不少问题。为了规范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签订行政合同的行为, 切实维护公共利益和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立法机关也修改了《行政诉讼法》, 在正式的法律规范中加入了行政契约这一术语, 并对其救济举措加以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明确行政机关的权限, 规范其权力行使, 也有助于今后行政合同制度的设计和发展。我们应该继续寻求完善行政主体在行使其行政优益权的立法建议, 以期行政合同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叶必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2]余凌云.行政契约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3]余凌云.行政自由裁量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

[4]杨解君.中国行政合同的理论与实践探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

[5]应松年.行政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我国竞争立法的现状与完善 篇8

关键词：竞争立法；含义；意义

一、竞争立法制度的含义及其意义

对于竞争法的定义，通说认为竞争法指市场经济国家规范市场行为，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竞争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竞争法由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两部分组成，而狭义上的竞争法则仅仅指的是反垄断法，不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

二、完善的竞争立法体制对国家的作用

第一，通过制定完善的竞争法，对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规制，这有利于保护公平竞争行为，制止一些不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第二，中国已经加入WTO，经济正在逐步和世界经济全面接轨，但在带来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同时也面临着世界上的各种复杂竞争行为。而对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市场竞争力明显不足的我国来说，国外跨国公司便很容易利用其优势地位对我国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损害消费者、经营者和国家的利益。因此，为保护我国经营者、消费者权益和国家利益，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竞争立法体制的具体规定。

总之，一部完善的竞争立法体制不仅对国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具有保障作用，而且也有利于防止外国竞争者利用卡特尔行为破坏我国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进而损害企业利益，危害国家经济安全。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调整范围过窄，适应性差

第一，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这就导致了该法的适用主体是经营者，而非经营者是不受本法调整的，这就大大缩小了法律主体的范围。

第二，竞争立法规制的范围不全面，有些领域存在明显的法律缺位现象。因此必须拓宽对有关行为的禁止，我们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采用原则性规定加列举的方式相结合，以便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各类实际情况，避免法律规制的漏洞。

第三，有些相关法律法规可能过很长时间才出台甚至会没有出台，这样我们便没有有效的法律依据，无法可依。

（二）处罚力度不够，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频繁出现

由于我国的处罚力度不够，才会滋生投机主义者，因为一个成功的卡特尔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将使其获得百万甚至过亿的利润，远不是行政罚款额所能匹敌的，相比较来说，罚款轻如鸿毛。

（三）缺乏可操作性，执行效率低下

如今，《反垄断法》已经颁布实施，这造成相关法律法规具有重合之处，当出现一些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时，会出现相关规定的冲突，缺乏可操作性。

同时，有些法规所规制的内容偏简单因此，只能全凭有关部门的主观能动性对其违法行为和合理行为进行断定，作出处罚。

（四）行政垄断问题突出，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行政垄断不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有些政府部门过度干预经济，实行行政垄断，以便提高自己的业绩，即便是受到调查，也通常只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而已，最后也只是不了了之。

（五）实践过程中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

首先是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时间较早，不适应现阶段的具体情况，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当时的行政处罚金额已与现如今经济的快速增长已不相适应。许多经营者会冒着微不足道的罚款铤而走险，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

还有就是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缺乏有效限制政府的机制，导致政府肆意妄为，使其政府部门凌驾于法律之上，也为行政垄断和相关问题的出现创造了机会。

四、完善我国竞争法的建议

（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竞争立法的规定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激烈的国内、国际竞争环境，需进一步加强和充实我国竞争法，提高竞争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可操作性，避免导致法律漏洞。同时应相应提高对违反竞争法者的法律责任，防止经营者为了大的利益铤而走险。

（二）建立专门的独立的有权威的行政执法机构

因此我们应向欧盟学习，建立专门的独立的有权威的行政执法机构，实行一元行政执法机构，避免相互间的扯皮推诿，同时这个一元行政机构还应不受地方行政机构的干涉、控制。为确保其权威性应由国务院统一垂直领导，赋予其应有的實权。

（三）大力加强竞争执法工作力度和提高执法工作人员素质

各部门应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分工负责，并要相互配合，加强执法自觉性，避免出现扯皮推诿，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应赋予当事人因对处理结果不服而享有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的权利。同时还要对那些怠于行使行政权力，不及时处理有关案件，而导致经营者、消费者和社会整体利益、国家利益遭受损失的行为，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为适应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出现的复杂的经济竞争问题，应提高执法工作人员的素质，还应加强竞争法宣传，普及法律知识，提高民众的知法守法意识。

（四）建立健全有效的竞争监管体系，发挥各方面的监督作用

在充分发挥行政执法机构和司法机关作用的同时，也要发挥其他监管组织和个人的独特作用，在明确行政执法机构和司法机关占主导地位的同时，与行业协会保持密切合作。还要发挥其他组织、企业、个人的作用，通过社会进行监督，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公平的有序的竞争环境。

总之，我们应立足本国国情，结合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在“拿来”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因地制宜，进一步充实和完善适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竞争法，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