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小康社会的生态型经济伦理观

全面小康社会的生态型经济伦理观（共7篇）

全面小康社会的生态型经济伦理观 篇1

全面小康社会的生态型经济伦理观

生态型经济伦理观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放在首位,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树立生态型经济伦理观,从而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作 者：闫洁  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徐州,221116 刊 名：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6) 分类号：B82.053 关键词：全面小康社会   经济伦理观   生态  

全面小康社会的生态型经济伦理观 篇2

1 生态伦理的基本理念是循环经济本质特征的再现

生态伦理观认为, “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的利益看成是唯一的、绝对的, 把自然看成是人类为获取自身利益而任意支配的工具, 其结果导致对自然肆无忌惮地索取和掠夺, 从而就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并造成对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为了自身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人类必须建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伦理和道德原则。生态文明的伦理观认为, 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 要把人类的道德认识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扩延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充分认识自然的存在价值和生存权利的基础上, 增强人对自然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增强人们对代内关系、代际关系、种际关系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 协调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 达到三者共生共荣、共同永续发展。可见, 生态伦理思想把追求公平作为基本理念之一, 把践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实践理念。这两种基本理念都充分展示了循环经济的本质特征。

1.1 生态伦理公平理念是循环经济本质的提升

生态伦理的公平作为其自身最基本的理念, 是指人类把视野建立在“人——自然——社会”这样一个动态三维坐标上, 以公平作为理念基石, 运用公平理念来协调处理各种利益主体在生态问题上的利益关系, 使之达到动态的和谐。具体地说, 这种公平理念表现为同代人之间的代内公平、不同代人之间的代际公平和人与其它物种之间的种际公平。

循环经济首先应该体现的是“生态伦理公平理念”的经济运行模式。如果生态伦理的公平理念不能在整个经济运行中得到充分体现, 那该经济运行的模式就不能称之为循环经济。如何体现生态伦理公平理念呢?第一要充分体现代内公平, 即循环经济之所以循环, 要求在同一时代的经济运行中保证人们公平地享用资源, 共同来保护生态, 合理地承担责任, 适时地取得补偿。这就要求代内之间要处理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富人与穷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利用资源、承担环境问题责任上的公平性。第二要努力实现代际公平, 即循环经济要求在不同时代的经济运行中, 当代人在满足自己需要发展的同时, 又要维护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 以满足后代人的需要。也就是说, 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 当代人应当为后代人提供至少与自己从前人那里继承的一样多的生态资源。第三, 在种际公平的处理上, 循环经济必须将生态伦理种际公平理念作为生态伦理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基本内容加以凸现。这是因为, 种际公平的全部意蕴就在于公平地对待自然、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生态伦理公平理念的最终贯彻与落实, 也是循环经济的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促使经济持续良性循环之保障。只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循环经济在经济循环过程中才能真正体现自身应有的价值。

因此, 循环经济就其生态伦理公平理念来看, 它本质上应是一种公平经济, 是一个系统内的经济循环, 而不是系统外某一单一的经济循环。这种循环跨越了时间和空间, 超越了人类自身的物本经济的狭隘循环, 是一种建立在“人——自然——社会”三维复合系统内的整体循环。只有在这三维复合系统内的循环经济, 才能真正实现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种际公平的基本理念。

1.2 生态伦理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理念是循环经济核心理念的具体体现

如果说公平作为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理念, 主要是理论原则上的要求, 那么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是含有公平之意的实践操作层面上的主张。

生态伦理思想针对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目的是使之和谐统一, 这种和谐统一既是动态的, 又是持续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理念是通常的可持续发展观的进一步合理延伸。《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指出:“从广义上说, 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3]这种和谐与生态伦理的内在主张是相吻合的, 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既表现了新发展观的本质, 也揭示了生态伦理观的内核。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要求我们在生存与发展上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强调社会、生态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其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应当建立在社会公平和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前提下,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在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的维护发生矛盾时, 要着眼于长远, 着眼于子孙后代, 不做那些得益于现在而不利于长远的急功近利的事情, 更多地考虑一些有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在求得发展以满足需求的同时, 要顾及限制因素, 即发展的概念中蕴涵着制约因素, 其中最主要的限制因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即自然资源与环境。不言而喻, 人类的存在和活动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干预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要保持人类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使人类生活与生产技术活动对自然的干扰限制在全球生态系统自调节、自稳定、自组织能力的限度之内;当全球生态系统与局域生态系统能够把这种人类生活与生产技术行为造成的扰动整合到自身之内时, 它们之间便会建立起一种动态平衡或稳定有序态, 使人工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达到一种动态平衡, 使人类的生存发展同全球生态系统的健全与发展达到一种和谐状态[4]。如果我们不顾生态规律, 一味掠取自然资源以获取眼前的经济效益, 这个经济效益将随着自然资源的枯竭而效益递减, 直至不再有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 随着自然生态系统与人工生态系统之间耦合关系的不断改变, 以及各种局域生态系统乃至全球生态系统已形成的动态平衡与稳定的有序态不断打破, 人类往往就会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 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和报复。这种发展经济的做法不能保证自然资源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利用, 不能保证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 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 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

循环经济强调要实现物质资源的永续利用, 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是一致的, 循环经济蕴含着深刻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思想。循环经济的指导思想是遵循人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它的最终目标和归宿是追求社会、生态和经济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它对资源的使用采取“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模式, 遵循“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原则。减量化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物质量;再利用目的是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再循环旨在将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以减少处理数量。循环经济在不同层面上将生产和消费纳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中。传统工业经济的发展模式将物质生产和消费割裂开来, 形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恶性循环。循环经济实践要求在三个层面上将生产 (包括资源消耗) 和消费 (包括废物排放) 这两个最重要的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一是企业内部的洁净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二是共生企业间或产业间的生态工业网络;三是区域和整个社会的废物回收和再利用体系。

2 生态伦理思想的道德规范蕴涵着循环经济的主要内容

道德规范是根据一定的道德理念而提出的行为准则。生态伦理思想自产生以来, 在其理论不断地走向成熟之时, 其公平理念也在不断地见之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践, 这种实践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模式必须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三大基本原则。而生态伦理思想的洁净生产、合理消费和适度人口的重要道德规范正是这三大基本原则的真实表达, 因此, 对现存经济活动实践提出伦理规约, 就是一方面要运用生态伦理思想的理念对经济活动的两个重要环节即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进行合理规范, 另一方面对生产行为主体和消费行为主体提出伦理准则, 这也是循环经济中生产循环和消费循环协调统一的完整体现。

2.1 洁净生产伦理准则是循环经济的本质要求

循环经济的前提和本质是洁净生产, 洁净生产的基本精神是资源削减。洁净生产是循环经济的基石, 循环经济是洁净生产的扩展。在理念上, 它们有共同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在实践中, 它们有相通的实施途径, 应相互结合。发展循环经济就必须以洁净的生产过程进行生产。洁净的生产过程是指将洁净生产的理念贯穿于从原材料投入到产出成品的全过程之中, 包括节约原材料、替代有毒原材料、改进工艺技术设备, 并将排放物和废物的数量与毒性削减在离开生产过程之前, 完善生产管理, 实施洁净生产审计, 减少生产过程中各种危害环境的危险中间产品的产出, 从而实现减量化的目的。洁净生产的实质是贯彻污染预防原则, 从生产设计、能源与原材料选用、工艺技术与设备维护管理等社会生产和服务的各个环节实行全过程控制, 从源头上削减污染, 提高资源利用率, 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 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概括地说, 洁净生产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四个方面, 即洁净的能源、洁净的生产过程、洁净的产品和洁净生产的全过程控制。洁净产品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其技术先进性。先进性意味着结构简单、制造方便、功能实用、性能可靠、便于维修以及报废后便于回收处理。传统产品包装一方面要消耗大量资源, 另一方面在包装过程和拆装使用后往往还产生大量的废弃物, 尤其是一些塑料和复合化工产品很多是难以回收和再利用的, 只能焚烧或掩埋处理, 往往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洁净产品都要实行绿色包装, 即适度合理的环保包装, 反对奢华的包装, 这种包装在生产、使用、回收等各个环节均对生态环境没有污染和破坏作用, 并且不会引起任何不利影响, 其意义在于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 同时还要兼顾包装废弃后的再回收利用, 即洁净产品的包装摒弃求新、求异的消费观念, 简化包装, 并尽量选择无毒、无公害、可回收或易于降解的材料。洁净生产是实现再循环原则的重要保障。再循环原则要求通过对在源头不能削减的污染物和经过消费者使用的包装废物、旧货等加以回收利用, 或者将该种废旧物品资源化以后形成与原来相同的新产品, 或者从中分离出可转化资源的物质而形成与原来相异的产品或能源, 只有当避免废物产生和回收利用不能实现时, 才允许将最终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要求产品的制造者在生产时应预见该产品在消费后的使用价值, 并从技术上预留废物利用的可能性, 利用优先于清除, 废物利用必须是无害化利用, 废物清除必须是以对环境有利的方式进行。可以说, 再循环在循环经济中是上一个循环的结束、下一个循环的开端, 而洁净生产是实现再循环上述功能和目的的重要保障[5]。总之, 洁净生产的要求是循环经济生产循环的根本要求, 也是循环经济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 在一定的意义上, 洁净生产的伦理准则是循环经济的首要准则规范。

2.2 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消费伦理规范是循环经济消费理念的体现

作为一种新的环保理念, 循环经济的消费理念集中体现为对工业文明以来盛行的消费主义的批判和摈弃, 积极倡导一种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消费观念, 这种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消费观倡导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适度消费就是在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基础上, 人们的消费不超出自然的承载能力, 并杜绝过度消费和避免超前消费。适度消费是对环境友好的合理消费的体现, 它以获得基本需要的满足为标准, 而不是鼓励对物质资源无止境地占有, 并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改变挥霍性的消费方式。虽然人们需要的内容和水平是不断发生变化的, 但不论怎样变化, 都应限制在生态环境所能允许的范围内, 特别是要避免和限制奢侈消费和过度消费。绿色消费是当代人类消费道德的一种新境界, 要求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自觉抵制对环境有不利影响的物质产品和消费行为, 购买在生产和使用中对环境友好以及对健康无害的绿色产品。绿色消费要求消费者自觉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 通过自己的消费理念和购买行为去影响企业, 增加其生产绿色产品的压力和动力, 促使企业向循环型企业转变[6]。因此, 倡导并力行循环经济的消费理念, 大力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 进行一场消费方式的彻底革命, 确立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消费伦理规范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 摈弃消费主义在我国的泛滥, 切实促进循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3 适度人口伦理规范是循环经济人口生产理念的必然要求

从适度人口伦理规范来看, 这既是对人类自身生产的一种伦理道德规范, 也是生态伦理规范继洁净生产、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消费之后在人口生产上的逻辑必然。一般而言, 适度人口包括三个方面, 即人口的数量控制、人口的质量提高、人口的结构优化, 这三点也就是适度人口作为生态伦理思想道德规范的三层具体要求, 是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在人口生产上的必然措施。首先, 控制人口数量, 是指在人口对环境造成压力的情况下, 根据现在人口数量过多及增长过快的现状对人口数量及增长率加以合理的控制。其次, 提高人口的质量, 这和控制人口数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良好的环境有利于提高人口质量, 而恶性的环境则制约着人口质量的提高, 因此, 改善环境质量乃是提高人口质量的必要前提。最后, 优化人口结构, 主要包括人口生理和人口分布上的结构。人口结构之所以要优化, 是因为人口结构与环境也具有意义相关性, 人口结构的优化关系着全球的社会稳定, 关系到人类的物质幸福和环境的完整性, 关系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性。鉴于人口对环境的巨大压力, 《21世纪议程》建议, “要详尽地研究人口问题, 有必要更深入地理解人口统计动力学、技术、文化行为、自然资源和维持生命系统之间的关系。”[7]适度人口是减缓、改善人口问题的合理设计, 它的落实既需要国家相关政策的配合、国际社会的协调, 也需要公民自身的人口生态意识的提高, 因此, 它是一种关心全球的类伦理规范和关心地域的群伦理规范, 也是关心自我的个体伦理规范。

通过对生态伦理道德规范的认识和理解, 我们会进一步地发现循环经济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循环问题, 它应是整个人类、社会、生态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全部环节的整体循环, 这种循环包含着“人——自然——社会”三维复合系统中具有经济意蕴的全部循环的总和, 主要包括生产循环、消费循环、交换循环、分配循环、人口循环、劳动力循环、生态循环、社会循环、资源循环等方面, 只有整体层面的循环才是循环经济的真实意蕴。

以上是从生态伦理视角来认识和理解循环经济的本质特征。在循环经济系统中, 认真贯彻生态伦理“公平”这一基本理念, 并使循环经济成为一种全新的公平经济;在践行公平经济的过程中充分再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 ”使循环经济本质上归属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经济, 是在“人——自然——社会”三维复合系统中为实现社会、生态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存在的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告诫我们, “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8]我们要避免“竭泽而渔”的做法,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真正体现生态伦理的基本理念,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更好地实现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2]吴季松.新循环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90.

[3]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王维, 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80.

[4]王贵友.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84.

[5]白露.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的作用机制探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3 (6) :98-99.

[6]王云霞, 王国弘.循环经济下的消费伦理转向[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07 (2) :99.

[7]万以诚, 万妍.新文明的路标:人类绿色运动史上的经典文献[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48.

全面小康社会的生态型经济伦理观 篇3

一个发育的生态和谐社会的生态伦理，其内在的生态道德蕴涵和自然礼仪规则，使公民在生态社会共同体生活中能够和平友好地与自然相处在一起，避免因自然价值观与生态利益的歧异，而造成生命、利益、精神与心灵上的冲突。所有公民个体与自然的和谐一致是整全式的局面。它是在生态交往中的和谐，是在共生互动中的和谐，是在动态融合中的和谐。它构造了生态和谐社会生态伦理的有效道德谱系。此种道德谱系体现了整全的自然与去蔽的自我，体现了处理公民与自然相互之间良好关系的社会秩序。

一个发育的生态和谐社会的生态伦理，造就“好的生态举止”与“好的自然礼仪”。好的生态举止，是公民内在良好生态道德素养的外在反映;好的自然礼仪，是公民良好生态行为习惯的综合结晶。它们作为新常规，是一种抽象的生态伦理共识，是在法律体系之外普遍的自然道德法则。对一个发育的生态和谐社会的生态伦理，对其形成背景及其存在条件的考察，值得研究。

首先，一个发育的生态和谐社会的生态伦理，植根于坚实的中国情景。一个发育的生态和谐社会，不仅是一个价值判断，更是事实描述。我们注意到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生态社会的第三空间;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固然重要且不可或缺，但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这一空白领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去填补，一种新的道德机制去调节。例如在我国以生态文明智库组织为代表的环保运动，它是在市民社会的民间组织所推动下产生的，已越来越凸显出其非政府组织的民间份量，并生发出政府的强力管制与市场的无形调节都无法有效解决的新能量。它“表明了生态价值观在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胜利，这是一个倡导‘自然契约及全球公民权的时代”。

一个发育的生态和谐社会的生态伦理，实际上涉及到中国情境生态和谐社会生态伦理的形成背景。与经验性研究相延续，这一类学理性研究更注意其中涉及生态社会历史感的理论问题，首先是在中国语境中运用生态伦理这一概念的正当性和有效性问题。作为对西方历史经验中自然生活关系方面的概括，一个原本是西方道德哲学范畴上生态伦理的概念能否被运用于一个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中国社会历史情境？或者，即使可能，它究竟是一个有助于人们了解和说明这些社会的分析工具，还是一个伦理概念，甚至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些问题都需要被提出来加以澄清。

传统中国历史中“人本式的臣民伦理”的深厚积淀。春秋以来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政治伦理系统，是以家族之个人纳入国家体系而作为其成员之一的道德规范要求。人事之尊，胜过自然之事。君主之制与君臣之义，对普通老百姓所形成的社会钳制是一种政教合一组织纲常名教的深厚力量所在，它也无形中构成支配自然的传统道德力量。君为臣纲，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而人为物主，则表达了传统中国社会生态伦理观念的缺失。在以人事为本位的儒家道德政治格局下，等级身份来自人与自然有别，来自于人在社会有别上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的敬天尊祖，也就是敬君爱民。但在儒家伦理的内在格局中，敬君是实，爱民是虚;与其说“爱民”，不如说是“欺民”，民众臣服于天，意味着只有臣服于君主的义务，却没有个人抗争的权利。尽人事，知天命，把自然摆在被动的地位，往往也容易陷入被人所支配的地位。“天”这个大自然，配合一种根深蒂固的臣民伦理，其实只是供人景仰祭拜的对象，并没有真正成为具有内在价值的主体，可见传统儒家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中国社会历史的自然道德积淀。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但喜忧参半，一方面，受制于中国社会传统小农经济模式的影响，人口基数大、经济基础薄弱、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均、以及城乡二元化结构与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制约，导致高能耗、高污染、低增长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以破坏环境资源为代价的非生态发展，导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陷入二律悖反。但毋庸置疑，从计划经济与环境污染的困境中走出来的当代中国经济，在九十年代末以来正在持续地推进生态发展的路径选择，但经济的压力与环境的压力一样还在反复出现。市场经济及可持续发展的走向，深深地影响着生态伦理在当代中国的建构。市场经济的建设，既使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也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管理组织和管理方式。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对“利益与效率”的价值追求，也往往成为人们在其它领域所追随的目标，甚至成为牺牲生态环境、追求经济效益的借口。这种道德错位的现象，往往影响了公民正确的生态道德判断。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毕竟是阻止环境恶化的观念范式，它也对当代中国生态社会的道德形态提出了新的要求。

现实中国社会环境道德滑坡的危险趋势。无可讳言，当代中国生态社会的发展，在一个有利于发展的“黄金机遇期”的背后，也预示着一个“矛盾凸显期”的到来。在利益矛盾与阶层分化加剧的趋势下，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也体现为“异质性”和“分化性”。公共社会的生态道德共识在经历着现实生活的碰撞与摇摆之后，不仅不容易形成，相反它还有可能转化为道德歧异。一种统一的环境道德价值评价和生态意义系统的约束已趋于分散，传统高大全式的生态道德价值信念的存在样式已向底线伦理状态转变。在不同自然主体之间利益争夺的背后，往往是生态道德价值的分裂;在物质社会成员其个人欲望不受节制的环节，生态道德规范的失效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不同生态交往对象相交涉的利害竞争关系，及其不断出现新的生态道德悖论，使原有完整的生态道德主体在逐渐的破碎化。不合宜的自然行为举动与合宜的生态价值尺度的缺失，及其处理这种关系的环境道德规则的无奈，使之强化为越来越浓的生态道德怀疑感。生态社会的道德滑坡，也正是人的生态精神滑坡。一方面是人的自我控制能力的减弱;另一方面是人在物质主义时代不必要的生态道德困惑也愈来愈多。

多元的生态价值选择所带来的道德分化的事实。在现代生态社会结构当中，道德分化才真正作为一个问题凸显出来。因为多元生态价值观的选择与多样化的生态生活方式，使现代人不再执著于唯一的道德信条，甚至也对生态道德信念产生了犹疑不定的感觉。而且与传统社会氛围相反，现代公民以法律意义的存在为一种实在，因此表现出对生态法律的过分热衷，对生态道德规范的轻视。一方面，生态道德被漠视、被边缘化、被排斥;另一方面是不同生活空间、不同社会人群、不同领域范畴所存在的不同样式与要求的生态道德规范，使一致、统一的生态社会道德体系有分崩离析的危险。于是，统一性的生态道德正在逐渐趋于瓦解，道德存在样式的生态多元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其直接后果就是使原先固态化的生态道德体系逐渐分化。“局部性”的生态道德，正在取代“全局性”的生态道德。在此背景下，现代人的生态道德立法在原则上拒绝公共生态社会外在地为个人立法，而是要求从个人的切身境遇中内生出与各自领域相适应的独立的生态道德价值和规范。“生态道德分化”，也随之转化为局部性、游离性和原子性的生态道德个人化。而生态道德个人化与生态道德价值的“私人化”，使公民在对生态道德做随意扭曲与个性化理解的状况下，也使生态道德规范本身呈现碎片化;领域分化、价值分化与规范分化的生态道德，不仅失去了连接生态社会各部分纽带的功能，而且也不能实现生态社会有机整合的作用。生态道德境遇主义，使生态道德规范主义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完整的生态道德体系被割裂，各个不同的生态领域被放置了不同的生态道德要求，尽管公民自身都有着自己的生态特殊目标和追求，但统一性的生态道德规范的退场却无疑是生态社会道德滑坡的写照。

公民对自然主体性确认的生态民主化潮流。随着生态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公民对自然及其个体力量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成千上万心力交瘁生活在过度文明之中的人们开始发现：走进大山就是走进家园，大自然是一种必需品，山林公园与山林保护区的作用不仅仅是作为木材与灌溉河流的源泉，它还是生命的源泉。”自然界成员既是自身的主体，又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主体;公民融入自然，既是现代人对未来生存方式与居住环境的生态需求，又是21世纪迈向生态文明的人们的共同梦想。在个人生活领域处理个人事务时自我决定，在公共生态生活领域处理公共事务时共同决定。这是生态政治民主化进程尊重公民意愿表达的结果，也是民主实践内在蕴含的自决与公决形式的结果。特别是现代公民一方面积极参予公共领域的公众事务，另一方面更加关注自己的私权利，更加珍惜自己在私领域空间的自主权。在此，公民是自己的“立法者”，也是自己的“守法者”。个人生活方式、人生价值意义、生活目标选择都属于私人领域的事务，应该发自个人的内心权衡与良知决断。公民在私人领域拥有个人完全的治权，这种治权也表现为公民的自我承担与自我负责的意识，公共权威尤其不应该在公民的个人空间用一种强制性的手段来对公民发号施令。

其次，形成中国情境生态和谐社会生态伦理的基本条件。形成中国情境生态和谐社会的生态伦理，是一个从个人生态之善向公共生态之善扩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生态众意之好向生态公意之好的进步过程。它需要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条件。

需要生态社会整体观念的浓厚氛围。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社会观念，是一种系统观的存在。自然之于地球，就是一个部分之于群体，一个小系统之于大系统。自然之公的意义所在，就在于生态社会整体观念的浓厚氛围;而如果失去生态社会整体观念的浓厚氛围，就没有人诗意栖居的真正可能，也将失去整个自然界的美丽。毕竟自然界的非人动植物并非仅仅为了人类而存在，它们也拥有自己的独立于人类的需要和利益的目的;当众多的人以公民身份的名义组成社会，而公民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只有融入自然，才能找到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所在。而也只有生态社会整体感的存在，才能具备生态伦理的可能。因为生态伦理是面对整个生态社会生活的伦理，其生态生活规范是在一个生态共同体视域中形成的。它并不是单个人的伦理，而是公民与自然之间的生活规范。或者说，它是在当代中国生态社会的整体主义情境中蕴育生成的。

生态伦理是以公民为本的伦理，公民是生态伦理的主体或出发点。因此重要的是公民的存在、以及公民生态意识的存在，才能为生态伦理的生成创造基础。公民是一个主体自主性的存在，是权利与义务相匹配的存在;公民生态意识是对个体作为公民对自然界成员权利的自觉，是对自然界存在的积极、主动的观念认同，是对自然价值与生态权责义务的心理认可。健全的公民生态意识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生态价值观，是符合公共生态社会的理性精神。公民生态意识是形成生态伦理的价值基础，是生态伦理付诸实践的社会氛围。生态社会必须尽最大努力保证自然权利不受到非法侵犯，保证广大公民所赋予政府的公权力不伤害到自然个体的权利。公民生态意识的观念范畴，也折射为生态伦理的权利价值。因此，只有健全公民生态意识的深入人心，才能为生态伦理的实践提供有效的观念土壤。

需要公共生态交往的道德共识。生态伦理作为在公共生态生活中的道德共识，它是在公民不同形式的生态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生态道德共识是生态民主协商与生态道德权衡程序的产物，它并不是某个公民内在的道德心性;也不是由自然界外部强加，而是以生态现实为基础并从生态现实中内生出来，并是基于生态交往的共同社会生活所提出的生态道德准则。它需要一种物种之间自由平等的精神，更需要基于生态交互性的重叠共识。这种重叠共识意味着公民与自然界成员之间权利义务的互惠，也预示着公民与自然界成员之间可以藉着合理的生态道德规范来解决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越来越呈现出环境分化的异质结构特点的当代中国社会，生态伦理如若能成为一种把生态社会成员凝聚和结合起来的“粘合剂”，外在地需要公共生态交往的社会形式，更内在地需要一种来自公共生态交往而生成的道德共识，以作为统一的公共生态权威的精神力量，来协助政治力量实现生态社会整合。

需要在生态观念上“公德”与“私德”的区分。传统生态的一元化社会，不存在明确的公共生态领域与私人生态领域之分，公共生态领域糅合了私人生态领域，造成了频繁发生的生态公权力干预生态私权力的社会状况。因此传统社会的生态“公德”并不是真正的公共生态道德，它在统治力与社会风俗相结合、儒家人伦自上而下的渗透下，往往也就在诸多场合被指代为生态“私德”。 生态“公德”与生态“私德”的不分，导致生态公德私人化、生态私德公共化二者之间的错位;导致在该用生态公德来调控社会行为规范时，却不妥当地用生态私德来袒护;在该用生态私德来自我约束个人行为时，却不适宜地用生态公德来要求。特别是生态私德更是被罩上了生态公德的光环，没有了生态“公德”的生态“私德”往往只是个人的心性道德，在公共生态生活领域没有能力承担起规范个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交往、整合生态社会秩序的功能。但在现代中国社会，随着“公共生态领域”与“私人生态领域”的相对分离，生态“公德”与生态“私德”的区分也越来越明确化。生态伦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道德，它既尊重公民在私人生活领域的“生态道德自由”，更强调公民在与自然相交往的社会领域其行为的规范性;作为崭新的生态公德形式，它要求公民个人在公共它生活中必须接受公共生态生活规范的约束。个人的主体尊严与自然界成员的主体尊严，被同等地对待并相互地予以尊重，作为正式的生态要求被提出并获得了承认。

需要自觉信守的生态道德意志。尽管生态伦理不再属于个体私人性的良知决断，它在一个扩展性的公共生态生活领域已呈现出某种普遍的性质。但它并不是一种先验的绝对生态命令，它饱含了现实性与经验性的生态描述，是体现在公民所经历的每一个与自然相处的环节。因此无论是社会的公共生态生活，还是个人的私人生态生活，公民如若缺乏自觉信守的生态道德意志，就往往会失去生态伦理的佑护。因为生态伦理也可能在社会现实经济生活中陷入了一种伦理悖论之中，在此强有力的生态道德意志，构成了生态伦理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生态道德意志是一种在环境道德冲突境遇中用于有效支撑生态道德判断的内在动力。它构成了生态伦理用以规范公民之间交往行为、调节公民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进行生态社会的整合以维持生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可以说，生态道德意志是整个生态伦理结构的内在构成要素。

全面小康社会的生态型经济伦理观 篇4

西方市场经济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西方市场经济伦理思想逐渐形成于欧洲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蜕变的`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市场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宗教背景、经济背景、政治背景、伦理背景.

作 者：章松松  作者单位：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西,萍乡,337055 刊 名：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BE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年，卷(期)： 24(7) 分类号：B82-053 关键词：市场经济   新教改革   功利主义  

全面小康社会的生态型经济伦理观 篇5

作者:徐延辉 来源: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资本”及其实物形态的变化过程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范畴: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土地和资本三要素,到新古典经济学引入企业家管理才能变成四要素,经济学关注的资本始终是可以量化分析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对于难以量化分析但对经济运行又确有重大影响的非经济因素,经济学家却采用“假设其他情况不变”的方式将其排除在模型之外。而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个人品行以及企业家的社会声望等非物质资本是企业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对企业以及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本文拟从经济社会学入手,对企业家的伦理行为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加以深入探讨。本文所使用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基于个人品行即信任而产生的动员社会稀缺资源的能力。

企业家伦理行为在经济学分析中的缺失: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

企业家的伦理行为或企业家精神属于影响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一般不属于主流经济学探讨的范畴。但是,也有学者比如查尔斯·维尔伯等经济伦理学家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吸收伦理学思想,因为伦理价值观有助于经济学家建立自己的研究范式,解决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即现实经济怎样运行以及应该怎样运行的问题(维尔伯曾详细地讨论了关于伦理学介入经济学的三种不同方式,见Wilber ,1998)。但是,自从20 世纪30 年代那场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后,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价值观,伦理学与经济学逐步分离,使企业家精神这一影响企业发展方向的重要变量从主流经济学分析中逐渐消失。

经济学为了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而逐渐摆脱伦理学,这对经济学作为一门了解人类经济行为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壮大是极其不利的。伦理学者道格拉斯·维克斯认为,由于排除了道德关怀,经济学正变得日趋贫瘠(Vickers ,1998 :1509104)。

企业家伦理与企业家精神:社会学与伦理学的融合

上述分析表明,经济学所关注的企业家(及一切经济主体)是其行为的理性特征方面。“理性”是古典经济学和古典社会学等许多学科领域共同关注的话题。当代经济社会学家斯维德伯格认为,在经济学以外的学科当中,理性一般被当作一种变量来探讨,只有在经济学当中,理性才被当作一种前提假设、一种固定的行为特征而贯穿于一切经济模型之中(Swedberg , 1998 :135)。社会学对企业家行为的探讨超越了经济学的狭隘界限:它一方面肯定了企业家行为当中的理性因素,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企业家行为当中的伦理道德因素。将企业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进行理论研究的典范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企业家(及一切经济主体)的行为做了宗教上和伦理上的分析,认为贪欲或赚钱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因为贪欲是一切社会一切主体的共有特征,资本主义精神与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而在于经济主体尤其是企业家群体所奉行的伦理准则。韦伯在书中,曾大段摘录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格言,认为富兰克林所宣扬的不单是发财致富之道,而且是“一种奇特的伦理”。比如,富兰克林认为,信用就是金钱,善于准时偿付借款的人是别人钱袋的主人,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屑也要尽力避免。除了勤奋和节俭之外,与他人交往守时公正并奉行诚信原则对年轻人立身处世最为有益(韦伯,1987 :3358)。企业的社会网络是指企业在产品的产购销过程中与其他贸易伙伴所发生的一些长期性和重复性的社会联系。社会网络对企业生产函数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两种效应:一是网络规模越大,能为企业提供的信息、资金等稀缺资源就越多;二是网络密度越高即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动越频繁,为企业提供的社会资本的质量就越高。对于第一种即网络规模效应,学界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对于第二种即网络密度效应,目前还存有争议。（注5）我们认为,网络密度与社会资本正相关假设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论证。

其一,从社会互动角度来看,网络密度较高意味着网络成员之间保持较为紧密的联系,在联系密切的网络中,成员之间一般都保持较高的互惠性期望和较为明确的惩罚性规则,因而网络能为成员提供真实的收益(或成本)。其二,从经济学实证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提供许多经济交往的经验数据对此加以经验支持。比如,在世界贸易发展史上,贸易格局曾发生如下规律性变化:二战之前,世界贸易主要发生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二者之间的贸易数额占世界贸易总量的50 %左右;而在20 世纪6034 % ,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数额跃居世界首位,占世界贸易总量的45 %256)。

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三大要素,依其对企业生产函数的贡献率可以将其排序为:企业家个人品行、员工个人品行以及企业产品的社会形象。

企业家(包括企业的决策群体)的个人品行位于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三要素之首,而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又是依靠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推动、建立和扩张的,因而企业家个人品行实际上变成企业社会资本之中最重要的变量。那么,企业家的个人品行又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呢?

笔者认为,企业家的个人品行主要是指企业家的伦理道德行为,包括前文所述的各种行为。除此之外,还可以从社会互动角度,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个人道德水平的培养过程:一是从先赋资本角度来看,遗传及家庭(或家族)声望对个人品行具有重大影响,前者决定个人的可教育程度及可塑性大小,后者则是个人社会资本的先天占有量,它可以是正数(当家庭声望较高时),也可以是负数(当家庭声望较低时)。二是从社会交往角度来看,受教育程度及工作经历都可以塑造个人气质,较高的文化素质有助于增加个人的社会责任感,所谓“儒商”即被引申为品格高尚的、胆识才能俱备的、言行一致的儒雅之士(马涛,2000)。工作经历是个人实现社会交往或与他人发生互动的主要形式,库利曾把人的生命归因于两个因素即遗传和社会,认为“人的社会生命起源于与他人的交流”, “人类本性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可教育性”(库利,1989 :

8、21),正是社会交往不断地改变和塑造着个人的品行特征。

员工个人品行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员工的敬业精神方面。员工的工作成效只要符合企业工作标准就应视其为合格职工,但经验研究表明,在许多成功的大企业当中,职工的努力水平常常超过企业要求其达到的努力水平,效率工资理论对此给出了较好的解释。但是,阿克罗夫(George A.Akerlof)认为,职工并非根据正规的、制度化的工作标准来工作,而是根据非正规的努力准则来工作的,这些努力准则并不是个人拥有而是集体所共有的、源于职工之间的情感比如友谊、或者出于职工对企业的情感比如忠诚而产生的一些不成文的规定。职工按照这些标准工作,其劳动成果超出企业标准的余额相当于职工送给企业的礼物。作为对员工超常努力及其高昂士气的一种奖励,企业回赠给员工以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即效率工资,这样,在企业及其员工之间就实现了“礼物交换”(袁志刚,1997 :142)。从阿克罗夫的礼物交换模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规范(social norm)对员工及对企业双方的内在影响,具有互惠性质的社会规范内化于员工及企业家的伦理道德之中,对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积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第三个变量是企业产品的社会形象也即通常所说的“品牌效应”。产品作为人类劳动的物化凝结,本身没有思辨能力或行为能力,从表面上看与本文所采用的以“信任”为核心思想的社会资本概念似乎相去甚远。但是,笔者认为,产品作为人类劳动的物化形态反映了其生产者的价值理念,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并流向市场,企业家及其员工的伦理思想就会通过这一媒介形式传递给消费者。如果说企业家及其员工的个人品行是“静止的”社会资本,那么其产品则是“流动的”社会资本,它会无声地传递企业的价值理念,为企业带来巨额物质资本。关于产品信誉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信息经济学奠基人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J.Stigler)曾有简短而精彩的描述,他说“商誉”这个概念,可以定义为“顾客无须不断搜寻(即只须偶尔核实一下)就会不断光顾”(施蒂格勒,1996 :82)。信誉可以保证消费者对于某种品牌产品的信心,节约消费者的搜寻成本,有助于增加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经济福利。

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的意义

有关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影响的话题国内学术界讨论颇多,见张其仔(1997;2001)和李惠斌、杨雪冬(2000)等。在本文中,我们将企业家的伦理行为即企业家的个人品行引入企业的社会资本变量之中,又将社会资本引入企业的生产函数之中。那么,企业家的个人品行对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具有哪些影响呢? 我们将其归纳为两种效应。

第一是内生增长效应。

本文认为,在企业的生产函数当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产出增长的“硬件”,社会资本则是经济增长的“软件”, “软件”与“硬件”的关系是:社会资本借助于人力资本并通过人力资本作用于物质资本而提高企业全部资本的生产效率。虽然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内化于经济主体的伦理道德是无形的,但是其载体却是有形的,在本文中这些载体就是企业家及其员工。本文的分析表明,具有勤俭敬业、诚实守信等道德品质的企业家及其员工的伦理行为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而一定时点上企业家及员工作为一个整体其行为方式又受过去人们的行为方式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一定时点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资本存量的大小要受过去人们行为方式的直接影响,并对现在及未来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巨大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个人品行对经济增长具有内生效应。

第二是向外溢出效应,它有两层涵义。

首先,由于企业家及企业产品良好的社会形象会引起其他经济主体的模仿行为,从而使良好的个人品行具有扩散效应。经济学家阿克罗夫和曼斯基(Charles F.Manski)等人曾经分别对社会互动中的个体行为做过深入研究,结果发现“身份”(identity)具有激励作用,人们会有意识地选择理想的身份并按理想的标准去行动。美国社会学家库利也对人的“社会自我”意识做过心理分析,认为荣誉感是一个人最基本、最真实的自我, “生命对荣誉的追求在人类行为中绝不是一种浪漫的需要,而是真正达到人性水平的标志,是人类特有的东西”(库利,1989 :153-154)。进入更高级的群体、受到更多的人尊重,这种动机遍及一切人类,它会促使人们遏制自己的不良行为,按照理想中的企业家的行为模式去行动。

其次,社会资本的本质内涵在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信任程度越高、信任范围越广,社会资本的质量就越高。良好的个人品行首先是互动之中他人信任的基础,同时也意味着主体对他人的信任,也即主体对彼此诚实的作风、互惠合作意向具有确定性的预期。只有诚信扩展为社会交往的普遍原则,信任超越了亲情和人情的狭隘界限变成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一个国家才是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之国。（注6）

通过本文研究我们可以认为,只有当社会信任遍及人类一切交换行为,只有当法律法规等“硬性制度”仅仅作为他律用以约束少数人的行为、当社会信任成为“看不见的手”作为自律自发地约束多数人的行为,只有那时我们才能认为社会交换已经接近“帕累托最优”即最有效率的交换状态,我们孜孜以求的市场经济才不仅具有形似而且具有神似:因为只有社会信任才是市场经济的真正灵魂。

注释：

注1：布罗代尔在其《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商品交换是一方无峰无丘、削平了的地盘,这是中国资本主义未能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布罗代尔,1997 :22)。

注2：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效率工资理论”,由著名的经济学家索洛、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等人于20 世纪80 年代正式提出。虽然该理论的分析工具比较前沿即使用信息经济学关于雇主和雇员拥有的信息不对称的方法来论证高工资与高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从结论上看,社会学家韦伯早在20 世纪之初(写出本文的时间为190461)。

注5：边燕杰等人在讨论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时,提出社会网络密度与社会网络资本总量呈负相关的假设(边燕杰、李煜,2000 :7)。

注6：杜恂诚在研究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时发现,近代中国的企业绝大多数采取家族式的组织方式,中国企业家第一相信亲属,第二相信同乡。在上海等通商大埠中,做生意的人都以同乡关系结帮:广东人在一起结成“广东帮”,宁波人在一起结成“宁波帮”„„诸如此类的还有“苏州帮”、“无锡帮”等等。不仅企业家结帮,而且企业中的工人也以同乡关系结帮,工人传授技术也只在帮内进行(杜恂诚,1993 :1331905 年)即已提出了效率工资思想,这不能不令当代经济学家汗颜。

注3：熊彼特认为社会资本概念可以从真实资本概念中引申出来,但仅仅作为私人资本加总才有意义。除此之外,资本作为支付手段只有在私人手里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因而讨论社会资本是没有意义的(熊彼特,1997 :137)。

注4：张其仔曾将社会资本的定义归纳为四种:第一种是指社会网络,第二种是指社会规则,第三种是指规则、网络与信任,第四种是指蕴于社会结构之中的个人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张其仔,2001 :59134)。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方式的当代版本,例如在北京的“浙江村”等等(见项飚,2000;刘林平,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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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小康社会的生态型经济伦理观 篇6

在我国, 由于生态经济建设还不发达, 区域经济形态进化不平衡, 大多数地区的产业结构还处于粗放型增长的阶段。在那些地区, 环境破坏型的粗放生产企业形成了聚集的规模效应, 一些外来的有良好企业生态责任信誉的企业甚至遭遇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学现象。而生态经济伦理对整个产业体系生态化转型的作用是先作用于市场和政策制定层面, 再通过市场等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倒逼企业组织参与生态经济建设的活动中来的这么一种作用顺序实现的。所以, 区域宏观环境中的生态经济伦理建设水平会对区域内的企业产业进化和业绩发展情况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意识形态对生产关系的反作用, 也是宏观环境对产业体系乃至企业内部发展的调节。

因此, 从生态经济伦理的视角出发, 探讨这种意识形态以何种方式对于我国企业生态化发展的宏观环境产生影响, 对我国企业在企业伦理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本文采取管理学环境分析法中适于企业外部宏观环境分析的PETS分析法, 从生态经济伦理的意识、关系和实践入手对生态经济伦理影响企业产业生态化的各项因素进行分析。所谓PEST即political (政策) 、Economic (经济) 、Sociocultural (社会文化) 以及Technological (科技) 分别描述性分析这四种隶属于外部环境的因素, 是本文PEST分析法的基本思路。 (见表一)

一、政治环境分析

目前, 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生态文明的建设现在已经成为了关系我国执政党发展前景的重要方面。在2012年召开的十八大会议报告中, 首次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章,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些, 都是生态经济伦理意识作用于宏观经济环境政治层面的直接表现。

从生态经济伦理的关系角度来看, 我国政府也改变了过去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的关系模式, 首次将环境保护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 从理论上明确了提供具有公共服务属性功能的环境产品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

另外, 我国自1989年颁布《环境保护法》以来, 又出台《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不断完善和补充生态文明建设有关的法律法规。近年来环保部门出台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文件, 体现了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意图改变部分企业污染成本低于治理成本的现状, 引导非生态经济企业退出市场的趋势。

二、经济环境分析

目前我国财政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不断增加。环境保护投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占固定资产投比例、弹性系数等方面均呈上升趋势, 在“十二五”期间仅中央财政就节能环保项目重点投入就有3.6万亿元。另外, 对消费税等税收制度改革的也增强了税收在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调控作用;另外通过完善排污收费制度, 开征水资源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等多项收费项目, 引导企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对开展资源综合利用与治污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 鼓励节能环保。

我国政府在“十二五”计划中提出了建立全国性质的水权、碳排放权、排污权、节能量四大类生态产权交易市场的规划, 地方政府和一些经济组织在生态产权交易市场的实践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以碳排放交易为例:目前, 我国在包括北京和广东在内的7个试点省市都已经建立了碳排放交易市场, 截止到2014年10月, 这些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金额突破了5亿元人民币。另外, 近年来各地政府和企业还以项目合作的形式进行了一系列包括排污权转让、水权转让、生态林建设等生态产权交易。比较典型的有由安利集团投资于2010年开始建设的内蒙古阿拉善盟碳汇林建设项目, 以及2011年完成的株洲清水塘工业区内部大气排污交易项目。这些生态产权交易实现了将企业环境责任外部性的内部化, 刺激企业提高生态经济效率。为传统经济伦理中企业“经济人”角色的盈利需求与“社会人”角色的环境保护需求提供了协调的新方案。

三、社会文化环境分析

随着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锐减、全球变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的出现, 人类社会的环境意识开始觉醒, 各经济区域内的生态运动也开始崛起。

生态经济伦理一般通过影响消费者或其它市场经济参与者的消费和投资倾向来实现其对于产业系统中企业外部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力。具体的表现是一种流行于消费者群体之中的“绿色消费观念”。所谓“绿色消费”是指为了实现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而提出的、以遵循生态规律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下的一种消费模式。它有三层含义:一是消费者在消费时要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过程中要注意对垃圾的处置, 不造成环境污染;三是要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 在追求生活舒适的同时, 注重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能源, 以实现消费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消费观念的流行促使企业建立循环生产模式、改进生产工艺、采用环保材料和包装等;并且在促销的过程中强调产品和服务的生态属性, 树立企业环保和节能的形象。家乐福自2008年起在中国市场采取500g以上的打包商品才向消费者提供环保包装的做法反而广受消费者群体的欢迎就说明了这一点。

另外, 在生态经济伦理影响下, 包括媒体、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非政府组织) 等社会舆论广泛参与对相关产业中企业生产项目的监督。构建了社会与企业新型的环境责任互动机制, 不但使银行等其它经济单位在向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关注生态环境领域, 也使企业在对外公关的过程中重视自身的生态文明形象。如果企业忽视生态经济伦理对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那么后果是严重的。如在2012年宁波市镇海发生的“PX项目事件”就导致该市化工企业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个案例就是企业在公关过程中忽视了社会舆论的影响力导致的。

四、技术环境分析

作为一个跨学科概念, 生态经济伦理在我国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相关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发展。在景观生态学、生态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管理等学科领域都产生了基于生态经济伦理角度的新的研究成果。这不仅说明生态经济伦理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而且反映了生态经济伦理研究的跨学科性质。

这些理论研究的成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转化为了诸如生态工业园、循环农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开发等一系列新的生态经济形式:比如我国两广地区的基塘循环农业模式和全国各省涌现的生态工业园区。并为我国企业乃至产业实现生态化产业转型提供技术支持, 这属于生态经济伦理实践的范畴。

此外, 政府部门也加大了对生态技术发展的支持力度, 制定《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等政府采购办法, 从政策层面引导“绿色”技术研发, 客观上推动了生态技术的进步。

五、启示

在我国实现产业转型、建设两型社会的背景下, 生态经济伦理对于我国企业所处的发展环境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针对影响因素, 我国企业管理者应该首先从企业伦理角度, 摒弃传统的将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业绩增长对立的“经济人”角色, 主动承担企业生态责任, 参与到整个经济系统的生态经济伦理实践活动中去。具体的做法是:明确自身的企业转型定位, 配合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 适应产业转型的经济形式;积极参与区域产业整合的过程, 抓住生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机遇以实现产业技术升级;并且, 把生态文化建设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 一方面向外部社会宣扬自己的生态理念, 推广企业的生态企业形象;另一方面在企业内部倡导资源节约、绿色生产的组织文化等。

参考文献

[1]诸大建, 朱远.生态文明背景下循环经济理论的深化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3, 02:207-218.

[2]史巧玉.产业生态化研究进展及其引申[J].经济问题, 2013, 10:9-14.

企业社会责任担当的经济伦理分析 篇7

摘要：目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但经典的企业理论由于秉持利润最大化原则，对此并不是持十分赞同的意见。事实上，从经济伦理分析，作为经济主体的现代企业，不仅是道德主体，其经营行为也具有一定的伦理动机，因而企业的经济行为，也是一种道德行为。企业及其经营行为的道德关涉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成提供了逻辑前提，也使得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具有了可能性。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道德主体；伦理动机；道德关涉；经济伦理

一、企业组织的道德主体地位

自由经济理论的旗手、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密尔顿，弗莱德曼认为，只有人才具有主体资格，企业作为一个整体，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不可能像人的个体那样去为其行为及其后果承担责任，因而不可能作为道德主体。弗莱德曼的观点引来为数不少的追随者。约翰·R·丹恩利指出，企业作为一个集合体，不同于那些有意图的人。当谈到企业是有责任的时候。是指企业中的“某些人”是有责任的，因为只有那些在企业中的个人才具有担当责任的主体资格。持此观点的人认为企业根本不应该被指望具有同人一样的道德属性，作为一个组织它不具有主体资格，也不具有道德主体地位。

弗莱德曼等人基于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性质进行了抽象理解，然而，深入分析道德主体的特征及企业组织的现实性特征，可以发现，企业的道德主体地位是不容否认的。

一般而言，道德行为主体具有如下特征：第一。理性。即行为主体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来处理问题。不冲动，不凭感觉做事情，对其行为及其后果有非常清楚的意识，有较明确的目标，并能进行合理的决策。第二，自为性。即作为道德主体，其行为的决策与实施是出于自我的意志，不受其他主体的强迫。康德之所以竭力推崇自由意志，黑格尔之所以强调必然的自在自为。就在于对道德主体这一特征的说明。第三，关系性。道德主体不是孤立的，它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受到这些关系的制约。正因为这些社会关系的存在。给道德主体的产生提供了客观基础。同时，道德主体的活动又不断产生新的社会关系，道德主体的行为就是对这些关系的处理与把握。

对照道德主体的以上特征。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企业，能否作为道德主体呢?首先，从理性能力来看。企业有内部决策机构，这是指导其行为的理性机制。这个内部决策机构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设定企业行为的目标，根据其获得的信息制定出实施行为的计划与方案。因此。企业内部决策机构的存在，保证了企业对其行为及其后果有明确的意识。其次。从自为性来看，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自我决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是市场经济体制赋予企业的主要特征，企业的任一经营行为都是企业根据市场变化主动作出的，企业理应为其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再次，从关系性角度看，企业不可能单独存在，它总是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并受一定的关系制约。企业的经营行为实质上就是与其他主体进行物质利益交换的行为，离开了这些关系，企业就无法经营下去。正是由于处在一定的关系之中，企业也就必然面对着如何处理与把握这些关系。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企业，可以作为道德主体。

当然，企业毕竟不同于自然人，它只是为了某个特定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其道德主体身份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人的道德主体身份，它也不可能完全享有人所具有的道德权利、承担人所具有的道德义务。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企业提出一定的道德要求，并不妨碍我们对企业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企业既不是机器也不是动物。它们是由人来运行的组织，而且正因为如此，即使它们不是道德人。但是却具有了接受道德评价的道德身份。”为此。夏普，佩因提出了“公司人格”观，认为公司是道德的行为人。而不像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公司是无道德的纯粹的功能性机构。公司不但能够执行某些重要的职能，也能够作出选择。具有独特的人格，并且能够和社会中的其他道德行为人进行交往。作为道德的行为人，人们至少可以期待它们通过遵守法律和基本的公正原则来履行对社会的义务。人们理想中的公司应该有更高的道德标准，它们在开展活动时应该遵守广泛接受的伦理原则，为它们的错误和不端行为承担责任。

二、企业经营行为的道德关涉

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一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从自利出发、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并且认为这就是经济人的理性。这就是企业的非伦理经营假设，其实质是认为企业经营行为与伦理道德无关，即所谓的“伦理中立”。根据这一观念，企业以利润为中心。只关注经营行为本身，只注重客观事实，注重完成任务的技术效果，至于所采取的手段是否具有价值合理性、所得结果是否具有伦理公正性都不是企业经营所考虑的范畴，也不会纳入企业的经营决策。

然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明确指出，自利不是人类的理性，理性并不等同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如前所述。企业虽不同于自然人，但它同样具有道德主体资格，因而，企业的经营行为就不单单是经济行为。对企业的经济行为不仅可以进行道德上的评判，而且其行为本身也蕴涵着一定的伦理动机，企业的经营行为不可能无关于伦理而保持中立。

一方面。企业的经营行为是基于自觉意识、自愿、自择的社会行为。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曾对道德行为作过如下的表述：“意志作为主观的或道德的意志表现于外时，就是行为。行为包含着下述各种规定，即(1)当其表现于外时我意识到这是我的行为；(2)它与作为应然的概念有本质上的联系：(3)又与他人的意志有本质上的联系”。这就是说，道德行为不同于一般行为的规定，就在于它是经过自主的意志抉择并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市场体制赋予它权力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所获得的信息独立地设计自己的目标、制定自己的计划，有系统、有步骤地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因此，企业的任何经济活动都不是盲目、随意的。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标准经济学虽鼓吹企业行为的伦理中立、否定企业行为的伦理属性，但其所设定的经济人理性却恰恰说明了企业经营活动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否则其经济人理性就无从谈起。只不过这种意识行为绝非经济学的冷漠无情、元涉伦理，而是基于自觉意识、经过自主抉择并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作为行为主体的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他必须主动去了解、获取各种有关信息，根据其掌握的信息制定相关政策、选择行动的方案与手段。在此过程中企业的决策机构就类似于人类的大脑，担负着神经中枢的作用，指挥、协调各方面的行动，收集各种反馈信息。因而，企业无论对其行为的本身还是对其行为的意义、价值，都有较为清楚的意识，对其行为手段的合理性与否以及行为实施以后可能产生的结果具有较为充分的预见能力。从企业经营行为的选择性、意识性和企业对其行为的预见能力来说，企业经济行为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接受道德的评判。“企业的经营活

动——可以和应该成为独立的伦理反思的一个对象。企业原则上同其他所有的潜在市场参与者一样，应该被视为市场经济竞争过程中的一个伦理行为中心”。因此，那种认为企业不是人、企业不具有意识、进而否认企业经济行为的道德属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方面，任何企业的经济行为都蕴涵着相关的伦理动机。按照标准经济学的解释。企业作为经济人其行为的动机是单纯、简单和固执的，即把追求财富。获取利润作为唯一的目标与动机。然而以这样的观点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目的是非常狭隘的，因为“人类行为是多方面的，没有哪一个因素——追求金钱、权力、正义、爱、真实、私利等等能够单独解释人们的动机。大体说来。大多数的人都具有混合的动机和不断变化的抱负。而且，他们不但具有经济上的需求，他们也有生理上、智力上和道德上的需求和能力”。虽然从表面上看，企业的经济行为就是为了获取利润与财富，但在更深的层次上，企业经济活动还有更高的目标。“牟利的生活是一种约束的生活。而且，财富显然不是我们在寻求的善。因为。它只是获得某种其他事物的有用的手段”。韦伯所论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方面揭示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揭示出经济活动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动机：即人们追求财富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光，以期获得上帝的恩宠。标准经济学的研究恰恰忽视了经济行为背后所深藏的复杂动机，只是将之假定为一个非常简单、易于描述的自利动机与利润最大化目标。阿马蒂亚·森在分析经济学的伦理根源时指出，经济学有两个中心问题尤为根本：第一个问题被称为“伦理相关的动机观”，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它与“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一广泛的伦理道德问题有关；第二个问题被称为“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问题，它与如何看待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这一伦理问题有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比，社会利益的实现远比个人利益的实现更为卓越、更为神圣。显然，阿马蒂亚·森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实际上都是说明经济行为背后所隐含的伦理动机。企业作为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的一个单元。其经济行为的背后同样隐含着深刻的伦理动机，现实世界中也确实涌现出一批怀有崇高目标的企业，他们在利润目标的背后，蕴含着更为崇高的服务社会、报效社会的强烈的社会意识和伦理动机。因而。作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企业的经营活动既是经济行为又是道德行为，不仅能够而且应该接受道德的评判。

三、企业的道德关涉与企业社会责任之生成

1企业的道德关涉为其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提供了可能。责任是道德主体所具有的能力，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既是经济主体又是道德主体。作为道德主体。企业就具有承担责任的能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必须承担所有的责任，因为“只有主体意图之中的、由意志自主抉择的行为及其后果，才能归责于主体。凡是主体意图之外或由强制下的意志作出抉择的行为及其结果，不应归责于主体”。正如黑格尔所说：“行动只有作为意志的过错才能归责于我”。但是，从行为主体的外在方面看。由于主体行为必然与复杂的外部关系相联，很难分清哪些是主体意图的结果，哪些是主体意料之外的结果，其责任的归属也很难严格分清。然而，任何后果都有一个最初的原因，作为一个道德主体。它必然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自觉的、清醒的认识。“应当在理智中预知或估计到后果的复杂性和影响的扩展性，采取谨慎的意志抉择和行动，避免不良后果的扩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主体应当对行为的间接后果或后果的发展负一定责任”。就企业作为道德主体来说，它必然要对其行为所引起的直接和间接后果负责，这是道德主体应尽的义务。此外，作为道德主体的义务，远不止于行为所引起的结果，“关于义务的规定，除了下述以外暂时还没有别的说法：行法之所是，并关怀福利，——不仅自己的福利。而且普遍性质的福利，即他人的福利”。就企业社会责任之“责任”来说，它不仅仅是指企业对其行为所引起的直接和间接的后果所应负之责任，还包含了一些伦理义务的延伸。由此可以看出，企业作为道德主体，它必然是责任与义务的主体。从而可以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

2企业的道德关涉为其经营决策提供了社会责任目标。企业不仅是经济主体，而且是道德主体，这说明企业不仅有经济目标。而且有道德目标。经济目标是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道德目标是企业在获取自己的利润之外尚具有的为他者的责任，即社会责任。既包括尊重与维护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又包括增进与维护其他社会公共利益。如保护环境、投资社会公共福利等。企业的道德主体性使企业能够主动意识到这一目标，并制定相应的决策。其一，企业在制定自己的经营目标时就有可能充分考虑经济利润以外的道德目标(社会责任目标)，不会只以经济利润为唯一目标。现实社会中一些伦理表现优秀的公司也正是在自己的经营理念之中就已注入了社会责任目标。其二，企业在追求经济目标的过程中能主动遵守社会规范，接受道德评判，约束自己的行动。不损害他者的利益。这是企业作为道德主体进行道德自律的可能表现。其三，企业的道德主体性使企业在充分意识到社会责任目标的基础上有可能采取积极行动，自觉投入社会公益建设，不计较自己的利益得失，主动为社会做奉献。这是企业作为道德主体时道德主体性的充分发挥与高度发扬，达到了道德主体的崇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