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发展现状

中国农业的发展现状（共8篇）

中国农业的发展现状 篇1

中国的农业发展与农业科技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科学技术发展迅猛，于是科技实力的竞争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其中农业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目前我国的农业发展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发展瓶颈。首先，农业保险的发展与农业的发展极不平衡，不利于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其次，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缺少相应的标准。最后则是，土地的人口承载量低以及农业资源利用效率、效益低。从以上的问题中，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农业科技创新才是解决我国农业发展问题的根本。只有加快农业科技的进步与创新，才能有效地真正地提高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要充分发挥科技对农业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我们需要以现代信息技术、科学技术装备、改造传统农业，并造就出一代能运用科学技术经营和管理农业的新农民；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深化农村体制改革，通过建立新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及一支高效精干的、富于创新精神的农业科技队伍，把我国的农业发展不断推向新高度。而具体的战略政策则有以下几点：1.加大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力度，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新型农业科技体制。2.切实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和科技服务体系的建设。根据农业科技周期长、公益性强和区域性强的特点，对面向市场能力的服务类农业科技机构和基础性、公益性为主的农业科技机构采用不同的支持方式进行改革。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改革，大力调动农民、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逐步形成国家扶持和市场引导相结合、有偿服务与无偿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实行农业技术推广队伍多元化、推广行为社会化、推广方式多样化，制定政策和相关措施，促进农业专业技术协会的健康稳定的发展。3.抓好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例如着力加强现代农业装备关键技术成果的中试和熟化，促进农业生产的精准化、设施化、信息化和规模化发展，加快增强我国农机装备行业竞争力。重点支持农作物、牧草、林果收获、清选、加工设备，农产品产后减损、精选分级和节能仓储技术与装备；水稻育插秧等新型农田作业机械、设施栽培技术装备与高效、精量施肥、施药及秸秆还田等技术装备、机械；新型畜禽和水产规模化养殖机械和技术装备，以及牧草、饲料加工、林产机械和技术装备等。4.切实提高农业科技研究与开发能力。5.建立一个宏大的、高质量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进一步贯彻九年制义务教育；通过农业技术讲座、培训、函授、夜校等多种形式，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农业科技水平。在县乡通过职业中学或农技推广机构举办免费或低费职业教育班，为农民讲授农村实用技术知识、管理知识，提高农村劳动力转化科技成果的能力。6.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发展保障体系。加强科技立法，用法律形式保障科技的重要地位。尽管我国已在《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农业科技进步法》等法律法规中作了一些规定，但总体来说，我国的农业科技法律体系还不完善、不具体，可以借鉴其它国家的一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加以完善，以切实促进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并尽快转化为生产力。7.增加科教兴农的投入。各级农业部门对科研教育单位的基建投资要继续予以重点支持，并逐步增加对仪器设施的投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单位的建设，除了正常基建投资外，在商品基地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资金安排上，给予一定比例的支持，加快推广体系建设。

中国农业的发展现状 篇2

一、建立规模化的农业经营模式，实现农业经营体制的突破

现行的农业经营体制是建立在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经营基础之上的小规模经营方式，这种农业生产的小规模分户经营模式在改革初期确实起到了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民增收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经营体制与现代农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一家一户小规模的经营模式不仅从客观上阻断了农业产业链的有效连接，使农业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处于一种封闭的、分散的生产状态，从而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抑制了农业增收潜力, 而且还阻碍农村土地的适度规模化流转，使目前的农业生产工具仍处于一种人畜犁耕的原始状态，迟缓了农业机械化的研发与推广使农业生产技术仍停留在农产品总量的增加和化学肥料与高残留农药的使用上，阻碍了优质化、无公害化生产技术的使用与研发;使农村土地的价值仍处于一种单一的、原始的农产品产出效益上，而无法通过交易扩大农业再生产并从其中获取更多利润的资本。因此，建立适度规模的农业经营模式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适度规模的农业经营模式是以农户承包的土地作股份，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实行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规模化经营，即每个农户所投入股份的多少都是自愿的而非强制，而且按每个农户所投的股份的多少来分配农业收入。这种规模经营不仅有利于农业产业链的有效连接，而且也有利于避免生产和投入的盲目性，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当然，适度规模化经营不是要动摇和改变现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体制的基础，剥夺农民的农村土地承包权益，而是要通过这种适度的规模化经营，最大限度地解决好小规模、分散化家庭承包经营条件下的小生产与大市场间的矛盾，避免因农户分户经营所带来的生产上的盲目性和产品产业结构上的趋同性所造成的农民利益损失。

二、建立专业化的农业分工模式，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突破

农业生产成本过高是导致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导致农业成本过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专业化分工的缺乏，应该说在农村绝大多数地方还没有专业化分工的概念。现实的情况是一个家庭独自承担。这种缺乏农业分工的经营模式，一方面增大了农业劳动者的市场风险，由于目前大多数农民既是生产者，又是销售者，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应付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且不少农民文化素质低，很难准确的判断瞬息万变的市场信息，因此，大多数农民在激烈市场竞争中，面临不法商人和利益集团的欺诈与盘剥，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增大了农业生产者的农业风险，由于缺乏专业化识别能力，农户很可能在购买种子、化肥和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时上当受骗，遭受惨重损失，在农业品种和产业结构上，因缺乏专业化的市场调查和专业化信息分析，容易盲目模仿而造成农业品种和产业结构的雷同，导致农业产品的积压或腐烂，出现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的尴尬局面。因此，建立专业化的农业分工经营模式必将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长期目标。

农业专业化分工的模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区域的专业化模式、部门的专业化模式和作业的专业化模式。

(一)区域专业化模式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户一品”“一村一品”或“一乡一品”。从宏观层面上就是要建成田院、村组和乡镇等专业化的种植业、养殖业、水产业、果、林、蔬菜和花卉;从微观层面就是要形成规模化的、单一品种的种植 (养殖) 场所和集散地。这样既便于生产的管理与技术的指导，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和管理环节上的失误，从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收入;又便于销售，这样不仅最大限度节省了销售环节成本，而且有利于形成规模效应，从而达到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目的，使农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二)部门的专业化就是通过农业分工在农村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农业生产管理、农业技术推广与使用、农产品销售、运输、加工和仓储、农资产品供应、农业贷款融资和农业保险等部门，彻底改变传统的农村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以企业化的管理方式，将农业经营由过去的一个生产单元 (家庭或家庭成员) 单独完成，变为多个生产单元分工合作，形成专业化的农业生产企业和农业产业工人。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规避农业风险，而且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和转移。

(三)作业的专业化，就是从种 (苗) 培育，到具体生产环节管理，最后到收割，这所有的生产环节不再是由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生产单位全部承担完成，而每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生产单位只是承担其中某一个生产环节。如形成专业的粮、棉、油种 (苗) 培育专业户。这样既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又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生产效率。更主要的是通过专业化的管理，降低了农业风险，减少了盲目的农业投入。

三、保护农业耕地质量

耕地资源的地力调查、质量评价、分等定级，地力与施肥效益的长期监测、农田环境的监测和评价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均属农业公益服务而且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因此，政府应提供专项资金，确保耕地生产能力稳步提高，遏止土壤肥力递减，再针对不同作物、不同区域建立长期定位监测点的基础上采取措施来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

1.搞好农田地力调查和评价，加强基本农田保护。根据《全国耕地类型区、耕地地力等级划分》标准，地力调查质量评价和分等定级是一项技术性强、劳动量大、任务十分繁重的工作。没有足够的资金保障，工作无法开展，特别是这些调查取样、评价定级等基础性工作，没有直接经济效益，农民无法完成，只能靠政府投入。

2.建立地力、肥效检测网点，指导农民科学施肥。部分地区地形复杂，农田地力差异大，而且随着有机肥施用量的相对减少，片面施用化肥造成土壤退化，土壤保墒蓄水能力降低，有的地方土壤富营养化，严重的形成次生盐渍化;有的地方出现土壤养分新的不平衡与缺素，土壤有效钾、微量元素含量下降。无论从规律还是从现实上看，都要建立地力监测点，了解土壤基本情况，开展土壤肥料调查，有针对性地指导农民科学施肥，减少肥料资源浪费，防止土壤退化，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中国农村农业发展的未来 篇3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在“从积贫积弱到全面小康”的主题报告中，简要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程。他认为百年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可分为清末民初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以来四个阶段。他分析得出的重要经验和启示是：一要深化农村经营体制和管理机制改革，加大农业农村投入；二要加强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加快改造传统农业；三要着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四要正确发挥政府和市场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作用，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农业市场发展滞后

与会专家认为持续的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增加将刺激对大多数食品的需求，从而对全球粮食供给提出挑战。这些因素会进而推动对肉制品和奶制品的需求，将推动玉米、粗粮等饲料粮和其他膳食价格上涨的压力。生物能源的需求将继续争夺土地和水资源。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和土地稀缺将越来越多地制约粮食生产的增长，对粮食安全和人类福祉造成不利影响。除此之外，气候变化将使农业发生改变，从而威胁那些依赖作物和畜牧业以保障其粮食安全和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农民。对于如何应对上述挑战，国际粮农组织亚太地区部经济与社会政策援助小组协调员Purushottam K. Mudbhary 先生认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增加农业研究和推广农业投资，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投入，大幅增加对小农领域的粮食作物产量。此外，政府必须对食用粮食向生物燃料生产转向进行合理处理。最后，为使穷人免受高粮价之苦，需要加强为他们提供粮食安全保障。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分析了我国的粮食生产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主要问题之后，认为尽管实现了粮食生产连续增长，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问题的基础还是很薄弱。我国进口的粮食等其他主要农产品数量也在快速增长，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示。尽管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不断增长，但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数量不断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农业生产资源的保障，对于农业投入的保障，对于农产品供给的各种刺激政策仍然是不能放松的，对于确保中国粮食安全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能力仍然不能轻言过关。

如何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也是此次会议的讨论热点。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认为，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严重滞后是导致价格频繁波动的重要原因。为此，他认为推动农业发展要建立三大体系，第一是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第二是要建立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三是要建立农产品的市场体系。他认为，解决农产品市场体系的问题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业。二是加快农产品冷链设施建设。三是努力降低流通成本。四是努力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水平。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如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改变农业的产业结构，从而保证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提高农民收入，是未来中国农业农村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农民工待遇需市民化

农村人口的迁移和劳动力流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过程中，人口变化、劳动力转移以及由此对农业和农村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最近一段时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专家们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一方面给城市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一方面为促进农民增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指出，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农民工的流动开始呈现家庭化和长期化；二是绝大多数到城镇工作的农民工已经不再从事农业；三是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愿望非常强烈；四是农民工对定居城市的选择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他认为，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着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全面短缺的转变，招工难正在由沿海向内地扩散。他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保证了我们的就业能力，所以我国不会出现类似拉美的贫民窟现象。”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要让户口与福利脱钩，而且农民工的市民权利不能以土地权利来置换。城乡分割体制下出现的农民工现象终究会终结，但在这个过程中应高度重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和失衡问题。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城乡二元体制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而产生的必然结果。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所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韩俊指出，农民工最不满意的问题是工资低，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居住条件；农民工社保制度亟待完善；农民工在城市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程度也比较低；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双放弃”，即不愿意放弃农村承包土地、林地和草原，也不愿意放弃农村的宅基地来换取城市的户口。

城镇化进程面临挑战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将走向何处，未来中国城市化的路径将是怎样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指出，我国目前城镇化面临的几个问题：一是城镇化与扩大内需的关系问题。中国要想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较低的消费率和较低的服务业占比将成为制约的瓶颈；二是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关系问题。当前农民工严格意义上不是城市市民，所以他们对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对调整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没有意义。这种城镇化是农民没有迁徙自由，农民没有发展资本的城镇化；三是城镇化和城市管理体制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蔡指出，以农民工的市民化为主要内容的进一步的城镇化，应该成为我们未来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来源。农民工有了更充分的社会保障，有了更稳定的生活预期，他的消费就可以大幅度的提高。未来中国要通过产业转移，形成在中、东、西三类地区之间的雁阵模型，即沿海地区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将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延续比较优势。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沿海地区的资产占比已经是负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已经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马晓河还设计了中国城镇化的未来政策框架，一是要完成以城市行政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制度设计。减少城镇行政层级，优化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城市责权关系，创新城市群治理模式；二是要启动城市群共同体统筹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在一个城市群内部，大中小城市的公共设施服务应该没有差别，基础设施建设是引导人口流动的关键所在；三是完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政策体系。

土地制度改革需长期坚持

对于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问题，陈锡文认为，家庭经营能很好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监督费用问题，所以它是世界各国农业经营的最主要的形式。我国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让农民“种自己的地、打自己的粮”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稳定发展，所以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必须长期坚持。

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论文 篇4

摘要：过去 30 年，我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 2009 年，中国列车之所以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平稳行驶，与坚实的农业基础是分不开的。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正步入历史最好时期 ：农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稳固，亿万农民的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舒畅，农村社会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和谐。当前，国家“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已经全面启动。要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发展的好形势，就必须把困难估计足，在规划之前清醒认识我国农业发展可能会面临的诸多挑战，超前谋划，预备对策。

一、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面临障碍

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取得积极进展，对于完善现代农业产生积极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型明显加快，微观层面的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不断推进；二是农业分工分业迅速深化，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农业发展、结构升级和农民增收的引领支援作用迅速突显；三是在区域层面，农业发展的集群化和连片化现象迅速推进，重大项目带动、农业项目区优势特色农产品产业带坚实等，越来越成为发展农业的重要方式。

总体而言，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仍然较为滞后，严重制约着农业产业体系的发育、农业经营效益提高及其对农民增收贡献能力的增强，主要原因有：一是由于体制改革滞后，政府、准政府主导型农业服务体系活力不强，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比较严重，如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难以更好地满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导致农村发展中长期的资金严重不足，二是对农业分工协作和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引导机制不健全、支持力度不够。三是在顺应农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农业服务体系的转型方面，尚缺乏有效的统筹规划、政策引导和人力资本支撑。

二、要素市场、产权市场的发育和城乡统筹滞后

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仅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还包括土地、资金、农贸、企业家、劳动力等要素结构的调整，甚至产权结构的调整。通过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和产权流动以及城乡之间在要素市场的竞争，将更好的激活涉农要素市场和产权市场，带动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三、主要农产品供给问题长期存在由于中国粮食连续六年增产和国内粮食库存充足满足国内粮食需求不会存在大的问题。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看，对于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自 2008 年 9 月 份 到 2009年 6 月底，国家在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同时，连续 6 次扩大粮食临时收储。这对稳定粮价发挥了重 要 作 用，但 实 际 上 增 大 了 2010年、2011 年国内粮价下行的压力。同时，由于产业之间、城乡之间争夺耕地和水资源的竞争不断加剧，我国粮食增产还面临着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的障碍和约束。

四、农业基础设施和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低仍是一个突出问题

最近几年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等，日益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就总体而言，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低，抗灾减灾的能力不强仍是一个突出问题。由此不仅会增加农产品成本和农业经营风险，还会影响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甚至妨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如在许多农业主产区，农业水利设施建设欠账多，许多水库不能蓄水，每遇严重灾害，农作物单产和总产都要下降。

五、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企业控制产业”的现像可能继续深化

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组织的创新日趋活跃，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对于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带动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总体而言，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低，仍是一个突出问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在各地农断地位的企业控制产业”现象的形成，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许多地方在招商引资或支持龙头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贪大求洋”，过度重视大企业发展、大项目带动，轻视中小企业的发展.由此可能在短时间内增加业绩，提高区域农业产业化的显示度，但也拉大了农户与客观企业之间、大型龙头企业之间与中小企业之间在经济实力、谈判地位甚至市场定价之间的区别。

六、国际趋势、农业市场和结构变迁

与会专家认为，持续的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增加将刺激对大多数食品的需求，从而对全球粮食供给提出挑战。这些因素会进而推动对肉制品和奶制品的需求，将推动玉米、粗粮等饲料粮和其他膳食价格上涨。生物能源的需求将继续争夺土地和水资源。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和土地稀缺将越来越多地制约粮食生产的增长，对粮食安全和人类福祉造成不利影响。除此之外，气候变化将使农业发生改变，从而威胁那些依赖作物和畜牧业以保障其粮食安全和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的MarkW．Rosegrant先生，研究评估了截止到2050年的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主要产品、热量供应、价格的影响。对于如何应对上述挑战，国际粮农组织亚太地区部经济与社会政策援助小组协调员PurushottamK．Mudbhary先生认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增加农业研究和推广农业投资，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投入，大幅增加粮食作物产量。此外，政府必须对食用粮食向生物燃料生产转向进行合理处理。最后，为使穷人免受高粮价之苦，需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粮食安全保障。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分析了我国的粮食生产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主要问题之后，认为尽管实现了粮食生产连续增长，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问题的基础还很薄弱。我国进口的粮食等其他主要农产品数量也在快速增长，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示。尽管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不断增长，但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数量不断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农业生产资源的保障，对于农业投入的保障，对于农产品供给的各种刺激政策仍然是不能放松的，对于确保中国粮食安全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能力仍然不能轻言过关。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尹成杰副主任委员分析了我们国家粮食生产面临的挑战之后，认为关键要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建设，把农业现代化建设摆在工业化、城镇化，特别是国家现代化的首位。

如何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也是讨论的热点。农业部陈晓华副部长在分析了近年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原因后认为，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严重滞后是导致价格频繁波动的重要原因。为此，他认为推动农业发展要建立三大体系，一是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二是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三是农产品的市场体系。他认为，解决农产品市场体系的问题主要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业，二是加快农产品冷链设施建设，三是努力降低流通成本，四是努力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水平。

七、工业化、城镇化、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农村人口的迁移和劳动力流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过程中，人口变化、劳动力转移以及由此对农业和农村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最近一个时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

专家们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一方面给城市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对促进农民增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学者指出，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农民工的流动开始呈现家庭化和长期化；二是绝大多数到城镇工作的农民工已经不再从事农业；三是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愿望非常强烈；四是农民工对定居城市的选择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分析预测的结果显示，从本世纪开始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新增量全是负值，也就是说增加的少，转移出去的多，从而保证了目前我国城市的劳动力还有新的供给。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03年，因为中国农业生产率无论是土地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都在迅速提高，特别是2003年以后，越来越偏重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则用模型分析了城市化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他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三产业就业对城市化的弹性比较高，城市化率的提高将导致第三产业的就业比率以递增的速度增加。第二产业对城市化的弹性最低，第二产业越发展、比重越高，越会在资源上限制城市化。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全国的人均GDP可以增加100美元以上。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而产生的必然结果。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所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前，农民工最不满意的问题是工资低，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居住条件；农民工社保制度亟待完善；农民工在城市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程度也比较低；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双放弃”，即不愿意放弃农村承包土地、林地和草原，不愿意放弃农村的宅基地来换取城市的户口。马晓河提出了我国目前城镇化面临的几个问题：一是城镇化与扩大内需的关系问题。中国要想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较低的消费率和较低的服务业占比将成为制约的瓶颈；二是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关系问题。当前从严格意义上说农民工不是城市市民，所以他们对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对调整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没有意义。这种城镇化是农民没有迁徙自由、农民没有发展资本的城镇化；三是城镇化和城市管理体制问题。当前中国的城镇体制以一种纵向的行政层级为主，大量优质资源向最顶端的城市转移，所以反过来大城市建得越来越好，最后又限车、限人入城，形成一种扭曲。此外，城市之间还存在严重的城市行政分割现象，在这种机制下，谁都愿意把稀缺的资源，如土地和资本吸纳到自己的城市里，谁都愿意让农民工进城为他们劳动，建设美好家园、美好城市，但谁都不愿意为农民工承担公共服务支出成本。

近年来，随着国家统筹城乡发展力度的加大，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在积累增多，但受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以及国际生物能源发展等因素影响，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农业与能源价格、投机行为、气候变化及宏观经济发展的联系日益深化，全球农产品供需格局及影响因素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能否准确把握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市场运行的关键特征和热点问题，进一步完善市场调控政策，是“十二五”期间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稳定、市场稳定的重要保证。为此，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近日在京举办了“十二五”期间农业展望和农产品市场热点问题研讨会。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科研院校以及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信息中心、贸易促进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就“十二五”期间我国的粮食安全、贸易政策、外资进入以及市场调控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IFPRI）也派专家出席会议，粮农组织专家介绍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发布的2010-2019世界农业展望报告的主要结论。

与会专家分析，未来5-10年内，我国农业领域将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重要特征和变化趋势。首先，粮食安全压力将加大。根据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预测，虽然未来5年我国大米、小麦供需将保持稳定，但猪肉、禽肉和奶制品需求将大幅增加，这会导致我国玉米需求显著提高。其次，石油价格变化和全球生物质能源发展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将加大。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能源价格的上涨将推高未来10年全球农业生产成本。与1997-2006年平均水平相比，未来10年小麦和粗粮实际价格预计将高15%-40%；植物油实际价格将高40%以上。再者，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国内传导作用将加快，跨国公司对国内食品市场的影响将加大，发达国家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限制将增多。

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趋势和不断涌现的新热点，增加了“十二五”期间我国农产品市场调控的难度。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包括价格支持、直接补贴和贸易调控等手段在内的市场调控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稳定、市场稳定，但也面临一些考验：一是价格干预的边际效应在下降，有时很难实现政策目标；二是在WTO贸易规则约束下，国内政策支持空间将明显缩小。

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状况及前景 篇5

近年来，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开始理智地追求能够保障食品安全和质量的绿色食品。人们对食品质量的关注和对食品安全标准的担忧，决定着食品的消费和国际农业贸易的发展，加入WTO后，实施农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将成为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中国在水果、蔬菜、畜禽、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农副产品的生产方面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但是农产品化学污染和品质下降问题，成为制约中国农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技术*障碍，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应大力发展有机农业，拓宽农产品国际贸易“绿色”通道的突破口。

1有机农业和食品的兴起及市场特点

二战后特别是绿色革命以来，由于大规模采用现代科技手段，世界发达国家农业生产在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严重问题，主要表现为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耗竭，生态环境恶化，出现了发达国家粮食过剩和发展中国家近8亿人口粮食短缺的矛盾。在这一背景下，以生产有机农产品、减缓常规农业方式给资源和环境造成的严重压力为主要目标的替代农业逐渐兴起，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得到世界各国的响应。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各类替代农业方式的实践。由于有机农业可以有效的解决农产品化学污染和品质下降问题，减轻农业生

产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使得这一生产方式在全球成为可持续农业的重要途径之一。

有机农业发展前期，由于规模和信息等方面的原因，生产的有机食品很少为人所知、所接受，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拯救环境，解决可持续*问题。当前，除了上述原因以外，国际市场对有机食品需求的增加更为有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这一变化反映了环境、食品质量和自身健康的关心。根据国际贸易中心（1TC）的一份研究报告透露，有机食品已成为一项大宗贸易，其增速非其他食品可比，如美国有机食品市场自1989年以来一直以20%的速度增长，成为全球最大的有机食品市场。欧洲、日本有机食品销路也一路攀升，市场前景持续看好。预计，今后几年许多国家的增长率将达20%～50%，到2006年仅欧美市场就将超过1000亿美元，可以预见有机食品将成为21世纪最有发展潜力和前景的产业之一。

2中国有机农业发展概况及前景

国内比较通俗地讲，有机农业是一种在生产中完全不使用化学合成的肥料、农药、除草剂、生长调节剂和饲料添加剂以及转基因技术的农业生产体系，有机农业生产主要依靠系统内部有机废弃物的利用和种植绿肥来解决土壤肥力；依靠综合防治技术（包括多样化种植’保

护天敌等）进行病虫害的防治。

中国有机食品的生产最早始于1990年，由浙江省临安市组织生产的有机茶业当年通过国外组织的认证出口到荷兰。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中国有机食品生产已初见成效，开发的规模和种类迅速增长，主要包括粮油类、蔬菜、果品中药材、蜂蜜、奶产品及饮料，产品以外销为主。

由于中国有机食品的组织管理体系和标准尚不健全。国内有机食品的认证除OFDC及其分支机构外，还有许多外国机构在独立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对目前中国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生产规模的精确统计是困难的。ODFC的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认证工作从1995年开始，1995年4个生产加工单位的3种物品通过了ODFC认证，1996年通过OFDC认证的生产和加工单位数增加到6个。1997年通过ODFC认证的单位发展到24个，1998年通过OFDC认证的单位增加到55个，2000年时，通过ODFC认证的农场、加工厂和贸易单位增加到83个。1996～2000年经ODFC和由其代理的南京OCIA分支机构有机生产认证的面积从32.7万亩增加到93.25万亩，有机生产认证面积平均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

中国的有机食品具有巨大的国际市场和潜在的国内市场。首先，国际上对中国有机食品的需求逐年增加。据统计，美国、德国、日本、法国等10个发达国家1997年有机食品销售总额在100亿美元以上，在过去五年里，欧盟、美国及日本有机食品销售年均增长25%～30%，预计到2006年欧盟有机食品市场营销额将增至580亿美元，美国将增至470亿美元。而发达国家销售的有机食品大部分来自进口。德国、荷兰、英国每年进口的有机食品分别占有机食品消费总量的60%、60%和70%。其次，中国国内有机食品的消费已呈迅速上升趋势，特别是向婴儿提供的有机食品。因此我们要抓住机遇，转变观念，发挥自身优势，切实解决有机食品生产技术的难题，开拓国际国内市场。

中国农业发展资料 篇6

2008-10-20

投资者报(研究员 周俊)3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作为改革之初的主战场，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动下，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生产效率得到显著提高。然而，最近10年的统计结果表明，农业人均GDP的年均增幅明显落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截至2007年底，占中国总人口55%的农村人口，仅创造了占GDP总量的11.26%的农业增加值，农业生产效率明显落后。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农村金融体系落后等一系列问题使进一步提升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面临着严重的瓶颈。

10月9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明确目标、制定规划、加大投入”，提高农村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依靠允许土地流转等农村改革发展新举措，中国农业将再次迎来腾飞的历史机遇。

通过全会提出的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结合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GDP的关系，《投资者报》预计，至2020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将达到8.88万亿元，占GDP总量的比重大约为8.25%。

生产率提高减缓

改革开放之初，依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村经济取得迅速发展。统计结果显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最初5年，中国GDP平均增速为10.24%，而农业增加值则达到了13.98%，远高于工业增速和服务业增速，后两者分别为8.68%和8.94%。因此，农业占GDP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28.2%提高至1983年的33.17%。

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得到极大提高。1978年，占中国总人口82%的农民仅创造了28%的GDP，农业人均GDP仅为130元。5年之后，农业人均GDP达到了245元，年均增速13.5%，比这一期间的全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高出4.64个百分点。

但是，最近10年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生产效率的提升也愈发缓慢。1997年至今，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仅为6.88%，远低于12.45%的工业增速和14.21%的服务业增速。农业人均GDP年均增长幅度仅有8.45%，比全国人均GDP年均增幅低了3个百分点。

至2007年底，占中国人口总数比重依然达55%的农业人口，创造的农业增加值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只有11%。财政农业支出不足

世界农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资支出以及对农业的支出和保护是促进该国农业发展的关键，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是衡量一国政府对农业发展支持力度的重要指标。从绝对量看，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财政对农业的投资呈下降趋势，从1985年开始出现上升趋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增长较快，2007年，中国财政农业支出达到了4318亿元，是1978年中国财政农业支出的28倍，是1990年的14倍。

近年来，中国财政农业支出总额虽然逐年提高，但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却时有波动，总体上看，该比例呈下降的趋势。2007年中国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8.71%，这一比例与1978年相比低了4.72个百分点，比1990年也低了1.27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统计结果表明，1998年以来，只有3年的财政农业支出同比增幅超过了国家财政总收入的增幅，这10年中，财政农业支出额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8.87%，低于19.90%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

这也是近年来农业增加值占GDP总量不断下降、农业人均GDP增幅大幅减缓的重要原因之一。

财政支出支撑农业GDP

从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GDP的关系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农业支出占农业GDP的比率均呈现稳定而缓慢的上升趋势。

最近10年，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值为7.82%，由于在过去30年内，该比重呈现下降趋势，在加大农业投入的政策背景下，我们假定，2020年，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8%。

过去10年内，中国财政支出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18.3%，过去5年内的这一增长率为17.6%。考虑到基数增大，我们假定未来12年内，中国财政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为15%。据此计算，到2020年，财政支出总额将达到30.5万亿元，其中农业支出达到2.44万亿元。

根据过去10年的数据，我们认为，财政农业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将继续呈稳定提升的态势，并与时间呈大致的线性关系，对自2008年起第K年的该比例计算函数为 y=0.00963*K+15.9%，据此，2020年财政农业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将达到27.5%。

中国农业的发展现状 篇7

1 CSA简介

社区支持农业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是生产者即农场承诺不使用化肥、农药或生长激素等, 按照生产计划利用自然的生态循环系统进行种植和养殖。消费者成为农场的用户, 或者有时成为其中的一员, 承诺在整个农场生长的季节给予支持, 即支付预定款或提供劳力, 而农场则按期提供新鲜的当季农产品。它的核心理念是“风险共担、收益共享”, 实现社区居民和有机农场或小农场直接对接起来, 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不通过超市或批发商等中间环节。

1971年, 日本家庭主妇关心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 他们与有机食品生产者达成一个供需协议, 形成Teikei制度, Teikei是共识或一起合作的意思。这一理念传播到北美和欧洲, 逐渐发展成CSA。由其发展史可得, CSA模式通常由一些关心自己的健康和环境的消费者发起的, 他们承诺支持农民生产生态安全的食品, 支付款使农民能够持续地经营农场, 农民按农业系统情况对于生产做一个计划和预算, 成本分摊到消费者身上, 消费者可投现金, 可投劳力, 产品分给消费者。研究表明, CSA不仅能够满足农场和消费者的需求, 还有潜力去解决农业现代化存在的一此问题。

2 CSA在我国的优势

社区支持农业虽在国内处于起步阶段, 但北京、上海等地的尝试让我们看到了社区支持农业的价值。

对于消费者来说, 农民直接贩卖农产品给消费者, 省去中间商, 减少累计的成本, 消费者可买到比市价更便宜, 并且安全、健康、高品质的天然有机食品。CSA模式还为消费者提供了亲近自然、体验农产品生产的便利条件, 增加了对农业、生活、环境知识, 满足追求新鲜、个性、环保的心理需求。

对农民来说, CSA是有目的、有计划的生产, 进行预售, 可较早回收资金, 减少滞销的情况, 降低了种植农产品的机会成本, 同时节约了中间环节的成本和时间, 使农民摆脱销售压力。此外, 可精耕细作、水土保持和减少农药使用, 提高产品质量, 进而优化品牌, 获得循环效益。

对于社会来说, CSA活跃当地农业经济, 增加当地就业机会。使农民、消费者走到一起, 交换意见, 双方是平等的风险承担者、收益所有者。增加城乡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创造和谐文明社会。同时, CSA能使农业与教育、娱乐、康复等相结合, 促进农业多元化发展, 满足时代新需求, 提升农业经济、文化及社会价值。

对于环境来说, 由于产地直销, 不需要长途运输, 故减少能耗。食品不需要过度包装, 不需加入防腐剂等处理。CSA模式尊重自然环境, 按农业耕作规律, 改进土壤肥力, 减少水资源污染, 有益于农业生态系统平衡, 保护生态环境。

CSA与传统的农产品生产模式相比具有独特的发展优势, 它是建设生态型农业的有效途径, 为建设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提供新思路。CSA实现了生态功能与农产品的生产功能、经济功能的有机融合。

3 发展CSA的障碍

3.1 消费者观念难以改变, 消费圈子小

在我国消费者承担风险的意识尚未形成, 共同承担风险的合作关系不容易建立。CSA在消费形式上是预付费消费, 而且要求一次性支付不小的农产品费用, 这种消费形式不符合大多数人的消费心理。中国普通民众都是中等阶层, 有机产品价格高, 而目前生活理念跟不上经济的腾飞, 有机产品比一般农产品价格高出3~7倍, 大多数的人不会花好几倍的钱去买同样的商品, 有机产品的消费只集中在少数高收入的群体当中。而且愿意在家做饭的消费者越来越少, 对“有机”了解的都是较为前沿的年轻人, 而年轻人工作较忙, 自己做饭的机会少, 年长的人更在意价格, 所以在超市有机食品区域的人较少。只能将城市家庭较高收入阶层列为服务对象。因此, CSA在我国的消费群体小, 对CSA农场运营者来说有风险。

3.2 发展有机农业的困难

消费者对有机产品认识不足, 在接受上就会有一定的犹豫和不认可, 面对其高于普通农产品的价格, 一般消费者对这种高价格心存顾忌, 故而打开市场销路较为困难。

有机农产品的生产需要一个比较严格的生态环境, 要求生态平衡, 没有使用化肥、农药的史例。2010年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公报中显示, 农业源污染贡献率达到48.92%, 远远超过工业污染源和生活污染源。城市周围污染较多, 因此我国要找到合格的CSA用地比较难, 而且需要经过生态返原达到有机生产的生态环境, 意味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

另外, 存在有机农产品的认证问题。现今越来越多的造假出现, 以及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 消费者不可避免的存在信任问题, 而有机产品的认证是解决诚信危机最有力的途径。我国有机食品种类繁多, 但与有机食品认证标准相配套的检验检测标准、产地环境标准、产品标准还不完善, 目前我国有能力从事有机食品认证的认证机构有27家, 其中国内认证机构20家, 认证机构规模不等, 背景不一, 认证标准不统一, 认证质量参差不齐。而且目前我国的认证程序、法规还不够完善, 且认证周期长、费用高, 普通农户很难顺利通过认证。这也给CSA模式在我国的推广带来一定阻力。

3.3 CSA运作难题

CSA主张当季或地方性的农产品生产, 因此消费者能收到的农产品种类必然会有所局限。如果当季农产品产量有限, 配送间隔长, 或者想要更换其他品种, 就意味着消费者要另外到市场采购其他农产品, 这就造成额外的经济负担, 也带来不便。

有些消费者会关心有机和健康食品, 但是他们住的可能比较分散, 如果是份额配送模式, 既要考虑消费者时间问题, 又要考虑产品保鲜, 所以CSA运作在送货方面存在成本效益问题。

再者, 我国农民习惯于传统耕作, 对这种新型农业模式了解不足, 生产技术有限, 面临实际操作的问题。而如今很多学院及研究机构注重空范的理论教育而忽视实践能力, 技术和经验结合有障碍。而且, 国家的扶持力度不大, 优惠和补贴措施不足, CSA农场的经营需要冒较大的风险, 农民不会轻易尝试, 所以CSA模式处于小范围, 大众覆盖和影响力有限。大部分CSA农场营销不成熟, 只依靠单一的销售方式, 与农家乐的模式还不能完全区分开来, 没有形成强势的品牌, 行业交流少, 宣传不到位, 这就形成了我国CSA模式的发展瓶颈。

4 消除CSA模式发展障碍的对策

4.1 加强宣传教育, 引起民众关注

充分利用媒体对于引导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提升为国民问题, 这种健康安全的农业新模式的报道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宣传CSA, 能扩大大众对其的认识, 刷新人们的观念, 使这种新的消费观念易于被接受, 增加潜在消费者。通过有识之士的推广与宣传, 吸引更多的关注健康、环保的人士。同时随着致富经验的传播, 也能扩大CSA生产者人群。

4.2 建立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信任关系, 完善有机产品认证制度

农场可以采取签订条款给消费者承诺农产品的配送份额, 减少消费者所承担的风险。生产过程中, 邀请消费者亲身参与, 用自己的劳动换取农产品的份额, 在这个过程中, 消费者充分了解有机农产品的生产, 体验作为生产者的艰辛, 通过交流, 逐步形成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任关系。

有机食品认证机构, 要制定并执行统一的国家有机食品认证标准。有机农产品认证部门应适时采取有效的措施, 完善针对CSA生产者的有机认证流程和制度, 给予此类生产者一定的优惠和便利, 降低认证成本。要加强宣传, 将有机农产品认证的好处和相应的流程、政策向CSA农场进行普及, 鼓励申请认证, 鞭策我国有机认证制度的发展。

4.3 实行模式创新, 建立联盟

社交软件为CSA运作提供低成本、高效益的营销途径, 便于生产者及时了解客户需求, 便于安排耕作与运送, 消费者随时了解种植状况和农场信息, 及时反馈信息给农场。农场可使用微博与微信进行宣传推广, 利用电子商务平台, 进行网上销售。与旅游、文化、教育、生态等元素结合, 产生符合消费者需求、有特色的营销方式。推广健康理念, 革新生活、消费方式, 注重推广品牌, 树立好口碑。

农场建立联盟, 加强技术交流, 相互借鉴经验, 学习先进企业管理模式, 提高管理效率。农场要改进农业生产方法, 当遇到突发事件时, 可以调用附近农场资源, 减低风险, 减少损失。

4.4 加强NGO的引导与政府的扶持

NGO作为农民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 利用自身资源积极进行宣传与引导, 扩大国民对CSA的认知, 为农民提供技术支持, 培养相关能力, 及时提供信息资源。举办沟通交流研讨会、参观种植体验等活动, 让社会更了解CSA的理念以及运作模式, 促进消费者与农场经营者交流, 建立相互支持的友好关系。

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法律, 提供优惠和补偿, 降低CSA农场经营者的风险和成本。开设咨询和培训服务机构, 为生产者提供技术支持、信息服务;建设信息服务平台, 将先进的农业知识和消费市场需求及时传送给生产者。助力CSA在中国又好又快发展。

摘要：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 社区支持农业 (CSA) 的模式在我国得到了初步发展。CSA是一种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对接的农产品销售模式, 其与传统农业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但其现阶段不太完善, 面临消费者观念、模式运作等难题, 就此探究中国式CSA模式的发展对策。

浅谈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原因 篇8

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这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原因，主要表现在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上。

1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水平的标志。各朝代都非常重视对工具的改进。商周时人们以木、石、骨、蚌作為主要的生产工具，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了铁农具；秦汉时期改进铁农具：耕犁上安装了犁壁，西汉发明了耧车，提高了播种速度；隋唐时进一步改进，发明了曲辕犁，便于水田耕作；北宋时出现了犁铧和踏犁，满足了不同地区的耕作需要。农业生产水平逐渐提高，推动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

2生产技术的进步。第一，耕作和管理技术。夏商周时，人们已懂得使用粪肥、草木灰和绿肥；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使用犁耕，并逐渐推广；西汉时在使用二牛抬扛式耕作方法的基础上又发明了一牛挽犁法和代田法，汉水流域还出现了稻麦轮作的种植方法；隋唐时普遍推广“圩田”，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第二，灌溉技术。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春秋时期的桔槔、芍陂。战国时期的都江堰、郑国渠，西汉时的天然陂池、坎儿井。魏晋时的翻车，隋唐时的筒车等都是著名的灌溉工程或灌溉技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生产关系的调整

主要包括土地政策和赋役制度的调整。

1土地政策的调整。两汉时期开始推广的屯田制，北魏时期推行、延续到隋唐时期的均田制，虽然是各代统治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增加政府收入而作出的调整，但毕竟满足了部分人占有和使用土地的愿望，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2赋役制度的调整。简化征收手续和名目，逐渐废除了税、杂税和户税，突出田亩税，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变，是赋役制度调整的整体趋势。从两汉的编户齐民到北魏的租调制、隋唐时的租庸调制和明清时期的一条鞭法及摊丁入亩等，使农民的负担相对减轻，对政府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

战乱年代农业发展必然受到影响和破坏，如魏晋时期、唐朝安史之乱时期北方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相反在政治稳定时期农业发展就迅速，如两汉、隋唐时期，尤其是隋唐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进入繁荣阶段。

四、统治者的重视

中国古代历来重农抑商。很多明君(如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等)均实行过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等积极政策。西汉还将铁器推广到西域。这些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五、农业交流的程度

分为内部交流和中外交流两种情况。民族间交往越兴盛、中外交流越频繁。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如，两汉时期随“丝绸之路”的沟通，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加快，中原的铁农具和耕作技术传，促进了西域地区的开发；明朝时，美洲的玉米、甘薯传入我国，使不适宜种植稻麦的土地得到利用，粮食总产量大幅度增加，同时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

六、人民的辛勤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