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社会

伦理社会（精选12篇）

伦理社会 篇1

摘要：社区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一种, 也是社会工作的三大传统方法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 之一。它既是一项事业, 也是一个专业、一门艺术。帮助个人、社会群体乃至社区更好地发展是社会工作的广阔活动空间, 因此社区工作者必须经过专业培训, 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和荣誉感, 具有务实求真的态度, 并有判断事物的扎实知识基础和进行组织沟通的技巧。以下从社区工作的角度探讨社会工作的方法。

关键词：社会工作,社区工作,方法

在社会生活中有许多的工作, 而社区工作就是其中的一种。同时, 社区工作和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共同构成了社会工作的三大传统方法。社区工作是一项事业, 同时社区工作也是一个专业, 在工作过程中更讲求艺术, 所以它也是一门艺术。在社区工作中, 工作者主要服务的对象就是整个社区的居民。工作者应该在工作中讲求专业技巧, 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方法, 有效解决、处理社区事务, 协调居民的人际关系, 进而保证社区的和谐、健康的状态, 促进社区能实现良性的发展。所以说, 对于社区工作者来说, 他们有较高的专业素质, 必须进行专业性的培训。此外, 社区工作还应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 必须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 在具体的工作中能踏踏实实, 爱岗敬业。除了有这种务实求真的态度以外, 社区工作者对事物的发展还应该有一定的判断能力, 能有扎实的知识基础, 能与社区居民进行有效的沟通, 其语言艺术和沟通技巧也必不可少。所以说, 社区工作者也是社会工作者的一部分, 他们应该根据社区工作的普遍价值制定专业性的伦理守则, 通过中国社区工作的实践进行检验。

1 社会责任感

社区工作者要对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对自己的应用职责也是如此。而每个社区个体, 他们的困弱状况可能是各异的, 但是他们也有生存和社交的权利, 他们也有自尊, 他们也有自我实现需要。对于社区工作者来说, 应该能正视这些问题, 真切的落实为他们的服务, 能够有效的对需要帮助的个体或是目标提供相应的帮助, 能真正的解决一些社区问题, 实现对社会的正能量, 同时也使社区各个方面得到改善, 或是获得应有的福利等。社区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不应该只是注重个人小利, 或是注重小团体利益等, 以公谋私。社会工作者在向受助者提供救助时, 在这样的特殊的服务过程中不应该收取其费用, 而是对其进行义务帮助。同时, 社区工作也应该是一项“非营利”性事业, 其主要经费源于政府资助, 或是来源于私人捐助, 而这些经费也必须用于公共福利, 或是用于基础建设等。社区工作者应该有崇高的理想, 为社会做最更多的实事, 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

2 平民意识

社区工作项目的确定也都是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一般都要满足社区居民的实际需要。同时, 社区工作者在工作中也应该把自己当做是社区的一员, 要充分尊重每一个社区成员, 要实现工作中的平等。一般来说, 社区工作都是以社区参与为其基本原则。通过工作能成员对社区事业的关心, 能增强社区成员对社区工作的介入, 有效帮助其解决问题;并通过共同的工作计划或项目, 推动社区发展。还要走“群众路线”, 这样社区工作才有发展动力, 才能实现发展目标, 也可以说社区工作者的平民意识其实就是一种民主意识。

3 知识基础

社区工作者的知识结构至少应当包括三个部分:第一, 社区工作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实务模式。社区工作作为社会工作主要方法之一具有一套独特的工作原则、步骤和方法, 社区工作者必须首先了解自己的工作的特殊和特点, 掌握基本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巧。第二, 相关行为科学及社会科学的知识方法。在现代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过程中, 吸收了各种现代科学成果。如果说, 从事个案和小组工作更需要掌握一些社会心理学、精神医学、文化人类学知识的话, 社区工作则更需要政治学 (如公共行政学) 、社会学 (如组织社会学) 以及经济学、教育学知识。第三, 社区背景知识。较全面、深入了解一般社区结构、服务事业及公共或私人机构的功能特点, 并熟悉社区生活习俗, 从而容易适应工作环境, 建立积极的社会关系。

4 沟通技巧

社区工作者如果能掌握语言艺术或是运用技巧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推进社区工作走向成功。此外, 社区工作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社区成员对工作者的信任, 进而与社区组织有效融入, 实现合作。社区工作者必须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这是最为基本的角色要求。对于社区工作者来说, 他们要能与社区内外的组织机构有效沟通和协调, 同时也要与社区成员进行相互学习, 展开工作等。这都需要社区工作者能有语言运用技巧和很好的沟通能力, 此外还应该充分掌握工作伙伴、对象的一些实际情况, 如年龄、职业等等, 这样也方便进行沟通和交流, 在对其充分尊重的基础上实现社区工作目标。

5 组织能力

社区工作也被称为“社区组织”。社区工作者通过对运居民的组织和动员, 进而实现社区工作目标。同时也应该制定相关计划方案, 之后协调专门机构、整合社区想的团体或机构等, 有效利用一切资源来满足社区需要, 最终实现社区目标。社区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特征就是要积极发掘、组织、协调与利用社区资源。社区工作者对各种资源都应该熟悉, 并能将各种有利要素进行组合。对社区工作中“供应”与“需求”进行协调和平衡。此外, 社区工作者的组织能力还表现在社会调查、行政管理以及为组织具体专业活动等方面。

6 职业伦理

社区工作者的职业伦理由社会工作专业的自身规范所规定。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专业权威机构都制订了社会工作伦理守则 (Codeof Ethics) 或职业道德守则。Durkhein (译为涂尔干或迪尔凯姆) 将伦理分为两种:一是适用于所有人的伦理;另一种则适于特定团体。社会工作的伦理守则属于第二种, 人们称其为专业或职业伦理。专业伦理至少有4种功能:

(1) 指明该专业的核心价值观, 并为专业人员的日常工作行为提供具体规范和标准;

(2) 专业人员在工作过程中遇到某些职责冲突或伦理矛盾时, 能够遵循专业伦理守则, 维护专业的原则;

(3) 为社会公众提供理解社会工作专业职责的伦理标准;

(4) 提供一套评价或衡量系统, 评判专业工作的优劣, 尤其用于裁决专业界中的不道德行为。

社会工作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社工”。他们主要从事专门性社会服务工作, 也是一种专业技术人员。

帮助个人、社会群体乃至社区更好地发展是社会工作的广阔活动空间, 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更要严格要求自己, 提高社会责任感, 增强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实务模式, 帮助有困难、有需要的人缓解压力、克服困难, 帮助社区居民解决家庭问题、帮助单亲家庭走出困境、促进就业困难的人就业、帮助老年人适应退休及老年生活等问题, 提高居民的满意率, 真正做到“关注民生, 服务社区”。

伦理社会 篇2

一、社会工作伦理:是一整套指导从事该专业的工作人员正确履行责任和义务并预防道德风险的行为规范。它包括实际工作步骤的一般规则与标准，规定了社会工作者“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

二、价值中立:是社会工作者在处理问题时应当秉持的态度，既不对案主所持有的价值观进行评判，也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案主

三、家长主义：是指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本身的利益而不考虑他的愿望或限制他自由的行为和意志。

四、价值介入

社会工作者仗以介入的各种理论都蕴含了对人和社会、知识的本质等的假设。这些假设与价值考虑是分不开的。社会工作者当他采用某种介入模式，他已经无可避免地落实了某种人观、社会观和知识观于他的工作。

五、伦理本土化?本土化的最终目标是要使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产生最大的功效，而只有来自本土实务工作经验在经过概括提升后，形成的为本土多数社会工作者所接受和遵循的专业行为规范，才能真正起到指导社会工作专业，以使其在本土的情况下实现“功能极大化”的作用。

六、社会工作者在实务中必须遵守的准则 答：①接纳他人。这是尊重他人的结果。社会工作守则中的接纳原则，不是指接受或者赞同案主，而是一种中性的态度，给案主充分表达自己的机会。②非批判的态度。非批判是指他人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或有不合乎常规的行为表现时，社会工作者不会表现出抗拒和排斥。但是“非批判”不代表道德观念上的模棱两可和屈从，而是体现在尽力去理解别人做事背后的理由和原因。③个人化。社会工作者重视个人的不同处境，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社会工作者尊重个人之间的差异，采用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方法对待不同特质的人。通过个别化的理解和感触和感悟促成双方达到互动。④保密原则。社会工作者在与人进行交往过程中，必然会设计维护案主利益、保守案主的秘密。⑤当事人自决原则。社会工作者通常让案主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因为我们坚信人有改变自己、有成长进步的能力。

七、社会工作者伦理难题抉择的原则?

1、保护生命原则，2、差别平等原则。

3、自主自由原则。

4、最小伤害原则。

5、生活质量原则。

6、隐私守密原则。

7、真诚原则

八、专业关系中双重角色

专业人员在同一时间段或不同的时段与服务对象可能会不止一种关系。除了专业关系，可能会有一些社会上的、生意上的、经济上的、宗教上的或者其它方面的角色关系。

九、社会工作伦理的特殊性?

1社会工作伦理所关注的是社会工作专业和职业中出现的伦理问题以及相关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2 社会工作伦理的研究仅仅把伦理守则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此外更重要和复杂的内容是关于实践过程中的伦理困境、伦理抉择、伦理危机等问题的研究和探索  3社会工作伦理的具体要求更可能与社会价值观发生冲突 4  社会工作中存在更多模棱两可和不确定的因素  5社会工作伦理对社会工作者的道德素质提出更高要求

十、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社会工作伦理困境指由于社会工作者所秉承的专业价值与伦理之间的不一致而产生的困顿局面。通常表现在四方面：一是社会价值与专业伦理的冲突，二是专业伦理内部的冲突，三是专业伦理与工作者个人价值的矛盾，四是工作者个人价值与案主价值的冲突。路径选择：库瑞的伦理抉择模式，周思费的伦理抉择模式。

十一、建立权力不对等伙伴关系?

社会工作者和案主由于能力、掌握资源和权力情况不同建立的关系

十二、社会工作伦理难题抉择的原则

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篇3

每年全美经纪人大会号称参会总人数都在2万人以上（包括与大会同期举行的展会人数），在这样盛大的聚会上能够走上领奖台的这五位房地产经纪人获得的称号是什么呢？是“好邻居”。在讲述获奖经纪人故事的短片中，我们看到的全是这些经纪人为邻里社区服务的各种场景和事迹，几乎完全不涉及他们的房地产经纪业务。

现代企业管理理论认为：伦理道德是现代企业的核心价值构件。并不是伦理道德有助于企业的经营，而是伦理道德本身就应该是和企业同时存在的，或者说：企业的价值追求本身就应该包含了伦理道德的建树。

伦理道德是企业的核心价值构件，而伦理道德的外在表现就是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为股东实现组织利益的最大化是企业的天职，否则就不成其为企业，增进和保护社会福利是政府和非赢利组织的责任。而现代社会经济学的共识则是：企业不只是对股东负责的独立实体，它们还要对社会负责，企业不只是创造利润，还应包括保护和增进社会福利。企业的目标从最初期的股东利润最大化发展到企业整体利润最大化，再到兼顾员工利益，进而发展到追求企业相关利益者价值最大化，最终还要同时保护和增进社会福利。企业追求的目标在不断扩展。

今年以来政府主管部门严管严查房地产行业的违法违规行为，很多房地产经纪人感叹生意不好做，但很多有见识的房地产经纪人则认为这才是行业发展的方向。现在感觉难受，正是因为过去的经营太不规范。国内一些同去参会的房地产经纪公司老板和高管表示：“要我来把员工管起来，规范他们，我也做不到，我也只能用业绩指标来考核他们。政府严查严管，就能帮我把这些经纪人管住。”

伦理社会 篇4

一、中国社会转型期影响媒介伦理的经济变量分析

中国社会转型是以经济转型为核心的社会变革, 一切变革以这一核心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 新闻传媒业开始从事业性质开始向事业性质、企业管理转型, 由政治工具向兼具经济属性转型, 在转型的过程中由于传媒双重属性的冲突, 使新闻伦理陷入困境。

1. 媒介伦理与经济利益最大化之间的冲突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媒体逐渐走向市场,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市场化机制决定了新闻传媒市场要在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中去寻求自身的经济效益。市场因素在新闻传媒行业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增添了新闻传媒的活力和实力, 促进了传媒内部的结构调整和策略调整, 增加了媒介产品的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 实现了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者为中心的转变。然而, 只要是市场化, 追逐利润和剩余价值就是最基本的目标,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新闻传媒的经营目标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 在最短的时间里争取更多的受众, 获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为了获得经济效益, 有些媒体不顾社会利益, 以娱乐、煽情或不良传播内容吸引受众眼球, 盲目追求发行量、视听率, 甚至刊登虚假广告, 搞有偿新闻、进行新闻敲诈。市场的经济理性与媒介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 成为新闻媒体转型的阻力, 也是造成媒体伦理道德失范的根本动因。

2. 媒体双重属性使传媒伦理陷入对立冲突

党的十四大确认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新闻传媒被赋予双重属性, 即“事业性质, 企业化管理”, 这种运行机制要求在把市场机制和企业运作原则引入到传媒的同时, 更应该考虑到新闻媒体的事业性质、政治属性和社会功能, 在这双重属性的调配之下, 媒体在具体选择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不能回避。

第一, 新闻媒体的体制转型不是在市场经济磨合中的自然转型, 而是一种行政性的强制转型, 这种强制的转型难以找到传媒双重属性的契合点, 使新闻伦理陷入双重属性、相互矛盾的困境之中, 容易陷入传媒的“喉舌”功能被忽视的局面中。

第二, 新闻媒体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 经营理念和编辑方针必然朝着商业化方向发展, 在具体的业务工作中会不自觉地把天枰倾向于经济利益, 使得新闻伦理中要求的责任和义务难于实现。

二、中国社会转型期影响媒介伦理的社会分层因素

社会分化与分层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与客观趋势, 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转型, 社会结构不断变化, 社会利益群体日益多样, 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加, 整个社会日趋开放与多元。社会分层与分化直接导致新闻传播受众不断分化, 促使新闻传媒由大众化逐渐向小众化、专业化转变, 同时新闻传媒的小众化发展催化了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面对分众趋势, 新闻媒体在分与合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何平衡目标阶层与整个社会的关系, 如何满足目标阶层的同时兼顾整个社会公平, 成为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1. 社会的平等与传播公正

社会分层“是社会各个群体因占有社会资源不同而形成的地位高低不同的关系体系。” (2) 转型后, 经济发展成为中心, 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依据占有经济资源的多寡来划分, 各阶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目前, 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已经基本形成, 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远未完成, 社会中下阶层比重仍然很大, 中层比重偏小。

新闻媒介本身作为一种资源, 反映目标阶层的社会利益, 代表目标阶层的社会意愿。根据市场原则, 传播媒介倾向于市场广阔、购买潜力大、社会地位高的中上层, 因此更多的媒介将对象集中在中上层的受众, 导致传播内容和传播态度倾向于中上层群体, 从而忽视了弱势群体的地位和声音, 这往往造成传播过程中对弱势群体的错位与缺位, 主要表现为对弱势群体的报道数量较少, 弱势群体在报道中较为被动, 弱势群体的表达权力被传媒悄然替代。

2. 社会分层与媒体整合功能

社会系统论认为, 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系统, 组成系统的各部分相互制约、协调发展, 共同发挥作用。社会整合就是社会不同的因素、部分结合为一个统一、协调整体的过程及结果, 大众媒介能最有效地进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 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整合作用。

社会分层意味着社会的分割与分离。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我国社会划分了十大阶层。不同阶层的人群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利益需求, 媒体会选择不同的目标群体去满足某一特定群体的信息需求而不断细分。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 处于不同群体的人对信息接收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根据“知识沟”理论,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 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差距将呈扩大之势。媒介分层促使社会进一步分化, 长此以往不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合。

三、中国社会转型期影响媒介伦理的文化价值变量分析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 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秩序和文化价值受到了各种思潮的冲击, 经济体制、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等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这种变迁必然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大众传媒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 传播文化价值观念, 受到社会价值变迁的影响, 传媒伦理价值标准也在发生异化。

1. 传媒娱乐化

为大众提供娱乐是大众传媒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 在传媒市场化的大环境下, 众多媒体为了争取高收视率, 迎合受众, 满足受众的各种心理需求, 在内容制作上以更贴近、更具吸引力的娱乐因素来争夺受众。娱乐不是问题, 但当娱乐成为传播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式, 娱乐功能代替媒体的其他社会功能过度发展时, 就成为一个大问题。

首先, 市场价值取向造成媒体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除了赢利和娱乐功能之外, 更要考虑其社会责任是实现传媒的多种功能平衡发展, 并更好地服务和引导受众。

其次, 在感性层面传播内容, 造成道德弱化。在娱乐化浪潮中, 传媒以超强的视觉、听觉冲击吸引受众, 使受众获得感官上的享乐, 同时选取刺激性的、趣味性的、煽情的社会内容进行感性层面的运作。对感官文化的痴迷, 不仅使娱乐消遣成为主要内容, 占据了大部分的文化生活空间, 而且各种低俗的文化产品也堂而皇之地走进市场, 获得合法地位并受到追捧, 这是感情、观念的全面物化。

2. 文化消费主义

所谓消费主义, 是指消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 而是为了消费本身。因此, 在消费过程中不是获得产品的使用价值, 而是符号价值。

消费主义的大规模消费需求, 由商业集团的利益以及附属于它们的大众传媒, 通过广告或各种商业文化创造出来并推销给大众的。传媒提供的媒介产品可以刺激人们的欲求, 创造迎合和鼓动消费主义的最便利和最有利的符号, 及生动、逼真的图像和色彩斑斓的影像, 替商家培育消费者和创造欲求。作为当代社会主导的文化传播渠道, 精神生产部门的商业化已经充分渗透到大众传播媒介。

媒介伦理中的政治理想和人文关怀应成为媒介的主要追求目标, 新闻媒介作为精神文化产品, 理应肩负起自身的责任和义务。

结论

在社会转型期, 以经济转型为主导的各种社会因素正处在变革过程中, 这些社会因素不断影响着媒介伦理的变化。当各种因素协调发展时, 媒介伦理价值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规范, 当各要素不协调发展时, 媒介伦理问题不断出现, 因此媒体在转型过程中, 要明确媒介属性, 兼顾多重角色, 发挥多种功能, 有效遏制在社会转型时期处于困境的新闻伦理问题, 进一步坚持道德原则、道德规范, 促进新闻事业积极健康地发展和转型。

注释

11郑杭生.社会转型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梳理和回顾之二[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 (5) :P 62-73.

伦理社会 篇5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指的是以儒家伦理为观念架构，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社会依托，予传统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的道德抉择以导向性作用的伦理体系。在此，讨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当代处境，问题的指向，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宣告传统伦理寄寓的封建社会崩解、它所发生效用的旧格局的突破或转型，因而它本身也就死亡了。讨论这一问题的指向应当是，当传统伦理文化所揭契的道德基本价值、道德行为导向，在一种发生效用和赖以生长的旧的生态被破坏以后，它在一种新的道德生态环境中所处的境况。如此，才能避免将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入复述事实的死胡同，并起到在当代激活固有道德文化遗产的创化作用。

生态分析：传统伦理文化的生长氛围

伦理道德起源于人类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三维关系的自觉需求。这样，伦理道德与其存在并发挥效用的自然、社会、人诸“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就构成道德的生态环境机制。如果人们尝试对某一伦理文化进行分析，首先要进行的，就是伦理道德的生态学分析。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是古代中国人伦理道德觉醒与自然经济、专制政治、内圣追求相互作用而生成的。在传统伦理生长的这种生态环境中，伦理道德既获得了从诸种意识形式中脱颖而出的助长土壤；但同时，却又不能不因为它本身耍承负诸种社会意识形式发展动源及面调节三维关系的过重载荷，而导致道德生态失去平衡。从而，注定其悲喜聚合于一身的独特命运。

就前一方面而言，传统伦理文化本身的生长环境是极其优良的。作为它的观念架构的儒家伦理，以个人的良心作为道德的终极根据，以忠孝规范的男性道德，以贞节约制的女性伦理，以孔颜乐处或正谊明道推动人趋向崇高所形成的处理入己、义利关系的德性规范，就完全是这～生长环境的造就，而又在这一生长环境中取得优厚的发展条件的。一方面，当中国拖曳着原始宗法血缘关系的巨尾步入文明社会，进而因以满足一家一户需要而运转的自然经济的强化，形成了宗法血缘关系与自然经济共同作用条件下的宗法伦理。宗法伦理不唯将人固定地规范在他先天赋予的家庭家族地位上，造成个体伦理调节规则的单一化和僵化；同时，也使伦理发生功效的前提条件完全集中在一定地位上的各个个体对自己“应当”承担的道德义务的自然醒觉和主动践行上。“良心”不可替代的道德核心位置，便由此取得。因此，有那些具备“不忍人之心”的善端和“推己及人”的善行的人，才能成为宗法伦理中道德的人，成为宗法社会中合模的人。以“老吾者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力中心的人际伦理和“时也、命也”的自然节律交错作用，更使良心牢固地根植于与自然统合的日常人主伦常沃土之中。另方面，宗法血缘关系构成国家结构的范型，而国家成为家庭的摹本，家国同构造成“朕即国家”的政治层阶结构现实之后，现实社会政治这只封建传统社会中最强劲之手，又会伸出来强求伦理由元典中的相对性人际关系规范转换力绝对性人际关系。在传统中国男权社会实际中，“父慈子孝”作为维系宗族或家庭的核心规范，本基于对人生造塑者与承造者自然关系的素朴反映，但一当它进入社会政治领域并臣属于政治要求，就衍变成“事君以忠”的.无条件忠诚的、苛求臣民的单向义务规则；而同时，在中国这个蔑视女性的男权政治国度，原本应作为女性发自自我意愿的道德约束方式――“贞”，在要求女性依附男权后，则变成单纯制约女性的“贞节”或“贞洁”，既不允许向男性权利挑战，又不容许她们有任何伦理试错机会。孔颜乐处或“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也本应是发自人觉察在现实物欲之后尚存高尚的德性生活，而凸显出来的行为的道德选择，但它作为普遍的道德规则，则直接是那要求人们脱离一切物质要求，放弃一切道德一利益关系自省的专制政治的产物。因为在“博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工臣”的传统社会，如果每个人拥有足够的财富，并在强烈的致富心理驱动下审视人际关系和选择行为方式，那么，现存社会秩序就难以维持了。再一方面，由于自然经济先天地具有限制人员流动而播延先进生产操作方式的特性，而专制政治又先天地带着禁止自由思想和开发智力资源的要求，因而．当人们以不可避免的精神觉醒致思道德问题时，就只好向内用工夫，内心之“圣”成为道德审视的唯一自由天地。但当内省而“圣”撞上政治霸“王”时，便又只好将自然带有发展自己的的德性省思结果藏匿起来．使“内圣”与“外王”处于自觉的分裂状态。以前者力个我内省德性不遭侵犯的领地，以后者为从事社会政治事务的现实选择。三个方面相互影响，便形成伦理借政治以张目、政治借伦理以逞势的政伦合一格局。伦理的生长（姑不论其是否合乎德

经营伦理：社会与企业共赢的纽带 篇6

一天，美国亨利食品加工工业公司总经理亨利·霍金士先生通过化验鉴定报告单发现，自己公司生产的食品中，起保鲜作用的防腐添加剂，虽然含量不大，但长期服用，肯定对身体有害。亨利先生经过再三考虑，毅然决定将这一事实公布于众。他诚恳地告诉消费者：“剂量虽然不大，但长期食用，对身体有害，删除添加剂，又会影响食品鲜度，最好不要长期大量食用。”这一危机事件使亨利公司的经营状况一度到了濒临倒闭的边缘，但其为消费者着想的精神，赢得了消费者的充分信赖。后来，在政府的支持下，亨利公司的新产品上市，成为人们放心的热门货。企业不但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恢复了元气，生产和销售规模扩大了两倍。

美国亨利食品加工工业公司为什么在外扬家丑的同时，非但没有垮掉，还获得了更大的成功？案例中促使企业不惜牺牲自我来保全社会公众利益的动机何在？究竟是谁是什么拯救了美国亨利食品加工工业公司？……答案是：经营伦理。

无可否认，企业重视经营伦理是有成本的。一方面，尽管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制约着企业的经营行为，但是，其制约的主要是企业的基本行为，无法包含企业的全部经营行为。企业通过“钻”法律的空子的确可以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这一好处便成为企业注重经营伦理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那些关注经营伦理的企业，除了满足股东利益外，还要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而引发公司显性成本的上升，在竞争过程中处于劣势。因此，“好人难做”已成为很多企业公认和普遍接受的观念。

其实，美国亨利食品加工工业公司的例子和已有的研究都证明，经营伦理对企业绩效有着非常强的正相关积极作用。企业作为社会中的主要经济实体，其经营行为要受到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制约。构建企业伦理氛围，对于解决企业内外信息不对称问题、改善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理解与信任程度以及对企业的评价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此外，伦理氛围的构建对于约束公司治理主体的行为、解决公司治理的根本问题以及降低“公司治理成本”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于规范员工行为、形成良好的价值观以及吸引高水平人才更是意义重大。国外很多学者早已认识到经营伦理对企业成长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外企业构建伦理制度的积极性，如伦理准则的构建、伦理委员会的建设和SA8000的积极回应等。可以想象，如果中国企业认识到注重经营伦理能够给企业带来收益，有助于企业形成竞争优势，那么，我们将看到企业的经营伦理将由“被动式”服从向“主动式”响应转变，从而实现社会与企业的共赢与和谐。

赢得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支持

尽管企业在注重经营伦理、试图提高社会绩效的过程中会增加一些生产经营成本，但企业由此获取的潜在收益却更加可观。企业并非存在于一个“真空”的环境之中，其生存与发展由各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决定。随着整个社会对经营伦理的注重，外部利益相关者对那些经营行为符合伦理的企业会提供相应的支持，从而降低企业的隐性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

公司内部与外部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无论是股东对企业最低回报率的要求，债权人对企业利息率的确定，还是消费者对企业产品可接受价格的确定，都要考虑其所面对的风险因素。当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时，外部利益相关者面对的风险较高；根据风险与回报相匹配的原则，他们会提高对企业的要求。然而，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一些产品信息、经营信息和技术信息不便对外公开。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对社会伦理观念重视、努力提高社会绩效的行为，一方面说明了企业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说明企业拥有足够的剩余资源，证实了公司的经济实力。因此，通过重视经营伦理向外部利益相关者提供间接性信息，提高他们对企业的信任感，从而降低他们对企业的要求，最终降低公司的隐性成本，有利于企业提高竞争优势。国外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当公司出现非伦理行为时，尽管对公司的经营活动暂时没有影响，但股票价格却会显著地下滑。这说明非伦理行为能够对公司的长期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结果也表明，当公司出现非伦理行为时，股东要求的回报率提高，企业面对的融资成本也会上升。还有一些研究表明，顾客更加倾向于选择那些符合经营伦理的企业的产品。而且，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能够有效改善其与其他重要机构（银行、投资者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从而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例如，银行和机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会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要素。因此，公司社會责任履行情况较好，能够有效地增强企业获得资本资源的能力和机会。

此外，市场经济存在一定的缺陷，政府的宏观调控恰恰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因此，一个企业在成立之初通过非显性的方式对政府部门“承诺”一定的社会责任（如环境保护、按时纳税与解决就业等）便“利”所当然。但是，如果企业的行为与其先前向政府部门的“承诺”不一致，政府机构就有可能认为非常有必要通过显性的合同，采取更加严格的法规来强制企业承担责任。这不仅会增加企业经营中的显性成本，而且会使企业受到的约束更多，使得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规范内部员工行为，形成良好价值观

在企业内部，伦理道德规范可以成为一种校正人们行为及人际关系的“软”约束，使企业人员正确地评价自己的行为，明确“对”与“错”、“善”与“恶”、“好”与“坏”。一旦企业形成了以伦理为导向的经营文化，这种“文化资本”同样是解决企业内部冲突、降低管理成本的“软”工具。《论语·子路》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企业的良好伦理氛围及其员工的良好道德观与价值观，不仅可以降低因员工冲突所引发的协调成本，还可以降低企业对员工的监督成本。很多研究表明，员工总是希望自己的行为和整个企业的文化相融，当员工的行为与其他人不一致时，会产生一种心理压力，从而自我约束这种不一致的行为。因此，在一个具有良好伦理氛围的企业中，每位员工同样会按照相应的伦理道德标准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降低目前较为普遍的“假公济私”、“工作偷懒”和“推卸责任”等行为，也可以更加有效地解决“劳工问题”。此外，那些重视经营伦理、社会绩效较高的企业可以获得较好的声誉，从而对员工具有较高的吸引力，能够吸引更多的高水平人才，形成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

形成对公司治理主体的有效软约束

构建适应现代社会企业商业伦理 篇7

关键词：商业伦理,发展现状,商业伦理建设

一、商业伦理的含义及特点

1. 商业伦理的含义。

伦理是指人类行为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商业伦理是指从事各类商业活动的行为主体的道德准则和规范，是企业和企业中的个人在从事各类商业活动时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指南。通俗地讲，商业伦理就是在商业经营活动中，行为主体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是一般社会伦理在商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和运用。

2. 商业伦理作为一种流通行业的伦理，具有自己的行业性特点。

(1）商业伦理有自己特殊的善恶标准和评价行为善恶的特殊方式。它必须要在道德和利益之间提出适当的对策。商业伦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道德，它要求商业从业人员在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同时，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2）商业伦理是一种特殊窗口行业伦理。商业服务业是直接面向顾客、与人民群众打交道的，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人们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联系。

(3）商业伦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首先，商业伦理的表达方式往往更具体、更生动，往往通过制度、章程、守则、服徽商的商业伦理观研究务公约、保证、条例等形式表现出来，在商业这个特殊的领域里发挥作用；其次，商业伦理往往与商业经营、商业管理直接相关。

二、商业伦理的发展及现状

1. 相关制度法规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管与约束机制。

我国在国有企业管理者商业伦理约束立法方面起步较晚，相关的制度法规还很不完善，没有形成有效、全面的针对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商业伦理行为约束机制。面对国企管理者的不道德商业伦理行为，往往没有很好的监督机制及时发现错误，没有完善的法规制度进行惩罚与约束。

2. 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不强。

对于企业要不要承担社会责任这一问题，不同人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企业面临的第一要务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责任则看得并不重要。有的认为，只要所有企业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就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如2003年3月发生在安徽的毒奶粉事件，生产商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在没有看到该奶粉的经销许可证下就经营销售一些劣质奶粉，导致安徽出现多起脸肿、呕吐、头大、烂眼的婴儿，甚至出现婴儿脏器功能衰竭，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3. 对商业伦理观念认识淡薄。

在企业目标的确定上，很多企业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其追求的唯一目标是经济目标，企业的经营与伦理道德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只单纯地追求经济目标，就有可能不顾商业伦理问题，如现在一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背信弃义、毁约等现象的发生。这些并没有引起我国大多数企业的重视，政府也对企业缺乏伦理道德的约束和调控，这就使得一些企业将伦理问题置于企业决策管理和生产经营活动范围之外。

4. 不注重企业经营伦理文化建设。

近年来，在对待企业经营伦理化建设问题上，不同企业有着不同的态势。一些知名大企业已开始注重企业伦理文化建设，而其他企业对商业伦理文化建设仍然重视不够。例如南京冠生园是一个拥有8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马失前蹄，用陈馅做月饼事情被曝光后，不但对消费者没有丝毫歉意，而且怒对媒体并振振有词说用陈馅做月饼是业内不公开的秘密。企业本身缺失了起码的伦理道德，缺失诚信，其结果既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自身也难逃破产的厄运。

5. 传统文化没有得到继承发展。

我国是儒家文化的起源地，儒家崇尚以“仁”服人，特别是儒家文化中重视道德教育和品格培养、重视从人心的治理出发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却远不及相邻的韩国和日本，无论在日常生活礼仪，还是在工作文化交流中，都能看到儒学的影子，而我们只能望洋兴叹。其中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制约力量，还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建设现代社会商业伦理的几点建议

1. 推动商业伦理体系建设，健全市场经济法制体系。

市场经济确立以来，中国在经济立法上的步伐明显加快，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法规，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公司法》和《价格法》等。这些经济法规对商业伦理的建设起到了保障作用，加强商业伦理建设也必须结合这些法规进行，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的经济立法体系还不尽完善，法律规定的操作性和具体性还有待改善。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有法不依”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管理中一个大问题。政府必须做好对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清理工作，全面硬化法制环境。

2. 加强社会道德教育和建设。

除了法律、制度建设之外，政府还需要通过道德教育、伦理规范等形式来进行建设，这是商业伦理的确立与实施的内在动力。经济部门的经营者和管理者首先要认识到伦理道德教育和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到商业伦理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重视本部门的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在道德建设中，可结合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的教育和建设来展开。一方面，将商业伦理的原则和要求纳入到企业文化的建设中来，在商业文化中充分表现出时代的道德风貌；另一方面，提高全民族的道德修养，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采取普及法律知识的方法普及和强化商业伦理的社会教育，使商业伦理教育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质的社会工程，提高全社会的商业伦理道德水平。

3. 建立系统科学的评价体系。

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任何一个企业的评价都是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经济指标仅仅被认为是企业最基本的评价指标，而对于社会责任的评价有多种多样，如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多米尼道德指数、《商业道德》《财富》等都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评价体系。在中国，尽管《经济观察报》与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自2001以来“对中国最受尊敬的企业”评选纳入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因素，开创了中国上市公司道德评价之先河。然而，目前对国内企业道德评价的理论和实践仍然比较缺乏，建立科学、系统的企业道德评价体系任重而道远。

4. 构建完善的外部监督体系。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商业活动的求利动机以及利益对人性的诱惑，许多商业组织及个体有时缺乏应有的自律性。因此，当社会舆论、价值传统和内心信念等都对其伦理道德自律失去作用时，就只能依靠于社会对他们的外部监督来阻止和约束不合乎伦理标准的商业行为的出现，来进一步促成合乎伦理标准的商业行为。因此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关键作用，还要积极发挥广大民众监督的基础性作用。

结论

的确，确立商业诚信，决不只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社群的事情，而涉及到整个世界。随着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将进一步深化。中国企业在与国外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其伦理道德观显为重要，因为它代表的不仅是自己，更是一个国家；企业的伦理观不仅影响业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还关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因此，面对其他重视企业伦理建设的现实，中国企业更应该通过商业伦理建设来提升自己的力。只有这样，中国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今天的世界各国，无论是经济新兴国家，还是曾经的发达强国，需要平等地坐到一起谈判，共同商讨对付经济危机的方略，确立并维护普遍的评价标准和伦理准则，并且通过有权威的国际组织来监督，以便共同克服困难，应对危机，建立诚信和信心，为共同繁荣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白明东.以晋商常家为个案探讨“儒商”商业伦理特质[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

[2]冯军.管理价值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3]王盈.美国商学院加强商业道德和伦理教育[M].世界教育信息出版社, 2007.

消费伦理与建设节约型社会 篇8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在全社会形成资源节约的增长方式和健康文明的消费模式。《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则明确提出, 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能源和资源问题已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 它不仅是政府的责任, 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意义及建设主体

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指在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 通过采取法律、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性措施,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收益, 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其目的在于追求更少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更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实现可持续发展。

1.1 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我国改革开放20

多年来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 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荒漠化的面积越来越多, 耕地减少, 森林锐减, 物种灭绝的速度加快, 城市缺水, 空气污染严重等。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 而丰富的资源储备、功能健全的生态系统, 又是发展经济的基本前提。因此建设节约型社会是我们的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 是全体社会的共同责任。

1.2 节约型消费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途径建设节约型社

会, 再生产的诸环节都存在节约的问题, 但是作为起点的生产环节和作为终点的消费环节, 显然能够对节约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 如果不能在起点和终点上解决节约的问题, 其它环节的节约就会遇到困难。所以说, 推行节约型消费和节约型生产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主要途径。

1.3 消费者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主体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可

持续生产和可持续消费两个部分。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看, 生产决定消费, 它为消费创造对象、创造消费方式, 同时消费对生产也具有反作用, 消费为生产提供动力、动机和目的。从根本上说, 只有实现了可持续消费, 才能做到可持续生产, 也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 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最最主要的是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消费伦理观, 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对生产、分配、流通起强大反作用的消费者, 所以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主力是消费者。

1.4 良好的消费伦理有助于建设节约型社会大力培育和弘扬

以节约型消费为基础的现代消费伦理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要。

节约型消费是环境友好的、适度的、可持续的消费。节约型消费符合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 因此是贯彻“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的消费, 是一种适度的消费。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定义, 所谓可持续消费, 是指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 提高生活质量, 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 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 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可见, 节约型消费与可持续消费息息相关, 是实现可持续消费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途径。

2 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途径

建设节约型社会, 自然需要在社会再生产的整个过程实践节约理念, 消费者更应树立合理的消费伦理观。消费在社会再生产诸环节中的突出地位决定了:节约型消费才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主要途径之一。

2.1 完善制度保证, 杜绝享乐性的公款消费建设节约型社会,

要破除中国的行政职务消费的坏习惯, 要提高行政效率, 必须首先纠正观念, 制止任何单位有机会和动力谋求本部门小圈子利益, 杜绝享乐性的公款消费。因此, 在国家机关内部实现公平和资源共享, 就成了当务之急。通过制度的完善, 有效的防止政府的浪费行为以及追求享乐的公款消费。

2.2 发挥政府示范作用, 带动节约型消费胡锦涛总书记在“八

荣八耻”中强调, 要“以艰苦奋斗为荣, 以骄奢淫逸为耻”。各级政府首先应该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为推进节约型消费, 充分发挥其示范作用, 通过各级领导做出表率, 树立节约型消费者的形象。在公务活动不重形式, 务求实效, 削减不必要的公款消费。在日常生活中从节水、节电等生活细节做起, 形成节约的良好习惯。发挥政府的示范作用, 还要求政府部门实行“绿色采购”, 发挥政府采购的风向标作用, 积极带动全社会范围内的节约消费。

2.3 改变传统中不良消费观念, 大力提倡勤俭节约建设节约

型社会必须在全社会牢固地树立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政绩观和资源节约意识。树立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与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观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人均资源短缺是基本国情, 增强全局观念和忧患意识, 懂得节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了解和掌握节约的一般规律, 将“控制人口, 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共同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原则, 注重经济发展中的质量效益、结构优化、社会公平和能源消耗等重要问题, 把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目标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让人民了解国家自然资源形势、节约潜力、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资源节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 从而把节约资源变成全民的自觉行动。

2.4 全民参与, 建设节约型社会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党中央、国

务院对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举措, 但它绝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事, 更是全国人民要人人参与、身体力行的重要任务, 消费者作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主体更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要人人树立崇尚适度物质生活和丰富精神追求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倡导节约型生产、生活、消费方式, 并积极参与到节约型政府、节约型城市、节约型企业、节约型社区的创建活动当中, 建设节约型社会就会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摘要：能源和资源问题已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 它不仅是政府的责任, 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基因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社会控制 篇9

1 基因技术的伦理风险负荷

风险, 源于拉丁文risicare, 意为“在山崖中航行”, 故其主要含义为“有危险的可能性”。英文中risk一词最初用于海上探险中, 意指遇上危险或触礁。吉登斯曾对风险概念作出如下考察:“最初是在两个背景下出现的:它起源于探险家们前往前所未知的地区的时候, 还起源于早期重商主义资本家们的活动”[1]。后来风险概念逐渐引申为:在一定条件下某种自然现象、生理现象或社会现象是否发生, 及其对人类的社会财富和生命安全是否造成损失和损失程度的客观不确定性[2]。德国学者贝克 (Ulrich Beck) 提出“风险社会”理论, 认为风险是一种应对现代化本身诱致和带来的灾难与不安全的系统方法。“产生于晚期的现代化风险”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 “是文明所强加的”[3]。伦理风险是风险中的一个重要类型, 是指某个事物或现象具有带来伦理冲突和道德困惑的可能性, 是为获得“道德合法性”或“存在正当性”的不确定要素和事件的组合。

在现代社会, 风险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 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渗透的趋势越来越突出, 由应用激发的有导向的研究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往往在一开始就进入规划并且是可预知的。在这种背景下, 一方面, 新知识借助于理论与实验得以有效产生, 但另一方面, 研究上的风险也极易变成社会风险。因此可以说, 现代科学技术是风险负荷的, 风险性已经不是外在于科学技术的社会特征, 而是科学技术的内在属性之一。

作为高技术主要代表之一的基因技术, 其发展和应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风险源。基因技术的风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基因技术开发的风险和基因技术应用的风险。前者指基因技术开发成败的不确定性, 主要由影响基因技术发展的各种因素决定, 如经济条件、自然资源、文化、政策等社会因素。后者指基因技术应用后直接或间接对社会可能产生的风险, 主要源于技术观的扭曲所导致的技术发展歧途。这里所讨论的基因技术的伦理风险主要指后者, 即基因技术的社会应用所导致的伦理风险, 主要指两种情况:其一是指基因技术的非理性应用所带来的伦理悖论;其二是指基因技术应用的“副作用”, 即基因技术的某些社会应用的目的是造福于人类,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这种应用却潜藏着危害人类的伦理隐患。

基因技术非理性应用所带来的伦理风险主要包括对人的本质的颠覆和人的自决权、平等权的丧失。通过对基因进行技术操作, 人类有可能帮助彻底认识生命现象, 从而实现对于生命过程和整个生物体发展的控制或改变。但是, 如果利用基因技术对未来人的肉体和心灵特征进行遗传物质方面的改变, 对自然人的独特本性进行技术性的改造或改良, 无疑将使人蜕变为技术人, 沦为受技术决定的毫无个体权利之“物”。这是对人的本质的根本颠覆, 严重危及到人的本质和人性本身。由于基因技术已经使人为地设计和决定人的遗传特性、个性品质成为可能, 从而使得在自然状况下不可能被打破的生命屏障不复存在。“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生物时代’的门槛;在这个时代, 人将一步一步地实现对其自身自然组织的完全控制。”[4]这是人类认识能力的巨大进步, 但却可能在更深的层次上侵犯人的自决权和平等权。1996年, 美国哈佛大学生物学系医学伦理学教研室的Lisa N.Geller教授负责进行的一项有关遗传歧视的调查显示:遗传歧视现象比较普遍地发生在一系列包括保险公司、健康护理服务、政府组织、收养机构及学校等机构。“今天一部分人可能会以自己基因上的‘优越’为由而要求享有社会与政治上更多的特权, 这样以基因为标准, 整个社会便会出现新的不平等、新的歧视、新的两级分化、新的冲突与新的对立的长期的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5]正如德国哲学家赫费所分析的那样, “科研越现代化, 就越深入地进到物质的基石之中, 越深入地渗透到生命的基因中, 就越严重地出现道德的可错性。”[6]

基因技术应用的“副作用”所带来的伦理风险亦不容忽视。以转基因技术的使用为例, 转基因技术是基因技术的核心领域, “转基因”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导入生物体基因组中, 使其生物性状或机能发生部分改变。其中, 被转移的基因是已知目的的基因, 他能按照人的意志在生物体中表现出新的性状。转基因技术打破了物种界限, 使不同物种间的基因进行前所未有的新组合。这一技术称为转基因技术, 亦称为“遗传工程”、“基因工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转基因技术迅速发展, 并在医药、农业及食品工业等领域广泛的应用, 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转基因”背后却潜藏着巨大的伦理安全隐患, 如, 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构成的潜在威胁及其引发的代内和代际之间的伦理冲突, 转基因作物的推广所带来的生态伦理问题, 转基因动物所涉及的生命伦理、遗传伦理、医学伦理和动物伦理等层面的价值冲突和价值选择问题, 转基因生物武器给人类带来的潜在生存灾难所引发的伦理冲突, 等等。除此之外, 利用转基因技术进行的器官移植, 由于其打破了物种之间基因转移的自然限制而可能给人类的种群安全和文明发展带来更为严重的伦理挑战。

2 传统风险治理的合理性限度

“风险社会”带来对风险治理的新挑战。面对基因技术的巨大伦理风险, 传统的治理机制已经不能完全奏效, 其合理性限度日益凸显。

2.1 “目的——手段”的工具理性谋划

在传统的风险治理研究中, 普遍的观点认为, 风险是一种具有一定规律和程序的客观现象, 可以通过计算和理性的方法进行识别和控制, 或者可以通过技术本身的发展对风险进行修正。这种风险管理通过“目的——手段”的理性计算对所有风险进行预测和评估, 致力于风险识别、风险偶然因素的汇集和风险影响的限制。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行之有效, 但是调控效果明显不足。“‘风险’不仅是一种事实判断, 而且更是一种文化概念, 那种认为依靠人类的‘工具理性’就足以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风险的想法显然过于简化了, 在风险治理的决策过程中, 必须充分考虑价值方面社会文化因素, 而不是以简单的因果思维或工程思维来进行决策。”[7]就基因技术的伦理风险而言, 它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技术现象, 而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 以工具理性方法对其进行量化分析, 往往将复杂的问题人为地简单化和平面化, 偏重于客观风险的防范和事后处理, 忽视主观因素对风险的影响, 难以把握风险的本质。而且, 试图通过技术自身的发展来避免基因伤害, 不仅效果难以确定而且还潜藏着更大的风险性。经过修正或优化的技术本身仍然是风险的生产者, 技术水平的升级不仅不会消除风险, 反而可能会带来风险水平的相应升级。所以, 必须超越“目的——手段”的线性思维视角, 将基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置于人类文明的宏观道德视阈。

2.2 制度化控制的针对性不足

与大科学时代的科技发展相适应, 以制度化的方式来处理和管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影响, 已经成为政府科技调控的一种特殊方式。随着基因技术的深入发展, 各国政府加强了对基因技术加以规范化的政策与法规管制。就基因克隆技术而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许多国家均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化约束 (如, 2001年美国众议院的禁止克隆人的法案) , 但是许多法律法规仍不完善, 更没有全球性的国际法规对基因技术的社会化进行全面监管。而且, 各国政府的科技调控政策和措施往往涉及到相关利益的成本核算, “掌握基因技术的优势国家, 在新技术获得关键性突破的初期, 由于其技术使人类受益, 特别是对本国人民健康以及对高技术制高点强占的利益驱动, 导致相关政府对此技术的社会应用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8]即使在基因技术以其潜藏的巨大伦理风险凸显其“双面刃”的特征时, 仅从各国自身利益出发所进行的制度化调控亦存在以人类发展长远利益为代价的功利化倾向。因此, 以往对基因技术发展的制度化控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行之有效, 但是仍然存在针对性不足的弊端。

2.3 普世科技伦理观的抽象道德论证

为了规避基因技术的伦理风险, 传统治理机制亦从科技伦理的角度试图对基因技术进行道德调控, 其中一个重要倾向是, 倡导基于人类整体和未来的根本利益的具有普世意义的科技伦理价值。这对基因技术的应用具有总体方向的调节意义, 但是这种普世科技伦理价值观的实际建构和进一步拓展往往面临诸多困境, 其根源既有来自文化差异的理解偏差, 亦有来自不同主体的利益选择。“具有普世意义的科技伦理价值观难以引申出实际生活中具体的行为准则。……一方面, 普世伦理在具体的文化氛围中的理解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另一方面, 一旦普世原则与具体的现实直接利益要求不一致, 前者总是让位于后者, 在国家或集团利益面前软弱无力、不堪一击。”[7]因此, 面对基因技术潜藏的伦理风险, 各国共同认可普世的科技伦理原则, 但是却难以进一步达成共同的行为准则, 常常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现象。

2.4 “专家治理结构”的决策越位

传统的技术风险治理机制强调科学知识和专家系统的重要性, 科学家及其他专家的知识成为人们安全感的重要基础。但是, 随着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展开, 基因技术的发展应用决策日益面对复杂的社会系统, 专家治理结构日益暴露出局限和弊端。专家治理取消了通过集体协商和社会学习来更立体地呈现问题, 取代了专家、政治家和公众相协调的开放的政治议程, 极易出现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而为基因技术的社会化提供合法性庇护。另外, 专家在基因技术伦理风险的理解上往往忽略科技以外的因素, 过分凸显工具理性的作用, 因而“对目标确定和价值选择的问题先天乏力”[9]。另外, 由于基因技术伦理风险的未来性和隐蔽性, 专家亦难以对其做出准确的说明和预测, “专家治理”的公众信任度必将大大降低, 从而更加大了风险的治理难度。这就需要社会从对专家系统的过度依赖中解放出来, 不仅对专家的作用进行有效监督, 而且对专家的品质进行道德评价, 并以广泛的公众参与克服专家治理的弊端和不足。

3 基因技术伦理风险的社会控制战略

社会控制的概念在美国早期社会学家E.A.罗斯 (Edward Allworth Ross) 在1901年出版的著作《社会控制》 (Social Control) 中首先使用。在罗斯看来, 社会控制是指社会对人的动物本性的控制, 限制人们发生不利于社会的行为。罗斯认为, 必须用社会控制这种机制来维持社会秩序, 即社会对个人或集团的行为进行约束。而且, 舆论、法律、信仰、社会暗示、宗教、个人理想、礼仪、艺术乃至社会评价等等, 都是社会控制的手段, 是达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必要措施。[10]所谓科学技术的社会控制, 意指社会以某种适当的方式或手段, 协调和制约科技系统运行和科技人员的活动, 以维持科技与整个社会系统协调发展。伴随着科学完成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转变, 科学技术的社会控制逐渐得到重视和加强, 这种利用社会因素对科学技术进行引导的做法有利于科技风险的治理和防范。由于基因技术的伦理风险具有与传统风险完全不同的本质和特征, 所以必须重新审视传统治理机制, 寻求有效应对基因技术伦理风险的社会控制战略。

3.1 “以人为本”的技术人文导向

“技术的风险很大程度上仍在于利益的分裂。技术的发展方向、应用领域、利用方式固然受到客观因素的限制, 但各个独立主体的现实利益和目的是新技术选择与使用的决定性因素。”[7]这就是说, 技术风险主要源于将利益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 忽视人的存在和需要, 最终导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偏离人文目的。基因技术的伦理风险亦是基因技术的发展应用所引起的人文忧患。这就需要从人自身的本质与价值出发, 以价值理性驾驭技术理性, 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追求, 使基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有利于维护人的尊严、提升人的价值、凸现人存在的意义, 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换言之, “是人, 而不是技术, 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是人的最优发展, 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 成为所有计划的标准。”[11]

3.2 跨越国界的制度化调控

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 已经日益跨越国界, 每一个科学突破都不再是孤立的现象, 均可能与整个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快速发展的高技术消解了以往人们据以思考和行动的基础和范式, “全球性的风险形成了危机网链, ……这给单个国家所进行的风险管理和控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它超出了国家的管辖权限, 对国家的管理职能提出了挑战。”[12]基因技术对生命现象作用机理和自身繁衍机制的深度破解, 更是与整个人类的进化和种群发展安全高度关联。“可是更重要的是无法从现有的国际法、一国之法来判定非法行为的问题。我们的法律一下子在这些新问题面前变得无所适从, 或无能为力。我们在道义 (moral) 或伦理 (ethical) 、个人生存心理、社会结构与行为等方面都还要做好足够的准备。”[13]因此, 必须对基因技术的伦理风险保持全球警惕, 以跨地区、跨国界的全球规范化制度和协定来保障全人类的和谐共存。不仅要不断完善各国的基因技术立法,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及时制定相关的国际法规, 建立世界范围的基因技术法律网及国际性合作, 为世界各国提供一个统一的基因技术约束机制, 尽可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安全, 并且从全国、全球的角度出发, 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3.3 风险语境中的新型科技伦理观

基因技术的巨大伦理风险要求我们实现科技伦理观的现实转换, 即以面向未来的全球性发展责任伦理代替抽象的普世伦理道德论证, 并且以前瞻性或预防性责任的担当取代事后责任或过失责任的追问, 实现技术的伦理尺度与社会伦理尺度的有机统一。忧那思指出, 在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经济生活之相互依赖日益明显、生态条件之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时代, 必须强调对未来人类的责任与义务。从时间上看, 不仅目前活着的人是道德的对象, 而且那还没有出生的未来的人也是道德的对象。从空间上看, 人不再仅仅是对人才有义务, 而且对人类以外的整体的生物圈也有保护的义务。面对基因技术的伦理威胁, 这种新型科技伦理观强调对基因技术研发和应用的“全程伦理监控”, 力图重建自由与责任的平衡, 对基因技术的应用作出前瞻性的探索, 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措施战胜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副作用。

3.4 基因技术决策中的公众参与

对技术风险进行社会控制的直接途径是对技术研发和应用进行合理的决策, 从而对其潜在的风险进行“预警”和控制。反之, 盲目的、不合理的技术决策往往会丧失对风险进行认知和管理的能力, 甚至成为技术风险产生的直接根源。历史经验表明, 任何一种新技术, 特别是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技术出现之初, 都会在社会各个方面引起争论。由于基因技术对人类生命、安全等的巨大威胁, 公众对这一技术的应用无疑将会给予更多的关注。这就需要使基因技术“向社会开放”, 在基因技术与社会之间建立“对话”或“商谈”机制。一方面, 保证公众对基因技术如何使用的知情权和一定程度的决策参与权;另一方面, 通过让公众“理解科学”、“参与科学”来消除公众与专家系统的“知识鸿沟”, 确立整个社会和公众的责任。公众参与基因技术决策, 可以克服从技术性角度去解决技术风险的思维狭隘性, 综合考虑多元化价值观以及社会各界对风险治理提出的要求, 将更多因素引入技术评估和伦理风险的认识和管理。当然, 在当前的中国, 公众参与技术决策的还存在诸多的实践困境, “公众能够在充分知情和了解的基础上做出自主选择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多元的、多样化的社会, 是就某一新事物有多种不同的声音存在, 是信息的完整、多样和充分传递。”[14]公众参与基因技术决策还需要从制度、文化、教育等多方面进行长期的探索和努力。

4 结语

浅析社会主义消费伦理的建构 篇10

一、消费主义盛行是当前社会消费观念的严重缺陷

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消费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不言而喻, 与之相伴产生的是消费伦理观念发生巨大变革。消费在在完成它的基础作用之一, 即实现生产的同时, 又对生产起着巨大反作用和刺激作用, 衍生出了所谓“超前消费”理论, 进而伴随着过度消费形成消费主义, 这一有逆于健康可持续消费观念的消费伦理之殇。

1. 以社会不公正为前提的消费主义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与日俱增。

受自然资源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有限的限制, 社会财富的总量既定, 一部分人过多地占有并消费, 就意味着其他人的相对减少以及消费短缺。这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资源消耗最为典型, 发达国家利用其技术、经济等优势, 对其本国的各种资源能源实行严密的保护, 却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能源进行掠夺性地开发, 疯狂地剥夺发展中国家合理利用资源和发展本国经济的权利, 这就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合理性和资源能源的短缺。同时,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角度来看, 消费主义的负面影响不止造成代内消费不公, 而且还威胁迫害到后代的生存。

现代人的一个典型局限性或者说弊端的是, 没有对后代人的需求与消费担负起历史的责任与义务, 只是在不断地满足自己过度的、疯狂的、膨胀的欲望。面对日见紧缺的自然资源能源和增长极限的挑战, 超前透支着本应后代拥有的资源, 这严重地剥夺了后代满足其需要的权利。

2. 消费主义以“一次性”消费为重要表现形式。

它在消费方式上是一种典型地挥霍型消费, 用过即扔。商品寿命不再取决于其使用价值, 而是看它是否够潮, 够时尚, 甚至是否够“怪”, 这种消费迫使仍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被迫地退出消费领域, 其直接结果是大大地增加了资源浪费, 严重地污染环境, 进而导致人民消费心理及消费行为的严重异化。另一方面, 消费主义使得消费活动背离了消费者的原始需求, 无形中按照生产经营者设计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对象随波逐流地改变自己的消费活动, 消费这一社会在生产的重要环节异化成实现资本家利润生产的工具和手段。这种消费对需要的背离, 使得消费超出了需求的有限性, 获得无限度的扩张, 膨胀成过度消费, 给生态环境带来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 给人类的消费伦理趋向带来不可逆转的危害。

二、社会主义消费伦理的建构

当前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 东部地区大多数人口已经开始步入消费社会, 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北上广”人群, 某些领域的消费方面已经暴露出严重消费主义倾向。现在, 摆在我们面前应尽快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要建立一个能够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消费社会”, 以及怎样培养适合中国国情的消费伦理观。绿色消费观念应然而生, 它是一种崇尚自然、推崇保护环境的理性消费, 是一种适度消费, 是利于人类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消费方式。因此, 社会主义消费伦理的建构应以绿色消费为基石, 坚持以下原则:

1. 适度消费。

适度消费是通过提高精神生活质量来获得幸福感, 而非通过消费欲望膨胀满足来得到幸福, 它所倡导的是有节制的、健康理性的消费观念。在质上能够充分发挥消费者的主观需求、满足不同的兴趣爱好, 能为消费群体提供多样的消费选择;在量上它是一种追求舒适即可的生活态度, 推崇适度消费, 注重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 更为重要的是它强调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协调发展、和谐发展以及健康发展。

2. 文明消费。

文明消费指要注重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均衡, 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目的, 人们消费活动一方面要遵守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 另一方面强调的是, 消费是一个物质消耗的过程, 但它更是一个人际互动的社会交往过程, 消费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这就决定消费要接受伦理和法理的规范与制约。消费不违法、不缺德, 这是文明消费的基本要求也是首要条件。社会主义消费伦理应该将文明、科学作为第一顺位的价值取向, 确立崇尚真理、文明和健康的消费伦理观念, 进而大力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与进步。

3. 和谐消费。

人的和谐由两部分组成, 即人自身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自身和谐主要指人自身消费行为的多元化。在这方面, 现在很多人的自身定位大多是一元化的, 其主要表现不是以它的知识与智慧价值含量为标准, 而是以标榜消费更多地物质资源能源来显示高档, 这就是典型的人自身的消费异化。我们说, 一般情况下, 人怎么对待自己就会怎么对待他人, 人自身的异化必然导致人与他人之间关系地异化, 进而人与人之间关系失衡, 呈现出病态。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 使消费方式愈加科学, 消费结构趋向合理, 生产生活中坚持和谐消费的原则, 最终使消费的结果越来越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 这是构建社会主义消费伦理的精髓之所在。

参考文献

[1]李惠.社会主义消费伦理思考[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4)

浅议当今社会的会计伦理现状 篇11

关键词：会计学；伦理；诚信

一、会计与伦理学联系的理论依据

会计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既有管理学的理念也有经济学的思想，不但包括数学知识的技术应用，也包括道德理念的规范制约。

会计伦理主要是指会计人员以合法的手段从事会计管理时，所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其实质是借助会计职业特有的道德传统和习惯，社会舆论和会计人员的职业良心对会计行为进行约束，其核心是职业良心，其任务是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之间，人与国家、社会、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其价值目标是纠正丑恶引导向上。

在会计学术理论研究中，伦理法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在会计理论形成和会计技术建构过程中尚占有一席之位。伦理法或称道德法，它要求按照一定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标准，以此作为会计理论建构和会计技术立法的基础和依据。会计技术伦理的基本核心是由诸如公允、公正、真实或如实反映之类的概念所组成的。早期著名会计学家斯科特（D.R.Scott，1941）把这些概念视之为会计理论建构的主要方法论标准①。美国会计史学家亨德里克森也将道德标准概括为“公允、真实、正当和无偏见”。公允概念意味着财务报表没有屈从于不适当的影响或者偏见，它还意味着会计信息的提供者是忠诚的，没有违背商业惯例，有着良好的职业判断力。公允作为一个价值命题也许无法进行实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归属于伦理心理学的范畴，用于增加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信任，而且其在现实中的内涵也可能是千姿百态的，但他的确树立了会计技术规范的一种理想信念，并成为会计孜孜以求的目标。

会计不单单是一门技术性的学科，也是一门社会性的学科。在技术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更要关注伦理道德对它的约束，如果一门社会中的学科失去了道德的监督，那它的意义又将何在呢？

二、会计与伦理学现状

随着时代的进步，技术不断地发展创新，会计也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得到不断发展。而在却忽略伦理道德的约束，出现了在21世纪之初，安然、世通、施乐等公司财务舞弊事件就像流行病毒及其诸多变种，会计的伦理道德已淡然无存，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公信度也已所剩无几了。

最近几年，中外会计信息的严重失真，导致了会计职业道德缺失成为了众矢之的，人们对会计伦理的迫切需要已然成为了大众的心声。在中国，2016年的金亚科技自查报告披露的2014年度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其他非流动资产、未分配利润、净利润等9大财务指标合计调整金额接近12亿元，如此巨大会计舞弊，作为审计主体的立信会计事务所实在是难辞其咎；2012年10月，万福生科上半年报中虚增营业收入1.88亿元、虚增营业成本1.46亿元、虚增利润4023.16万元，未披露公司上半年停产事项。而更让市场震撼的，无疑是与万福生科同属于湖南地区的上市公司紫光古汉。公司披露其财务造假等多项违法事实及证监会的处罚决定——2005年至2008年间，紫光古汉连续四年累计虚增利润5163.83万元，占其对外披露利润累计额达87.04%。国内财务舞弊案列层出不穷，如新大地、阳煤化工、天能科技、海联讯等等，已经是我国证券市场变得乌烟瘴气。在美国，安然事件的会计造假行为给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狠狠地一巴掌。作为国际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龙头老大，美国接连出现的会计舞弊案，如法尔莫公司利用存货舞弊手段进行违法操作、南方保健虚构收入的财务舞弊行为、泰科公司用并购机会操纵“准备”科目财务舞弊行为等等，让这位老大哥脸面扫地。不难看出，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下，会计伦理已然被人们所遗忘。正如潘序伦所言“立信，乃会计之本，没有信用，也就没有会计。”如果会计没有真实性作为基本保证，那么会计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还会危害大众的利益。

会计诚信是会计对社会、中小投资者、股东的基本承诺，是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把现实经济活动反映给会计信息使用者，供使用者作出合理的决策。如今，会计信息的披露已然偏离了，如果只是一味地进行实证性研究，必然会导致会计的灭亡。而且再进行实证性研究时，采取的数据也将会有很大问题，导致错误的结论。结合现在的现实情况，提倡会计伦理道德是必不可少，也是势在必行的。

三、会计伦理的完善之法

为什么这样的现象愈演愈烈呢？从根本上来讲，利益的诱惑战胜道德。当利益和道德发生冲突时，经济利益道德带来的效用水平高过了道德的效用，选择了利益。而且全球一体化的推进，西方思想经济利益至上的理念的冲击，人们更多地关注了“利”，而忽略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且，经济制度的不完善，监管不严，没取到制约、监督的作用。因此，在加强会计伦理方面，本文提出几点想法。

（一）“理性经济人”向“现实的人”转化。在许多事项，倘若去掉“理性经济人”假设，换入“现实的人”，一旦不在规范化的场合（如企业），由于人的非理性因素导致对会计计量方法的偶然性选择，会计结论也将面临巨大的危机。因此，在进行会计教育时，不但要加强“理性经济人”的教育，更要加强“现实人”的教育。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并作出理性的专业判断。

（二）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对待坚持职业道德准则的会计人员，要给予适当奖励；而对于违反道德准则的会计人员，给予惩罚，不仅仅是道德的处罚，还要在法律上，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给予应有的处罚。这样必须加强法律的监督，制定完备的法条，严格地规范会计人员会计行为。并且，经常地评价会计人员的会计职业操守，就如现在国际上经常使用评价方法——“360度评估”，就是通过以上级、下级、同事和客户了解他的情况，更加全面评价他的会计职业道德。

当前，会计学术研究领域更多地崇尚实证研究，而少了些会计伦理的研究。当然，本文并不批判实证研究，只是认为如果一味地进行实证研究，不进行伦理会计的研究，那么会计终将变成只懂得如何做賬的技术机器，没有思想、灵魂，给社会带来给多将是无穷的灾难。诚然，会计伦理是一种社会意识长期作用的结果，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的过程。不但要让会计深入会计人员心中，更要深入到每一个社会成员中。（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注解：

① 在斯科特看来，会计提供信息时应当能够公平地对待所有利益集团，即为“公正”（justice），财务报表应当保证真实、精确而没有错报，即为“真实”（truth），而公正、没有偏见和不偏不倚的表述即为“公允”（fairness）。转引自艾哈迈德·里亚希—贝克奥伊著，钱逢胜等译，会计理论（第四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参考文献：

[1]胡永平，蒲思竹.“两论”合一的会计本质——基于会计职能视角[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3，（6）.

[2]许家林，杨海燕.伦理学对会计学科发展的影响研究[J].会计师，2011，（2）.

[3]史圣冕.我国现代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与企业社会责任比较研究[J].经济视角（中旬），2011，（12）.

社会伦理道德对传播活动影响初探 篇12

统观当下对伦理、道德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道德, 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 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的, 表现为善恶对立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1]道德, 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善与恶、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观念、情感和行为习惯, 并依靠社会舆论和良心指导的人格完善与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体系。伦理与道德具有大体相同的意义。道德和伦理都是对主体的向善的要求和规范。道德侧重于对个体的要求, 伦理侧重于对群体和制度的要求;对社会制度的应然性价值判断要求、是客观的法, 道德侧重于个体的心理、品质, 是主观的法。在学界, 倾向于把伦理称之为客观的法, 把道德称之为主观的法。本文认为, 在惯常的使用说法上。当然, 道德和伦理的主体是交叉的, 二者都有对个体、群体、制度的要求。[3]

在中国当前实施的公民道德建设就是对个体道德的具体的要求。从理论上, 个体道德一直是社会伦理道德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当前, 也由于社会转型的影响, 我国的个体道德 (公民道德) 的建设形势也较为严重, 更需要我们去关注。

伦理道德的主体决定了它对人和对社会是具有影响的。而人类大众传播活动因为有人的参与导致了大众传播活动具有了人类的一些特点, 烙上了人的痕迹。理所当然地大众传播活动中体现了人类的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同样, 作为有人参与的传播活动, 其传播主体和传播内容所反应的社会现状就必定是受到社会伦理道德影响的主体和社会。这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 社会伦理道德制约着大众传播活动, 主要体现在影响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众反馈。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中都体现了传统道德, 传播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以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为工作准绳, 兼顾并加入个人的道德观, 因此传播内容必定且必须传达出一定的伦理道德价值倾向。受众接受信息, 往往会以自身具有的道德标准来判断信息, 然后做出具有自身个人道德色彩的反馈。尤其是在反馈渠道越来越开放的今天, 这样的反馈和个人道德色彩显得尤为浓重。

其次, 随着所处时代社会伦理道德的变化, 它对传播活动的影响体现出一些消极的影响。以新闻为例, 对好新闻或是好的新闻记者而言, 其职业要求是确切的客观性, 而这种客观性是日常伦理生活的伦理考究及其制约之外的。比如对车祸现场的报道, 如果坚持客观性, 将惨烈的场面不做任何的处理展现在受众面前, 这无疑是缺少同情心的, 对于死者家属来说这是缺少人文关怀的表现。再如对杀人犯的报道, 为了保护犯人的隐私, 报道过程中的许多内容和细节都需要进行处理, 这时社会伦理和媒介实践活动就显得不适用。还是以新闻为例, 当前新闻记者所持的对时尚热点、灾难新闻的兴趣, 他们获取新闻的手段乃至其信息传播本身, 在本质上多有违背道德的地方。有些记者因此认为, 作为原则问题, 大众传媒的职业特性与伦理的义务根本就是难以调和的。

这种庸俗化的竞争所造成的问题是严重的:其一, 各大媒体为市场计, 都不惜成本上娱乐节目, 但受自身制作水平及大众文化的社会环境影响, 各大媒体间相互模仿甚至照搬者不在少数, 这所导致了大量节目的“雷同”:如智力抢答型节目就有央视的开心辞典、幸运52、湖南都市的超级英雄及其它省市的许多类似的节目;几乎每个省台都有自己的周末娱乐频道, 其内容也大同小异。从理论上讲, 传媒集团化应该是可以整合传媒资源, 但现实却是集团化并没有真正实现传媒间优化资源。过度竞争导致媒介市场竞争无序, 不正当竞争行为抬头。我国传媒市场化在当前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市场将媒介部分地从政治的全盘控制中解放出来的同时, 媒介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市场, 许多媒介机构甚至不惜一切措施。这种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导向, 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对社会责任与社会道义的重视。更为严重的是:我国传媒市场化没有形成相应的市场规制体系, 这使得市场在带来活力的同时, 也带来了媒介行为的失范, 一时间, 传媒界出现了许多违背道德法规和公平竞争原则的现象:如虚报发行量、给回扣、大搞有偿新闻、变相出卖版面等。这种失范不仅破坏了传媒形象、影响了媒介经济的发展, 同时也使得公众利益受到局部伤害。这些现象已经引起了媒介内外人士的关注。

此外, 媒介煽情主义泛滥, 媒介产品庸俗化倾向日益明显。在媒介市场过度竞争的情况下, 各媒体为扩张市场占有率, 必然会自觉或被迫降低其媒介产品的精神品位以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 而在一个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国家中, 出现这种现象就更难避免。某些媒体近年来大兴煽情之风, 低级化、庸俗化倾向已变得相当明显, 损害了媒介形象,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本文认为真正的娱乐应该是道德的。

面对目前我国社会出现的道德失范现状, 我以为我们的出路是借助社会伦理道德积极引导传播活动:

首先, 由于人们的具体利益要求是不尽相同的, 所以在道德建设上一刀切是不合实际的。而且个体道德的形成也有一个层次的问题。因此, 道德建设必须建立在对市场两个层面上, 实现构建一种最低要求和最高要求相结合、广泛性和先进性相结合、现实性和理想性相结合的经济伦理道德价值体系, 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经济伦理保障。伦理道德力是道德思想、道德价值转化为道德生活、道德现实的能力, 任何道德如果不具备一定的运作效力, 只是理念的存在, 那么就不能成为引导社会现实的力量。在市场经济中表现的道德力, 即市场经济秩序中的道德效力, 既是道德对经济生活与经济秩序的影响力, 又是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力与调节力, 目的是实现经济秩序的良性循环以及达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合理性的程度。[5]有效率的经济伦理或意识形态具有确认并强化现行秩序符合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 它可以克服经济秩序运行中的搭便车、道德危险和偷懒现象。建立和谐、健康、稳定发展的现代化社会, 涉及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整个社会生活, 就伦理道德建设而言, 面临的任务是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伦理秩序。因此, 在制度伦理化和内化道德力的过程中, 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必须坚持道德的层次性原则和必须坚持继承创新兼容并包原则。

其次, 以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建设我国的社会伦理道德, 发挥社会伦理道德对我国传播活动积极作用。[6]

再次, 因为大众传媒具有构建、引导伦理道德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借助大众传媒积极促进社会伦理道德有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 用传媒构建健康的符合于我国国情的新闻伦理道德、传媒伦理道德观、道德价值观。

最后, 将社会伦理道德转换为一种道德资源——也就是所谓的伦理道德力。伦理道德力是人的一种能力;它不是一种现实的生产力而是潜在的生产力, 是通过与人的结合并由人的实践来反作用于生产力。将传播活动中应该遵守的规范以及人类内心最朴实的积极的价值观内化为人类的伦理道德力, 把传播活动中的伦理道德力再转化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成就感, 让带有经济行为特色的大众传播活动有一种更高尚的动机和更深厚的动力。[7]

摘要：社会伦理、道德一直渗透在传媒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并且对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有着深刻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和传媒的高速发展, 大众传媒活动出现了一些不道德的现象。本文研究社会伦理、道德对传播活动的影响, 正是期望能从这样一个角度, 找到积极引导传播活动的出路。本文认为加强社会伦理、道德建设, 把社会伦理、道德建设作为一种具有稳定性的道德力从而影响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 然后再利用传媒对伦理道德具有的传承、建构、保持作用, 实现传媒发展和伦理道德建设发展的双赢局面。

关键词：伦理道德,道德失范,新闻伦理,传媒伦理

参考文献

[1]高平平、黄富峰.传播与道德[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

[2][3]胡章建.论传媒对社会伦理道德的作用[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4]李德顺、孙伟平.道德价值论[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5][7]谢永行.伦理道德力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