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走入深水区（精选9篇）
国企改革走入深水区 篇1
【策划人语】
2010年10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 (国办发[2010]48号) , 一批改革目标明确、政策措施具体的教育改革项目完成备案程序, 标志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这次实施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 是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的具体行动, 十大改革试点任务涉及专项改革、重点领域综合改革和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等多个层面, 涵盖了东、中、西部大部分地区, 改革系统性强, 任务繁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程表明, 每一次大的教育改革都会推动教育事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当前, 我们又迎来了一次推动教育改革的大好机遇, 具备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 教育改革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答记者问时指出, 教育改革既涉及体制机制, 也涉及思想观念, 还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 社会期待高, 可以说, 我国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 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 改革的难度大、压力大, 矛盾也比较多, 许多问题没有现成答案, 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但越是困难重重, 我们越要坚定信心, 以动真格的勇气和见实效的行动为教育体制改革开好局, 争取改革早日结出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硕果。
由于本刊往期对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大部分内容曾经做过类似报道, 所以本期“特别关注”仅选取我们较少涉及的三项试点 (改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 进行重点解读, 希望能对读者理解和参与国家教育体制改革有所帮助。
国企改革走入深水区 篇2
李宁
国务院10月26日常务会议决定，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改革，将从2012年起在上海开展试点。改革试点目标是，为进一步解决货物和劳务税制中的重复征税问题，完善税收制度，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
回顾近年来历次影响较大的税制改革，主要有两次，一次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另一次是2008年的结构性减税改革。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一次体制性机制性的变革。至今进行的税制改革，也是在分税制改革基础上的完善和改进。2008年的结构性减税改革，主要针对增值税等大税种的改革，目的是拯救金融危机，防止经济衰退。国务院2012年在上海试点增值税和营业税扩容改革，一方面是对2008年结构性减税改革的延伸；另一方面如果试点成功全国推广的话，则是又一次税制领域的深刻变革，改革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变革性的特点。因为增值税第一大税种的地位决定了此税制改革必须结合其他税制改革进行，必须结合财税体制综合性改革进行，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是房产税改革有望全国推开，征收范围也涉及存量住宅。今年2月份，上海重庆试点房产税改革，是税制向个人私有财产征收的一次重大举措，对于完善税制、提高直接税在整个税制中的比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增值税和营业税合并，地方主体税种就会消失。对此，从税制方面为地方开辟新的税源、建立新的支撑地方收入的税种则成了税制改革首先考量和解决的问题。纵观国际经验，房产税承担着充当地方主体税源的重大使命。这次在上海试点增值税改革，也与上海试点房产税改革有很大关系。当然，上海试点房产税，征税范围是增量房，目前的税制并不能适应整体税制改革需要。下一步，如果房产税继续深入改革，那么上海必须向存量房“开刀”，至于是否向首套房开征，还要观察增值税改革情况和民意对加税改革的可承受度。
二是绿色税制建设借机推进。所谓的绿色税制，就是有利于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和资源的一系列税制体系，包括物业税、环境税和资源税等。当然现有车船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等具有节能环保的作用，但不尽完善，需要结合整体税制改革进行合并改革。建立有利于资源与环境向匹配的税制体系，不仅符合经济发展要求，而且也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保护。改革可谓大势所趋。如果增值税改革深入推进，并且秉承降低基本税率减税改革（有学者建议将增值税基本税率降低至11%），那么绿色税制改革必定会提上税制改革日程，随着增值税改革的进程有加快之势。
三是税制改革既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税制改革必须依赖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为与税制改革紧密相连的是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和预算制度改革等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所以，推进税制改革，还要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程度。同样，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的进程，也是决定税收改革的重要因素。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退出经济领域，当然国家花的钱也就少，自然收税的压力也就降低，减税改革推进阻力就小。如果积极财政政策只管充当经济发展先锋，那么以结构性减税为主的税制改革就会降速，甚至延缓。
不管怎样，增值税试点了，房产税也试点了，我们有理由相信改革会逐渐深入，会逐渐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税制体系。
种业改革迈入“深水区” 篇3
种业安全事关粮食安全和农业安全命脉。2011年国家陆续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政策导向是培育“育繁推一体化”的大型企业,促进行业集中度快速提升。在此背景下，种业龙头企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期，而那些小微型企业却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种业企业“生命线”告急
2012年9月25日，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但是对于经营种子的种业公司来说，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仅河南省需要在注册资本等方面按照农业部《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下称《办法》）重新办理证照的种业公司就有88家。因为根据2011年8月22日农业部颁布的《办法》规定，所有在种子经营许可证需要再次换证之前，其公司在注册资本、固定资产、办公场地、品种拥有等方面不符合《办法》规定的种业企业，将按照相关政策强制退出种业经营的舞台，这些种业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2011年4月18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化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在业内被称为“种业新政”，就是这个新政使我国数千家种业公司真正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尽管大部分种业公司是“被”驶入快车道的，甚至是“被”卷入政策的风暴眼。
截至今年7月10日，我们种业结构布局不断优化，发展步伐明显加快。目前，全国持证种子企业6900多家，比2010年减少1800多家，其中注册资本3000万元以上的325家，约占5%，同比增加1.5个百分点；农业部颁证企业255家，“育繁推一体化”企业91家，外资企业31家；上市企业9家，筹备上市企业10多家；排名前10位的企业营业收入累计90亿元，同比增长10%以上。特别是中种集团等大型“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在研发投入、兼并重组、基地建设、人才引进等方面步伐明显加快。在种业大省河南，截至今年8月，已经有88家种业企业需要“升级”，有的是经营许可证到期，有的是注册资本不足3000万元，有的是品种拥有量不足，但大多是这几方面都需改进。作为国家粮食核心区、第一粮食大省的河南，如何促进种业发展，不仅仅是河南种业的问题，更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
种业企业发展核心还是科研
种业企业的发展一度有“资本论”的论调，其理论如下：一是中国的种业企业大多弱小，做大做强要注入强大的资本，以扛起民族种业的大旗，与国外种业公司抗衡；二是众多种业公司被一些以资本著称的煤炭企业、食品企业兼并，成为所谓的子公司，似乎资本的力量成为种业企业“救命的稻草”，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科技在种业企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当然我们从不否定资本在一个行业中的重要地位，但是资本在科技含量高的企业中，毕竟还是位居次席的。
其实就目前来看，即使种业公司在注册资本上升格为3000万元，或者是注册了1亿元，固定资产有几千万元，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变革。当然，这之间也“挤”出了一些所谓的小微种业公司，可是这些升级后的种业企业和国外的孟山都、先正达、杜邦先锋等种业巨鳄来比，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些“挤”小微种业公司的行为并没有从根本上给中国种业企业带来质的改变。因为种业竞争的核心归根结底在于科技，那些国外种业公司的资本很大程度上都是为公司产品的科技研发服务的，他们强大在科技研发方面，而不是资本的叠加。
反观我国的种业，我们的种业公司除了“体形”小之外，其核心就是在科技研发方面存在严重的投入不足，甚至有的公司根本就没有科研部门，品种全靠买进。这样就决定了这类公司必然不会走得太远，何谈做大做强？即使我们科研机构承办的种业企业，因为体制的局限性，尽管有科研方面的支撑，但在生产、营销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很难突破发展瓶颈。其实即使是科研单位，在与市场的结合度、科研经费的投入量以及品种研发的功利性等方面，和国外大的种业公司相比依然有不小的差距。
种业是个轻资产、重科研的行业，不像其他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靠人力和资本取胜。假如河南秋乐种业、金博士种业没有拥有郑单958这个享誉全球的玉米品种的生产权、经营权，将会是什么局面？假如奥瑞金种业没有蠡玉系列品种的生产权、经营权，奥瑞金种业现在又是什么样的境况？这些足以说明科研是种业企业发展的核心。
“野蛮成长”的种企亟须转型
传统来讲，野蛮是一个贬义词,是指一个人粗野、蛮不讲理。但是，野蛮成长是说相当一部分种业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在与体制赛跑，钻政策法规的漏洞。如在《种子法》尚未规定的空白区域做一些小动作，相当一部分种业公司存在套牌、跨区域经营、制假等违规行为。
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一些种业公司依靠政策漏洞，以制种基地起家，注册一个无仓库、无晒场、无品种、无科研试验场地的公司，在购买一些选种设备之后，就进入市场经营。他们利用买一个行业内称作“空壳”的品种，也就是没有种植面积或者种植面积很小的品种，然后起一个夸张的“千斤王”之类的名字，包装袋里面装的则是别的公司花高价或者数十年科技研发的优良品种，便堂而皇之地入市销售。由于其设备简陋、制种成本低，所以在经营时价位也低，其种子质量大多无法保证，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很多损害，也给国家农业安全带来了极大隐患。为此，有关执法部门对其加大了打击力度，尤其是“种子执法年”活动的开展，对这些“游击队”式的种业公司给予了严厉打击。
在这些“野蛮成长”的种业公司里，有一些看到种业发展趋势的企业，在实现了原始积累后逐步转型，在科研、品种、场地、营销等方面逐步走向规范，从而在这个行业崭露头角，有的种业公司甚至跻身全国前列。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踏入“深水区” 篇4
目前, 改革时间表已经最终敲定, 这标志着涉及包括离退休人员在内的4000万“事业人”的改革, 已经正式拉开序幕。
五个“先行者”
2008年“两会”之后,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确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省 (市) 先期开展试点, 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配套推进。截至目前, 《方案》出台已过去3年, 5个试点省 (市) 无一公布具体改革方案, 其中的难度与敏感可想而知。
之所以选择这5个省 (市) , 主要还是在事业单位改革的探索中, 他们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有效的做法。
广东省2006年被中央确定为事业单位改革试点省。事实上, 早在2003年, 深圳市成为全国最早酝酿事业单位改革计划的城市, “试水”取消干部身份在全国引起关注。作为广东省的试点城市, 深圳市在2007年一次性公布了5个深圳事业单位改革方案, 内容涉及取消现有事业单位行政级别, 推行职员制, 公共财政供给不再按人头定费, 而是“以事定费”。更为大胆的是, 提出将在现有事业单位中推行法定机构试点, 按照董事会的模式进行运作。深圳事业单位改革为广东省在全省各地全面铺开改革打好了前站。2010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意见》。
浙江省早在2001年就下发了《关于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意见》, 事业单位改革正式启动, 当时在全国尚属第一位。浙江事业单位改革最初是以相关配套改革为主, 主要是分配制度改革, 人事制度改革。真正引起全国关注, 是本世纪初, 浙江将改革推向了敏感与核心地带──产权改革。2003年, 浙江省省级事业单位开始酝酿改革, 2004年秋, 提出对省属事业单位进行分类改革。浙江的“分类改革法”被认为是对全国事业单位改革最有借鉴意义的举措, 其中, 中介服务类和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原则上要转制成企业, 同时吸引社会资本介入改制。产权界定清楚, 可操作性强是浙江事业单位改革对全国改革的一个贡献。
重庆市从1999年开始全面启动事业单位改革工作, 作为1997年才设立的中央直辖市, 事业单位改革一直有亮点。重庆事业单位改革推进的做法有借鉴意义:一是注重在“领导”层面做文章。事业单位改革中的老大难问题及一些重要政策的出台, “事改”办都是通过市委、市政府这个层面解决, 威力大, 效果明显。二是注重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造势作用。三是注重“事改”绩效及责任追究。建立了“事改”进度定期报告和通报制度, 对改革力度大, 成效显著的给予记功;对领导不重视, 推进步伐迟缓的作不合格处理, 单位不得评优, 领导个人不得评为合格以上等次。四是注重妥善处理改革中的争议。重庆市在全国率先出台了《人事争议仲裁条例》, 为改革保驾护航。
上海的事业单位改革同样可圈可点。2003年, 上海市政府以四号和五号文颁发了《上海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办法》和《上海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争议处理办法》, 拉开了事业单位“搬掉铁交椅”的序幕。上海在事业单位探索中, “管办分离”为全国贡献了智慧。“政府管、机构办”是上海的一个创新, 按行业组建公共事业举办机构, 将有关公益类事业单位与原政府主管部门切断隶属关系后, 改由另外组建的有关机构负责举办。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是市政府设立的正厅级国有非营利性的事业法人, 是市级公立医疗机构国有资产投资、管理、运营的责任主体和政府办医的责任主体, 外界称为“医疗国资委”。“管办分离”是事业单位改革的一个原则, 怎么分离目前仍没有解决, 但这是一个趋势。
山西省事业单位改革于2004年启动, 其中山西社科院、农科院等单位就是当时的试点。2006年,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首次将山西确定为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试点省。2008年, 山西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公开招聘实施工作动员会召开, 在经过近3年的前期筹备后终于拉开大幕。太原市是山西省试点的城市, 太原市大刀阔斧进行改革, 无“事业”一律撤。《山西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办法》于2009年6月公布, 转换事业单位用人机制, 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
总结5个改革“先行者”的经验, 我们发现, 事业单位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除了5个试点省创新, 全国很多地方也在摸索, 但是改革的成果能否经得起考验, 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分类改革有何亮点
本次改革的目标是让事业单位更好更快的发展, 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发展社会事业。这一目标的定位, 让“事业人”有一个好的职业前景预期。这一目标是积极的, 一改以往事业单位改革减人员、简机构、减轻财政负担这种“甩包袱”的消极表述。
《意见》中将改革的目标定为到2020年, 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公益服务新格局, 形成基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这一目标给事业单位描绘了一个蓝图, 作为向全社会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载体和平台, 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承担者, 涉及2962万在职人数的全国125.6万个事业单位将大有作为。
早在1992年, 事业单位改革就已破题。改革开放以来, 政府机构改革进行了六次, 涉及事业单位的就有四次。事业单位改革的“三驾马车”分别是:以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为主的人事制度改革, 1995年原人事部、中编办就启动了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试点;事业单位本身的经营性和公益性改革, 如科技部、文化部、教育部在部内进行的改革, 以市场化、产业化为改革方向等;最后一类是体制改革, 这种改革伴随着行政体制改革,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放权搞活。由此可知, 事业单位的改革并不是才启动, 其实与国企、政府改革是同步的, 形象地说只是“醒得早, 起得晚”。
事业单位改革为何给人滞后的印象?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一个整体推进的方案, 而此次改革整体方案制定出来了, 并且将时间表都明确列出。最为可贵的是事业单位改革明确到了分类改革。分类是改革的过程也是改革的前奏, 科学分类是事业单位改革成功的关键, 此次改革找到了要害。
《意见》中, 事业单位改革被划分三类, “参照公务员类”即承担政府职能的事业单位划入政府序列;“自收自支”类即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将被推向市场, 而一部分“财政补贴”类即公益性事业单位, 将从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险、财税政策和机构编制等方面推进, 采取“管办分离”等办法完善治理结构。中编办还出台了分类目录, 不粗也不细, 基本上是承担行政职能的, 划定一个范围, 如食品监督、卫生监管, 既宏观也具体, 在操作上解决了地方事业单位的界定。
与以往不同, 本次事业单位改革有“1+10”文件, 针对总体文件有10个配套文件进行解释和规定操作办法。《意见》还明确了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的推进。对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改革方向, 确定为要逐步建立起独立于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体系。
绕不开的“深水区”
五省市实施方案“难产”, 最大原因就是事业单位改革牵涉面广, 涉及行业多, 涉及单位每个干部职工的切身利益。各试点省市谨小慎微很有必要, 避免引起“震动”导致被动, 都在等待、观望中择机推出。
改革的动力影响着改革推进的程度。我们发现, 事业单位改革两头热, 中间冷。领导层热, 因为要巩固机构改革的成果要进行事业单位改革。一般的群众也热, 看病难, 上学难, 看到这些公共服务的问题, 认为改革事业单位就能解决, 所以拥护改革。但恰恰事业单位自身没有这个热情。事业单位改革, “事业人”既得利益要失去, 社会和政治地位会改变, 事业单位自身怎样才能支持, 如何能够顺利推进?这是改革的“深水区”。
达奇·李奥那多的“三圈理论”告诉我们, 一个公共政策能够有效, 需要价值、能力和支持三方面达到平衡。事业单位改革体现了公共价值, 但是政策方案的实施与执行中的约束条件仍是一大难题, 以养老保险为例, 方案提到要建立职业年金, 以提高事业单位人员改革后的养老待遇。但由于方案并未给出任何具体措施, 学者称职业年金“是没影的事”。这其实就是改革的财力并没有保障。再次, 必须认真考虑所涉及的利益关系者的态度与意见, 即支持问题, 自上而下的“被改革”容易引起反弹。例如取消了行政级别, “事业人”没有体现社会政治地位的替代制度, 每个人都奋斗了十几年或几十年, 如何能够平衡?
尽管从单位性质上看, 要进行分类划分并不困难, 但由于所有事业单位都与政府行政机关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平衡和照顾各方利益, 要进行公平有效的划分争议极大。有些事业单位没有界定是做什么。例如:中编办同意成立一个事业单位, 批文涉及名称、核定编制、领导职数、级别, 却恰恰没有界定职能。现在事业单位都担心分到不利的类别, 纷纷打报告要参照公务员管理, 提出自己具有公共管理职能, 要求全额拨款, 回归行政部门。中编办去核实, 被核实的事业单位说有公共职能, 能道出一万个理由;但中编办得出核实结论为没有公共职能, 却找不到依据。5个试点省, 方案“难产”说到底还是最后的分类不敢公布。所以, 在划分时要将行政性事业单位回归政府, 但是在回归过程也要防止不应该回归的也搭政策便车。
事业单位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事业单位本身, 而取决于政府。政府如果仍然把事业单位看成下属机构, 改革肯定受阻, 目前主管部门与事业单位的利益纽带没有切割。例如:中央部委实行“阳光工资”, 原则是限高、稳中、托低。这说明各部委在财政预算拨款下还有其他收入来源, 这些来源就是事业单位。管办分离是改革“深水区”的一个难题。
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是事业单位要迈的门槛。法人治理结构与党管干部要统一起来, 党管干部就是内部控制, 而法人治理结构就是外部控制。避免法人治理结构流于形式, 同时也要让党管干部得到体现, 是改革“深水区”要面对的问题。
国企改革走入深水区 篇5
今年以来，绍兴市坚持“真心服务、诚信政府”理念，大力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不断实践，不断创新。
至8月，绍兴市市、县两级已有8084个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均达到同级办事事项的80％以上。全市118个乡镇（街道）均已建立便民服务中心，平均每个乡镇（街道）实现“最多跑一次”事项73项。
目前，“最多跑一次”改革已开始向“深水区”推进，全力破解群众与企业办事过程中出现的“难点”和“堵点”，更加注重实质推进、系统推进。到年底，基本实现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是原则、跑多次是例外”的目标要求。
为此，绍兴市政府先后在5月、８月专门举行了“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题推进会，要求全市各地继续利用“大数据”和科技手段，构建各种信息互通平台，全力开展重点突破、难点突破、典型突破，加快打造办事效率最高、政务环境最优、办事群众最满意的城市。
在绍兴市本级，按照“重抓本级、示范全市”的要求，重点推出了“中介超市”、“三测合一”、容缺服务等举措，积极发挥标准体系的指导、引领和规范作用，依法推进机构职能改革、流程再造，推进证照、审批、评价“多合一”，实现资源整合、信息共享，提升智慧化标准化水平。
在全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办公室的第二轮和第三轮专项督察中，绍兴市考核得分名列全省第一和第二位。与此同时，绍兴市的“中介超市”和绍兴税务服务的“至少去一次”改革做法，也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的批示肯定。优化“一窗受理” 实现重点突破
“最多跑一次”改革，首先要改革的是不让群众企业“多次跑”“多地跑”。
因此，绍兴市在落实“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时，在3月设立投资项目审批、商事登记、不动产交易登记、公用事业、社会事务5大综合板块的基础上，又新增了医保社保、公安服务、其他综合事项3个综合服务窗口，扩大了“一窗受理”的覆盖面。
同时，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在全省率先出台了“最多跑一次”市级工作规范，明确了办事流程与服务规范，实现了“一事一指南”“一窗一清单”。
投资项目审批，更是改革的“重中之重”。
绍兴市从推行“园区项目集中评价”机制入手，建立了“多评合一”的工作机制。加快推进柯桥区“规划环评+环境标准”“区域能评+区块能耗标准”等省级改革试点。全市已建立以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全流程100天、50天为核心、分层分类的“订单式”高效审批服务机制。1至7月份，全市共有638个企业投资项目进入高效审批流程,其中383个项目进入“订单式”高效审批流程。
为一改此前市本级、越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合署办公”，办事大厅场地受限、停车位不足等不便，7月上旬，市本级行政服务中心迁移到了镜湖新区。迁址后，已有37个部门和单位入驻，还新增了医保社保、公安出入境、交警车管、交通港航、水务燃气等办理事项。
为确保每一步改革措施的顺利落地，在5月和7月，绍兴市“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题组办公室派出督查组，开展了二轮全面督查，并进行量化打分，切实加强对各区、县（市）改革工作的指导督促。
与此同时，分别在4月组织市级16个部门和单位负责人、5月组织市县两级249个部门（单位）的248名“一把手”，以不同形式开展现场体验，整改落实了431个问题，力求从老百姓和企业最渴望解决、最难办的事情上寻求突破。
改革越深入，深层次的问题一个个浮上了水面，那么，对一些办理程序相对复杂、手续相对繁琐的项目，又是如何保证“最多跑一次”的呢？
绍兴市行政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对单个部门的复杂办理事项，推动事项流程、环节及材料精简，通过现场受理或网上受理等多种模式，全面推行“即办化”。对涉及多个部门的办理事项，则全面推行“一窗制”，实施“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群众和企业只要跑一个办事窗口，受理之后进行内部流转，由政府相关部门完成，变“多窗跑”为“一窗跑”。
各市级部门更是在减时间、减环节、减流程、减前置等方面，进行了不少创新。
在过去，城市道路挖掘的审批，需要规划局、公安局以及6个管线单位审批通过，程序十分复杂。现在，绍兴市建设局改进了运转流程，通过“一门受理、抄告相关、联合踏勘、同步审批、限时完成、证照快递”的方式来实现“最多跑一次”，效率成倍提升。
绍兴市市场监管局的“商事登记综合窗口”，受理事项共51项，其中就涉及市场监管、公安、交通运输、安监、消防、商务等多个部门，如今也实现了“一窗制”。
同时，充分利用市县两级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用“数据跑腿”代替“群众跑腿”，更可避免“反复办、来回跑”。如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及验收等复杂事项，都开通了网上申请服务，一些上下级之间的审批，也可借助网上办理。
构建信息平台 实现难点突破
一直以来，企业的投资项目审批，是改革的重点，也是改革的难点。也因此，绍兴市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将攻坚克难的主要力量放在了这一领域。
说其“难”，就难在“中介服务”。中介机构或多或少存在的垄断情况，是让政府无奈、让群众和企业诟病的一大瓶颈难题。中介，是行政审批非常必要的前置环节，低效的中介服务拖慢了行政审批速度，吞噬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红利。
为此，绍兴市结合自身实际，开展涉企审批中介机构改革，全面推行“中介超市”，特别是对“三测合一”测绘中介服务开展创新改革。
其实早在2013年，绍兴市就在全省率先开始了“中介超市”新模式的探索。
2013年7月，全国首个涉企项目行政审批的“中介超市”在柯桥区行政服务中心成立。2014年在市、县两级全面推开，在全省率先实现了“中介超市”全覆盖。
“中介超市”一张网，其最大的初衷，就是打破行业垄断、破除地方保护。
透过目前已经入驻绍兴市级网上“中介超市”的19类184家涉审批中介机构，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绍兴本地的，还有不少来自上海、杭州、宁波等一批资质等级高、职业水平高、信誉度高的外地中介机构，其中，环评类中介机构就达到了28家。
择优入驻，引来的必然是企业“自主选择”余地的成倍扩大，带来的必然是“打破垄断”“充分竞争”，最终的结果，又必然是效率的提高、成本的降低。
以施工图审查中介机构为例，在“中介超市”建立以前，绍兴的施工图审查基本集中在一家单位，审查速度较慢，业主选择的余地也很小。而现在，入驻“超市”的中介机构已经达到5家（市内1家，市外4家），有效增加了市场竞争，破解了图审中介垄断的难题。
又如，通过网上受理、网上审批等联动机制，环评、能评、水保、项目核准等各环节实现同步并联进行，倒逼审批部门加速审批进度，整个项目的审批时间平均提速31%。
这还不够。绍兴市在“中介超市”成功运行的基础上，又以测绘领域为突破口，从2015年10月1日开始了“三测合一”测绘中介服务改革，市本级先后有8家测绘机构参与竞争。今年1至7月，全市有60个项目进入“三测合一”业务流程。
“三测”——规划测绘、土地测绘、房产测绘等涉及行政审批的相关的测绘技术服务，在改革前，需要分别申请，造成企业主必须多次与不同的测绘机构联系，增加了项目成本，延长了项目审批时间。
这一次，绍兴市借助“中介超市”，实行“三测合一”改革，即，由项目业主委托一家同时具备相应资质的测绘单位，开展土地测绘、规划测绘、房产测绘等涉及行政审批相关的测绘技术工作，在项目审批、工程建设、竣工验收等环节全程开展测绘服务。也就是说，一个项目的测绘服务由一家测绘机构提供，避免了项目业主多头申请和测绘过程中的重复劳动。
作为配套改革，绍兴市国土局、市规划局（市测绘和地理信息局）、市住建局等部门严格执行数据共享规定，对符合国家规范和规定样本要求的测绘成果，不以任何理由拒收；各审批职能部门不自行增设测绘前置条件，不借机强制服务、搭车收费。
显然，绍兴市“三测合一”的测绘体制改革，不是简单的三种测绘一起办理的物理整合、职能相加，而是彻底打破原有三种测绘的部门格局和固有思路，重新进行职能、资源、方法的优化组合和能级提升，是一次从量变到质变的真正意义上的“化学融合”。
目前，在绍兴市本级从事测绘业务的8家中介机构中，既有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又有民营企业，打破了原有格局，形成了公平、开放、竞争的有利局面。据调查，仅是测绘费用一项，就平均压缩了20%以上。集众人之智 实现典型突破
改革的关键，是创新。创新的动力，来自于“真心服务、诚信政府”理念。
为当好群众和企业的“店小二”，高质量完成“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任务，按照“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服务模式，绍兴市级各部门可谓是高招迭出，亮点频现。
绍兴市质监局的全部18项行政许可均实现了“100%零上门”，企业群众足不出户就可领证。
绍兴市检验检疫局则对诚信度高、批次较多的进口免办3C认证企业，通过信用签证、电子印章等手段，也实现了从“跑一次当场办”到“一次都不用跑”。
绍兴市消防支队也由“麻烦业主”向“辛苦自己”转变。特别是将消防审批服务关口前移，主动加强与发改、经信、规划、市场监管等部门对接，在项目决策咨询、方案评审阶段及时掌握项目基本情况，提前提供消防办事指南，及时发布最新的消防技术要求。
绍兴市公安局则将车驾管业务办理职权，全部或部分下放给各基层所队，服务网点增加到70个，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车驾管服务。
绍兴市安监局已实现了100%完成“零上门”流程设计、100%实现“最多跑一次”目标，企业只要在线提交所需材料，工作人员会主动与企业联系材料修正、现场踏勘、结果送达等事宜，通过“信息跑”“部门跑”“邮政跑”等，代替“企业跑”。
尤其是受到省主要领导批示肯定的绍兴市地税局“至少去一次”服务，更成为绍兴市“最多跑一次”改革的一大亮点。
“至少去一次”的关键，就是地税干部联系基层的“一线服务”，它一改由群众企业上门的“常态”，而改为地税干部主动走下去的“新常态”。
现在，地税干部每次下去服务，除了带上相关表格，还必须带上地税局专门设计编订的“至少去一次”服务台账和服务反馈表，并一一记录在案，由服务对象签署姓名。表格带回来后，由相关职能部门对服务对象提出的事项一一进行交办，做到服务次数有账可查、服务内容有案可循，反映问题及时落实反馈。
目前，该局共制定了5大类60项服务内容的“至少去一次”服务清单，通过实施“至少去一次”服务，“一次不用跑”“零上门”数量较之前增加1倍。
寿险费率改革步入深水区 篇6
此次改革方案一经公布，立刻在市场引起了连锁反应。先是各中小险企纷纷试水，推出各种产品吸引客户，这一趋势正在向大型险企扩散，预定利率随之从最初普遍瞄准的3.5%走高到4%。
10月15日，平安人寿推出首款寿险费率市场化新品，预定利率4%，高于市场同期产品，新华保险则已在9月底推出预定利率为3.5%的保险新品。截至记者发稿，中国人寿和中国人保公开表示正积极研发费改后的新产品，并且积极报备，中国太保和泰康人寿费改后的新产品也将面世。
大型险企的参战，表明寿险“死水一潭”的市场现状正在改变，价格战也已打响。而随着大资管时代的到来，银行理财、券商资管和信托迅猛发展，金融同业竞争日趋激烈，在这样一种竞争格局下，保险业的竞争力亟待提升，行业也将逐渐步入改革深水区。
险企激战
8月份，保监会正式宣布普通型人身保险预定利率不再执行2.5%的上限限制，同时将3.5%作为基准评估利率，不超过3.5%的产品在保监会报备，超过3.5%的要经保监会审批。
此外，保监会还将实施配套的调整措施：对养老年金业务实施差别化的准备金评估利率；分红型人身保险单法定评估利率为2.5%；适当降低长期人身险业务中与风险保额相关的最低资本要求；保险公司自主决定销售人员佣金，以产品定价的附加费率为上限。
所谓人身险产品的预定利率，是指寿险公司在设定产品定价时，根据对未来资金运营收益率的预测为保单假设的每年收益率。1999年至今，中国国内寿险产品预定利率上限一直被人为设定在2.5%，14年后，这一干预市场的预定利率限制才正式被取消。
从最初参与费率改革设计新产品的情况来看，大型寿险公司态度没中小型保险公司积极。一些中小型险企早在费率管制放开之后，便根据自身实力率先推出具有一定市场吸引力的产品，如农银人寿、中英人寿、建信人寿、中意人寿等几家中小型险企迅速推出基于新的预定利率的人身险产品。
目前，新上市产品使用3.5%的预定利率，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普遍降价在20%左右。显然，费率市场化对老百姓来说是个大好事，国内真有便宜又优质的保险产品，何必千里迢迢跑到香港去买保险？
9月底，四大上市险企之一的新华保险紧跟改革步伐，率先推出一款自主定价的固定收益类保险产品——惠福宝两全保险，市场开始对大型险企推出费率市场化的产品抱有更多期待。
一家中型保险公司总精算师接受《新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寿险行业一直萎靡不振，费率改革放开，短期利润有所下降，但可以激活行业。此前，国寿等大型保险公司对此一直持反对态度，觉得市场条件还没有成熟，现在看起来，大型险企也不得不参与到费率市场化后的市场竞争中来。
在激烈的竞争中，价格战成为小公司搞大规模、打开市场知名度的手段。此前，有不少分析人士担心“价格战”将会打乱市场，但目前看来，小型险企受到资本金和投资能力的约束，难以承受价格战之痛，反而是大型险企有资金优势。
瑞银最近发布报告分析认为，从博弈上讲，第一家推出4%预定利率产品的寿险公司最为受益，预计未来价格战将使得预定利率升至4%？4.5%甚至更高，传统险价格竞争战已经掀起。
一位出身保险业，现从事金融业行业研究工作的分析师对《新财经》分析道，在限定利率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发挥空间有限，看似保护了大型保险公司的利益，实际上使其机制越发僵化。在大资管时代的竞争中，相当被动。但费率市场化以后，大型险企相对于其他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来说，定价空间大了，竞争力也提高了。
考验险企投资能力
平安人寿10月15日推出的这款“平安福”产品，作为国内第二大寿险公司，可谓高富帅的“低姿态”。
按照上述精算师对记者的分析，一款寿险产品，像国寿、平安这样的保险公司，投资回报率在3%也不会亏，因为有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但小型险企，比如3.5%的预定利率，算上成本，投资回报率起码要达到4.5%才不亏。
平安人寿这款预定利率4.5%的保险产品，何以保证其利润？尽管平安人寿总经理对媒体否认是在赔本赚吆喝，但如果投资回报率达到5%才不会亏，则非常考验平安人寿的投资能力。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对保险产品竞争力弱的原因十分清楚，他认为根源之一就是投资收益上不去，近5年保险投资的平均收益仅为4.3%，低于社会投资平均回报水平。项俊波说：“保险机构不得不依靠股票市场投资来获取超额收益，一旦股票市场下行，由于缺少可替代股票的高收益投资产品，无法迅速调整配置结构，往往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损失。”
上述分析师对记者说，保险资管公司投资能力受到限制，投资渠道狭窄，资本市场差，投资收益就低，大部分产品低于银行五年期存款利率，因而备受诟病。产品的吸引力弱，导致聪明的钱都不投保险，使得退保率居高不下。正因如此，在中国进入“大资管时代”的背景下，保监会去年以来密集推出一系列新政，放宽险资的投资比例和渠道，提高险企的投资收益率。今年上半年，投资收益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另类投资渠道的扩大，这亦与保监会去年以来密集推出的保险新政密不可分。
半年报显示，四大公司净利润共计458亿元，同比增长43.9%，主要原因是投资收益的增加，今年上半年的年化收益率为4.9%。
今年以来，各大保险公司的权益类资产（包括股票、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等，与资本市场表现挂钩）都有所下降，比如国寿的权益类资产从9.2%下降到8.02%，而在固定收益投资（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可转债、短期融资券、央行票据和债券型基金等）、债权和股权项目投资上上升不少。
不过上述公司总精算师也对记者表示，各家公司在一些会计处理上并不完全一致，未必能准确反映保险行业和各保险公司的投资状况。比如，分子中的投资收益如果没有包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特别是权益类资产的价格变化，而分母中的总资产没有扣除回购资产和投连险资产的影响，则数字就不一定反映了真实的投资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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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险资的投资收益率差强人意是现实。保险资金运用的市场化改革，还有赖于保险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负面影响仍存
本次费率市场化改革主要针对传统人身险，包括寿险、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等，占比不足10%。因此，业内判断，这一定价的放开，对寿险公司利润的影响有限。监管的思路是通过费改，倒逼保险公司进行经营体制改革，更加适应市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和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保险学会理事庹国柱教授对《新财经》记者表示，从表面上看，高预定利率使得寿险公司每单的利润率被摊薄；但长期来看，普通寿险产品在寿险保费中的份额不断下降的颓势会得到抑制，并会有一个可期待的较大增长。
为应付今年的经营难题，众多保险公司采取了“规模”经营的策略，把量搞大，缓解资金压力。公开数据显示，国寿、平安、太保和新华保险今年前9个月分别实现寿险保费收入2771亿元、1149亿元、769亿元和723亿元，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5.32%、13.95%、2.67%和–7.14%。从9月单月来看，国寿保费单月同比下滑一成，平安和太保分别上涨一成，新华保险微降1个百分点。
兴业证券分析师认为，寿险费率改革对市场的冲击暂不明显，但下半年在调结构和重价值的思路引导下，上半年单月暴涨的情形难以在下半年出现。
2013年给付洪峰的到来，也给寿险公司的经营带来极大的挑战。其中国寿的满期给付压力最大，下半年预计还有300亿元的赔付支出，全年共计1000多亿元，巨大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寿向市场推出利率新品的能力。
从目前的费率市场化来看，市场预期是对初期保费的影响较小，但对中期的负面影响较大。因为在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后，对寿险行业的考验更大，在一定时期内会影响到行业的盈利水平，加大市场风险波动。
根据国泰君安的研究，寿险利率市场化中期，寿险保费受到的冲击将会加大。日本在此阶段的寿险保费增速由15%降至9%；而到了利率市场化后期阶段，寿险保费增速可快速回升，美国寿险保费增速由–1.2%上升至24.5%，日本寿险保费增速也连续4年超过15%。
保险行业的增员难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保险业竞争力报告（2012—2013）》显示，2011年，保险销售人员的增员率从2010年13.49%先降到1.8%，人均佣金在2007年以后持续下降，保险营销员的佣金收入增长率为–24.59%。
在此次保监会费率市场化改革的配套措施中，有一项值得注意的规定就是保险公司可以自主决定销售人员的佣金。
例如，建信人寿在发布费率改革后的首款产品后，就提高了销售人员的佣金。以10年和15年期缴的产品为例，首年佣金比例由此前的30%提高至36%，突破了此前保监会规定的35%的上限。佣金比例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营销员流失和增员难的问题。
“目前还没感觉到费率市场化对我的影响，做好客户服务对我个人来说比较重要。平安能做到4.5%的预定利率，我们肯定也能做到！”大都会人寿一位高端客户营销员对《新财经》记者表示，保险的本质是提供风险保障，根据每个客户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方案，尽量不要拿收益去招揽客户，规划和服务在寿险行业非常重要。
随着费改的推进，寿险行业能否焕发青春？深层次的改革仍将继续，这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目前制约寿险行业发展的不利因素有：银保渠道下降、寿险营销员增员难、银行系保险公司崛起给其他险企带来的挑战以及退保压力和五年满期给付压力。
庹国柱认为，费改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保险公司练好内功。费改是为了鞭策寿险公司加强经营管理，不仅要降低成本，还要在资金运用方面争取至少4%、5%甚至更高的收益率。
国企改革走入深水区 篇7
养老“双轨制”的不合理, 已经成为人民热议的话题, 很多人将它称为“歪政策”。老百姓不禁问道:设计养老保险这一制度, 初衷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 理应是保障老年人的生活, 而不是彰显在职时的身份差异。所以, 养老“双轨制”必然要“并轨”, 这也是大势所趋。
所谓的养老“双轨制”, 养老金的多少只是表现, 背后则是养老金计算方式、来源、管理等方面的不同。在计算上, 企业职工是以职业生涯中平均工资水平为基数;机关单位则是以退休时的最高工资为基数, 期间差别, 可想而知。同时, 企业职工养老金, 在某种意义上是“权利和义务”统一, 要“收支平衡”, 因而严控增长幅度;机关单位的养老制度, 还留存计划经济色彩, 国家财政负有“无限责任”, 在国家财力增长的情况下, 支付压力必然较小。而包括养老金的调整政策等, 也都因起点的不同而不同, 因此更加剧了“双轨”的差别。
当下, 养老“双轨制”所带来的问题已经显而易见。谁不想有更好的待遇?谁不愿意老有所依?所以, 现今很多企业人才流入机关单位,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也是“公务员热”高烧不退的原因之一。“双轨”的“不接轨”, 同样造成人员在企业和机关之间流动的障碍。更重要的是, 这种“双轨制”有悖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退休之后, 无论是企业职工还是机关单位人员, 都已经变成了“社会人”。从社会伦理角度看, 养老金是社会对劳动者的“反哺”, 以人为本、公平公正是必要前提;从国家伦理看, 正如歌曲中所唱的“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每个成员退离休后应得到平等回报。
而另据统计, 目前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67亿, 占总人口的12.5%。全国老龄办负责人日前也介绍, “十二五”时期, 中国人口将呈现出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加速发展的三个新特征。随着“银色浪潮”的日益逼近, 养老正在成为我国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而为了能让那些为国家贡献一生的老人们拥有一个更加幸福的养老轨迹, 养老“双轨制”改革已迫在眉睫。
改革:在“深水区”继续推进
舆论对于建立统一的国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呼声甚高。而在这之前的几年里, 每年也都有两会代表、委员提出相关议案提案。中央政府已从2005年起连续六年七次提高企业退休职工的待遇, 原来很低的企业退休人员工资, 大多升到1300元～1500元, 企业退休人员的总体待遇翻了一番, 可是因为其基数过低, 养老收入“鸿沟”依然存在, 企业退休人员与公职人员的退休待遇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缩小。
虽然多数人认为养老“双轨制”不公平, 但是要企业职工养老金往机关干部靠, 难;机关退休干部自降养老金, 往企业职工靠, 也难。“高不成低不就”的状况, 短期内难以改变。
有专家指出, 如果将企业养老金发放标准与机关事业单位的标准接轨, 前提条件是前期的缴纳标准要提高, 这意味着企业要多花钱, 而我国的企业, 往往是建立在低人力成本、低土地价格、高耗能的模式之上, 当人力资源成本优势逐渐丧失, 也就意味着企业收益下降甚至亏本。每年的“两会”上, 有些代表委员来自企业一线, 这应该也是他们不愿就此发言的一个原因吧。
如今, 养老“双轨制”已经让养老制度形成了庞大的利益群体。2009年, 国家也试图对学校事业单位进行社保改革, 向企业看齐, 但却遭到强烈反对。“就高不就低”是人们的普遍心理———“早已享受机关退休待遇, 为何从我开始取消?”
可以说,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十分艰难, 也有阵痛的过程。改革引发了一些事业单位职工的担忧, 即自己退休收入是否也会下降。而且, 按照改革设计, 即使事业单位和企业一致了, 其与机关公务员之间形成的“新双轨制”, 依然有“鸿沟”存在。
所以, 有人直言:从机关退休和从企业退休是两条路, 现在只能想方设法把企业职工的养老金提上去。社会保障专家郑功成也主张, 现阶段无论是从历史路径、管理成本还是从制度模式考量, 我国只建立一个养老保险制度并不具有现实性。毕竟, 养老“双轨制”的形成具有历史性和复杂性, 难以在很短时期内完全消除。“‘双轨制’与否并不是关键, 关键的是这个差距。”郑功成认为, “公平是要逐步实现的”, 缩小企业退休人员与公职退休人员退休金的差距, 肯定会是2012年之前的一个重点工作。
2月27日上午, 在与全国网民交流时,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指出了养老保险改革的方向, 并提出三项解决措施:继续提高企业离退休职工待遇、在企业具有年薪的地方应拿出一部分来增加退休职工的工资、在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养老保险改革等。温家宝指出:“在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养老保险改革, 在我国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我们必须慎重、稳妥地加以处理, 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先进行试点, 逐步积累经验, 使我们整个国家能形成一个规范的养老保险制度。我想, 这一天会到来的。”
早在2009年初, 广东、山西、上海、浙江、重庆等5个省市, 被确定为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但截至目前, 五个试点省市的实施方案都未出台。解决“养老金双轨制”问题迟迟得不到推进,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既是养老制度的制定者, 又是受益者, 双重身份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可以预料, 如果要削减现有群体的养老金待遇, 自然会面临很多阻力。要解决这个问题, 有专家指出, 不妨走“帕累托改进”或增量改革的路子, 不减少各群体现在养老金的数额, 但增量部分绝大多数用于企业退休人员等弱势群体的福利增长。不“削峰”, 但要大力、尽快“填谷”。
对此, 也有不少人以为, 像养老“双轨制”这样涉及众多人切身利益的事情, 应当突破“先试点、再推广”的传统工作模式, 不宜一拖再拖, 而应“一步到位”, 让更多人及时享受到公平的阳光。养老“双轨制”本质上是一种特权, 多年以来之所以无法废除, 根本原因在于既得利益者不肯放弃这种附属于身份上的特权。其实, 在我国财力日益增长的今天, 废除养老“双轨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是到了该拿出勇气和决心向养老双轨制说“再见”的时候了!就像有人说的:“政府部门一定得动真格取消养老‘双轨制’, 绝不能老是像撒胡椒面一样的加点钱, 只顺气, 不饱肚。”
的确, 养老“双轨制”的问题、成因、危害、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等, 社会早有共识, 关键是决策者的勇气、决心、具体方案层面的问题。正如宋晓梧委员所说, “问题实质不是理论争论, 而是利益调整。”现在的关键不是“提办法”, 而是“下决心”。”解决养老‘双轨制’问题, 责任感和勇气目前来说是第一位的。只要战役决心一下, 战术、办法有的是。”
不过, 也有专家指出:“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 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而缩小“落差”则需多措并举。其实, 养老收入的差异实际上相当复杂。比如有的事业单位完全由国家财政承担, 不纳入社保体系;有的事业单位进行了企业化改革, 通过市场运作自行缴费。在企业中也有类似情况。因此, 同样是事业单位、企业单位, 也有不同标准, 内部也需要逐渐拉平。
社会对“养老待遇公平”期待已久, 无论从社会公平角度考虑, 还是从财政负担考虑, 养老制度改革都必须在“深水区”继续推进。
“双轨制”之外
我国养老体制因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牵涉面广, 所以改革更要务实慎微。事实上, 公众之所以对养老“双轨制”不满, 不在于这种“双轨制”的顽固存在, 而在于社会养老保障覆盖水平与保障力度上的过度分化。
正因为如此, 打破养老“双轨制”的难点并不在“双轨”, 而在怎样寻求从“双轨”到“单轨”的合理制度路径, 它既要体现改革手段自身的艺术性与智慧性, 同时在新旧养老机制的过渡中, 保证平稳的衔接。在此过程中, 以累加的制度建设, 将企业职工直至所有社会成员都纳入无差别的有保障的养老福利体系中来。毫无疑问, 这需要渐进式的改革方向与方式, 也需要清晰的改革时间表。
值得庆幸的是, 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已走在路上。就改革方向而言, 2005年至今, 国家已七次提高企退人员基本养老金,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正式下发, 重要内容是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与企业基本一致;就改革时间表而言, 2010年3月, 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也透露:养老金在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之间的制度衔接问题, 十七大已作出明确的方向性规定, 将逐步推开。
国企改革走入深水区 篇8
最近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其中对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也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决定》指出,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立德树人,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 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 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改进美育教学, 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决定》还要求, 统筹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实现标准化建设, 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 破解择校难题, 标本兼治, 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 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 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实现《决定》提出的深化改革的目标, 需要整体谋划今后教育改革的路径和策略, 但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大力提高质量, 创新人才培养的理念和方式。当前, 在学习贯彻和落实中央《决定》的过程中, 我们应本着对国家未来负责、对每一个孩子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提高教育质量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提高教育质量是建成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提出, 到2020年我们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一个国家的创新离不开人才, 而人才的培养要依靠高质量的教育, 能否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 决定着我们能不能培养出国家首批创新型人才, 进而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国家强盛的宏伟目标。
提高教育质量是转变教育发展方式的核心任务。随着教育发展方式从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 教育质量更加凸显了它的重要位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 十八大报告也强调“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在加快教育发展方式转变, 推动我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迈进过程中, 提高教育质量始终都应该是牢牢把握的。
提高教育质量是回应和解决民生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教育发展仍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我们的教育质量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较大差距,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我们要回应好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就必须努力做好提高教育质量这篇大文章。
提高教育质量是增强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国与国之间教育领域的开放性也不断增强。近年来, 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 其中中学生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大,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群众对教育多样化的需求。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教育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因此, 下大力气提高教育质量, 不仅可以提高我国教育的信誉和地位, 而且有助于提高我国在国际事物中的竞争力。
二、正确理解提高教育质量的新内涵
拿考试说事儿、唯分数试问的片面质量观, 与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相悖, 与学生成长的规律相违背, 与人民群众的根本诉求相背离。究竟什么是高质量的教育?我以为, 高质量的教育应当把握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是坚持立德树人, 塑造学生健全人格。学校、教师、家长不能只是关心、注重孩子的智力发展, 还应注重培养孩子的情感、信心、意志, 不能只要求学生学习成绩好、考试分数高, 还应该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 尊重学生成长规律。学生的成长是分阶段、有规律的, 学校、教师、家长应正确掌握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心理发展规律, 适时、适度、适量施加教育, 不能拔苗助长, 更不能以“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由做违背孩子成长规律的事情。
三是坚持因材施教, 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相统一。全面发展就是对孩子打好基础, 全面发展不排斥个性发展, 科学发展质量观不是一刀切, 每个学生有不同的爱好, 学校要为学生搭建多姿多彩的平台, 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因材施教, 人人成长, 人人成才。
四是坚持校内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学生的学习不应只局限在校内小课堂, 要科学合理安排他们到社会大课堂中去学习、锻炼、成长, 使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有机衔接, 把书本、课堂内学习的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和实践中, 从而促进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应当承认, 目前对教育质量还存在着许多不同认识, 这反映着人们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 我们有必要在学术上进一步展开讨论, 但无论如何, 我们应该更多地站在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角度, 为学生健康快乐成长、终身发展、人人成才负责, 坚决摒弃那些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的教育质量观。
三、切实取得教育质量的新突破
改革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强大动力。近几年在各级政府、教育部门、学术社团、各级各类学校的共同努力下, 提高教育质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各地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发展道路, 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也应当看到, 在提高教育质量过程中也存在着突出问题。比如:一些地区缺乏宏观思考和联动意识、改革的协同性系统性不够;一些学校举着素质教育的旗走着应试教育的路, 尚未真正打破应试教育的制度;一些地方工作浅尝辄止, 没有注意到教育质量的核心问题, 积极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激励机制。由于改革涉及的利益越来越多元化, 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 教育改革已进入到深水区、攻坚区, 我们必须抱着破釜沉舟、壮士断臂的决心, 突破一些体制机制障碍,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努力聚合各项相关改革推进的正能量。
一是要加强教育的督导、评估和质量监测。要研究制定中国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开展教育满意度社评, 完善教育质量评价标准体系, 实施立德树人工程等多种手段, 完善党政方针, 完善体制机制, 研究国家质量评估机构的方案, 实现管评办分离, 实现教育督导问责制。
二是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育质量, 教师是关键。要坚持把师德放在首位, 加快建立师德强校机制, 明确教师道德底线, 保持教师队伍的高度纯洁性。要创新教师培养模式, 加大力度, 积极宣传推广教育家型校长、教育家型教师的理念和实践, 积极助推教育家办学。要通过健全城乡校长、教师定期交流制度, 着力改善教师工资和社会保障待遇等重要举措, 鼓励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 特别是要到农村边远贫困地区从教, 不断缩小区域、城乡之间的师资差异。在这方面, 今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 (以往都是三农文件) 把解决贫困地区 (县) 村小以下的教师问题写到文件里, 今年已经完全兑现, 明年和今后几年将陆续把这项政策惠及到更多的村小教师。我们要不断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 努力建成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三是要大力规范办学行为。教育部门应继续并长期坚持联合工商、公安等部门对社会违法办班、乱收费等违反教育规律、破坏教育的现象集中开展清理, 要认真严肃、不打折扣地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 促使考试管理的严格化, 招生秩序透明化, 教育教学活动规范化, 学生在校学习时间正常化。严禁以高考状元、升学考试成绩博人耳目。
四是要真抓实干, 落实减负。减负跟提高教育质量看似相互矛盾, 其实是一脉相承, 好比鸟之两翼, 车之两轮。找到平衡点, 就是“课改”, 以“课改”来减负, 不搞花架子, 不玩鬼点子, 真正把提高质量建立在不增加负担的基础上。
五是要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分清观念, 转变方式, 重建制度。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 以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为目标, 鼓励学校自主设立课程, 积极建设具有学校特色的课程体系, 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
六是要推进教育质量评价改革。要建立体现素质教育要求、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科学多元的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制度, 把学生品德发展水平、学业发展水平、身心发展水平、兴趣特长养成、学业负担状况等作为评价的主要任务, 既关注学生的学业水平, 又关注品德发展和身心健康;既关注全面发展, 又关注兴趣特长;既关注学习结果, 又关注学习过程和学习效率。切实扭转单纯以学生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评价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倾向,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健康成长。
七是要积极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谋划整体方案, 完善配套设施, 落实区域内小学升初中对口招生, 完善义务教育免试入学制度, 探索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 在全面考核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基础上, 注重加强对学生实验、探究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考核。作为初高中毕业学生的重要依据, 逐步开展统一高考改革, 探索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基础上的综合评价录取机制。
八是要注重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给教育公平的实现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提供了一种加速的可能。如今, 我们都看到这种可能将一步步成为现实。今年秋季学期, 全国大中小学学生学籍信息管理制度已经实现了全国联网, 实现了学生学籍一人一号终身不变, 实现了全国范围内学生转学、升学的动态跟踪管理, 实现了教育管理的科学化、信息化。同时, 我们要继续做好教学点、数字教育全面改善, 为农村边远地区教学点接受优秀教育资源, 开启国家规定课程提供设备和资源支持, 促进教育公平。要加快推进“三公两平台”建设及其在教育管理中的应用, 做好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建设, 通过征集共建惠及等方式, 让转入到基层学校和老师手中的优质资源、各大机构高校企业创造的优质资源, 集中面向广大师生开放。利用信息化手段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改革不能冒进, 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 而是向改革要质量。改革不能靠一个模子, 走一个路子, 而是要结合实际, 因地制宜。改革不是一时的事儿, 不是零打碎敲, 需要我们统筹考虑, 整体部署。改革不是一蹴而就, 需要现行试点,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加以推广。改革不是硬闯蛮干的事情, 政府应加大协调指导力度。
推进教育改革, 提高教育质量, 需要学校、家庭、社会的相互理解和支持, 需要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学方式的全方位调整。希望社会各界明晰改革共识, 凝聚改革力量, 释放改革红利, 走出一条联动性、内涵式、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综合改革之路。
以改革共振效应破局深水区改革 篇9
要想改革能啃下“硬骨头”，同时又不“犯颠覆性错误”，改革如何破局，即寻找突破口就非常重要。2014年是中国改革的关键之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雄伟的改革计划能否在未来10年得到有效贯彻和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年对改革的推进情况。
今年两会的一个主题无疑是改革，几千名代表和委员聚集北京，将改革由党的规划变为国家意志，更重要的是要讨论和决定改革的内容、推进改革的途径、完善改革的设计等，最大程度凝聚改革的共识，使改革在开局之年顺利平稳地进行。
改革涉及的领域太多，林林总总，从方法论来看，要使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取得切实效果，就必须选好改革的切入点或突破口，如果像撒胡椒面一样，平均用力，同时推进，既不可能，效果也不会好。而切入点或突破口的选择，也不是想选哪个就哪个，它与要解决的问题，民众的期待，领导人的决心，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形势，甚至偶发因素有关，需要改革决策者对目前的社会经济形势以及改革的困境和难点所在，有准确的判断。
接下来的改革需要“啃”的“硬骨头”有这么几块：既然要对既得利益格局、对垄断行业进行改革，那么能否杜绝自觉不自觉地强化垄断行业地位、强化不合理的利益格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既然已经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受到行政权力的威胁，那么能否做到下决心限制政府强势；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区域差距过大等引发的民生问题、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能否有足够的底气向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宣战。这些局面如果不能得到扭转，改革攻坚就很难有进展。
至于改革的步子要稳，是基于一个现实的状况：一方面民众的权利意识在不断提高，对社会的不公和腐败的容忍度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又要注意不要诱发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
这就要求我们对深水区的改革，应有坚定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从形成改革的共振效应，以及为未来改革奠定基础的角度来看，用反腐手段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是改革最有力的突破口之一。改革之所以深入不下去，除了陈旧观念的制约外，无外乎是在需要改革的领域积累了深厚的利益，而这些利益为某些人或群体所占有，他们中有的人占有利益的方式又往往有失公平。故通过强力反腐，能够打开这个坚硬的利益外壳，没有了利益的阻梗，或这种阻梗大为减轻，改革也就容易推进下去。
第二个突破口是加强法治建设。法治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它是将权力驯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最主要手段。要使法治在社会生活中真正起到作用，使每个人在内心真正敬仰法律，就必须改变目前对法律的实用主义态度，通过对一些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例的公正判决，确立法律在国家公共生活和公共治理中的最高权威。
第三个突破口是积极引导公众参与。改革是全民的事业，而不是哪个人、哪个群体的事业。尽管对改革强调顶层设计，但顶层设计主要针对的是改革的部门化现象，它决不意味着少数群体把持改革的话语大权，来决定多数人在改革中的命运，决不意味着排斥底层和民众对改革的参与。改革要想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民众就必须有对改革的建言权，要参与对改革的设计。否则，民众对改革抱一种漠然态度，这样的改革势必会“雷声大雨点小”。
第四个突破口是推进更大程度的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中国前期改革的一个经验是，在内部改革无力推进时，借用外部力量倒逼和推进改革。这个方面的典型就是加入WTO，没有对入世的焦虑，中国不可能有目前这么大力度的开放。未来的改革也需要以对外的开放来促进打破垄断，规范政府的行为。
最后一个突破口，是强化媒体和舆论对国家机器和公权力的监督。没有监督，必生惰政和腐败，人民的权益就必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