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共8篇）

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篇1

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

当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也使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密不可分。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为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也迫切要求政治的支持和推动，从而也就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提出了直接而具体的要求。同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还是走向全面发展的当代中国适应世界领域新变化，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存在不足，这是由诸多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并且我国政治体制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从而说我国的政治改革的前景是光明的。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采用了“渐进式”的改革方法，震荡小，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从而有效减小改革的阻力，且使得领导者积累和总结经验，探索和开拓改革的新路子，并使得改革的目标在渐进的过程中逐渐明晰，也易于群众接受。所以，在我看来，我国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也会继续采用“渐进式”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来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将有利于健全我国的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将会完善法律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与尊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权威。将会完善我国的司法体制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形成科学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将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继续深化，但在中国进行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必能创造出既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

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篇2

民主政治建设是人类发展的永恒话题, 在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政治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探索出了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制度。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并强调“要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实践看, 选举民主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民主形式。但是, 选举民主也有一些不足, 譬如我们只能选举少数人来代表大多数人行使公共权力, 如果缺乏必要的协商和监督, 很容易让少数人的决策变为多数人的意愿。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协商民主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协商民主的核心是协商, 体现的精神是理性的个人和组织能够通过讨论达成共识。只有有了选举民主, 有了公民对代表的授权和控制才能确保协商双方在主体上是平等的, 只有保证了协商各方在主体地位上的平等, 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的协商。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两种重要民主形式, 深刻认识这两种民主形式, 有助于我们更加充分地发挥好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作用, 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 只有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 才能更好的拓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

二、从民主政治的两种形式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势

2006年2月, 中共中央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 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里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两种形式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 这一重要论述告诉了我们,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是通过“选举+协商”的形式实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通过政治体制改革, 完善这样的民主政治制度, 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我们正在努力探索, 如何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把选举票决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1. 中国的选举票决民主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这种完善和发展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公民自治组织的范围内, 直接选举将进一步完善;二是在其它实行间接选举的地方政权和部门, 将扩大差额选举, 并且完善候选人提名方式;三是在党内民主发展进程中, 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

2. 中国的协商民主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这种完善和发展, 首先是充分发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重要的民主政治形式, 推动各党派、各界别、各民族和海内外华人委员参与有效的民主协商;其次是逐步完善各级政府主动实施的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等制度;再次是进一步发挥各人民团体在民主协商中的作用。

三、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笔者认为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围绕如何保证和落实人民当家作主展开。

1. 进一步落实、完善选举制度, 使人民的权利更好的运用。

选举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 选举制度是宪政体制的首要组成部分, 民主选举是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和依据。从1997年十五大到2007年十七大, 三次大会的报告都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并列为我国人民民主的四个内容和程序, 其中民主选举居首, 也就是具有第一要义。因为选民只有享有选举人民代表和主要官员的决定权, 才能进而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而各级人民代表和负责官员只有真正由选民选举产生, 才能切实为选民的福祉进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 并接受选民监督, 完全对选民负责。政府官员要做到权为民所授, 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谋, 情为民所系”。

当前落实选举制度, 最重要的就是要逐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在国外, 很多国家总统都由直接选举产生, 因为直接选举比间接选举更能体现民主。中国应有步骤、不失时机地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直接选举的对象不仅包括各级人大代表, 还应包括政府主要领导人。我们要尽快转变观念, 真正尊重人民, 让这一制度尽早进入实际操作。

为保证选举的公正和有效, 应完善差额选举制度、候选人提名制度并引入候选人竞选制度。没有差额的选举, 不是真正的选举;没有竞选的差额, 不是真正的差额选举。

2.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实现人大对政府的有效监督

减少代表人数, 延长会期, 实行代表专职化, 并保证政府官员不得兼任人大代表。一是减少代表人数。实践证明, 代表人数和民主决策具有重要相关, 没有一定人数不能体现民主性, 但并非人数越多越民主, 超过适宜规模的人数增加反而削弱代表团科学的民主决策性能。由于代表太多, 只能将许多应该大会讨论决定的问题, 变为代表团小组讨论, 不仅增加会议费用, 而且不便地区间相互交流。二是延长会期。我国人大会议的会期, 无论与国外议会会期相比, 还是与目前人大发挥职能的需要相比, 都显得偏短。人民代表大会和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方式有根本不同, 人民代表大会只有开会才有权力能力, 不开会就没有权力能力, 人大制度的生命力和活力, 是通过开会体现出来的。立法过程既然是一种集体民主的议事活动, 是充分发扬民主、表达和汇集民意的过程, 就必须有相应的时间予以保证。如果会期时间过短, 立法者没有足够时间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 来不及认真仔细地研究、分析和讨论法案, 匆匆付诸表决, 或者通过或者否定, 往往会导致草率立法。草率立法不仅影响立法质量, 而且从实质上表明立法机关无关紧要, 其结果很可能使立法机关充当橡皮图章的角色。只有充分的讨论和争论,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主的价值, 进而在最具科学性的判断之下, 做出符合多数人意愿的选择。这就需要时间, 没有时间保证, 就无法使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 适当的会期, 是人民代表大会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当然, 会期的延长必然要求实行人大代表的专职化。三是实行代表专职化, 并规定政府官员不得兼任人大代表。当前我国的人大代表多为兼职, 他们多为各行业的先进代表和模范, 平时都忙于自己的事务, 很难保证时间去行使人大代表的权利。各地人大代表中相当一部分为政府官员兼任, 政府官员兼任人大代表, 造成人大对政府监督的困难, 这在源头上影响人大作为权力机关的地位, 不利于发扬民主。唯有实行代表专职化, 才能真正发挥代议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作用, 否则每年付出高额的会议成本, 却未必取得相应效果。公民被选举为人大代表后, 应辞去其原工作和职务, 专司人大专职代表职责。

3. 提高政治宽容度, 营造积极参政、议政的政治氛围。

浅论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篇3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制度；政治民主；政府职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010-02

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在此后的三十多年来我党、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一直认真扎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经过长时间、多方位的努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温家宝在2010年的“两会”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邓小平也曾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由此可见，在邓小平的观念中，政治体制改革对我国的全面改革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在我国的发展大局中尤为重要。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以及主要内容

现如今的中国，似乎人人谈民主、谈政治、谈改革，我国社会的主流呼声都是希望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适应、相辅相成。那究竟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呢？在政治体制的概念上继续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所谓政治体制，就是指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具体实施形式，是用以管理国家政治事务并使其规范的体系。具体说来，就是指与国家的根本制度相适应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也是衡量国家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

政治体制改革，要以不改变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为前提，它是针对政治管理体制而进行的改革其中包括对领导体制、行政机构设置、干部人事制度以及行政法规等方面的改革，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其目的在于调整部分社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的效能，促进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事业的发展。

在社会政治的发展历史上存在着两种革命，一是解决基本制度相关问题的革命，二是解决具体体制相关问题的革命。而政治体制改革，则应该属于后者的范畴。政治主体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政治体系、政治结构以及政治机制，进行有计划的变革，以调整国家政治关系，优化国家政治制度，巩固国家政治统治。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的。

二、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首先，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所决定的。政治体制是上层建筑，必须要符合经济基础的要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基础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这就要求上层建筑随之不断发展与完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要求社会主体自觉进行改革，以实现政治主体本身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

第二，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的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而引发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问题，要求当前中国所实行的政治体制必须要进行改革。现在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当中的政企不分、机构冗杂、职能重叠、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人浮于事等的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由此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确刻不容缓。

第三，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时期出现的新兴事物，要求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盲目性与自发性越来越表现得明了化，导致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些新兴事物的萌生。其中最不可忽视的现象之一，就是大型特殊利益集团。虽然他们不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是国家政治中的重要环节，但中国式的特殊利益集团已经开始影响国家的某些政治决策。所以，遏制某些利益集团干预政治，要求国家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

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一方面进行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也同时开展着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不过就目前形势来看，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仍无法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为了更好地适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以及加快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步伐，198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党的十三大，把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日程，其主题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最终目的在于在党的领导下更好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长期目标则是建立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初见成效，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如取消党与政府重叠的对口部门，废除领导干部的终身责任制；大力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鼓励创新村民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多次改革行政制度；改革人事制度；初步建立公务员制度等等。

然而，温家宝曾说过：“尽管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阻挠，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从这段话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温家宝尽心尽责地为全国人民谋福利。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前进道路布满艰难险阻，步履维艰。

第一，民主集中制不够完善。权力太过集中，同时又存在着组织软弱涣散、监督制约乏力的问题，使民主集中制无论在机制的建立上，还是具体的落实上，都与我们的目标有较大的差距。对掌权领导干部以及工作人员的监督制约不力，同时，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督制约意识不强、机制不完善，致使其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第二，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强，容易形成权力运行的暗箱操作，这是导致政治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广大人民群众行使参与、监督、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基层民主管理、民主建设还较为薄弱。第四，个别权力机构不能正确地贯彻和执行我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造成局部或个别矛盾的激化，危害国家的安定团结。第五，社企不分、政企不分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政府的职能尚未转化清晰，严重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职能的加强。

四、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及着力点

首先，领导力量强有力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决条件。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就是利益的改革，所以必然要涉及利益再分配的问题，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力量来领导这场改革。中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下，中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要加强党的建设，时刻保持党的先进性，优化中国共产党自身内部结构，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其次，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与重要着力点，是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现今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要在国家现有的体制框架之内，以宪政（即民主自由法制）的改革为核心，以民主、稳定、效率为三大基本目标，其中民主是首要目标。同时，权力过于集中是中国政治体制、政治制度中最大、最主要的弊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在这方面要把握四个主要着力点：一是政府权力转移。我国的政府，一定要实现从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转变为专注于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有限政府。政府手中的权多、钱多，就会导致其干预经济的能力很强，也容易滋生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二是建立严密健全的监督体系。一方面要加强对体制内的监督，完善官员收入公开制度以及问责制度，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如媒体、社会公民等的民间力量的监督作用。三是加快法治建设的步伐。坚持完备立法和严格执法，在多种权利主体间实现公平公正，规范政府及各类权力集团的行为，保护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加快步伐向法治社会迈进，既有了公平又有了秩序，中国要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四是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结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同时依然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带领全国人民共同迈向小康社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最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此次改革必须要从基础性条件着手，在基础性条件尚未成熟时切不可急功近利、盲目求快，这样反而容易引起国家的政治危机，严重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比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在经济尚未高度发展的时候，民主政治也是难以充分发挥的。

总的说来，任何一个国家民主进程都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也都是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真正实现的。因此，中国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必须要牢牢遵循民主政治建设的规律，稳妥地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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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宝信.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看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J].河南社会科学，1995，（1）.

[3]黄卫平，陈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现状及其成因浅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8，（2）.

[4]王梅清.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重在平衡发展[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1，（1）.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 篇4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我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步入小康，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取得了新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政府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干大事的政府。但是必须进一步深化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改革的第一个着力点是政府的权力转移，从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转变成专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有限政府。政府因掌握的钱多，干预经济的能力很强，也便出现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和权力寻租，政府涉足经济，还会出现官员拿公权与民争利的情况，甚至引发“群体事件”。政治改革的第二个着力点是下决心建立严密的监督体系。不仅要强化体制内的监督，完善问责制、官员收入公开制，还要增加民间力量的监督，或者让体制内的部分机构演化成公共监督机构。比如媒体，可以从产业和文化软实力承载者的角度去重新定位，改变管理方式，使其成为更有效的监督“公器”。政治改革的第三个着力点是以加快法治建设，通过完备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实现公正，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大踏步向法治化迈进，社会就有了秩序，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四是坚持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例如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政府依法行政，强化人大职能，强化政协职能，推进司法改革，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等。

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篇5

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内容复杂、阻力较大、问题敏感的领域。因此，邓小平总是以十分慎重的态度来对待这一改革，并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对于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的提出，是邓小平深刻地总结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经验教训和深切地认识到实际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的必然结果。正是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中，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地论证了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科学定位

政治体制改革在我国改革开放总格局中所处地位问题，是关系到如何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力度、程序的重要问题。

三、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系统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

“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

“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最近我在设想，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

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

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邓小平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有多种论述，从他的许多话中，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出他对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内容的理解：

其一、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理顺党政关系。其

二、关于精简机构，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其

三、关于权力下放，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动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其

四、关于建立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党和国家干部管理体制。其

五、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巩固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篇6

中国的政治体制怎么改革？在“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自励下，我很冒昧地来谈谈几点看法。

我认为首要的问题是要明确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它不仅要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且还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国富民强，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制度和运行机制。

看看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所谓发达国家，它们之所以能达到现在的发达程度，这里不仅有其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先进的原因，而且还有一套合理、科学和先进的国家制度作为“软实力”在其中起着保证和促其良序发展的重要作用。

我们的国家制度虽然从理论设计上讲要比它们更合理、更先进、更科学，可是在实际操作上却因许多方面不完善，使这一国家制度并没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来。我们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通过把这其间不完善的地方完善起来，使我国的国家制度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来。

其次，我们还要明确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攻坚的突破口应选在哪？现在很多人都说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是又都认为这里的问题和矛盾错综复杂看不准不好下手。其实，政治体制改革若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确实很难，问题太多且又相互关联，可谓“扯耳朵连着腮帮子动”；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呢？纲举目张，只要抓住这个“纲”来进行改革，思路就清晰了，就好进行改革了。什么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

纲呢？我认为“党的领导”就是这个“纲”。如滋生蔓长在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腐败现象，只是“党的领导”发生某种“变异”后产生的衍生物，就象是人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后生的病一样，不改革党的领导，其它的问题就都谈不上了。因此，可以说，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中的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和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的改革。

现在有一种思想倾向，一谈到改革党的领导，就认为只有用西方的“多党制”代替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政治体制，这在现实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是党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也关系着中国人民的最大、最根本利益，是绝不容人轻举妄动的。同时，“一党独大”也并不见得就非腐败不可——新加坡也是一党独大，可人家管理的国家是世界上腐败现象最少的。可见根本问题，不在“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上，是在怎么“领导”上。

还有一种思想倾向，谁要一谈改革党的领导，就给你扣上“违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一类的大帽子，好象共产党就是国家的“铁帽子王”，对这个问题别人是不容置喙的——这也未免太显权力垄断之霸气了。

因此，从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怎么能使党领导得更好的角度来谈改革“党的领导”问题，是我们不能绕避得了的问题；不谈这个问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终也只能是又一次“走过场”的政治儿戏。

怎么改呢？我认为：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可从党对自身组织机制、党对政府的领导和党对国家的领导三个方面来进行突破。

一、关于党对干部领导方式改革的建议

领导，不仅是一种利益和荣誉，更是一种责任，其责任之重大，真可谓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党在领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际，首先应改革的是自身领导方式上没能“与时俱进”的消极保守、因循守旧之处。而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喊了多年不见多大实质性进展，就是耽误在党“只想改别人，没想改自己”这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状态上了。

那党对其自身要改什么呢？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干部管理”。我记得毛泽东思想中有一重要论断，就是“领导就是要管好干部”。现在，党的干部中出了那么多贪官，我们是不是要想到邓小平说的那句大意是“制度不好会使好人变坏”的话呢？现在好多当官的已成为嘴上说着和中央文件和报纸电台讲的一样的官话，可实际行动却是按官场“潜规则”行事的“两面人”。党现行的“干部管理”方式方法，已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形势了，确为政治体制改革之亟了。

对此，我建议可采取两项改革：

１、党的最高领导人，要通过党内竞选的方式产生，从根本上打破“从少数人中选少数人”，变“相马”为“赛马”的干部产生方式。即党的最高领导人要通过自主报名并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竞选，最后在全体与会代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中以得票最多者为是这种方式产生出来。

现在党的各级领导人产生方式，事实上还存在着决定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意见。为什么现在党内会出现那么多的贪官，从组织角度讲，根子就在于这种“个人命运受制于他人”这种现象。

虽然现在党的领导人产生也要经过代表大会或党代会选举产生，但这是典型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实际上，仍会使代表或委员们产生很大的盲从性。试想，自身都不“民主”，怎么能领导别人去“民主”呢？因此，只有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竞选”，成为领导人产生的头道程序或前提时，才能对从根本上扭转党风不正的倾向有重要意义，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现在“候选人竞选、选民一人一票选举领导人”这种模式，从村委会主任这个层面上正在进行或试行。不过，这种“从下而上”的方式作为试点摸索经验是可以的，但作为一种模式，从体制层面上讲，是行不太通的，在实际上也出现许多问题。如果这种模式要是采取“至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就会产生“从头开始”带动全局的示范效应。同时，因之是在全国的监督下，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政治素质很高或较高，不容易发生偏差。

因此，通过竞选产生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是实现党内民主，发现人才和“把最优秀的人选拔到最合适的岗位上”一条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路。

２、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监察委员会，打破纪委在党委的领导下作为有限的现象。从监督的意义上讲，纪委只能对违反党的纪

律事项进行查处，如果对以党委决议或领导人决定名义下的错误决策、决定则无力监督。现在发生很多这样的事，就是不知其是恶意而为，还是低能之作，一些甚至层次较高的党委发出的文件和领导人作出的决定，是对某些强势阶层或集团有利，而对某些弱势阶层和集团则无利甚至损利的现象，造成强烈民怨，已成为腐败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而这是纪委职权管不了的，若是靠上级纠偏，则旷殆时日，有的甚至已成为既成事实无法再纠了，给人这个地方已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的感觉似的。

用监委代替纪委，其职责中有对党委在执政过程中发生不合乎党章要旨的事，予以监督、仲裁和撤销的权力，就可以解决这类问题了。由于该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竞选产生并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参加党委会讨论问题但不参与表决，与党委决议保持相对独立性，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防止监委领导人受制于党委书记个人意志的现象，更好地发挥其自身职责作用。这样，应能比较有效地改变目前在监督机制方面存在的“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的制度性缺陷。

好象邓小平生前说过，在中国，只要中国共产党不乱，中国就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同样，只要共产党的干部不出问题，党就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党若是能在保证自己干部党性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不出贪官，或是既使出现个别的贪官，也只是其个人原因非制度使然的干部管理方式上做出有效改革，实为中国人民的福音。

二、关于党对政府领导方式改革的建议

中国为什么官多，造成国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总跳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关键是国家权力没分配好，就是邓小平说过的“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而对管不好的现象，又不认为是自己不应这么管，而是力度不够，于是就增加机构增加人——这是我们过时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管理观念指导实际造成的顽痼。

对此，我认为可采取两项改革：

首先，应吸取类似美国“联邦式”的国家管理的经验，建立一个合理的金字塔型的国家权力结构。基本思路就是按地区分块授权，即中央管全国宏观的事，省、市直至县区和乡镇街道也各管各的事。涉及几个地区的事，由几个地区共同管理及上级协调，明确各自的权责利。

中央给地方较大的自主权，允许地方只要在中央法律政令的基础上或控制下，自主探索办好自己的事。当年广东开放搞活时，中央只给政策，就让广东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地去闯，结果广东搞得挺不错的。我认为“政策也是生产力”——它能解放生产力，或使生产力更具活力。今天的中央为什么不能象当年搞活广东那样来搞活其他的省，或把办“特区”的经验普遍化，起码在经济上、文化上大可放手让地方结合实际，怎么有利就怎么干？虽然，中央在办“特区”的实验中，也出现过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成绩是主要的，因此，这一方法好象没有什么理由不能放大推广的吗？

放权的最大障碍，是领导人“怕乱套”和“大一统”的思想局限性等这些狭隘保守权力观。其实，就像西藏、东突闹独立的这样严重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给人以可乘之机。否则，他们是没有市场的，就象改革开放前深圳的人宁犯法也要往香港跑，当深圳改革开放搞好了以后人也就不跑了一样（在香港回归前就这样了）。为什么美国没有严重的分裂问题，也不存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变可能，国家制度使然。

我国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也做过“放权让利”的尝试，不过，好象效果有限。这不是放权不对，而是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放权，上级放的权被下级又“集”了去，结果由“高度中央集权”变成“层层集权”，使国家在权力结构方面改革的尝试，在“深入人心”的集权观念中走样变形了。

其次，各级政府应实行“智化行政负责制”。所谓“智化”就是智慧或科学的支持和制约的意思。现代社会中，各级政府都是由一整套机构组成并由人运作掌控的。政府级别越高，管理事务的幅度越大，对在该职务上任职的领导人的“个人才智”要求也就越高。由于其“才智”大致分为行政才智和业务专业才智两类，当这种要求高到一定程度后，个人才智的自然发展所能达到的程度与之就会有差距或不足，这就需要人们的合作才能满足这种职务需要了。因此，在政府功能设计时，就要有使这两种能力有机结合的机制。具体说来，就是政府首脑和各职能部门的“领导”都要是行政专家或有行政专长，并配以相应的专业专家辅政的机制或程序，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

统，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要将领导没有专家可靠性论证支持下的决策定为违“规”行为，来强化领导人个人意志在行政过程中能受到某种有效的防错机制制约——智化行政负责制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这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两个例子：二流演员出身的美国某届总统里根却成为美国历史上伟大总统之一，特型演员出身的施瓦辛格现在美国加州当州长还当得挺好。我们要是研究一下他俩从政的成功之处，就会发现，他俩身边都有一些智囊似的人物在为其出谋划策，他们个人的执政能力和这些高参的智谋相结合，就把这个“官”当得挺好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从他们成功行政经验中最应吸取的精华，是不是就是某部门领导在行政过程中应切实接受专家的辅政呢？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行政模式呢？主要是由于“官本位”现象，我国官场在实际中已形成一种类似“官油子”的人，他们表面上很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应对领导，但不受制约的长官意志和“智慧不足”却使其治下屡出很低劣的滥政弊政，而又很容易以“工作中的问题”或“谁能不犯错误”之类的借口逃过“问责”。因此，这种行政模式将是针对国家权力管理中这种有权有利却无责的制度缺陷的一种“补漏”性的完善。

现在一些政府机构中也有着好象“政策调研室”一类的机构，但它们的职能有限，领导在做决策过程中，是愿意听它们的意见就听，不想听就不听，因此，对领导决策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的制约作用，有的甚至还在起着曲意逢迎的作用。

因此，高度的中央集权式领导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就象孩子大了，再用管小孩子的方法管孩子已不适用了，也应随着孩子的长大，按照规律改变管孩子的方法似的也应予以相应改变才是。通过正确的“分权”和“授权”，建立科学合理的国家行政权力结构，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使整个国家机构全方位地高效运作起来，应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根本性标志之一。

三、关于党对国家领导方式改革的建议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归人民，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有一句“只举手不说话的到人大”政治流言，就比较形象幽默地说出“人大”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这是因为在“党的领导”下，不论是“人民”还是“人大”，都是党的领导对象，其“权力”最终也就归于党了，实际上就出现只见“党对人民的领导”，不见“党受人民的监督”的现象，造成国家权力严重失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根本原因是“人民代表”的选举和没能发挥出制度设计中的作用所致。现在的“人民代表”，大多是在基层党委指定的候选人中（不是组织安排的个人报名很难上了候选人名单的），由公民以“抓阄”似的盲目划挑方式选出的。从而

使得“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成为一句空话，而以这种方式选出的“人民代表”，其实也变相成为党的“代表”而已。

在我国现行的国家制度中，人民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根基，只要人民代表选好了，切实发挥作用了，人民代表大会才会真正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才能实现“国家权力归人民”的宪法精神。

对此，我建议可采取两项改革：

１、通过竞选做好人民代表选举工作。在人民代表选举中，不论是组织提名或个人报名，代表候选人都要通过提出竞选纲领并在选民会议上演讲，然后经选民一人一票投票选举，得票多者当选。人民代表可分二种，一种是向属地选民负责属地代表（就是代表一定区域的选民），一种是向行业选民负责的行业代表（就是代表一定行业的选民。

２、人民代表要切实参政议政并接受选民监督。人民代表通过完成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任务，监督国家公务人员依法行政秉公办事，定期接受自己所代表的选民来信来访，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问题，帮助选民解决问题等履职活动，让选民感到他选的代表能代表他的正当合法的利益和意志。

人民代表每年定期向自己的选民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这是他对选民负责和接受选民监督的基本方式，能有效地督促他更好地为选民服务。对不能履行职责的代表，应取消其代表资格并及时换新。

通过人民自主选出的代表，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组成人民代表大会，再由人民代表大会“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决定的政府来领

导人民，只有经过这样辩证的权力设置，才能完善国家权力结构，实现人民在国家权力上的真正“当家做主”。

党在人民代表选举这一过程中，可以通过教育人民提高政治觉悟和技能，积极参政议政；选出能代表选民正当合法利益的代表，保证党和人民政治上的一致性；通过动员党员或以个人报名或组织推荐参与竞选，发挥党在社会政治活动中的主导作用等方式，来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如果党员候选人参与竞选获胜，既可以通过他们更好体现党的先进性，还会增强党在国家领导地位上的合法性。

以上几点“浅谈”的建议，自知也不是很妥贴的，只不过是想借此表示一下我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而已。

前些年社会上流传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句话，好象是说人对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那么伟大成就还老心存不满似的。我认为这其实却是因为经过改革开放，人民的经济生活虽然提高了，但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并没多大改变，还处于权力的边缘化中——对党的这种低层次领导方式不满意而发的一种牢骚话。

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否决定着中华民族后世的兴衰，但愿这一次能象日本当年的明治维新一样，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国家制度，为中国今后长久的发展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我的建议是真正有利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问题。由于人们事先对某种事物的结果做出的判断，受利益、见识的影响，不论对错都只是一种主观性的东西。我只

论传统政治文化与当前政治改革 篇7

一、传统政治文化中对当代政治改革有益的成分

(一) 民本文化。

“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 民本论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题之一, 从盘庚的“重民”、周公的“保民”、孔子的“爱民”到孟子的“君舟民水”, 经过汉唐、两宋, 民本文化在清朝几近完善。民本文化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重视, 总体来说, 历朝各代统治者都对民众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并吸纳各代思想家的重民思想, 不断将其转化为实际政策, 使社会、经济发展达到盛世局面。例如汉文帝的“三十税一”的爱民减税政策、唐太宗的轻徭薄赋政策以及明朱元璋的安民、恤民的宽和政策等。

(二) 吏治思想。

官吏是皇帝管理地方的载体, 也是皇权在地方的象征, 我国古代统治者历来十分重视吏治, 明朝宰相张居正有言“安民之要, 惟在于核吏治。”传统政治文化重视吏治的思想, 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以借鉴的内容, 具体表现为:在官吏选拔上, 主张任人唯贤、选贤任能;在官吏教育上, 提倡正己修身、尊君重道;在官吏职责上, 强调执政清廉、爱民如子;在官吏考核上, 重视监督制约, 赏罚分明。另外, 我国传统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官吏的管理, 维护其统治地位, 还会从自身角度做出表率, 比如隋文帝一生勤俭, 严于律己;唐太宗从谏如流、破格录用等;另外统治者还会借助民众的力量来监督制约官吏的行为, 比如朱元璋鼓励民众赴京告奸的措施等。

(三) 修身文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 修身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它被称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 历来为历代学者与统治者所宣扬。修身文化强调个人修习, 注重理想人格的塑造, 强调个人品质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修身文化的内容强调个人要“志于学、勤于思、躬于行”, 同时要“慎独”, 注重时常反思自己的行为, 即使单独一个人时也要保持思想行为彻底的一贯性。修身的外在标准是中庸之道, 在行动上是儒家孝、忠、知、信、仁、义等;在对待矛盾事物上要求“执两用中”;在言行上表现为要留有余地。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 最终将人塑造成志高而行洁、具有社会责任心的君子形象。

(四) 变革思想。

变革思想是在总体上趋于保守的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璀璨智慧, 其认识论基础是中国朴素的辩证法, 早在《周易》中便出现了变革思想的光芒。《周易》中提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苟日新, 又日新, 日日新”的不断发展变化状态中, 变化中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叫做“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而《庄子·天运》更进一步地指出“礼义法度者, 应时而变者也。”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 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变法运动以及政治调整思潮, 特别是在近现代史上更为明显, 仁人志士们为挽救祖国与民族危亡所进行的所有变革的努力, 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强调的变革思想不无关系。

二、传统政治文化中阻碍当前政治改革进程的因素

(一) 权利主体意识的缺失。

“中国传统社会, 轻个人而重家族, 先家族而后国家, 故中国社会以家族本位为特色。”[2]所以, 对家族、对国家的责任与义务成为传统社会作为个体的个人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在实际生活中, 以这些责任与义务的践履为标准, 并结合儒家所倡导的尊卑有序的社会伦理秩序, 传统社会结成了一张适用于整个社会的、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系统网络, 这个网络中的每一个个体均以义务主体的形式存在, 对内以“孝”为原则服从于家长的专制, 对外则以天子“子民”的身份无限忠于皇权。这种权利主体意识的欠缺, 造就了传统社会一大批政治冷漠群体, 他们忘记了自己本应具有的政治权利, 不善于权利的表达与维护, 对于政治权力和政治官员有着发自内心的心理恐惧与敬畏, 从而使我国传统社会极易陷入专制的怪圈。

(二) 政治制衡理念的无力。

政治制衡观念的核心理念是政治上的调节与均衡, 不同于西方的“权力制衡”,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制衡理念着重强调“理想政治原则以及道德原则对于政治权力的制约, 我们姑且称之为‘道义制衡’”。[3]“道义制衡”观念在承认传统等级差别和君权至上的前提下, 要求群臣百官以道义原则为依据, 对君主的行为采用进谏等方式对君主的行为进行道德劝说, 从而达到矫正君主不合理政策、规范政治运作的目的。然而, 政治制衡理念不仅在于思辨, 其价值更多地在于它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 “道义制衡”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下级对上级的道德规劝, 而不带有任何的强制力, 规劝能否起作用的决定权仍然取决于上级的主观判断。总体来说, 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道义制衡理念是行不通的。

(三) 权力观念和官僚主义。

我国古人历来对政治权力有着发自内心的敬畏, 这种权力观念首先认为权力可以私有化, 拥有权力就可以用手中的权力争取自身利益的实现, 权力的行使可以不受监督、不受限制;权力观念其次表现为官本位意识, 即认为官员是社会中最崇高的职业, 官员身份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官员理所当然可以拥有不同于常人的特权。这种权力观念反映在官场中就形成了官僚主义, 在官僚机构内部有着严格的等级权力制, 实行从下到上的层层集权, 从上到下的层层控制;同时, 我国古代官僚机构不仅掌握着国家的执法权, 更重要的是, 它同时掌握着立法权和司法权, 不仅是社会生活的管理者, 而且是社会和人民的统治者。权力观念和官僚主义造成了传统社会的集权与人治高于法治, 权力滥用现象普遍。

(四) 亲缘政治的发达。

亲缘政治是传统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 “在传统中国, 孝亲义务的政治目的化使得义务主体履行孝亲义务的自觉无限扩张, 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是一种‘极度扩张型的亲情义务观’。”[4]在这种义务观的指导下, “学而优则仕”成为为家族谋利益的手段, 于是“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一旦踏入官场, 就免不了对其亲人的提拔与任用, 就免不了为其家族利益的考虑, 免不了关系政治。亲缘政治的发达, 造成了多方面的后果, 一是大大降低了政府运作的效率, 造成了政治资源的极大浪费;二是损害了政府及其官员在公众心目中的公正权威形象, 丧失了其公信力;三是扭曲了读书人为官的最初目的, 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寻求报国的读书人的积极性;四是造成整个政治运作系统难于防范和治理的腐败, 形成恶性循环;五是加剧社会矛盾, 增加国家政治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

三、建立与政治改革相适应的新型政治文化的路径选择

(一) 在新的背景下, 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进行新的阐释。

我国目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 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辉煌成就的前提下进行的, 新政治文化的建设也必须符合这一历史进步条件。所以在吸纳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的同时, 还要注意将其放到新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下对其进行新的阐释, 与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相适应。例如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文化肯定了人民群众的重要地位, 但其在公民参与政治方面则比较欠缺;吏治思想虽然给予官吏管理以足够的重视, 但管理思想是建立在集权和人治的基础上, 法治意识不足;修身文化培养了很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但其对人的主观能动性, 特别是创造性重视不足;变革思想认识到了与时俱进, 但却有些保守。这些都是我们对传统政治文化的优秀因子进行新的阐释时必须注意的。

(二) 强化公民权利主体意识, 建设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

我国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公民进行广泛的政治参与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建设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的思想基础。在建设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过程中, 政府应有目的地对公民加强以政治参与为主题的教育、培养、组织和引导, 增强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权利表达意识, 促进公民政治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行使, 促进民众政治意识由传统政治义务主体意识向现代政治权利主体意识转变;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开拓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等措施为公民参与性政治文化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保障。

(三) 加强法治, 形成公民、司法与行政权的有效制衡新理念。

鉴于传统政治文化中制衡理念的缺陷, 结合当前政治体制改革, 新政治文化的制衡理念应是在法治的前提下, 借助民众力量, 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首先, 一切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 不折不扣地按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和行政程序办事, 行政权必须接受法律的制约和监督;其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义务接受公民的监督, 公民有权利对行政权力的使用进行查询和监督, 并有权利对滥用权力的行为进行检举;再次, 对于公民的检举行为, 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调查、取证、答复。通过将公民广泛的监督力量和法律的强制力相结合, 达到对行政权力有效制衡的目的。

(四) 转变政府理念, 培育服务型政治文化。

服务型政治文化要求政府和公务员彻底放弃“官本位”的文化传统和官僚主义作风, 坚守以民为本的理念, 树立为民服务的新型行政文化意识。具体说, 就是要树立以民为本、顾客至上的民主理念;提高政府能力, 改善服务质量的服务理念;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法治理念。另外, 完善公务员制度, 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 控制数量、优化结构、提高素质, 确保选人用人质量;加强培训, 搞好公务员的政治、理论、文化学习和业务培训;积极推行辞职、辞退制度。通过行政理念的转变和公务员制度的完善, 结合政治体制改革, 逐渐扭转传统的权力观念和官僚主义意识, 减少权力的滥用与亲缘政治现象。

参考文献

[1].孙正甲.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追问.理论探讨, 2001, 2

贤能政治与中国改革 篇8

柏拉图生活的雅典是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城邦国家，当时雅典社会出现了许多问题，危险的蛊惑家很容易煽动大众，使公民做出不明智的决定。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雅典民主陪审团以不敬神明和腐蚀青年的罪名，判处了哲学家苏格拉底死刑。柏拉图因此对民主政治极为失望：“我深深地感到，现在各国的宪法非常糟糕……必须推崇真正的哲学，唯有以这样的哲学为出发点，才可能形成关于公共和个人权利的正确观念，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政治家，或者让政治家神迹般地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类灾祸总是无法避免。” [1]

哲学家是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精英，应该掌握政权。在《理想国》中，他对这些精英有详细的描述：具有“护卫国家的智慧和能力”，“真正关心国家利益”，“愿意鞠躬尽瘁为国家利益效劳，而绝不做任何不利于国家的事情”。他把这些人称为国家的护卫者（guardian），强调这些精英需要具有节制、勇敢、大度、高尚等美德。理想的精英在能力和道德两方面都必须出类拔萃。柏拉图还阐述了培养和挑选精英的具体方法。认为对精英的培育要从儿童时代开始，包括体育及学业两方面的塑造。此外，他特别强调精英应学习辩证法，使人可以“通过辩证理性而非感官知觉”来理解现实的本质。[2]除此之外，精英还必须经受实践的锻炼，譬如担当军事指挥或其他公务，在经过了种种的学习和锻炼之后，精英们50岁时将接受最后的考验，以便能够选拔出最杰出的人才，成为管理国家的最高统治阶层。[3]柏拉图描绘了理想的精英形象和理想的精英治理国家，他们不仅智慧能力出类拔萃，同时道德品质高尚卓绝，远远优于普通大众。

20世纪的现实精英主义

20世纪西方出现了一大批精英主义理论， “精英”（elite）演变成在社会中能够出人头地、占据权力高端的人物，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在道德方面也是绝对优秀的。这些精英主义理论批判民主主义，指出所谓“民主国家实行人民统治”只是民主主义自诩的理想，客观现实是一小撮精英控制着民主国家的政府。在20世纪的欧洲和北美，民主代议制政府已在不少国家付诸实践，给学者提供了实证观察的机会。这些精英主义者正是在观察了民主代议制政府的实际运作之后，得出他们的结论，批驳自由民主主义的乌托邦。

早期最有影响的几位精英主义著名学者是莫斯卡（Mosca）、帕累托（Pareto）、米歇尔斯（Michels）等人。莫斯卡在《统治阶级》一书中检验了从古至今的人类社会，发现这些社会都是由少数精英统治着多数大众，连工业化的民主社会也不例外，取代了君主专制政体的代议制政府并没有真正代表人民，而是延续着精英统治。帕累托也持有这种观点，他从“人具有根本的不平等性”这个心理学前提展开论证，认为掌控领导权需要具备某些心理素质，其中最重要的是“勇敢”和“狡猾”，这样的人比较容易攫取和掌握领导权，成为控制国家的精英。民主主义的前提是“人人平等”，但这是不现实的，而且普通人经常是非理性的，这使得自我负责的民主治理政府很难实现。因此，领导权就一直在精英们的手中传递交接，民主选举也不能改变这种状况。

20世纪的精英主义不仅批判自由民主主义，同时还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达到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终结少数人主宰的状况并最终消灭国家机器，是一个乌托邦神话。米歇尔斯在《政治政党》一书中尖刻地讥讽：“社会主义者也许可以得胜，但却得不到社会主义，就在社会主义的门徒们获得胜利的那一瞬间，社会主义便枯竭消亡了。”[4]米歇尔斯的结论，一方面基于他对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大量调研，另一方面则源自他的“寡头铁律”理论。他指出，任何政党都不可避免会成为精英寡头控制的组织，政党的普通成员只能成为被领导者，不能对政党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在推断这条铁律时，米歇尔斯使用了大众心理学（crowd psychology）的一些观念。他强调，大众没有心理能力来处理复杂的决策，他们是冷漠而盲从的，需要精英来激励他们摆脱冷漠，并由领导者来组织他们。而由于精英往往具有高于普通人的能力，大众很容易对其产生心理依赖和盲信。此外，庞大组织的运营需要复杂的专业能力和管理技术，只有精英能够掌握这些能力和技术，于是组织的管理领导层由精英们占据，并在组织内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即使某些精英在组织产生之初具有社会主义的平等理想，但在后来都无法避免发生演变。这是米歇尔斯在观察政党活动的现实中得到的实证性结论，他看到政党组织中的精英们都变得脱离大众，以自己个人的利益取向为重，成为操纵组织的寡头。“寡头铁律”的理论一则强调人类心理的冷漠盲从而导致大众听命于领导;二则强调组织有效运作需要精英的管理领导，为寡头领导组织提供了逻辑支撑。此外，“寡头铁律”还搜集了大量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资料，给铁律构建了实证基础。

nlc202309082201

20世纪中叶，熊彼特（Schumpeter）发表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来评价民主主义。与20世纪早期的精英主义者相似，熊彼特认为民主代议制政府并不代表着人民大众的意志和利益，因为大众不具备专业能力和相关信息来分析处理社会问题，且具有“羊群效应”，很容易被政客牵着鼻子走，使他们顺从既定的政策。但熊彼特强调精英的多元性，而非把“精英”视为一个“一元的”统治阶级，执政精英只是多元精英中的某一元，或者某数元，通过民主竞选的平台获得执政地位。民主制虽然没有给多元的大众提供通道来选出代表大众的人物，但却给多元的精英们提供了通过竞选上台执政的平台。

在20世纪，美国的精英主义学者，他们表现得比欧洲学者更为激进，譬如亨特（Hunter）与米尔斯（Mills）。亨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的社区权力结构，他使用“名声方法”（reputation method）来分析亚特兰大的市政决策，认为城市社区权力的顶峰由一小撮商界和社会精英占据，他们虽然不是正式权力机构的公开成员，但他们决定了城市的各项政策。米尔斯的研究则更侧重在国家和总统的层面，提出了“权力精英”的概念。他指出在总统周围有一小撮来自商界、军界、政界的精英人物，是核心的权力精英，控制了最关键的决策。其他较为次要的决策，则由权力的中间水平层次作出，譬如国会、州政府等等。普通大众是没有权力的，是受上层精英控制的。关于“民主制并不是人民掌权，而是精英掌权”的问题，虽然激进和非激进的精英主义都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但却有不同的解释。非激进的精英主义者认为“民主制由人民掌权”只是自由民主主义者的乌托邦幻想;而激进精英主义者则认为这是有意的欺骗，其目的是为了掩饰民主制中精英掌权的真相，使大众相信民主政府是由人民控制的。

无论激进还是非激进，20世纪的精英主义都与柏拉图存在很大不同。首先，在20世纪的精英主义中，精英在道德品质方面的优秀性已经不存在了，至于在智慧能力方面的优秀，不同的精英主义者有不同的评价。因此，在柏拉图的理论语境中褒义的精英，在20世纪的精英主义语境中已经蜕变，“精英”有时是中性的词汇，有时则变成了贬义词。其次，柏拉图认为精英主义国家优于民主主义国家，但在20世纪，很多精英主义者则认为所谓的民主主义国家其实就是精英主义国家，民主主义只是乌托邦，民主政体是欺骗的掩饰。第三，相较于柏拉图，20世纪的精英主义国家是现实存在的，其相关论述有大量的实证支撑，理论家们不把精英主义推崇为“理想国”，而事实上其精英主义国家也确实并不理想。

类精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在1950?1960年代，出现了一种可称为“类精英主义”的思潮，以民主主义为最终目标，但在达至民主之前，可以用一种类精英的体制来实行过渡。这种思潮主要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面临着国家整合的严酷问题，在殖民统治时期，殖民政府往往把不同的族群强制统一成一个国家，在新国家独立之后，其中不同的族群产生了“各自独立”的要求，对新国家没有共同的认同感。但在这些国家中，往往有一个组织良好的精英集团——军队，不少国家的军队在国家整合、社会发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类精英主义思潮认为，由于军队成员通常是由全国招募的，较少族群认同意识，较多国家认同观念，而且军队具有训练素质良好、组织性强、凝聚力大的优势，因而可以成为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可靠力量。所以，在有治理能力的文官民主政府产生之前，可以实行军人精英政府统治。保克（Pauker）在研究了东南亚新独立国家的状况之后，主张应该“利用国家军队的组织力和军官的领导力潜能，使其成为国家整合的暂时核心”。[5]研究拉丁美洲国家的约翰逊（Johnson）也认同：“在负责任的公民服务产生之前，具有凝聚性的军队将比其它任何团体更能够胜任来执行国家政策……他们将是秩序和安全的堡垒，能够避免社会堕入无政府状态。” [6]

类精英主义理论的渐渐消退，主要是因为很多军人精英政府并没有取得可持续的发展成果，而且由于“民主”是其最终的合法目标，军人政府往往会在社会压力之下，不能持续很久就被民选的文官政府所取代。缅甸军人政府的兴衰历史，恰恰可以反映这个问题。缅甸独立后实行了十年左右民主制，结果陷入了政党分裂、族裔对抗、经济窘迫的困境，1958年发生军事政变，由军人组成看守政府。缅甸的军人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已久经锻炼，有较好的组织能力，很快扭转了民主政府的混乱无能状态，军人政府执政两年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绩效。不过军人看守政府是承诺要归政于“民主政府”的，因此1960年缅甸再次举行民主选举。新文官民主政府执政后，缅甸又出现了族裔对抗和国家分裂的危机，1962年军人再次发动政变。此后军人政府执政了50年左右，执政绩效时好时坏，没有取得可持续的发展成果。在社会压力之下，军人政府再次被民主政府所取代。

在类精英主义颇具影响力的时代，也有非军人政府实行精英主义，新加坡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与军人政府的精英主义有所不同，新加坡的精英集团是政党。此外，在“过渡”问题上，军人政府最终要过渡到民选的文官政府，精英主义要由民主主义取代的，但新加坡却让其精英政府一开始就披上“民主”的普选外衣，因此不必再“过渡”到民主主义，而是可以长久持续实行精英权威主义。

新加坡的精英集团是人民行动党，该党在议会中占有绝对多数的议席，政府中的重要高级职位也几乎全由其党员担任，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一直牢牢把握着执政权。不过，新加坡也实行了选举，议会由全民普选，在西方民主话语主宰的“普世价值”语境之中，新加坡给自己披上了民主的外衣，然后在此之下实行不民主的精英权威。为了使自己能够在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的议席，以防多党纷争妨碍精英决策，人民行动党采取了一系列“合法”的措施来排斥反对党。譬如，当看到反对党候选人在某个选区将要获胜，人民行动党控制的选举委员会就会更改该选区的规则，使该候选人无法当选，全民普选变得有名无实。人民行动党利用这种“民主外衣”的方法，使其50年来可以避免“过渡”问题，但是否能使其永远免疫，还无法下结论，议会的普选毕竟给反对党提供了合法的途径，反对党仍然有可能通过选举来搞“真民主”，颠覆精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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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对精英的定义，一是“行业精英”，二是“具有社会责任感”。这和柏拉图的精英概念很相似。新加坡还切实构建了一套制度和措施，用更现实、更现代的方法来实现精英主义的理想。人民行动党非常重视吸纳精英进入党内，并且使用了“猎头”这样的现代商业概念，譬如李光耀特别指示过：在新加坡的奖学金制度中表现优秀的人，党要去“识别”和“猎头”。[7]为了招募高质量的女性，人民行动党设法让新加坡三所大学里杰出的本科女生去参加人民行动党的活动，并给她们提供机会加入商界领袖的人脉圈子。[8]在“猎头”过程中，人民行动党一旦相中某个优秀人才，就会锲而不舍地约其“茶叙”，想方设法将其纳入旗下。在优良人才进入党内之后，人民行动党还安排了保持优秀、继续优化的措施。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防腐反贪制度，精英在道德方面的堕落，往往会比其在专业能力方面的下降更为快速，而且会引起更多的社会不满，使精英主义难以可持续。人民行动党的防腐反贪制度取得了相当成功的结果，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9]新加坡的精英主义已经可持续了半个世纪，其经济发展成果不仅优于很多新兴的民主国家，而且优于很多发达的民主国家。如2013年新加坡的人均GDP是其前宗主国英国的140%，以购买力平价（PPP）来衡量，甚至已是英国的200%以上。 [10]

新加坡精英主义的实践能够取得如此的发展成果，一个重要原因是成功构建了真正优秀的精英集团。在构建精英集团方面，新加坡展示了三条经验。第一，精英集团（人民行动党）的大门是敞开的，不因族裔、阶级、宗教等原因排斥某些族群，而是尽量把各路精英都网罗进来。第二，精英集团“择优”的门槛，“能力”和“道德”的门槛以保证进入者是真正的优秀精英。第三，精英集团内部有保持优秀、继续优化的机制，防止精英退化堕落。

从精英主义到优主主义

进入21世纪前后，全球许多国家的民主政治出现问题，激起人们对民主之外国家治理方法的思考，可持续发展的精英主义的成功案例吸引了很多探索者的兴趣。比较新加坡的成功案例与20世纪早期著名学者定义的精英主义，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差异，新加坡强调了精英在能力和道德两个方面的优秀性，而后者的定义强调的则是精英有能力占据高端位置，精英甚至可以是“狡猾”的，是操纵组织的自私寡头。为了避免20世纪早期精英主义定义引起的歧义，笔者采用“优主主义”（贤能政治）来描述新加坡类型的精英主义。优主主义是“优者主政”，优者明确地定义为在能力和道德方面优于普通大众的人士。[11]

在民主已被视为“普世价值”的21世纪语境中，优主主义的推广实行是需要争得“合法性”的。其理论逻辑上的合法性可以建立在对民主主义趋中化问题的批判上，民主选举的程序是遵循“多数制”规则，多数人的能力水平趋向于中等，他们选择支持的政策也趋向于中等水平，而优者相较而言可做出更高明的决策，因此优主体制将具有优越性。其实践操作方面的合法性则需要建立在具体的原则性规则方面，关键是构建优主集团，确保能力和道德水准高的优者能够主政。参考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案例，可以看到要想构建由真正的优贤精英组成的优主集团，有几条必要原则，第一，优主集团大门必须是开放的，不设置族裔、阶级、宗教、性别等等的排斥门槛。第二，必须设立“择优”的门槛，以能力和道德水平为取向，唯贤能优者才可进入。第三，优主集团内部有继续自我优化的机制，防止腐败退化。第四，优主集团内部的组织结构有趋高化机制，使贤能水平越高的人，越能处于高的领导地位。第五，优贤精英必须和集团外的非精英保持密切联系，优者要“走下去”了解普通大众。

目前世界上流行的对民主政体的定义是以多党制的全民普选的“程序”为准，凡是实行了多党制的全民选举的国家，就可以称为是民主国家。这种程序取向的定义方法，使得“结果”变得无关紧要。民主主义宣称要“民有、民治、民享”，实现人民意愿，但伊拉克民主程序的结果是社会混乱、恐怖主义猖獗，而美国近年的民主程序结果是1%获利、99%受损，如此的结果使得程序取向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优主主义需要避免这种程序取向的定义，而强调原则取向，并且在原则中加入“结果”的元素，譬如，把“能力”定义为“能够使群体长远利益获得良好结果的能力”，把“道德”定义为“能够为群体长远利益的结果服务的道德”。在这种原则取向的框架之中，可以有多样化的具体程序，有不同的路径遵循相同的原则，有不同的措施实现相同的结果，不必苟同求一。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可以创造出适合自己的程序，并在发展中不断优化自己的程序，以实现“群体长远利益”的原则和结果，使优主主义获得更为良好的合法性。

中国的政治改革与优主主义

那么正在进行改革探索的中国政改有没有可能走优主主义的道路？

中国的执政党一贯强调要吸纳先锋的优秀人士，做国家的先锋领导，而在中国的治国哲学传统中，贤能政治和科举制是核心内容，这是明显的优主主义理念。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落后的弱国实行优主主义往往可以比实行民主主义更快地赶超强国，即使这个国家初始的总体状况比较弱，但如果能用趋优趋强取向选择执政者，则可以使国家加速趋强，而用趋中取向选择执政者，就会在面对趋强国家竞争的时候显现出颓势。在民主选举中，那些能力极低者不可能当选，但智慧能力最高端的高智者也很可能由于不被理解而排斥于执政决策的圈子之外。民主的“多数制”规则的趋中效应使民主国家难以实现趋强取向的选择。如上文所述，新加坡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赶超英国等先进发达国家，其优主主义的精英治国方略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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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想真正取得优主主义的成功，必须切实构建起适合自己国情的一系列具体程序：如何选择优者？如何与非精英大众融合联系？如何使优主集团成员能够可持续地保持“能力与道德”的优秀……这些问题都需要有具体的解决办法。如果没有具体的措施来选优和持优，所谓的“优主集团”很可能会蜕化成“劣主集团”，使优主主义演变为劣主主义，当今世界上不少以“优秀领导”自诩，却实行劣主专制国家的历史教训值得今天处在改革路口的中国记取。

（作者系牛津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博士，在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从事咨询工作）

注释：

[1] The Republic of Plato，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xxv。

[2] The Republic of Plato，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1，p.252。

[3] The Republic of Plato，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1，pp.261?262。

[4] R.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Dover Press，1959，p.391。

[5] Guy Pauker，“Southeast Asia as a Problem Area in the Next Decade”，World Politics， xi（1959）.

[6]John J. Johnson， The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Latin Ameri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261。

[7]Netina Tan，“Institutionalized Hegemonic Party Rule in Singapore”，In Erik Kuhonta and Allen Hicken（ed.）， Party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Asia： Democracies， Autocracies and the Shadows of the Pas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8]同注[7]。

[9]参阅透明国际的官方网站，http：//cpi.transparency.org/cpi2013/results/

[10]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

[11]关于优主主义，在拙作《对自由、民主、市场的反思》一书中有全面详细的介绍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