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孝道之形成及其政治作用

论中国孝道之形成及其政治作用

论中国孝道之形成及其政治作用 篇1

论中国孝道之形成及其政治作用

“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孝”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孝道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与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的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因而孝道乃是使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孝道与人类其他道德一样，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

在远古的宗法宗族社会里，初民的爱亲之心，表现为传统宗教中的祖先崇拜。孝道在周代，其初始意指尊敬祖宗、报本返初和生儿育女、延续生命，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以周代殷，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不止是王朝的替代，而是社会结构上的重要变化。自西周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宗法分封制度。配合政治制度的变革，周公在意识形态中也进行了相应的变革，使传统的宗法性宗教向人文化的方向发展，为之增加了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孝道在周代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道德伦理了。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社会剧烈的变动时期，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必然引起传统意识形态的动摇，宗法性宗教开始土崩瓦解了，并严重影响了维系人际关系的孝道，出现了儿子杀老子，臣子杀国君的现象，《左传》中有很多记载，说明西周时期建立在传统宗教基础上的孝道，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摇。若想使其保存下去，并能规范社会上下层的行动，必须对它进行新的论证。在重建以孝道为核心的宗法伦理的过程中，孔子开创的儒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孔子使孝从其宗教与哲学意义转化为“善事父母”的纯粹伦理意义，从宗族道德转化为家族道德。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传统宗教瓦解的时代，重建道德伦理，必须首先重建人们的信仰。孔子创建了以“仁”为核心观念的哲学体系，那么什么是“仁”呢？孔子说：“仁者爱人。”孔子曾言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句话高度概括了孝在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地位，孝是中国传统教育、社会教化得以产生的根源、起点和基本内容。孝的教育在我国绵延几千年。中国古代的教育是建立在儒家的孝道教育思想基础之上的，它是一种充满人文性和道德性的教育，以人为中心，以做人为目的。这是一种“成人”而非“成才”的教育，这种教育是面向人生的，培养目标是完善的人格。孝道教育是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人的道德高尚为成功标准。道德高尚的第一目标是拥有 “仁”，“仁”是中国传统伦理的第一概念，也是全德之名；孝是仁的根源，又是仁的实践，所以孝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以孝为教学的出发点，以孝为实践的原则。中国传统的孝道教育也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先为其易，后为其难；先自近始，后乃及远。沿着由至亲到远人，由个人到国家的发展进程，不断扩充，最终达到博爱的目的。孝却是入德之门，为道德的起点，为一切道德的动力，达成理想的人格的基础。而理想的人格是拥有社会性和协调性，以社会为本位，以树立社会责任心为目的，“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鼓励学生从社会出发，使学生明确个人在家庭、国家、天下关系中的地位，达到天下的太平盛世。中国传统的孝道教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孝文化教化的作用下，孝文化塑造了人格，孝道观念深入人心，讲究孝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特征，而且是中国人的最鲜明的国民性。孔子指出：孝亲要做到养亲、敬亲、爱亲。春秋以后，个体家庭相对独立，养亲逐渐成为孝道的主要内容。孔子对应如何养亲作了细致的说明。人应当努力地劳作，竭尽全力使父母过上好的生活。父母关心着每一个子女的健康，要让他们少操心。子女也要时刻关心父母的身体，一方面为父母的高寿而欣喜；另一方面又为父母的年高体弱而担忧。除了要对父母尽各种孝养的义务外，更重要的是要对父母有敬爱之心。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孝子养亲，出于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怀，发自至情至爱，应毕恭毕敬，和颜悦色。儒家的孝道伦理，成为中国二千年封建社会的核心意识形态。孔子作为多少年来古老中国的精神领袖与思想圣人，他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更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与血脉。虽然在当今的社会，已没有多少人在把夫子的话挂在嘴边，作为行为、处事的准则，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孔子的思想已沉淀为中国人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走向是一种内敛的发展方式。当然，在孔子提倡的孝道中也有拘泥于表面形式的地方，如严格的要求人们守三年之丧等；缺乏平等民主的思想，如对父母一味的服从等。虽然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孔子对待孝道严肃、郑重的态度，但在这些方面，我们当今的人们不必迂腐的固守形式，继承孔子的思想的主体部分，用变通的观点接受他孝的思想的精华，并将其运用到当今社会中。

儒家的亚圣孟子活动于战国中期，他对孝道的行为规范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如孟子说：“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弃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财货，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他认为人不仅要养亲，还要尊亲，他这种尊敬，必须是发自内心的爱慕，为了保证家族香火不断，祭祀有时，孟子指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除了祭祀祖先，怀念祖先，更重要的是把祖先开创的事业继承下去。

秦汉以后，中国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相对稳定，经过汉初一段时间的探索与反思，统治阶级逐渐认识到，只有儒家学说最适合为宗法家族制度服务。因此，儒家的孝道观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以孝治天下”成为最核心的统治思想。汉代的统治者大力表彰“孝悌力田”，在《汉书》、《后汉书》的帝王本纪中，全国性的对孝悌的褒奖、赐爵达32次之多。国家设立一个官职“孝廉”，由有孝行的人担任。为了在社会上倡导孝道，汉代的皇帝谥号多加一孝字。汉初的《孝经》，集中论证了“以孝治天下”的原则。《孝经》已经把孝道的核心内容从“善事其父母”发展到其引申意义——“以孝治天下”。“孝治”成为贯穿全书的根本宗旨。儒家理想的圣人之治，是将天下变成一个大家庭。统治者以爱子女之心爱护百姓，而百姓则以尊敬父母之情尊敬长上。即使长上对下民有些严厉的措施，那也不过如同父母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出发点还是一片爱心。对于君主专制社会而言，提倡以孝治天下，把大国小国，天子诸候，官吏百姓，家主臣妾之间的阶级对立，等级差异统统隐藏在宗法血缘之中了。

魏晋隋唐时期，玄学、佛教盛行，这体现了道、佛对儒家的冲击，在儒、佛、道对立交融的过程中，该时期的孝文化体现出崇尚与变异的特点，魏晋仍以“以孝治天下”相标榜，但已出现了一些援道入儒的新特点，强调孝道的自然亲情，而削弱孝道的政治教化功能。到唐代，从总体上看甚至不太重视孝道。宋明清时期，孝道演变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除元朝由于是少数民族入主内地故不甚重视孝道，宋、明、清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孝道，孝道在理论上出现了论证哲学化，教化通俗化，义务规范极端化、专制化，在实践上则体现为愚昧化。事物发展到顶点，就必然要转化。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社会的自然进程，宗法家族社会结构受到严重的冲击。接踵而来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更进一步地加速了中国宗法家族社会的解体和公民社会的生成。儒家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也必然地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历史地讲，近代以来对儒家传统孝道观的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即使当时有些提法和口号过激，考虑到中国漫长的封建传统和最终取得的巨大效果，我们今天都应当给予宽容的评价。但是问题是：儒家的孝道观真的就是糟粕一团，一无可取之处吗？历史的回答显然不是如此，这主要是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家庭本身在当代是不可取代和消亡的。近代以来，不少激进的思想家提出过消灭家庭的口号。如康有为曾提出：“去家界为天民”；辛亥革命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搞过消灭家庭的实验。可经过了各种试验及巨大的社会变迁，人们终于发现，以一夫一妻制为主要形式的婚姻，在当代不仅不能消亡，而且还必须加强。这主要是由于，家庭仍然是一个基本的社会细胞，家庭所具有的生育功能、生活互助功能、培养教育功能、精神慰藉功能是不能由其他社会组织代替的。然而，近代以来，由于我们的思想界对儒家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伦理采取了简单抛弃的态度，因而西方社会流行的亲情淡薄、家庭破裂、老人晚景凄凉、青少年犯罪率高的问题也多发于我国。如何治疗这一顽固的世纪病？西方一些有识之士都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更是应当认真地检讨前圣先哲为我们留下的文化资源，发现儒家孝道观中的普世性价值，将其发扬光大。纵观孝之历史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孝作为家族社会的精神基础，由于它一方面满足了维护家族制度稳定，协调父子关系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被封建统治者以“移孝作忠”的机制引以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因此，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社会受到了历代统治者与社会民众的重视，对社会稳定、民众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到了近、现代，由于孝道存在的社会基础动摇了，加之孝观念本身是人民性与封建性并存，精化与糟粕并存，因而受到了怀疑批判与弘扬重建的两种对立的对待，历史的实践证明，中国古代的宗法家族社会，人际之间既存在着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情，也存在着建立于私有制基础上的等级压迫。在这两方面，片面强调哪一方面都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儒家孝道“以孝治天下”的思想，以“亲亲”率“尊尊”，虽不能从根本上取消阶级对立，但不失为一种缓和社会矛盾的巧妙方法，被历代统治者所采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将本来规范血缘家庭的伦理范畴孝道，变成了国家的政治哲学，将非血缘的利益关系硬说成是父子兄弟的人伦关系，一方面会掩盖阶级国家的实质，另一方面也会扭曲孝道本身的意义。例如在封建社会后期，为了论证“天下没有不是的君”，就说出了“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最后竟得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残酷结论，其精神实质已经背离了传统儒家的孝道原则。

当今社会利益冲突、物质泛滥，人们对于自身的关怀和对他人的仁爱观念越来越淡，很多中国传统的思想美德流于形式，甚至逐渐沦丧，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为之捶胸顿足之事。在儒家文化影响极深的我们所谓“筷子文化圈”中，孝的思想一直就被奉为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和礼仪。在现代，众多关于中国文化断代、中国没有精神支柱的说法日益广泛之时，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为广大国人寻找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思想源头。而我看，这一点上最容易被提倡、被认同的就是孔子思想中关于孝道的提法。因为这一点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身体会，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这种思想在我们心中也在已经扎根，接受起来更为容易。像孔子当年的思想一样，通过教育人们对自己父母慈孝的亲子之爱，而层层外推，逐渐将着这爱推广到社会每一个人的身上，让人们学会“恻隐”和“不忍”，让它成为化洽天下之诚爱。虽然爱有亲疏、远近，但只要在被教育的人们心中有了推己及彼的爱的观念，则很容易将社会中所有的人融合起来，激发人们对于本民族的内在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使整个民族有了向心力，从而将社会中的所有人员维系起来，维持社会的平稳、安定还有和谐。

孝道具有人民性与封建性、精华与糟粕、历史性和继承性的两重性，其历史作用也表现出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据此我们对孝文化必须采取一种批判继承的正确态度。孝在当代社会，不再具有泛孝主义的地位，而只能重新回到其作为家庭伦理的地位上来，现代新孝道具有人格平等性、义务并行互益性、注重感情性、强调自律性等特点，孝对处理当代家庭亲子关系，对社会、家庭解决养老问题，形成尊老风尚，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都具有积极的作用，甚至如果能发扬其衍申意义的积极内含，吸取其合理成分，那么对当代社会文明建设、发扬爱国主义，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兴中华均具有积极价值。孝的培养与实践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起点。孝是形成现代和谐人际关系的价值渊源，是形成和睦社会风尚、保持社会稳定的精神措施之一。孝是爱国心的根源和动力，孝是民族团结、兴旺发达的精神基础，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的核心。

孝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集道德观、社会观、人生观、宇宙观为一体的核心和首要观念，倡导仁、义、礼、知、信，是中华文化和中华伦理的鲜明特点。它具有祖先崇拜、追求永恒的人文宗教意义，又具有珍视生命、保护生命的哲学意义。是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得以展开的精神基础，是中国传统伦理体系的起点和诸德之首，是中国宗法伦理、血缘伦理、政治伦理的结合点，影响和制约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教育、法律、生活、风俗、艺术等，更重要的事影响了中国人民的国民性。中华文化虽然是由儒道佛等多种要素组成，但其中心是儒，儒的主要精神是仁，而仁的核心精神却是孝，它贯穿了天、地、人、祖、父、己、子、孙这个纵向链条，又是人际、社会横向联系的出发点。儒家讲究修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再致力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业，这些正是我们传统民族精神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