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二次改革论文

国企二次改革论文（共7篇）

国企二次改革论文 篇1

一、引言

国企二次改革的进行以双层股权结构的运用为重点, 双层股权结构具有自身强大的优势, 双层股权结构在实现国有资本淡出的同时, 保留了国家对于企业宏观层面上的控制和调配, 使得企业在相对自由的市场环境中获得最大化的发展和收益, 国家对于企业的宏观控制符合国企二次改革的基本方向, 同时也是双层股权结构的重点内容。因此, 双层股权结构具有科学性、适用性、指导性的特征, 是符合我国国企二次改革发展趋势的。

二、双层股权结构的产生与发展

与“一股一权”的表决方式所不同的是, 双层股权结构破除了一元股权的结构模式, 将普通股份分为A、B两类股份。其中, A类股份仍然保留着一元股权和“一股一权”的基本要求和思想, 在实际的执行中, 也遵循原有的要求, 即一个股份代表着一个表决权, 且经持有人同意可以转让给他人;B类股份则与A类股份大有不同, B类股份蕴含着“一股多权”的含义, 即一个股份可以代表两个乃至多个表决权, 是A类股份的数倍, B类且经持有人同意可以转让给他人,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B类股份转让给他人后, 就丧失了“一股多权”的功能, 而是和A类股份一样, 留着一元股权和“一股一权”的基本要求和思想。双层股权结构的产生最早在19世纪末期的美国, 当时, 美国的银行业获得了繁荣的发展, 但随着经济形势的持续叫好, 经济开始走上下坡路,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银行支付能力的下降, 银行业普遍出现融资困难的状况。因此, 美国政府不得不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 首先做的就是控制企业股东的权利, 使其不能滥发股权, 这一行为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人们开始思考“一股一权”和一元股权的弊端并积极进行了改革。经过一系列的努力, 美国银行业开始复苏, 证券交易所也开始正常运行。“一股一权”不再是限制企业发展的束缚, 双层股权则使得企业自身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同时也提升了企业的风险预防和控制能力, 以至于后来, 众多公司都将双层股权结构作为本公司发展的基石。

三、双层股权结构在国企二次改革中的运用

(一) 运用双层股权结构的制度设计理念

双层股权结构的制度设计理念主要包括坚持分权治理与内部均衡、保护非国有股东的权益以及比例原则, 双层股权结构的制度设计理念在我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 因此, 对其内涵把握有一定的难度[1]。坚持分权治理与内部均衡主要运用于公司的治理和运行, 在公司中, 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逐层递减的关系, 因此, 坚持分权与制衡的原则将有利于协调公司各方的利益, 避免出现权利的滥用和责任的不明确, 决策是公司运行最为重要的事务之一, 坚持分权治理与内部均衡对于公司进行科学化决策、民主化决策也大有益处。保护非国有股东的权益主要是为限制公司最大股东的决策垄断权, 这也是我国国有企业二次改革中的一个亮点, 显然, 保护非国有股东的权益也是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的自身利益的。比例原则主要适用于国有企业响应国家政策、帮助国家开展发展规划上, 国有企业一方面以营利为原则, 一方面要考虑到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与稳定, 并保障投资者的权益。

(二) 严格适用对象

双层股权结构在国有企业二次改革中的应用必须严格限定其适用对象。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国企业的特征分化愈加明显, 主要包括公益性事业组织和盈利性组织。而双层股权结构在国有企业二次改革中的应用主要是针对公益性事业组织的, 主要指的是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经营多是为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和国家发展规划的要求, 其运营和管理也是在国家的监督之下, 经营状况也是由国家来负责, 因此, 针对这些企业的改革, 双层股权结构目的是在于在不改变企业性质的前提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性, 使得企业的经营能力进一步提升, 以此为国家经济的增长作出贡献。

(三) 限定超级表决权的幅度

现代企业制度所崇仰的是共同治理的原则, 因此一人专断的现象是必须要避免的。限定超级表决权的幅度主要从改变企业的管理模式做起[2], 即对管理者下层的被管理者进行数量和业务范围上的调整, 以此限制最大股东的权利。限定超级表决权的幅度有利于加快企业资本流通的速度, 从而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 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益, 以此促进我国国有企业二次改革的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 双层股权结构的产生与发展不是偶然的, 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政治进步所带来的, 因而也是符合我国国企二次改革发展的要求和发展方向的。因此, 国家及政府要从运用双层股权结构的制度设计理念、严格适用对象、限定适用范围、限定超级表决权的幅度以及采用其他配套措施出发, 深入运用双层股权结构, 推动国有企业二次改革的顺利进行, 以此推动我国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 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所有制制度的变革。

摘要：国企改革在我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经历了较长的停滞时期。在今天, 国企改革再次进行人们的视野中, 而国企改革与混合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诸多冲突, 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目前国企二次改革中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本文从双层股权结构的产生与发展, 对双层股权结构在国企二次改革中的运用进行了一系列探讨, 希望进一步指导国企二次改革的稳固发展。

关键词：双层股权结构,国企二次改革,应用

参考文献

[1]冯果, 杨梦.国企二次改革与双层股权结构的运用[J].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 2014, 06:150-157.

[2]高杨.上市公司双层股权结构研究[D].吉林大学, 2015.

国企弊端及国企改革之我见 篇2

关键词：国有企业,弊端,根源,产权制度改革

一、为什么要提出国企改革

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要改掉或革除掉事物中陈旧的不合理的部分, 使之合理、完善、更加适合需要。改革, 实际就是通过不断的改良手段达到革命的效果。国企改革也是这样。

笔者之所以现在还提出国企改革, 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国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但部分国企的弊端仍未根除。对内:政企不分、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对外:缺乏市场竞争力 (内则竞争不过民营企业, 外竞争不过跨国公司) , 有些国有企业目前还在依赖政府保护, 输血生存。

二、国企弊端的表现及根源

1. 政企不分、官本位意识。

新中国建立伊始即把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用行政级别的方式与党政干部级别挂起钩来, 这有它的历史原因。当年没收国民党官僚资本为国有, 以后又通过公私合营方式, 消灭了资本家阶级, 50年代即基本完成了工业企业国有化改造。当时大量企业领导人从哪里来?只有从大批党政军干部中调派企业领导干部, 他们都有相应的级别。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 企业领导人也和党政干部一样由各级党组织管理考核任命调配, 因此, 形成了政企不分, 企业领导干部也有了官本位意识。上世纪从80年代开始提出政企分开, 取消企业干部级别, 但时至今日, 国企领导干部的级别实际并未取消, 部分国企领导均有与政府官员相对应的级别。如:中央管的企业领导干部就是省部级, 省委管的企业领导干部就是地厅级、地市委管的企业就是县处级, 县属企业的领导就是科级。这种级别的对应深入人心, 在政府运作中已习惯成自然。由于历史的影响和现实的原因, 国企人的思想, 尤其是部分国企当家人的思想, 很大程度上是“官本位”思想。以完成上级主管单位的指令为责任所在;更有甚者, 当家人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家”, 而是为了自己能出政绩, 用“升官”的思想来管理企业。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产生, 不来自市场机制, 也不来自企业自身, 实行上级部门委派任命制。国有企业中的经营者, 不管叫董事长, 叫总经理, 叫执行董事, 叫总裁等等, 严格来讲, 都属于国家干部。相当部分国企领导者的行为往往遵循官场规则, 如服从政治, 服从上司, 而不服从市场, 不服从效益最大化。所以, 在企业”国有”的情况下, 很难出现真正的经营者, 真正的企业家。当然不是说国企没有优秀管理人才。但是, 国企体制不利于真正的企业家成长。

2. 生产效率低。

人类生产天然追求高效率, 低成本;尤其是现代企业, 本身就是为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而产生的。大多数国有企业人均产值、利润率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太大, 当然与整个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关;与民营企业相比, 人均产值、利润率、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也有差距。

3. 资源浪费严重。

大部分国企一方面资金严重短缺, 另一方面又浪费大量资金。领导人的挥霍 (公款迎来送往, 吃喝玩乐) 无度已成社会痼疾。据说, 某中央国企老总一年应酬就挥霍1400多万。还扬言“一年缴税一二百亿, 花这点钱算什么。”似乎这个企业缴的税就是他一个人缴的。

4. 人力资源浪费严重。

我国是人口大国, 人力资源最丰富。但也是人力资源浪费最严重的国度, 尤以国企为最。几乎可以说大多数国企人员超需50%以上, 越是能发出工资的企业人员越超编。以电力行业为例。日本碧南电厂400多万千瓦装机, 400多职工。某电厂105万装机, 3500职工。某电厂120万装机3000多职工。即使新建电厂, 所谓先进编制, 也往往是体制内的人, 享受着“精简高效”的利益, 另有许多活外包给编外, 这些人仍然拿的是电厂的工资, 却不算电厂的职工, 工资也不占电厂的工资总额。某热电厂集控室坐20~30人, 实际只要几个人就够了。400多人管2.4万千瓦, 人均收入2.5万元。一年1000万工资性支出。日本原町电厂2×100万千瓦, 不到200人, 一个人相当1万多千瓦。2个人相当该厂400人的生产率。职工人均工资估计人民币30~40万左右。也就是说, 2.4万千瓦发电容量只需要70~80万工资, 我国这个热电厂要付出1000多万元。富余的职工浪费了生命, 因为没有创造价值, 企业也付出了不该付出的代价。

5. 分配制度缺陷严重, 无法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

按劳分配在很多国企实际上成为“大锅饭”。譬如升工资, 以前遇到这样的实例:一个司机跑长途, 工作5年, 开车10多万公里;一个开小轿车, 工作20年, 开了大约10来万公里。升工资资格老的先升, 理由是我干了这么多年。你要说他跑的里程短, 他说:那是你领导安排, 不能怪我。

这种比法, 现在已不多见了。但国企内部“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已成痼疾, 尤以老牌国企为最。行业差距之大零人咋舌。某垄断企业机关的“正式司机”年收入可达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元, 出租车司机累死能拿多少钱?就是同在一个机关开车, 聘用司机的收入也只能是正式司机的1/10.这种制度不仅是社会的极大不公, 也无法调动人的积极性。

总的来说, 国企弊端的根源在于产权不明晰, 经营不自主, 负盈不负亏。

三、对国企改革的思想认识逐步深化

国有企业对我国经济在上世纪50与60年代的快速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 也为80和90年代的改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国经济五六十年代的快速发展, 虽然计划经济和国企体制发挥了重大作用, 但从根本上讲, 主要是几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换来的。

等到改革开放以后, 打开国门, 我们发现自己的经济实际已经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提出用100年左右时间, 达到中等国家的水平。这是符合实际的追赶战略, 为了实现邓小平的追赶战略,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国企改革, 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回过头看, 国企改革的曲折道路, 反映了对国企制度改革的思想认识是逐步深化的, 不是一蹴而就的。

“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 空洞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而盲目的实践是没有前途的。”我国国企改革的实践与理论相互作用。实践冲破旧理论的束缚, 促使新理论产生;新的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循环往复, 国企改革理论的与时俱进就是最生动的例证。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再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反映理论的与时俱进。我国国企改革经历, 从管理模式改变 (党委一元化领导、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股份制改造兼并重组, 利益分配的调整 (承包、租赁、利改税) 等许多重大改革措施。一些企业的职工经受了破产, 下岗的阵痛。改革30年来, 党一直寄希望于国有企业, 一直关注国企改革, 一直领导国企改革。国企改革有一条清晰的线条, 即党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生产力标准的认识, 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认识, 在不断发展与深化, 从而指导国企改革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我国国企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也不能不看到国企改革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国有企业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要加速发展, 最现实最有效的途径和措施, 就是从根本上对国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国企改革进行到今天, 必须打一场攻坚战, 即必须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必须健全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产权制度。只有进行产权制度改革, 国企才能彻底根除国有的弊端, 充满生机, 增添活力, 在国际竞争中的大舞台上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力, 为国争光, 为民族争气。

国企产权改革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 也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改革, 同时又是必须坚决推进的改革。国企改革的成功将使我国在今后宝贵的20至50年内快速发展, 使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

国企二次改革论文 篇3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这是新时期指导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必将开启国有企业发展的新篇章。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指导意见》提出, 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 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 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战略决策, 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问题导向, 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切实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指导意见》共分8章30条, 从改革的总体要求到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环境条件等方面, 全面提出了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指导意见》指出,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必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坚持增强活力和强化监管相结合,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坚持积极稳妥统筹推进。到2020年, 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 形成更加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 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更趋合理, 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优秀企业家, 培育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 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为提高改革的针对性、监管的有效性、考核评价的科学性, 《指导意见》提出, 根据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 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和发展需要, 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 并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 推动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深入融合, 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商业类国有企业按照市场化要求实行商业化运作, 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公益类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按照谁出资谁分类的原则,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负责制定所出资企业的功能界定和分类方案, 划分并动态调整本地国有企业功能类别。

针对国有企业存在的制约不足的问题, 《指导意见》提出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 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 创造条件实现集团公司整体上市。针对一些国有企业董事会形同虚设、“一把手”说了算等问题, 提出完善治理结构的重点是推进董事会建设, 建立健全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一方面, 切实落实和维护董事会职权, 法无授权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另一方面, 加强董事会内部的制衡约束。针对一些国有企业激励约束不足、活力不够的问题, 提出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 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 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实行与选任方式相匹配、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与经营业绩相挂钩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 同时继续深化企业内部用人制度改革, 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比例, 真正形成企业各类管理人员和员工的合理流动机制。

针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存在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 按照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的要求, 《指导意见》提出:一是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 准确把握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定位, 重点管好国有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 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二是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三是以管资本为主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 清理退出一批、重组整合一批、创新发展一批国有企业。四是以管资本为主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 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指导意见》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标是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 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 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 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 不设时间表, 成熟一个推进一个。鼓励非国有资本投资主体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 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 提出试点先行, 健全审核程序, 规范操作流程, 严禁暗箱操作, 防止利益输送。

为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指导意见》提出, 一是强化企业内部监督, 突出对关键岗位、重点人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 加强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督, 防止权力滥用;二是建立健全高效协同的外部监督机制, 整合出资人监管、外派监事会监督和审计、纪检监察、巡视等监督力量, 建立监督工作会商机制, 加强统筹, 减少重复检查, 提高监督效能;三是实施信息公开加强社会监督;四是建立健全重大决策失误和失职、渎职责任追究和倒查机制, 严厉查处侵吞、贪污、输送、挥霍国有资产和逃废金融债务的行为。

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指导意见》强调, 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 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章程, 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切实承担好、落实好从严管党治党责任, 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尤其是主要领导人员的日常监督管理和综合考核评价, 及时调整不胜任、不称职的领导人员。切实落实国有企业反腐倡廉“两个责任”, 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努力构筑企业领导人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迷航的国企改革 篇4

国企为什么要改革?

这看似一个非常原始的问题,但对保证国企改革不迷航至关重要。国企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在于:第一,产权不清晰导致较高的代理成本。以央企为例, 理论上“全民”才是央企的真正股东, 但在实践中全民不得不委托给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委托给国资委,国资委委托给某些官员去行使股东权利。这样一个过长的“代理链条”大大提高了代理成本,央企的股东代理人不可能像一个民企股东那样“关心股东的利益”。第二,政府作为大股东,必然行使对应的股东权利,包括国企高管的任免权利。但在“党管干部”思维的引导下,混淆了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与官员的边界,加剧了政企不分现象。突出表现为国企高管的“官员化”,他们不仅保留了与官员体系相一致的行政级别,而且国企高管与政府官员之间保持了密切的双向流动。以金融央企为例,几乎所有的央企董事长/总经理都来自金融监管部门。

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央企始终难以真正市场化:国企的高管更像官员而非企业家;国资委“婆婆”似的微观管理,不断侵蚀央企的自主决策权;国资委考核、组织部任免,导致国企高管的考核与 激励成为 相互脱节 的“两条 线”;一些“有背景”的国企高管又能轻松实现“内部人控制”,不少央企沦为腐败的温床,尤其以中石油窝案最为典型。

国企的问题不仅于此。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天敌,但中国的《反垄断法》目前并不适用于行政性垄断,致使央企可以轻松享受垄断利润。显然,这是最大的不公平。如果允许腾讯等公司获得电信牌照,中移动等三大电信公司股价将一泻千里。此外,由于国企与政府的“天然的联系”,国企在土地、税收/补贴、信贷、审批诸多方面都享有优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 公正参与市场竞争”,但实践证明,正如胡祖六所言:“只要有国企就不可能公平竞争”。

由此可见,国企改革,不仅仅是为了让国企更有效率,更是为了建立所有企业公平竞争的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

20世纪90年代可谓国企改革激情燃烧的岁月。朱镕基出任副总理后,毅然决然打破国企的“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易”,拉开了国企改革大幕。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体而言有如下标准:产权关系明晰,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企分开、合理激励。在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 股份制被作为一种重要的实现形式得到推广,大量国企改制上市。

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迄今为止关于国企改革最重要的文件,标志着国企改革的最高潮。《决定》提出:1)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一改革思路被理解为“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即“国退民进”;2)抓大放小,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3)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4) 继续推进政企分开。各级党政机关都要同所办的经济实体和直接管理的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5)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 6)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

1998-2000年的国企三年改革攻坚,数千万的国企职工下岗、分流、买断,大批国企破产、改制、重组。这一轮改革延续到21世纪初,大部分央企实现了改制上市。

大刀阔斧的国企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改革前,国企亏损累累,且拖累银行体系,形成大量坏账,银行体系坏账率一度超过20%,银行业陷入“技术性破产”。全国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从90年代初期 的20%多一路上 升至1997年的38.22%。不少国企陷入半停产状态,“脱困”成为关键词。改革后,从1998年开始,国企盈利能力显著改善。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国企改革倒退

无压力则无改革。中国的改革大多是逼出来的。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之所以取得进展,是因为大面积亏损已经让国企面临生死考验。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在国企改制红利、上市募集大量资金、中国经济进入最快速增长阶段、房地产大牛市、股市大牛市等多重因素带动下,国企从亏损累累变成了盈利大户。不仅国企的利润指标显著改善,而且国企与民企的效率差异也显著收窄(见图2)。

遗憾的是,在国企丰厚利润影响下,国企改革逐渐被国企做大做强所取代。尽管改革的口号始终响亮,但已经变得有名无实,甚至出现逆转:政企分开没有进展,至今国企高管依然保留行政级别 ; 一度推开 的管理层 收购 (MBO)因郎咸平指责国有资产流失而戛然而止;央企不断扩张,国进民退,2013年有44家央企入选世界500强;2010年“两桶油”的利润轻松超过民企500强利润总和;2011年民生银行行长直言“银行利润太高了,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央企屡屡成为地王引发 众怒 , 国资委于2010年责令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但央企并不理睬国资委)……

由于国企改革的停顿,以及国企利润的增长,国企固有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卷土重来,腐败丛生。结果是国企与民企的效率差异在2007年之后又迅速扩大, 甚至超过了改革之前的差距(见图2)。

现阶段国企改革迷航

十八届三中全会再度将国企改革提上日程。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此轮国企改革有两大主线: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混合所有制。

1.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概念的提出,发源于新加坡淡马锡模式。长期以来,淡马锡模式被中国视为楷模,前往考察者络绎不绝。之所以提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对国资委模式的反思。国资委成立于2003年,是为了解决当时国有资产管理“五龙治水”的混乱局面。国资委成立后,集中行使国有股东权利,提高了国企治理的效率。但是国资委逐渐形成了“管人、管事、管资产”的思路,“婆婆式”的管理风格反而加剧了政企不分。更糟糕的是,国资委是个有名无实的股东,因为国企高管都属于“中管干部”,由中组部任免。相比之下,新加坡淡马锡的职能类似于中国的国资委,但淡马锡对下属国企的管理高度市场化,国企高管的选聘、薪酬、奖惩都能市场化。

一个表面逻辑在于:淡马锡的组织形式是企业而非政府机构,其行为和思维方式显然比国资委更加市场化。这一点在中国也得到了验证。在国资委体系之外,中国将金融机构的股份交由“中央汇金公司”管理,中央汇金可谓中国的“金融淡马锡”。从实践结果来看, 金融国企的市场化程度更高。

问题在于,淡马锡直接向新加坡财政部负责。如果仿照淡马锡模式,国资委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在。国资委显然更希望在自己下面组建若干个“中国淡马锡”。财政部与国资委在这一问题上的 分歧,估计是国企改革方案一拖再拖的原因所在。

但笔者认为,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只是学到了淡马锡的表面功夫。如果做不到以下几点,结果必定是“换汤不换药”:将国资委和中组部手中的考核与任免权力还给国企董事会;实现国企高管的市场化,彻底取消行政级别,由董事会向全社会“真正公开”选聘,并给予市场化的薪酬待遇。

2.混合所有制

混合所有 制并非新 概念 , 早在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就已提出。那么为何再度提出这个概念?笔者以为,中央的意图是借助混合所有制,进一步降低国有股比重,以股权结构变化带动经营机制改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主任徐洪才一语中的:“国有企业不创新,只剩下华为、中兴、阿里巴巴搞创新;国有银行不创新,依靠民营银行搞创新,这不行。国企占用了这么多资源,有愧于自己的历史责任。混合所有制改革无非就是搭便车,让不用心的国有资本搭用心的民营资本的便车。”

问题在于,混合所有制产生上述效果,必须突破临界点,即国有股变成小股东。除非国有股份降低到50%以下, 否则国有股继续一股独大,国企机制涛声依旧。笔者在2014年10月应邀出席了“连线浙江——国企民企共谋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对话会”,在会议上民企代表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巨星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长仇建平都直言:如果民企不能控股,搞混合所有制没有意义。仇建平还以自己收购杭叉集团的案例来说明:当时谈判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条款是巨星必须收购至少51%的股份。

2014年7月15日,笔者在李克强总理经济形势座谈会发言时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非常有必要,但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对混合所有制还存有顾虑。”“什么顾虑?”李克强马上问。我回答,“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拿出什么东西来混合?二是民营资本能占多大比例?三是混合‘联姻’后会不会受到干预?”

按照上述标准来衡量中石化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只能说是彻底迷航。在此案例中,中石化将销售子公司30%的股份出售给数十家外部投资者。结果如何?中石化销售子公司成功融资千亿元,但国有股依然一股独大(70%), 显然难以达到实质性改变经营机制的目的。

因此,当前尽管国企改革锣鼓喧天,但其实一片混沌。我们如今对国企改革的认知,在很多方面尚且不如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政企分开、退出竞争性领域等实质性问题已被束之高阁。以央企高管薪酬问题为例,当前的央企高管薪酬的确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解决这一问题应该加快实现央企高管的市场化,而非靠限薪令“一限了之”。最先推出国企改革方案的上海,也宣布竞争性领域国企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由上海市委管理。既不提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也不提政企分开。有识之士莫不忧心如焚。

国企改革须找准痛点

笔者认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也好,混合所有制也罢,都只是达致目标的方法和工具。如果目标本身不清晰,工具亦无所适从。

只有找准国企改革的痛点,国企改革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就目前而言,国企改革的痛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央企在电信、石油、电力等行业的行政性垄断; 2)央企在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遍地开花,与民争利;3) 国企高管的“官员化”,是政企不分的根源。只要不解决这一问题,国企高管薪酬问题亦无解;4)董事会的虚置。尽管不少国企都组建了董事会,但董事会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权力,独立董事大多是退休官员或其他国企的领导, 国资委和组织部都直接越过董事会干预国企。

国企改革观点综述 篇5

关键词：国企改革,观点综述

1当前国企改革观点综述

1.1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 改革的目标模式, 开始并不是十分清晰, 需要在实践中逐渐清晰化。国有企业改革同样如此。

一种观点认为, 国企改革的目标应是使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 理由有三:一是从经济人假设借鉴推论出来的;二是借鉴世界各国国有企业发展的状况来分析;三是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而退出的方式主要有制度性退出和竞争性退出两种。

另一种观点认为, 国有企业不应该退出竞争性行业, 而应该在竞争性行业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竞争。因为如果国有企业进入到垄断性行业中, 不可能有效率, 因为在垄断性行业中国有企业会用行政力量去强化垄断。既然在垄断性行业中不可能有效率, 那么国企只有在竞争性领域, 在市场竞争的压力面前才能获得新生。

1.2 关于国企改革中的产权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对国有企业没有必要百分之百地控制, 国家在一个企业的总股本中占到51%以上就足以控制整个企业。而且, 通过这种方式还能使国家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本, 强化国家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力。

第二种观点认为通过对内部人控制的强劲趋势的认识, 驱使我们寻找一种特别的对企业的外部监控机制, 这种机制即使是在外部人并不拥有决定性的股份, 而经理和工人又不会自愿放弃其既得利益和权利的情况下, 依然可以有效地发生作用。要推行这种机制, 银行就是一个明显的可以考虑的机构。银行监督可以与一定程度的内部人控制相一致, 甚至与之互补。

第三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应当多元化、私有化。国有企业的股东应该多样化, 让法人机构相互持股, 并吸收其他类型的社会股本。

1.3 关于国企改革中的政企分离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 从制度上谈论政企分离的问题, 涉及到两个难题, 一个难题是政企合一的财产制度。根据是政资合一, 资产是国家的, 国家出资, 国家作为老板, 搞坏了国家赔, 困难焦点是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如何分离的问题;第二个难题是,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党执政, 其他的党是参政议政, 所以过去国有企业政企合一的政治条件是党政合一, 到企业层面是党政企三家, 而且党委是领导核心。在中国实行政企分离就要处理这样一个问题, 党企关系怎么办, 这里涉及到党政企基本的政治制度怎么办, 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 政企分开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资职能分开, 即政府的管理职能与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二是政企职责分开, 即政府只用间接手段来管理企业, 并承担起企业分离出的社会职能, 企业实现自主经营。

1.4 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一种观点认为, 国有资产委托代理链条可分为政治委托、行政委托和经济委托三个层次, 赶超战略下的我国传统国有资产委托代理关系表现为两头薄弱和较强的行政色彩。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呈现一种逆层次推进的态势, 现行体制存在明显局限:第二层次的行政授权没有被根本打破, 第三层次委托代理链条过紧, 以及第一层次的政治委托关系改革滞后。因此, 必须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完善:保证法人财产权关键是放松第三层次代理链条;明确管理范围, 及时调整第二层次代理链条;完善终极所有者监督, 收紧第一层次代理链条。

另一种观点认为, 政府不应该简单地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交给国资委, 同时又赋予其国有资产管理规则的制定权。作为出资人代表的国资委与其他出资人的行为特征在许多方面存在不同, 它超然于市场之外, 通过非市场手段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然而, 国资委却面临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目标的冲突。

2对国企改革的认识

下面就国有企业改革谈谈自己的一点拙见。

目前, 我们正处在以国有大企业改革为中心的阶段上, 这个阶段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找到国有大企业与市场经济最终融合的方式。而依托资本市场实行公众公司改革、实现企业的多元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 是未来国有大企业和市场经济最终结合的具体形式。围绕这个关键环节, 我们应当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 收缩战线, 集中力量于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 优化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基础上的, 国有经济只需要通过市场来发挥主导作用。除了基础性、垄断性、公益性和外部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外, 处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应该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因此, 应当着力改善国有资产的配置结构和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 集中主要力量加强国有企业在战略性领域和关键行业的表现, 保证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支撑功能所产生的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 控制功能所产生的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作用。

2.2 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加强规范的董事会建设

国有企业经营必须遵循市场化的原则, 而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经营的首要任务就是董事会制度建设, 如果没有董事会制度保障, 企业的各项改革是很难深入的。国务院国资委提出外部董事制度, 就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外部董事占多数, 且这些外部董事的薪酬和待遇受国资委而非所在企业管理, 因此他们的决策过程不受企业的管理层所影响, 这极大地提高了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这种外部董事制度虽然先进合理, 但在实施过程中还没有完全放开, 主要表现在权力方面:虽然公司的投资决策权和管理权放开了, 但经理人的选聘权和考核权却没有放开。这有待于进一步改革。

2.3 国企应重视社会服务, 履行社会责任

当前,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 国有企业承担着企业和政府的双重职能, 社会对国有企业有太多的期许, 而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如何使国企在卸载过多社会负累的同时有效地履行社会责任, 是值得我们探究的。

改革开放以来, 在国有企业自身获得极大发展的同时, 社会针对国有企业的不满越积越多, 一些国有企业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 从自身利益出发, 只讲经济责任而对社会责任履行不够。国有企业之所以会被全社会指责为不履行社会责任, 其深层次原因在于, 国有企业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对责任的自我认知与社会期望发生了冲突。因此, 必须重新审视国企改革的制度安排和改革目标。

国企改革不仅要置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框架下来审视, 还要置于社会福利保障的维度中来考虑, 不应当只是单一地追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国企改革的最终目标应是多元的、系统的、人本的, 即要努力提升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 实现整个社会利益和民众福祉的增进。只要是符合这一最终目标的改革方式, 我们都可以而且应该探索。

2.4 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需要多种经济形式协同发展, 不应强调孰进孰退, 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让所有的企业都能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无论是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 按照市场竞争的原则, 优胜劣汰。

参考文献

[1]荣兆梓.我的国企改革观[J].中国经济问题, 2006 (3) .

[2]杨娇, 邵宁.国企改革没有终点[J].国企.2011 (3) .

[3]彭星闾, 曾令逸.对有关国企理论的深度反思[J].财经政法资讯, 2002, (2)

从M市国企改革谈地市级国企发展 篇6

国资委成立10年来, 对中央企业 (以下简称央企) 进行了大力改革, 通过资源整合、调整布局结构、兼并重组等方式, 大部分央企已完成整体战略布局, 并形成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较强的竞争力。然而, 在央企改革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 大量地市级国有企业 (以下简称国企) 的改革成效却并不明显, 依然处于关、停、并、转的改革初期。各地区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资委) 通常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的文件要求行事, 地市级国企改革也效仿央企, 如注重国企之间相互持股、优先国企内部的重组等。但由于地市级国企与央企在战略地位、资产规模、竞争能力等方面没有可比性, 因此直接模仿央企的改革模式不符合“因地制宜”的改革思路。

在实际运行中, 地方国资委与国务院国资委更像是上下级关系, 而不是相对独立的关系。国务院国资委往往以正式文件的方式向地方国资委发文, “指导”其进行国企改革。一方面, 地市级国企不具备央企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 国务院发文不可能针对地方自身的特点和实际存在的问题。因此, 探索适合各地市级国企发展的战略定位, 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M市国企改革概况

1.M市国企改革的历程和问题

2003年之前, 国有资产名义上由国资委监管, 实际上监管职能却分散于政府各部门, 监管行政化和“五龙治水”现象使得国资委形同虚设。因此, 国务院特设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03年应运而生。

M市于2004年成立地方国资委后, 学习国务院国资委采用的“抓大放小”方法, 对所属国企实行以产权为核心的改革, 从早期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注资经营责任制, 到近年实施股份制、兼并重组、转让拍卖、关闭破产“四路推进”, 逐步形成了“减负退出”的改革思路和工作措施。自2004年起, M市国资委对授权监管的432户国企实施清产核资整合改革, 到2009年, 基本完成了把下属企业整合到九大集团几十家企业的任务。目前, 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产总量为51.7亿元、净资产为13.8亿元, 其中正常经营性资产为46.9亿元、净资产为17.5亿元。

地方国企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 过于追求改革速度, 推行“全部卖出去”和“靓女先嫁”政策, 导致包括风华高科、星湖科技、蓝带啤酒在内的三家特大型企业及相关优质资产流失。

第二, 因忽视对地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布局, 造成大部分地方政府在第一阶段改革后所留下的国有资产总量较少、质量不高。

第三, 在改革过程中对部分员工的补偿未到位, 留下了一些历史问题, 成了目前M市政府信访和“维稳”工作的主要症结。

2.M市国企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第一, 拥有对接央企产业转移的机遇和后发优势。2009年, M市面临纳入“珠三角”发展规划的新契机, 大量廉价土地和便利的交通, 使其拥有相对的后发优势, 地方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但由于原来经济欠发达, 难以提供有效的城市综合服务和高素质人才, 只能采用“低价土地供给”和“税收减免政策”吸引投资者, 因此最终落实的大多是低端的工业项目。

第二,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对加快改革攻坚的要求, 对M市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了巨大压力。在这种背景下, M市提出以高新产业为主导的新城区开发投资。受重庆“八大融资平台”的影响, 政府计划通过国有企业打造融资平台为此服务。但此时才发现地方国有经济规模小、质量差, 根本达不到融资实体的标准。

第三, 在“国退民进”的呼声中, 地市级国企也成了关注的焦点。这些企业往往掌握着一些稀缺资源, 享受一定政策优惠。许多民营企业跟不上转型升级的步伐, 纷纷倒闭, 而有些国企从事的却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如水务集团、交通集团等。这使得国企很容易成为关注的焦点, 很多人认为, 国企靠政策支持以非公平手段与民争利。

第四, M市国企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 “裙带关系”复杂, 造成民众的极度反感。在地市级城市, 就业机会相对较少, 国企和事业单位因各种保险、福利较完善, 成为人们就业的首选。在这种情况下, 国企极易形成“裙带关系”、滋生腐败, 使得民众对国企在就业方面的不公平产生反感。

地市级国企发展的困境

通过对M市两年多的实地调研, 我们发现, M市国企存在的许多问题, 国内其他地级市国企也普遍存在。

1.地市级国企的发展目标不明确、定位不清晰

地市级国企在改革前期依据“退出竞争性领域”、“靓女先嫁”的指导方针, 导致一些优质国有资产流失, 剩余的要么与政府相关, 要么竞争力较弱。在这种情形下, 一方面地方政府只是想利用国企充当地方融资平台, 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而对国企长期经营发展前景并不看好;另一方面, 企业自身经过多次改革和整合, 主营业务不突出, 发展动力不足。企业的实际情况与政府需求的矛盾, 必然会导致发展目标不明、定位不清。

2.地方国资委仿照国务院国资委对央企的监管模式, 僵化脱节

地方国资委在组织架构和科室职能设计上, 大都与国务院国资委相同, 而不是以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为目的。由于央企具有数量众多、企业管理水平较高两大特点, 因此国务院国资委只需要制定宏观的政策性方针即可, 而地方国资委未考虑地方国企的实际情况, 不是以推动地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出发点, 只是转发和执行国务院国资委的政策方针, 以指示、文件、审核等行政方式, 监管下属国企, 脱离实际、照本宣科, 谈不上灵活性和针对性。

3.地市级国企的治理机制不完善

第一, 未形成合理的治理机制, 董事会和管理层实质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董事会代表股东 (国资委) 的利益就成了空话。

第二, 许多国企由原行政单位转化而来, 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 但是决策行为、考核指标仍倾向于行政化, 与市场严重脱节。例如, 企业高管不是来自人才市场, 而是由组织部门任命;对高管的考核依然沿用对党政干部的考核标准, 把企业高管当成政府干部并为他们规定了“级别”, 可以与公务员对调。这些做法, 一是造成组织考核与市场考核的矛盾;二是因企业高管没有“后顾之忧”, 导致经营激励不足;三是因信息不对称, 国资委对高管的约束不足, 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普遍化。

4.地市级国企常常面临被划拨的风险, 产权边界不清

地市级国企名义控股人是地方国资委, 实际则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出于一定的目的, 常常通过股权划拨的方式进行企业之间的重组整合。划拨范围通常是地市级国企之间、地市级国企与省国企、地市级国企与央企等, 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划拨较少出现。这种划拨通常是低价或无偿的, 划拨的动机一般是增加地方长期财政收入或G D P、吸引投资、增加就业和“维稳”等。这种划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但更多是出于政绩考虑的“拉郎配”式, 严重影响了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 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

5.人才激励不到位, 人才流失严重

第一, 优秀员工流失严重。反复的改革和整合, 挫伤了员工的情绪, 造成大量有能力的优秀员工流失, 留下来的很多都是追求安定、能力平平的员工;再加上企业中“裙带关系”复杂、“关系户”众多, 使得员工的整体综合素质不高。

第二, 高管薪酬与绩效不匹配。对企业高管的绩效考核标准低, 很多时候只是按“官员”的行政标准进行考核, 但高管的薪酬却向央企、大型民企看齐。

第三, 近年来, 许多地市级国企都在推行管理层激励机制, 但却没有配套的员工激励机制, 最终造成中高层与基层员工的薪酬差距不断扩大, 影响了基层员工的积极性。

促进地市级国企发展的建议

虽然地市级国企存在诸多问题, 但是它们在推进地方经济结构转型、引导地方经济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实现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方面, 具有重要价值。针对M市的实际情况, 笔者提出建议, 在为M市的国企发展提供战略指导的同时, 以期为其他地市级国企提供借鉴。

1.投资公共基础产业

地级市国企应投资地方核心产业, 建立支撑并推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公共平台, 进行中长期投资。例如, 投资使地方经济稳定发展的水、电、公共交通等基本生活物资和基础设施设备, 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的相关规划及配套, 包括土地规划、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等支持城市产业发展的基础服务等, 这些私营企业没有能力经营或不愿经营、不宜让私企参与的行业。

2.构建有地方特色的产业经营平台

选取具有地方优势的产业, 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源平台, 推动形成地方特色产业。各地拥有的资源不同, 构建的平台也应不同。但不管如何运作, 国企都应在平台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 M市是旅游城市, 拥有大量自然景观, 政府可以将这些资源授权国企经营;通过国企这一平台, 整合社会资本参与其中, 以旅游为产业“引爆点”, 带动其他相关产业 (如娱乐、酒店和商务会展等) 的发展, 从而使社会公共资源为地方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

3.在引进先进产业中, 充当先行者, 承接产业配套平台建设的重任

地方产业转型升级, 离不开大量中小科技企业的创新推动。地市级城市最大的吸引力不仅仅是产业园区的土地、厂房和交通, 而是园区的企业合理规划、汇聚特色产业的能力, 以及提供配套设备、吸引核心人才、园区周边生活配套等。这种整合创新服务平台, 是超越大城市产业园区的优势所在, 也是吸引中小创新型企业到地方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政府有必要组织地市级国企建设创新园区或创新平台, 为创新个体和中小企业提供具有地方特色的综合产业发展平台。

4.把握改革深化的战略发展历史机遇

第一, 随着大城市综合成本不断上升, 央企将推动一些产业向中小城市转移, 实行“央地合作”, 发挥各自的优势, 形成发展合力。这就为地市级国企提供了承接央企产业转移、参与国家战略性产业的机会, 要抢抓不放。

第二, 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推动经济向地方纵深发展, 地市级国企应凭借区域优势, 融入这一轮经济发展中而不是游离在外。

第三, 大中型企业向地级市延伸, 将加剧地方企业的竞争, 推动地方企业在管理、技术等方面全面提升。地市级国企应从与大型企业的合作中, 提升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 提升发展能力。

关注零售国企的改革弹性 篇7

上海率先开启改革探索, 北京、山东、安徽、广东等省市有望跟进。我们认为同一控制人旗下商业资产进行整合的可能性比较大, 非同一实际控制人在方案设计和利益权衡上难度很大。通过梳理重点区域同一国资委旗下商业资产 (包括上市和非上市企业) 布局情况, 山东、安徽、北京、广州和上海市及各区国资委旗下零售和商业资源丰富, 质量较好, 因此或率先开启国企改革方面的探索。其中, 上海作为本轮改革的领头羊将起到示范作用。相关区域存在改革预期的零售企业包括银座股份、合肥百货、友谊股份、益民集团、王府井、广州友谊、北京城乡等。

高改革弹性企业存在更大盈利和市值提升空间。国企体制遗留的权责不清、激励机制缺乏等问题是致使不少传统零售公司费用控制较差、业绩释放不足的主要原因。一旦体制问题得到解决, 在业绩和估值层面都存在提升空间。我们将港股零售企业的净利率水平作为盈利能力改善后的理想情况, 测算重点区域零售企业未来盈利能力和市值的提升空间, 发现银座股份、广百股份、王府井、友谊股份、首商股份、翠微股份、合肥百货、广州友谊的潜在市值提升幅度领先, 具有较大的改革弹性。

市值大幅折让于自有物业价值的企业存在更强的安全边际。尽管由于经营能力下滑而导致市值大幅杀跌, 但从资产质量和现金流角度来看, 国内许多零售企业已具有极大的并购价值。国企改革对自持物业的价值重估和公司市值将有明显拉动作用。在引入战略股东、收购兼并、产业整合的过程中, 物业重估价值也将成为零售企业重要的评估参考和价值底线。我们梳理了存在国企改革预期的重点企业的资产状况及重估价值, 认为首商股份、银座股份、北京城乡、友谊股份、合肥百货、王府井、新世界等企业的市值大幅折让于自有物业价值, 具有更高的估值安全边际。

综合国企改革的区域路径及重点企业的改革弹性和估值底线, 我们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友谊股份、新世界、益民集团、上海九百、老凤祥等上海本地股, 以及银座股份、首商股份、合肥百货、王府井、北京城乡等受益国企改革的潜在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