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历代领导人

党的历代领导人（精选3篇）

党的历代领导人 篇1

在中国革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个不同历史时期, 党的历代领导人把握世界发展大势,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分析研究我国国情实际, 结合各自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丰富、完善和发展, 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和理论观点。

一、党的历代领导人在确立、传承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上的重要贡献

意识形态, 一般是指树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系统化的思想观念, 代表和反映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 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党的历代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 就通过意识形态争取和巩固人民群众的支持作过大量论述, 是我们加强意识形态工作, 巩固党的群众基础的宝贵精神财富。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非常重视、密切关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和斗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否定的概念来理解, 它常被阐述为“虚假意识”、“颠倒的反映”、“有意的欺诈”等术语。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为意识形态, 经过列宁的反思后, 才使它从一个贬义概念向一个中性概念演化。列宁首次从“文化”角度表述意识形态之意。

毛泽东指出, 人的正确思想, 既不是天上掉下来, 也不是自己头脑中所固有, 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 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 一旦被群众掌握, 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839毛泽东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点, 第一次提出了物质可以变精神、在一定条件下精神也可以变物质的著名论断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致无穷的认识范式, 确立体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路线。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社会发展进程中, 尤其是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 解放思想与更新观念不仅是历史的伴随物, 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先导。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 邓小平以大无畏的科学态度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非凡胆略, 在思想理论战线领导拨乱反正, 批判了“两个凡是”错误, 发动和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号召全党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他深刻指出:“一个党,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 思想僵化, 迷信盛行, 那它就不能前进, 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 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5]143他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展到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他说:“解放思想, 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 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 就是实事求是。”[5]364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彻底澄清了极“左”思想影响, 开始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独具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的转型, 这是邓小平对党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突出贡献。

江泽民则把党的思想路线发展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阶段, 胡锦涛进一步把它发展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阶段。

二、党的历代领导人在肯定意识形态对革命、改革和建设巨大作用的重要贡献

毛泽东提出在一定条件下社会意识起决定作用的科学论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明确提到社会意识方面是否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毛泽东在承认一般情况下, “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 充分肯定在一定条件之下, “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社会意识方面, 起主要的决定作用。他列举了几种情况, 一是“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 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二是“当着某一件事情 (任何事情都是一样) 要做, 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 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 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三是“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 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2]325～326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 并不违反辩证唯物论, 而是从根本上避免了机械唯物论。这一重要论断对我们党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 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强调文化革命, 争夺文化权力, 进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毛泽东认为, 在阶级社会中, 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 各种思想必定打上阶级的烙印。[2]283他断言, 在现代, 基本上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的世界观, 二者必居其一。他指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并为它们服务的。”[3]699“革命文化, 对于人民大众, 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革命前, 是革命的思想准备;革命中, 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3]708毛泽东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政治性、斗争性, 认为一定的文化属于一定的阶级权力利益, 无产阶级要反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 就必须进行文化领域斗争。强调文化革命和意识形态斗争, 对推翻反动政权, 打破帝国主义对华颠覆的图谋十分必要。毛泽东非常注意意识形态斗争的策略问题, 他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坚持严格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 文艺工作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 发展学术要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归结起来, 就是要使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服务。

(一) 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其他一切工作的首要工作和中心环节。

毛泽东认为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关键。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反对“左”倾或“右”倾错误思想时, 他总是首先着力于纠正错误的思想路线, 树立或恢复正确的思想路线, 并通过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制订正确的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 如果没有革命理论, 没有历史知识, 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 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3]533进一步来说, “掌握思想教育, 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 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4]1094他说,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 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 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 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二) 邓小平及时总结我们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经验教训, 提出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新思想和新观点。

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决抵制精神污染,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粉碎“四人帮”以后, 有极少数人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 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 但是借口毛泽东晚年错误, 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务虚会上, 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这是新时期我国“立国之本”最早的完整表述。他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5]164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之本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 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才能坚决克服妨碍实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 维护社会安定和胜利推进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随着对外开放和交流的不断扩大, 邓小平提出既要积极吸收西方文化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又要根据具体情况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的影响, 抵制精神污染,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 足以祸国殃民。”[6]44“从长远来看, 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 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6]45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要搞现代化, 决不能搞自由化, 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创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邓小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关于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思想, 创立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内容。加强这方面的建设, 对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具有促进作用, 并且能够保证物质文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和十四届六中全会分别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两个决议”贯彻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 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指导方针、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和重要目标。这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

(三) 江泽民根据世界局势和中国改革开放新变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提出新要求,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提出意识形态工作做得好不好, 直接关系社会主义事业成败。“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与斗争, 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斗争, 但这种政治斗争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斗争。思想宣传阵地, 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 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各级党委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7]160江泽民这一重要思想, 对我们全党在新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 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提出要发展和繁荣反映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先进文化。发展和繁荣先进文化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使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 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在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方面, 文艺可以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8]401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 深入生活, 把握时代脉搏, 努力创作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作品, 用以教育人、鼓舞人、鞭策人。

提出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 就等于没有灵魂, 就会丧失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 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 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 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 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9]230～231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他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 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 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2001年8月他又强调,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 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把精神力量、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作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无疑, 这是对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高度重视。

确立了新时期宣传思想工作的方针、原则和目标, 高度重视正确舆论导向。1994年1月江泽民指出:“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 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10]125“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 这四句话为后来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 成为新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指针。1996年9月他提出新闻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深入研究人们思想活动的新情况新特点,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他指出:“历史经验反复证明, 舆论导向正确与否,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壮大, 对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对于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繁荣富强, 具有重要作用。舆论导向正确, 是党和人民之福, 舆论导向错误, 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 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 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 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的工作。”[7]563～564

(四) 胡锦涛反复强调宣传舆论工作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和党的执政地位。

意识形态工作要坚持“两手抓”, 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有机统一、坚持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性有机统一, 最大限度地发挥好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优势。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2003年12月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 精辟地阐述了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充分肯定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宣传思想工作的成绩和经验, 明确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宣传思想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提出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 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的有机统一、坚持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性有机统一, 最大限度地发挥好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优势, 把全党的思想更好地统一起来, 把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更好地凝聚起来, 为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而奋斗。他强调, 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 只有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才能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 才能凝聚全党全国人民为崇高的理想和目标而努力奋斗。

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十七届六中全会上, 胡锦涛指出党要带领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必须大力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坚持“三贴近原则”, 创新内容、形式和手段, 努力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三、结语

党的历代领导人对意识形态问题探索是一个继承发展和不断创新的过程, 新形势下, 他们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宝贵经验, 是我们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重要借鉴。

摘要：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中国革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 把握国际发展大势,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分析研究我国国情实际和各自时代特征, 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丰富、发展和完善, 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和理论观点。

关键词：党的历代领导人,意识形态理论,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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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第1卷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第2卷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第3卷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第2卷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第3卷

[7].江泽民.江泽民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第1卷

[8].江泽民.江泽民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第3卷

[9].江泽民.江泽民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第2卷

[10].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党的历代领导人 篇2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邓小平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坚强的政治保证，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江泽民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的新要求，是加大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根本举措。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按照这个要求，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纪律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加强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建设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加强监督制约，形成权力正确行使的有效机制。

——胡锦涛

核心的问题是党要始终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下去。人民群众最痛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最痛恨各种特权现象，这些现象对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具杀伤力。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我们必须下最大气力解决好消极腐败问题，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党的历代领导人 篇3

一、实事求是的继承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告诉我们历史的演变具有连续性,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化的发展亦是如此。每一种新思想或新文化的产生、发展都是在对前人留下来的传统文化的选择性的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离开传统文化,新思想和新文化就会成为无本之木。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过去遗留下来的文明,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就注定会暴露一些缺点和弊端,这就要求我们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科学的态度,不可全盘肯定,也不可全盘否定,要坚持批判的继承和发展,他强调:“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1]这是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从文化艺术领域指出,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百花齐放、吐故纳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2]210对于古今中外的文化,要求“钻研、吸收、融化、发展”。[2]212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更加注重以开放、与时俱进的态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弘扬和继承传统文化,他曾在多次场合多次讲话中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以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强调继续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强调对待历史文化,尤其是前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规范,以辩证的眼光区别对待传统文化,始终坚持古为今用、吐故纳新,有选择的加以继承。可见,中共中央历代领导集体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创新的态度是鲜明的、立场是坚定的。

二、实事求是的发展

1.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有着相同的做法,即对传统文化古为今用、吐故纳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最积极的倡导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党内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这对于当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国内存在的问题,解决革命的实际问题都造成了严重的阻碍。面对如此复杂的党内情形,毛泽东同志提出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在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实事求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最早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作风的,毛泽东对其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诠释之后,使之成为具有民族色彩的哲学命题,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了深刻的阐述,认为“‘实事’就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探索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客观事实出发,从中发现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3]实事求是突出强调了社会实践的作用,它要求人们凡事都要从社会实践出发,以社会实践为根本,倘若脱离实践,任何研究和认识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实事求是也突出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巨大作用,它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主张中国共产党人要时刻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要投身到群众的革命实践中去,并提出一套完善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毛泽东也在实事求是学风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重构,使其成为包括在学术研究上的态度等多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2.“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将重视物质力量建设与重视文化力量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保持的优秀革命传统。相应的文化力量不仅可以促使物质力量效果发挥的最大化,而且可以引领物质力量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人就对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思想进行过探讨和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努力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在反复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面对这样的国情,邓小平指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提出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要抓住精神文明建设。1979年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精神文明”的概念,指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建设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精神建设之间是彼此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发展理论。

邓小平多次强调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把精神文明建设看作是经济建设成功的一种推动力量,并指出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是要增强整个社会的凝聚力,提出要建设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以全面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养为目标。一方面,这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与智力重要支撑。另一方面,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只有坚持两个文明的共同繁荣,才能最终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正确前进方向。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与时俱进精神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党面临的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此问题,并阐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精髓---与时俱进的精神。追根溯源,“与时俱进”一词源自《周易》中的“与时偕行”一词,又因“偕”与“俱”同义,所以对“与时偕行”一词进行时代性的转化,使之更通俗易懂,符合我们现在的表达方式。与时俱进,作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原则,它同时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都具有时代特征和理论针对性,这也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应该坚持的宝贵的品质和态度。但与时俱进所体现的时代性特征更为明显,它要求党的工作要与时代保持同步,始终紧随时代前进的步伐,牢牢把握住发展进程中的时代要求,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与时俱进与不断创新是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创新是与时俱进的根本与前提,究根结底,与时俱进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20世纪末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一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创新,面对新挑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提出了包括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等在内的全面的创新理论,这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与时俱进的思想基础。在文化建设方面,强调开拓进取的精神以及创新思维,要求人们敢于探索,敢于标新立异,通过实践,通过不断地创新,使文化不断传承、不断创新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不断满足人们的需求。

4. 科学发展观

一个国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会受国家所秉承的发展观的影响,不同的发展观会导致不同的发展路线,进而有不同的发展结果。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到当时社会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忽视人民切身利益的社会发展弊端,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全面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发展的问题,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又体现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发展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人为本”一词源于《管子》一书中的《霸言》篇,“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不过,《管子》中所提的以人为本核心是为了给统治阶级提供的一种治国策略。而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则是将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态度,同时也体现出古为今用、与时俱进的态度,说到底,科学发展观是在对原来发展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对当前及今后发展所面临问题的阐述。

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处理好全面、协调、可持续三者的关系,对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有重大意义。在发展过程中,从总体而言,各种任务、各种指标必须做到均衡发展,在处理问题时,也要兼顾各种方式,并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中处理。协调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是动态的,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是抓方向的基本思路,在这里要处理好“五个统筹”的关系。可持续是当今发展的根本方式,也是一种必备的认识,在发展中追求理性的发展、理性的需求、寻求代际间的公平已成为促进生态平衡、人自身发展和平衡的一种要求。

三、实事求是的创新

1. 从“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到“依宪治国”

在党的十五大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历史任务。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繁荣和社会不断进步,同时也带来相应的消极影响的背景下,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法并重”的历史传统进行批判的继承,明确了依法治国的前提、在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最高道德标准的基础上,实施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4]虽然“依宪治国”一词并不是首次出现,但却是第一次被写进中央全会的决定中,这反映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法治认识的深化,同时也可以看出,习近平在其治国理政的思想和实践中,将依宪治国运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这不仅对依法治国的理论继进行深化,同时又对依法治国的实践进行创新。

明确依法治国根本是要先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也是基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利益。贯彻实施依宪治国,首先要处理好依宪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关系之间的关系,不断推进党的执政方式;对于行政机关要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做到权责一致,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将反腐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建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5]的保障机制,牢固树立“法律红线不能碰”[6]的观念;司法领域在法治理念、政策制定等方面传递积极信号,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的攻坚阶段,在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艰巨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依法治国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愈加凸显。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断推进,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时还有利于保证党对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权益,使人民的合理诉求得到表达。

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结合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情,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代主题,清晰地展现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宏伟蓝图。习近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主题,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进行了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他认为,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传承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他也指出,“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7]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认为,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经之路,同时,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必须有区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非常注重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传统文化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作用,习近平从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证,其一,个人发展方面。他注意到在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过程中,人们忽视了对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的重视,而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对于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方位均衡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军事实力再强大,若价值观、文明、文化等软实力衰弱也不可称其为强国,只有软实力和硬实力相结合,才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表现。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将社会进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可以使下一代全面发展。其二,国家富强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动力,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8]习近平也在多个不同场合强调,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中国的强大并不会威胁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他以自身的传统文化素养向世界传递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赢得了一个和谐的国际环境。

3. 提出“一带一路”折叠三重使命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中国与丝路沿途国家分享优质产能,它是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合作成果,内容包括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政策沟通、人心相通等“五通”。[9]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通”思想,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涵,肩负着三大使命:一是探寻经济增长之道。“一带一路”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实行全方位开放的一大创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将着力推动沿线国家间实现合作与对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二是实现全球化再平衡传统全球化由海而起,由海而生,沿海地区、海洋国家先发展起来,陆上国家、内地则较落后,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传统全球化由欧洲开辟,由美国发扬光大,形成国际秩序的“西方中心论”,导致东方从属于西方,农村从属于城市,陆地从属于海洋等一系列不平衡不合理效应。如今,“一带一路”正在推动全球再平衡。“一带一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和地区的开发,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将使沿途、沿岸国家首先获益,也改变了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这就超越了欧洲人所开创的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三是开创地区新型合作中国改革开放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创新,“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正在以经济走廊理论、经济带理论、21世纪的国际合作理论等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区域合作理论、全球化理论。“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超越了马歇尔计划、对外援助以及走出去战略,给21世纪的国际合作带来新的理念。

4. 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新一代领导人在新时期进行的伟大外交实践,简言之,就是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他国的利益,以谋求共同发展。当前国际社会交往日益频繁,各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合则强,孤则弱”的联系,体现出一种明显的互嵌式关系结构,这也就表明,倘若各国处理不好地缘政治及新合作机制等关系,就会导致国家与国家的冲突。在当前背景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号召世界各国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开展合作,提倡建立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指出各国间要摆脱零和思维的束缚,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李克强总理也曾引用“单丝难成线,独木不成林”来强调当今世界各个国家间开放发展,建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也与中国梦的实现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诉求就是谋求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就是期望在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对国际社会的重大问题也发挥重要影响,有助于维护和塑造中国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说到底,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同时又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这体现出“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独特理念。中华传统文化的“和实生物”、“和而不同”指出了世界万物的存在和发展,同时也用“厚德载物”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不约而同的指向了各个体的共同体命运,需要所有行为体之间相互对他者要厚德载物,寻求社会治理的创新优化,寻求合作、互利、、共赢,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而且在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日益增长,出现了国家之间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日益增长,需要各个国家彼此合作、互利、发展、共赢,寻求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因此“和”文化思想的意义正体现于此,民族、国家的利益促使各主体之间构建起相互关联的命运共同体,并赋予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0-20.

[5]习近平.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M].人民日报,2013-1-22.

[6]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7]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N].人民日报,2014-03-27.

[8]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