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文化

中国政治文化（精选12篇）

中国政治文化 篇1

一、政治文化的内涵及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

政治文化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政治现象, 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 也不只是理论化、系统化的政治思想, “它应当是这样的一套态度、信念和情感, 它赋予政治过程以意义和秩序, 它给出制约政治系统行为的基本前提和规则, 它包括政治思想和一个政治体制的运行规范, 因此, 政治文化就是政治的心理与主观态度集合形式的展示。一种政治文化既是一个政治系统的集体史, 又是这个系统中的个体成员的生活史的产物。”

中国政治文化也是一个具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当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它时, 可以发现其具有如下几点特征:

(一) 民族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就是在坚持政治文化的“民族性”前提下, 同各种错误的政治文化理念 (如只重视政治文化的时代性特征) 开展斗争的。政治文化的民族性突出表现在民族的爱国情结。这是人类最朴素, 最深厚的感情, 建国以来, 党和国家始终强调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 并使之成为团结人民的最大凝聚力, 从而保持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中国今日的政治文化就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 不仅学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政治文化, 而且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文化的合理成分, 成长起来的。在未来, 中国政治文化也将始终以这种开放的胸襟来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

(二) 民主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自新文化运动拉开中国变革思潮的序幕, 民主 (德先生) 和科学 (赛先生) 就成为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在它们的指引下, 彻底反对和摧毁腐朽没落的封建政治文化, 对中国人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起到了巨大作用。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过中国政治文化的属性———“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当然政治文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不是空中楼阁, 它必须需要一定的条件, 这就是一定的国民素质。

(三) 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平衡

我们党就一直十分重视主流文化的支配地位, 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主流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价值观, 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源泉, 是全体人民的基本政治原则。

同时在坚持主流政治文化居主导地位的条件下, 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市场经济的背景下, 利益要求的多样化也必然表现为主流政治文化与多种非主流政治文化共存的格局。因此, 在一元的主文化和多元的亚文化之间必须寻求一个平衡点即坚持和弘扬主文化的前提下, 也允许不同民族、阶层、职业、地域、性别、年龄等众多的群体和小群体合理地表达各自的亚文化。

二、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

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必须依靠先进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去扶门祛邪, 并且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去建设先进的政治文化。

(一) 积极倡导中华民族精神, 弘扬中国政治文化的民族特色

“文化是制度之母”, 政治制度是政治文化的凝结。一般说来, 一个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心态, 应是民族全体成员的共识, 是联结一个民族政治共同体的纽带。民族政治文化是民族世代的积累,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成为一种政治文化定势, 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群体的历史经验和政治选择。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必须坚持其民族性, 这样的政治文化才是有中国性的;才能更好释放中华民族的潜能, 成为具有号召力、人民群众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的旗帜。

(二) 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建构中国政治文化的理论内核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 100多年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诞生的马克思主义, 不可能完全符合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的一切具体情况, 更不会为我们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现成的答案。我们只有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思主义的那种“马克思精神”, 开拓新视野, 汲取世界上一切先进的认识成果, 才能从根本上破除封建主义的影响, 有效抵制资产阶级一些腐朽思想的侵袭, 一言以蔽之, 才能为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精神核心和指导思想。

(三) 辨证看待最高政治目标与当前政治文化的问题

就像共产党的总体目标的最高纲领和当前纲领一样, 政治文化建设也存在着最高目标和当前目标的问题。撇开历史现实发展去论述发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建设, 只能是梦幻的勾勒和虚拟性预测。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的选择:只能是最高目标和现阶段目标的统一, 只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远大目标与社会主义当前实践的统一, 只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先进性与中国封建文化落后性、变革的现实性的统一, 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创造性统一。

三、中国政治文化对新时期党的先进文化建设的历史启示

启示之一, 正确处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正关系不仅是中国革命成败得失的关键, 也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建设的保证。关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的关系, 毛泽东曾简洁地概括为“一定的文化 (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 充分重视文化在社会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的思想, 对我国现阶段党的先进文化建设具有指导作用。

启示之二, 与时俱进、勇于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 是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文化工作不断推进的源动力, 也是党的先进文化建设的鲜明特色。中国的先进文化从来都是时代性、开放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统一。新的历史条件下,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 就必须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始终使社会主义文化与时俱进、与世俱进、与需俱进。

启示之三, 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以先进文化立党、建党, 而且要利用执政党的优势带动全社会的先进文化氛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7000万的执政大党, 以其无与伦比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组织优势, 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领导者, 带领全社会学习先进文化, 全面推进中国的先进文化建设, 树立中国先进文化大国的国际形象。

参考文献

[1]埃通加·曼格尔.文化的重要作用[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中国政治文化 篇2

1.跨文化比较，跨学科考证，不要陷入“身在此山中”的局限，使用国际前沿理论，学好外语。

2.士在春秋战国有明显地区别，春秋之前是贵族等级，战国之后是流动阶层。

3.士由成年男子向贵族演变，具有普遍性，例如古巴比伦与古波斯，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4.士大夫是业余的(amateur)，政治上业余，文化上业余。——列文森

5.帝国士大夫是由学者+官僚，两者合一，这具有中国特色。

6.班固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7.士大夫的六艺与九能，士大夫在接受正规的行政教育，但是这是一种贵族教育。

8.周代的乐师(司礼司教)与史官(主书主法)正是后期儒生与文吏的渊源。从周代政治文化中分析，儒生来源于周的乐师，文吏来源于周的史官，两者传承着不同的文化，从事不同的事业。

9.马克思.韦伯对于官僚制度特点的阐释：科层体制;文官政治;法规文档。

10.六艺传承问题，两种六艺的说法，史官传书法和算术(书、数)，阎步克认为孔子只是传礼乐诗书。

11.善于运用考古器物与出土文献印证历史上的疑难问题。(马王堆帛书、出土陶器)

12.孔子西行不到秦，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刀笔吏治天下，文法吏是一种专家行政，符合马克思.韦伯关于理性化行政的阐释。

13.农民起义是否推动历史进步另当别论，但是给予统治者以教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14.汉武帝“独尊儒术”，任用法家人物，儒表法里，儒生与文吏并存。王莽新政充分贯彻儒家治国思想。

15.两汉时期，逐渐儒生文吏化，儒生与文吏合流使得学者兼官僚定型。王粲《儒吏论》

16.论断有扎实的史料证明，熟悉古文及文化常识。

17.中国礼制的核心是区分尊卑贵贱，甚至是生活细节。

18.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贵族化，可以说是历史的倒转，贵族政治的回潮，社会不具有流动性。

19.士族，贵族化官僚，其为东汉士族的继续发展，文教破坏造成学在家族，禅让式王朝更迭使得权势传承。

20.魏晋封建说：何兹全、唐长孺、王仲荦(加上周一良，这四个人是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四大名旦)。

21.内藤湖南对于中国历史分期三段论：古代社会、六朝贵族制、“东洋的近世”。京都学派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

22.东汉三种世家：官僚(官场官族)、豪强(乡里豪族)、文化(石林学门)世家，三种家族不断转换，逐渐合一，士累三经三公，汝南袁氏是例。

23.政权禅让有利于士族的形成，新朝未能彻底扫除前朝政府而另起炉灶。

24.官僚贵族化，导致皇帝扶植皇族，实行宗王政治。魏封宗室而权臣篡，晋封同姓而骨肉残。(王夫之)

25.五胡乱华造成西晋崩溃，东晋士族门阀政治到达顶点，魏晋士族发展是内因，五胡冲击是外因，门阀政治是门阀与皇权的共治，是相对于皇权政治而言，与士族政治概念不一。

26.门阀政治特点：皇帝垂拱、门阀当权，流民御边(侨姓世族、本土士族、流民武装)。

27.皇帝利用官僚打击贵族，而官僚贵族化则压制削弱皇权，贵族是专制主义的对立物。

28.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在特定的背景和环境下运作的，制度规定只是问题的一半，一个制度的全部意义必须与特定环境相结合。

29.学在官府、学下民间、学在家族，教育制度特点演进。

30.中古士族制度特征：门第婚姻(东床快婿、侯景之乱)、任官特权(九品中正制、宫崎市定)、标榜郡望(柳芳《氏族论》)、谱学发达(选官依据)、士庶有别

31.南朝皇权的重振：武将执兵柄、寒人掌机要、皇子镇要藩。

32.高度专制时代，压制宗王;皇权衰落但仍有一定势力，任用宗王;皇权进一步衰落，无法任用宗王。

33.陈朝的政治僵局：士族门阀衰而不僵，其传统权势与文化风尚依然阻碍着政治变革;寒人和武将被文化士族压抑，难以形成新型的政治力量;吴姓士族地位上升，酋帅土豪参与政治角逐，但其政治号召力有限。

34.气候原因促进少数民族的内徙，少数民族入主从根本上改变了北方的社会面貌，民族仇杀(冉闵之乱)，坞壁林立。

35.(南凉)国人武装体制，国人骑射，汉人耕织，国人是政权的主要支撑。汉赵胡汉分治，官号胡汉糅杂，北魏早期官制的部落色彩。

36.门阀士族有自身的发展空间，中国北方的民族问题，两者是政治体制变态的两大原因。但是历史是在北朝走出低谷，北朝是这个时代的历史出口。

37.梁作榦主张东晋封建论(《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衰亡史》)，但是学者对于这一说法存疑，梁主要是表明世界的一致性，但是二者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变化明显不一。

38.十六国专制主义加强(军事专制)，重视法制;南朝则重视玄学，重视教育。

39.孝文帝改革，北朝重建了编户齐民体制，孝文帝改革全盘汉化，移风易俗。

40.宇文泰改制，对于孝文帝改革的反动，有胡化倾向(梅林能止渴，复姓可防兵)。

41.南北朝史：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史，南北不同的政治结构(武将与汉族士族边缘化)。

42.鲜卑异族皇权，民族矛盾使得统治阶级具有内聚力，军功(功绩主义)贵族以及国人武装支持皇权，主奴观念强化军事专制，具有原始平等观念，军事传统推动法制建设。

43.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给北朝带来了活力，北朝皇权因此得到加强，专制官僚政治复兴，再加上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军事实力的增强，历史发展的出口最终出现在了北朝。

44.北朝官僚政治的复兴，法制、考试、考课、监察、官阶、学校、府兵、均田以及三长，胡化以及汉化，二者是相互交织的。

45.唐长孺提出南朝化理论，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唐代的变化是南朝化倾向，北朝只是不必要的曲折，其理论有土地制度、文化以及兵制证明。

46.北朝主流：钱穆(文化病)、田余庆、苏秉琦(活力)。实际上这是双方互补，汉化与胡化互补。南方传承文化，北方重振帝国体制。

47.隋唐中华民族的复兴动力来自被炒得民族融合;隋唐专制官僚的复兴动力来自北朝的民族压迫。

48.16，(西方传教士)西学东渐。

49.“封建社会”：封邦建国;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制度;中西方的概念有一种错位，现有学者有些回避这一种提法，回避社会性质，使用社会时段，例如中国古代(ancient：秦汉之前)、中古时期(medieval：5-1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middle period：750-1550，安史之乱到明代中叶，面临社会问题较一致)。

50.隋富唐强，隋唐在社会发展以及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方面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但是两个王朝面临的问题都较一致：统一与改革。

51.隋唐宋，皇朝名是根据皇帝的潜龙之地命名，隋朝(杨坚父亲杨忠是为隨国公)、唐代(李渊为唐国公)、赵匡胤(归德军节度使驻扎河南商丘：宋州)。

52.统治以及政策核心：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关系紧密的胡汉以及文武混团，“关中本位政策”。

53.帝国的继承和创建，在当时只是一次宫廷政变，贵族家族的衔相接替。

54.杨隋代周，具有差异以及延续，其意义决不止于宫廷政变，新政权以继承汉人传统政治文化自居，打破以武将为主体的北周政治体制，进行体制改革，民族大融合告一段落。

55.589年隋朝再度统一南北，财政支持、北方突厥分裂、北魏以及北周统一北方奠基。

56.历史事件：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政治事件;政治行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把事件当成路径或者窗口，揭示背后的政治的文化，观察全景性的内容。

57.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总体史(total history);长时段(结构：地理时间、结构史、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社会形态)、中时段、(局势：社会时间、情态史、经济史、社会史、国家史)、短时段(事件：个体时间、事件史、政治变动、人物外交、立法战争)，宽视野的观察。

58.民族国家与帝国的概念有别;国家有疆界，中国有边界，这个概念在宋代形成，中国成为主权国家，在一定意义上为近代国家雏形。

59.南北朝分裂时期发展起来的文化差别，并未构成政治统一的重大障碍，反而使得当时的人们产生了互补的渴望，使得这有利于隋唐大一统格局形成。

从政治文化角度解读中国梦 篇3

中国梦是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提出的重要的政治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都反复强调要实现以民族复兴为基本目标取向的中国梦，并对中国梦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目标做了明确的解读。在党和政府的各种文件中,中国梦也成为一个闪耀的名词概念。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梦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理念，它对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发展必然会起到很大的影响。学术界应该对此予以充分的重视，通过认真的研究来了解其真意、辐射其社会价值，使人们从更宽广和深远的眼光来理解这个命题的意义，从而有助于其具体的实践操作机制的形成。

如何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中国梦？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超越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国家意识形态理解上的差异，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保持活力注入了新鲜的政治资源 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如何改革、如何开放的问题，中国社会各界在思想方法上产生了一定的分歧。这些分歧一开始集中于具体领域、具体的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时间空间的范围等问题上，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有些人以为通过意识形态的彻底改变就会保证改革开放的成功。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曾提出过不争论的策略，其目的不是不坚持意识形态上的原则性，而是防止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蔓延化，并因此陷入空谈误国的境地。但30多年改革开放所积累的有关意识形态认识上的差异非常多，从大的方面来看至少表现为以下几点：在政治上虽然总体上国人对于坚持中国特色具有坚定的共识，但始终没有对于坚持现有的政治制度具有坚定的自信，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挑战下，中国究竟如何选择西方政治制度、体制的合理性内容，没有获得确定的认识。无论是自由主义者、新儒家、新老左派，还是新权威主义，他们的政治主张在国内都有一定的受众，虽其影响有限，但明显地对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的我国政治制度的现实合理性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在经济领域，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这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指导性影响明显式微，在我们已经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越来越受到一些人的质疑；至于文化领域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充满争议，始终就如何在具体的机制、体制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上缺乏共识。这些分歧是不可能通过一般的行政手段消除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建构一套超越这些分歧的政治文化体系。这种超越既必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又必须在形式和内容上实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梦抓住了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内在动因，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历史过程，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线索和规律、取向，既内在地坚持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又给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了符合中国习惯、心理的无限宽广的外在形式。总之，中国梦命题对于当前中国人凝聚共识、消除各种认识差异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

二、增强了中国政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政治话语主导权 

任何一个执政党和政府必须要有一套能够激发民众热情、砥砺民众意志、鼓起民众士气、吸引民众眼球的话语体系，否则，就无法获得话语的主导权，其执政的合法性和效率就会大大降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互联网、手机时代的到来，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社会舆论的丰富性，利益群体的重新组合，社会环境的不断开放等新情况的出现，使得党和政府的话语主导权受到了冲击和削弱。这种局面的发生，从总的来看是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大环境下的产物。为了拨乱反正，就必须要从过去的政治话语体系中转换过来，为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也必须要创造新的话语体系。但问题是我们在解构旧的话语体系时，没有及时地建立新的话语体系。缺乏适时合适的话语体系，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号召力的发挥会受到很大的制约，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措施往往得不到民众深层次的理解。任何国家执政党和政府都必须有一套切合本国民众人心、为他们所自觉和不自觉地认同的政治话语，这是政党政府保持社会秩序和效率的基本的文化前提之一。我们党和政府在这30多年中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总体中做了很多的事情，但在将这些成就总结、内化、上升到为具有高度包容性内容的政治话语体系上显然存在发展的空间。没有为老百姓所信服、熟悉的话语体系，执政党和政府往往被动办事，容易陷入事务主义，还容易在应急的要求下脱离自己的理想和宗旨。这个局面不改变是不行的。我们不但有富有生气活力的对内的政治话语体系，还要有开明开放、进取公正民主等精神内涵的对外话语体系，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符合现代化发展的方向。而目前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对内对外的政治话语中缺乏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主导权。面对这种情况，简单地通过行政方式来扩大话语权是不行的，必须要通过话语体系本身的转换才能获得成功。中国梦作为一种政治语汇，避免了一般的意识形态话语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色彩，国内外的不同层次的主体都能从中看到中国新的领导人清晰的执政思路，也因其中性化的色彩和多元化的主体而呈现出巨大的包容性。所以，这个命题的提出获得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认可，广大人民群众不断从这个朴实的命题中寻找各自的发展着力点，充分地说明了中国新的领导人在政治话语主导权方面获得了成功。

三、凸显了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驱动、基本轨迹和走向，为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提供了历史文化资鉴 

任何现实政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必然性都有其历史依据。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是在西方的挑战中开始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激励中国人走出这崎岖不平、九曲回肠的道路的是民族复兴的愿望，是基于中国梦的不懈追求。所以，提出中国梦这样的政治口号、政治命题，就是要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说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真正动因，说明了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政治和社会舞台的必然性。所以，运用中国梦可以把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脉络打通，将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过进步作用的各种思潮、流派、人物的共性凸现出来，这对于消除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提供了科学的工具。通过近代中国梦历史任务和实践的梳理，可以使得人们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认同，对于我们当下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资鉴作用，对于未来中国如何围绕民族复兴梦而完善政治建设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它尤其有助于我们在现实和未来的中国政治发展中实施改革，把历史、现实、未来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中国的发展。中国梦是一个能把不同的政治力量、政治实践与现代化民族振兴串联在一起的政治话语，它内在地表达了对那些为中国的振兴发展在不同的实验中起推动作用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尊重，鞭策现实中国人去超越各种认识分歧、利益争端，共同围绕中国梦实现的目标前进。这个话语由于没有脱离历史，也没有脱离群众实际的需要，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四、反映了当前中国人对于民族文化越来越强烈的自我认同，从政治设计上适时地回应了这种认同的情感和愿望 

近代中国屡战屡败、积贫积弱，在西学东渐的热浪吹拂下，很长一段时期内有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自卑的情结。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出于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对于传统民族文化教育也在不经意中忽视。在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期内，长期闭关锁国使得在骤然打开国门后，人们在物质产品消费上感受到的巨大中外差异中又产生过民族文化自卑、甚至自虐的倾向。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魅力逐渐凸显。此时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再次获得了对于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强烈的自豪感、自信感，这是中国现代化中最为令人振奋的事情，它表达出这样的信息：中国道路得到人们文化上的认同，中国精神得到了激励，中国人力量已经被激发出来，这个时候，只要领导者适应民意，打出“中国梦”这张关键牌，就可以使得中国共产党获得强大的政治组织力，更能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领导的合法性。任何政治理论、政治实践如果不懂得尊重民众文化上的自我认同的情感和愿望，那么它就一定会失去民心，政治秩序和效率必然会受到根本的动摇。

中国政治文化 篇4

中国古代情爱文化与政治文化是中华文化体系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是中华文化体系圈区别于其他文化体系圈的显著区别。下面从情爱文化对政治的影响、政治对情爱文化的影响两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就情爱文化对政治体系影响方面而言,主要从情爱文化中的诗歌、传说故事两方面进行分析,至于戏剧、小说,由于出现较晚,主要处于宋明理学等新儒学的影响下,作为思想禁锢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其对国家政治社会的发展所造成的冲击力几乎微乎其微,本文拟不作深入探讨,但其对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和政治论理教化的推动作用却不容小觑。

中国古代社会自汉代孝武皇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奉儒家经典为治国律条。歌曲、戏剧、小说、占卜、祀鬼神等日常娱乐活动,无处不渗透着道德教化,发挥着治民理民的政治功能,由此可见戏剧、小说等后起文艺作品对政治社会的影响。反过来,亦可以证实中国古代政治教化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不仅约束着人民的社会生活,既使在日常娱乐消遣活动中,也无时不刻地在潜移默化地引导、规范着人民的思想行为。

关于中国情爱文化中的传说故事对政治文化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最早的爱情故事——湘妃和虞舜的感情传说,被广泛记载在《尚书》、《山海经》、《孟子》、《楚辞》、《史记》、《列女传》等六大系文献中,并被西汉时期汇编的《列女传》置于105篇传记之首,称为“元始二妃”。其故事文本首先就将虞舜和湘妃的情爱文怀融入到当时的政治体系之中,包括帝尧下嫁娥皇、女英于虞舜,其中主要目的即是处于政治考虑。二女共事一夫的和谐、融洽的家庭伦理关系,提升了舜的政治生涯,并被称作三皇五帝之一广泛流传。其爱情故事不仅造就了“湘妃竹”的自然传奇,更被称为“盖为古今恋爱者之祖”。帝舜成功的政治业绩或许多少受到了如何处理家庭夫妻情爱关系的启示吧。限于历史年代久远和史料文献的匮乏,只有存诸阙疑了。

其次,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对于恋人或夫妇情爱文化的影响方面,主要表现为政治理念对于宗族社会、家庭伦理价值理念,处事准则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发展和中国古代情爱文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或者说是平行发展的。在隋唐以前,特别是秦王朝统一以前,封建制度尚不成熟,主要出于封建政治承继家庭伦理阶段。封建政治体制自身不完善,作为社会发展大传统的上层建筑对于宗族家庭伦理的反作用力度较弱。因此,主要以民间歌咏为主要形式的《诗经》文学在表现爱情问题上最为纯朴,以传达人民群众最真挚的情感生活为主要内容。但也存在个别篇章体现了封建家长以封建等级观念压迫儿女婚事的实例。

随着封建社会政治体制发展,封建伦理教化日趋成熟,封建道德日益内化为人民普遍遵守的社会共同准则,封建阶级压迫者在原有的正常家庭情爱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政治理念日趋畸形,施诸于人民群体之上的是扭曲了人性、变态了的外在约束。

人民群众的内在理论潜在地存在着要转化为实践的要求。人们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必然依照内心所认同的道德标准律人律己,封建教化自觉转化为人们的处事原则,外在表现形式就是人民的行为举止。当一种理念转化为人民群众普遍自觉遵守的准则以后,在没有一种新的足够的强大理论冲击足以促使其毁灭的情况下,该种理论是不会自然消亡的。相反,这种理论会在人民群众潜移默化的认同心理和不自觉地践行中日益强大。

如果说隋唐以前,封建政治理论对于人民群众的压迫还主要是以民间自觉的形式存在;那么,宋元以后的封建政治理论压迫已经程朱理学系统化,上升到了宗族、国家的社会整体层面。统治阶层自上而下的约束劝导,民间群众自下而上的践行推动,再加上社会教育机构的推波助澜,封建政治理论已经成为严重束缚人民思想的强劲枷锁。社会整体的封建政治理论的桎梏逐渐转变为人民群众深入骨髓的道德信仰,转化为潜意识中的不自觉行为,反抗抑或质疑就自然站在了社会、国家的对立面,成为整个社会伦理秩序的敌对者。在令人窒息的封建正统政治的压迫下,中国古代情爱文化在整个社会中的处境日益窘迫,日益受到程朱理学的禁锢,越到后来,所受禁锢越大。甚至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杀人教条,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开明的社会情爱文化渐趋衰亡。元剧四大家之一白朴的《西厢记》被诬蔑为诲淫诲盗之书,也被朝廷列为禁书,禁止民间传阅。翻看各个朝代的史书,特别是宋元以后的史书,不难发现《列女传》所占篇幅的加长和人数的增多;另外,朝廷颁赐的贞节牌坊,宗族祠堂的训文宗谱,等等,也都在精神上和外在物质形态上增加了政治理论对于人民群众的心理负担。正常的恋人或者夫妇情爱文化变成了承受过多政治因素的畸形礼教牺牲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情爱文化小传统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大传统互相影响,交织作用的过程。前期以情爱文化小传统奠定政治文化发展演变的基础,推动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成熟、完善和国家文化体系形态的文明历程;后期成熟壮大的政治文明形态约束、滞碍了情爱文化的正常发展,严重毒害了中国家庭伦理的正常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王云五,马持盈.诗经今注今译[M].台湾:商务印书馆,2011.

对当前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 篇5

对当前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

中国的政治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变革和发展,在每一个固定的时代都给了当时的政治最可靠的政治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采用的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但是以往的政治文化传统并不是荡然无存,优秀的文化被保留和继承,同时新的政治文化形态正在逐步形成.政治文化是政治的.根基,社会需要稳定和有说服力的政治文化来为它服务.现阶段中国,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在快速发展,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我们需要更加慎重地审视政治文化是否可以给社会发展带来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文化认同.

作 者：刘嘉庆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刊 名：理论界 英文刊名：THEORY CIRCLE 年，卷(期)：2006 “”(7) 分类号：G0 关键词：政治文化   变革   稳定   发展  

中国政治文化 篇6

互联网中国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正如汪丁丁指出的，“中国现象复杂性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转型期社会。它同时有三重的转型：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转型。这三大转型期恰好重合在一起了，这就使得当前我们社会转型的各种层面（文化、政治、经济）的波动发生在同一段时期内，所以显得变化莫测，大家都迷失了，大家都开始寻求可以指导人生实践的理论。”

用汪丁丁的话说，中国问题——也就是转型问题——的问题意识应该“由此上溯牭揭磺О税偎氖辍保簿褪墙橛谂┮滴拿鳌⒐ひ滴拿鳌⑿畔⑽拿鞯娜植煌欠侵淅刺崃段侍狻P伦笈珊妥杂膳傻木窒拊谟冢前讶死喾⒄褂涝抖ǜ裨？0世纪，既没有上溯到上一代文明，也没有展望到下一个文明。因此其问题意识，不足以面对21世纪的跨文明问题。

互联网中国思想的核心，是意义。意义是信息的本体，它既是物又是心，用它来弥合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可以借助互联网这个意义通道，建立一条通向生活的“回家的路”，不致因手段而忘记目的。这样一种理念具体表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不同于东西方文明的第三种取向，即信息文明、信息社会的取向。它是与第三次浪潮对应的人类第三条道路。

经济学的“第三条道路”

十多年来，汪丁丁教授从思想和方法两个方面，大力开拓经济学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从思想方面，将经济学的物的方面与人的方面结合起来，思考经济发展与道德重建的结合。努力将短期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长期内社会和谐发展内在结合起来。

从方法方面，汪丁丁引导反思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来审视问题。上世纪50年代斯诺提出“两种文化”之说以后，很多学者都试图走一条综合“科学”与“人文”的“第三条道路”，汪丁丁正是怀揣如此抱负，开始研读脑科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现象学。

针对标准经济学走向科学主义的极端，汪丁丁将突破的重心放在了反方向上的行为经济学上。他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就是这方面突出的成果。

本书是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2010年在北京大学讲授“行为经济学”课程的课堂讲义。该书写作的主旨，在于通过演化论视角的提出，为“行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建构提供一套在演化论视角下的整合框架，“将田野和实验室的实验，网络社会科学和脑科学三大研究方向归而为一，促成学术共同体内对于该学科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议题达成共识。是作者继《制度分析基础讲义》《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之后的最新力作。

其中，网络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向是对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群体主义的新综合。脑科学研究路向和田野及实验室研究路向，在这一综合框架内提供经济行为解释的海量数据。基于这些新的数据，行为经济学建立有限理性模型，解释广泛存在于生物界的合作行为。

后现代经济思想是互联网中国经济思想的另一成就领域。后现代经济思想也是科学与人文结合的第三条道路。如果说标准经济学的科学取向，主要体现在同质性假定上，后现代经济学的人文取向，主要体现在异质性假定上，旨在实现同质性与异质性的融合。

国际上并无后现代经济学，因此后现代经济思想是典型的中国思想。后现代经济学试图解决经济与道德二律悖反问题的方法是，首先在经济学基本假定之上，建立“心物一元”这一标准。用与主流经济学家完全相反的感性分析“心物一元”的研究套路，对价值、交换、货币、组织、资本、制度、福利进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解释。用网络经济学扬弃农业时代“心”的经济学与工业时代“物”的经济学，使心和物在更高的网络意义的层面统一起来。

值得指出的是，《后现代经济》对后现代主义持肯定与否定两种态度。肯定的是其异质性假定；否定的是后现代主义者对科学技术抱有的排斥态度，认为异质性（心）不是农业的小生产，而是互联网支持下的情感、道德、关系、信任、合作，以及碎片化、多元化、个性化等。

政治学的“第三条道路”

王俊秀、胡泳和段永朝的《意义互联网的兴起与适当社会的到来》脱胎于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课题，提出了以信息文明理念弥合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理念二元对立的政治学“第三条道路”。

政治学弥合权力和道德之间强弱二元冲突的“第三条道路”，在于以正当性替代合法性，作为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强调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平等，主张建立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适当社会。

其中道理在于，作为合法性基础的理性有最大化、最优等问题，但作为正当性基础的适当没有最大化、最优。不大不小，刚好适当（正当），这就是“好”的标准。它既反映了中国的古老智慧，又体现了互联网新兴的异质包容。回顾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历史，人类正好是跌在这个问题上。新左派和自由派争论不休，但都在削弱他人权力，扩张自我权力，没有跳出权力最大化的工具理性思维。而新的理论将作为终极目的的意义，置于工具理性之上，从而超越了原有话语的“恶的循环”（黑格尔语）。意义是内生于互联网的信息的终极价值，它是从互联网发展中自然显现出来的“道”。

适当社会强调从个人走向他者；从市场走向社会；从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走向自由获取的积极自由；贫富强弱不改变人格上的平等。适当社会的提出，是对启蒙运动以来政治理念的颠覆，它削弱了各种权力扩张的思想基础，为强者与弱者的平等创造了条件。

新的学说强调生活政治的观点。指出互联网的遍在性给予社会个体前所未有的信息控制能力，让他们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可见度和更大的话语权。强调网民在日常生活中主张权利，个人在坚持着自己的生活，那么他就参与了生活政治。

在社群方面，意义互联网正促使人们回到团结性的共同体。跨地域的、紧密联结的数字化社群蓬勃发展，基于兴趣、需求和价值认同的社群以跨地域的方式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纽带重新接合，社会团结得以重建。

文化学的“第三条道路”

互联网精神文明或网络文化的问题意识，源于“回到精神现象本身”。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工业时代精神现象学，强调以代理人为主体，以精英为中心的体现于各种精神活动中的绝对理念。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这种中心化的宏大叙事面临解构。互联网将去中心化的体验置于精神文明的核心位置，与文化代理现象相对，让精神文化复归网民自身认同，在生活中体验意义所在。

将体验置于文化学的中心是因为，体验必须由委托人亲自进行，而无法由代理人代表。体验之于网络文化，相当于异质性之于网络经济，正当性之于网络政治的地位，是新文化体系的内核，是下一代文化的新物种。

从这个角度看网络文化的草根化、通俗化、生活化、娱乐化、即时化，就不难理解了。正如胡泳所言“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不是一个专业了”，将出现“全民做新闻”，艺术（乃至各种原来的专业精神活动）也“不是一个专业了”，将出现全民参与的精神现象。

网络文化要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心物一元”，把意义（为人的目的、宗旨）置于一切工具性的手段之上，犎靡徊糠秩讼瓤炖制鹄矗瓤炖执罂炖郑钪帐迪止餐腋！

中国传统文化与高中政治课程 篇7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高中政治课程符合文化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规律, 能有效提高高中政治课程的实效性。心理学研究表明, 任何理解都不是白板式的直观反映, 它们必须以前见的或者前理解为前提, 在构成前见和前理解的众多要件中, 认知主体所处地域的民族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传统文化对认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是由文化的二重性决定的。一方面, 文化意味着“人化”, 它是有意识的人类在现实的生命活动——实践中产生, 并不断历史的继承和沉淀下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正是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 人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外在客体, 从而赋予客体属人的意义和内涵, 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正是在历史的沉积中, 多彩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得到深化和内化, 从而成为标识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文明符号, 即传统文化。另一方面, 文化意味着“化人”。虽然人创造了文化, 但文化也塑造了人, 作为现实个体的人总是需要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 在这个意义上, 人是前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和结果, 传统文化构成了人生成与发展的前提, 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观点态度, 也就是说历史文化构成了当下人认知的“逻辑的格” (列宁语) 。

文化与认知的互动关系意味着, 教育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脉络而成为孤立的独白和僵硬的灌输, 理论的活力在于为人们所理解和内化, 而一种理论只有注入了历史文化的血液, 才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才能融入个体的精神世界。纵观中国近现代史, 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之所以在思想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如此大影响, 正是因为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互动:一方面,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出发点, 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和活力, 另一方面, 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视角, 给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特色, 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高中政治课程的对象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塑造和形成中的青年学生, 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记忆和把握, 更应当是理论的理解和内化, 只有如此才能为中国梦的伟大实现培养既具有专业素质, 又具有良好道德的新世纪人才。过去的中学政治课程往往以灌输而非引导, 记忆而非内化的方式展开, 进而沦为了学生为应付考试而不得不掌握的枯燥知识。这种方式的教育不仅效果微弱, 甚至会使学生产生厌烦和抵触情绪, 从而产生负效应。造成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不良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施教者忽视了文化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相关规律, 脱离文化传统和文化语境阐述知识, 让本该唤醒学生道德意识的学问变成了知识的独白, 让本应内化的理论变成了工具理性的运用。

二、契合与启迪——传统文化融入高中政治课程的现实可能性

多元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传统文化构成了绚丽多彩的属人世界, 是当今世界的重要特征。虽然当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总存在着差异, 差异可以造成排斥性的对立, 但也可以产生多样性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众多思想精髓与高中政治课程的目标和内容存在着内在的一致和深刻的契合, 二者的结合有利于丰富课堂内容, 弘扬优良传统, 增强学科认同感。

一方面, 儒家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理念内在契合。儒家教育思想对传统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有着深厚的影响。在教学方法上, 孔子主张“因材施教”。个体在认识结构和性格特征上不尽相同, 标准化的课堂教学虽然满足了大多数人都能受到教育的要求, 但也忽视了个体及其个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孔子在教学中往往针对不同学生的相同问题给予不同方式和不同内容的回答, 这些回答表面上看似随意, 甚至相互矛盾, 但实际上却是孔子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做出的有针对性的教育。在教学原则上, 孔子主张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在此, 孔子主张教学应当是带着问题意识的教学, 课堂不应当是教师的独白, 而应当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的主动思考。在教学目的上, 孔子主张立人, 培养学生“至于道”的品格。唐儒韩愈的名句“师者, 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深刻表明了儒家的对教育目的的看法, 教师最重要的目的是传道, 但这里的“道”不仅仅是学问之道, 更是做人之道, 人生之道……当代教育主张素质教育和尊重教育, 认为教育应当以人为本, 应当让学生实现“知情意行”的有效统一。中国传统文化, 特别是儒家教育哲学思想无疑与当代教育的这些理念有着深刻的一致性, 给予巨大的启发。

另一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为高中政治课程提供了丰富的具有启发性资源。中国传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很多内容与中学政治课程有着密切联系。在政治思想方面, 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为政以德的主张体现了民主理论的萌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和法家的法制思想则对于思考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在经济思想方面, 荀子对如何实现“富上而足下”, “上下俱富”这一理想探讨, 体现了积累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儒家与其他学派关于利义之辩的讨论则为思考法治经济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哲学思想方面, 佛教哲学关于“有”、“无”、“空”三个概念之间关系的阐述为理解辩证法和对立统一具有深刻意义;儒家的“格物致知”理论则能更具体和生动的理解实践及其与认识的关系。可见, 中国传统思想与中学政治课程中所涉及的内容不是割裂的。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人类在发展中, 总会面临相似的问题, 而先贤的思考往往包含了智慧的火花, 能为理解和解决当下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在授课过程中也可以应当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的相关内容, 在历史的阐发和对比中, 展现理论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三、超越与创新——传统文化融入高中政治课程的方式和路径

中国传统文化与高中政治课程的相互结合既具有理论的可能性又有现实的可行性, 为使传统文化在实际教育过程中具有更好的效果, 应当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努力。

第一, 超越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 辩证看待传统文化。当前对传统文化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看法, 一种观点全盘肯定, 另一种观点全盘否定, 而两种看法都是恩格斯所说的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体现。全盘肯定者主张回到过去, 否认当代文化的价值, 忽视了文化和思想应当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有所发展的;全盘否定者则总是为传统贴上种种标签, 从而简单粗暴地排斥传统, 例如:在对传统哲学思想上, 大家往往习惯性地贴上“唯心”和“唯物”的标签, 并毫无思考的认为唯心就是不好的, 唯物就是好的, 对此列宁曾提醒大家“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昧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 在此列宁正确地指出, 对待传统思想和文化时, 应当保持客观的立场, 应当深入其具体内容本身而不是对其内容简单的定性, 只有以辩证的观点分析, 以历史的视角理解, 才能防止两极对立的错误观念。

第二, 创新教学体制, 建立多学科协助与联合机制。当前中学教学中, 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主要通过语文课本中的文言文和历史课程中的中国古代史部分, 而政治课程涉及传统文化的内容较少。这种情况教学状况容易将传统文化的各个部分割裂开来, 在强调学科综合的当下, 也不利于各学科的融合与汇通, 对此学校和教师应当建立多学科协助与联合机制, 通过文言文学习, 掌握阅读历史与传统的基本技能, 增强历史感;通过历史学习增强对相关文言文历史背景的了解, 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学生的学习与思考提供丰富的文史资源和理论问题;通过高中政治教育的学习, 加深对历史事件和文本思想的分析和把握, 为进一步学习历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只有各学科的相互联合, 才能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和素质。

第三, 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 超越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课堂教育的时间、形式和内容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高中政治课程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 更应该走入学生的生活, 通过各种方式, 以多重面向展开。与知识的直接传授相比, 教师的人格感召力, 学校环境的感染, 集体环境的熏陶和文化生活的浸润更能起到潜移默化的效果。为此, 教师应当充分利用“第二课堂”, 举办读书会, 以优美的古典文学陶冶学生的高尚情操;播放历史纪录片, 将书本上干枯的历史事实和知识以生动、鲜活的方式展现出来;布置政治小论文, 引导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与探寻, 激发理论思维, 开拓理论视野。高中政治课程的教育教学目标是要学生将所学理论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 在多元的施教方式中, 让学生愉悦且自愿接受传统文化的熏染, 更有助于学生将理论上的“知”转化为实践上的“行”。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 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掌握有利于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高中政治课程作为塑造和培育学生正确政治观念和优良道德品质的课程, 应当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来丰富和发展自身。本文试图分析将传统文化融入中学政治课程的心理学基础和现实可能性, 并以此为基础, 探讨其融入的方式和路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学政治课程,心理学基础,现实可能性,途径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2]孙正聿.哲学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3]李炳全.文化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中国政治文化 篇8

一、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传统文化教育是每个国家教育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能轻易被削减。尽管传统文化中有一些落后或过时的成分, 但传统文化中同样也蕴含着很多精华, 仍值得今天去继承并加以创新。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对于提升民族自豪感、深入开展爱国主义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教育都不能轻易削减

西方保守主义者认为, 传统文化是人类在千百年来的生活中经过无数次试错而形成的, 既然传承下来就有存在的理由, 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合理的。保守主义者还认为, 彻底打破传统也是不理性的, 因为它使人类在短期内失去了指引。同时, 针对自由主义认为人类是完全理性的的观点, 保守主义认为人类并不是完全理性的, 在打破传统的同时, 人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很快创造出一个完美的新传统。这样一来, 结果反而会更加糟糕[1]。所以我们应该重视传统的作用, 即使进行改革, 也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渐进的改革。

既然传统文化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不能轻易削减, 传统文化教育也就自然不能轻易削减。如果被迫削减, 人类就会在短时期内出现价值迷失。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道德滑坡, 给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市场经济对人们观念的冲击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在新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之前, 对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过早抛弃和对传统道德观念教育的削减也是重要的原因。在传统文化教育观念中, 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每个人不仅要认真学习做事, 更重要的是学习做人, 即个人道德品质的培养。这一观念对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今天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只知道埋头做事, 而忽视了如何做人, 严重忽视了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 造成了一系列的悲剧。

2. 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成分值得我们今天继承

由于受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一些人很轻率地把传统文化一概斥之为封建糟粕, 全盘否定了。可是传统文化中的确有很多仍然适应今天社会需要的东西。从宏观上看, 清华大学曹德本教授把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归结为和谐文化模式, 和谐文化模式包括天人和谐、群体和谐和人际和谐[2]。在传统文化中, 对如何维持三大和谐有非常经典的论述, 而这三大和谐仍是我们所努力实现的目标, 传统文化在这方面给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可以借鉴的资料。

从微观上看, 传统文化中对家庭的重视、孝道文化等对今天的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今天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 但它只能提供物质上的保障, 而对每个人更重要的精神抚慰仍需要家庭成员互相提供。更何况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还很低, 家庭保障仍然是社会保障的重要补充。在这种社会现实条件下, 我们应该更加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中对家庭伦理的重视和孝道文化。

3. 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是提升公民民族自豪感, 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

每个公民对祖国的热爱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本国的历史;二是本国的现状。如果当前的政府是一个非常优良的政府, 每个公民都生活得非常幸福, 他们会理所当然热爱自己的国家, 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同时, 每个公民对祖国的热爱还基于对本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如果自己的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每个公民也会自然而然具有一种民族自豪感, 对祖国的热爱也会油然而生。即使社会仍然有很多阴暗面, 绝大多数公民也会基于历史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二、我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的独特性

当前, 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社会上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需求也很强烈, 但相关领域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依然不够, 传统文化教育的传播途径依然很少, 且传播给受众的内容过于浅显和有失偏颇。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专业理论课程, 其中所包括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精神内涵。在学习中国政治思想的同时, 可以使学生同时学到一些传统文化的精髓。

1. 我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

目前, 中小学的语文、历史等学科涉及了传统文化的知识, 但受应试教育的影响, 这些课程中涉及的传统文化知识大都是通过教师讲授的方式灌输给学生的, 然后要求学生以背诵、记忆的方式加以理解和掌握。在这种教学模式下, 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只能停留在了解的阶段, 并没有理解和领会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真正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在日常生活中, 发达的传媒也提供了很多传统文化的资讯, 但由于受收视率等因素的制约, 传媒传播的传统文化知识大多停留在保健养生的层次, 有些甚至传播了一些落后、过时的内容。对保健养生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这些知识在传统文化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当然不能全面体现传统文化的理论深度和精神内涵。除了保健养生内容以外, 很多古装影视剧大都聚焦于皇帝、英雄等人物的历史, 里面渗透的是皇权至上等专制思想, 而这些内容不仅不能为今天所继承, 恰恰是应当予以摒弃的。

再者, 由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大量的外来文化也通过发达的传媒占据了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大脑, 使他们对外来文化了解甚多, 而对祖国的传统文化却知之甚少, 这就进一步挤占了国人接受和消化传统文化的空间。当前很多年轻人热衷于过情人节、圣诞节等“洋节”, 而对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中国传统节日却没什么兴趣。每到春节,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拥挤的春运, 而不是这个节日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

2.《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的特殊性

首先, 虽然《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讲述历史上各派政治思想发展历程的一门课程, 但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政治学并不是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 政治思想与哲学、伦理学等融合在一起, 在讲授政治思想史时不可能不涉及传统文化, 这就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教学过程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操作上的可行性。

其次, 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方政治思想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政治思想比较偏重于对国家本质、起源、目的等政治哲学问题的研究, 而中国政治思想主要侧重于治国之道的总结与探索[3]。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从整体上讲, 是一个完善的学术系统, 这就是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 实现修身、治国、平天下[4]。为了提出治国、平天下的理论, 很多思想家都首先展开对天道、人性的研究, 这些理论中的很多内容对于今天的国民提高自身道德修养都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在学生学到政治思想史知识的同时, 又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

三、如何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的教学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在这门相对较为特殊的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教师首先要有自觉的传统文化教育意识, 能够很自然地把传统文化的教育渗透到教学过程中去。通过让学生阅读传统文化经典著作和亲身践行传统文化, 真正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活力。

1. 任课教师要有传统文化教育的自觉意识

在全球化的时代, 教师和学生都不可能拒绝外来文化, 但作为担任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的教师, 应该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的责任, 把在教学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也作为自己的一种使命。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认识到每个人更应该了解和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 不能一味地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过时, 现代人应该全盘接受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固然更加适合现代人的胃口, 但现代文化也有很多让人诟病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 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 很多人都在呼唤传统的回归。国内近些年来兴起的国学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教师要让学生认识到我国应该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 而不是一味地接受西方现代文化。只有这样, 中国文化才能以平等的姿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对话, 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 引导学生阅读传统文化的经典

首先, 确定要求学生阅读经典的范围。教师给学生选定的都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包括《论语》、《孟子》、《老子》等经典著作。其次, 给学生介绍阅读经典的方法。在大学阶段阅读经典, 一定要摒弃中小学阶段仅停留在死记硬背的模式, 而是通过诵读, 用心灵去体悟传统文化中的内涵。最后, 根据自己的阅读, 写出一些相应的心得体会, 并在同学之间、师生之间进行交流。不需要统一的格式, 也不限定字数的多少, 但一定是结合自己的体悟, 真实地总结自己的收获。只有通过认真的品读, 用心灵去和这些思想家去对话, 才能真正体悟到传统文化的精髓。

3. 通过亲身的实践, 切实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活力

传统文化教育既不能仅仅停留在饮食和养身上, 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 最后还应该把传统文化教育与现实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传统文化中的礼仪、修身、养性等内容既是理论的精华, 也是指导每个人开展实践的指南。通过阅读经典的体悟, 要让学生把这些体悟应用到实践中去, 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结合对儒家的仁爱思想的体悟, 让每个学生从自身做起, 从建立和维持与父母、老师、同学的良好关系开始, 扭转存在于亲人之间、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不良关系, 从而进一步投身到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结合道家的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等理论, 积极践行环保、低碳生活方式。通过这些亲身实践, 学生会真正感觉到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今天并没有过时, 只要赋予其新时代的内涵, 仍然能给当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巨大的精神支持。

在短时期内, 我们不可能期望每一个专业都专门开设有关传统文化的课程, 但可以通过在相关的课程中开展传统文化的教育, 并采取恰当的方式、方法, 同样能取得相应的效果。在此基础上, 我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会更加成熟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5.

[2]曹德本.和谐文化模式论[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3) .

[3]丁小萍.中国古代政治智慧[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中国政治文化 篇9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政治参与,积极影响,消极影响

“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是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提出来的。他说:“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形成于本民族的历史以及现有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之中。”由于我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制度,使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成为一种以维护王权为核心的政治文化。

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一定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①。政治参与与政治文化一样,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和强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政治文化,导致不同国家的公民会有不同的政治参与模式和状况。我国古代以维护王权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对我国当前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特征

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是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核心和指导的。儒家思想“贵仁重礼”,重视宗法关系、强调尊卑有序。这两个特征对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产生了很大影响。

1. 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

宗法是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族关系的制度。宗法关系是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中国人人生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生老病死、婚姻嫁娶,甚至择业谋生,都不能脱离宗族关系。宗族在进行社会教化、维护社会秩序、施行社会救助等方面发挥着较大的作用。比如,家训、族规中体现了对“孝”、“悌”等观念的倡导;宗族往往会对那些有违背儒家伦理行为的族人,做出严厉的惩罚。在宗族之内,族人间互相帮助,尤其体现在对族内的鳏寡孤独之人、贫困之人的生活救济上。

2. 尊卑有序的臣民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臣民文化,这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中央高度集权体制下的产物。君主是代表“天意”的绝对权威,君权神圣而不可侵犯。这种情况造成了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对王权的依附,不能有独立的思想见解。而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政治就是交租纳粮、服劳役。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统治下,臣只能是忠臣,民只能是顺民。上尊下卑、差别有序。尽管有“民贵君轻”的思想,但这里的“民”都是针对君民关系而言的,前提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承认封建的等级不平等。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影响

对传统政治文化,我们需要有一个理性的评价,既要看到其中的积极因素,又要警惕其中的消极因素,这样方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首先来看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1. 宗法关系培养了公民的责任意识和自治观念

政治参与需要公民有较强的政治责任感。只有具有较强的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才能将政治参与看做是责无旁贷的义务,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有利于培养人们的责任意识。在宗族中,人不是脱离于周围环境而独立存在的个体,而是宗族的一分子。个人与宗族密不可分,宗族以其荣为荣,以其辱为辱。在这样的社会中,那些能承担起宗族的责任的人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因此,宗法关系的存在有助于培养人们的责任意识,而这正是公民参与政治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宗族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宗族中大事的讨论、协商、决定以及通过家训、族规对宗族成员的教育和管理,实质上使宗族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自治组织。在这个自治组织里,人们可以解决一些政府无力解决的事情,比如,帮助宗族内经济上有困难的成员,或者给予人力上的支持,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人们的自治观念,同时也锻炼了人们的自治能力。在当代中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包括农村的村民自治制度和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村委会或居委会根据全体村民或居民的意愿办理本居住区域的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调解邻里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等。这种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可以把它看做是宗族的扩大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2. 臣民文化有利于公民有序参与政治

我们常常对臣民文化持否定的态度。因为,臣民文化中的“臣民”是“君主”的附庸,没有独立的思想见解。“臣民”只能顺从“君主”的旨意。然而,在政治参与中,有时也需要公民的“顺从”,才能保证政治参与的有序进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在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时如果没有任何限制,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政治参与爆炸”。因此,为了保证政治参与的有序进行,必须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人们政治参与的行为。当个人的政治参与行为与法律法规相抵触时,就需要对自我的行为进行约束。

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既有许多可以世代相传的精华,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糟粕,对公民政治参与产生着消极影响。

1. 宗法关系阻碍了公民主体意识的树立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每个中国人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就由于血缘自然而然地成为宗法关系中的人,决定了传统社会的中国人不能像西方国家的人那样以独立的公民身份而出现。因此,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比武缺少主体意识。个人的存在以履行宗族义务为前提,人的个性消弭在整体性中。在这样的社会里,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使得家族认同感被提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当前一些农村地区的政治参与尤其体现了这一特点。比如,在村委会选举过程中,血缘关系便成为村民竞相利用的资源,一定程度上导致不是最得民心、最有能力的人当选,而是拥有强大家族势力背景的人当选,从而使农村民主选举出现某种扭曲。

2. 科举、八股、“学而优则仕”等,影响了人的独立思考

在封建君主社会中,君主高高在上,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很难有发展的机会,在社会生活中只是被动的服从者,从而习惯于唯命是从。在这种政治文化氛围中,培养的只能是中庸、保守的政治人格,不会有自主的意识,更不可能形成积极投入的能力。普通老百姓参与政治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考试,进入政府机构成为政府官员。而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到了明清两代,科举考试还规定用八股文体做文章。这样的文章自然毫无创意,更不可能有自己的见解。进入政府机构后,官员们也不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因为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以四书五经的旨意为导向。在这种文化的束缚下,老百姓渐渐丧失了表达的意识,与之相随的结果则是自主个性能力的丧失。

四、结语

在分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双重性及其对当代中国公民的影响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批判地继承传统政治文化。在发扬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的同时,要勇于正视其消极因素,并以开放的心态充分吸收人类文化的精华,在此基础上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创新,不断提高人们参与社会改革与进步的水平。

中国政治文化 篇10

一、档案与中国的政治文化

说起档案, 我认为说它是政治生活的产物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 档案始终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国家的产生是档案产生的重要社会条件, 这使得档案产生在夏朝———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国家是顺应发展的。

从档案的载体上来看, 档案从甲骨、简牍到缣帛、纸质, 再到今天的电子档案的不断推广, 我认为这是档案体现中国政治文化的第一个方面, 不难看出, 档案的载体在不断地缩小, 重量减轻, 而相应的数量也是不断增加的, 这说明档案的产生量在不断增加。统治阶级利用档案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在封建社会, 档案主要采用的是大体积的载体, 例如甲骨档案, 当时的统治阶级崇尚迷信, 一切行事都要由史官占卜, 所谓是“每日必卜, 每事必卜。”而甲骨正是占卜的重要材料, 同时作为档案材料就不难看出这是和统治者的心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是相符的。如此大体积的档案———甲骨、简牍甚至是将档案所记载的内容刻录在青铜器上, 这样的档案何谈开放?这样的载体如何让国人阅读且完全了解其内容?这样的载体价值如此珍贵, 又怎能记载属于普通人的世界?而且从封建社会档案的内容和形式来看, 有类似于起居注、日历这种记录皇帝日常生活的档案, 说明皇帝的普通生活在当时来看都是至关重要的内容。再从当时文书的体式制度上看, 有抬头制度、避讳制度, 在书写文书的时候只要遇见与皇帝有关的事项都要显示出尊敬, 都要刻意地去避讳, 这不难看出, 封建社会的档案制度体现了当时以皇帝为中心的政治文化, 所以说封建社会的档案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阶级服务的, 这是由当时封建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2]137。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我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档案工作是在不断进步的, 档案的载体也是从纸质慢慢进步发展到电子档案, 档案的数量是不断增加的, 政府的政务公开工程的实施, 让我们在政府的门户网站上可以看到许多政府的文件, 政府办事相比传统的封建社会而言也是具有民主性和公开性的了;真正反映当今社会发展和民生民情的事情了, 作为普通百姓, 我们能从这些档案中了解到我们需要的、为我们的生活服务的内容。而作为文件形成的制度来看, 也再没有避讳或者抬头这类制度了, 即使是向上级发的请示、报告也无需刻意地避讳什么, 只需要简单扼要的说明所请示或者报告的内容即可, 这是档案事业发展的进步吧!

二、档案与中国的经济文化

档案为统治阶级服务体现了它与政治文化不可分离的性质, 这是它与生俱来的, 同时, 档案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与经济文化的进步也是不可分离的。

在商朝, 档案记录在甲骨上, 那个时候生产力的发展十分落后, 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支撑, 人民在生产中遇见问题只能听天由命, 只能靠神灵的力量来解决, 因此大事小事都要占卜, 甲骨作为占卜的重要记录工具, 变成了日后的甲骨档案。在西周时期, 青铜铸造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鼎盛的时期, 大量的青铜器随之产生, 青铜礼器也被敬奉为神殿中无比威严的圣物, 而商周时期, 随着青铜器的发展, 铭文也起了变化, 铭文字数多, 记事范围广。这使得金文档案的产生成为了可能, 所以商周时期金文档案的产生无疑体现了青铜铸造水平的发展[3]41。

在汉代出土的缣帛档案也是体现了当时丝织业发展的情况。在东汉以后, 档案的载体慢慢变成了纸张, 这也是与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是分不开的。而到了现代,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 传输文件可以由过去的邮递变成了通过e-mail传输, 这减少了办事时间, 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所以为了适应这种生产力的发展, 电子文件、电子档案应运而生。

从档案的载体和档案记录的内容来看, 档案反映的经济生产方面的内容越来越多, 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 人们对经济方面的档案的需求越来越大, 科技档案在现实生活中起到了凭证的作用, 无论是修建房屋还是产品更新都离不开科技档案, 而会计档案也是一个企业或者组织生产发展的最真实的记录, 通过会计档案的利用, 我们可以轻松地对一个企业或者组织发展情况进行纵向比较, 而几个相同企业或者组织的会计档案又会使得我们横向比较其发展的水平和在社会中的档次。个人利用会计档案, 可以便于劳动者维护自己的权利, 劳动合同、工资发放统计表都是重要的会计档案, 由此来看, 档案与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有效地利用档案对整个国家来说可以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 作出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决策, 而对个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这就需要我们档案工作者一起努力开展好档案的利用工作, 也需要社会各界认识到利用档案的重要性。

三、档案与中国的精神文化

档案与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的关系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情况, 很大程度是物质上的财富。而中国作为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 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厚重的文化底蕴, 档案在记录历史真实面貌的时候, 对精神文化的记录是屡见不鲜的, 对档案的查考, 对于了解我国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秦朝时候产生的, 保存在四川省涪陵县的白鹤梁, 现在已经成

谈档案意识的演变和发展趋势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孙洁

摘要

关键词档案意识高度封闭开放利用公众需求

一、高度封闭的档案意识———档案是君王的奴隶

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 我国的政治高度统一, 尊重君权神授, 档案工作完全是为了巩固封建君主专制、保护君主政权、维护封建体制, 是由皇帝直接掌管的。古代高度封闭的档案意识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1. 档案管理制度的森严。

档案的管理, 早在商鞅治秦时期就十分严密。《商君法》载:“法令皆副, 置一副天子之殿中, 为法令, 为禁室, 有铤钥为禁而以封之, 内藏法令一副, 禁室中封以禁印, 有擅发禁室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 及禁剟一字以上, 皆罪死不赦”。可以看出, 档案的保管律法相当严密残酷。汉代时期的统治者在宫廷内外都建有“藏书之所”。宋代时期, 要严格挑选架阁库官员, “择选人有时望者为之。”[1]213直到元朝, 档案的管理制度也甚为严密, 非但官府公文档案不准私人查阅, 而且实录、国史这些经过官方编纂过的史料, 也被元统治者视为禁密。

2. 档案是君主实施统治的重要政治工具。

在“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的时代, 君王和贵族需要通过档案记载自己的身世和贵族血统, 以此保证自己合法的统治权力。律法档案的利用在汉代尤为突出, 《汉书·刑法志》所载:“其后奸猾巧法, 转相比况, 禁罔寝密, 律令凡

为重要的文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誉为“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而在现存的唐代档案中, 敦煌遗书是在敦煌的藏经洞发现的, 不仅有汉文还有藏文、梵文的抄本, 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这是我国的文化财富。到了鸦片战争时期, 近代学校档案的形成正是教育领域向近代发展变化的历史记录, 而在报馆、图书馆、出版机关等近代文化事业中, 也形成的有关的专业档案, 这都是文化发展的真实记录, 也是我国文化事业的宝贵财富, 但很遗憾的是, 很多珍贵的文化档案或是在朝代变革、社会动乱、文化大革命等时期遗失、损毁, 或是在列强侵略中国的时候被随之带走, 这是我国档案事业中的巨大损失, 也是我国文化领域的巨大损失。

在当代, 档案虽然不会再刻录在石碑上, 但是利用档案编史修志的传统始终被保留着。我们只有利用档案才能了解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历史研究都是离不开档案的, 同时, 现代社会对档案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升, 档案资源被广泛利用, 国家有国家的文化, 企业有企业的文化, 高校也有高校的文化, 我们不难看到, 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事业单位都在构建自己的文化体系, 这就需要利用到档案。我所在的四川大学是一个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名校, 四川大学档案馆的建设也是很注重文化的建设, 其馆藏档案连续记载了四川大学从建立至今110年来的创建、发展、联合、壮大的历程, 其有吴玉章、张澜在校期间的任职材料, 原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原科学学院院长郭沫若以及烈士江姐在校的求学档案, 邓小

本文结合社会背景, 分析并阐述从古至今我国档案意识的演变以及未来档案意识的发展趋势, 得以为今后的档案服务提供发展方向, 以便于档案更好地为社会所用。

三百五十九章, 大辟四百九条, 千八百八十二事, 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文书盈于几阁, 典者不能徧睹。”[1]131可以看出, 统治者利用档案残酷压迫人民的严重情况。

3. 编修国史。

汉统治者重视档案的典籍收藏, 随后的时期, 各个朝代也都开始编史修志。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 各国更是如火如荼地开展大规模的档案修史活动, 档案史料的丰富和纸张的广泛使用使得修史的规模、次数、成书数量都远远超过前代。虽然修史发展较快, 但是修史的目的并没有改变。每个时期不同的修史行动都是为了满足统治者施政的利用考察, 是政治再度统一下加强封建政治的需要。档案意识并没有因为修史而开始扩大影响范围, 而是更加集中于封建统治者, 档案的阅读范围仍然局限于上统阶层。

二、档案意识公开化 (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中期)

鸦片战争爆发后, 中国高度封闭的档案意识受到严重冲击, 档案不再是上层统治者控制社会的工具, 档案的利用人群由最初的贵族君主统治阶层发展到社会不同的阶层。公开化的档案意识逐渐延伸并渗透于社会各个方面, 档案的利用涉及各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和阶层。

1.档案公开意识的兴起。1906年, 御史赵炳麟奏请刊布内外档

平同志亲笔为学校题写校名原件,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来校演讲的材料等, 这些都是体现了川大在发展中的文化积累, 是学校发展重要的文化历史记录, 是我们的精神财富。

档案是我国政治文化、经济文化以及精神文化的重要体现, 它的原始记录性为我们了解历史, 学习传统中国文化起到重要的作用, 我们也不难看出, 我国档案的发展史体现了文化的发展史, 我国档案的传承体现了文化的进步, 许多重要的档案制度从古至今一直延续着, 这也是文化不断延续的象征。我认为, 文化的进步离不开档案的作用, 因此促进我国政治文化、经济文化以及精神文化的发展必须加强档案的公布制度, 为档案的提供利用创造有利的平台, 在实习、实践中, 我可以看到, 档案的利用工作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 人们利用档案的意识并不是很强, 这是档案工作发展的重中之重, 只有档案被利用了, 文化才能有效地被学习、被了解、被传承。在我看来, 档案的开放和利用工作仍任重道远, 这不仅仅需要我们档案工作者要为档案利用工作的开展出谋划策, 同时需要整个社会提高档案的利用意识。为国守史, 为党管档, 不仅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更是我们崇高的事业, 也是我们为国家档案事业、文化事业贡献的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2]冯惠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中国政治文化 篇11

【关键词】传统文化；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当代青年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高度认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满信心。它同时强调，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当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当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

一、当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传统文化为我们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原则和方法。

第一，德教为先的原则。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德教。这就为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理论上的佐证。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必须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培养美好的道德品质，道德教化在治理国家的措施中要置于主要地位。

第二，率先垂范的原则。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强调了教育者的示范作用。他还说：“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说明教育者自身的品德对受教育者的品德起着导向作用。在谈到何以使民服的问题时，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一再强调为政者自身的端正和示范作用，对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无启迪。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借助真理的力量，但同样要借助教育者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就是教育者自身崇高的品德和端正的行为。

第三，注重内省的方法。这是儒家教育人的一种重要方法，就是说，一个人良好品德的形成，必须通过内心自省的方式，吸取正确的东西，摒弃错误的东西，最终达到“齐贤”的目的。这对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灌输，但灌输必须与受教育者的内省相结合，教育者的灌输是外因，受教育者的内省是内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没有受教育者的内省，思想政治教育就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

第四，将心比心的方法。儒家提倡“挈矩之道”，这就是将心比心的方法，或者叫心理换位法。它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深刻的启迪意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需要注入教育者丰富的情感和智慧，教育者必须从受教育者的实际出发，设身处地为受教育者着想，沟通感情，增进了解，这样才能收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极其浩繁，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取之不竭的源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这块深厚的土壤，从中发掘宝贵的精华，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传统文化认同与爱国主义热情的激发

（1）对个体而言，文化认同在人们的心理和情感领域对每个人都在施加着影响，使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民族之间，由于这种历史文化的联系，很自然地产生亲切感和亲和力，即使在国外居住几代的海外华人，由于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对祖国产生亲切感，对中国人产生亲切感也是自然的。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势。

（2）对群体而言，这种文化认同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弥合国家内部各阶级、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对立。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有对抗性的矛盾，有时表现为你死我活的拼死斗争。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由于对共同文化的认同，各方完全可以放弃争斗。如日本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就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放弃内战，一致对外，这就是文化认同的凝聚力所在。

（3）对传承爱国主义传统而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进行思想文化教育的传统，贯穿其中的主线是激发爱国热情，发扬爱国主义传统是当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当源于早期的骨肉爱，自然流露的乡土爱，以后发展为民族爱和爱祖国。我们现在认识爱国主义，既要看到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又要看到它含有超越历史局限的深厚内涵。往往也正是因为这一部分内涵的积淀，爱国主义才能成为中华民族一个稳定的传统。这部分内涵的主要内容是：祖国统一的认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进取心的认识，忧患意识，对祖国的真挚情感和为祖国献身的精神。这些都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中国政治文化 篇12

一孝是家国同构政治模式的伦理基础

从目前可见的相关文献及论说中可以看到, 古人对孝的诸多繁琐而细微的定义中有不少都明确表达出了孝与政治的接近。例如, 孟子就曾经这样说过:“惰其四肢, 不顾父母之养, 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 不顾父母之养, 二不孝也;好货财, 私妻子, 不顾父母之养, 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 以为父母戮, 四不孝也;好勇斗狠, 以危父母, 五不孝也。” (《孟子·离娄下》)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 孟子对“不孝”的定义与理解是从家族伦理生活的角度出发的, 而阐明“不孝”恰恰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什么是“孝”, 亦即是说, 对这些行为予以反证, 就是“孝”。以上只不过是“孝”的部分内容。接着我们再来看《孟子》中关于“孝”的另外的阐述:从社会政治生活的角度来看, “居位不庄, 非孝也;事君不忠, 非孝也;莅官不敬, 非孝也;朋友不信, 非孝也;战阵不勇, 非孝也”, 这里就鲜明地体现出了“孝”在家庭伦理道德约束之外, 还包含着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强制规定性, 这点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孝经》中也可以得到明证。《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云:“夫孝, 始于事亲, 中于事君, 终于立身。”汉代以后的官吏的选拔, 通常都有“孝廉”一科, 也就是孝行端正者可以直接由朝廷获官受职。作为中国职官制度的独有特色, 它鲜明地突出了“孝”在社会国家政治伦理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相对于孝来说, 忠的观念则产生得较晚一些。中国古代文化所谓的“忠”主要是包括了忠于君主、忠于国家、忠于朋友、忠于承诺、忠于道德等方面的内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在诸子百家的重视和研究之下, 尤其是在儒家的极力倡导的推行之下, “忠”和“孝”的含义已经基本上在文化上形成了孝亲、忠君的共识, 并且发展成为两个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极为重要的伦理观念。例如, “先王之道, 忠臣孝子之极” (《荀子·礼论》) 。又如, “臣事君, 子事父, 妻事夫, 三者顺则天下治, 三者逆则天下乱, 此天下之常道也” (《韩非子·忠孝》) 。从这些言论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 “孝”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家庭道德与家族伦理, 而是已经与政治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孝道”之所以能突破中国文化中家庭、宗族的血缘范畴, 成为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中的一个占据极大分量的组成部分,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教以孝, 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母者也, 教以悌, 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 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可见, 从“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水之滨, 莫非王臣”的“家天下”的政治理念与思维模式出发, 家与国之间是互通的, 二者并没有十分严格的分野。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家”即是“小国”, “国”即是“大家”, 这就使二者在治理原则上具有了“通约性”, 我们常听到的所谓“家之长子, 国之重臣”就是在表达这个理念。这种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奉行孝道, 按照由己推人、由家及国的路径, 在理论与实践上泛化孝行原则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客观基础。因此, 这一制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对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氛围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一直到辛亥革命取得胜利, 封建皇权统治被推翻之前, 它都保持着一种相对的稳定。之所以在中国政治社会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牢固的家庭伦理道德思想所造成的。从现代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 它具有十分鲜明的政治本体论的意义, 孝文化因而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渗透于家庭、宗族、社会和国家关系之全过程的内在精神, 从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的社会发展产生着全方位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孝是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道德保障

古人对“孝”的定位极高, 将之作为为人的基本准则, 认为它是一切道德的基础, 如《孝经》中便征引孔子之说, 曰:“夫孝, 德之本也, 道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以显父母, 孝之终也。夫孝, 始于事亲, 中于事君, 终于立身。” (《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 在漫长的历史进展过程中, 据不完全统计, 历代给《孝经》作注的多达五百余家, 其中甚至有不少是皇帝的亲赐御注, 这种现象的出现就充分说明了统治阶级对“孝”实施与推行的重视程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就是因为统治者们清醒地认识到, 为了在政治生活中使家国同构这一政治生活模式得到广泛的认同, 从而达到维护其权威和统治的目的, 就首先必须在理论上加以强有力的支持, 并且在伦理秩序基础之外给予它坚实而有效的道德上的保障, 而《孝经》立足于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的现实, 提出了“君子之事亲孝, 故忠可移于君”的观念, 对不同等级的社会角色所应该履行的孝道、义务、责任等做出了十分具体的规定, 恰恰满足了统治阶级的这个要求。

孔子、孟子这两位先哲深谙中国“伦理-政治”的社会本质, 于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仁政礼治的治国安民方略:“不有君子, 其能国乎?”在这里, “君子政治”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就开始形成, 并且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坚守着的一种理念。孔子是竭力主张仁政德治的, 他将“孝悌”原则通过政治、伦理、社会等层面的多重解读, 细化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 即所谓“六顺” (《左传·隐公三年》) 。孔子认为, “孝”是一种“至德要道”, 贤明的君主可以利用它“以顺天下, 民用和睦, 上下无怨”。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将“孝”由家及国的“推及”过程, 是儒家所一贯倡导的一种希望以孝道统摄社会政治行为, 奉行“孝悌”的“君子”能担负治国理政大任, 从而实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美好愿望的理论。而这个理论, 恰恰就反映了统治阶级将孝提倡为家国同构政治模式的做法。

为了能够更好地达到强化孝的道德保障作用的目的, 仅仅靠统治阶级提倡还不够的, 还要从思想、文化角度对之进行潜移默化的渗透。因此, 纵观中国历史可以看到, 历朝历代都不乏从文化方面对之加以强调的言论与著述。如《孝经》所说“夫孝, 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董仲舒即将之阐发为:“父授之, 子受之, 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 天之经也。此之谓也。” (《春秋繁露·五行对》) 这是关于孝为“天经”的论证;“五声莫贵于宫, 五味莫美于甘, 五色莫盛于黄, 此谓孝者地之义也” (《春秋繁露·五行对》) , 这是关于孝为“地义”以及孝、忠皆源于“土德”的论证。类似的论述还有很多。通过这种方式, 孝道就毋庸置疑地成了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伦理和政治生活始终的一条准则, 在历史上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与不可抗拒的说服力, 经过数千年来不断的完善、补充、修订、积累和演进, 最终发展成为个性特征鲜明、制度机制完善、文化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与行为准则, 使“孝”切切实实成为家国同构这一政治模式的强有力的道德上的保障。

三结束语

从以上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中国古代政治和中华民族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家国同构作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备受推崇与鼓吹的政治社会结构模式,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二者是相辅相成,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 孝文化是家国同构这一政治模式不可或缺的组成成分, 它在其中起到了伦理基础和道德保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黄颂.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精神[J].孝感师专学报, 1997 (2)

[2]向世陵.从以孝为核心看家庭伦理与社会国家伦理的一体性[J].现代哲学, 2002 (1)

[3]舒敏华.“家国同构”的观念形成实质及其影响[J].北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