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缘政治现状（精选7篇）
中国的地缘政治现状 篇1
中国地缘政治现状及地缘战略
从政治地理的视角，可将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环境分为东南西北四段，中国东线地缘政治，主要邻国有日本、俄罗斯、美国、朝鲜、韩国，问题有东海大陆架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中国西线地缘政治，主要邻国有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五国，问题有中印边界争端，印巴科什米尔争端、阿富汗问题。（与中亚五国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地缘政治关系，特别是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了中亚三国，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国南线地缘政治，主要邻国有越南、菲律宾、印尼、美国，主要问题有南海主权归属问题。
中国北线地缘政治，主要邻国有俄罗斯、蒙古，问题有边界争议。（地缘政治关系紧密，困扰中俄几个世纪的边界问题已解决，建立了睦邻友好的地缘关系。在地理上处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蒙古国，目前虽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但近年美、日、印度等大国势力加紧对蒙古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进行渗透，因此对其潜在的问题应有清醒的估计。）
为此，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制定新的地缘政治战略
1.加快发展以周边国家为主体的地缘经济
2.在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公约》的框架内，坚决维护海洋权益 3.加快开发南海海域的汽油资源
4.坚决打击以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和中亚一些国家的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确保中国西部边疆地区长治久安。
中国的地缘政治现状 篇2
一、中亚在中国地缘政治安全中的地位
中亚通常指亚洲中部亚细亚地区, 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这一地区北接俄罗斯, 东邻中国, 南与伊朗、阿富汗接壤, 西濒里海, 并隔里海遥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土耳其, 总面积近400万平方公里。在古代“丝绸之路”最鼎盛时期, 中亚曾有南、北等多条线路横贯东西, 沿线的城市因运送贵重商品的驼队云集而颇具规模。中亚五国独立之后, 中亚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地位更加重要, 成为世界大国权势角逐“新的地缘政治战场”。麦金德认为, 中亚的山地是海权势力很难到达的地区, 以此为中心, 控制东欧, 就可以排斥海权势力。他把亚欧大陆, 甚至包括非洲大陆称为“世界岛”, 从历史的经验出发, 认为陆权绝对胜于海权, 断言谁统治心脏地带, 谁就控制世界岛, 谁统治世界岛, 谁就控制世界。麦金德的理论虽然引起激烈的争论, 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亚欧大陆腹地中亚地区在国际地缘战略格局当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中国与中亚的历史关系源远流长。自西汉起, 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西域地区就包括中亚地区和中国现在的新疆地区。如今, 中国西部一些省区, 与中亚还存在着民族和宗教上的密切联系, 如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 尤其是新疆地区, 当地少数民族与中亚一些民族长期跨界而居, 联系密切。同源跨国民族的存在和地理上的毗邻而居, 使中国与中亚地区有一种天然的联系, 一方面为国家间的合作提供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 冷战结束后, 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向中亚的渗透, 也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很大压力。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同处亚欧大陆腹地, 其地理位置及其丰富的资源决定了它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由于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 中亚早就被地缘政治学家称为世界的枢纽地带。这一地区连接俄罗斯、中国和欧洲, 是大国战略交汇之地, 同时也是美国联盟网络的断接地带。加之多种民族、宗教、文化交错, 关系复杂, 它的波动将影响周围大片地区的稳定。
诚然, 冷战结束后, 随着两极世界格局的坍塌, 我国西北地区周边地缘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联的解体, 使我国西北地区的安全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原苏联部署在中亚地区的庞大军事力量随着中亚国家的独立而土崩瓦解, 使我国西北地区长期面临的巨大军事安全压力得以消除。中亚国家奉行对我友好政策, 尤其在我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和在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协定, 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后, 中亚及俄罗斯与我国的双边军事政治关系进一步改善, 同时, 中亚国家与我国发展互利合作, 使我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逐步扩大, 中亚国家多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局面基本形成, 这一切都为我维护西北地区安全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但是, 也应看到, 西北地区是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 周边邻国众多, 各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各异, 民族宗教问题错综复杂, 现实或潜在热点集中, 作为利益交集地带的中亚地区由于地缘政治格局的调整和各国因为民族、领土与边界争端、民族分立主义和教派冲突、水资源等问题, 成为各种力量纵横交错, 多种矛盾相互交织的潜在热点地区。特别是近年来, 以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为代表的各种极端势力在中南亚及周边地区迅猛发展, 对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而这些都与我国西北地区安全息息相关。
二、对中亚与中国地缘政治安全的新判断
在地缘上, 中亚与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为邻, 又与印度、欧洲大国有联系, 同时还受到美国、日本等国的重视, 上已经成为许多大国和地区力量全球战略部署的交叉点。同时, 因中亚国家地缘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和油气资源的丰饶高产等因素, 中亚地区已经逐渐成为俄美中等大国和地区强国竞相拓展外交影响的舞台。
(一) 美国加紧对中亚的渗透和控制。
冷战结束后, 中亚成为美国关注的一个重要地区, 并将其作为全球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早在1992年2月中亚各国独立不久,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克就出访了中亚, 随后从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加快对该地区的渗透。1997年美国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制定中亚战略的班子, 制定了一套新的中亚战略, 其核心内容是:趁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衰退在中亚形成力量真空之际, 积极介入中亚事务, 增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和影响, 将中亚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 以达到如下战略企图:一是从南侧挤压俄罗斯的传统地缘政治空间, 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地位和影响, 遏制或延缓俄的重新崛起。二是通过控制中亚增大威慑和影响中国的筹码。三是控制中亚的油气资源, 减少对中东石油进口的依赖。四是防止具有强烈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瘟疫”蔓延。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 美国“显然不仅对开发这个地区的资源感兴趣, 而且要阻止俄罗斯单独主导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空间。美国这样做不仅是在谋求它的欧亚地缘战略目标, 而且也通过争取毫不受限制地进入这个至今还封闭着的地区, 维护其本身日益增强的经济利益及欧洲和远东的利益。因此, 在这个难题中有利害关系的包括地缘政治力量、潜在的巨大财富的获取、民族和 (或) 宗教使命的完成以及安全利益”。正因为如此, 苏联解体之后, 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开始对中亚地区实行全面的渗透。尤其是“9.11”事件后, 美国借反恐契机, 以阿富汗塔利班为打击重点, “进军南亚, 稳坐西亚, 屯兵中亚, 楔入欧亚大陆腹地”, 在我国西北边疆周边国家投棋设子, 抢占先机, 加快北约东扩的界线, 以削弱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 最终实现对我国战略合围之企图。
(二) 俄罗斯在中亚有着重要利益和影响。
中亚地区历史上归属于沙俄和前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的解体使原苏联部署在中亚地区的庞大军事力量随着中亚国家的独立而土崩瓦解。但继承了原苏联衣钵的俄罗斯认为, 中亚五国在历史上就与俄存在着“天然的联系”, 对俄的国家利益具有原则性、战略性的重要意义。它不仅是俄一些战略资源“传统而稳定的供应地”, 而且中亚作为一个“缓冲地带”, 可把俄与阿富汗, 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国家隔开, 有利于防止对其南部边疆可能出现的或潜在的威胁。首先, 中亚各国有大量的俄罗斯人, 中亚五国俄罗斯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20%, 占苏联解体后居住在俄罗斯联邦境外俄罗斯人的40%;其次, 中亚是俄罗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能源供应基地之一;其三, 该地区是俄南部国防的重要屏障和缓冲地带。因而俄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亚的渗透和扩张看成是对自身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严重侵犯, 并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因此, 俄罗斯从未放弃对中亚的控制和与美国的争夺。在政治上, 俄罗斯加强外交攻势, 改善与中亚各国的关系, 遏制中亚国家对俄的离心倾向。在经济上, 俄罗斯大力促使中亚国家加入以俄为核心的独联体经济联盟, 增大中亚国家对俄的依赖, 强化相互间的经济安全关系。在军事上, 俄罗斯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双边与多边军事合作, 力图把中亚国家拉入由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之中。
(三) 中亚对中国西北地区安全环境有着重要影响。
我国西北地区的地缘安全环境从来就是复杂的。“9.11”事件后, 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军事行动摧毁了塔利班政权和本·拉登“基地”恐怖组织在阿富汗的大部分恐怖训练营地, 中亚极端势力也因此遭受重创。但有迹象表明, 中亚极端势力的活动并没有停止, 而是正变换手法, 暗中积蓄力量, 加紧与包括我国境内外“东突”恐怖组织在内的国际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的勾结联合, 伺机进行新的恐怖暴力活动, 推翻当地现政权, 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统治;另一方面, 美国借反恐之名迅速将军事犄角插入中亚, 中亚地区再次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争夺国际主导权的重点, 其顺势推进“管理”欧亚大陆的战略图谋日渐显露。虽然冷战后我国西北地区出现了没有陆地直接军事威胁的安全形势, 地缘安全环境一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 但也有许多西方国家抱持着冷战思维不放, 将中国视为战争威胁, 散布“中国威胁论”, 采取一系列遏制包围中国的战略举措。西北地区周边一些国家也借口“中国威胁”而不断强化自己的军事实力, 加之“东突”恐怖势力的进一步增长, 我国西北边疆周边国家的军事冲突与军备竞赛以及国际范围内民族宗教冲突的加剧, 使我国的地缘安全环境面临着严重的挑战。首先, 美国在中亚、南亚地区的军事势力, 给我国西北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军事压力;其次, “东突”恐怖势力被西方敌对势力所利用, 已经成为企图分裂中国的“政治工具”, 直接威胁我国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再次, 西北地区还存在诸多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热点问题, 威胁着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三、新格局中的中亚与中国战略合作关系
中国和中亚五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多方面都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近三十年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客观上为中国与中亚五国从战略高度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冷战后国际战略环境的发展变化与国际格局深刻而复杂的调整, 也对中亚五国与中国之间进行长期的战略合作创造了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因此, 在经济、政治、安全等诸方面, 中亚五国与中国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与合作。
(一) 经济上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的互补。
中亚五国的总体产业结构特点是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在重工业内部重视采掘业。中亚地区是全世界工业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石油、天然气、煤、水力发电资源的储量都十分大, 还拥有极为丰富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资源。中亚各国虽然自然资源条件不甚相同, 工业结构也不尽相同, 但都处于矿产开采向工业原料生产发展的初期阶段。其中能源开采是各国工业生产的强项。然而大多数国家的工业部门很不齐全, 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 轻纺工业很落后。而我国西北地区虽然产业结构同中亚五国有些类似, 但是,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 相对于中亚五国而言, 具有以下优势; (1) 轻纺工业相当发达, 已经形成了以毛、棉、麻纺织品、针织品和服装为主体的纺织产品系列, 西安、咸阳是我国著名的棉纺织工业基地, 而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等地则是毛纺织中心。其部分产品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可提供充足的出口货源, 有能力向中亚五国输出。 (2) 西北已形成了以石油机械、轴承、电机、机床以及家用电器为主的机电产品系列。 (3) 西北具有以食品、小五金、家俱、塑料、皮革为主的发达的轻工业, 可供向中亚五国大量出口。西北还可以从中亚五国进口自己所需要的产品, 例如作为轻纺工业原料的棉花、羊毛、生丝等农牧产品, 石油、矿物肥料、大型施工设备等工业产品, 这些农牧产品、能源和矿产品以及制成品, 均为西北地区发展轻纺工业及加工业所必需。
(二) 政治上共同面对民族分裂势力的威胁。
由于历史的原因, 独立后的中亚各国都属于多民族国家, 哈萨克斯坦有131个民族, 乌兹别克斯坦有129个, 土库曼斯坦有105个, 就连人口最少的吉尔吉斯斯坦 (466.5万人) 也多达80个。因此, 独立后中亚国家主体民族化的构想在实践中与多民族的社会现实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甚至冲突, 使各国在理论上标榜的“国内所有民族无论历史长短、无论人口多少一律平等”的原则成为一句空话, 造成各民族间关系的空前紧张。这种非主体民族大聚居的基本格局构成了中亚各国主体民族政体的重大隐患, 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矛盾一旦引起事端, 极易在短时间内扩展成危及全国乃至波及周边各国的地区动荡。
近年来我国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有所加剧, 尤其是科索沃战争爆发后, 我境内外“东突独”民族分裂势力叫嚣要“以科索沃解放军为榜样”大搞恐怖暴力活动, 并企图与外部敌对势力联手推进“东突问题国际化”。新疆, 这块在史籍中被称为“西域”的地方,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 就已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然而, 在新疆一直存在着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 由于历史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潜藏的分裂暗流分为两支, 一支是伊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活动的继续;另一支是南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分裂残余势力的挣扎。新疆又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主要居住着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锡伯、满、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达斡尔、俄罗斯等13个民族。即使今天的新疆也面临着许多现实的和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乌鲁木齐“7.5”事件的发生就再次说明了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民族分裂主义是影响我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各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危险和主要的不安定因素之一。
(三) 国际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诉求。
中国和中亚各国, 由于国内外所面临的压力,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许多共同语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 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起步, 而中亚各国还需继续巩固政治经济主权。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边境地区都还存在不和谐因素, 同为发展中国家, 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有相似之处。冷战后, 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 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一直存在并干扰着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大国军备竞赛从未停止, 严重威胁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亚各国处在国家、民族、宗教矛盾的多发地带, 防止国际争端是中亚各国面临的严峻课题。中国西北边疆的环境同样不容乐观。中亚各国与中国在消除地区热点、民族冲突、南北发展失衡、生态环境恶化、人口问题等方面虽然存在差异和分歧, 也存在普遍共识。中亚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往往以政治利益为代价;中国要实现经济持续发展, 也要经历诸多考验。在国际关系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共同利益诉求, 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加强合作, 共同发挥积极的作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中国学者对南亚地缘政治的研究 篇3
[关键词]南亚地缘政治 研究现状 综述
中国是南亚地区周边最大的国家，南亚也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最复杂、最敏感的一部分，相互之间的关系深受地缘因素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中印的崛起和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中国学者运用地缘政治理论对南亚进行研究的成果逐渐增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本文对近十多年来中国学者“南亚地缘政治研究”的大量文献进行梳理，考察研究人员分布和研究成果发布平台情况、总结相关学术成果，分析主要学术观念和研究特征，探讨中国学者“南亚地缘政治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研究人员和学术成果分布
总体来看，中国研究南亚地缘政治的学者队伍已经初具规模，其中学术成果较多的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四川和云南。北京的相关研究机构主要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防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等。上海的相关研究机构主要包括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四川省的主要研究机构是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和云南社会科学院则是云南省的主要研究机构。此外暨南大学、江南社会学院、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等也有学者从事此项研究。在“南亚地缘政治研究”领域学术成果较多的中国学者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马加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宋德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孙士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赵干城等。他们的学术成果多为2000年以后发表的，主要发表在《当代亚太》、《东南亚南亚研究》、《国际观察》、《国际政治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南亚研究》、《南亚研究季刊》、《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世界经济与政治》、《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太平洋学报》、《现代国际关系》、《亚非纵横》、《战略与管理》等刊物上。内容主要涉及“安全”、“战略”、“格局”、“实力”、“崛起”、“军事”、“外交”等领域。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检索，在以上研究成果发布平台中，从刊物的被引频率、复合影响因子等情况来看，专业类期刊中排名较为靠前的是《南亚研究》、《南亚研究季刊》等刊物，综合类期刊中排名较为靠前的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战略与管理》和《当代亚太》等刊物。截至2011年12月被引频率较高的文章有孙士海《印度的崛起：潜力与制约因素》（《当代亚太》，1999年第8期，被引频次49次）、宋德星《南亚地缘政治构造与印度的安全战略》（《南亚研究》，2004年第1期，被引频次30次）、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与印度未来安全》（《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被引频次30次）、宋德星《论巴基斯坦的安全战略——地缘政治方面的强制性因素》（《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被引频次20次）、张文木《世界霸权与印度洋——关于大国世界地缘战略的历史分析》（《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被引频次15次）等。
二、主要研究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南亚的研究随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崛起逐渐兴盛起来，学术成果逐渐增多，研究深度也在逐步深入，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对南亚地缘政治的研究也开始走向繁荣。主要表现如下。
（一）译著和专著
总体上，中国学者研究南亚地缘政治方面的著作并不多见，严格来讲，国内尚没有专门研究南亚地缘政治的系统专著。早期，国内学者主要是翻译介绍了一些国外学者关于南亚地缘政治研究的著作。
国内虽然没有出现专门论述南亚地缘政治的系统专著，但在中国学者出版的关于南亚“战略”、“安全”、“军事”、“外交”、“崛起”等著作中都将地缘政治因素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论述。
此外，沈伟烈和陆俊元的《中国国家安全地理》、张文木的《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唐世平的《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全球战略大格局——新世纪中国的国际环境》、朱听昌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安全战略》、杨成绪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透视》、傅梦孜的《亚太战略场——世界主要力量的发展与角逐》以及陈峰君的《亚太安全析论》等许多著作虽不专门研究南亚，但均在著作中辟出专门的章节或部分对南亚地缘政治进行专门论述。
（二）学术论文
中国学者在南亚地缘政治的研究中，不仅翻译了数量众多的论文和著作，也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对研究南亚地缘政治及中国南亚战略的制定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生选择与“南亚地缘政治”相关的问题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其中一些研究开拓性、创新性较强，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南亚地缘政治研究”。
三、中国学者“南亚地缘政治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
（一）传统地缘安全始终是研究重点
南亚在中国的安全环境中处于较为独特的地位，大多数中国学者在研究南亚地缘政治的过程中始终把重点放在传统地缘安全这一“高级政治”领域，多集中于研究南亚地缘政治的构造特征、南亚国家之间及其与中国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实力对比、利益关系、存在的安全困境等。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宋德星教授的《南亚地缘政治构造与印度的安全战略》一文，从整体上分析了印度国家陆海复合型的地缘特征，指出印度对威胁的判断受到两大地缘现实的影响：来自陆上的压力和来自海上的挑战，所以印度在思考和制定安全战略时元不同时注意陆上和海上两大方向，而印度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所具有的天然缺陷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安全战略目标不能始终如一地定位于“地区核心”这一点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赵干城的《中印关系的地缘政治特点与发展前景》一文指出，历史上的中印地缘争夺导致中印双方政治关系较为脆弱，并且当两国利益冲突逐渐尖锐时，情绪性的反应往往会占上风，未来中印两国要实现共同崛起，必须要突破地缘政治争夺的固有框架，将两国关系纳入新的战略视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的《印度的大国战略与南亚地缘政治格局》指出，南亚地缘战略格局因印度的强势外交以及“九一一事件”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南亚的地缘战略天平进一步向印度倾斜；南亚有核国家间发生全面性总体战争的可能性已大为降低；随着印度的崛起，南亚地区以印巴矛盾为基调的传统格局将逐渐转向印度与大国之间，尤其是与美国之间更广泛的利益协调和矛盾为基调的新格局。复旦大学张贵洪的博士学位论文《超越均势：论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南亚安全战略》指出，冷战后美国在南亚地区弱化美巴关系提升美印关系，日益扩大了在南亚的影响，但是美国的“超越均势”并不利于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
此外，军事科学院赵晓卓的《南亚雄狮：印度军事力量透视》，陈平生的《印度军事思想研究》，姜兆鸿、杨平学的《印度军事战略研究》，蒋一国的《印度国防经济研究》以及郑汕的《印度战略文化与国防政策》等几本著作是国内较早对印度军事思想、战略文化、国防政策、国防经费和国防工业进行研究的专著，为南亚地缘安全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二）研究领域逐渐拓宽
1.部分学者研究视线逐渐从陆地投向海洋
在对南亚次大陆地缘政治进行研究的同时，一些中国学者逐渐将研究视线投向了印度洋。印度将印度洋视为“印度的内湖”，中国大量的商品经过印度洋销往欧洲和非洲，同时绝大部分能源进口都必须穿越印度洋。随着中印的快速崛起，两国力量都将向海洋延伸，大大增加了在印度洋上相遇的可能性，印度洋将可能成为中印发生地缘冲突的新方向。利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以关键词为“印度洋”、学科类别为“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为条件，检索结果显示：21世纪最初的几年，每年公开发表的文章数量仅为十余篇。自2005年始，每年公开发表的文章数量增速迅猛，在许多年份甚至达到上百篇。其中2005年157篇，2006年105篇，2007年105篇，2008年91篇，2009年117篇，2010年70篇，2011年45篇。进一步对从2000～2011年间的文献进行检索，文章关键词涉及“印度洋”和“战略”的有28篇，涉及“印度洋”和“安全”的有8篇，涉及“印度洋”和“中国”的有53篇。较具代表性的有宋德星、白俊的《“21世纪之洋”——地缘战略视角下的印度洋》、马孆的《试析印度的海洋战略》、张文木的《世界霸权与印度洋——关于大国世界地缘战略的历史分析》、马加力和徐俊的《印度的海洋观及其海洋战略》、刘庆的《“珍珠链战略”：印度的认知与应对》、殷方的《从地缘政治理论看新世纪的印度海洋战略》等。与此同时，国内高校越来越多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也纷纷以“印度洋”作为毕业论文选题的方向，如中央党校朱宇凡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印海上安全问题研究》、辽宁大学白玲的硕士学位论文《印度海权及其对中国海上安全的影响》、暨南大学陈益华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印海权战略比较》等。这些成果对研究南亚国家海权和海洋战略具有参考价值。
2.研究向地缘经济、能源安全领域延伸
20世纪末随着地缘经济学说的风靡以及中印经济的崛起，一些中国学者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是——军事对抗逐渐让位于经济竞争与合作，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正在被新的地缘经济观念所取代。有的学者预测，21世纪随着中印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印之间在“高级政治”领域的政治、军事博弈将逐渐让位于经济利益、经济关系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博弈，认为中印之间加强地缘经济的合作，有助于解决双方的地缘政治困境。张文木的著作《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和论文《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区域的大国政治——兼论印度与中国安全合作的战略互补意义》从中印之间的安全合作视角指出，“资源是地缘政治学说演绎的逻辑起点”，“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印度位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的特殊地理位置对印度的国家安全产生了更大压力，因此，印度未来安全依赖于中国的发展，而印度扩大在印度洋的作用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四川大学学者戴永红、秦永红的《中国与南亚能源合作中的地缘政治战略考量》指出，南亚国家与中国和中亚国家特殊的地缘位置关系决定了其对中国能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能源合作战略问题上，中印合作能够共同应对“亚洲溢价”的挑战，中巴合作能够保障中国重要的能源通道安全，中孟合作会受到中国与印度和缅甸关系的制约和影响，中斯合作能保障中国能源供应经过印度洋区域的关键节点安全。云南师范大学蔡定昆的硕士学位论文《地缘政治视角下云南与印度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云南大学欧玲湘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印度的石油安全与地缘战略》等，均从地缘政治视角对中印之间的经济和能源合作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3.中印崛起现象成为研究热点
在地缘政治研究中，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历来是研究的重点之一，它关系到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定位和安全关系的变化。中国学者在研究中都注意到了印度近年来的快速崛起，并开始思考中印的崛起相互给对方和国际体系带来怎样的影响等问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者马加力《关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国》和《崛起中的巨象：关注印度》两本著作指出，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势头相当强劲，其军事能力、外交活动乃至文化张力都随之扩大，战略地位不断提升，政治影响力继续扩大，已经走上快速崛起之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学者孙士海的《印度的崛起：潜力与制约因素》一文指出，印度具有崛起的国家意志、有利的地缘战略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政治稳定、国家统一、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科技和军事能力位居世界前列、在大国关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等八大崛起的潜力和有利条件，但也存在人口负担沉重、传统文化制约现代化进程、政治动荡、国内安全问题严重、缺乏安全稳定的地区环境等五大制约因素，所以在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印度的崛起势头不可阻挡，但如果其国内外面临的安全问题处理不当，将大大制约其迈向世界大国的步伐。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孙培钧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华碧云的著作《印度国情与综合国力》是国内少有的较为系统地对印度的国家实力进行基础性研究的著作，书中以翔实的数据、可靠的来源，系统、全面地展示了20世纪印度在各方面的实力，缜密精当地分析了21世纪印度在各方面具备的潜力，指出印度是当今亚洲的强国，是潜在的世界强国，是中国未来的强大竞争对手，与中国有着极强的相似性和可比性，并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该书是深入系统研究南亚国家地缘实力的基础性参考资料。
4.“中印比较”旋风
近年来，中印共同崛起现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学术界兴起了一股“中印比较”的研究热潮，不少学者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和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比较，称之为“龙象之争”、“龙象逐鹿”或“龟兔赛跑”，比较的结果也是各执一词，互有高低。徐滇庆的《终结贫穷之路：中国和印度发展战略比较》、杨浩勇的《印度：能超越中国吗？》、袁志刚和万广华的《发展中大国的竞争——中国和印度谁将胜出》等几本著作从经济视角分析了中印两国如何经由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登上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平台，并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国际影响，是对中印经济实力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从地缘政治角度进行中印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有张文木教授的《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该书通过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分析，认为印度未来国家发展潜力并不令人乐观。傅小强的《龙象逐鹿》指出南亚安全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中印竞争升级；南亚在地缘上正在分裂为美国的南亚和印度的南亚；印度安全防务战略正由过去的“重点防巴”变为“淡巴重华”；2010年后，中印对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的争夺将加剧；传统的中印巴三角将逐步被中印巴美四方关系取代；印度会十分警惕所谓的中国“珍珠链”深入其后院的问题。中印之间合作共赢是主流，竞争不可避免，双方应摒弃历史上西方大国崛起时的排他性和掠夺性，而应融入东方智慧中的包容性和中庸之道，统筹解决涉及两国的争端。暨南大学陈益华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印海权战略比较》通过梳理中印两国海权战略的历史演变，探究两国海权战略实施的原因，认为中印两国海权战略实施的背景、途径和外部条件有相似之处，在地缘环境、海上力量、海权战略的实质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印两国在海上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存在互补性的一面，中国应该加强和印度的对话与交流，积极促进双边关系，消解印度对中国的疑虑。
（三）研究范式逐渐多元化
1.研究视角从现实主义向观念建构拓展
地缘政治属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但是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南亚地缘政治的研究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南亚地缘研究的物质层面，出现了一些对南亚地缘战略思维、印度对中国安全认知、印度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和反应、中国是否是印度的威胁、印度的战略文化等意识层面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外交学院随新民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印关系的社会认知研究》是国内极少数首先运用建构主义理论从社会认知视角来系统分析中印关系的论文。文章认为中印关系的症结在于两国相互认知的错位尤其是印度方面对中国的错误知觉，印度的认知思维惯性和双轨政策致使边界、西藏等问题长期成为制约中印关系发展的因素，只有通过学习、调整、创新等途径才能改变、减少或避免双方认知中的错误知觉，从而推动双方关系的良性循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学者章节根的《论印度的战略文化》一文研究了印度战略文化的根源、思想基础以及传统战略特征，指出印度具有“将整个南亚次大陆作为战略防务的关键”、“缺乏统一的大战略”、“强调防御而不是搞帝国扩张”、“实行大陆导向的战略”、“强调独立自主、不与大国结盟”的五大战略传统文化。这五大战略文化从尼赫鲁时代以来一直影响着印度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学者张贵洪的《印度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和反应》一文将印度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分为三种，并侧重分析了处于主流的第三种——中国将崛起成为一个竞争性大国，主张对中国制裁加接触。作者通过分析其对中国经济增长、军事现代化和地区影响的看法和反应，指出中印关系要更好发展，除了扩大经济上的相互往来外，更重要的是要增加相互理解和信任。
2.“CHINDIA”和“中印大同”地缘文明范式对地缘政治范式的“超越”
虽然今天的世界依然是地缘政治范式的世界，但是一些中国学者在研究南亚地缘政治的过程中，从地缘合作的视角提出了“CHINDIA”和“中印大同”的地缘文明范式，强调通过中印国家间的地缘合作，突破地缘政治争夺的分析框架，实现中印两国的共同崛起。美籍华裔学者谭中在其著作《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和《“CHINA”加“INDIA”等于“CHINDIA”》、《采用“地缘文明”范式促进中印关系发展》、《“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等论文中提出了“地缘文明”概念，并指出，如果继续按照西方传统的“地缘政治”范式发展，中印关系就无法从英帝国主义设下的陷阱中解脱。按照“地缘经济”范式发展两国关系比较合理，但最好是在中印关系中创立一种新的“地缘文明”范式，使得中、印24亿人口重振昔日雄风，使得欧亚大陆这一“世界巨岛”恢复世界中心地位，划定和谐边界。作者认为“地缘文明”创造的物质力量能够帮助中印关系超越“地缘政治”的范式。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学者王义桅在其《中印共同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从地缘政治范式到全球“大同”范式》一文中指出，中印共同崛起是当今国际政治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并非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亚洲崛起的支柱和必然要求。随着世界未来进入多元化、非线性发展的后现代阶段，将螺旋式地回归历史，文明的底蕴才会彻底呈现出来，文明的和谐将取代文明的冲突。中印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在于亚洲崛起将打破西方殖民体系，推动国际政治范式从地缘范式和其他范式走向世界大同的东方范式。
（四）“处方”研究是主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服务国家的外交政策决策是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地缘政治学科的现实价值意义所在。中国学者的南亚地缘政治研究始终围绕中国国家利益，以中国的南亚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思路为研究目的，关注并试图影响中国的南亚政策决策进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处方”性的政策研究。赵干城的《南亚国际格局的塑造与中国的抉择》一文指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南亚地缘政治的争夺已经给中国带来损害，在中国的西南边疆制造了潜在和现实的不稳定状态。一个战略自主性更强的南亚对中国边疆的稳定应当是有利因素。印度在南亚的主导地位如果能够得到其他南亚国家的认可，甚至被认为是一个有助于地区稳定的因素，则印度在南亚的地位与中国在南亚的目标不一定冲突；中国应该重新评价自己的南亚政策，甚至进行一定的调整，以利于一个稳定的南亚体系的形成和中国发挥一种恒久的均衡与稳定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学者叶海林的《结构不均衡问题对新形势下中巴关系的影响》一文通过反思中巴关系，指出南亚国际关系格局是影响中巴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由于中巴关系中谋求“共同安全”的“高政治”占据了主导地位，谋求“共同增进财富”的“低政治”需求处于从属地位，从而导致了中巴之间“全天候、全方位”的合作关系中存在严重的结构不均衡问题，两国在经济合作、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领域的合作水平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合作水平存在很大差距。这种“外部导向型”的国家间关系，当外部环境变化时，很容易因为缺乏内部支撑而发生动摇。未来，中巴关系存在变数，中巴关系的内在结构失衡可能会凸显，中国应从战略高度上认识并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全方位多领域合作。
地缘政治 篇4
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中心和外围分析92 欧洲共同体222 功能主义258 地缘政治学268 国内殖民主义316 “我国的地缘政治及其战略研究”研讨会综述
倪世雄 黄仁伟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赵可金副教授认为,任何政治现象必然存在于特定的空间,地缘政治 是地理空间和政治权力交互运作的产物,地缘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政治在空间如何展开。关于地缘政治结构的力量：批判与建设 陆权海权空权
国际系统的进程主要指国际制度和国家间力量的组合。哈尔福德麦金德的“陆权说”
中国千年外交与地缘政治（袁南生）
中国式古代东亚文明的中心，近代帝国主义列强角逐的战场，美国在亚洲的驻军，以及和东南亚、东亚一些国家的同盟关系，体现了美国“全球主义”的地缘政治战略，美国极力维持各地区的平衡，从而阻止有可能完全主导某一地区的大国的崛起，防止其挑战美国的单极霸主地位。中国的地缘文化战略（潘忠岐 黄仁伟）
所谓地缘战略就是“利用地缘关系及其作用法则谋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方略”。地缘文化战略,是指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从地缘文化空间的角度,综合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和资源,应对核心挑战与威胁、维护国家利益的总体构想。冷战结束不仅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 格局,而且改变了地缘文化格局。亨廷顿根据历史学家的既有研究,并结合冷战后的最新发展,确认了6种现代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中华文明和 西方文明)和2种可能的候选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在
以西方文化为主的南太平洋地区和以东正教文化为主的中亚地区,中国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较弱,它们至多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次级空间。在周边层次上,“大中华儒家文化圈”是中国地缘文化发展的首要空间。
新地缘政治结构的功能定位:国际主义的跨国性合作（张微微）
一、建构新模式: 结构功能视角的地缘政治学
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是政治分析的一种研究方式，它集中研究政治体系 履行的功能以及实行功能的结构。是20世纪60年代最盛行的政治学理论分析模式之一，这种理论框架提出了政治体系、结构、文化、功能和角色等新的概念术语代替传统理论中的国家、权力等政治学术语。结构功能主义强调分析每一特定体系中结构和功能的相互关系，并假定，如果一个体系持续存在或得到适当维护的话，那么它就能完成一些必要的功能，在这种意义上，“功能”就能使系统保存或永存下去。“结构”则可能是一些有关角色的组织结构。代表人物阿尔蒙德沿着“政治体系”、“政治结构”、“角色”的顺序对政治系统做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分析，他认为，政治体系由相互作用的政治结构组成，结构是政治体系和功能的载体，没有结构就无所谓功能和体系。
政治结构又由 “相互关联又相互作用的角色组成”，所以，政治角色是政治结构的基本构成单位。政治结构是整个政治体系的载体和内容，而 “政治功能指的是政治体系发挥的基本作用”。也就是说，功能是体系和结构的属性，没有功能的体系和结构都是没有意义的。阿尔蒙德将政治结构的分化视为政治发展的一种表象，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范畴中，政治结构 分化是政治体系在受到环境变化的挑战和压力时在结构上作出的协调性变化。重建的地缘政治结构应该是以海陆联合的全球结构和合作性区域结构，以及过渡于二者之间的区域间合作结构为主要内容
Geopolitik 《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英国 杰弗里帕克著 刘丛德译 新华出版社 2003年1月第一版
第一章：时代的属于：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
地缘政治学在19世纪引起来大的争议，因为主张接入国家政策的现实事务。德国纳粹利宣传领土扩张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把纳粹主义意识形态输入到地缘中，这是地缘政治学被唾弃的直接原因。
20世纪70年代，“新地缘政治学”诞生，基辛格将地缘政治属于引入到外交政策的论述中。地缘政治学：从语义学上将，表达了政治行为和这种行为产生的地球环境间的某种特殊关系的术语。涉及到政治科学与地理学
拿破仑：国家政策取决于其地理。德温特惠特尔西任务地缘政治学的教义旨在“使政治地理学服务于这一或那一特定国家的目的”。
新地缘政治学的主要宗旨是为了增添合法性。地缘政治学的主要分析手段是政治地图，其方法是包含于对其特性的考证之中，借此理解其所揭示的现象和滋生其形态的过程。世界政治舞台的各组成部分被视为空间客体，其相互作用构成空间现象，其相互作用构成空间现象。根本目标是了解整体地缘空间和任何既定时间里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过程。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过程包括，首先对基本空间客体自身特征的考察；其次要探视空间客体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空间模式，这包括对不同地理空间区域中相互作用模式差异性的观察；最后将地缘政治空间做一个整体的分析，从而确立对全部特征的判断，从实用主义出发的地缘政治学：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70年代的法国、第二章：地缘政治学的缘起
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将“地缘政治学”定义为“国家作为空间范围的科学”，即国家作为空间的一个地理有机体或现象的理论。
：国家是领土组织的基本单位，国家是“凌驾于个体之上的人”，正是国家观念构成了全球战争的根源。弗里德里希拉策尔《政治地理学》：国家作为有机现象遵循其领土增长和发展的原则。他考察了国家的特性,认为国家是维持秩序，防止混乱的惟一保障。
政府组织：英国的“全国地形测量局”和法国的“军事地图测绘局”。这样的政府组织的存在证实了官方绘制地图的军事目的。
麦金德19世纪末期英国新地理学的开创者，《世界区域》《历史的地理枢纽》，海权国家处于优势地位的时代行将结束，路权即将回归。达尔文主义者关于竞争生存的观点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第三帝国是要使德国成为欧洲的霸权民族。第三章地缘政治学的衰弱
是“9•11”事件后，美国借反恐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强化军事同盟，企图保持绝对军事优势，以便实现“单极统治”。在战略通道上，美国谋求控制世界能源的生产和运输通道，1986 年，美国宣称要控制全球 16 个战略要道，冷战结束后，美国更加大了对战略通道的影响和控制力，为此，还专门构筑强大而严密的军事基地体系，形成了足够的威慑力量。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的需要，防范和遏制中国，正忙于经营一条所谓的“太平洋锁链”，企图构筑一条东起阿留申群岛，西至波斯湾的上万公里长的超长防线，为此，还加紧拉拢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企图将它们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
中国的地缘政治现状 篇5
道路桥梁检测1603班白玉堂
11月12日晚上，青马第四讲我听了思政教研部主任、副教授丁继敏的《中国周边地缘安全环境与周边外交》专题讲座，丁教授对我国当前面临的国家周边安全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详尽介绍了我国周边地缘安全环境的特征、我国政府的周边外交，并讲述了应冷静应对周边安全环境中的突出问题，还分享了关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的思考，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听完课之后有许多心得体会，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总体说来，现在中国周边形势比建国以来任何时候都好，中国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实力。有人说，中国现在GDP 世界第二了，空军日益强大了，航母下水了，航天也能各种载人了。似乎到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之”的时候，特别是近来日本、印度、越南等国的行为愈发的恶劣，且具有高“危险性”了，我们是不是该“出击”，打消这种“欺负到头上”的念头呢？不！他们越是这样，越说明中国的强大、中国的实力让他们感到畏惧、感到恐慌、感到在经济、科技竞争上无法胜利的绝望。而且同时，日本、美国等国家绝对不希望和中国有战争，他们不会去尝试这头睡醒了的“雄狮”的威力、而其他小国更不敢和中国有战争，相对随时有可能爆发战争的建国初期来说，我们当今的周边安全形势虽错综复杂，但却比建国以来任何时候都好，现在的中国在国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有地位。
我国是当今世界陆海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并与周边相当一部分邻国存在着复杂的领土、领海争端，周边还分布着一系列当今世界的人点问题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我们应该做到：
一、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国家安全主要指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及人民生命、财产不被外来势力威胁和侵犯；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不被颠覆；经济发展、民族和睦、社会安定不受威胁； 国家秘密不被窃取；国家工作人员不被策反； 国家机关不被渗透等。
二、加强国民国防意识教育。国民国防意识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而国民的国防意识必须通过教育手段来实现，国防教育的重点在于推动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而国防教育正是对人的教育，它不仅可以培养公民为国献身的精神，而且有利于开阔人们的思路，通过国防教育，可以培养公民高度的组织观念、严格的法制观念，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提高全社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生力军的作用，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而作为共青团员的我们更应该具有国防意识，因为我们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是党赋予共青团的光荣使命，我们要时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三、维护主权，促进世界和平。国家与国家的发展如果想和平进行，首先这两个国家必须互相尊重，不用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土，争夺不属于自己的资源，而使用霸权主义进行军事威胁，或者扩大军事集团，强化军事同盟，就比如日本与我国的钓鱼岛问题。针对于我国的当前的国家安全形势，我国政府的策略是：沉着应对、加快发展、努力夺取战略主动权，确保我国国家安全；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尽快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为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以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加快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增强我国国防实力。而综合利用各种力量和手段，坚决挫败台独、分裂祖国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两岸关系基本稳定，维护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已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FASHION TREND
面对这些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和挑战，丁老师也给我们解读了他关于国家安全对策的不同角度的理解。其中，在战略上，我国要加强对全局性、高层次的重大问题的策划与指导，古人曾说过，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就是强调要有全局观念。对于中国的国际战略，我们要立足亚太、稳定周边、制衡美国。我们要积极稳固后背，继续援助巴基斯坦等国，建立以中国关系为核心的欧亚大陆战略。在军事上，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建设现代化强国，同时也要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自立自强的原则，要始终相信制胜的法宝就是人民的力量。最重要的是我国军队要加快向现代化军事思想的转变，依托高科技，加快我军信息化建设，争取让我国这样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与其身份相匹配的一支军队，一支能打赢现代化战争的军队。
中国的地缘政治现状 篇6
一
众所周知，我国南北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不仅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的差异。这种情况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说：“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为两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⑴可见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了代表北方的孔子与代表南方的老子的地域性分岔了。美学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在中国出现的比较晚，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就已发展成形，形成了具有其特色的美学思想和美学流派，如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另外，如管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人在美学上也进行了各自的探索和研究。因为南北的差异性，这时的美学思想自然也不例外地存在着南北地域上的差异。如孔子等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和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思想就是这时美学南北地域的差异性的体现。这种情况虽然有许多的变化，但是南北派别的划分依然是其主脉，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进一步指出：“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⑵。所以也就可以从地域上把中国的美学划分为南方美学和北方美学，统称为南北地缘美学，作为中国美学的地域划分的一种方法。
那么这两种美学的差异究竟表现在哪些地方呢?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种美学所植根的经济基础的差异。北方美学植根于北方经济(以牧业经济和小麦经济为主)之上，南方美学植根于南方水稻经济之中。
二、两种美学所生存的文化思想底蕴的不同。北方的文化思想比较正统，南方的文化则是一种水稻文化，出现了原始的宗教，并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巫文化”。
三、两种美学的.精神内核不同。北方以“尚武”为主，并兼有其它多种精神，南方则是以“糜情”为内核。
四、两种美学所具有的风格的差异。北方美学的风格是豪迈雄壮，质朴淳厚，南方美学则秀丽婉美，浪漫热烈。
五、两种美学见之于文艺上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正如《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北方文艺重于“气质”，南方文艺重于“清绮”。
这两种美学的差异性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凸现，如代表北方美学思想的《诗经》和代表南方美学思想的楚辞。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中讲到：“先秦时期的《诗经》和《楚辞》就是地域性很强的作品。《诗经》主要是北方文学;《楚辞》则植根于南方，而又吸取了北方的文化营养。《诗经》的质朴淳厚，《楚辞》的浪漫热烈，体现着北方和南方两地的差异。”⑶但是一开始这两种美学的地位也并不是对等的，很长时期里，美学一直都是以北方为正统，南方美学远远不及北方美学，这种状况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上的分裂，北方长时期处于战乱之中，原本坐镇北方的统治者及许多北方士族豪门，还有许多北方居民都纷纷南迁，在南方建立国家，开创事业。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⑷正是这政治上的**与艺术上的这种精神使得南方美学不断得到发展，并还出现反超北方美学，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见一斑：〔1〕从相关著作和研究人才方面，来看，主要是出自南方人之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在南方出现了诸如刘勰、钟嵘一样的杰出人物，而对比之下，北方则要清淡得多。〔2〕在文艺创作人才方面，南方诗人文士占了这个时期的大半个江山，而北方除了由南方去的庾信，王褒外没有几个人可与南方相比。那么究竟是发展南方美学还是保证北方美学的正统地位呢?很显然，南方美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博得了上自君王，下至普通百姓的欢迎，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同时南方“犹如在浓厚的脂粉之下掩盖着贫血的面��”⑸呈现
基辛格的地缘政治忧思 篇7
在《世界秩序》中，基辛格开门见山地指出，“根本就不曾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存在过”。“前人传递给我们这个时代的秩序是西欧在将近四个世纪以前举行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在几乎不知世上有其他文明存在的情况下协商而成的”。
基辛格认为，在战后得到广泛默认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正日益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欧洲在内部取消边界实为选择脱离旧有的主权国家原则。中东新的圣战分子在逊尼派—什叶派对垒的分界线上和解体国家的废墟中崛起，志在以秩序为名摧毁秩序。亚洲国家不能走出旧有的荣耀和历史的仇恨阴影，共同把分歧推向冲突的边缘。美国忙于重新衡量实力与外交原则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太情愿在世界上充当执法人和制衡者。
基辛格对“秩序”作了“世界秩序”、“国际秩序”、“地区秩序”三个层面的划分，进而从历史和现实角度逐一剖析欧洲、伊斯兰世界、伊朗、日本、印度、中国、美国的思想和战略源起，以印证不同的权力中心对世界秩序有着不同的理解，现行秩序未能把不同的价值观念有效聚合在一起，“没有谁认为自己是体系的天然维护者，一切正从内部发生着重大转换”。
对基辛格而言，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危机正是不同的战略意图和秩序观念碰撞的结果。“我们已进入一个由不受任何约束的力量来决定未来的阶段吗？”“怎样才能基于不同的历史经验、价值观和传统思维形成共同秩序？”“今天的领导者们能从琐碎而紧迫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实现新的战略均衡吗？”——这些是基辛格提出的核心问题。至于答案，老谋深算的他在作了洋洋洒洒360页深奥阐述后，只用不到7页纸的篇幅把解决之道归结为“合法性和权力的均衡”。
秩序的“合法性”就是各方认可和共守的国际规则。同时，基辛格坚持强调“均势”仍是不可或缺的——“仅靠均势平衡不能完全保障和平，但如果深思熟虑地加以组合调配，就可以限制根本性挑战发生的纬度和频率，减少引发冲突的机率”。“现实对世界秩序提出的要求是形成一整套连贯的战略，将不同地区的秩序观联系起来，在不同的地区秩序之间架设桥梁”。
基辛格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实践和宣扬地缘政治，但当人类进入21世纪，在知识界拥抱“全球化2.0”的热潮中，基辛格对地缘政治的“絮絮叨叨”一度遭遇冷嘲热讽，年轻的思想者们要把他的“陈辞滥调”扫进故纸堆，甚至在美国高层也有“基辛格老了”的感叹。而今，当证伪“世界是平的”成为时尚，美俄、美中关系呈现越来越多的对立迹象时，人们才在对“冷战重来”的恐惧中发现，属于基辛格的时代并没有成为过去。
在阅历太多的人间事后，基辛格难掩对国际关系前景的悲观，这在《世界秩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不认为国际社会已在着手用建设性的方式打扫旧的地缘政治碎片、构建新的可持续的世界秩序。基辛格试图赋予其地缘战略学说以新面貌，但91岁的高龄和国际局势的快速演变已让他来不及对“合法性和权力的均衡”作充分阐发。基辛格希望把这一命题留给后人思考，也许这正是他在鲐背之年仍笔耕不辍推出新巨著的源动力。
《世界秩序》一书的主要目的还是提醒美国人不要放弃“美国例外主义”，不要轻易退出自己所应承担的“全球责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美国的领导作用都不可或缺，即便当它自感困顿”。基辛格并指出，以“合法性和权力的均衡”构建世界秩序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在维护稳定和推广普遍原则之间、在美国经历的独特性和将其推而广之的理想主义情怀之间、在过份自信和过度自省两个极端之间达至平衡。
基辛格在书中没有直接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但却罕有地为小布什政府出兵伊拉克决策开脱，称赞小布什是“最大胆的威尔逊主义者”。这样做固然有个人党派背景，但更是在劝说美国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美国正在新孤立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两股思潮的夹击下挣扎，知识界渐成共识：面对纷至沓来的挑战和自身影响力下滑的现状，美国需要新的大战略，换言之，需要新的基辛格。
《世界秩序》涉华部分论述摘译
中国是带着从历史中生成的矛盾心态参与威斯特伐利亚结构的。中国没有忘记，在一开始，它是以同其历史形象完全相左的方式被迫参与现行国际秩序的。当被要求遵从国际体系“游戏规则”和“责任意识”之时，许多中国人发自内心的反应都受到一种意识的深刻影响，即：中国并没有参与这个体系的规则制订。他们期待——这种期待迟早会诉诸行动——国际秩序的演进把中国送入规则制订的中心位置，能够修改通行规则也可以。
在等待这一切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北京在世界舞台上日趋活跃。无论以何标准而言，中国都已经重新获得与其在过去数个世纪影响力曾经到达的、公认的、最远的地方相匹配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将怎样把它自己同探索世界秩序的当代潮流联系起来，特别是将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两国在历史上都对国际体系显示出矛盾心态，在作出承诺的同时对其原始设计持保留意见。中国被要求作为一个与其他大国共存的主要力量在21世纪秩序中发挥作用，这对中国来说并无例可循。美国也不曾拥有同一个与其规模、影响力和经济表现相当但维护国内秩序模式又如此不同的国家可持续相处的经验。
中美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存在差异。美国的政策制订务实而具体，中国则是抽象和概念性的。美国从来没有能对其构成威胁的邻国，中国从来不曾在边境上不面临强敌。美国人相信所有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认为每种解决办法都是通向新问题的门票。美国人热衷于勾勒实际“交付”项目的议程，中国人擅长为事物确定原则和进行分析。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受到共产主义理论和传统中国思想的影响，后者的作用力正在增强，但没有哪一种为美国人所熟知。
中国和美国全面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都不算长。中国相信自己是独特的存在，但这种骄傲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它的现实状况。美国同样认为它自己是独特的——也就是“美国例外主义”，但却带着在世界上传播其价值观的道德使命感。两个伟大的社会都正经历着深刻的内部调整，不管这将导致敌意还是某种新型的伙伴关系，都将会对21世纪的世界秩序产生重要的塑造作用。
守成大国与上升大国间的潜在紧张关系并非新生事物。上升大国不可避免地会冲撞到某些被守成大国视为专属的利益。同样的，上升大国会怀疑其对手试图在一切都不算晚之前对它进行挤压。哈佛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在历史上曾有的15起守成大国遭遇上升大国的事例中，10次引发了战争。因此，两国战略思想者们纷纷采用行为方式和历史经验的模型来预测两个大国之间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中国，美国的许多行动被解读为蓄意阻挠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人权的促进被视为颠覆中国国内政治架构的计划。一些显要人物把美国所谓的“重返”战略描述为旨在使中国永居二流国家地位的最终摊牌的先导步骤。在美国，存在着对一个崛起的中国将系统性摧毁美国优势并挑战美国安全的恐惧。一些重要团体把中国同冷战时期的苏联类比，认为中国决心在其周边地区确立军事和经济主导地位，以最终建立霸权。
美中双方都在通过军事行动和防卫项目加深彼此的疑虑。即便它们是“正常的”、以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但也遭到了最坏的解读。双方都有责任避免其单边部署的行为升级为军备竞赛。双方应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当时的欧洲领导人被军事计划困住，无力辨别战术与战略，怀疑气氛逐渐积聚，潜在冲突升级为灾难。
人权问题助长了美中的紧张关系。美国也许可以调整促进人权在其战略议程当中的优先顺序，但有鉴于美国的历史和美国人民的信念，不可能放弃有关原则。美中在人权问题上的歧见不可能弥合，防止有关分歧螺旋上升便成为双方处理彼此关系的主要任务之一。
另一个紧迫问题与朝鲜有关。俾斯麦在19世纪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奇妙的时代，强者因为顾虑重重而变得虚弱，弱者因为胆大妄为而变得强势。”朝鲜并不拥有与美国展开正面战争的军事能力，但它建立起核设施，有胆量采取非对称的冒险主义，增加了朝鲜半岛再次爆发战争的危险。
对中国而言，朝鲜蕴涵着复杂的历史遗产。在许多中国人眼中，当年出兵朝鲜是中国终结“国家耻辱”、在世界舞台上“站起来”的象征，但也提供了警示：卷入一场中国并不能在源头上加以控制的战争，可能导致长期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了相近的立场，要求朝鲜放弃而不是减少核计划。
对平壤来说，放弃核武器可能导致政治解体。但弃核恰恰是美国和中国在联合国有关决议中投票支持并公开阐明的要求。美中两国需要就他们公开强调的目标一旦获得实现之后将要采取的政策进行协调。有可能对美中在朝鲜半岛的目标进行整合吗？美中能商量出一个足以令所有相关方都更安全、更自由的旨在实现半岛无核化和统一的协同方案吗？如果能，这将是迈向“新型大国关系”的巨大一步。
中国的新领导层已经驶入一片未知水域。他们可能并不希望到境外冒险，但一定会抵御任何势力在他们所界定的核心利益问题上的侵入和染指，甚至可能采取比前任更为强硬的姿态，因为他们认为改革不应将国内、国际事务割裂开来，要加强对国家利益的强调。任何包含美国和中国的国际秩序必然围绕权力和力量均衡建立，而传统平衡术的负面作用则要靠在准则规则问题上的共识与合作因素的加强来减弱。
美国和中国的领导者们已就在亚太地区创建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这就要求在寻求均势平衡的同时减少蕴涵其中的相互军事威胁。但迄今为止，双方对各自意图的声明并不拥有与之相匹配的具体步骤。美中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强调是如此频繁，实现它的步伐又是如此缓慢。
伙伴关系的建立离不开意图的澄清。没有什么协议或共识能保证美国的国际地位永远不变。如果美国确实是一支衰落中的力量——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非命中注定——中国及其他国家将会继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绝大多数时间里发挥的绝大多数的全球领导作用，但这要经过一段起伏动荡的过渡期。
许多中国人可能把美国看作一个已经走下山巅的超级大国。但在中国领导层当中，显然存在认为美国将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保持主要领导能力的判断。建立一个建设性的世界秩序的本质是，不应有哪个国家像美国在冷战终结后的短暂时光里曾经做到的那样单独领导世界。
在东亚，导致均衡的力量存在于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美国、俄罗斯和越南等参与者之间。美国是东亚平衡体系中的域内平衡者，而非域外平衡者。美国同时充当着日本的盟国和中国名义上的伙伴——这个局面与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相似，它与奥地利结盟，同时靠与俄国的协约加以平衡。荒唐的是，正是这种战略模糊一度维持着欧洲均势的灵活性，而以透明度之名放弃模糊则导致了冲突的增加，最终引发一战。
自美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和西奥多·罗斯福斡旋日俄战争起，阻止在亚洲生成霸权就是美国的固定政策。现实条件下，将潜在的敌对力量尽可能远地推离其边界是中国不可避免的选择。美中两国都在那片水域航行。对和平的守护有赖于双方在追寻战略目标时的克制，以及将竞争限定在政治和外交范畴之内的能力。
冷战时期，分界线由军事力量划定。但在当下，分界线不应主要由军事部署来界定。军事不应被认作定义均衡的唯一抑或主要元素。伙伴概念理应成为一种能够实现权力均衡的空前重要的方法，特别是在亚洲，这一原则具有普适意义。将均势战略与伙伴外交结合起来虽不能消除所有敌对因素，但可以减弱它们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可以为美中两国的领导者们提供开展建设性合作的经验，并向两国社会展示构建更为平和的未来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