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通用10篇）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篇1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以极小之篇幅，极其洗练的文笔，从极高之高度俯瞰 中国历史，以极精巧之架构，将汉、唐、宋、明、清五代之历史洪流进行梳理，显示了钱穆对中国历史深邃的思考和精到的见解。本书除去前言和最后的结论，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各成一章，总共分了五讲。之所以只讲了这五个朝代，是因为这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五个朝代。钱穆将政治分为人事和制度两个方面来把握，在本书中分析的重点是制度，但对人事也自然有所涉及。制度很复杂，不好把握，故而本书中将制度分作四个范围来讲。钱穆根据自己对于制度的理解，选取了他认为最为重要、不可不讲的，最能见得失的四个范围：首先是政府的组织，即政府职权的分配，他认为借讲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政府职权分配之演变，便可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以及其内在趋向；第二范围讲考试和选举，因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历代政治上规定着哪种人才可参加政府。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和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第三范围讲中国历代政府的赋税和经济制度；第四范围是讲国防和兵役制度。本书的编成，便是按着汉唐宋明清的顺序，对各个朝代就这四个范围和方面来分析其制度的得失。

这四个范围的划定和抽取，极见钱先生的功力。政府职权分配，决定着政府运作的根本模式和权力分配，决定着行政运作是否合理，各项权力是否有相互制约的功用；而考试选举制度，决定了政府管理者的人员构成和人员资格，决定了什么人可以来管理政府，参与政治，决定国家的走向，更重要的是，诚如钱穆所论述的，考试制度决定了国家的主权问题，由于考试制度的作用，建立了政府和社会之的桥梁，因而国家的主权掌握在读书人组成的士人阶层中，而士人只是一个品位而非阶级，具有社会流动性，因而，整个社会都可通过读书仕途之路参与政治； 前两项可谓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政治要素，而税收和军队这两项要素，更是西方现代政府成立的根本，其清明、深刻和精当，真是让人叹服！

这部书，名为分析历代政治得失，其实更是一部中国传统政治“翻案史”，他凭着对于历史深刻的把握和明晰的分析，替中国传统政治鸣冤，揭示历史的真相，不容偏激的观点将它们全盘否定、以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掉。钱先生将其对传统文化深沉的感情和准确的理解把握倾注书中，读过此书，都会对传统政治有一番新的感悟和理解，以前许多不实的、虚妄的曲解也不攻自破，更由衷地发生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来。事实上，早期皇室和政府职能职权分明的时候，其实中国的政府是符合权能分立所要求的政府形态的。又如科举制度，它构建了政府和社会的桥梁，为政府培养了读书阶层来产生优秀的官员并整合整个社会的利益。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一个最终在皇权的膨胀中被打破平衡，最终趋于崩塌，使国家政治真正走向专制，另一个，则导致了士人阶层的过度膨胀和官员的冗积、政府效率的低下，造成了“管官的官多，官民的官少”的情况，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其他力量尤其是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这本书从侧面揭示和批评了现在人们看待历史的一种常见的错误的看法。要言之，我们不仅不应抹杀，更应该重视历史意见，还应该崇敬地去看待历史，并从对历史的比较中，来改进我们现在的政治。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篇2

本书以汉、唐、宋、明、清这五个中国历史上最重要朝代的政治制度为例来讲述“中国历代政治”的得与失, 已基本可概括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之进程。全书条理分明, 共分为五章, 一个章节就是一个朝代。在每一章中钱穆先生都是从“政府组织”、“考试与选举”、“赋税制度”和“国防与兵役制度”这四个方面来介绍该朝代的政治制度, “纯从历史事实上来比较它的好坏, 根据当事人的意见来说明它的得失”。先生在这本书中不仅仅是在讲这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 而且是在该朝代的“人事”基础上去讲此朝的制度。笔者认为这里“人事”指的就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现实。人事比较容易变动; 而制度由人创立和制定且比较稳定, 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用事实说话使得钱先生的笔触更加深入, 语言也更有说服力, 这是本书内容上的一大亮点。

钱穆先生在前言中就已经开宗明义地指出: 要讲一代的制度, 必先精熟悉一代的人事。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现实中去分析该朝代的政治制度才更有真实性, 也更有价值。政治制度是现实的, 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而定, 还要保持其灵活性和与时俱进性。就拿“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来讲, 当时实行确实是有其优越性和必要性, 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但到后来, 因为其施行的时间、空间关系都有了很大的不同, 却还是照样沿用原来的制度框架, 终于就出了大问题。

任何一项制度, 决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一项政治制度之间都是互相配合才得以形成一整套的政治体系。断续的政治制度或者是没有延续性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中也是推行不了的。反观现今, 许多学者极力呼吁模仿外国所谓“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 岂不是有将历史隔断的嫌疑。又或者想推翻现实来迁就一项前景不明的制度, 然后明其名曰“革命”。其实革命的本质, 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 而绝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而任何一种制度的创立, 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 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 哪怕这种用意和需要在当时就未必为人所知, 更不用说后世人。多少年之后, 时代变迁, 制度也早已不存在, 单凭后代人的主观臆想去不切实际地推论, 也是脱离了该制度的初衷的。

钱穆先生说, 某一制度的创立, 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 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 其前身已经渐渐地在创立; 某一制度的消失, 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 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 已经渐渐地在变质。政治制度有其稳定性, 但是也不排除其根据“人事”不断变动的可能。只有用这样的心态和分析方法, 才能更加全面地去把握各项制度的来龙去脉, 否则仍只是一条条的具文, 决不是能在历史上有真实影响的制度。

在钱穆先生观点中, 他认为政治制度是现实的, 因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变化的。任何政治制度, 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 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每一种政治制度都必须根据现实情况不断改进, 但无论如何变化, 一项制度背后的本质精神所在, 也就是这项制度的主要用意所在, 却是可以持久不变的。我们若是一方面去完全否定传统政治制度背后的一切理论根据, 一方面又刻意忽略现实环境里面的一切客观真实的要求, 那我们此刻的理论, 必然是是蔑视现实空想的理论, 而我们所期望的制度, 也是不切现实的制度。

任何制度的存在都是有利也有弊的。并不是欧美国家现行的政治制度就只有民主自由、理性和法度, 也并不是我们的传统政治只是专制黑暗、无理性、无法度。一切合理的、有法度的制度都是在不断地改进、不断地生长, 现行的合理的制度必然是吸取历史经验的教训而不断完善才成为如此的面貌, 而现如今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政治制度也必然是经过了无数次历史检验而被证明的不合适。钱穆先生提出了“历史意见”这样一个概念说的就是如此。一项制度在其实施期间就应该知晓该制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实际影响, 也应该事先了解当时各方的意见。万古长青的制度不存在, 同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政治制度。“历史意见”有其合理之处, 但我们不应该仅凭“历史意见”来忽略现如今的“时代意见”, 更不能用现在的“时代意见”去随意抹杀当时的“历史意见”。就好像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 已经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了, 如果现在我们再去呼吁要求一个皇帝, 肯定就会显得格格不入。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 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 或者是认为但凡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些结论都是不可取的。将一项政治制度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综合考虑是分析政治制度利弊的必要手段。钱穆先生认为这两者之间, 应该有精义相通, 并不只是以一种矛盾与冲突的方式存在。

钱穆先生还提到了当我们讨论某一项制度的时候, 重视其“时代性”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其“地域性” ( 或者称之为“国别性”) 。也就是某一项政治制度在某一地区或者某一国家得以顺利推行并取得一定成效并不代表该制度在另一地区或另一国家会取得同样的效果和成绩。政治制度的存在是极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的, 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社会里, 既不可能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 当然也更没有“行之百世而无弊”的政治制度。

读完这本书, 当我再去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历代所谓的传统政治制度时, 脑海中浮现的不再只是简单粗暴地概括为“专制政治”; 同样, 分析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时, 不再去刻意将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与欧美国家政治制度进行比较, 更多地考虑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会使得分析过程更加理性客观。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积淀我们不应只看到封建政治制度的流弊, 历史长河中沉积下来的也有许多宝贵的政治经验。比如我们的政治制度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断改进的; 中国传统政治也使得我们的社会逐步地趋于平等的等等。一个朝代的政治得失也应用一种客观公正的心态加以对待, 若因对满清政治制度的不满意而连带对历朝历代政治制度一并不满意, 若因对传统政治制度不满意继而迁怒于整个历史传统文化, 也是万万要不得的。读史使人明智, 以前人之鉴指导今人之事才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篇3

花了两个星期终于将钱穆老先生的这本书看完了，看起来有点费力，毕竟现代的语言与当时的还是有区别的，他的年代还带着部分的文言文语言，有的句子要细细琢磨才能理解。要具体说这本书好不好，还是要自己去感受的，因为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就像菜肴，名菜并不是所有人都爱吃的。

我一直以为只有历史书，或者是百家讲坛才能够将历史生动化，却没想到钱穆老先生能将历史演讲的如此深刻，如此有意思，他不像历史课本一样的平淡，感觉学术性强一些，纵横上下五千年的东西，像是信手拈来的一样，着实很让人佩服。

下面讲讲我对此书的几点感受：

先说说政治和制度，很显然，首先要建立了一个国家，才能有其政治，才能有其相应的制度。如果将文化作为一个广泛的概念，那么政治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机构，一个国家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某一制度，必须有了政治才能产生制度。古今中外的一切制度，都不会也不可能一直都保持不变一直好下去，如果一项制度能永远的好下去，就不需要我们来努力搞好政治了，只有制度不会永久的好下去，我们才需要在政治上继续努力，不断改进，维持一个历史一个国家的繁荣。但是在政治上犯错误的话，结果不是改进制度，不是国家进步，反而会导致国家的退步甚至是灭亡。

那么究竟制度是怎么样的呢？其次我就讲讲制度。一个国家，不可能是一个无制度的国家，想象如果中国没有了制度，那么社会会变得多么的混乱，没有秩序，没有目标，因此现实要求我们不能没有制度。并且每一个制度，它都是针对现实的，而且任何制度都不会二三十年不变，它必须要适应现实的变化，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动，因此，制度的变动一定要与现实相配合，如果不配合，而是想要现实来迁就制度，说的好听点叫革命，其实是不对的，就像钱穆老先生说的“革命的本质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并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看看今天的中国，一味的模仿国外的制度，一味的想与国际接轨，不考虑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和现实，明知道或者可能知道这些制度与当今的中国现状是不符合的，却仍然一味的去崇洋媚外，甚至用现代的制度去批评千余年前的制度，这是相当的不合理的。每一个朝代的制度在其背后都会有必然的理论和思想，说的通俗点，就是前面所说的由当时的现实情况来决定的。钱穆老先生说“理论是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从一种理论中产生，而这种理论往往就是从现实中产生的，这也可以说明制度是依赖现实才产生的。如果光按照理论，忽略现实环境中的真实要求，那么这种制度可能会是大家希望的制度，但却是不切实际的制度，是蔑视现实的制度，并且也否定了理论在制度背后的现实作用，温家宝总理说过，中国如此之大，尽管人人都知道或者懂得理论，但是创建中国政治制度理论应该如何着手，从哪着手？所以，理论和现实是制度产生的基础，脱离他们的后果就是一个无制度的国家，一个混乱的国家，制度必须在理论和现实的环境下成长和发展。

其次是制度与制度之间的联系，钱穆老先生说“任何一项制度之成立与推行，决不是孤立的，他必然须和同时几项制度相配合，它必然会受其他某几项制度之牵动和影响。”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时期的各个制度都是相互配合，相互牵动，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另外，每一制度必须同其他情况相配合，若其他情况变了，那么此项制度的功效以及性能也会随之改变。在我看来，制度与制度之间的牵制影响是历代政治中的闪光点，例如：以汉代的土地制度和租税制度来说，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私有，封建时的井田制早已经废弃，当时的农民可以自由使用，也可以自由买卖，虽然这个起点是公平的，也显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但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发展不同导致结果也不同，很多农民因为经济困乏，便将田地卖出，由此就形成了兼并，此刻的地主占有大量的田地。而当时的租税制度是，地主只需向政府缴纳很低的税，佃农却要向地主交纳高额的田租，政府减轻赋税，往往只是便宜了地主，农民根本没有收到丝毫的好处，关键是政府只按田收税，不管田地是谁。从汉代的两种制度看，政府为了简化税收制度，便将封建时期的井田制破坏了，形成了当时自由的土地政策，但是自由主义并不是用在每处都是正确的，汉代的自由反而加深了两极分差；唐代的租庸调制，由于账簿制度的淆乱而结束了，开始了两税制，因为种种实际困难，政府只注重税收，将土地制度抛弃了，但又因为唐代的两税制在全国制定的田租额轻重不等，结果导致穷苦的更穷苦，富裕的更富裕，贫富差距一直影响至今。有田就有租，再加上分摊税额，这也是与当时的均田制有很大的关系。总之，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着，但也要相互配合，一方变化，另一方也应随之改变。

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所以每个国家的制度也不同。例如西方地区靠近沿海的国家较多，没有一定的耕地种植，无法发展农业，因此就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才打开仕途，预闻政治；而我们中国则不一样，我国是农业社会，一直依赖土地，因此我们是先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鼓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同时压抑工商资本，所以，从这不同的两方面就可以看出我国跟西方国家的差距不仅仅在制度上。但恰恰是因为制度差距大，导致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历经的时间比西方国家长，也比西方国家的繁密，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就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结果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束缚就愈紧，最终导致了我们国家的缓慢前进。

最后再说说为什么每个朝代最终都会灭亡，通过阅读钱穆老先生的这本书后，了解到每个朝代都有其繁荣辉煌的时期，但往往这个时期是最关键的时期，由于社会太过太平、自由、平等，导致了国家军队的懈怠，没有足够的力量和精力去应付突来的外地；第二，就如上文所说的一个国家的制度持续时间太久了，不随社会现实去改进，那么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漏洞和弊端，如果不改革、不创新，就是阻碍一个国家的前进，最终导致一个国家灭亡；第三，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不能用中央集权这种方式来统一国家，一旦中央将权力都集中于一处，不留一点在地方，那么地方就会日趋贫弱，中央一失败，必然导致整个国家的瓦解，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一点，中国是万万不能由皇帝专制的，但我认为在制度和法律下，一个国家是可以有合理的专制的，因为制度和法律都是国家政策的开明化和透明化，在合理开明透明的情况下，皇帝专制还是不会使国家瓦解的。

现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也没有了，我们现在的是民权社会，我们的政治已经与几千年的历史不一样了，但其实实质还是一样的，就是要求的国家的统一，钱穆老先生说：国家的统一，便要中央集权。但建立中央时，又要顾及地方，那一个国家该怎样来合理进行呢？历史终究是历史，它已成为一个客观事实，我们不能改变它，但我们可以以它为参考。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心得 篇4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宾四先生的讲稿整理而成。全书选取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来讲，这五个朝代大体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钱穆先生从人事和制度两方面重点考察一朝一代之政治得失，制度方面则侧重政府组织、财政税收、铨选制度与国防兵制，四项都可谓是立国之本。钱穆先生在自序中便清楚地解释了他完成此书的意义，他谈到“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视中国传统政治。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政治之误解。”可见，钱穆先生并非坚定不移的崇古，而只是作为一个严谨学者为中国传统政治正名，这是他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第一要务，我以为可以概括为“破除误解” 。此外，钱穆先生还说道：“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这一观点我想可以概括为“人事、制度配合论”，即人事与制度均不可偏废。

钱穆先生从汉代、唐代、宋代、明代再到清代，一条线讲下来基本上中国王朝制度的脉络就十分清晰了。一个朝代不到两万字的篇幅，从阐述政府组织中皇室与政府之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关系，以及选举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一代政治制度之特点、政治之得失立现。环视当今，恐难再有人能出其右。

掩卷而思，从秦至清两千年的传统政治，不能简单说它是专制政治，但是客观而言，除了很多宝贵经验之外，也有很多流弊。中国传统政治的进程似乎是越走越狭隘，到最后的清代部族政权将之前的优良政治传统几近耗光。用钱穆先生的话说“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他又说“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回头来看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些政令，方才明白原来每一项均有来历有出处，有出于公的制度，有不得已的苦衷，也有私心的权术。历史、大众、精英、权谋与制度这一切具有裹挟力量的因素将国家的走向推向未知。钱穆先生从严谨的历史研究中总结出中国传统政治的四大走向或者说是趋势：

一是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国家统一是政治上应该绝对争取的，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

二是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这一点可能与大家平日的想法有差距。钱穆先生说的平等并非西方普世价值中的“人生而平等”，而是指贵族、大门第的没落，中国社会自宋以下，造就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用句时髦的话来讲就是中产阶级的消亡与缺失。

三是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的知识分子，至多也只能维持三代。实质在讲中国知识分子在绵连几世的皇权面前自感卑微。结果便是皇权的日益尊贵，而经铨选制度进来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政府之权的日益卑微。

四是中国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治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这也被当代的管理学家称之为“钱穆制度陷阱”。而且钱穆还有一个可能与今天社会共识相矛盾的观点，他认为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法治的，即制度化，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

大师的书往往不仅让人学到一些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人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从古至今都在困扰着我们，或者说是今天的解决方案也未必让人满意。所谓读史以鉴今，今天我们的政治已经走上了一条新路，传统政治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依然有其现实意义。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减轻一点人的武断。”钱穆先生说：“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为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篇5

一开始看，就觉得爸爸的话果然没错，我也一口气看完了。总的来说，这本书很长知识，推翻了我之前很多错误认识。

一开始，钱穆先生就讨论了汉代皇室和政府的问题，原来，古代的皇帝一般也不是为所欲为，亦有政府及其领袖--宰相与之抗衡。可是为什么先讲汉代呢?因为钱穆先生认为，在秦汉之前，都是封建统一，秦汉以后，才有更像样的政府，而秦代是汉代的开始，汉代时秦代的延续，所以先讲汉代。

之后钱穆先生又先后讲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 及其考试、经济、兵役、赋税等制度。

唐、宋、元、明、清，是众所周知的，然而钱穆先生却没有讲元代，这是因为元代制度的野蛮，且只知道底层的一些片面。元代没有史官，汉人也无法当大官，所以元代的制度我们不得而知，《元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带着怨恨的明代人编写的。

平时，经常可以看到:某时期某家族很有权势，有时就会误以为官位也是可以世袭的，不然，古代只有一个职位可以世袭，就是皇帝。至于那些有权势的家族，不过是某人当官，家里有很多书，于是子孙有文化，也能当官。

这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了，在古代，有文化就能当官，要想有文化，就得读书。可在印刷术、造纸术发明之前，读书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一根竹简只能写二十几个字，丝帛又太贵，而且它们俩都得用手抄。虽然官位不能世袭，但书可以世袭，书世袭了，知识也就世袭了，知识世袭了，官位也就“世袭”了。

离我们最近的朝代--清代，钱穆先生认为，它的制度没有几个可以称赞的地方，而且到后期极其腐败。清代，是一个专制王朝，不过它并不是皇帝专制，而是部族专制。

现在很多人认为(包括当时很多人)，明清时期所有东北人都是满洲人，其实满洲只是东北的一个小村庄而已。搞笑的是，后来末代皇帝溥仪连自己家族的历史都没搞清楚，和日本人自称东北为“满洲国”。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篇6

就历史角度来看，任何对历史事件的观点很难抛开作者的阶级观点及个人好恶，真正的“董狐直笔”的事件是很难出现的。但是，钱穆先生的文章中，我们能够找到一种以其个人观点为主线的一条线索，来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对我们从个人角度去审视中国历史益处极大。本书从汉、唐、宋、明、清这几个主要朝代入手，从政府组织、选官、经济或是赋税、军事或是兵役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制度的发展史，脉络清晰、分析深刻，值得一看，值得细看。我分析此书有这样几个值得指出的地方，以供读者对照，也是一家之言。

第一，爱国主义的渗透。我们说历史学科就应该在德育渗透上起到其他学科不能比拟的作用，历史课标要求“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尊重和热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反观我们中学课本中，的确有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赞颂，可是在政治上有突出了黑暗，秦始皇的暴政、汉武帝的穷兵、唐玄宗的奢靡、元朝的残暴、明清的专制，彷佛走进中国古代史好像除了几个劳什子的科技、艺术成就，别的尽是人民的水深火热，可是为什么中国去延续了这么多年，中国的政治、文化却有这么广泛的影响呢。钱先生在书中给了我们解释，通过读其书，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各个朝代的政治制度的制定都有其历史的背景，制度出现问题也伴随着人事出现问题，例如，宋代募兵制，钱先生从地理因素、历史条件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宋代出现“冗兵”“冗吏”的缘由，让我们更清晰的掌握了宋代备受斥责的积贫积弱现象，个人觉得要比中学课本中皇帝昏庸等介绍更容易让人接受，也更容易让人认识中国历史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只有深入的了解，才能真正的去爱。只有让我们的学生真正的去感知中国历史各个方面的成就，才能让学生以中国历史为傲；只有让我们的学生去真正的去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问题以及形成这些问题客观、主观原因，才能让我们的学生尊重我们的历史。

第二，各个环节紧密相连。本书中的政府组织、选官、经济、军事四个方面环环相扣，就像钱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到的“任何一项制度，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各制度间，必然是相互配合”。例如，汉代察举制与门阀制度关系，由于当时印刷术不发达，“黄金满赢，不如遗子一经”，所以门第垄断了当时的书籍资本，逐渐形成了门第社会。再如，唐朝的租庸调制，就仰仗“账籍”制度，账籍制度崩溃，租庸调制也

就无法实行。从书中很多制度描述，我们很清晰的感受，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如果我们能在我们历史课上也能给予学生这样一种理念的渗透，帮助学生找到一条历史脉络，也许这样才会帮助更好的掌握历史知识，更好的形成历史学习的兴趣。

第三，钱穆先生博览群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钱先生自学成才。但是，仅仅这样一本170多页的书就能展现钱先生对历史、政治、哲学书籍的知识的囊括。没有对大量书籍的阅读，不会有这样详尽介绍和分析。仅在书中出现的书名就有《史记》《通典》《孟子》《周官》《唐六典》，而一本书中对五个朝代的分析又岂止这几本书所能囊括，可见一名历史学家必须有大量的阅读量才能有所分析。在资料堆砌中，找到历史的脉络。

第四，部分重要观点。中国社会逐渐走向集权；皇权与相权的关系；赋税制度变化（三十税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篇7

钱老阅史无数，是近代治史最后一个集大成者，这本书也是写的深入浅出，各种典章故旧信手拈来。笔者学力浅薄，只能就其中几点做些思考。

一. 到底存不存在相权。

宰相，按照钱先生的说法，是中国古代政府中的实际领袖。两千年国史其实就是皇权和相权相互博弈，此消彼长的过程。从汉代一路走下来，皇权日盛，相权日衰，到明代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取消宰相一职，所以明清两代才是真正专制的时代。

天下之大，从秦代统一算起，疆域北起河套，南至两广，西起陇山，东至朝鲜半岛，有上千个县，事务繁多。始皇精力过人，尚自每天要批阅一百多斤奏章，后来人自难仿效。这么大的天下，一个人是无论如何管不过来的，必须有人分担，所以宰相必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名称，分担的分量也不一样罢了。在汉代叫宰相，一人包揽，唐代是由中书令、侍郎、尚书令三人负责，宋代由中书负责行政，三司负责财政，枢密负责军事，明代由大学士票拟，皇帝本人或者司礼监太监批红，清代政务由皇帝和军机处大臣商定。不论名头如何变化，总是要有人来分担皇帝手里的权力的，这是中国国土博大、事务繁多所天然决定的。

二. 宰相到底是管家还是实际领袖

钱先生认为，宰相是政府首脑，是国家的实际领袖。皇帝只是国家权威的象征。至于后来相权衰微，是各类因素共同导致的。但这是不对的，正常情况应该是相权对国家负责，皇权只对皇室负责。

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两千年下来相权是越来越小，皇权倒是越来越大。如果宰相是实际领袖的话，为什么却要不断受到皇室的制约。如果把宰相看作是皇帝的管家的话，这个现象就很容易解释了：主人让管家帮忙治家——遇到懒主人，管家管的就多管些;遇到勤快的主人，管家就少管些。

那么，到底宰相是实际领袖还是管家?这个应该从谁受制于谁来分析。

中国国土庞大，举国皆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家庭，居住分散，参政意识淡薄。这导致了中国不可能像希腊城邦那样选举产生领袖，也不可能定期推选出代表民意的国会，所以天然地造成了不民主。不民主就会产生个体领袖——皇帝，再由皇帝来任命宰相，从而宰相受制于皇帝。所以与其说宰相是政府实际领袖，不如说宰相是皇帝事情太多管不过来，请的一个管家而已。倘若皇帝是由宰相或者内阁任命的，那样宰相方可以说是实际的领袖。

三. 历代田赋政策

历代土地政策都极其简单，虽有便于操作、避免官吏从中上下其手的考虑，但是也过于简陋了。汉代就是按田收赋，唐代实行两税制，按人收赋，宋代也是两税制，加上地方乡绅负责制，明代用鱼鳞册，按人、按田统计收赋，清代沿用明制。即不考虑田有贫瘠肥沃，也不考虑收割播种的效率不同，更遑论山民、渔民等不以耕地为生的家庭。与精巧繁复、互相牵制的政府职权系统相比，真是简陋之极了。从这一点，也可见出皇帝们视百姓如刍狗的心态。

四. 清代制度得失

清代是皇权最集中的朝代，加上自雍正皇帝创立的秘密政治，使有清一代的政治制度最为黑暗专制。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清代的皇帝反而是历代里最为清明的。这来源于清代皇帝对皇子教育的高度重视和雍正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这个制度保证了太子不用早早确立，成为大家的靶子，同时皇子们为了竞争储位，也要各各勤勉。

就像钱老说的，制度永远要和人事配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清代没有一个好的政府职权制度，反而发展出了好的储位继承制，从而保证了每位皇帝都不至于太差劲。

五. 制度的作用

每朝都有每朝的制度，配合当朝的人事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没有完美的制度，任何制度都会有死角存在。有时候越是繁复的制度，死角反而越多，这就是老子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所以制度绝对不是越多越好，而要视当时情况而定，针对时代特点，制定出配合当时人事的制度来，才能发挥其作用。同样的，时代前进了，人事变化了，制度也应该跟着变化，因循守旧，只能是弊大于利。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钱穆先生视野宏阔，分析鞭辟入里，语言平实。这本书极薄，而内容却极厚重，值得一读再读。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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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篇8

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经济变革的先锋中，有几位名人对我影响最深，使我对他们有了更新的认识。例如战国时期的管仲，秦代的商鞅，汉代的桑弘羊，新朝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等等。正是他们一代代不断的探索变革，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初识他们时，是在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当时觉得他们是各个朝代中有名的人士，有的是国家上层人士，有的是诗人。现在看来，他们更多身份是当时经济社会的弄潮儿，是风起云涌的变革者，为当时社会及后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变革者本人却遭受了迫害。商鞅被车裂，王莽被砍头等。这可能就是变革者本身要面临的抉择吧，毕竟他们站在各个对立集团的风口浪尖上，不可避免的卷入矛盾斗争中，不可避免的成为社会矛盾的牺牲品，有些变革者甚至不被大部分人理解，被唾弃，名誉扫地。因为，综观两千年，变革从来都是一次次权力、利益的再分配，很难平衡，是四大利益集团的角力，其中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产阶层、有产阶层。

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迈入高速发展的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发展突飞猛进，GDP不断超越资本主义国家，在成为世界第二，并仍然稳步向前，逐渐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曾经有学者计算，在2030年左右将会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这个成绩，我们每一个中华民族的成员都会觉得无比的自豪，毕竟1前我们是多么的落后，被人欺负，没有地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多么的不易呀。为什么我国能有如此的成绩，我觉得和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的集体智慧是分不开的。毛主席曾对秦代的商鞅极为推崇，那句“百代都行秦政法”则是对商鞅的遥祭。而第一代经济领导人陈云更是在解放初期，将上海的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拉回，稳定了市场。正是由于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熟悉，洞悉朝代更迭的诱因，以及了解历代繁荣盛世的举措，才能更好的对当时进行正确的变革。“打土豪，分田地”，将无产阶级调动起来，“均富”的观念深的民众的支持，最终农村包围城市，取得成功。经济方面，根据国家的现状，初期采取计划经济，稳定社会。后来根据发展的需要，采取重要行业国家战略宏观调控，稳定社会，其他行业釆用市场经济来繁荣经济的举措来实现国富民强。

中国历代皇帝故事 篇9

要知道秦孝公是如何当上秦王的，首先我们要从他的父亲秦献公那里分析，因为决定继承人的决策大权在秦献公的手里。秦献公早年的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他流落在魏国等地，长达二十九年，就是为了躲避秦王的追杀，后来几经辗转才回到了秦国。秦出公去世以后，继承王位的是一位幼子，年仅两岁，于是秦国的执政和决策大权就落到了太后的手里。幼子的母亲和宦官勾结起来，联合控制朝政，秦国上下均对他们的这种做法感到不满。庶长菌改杀出子，秦献公赶回秦国，被拥立为秦王。

秦献公是一位励精图治的王，我们只知道改变了秦国命运的商鞅变法是在秦孝公时期进行的，却不知道秦献公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改革，只不过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不大而已，但是这也为后来的商鞅变法奠定了基础。

由于秦献公曾经在魏国待过，知道魏国经过李悝变法以后，国家的法治严谨，国力也变得强盛起来，他身处其中，体会很深刻。所以，秦献公继位以后，就开始在秦国进行变法改革。秦献公不是一个糊涂的君王，他在魏国避难的那段时间，拼命的学习魏国变强的方法，到了他自己当王的时候，他将从前学习到的经验运用到秦国的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在继承人的选择上，秦献公很是谨慎，他不想选错了后继者，让变法之事无法继续下去。

秦献公有两个儿子，他们分别是赢虔和赢渠梁，但是秦献公在两个儿子之间很是纠结，他不知道应该选择谁来继承秦国的王位。按道理说他都五十多岁了，古时候的五十多岁就算是老人，而且也没几年可活，秦献公为何迟迟不立储君?

一般来说，当君主在选择下一任继承人的时候，首先考虑的那个一定是跟自己很像的孩子，其他的因素都要靠后。就像是后来的汉高祖刘邦，他一直吵着说太子刘盈不像自己，而赵王刘如意更像自己，因此，他想废掉刘盈，改立刘如意为太子。这就是一个明晃晃的例子。如果秦献公想要找一个跟自己很像的人，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人一定不会是嬴渠梁，而是赢虔。但是秦献公最终没有选择赢虔，这就说明了，他要找的人并不是要像自己，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带领秦国走得更远的君王，而不是一个自己的复制品。

在这件事的考虑上，秦献公真的谨慎到了极点，他招来朝中的国相甘龙。甘龙是秦国的老臣，政治阅历非常丰富，秦献公自己想不通的问题，常常和甘龙一起探讨。这次这件事和往常的事情有些不同，他不想听甘龙的最终答案，他只想知道在甘龙看来，自己的两个儿子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其中有什么是自己还没有考虑到的。于是他关起门来，屏退左右，问甘龙对两位王子有和看法，哪一位更适合接替自己的位置?甘龙长篇大论的分析了许多，秦献公也听得很认真和仔细，但是就在甘龙即将要得出结论的时候，却传来了秦献公的鼾声。秦献公真的是睡着了吗?他只不过是不希望甘龙说出那个最终的结果，他只需要他的分析，甘龙的结果并不是自己的判断，所以，未免自己的决策受到打扰，他只能选择用这种方式打断了甘龙的解说。

中国历代最高领导人 篇10

2006年12月23日 星期六 17:15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正式称呼之一。

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正式称呼，历史上有过几次改变。

一大为中央局书记。

二大三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四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五大六大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六大一说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从1943年3月20日到1982年十二大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十二大以来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简称中共中央总书记，较少称“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或“中共总书记”。

八大时期（1956年--1966年）和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到1982年9月十二大也有总书记，但主要负责书记处的工作，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下，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曾担任过总书记，但他当时并不是最高领导人。其间，最高领导人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为中央委员。邓中夏、向警予为候补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局组成人员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补入王荷波）5人组成。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并驻中央局。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周总理为秘书长（未到任前，由蔡和森代理）；陈独秀、蔡和森、李立

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7 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忠发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说为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总理、蔡和森5名正式委员和李立

三、徐锡根、杨殷3名候补委员组成。

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1973年8月30日－1976年9月9日）华国锋（1976年10月7日－1977年8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华国锋（1977年8月19日－1981年6月28日）胡耀邦（1981年6月29日－1982年9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胡耀邦（1982年9月12日－1987年1月15日）赵紫阳（1987年1月16日－1987年11月1日）（代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赵紫阳（1987年11月2日－1989年6月23日，实际上—5月19日）江泽民（1989年6月24日－1992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首脑。每届任期为五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总理负责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根据宪法对国务院赋予的职权行事。总理产生程序：国家主席提名，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再由国家主席任免。

历任总理

政务院总理：周总理(1949年10月1日至1954年9月，当时称为“政务院”总理，之后为“国务院”总理)第一届国务院总理：周总理（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第二届国务院总理：周总理(1959年4月至1965年1月)第三届国务院总理： 周总理(1965年1月至1975年1月)第四届国务院总理：周总理(1975年1月至1976年1月8日)代总理：华国锋（1976年2月4日至1976年4月7日）总理：华国锋（1976年4月7日至1978年3月）

第五届国务院总理：华国锋（1978年3月至1980年9月10日）总理：赵紫阳（1980年9月10日至1983年6月）

第六届国务院总理：赵紫阳（1983年6月至1987年11月24日）代总理：李鹏（1987年11月24日至1988年3月25日）第七届国务院总理：李鹏（1988年3月25日—1993年3月）第八届国务院总理：李鹏（1993年3月—1998年3月17日）第九届国务院总理：朱镕基（1998年3月17日—2003年3月16日）第十届国务院总理：温总理（2003年3月16日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机构中的一种。自1954年开始设立。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结合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它对外代表国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第六十二条选举产生，任期五年，最多可连任两届，根据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必须是年满45周岁并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实践上则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高级干部。

宪法第三章第二节界定了主席的职责与义务。主席的主要权力包括，根据全国人大和其常委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其它组成人员、发布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动员令、授予国家勋章；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批准或废除与外国缔约等。

按宪法，主席职务仅仅是象征性的国家的元首。如果主席同时任别的职务，其实际权力则来自其他职务，自杨尚昆开始，国家主席一般都兼任中央军委主席或副主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如果国家主席出缺，由国家副主席继任；如果正副主席都出缺，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代理主席职位至新的国家正副主席人选产生为止。

历任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刘少奇（1959年4月27日—1968年10月31日）

宋庆龄，董必武（1968年10月31日—1972年2月24日）（副主席代行主席的职权）董必武（1972年2月24日—1975年1月17日）（以代主席名义行主席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宋庆龄（1981年5月16日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2年以后）

李先念（1983年6月18日—1988年4月8日）杨尚昆（1988年4月8日—1993年3月27日）江泽民（1993年3月27日—2003年3月15日）胡主席（2003年3月15日至今）

中央军委主席，是中央军委的最高职务。

1982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至此，形式上存在两个中央军事委员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但是两会的主席（又分别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和第一副主席除了过渡时期外均为相同的人选。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有政治生活背景，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的人选一般标志着一个统治时代的开始和终结，尽管理论上军委主席只是中国的最高军事统帅，实际上多数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或掌握实权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时代，由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在邓小平时代，过渡时期由华国锋担任，之后邓小平担任直至1989年，随后就是总书记时期或称后邓小平时代。

客观上在中国，军事权力在政权完全稳定以后，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均由一人兼任。在政权的过渡时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有时由一个人兼任，军委主席由实权人担任。如邓小平主政后最高职务为军委主席，期间胡耀邦、赵紫阳和总书记先后担任党的总书记。1993年以后，总书记集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三职于一身，其中1989年6月接替赵紫阳为党的总书记、其中1989年9月接替邓小平为军委主席、1993年接替杨尚昆为国家主席。如现任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主席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在2005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胡主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1949年—1976年）华国锋（1976年—1981年）

邓小平（1981年—1989年11月7日）

江泽民（1989年11月7日—2004年9月19日）胡主席（2004年9月19日至今）历任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刘少奇（1959年4月27日—1968年10月31日）

宋庆龄，董必武（1968年10月31日—1972年2月24日）（副主席代行主席的职权）

董必武（1972年2月24日—1975年1月17日）（以代主席名义行主席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宋庆龄（1981年5月16日授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2年以后）

李先念（1983年6月18日—1988年4月8日）

杨尚昆（1988年4月8日—1993年3月27日）

江泽民（1993年3月27日—2003年3月15日）

胡锦涛（2003年3月15日至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正式称呼之一。

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正式称呼，历史上有过几次改变。

一大为中央局书记。

二大三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四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五大六大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六大一说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从1943年3月20日到1982年十二大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十二大以来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简称中共中央总书记，较少称“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或“中共总书记”。

八大时期（1956年--1966年）和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到1982年9月十二大也有总书记，但主要负责书记处的工作，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下，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

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为中央委员。邓中夏、向警予为候补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局组成人员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补入王荷波）5人组成。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并驻中央局。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周恩来为秘书长（未到任前，由蔡和森代理）；陈独秀、蔡和森、李立

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7 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忠发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说为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5名正式委员和李立

三、徐锡根、杨殷3名候补委员组成。

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1973年8月30日－1976年9月9日）

华国锋（1976年10月7日－1977年8月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华国锋（1977年8月19日－1981年6月28日）

胡耀邦（1981年6月29日－1982年9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胡耀邦（1982年9月12日－1987年1月15日）

赵紫阳（1987年1月16日－1987年11月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赵紫阳（1987年11月2日－1989年6月23日，实际上—5月19日）

江泽民（1989年6月24日－1992年10月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江泽民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江泽民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胡锦涛

历任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刘少奇（1959年4月27日—1968年10月31日）

宋庆龄，董必武（1968年10月31日—1972年2月24日）（副主席代行主席的职权）

董必武（1972年2月24日—1975年1月17日）（以代主席名义行主席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宋庆龄（1981年5月16日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2年以后）

李先念（1983年6月18日—1988年4月8日）

杨尚昆（1988年4月8日—1993年3月27日）

江泽民（1993年3月27日—2003年3月15日）

胡锦涛（2003年3月15日至今）

中央军委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简称，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军事指挥和军事决策机构”，它领导着全国的武装力量。

1931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瑞金成立，下设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主要领导项英、毛泽东、朱德先后任主席。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朱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彭德怀、王稼祥任副主席，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15人为委员，红军历史上的中革军委即由此开始。1933年5月，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增补秦邦宪（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朱德在前方指挥作战期间，由项英代行主席职权。1934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再次当选为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当选为副主席。

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三人小组，成为长征中军事最高决策机构，而中革军委组成人员不变。6月，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为了统一指挥两大方面军作战，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9月，中革军委实行以毛泽东为首的七人主席团制。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中革军委进一步扩大，委员增加到23人，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贺龙、林彪、刘伯承、张浩、叶剑英、徐向前为委员，这样中央军委又改为仅属于中共中央。

1938年，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后被补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1943年3月，补选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主席；彭德怀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自1937年，萧劲光、滕代远、叶剑英先后任军委总参谋长；杨尚昆、陶铸、伍云甫先后任军委秘书长。1945年8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武汉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林彪、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徐向前等为委员，杨尚昆为军委秘书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宣告成立，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贺龙、陈毅、徐向前、林彪等22人为委员.1959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9·13”事件后，军委撤销办事组，重组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3年12月，邓小平被选为军委委员；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被追认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恢复了包括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内的领导职务。8月12日～18日，中共十一大召开，华国锋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为副主席；李先念、粟裕、罗瑞卿、汪东兴、陈锡联、韦国清、苏振华、张廷发为常委；罗瑞卿为秘书长；杨勇、张震、梁必业为列席常委。1981年6月，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之职，胡耀邦和邓小平分别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987年11月1日，中共十三大通过了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其中规定“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此条规定一直延续至十六大新党章。2日，邓小平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任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军委常务副主席；1988年4月8日，邓小平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9年11月6日～9日，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杨尚昆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为军委副主席，杨白冰任军委秘书长。

1992年10月12日～18日，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刘华清、张震当选为军委副主席；

1997年9月12日～18日。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开。大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选举张万年、迟浩田为军委副主席；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王瑞林为军委委员。

2002年11月8日，举世瞩目的新世纪盛会———中共十六大在北京隆重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选出了新世纪的中央军委领导班子，江泽民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郭伯雄、曹刚川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2005 年03 月13 日,胡锦涛在上午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回答者：Tanworld助理 二级 8-12 13:15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追认）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产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2年9月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97年9月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回答者：zys1982-助理 二级 8-12 13:17

中共中央总书记

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简称中共中央总书记,较少称“中堽共产党总书记”或“中共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 中国共产党 最高领导人的正式称呼之一。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正式称呼.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这个职位与现在的总书记一职有着本质的区别，楼上的同志误解了。

如下例列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是有一定权威性的。

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为中央委员。邓中夏、向警予为候补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局组成人员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补入王荷波）5人组成。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并驻中央局。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周恩来为秘书长（未到任前，由蔡和森代理）；陈独秀、蔡和森、李立

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7 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忠发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说为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5名正式委员和李立

三、徐锡根、杨殷3名候补委员组成。

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1973年8月30日－1976年9月9日）

华国锋（1976年10月7日－1977年8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华国锋（1977年8月19日－1981年6月28日）

胡耀邦（1981年6月29日－1982年9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胡耀邦（1982年9月12日－1987年1月15日）

赵紫阳（1987年1月16日－1987年11月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赵紫阳（1987年11月2日－1989年6月23日，实际上—5月19日）

江泽民（1989年6月24日－1992年10月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