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形态分析（共8篇）
中国政治形态分析 篇1
20世纪中国两种政治力量与意识形态
站在世纪之交回首过去100年的中国政治生态，没有比国民党和共产党更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也没有比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交锋更激烈的意识形态。
一、民族主义问题
在1900年前后，一些事件有力地刺激到中国四亿乡巴佬的心灵深处，中日战争的失败，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洋人在中华大地横行。这一切一切，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原来在山东一带活动的大刀会和小刀会，本来还在干着一项兄弟阋墙的大业---反清复明，在这一背景下，迅速改成扶清灭洋的共御外侮政策。虽然到今天，许多人还在抨击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以中国人为主）和极端民族主义（以西方人为主），但非常明显的是：国共两党都从中吸取了重大教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为首，共产党要穷毕生精力推翻三座大山其中就有一座是帝国主义，这大概是一切成熟的中国政治家都不能漠视的民众意愿，如果说国共两党曾经有什么地方取得高度一致的话，反帝算是一桩。
二、外国盟友问题
在中国的革命过程中，国民党是先驱者，走了许许多多的弯路。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从依靠西方到联俄联共，从暗杀、依靠会党军阀到发动民众自组革命武装进行北伐。孙中山先生要积四十年革命经验，才知道必须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来共同奋斗，而且最后才证明这个民族就是苏联，临终还特意给苏联人留了一份遗嘱。而毛泽东一开始就有条件来思考：“中国人急切地向西方那些先生学习，可为什么先生总是要打学生？”这样的问题。而完全不必像国民党大佬陈其美那样，枉费心机地跑到上海汇丰银行门口去干等几个小时，试图阻拦“五国善后大借款”签字。
苏联也的确没有辜负国民党的期望，黄浦军校的建立，武器装备供应，甚至党组织如何建立都一一给予支持。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软硬兼施地要求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当时，共产党人要说是一点意见没有，那是不可 1 能的，看一看张国焘《我的回忆》就知道了。据笔者推测，当时苏联之所以出此下策，主要可能是基于苏联刚刚成立，在世界上极端孤立，急于找到盟友，是明显的---“信仰诚可贵、盟友价更高”---商人势利主义。共产党当时只有几十个党员，而国民党却有50000党员，虽然孙中山当时被陈炯明赶到上海，但仍然是中国最有希望的革命势力。后来国民党人抱怨苏联更加重视冯玉祥的“首都革命”，也是基于同一理由，冯玉祥手上有军队，更有希望执政从而是可能性更大的盟友，所以值得更加关注。
三、共产党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共产党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下蹦出来的吗？不是！是在国民党的大力帮助之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来的。
国民党主要走的是上层路线，而共产党走的主要是下层路线。上层路线比较简便易行，所以革命能够迅速成功。共产党走不通捷径，只好深入农村打持久战，搞农村包围城市。由于农民在旧中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和支持就可以说赢得了一切，国民党失去了农民的支持，所以最终难以保住得到的一切。
值得指出的是：共产党也并不是一开始就重视农民革命的，在城市里进行有组织的合法斗争的思想，一直在共产党早期占主导，这既有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也有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毕竟共产党也是普通人，也有好逸恶劳的秉性和低投入高产出的功利计较，也喜欢呆在城市而不愿意呆在闭塞的乡村。然而，这一错误路线终于得以纠正，其功劳应该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名下。因为在1927年的上海“分共会议”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拿起屠刀一通乱杀，陈独秀和张国焘终于不免纷纷垮台，最终在一大会议上的书记（即写笔记的人）毛泽东终于成了共产党的一把手，从此中国农民革命逐步进入一个星火燎原的时期。金庸的小说中有一回题为“古来成败原关数、天下英雄大可知”，信哉斯言。
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三大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割据和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都是在国民党倾尽全力帮助下才找到的。
武装割据就是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两大步骤，为什么要搞武装割 2 据呢？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举起屠刀，没有武力抵抗就没有生存，完全是逼上梁山。为什么选在农村那是因为在城市已经无法立足了。
统一战线就是跟国民党争夺同盟军和中间力量。直到今天台湾还有很多人，认为统战就是等同于欺骗，这一看法是极端错误的。如果仅就欺骗而言，恐怕不能说共产党的骗术超过了国民党，想想看当时共产党才有几张报纸，才有几个能力强的演说家、鼓动家，毫无疑问优势是在国民党一边。但国民党坚决抛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放弃“扶助农工”的基本政策，扬弃国民党前身同盟会的“土地国有、地权平均”的理想；放手让共产党自由发挥，从减租减息到分田分地，率由共产党独占知识产权，直至全国农民把共产党视为“大救星”而后止。最后，国民党反动派被共产党得意扬扬地称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夫，其统治基础被共产党侵蚀待尽，连小地主和小资产阶级都跟着共产党走了，已经形成了“以天下之所助、攻亲戚之所叛”的一边倒局面。然而共产党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再接再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据当时深入解放区的西方记者报道：共产党不仅发动穷人斗争富人，而且还发动激进的年青人斗争保守的老年人，发动妇女斗争在家里作威作福的先生。几乎整个社会都被共产党控制在手里，这个境界也是旷古未闻的。可以说共产党的战斗力已经达到了“以此攻坚何坚不摧、以此制敌何敌不克”的地步。后来一些美国人质问另外的美国人：“是谁丢失了中国”，这种自居救世主的心态是多么的不知道天高地厚啊！毛泽东1946年在回答美国记者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提问时，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连威力无比的原子弹都被他老人家看成纸老虎，这就大有商榷余地了），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支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毅然发动了不得人心的内战。虽然农民感激共产党给自己分田，但在其他方面并不佩服共产党。当时东北农民在新开岭一仗之后，感到难以置信，“共产党竟然把国军给打屁了”，这才觉得共产党有点了不起。衷心感谢我最伟大的老乡林彪，如此迅速地打嬴了辽沈战役，把内战由原来预计的8年时间缩短到5年时间（根据毛泽东的预计）。同样还要感谢粟裕和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一班乡巴佬，在同样难以置信的情况下，3 打赢了淮海战役，使解放战争最终缩短到3年时间，5亿民众少受了多年的苦痛和煎熬。更要感谢国民党主流派，勇敢地以自己的无能证明了共产党的能力。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反省徐蚌会战时说：战略错误大于战术错误，战术错误大于战斗错误。不管怎么说，国民党主流派由于错误不断，有力地配合了共产党致力于缩短内战的进程，也算是功在社稷。
党的建设也是明显以国民党为反面教材的。根据共产党的经典说法，在国民党内，一民主义者、二民主义者大有人在，三民主义者少得可怜只有极少的革命派。所以共产党极其重视组织的纯洁性，多次发动大规模的教育和改造运动，一些非常激进的家伙还搞了几次小清洗。蒋介石对民主人士不仅当面开枪而且也在背后开枪（暗杀），滥发钞票大打内战不顾民众死活，民主和民生是万万谈不到了，但还算是个中国人有点民族气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民主义者”。1949年以后，国民党主流派转进台湾，今天的国民党主席李登辉以标榜自己是日本人为荣，民族精神荡然无存，把民生主义全部放弃并美其名曰商业自由，并极力标榜民主，考虑到他所激起的非同凡响的民粹主义，几乎算得上是一个“二民主义者”。和老蒋相比，进步不可谓不大。
四、关于对中国农民正确认识的重要性
“五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比较稳定而较少变化的一条理想。在过去100年中，没有哪一个政治家比毛泽东对此领会得更深刻了，这大概是毛泽东能够从侪辈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
在中共产党内，林彪无疑是一个佼佼者,但他没有认识到五亩地的重要性，因而产生过“红旗究竟能够打多久”的疑问，1930年毛泽东写了一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去坚定他的革命立场。直到七十年代林彪垮台，还有人把这件陈年旧事翻出来，说林彪曾经是一个可耻的动摇者。其实真正像老毛那样英明的又有几个，试想如果国民党内锐意进取的英豪，当初看到这一点，不要说实行台湾那样的“耕者有其田”计划，更用不着分田分地，只要搞一搞减租减息（而不是保甲连坐），恐怕共产党的星星之火，按照其本来的发展趋势，是更加容易被扑灭而不是相反：更容易燎原。
由于林彪对“五亩地”的认识不足，所以终其一生也只不过升任副统帅。培根说得好“知识就是力量”，国民党在至关重要的方面，存在知识的欠缺终于导致转进台湾后的再次垮台。
后来林彪率领共军，建立不世军功，从东北打到海南，打得许多国军高级将领英名扫地，被称为“战争魔鬼”。主要就是得益于他后来注意了这一点，在东北决战之前，土改已经进行得很好，有三千万亩土地已经被分给农民了。翻身农民“踊跃”参军，这个“踊跃”来之不易，尤其值得书写一笔。据八十年代大陆出版的一些出版物披露，当时东北农民有了地以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理想已经伸手可及了，从军意愿比较低落。共产党就派马列主义老太太打头，小姑娘大嫂子参加，组织小伙子们开动员会，逐个进行动员参军打国民党，以保卫革命果实。许多小伙子就是这样被激起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被人在胸口戴上一朵红花，敲锣打鼓欢送上前线。共产党批评国民党抓壮丁，是有道义基础的，虽然不是十分稳固。
在四平保卫战的时候，林彪手边只有三个纵队，当时一个纵队是一个旅的兵力，两年后他率军打回辽西走廊围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时，一个纵队已经是一个军了。1945年底，共产党抽调2万干部11万部队出关，到1948年底，跟随林彪入关的就有84万大军。考虑到大约有30-40万的国军加入共军（即所谓的解放兵），保守估计也有50万以上东北青年参军。共产党的星星之火就这样形成了沛然莫之能御的燎原之势。
实际上这个仗已经没有办法打下去了，老蒋曾经向宋希镰抱怨说“军队缺乏革命精神，在北伐时能够以少胜多，为什么现在有武器优势兵力优势时，还常打败仗”。其实这种说法对不起为党国牺牲的国军将士，据共军方面的记载，新六军的第22师号称“虎师”，一次共军一部阻击22师，22师竟然根本不予理睬只顾加快脚步前进。共军气得咬牙切齿，编了一句顺口溜“吃菜要吃白菜芯，打仗要打新六军”。这样的军事素质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只不过他们站错了地方，与农民民心向背有异，终于为时代所淘汰，英雄造时势那是何其艰难的一件事情。据国军高级将领杜律明回忆说：老蒋曾派顾祝同去沈阳，督促卫立煌组 5 织西进兵团支援锦州，卫不肯，并赌咒发誓说“共产党一贯围城打援，西进兵团一出沈阳必定有去无回，如果你不信，我跟你画个十字”。看来国民党内也不是没有明白人，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不幸而言中。从1948年10月25日夜里，廖耀湘的司令部被小股共军袭击（夜袭者全部壮烈牺牲，深切怀念那些为了国家民族兴旺而牺牲的无名英雄），第二天下午国军飞机侦察，已经没有有组织的抵抗了。国军的两大王牌新一军新六军就这样垮了。
五、政治人物的使命感和野心
一个政治家如果能够作到没有野心而只有使命感，这大概已经接近中国传统中最为推崇的圣人了。现实中的政治人物多半都是二者兼而有之，中共一大中曾经有过“功成身退”的说法，但业已被证明是不成熟的表现。
在四十年代中期，老毛的老三篇全部脱稿，他在《为人民服务》中说：中国人民正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这是使命感在起作用。在《愚公移山》里，他提到：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就一定能感动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人民大众。因为共产党要挖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等到老蒋发布《戡平共匪总动员令》（1947/7/4）以后，资本主义也成为压在中国人民身上一座新的大山，必须加以推翻。大山虽然是三座，但实际任务只有一项，那就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947/10/10）。这恐怕就有点个人和集团野心在发酵了。
据说，去台湾的国民党主流派的继承人，已经废除了《戡平共匪总动员令》，但反共反华的态度并未有哪怕是极其微小的调整，甚至是受过美日一流大学培养的洋博士，还不时破口大骂共产党是土匪、流氓和控固力等等，看来剿共这件事情是“非不为也恨力不能耳”。而共产党迄今为止并未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即双十宣言）作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并未完成，这一任务是典型的标本兼治，“解放全中国”是治本，“打倒蒋介石”只是治标，所以蒋介石并不一定非要打倒不可，只要是能够达成“解放全中国”的根本任务，第三次国共合作也是值得倡导的。
去年共产党与独台偏安的国民党进行了不妥协的舌战。把台独说成是“以 6 2200万台湾人民为人质”可耻行径，同时把把祖国的完全统一说成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基础”。虽然我的一位朋友对后一句大为不满，说江总的意思是“大陆各地的和尚都不行，只有台湾的和尚会念经”，并对中共不扶持私营经济发展持强烈批评态度。但平心而论，还是体现了中共关心两岸民众切身利益的使命感。接下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又说：国民党把两国论入党纲，是葬送了国民党的前途。联系到八十年代大陆一些人鼓吹的“补课论”（立论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大陆不如香港澳门和台湾）大大地损害了共产党的威信，看得出来共产党感到既得利益不受挑战、而有一种心花怒放的喜悦。这是一种不思进取的不好心态。
总体而言，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表现还算是差强人意，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滚滚红尘之中，也只有那些结合了使命感和野心加既得利益的好政治家了。更等而下之的是，只有野心而没有使命感的政客，或者使命感流落为一种务虚的口号和装饰。
而台湾的一些政客，言必称美日如何，就比较令人不齿了。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高明”策略，诸如：七块论、夹击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等等，都不过是过去中华民族的强仇大敌使用过并且失败过的策略。
七块论最有条件成功的时代，是孙中山发表《兴中会宣言》（1905年）的时代，那时老大中国倒真是面临“蚕食黥吞、瓜分豆剖”的切实危险。可惜时光不能倒流，否则由李某人率国民党全力打拼，说不定真有那么一点实现的希望。
亚安体系是苏联七十年代鼓吹的，企图包围中国，并以支持越南组织印支联邦的条件，引诱越南出兵夹击大陆，可惜被中国一巴掌彻底打醒，自此以后，越南再也做不起白日梦了。此前印度也曾经于1962年，在美苏的鼓励之下，想充当反华的急先锋以自利。其陆军王牌第四军（前身是英印军团，参加过在北非对隆美尔的战略反攻），遭到中国军队的歼灭性打击，至今印度上下引以为国耻。因为当时中国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再加上翻越喜马拉雅山的后勤无法解决（西藏每年只有3-5月和9-11月路况尚可，其他时间容易发生泥石流和大雪封山），东线只好退回来而无法守住，而西线因为在公路附近，就没有撤退。中国 7 以两个地方军分区的3万多人进行的一次反击作战，就导致印度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那更是一个国际笑柄。
台湾想要充当反华的急先锋，和印度越南相比，海峡称不上是一个多么优越的地理优势，最大的优势是台湾的2200万人，妄图以此条件来和中国对抗是极其不明智的。民进党在白皮书中，倒也开宗明义，言必称文明的冲突，实际上美国的亨庭顿在他的书中，也并不敢十分笃定，美国极其盟友必定能够从对抗中胜出，从而建立起白人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实际上书中颇有对白人沦为少数派的恐惧。而一些头脑缺缺的政客却想参与其中捞一把，在利令智昏这一点上，也可以算得上是出类拔萃了。
[背景资料] 补课论：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实施开放政策，外面的世界和中国现实的强烈反差，使得国民心态产生了空前的失落，对传统的否定和对执政当局的否定，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八九**中的种种思潮是这种心态的集中表现。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若望、方励之的“补课论”，台湾常常是用来论证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参照物。方励之最常用的论据就是：“北朝鲜不如南朝鲜、东德不如西德、大陆不如港澳台”，所以，现阶段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超越了人类历史的正常进程，必须先搞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来补回这一课。表面上看，补课论说得很是温和，补完这一课后，咱们还是一切照旧，但这一课就不知道要补到哪一年哪一月了。这对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否定，足以动摇执政党的政权基础。
六、对国民党的颂词
今天，国民党就要垮台了，就像人们常说的“追悼会上无坏人”，我们应该推倒几十年来的不实之辞，如实评价国民党在共产党的成长中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为共产党改正错误的路线并促使最合适的人上台当一把手、不敢为共产党先的谦让精神和竭尽全力为共产党树立一个出色的反面教材让共产党从中吸取教训。同时磨砺之功也不容轻忽，在国共共处的几十年内，对共 8 产党穷追猛打，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并有效清除了共产党队伍内的绝大多数意志不坚定者，使得共产党队伍空前纯洁和团结，使共产党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最能体现民族精神的、最有战斗力的领导团体。
可以毫不夸张地这么说，从来没有一位如此糟糕的先生培养出过如此优秀的学生。今天，大陆共产党内混进了为数不少的腐败分子和形形色色的异己分子，由此可见，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共产党的纯洁。这和在教室里没有先生，学生就开始不守纪律没有什么不同。
我不知道而且也从未听说，有哪一个党派像国民党主流派那样曾经为他的敌手，作出过如此多的奉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国民党就要垮台的时候，提出两国论引起全中国人民中绝大多数的憎恶，从而大大增进了中共的凝聚力，有效地消除了“补课论”对中共的危害，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
伟大的、错误的国民党主流派（应该平反不再称之为反动派）---生的伟大，垮得光荣！
中国政治形态分析 篇2
一、十二平均律的运用特征
《水乡音诗》是耿涛创作的竹笛音乐作品中中西结合的典型曲目。此曲中运用了大量的半音阶上行,丰富了旋律的流动。(见谱例1)
谱例1:
此外,《珠江畅想》也包含了十二平均律的旋律运用。除了半音上下行频繁运用于主旋律中,还加入了八度大跳的特征旋律音,使音响效果层层递进。(见谱例2)
谱例2:
《边防骑兵》中,快板部分旋律也是以半音级进手法进行。成功地把沙场骑兵的军队严谨风格、与备战紧张感用半音级进方式表现出来了。(此处谱例见《中国竹笛曲论》)
由此可见,耿涛所作的竹笛音乐中,半音的使用范围广泛,分别以琶音上下行模式、快板半音级进模式发展。
二、指颤音的运用
在《中国竹笛曲论》中,耿涛有5首创作曲目与3首改编曲目。其中5首自创曲目中有一个旋律共同特征,既所有大于两拍时值的旋律音,都有指颤音的装饰(其中部分带有指颤音的旋律音等于两拍时值)。(统计结果见表格1、2)
图表统计显示,耿涛竹笛音乐作品善于用指颤音的手法对旋律音进行装饰,其使用的频率依照作品的风格而定。如《水乡音诗》、《沂蒙情》两首作品之所以旋律颤音运用频繁,目的是突出作品的艺术风格。两首曲子的共同点在于都表达延绵的情境,《水乡音诗》写小溪的蜿蜒流淌,《沂蒙情》抒发对故人思念的绵绵情绪。耿涛将旋律音用指颤音装饰恰好深刻地展现出了这种情境。长期以来的这种处理方式成就了耿涛竹笛音乐旋律的一大特点。
三、歌唱性的旋律线条
耿涛所创作的竹笛音乐作品都与民间素材结合,在运用民间素材的基础上对旋律进行改编。音乐在引子过渡后上板,旋律音的句与句之间衔接紧密,曲目旋律线条如同歌曲旋律朗朗上口。例如《沂蒙山抒怀》一曲以鲁南民间音乐为基调,融合民歌《沂蒙山小调》的旋律素材。《水乡音诗》一曲以《茉莉花》为乐曲基调,《粤乡晨曲》也是采用广东民歌《旱天雷》的旋律素材结合改编等等。
在旋律发展的同时,耿涛善于使用弱音对旋律的情感加以处理,在抒发情绪时,微弱的旋律音响为作品添加了更多想象的情绪。随着旋律的起伏由弱到强再渐弱最后到尾音渐渐消失。这种旋律发展方式是耿涛中国竹笛音乐作品当中最常见的写法。在至今他所作的13首竹笛作品中均有用到。
四、结语
中国政治形态分析 篇3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谐;实践形态;价值取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谐的实践形态
在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政治和谐作为社会整体和谐的基本组成部分,其实践必然要体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总要求。而其自身实践形态则主要表现为:
(一)和谐均衡的政治权力关系
政治权力就是在政治关系中,权力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而作用于权力客体的一种政治力量。[1] (P.33)政治权力具有至上性、公共性、支配性、强制性、工具性和价值性等特征,其本质上是一种“强迫性控制”[2] (P.22),它始终是人们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欲望和内驱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治就是政治主体基于各自利益,围绕着国家政治权力而展开的活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谐的实践形态突出地表现为政治权力关系的和谐均衡:
首先,从政治权力的来源上看,一切权力来源于广大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和谐,突出表现为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民主选举产生。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一规定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而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组织其他国家机关,更从权力的来源上落实“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精神。
其次,从政治权力的运行上看,政治权力运行平稳流畅。政治权力的平稳流畅运行表现为政治权力能及时捕捉到公众的意志,通过权力运作使民意在政治过程中得以充分贯彻,最终在权力运行结果中充分体现出来。权力运行平稳顺畅的要求,一是权力的均衡配置;二是权力运行的制度化;三是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的平稳流畅运行,一是表现为形成权力的合理配置,即“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二是表现为权力运行的制度化、法制化,即“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3] (P.33)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3] (P.33)三是表现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实现“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3] (P.33)
第三,从政治权力作用结果上看,权力的运用要体现政治参与主体的普遍需求。因此,政治权力和谐不仅要使权力拥有者充分表达自身意志,更要能反映多数政治参与主体的普遍需求。当代中国现实政治权力运作,其目标就是要实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使权力作用的结果充分体现政治参与主体的普遍需求,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形成真正和谐的权力关系。
(二)和谐有效的制度设计和运作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制度就是人为设计出来塑造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一套约束。”[4] (P.3)在政治生活中,制度主要是指“统治阶级为实现其政治统治而采取的统治方式、方法的总和,它包括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政权的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及为保证国家政治系统运转的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制度。”[5] (P.1)政治制度和谐直接关乎政治程序的公正、公民政治参与的公平,是实现社会政治和谐的关键。
在现实政治运行中,政治制度和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供给和谐;二是制度运作和谐,而和谐有效的制度设计和运作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谐的重要实践形态:
首先,在制度的设计和供给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人民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为指导,创建了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内容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仅在制度设计、安排上体现了最佳绩效原则,同时保障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根本权力,体现和反映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先进性。
其次,在制度的实际运作上,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了国家权力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良性互动,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既具有统一性,又各具独立运行空间,充分体现了民主与效率原则,具有其他类型的代议制政体所无法比拟的特点和优势。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6] (P.240)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通力合作关系。这种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有利于党际之间的包容互动、交流合作、团结互助,从而为政治和谐的实现奠定良性的党际关系基础。
(三)和谐融洽的政治关系
政治关系是指在特定的政治体系中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中基于某种政治利益、愿望,围绕国家政治权力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现实社会中,政治关系的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到政治参与主体的利益实现程度,而且关系到政治主体的政治权利拥有程度,以及特定政治体系中政治权力的配置合理程度。和谐融洽的政治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谐的重要表现,在实践中具体体现为:
首先,利益关系的和谐。利益是人们结成政治关系的基础。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人们进行政治斗争,本质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因此,利益关系对于政治关系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意义。利益关系和谐是指社会成员在追求和实现利益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协调彼此之间产生的矛盾冲突,使得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能够相对均衡地得到实现和发展,从而尽可能避免暴力性的对抗。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关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根本利益上的相对一致性和目标的相同性。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式的多元化,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特殊利益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仍然存在具体利益上的差异性。但是,这种利益关系是以根本利益一致为背景的,因此是完全可以通过引导和协调予以解决的,这就保证了当代中国利益关系的总体和谐性。
其次,政治权力关系和谐。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在社会利益关系的基础上结成特定的社会政治力量,并在这种力量对比关系中形成了政治权力关系。政治权力关系和谐表现为不同政治权力关系的和谐,要求横向公共权力各力量之间(指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之间及各自内部)能够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规范和有序地运作,彼此各司其职,要求纵向的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和谐互动。在当代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集中代表人民的共同意志,统一行使全部国家权力。其他国家机关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而不同国家机关之间实行分工合作,以更好地发挥各个国家机关的效能。这一制度为我国横向公共权力间的和谐奠定了基础。同时,我国宪法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这样,既坚持了中央的统一领导,确保地方各级国家机关贯彻执行中央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又尊重了地方国家机构的首创精神,使其能够因地制宜地办更多的事务,使得纵向的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能够各司其责,和谐互动。
第三,政治权利关系和谐。在社会利益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由政治权力确认和保障的社会成员主张共同利益的法定资格,构成了政治权利关系。政治权利是政治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的基础之一。当代中国政治权利和谐的主要表现为:其一,政治法治化。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这就使得法律具有最高终极意义上的规范和裁决政治行为的力量,法律成为政党、政府以及司法活动的最终导向和唯一准绳,不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必须首先并完全受法律的约束。其二,政治主体权利充分。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广大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这一点得到了法律和物质的充分保障。其三,坚持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在我国政治实践中,政治主体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成为了当代中国政治权利关系和谐的重要准则。
(四)和谐稳定的政治秩序
政治秩序是指国家通过政策、法律和伦理道德对政治主体的政治活动所进行的规范,以及在这种规范下的政治运行状况。政治秩序既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变性,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当一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发生变革--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由量变跃进到质变时,政治秩序也必然相应地发生质的变革。而当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处在量变的状态时,政治秩序亦处在量变的过程中,从而显示出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性。和谐稳定的政治秩序是政治和谐的前提,也是政治和谐的重要体现和可靠保障。
当代中国政治秩序和谐表现在:其一,政治生活的制度化、理性化。改革开放以来,在现实政治实践中,民众的自主意识也在日益增强;制度文明得到充分加强,极大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其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政治秩序和谐的核心就是通过对多元利益关系进行协调,以维持政治的稳定性、灵活性。在当代中国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从总体上形成了动态的和谐与平衡,这是政治和谐的应有之义。其三,政治秩序的法治化。在当代中国,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原则来保证公民平等、有序地参与政治过程的权利,能够为人民民主的实现提供制度、机制、程序和功能的保障,从而实现政治的和谐。
(五)和谐包容的政治理念
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理念即为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包括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信仰、政治观念、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等。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政治文化具有指导政治行为,塑造政治角色、影响政治发展的巨大作用。政治文化和谐是政治和谐的深层底蕴,只有在和谐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才能真正地构建起和谐政治。政治文化和谐首先要求主导政治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之间的契合。主导政治文化应该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弹性、灵活性,能够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与时俱进,保持对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关系的有效整合。其次,政治文化和谐还要求不同层次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和谐。具体来说,政治文化领域应该培育一种妥协艺术和技巧,需要一种宽容和宏伟的胸襟,主导政治文化和亚政治文化、精英政治文化和大众政治文化之间应该广泛地开展对话与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和谐交融。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和谐,主要表现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前提下,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一方面,当代中国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保证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先进性,而且,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本身也保持了与时俱进的宝贵品格,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的加入,成为今天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崭新内容。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向心力、凝聚力不断增强,体现出较高的灵活性、整合性和凝聚性,承担起了统率与引导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社会主义文明道德风尚的培育,使得主流意识形态能够统一各个阶层、各个集团的思想意识,使各种能够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之间都能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意识形态的整合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化,为社会提供了价值认同的趋向,促使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之间良性互动、和谐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谐的价值取向
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按照什么原则构建政治和谐,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谐能否健康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当代中国政治和谐的表现形态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谐应坚持和遵循如下价值取向和实践原则:
(一)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谐的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一价值取向意味着:首先,从定性的角度分析,我国的政治和谐构建应该是具有社会主义定向性的。社会主义优于以往社会的特殊本质在于:在价值理念上,社会主义否认了那种崇尚强权、表现剥削、张扬两极分化的政治理念,以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体现社会的进步和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制度安排上,社会主义确立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根本原则,突破了资产阶级少数人统治的局限性,实行最广大的人民统治,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主体地位上,社会主义实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政治统治和自我管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体现人民主权的民主政治本质,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谐的必然选择。其次,作为我国政治和谐根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实践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谐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规定,但要完全达到这一境界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政治发展不能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社会主义政治和谐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长期性与阶段性的必然反映。
(二)坚持人民民主基本原则
在现代政治中,民主成为一种普遍的追求目标,而“人民民主是中国近代以来劳动阶级利权最彻底的伸张,是政治话语最革命的表达。”[7] (P.12)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和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
人民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的人民民主,其最大特征就在于,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执政党、国家、社会的根本利益三位一体,实现了有机统一。人民民主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使全体劳动者和一切合法的公民成为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主体,包括国家权力机构由人民选举产生,国家政权同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法律体现全体人民的权利和意志,一切权力对人民负责。
以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和谐的价值取向,使得政治和谐的构建有了坚实的基础。首先,人民民主确立了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一切政治活动必须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使得最广泛的政治共识得以达成。其次,人民民主是最广大人民的政治,它要求有效地保障群众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时刻关心群众,切实帮助群众,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最终实现。再次,人民民主要求政治最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让人民享有权利,行使权利,参与政治生活,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要求,是政治正义最生动和最根本的体现。离开人民民主原则的贯彻落实,我们的制度设计就会因缺少合法性而失去力量源泉,政治正义无法保障,政治和谐也就不可能实现。
(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坚持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历史的选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离开了党的强有力的领导,就不可能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意志凝聚起来。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还不高,历史上民主传统不足的发展中国家,离开了党的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就很容易陷入混乱的泥潭,大局就很难保持稳定,就难以保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社会主义政治和谐也就无从谈起。
坚持党的领导要求更好地完善党的领导,要努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改革与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各方依法履行各自的职能。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从而构建出中国特色的政治和谐局面。
(四)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依法治国是人民民主价值的延伸。法治是民主的内在要求,民主必须制度化、法治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和谐在以人民民主为价值取向的同时,也必然以法治为价值取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谐的构建,就是一个使政治权力和政治运行不断走上制度化、法治化的过程。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进程中的正反经验,邓小平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就鞭辟入里地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 (P.164)制度化和法律化两者相辅相成,构成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完整内容。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的基本方略。由于人民是通过他们的政治代表以社会的名义来行使政治权利,因而可能出现权利的享有和权利的行使之间的分离,从而引起政治失控或政治变异,使得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成为空壳。政治和谐构建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通过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运作,实现政治法治化,体现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本质。
实现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和谐价值取向的根本要求,这就要求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途径和形式,广泛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上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谐的价值取向当中,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是完全统一的,它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统一于人民民主的实践之中。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和实践,人民当家作主就不能真正实现。同时,党的领导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而党的领导的实现、人民民主的推进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要坚持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党组织本身,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无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树立党的权威,还是行使民主权利,都要通过法治来实现。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谐的一个前提和三大特征,共同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和谐的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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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形态分析 篇4
超越意识形态政治狂热和犬儒主义政治冷漠
犬儒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症状。提摩太.贝维斯（Timothy Bewes）在《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中写道：“笼统地讲，犬儒主义意味着个体与整个社会的某种关系。它最初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此后就标志着一种敌对文化精神，一种不仅辩难而且蔑视由世界所提供的世界观的倾向，一种在传统意义上偏爱象征姿态修辞胜于规范讨论的异化感，这种异化感不仅厌恶病态状况，而且拒绝反顾自身。其基础恰恰就在于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不值得被严肃地给予尊重。”“在现代语境中，犬儒主义的意义上事实上发生了变化，对于他们的异化体验，现代犬儒冷酷无情，反顾自身，万念俱灰，而根本不至于沉溺其中。犬儒主义意味着一种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倾向，即遁入孤独和内在之中，以缺乏本真为由而放弃政见。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幻灭的处境，可能带着审美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气质而重现江湖。”（《犬儒主义和后现代性》，第8页）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么？犬儒主义者有强烈的怀疑精神，犬儒的核心是对世界的不信任和拒绝的态度。尤其拒绝当时的支配性意识形态。从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诞生之时起，犬儒就指一种对文化价值的对抗精神，一种不仅怀疑而且漠视由主流世界提供的对世界的解释，其基础则是认为世界是不值得进行严肃肃对待。学者徐贲认为：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不相信一切价值（虚无主义）和冷嘲热讽、玩世不恭是其基本的价值立场和处世态度。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既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屈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这样，它就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至少不正面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从政治的角度说，当下中国的犬儒主义是政治幻灭和意识形态幻灭的结果。没有人再相信曾经相信的宏大叙事，在这个意义上犬儒者已经觉醒；但是这些觉醒的人不再有积极的行动能力。他们被幻灭感和挫败感击倒了：或者变得疯疯癫癫，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或者干脆疯狂地追逐实利，变成投机分子，和自己蔑视嘲讽的对象一起侵蚀和损害自己生活其中的公共世界。他们不再珍爱公共世界。因此犬儒主义的出现、盛行与政治参与的衰退是同一个分币的两面，它出现在从大规模的政治退却和文化退却所留下的巨大空间中。“政治活动显然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以犬儒姿态安身于这么一个社会。”（《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10页）这种“干预无用论”（“大势如此，人人如此，我有什么办法？”“现在社会就是这样，说了也白说”）目前正在大面积流行，他们完全放弃了积极的政治行动，或消极颓废，或冷嘲热讽，或纵欲虚无，或投机取巧。很多人甚至认为：我不去做坏事，别人反正要去做的，我的“洁身自好”于事无补，改变不了现实，有什么意义？还不如乘机捞一把实惠。从心理的角度说，犬儒主义是一种通过黑色幽默或嬉笑怒骂的方式来抑制焦虑、发泄不满的方式。它导致了大量滑稽搞笑作品的出现和黑色幽默风格的流行。当下中国的大话文学就是当代人焦虑的曲折反映，也是宣泄焦虑的一种方式。犬儒主义者愤世嫉俗,但不拼死抗争，也不坐以待毙。他嘻笑怒骂地加入他并不喜欢的游戏,有时还玩得格外认真。他有一种“难得糊涂”的幽默感,犬儒者谴责社会之恶,却又不积极抗恶。犬儒者看不起他所谴责的对象,同时也看不起自己。他了解自己,痛恨自己加入于其中的腐败,他觉得腐败的制度是邪恶的,但却并不做任何事情去改变它。腐败的社会之所以能顺畅运行,部分原因正是由于它能使绝大部分人变成犬儒主义者。犬儒还可以分为“在下者”的犬儒和“在上者”的犬儒。下层人面对世道的不平和权势的强制，没有公开对抗的力量和手段，冷嘲热讽和玩世不恭便成为他们以宣泄愤怒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对于在上者即而言，犬儒则是一种对付普通老百姓的手段。当代中国的大话文化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大众的政治态度、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都有犬儒的特征。一方面，大话一代聪明绝顶，具有超常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具有强烈的叛逆心理，认定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怀疑和亵渎的权威和偶像；但另一方面又玩世不恭，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值得献身的崇高价值、值得相信的真理。一切皆不能信任，同时意味着一切都不值得执着、献身。他们的否定、调侃、戏说因此而显得很潇洒也很轻飘，激进无比却不具备建设性。这是使得犬儒主义者的怀疑、批判与否定由于价值底线的支撑可能滑向享乐主义，滑向与现实的妥协。敢于在心里否定与嘲弄一切精神界的权威，却未必会去触及现实中的敏感问题，小心地避免与权力的冲突。历史与现实都证明：由于没有“非如此不可”的信念，犬儒主义者是很容易成为以另外一种方式接受与肯定现实的顺民。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当下的犬儒主义根植于意识形态化政治的破灭。“意识形态化政治”是希尔斯提出的命题。关于意识形态化政治，希尔斯写到：“意识形态化政治的信条是什么？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公设，它认为应该从一组一以贯之的和包罗万象的信仰立场出发来从事政治，而这些信仰则必须压倒任何其他考虑。这类信仰赋予某一群体或阶级至上的重要性，而领袖和政党则成为这些完美无缺的群体的真正代表；相应地，他们将诸如犹太人或资产阶级这样的外国势力和种族群体，视作是所有罪恶的化身和根源。意识形态化政治并不单纯是局限于政治范围的信奉二元对峙的政治，这种信仰唯我独尊，它要求广被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要求取代宗教，提供审美准则，主导科学研究和哲学思索，并且管制住性生活和家庭生活。”“意识形态化政治一向着魔于总体性，并且一直着魔于未来世界。它们相信，健全的政治必须有一套不仅在空间上，而且也在时间上可以说明宇宙中每一事件的学说”（《意识形态与公民道德》第56页，57页），意识形态化政治是一种通过某种宗教化的教条一揽子全盘解决问题的政治，是二元对立的斗争政治，是唯我独尊、鼓吹教主崇拜的疯狂政治，是通过走火入魔的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控制个人的一切生活领域的政治。这种疯狂的意识形态政治的毁灭是导致犬儒主义盛行的重要原因：从警惕理想导向放弃一切理想，从怀疑宏大叙事走向怀疑一切信仰，从厌恶意识形态化政治走向拒绝一切政治，从反思宏大的“未来”叙事走向放弃对未来的责任，总之，从极端的狂热走向极端的犬儒。然而，意识形态政治狂热的幻灭并不必然意味着犬儒主义是唯一的选择，告别意识形态化政治的途径并不只有彻底放弃政治一条。到底是什么导致人们从意识形态政治的毁灭走向了去政治化的犬儒主义？是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的问题。我以为，从意识形态政治直接进入到犬儒主义的原因是缺少公民政治和公民美德。公民美德既是对意识形态政治的否定，同时也可以预防犬儒主义政治。希尔斯在《意识形态与公民道德》一文中对此有所暗示。公民政治的基础是公民美德，包括公民的主人公意识，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如果说意识形态政治的基础是虚构的高调“理想”、高调“道德”以及建立其上的对于人的道德和“理性”的不切实际的高估，那么，公民政治和公民道德就是一种低调但务实的政治和道德，它建立在对人性的切实理解上，对人性的弱点、复杂性持有理解和宽容态度，同时也制定了可行的制约手段。“公民政治要求人们理解美德的复杂性：没有任何美德是单独出现的，每种德行都以牺牲其他德行为代价，美德和邪恶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没有任何关于美德登记的理论体系在实践中是可行的。”（希尔斯《意识形态和公民道德》第78页）意识形态政治常常需要用那种高调的统括一切的“理想方案”来进行宣传鼓动，激发人的仇恨和激情，投入非理性的种族灭绝或阶级斗争，而公民美德包含了责任意识、团结精神，不煽动激情，不鼓吹仇恨，它“不将人推向英雄主义和圣人品质的极端来揭示人的本性。”（希尔斯《意识形态和公民道德》第75页）。意识形态政治搞领袖崇拜，对“元首”权威没有任何限制，而公民政治则“谨慎地行使权威，力图预见到行驶权威的后果，同时认识到人类能力不可确定的局限性，以及预见的不确定性。”（同上，第75页）公民政治从来不相信什么全盘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它坚信人的理性能力和道德的局限性，因此主张在谨慎的试错过程中谋求进步。公民道德中还包含了人类连续性和“尘世永恒”的意识，它出来不主张砸烂传统、从头开始建立“美好”生活和“美好”人性，同时也强调对未来的负责精神，“公民道德要求敬重传统”，“就过去而言，公民政治赞赏过去不可否认的实际成就，以及那些由于生前的所作所为而使我们肃然起敬的人们之人文品质；就将来而言，公民政治洞察到了当前的一代人与生物学意义上和价值道德意义上的后来者之间本质上的统一性。”（同上，77）因此，公民道德中不但内在地包含对其他公民的尊重，而且也包含了内在的对未来的责任意识。总之我认为，公民政治既可以防止意识形态的狂热政治，也不会堕入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无所谓的犬儒政治，而没有良好的公民政治和公民道德，是当代中国人以前的从意识形态政治狂热转向今天的犬儒主义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
中国政治形态分析 篇5
导入：
师：在上这节课之前，我们来回忆一下，上节课学习的历代的皇帝采取了一些削弱相权，加强皇权的一些措施，请一个同学来回答。生:略。
师：那我们现在开始上第四节，专制时代晚期的政治形态。我想问大家的是，这个晚期，指的是什么时候呢？ 生：略。
师：很好，这个晚期，指的就是明清时期。我们上节课讲了，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从此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斗争中皇权占据了绝对的地位。大家一定要明白，皇权与相权，还有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这一直都是贯穿于我国历史上的两对矛盾。那这个问题被乞丐出生了朱元璋给解决了。但是，废除了丞相制度自然会导致另外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我们来看书本。朱元璋每天要处理207件文书，还好明朝的时候纸张已经广泛使用了，不然，朱元璋要看好几车的竹简，那朱元璋即使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一个人完成这么多是事情是不是，那朱元璋就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 生：略。
师：朱元璋想的办法是设立殿阁大学士，殿阁大学士是什么东西，其实殿阁大学士就是皇帝的秘书，然后在明成祖朱棣的时候，朱棣就是传说中的永乐帝，朱棣设立了内阁，这个内阁和我们现在看到了其他的国家的内阁不一样，这个内阁指的是皇帝处理国政的助理机构。在内阁工作的都叫做大学士，当然，这些大学士也有个头，这个大学士的头就叫做首辅。在明朝的中后期，首辅的权利很大，几乎跟宰相的权利差不多，明朝有个著名的首辅，大家猜猜他是谁？ 生：略。
师：提示一下，他还搞过著名的一条鞭法。生：略。
师：对，他就是著名的张居正。张居正也可以算是一个改革家，但是，张居正到后期的时候权利很大，名义上是首辅大学士，实际上是宰相的权利。
师：另外，大家要明白的是，内阁不是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只是皇帝的助理机构，因此不像宰相一样有行政权和其他的一些实权。
师：那我们来看，内阁中的首辅到后来权利不断的扩大，成为了实际上的宰相，当然，聪明的朱元璋也会明白这一点，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让太监来牵制大学士，结果呢。造成了宦官参政，甚至到后期的时候宦官牵制了内阁。明朝有个制度叫做厂卫制度，那什么是厂卫制度呢，说白了就是明朝的特务政治。我们来看资料卡片。第18页，这个厂卫制度指的就是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制度，这些人权利很大，甚至都可以不经过批准，任意地逮捕官吏，而且这些的太监几乎无孔不入，我给大家讲两个例子，大家就能明白。第一个是说，朱元璋洪武年间，有个大臣上完朝回家的路上，很开心就吟了一首诗，第二天，那个大臣上朝的时候朱元璋就对他说，你昨天做的那首诗很不错啊，但是如果有这个字改一下会更好，然后那个大臣就吓出了一身的冷汗，赶紧谢主隆恩。你看，大臣回去路上随便脱口而出一首诗皇帝都能知道，就像如果你回来路上唱了什么歌你们的班主任都知道，这是不是很可怕，另外一个故事是说，8月16的那天，大臣们上朝，朱元璋就问他说，你们家昨天吃了那些菜，请了什么客人，那大臣就说吃了这些菜，请了这些人，然后朱元璋说，不对吧，你是不是还少说了两样菜，你们看，朱元璋是不是非常厉害。就像你们的班头，都知道你们家吃什么菜，那你还敢骂他说她的坏话吗。
另外，大家都知道朱元璋是从一个乞丐慢慢地混到皇帝的地位。他当过和尚，要过饭什么的，所以，他对这些都很在意，大家可能以为说清朝的文字狱很厉害，但是明朝一点也不落后，在明朝的时候，如果你出版的书中含有僧、光、贼，或者谐音的则的，都会被杀头。那我们看，明朝的殿阁大学士、内阁制以及司礼监太监的牵制，使得权利握在了皇帝的手中。师：那我们现在来看清朝，在清朝，有三个皇帝一定要提，他们是谁？ 生：略。
师：对，就是康熙、雍正、乾隆这祖孙三个人。
生:那来看下，这三个皇帝分别都采取了什么样子的措施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说道康熙帝的时候，康熙帝时期设立了南书房，南书房其实就是军机处的前生，具有军机处的一些特点，那康熙为什么要设立南书房呢，这个和皇太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皇太极的时候形成了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个议政王大臣会议有着巨大的权利。甚至都有皇帝的罢免的权利，我说两个著名的人物，像多尔衮、还有鳌拜，他们都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骨干人物。那很明显的，议政王大臣都是由一些满清的贵族把持。这样必然威胁到皇权，于是康熙帝就设立的南书房，还有和韦小宝一起干掉了鳌拜。师：那在雍正帝时期，有什么新的发展？ 生：略。
师：很好，就是军机处的确立。军机处最早只管军事，是为了适应西北军务的需要，因为当时西北战事很多，所以就设立了军机处专门负责军务。但是，到后来，军机处处理的军事逐步扩大到其他的政务。
那我们看书本上这张图，这张图经常被考试考到，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到的是，军机处的机构是不是很简单，就是几张桌子和坑坑洼洼的地板，但是大家要明白的是，军机处的结构虽然很简单，因此军机处的特点在书上，大家划起来，就是①机构简单②人员精干③有官而无吏④体现决策的封闭性。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我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顶峰。
大家要明白的是，军机处他不是一个决策机构，只是相当于皇帝的秘书班子，而且军机处的大臣都是由皇帝挑选的，另外，军机处的大臣在和皇帝讨论事物的时候都是跪着的，只能跪着听皇帝说什么，然后把他记录下来。而且皇帝和军机大臣们商量东西的时候也十分的严密。不允许有太监在，皇帝甚至还派了监御使站在外面监督，因此，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顶峰。
另外，雍正帝还创立了密折制，那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密折制，在清朝，官员如果要上奏的话有两本，一种是题本，一种是奏本，题本是用来弹劾、以及汇报兵粮捕盗、刑名等一些事物，而奏本是用来谢恩之类的，因此，可以看出的是题本比较重要，奏本不怎么重要，而且题本也需要盖章，奏本不需要盖章。那题本的话有个不好的就是，他是通过一些阁臣来上交给皇帝的，也就是说，有很多人都有机会看到这个题本，我们上节课说到，在有些朝代，有的官员把持朝政，上奏的本子都要先经过那些权臣看过才能给皇帝，那这些弹劾的奏折肯定就不会送到皇帝的手中。那雍正就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地方官员直接直接把奏折送到他的手中，这样就不会被其他的官员看到，而且这样的话官员们也就可以大胆地弹劾其他的官员。而不用担心是不是会被其他官员谋害，那很显然的是，雍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中央集权得到不断的加强。
师：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明清以来的政治趋势是中央集权逐步加强，地方的政治主动性越来越弱。师：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组成？ 生：56个。
师：那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是哪个？ 生：略。
师：俄罗斯，它有100多个民族构成。那俄罗斯太平吗？他有个车臣问题，有没有听说？ 生：略。
师：那我们看，我们中国是不是一直以来都比较的太平，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好的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那在清朝的时候，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是什么，大家看书本。
师：在清朝的时候，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就是，尊重各民族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笼络个民族的上层知识分子，大事集权，小事分权，因地制宜地进行管理。师：那清朝管理少数民族的机构叫做什么？ 生：略。
师：理藩院的这个藩，就是少数民族的意思。这理藩院最早是设立来专门管理蒙古的，后来逐渐演变为管理其他的少数民族。还有在近代的时候，清王朝和外国人打交道也是通过理藩院，说明我们当时的清王朝很看不起西方的国家，因为清王朝让处理我们少数民族的机构去处理和外国的关系，而没有用正式的外交礼节，所以，一直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的清王朝被打得很惨，那究竟有多惨呢。我们下个专题再讲。
师：后来，和外国打交道的部门不再是理藩院，变成了什么？ 生：略。
师：总理衙门。师：那在西南的那块少数民族的土地上，清王朝还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呢？看书本，20页。师：对于西南那块少数民族的管理，要上溯到元代，元代的时候，在西南地区实习土司制度，那什么叫做土司制度呢？ 生：略。
中国政治形态分析 篇6
xx年，在xx市教育局的指导下，我局结合教育系统实际，认真做好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现将工作情况汇报以下：
一、工作情况
（一）抓机构，强化组织领导。
本季度，由于县调整了局领导，我局及时调整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及成员，确保人员到位，并召开专门意识形态工作会议，对该项工作进行部署。
（二）抓学习，筑牢思想防线。
一是落实”第一议程”开展学习。
我局党组认真落实”第一议程”，在每次局领导班子会议的第一议程都坚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章和党的纪律规定及党的光辉历史等知识。二是登录学习强国进行学习。组织局全体干部及学校教职员工登录”学习强国”平台进行学习。三是加强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利用德育课、主题班会课等，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组织学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党的历史知识等；组织学生观看《中小学德育学堂》等，深化对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三）抓防控，管好关键环节。
针对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一些重点环节，我局进行严格把关，切实管控好每一个可能出现问题的重点部位，确保没有杂音。一是加强对疫情期间的舆论管控。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加强对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先进典型的宣传，积极营造学习典型、争当典型的浓厚氛围。另外，还加强对因疫情引发的心理健康事件的舆论管控，努力为师生营造健康向上的教育教学氛围。二是加强对不稳定因素的防范。严防师生携带、传播”港独”书籍等宣传品，严防师生转发有害信息和散布错误言论，及时封堵网上负面信息的倒灌传播。加强对违规进入教育系统被辞退的工勤人员的维稳工作，特别是在开展纪念成立特区40年活动期间，有效防控好该群体，确保该群体没有到京到省上访及发布负面消息。三是加强对网络传媒的管理。加强对校园网站、微信群、QQ群、微博、公众号等管控，教育师生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规范师生在网络上的言论。加强互联网法律法规的教育，引导广大师生遵守互联网法规，培育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生态。四是加强对课堂教学的监管。对学校的课程开设、教材内容进行严格把关。落实教学管理有关文件，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管理力度，确保教学质量以及教育方向的正确性。确保在课堂上不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不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不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五是加强对社团文化活动的管控。加强对校园社团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审批，对社团及其他组织的社会实践、游学、资助等活动实行报批制度。认真对校园社团及各种社团活动进行排查，绝不允许宗教邪教及其他带有杂音的组织和活动进入校园，净化校园育人环境。六是加强对论坛、讲坛、讲座、报告会、研讨会等的管控。对学校举办的论坛、讲坛、讲座、报告会、研讨会等，严格审批程序，加强对有关人员、资金、内容的审核，严格把关，不给错误思想观点和不良文化提供传播渠道和平台。
（四）抓活动，营造良好氛围。
举办”XX·难忘的记”xx童谣征集传唱活动，举办”20XX年多彩乡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爱国心•报国情•强国志”征文活动，组织师生开展经典朗诵活动、演讲比赛、国旗下的讲话及各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在全县中小学校营造良好的氛围。
（五）抓预案，严防突发事件。
制定了《xx县教育局暑假维稳安保工作应急预案》，在全县教育系统范围内进行排查，做到”五个坚决防止”（即：坚决防止发生重大影响的政治类敏感案件，坚决防止发生暴恐事件，坚决防止发生大规模集体进京非访、闹访事件，坚决防止发生影响恶劣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案件，坚决防止发生重特大公共安全事件）、”六个不发生”（即：不发生政治安全事件、不发生群众进京到省非正常上访、集访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不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不发生暴力恐怖和重大刑事案件、不发生重大舆情事件、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实行领导包片、股室包乡镇机制。领导班子成员负责分管股室，股室负责所挂钩的乡镇学校，切实做好信访涉稳信息上报及维稳工作。
二、存在的风险和隐患
我局对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中存在的风险和隐患，进行了分析和研判，并对风险点进行逐一排查，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一是个别同志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形势把握得还不够精准。二是不能及时、准确地把握党员、教师思想动态和舆情动向。三是网络平台的引导有待提高，且管理管控不严，可能出现发布、传播不实甚至转发错误言论的现象。四是受疫情影响，有个别教师、学生出现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
三、下一步的工作措施
（一）强化责任担当意识。
科学制定活动方案，严格落实部门责任，凝聚干部担当氛围，真正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好、贯彻好。（二）增强网络安全意识。
严控在网络平台发布、转发有负面影响的信息，消极的言论和低俗的图片、视频等；坚持不信谣，不传谣，不妄议，切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的安全。（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加强班主任ABC证培训，各中小学配齐心理健康专职教师；开通心理咨询热线及咨询邮箱，为师生提供服务；邀请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到有关学校指导教师开展心理健康工作；组织我县中小学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专业教师到学校对高危个体的学生进行心理辅导。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的学界形态 篇7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含义
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的含义是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研究的理论起点, 对于这方面的研究, 目前学界存在两种倾向。
1. 一种观点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的外在驱动, 即外在激励。
论者认为“激励功能是指开发主体采用激励手段, 激发和鼓励现代人才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还有论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励功能, 是指运用多种手段, 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2]
2. 另一种观点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的内在驱动, 即内在激励。
论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励功能, 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 教育者利用一定的物质或精神手段, 通过外在正负强化引起受教育者思想动机变化, 增加其内在动力, 使之自觉将教育目标转化为个人目标并为之努力的功能”[3]。比较权威的教材《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1999年高教版) 也支持这一观点, 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励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 通过外在激励而引发受教育者思想动机的变化, 增加其内在的动力, 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 使之自觉将教育目标转化为个人目标并为之奋斗”。[4]
以上两种观点各有特点, 却有不足。无论强调内在驱动还是外在驱动, 都是更多注重于对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中的“激励”进行分析, 而忽视了核心的最基本的概念“功能”的解释, 对于“功能”, 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功能”的属性没有揭示出来。总之, 上述两种观点名义上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的含义界定, 实则是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激励”的含义, 因对含义界定的定位有误, 导致含义表述上都不够准确。
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特点
从收集的资料看, 目前尚未有人从思想政治教育角度研究激励功能的特点, 也没有进行相关论述。学界都只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特点进行了探讨, 在此举出代表性观点, 以兹借鉴。
论者指出,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有四个特点:第一, 客观性。人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客观性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客观性。第二, 多样性。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复杂性、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多样性。第三, 层次性。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的层次性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层次性。第四, 发展性。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展性体现在为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服务两个方面。[5]2007年时, 论者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发展概括, 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具有客观性、多方面性、层次性和发展性。[6]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特点和内容还未有人进行研究, 说明这里存在着较大的理论研究空间, 也恰恰验证了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理论体系的不完整性。因而, 学界应在这一方面加大研究, 填补理论空白。
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发挥
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发挥的研究呈现出多种不同的视角, 主要有以下形态:
1. 以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发挥的调适为视角进行研究。
论者认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的发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需要适时地加以调整, 努力从利益认同与价值认同的统一上, 实现信仰激励的“软着陆”;从偏重社会价值到重视个体价值, 转换潜能激励的着力点;从价值教育到知识教育, 加大精神激励的“含知量”。[7]还有论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的充分发挥要注意:一是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二是建立向一线倾斜的政策制度;三是适应经济发展提高官兵的福利待遇;四是营造暖心留人的环境氛围。[8]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的调适是必要的, 它是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发挥良好效果的保证。
2. 以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发挥的方法和途径为视角进行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第五章第一节“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励功能”中, 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中激励功能发挥的方法很多。如政策激励、目标激励、榜样激励、竞争激励、信任激励、关怀激励、情感激励、奖励激励、强化激励、归属激励、理解激励、公平激励、成就激励、授权激励、理想激励, 等等。归纳起来, 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 在教育对象行为之前所采取的方法, 以目标激励为代表;第二类, 在教育对象行为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法, 以强化激励为代表;第三类, 在教育对象行为之后所采取的方法, 以奖励激励为代表;第四类, 是贯穿于教育对象行为始终, 或者说是正确运用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关系的方法, 以信任激励为代表。[9]罗洪铁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的发挥, 一是通过榜样示范来激励现代人才;二是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来激励现代人才;三是通过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来激励现代人才。[10]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学者从各个学科途径和微观角度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的发挥问题, 比如通过学生社团、大学校园媒体、军营文化、学生宿舍文化、音乐教育、志愿服务等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
3. 以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发挥的效果为视角进行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的李英田在其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论思想政治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中认为, 新的历史条件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激发全社会的活力, 思想政治教育仍然肩负着激励功能, 并能产生非常理想的效果。首先, 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能够营造积极向上的创业氛围;其次, 可以宽容并疏导多元价值观;最后, 给予新兴社会阶层精神激励。此论者的观点有一定的新颖性, 这些效果是不是仅仅依靠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发挥出来的, 这个问题值得商榷。
立足于现实, 特别是中国国情和中国实际, 从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发挥的实际效果中探寻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规律, 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现实意义。但是, 也容易造成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的泛化, 使思想政治教育变成并不存在的“万能药”。因此, 从效果上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 要坚持实事求是, 必须注意从微观入手, 特别是人的思想、道德、观念上细微变化, 才能从根本上发现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的一般规律。
参考文献
[1][10]罗洪铁主编.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人才开发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215.
[2]龚志宏.润物细无声: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无意识教育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252.
[3]成媛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2007:91.
[4]邱伟光, 张耀灿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217.
[5]张耀灿等.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人民出版社, 2006.
[6]陈万柏, 张耀灿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7]裴士连.新时期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的调适.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5, 6:106.
[8]梁国星.试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励功能边界.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8, 4:102.
中国政治形态分析 篇8
一、当前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不利因素
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信仰，理想信念是全党坚守精神家園的力量源泉。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党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只有找出症结，扬长避短，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立于不败之地。
（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被淡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化了经济建设，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并不矛盾。然而，过去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和部门没有做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致使我们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相对滞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甚至出现了歪曲我们党的历史，否定党的伟大领袖，调侃、诋毁英雄人物等现象。致使一部分民众把关心和维护自己的群体利益，作为价值评判的尺度。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作用。
（二）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对主导意识形态稳固的冲击
我们的部分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有暂时搁置的倾向，过去一段时间，部分党员干部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滋生了一些腐败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而且动摇了部分群众和党员对党的信赖，使我们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失去现实载体和凝聚核心的危险。
（三）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带来的挑战
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他们试图通过灌输自己的价值理念，推动我们的主导意识形态的撕裂和坍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无外乎三种形式：一是直接文化宣传——芯片，他们利用互联网的便捷、高效、广泛、强势的特点，作为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主流意识形态蚕食的主阵地；二是以文化商品为载体的西方价值渗透——影片，西方的大多影片都承载着西方敌对势力的价值追求，他们通过影片等文化产品的渗透，达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三是物质生活的诱惑——薯片，1951年美国中情局的秘密文件《十条戒律》中有这样一条：尽量以物质来诱惑和败坏他们的青年，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就是我们成功的一半。因此，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对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一定的冲击。
（四）贫富矛盾问题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冲击
意识形态尽管是抽象的，但不是纯粹空洞的。反而，意识形态往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不考虑意识形态的现实性，空洞地谈意识形态就会使我们走入误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尽管提出了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标，但在现实推进过程中，依然存在一定的社会贫富差距。贫富矛盾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共识造成一定的冲击。
（五）新媒体给主导意识形态带来了巨大挑战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网络的开放性、多元性和交互性，虽然为人们的信息获得和言论表达提供了平台，成为疏导社会不良情绪的减压阀。但是，也加大了我们对党内外意识形态巩固和控制的难度。
二、如何稳固我们党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很成熟，也很完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不动摇，二是坚持文化领域贯彻“双百方针”。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应该说很成熟、很有效。解决当前我们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存在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手段和方法，还必须多管齐下、多策并举。
一是抓主体责任。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和稳固，必须明确各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只有全党各级组织高度重视、守土有责、常抓不懈，才能持续巩固、长治久安。二是抓学习教育。学习是形成和稳固我们党主导意识形态最现实、最有效、最快捷的途径，必须把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以及党史教育，作为党员干部学习和培训教育的主要内容。坚持以教促学、以考促学，达到“教化”党员干部的实践效果，从而使党员干部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三是抓阵地建设。面对当前信息传播手段的多样性，首先要抓好广播、电视、网络宣传的主阵地建设，真正使各种媒体围绕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导好声音，释放正能量，同时要抓好县乡两级党校建设，把县乡两级党校作为巩固全党主流价值观的主阵地，通过两级党校对党员干部的培训教育，真正达到影响一代人、激励一辈子的效果。四是抓党员队伍。俗话讲：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榜样的力量既是无声的，也是无穷的。党员干部要树立看齐意识，把马克思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不断加以锤炼、提升。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通过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动作用，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五是抓基层基础。常言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群众是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在全社会巩固的基础，要围绕党的理论和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抓好基层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思想道德的教育，树立典型，强化引导，以点带面，持续巩固。六是抓网络监控。新媒体时代给公众提供了获得信息、表达意愿的平台。但是，往往这种意愿的合法性、局限性、片面性和现实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稳固造成很大的冲击。因此，要加大对新媒体的监控力度，重点在思想性、持续性、广泛性和及时性上下功夫，防止西方敌对势力和社会不良信息对我们党的意识形态的冲击。七是抓改革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动员，致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让全体公民共同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一方面，要通过社会分配制度的改革，促进社会分配更加合理、平等，缓解社会贫富矛盾。另一方面，要强化对国内、党内重大现实问题和突出矛盾的对策性研究，加强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大力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致力形成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共同思想基础，推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凝聚，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