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需要新一轮改革（精选7篇）
国企需要新一轮改革 篇1
国企需要新一轮改革
2013-05-07
国有企业改革在很长时期里被视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但是，过去几年里国有企业改革似乎沉寂下来，一些行业甚至出现了所谓“国退民进”的现象。同时，从2003年以来国有部门的经营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到位，再谈国有企业改革似乎是多此一举。我认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在当前形势下，很有必要启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
清醒判断国有经济的表现
国有经济的表现到底怎么样？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正确的判断，这是制订国有经济改革政策的前提。现在有些机构或者学者的判断就是，国有企业效益搞得好，为什么要改呢？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改革的必要性不大，至少改革的紧迫性不强，因为根据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实用主义改革逻辑，没有必要出于一种教条而改革，更无必要为了改革而改革。但我却有截然不同的判断：国有企业与十年前相比的确更好，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上世纪末的改革红利和本世纪前几年的重化工业景气带来的；而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总体而言差距很大，而且越来越大。
国际上最通用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采用净资产回报率（ROE）指标来衡量效益。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报的数据来算，国有企业净资产回报率明显地低于私营企业，也低于外资企业。如果以税前实现利润来计算，2003年的时候国企和私企的这个指标还差不多，私企13%，国企12%，2007年国有企业净资产回报率略微高于15%；民营企业已经是23%了，非常平稳地上升，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稍微有点下跌，但已经越来越多地领先于国有企业。还有一个是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来衡量效率。几乎所有经得起推敲、具有引用价值的的研究都显示，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远远低于私营企业。一项研究表明，过去30年国有企业TFP年均增长大概1.5%，而私营企业是4.5%。无论是ROE指标，还是TFP指标，在过去十年国有企业发展壮大最快最明显的时期，都远远低于私营企业。尽管过去十年是国有企业盈利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实际上盈利集中在少数具有所谓“市场力量”的企业，11.5万家国有企业目前的亏损数达到30%以上。而民营企业的亏损10%多一点，10%亏损率在市场经济当中是正常的。
当然，有些学者也会强调国企效率较低是因为国企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但现在所能得到的所有分析都是零碎的、不具备引用价值的。我个人承认这方面的因素，但这个因素并不足以推翻上述判断。
国有企业即使跟十年前的面貌相比有很大改观，也是因为上个世纪末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改制重组，这些年来一直在享受改革红利。而上一轮改革的边际效果逐年递减，如果仅仅坐享其成，以前的改革红利将消耗殆尽。因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上世纪末改革之后几年，国有企业ROE大幅度地提高，而2007年之后它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甚至有下降趋势。当然，国有企业2003年以来的快速发展壮大，也与这一轮重化工业景气有很大关系，因为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重化工业领域的大企业。但问题在于，重化工业的鼎盛时期也会过去，重化景气带来的红利也会消失。
国有企业过去几年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方面的成绩也成了许多人争辩国有企业优越性和竞争力的证据。但我们的研究结论恰恰相反，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也是明显比民营企业低很多。这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投入的创新资源取得了多少创新成果就可以比较出来。国有企业在过去几年投入了大量的研发经费，也取得了成果，但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下比较，比如说，国有企业每投入一亿元研发支出所获得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大概是18，而民营企业43，差距不只一倍；国有企业每100名研发人员获得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是3.7，民营企业是7.4，差距也不只一倍。可以看出，民营企业的创新效率比国有企业高一倍以上，这个是中国科技统计研究的官方数据。
国有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从ROE、TFP、创新效率等典型指标来看，其总体效率明显不如民营部门。但是许多经得起推敲的严肃研究都发现，国有部门占用了与其规模和效率不相称的经济资源和创新资源，而且很多时候是以相对较低廉的价格占用了重要资源，并且国有企业天然的“政商联结”加重了这种情形。想一想，效率低的部门反而能以相对低廉价格获得更多资源，这是什么情形难道不是很清楚吗？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国有部门存在大量的经济租，严重扭曲了资源配置机制，对效率高的民营部门获得资源形成了“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国有部门的经济租和营业利润与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基本没有，老百姓没有享有应有利益。国有部门大约雇佣了三四千万员工，员工当然得到了工资收益，但这些人只不过占我们全部人口的3%、全部从业人员的5%、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10%，所以并没有惠及
多数人。从这个角度而言，现在的国有经济不是“全民所有”，而是“全民没有”。从上面这些分析来看，国有企业到底要不要改不是很清晰吗？
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方向
中国过去30多年平均每年9.9%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投资拉动，意味着要不断投入经济资源，投入大量的要素来发展经济。这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如果通过国企改革，让效率高的民营部门获得更多的资源，而缩减效率低的国有部门规模，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资源配置的扭曲状态，完全不需要这么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就可以保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速，这非常有利于一直讲的转变发展方式。依靠这么多的投资和大量的资源消耗、资源投入来维持高经济增长，发展是根本没法持续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方式转变进展不大，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因为国有企业处于粗放、低效率的发展状态。而且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和测算，现在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资源配置当中，国有部门的强势以及同政府存在天然的千丝万缕的纽带关系，使它更容易获得资源和各种商业机会，政府隐含的担保和救济也使它们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较多资源，使资源配置扭曲、竞争无法平等。而民营企业为了抢夺经济资源，可能会采取更加不理性、不光彩乃至不合法的方式，这样整个经济就会出现“政商联接”大竞赛和资源争抢大竞赛，而不是效率提升大竞赛和自主创新大竞赛，最后的结果是，高增长伴生着严重的过度投资和信贷膨胀以及金融隐患，公司治理和宏观审慎出现严重问题，收入分配扭曲和财富掠夺成为常态，而高增长也将戛然而止。看一看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东南亚国家的历史状况吧，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国发展阶段的转变、增长动力的转换已经使国有部门的低效、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对平等竞争环境的妨害成为一个愈发紧迫的现实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启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
客观地讲，国有企业加上强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还是能够发挥较大作用，因为追赶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源动员和资源投入，对产业结构的选择、对产业技术的采用、对产业组织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拷贝、模仿和引进，这些因素几乎都可以是“外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的就是资源动员和资源投入的可靠“平台”，国有企业可以较好地充当这样的平台。现在许多地方积极引进央企，其实是在通过引平台来抢资源。但是
随着中国一步一步地接近追赶式发展的边界，我们无可避免地要遇到发展方式转变、增长动力转换的问题，我称之为内生平衡增长阶段。如果不能顺利地从追赶式增长转入内生平衡增长，发展就有可能停止，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再要顺利转入内生平衡增长，就必须更加依靠企业的自主创新和效率提升竞赛，而不是政商联接和资源投入竞赛，此时国有企业在过去的优势就会丧失并成为阻碍。因此，推动新一轮国企改革，其实就是推动增长方式的转变。
即使不考虑发展阶段的转变，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也不能拖延。看起来2003年国有部门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实际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只不过是周期律的体现。现在是改革的进程在与国有企业的兴衰周期律赛跑。国有企业有它的兴衰周期律，过去几年是第二轮黄金时代，现在应该是进入了第二个白银时代，如果不改革，将会陷入第二个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这是一种非学术的表述。到那个时候被动地进行改革重组，代价会更高。上世纪末的改革给本世纪带来了改革红利，但付出了高昂代价，大概有2万亿的改革成本，而那时候GDP一年才8万亿，占百分之十几的GDP，多大的代价。如果我们再次拖延改革进程，若干年之后，改革成本将大得多。这些代价其实最终还是由老百姓买单。
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中，产权改革是核心。通过整体出售等方式推进中小国有企业改革，通过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等方式改造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目前全国有12万多家国有企业，小型企业超过10万家，占85%，中型达到1.4万家，占11%，全国国有企业亏损面达到35%，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所以中小企业的改制出售可以大力推进。即使按照国资委分类的一般生产加工企业也达到2.5万家，占全部国企20%以上，商贸服务和其他企业超过6万家，占50%以上，这些行业的许多企业都可以整体出售。但是重点和难点是大型企业，特别是央企母公司。央企的母公司要走法人整体改制这条路。央企的母公司100多家，基本上全部是国有独资的。甚至超过一半以上是按照1988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法》注册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而不是按照后来的《公司法》注册的公司制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在中国是很特殊的一类企业，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高度结合，现在要搞现代公司治理，又不说推进对母公司的改革，肯定是不行的。央企母公司的法人整体改制，可以走法人整体上市这条路，但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等少数特殊行业的企业之外，还是要引入战略投资者，在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上应该思想更加解放。在此基础上，大力改革公司治理。总体而言，应该是产权民间化、治理商业化。
也有少数国企可能暂时不太适宜推行全局性的产权改革。这包括三类企业。第一类是自然垄断，包括电网、基础电信和一些公用事业（自来水、燃气等）；第二种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如航空航天；第三类是承担普遍性服务和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如邮政和市政等。对于这些企业，应该加强政府监管，并改进公司治理，提高透明度和规范性。这三种之外的都应该产权改革。当然随着时代发展，上述三类企业也可以进行分拆和引入竞争，这样也有可能在某些环节进行产权改革。
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不会完全民营化，可能长期保持一种混合所有制状态，这也是可以的，关键要加快国有股的证券化，提高国有股的流动性，从而改进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
我们也必须承认，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民企的逐利动力更强，合规意识乃至守法意识更弱，社会责任和社会诚信比较缺乏，再加上一些官员参与的腐败，民众对许多民企其实颇有怨言。也就是说，学者可能看重效率，而民众可能更看重效率之外的东西。因此上述领域的国有企业在一定时期保留还是有必要的，哪怕牺牲一些效率。同时，民企必须要加快提高合规意识和守法意识，增强社会诚信和社会责任。
大型特大型国企如此改造之后，其中的国有股如何管理和运营？可以设立相应的投资基金或资产管理公司来持有这些国有股，对国有股进行管理，并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完全可以效仿中投或者汇金，不断追求国有资本的回报，提高国有资本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形成现代化的国有资产组合。可以预期，现代化的国有资产组合将成为我国国民的一笔巨大财富，通过支持社保体系和民生投入等途径真正惠及全体人民。所以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国企改革应该是“国资变社保，国企变民企”。这样就能使国有资产从“全民没有”以全新方式重新回归“全民所有”。
继续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
中国的国有部门在三十多年前的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重高达80%，经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国有部门的崛起和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的国有部门大刀阔斧的改革，到2004年已经急速地下降到了30%左右，之后几年也有温和下降，到2010年已经降到了27%。国有部门尽管目前体量庞大，并且在资源获取上有较大优势，但由于活力和效率相对于其他企业而言明显处于弱势，国有部门产出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会自然下降。在2003年之后国企状况较好的这
几年里，工业当中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增加值增速一般都高于国有企业10个百分点以上，营业收入高出20个百分点以上。按照这样的趋势，即使不进行主动改革，到2030年，国有部门的产出在工业中的比重将会自然收缩到15%以下。如果通过主动改革消减国有部门的规模，到2030年，甚至远远早于2030年，这个比重可以降到10%以下。
降到10%以下不但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如果国有部门还保持这么高的比重，无法显著纠正资源配置的扭曲进而保持较高增长率，而不断下降直至到10%的水平，国有企业将主要集中于涉及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以及其他极少数特殊的行业，就不至于对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构成实质性妨碍，也不至于对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法治体系构成实质性妨碍。实际上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也有一些国有企业，但都是在10%以下的比重。我国的国有经济比重降到这样的水平，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得以确立。
作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张文魁来源： 《中国经济报告》2013年第1
期
国企需要新一轮改革 篇2
本刊讯河南省国资委近日出台《省管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工作方案》和《省管企业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试点工作方案》, 并确定8家省管企业率先试水, 这标志河南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正式破题。
此次河南选取的试点企业是在不同行业、不同层级、不同股权结构上都具有代表性的8户省管企业, 包括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安钢集团、河南投资集团、河南航投公司、郑煤机集团、洛阳单晶硅集团、河南国控集团。其中,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郑煤机集团3户企业是进行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的双试点单位。
今年以来, 河南省国资委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工作进行了论证和筹划, 决定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 探索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市场化经营机制、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加强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方法与途径。同时, 希望通过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试点, 探索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市场化、契约化管理的有效方式, 探索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经营机制。在这次选定的第一批省试点企业外, 河南省国资委鼓励各省管企业, 在深入研究论证后自主选择一定数量的企业开展试点改革。
新一轮国企改革印象 篇3
做出这样的判断是有根据的。三中全会后，市场派的舆论紧压在失望中寻找文本亮点，在批评中寻找行动支撑，各种解读再次点燃公众期望。于是，地方政府纷纷表态，改革方案一一出台—出台改革方案的时间早晚，正成为评价改革态度的试金石。
在这样的气氛里，对于各地国企改革的总体印象概括起来三句话：高层缺乏权威性的政策指引，中端缺乏深思熟虑的实践路向，整体缺乏适应新环境的制度保障。
“共识”待解
三中全会《决定》，将有关国企改革的内容放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章节里。严谨地说，这是借“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核心表达，阐述对国企改革的方向性要求。因此，其重点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国企改革只是其中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社会的高度关注，将《决定》中关于国企改革原则性的“片言只语”当成具体操作指引，并将这种压力通过市场派理论家的“呼吁”，通过媒体传导给各地政府和国资监管部门。
于是，包括国务院国资委在内的各级国资监管部门，一边还在忙不迭地“深入理解”，一边就在起草出台改革方案。而这些改革方案的拟定，是建立在对《决定》中原则性的“片言只语”的各自理解之上。在这个不算短的过程中，未见任何能代表《决定》起草小组的官员或专家，对这些“片言只语”的提法给出一个明确、具体的说明。
笔者在此前的一篇解读文章中做出这样的判断：《决定》从起草到最后通过，一定存在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乃至争论，尤其是在尚未取得基本共识的国企改革领域，的确有一些“或激进或保守或清晰或模糊”的表述。这样的矛盾表述，充分体现了两种立场、两种思想、两种主张的交锋与妥协。
再者，央企和地方国企在功能、作用、分布、现状等诸多方面截然不同。《决定》关于国企改革的原则性表述，更多的是针对国家层面的央企而言。要在这些已经非常原则、非常精炼的“片言只语”表述中，自行理解和诠释，地方国企改革那就只能是在审慎中激进，在激进中含糊了。
关于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这事关十六大以来所建立的国有资本监管体制的评价和走向，是一个可能带来根本性变革的大是大非问题。如果激进，可以将国资委现有的出资人权利悉数交给投资运营公司，生生地将国资委这个“特设机构”逼回到政府组成部门身份。如果含糊，也有可能形成换汤不换药的结果。
庆幸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未见各地有“激进”的理解和执行。
在各地的国企改革版本中，都提出要组建这类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但是都不具体说明整个国资监管架构是否由此变为“国资委—投资运营公司—国企”三层架构，也不具体交代投资运营公司的运行机制与国资委的差异，更不会明确最终整合成几家投资运营公司。
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理解，即集团公司就是投资运营公司，尚且独资的就可以改组为投资运营公司，资产总量较大的就应该是投资运营公司，行业龙头公司理应成为投资运营公司。
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理论界一直在争议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比重的底线（或者称下限）问题，而在实践中一直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国务院国资委给出了一个权威性的“混合”统计数据（见黄淑和副主任2013年12月19日答记者问）。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混合”企业户数，还是非国有股权比例，都已双双过半。至于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比重问题，笔者手头还没有一个像样的统计数据。《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却没有给出一个大致的界限。
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各地在制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标任务时，必定是五花八门、各有表示。笔者很怀疑各地在制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任务目标时，所拟定的指标有没有“拍脑袋“的成分，以及最终能否如期完成指标任务。这不是你想“混合”就一定能“混合”得成的。尤其是在地方，国企国资大多数集中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本身就承担着许多非市场化经营的政府责任和社会责任，且体量十分庞大。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的私人资本，如何愿意、能够、有效进入？除非政府实行资产贱卖、税收减免、财政补贴、价格放开等政策手段，否则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各自确定的“混合”目标。如果是这样，改革还有意义吗？
关于实行员工持股
是否贴上了混合所有制经济标签，就可以实行企业员工持股？这个“企业员工”是否包括管理层？这些混合所有制企业是否包括“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及所属从事该大型企业主营业务的重要全资或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和上市公司”？
2005年国资委与财政部联合发布的《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以及随后的一系列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政策规定是否继续有效？等等。这些问题至今未见权威性的解答，而各地的国企改革方案却都已提出“鼓励”企业员工持股了。至于怎么个“鼓励”法，基本上语焉不详，属于边走边唱。
上述所列的几项顾虑，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但仅就上述问题而言，就涉及法律授权和制度建设问题。仅以企业员工持股为例。国有企业与国企员工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一直没有被点破。国企员工与其他非国企员工以及全体国民，在整体意义上都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国企员工只是受雇于国企，并没有单独地成为国企“主人翁”的法理依据。再者，由谁来决定国企的员工可以持股、持多少股、怎样持股？企业董事会、国资委或政府部门依据什么做出持股还是不持股的决策？是否依然有权利绕开国有资产所有人的终极代表—人大—而自行其是？
期待权威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底在山东视察时，有一段讲话似有所指：“要准确推进改革，认真执行中央要求，不要事情还没弄明白就盲目推进。要有序推进改革，该中央统一部署的不要抢跑，该尽早推进的不要拖宕，该试点的不要仓促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的不要急于求成，该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要超前推进。”
我们呼吁尽早出现对《决定》中关于国企改革的原则性“片言只语”的权威解读。
当然，我们更期望这样的解读是为了“正确推进改革，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科学阐释。
对于各地各种版本的国企改革方案，笔者持审慎不乐观的态度。当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触动不大的可以先改起来再说，但是任何带有私有化意图和实质的举措，必须高度警惕！宁愿其步伐慢一点，给真正符合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理论创新留出一点时间。
十五届四中全会曾做出关于国企改革的专门部署，那已是15年前的事了。下一次专门针对国企改革重大决定是什么时候，现在尚无时间表。如果再有这样一份文件出台，那么，上文提到的问题以及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都必须交代的明明白白。现实已不容许再给出仅限于原则性的表述，历史已没有回旋的余地。
理论创新也在和危机赛跑。我们没有理由懈怠和等待。
编辑/徐黎 chinasoe@foxmail.com
中国新一轮税制改革展望 篇4
4中国新一轮税制改革展望
[摘要]历经30年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税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现行的税收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形势。因此，改革和发展现行的税制越来越迫切，本文着重分析了近年来的税制改革动态，展望了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税制；中国税制；税制改革
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经济出现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如不少企业在重组中面临重重困难，高新技术产业要开拓，中小企业要扶植，东西部地区要协调发展，环境和资源要保护，失业增加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要解决，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建立等，这都需要税收上的有力配合。而现行税制在上述方面的内在调控机制都有欠缺。现阶段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迈进，都要求加强税收这个重要经济杠杆的宏观调控力度，这就需要建立一个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所以为适应经济体制转轨和与国际市场经济接轨的要求，我国必须进行再次进行全面性税制改革。
尽管中国税制经历了两次重大改革，目前正在推进第三次税制改革，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和完善税制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税制本身的改革还没有完成，与成熟的现代税制还存在差距；另一方面，传统的国际上通行的成熟税制也存在一些弊端，需要税制的创新。所以，中国的税制改革和完善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积极而稳妥地推进税制的调整和改革将需要持续地努力。
（一）关于流转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从短期来看，流转税制度的改革重点是增值税的“转型”。继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26个城市和地区的部分行业实行了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试点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部行业全面推出增值税“转型”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积极制定和准备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方案，并做好各种准备工作，选择适宜的时机推出这项改革，已经是决策执行机构正在进行的工作。
调整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负担，降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税率已经基本成为共识。进一步堵塞增值税征收管理方面的漏洞需
要不断的完善对征管工作的管理。消费税制度的调整将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根据消费税设立的基本原则，将高档、高利润的商品适时地纳入消费税范围。
从中长期来看，流转税制度的改革重点将围绕增值税与营业税的整合展开，即所谓的增值税的“扩围”。这项改革的完成将在真正意义上建立起规范的增值税制度。但是这项改革的难点是，必须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进行统筹性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要推进这项改革，必须考虑重新安排各级政府间的分税制度，因为营业税目前是地方财政收入中地方税收的主体税种，其收入占地方税收的50%～60%，增值税又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的最大税种，所以进行增值税“扩围”的改革，必须结合政府间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时研究、规划和实施。建议从现在开始就组织力量，抓紧这项改革的研究，进行详细的量化测算，用3－5年的时间研究出改革方案。这既是税制改革和完善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完善政府间财政体制的需要。
（二）关于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个人所得税要更好地发挥调节公平作用，需要创造条件，推进综合税制改革。十八大后，中国应积极为个人所得税的综合制改革创造条件。在此之前，我国应先推行以降低个人所得税税负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在分类所得税制下，各类所得的税负水平应基本协调。工资薪金费用减除标准多次提高，工资薪金所得的税负已经多次下降，但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等税负还没有相应下调。为了保持不同类型所得税负大致相当，有必要下调这些种类所得的税率。
从2011年9月1日起，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进一步提高，税率表也作了调整，对中低等收入者确实起到了较为良好的减税效果。但是，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中高收入者的减税效应不明显，甚至有增税的效果。这导致部分潜在税源继续流失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如果最高边际税率下调，一些税源就可能回流，那么因税源扩大而增加的税收收入可用来帮助低收入群体。
一旦个人所得税转向综合税制，减税的重点应转向增加专项扣除，以更好地促进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的改善。综合所得税制，应致力于打造一个中低收入者低税负，高收入者高税负，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同时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者规模的所得税制。此外，还需要采取措施，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重叠征税问题。
（三）关于地方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地方税制的改革将是今后一段时间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地方税制的改革和完善具体包括：
1.资源税的调整和完善。根据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促进资源节约是资源税调整的重要指导原则。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刘克崮说，当前是推出资源税改革的较好时机，首先是当前我国经济处在回升向好时期，这是有利时机，其次是近几年实施的结构性减税，也有利于改革实施，再有就是相关行业已具备了承受能力。资源税将适当扩大征税范围，扩大税基；调整计税依据，改变目前单纯从量计征的办法，实行根据不同应税品目的特点，分别采取从价计征和从量计征的办法；适当提高一部分征税品目的税额标准。
2.房地产税制改革。对现行的城市房地产、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进行全面整合，重新设立不动产税（物业税）。将市场评估价值作为不动产税的计税依据；将只对经营性房地产征收的房地产税范围扩大到居民住宅不动产。房地产税制的改革将经历两个阶段：先进行经营性房地产税制的改革，待时机成熟再对居民房地产征收不动产税。
3.建立环境税制度。通过税收政策控制环境污染是国际上近年来税制改革的趋向之一。我国目前的税制中缺乏专门针对控制环境污染的税制。该税的征税范围包括污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在内的污染物排放和二氧化碳排放。在设立一个环境税税种之下，设立具体税目，不同税目的计税依据和税率有所区别。2007年6月，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研究开征环境税”。2010年，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中亦明确表示，要加快理顺环境税费制度，研究开征环境税。可以看出，开征环境税的相关工作在我国已经开始积极推进。
4.社会保障收费改为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费改税是一个十分有争议的问题，目前全国已经有20个省和计划单列市实行由地方税务机构征收社会保障费，再以财政拨款的形式划拨给社保管理和经办机构。为了加强对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建立统一征收的社会保障税、纳入预算管理、使用与监督分立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体制势在必行。
5.整合和调整其他地方税种。经过改革30年的历程，地方税一些税制需要重新清理和归并。目前正在研究这些税种的调整，但意见尚未能统一。比如：（1）土地增值税是否应该继续征收。因为该税种具有所得税的性质，且征收的管理很难，所以对该税的质疑比较多。
（2）关于契税和印花税，有些人主张将这两个税种合并，或者将印花税并人契税，或者将契税并入印花税，目前仍在研究过程中。（3）关于城市维护建设税，主张调整目前的计税依据，并适当地调整税率。总之，地方税制的调整和改革已经拉开了序幕，但整个地方税制的改革还需要稳妥地逐步推进。
（四）关于税收征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在现有的税收征收管理模式基础上，要继续大力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不断提高税收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在已经建立起的税收征管信息化平台的基础上，下一步的具体措施包括：完善税收经济分析、企业纳税评估、税源监控和税务稽查的互动机制，加强对税源的管理。强化数据分析应用，开展税负、税收弹性、税源、税收经济关联分析和预警，加强税收收入预测和能力估算工作，进一步落实对重点税源的分析监控，及时发现和解决征管中存在的问题。完善税收管理员制度，加强户籍管理，深化纳税评估工作。进一步推进依法治税工作，做好为纳税人的服务。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税制改革涉及各方面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一定要通盘考虑，精心设计，周密部署，谨慎决策，不宜采取整体推进的方式，而应循序渐进，把握时机，做到成熟一个出台一个，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经济和社会不必要的震荡影响。
参考文献：
[1]杨志勇.《十八大后中国税制改革前瞻》.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12月
[2]高培勇.《中国税制改革何处去》.南风窗.2009年8月
[3]邓子基.《对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几点看法》.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重庆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问题研究 篇5
1.内容摘要
我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是率先在农村起步并取得突破的。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必将因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而载入史册。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30周年之际，中央召开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机再次把农村改革发展问题摆在全党全面推进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的位置上？这就需要我们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一步透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当代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意义。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道路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道路。当前，国家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重庆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我们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更加自觉地把继续解放思想落实到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毫不动摇地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继续解放思想，必须结合农村改革发展这个伟大实践，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农村发展难题，为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提供不竭源泉。坚持改革开放，必须把握农村改革这个重点，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推动科学发展，必须加强农业发展这个基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促进社会和谐，必须抓住农村稳定这个大局，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农民安居乐业，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
重庆农村正在发生新的变革，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对不少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农村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农产品市场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国家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不健全，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要求紧迫；农业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落后，耕地大量减少，人口资源环境约束增强，气候变化影响加剧，自然灾害频发，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压力增大；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区域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任务艰巨；农村社会利益格局深刻变化，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社会管理任务繁重。总之，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加倍努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农村好形势。
2.改革的意义
在重庆乃至整个中国，农村改革问题可不是一个局部性的改革问题。譬如说，大家都很关注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社保改革，还有金融改革、国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对于重庆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改革。尽管这些改革都很重要，但这些改革还是属于局部领域的、一个大的方面的改革。相对于170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相对于发展程度远远滞后于城市的广大乡村，重庆农村改革则不同了，它对于重庆的未来发展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性的意义。我想从两个维度来谈这个问题，或者说新一轮农村改革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从重庆改革开放的纵向维度来看。重庆改革开放已走过30年的道路，历经风雨取得巨大成就。30年成就起步于农村改革，又受制于农村改革。从发展政策的连续性上考虑，重庆下一个30年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创新发展起步于哪里？新的战略突破口在哪里？再过30年，也就是到了2038年，已接近于本世纪中叶。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构想，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目标是要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中等发达国家是个什么含义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标准呢？
在已走过的30年里，我们的经济发展保持了年均9%-10%的高增长；在接下来的30年里，我们还需要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年均增长约为6%-7%）。考虑到经济总量越来越大，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难度就会加大；再考虑到重庆的人口总量，人均GDP的指标要上去难度会更大；而人均GDP提高最大难度在农村。因为重庆人口总量的约60%-70%在农村，即重庆现有170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我认为农民工群体仍应属于农村人口，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群体的法定身份、主体消费和基础财产都还在农村）。重庆下一个30年的发展，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如果不能极大地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活力，如果不能再次更高水平地解放农村社会生产力，重庆的全局发展将会举步维艰。
从全国经验来看，或从我们对我国发达地区的印象和感受来看，发达地区之所谓发达，不仅表现在工业和城市建设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它们的农业和乡村建设也基本达到了现代化程度，基本上实现了城乡一体化，表现为三个方面：城乡生活水平同质化，即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品质、生活情趣、乃至衣着打扮基本相同，你很难分清谁是城市人谁是农村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即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基础教育、医疗保障、退休养老保障等主要社会福利上享有同等待遇，如可以常常看到校巴接送乡村的孩子上学；城乡基础设施同步化，即道路、水电通信管道、大型超市等与城市同步同标准地建设。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重庆的综合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现代工业体系已基本建成，但重庆大多数的农村却还非常落后，更不用说城乡二元结构在管理体制上、在公共财政投入上的巨大差异了。从这个比较中，更能说明重庆农村改革发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也更说明重庆市委、市政府关于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决策是抓住了重庆下一个30年发展的事关全局的要害问题。
总的来说，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有利于重庆的新农村建设，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3.改革的重点
按照胡锦涛同志对重庆提出的“314”总体部署和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重庆农村改革的重点和思路应着眼于以下领域：
3.1．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创新土地流转体制和适度规模经营机制
一方面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这一政策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否则农村生产经营就会出现混乱，农民权益就会受到侵害。另一方面，要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引导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需要。根据各地的实践和探索，可行的思路有：一是鼓励城镇或当地资本组成“龙头企业”，转包土地、规模经营。二是开发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建立“土地银行”，激活土地要素，实现土地和劳动的有机结合，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土地银行”可以由国家来办或者民办公助。出去务工的农民把土地存在银行里获取利息收入。银行把这些存进来的土地贷出去，主要贷给成片种植、规模经营的种粮大户。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存贷之间的亏损，可由政府补贴。其好处是，农民转包的土地能留转到质量能手当中，促进适度规模经营；而且可以保证土地使用方向不变，保户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
3.2 深化和落实林权改革制度。
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统筹规划和宏观指导，强化政策扶持和开拓创新，发展林业产业，建设现代林业，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林业产业横跨一、二、三产业，资源类型多、产业链条长、市场空间广、发展潜力大。发展林业产业，繁荣林区经济，对加强生态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对推进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各级林业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林业产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林业产业协会的作用，搞好统筹规划，加强宏观指导，强化政策扶持，着力开拓创新，不断提升林产品供给能力，全面提高生态安全保障能力。
3.3．健全财政支农投入机制，改革农业投资管理制度
各级政府应当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发挥主体作用。要调整国民收入结构、财政支出结构、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对财政收入用于“三农”的比重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比重应有一个适度的界定，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在加大国家和地方财政投入的同时，制定优惠政策，动员和鼓励各种社会力量投入新农村建设。目前，有关农业投入的管理规定比较笼统。由于对各级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划分、资金用途没有明确的规定，时常导致农业预算支出被挤占的现象发生。为此，要改革农业投资管理制度，制定更加具有约束力的、可操作的法规，以保证支持农业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3.4．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加强村民自治制度建设
要按照中央部署和规定，按照大部制的思路进行乡镇机构的合并和人员的精简，真正在转变职能、强化服务、提高效率上下功夫；要积极探索县乡联动改革，完善和创新农村治理机制。要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依法搞好村民自治，推行农村民
主政治建设。要下大力力气加强基层干部廉政勤政、执政为民建设；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为人民谋利益。
3.5．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完善农村社会管理
一是重建农业公共服务体系。主要是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改变农村基层农技站“网破、线断、人散”的状况，为现代农业建设提供技术保障。二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目前发展的重点是：建立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解决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三是更新农村治理理念，转变社会管理方式。优化农村组织机构，扶持农民自治组织的发展，扩大基层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四是大力发展农村公益性文化和教育事业。创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体制机制，坚持科教农结合，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3.6．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政治保证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关键在党”。为此，一是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农村党的建设。增强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基层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重庆农村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壮丽事业。二是各级党委要切实把农村工作摆到重要议事议程。真正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重视农村改革发展，在政策制定、工作部署、财力投放、干部配备上切实体现和落实“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要结合本地实际出台政策，要关心乡村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提高他们的待遇和保障水平，鼓励和支持党政干部广大干部、企业家、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投身农村改革发展。
5.政策建议
5.1成立农村“土地银行”，规范土地流转形式，提高土地利用率。
随着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土地的利用率越来越低。“土地银行”可以由国家来办或者民办公助。出去务工的农民把土地存在银行里获取利息收入。可以保证土地使用方向不变，保户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
5.2保持土地承包制度长期不变，根据人口变动进行小范围调整。
因为人口变动，如果土地的承包关系不相应做出调整，就会导致，土地资源分配不合理，所以应该根据人口变动，在一定周期内小范围的实行土地重新分配，实行按需分配。
5.3节约土地，规划建房。
关于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分析 篇6
【论文摘要】 文章分析认为在新一轮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中依然存在产权难以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改革后的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很有可能会产生多头监管、地方政府行政干预、省联社管理范围过宽等问题。
一、对新一轮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的分析
1、产权依然难以明晰
新一轮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改革有两大任务：一是明晰产权；二是在此基础上建立委托代理机制，形成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明晰产权工作分为两个步骤进行，即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明晰现有产权和在增资扩股基础上构建新的产权结构。上文已经说明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框架已经演化为股金制度和公积金制度结合的复合产权结构，集体历年积累所形成的产权已变得十分模糊。从政策和操作角度讲，明晰农村信用社历年积累的产权，存在着许多一时无法解决的难题，因此，本轮农村信用社改革，均以增资扩股为改革的第一步。改革先行的8个省市，增资扩股工作总体进展顺利，股东来源非常广泛，包括农村居民、城镇工商企业职工、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信用社职工、乡村干部等，而且户均股金有了较大提高，形成了股权相对集中的格局，股东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有所提高，然而在增资扩股中也出现了如下问题。
第一，资本金虚拟化。为了激励农村信用社进行股权改革，人民银行设计了专项票据有条件兑付的资金支持政策，具体内容为人民银行按2002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50％，发行专项中央银行票据，用于置换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票据期限两年，按不低于准备金存款利率按年付息。票据不能流通、转让和抵押，可有条件提前兑付，兑付标准为：“产权明晰，资本金到位，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即当农村信用社的资本充足率达到0时，中央银行可以对其发行专项票据，两年后如果资本充足率提高到2％，公司治理和不良资产消化达到相应指标，中央银行可以将票据兑现成现金。
为了最大程度的获得中央银行资金，地方政府必须在短期内对农村信用社进行快速的增资扩股，一来可以快速提高资本充足率；二来资本金增加便可多发放贷款，进而降低资产不良率。为了迅速增资扩股，一些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利硬性摊派，许多农村信用社从理事长、主任到普通员工甚至临时工都有必须达到的大小不等的扩股指标。更有一些地方政府采取存款化股金、贷款化股金和股金存款化等办法虚增农村信用社的股本资金。存款化股金，是农村信用社直接将储户存款转化到股金账户上，待股金结算后，再划回存款账户，实际上并未发生真实的资金转移，只是账面操作手段而已。贷款化股金，是农村信用社与客户勾结，给客户贷款，客户再将获得的贷款入股农村信用社，或是以入股作为贷款的先决条件。股金存款化是指农村信用社给予入股股东各种优厚的条件，承诺农村信用社不论是否有盈余，均按入股金额的一定比例进行分红；通过对入股者进行回扣规避农村信用社的股金不能退股的规定；对内部人提供信贷优惠和利率优惠等。
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目的是建立高效的运作机制，然而地方政府主导的农村信用社改革中的资本金虚拟化行为，却偏离了这一改革目标，而只是为了获得中央银行的注资，因此农村信用社旧有的机制和模式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转变。
第二，股权分散化依然存在。虽然大多数农村信用社在明晰产权过程中采取了先清退后增资扩股的办法，实现了农村信用社产权构成上的较大程度的集中，彻底改变了20世纪50年代“一户一股”的产权分散状况，但是仍然较为分散。我国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工商企业偏少，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主要依靠农民和农村信用社职工，况且农村中真正富裕的农民并不太多，导致农村信用社股份金额偏少，股权分散。有数据表明，第一批试点省份的股东人数达到2.78万人，股本金为13090万元，每个股东平均注资4692元；第二批试点省份的股东人数为1.9万人，股本金1159万元，每个股东平均注资601元。据调查了解，由于股权结构过于分散，出于时间、能力、精力和成本等因素的考虑，绝大部分股东对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状况的监督管理意识不强，法人治理结构难以有效改善。
第三，存在“大户”入股现象。虽然大股东的存在有可能会减少所有者——管理者代理问题，但是大股东在农村信用社借贷政策的制定方面有发言权，而且可能存在为自己的或者有关联的企业获取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农村信用社无法顾及普通农户的贷款需求，影响农村信用社支农功能的发挥。因此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农村信用社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对投资股规定了单个自然人投资和单个法人投资的最高比例。但是在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的实践中，存在着某些自然人同时又是企业法人，既以企业名义投了法人股，又以个人名义投了自然人股，二者合计入股金额较大。我国农村宗族势力较大，在某些地区出现了本宗族联合起来大范围入股中小农村信用社，达到操作农村信用社的目的。
2、法人治理结构还不完善
当前，农村信用社体制采取基层农村信用社向县（市）联社入股，县（市）联社向省联社的入股结构模式，从股本结构看，基层信用社应该拥有对县（市）联社、县（市）联社应该具有对省联社的控制权。理事会和监事会应该由各级股东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理事会聘任信用社主任。但是由于农村信用社产权还不够明晰，存在上述问题，因此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在实践上往往无法操作。考虑到股东代表以及理事会提名产生过程中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借助更高层次的行业管理机构来考察，这就赋予了行业管理的必要性。于是在现实中出现了行政式的人事任命体制，即农村信用社主任产生模式是由联社提名，经基层信用社理事会表决通过后任命；联社主任的任命需要经过上级管理部门同意。这意味着上级联社已经演变为下级联社或基层信用社的上级行政管理机构，下级联社或基层信用社的独立法人地位得不到很好的体现，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运行自然无从谈起。
二、对新一轮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的分析
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出台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在试点省份对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进行了重新界定，明确将管理和监管职责分开，国家银行监督管理机构（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依法实施对农村信用社的风险监管，管理权交由省级人民政府负责。试点各省为有效实施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可成立省级联社或其他形式的省级管理机构，在省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具体承担对辖内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但“不得把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地（市）和县乡政府”。在农村信用社省级管理组织模式的选择上，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省级联社、管理局或协会等多种形式，但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省（区、市）都选择了省级联社的模式。可以预见，我国农村信用社体系在本轮改革完成以后，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形成一种由各省联社控制的格局。根据规定，省联社是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市（地）联合社、县（市、区）联合社、县（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村合作银行自愿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履行行业自律管理和服务职能，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是地方性金融机构，服务的目标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央政府将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省级政府，可以激励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和支持。在成立省联社以前，农村信用社体系采取基层信用社和县级联社二级法人体制，没有更高层次的联合。单个农村信用社乃至县联社势单力薄，各自为政，金融服务水平低，抵御风险能力差，一旦一个信用社出现支付危机，极容易使支付风险迅速蔓延。设立省级行业管理组织，有助于改变农村信用社分散、单
一、落后的群体状况，为农村信用社提供更为有效的管理和服务，有利于发挥
行业整体优势，提高农村信用社抗御风险的能力，提高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但是对于地方政府普遍选择的省信用联社管理模式是否是切实有效的改革模式，还有待商榷，改革后的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很有可能会产生以下问题。
第一，多头监管。本轮改革将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省级政府以后，农村信用社将面临人民银行、银监会和省级人民政府的多重领导。虽然在《关于明确对农村信用社监督管理职责分工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04］48号）中对各级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进行了明确分工，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监管信息不对称，同时各监管部门之间又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协调，重复监管、越位监管和监管真空现象在所难免，各级监督管理机构之间的矛盾也将不可避免，影响监管效果。银监会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管是法人风险监管，省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管理的是人财物和经营行为，而政府又不是银监部门的监管对象，因此当省政府和银监会对农村信用社的具体监管问题产生分歧时，农村信用社必然会更多的听命于省政府。例如当银监部门对农村信用社部分信贷资金投向、大额贷款投放，以及一些违规行为进行监管和查处时，农村信用社可能用政府的文件、指示来说明和对抗，这样很容易抵消监管的作用。第二，地方政府行政干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对本轮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省级人民政府应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对农村信用社依法管理，不干预农村信用社的具体业务和经营活动，不把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地（市）和县、乡政府。”虽然有以上规定，但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行政干预是很难避免的。处于经济体制改革过渡时期的地方政府，可以定位于“准市场主体”，为了满足本地经济增长、政绩工程建设、本级财政支出和官员在职消费的需要，地方政府总是希望能以各种方式掌握规模尽可能大的资源。在地方财政紧张而又得不到根本好转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在业绩考核面前可能会加大对地方金融的干预，要求其信贷投向符合地方政府偏好的项目和工程之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地方政府就曾通过控制并利用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资源，启动了新一轮的农村工业化进程，建立开发区、工业区，并使得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金融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最终导致农村合作基金会被清理整顿。在本轮改革方案中，要求地方政府承担起帮助信用社清收旧贷、打击逃废债、处置金融风险等方面的责任，地方政府将更有充足理由插手农村信用社的具体业务。况且到目前为止，对地方政府是否干预了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经营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对过度干预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经营造成金融风险的政府也没有相应的处理措施。因此，对“不干预农村信用社的具体业务和经营活动”这种软约束的倡导式的规定，将很难排除刚性的行政干预。这种行政干预直接表现在农村信用社系统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拔和任用上，省政府直接向省联社派遣理事长；在内部治理上省联社党委以党管干部原则代替理事会的权限；下级联社的理事长和主任的配备主要由上级联社决定。
第三，省联社管理范围过宽。在地（市）级不再设立联社或其他形式的独立管理机构的情况下，由省级联社对县级联社直接实行行业管理。由于全省的县级法人信用社众多，有的省份多达一两百家，在省级联社管理人员有限的情况下，省联社管理范围过宽，会强化省联社与县联社之间业已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在事实上把长期存在的中央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隐性担保转移成省级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隐性担保后，由于信息不对称，省联社必然会不断强化对县联社的控制，这样一方面会扼杀县联社根据当地的金融需要进行金融创新的能力，另一方面当出现问题时，省联社和县联社之间难免相互推诿，形成最终无人负责的局面，在基层信用社还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
【参考文献】
加强学习 迎接新一轮国企改制 篇7
教学水平提高 内容丰富
吴艳梅 （黑龙江龙法评估所）
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参加全国各行业举办的一些培训班，但大多学不到什么实质的内容。当初决定参加这次培训时，只是对培训内容比较感兴趣，也担心培训只会流于形式。但随着培训课程的进行，这种担心也一扫而光了。授课老师资历颇深，对评估行业、评估专业知识有深入地理解，不仅能够从评估行业的角度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还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另外，培训定向准确。作为评估机构负责人，开展业务是机构运营的重要工作之一，只有对现行的政策有了足够的了解，有了防范风险的意识，才会自觉规范执业行为，促进机构健康发展。本次培训班就对我们这些机构负责人起到了引导的作用。
智军 （江苏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刘玉平教授的讲解深入浅出，把原本枯燥无味的条文解释得通俗易懂。原以为企业价值评估是纯理论的条文、可操作性不强，但刘教授在讲解时，不仅结合了中外理论界的研究成果，而且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让我感受到企业价值评估并不是什么空中楼阁，遥不可及。
李少刚 （福建漳州天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本次的培训内容多层次、全方位，使我在较短时间内，对资产评估行业的新法规、行业动态、工作准则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认识。再就是本次培训师资安排十分合理，授课的老师既有国资管理部门的领导，也有财经院校的教授，还有大型国有企业的总会计师。国资委领导的讲解结合了现行的评估法规、制度，密切联系实际，对目前国企改革中存在的热点问题、评估行业中存在的难点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提供了应对策略；介绍了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监管的规定，使我们在今后的国有企业资产评估实践中能更好地把握原则，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杨晓云 （黑龙江省资产评估协会）
培训内容丰富，紧密联系实际，可操作性强。《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从今年4月1日起施行。作为边远省份中、小事务所的执业人员，对企业价值评估的途径、方法和重要意义的认识都十分粗浅，认为操作起来很困难。通过专家讲解，明晰了企业价值评估的重要意义，了解了企业价值评估的方法和应用方向。如：第十二条关于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明确的事项中，就有要明确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的要求。这样规定，是为防止某些企业恶意利用评估报告，将其应承担的责任推卸给资产评估机构或评估师。第十三条要求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等相关条件选择适当的价值类型。因为不同的评估目的、市场条件，评估价值类型也不相同，评估师在评估报告中明确价值类型，可以使委托方清楚地使用评估报告，以规避评估师的风险。
深受启发 效果显著
智军 （江苏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由于日常工作较为繁忙，很少有时间学习新知识，也难得有机会与同行沟通，有时就象“井底之蛙”，常常沾沾自喜，自以为是。通过此次培训班的学习和与同行的交流，才发现自己掌握的知识远远不够，甚至还很浮浅。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后续教育对于评估机构提高工作质量、加强内部管理，对于注册资产评估师提高自身素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曹继承 （天津星辰会计师事务所）
培训班邀请了评估行业外的专家，从用户的角度审视评估报告，指出评估报告中存在的问题，这点对我触动很大，对“要按规范做好评估报告”的内涵，有了更深的理解。《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的培训内容新、及时，但可能受时间限制，对企业价值的定义、概念、价值类型的定义、分类等内容似懂非懂。尤其是股权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与红利折现模型这两部分内容，感觉较难理解，要应用到工作实践中肯定有困难。
胡永星 （河南三门峡永信资产评估事务所）
通过学习，我深刻地感受到资产评估行业的变革正影响着每一个机构，每一位评估师。比如，此次培训班的师资力量主要来自国资委、中石化、三峡集团，这些都是评估机构的主要客户，可以看出，中评协一改过去管理者的姿态，开始虚心听取客户的意见，服务意识在逐步增强。在谈到产权转让过程中，由于成本法评估价值与实际市场价的背离，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对评估师评估的价值与市场真实价值之间的关系提出质疑，大家都认为，如果评估方法再不应时而变，将直接影响到评估行业的社会公信力。目前，企业价值评估对评估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价值评估主观随意性很大，在西方可能有生存环境，但在我国推行起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其根本问题就在于评估师的素质，在于评估价值的个性化。但我们也相信，企业价值评估一定是中国资产评估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柯复 （福建华茂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三峡公司杨亚和中石化刘力智的讲座，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报告使用者做的讲座。他们站在评估报告使用者的角度谈评估报告，就象工厂的产品，让产品使用者自己谈使用产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然后厂家再按用户的要求进行改进，提高产品质量。评估师也一样，了解了客户的需求和评估报告中存在的问题之后，在撰写评估报告时，就会考虑到这些因素，从而出具更加符合客户需求的、高质量的评估报告。
结合实际 提出建议
曹继承 （天津星辰会计师事务所）
建议专门针对《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做培训，组织专家结合实例编写学习教材，使学员更好地学习、理解指导意见的内容。
柯复 （福建华茂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吸收了国际先进的资产评估理论。例如可以用收益法评估企业价值。授课时，最好能结合评估案例进行讲解，这样理解的会更深刻，可操作性也更强；建议尽快出台《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释义和《金融不良资产评估指导意见（试行）》释义。
张成慧 （青岛天和资产评估公司）
为保证评估质量，建议尽快实施资深评估师制度，例如，可以规定工作年限30年、执业12～13年以上、大学本科或高级职称者才可获得其资质，才可担任企业价值评估项目负责人，以确保评估队伍素质不断提高，保证各项准则及规定的贯彻执行。
孙光逊 （宜昌德恒评估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