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导人论文

党的领导人论文（精选12篇）

党的领导人论文 篇1

一、建党以来灾荒概况及危害性

由于地质、气候等各种自然因素的存在与变化, 无论古代、近现代还是当代, 自然灾害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存在而不可避免的发生。这点我们无论是从“大禹治水”的古代传说故事, 还是刚刚发生的汶川大地震都可以看出。灾害虽是自然现象, 但如何面对它, 就不仅仅是自然现象的问题了。它反映了一个国家面对突发灾害的应变机制和能力, 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经济水平, 更反映了危难之中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特别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大灾荒如同一块神奇的试金石, 检验着各种政权的执政能力与民意所向。它是一个涉及每个社会成员的从吃喝住用到生命人身安全、财产、再到灾后安置等涉及治安秩序与社会稳定问题, 是财政经济问题, 更是政权政治问题, 是全面多方位检验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自然现象与政治问题交融的复杂而又重大的治国安邦的问题。

有史以来, 我国每年都有因灾而荒现象的发生。到了近代, 灾荒之多, 灾情之重, 灾区之广, 灾民之众, 损失之巨为历史罕见。据《中国救荒史》统计, 仅1912—1937年, 全国就发生77次严重的灾荒。各种灾害频繁发生, 灾荒从未稍敛。如1930年, 全国有517县遭受水旱灾害, 灾民2 000余万人, 损失约2亿元;188县遭受虫灾, 灾民约800万人, 损失1.5亿元……1946、1947年, 全国有19省受到不同程度的水、旱、雹、蝗灾害, 有据可查的受灾面积达14 459万亩。新中国成立后灾荒也没断发生。我国是个农业大国, 农业是我们立国生存的基础, 各种严重自然灾害, 不仅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安全, 也造成的破败薄弱的的农业局面, 又严重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 从而制约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使整个社会无法良性的正常运转。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灾荒问题。建国后, 考虑到历史上因灾荒导致的的严重社会后果, 更为了使我国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祥和生活, 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的新中国, 我党自建党起就把灾荒问题看做一个治国安邦的重大问题, 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国家领导到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当代领导持之以恒毫不松懈的紧抓救灾工作, 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救灾度荒思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在继承吸取前代领导人科学的救灾思想的前提下, 特别是在吸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救灾度荒思想的基础上, 又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科学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救灾度荒思想。本文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的救灾度荒思想做简单论述。

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的救灾度荒思想

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救灾度荒思想

毛泽东、周恩来的救灾思想, 重点在解决维持人民最基本生命的的粮食问题上和江河湖泊等水利的兴修和重建方面, 同时提倡发掘内部力量, 用自身的力量来解决问题, 如勤俭节约、生产自救。这与当时的客观条件不无关系。建国前和建国初期, 由于当时的中国面临是个破败不堪的烂摊子, 经济条件十分有限, 在没有可以依赖的海内外增援的情况下, 救灾度荒只能顾及到直接涉及灾民生命安危的粮食问题, 而且只能靠自己, 从自身有限的经济能力出发自力更生, 生产自救。面临年久失修随时可能会发生危及人民生命安康及社会与政权稳定的的水利问题, 虽然提出了合理科学的构思, 有的甚至勾画出了宏伟的蓝图, 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江河湖泊等大型重要水利设施的初步的行之有效的修建工程, 做了不少功不可没、彪炳史册的兴修与重建, 只是限于当时的国力、经济条件等, 对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如长江三峡等大型工程没能立即兴建。但我们更应看到这些救灾思想的科学合理的主要方面, 即尽管当时经济条件十分有限, 但党中央还是尽当时的国力, 既严肃又乐观的对待灾荒, 重视粮食、农业和水利事业, 又统筹兼顾, 变害为利, 辩证、长远地看待水利问题。这种科学的救灾思想, 无疑为后代救灾度荒问题提供了优秀典范, 其不畏艰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及始终如一坚持勤俭节约等优良美德, 为我们救灾度荒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更彰显了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的优良传统。

2.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的救灾度荒思想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在继承吸取前代领导人科学的救灾思想的前提下, 又进一步发展了我党的救灾思想。邓小平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样, 意识到农业在我国的战略性地位和在救灾中的重要作用, 时刻重视农业的发展, 也为救灾度荒打稳基础。建国前他曾说过, “我们确立了发展生产时经济建设的基础, 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 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 则是生产的重心。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 谁就有了一切。”他对农业从来没有松懈过。建国后, 在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时, 针对农业问题他又提出:“农业搞不好, 工业就没有希望, 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在重视农业的同时他更具有改革创新精神。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解放思想, 在积极的思考更好的发展农业的办法。针对我国农业存在的严重阻碍着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平均主义现象, 推陈出新, 大胆创新, 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充分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一改往日的等、靠、要的消极被动思想, 个个你追我赶, 一片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积极向上的新形象。我国的农业在他的领导下平稳过渡、快速发展, 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 扭转了建国前的大多数人民手中无粮的局面, 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再也没有出现过因灾荒而饿死人冻死人的现象或者像解放前因灾害灾民无以为生四处流浪乞讨的景象。农业的快速发展为工业商业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和经济基础, 也之后我国农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

在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指导下, 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高, 为农业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农业稳定增产又为防治灾荒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稳定发展, 为灾荒的发生提供了坚强的物质后盾, 同时, 也是毛泽东周恩来等我党早就提出的备灾、积极预防灾害思想在新时代的体现和继承。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实施了科教强国战略。同时, 他特别重视科技在救灾中的重要作用。科技对各种灾害的预测、预警, 可以使人民提前预防, 从而减少降低甚至避免灾害对人民的危害性。高科技在救灾中日益向人们展示出它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如在地震中用生命探测仪可以更简便迅捷的的帮助受灾者脱离险境, 更大限度的救治危难之中的被困者。

邓小平的救灾思想与前代领导人救灾度荒思想相比体现了对科学的重视和改革创新精神。邓小平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的做法为我们新时期的救灾度荒工作提供了新思维、新方法, 既具有承前继后的作用, 又不失开拓创新精神, 是中国共产党救灾度荒工作和思想领域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79.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322.

[3]孟昭华, 彭传荣.中国灾荒史 (现代部分) [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9:244-276.

[4]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三)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46.

[5]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44-48.

[6]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360.

[7]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19.

[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01.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530.

党的领导人论文 篇2

—————党的历代领导人的人才观述评

来源： 人民网-《人民论坛》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在不同时代，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创造性地提出了适应时代要求、体现时代特色的人才观，它们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凝聚一切人力和智力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是贯穿其中的红线。

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时期都高度重视人才问题，他们都善于集中群众智慧，创造性地提出并形成了各具时代特色的人才观。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自觉地深刻理解和把握党的人才思想的精神实质。

毛泽东人才观的主要特色：又红又专，德才兼备

毛泽东人才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是“又红又专”的“贤德本体论”。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人才工

作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发展和创新，形成了毛泽东人才思想。其主要贡献有两点：

任人唯贤，独立自主。毛泽东高度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和创造潜能，他曾明确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①这就要求，选拔人才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品格。这种精神贯彻于党的组织路线、体现于人才人事工作，就是要坚持任人唯贤。毛泽东提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②所谓贤，就是指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坚持任人唯贤，就必须坚持五湖四海、选贤任能，反对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

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毛泽东培养人才的思想作了高度概括：“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育人方

针”。其中，“又红又专”是根本要求。所谓又红又专，就是既懂政治又懂业务，既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要有专业业务能力，这是毛泽东人才思想的中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德才兼备原则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培养人才的标准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邓小平人才观的主要特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邓小平人才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是“两个尊重”的“知识本体论”。邓小平总结了我们党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才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实践中发展和创新，形成了邓小平人才思想。其主要贡献有两点：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于人才。人才问题关系到国家安危和民族兴衰，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承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就要牢固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和社会地位，为知识分子的成长和发展开辟道路。邓小平人才思想，处处体现着对知

识和人才的尊重；“两个尊重”的精神，“是邓小平人才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大胆培养选拔人才的思想基础”。③

科教树人，四有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这是邓小平关于人才与教育、科技和现代化四位一体精神的高度概括。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依靠数以亿计的专门人才，而培养人才必须从科教着手。因此，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培养“四有新人”，是一个毫不动摇的战略方针和战略措施。

江泽民人才观的主要特色：科教兴国，创新为本

江泽民人才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是“科教兴国”的“创新本体论”。他提出要大力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江泽民根据跨世纪的时代要求，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全面创新了党的人才思想，形成了江泽民人才思想。其主要贡献有两点：

科教兴国，创新为本。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教育基础论”和“科技关键论”，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既为人才开发提供了一个战略平台，又为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创新是民族

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各方面工作的创新，归根结底有赖于各类人才的开创性工作。人才的本质在于创新，因此要按照人才成长的规律和特点，大力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人才资源，市场配置。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江泽民提出了“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科学论断，从而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人才作用观、人才资本观、人才效益观，以及人人都可成才的人才成长观和科学的人才评价观。人力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意义，要加强党和政府对人才的宏观调控，同时积极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要积极探索开放灵活的人才市场配置机制，打破人才壁垒，鼓励人才合理流动，培育形成与其他要素市场相贯通的人才市场，建立人才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相协调的动态机制和人才汇集机制。

胡锦涛人才观的主要特色：人才强国，效能为本

胡锦涛人才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是“人才强国”的“效能本体论”。他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新

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的新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提出并系统阐述了面向21世纪以人为本的人才强国战略思想。其突出贡献主要有两点：

以人为本，人才强国。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也是开展人才工作的根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要求我们在开展人才工作时，必须坚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必须统筹和协调人才的培养、使用和管理等各个方面和环节，大力推进素质教育，优化人才结构，使我国由一个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才资源强国，同时依靠人才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和国家强盛，充分发挥人才的战略作用、关键作用和先导作用。

效能为重，人才优先。充分发挥人的潜能，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才现代化的根本要求。胡锦涛总书记从科学发展执政兴国的高度，一贯强调人的能力发展和人力资源建设，是我国人才工作的重点，也是实现人才强国的基本要求。胡锦涛在今年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还强调指出，要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坚持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激发各类人才创造活力，重点围绕用好用活人才、提高人才效能”。

党的领导人的人才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不同时代都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才思想，为富民强国、民族复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做出了巨大历史性贡献。人才资源的开发和使用，与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息息相关。从毛泽东领导“革命救国”，邓小平“改革立国”，江泽民“执政兴国”，到胡锦涛同志致力于“发展强国”，他们的人才思想也由“贤德为本”、“知识为本”、“创新为本”到“效能为本”。贤德是灵魂，知识是基础，创新是本质，效能是关键，四者缺一不可，它们都是各自时代对人才的根本要求。其精神实质是根本一致的：以“贤德·知识·创新·效能”为本体的思想精华，分别构成了几代领导人的人才思想的核心和本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贯穿其中的精髓；“凝聚一切人力和才智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则是贯穿始终的红线。

几代领导人的人才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人才观为党的人才思想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那么，毛泽东则实现了

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的中国化；邓小平完成了人才工作重心由“革命”向“建设”的根本转变；江泽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面创新了党的人才思想；胡锦涛则把人才思想上升到强国方略的高度，确定了21世纪人才工作的战略地位和战略部署。这充分显示了我党对“人才本质”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日益深刻而明确。伴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素质和数量要求越来越高，由革命化到知识化，由精英化到高复合大众化。它深刻启示我们，实现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是全体国民素质的现代化。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将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人才思想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的人才强国战略思想，是我们当前开展人才工作最直接的行动指南。只有深刻理解和把握他们人才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才能更加深入地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创新能力，并在工作和学习中，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不断前进。（作者单位：潍坊学院）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140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493页。

③国家人事部：《邓小平人才人事理论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页。

深化国企改革“加强党的领导” 篇3

2015年6月5日中央召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会议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要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体现和加强。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市场竞争需要的选人用人机制。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一时间坊间传闻不断，解读迭出。除积极肯定“加强党的领导”是一种社会进步外，更有一种声音不能被忽视，即国企改革又要开始重申“党要管企”，又要开始“回潮”走老路了。而且这种声音伴随着国企“反腐”、“防流失”文件的出台，更增加了人们的评判力和彷徨感，从而影响了人们深化国企改革的动力和信念。

笔者研究认为，国企改革方向其实始终没有改变，“加强党的领导”为我党领导国企改革的一贯主张。

1999年9月22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曾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必须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国有企业领导体制与组织管理制度，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作出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部署的同时，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确保各项改革包括国企改革正确方向的根本。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要求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企。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对国企领导班子的监督，着力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搞好对国企的巡视，加大审计监督力度。

那么，国企改革“加强党的领导”就一定是党要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吗？

答案并非如此。早在1980年8月邓小平就在其著名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对党企关系提出了富有远见的思考。他指出，“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还有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等等。实行这些改革，是为了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

然而，国企改革“加强党的领导”为何又被外界解读为“党企不分”或“党要管企”呢？笔者认为，主要还在于对《若干意见》有以下方面存疑。

一是对“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规定的存疑。因为在一个国有企业中，党的组织和经营管理班子要在“体制、机制和工作”上实现全面对接和同步运行，处理不当，确实难言没有“党企不分”之嫌。

二是对“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规定的存疑。其实，中央早在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做出了今后“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的改革决定。但此后由于种种复杂形势，各级党和政府虽不曾着力取消，但也未有刻意强化，以至于对国有企业还有没有“干部”之说，至少在我国公司法律体系下——甚至党章里——还未找到确切的依据。而此次“党管干部原则”在《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着实难撇“党要管企”之嫌。

三是对“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规定的存疑。就是说，一个国有企业的党组织，不仅要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有一个地位，而且这个“地位”还要是“法定”的地位。那么，这个“法定”的“法”是什么法呢？这个“定”又是谁来定呢？就惯常的理解，似乎只能是党来“法定”。

如此，这个“法定地位”是否会带来新的混乱，造成“党要管企”的事实呢？实际是可能的。笔者最近接触的一家西部省属大型国有企业的情况就是这样。

该企业在董事长、总经理配置齐全的情况下，上级股东机构却在企业总部大会上宣布党委书记为企业领导班子的班长。而且此后的实际运作也表明，该企业的决策体制实质上就成了党委（书记）领导下的董事会制。

值得注意的是，此情形还是出现在全国国企建立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积极规范董事会建设的大背景下。试想：若是在“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的改革新要求下，情况又将会怎样呢？

况且，党组织存在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也面临挑战。据笔者了解，在现今112家中央企业已经建有规范董事会的75家里，外部董事会成员是全部过半数的，而这些外部董事即便都是党员（事实上不是的情况越来越多），但也不是其所服务企业党组织中的党员，因此，企业党组织如何存在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发挥“法定地位”作用，实践中存在实现形式的难题。

那么，如何做到国企改革“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党企不分”、“党要管企”？

笔者认为，深化国企改革“加强党的领导”，既要深刻领悟邓小平同志的思想与智慧，又要认真把握依法治国、企业治企的本质和精神。

一方面，“加强党的领导”客观要求改革要能“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从而更好地改善党的领导”。但时下，国企党委工作和作用似乎离这一改革期望存有距离。“三重一大”、“法定地位”、“党管干部”，不仅已使得党组织于国有企业无处不在；而且可以预期“同步并行”，或许将会使党组织在企业运营中更难以超脱、难以脱身。

另一方面，“加强党的领导”客观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依法行权、依章办事。

当前，《公司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等赋予一般企业或国有企业的核心职权——如董事会对经理的选聘权，经理对副经理的提请聘任解聘权——在国有企业里由于各级党组织的“权力”发挥而普遍未能得以落实。因此笔者认为，国企改革中有力维护在坚持党的领导下所制定的《公司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贯彻执行，也应是各级党组织“加强党的领导”的最大行动体现。

党的领导人论文 篇4

一、毛主席想念延安人民

1949年9月2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陕北各群众团体代表延安各界人民向毛主席致电表示祝贺。10月1日,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延安各界群众万余人举行庆祝大会并致电毛主席。毛主席接到延安人民两次贺电后, 于10月26日复电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接到你们的贺函, 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 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 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 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 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 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 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的复电, 成为指引延安人民和全国人民发扬延安精神, 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1951年秋, 中央赴北方革命老区慰问团200余人, 在团长、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和陕甘宁分团团长、内务部副部长王子宜率领下到延安进行慰问活动。他们给延安人民带来了毛泽东的亲笔题词:“发扬革命传统, 争取更大光荣。”毛泽东的题词, 成为延安人民和全国人民发扬延安精神的行动和口号。

1952年冬, 原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杨步浩去北京晋谒毛泽东。毛泽东主席派车把他接到中南海做客, 详细询问了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并让他代向延安人民问好。大生产运动期间, 杨步浩是陕甘宁边区著名的劳动英雄, 曾为毛泽东、朱德代耕和代交公粮, 他像走亲戚一样, 经常到毛泽东、朱德家中做客。1943年7月, 毛泽东会见杨步浩时对他谈到的农村情况很感兴趣, 并让他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谈谈。毛泽东在给林伯渠的信中写道:石家畔劳动英雄杨步浩“获知乡村情形, 很有兴趣。兹转介至尊处, 倘有时间, 乞为接谈。”“并望招待他们住一晚, 第二天回家, 因他们离此七十里之远。”建国以后, 毛泽东仍惦记故人, 在1961年的困难时期, 托人给杨步浩捎来几斤白糖和两瓶酒。见物思恩人。在1961年国庆前夕, 杨步浩二次进京去见毛主席。10月1日,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杨步浩, 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了解延安的变化, 感谢延安人民的问候。

1964年7月, 延安地委副书记带领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到北京汇报工作。时任毛泽东办公室主任的汪东兴知道后对这位副书记说:“主席想念延安和延安人民, 想回延安去看看, 并问延安有无干部到北京, 在未去之前想了解一下延安的情况。我打听到你从延安来, 想请你向主席简要地汇报一下延安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7月7日下午6时许, 毛主席接见外宾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延安干部。他笑容满面, 神采奕奕地和延安的同志一一握手。同志们激动地说:“主席好!延安人民想念你。”主席慈祥地笑着说:“我也想念延安, 想念延安人民啊。延安现在怎么样?”同志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着延安的情况。毛主席听后深情地说:“我来北京之后, 还没有回过延安, 是不好的, 再回一次延安就好了。我是应该回延安看看, 应该看看延安人民的, 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要谢谢延安人民啊”。据说1958年毛主席曾准备回延安。1965年准备先上井冈山然后再回延安。这两次都因国事繁忙没有成行。毛主席晚年虽年事已高, 仍然想念着延安人民。他让跟随自己多年的秘书高智回陕西工作, 并嘱咐给他准备一头毛驴, 他要骑着毛驴到延安和黄河边走一走, 看一看。1973年6月, 周恩来回到延安代表毛主席看望老区人民, 再次转达毛主席向延安人民的问候。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与世长辞。延安人民万分悲痛, 派代表到北京为毛泽东守灵。毛主席情系延安人民, 永远活在延安人民的心中。延安人民永远牢记毛泽东主席的教导, 用他培育的延安精神建设延安。

二、周总理和延安人民心连心

周恩来总理十分关注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 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劫难, 延安人民过的是吃不饱饭, 没有钱花的穷困光景。周总理从北京在延安插队锻炼的知青那里了解到延安人民生活的真实状况时, 难过地落了泪, 自责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七十年代初, 他把陕西省委和延安地委负责同志召到北京, 专题研究解决延安人民的温饱问题。1970年3月, 《延安地区知青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周总理接见了参加座谈会的知青代表, 强调要继承发扬延安精神, 尽快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他说:西安事变后, 我们进了延安。主席的许多著作是在延安写的。延安是革命圣地, 也是革命的出发点, 全世界都知道延安。1943年以前, 陕甘宁边区征粮20万大石, 老百姓有人说怪话, 主席没有生气, 感到人民负担重了, 马上减了4万石。我们自己动手搞生产, 情况马上变了。胡宗南进攻延安, 主席一直是同人民共患难的。群众支持我们, 主席感谢陕北人民。在苦难的日子里, 群众始终和我们在一起。全国胜利以后, 主席进了城没有忘记延安。现在群众生活还没有改善, 你们要恢复延安精神, 要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为了改变延安落后面貌, 发展经济建设, 会后国务院指示中央有关部委对口帮助延安建立起钢厂、农机厂、化肥厂、柴油机厂、水泥厂等五小工业, 并责成北京市每年组织60人左右的巡回医疗队到延安各县为群众防病治病。

周恩来十分重视延安革命纪念地的建设和对外宣传工作, 对延安革命旧址的保护、恢复和开放, 对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建设和陈列内容, 都做了许多重要指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 为消除“左”的思潮对革命纪念地和革命纪念馆陈列宣传的影响, 他指示中联部和中央党校选派同志到延安帮助纪念馆进行陈列内容调整工作, 并由邓颖超直接指导。那一次延安革命纪念馆的陈列内容调整方案和讲解词都送周总理审阅。讲解词是由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同志和当年在中联部工作的乔石同志指导修改后, 印发给参加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的同志。作为共和国总理, 对革命纪念地的建设和宣传工作如此重视, 是对全国文博工作者的关怀和鼓舞。

1973年6月9日, 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回到阔别二十六年的延安。中午, 他没有休息就登上宝塔山, 看到山上竖立着毛泽东给延安人民的《复电》宣传牌。他站在宣传牌前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并指示要重新发表和学习毛泽东的这个《复电》, 发扬延安精神, 加快延安建设。吃晚饭时, 总理一边吃着小米饭和荞面饸饹一边询问着延安人民的生活情况。他听说群众生活还有困难时, 心情沉重地说:“解放这么多年了, 延安没有建设好, 我当总理, 有责任。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 支援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胜利, 我们应当把延安建设得更好”。他问在座的延安同志:“你们三年变面貌, 五年粮食翻一番行不行啊”?在座的同志齐声说:“行!”总理高兴地站起来, 说:“好!拿酒来, 为你们三年变面貌, 粮食五年翻一番, 干杯!”。那时, 总理已重病缠身, 本是不应喝酒的, 但当他看到延安地方同志有尽快改变落后面貌的决心时, 不顾医生对他的禁令, 和在座的省、地领导一一碰杯。在枣园, 总理同乡亲们团聚在一起, 拉起了家常, 回忆起当年毛主席在枣园居住时的情景。总理问村支部书记雷治富:“当年主席在这里时的老人还有几位?”雷治富指着70岁的高同有说:“他就是。”总理握着高同有的手关切地问:“你害哮喘病, 睡眠可好?老伴身体好吗?”高同有激动地说:“请总理问候毛主席好, 朱总司令好。”总理问雷治富:“我有个侄子在这里插队, 你们为什么把他送去上大学?当农民不好吗?毕业后让他再回来, 你们还要他吗?”雷治富回答说:“是他劳动的好, 群众推荐他上了大学。”在纪念馆, 总理看了陈列展览后指出, 一个陈列, 就是一部历史。要历史地唯物地看问题。革命不是几个人, 要有群众观点, 干部观点, 要多出一些人的照片和名字。

周恩来在战争年代和延安人民朝夕相处, 情深意浓。建国后, 他时刻惦念着延安人民, 关怀着延安的经济社会建设。他为延安人民生活贫困、经济落后流过泪, 自责过自己。他指示中央有关部委对口支援延安五小工业的兴起, 连续多年派北京干部支援延安, 帮助老区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延安人民牢记周恩来总理的教导, 坚持用延安精神建设延安, 如今的延安, 山也绿了, 人也富了, 城市更美了, 周总理生前的嘱托终于实现了。

三、邓小平回延安

1966年3月, 阔别21年的邓小平回到延安。那时, 他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在延安, 邓小平听取了延安地委领导的汇报, 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

那时, 延安革命纪念馆在城内凤凰山麓旧址院内, 陈列室为两排平房, 面积仅有920平方米, 展出的内容、照片、文物都很少。在陈列室, 邓小平看到红军长征初到陕北的照片时, 心情非常激动, 感慨地说:“到陕北真不容易呀!”当讲解员讲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内容时, 邓小平插话说:“这次会议很重要, 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邓小平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的发言。那时, 他任八路军115师政委, 是第一次回延安, 在延安住了三个月。

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参观时, 他望着“七大”主席台, 陷入了深沉的回忆。转过身站在写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旗座下, 他思考良久。邓小平没有参加“七大”, 他是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可是他却站在“七大”会场内一言不发, 大家感到气氛有些异样。走出中央大礼堂, 跟随邓小平一起回延安的他的女儿毛毛, 要父亲去看他当年在杨家岭住过的窑洞时, 邓小平说:“不去看了, 不去看了。”这时, 蔡畅走过来说:“小平, 你结婚就在上边的窑洞里, 还记得吗?”邓小平脸上露出了笑容, 说:“记得, 记得。”那是1939年7月邓小平第二次回延安, 参加完中央政治局会议后, 经人介绍认识了在边区保安处训练班学习的卓琳。9月初的一个傍晚, 二人在杨家岭举行了婚礼。李富春、蔡畅也参加了婚礼。结婚不久, 邓小平和卓琳一起返回太行前线。

邓小平没有参加党的“七大”, 但他参加了党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是1945年8月9日在杨家岭召开, 邓小平是6月底从冀鲁豫出发来延安的。这是他第三次回延安。这次在延安, 他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8月25日, 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夕, 他和刘伯承等20多位军队领导乘飞机返回前线, 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这是诗人贺敬之抒发对延安的情怀。1966年3月, 邓小平第四次回延安却没有这样的心情, 这是因为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在延安, 他少言寡语, 但他简短的谈话是在谆谆地告诫我们:要坚信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就在他回到北京不久, 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了。1973年, 毛泽东奇迹般地启用了邓小平, 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邓小平复出后, 开始了对“文革”的全面整顿, 多次强调:“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发扬起来, 坚持下去。”改革开放时期, 邓小平成为引人注目的世纪伟人, 他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

四、江泽民勉励延安人民发扬延安精神

1989年6月, 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9月, 他就风尘仆仆地来到延安。这是他担任总书记外出进行调查研究的第一站。

9月9日上午, 江泽民一行到达延安。他告诉大家:“国庆40周年前, 我想到各地作些调查研究, 到哪里去呢?我考虑千万不能忘记过去, 我首先到老区, 到革命圣地延安。”他说, 延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曾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延安地处黄土高原, 自然条件差, 若干年来因各种原因仍然比较贫困。这次到延安, 是来向延安人民转达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慰问的。通过看望延安人民, 转达党和政府对全国老区人民的亲切问候。

在延安, 江泽民参观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南泥湾等革命旧址和延安革命纪念馆, 会见了参加陕北老区经济开发座谈会的代表, 到枣园乡庙沟村和万花乡向阳村进行考察。在此期间, 江总书记一再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要把经济搞上去, 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

9月10日上午, 江总书记来到庙沟村。在苹果园里, 硕大的果实压弯了树枝。总书记详细地询问着苹果的品种、管理、产量等。省委书记张勃兴说:“这是新品种叫‘秦冠’。在关中地区是青色, 到延安就变红了。”总书记风趣地说:“秦冠, 就是陕西的冠军吧!”。穿过果园, 站在羊肠小道, 江总书记来到农民贺巨庭家做客。女主人热情地招待总书记, 和他拉起了家常。总书记环视着窑里的摆设, 称赞说:“蛮现代化的嘛!”女主人笑着说:“这都是用苹果换来的。”村支书王久富告诉总书记说, 像她这样的家庭在村上只算个中等户, 万元户占全村三分之一。

万花乡向阳村在延安西南杜甫川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来, 由于各种原因这里的群众生活仍然贫困。江总书记沿着山路, 爬上山坡, 走进贫困户胡进海家的窑洞, 坐在炕边同胡进海夫妻俩拉起了家常。总书记问:“粮食够不够吃?”胡进海说:“不够吃, 一年缺上千斤粮。”总书记又问:“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力?”胡进海回答说:“六口人, 两个劳力。”他解释说, 他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有眼病, 干活时连禾苗与野草都分辨不清, 所以生活有困难。延安地委书记白恩培说:“这种病是由近亲结婚造成的。”总书记对白恩培说:“你们派医生查一查, 帮他们治治病。必要时可请北京医生, 这不是一户人家的问题, 贫困地区大都有这个问题。”总书记嘱咐村支书要多多帮助这家贫困户。总书记询问起这个村的情况, 村干部反映, 目前村里仍有21﹪的群众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村支书表示, 他们有决心改变落后面貌:“国家给我们支援, 我们要干, 国家不给支援, 我们也要干。”总书记听后赞扬说, 就是要有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 当然国家也要帮助你们脱贫致富。

庙沟村脱贫的经验和向阳村贫困的景象, 给总书记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老少边穷地区落后面貌是长期形成的, 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都要把帮助这些地区人民尽快脱贫致富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要把过去单纯的救济式的扶贫改变为新的经济开发式的扶贫。

五、胡锦涛和延安人民一起过大年

2006年的春节, 延安格外热闹红火, 到处张灯结彩, 喜气洋洋。从腊月二十八到大年初一, 胡锦涛总书记和延安人民一起过大年。1月27日是农历腊月二十八, 胡总书记一到延安, 就风尘仆仆地前往延安市八一敬老院, 看望在延安安度晚年的老红军、老八路。他拉着长征到陕北的90岁高龄的女红军刘天佑的手嘘寒问暖, 询问她的生活情况。胡总书记在与几位老红军、老八路亲切交谈中, 满怀深情地说, 当年, 你们跟着毛主席, 跟着共产党, 不畏艰险, 不怕牺牲, 前赴后继, 浴血奋战, 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功臣, 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历史功绩。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虽然和当年有很大不同, 但我们仍然要继承、发扬老红军、老八路的优良传统, 发奋图强, 努力奋斗, 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

1月28日是农历除夕, 胡总书记到安塞县侯沟门村看望农民群众。村民们吹起唢呐, 打起腰鼓, 迎接总书记的到来。胡总书记走进康海发的家, 同主人一面拉起家常, 一面一道动手做过年吃的年糕。询问康海发家去年的收成和收入, 谈起新的一年里致富奔小康的打算, 了解党的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情况。胡总书记和大家一起喝着米酒, 吃着年糕, 高兴地说, 看到你们的生活过得好, 我们很高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目的就是要让广大农民更快地富裕起来, 也就像乡亲们吃年糕想要表达的意思那样, 要让乡亲们的生活水平一年更比一年高。

大年初一, 胡总书记到延安电信公司和武警支队, 看望了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职工和战士。之后, 胡总书记来到安塞县碟子沟, 他沿着崎岖的山路, 踏雪走到山峁上, 实地考察退耕还林的进展情况。他望着山坡上一片片已经成活的经济林、生态林十分欣慰。他仔细询问退耕还林后农民口粮、收入、补偿等落实的情况, 并嘱咐当地负责同志, 要坚持不懈, 巩固成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使延安的山川更加秀美, 农民的生活更加富裕。

节日期间, 胡总书记还参观了杨家岭、枣园革命旧址和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在党的七大会址, 胡总书记动情地说, 在延安这块土地上孕育形成的延安精神, 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革命战争年代需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 和平建设时期也需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 我们要把延安精神作为凝聚人心, 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 作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 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胡总书记要求充分运用延安的革命传统教育资源、联系实际创新路, 加强培训讲实效, 不断提高干部培训的质量。他说, 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时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字。“实事求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要联系实际, 就是运用我们党的基本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这是我们在干部培训中必须考虑的。我说的联系实际创新路, 就是这个意思。加强培训求实效, 最终还是要看在这里培训过的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是不是真的有了提高。

胡总书记在延安慰问和考察活动结束时, 听取了省、市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希望陕西包括延安的同志们,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充分运用国家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利条件, 紧紧抓住机遇, 发扬优良传统, 弘扬延安精神, 矢志艰苦奋斗, 勇于开拓创新, 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 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 延安人民用延安精神建设延安, 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显著成绩。新时期, 我们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矢志艰苦奋斗, 勇于开拓创新, 努力建设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心系延安, 关心延安人民, 同延安人民同甘共苦。他们都对延安精神作过重要论述, 不断丰富延安精神的内涵。新时期, 我们应该继续弘扬延安精神, 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精选党的思想领导 篇5

一、坚定信念，善于辨别政治上的是与非

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对于领导干部至关重要。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坚定理想信念，关键是高举旗帜，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要努力在掌握科学理论体系上下功夫，树立远大理想，培育博大胸怀，涵养浩然正气，自觉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而不懈奋斗。

对党忠诚。对党忠诚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政治品德。要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模范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谋划、部署和推进工作，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最基层，把党的利民惠民政策送到千家万户。自觉遵守政治纪律，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牢记党的政治生活准则，重大问题、重要情况要及时请示报告，重大决策和重要事项的处理必须按规定程序办，反对自由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

政治坚定。政治坚定，就是要求领导干部站稳政治立场，善于从政治上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关键时刻和重大事件中经得起考验。面对复杂敏感问题，要具备高度的政治警觉，保持清醒头脑，不为杂音噪音所扰，不为传闻谣言所惑，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心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对人民群众要有真感情。对群众充满感情，才能真心面对群众、心中装着群众。要切实做到用真心对待群众、用真诚打动群众、用真情感动群众，真正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工作上为了群众。要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头，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自觉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虚心拜人民群众为师。领导干部要善于向群众和基层同志学习，善于发现、总结、提炼和推广群众和基层创造的先进经验，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领导艺术的提高，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沃土之中，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营养和力量。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善于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愿望，带着感情研究政策、制定措施，与群众一道破解难题、推动科学发展。

主动为人民群众搞好服务。要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行为准则，体现在工作中，落实到行动上，扎实开展好“下基层、解民忧、帮发展、促和谐”活动，实实在在为群众排忧解难。要创新服务方式，简化办事程序，缩短办事时限，改善服务环境，提高服务效率。对于事关长远发展的大事，要不嫌麻烦，舍得投入，积极创造条件;对于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急事难事，要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特事特办，给群众方便。要不断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解决民生问题的能力，坚持实施民生计划，集中力量解决老百姓关心关切的民生问题，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三、实事求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坚持原则，做老实人。要真正把老实做人、做老实人当作人生信条，贯穿和体现到工作、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做思想务实、生活朴实、作风扎实的老实人，做尊重科学、尊重实践、尊重规律的老实人，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甘于奉献的老实人。要把清正廉洁作为党性修养的必修课，作为做人、做事、做官的基本“底线”和不可逾越的“红线”，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尊重实际，说老实话。要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任何时候，做任何工作，都要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尊重实践、尊重事实，研究事物的内在规律，把握事物的发展现状、方向和趋势。讨论问题、反映情况、汇报工作、提出建议时，要敢于讲真话、讲实话，明是非、辨真伪，坚持真理、捍卫真理。要立足于新的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发挥首创精神，更好地推动宁夏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认真负责，办老实事。要自觉地把本职工作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做到对工作尽力、对职位尽责、对事业尽心。要勤于政务、政事，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敢于决断，敢于担当、负责。要真抓实干，把自治区党委政府关注、人民群众期盼、工作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对重点工程和工作要集中主要精力、全力以赴、一抓到底。要把高昂的热情、科学的态度、实干的精神结合起来，把原则性、科学性、灵活性结合起来，善于把本职工作融入全局工作中思考、定位和把握，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四、加强团结，增强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用制度管人管事。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大力营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良好氛围。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领导班子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实行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提高决策水平。健全和落实谈心谈话制度，完善民主监督机制，自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弘扬正气，增强班子的凝聚力。

善于当好班长。“一把手”要胸怀全局、作风民主，多谋善断、团结协作，当“班长”不当家长。善于总揽全局，集体决定，分工负责，总揽而不包揽;善于集中正确意见和集体智慧，周密论证，科学决策，果断而不武断;善于调动和发挥“一班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知人善用，放手而不撒手;善于统筹兼顾，敢于承担责任，勇于攻坚解难，做到“拿得起、放得下、收得拢、撒得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发挥表率作用，赢得干部群众信服。

党的领导人论文 篇6

一、聚焦发展重点,畅通发展的思想路径

1.创新学习方式。贴近工作实际,把中心组学习课堂、专题辅导课堂,前移到漕河泾开发区浦江高科技园、华侨城、世博局这样的发展前沿,做到理论学习有本有纲,实践探索有研有果。

2.建立实践基地。深化党员干部的培训教育,建立各级党组织学习实践基地,把一批优秀的青年干部推到动迁、拆违、村庄改造的第一线,接受体验教育,放下机关架子,主动融入群众,用群众的语言、群众的要求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把干部从“官本位”思想上解放出来,做真正的人民公仆。

3.直面发展问题。从镇党委班子开始,深入开展案例研究,围绕发展中的问题,经常性开展课题调研和实践讨论,不断总结反思,不断破解复杂难题,探索建立了园区建设与村级经济发展联动机制、“四位一体”动迁机制、重信重访问题化解机制等。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解决疑难问题、化解复杂矛盾的集体智慧,推动各项工作的蓬勃发展。

二、呼应社会转型,自觉改进党的领导方式

1.畅通上下沟通的渠道。镇党委加强了上下联系机制的建设,构建了“镇党委委员联系镇党代表、镇党代表联系党员群众”的群众工作机制,设立了社区舆情直报点,做到“上情能够下达”,“下情能够上传”,使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能够直通到党委班子,问政于民、问事于民、问计于民,集中群众智慧,推动改革发展。

2.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围绕着广大党员干部的自我转型和自主发展,加强了基层民主建设,全力推进党务公开、民主集中制的试点工作,落实党代表列席党委会、列席镇长办公会、列席重要专题的调研会等各项制度,充分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使更多的党员代表能够参与到决策中来,参与到重大问题的解决中来,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

3.扩大社会管理的视野。鉴于当前日趋多变的发展形势,以及长期沉淀下来的复杂问题,镇党委引进市场机制,很好地解决了城市管理中的渣土问题;导入中福会等优质社会资源,很好地解决了社区的优质教育问题;依托企业的力量,有力地推动了动拆迁;建立信访接待志愿者队伍,从源头上化解信访矛盾。借助社会力量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难点问题,为党的领导聚集了强大的社会力量,赢得了更广泛的支持。

三、重视组织再造,建设群众满意的基层组织

1.夯实基层组织。镇党委紧贴实际,全面深化联合村党支部的管理模式,稳步推进“公推直选”,把人民群众认为最好的干部,推上领导岗位,配强配好村支部“一把手”。针对不断扩大的社区党建,镇党委加强居民区党组织的建设,探索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的“四位一体”管理模式,在注重居民自主管理的同时,突出党组织的领导地位。针对新经济组织的党建难问题,镇党委大力推进党工一体化建设,以党建带工建,以工建促党建,切实做到组织建设的全覆盖,把党的基层组织延伸到每一个社会组织,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2.培育干部队伍。群众对基层干部满意不满意,关键在于会不会做群众工作。镇党委采用差额推荐、票决选拔的任用方式,把熟悉群众工作、群众满意的干部推上领导岗位;加大优秀人才引进和干部的交流轮岗力度,建立了科室长竞聘制度、大学生助理制度,把优秀大学生、优秀中青年干部推到群众中去,学会在逆境中成长;不断扩大测评的范围,先行试点干部报酬的民主评议,取得群众的信任,打造一支作风过硬、能做实事、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干部队伍。

3.建设民心工程。围绕着党员的形象建设和人民群众的实际要求,镇党委建立了结对帮扶的长效机制,开通“双困”、“双失业”家庭扶持的绿色通道,做到对困难群众帮扶的常态化;深入开展文明示范窗口的创建活动,让广大党员亮出身份,接受群众的监督;在基层单位设立了信访接待室,党员领导干部挂牌接待,变上访为下访,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加强党员服务中心的建设,推行党员的“设岗定责”工作,在服务中体现党员的先进性,发挥“磁铁”效应,更好地凝聚党心民心。

四、持续深化改革,永葆党组织的生机活力

1.探索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着眼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突出党代会决策地位,镇党委全力推进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重点解决发挥代表作用、扩大党内民主、加大党内监督、推动改革发展等四大问题。深入开展代表培训活动,征集重要议题,落实“两联三会”制度,建立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表履职基地,按照“小型、多样、务实、有效”的原则,深入开展调研活动,构架党群连心的桥梁。以试点工作为契机,构建规范的工作实绩考核体系,突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迎世博”四大重点工作,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敢闯新路。

2.探索“三重一大”工作机制。落实“三重一大”工作,重在制度建设。围绕着重大问题的决策,建立了会前的征询制度、听证制度以及信访评估制度,会中的票决制度,会后的责任追究制度,做到广泛征询、充分酝酿,科学决策、严格执行。设立了党内监督工作小组,全程监督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规范大额资金使用的审批程序,落实了内审制度,建立招投标平台,确保对“三重一大”问题的有效监督、民主决策。

3.探索来沪人员的综合管理。来沪人员是浦江镇开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也是社会管理中一个复杂问题。为切实解决好这一发展中的难题,探索了“一中心、多层次、全覆盖”的来沪人员党员服务模式。以来沪人员服务中心建设为契机,以镇企联建、社企共建为抓手,切实加强来沪人员的党、团组织建设,发挥组织的凝聚力,把来沪人员紧密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共同推动本地区的发展。

作者系中共闵行区浦江镇委员会书记

本文由中共闵行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推荐

党的领导人论文 篇7

一、党的历代领导人在确立、传承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上的重要贡献

意识形态, 一般是指树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系统化的思想观念, 代表和反映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 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党的历代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 就通过意识形态争取和巩固人民群众的支持作过大量论述, 是我们加强意识形态工作, 巩固党的群众基础的宝贵精神财富。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非常重视、密切关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和斗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否定的概念来理解, 它常被阐述为“虚假意识”、“颠倒的反映”、“有意的欺诈”等术语。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为意识形态, 经过列宁的反思后, 才使它从一个贬义概念向一个中性概念演化。列宁首次从“文化”角度表述意识形态之意。

毛泽东指出, 人的正确思想, 既不是天上掉下来, 也不是自己头脑中所固有, 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 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 一旦被群众掌握, 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839毛泽东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点, 第一次提出了物质可以变精神、在一定条件下精神也可以变物质的著名论断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致无穷的认识范式, 确立体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路线。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社会发展进程中, 尤其是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 解放思想与更新观念不仅是历史的伴随物, 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先导。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 邓小平以大无畏的科学态度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非凡胆略, 在思想理论战线领导拨乱反正, 批判了“两个凡是”错误, 发动和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号召全党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他深刻指出:“一个党,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 思想僵化, 迷信盛行, 那它就不能前进, 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 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5]143他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展到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他说:“解放思想, 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 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 就是实事求是。”[5]364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彻底澄清了极“左”思想影响, 开始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独具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的转型, 这是邓小平对党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突出贡献。

江泽民则把党的思想路线发展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阶段, 胡锦涛进一步把它发展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阶段。

二、党的历代领导人在肯定意识形态对革命、改革和建设巨大作用的重要贡献

毛泽东提出在一定条件下社会意识起决定作用的科学论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明确提到社会意识方面是否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毛泽东在承认一般情况下, “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 充分肯定在一定条件之下, “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社会意识方面, 起主要的决定作用。他列举了几种情况, 一是“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 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二是“当着某一件事情 (任何事情都是一样) 要做, 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 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 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三是“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 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2]325～326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 并不违反辩证唯物论, 而是从根本上避免了机械唯物论。这一重要论断对我们党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 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强调文化革命, 争夺文化权力, 进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毛泽东认为, 在阶级社会中, 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 各种思想必定打上阶级的烙印。[2]283他断言, 在现代, 基本上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的世界观, 二者必居其一。他指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并为它们服务的。”[3]699“革命文化, 对于人民大众, 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革命前, 是革命的思想准备;革命中, 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3]708毛泽东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政治性、斗争性, 认为一定的文化属于一定的阶级权力利益, 无产阶级要反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 就必须进行文化领域斗争。强调文化革命和意识形态斗争, 对推翻反动政权, 打破帝国主义对华颠覆的图谋十分必要。毛泽东非常注意意识形态斗争的策略问题, 他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坚持严格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 文艺工作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 发展学术要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归结起来, 就是要使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服务。

(一) 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其他一切工作的首要工作和中心环节。

毛泽东认为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关键。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反对“左”倾或“右”倾错误思想时, 他总是首先着力于纠正错误的思想路线, 树立或恢复正确的思想路线, 并通过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制订正确的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 如果没有革命理论, 没有历史知识, 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 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3]533进一步来说, “掌握思想教育, 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 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4]1094他说,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 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 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 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二) 邓小平及时总结我们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经验教训, 提出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新思想和新观点。

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决抵制精神污染,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粉碎“四人帮”以后, 有极少数人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 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 但是借口毛泽东晚年错误, 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务虚会上, 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这是新时期我国“立国之本”最早的完整表述。他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5]164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之本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 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才能坚决克服妨碍实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 维护社会安定和胜利推进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随着对外开放和交流的不断扩大, 邓小平提出既要积极吸收西方文化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又要根据具体情况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的影响, 抵制精神污染,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 足以祸国殃民。”[6]44“从长远来看, 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 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6]45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要搞现代化, 决不能搞自由化, 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创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邓小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关于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思想, 创立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内容。加强这方面的建设, 对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具有促进作用, 并且能够保证物质文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和十四届六中全会分别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两个决议”贯彻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 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指导方针、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和重要目标。这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

(三) 江泽民根据世界局势和中国改革开放新变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提出新要求,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提出意识形态工作做得好不好, 直接关系社会主义事业成败。“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与斗争, 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斗争, 但这种政治斗争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斗争。思想宣传阵地, 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 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各级党委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7]160江泽民这一重要思想, 对我们全党在新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 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提出要发展和繁荣反映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先进文化。发展和繁荣先进文化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使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 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在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方面, 文艺可以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8]401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 深入生活, 把握时代脉搏, 努力创作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作品, 用以教育人、鼓舞人、鞭策人。

提出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 就等于没有灵魂, 就会丧失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 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 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 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 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9]230～231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他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 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 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2001年8月他又强调,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 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把精神力量、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作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无疑, 这是对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高度重视。

确立了新时期宣传思想工作的方针、原则和目标, 高度重视正确舆论导向。1994年1月江泽民指出:“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 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10]125“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 这四句话为后来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 成为新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指针。1996年9月他提出新闻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深入研究人们思想活动的新情况新特点,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他指出:“历史经验反复证明, 舆论导向正确与否,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壮大, 对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对于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繁荣富强, 具有重要作用。舆论导向正确, 是党和人民之福, 舆论导向错误, 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 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 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 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的工作。”[7]563～564

(四) 胡锦涛反复强调宣传舆论工作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和党的执政地位。

意识形态工作要坚持“两手抓”, 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有机统一、坚持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性有机统一, 最大限度地发挥好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优势。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2003年12月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 精辟地阐述了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充分肯定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宣传思想工作的成绩和经验, 明确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宣传思想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提出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 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的有机统一、坚持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性有机统一, 最大限度地发挥好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优势, 把全党的思想更好地统一起来, 把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更好地凝聚起来, 为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而奋斗。他强调, 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 只有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才能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 才能凝聚全党全国人民为崇高的理想和目标而努力奋斗。

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十七届六中全会上, 胡锦涛指出党要带领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必须大力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坚持“三贴近原则”, 创新内容、形式和手段, 努力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三、结语

党的历代领导人对意识形态问题探索是一个继承发展和不断创新的过程, 新形势下, 他们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宝贵经验, 是我们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重要借鉴。

摘要：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中国革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 把握国际发展大势,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分析研究我国国情实际和各自时代特征, 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丰富、发展和完善, 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和理论观点。

关键词：党的历代领导人,意识形态理论,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 (下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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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第3卷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第2卷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第3卷

[7].江泽民.江泽民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第1卷

[8].江泽民.江泽民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第3卷

[9].江泽民.江泽民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第2卷

党的领导人论文 篇8

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和强化党的领导

近日, 中央办印发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 对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提出要求、作出部署。坚持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也是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伟大进程中, 必须坚持和强化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增强党的执政地位基础的需要, 也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背景下, 党的领导面临的新形势的现实需要。

坚持和强化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 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需要。国有企业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 是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根本体现, 它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对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也是党和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 决定了在国有企业中必须建立党组织, 坚持和强化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

坚持和强化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 是增强党的执政地位基础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国有企业, 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来源于国有企业中的广大职工, 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来自于国有企业党组织, 因此, 只有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 党才能巩固自己执政的阶级基础, 强化执政根基。

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背景下, 党的领导面临新形势的现实需要。当前国有企业党的领导面临严峻复杂形势:一方面, 国有企业在党的领导下, 经过深化改革, 其质量效率、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得到提高和增强, 成为党和国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特大自然灾害、重大经济风险的主要依靠力量。另一方面, 伴随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和国有资产管理改革推进, 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和发展战略等发生变化, 国有企业党的领导面临新形势、新挑战。一是一段时间以来, “去公有制”“去国有化”“去国有企业”等私有制思想泛滥, 一定程度上扰乱了人们的思想, 影响到了人们搞好国有企业、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定信心。二是有些企业一味追求和强调现代企业制度, 尤其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完善, 不重视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作用, 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党管干部原则得不到很好落实。三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出现了国有资本控股、参股比重较大和出资等不同类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在这些国有资本比例不同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引导, 需要对党组织的机构设置、职责地位和管理方式等重新思考和探索。四是党委主体责任不到位, 纪委监督责任难以有效行使, 监督乏力, 一些企业不仅存在严重的利益交换等腐败问题, 甚至其重大项目的投资立项都与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经济发展目标大相径庭。五是少数企业干部不能正确对待中央有关方面对国有企业腐败案件的查处, 对中央整治“四风”的精神领会有误, 工作干劲减退, 创业积极性降低, 甚至出现了怕出事而不干事的不良情绪。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 其主要原因是一些国有企业党的领导被削弱, 党的建设被虚化, 党的作用被淡漠。为此, 在当前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新时期, 必须强化党的意识, 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有效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二、适应国企深化改革新形势, 坚持和强化党对国企的政治领导

首先, 坚持和强化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必须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有法可依地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结构。现代企业制度下, 企业党组织是置身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之外的, 党的领导地位在国有企业中被制度性地削弱。坚持和强化党的领导, 首先要理顺党组织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关系, 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九条规定, 国有企业党的基层组织和公司的关系是:“在公司中,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 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而《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 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由此看来, 国有企业党的基础组织的法定地位是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领导企业的政治工作。坚持和强化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就需要修改《公司法》, 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党的政治领导地位, 将党组织的职责分工、工作任务融入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理清党组织在企业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法以及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 使党的领导成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使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制度化、具体化。

其次, 坚持和强化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必须进一步完善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的体制机制, 保障党组织的参与决策权。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是党基层组织在企业中进行政治领导的基本途径, 也是其重要职责, 为此, 国有企业党组织就要积极参与涉及企业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经营管理战略、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等重大问题的决策。党组织应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企业领导体制下, 结合公司章程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 明确董事会、经理层和党委会、职代会之间的权责划分及各自审议决策的具体事项, 以明晰各自的决策权限。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由董事会和经理层决策的事项中须经党委会参与决策和职代会审议通过的具体事项, 以保障党组织参与决策。

再次, 坚持和强化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必须进一步完善党管人才、党管干部体制机制, 保障党组织的选人用人主导权。坚持党管人才、党管干部是实现党对国有企业领导的组织保证。在现代企业制度下, 要把党管人才、党管干部和公司依法选择和行使用人权相结合, 通过公司章程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 明晰董事会、总经理和党委会在选人用人方面的职责权限。党组织根据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和干部“四化”方针, 制定企业经营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录用标准, 并通过党委会推荐或党委会与董事会协商沟通, 经党委审查后交董事会任命的程序选聘干部, 同时对因产权关系进入企业和通过人才市场选进企业的管理干部, 要进行例行的审查和监督, 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党管人才、党管干部的选人用人体制机制。

党的领导人论文 篇9

一、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农业问题的思考

1. 实行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

1950年党的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草案)》总则中,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发展了农业生产。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土地改革取得了巨大胜利。到1953年春,全国除若干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都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得到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的生产资料。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调动起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这是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场规模广大、内容深刻的社会大变动,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使古老的中国农村焕发出空前的活力。

2. 兴修水利,保障农业安全生产

中国是一个水患灾难较多的国家。从新中国成立起,毛泽东就很关注全国的水利建设和对江河湖泊的治理。1950年7月到8月,毛泽东接连给周恩来写了三个批示,督促治理淮河。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对治理淮河的方针和方案等作出明确规定。到1957年冬,“国家共投入资金十二亿四千万元,治理大小河道一百七十五条,修建水库九座,库容量达三百一十六亿立方米,还修建堤防四千六百余公里,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泻洪能力”。[1]在治理淮河的同时,中共中央和政府还启动了荆江分洪工程,减少了水患,改善了民生。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53.5%。[1]

3.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1956年初夏,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深刻地论证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辩证关系,首次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战略思想,强调发展国民经济必须重视农业。指出“苏联和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国家把农民挖得太苦”,“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农业生产也大受影响”。[1]据此,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进一步指出:没有我国的农业,便没有我国的工业,忽视农业的重要性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农业发展思想

1. 农业是基础

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始终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他曾亲自给四川等省的领导同志写信,指出“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2]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重新回到党中央领导岗位,首先抓的大事之一就是农业。在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基本解决几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使粮食达到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个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广大农民的辛勤劳作。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以后不管我们的国家怎样发展,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重视发展农业,既是我们的一条基本经验,又是我们今后发展的基本战略。

2. 农业的“两个飞跃”思想

1990年3月,邓小平首次系统提出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需要有“两个飞跃”的思想。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大的过程。”[3]正是由于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广大农民探索出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方式。因其符合生产力水平的实际状况与最优地解决了生产激励问题,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长期被束缚的农村生产力,使我国的农村经济获得快速的发展,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并为国民经济与社会进步创造了条件。

3. 农业的发展关键靠科学技术

邓小平明确指出,农业现代化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他说:“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3]这一思想成为我党制定农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在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已定、投入又有限的情况下,依靠科技进步就成为潜力最大、效益最高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最能直接见到效果的。1986年6月,他再次叮嘱:“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3]为此邓小平还提出要加大科教兴农的力度,他说:“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教育方面。”[3]邓小平还很重视对农业人才的培养,指出:“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2]这些思想的提出,有利于使农业生产获得技术与人才的支持,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民致富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三、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农业发展战略的思考

1. 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发展的最根本任务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新的实践,与时俱进,大胆探索,勇于创新,进一步完善了邓小平的农业战略,继续探索新型的农业发展道路。江泽民指出:“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实现小康,还直接关系到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国内需求,带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从长远看还可能影响农产品的供给。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必须高度重视。”[4]他还指出,增加农民的收入“要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要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4]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村改革的一个伟大创造,它对于振兴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就地安排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具有重大作用。为此,应大力支持和引导乡镇企业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2. 越是加快改革开放,越要大力发展农业

江泽民继承了前两代领导人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这一思想,他强调指出:“越是加快改革开放,越要重视农业、保护农业、加强农业。要真正地而不是表面地,实际地而不是口头地,全心全意地而不是半心半意地加强农业这个基础。”[5]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农业必须实现“五靠”,即靠政策稳定、靠科技先行、靠结构调整、靠基础建设和扶持保护。

3. 继续深化农村改革

改革是农业发展的动力。江泽民指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要围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来进行,其总目标是“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为支撑,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系。”[4]改革应是涵盖经济、政治、教育、科技等各领域的全方位的改革。

今天,以胡锦涛同民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之前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农业发展战略理论的基础上,顺应国内国际新形势,不断开拓创新,把农业问题始终当作重要工作来抓。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支持和保护农业,进一步健全农业保护体系;发展农村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继续强调科技和教育对农业的巨大推动作用……这一系列理论和政策都反映了中央对农业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新的世纪,只要我们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科学发展观,我国必将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农村一定会成为全面小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摘要：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我国农业发展问题。毛泽东对农业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战略构建；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的农业理论；江泽民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的“三农”理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农业发展的战略思想一脉相承，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今天仍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农业发展,战略思想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党的领导人论文 篇10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中国的有志之士开始不断地探索是中国富强、独立的办法, 例如: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封建阶级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 他们都失败了, 并没能改变中国的现状, 虽然, 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运动取得了胜利, 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但是, 仍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没能改变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国的革命亟须新的阶级兴起、新的理论指导和新的先进政党的领导。

1917年,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给在黑暗中苦苦探索救国之路的中国有志之士带来了一片光明, 中国一批先进分子纷纷转向马克思主义, 他们深入了解指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 并开始广泛的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也使得先进人士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至此, 中国的先进人士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工人阶级相结合,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武装中国的革命, 开始了新的探索救国的道路。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千疮百孔的旧中国之中, 这时的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各种道路在中国都行不通, 但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带领中国人民致力于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中国的革命不断地取得进步, 但是,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过程中, 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外部帝国主义国家的攻击, 内部其他党派的打击, 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如履薄冰, 但是, 中国共产党不惧艰难, 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迎难而上, 身先士卒, 为求得中国人民的解放, 不怕牺牲, 面对内外交困的情境, 时刻保持清醒, 以大局为重。虽然, 在期间, 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也出现过错误, 但是, 党能够及时纠正错误, 重新作出正确的决定。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推翻了国内外的反动势力的统治, 建立了新中国, 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 三大改造的完成, 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二、在党的领导下取得成就

中国之所以能过从内外交困的旧中国走向崭新的新中国, 主要是依靠党领导全体人民努力的结果。党的领导是全方位的, 体现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历史也已经证明, 党的领导能过带领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在党的领导下, 我们建立了新中国, 走进了新时代,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 经济上, 我们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建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不断地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在党的领导下, 我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 但是, 由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不足够, 经济发展不足, 精神文明建设不够, 等等诸多的原因, 导致我国的恢复发展过程的漫长性, 但是, 总体上说, 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这是毋庸置疑的。

(二) 政治上, 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这是我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 “在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 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 (1) 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 对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以及基本的权力至关重要。

(三) 文化上, 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 着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 切实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 不断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转变文化发展方式, 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 不断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 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 努力实现物质基础与精神发展相一致。

在党的领导下, 我们的社会生活不断地稳定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得到了提高, 国际地位不断地提高, 国际影响力不断地增强。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 坚持党的领导都是必要的, 党的领导不仅带领我们走出了困境, 还带领我们走到了美好的现在。但是, 我党并不是一党独大, 在党的领导过程中始终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我党成为执政党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 它是人民的代表。

三、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

(一) 依法治国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新中国刚刚成立, 百废待兴, 需要一个规定来制约, 在新中国第一个宪法的起草、制定过程中, 毛泽东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 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 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 是根本大法。” (2) 经过中国历代领导人的不断完善, 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江泽民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思想, 于1996年2月提出了“依法治国”思想。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第一次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深刻含义, 即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 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这次报告中, 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3月, 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正式把这一治国方略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3)

随着我国不断地发展, 各方面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 总结取得的成就, 同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全会中明确规定,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重大任务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 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等等, 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围绕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 由此可见, 坚持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二) 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一致性

我党作为执政党, 从确立为执政党起就不断探索执政方式, 经过长期的探索研究, 十六大以来,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方式,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有机统一的执政方式。” (4) 我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是宪法确立的。“坚持党的领导, 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 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 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 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 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 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依法执政, 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 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也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保障, 十八届四中全会, 指出“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依法治国只有在我党的领导下才能顺利的开展下去, 只有在我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实现它的价值。同时, 我党的领导只有在依据法律特别是宪法的前提下, 才能做出明确的判断, 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我党只有依据法律才能制定出符合人民大众利益的大政方针, 依法治国只有在坚持我党的领导下才能有效的实施。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相辅相成的, 二者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全文.

[2]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 (第2版)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4]雷厚礼.中国共产党执政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加强党的领导与民主监督的统一 篇11

关键词：党的领导；民主监督；新四军；廉政建设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171-02

新四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能够长期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根本保证，同时也为新四军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四军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一系列的民主政权，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对政权建设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

新四军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民主政权，主要由占大多数的下层工农群众组成，同时它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又非常广泛，还包括富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有的地方还吸收了一部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农民的小农意识以及地主、资产阶的级剥削本质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根除，这就使贪污腐化思想有了滋生繁殖的土壤。另外，由于国共合作的特殊性，国民党利用其主导地位一方面不断地限制、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另一方面不断地以高官厚禄、金钱引诱、拉拢、腐蚀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这样，在新四军以及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内部出现了不愿继续过艰苦生活、追求个人享乐主义的思想，贪污、浪费和腐败现象也时有发生，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毛泽东以高度的历史洞察力告诫全党，要警惕“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防止“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1]392。

正是在这样的大的背景下，新四军在各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加大了廉政建设的力度，其中新四军及其各根据地在廉政建设的大的方向上一方面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不断探索民主监督机制的做法，不仅在当时具有开拓的意义，而且在今天依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确立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前，编在国民党战区，处在日伪顽的夹击之中。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中，为了巩固和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其中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同时，成立了由项英、陈毅、张鼎臣、曾山、黄道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其中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的成立为新四军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东南局和军分会把强固和壮大党的组织作为新四军党组织建设的首要任务，领导全军进行了繁重而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

1.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加大党员发展力度

新四军成立之初，党员数量少，干部缺乏。本着“不让一个具备入党条件的人留在党外，也不让一个投机分子混入党内”[2]29的原则，恢复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组织关系，是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和各级领导从实际出发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一大举措。朱克靖是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南昌起义时是第九军党代表，南下潮汕突围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管文蔚1926年入党的中共丹阳、武进、金坛县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朱克靖1937年冬找到新四军，任军部战地服务团团长。党组织通过多种途径考察其历史和现实表现，批准他重新入党。管文蔚1937年12月起即在丹阳组织抗日自卫团，次年6月，在陈毅率第一支队进到苏南后，他主动与陈毅联系并积极配合战斗。因此，党组织批准恢复其党籍，抗日自卫团改为游击纵队，选派多名干部担任纵队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职，配合管文蔚司令员，使纵队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成为新四军主力之一。经过努力，共产党员在全军总人数中的比例不断增加。1938年4月，新四军共有10 329人，党员2 580人，约占部队的25%；到1939年底，新四军总人数发展到49 901人，党员19 636人，约占部队总人数的40%[3]121。党员的增加为各级党组织的建立健全提供了基础，很快达到了连队有党支部、营有分总支部、团有总支部、支队有党务委员会的要求。

2.把军队中的党组织建设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

确立与健全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先决条件。1937年底至1938年初，新四军部队尚未编组时，军政治部就先建立起来，参与领导部队的编组，并使自己逐步充实和健全。之后，新四军不断加强各级政治机关建设，大力培养和锻炼政工干部，推动工作发展。

在新四军组建时，为了充实和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力量，中央组织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等抽调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干部到新四军任职，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原主力红军的师、团、营职干部。例如，担任新四军参谋长的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都是由中央抽调而来的。此外，新四军参谋处处长赖传珠原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委，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原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原任中共陕甘省委宣传部长，新四军军法处副处长汤光恢原任红一方面军侦察大队政委，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原任红一军团师政委。这批红军干部后来均成为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坚强骨干，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贡献很大。此后，各级政治主官先后配齐，支队配副司令员（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团配副团长（政治委员）、政治处主任，营配副营长（政治教导员），连配政治指导员，使政治工作有人管。

在巩固组织方面，新四军特别重视加强支部工作，明确支部是党在军队中的基本单位的组织，每连中有党员三人者均得成立支部，为保证党在军队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固的基础，同时还明确，支部的基本任务是领导本单位的实际工作并保证一切工作及战斗任务的完成，同时组织和加强政治学习以及党性教育等。支部经常性地对党员进行审查和鉴定，同时在党员干部中开展的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并纠正党员干部中的某些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和不良倾向，一方面提高了党员对组织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党的组织对党员熟悉和了解；支部经常性地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党性教育以党性锻炼和党的政策的宣传为主，以党的文件和共产党员须知、支部工作、党史、党员基本读本等为教材。干部要定期向支部做工作报告，支部对工作报告进行讨论和修改。党的机关要定期实行改选，各级干部调动须经过党的委员会的讨论或决定。通过加强组织建设，尤其是支部工作，巩固和加强了党对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

3.加强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建设

新四军领导层始终认为，干部在集中组织集中领导集中指挥的军队中具有特别重大意义。因此，新四军在加强党的建设过程中始终注意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提高党员干部知识水平与工作能力。首先，加强对党员干部的认识和深入了解。新四军的组织部门配备了专门人员负责党员干部管理工作，对党员干部进行了精密的审查与鉴定，全面了解每个党员干部的全部历史，特别是在各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表现，并建立了党员干部履历书制度。其次，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文化教育。新四军对党员干部的文化教育注重文化常识教育，同时兼顾政策教育、业务教育和时事教育，教育内容的选择注意易学易懂，切合实用。同时还注意进行制度建设，制定了严格的教育制度与学习制度，严格纪律，并奖惩结合。通过文化教育全面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文化知识水平，进而提高其领导能力。第三，通过耐心地教育、说服与斗争，克服党员干部中存在着的诸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等各种不良倾向，并坚决地与动摇、逃跑、叛变、贪污、腐化、堕落、破坏政策等行为做斗争。通过采取这些办法和措施，新四军党员干部党性和工作能力有了显著提高。新四军党员干部整体素质的提高也进一步加强了党在军队中的影响。

二、建立“三三制”政权，加强民主监督

为了团结各阶级、阶层共同抗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三三制”原则：“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742同时还强调指出，为保证党对于民主政权的领导，必须使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备优势；而给党外进步分子及中间派各以三分之一的位置，则是为了争取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撰文要求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必须贯彻“三三制”原则。

新四军各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施政纲领中都明确规定要建立“三三制”政权，并在各级参议会和政权机关中具体实施这一原则。新四军各抗日根据地先后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了民主政权，在创造性地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建立了各级民意机关，县以上设立参议会；区、乡、保设立人民代表会议。各级民意机关对民主政权行使监察权，有权选举、弹劾直至罢免政府官员。例如，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5个县参议会，共有驻会委员43人，其中党员14人，占32%；非党员29人，占68%。8个县行政委员会，共有委员86人，其中党员30人，占35%；非党员56人，占65%。38个乡的行政委员会委员共347人，其中党员133人，占38%；非党员214人，占62%[4]357-358。在淮南抗日根据地，“据路东1942年2月统计，各县政府的干部，共产党员占33.9%，进步人士占19.4%，中间人士占28.9%，其他人士占17.8%；各区政府的干部，共产党员占33.7%，进步人士占20.7%，中间人士占24.9%，其他人士占20.7%；各乡公所干部，共产党员占23.7%，进步人士占17.6%，中间人士40.2%，其他人士占18.5%。”[5]458

新四军抗日民主政权采用“三三制”原则以后，共产党员在民主政权中的数量虽然减少了，但党对于民主政权以及新四军的领导并未因此而削弱。“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742各地在开展民主选举运动的过程中，一方面，十分注意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爱国、廉洁、正直的优秀人才进入政权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竞选中也要求候选人如实地向群众介绍自己的情况并接受群众的监督。另外，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政权还鼓励、支持群众监督各级政府，鼓励、支持群众检举、揭发政府机关中的贪污腐败分子。

正因为如此，政权中实施了“三三制”原则以后，团结了包括地主、士绅在内的各界爱国人士，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确立，不仅未削弱党的领导地位；相反，它扩大了党的影响力，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同时，新四军“三三制”民主政权也是一种民主监督机制，它创造性地实现了政府公务人员自上而下的遵守法律制度和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的结合，以及党内检查和党外监督的结合，它在彻底消除和根治腐败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南京军政治部编研室.新四军组织发展实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3]王辅一.新四军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4]徐则浩.安徽抗日战争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5]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二师淮南研究分会.战斗在淮南——新四军第二师暨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党的领导人论文 篇12

一、领导干部保持党的纯洁性, 根本在于保持思想纯洁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领导干部思想纯洁与否, 关乎党的性质好坏, 关乎党的执政安危, 关乎党的命运兴衰。在中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新时期, 保持领导干部思想纯洁, 显得不可或缺、不容忽视。这要求领导干部, 一要坚持科学理论武装。要加强党的政策理论学习,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工作, 划清“四个界限”, 同资本主义式的糖衣炮弹绝缘。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群众观。二要坚定政治立场。我们党带领人民取得了彪炳史册的伟业, 但路程之艰、牺牲之大、幸福之难我们要常念、常想、常悟。在大是大非面前想得清、在大风大浪面前抓得牢、在各种复杂情况面前站得稳、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得住, 常怀忧党之心, 恪尽兴党之责, 始终跟党走、听真话、干实事, 满怀“有我在就有阵地在”的信念, 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三要经常修身立德。有才无德, 任用不得。做官先做人。做官必须先学会做人, 为官必须先修身, 身正才能官正。品德决定生命的优劣。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一直是我们党任用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准则。领导干部, 要加强道德品行修养, 争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 做到以德修身、以德立人、以德服众, 堂堂正正做人, 清清白白做事。

二、领导干部保持党的纯洁性, 核心在于保持队伍纯洁

队伍是我们干好一切事情的力量源泉。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与否是党的事业成败的重要因素。在党员数量和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 保持队伍纯洁性的问题更加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为此, 一是严把党员入口。坚持用党章规定的标准衡量每一名入党对象, 着重了解其政治觉悟、思想品质和入党动机。组织召开党内外群众座谈会, 认真听取党内外群众意见, 了解发展对象的现实表现。严把党员入口关, 确保把真正优秀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的队伍才是关键, 不断提升党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二是加强教育管理。领导干部要多来党校、常来党校、勤来党校, 党校是一个教育培训干部的马列公园, 是一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红色学府, 是一尊锻炼党性的钢铁熔炉, 来这里接受教育, 将受益无穷。要多向群众询问、请教、学习, 培养与群众打交道的能力, 尽快地与群众打成一片, 坚持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三是坚持去伪存真。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和制约, 建立健全党员、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全面考察德、能、勤、绩、廉。去伪存真, 坚持这五项原则, 才能够真正选择出党和人民的好干部。把不能做到的干部, 及时发现出来、及时进行处理, 及时切除危害党的肌体的“毒瘤”, 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使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始终保持纯洁和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三、领导干部保持党的纯洁性, 关键在于保持作风纯洁

领导干部作风纯洁与否, 直接关系国运兴衰, 关系党的形象好坏、关系群众满意与否。中央把作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 我们要始终坚持抓作风、保纯洁、聚民心。一是真实体察民情。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学校等最基层的地方, 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深入体察民情, 开展调查研究, 并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只有这样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使党的事业蒸蒸日上。二是真情关注民生。悠悠万事, 民生为重, 群众所需要的, 群众所祈盼的, 就是领导干部努力的方向, 让群众就业在岗位, 吃的更安全, 住的更舒心, 出行更方便, 看病不嫌贵, 养老不犯愁, 生活的更加幸福, 更有尊严, 这是所有领导干部奋斗的方向。三是真正珍惜民力。领导干部要善于集中民智, 珍惜民力。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要坚持效率原则, 无论时间、精力的投入, 还是财力、物力、人力的使用, 都应该努力争取最佳效益, 不要增加基层的负担, 坚决反对搞花架子、做无用功。领导干部要爱惜人力、财力、物力, 扎扎实实带领群众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 把群众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 聚精会神地抓好有益于本地长远发展和为广大群众谋利益的实际工作。四是真诚维护民利。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 社会矛盾多发成为一个突出特点。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努力, 都是旨在建立一个民众幸福、和谐安宁的社会。构建一种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 真诚维护民利, 领导干部要及时回应群众合理诉求, 化解群众激烈情绪, 维护群众合法利益。做到不与民生气、不与民私斗、不与民争利。

四、领导干部保持党的纯洁性, 基础在于保持清正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