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企改革是个政治问题

中国国企改革是个政治问题（共7篇）

中国国企改革是个政治问题 篇1

九月之初，刘云山同志坐镇太原，一言“山西省的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指出了这个资源大省出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实质。其实这并非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使用“政治生态”的概念——两个月前，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就首先提出，“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近时以来，“政治生态”成为公众议论的热词，而九月以来曝出的两条“官闻”，则更成为人们由小及大、由表及里谈论“政治生态”的“标本”。

一是安徽省高院近日认定原萧县县委书记毋保良收受他人财物1900万元，以受贿罪处以无期徒刑。毋保良的贿金，几乎全部来自于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中的“人情来往”。有多少人给毋书记送过礼呢？我们只知道毋保良获刑的同时，萧县被免职的“送礼官员”便达80人之多，包括了四套班子成员和10多名局长，而全县23个乡镇中，因此被摘掉乌纱帽的党政一把手就有20个！

二是广东茂名有个年轻的大学生镇长，“努力工作卓有成效”，但因不懂“行情”，所以得不到提拔。大学生镇官终于醒悟，为了升迁镇党委书记，他抵押家产贷款5万元，又东拼西凑了20万元来“买官”，果然很快被提拔„„

这两条“官闻”，“麻雀”虽小，但颇寓深意。一个好的从政环境，可以使坏人不敢造次，而一个“病态”的政治生态，却可以使好人寸步难行，更可以将不少人“逼良为娼”，走上同流合污的“快车道”。比如这个大学生镇官，本来是个好人，但是工作再“卓有成效”，你不捧上真金白银，又有谁来搭理你呢？在茂名官场，买官卖官早已成风，市辖6个县(区)一二把手无一幸免，窝案涉及党政部门150个，至少159名官员行贿买官，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洁身自好的大学生镇官无路可走，只好湿鞋“下水”。至于毋保良，原来也是有为之官，却因为“不合群”、不懂得“来事”，不参与“那一套”而备受官场冷落。毋保良调任萧县后，“吸取教训”，在吃喝送请和“一团和气”中“努力与各级干部搞好关系”，在萧县官场盛行的“送礼风”中笑纳礼贿——被抓后的毋保良抱怨，萧县送礼真厉害，每逢年节，各级官员就以汇报工作名义排队送礼，似乎“挡也挡不住”啊！难怪毋案出来后，有的媒体问，一个贪官与80名“送礼”的属下，究竟是谁带坏了谁？这其实提出了一个“政治生态”的莫大问题。

“政治生态”真是个“大问题”！“病态”的“政治生态”，一是具有所谓“普遍性”。在某些官场，“圈子”和“山头”林立，“老板”与“家臣”抱团，买官卖官成风，谁也不能例外，受贿送礼成为“常态”，大家莫不如此，形成一种席卷的“官场文化”，结成一种可怕的“习惯势力”，几乎无人可以幸免。二是更具有某种“强制性”。歪风邪气变为“规则”，形成“风气”，你不成为“同道”，就被视为“异类”，以至寸步难行；你若要“抗拒”，那更是不见容于众，以至遭遇“逆淘汰”，“枪打出头鸟”，遭受排挤和打击。大学生镇官贷款买官是“不得不”，而萧县的“送礼官员”，其中不少是“随大流”，别人送，我不送，“那是混不下去的呀”！当然还有它的“顽固性”，既有几千年封建官僚文化留下的“官场痼疾”，又有长期以来累积的体制弊端，决不可轻视小看之。

治愈某些官场“政治生态”的“病态”，要从当下治起——我们不能因为积重难返，就“慢慢来，不着急”，也不能因为它属于一种顽固的“官场文化”，就不知从何下手。治疗“生态病”，要从刮骨剔毒始，这就是要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新常态。只有出狠手，才能使“盘根错节，一朝倾覆”，也只有严厉打击，才能使官员“不敢贪”，而这正是被王岐山同志称为“不能贪、不想贪”必经的第一步。反腐纠风“见好就收”论、“适可而止”说以及“鸣金收兵”的预期，都是不符合反腐败斗争的规律，也是对“从治标转向治本”的片面误读。

当然，治疗“病态”，根本还在于改革。“政治生态问题不少”的山西，突出的问题是官商勾结、上下串联，才使买官卖官、权钱交易呈现“网状牵连”，这背后本身就有一个体制问题。正如新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到任那天所言，“特别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才能“根除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土壤和条件”，从根子上治愈“问题不少”的“政治生态”。

中国国企改革是个政治问题 篇2

2006年秋，惯于以平民导演和俗人身份自称的中国导演冯小刚以正剧的叙事模式和悲剧的艺术风格将这部经典的传世之作改编成了电影《夜宴》，以追求古朴凝重的民族气质和寂寞高贵的中国文化作为标榜，向知识界精英和电影界权威掌控下的文化意识形态展露笑容。而被誉为“是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阿尔托之后的西方现代四大戏剧理论家之一”[2]的美国纽约大学人类表演学教授理查德·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也于2007年10月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新空间小剧场将《哈姆雷特：那是个问题》搬上了“舞台”，运用对原剧中人物、空间、语言等戏剧性要素的颠覆和解构手法，重新演绎莎翁经典。在本文中，笔者拟从意象符号运用的角度出发，对上述两个新时代条件下的莎翁剧作的尝试性改编进行对比分析。

1. 面具

莎剧中的人物是不戴面具的，但是要将这一故事移植到中国古代的时空就要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了解傩文化的人都知道，傩是中国一种非常古老的文化现象，它的原始功利目的是驱鬼驱疫，其宗旨在于通过企图支配的能力———法术来战胜鬼邪，以保证来日平安生存、纳吉兴旺。这一宗旨构成了傩文化的核心，也构成了傩事活动中的宗教行为与仪式性歌舞的内在根据”[3]，而傩面正是这一文化的象征。“面具是由巫祈进入戏剧表演的，从娱神转变为娱人，从而形成新的民间艺术形式———傩戏。演傩戏必须头戴假面具，这是傩戏的最大特点”[4]。在《夜宴》中，增添面具这一视觉图谱，不仅符合五代十国这一时期戏剧发展的状况，而且符合当时优伶们的流行装扮。影片中面具所承载的真正功能是用来区隔真与假、内心世界和外部环境，最后达到表意的目的。

剧中面具的造型其实仅有一种，属于简易的“纸制善面”，通过不同颜色的处理达到相异的寓言性功能。一群伶人在竹林伎馆中唱着哀婉的歌曲，跳着僵硬却极赋韵味的舞蹈，此时他们所戴的是苍白色面具，仅仅是表演的道具而已;戴上黑色古怪面具的羽林卫身着黑色铠甲闯进竹艺馆，像是一群被魔法控制的半兽人，执行着厉帝残杀无辜的血腥指令，此时的面具，是为了将这群杀人工具彻底符号化;当羽林卫挥动利刃逐个刺穿仍在舞蹈的优伶的身体，他们像布偶般衣袂飘飘翩然倒地，连从破碎的颈口涌出的鲜血似乎也冰凉宁静，但面具却始终没有从他们脸上脱落，此时的面具，是为了掩护真正的太子离开，是对同道、知音与主上至死不渝的忠心耿耿;而对青女而言，在太子生死未卜之时，他所留下的傩面是自己殷殷思念的寄托，是祈祷飞升九重、抵达天际的媒介，或许能在冥冥之中保佑爱人平安归来。

而无鸾与婉后那段关于面具的讨论绕有趣味，堪称经典。无鸾认为：“戴面具的表演是最高境界的表演。不戴面具，喜、怒、哀、乐，简单地写在演员的脸上;戴上面具，伟大的艺术家能够让人在没有生命的面具上，感觉到最复杂最隐秘的情感。”婉后却毫不留情地指出：“你连最笨拙的表演都不会，你将你的悲伤、仇恨、不甘、疑问和彷徨，通通写在你的脸上，你让杀身之祸如影相随。说什么戴着面具的表演是最高境界的表演，最高境界的表演是将自己的脸变成面具。”这段对白从艺术和生活两个角度，对面具在舞台表演和生死之争中的功用分别进行阐述，其中蕴含的哲学原理恰如奥尼尔曾经说过的一样：“人的外部生活是在别人的面具的缠绕下孤寂地度过了，人的内心生活是在自己的面具的追逐下孤寂地度过了。”[5]

2. 拖把

在《问题》一剧中，当掘墓人挖土的那一幕结束之后，出现了一幕所有角色舞着各色拖把上场狂欢的场面，无论是王后、克劳狄斯、哈姆莱特、奥菲利亚，还是掘墓人，大家都情绪激昂地跳起了自由扭动的热舞，伴随着花儿乐队《嘻唰唰》劲爆而极富节奏感的背景音乐，全场观众也在有关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热烈拍手，场上的气氛从凝重哀伤的悼念与思考一下子跳转到忘却压力与解脱烦恼的放纵狂欢，接近尾声时，年轻的掘墓人乙甚至在极为投入地甩头狂舞了一阵之后，像达到了演唱会高潮的摇滚巨星一般，将手中的拖把直接摔在地上，折成两截，也就在那一瞬间，音乐戛然而止。这样的“陌生化”手法，在《哈姆莱特》的改编史上，或许还是破天荒头一遭。

拖把成了剧中最富戏剧内涵的意象符号。Mop(拖把)在军事用语中意味着：清理战场，搬空尸体。当杀戮与阴谋充斥着整个丹麦皇宫的时候，纤弱姣好的生命之花接连凋谢，若有似无的血腥之气弥漫着整座宫殿。谁来终止这场骨肉相残的悲剧?痛定思痛的人们又当如何收拾残局?当哈姆莱特痛苦地思考着生存与死亡的难题时，他脑中的思绪定是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而拖把机械反复的前后运动，或许可以将身外的世界打扫干净，梳理齐整，却无法带他走出思维困顿的重重疑虑;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经历过的多少事都像拖把的前后运动一般日日重复，周而复始。拖把将王子的思考以符号的形式生动地展示在观众眼前。

莎士比亚的戏剧是“时代的缩影”，而《哈姆莱特》又是莎翁戏剧艺术生涯最成熟时期的作品之一，哈姆莱特身上所蕴藏的巨大戏剧潜力使得从古至今对他的评价与争议不绝于耳。因此，对《哈姆莱特》进行改编和再创作的努力必然还会继续，也许在将来，我们会看到哈姆莱特以更新颖、更独特的方式出现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和声像媒体中，从中华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深厚文化底蕴中汲取营养，衍生出更多、更出色、更独具匠心的尝试和演出。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摘要：《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艺术创作生涯最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中国导演冯小刚和美国导演理查德·谢克纳分别于2006年秋及2007年10月将《哈姆莱特》以电影和实验剧的形式搬上了中国的荧幕和舞台。本文作者拟从意象符号运用的角度出发, 对上述两个新时代条件下的尝试性改编进行对比分析, 从而揭示《哈姆莱特》在新世纪技术手段及人文背景之下可供发掘的巨大艺术潜力。

关键词：《哈姆莱特》,改编,对比分析

参考文献

[1]麦克尔·曼甘.莎士比亚悲剧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1.

[2]陈世雄, 周宁.20世纪西方戏剧思潮[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766.

[3]李强, 柯林.民族戏剧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265.

[4]林河.中国巫傩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1:462.

铁娘子身后事：葬礼是个政治问题 篇3

4月17日，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葬礼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一个必须指出的事实是，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以外受到的好评和爱戴远超过本土。在英国，她是一个“或者爱她，或者恨她”型的政治家- - -喜欢她的人认为她把英国从“英国病”中拯救了出来，不喜欢她的人则质问“如果她拯救了英国，为什么这个国家现在还是一团糟”（在不少人眼里，她是垄断阶层的代言人，和默多克过从甚密，使英国社会贫富加剧）。

于是，围绕这场葬礼和这些争议，生发出了很多英国特色的“政治”问题。

首相卡梅伦在欧洲大陆访问期间得到撒切尔去世的消息时，起初宣布将举行“国葬”。后来，《卫报》等英国不少媒体发表社论反对，称“即使不至于在她的坟前跳舞，她也绝对不够资格‘国葬’”，政府后来改决定说，要举行的是规格略低于国葬的、带有军事荣誉的“礼仪葬礼”。

尽管如此，各媒体仍然“牙尖嘴利”，不依不饶。《卫报》爆料说，撒切尔夫人去世后不久，《每日镜报》曾考虑刊发一则广告，把她的头像置于中间，左边写“对《太阳报》来说，她是玛姬（玛格丽特的昵称，指她和默多克旗下报纸的‘亲密’关系）”，右边写“对《每日镜报》来说，她是撒切尔”（上世纪80年代该报和撒切尔曾数次“舌战”）。

目前，撒切尔的支持者们（不少从海外专程飞来）已经在葬礼举行地圣保罗大教堂前安营扎寨，一方面向反对者“示威”，另一方面期望能够在当天近距离一睹棺木。她的反对者们则干脆创作了一首歌曲《叮当！巫婆死了》- - -讽剌铁娘子是“巫婆”。由于反对者人数不少，这首歌居然还上了畅销排行榜。是否在报榜节目中播放这首歌曲？（态度相对温和的）BBC经过权衡，最终决定只播5秒的剪辑版，以兼顾对撒切尔本人和对反对者言论自由的尊重。

另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则是葬礼费用部分由政府- - -即纳税人- - -埋单是否合理。

据报道，这场隆重葬礼的费用将由政府和撒切尔本人的资产共同支付，分摊比例将在葬礼后公布。可能的方案是，撒切尔方面负责车马费、鲜花费和火葬费，安保费等其他费用由政府支付。

反对党工党发表文章谴责了政府的决定，声称“国家已经为那个女人付出太多”。现任政府则反唇相讥说，撒切尔在任时为国家作出了重大的政治和财政贡献，身后由国库负担部分葬礼费用完全应该。

此事最終如何了结，全英国还在拭目以待- - -政府必定又有一场“痛苦”的功课要做。而无论如何，可以让这些争议存在、让辩论透明，是一个成熟公民社会的最好体现。

中国经济、政治体系改革关系 篇4

内容提要：任何认识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中国的改革，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作为依据的。三十年的改革的特点是：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同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政治体制改革紧随经济体制改革而推进。未来改革的趋势表现在：影响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因素日益增多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发展

三十年前的今天，中国拉开了改革的帷幕，一段史诗般的辉煌历史自此展开。在改革的推进中，始终伴随着一个讨论的议题，即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三十年改革的历史和成功经验，为重新理解二者关系提供了现实注脚。反思、研究经济、政治改革关系的历史演变和未来趋势，对于推进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毛泽东说，事物间的诸多矛盾中，总是存在着一个主要矛盾，只要这个矛盾不解决，其他矛盾就不可能根本解决。主要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擅于抓住每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擅于发现主要矛盾的转移、潜在的主要矛盾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水平和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性质和变革。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前提和基础，生产关系都是建立在一定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反作用，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合的时候，它就会有利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形成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两大规律。这两大规律，对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什么要求呢？

首先，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具有各自独立的内涵，因而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在重点、措施的选择上，提供了空间。经济体制通常是一国国民经济的管理制度及运行方式，是一定经济制度下国家组织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具体形式或者说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制度的具体形式。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即是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进行的改革。政治体制指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和实施形式,是管理国家政治事务的规范体系，其次，经济、政治体制及其改革的相互联系，要求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同步性。从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上看，改革有一个总体性、全局性的整体目标。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都是总体改革中的部分，都要服从而不能脱离整个改革的全局，两种改革必须一致。80年代，中国曾经有启动过政治体制改革，后来发现因为经济的过于低下，导致人民的基本生活和国家的基本建设都得不到保障，使得社会容易陷入不稳定，经济问题成为了当时表观的主要矛盾，因此中国暂时搁浅了政治体制改革，希望首先快速提升经济实力，而邓小平指出经济发展的解决途径，也就是潜在的主要矛盾，正是经济体制改革。于是中国首先是进行经济特区试点，而后将成果和经验推广到全国，用了30年的时间，取得经济建设的光辉成就，完成了过去资本主义社会20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

政治经济改革要协调，重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这深刻说明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依赖和配合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战略意义：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力保证；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自身合法性、合理性的证明，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检验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效性。从近几十年世界的发展过程审视，许多国家，由于经济的混乱而导致政权的更迭、政治格局的变化甚至全局性政治**，说明了经济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紧密而内在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二者这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趋势要求：决策者需要有科学把握宏观、全局的能力、吃透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的能力、面对复杂形势以及诸多矛盾和问题及时判断、解决的能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联系加强，既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同步发展提供了机遇，但由于成本增加、风险加大，也为改革的可能性“失误”带来更多的“出场”机会，更对决策者的决策能力和把握全局的智慧，提出了挑战。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指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努力与我国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个重要论述，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力保证。改革三十年，我们都是把经济发展作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任务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后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中每一次认识的深化推动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关系上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使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密不可分。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为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也迫切要求政治的支持和推动，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提出了直接而具体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构成我国改革的重点，也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改革实际状况所决定的。我国虽然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这一国情特点制约。从改革提出的背景看，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虽然搞了几十年，但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由于经济体制上追求空想化的“一大二公”，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出现严重脱节，再加上“文革”**的破坏，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已面临崩溃的边缘。根据现实我们党所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应也就突出了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因此，重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客观根据作为支撑的。三十年来，我们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一改革重点，我国经济才形成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推动了政治、文化体制的改革。苏联之所以在改革中走向崩溃，就是因为在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时放弃了经济体制改革，错误的选择了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结果导致指导思想上的混乱、党和人民思想上的迷茫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崩溃。可以说，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路向选择，使我们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最后形成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以劈山开路的气魄，一路凯歌的塑造出中国辉煌的三十年。

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 篇5

当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也使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密不可分。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为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也迫切要求政治的支持和推动，从而也就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提出了直接而具体的要求。同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还是走向全面发展的当代中国适应世界领域新变化，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存在不足，这是由诸多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并且我国政治体制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从而说我国的政治改革的前景是光明的。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采用了“渐进式”的改革方法，震荡小，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从而有效减小改革的阻力，且使得领导者积累和总结经验，探索和开拓改革的新路子，并使得改革的目标在渐进的过程中逐渐明晰，也易于群众接受。所以，在我看来，我国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也会继续采用“渐进式”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来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将有利于健全我国的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将会完善法律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与尊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权威。将会完善我国的司法体制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形成科学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将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国企改革是个政治问题 篇6

政治心理就是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政治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现象等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映，表现为人们对政治生活某一特定方面的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愿望和信念等。改革开放前中国公民的政治心理呈现政治冷漠、简单盲从、权威主义盛行等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政治心理呈现以下发展变化：

一是政治态度趋于积极。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属于典型的人治政治的权威结构，群众对政治生活不感兴趣，不介入也不关心政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的逐渐形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让不同阶层的人们都能感觉到，通过自己的政治活动，自己或本阶层的利益是能够得到维护的。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政治生活，主要表现在：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各项改革、政治责任感增强、爱国意识浓厚等方面。

二是政治情感趋于理性。传统社会的人们不是默默屈从就是起义造反，政治心态呈现出两极摆动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大民主”、“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非理性政治活动又造就了一种“激进”、“狂野”的政治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逐渐摆脱“文革”中那种浪漫与激进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逐渐从狂野向理性迈进。当前，人民群众已经学会更多地用理性的思考来分析看待现代生活、权衡中西方文明、观察社会的转型、迎接面对的困难。

三是政治价值观念趋于现代。主要表现在的人们的主体意识、民主法制意识、自由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参与意识、平等意识、开放意识等现代政治观念的逐渐形成。随着作为法制经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我国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意识逐渐增强。与社会主义民主相适应，人们的法制观也得以增强，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逐渐由找“长官”转向找“法官”，由找“市长”转向找“市场”。随着人们民主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中国法治政治的权威结构肯定会早日实现。

四是政治参与意识趋于自主。在传统政治文化条件下，由于缺乏政治参与的利益动机，人们长期处在“响应政府号召”的被动状态中。改革开放后，人们的个体自主意识开始复苏，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提高，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自主。随着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人们的政治参与表现为较大的不均衡性，各阶层政治参与的要求、参与的动机、参与的形式各不相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民众社会心理的嬗变（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

【摘要题】本文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国家权力分放和社会利益转让的基本形式及特征进行剖析，进一步论述了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剧变及民众社会心理发生嬗变的三个阶段，即社会心理的驱动阶段、社会心理的失衡阶段和社会心理的调适阶段，并根据对改革开放的实际运作方式及特点的分析进一步阐述了改革开放时期民众社会心理及行为表现的基本特征。作者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民众社会心理的嬗变更多地是与社会的生产、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形态及社会的实际运行操作的体制结构形态方面的变化相联系的，受这些方面的变化影响和制约，进一步才由心理行为的嬗变转化为社会的思想文化、观念意识的转变。

【正文】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迄今已经历了17个年头，其间我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和改观。从社会的层面来看，这种改变表现为社会的构成、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整体转型，由传统的以上下隶属的层级关系为主干的一元集权伦理型社会转变为以相互依赖的契约关系为主干的多元分权法理型社会。与此相应，社会民众的社会心理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无论是人们的观念意识、心理状态及行为表现都伴随着社会的全面和深刻的转型而转变，新的观念、心态和行为方式不断更新替代着人们久已习之为常的传统的观念和心态及行为方式。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剧变时期，中国民众社会心理的这种变化从现象上来看，更多地与社会的生产、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形态及实际运行和操作的体制结构形态的变化相联系，更多地受这些方面变化的影响和制约，并且以形象直观的形式生动具体地反映和再现了社会的这种剧变，进一步才影响到由观念意识、精神风气所构成的社会的思想文化形态。

本文试图对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变化发展的实际进程进行分析，并据此深入探讨中国民众社会心理在这一社会剧变和转型时期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一

改革开放十七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经历了明显的几次大起大落的周期性波动和变化[1]，伴随和反映这种波动变化的社会变更不仅包括国家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新的方针政策的出台，还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的纷争、社会矛盾的对立冲突以及种种社会问题的凸现。对此，经济学家、从事社会研究的历史学家以及从事政策研究的政府官员各着眼于不同的问题和现象，根据不同的尺度和标准将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划分为不同的几个阶段和时期[2]。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改革开放时期这种社会变更的反映和体现主要表现为社会的构成、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变化，而所有这些变化又集中地表现为国家权力和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转让。权力的分放和利益的转让是促使和导致社会巨变的深层内在的核心动因，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也始终是围绕这一主题不断地尝试摸索逐步向前推进的，从最初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后来在城市企业中推行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及至股份制和产权改革；从最初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放开农贸市场到给城市职工干部一次又一次提薪补贴发放奖金；从缴利提成到利改税及至实行分税制；从计划经济为主的单轨制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行的双轨制及至现今“分权式的混合经济”[3]，等等。在所有这些社会变革过程中，权力的分割下放和利益的转移出让始终是事情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经济的大起大落周期性变化及相应的新政策和新措施的出台实施，都伴随明显的利益的再度转让和权力的重新分放。正是这种权力的分放和利益的转让直接导致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新的经济成份和社会组织的出现、新的社会关系和规范准则的确立以及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的产生，由此而进一步影响到社会民众的观念、心理和行为的变化。所以，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民众所普遍关心注意并对之作出强烈凸显行为反应的社会问题、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如社会分配不公、权钱交换的腐败、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等，无不与权力和利益有着直接的和密切的联系。二

在改革开放的十七年中，国家权力的分放和社会利益的转让大体上经历了三种不同形式的变更，即从以单纯生产经营权的逐步分放发展到生产经营权和国家行政管理权相结合的双重分放，再进一步转变为生产经营管理权的逐步全面放开和国家行政管理权的重新分割适度回收。利益的转让则经历了从最初直接运用国家行政手段实施让利和平均分配，逐步转变为集体个人凭借自身所拥有的国家权力捷径获利和差序分配，再进一步发展到利益转让的制度制约、政策指导和逐步的公平分配。

在1978～1984年这段时期内，改革的基本思路在于针对旧体制权力过集中的严重缺陷，实施放权搞活，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此时期内国家权力分放和社会利益转让的主要特征即是单纯生产经营权逐步有序地下放和运用行政手段及措施向社会民众转让利益。在农村中所实行的包工到组包产到户及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是此时期内国家权力分放的典型表现，与此同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放开农贸市场，给城市职工干部提薪补贴发奖金，则是此时期利益转让的主要表现。生产经营权的下放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激活和启动了生产经营活动，尤其是农业生产[4]，然而基于平均分配构想的普遍范围的让利则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锐减，进而影响到经济建设的投入和增长[5]。但是人民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明显获益，尝到了改革旧体制的甜头。在七十年代尚为人们生活消费普遍需求的老三件（自行车、手表、缝纽机）在改革到来的最初几个年头(1983～1985)就迅速地被彩电、冰箱、洗衣机所组成的新三件所淘汰。改革初期的这种分权让利使社会民众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激励，重新激起人们心中长期以来被压抑和排斥的对富足充裕物质生活的憧憬，增强了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心，使经受了十年文革浩劫磨难变得涣散疲困的社会各阶层民众重新振作和聚集在一起。这一时期作为十七年改革开放的初始启动阶段，其社会效果就在于团结聚集全体社会成员支持拥护并参与投身到改革之中，因而可以称之为社会聚合时期。与这一时期相对应，社会民众心理的嬗变突出地表现为心绪情感的舒朗渲畅、欲望渴求的萌动驱涨，人生态度的乐观奋发，以及社会观念和行为的活跃宽放，近乎于一种人们盼望已久的新世纪到来之时所表现出的获得新生般的“世纪初心态”。扬眉吐气，开朗乐观，意气风发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民众精神面貌的明显特征。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颁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时开始，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改革开放逐步进入了全面推开和深入发展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内，国家权力分放和社会利益转让的整体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伴随市场调节观念的产生、市场机制的发育和面临着全面开放，单纯生产经营权的下放已难以满足日趋明朗的计划和市场双轨体制并存的形势需要，仅仅拥有生产经营权既难以保证计划的执行，更难以较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和发展，同时，人们对改革初始时期着手政策改革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改革策略也开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和理解，地方、部门、集团的利益驱动日益强烈，所有这些导致了对下放国家行政管理权力的强烈呼声和迫切需求。其结果即是伴随生产经营权分放的进一步扩大，国家行政管理权力也开始逐步被分割成为地方、部门、系统、单位所拥有的权力，国家的计划经济开始转变为地方区域的计划经济，在改革初期被分解为二区别对待的国家权力的行政、经济的双重职能，此时又在新的起点上重新结合在一起，这就为权力涉足经济、权力进入市场开通了前进的道路。与此相应的则是利益获取的权力捷径和“红色通道”的形成与利益分配的权力差序和条块差序格局的形成。权力分放和利益转让的这种新格局使地方、部门的集团利益急剧膨胀，而社会民众所得到的则是相对剥夺，从而引发了尖锐的社会分化。这种社会分化既表现为以“小政府、大社会”为标志的国家权力的弱化和地方化，表现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鞭长莫及、疲软乏力和市场微观调节的失范和失度，同时也表现为社会各集团、阶层和普通民众在资源占有、利益分享上的两极分化的趋向，社会民众收入分配差距以及不同地方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大幅拉开急剧扩大[6]。制定规则和参加游戏的合二为一所导致的无规则竞争以及权钱交换的腐败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瓦解了改革开放在社会民众中间所产生的凝聚力，动摇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稚幼质朴的认识和期望，激化了人们极端的心理反应和行为表现。这一时期从1985年起至1989年发生全国大范围内的社会震荡时止，可以称之为社会分化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众的心理嬗变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心理的失衡。少数人的先富暴富和伴随全面开放而起的进口消费之风使人们追求财富和物质享受的欲望急度膨胀，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所造成的两极分化以及失去规范的社会竞争和失去制约的权钱交换又使得人们致富的期望和梦想化作水中泡影空中楼阁，社会的日益分化更进一步打乱了社会民众原有的身份、地位、权力、声望的判断尺度和价值内涵，“老大靠了边，老二分了田，不三不四赚大钱。”社会民众心理上的失衡由此产生，并进而导致行为、心态和观念上的极端倾向。失去理智的超前消费，疯狂的股市热潮，全民下海经商，人才劳工跨地区打工淘金，追求金钱财富和物质享受的行为活动漫溢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盲目冲动的攀比心态、比上不平比下不甘的怨愤心态、投机博彩的淘金捞世心态等应时而生，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观念空前盛行。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转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从八十年代以政策改革为导向的阶段转变为以体制改革为导向的阶段，诸如财政、税收、金融体制和企业经营机制、国有资产管理等宏观层面的改革排上了议事日程，同时，劳动用工、人事管理、社会保障、住房制度等社会层面的改革也开始逐步展开。由于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经济行为的失范无序导致了社会的急剧分化并引发了较大范围内的社会震荡，所以在九十年代初期改革的基本思想以整顿治理为主线，信贷、投资、物价、流通等方面成为整顿治理的主要对象。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目标，使改革的理论指导有了新的突破，但由于经济社会双重二元体制的长期并存，彼此间的利益唇齿相依，彼此间的关系犬牙交错，因而在实践中体制的改革和转型仍困阻重重，步履艰难，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地表现为新体制与旧体制的磨合，旧体制对新体制的顺应，最终才能走向合二为一，实现体制的全面整合和转型。在这一时期，伴随经济秩序的整顿和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深入，国家权力的分放逐渐转变为依权力的垂直隶属关系重新进行分割组合，宏观决策控制权力适度上收，微观管理调节权力随市场的发展完善逐步规范化和有序化，以扭转前一阶段权力分放的块状分割所导致的权力失控和无序化，例如取消财政税收的包干制而改为分税制。同时，通过加大社会层面体制改革的力度来强化国家、政府对社会利益分配的指导和制约，实施有倾斜的利益转让，以建立公平分配的新秩序。在这种发展形势下，社会整体逐渐显露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从企业的生产经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金组合，到社会的管理运作；从社会事业的发展到人们的就业谋职和个人收入所得的增加，多元化成为谋求发展的首选之路和标志发展的重要特征。在这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时期，社会民众的心理嬗变则主要表现为心理的自我调整和行为的积极适应。面对着个人无法逆转的社会发展和难以把握预料的社会剧变，社会民众所能够作出的唯一选择即是心理的自我调整和行为的积极适应，这是一种近乎顺时应势式的理性抉择。认知的重新定向和观念的多元组合成为获取心理调整的重要条件，对环境刺激的积极回应和对环境变化的主动顺应成为实现行为适应的主要方式。在这种心理定势和行为倾向的支配之下，讲求功利的实惠心态，标榜“潇洒走一回”的即时享受心态，强调机会把握的赶车心态以及标新立异赶潮流的弄潮玩世心态应时而生，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和认命信天的世界观组成为一股影响巨大的社会思潮，社会的观念意识和生存形态的世俗化日趋严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多元化时期社会自身整合的不断加强，社会民众对社会变革的承受能力和辨别能力日渐加强，浮躁不宁的心态渐为稳定求实的心态所替代，追求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望转化为对现实人生不同道路和生存方式的个人偏好和自主愿望，对分配不公及以权谋私腐败现象的情绪激愤逐渐转化为认知的理性分析和行为的自律自择，社会观念意识的主流化和个体化趋向开始形成。所有这些都表明，在社会日趋多元化的时期，社会民众的社会心理日渐成熟和稳健。综上所述，与改革开放十七年来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三个时期相对应，社会民众社会心理的嬗变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即社会心理的驱动阶段、社会心理的失衡阶段和社会心理的调适阶段。预计伴随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整合的逐渐加强和提高，社会民众的社会心理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调适之后会逐渐地获得平衡协调。三

起始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一场深刻全新的社会变革运动。这一运动本身实际变化发展的不同进程影响和制约着社会整体的变革和更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嬗变，同时，这一运动本身不断向前推进和展开的实际运作方式及相应特点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嬗变，从而使得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表现出鲜明的、与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变革密切相联的时代特征。十七年来的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以经济改革为先、为主，通过经济改革的先行和不断深化来促进和推动全面的社会改革的独特道路。经济改革的首要目标就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藉此来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搞活生产经营活动，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调动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谋取最广泛的社会支持。放权让利则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直接、最易见效的手段措施，其作用就在于宽松对个人团体、地方部门获取利益需求的约束并使之合法化以及重新调整利益分配的格局。因此，十七年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突显的利益驱动的特点，个人欲求愿望的满足和地方、集体、部门利益的实现成为促使改革起步并不断发展的强有力的动力。这种实际运作的方式和导向不仅影响了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发展，同时也为社会民众心理和行为的嬗变确立下基本的环境前提和社会氛围，决定了改革开放时期社会民众心理嬗变的主要动因不是源自于理性层面的观念意识的转变更新，而是直接产生于感性的物质需求的满足和经济利益的获得，从而使民众社会心理的嬗变表现出明显的讲实惠、求功利的利益取向特征，即根据社会变革对个人需求满足和切身既得利益的影响和关系来调整变更自己的心理和行为。物质利益取向的需要和动机既制约着人们的态度和观念的转变，也决定着人们外显的情绪表露和行为表现。所以，在十七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中国民众心理状态的波动起伏和行为表现的变更转化始终是围绕着利益需求这一中心而展开的，利益需求成为标志反映人们心理和行为变化的“寒暑表”，成为影响和制约人们心理和行为表现的内在深层驱力。十七年来不同时期内所进行的众多的社情民意调查的结果也都具体和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民众心理嬗变的这一基本事实[7]。

十七年的改革开放还表现出以尝试摸索性的不断实践作为改革开放的探路石，根据“排除法”的逻辑和“效果律”的原则来寻找正确的、行之有效可行的改革举措和发展道路的特点，而不是根据依赖理论的先行探讨和发展进一步来指导和推动改革开放的进行。与此相应，在十七年的改革历程中，政策层面的微观变革就先于体制层面的宏观改革，从政策层面的改革入手逐步实现向体制层面改革的过渡，以微观局部的变革发展来启动激迫宏观全局的调整变革，就成为谋求短期内改革实效的必然选择。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期阶段，政策的变更、调整和导向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作用明显地大于体制的制约调控作用。改革开放时期的这种实际运作的方式在作用于社会群体、组织和集团并转化为每一社会成员的个人行为时，就促成了个体行为的计策性和试误性的实用特征，先行而后知，不知仍可笃行，只求行之有效，行为的转变先于、快于观念的转变，外显的行为及其结果成为指导内在认知观念的主要依据，他人行为的示范则成为自身行为调适的重要判断尺度。因此，在十七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中国民众社会心理嬗变的实际过程基本上就表现为由外向内的逐步转变，外现行为表现和活动的转变先于、快于、大于内在认知观念的转变，并成为引导内在认知观念转变的主要依据。

中国国企改革是个政治问题 篇7

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的构建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甚至是关键问题，而且现代预算制度是当前社会发展的要求，它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也是责任政府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另外也是效能政府、国家治理水平的反应。因此，在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该而且必须率先推进公共预算体制的改革。?

（一）以预算制度改革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向前发展需要社会的推动，更需要民众的参与，而目前公众参与的形式一方面可以通过选举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预算制度。与选举制度相比，由于公共预算涉及到民众的切身利益，因而广大民众具有广泛而积极的参与性。通过广大民众的广泛而积极的参与，可有效地推动公共预算制度的改革。因为“公共预算上所进行的讨论、参与等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政府和公众的对话系统，这种对话系统的建立改变了政府的行为，使得他们开始关注公众的意见和要求。只有建立政府和公众的对话机制，才有可能缓解当前的社会矛盾，使政府政策符合实际并得到社会的认可。”[6]这会有力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正如马骏先生所言：“由于中国已经逐渐过渡到税收国家，预算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早晚必须过的一道坎。如果意识到这一挑战是不可回避的，那么，尽早进行制度创新就是明智之举。如果中国能在完全过渡到税收国家以及政治参与的要求没有扩大之前就开始在人大预算监督方面进行制度创新的努力，那么，一旦中国必须面对政治参与的压力，就不至于出现因为制度化程度低而不能有效地容纳这些参与要求的局面，从而就可以避免由此而来的政治不稳定。”[7]因而，构建现代预算制度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显得尤为迫切。

（二）政治体制改革来保障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的构建?

尽管公共预算制度改革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发挥着先导的作用，但显然政治体制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必然会对公共预算制度的改革产生影响。因而，在推进公共预算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也应当配套前进，从而保障公共预算改革的成果能得以形成示范效应，从而推进政治体制其他领域的改革得以推进。总之，现代公共预算制度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必须形成良性互动，在充分发挥现代公共预算制度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先导性甚至是关键性作用的同时，政治体制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应当发挥积极地配套作用，从而在推进现代公共预算制度建立的同时，达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

综上所述，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的构建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责任型、服务型、效能型政府的需要，更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需要。鉴于公共预算制度的巨大作用，因而推进公共预算制度的改革显得尤为迫切。而当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有推进但成果不大的背景下，以公共预算改革作为切入点，从而从总体上带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不仅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可行的选择，甚至是关键性的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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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辜胜阻.预算民主是人大民主制度的基石[EB/OL]. npc.people.com.cn/GB/14997/53063/7749541.html, -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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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凡.公共预算推动政治体制改革[J].法治与社会，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