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孝道（精选5篇）
儒家孝道 篇1
1 孝道的人性论基础不同
儒家的孝道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的。在儒家的人性论思想中,以孟子的“性善”论最为正统。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一种最基本的共同的天赋本性,即“不忍人之心”。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诸掌。”
孟子也将“不忍人之心”称作“恻隐之心”。除此之外,孟子认为人生来都有的天赋本性还有“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也就是说,人最基本的四种道德品质仁、义、礼、智,都是从这四种“心”中发端出来的。孟子认为这四种“心”和这四种道德品质并不是外界强加给我们的,而是人生来本身就有的。在这个意义上,孟子给人性以“善”的价值规定。也就是孟子的“性善”论。儒家从“性善”论出发,认为人皆有良知良能,因而也都可以行孝。“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孝是人的本能,所以人皆可以做到孝。那儒家又为什么大力宣传孝呢?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可以为孝的,所以也就是孝的。如果为人而不孝,那完全不是他的本性问题,而是由于他自己舍弃了这些本性,没有很好的保持住它,但是绝不能说本来就没有这些孝的本性。因此需要及时进行修养,来呼唤孝的本性。于是儒家便大力提倡孝道。
而《吕氏春秋》的孝道是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上提出的。《吕氏春秋·节丧》中提道:“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父虽死,孝子之重之不怠;子虽死,慈亲之爱之不懈。”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吕氏春秋》认为,孝不同于其他的道德规范,它是以自然或血缘,也就是人的自然本性为基础的。《吕氏春秋》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有好几处。比如:
故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体而两分,同气而异息。若草莽之有华实也,若树木之有根心也。虽异处而相通,隐志相及,痛疾相救,忧思相感,生则相欢,死则相哀,此之谓骨肉之余。神出于忠而应乎心,两精相得,岂待言哉?
在《吕氏春秋·精通》中,父母与子女是一个身体而分为两处,精气相同而呼吸各异,就像草莽有花有果,树木有根有心一样。虽在异处却可彼此相通,心中志向互相连接。也就是说父母与子女精气相通,能相互感应。以此为依据来提出孝道也就理所当然了。再比如:
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说也,若孝子之见慈亲也,若饥者之见美食也。
在《吕氏春秋·荡兵》中,用孝子与慈亲、饥者与美食的关系来形容“义兵”与民众的关系。这足以看出孝子与慈亲之间的孝是从人的自然本性发出来的,而并非外人强加的。
2 孝道的推广方法不同
儒家在推广自己所提出的孝道时所采用的方法是教化。所谓教化,就是“以教道民”、“以教化民”,即通过道德教育来感化人民,转移世间的人心风俗。具体到孝道,就是用道德教育的方法来让广大人民懂得孝,将孝实践到现实生活中去,并且将孝潜移默化为社会风俗。教化首先是从儒家的人性论中提炼出来的。孟子的“性善”论要求通过后天人为的修养方法来保持人们与生俱来的那些本性;荀子也曾说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不教,无以理民性”。他认为人类所表现出来的善是后天人为的结果。二者都强调了教化的必要性。其次,儒家还从刑罚与教化的对比中得出教化的重要性。儒家认为与刑罚相比较,教化具有治本的功效。孔子曾提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孔子看来,刑罚虽然可以通过金钱或肉体上的损失来让人们远离恶,但那只是暂时的。只有让他们树立起以恶为耻的想法,才会让他们永久远离恶。而这正是教化相对于刑罚的优点所在。因此,孔子大力主张教化。再次,教化还来自于对道德修养过程的正确认识。孔子提出了学一思一行的道德修养过程。道德修养的最终目的在于让人们将道德品质实践到现实生活中去,也就是“行”。但是“行”必须建立在“学”和“思”的基础上,“学”和“思”的过程就是教化的过程。“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便是重视教化的集中体现。
而《吕氏春秋》在推广孝道时采用的是刑政与教化相结合的方法。之所以将刑政列为其中。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人际关系中的孝主要是指在家庭中确立的一种主从关系。但是如果将孝扩展到政治领域,孝既可以反映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政治关系,又可以巩固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政治关系。《吕氏春秋》所设想的是以孝治国。“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这段话主要论述的是要将孝道作为治国的根本。出于这种目的,要想使孝得到普遍的承认和遵行,在教化无能为力的时候,还要动用刑政。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以孝治国的目的。《吕氏春秋》曾援引《商书》说:“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便是刑政对孝普遍承认和遵行的贡献的集中体现。
3 孝道的侧重点不同
儒家所提出的孝道的重心在于对人伦关系的调整。其孝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养体”和“养志”。“养体”是指在物质方面赡养父母,使父母身体健康。孔子曾说过:“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孝,何以别乎?”儒家的经典《礼记》也有这方面的论述。比如:“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即儿女尽孝,首先应在物质方面达到要求,冬天要让父母生活得温暖,夏天要让父母生活得清凉,晚上要让父母休息得舒服安定,早晨要向父母请安,等等。“养志”是指在精神方面赡养父母,使父母精神愉悦。这是对“养体”的升华。是孝的更高层次。在孔子看来,为人子,应发自内心地恭敬父母。“敬”的核心是“无违”,对父母“敬”最难是做到“色难”。孟子也认为孝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尊亲”。他在《孟子·万章上》提道:“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大孝终生慕父母”。荀子同样认为孝最主要的是以“忠厚”之心,对父母“敬之”,做到“敬爱而致恭”。这些足以看出儒家对“养志”的重视程度。
而《吕氏春秋》的孝道是将孝引用到政治领域,将孝视为治国之本。由于《吕氏春秋》服务于秦的政治统治这一特殊目的,著作中所提出的每一观点无不围绕这一中心进行。孝道也不例外。《吕氏春秋》在谈论孝道的时候,并不在仅仅着眼于家庭的亲情伦理,而是将孝引入政治领域,让孝成为治国的策略。实现以孝治国。在《吕氏春秋·孝行》中论述了以孝治国的方略。治国的根本在于孝,而“务本莫贵于孝”的具体措施包括三个方面:君主、人臣、士民。在这三个方面中,君主的孝是最重要的,是治国的根本所在。这足以看出《吕氏春秋》对孝的政治作用的重视。
4 孝道与“五德”的关系不同
儒家认为孝道是为“五德”服务的。孝道是“五德的重要补充。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体系是以“五德”中的“仁”为最高原则,以孝为基本规范。这与儒家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有直接的关系。儒家思想产生在王道绝,诸侯力政,臣弑君,人伦灭的时代。社会人伦关系混乱,礼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提出了“仁”这一概念。“仁”的基本性质就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礼的规范。“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孔子提出仁的目的就在于恢复礼制、巩固礼所指定的政治秩序。因此,孔子将“仁”作为其思想的最高原则。其他的规范都是来为“仁”服务的。这其中就包括孝道。孔子将“仁”规定为两个方面:“爱亲”和“爱人”。孔子把“爱亲”视为“仁”的本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血缘亲子之爱是“仁”的本始。在血缘亲子关系中,无疑孝是最重要的一种规范。是孝保证了“仁”思想的本始。而“爱人”就是要将“仁”由家庭推广到社会,由“爱亲”推广到“泛爱众”,将血缘亲子之间的孝推广到人伦间的孝。来保证“仁”的作用的发挥。
而《吕氏春秋》将孝道作为“五德”的基础与扩充。“五德”是用来为孝服务的。在《吕氏春秋》关于孝道的实施方法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五德”。《吕氏春秋·孝行》中有这样的论述:
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没,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仁者,仁此者也;礼者,礼此者也;义者,义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
这里所提到的“五德”:仁、礼、义、信、强(通“智”)始终贯穿着孝的内容,都是以孝为准绳,为孝的推行所服务的。
摘要：吕不韦组织编著《吕氏春秋》的目的在于为统一后的秦提供一套治国政治方略。在这一目的的指导下,他提出了自己的孝道。与儒家的孝道相比,二者在人性论基础、推广方法、侧重点、与“五德”的关系方面有所区别,本文从这四个方面着重阐述了二者的区别。
关键词：《吕氏春秋》,儒家,孝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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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孝道 篇2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汉师1212班21号 马瑞 1220301221 作为一种永恒的人文精神、普遍的伦理道德，孝道文化在经历了中国几千年悠久文化的积淀和文明社会的发展中，形成了丰富的内涵和特定的文化，并且逐渐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心理情感，成为我们弘扬传诵了几千年的优秀传统美德。当代新儒家曾昭旭先生说:“孝，在中华民族文化中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它的初意虽然只是善待父母，但到后来，却成为育艺的总会，并含有宗教与道德意义，乃至说中国的正统文化亦不为过。”与此同时，“孝道”也是《论语》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更是整个儒家文化思想的根基和主流，只有我们把握了《论语》中的基础孝道思想，才能进一步理解并弘扬更深层次的儒家“仁”的思想。
从古至今，父母都是子女的生命之源。而孝道的最终归宿不外乎是儿女要学会珍惜自己的生命、提高修养、建立功业、让父母安心并且得以骄傲。在《论语》中，孔子不仅要求人们做地道的孝子，教育子女要好好的的孝敬父母，而且还教导子女如何对待活着的双亲和死去的双亲。孔子告诫人们不能一味的顺从父母，当父母出现错误的时候，作为子女应该进行劝导，但是即便父母不能接受，也不能对父母大喊大叫，要尊敬父母。因此，在《论语》中的孝道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孝之以敬——无怨而有礼。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曾记载：“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2·7）。孔子在这里认为，并不是让父母得到基本的赡养就能够称作“孝”，如果对父母没有尊敬之心，那么和养狗养马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孔子提出了以“敬”为核心内容的孝道，强调对父母的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
不仅如此，在《论语·为政》中还记载着：“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2·8）所谓孝道，难就难在父母面前总能保持和颜悦色，即句中提到的“色难”。尤其是在父母年老体弱时，做子女的能做到心甘情愿、不嫌辛劳地孝敬、侍奉父母，始终如一把最好的奉献给父母，而不因为时间、情绪、环境的不同有所改变。正如《论语·学而》中写道：“事父母，能竭其力”（1·7）。乌鸦尚知反哺，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又怎能眼睁睁看着年迈的双亲因儿女不孝心碎难忍。回想我们的小时候，每一次受伤、生病，父母也就跟着揪心难过并小心翼翼的照顾我们，然而如今羽翼渐丰时，难道就能忘却曾经父母的养育恩情么。
就像孔子在《论语》中说过的话，“不敬，何以别乎？”“色难”“无违”，对待我们的父母，“孝”字在前，给予父母足够的敬爱之心，没有怨恨，没有争吵，而是恪守着做儿女的“礼”，也即是孔子所提倡的无怨而有礼的“孝”道。
其次，三年不改父之道——弘扬父母之志。
儿时我们总是能够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孩子，妈妈（爸爸）曾经的愿望现在就靠你实现了。”而这样一句话的源头出自哪里？——正是《论语》中孔子所提倡的一种孝道思想。
在孔子看来，作为子女不仅仅要供养父母，侍奉父母，更重要的是要弘扬父母之志，能够为社会去担当责任，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这才是孝。《论语·学而》曾记载孔子说过：“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11）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父母死后，作为孝子应该继承父母的遗志，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事业。孔子在这里论及的“孝”，贯穿了父母和子女两代人的责任和义务，是父辈的引导和子女的继承。“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并不是强调从父之道正确与否，而是从为人子女者是否存在与父母之间的真感情，是否能够常加以怀念尊敬的心，而这也就体现了孔子认为的子女只有继承父志，才算是对父亲的尊重，才是真孝。他赞美孟庄子的孝，就是由于他能够继承父志。如在《论语·子张》中的记载：“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权，是难能也。”（19·18）
然而在当今社会看来，“三年不改父之道”的思想却是要改一改。我们不提倡“唯父母之命必从”的愚孝思想，因为现在的社会文明更加要求子女需要有自己的想法，具有主观能动性和主动创造性，父母更不应该限制并禁锢子女追求梦想的权利。因而我认为，如今的社会，子女有理想，并为之奋斗实现自己的理想，便是对父母之孝道的最大贯彻，也更能体现着《论语》中所传达的“孝”之根本含义。最后，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在《论语·里仁》里孔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4·19）意思就是当双亲在世时，不提倡出远门而不归，更不能让年迈的父母独自留在家中无人照料。因为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由于交通的极不便利，通信的不畅，那时儿女的一次远游也许便是五年、十年的相隔万里甚至是更久的时间。孔子主张“不远游”，但是没有禁止远游而是提倡“游必有方”，无论子女你在何处，一定要告知父母你所在的地方，不让父母为你日夜担忧操劳，这便是孝道。
虽然“父母在，不远游”这个古老的孝道思想在信息化飞速发展的社会里显得不是那么的合理和适用，但“游必有方”的要求是至今可以沿用的。在现代社会，子女们各有自己的事业，不可能一直守候在父母身旁，“空巢老人”的群体也在逐年增长，虽然由于通信的异常便利，儿女们在天涯海角也能够及时与父母进行沟通交流，但即便如此，短信听不到语气，电话看不到表情，视频触不到体温，对于父母来说，他们最需要的便是儿女在身边的温暖和问候以及一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场景。做儿女的我们，更应该主动经常回家陪陪父母，哪怕在他们身边陪他们说会话，父母也会感到相当幸福，能让父母幸福，这才是做儿女的最大的责任，也是最大的孝道。而只有“孝思孝行”，能敬长，才能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
《论语》作为一部儒家经典至今仍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其中所蕴含的儒家“孝道”思想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如何评价我国传统的“孝道”文化，批判迂腐也好，赞美孝顺也罢，都不可否认的是，《论语》更多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其养老敬老的基本社会道德更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尤其是在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形势下，研究和弘扬传统的儒学“孝道”文化是时代发展所必须的事情。
参考文献：
儒家孝道 篇3
不管是今天的农村, 还是城市,在社会结构和人口流动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之后,“ 家” 的经济交易功能已越来越难以支撑,“ 孝道”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已瓦解, 原来由家庭、家族承担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必须由金融证券与保险市场来取代。对于创业者来说, 这当然隐含着巨大的商机。实际上, 在今天的物质需求已不成问题之后, 人们的剩余收入与财富越来越多, 接下来的挑战便是如何安排好未来的物质与精神需要。在收入能力达到如今的高度后, 人们没必要靠传统的家庭结构来规避未来风险和养老需要, 当然更希望用各种证券市场安排未来的生活需要。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艰难, 这一点基本是共识。实际上, 在政府管制多得让人寸步难行又没有可靠的法治的情况下, 人们对金融交易当然会缺乏信心, 金融市场难以深化就不奇怪了。虽然从眼下的状况看如此, 但从长远发展趋势看, 我们不得不认识到中国金融业的潜力巨大。
为什么金融业的潜力极大并隐含着巨大的商机呢? 这不仅可以从企业融资、把未来收入流作金融证券化的角度来理解, 融资与证券化当然为金融业创造许多商机, 但更重要的发展潜力来自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化变迁以及不断深化的城市化, 这些社会转型正在逼迫人们减少甚至放弃对儒家“ 孝道”文化的依赖, 转而依靠正式的保险与其他金融证券市场, 由市场逐渐 取代家庭为个人提供经济保障。人们正在发现各类保险与金融品种是更可靠的养老和保障未来生活需要的手段, 而且也能给个人提供更大的自由空间, 增加长者的个人尊严。
再换个角度看, 我们意识到,过去28 年的发展重点是制造业、养殖业和种植业, 是解决当下的生活需要问题, 到今天, 当下的物质生活已基本解决, 收入也有剩余。解决今天的消费问题之后, 经济发展的重点当然是要解决好未来的生活问题, 要规避各类未来风险, 而这恰恰是金融证券与保险市场的所在。因此, 下一步的经济发展重点必然是金融业。相关的制度也需要改革,否则无法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
儒家“ 孝道” 文化在历史的中国
为什么中国人的未来生活保障不能再靠儒家“ 孝道” 文化, 而是靠金融市场取而代之呢? 以“ 孝道” 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将逐渐终结,这一趋势不会因我们个人的偏好而改变, 而是由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所决定。为理解这一点, 我们看到,人自出生开始即面对两种基本需要,一种是吃穿住行这些物质消费, 即所谓的物质生活; 另一种是心理或说精神需求, 即所谓精神生活。就生存需要而言, 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应该第一, 精神生活其次。
除了今天的物质消费和精神需求外, 一个人面对的同样重要的挑战是如何满足未来的生活需要, 而未来又可能充满各种不确定性以及各类担忧, 包括经济收入的不确定性、身体健康的不确定性, 还有未来精神生活、心理状态的不确定性。从优先次序讲, 当然是先满足今天的生存需要, 再尽量规避未来的风险。在今天的需求得到满足并出现剩余之后, 人们必然把重点放在规避未来的风险上, 这就是金融市场交易的作用所在。人类发展的进程大致如此。
在农业社会里, 虽然对多数人来说物质产出难有剩余, 但温饱基本能解决, 所以当天的消费挑战能勉强应对, 但因为生产力还没高到有太多剩余的程度, 所以农业社会的人们还顾不上用金融产品来保障未来的生活需求。事实上, 农业社会里的商业特别是金融保险、借贷、证券业都不发达, 甚至根本就不存在, 没有市场提供的互保、互助金融品种, 所以, 家族、宗族就成为主要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在家庭、家族内部成员间以及长晚辈之间实现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等隐性经济交易, 家族像是一个非正式的内部金融市场。换句话说, 那种社会里, 经济问题往往通过小范围内的社会组织, 而不是通过广泛的市场来解决。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知道,为了规避未来收入风险、养老以及意外事故而进行跨时间空间交易时,必然有一方或几方先付出, 然后在未来某个时候或发生某种事件时另一方给以回报,这是一种信用交易,涉及到不同人在不同时间、不同事件状态之间的经济支付交易, 这就要求双方有极强的信任基础, 在一方违约时另一方能有补救的办法,否则没有人愿意把辛辛苦苦赚到手的收入付给另一个人, 没有人愿意加入这种交易。也就是说, 信用交易必须以可靠的契约保障体系为基础( 契约可以是隐性或显性的)。
在没有发达法治的农业社会里,亲情与血缘成为保证互保、互助交易顺利进行的自然基础。另外, 像2500 年前由孔孟推出的儒家“ 孝道” 及相关价值体系, 即是增加家庭内部隐性交易安全的进一步保证。换句话说, 在没有市场提供的保险以及其他金融品种的前提下,“ 养子防老” 是最主要的规避未来风险的手段, 而儒家“ 孝道” 文化体系则是保证作为投资者的长者能有回报的文化制度保证。
由儒家“ 孝道” 文化支持并以儿女作为具体载体的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的确在中国持续了2500 年,之所以这套体系能维系这么久, 其原因大致如下。第一, 土地以家族所有, 长辈掌握了土地分配权。对于2500 年没有走出农业的中国社会来说, 没有土地就没有生存力。因此, 长辈的土地支配权让后辈想不“ 孝” 也不行, 这当然能保证代际间的隐性利益交易, 让长辈在儿女身上的投资有回报。第二, 在洋务运动之前, 中国的工业欠发达, 商业也有限, 对多数人而言, 可能交易的金额会非常小, 利益交换的规模非常有限, 因此, 在传统社会里,“ 违约不值得”, 基于家族和“ 孝道” 文化的信用交易体系一直“ 够用”, 不需要成本更高的外部法治体系。第三, 在铁路于19 世纪末出现在中国之前, 除了马车和水路运输外, 跨地区交通非常艰难, 地区间的人口流动非常有限。只要大家都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村, 社会舆论也会迫使每个人遵守“ 孝道”、“ 守信”。正是由于这些因素,“ 孝道” 文化在2500 年里基本能给中国社会提供一个可靠的、以“ 家”为基础的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
社会转型让“ 孝道” 文化成为历史
在今天的中国, 为什么“ 家”的经济交易功能日益淡化,“ 家族”作为非正式内部金融市场的功能越来越弱了呢? 为什么基于儒家“ 孝道” 的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正在瓦解? 许多人说是由于现代人道德沦丧所致。——这也许是部分原因, 但更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变迁正在把“ 孝道” 文化体系给淘汰,其原因又因城市和农村有别。我们先从以下两方面看农村的变化。
第一, 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 家族、家庭的长者不再有給后代分配土地的权力, 族产空空, 因此, 长者对后辈难以有约束力。除非恢复土地私有制, 否则传统长者的“ 威慑力” 难以再现,“ 孝道” 与“ 家 规” 就无“ 刚性”。
第二, 种田已不再是致富的路子, 非农的收入远高于农业收入。这意味着大家都去非农打工, 背井离乡往城市移民。今天, 中国以每年约1% 的速度在城市化, 相当于每年有1300 万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以笔者在湖南的家乡为例, 全村350户家庭中, 有75% 的家庭有儿女常年在外地城市工作、生活, 其中一部分在外地有正式户口, 即使没有正式户口, 不少已在外地安居。这些年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医疗问题等等讨论得很多, 这当然是好事。从另一方面看, 在子女相继离开农村后, 留在家乡的父母长辈的养老与保险问题已越来越严重。子女移居外地, 儒家“ 孝道” 文化的约束力已相当弱。因此, 在农村, 基于儒家“ 孝道” 的传统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正在瓦解。
农村如此, 在城市, 儒家“ 孝道” 文化更是靠不住, 养老与保险只能靠金融市场。首先, 城市人没有农田作为最后的生活保障, 所以这条路不通。其次, 城市人因工作迁居异地的现象已非常普遍, 人口流动是常规。记得在80 年代初到上海出差时, 由于周围的人都讲上海话, 笔者基本不敢开口讲话, 怕暴露自己的湖南口音; 但今天到北京、上海等地就不用有这种担心, 因为周围的人相当多也是外地人, 即使他们听出你的外地口音, 也无所谓。跨地区人口流动大大增加后, 家庭、家族内部的经济交易越来越难以执行, 代际间和亲戚间的信用交易越来越不安全,“ 不孝”、“ 违约”的频率日益上升,“ 孝道” 文化的约束力越来越弱。
因此, 不管是今天的农村, 还是城市, 在社会结构和人口流动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之后,“ 家” 的经济交易功能已越来越难以支撑,“ 孝道” 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已瓦解, 原来由家庭、家族承担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必须由金融证券与保险市场来取代。对于创业者来说, 这当然隐含着巨大的商机。
实际上, 从经济收入或者说生产力的角度讲, 在农业社会时期,由于人们的产出能力不高、没有足够的剩余去自己安排自己未来的生活需要, 所以农业社会的人是“ 迫不得已” 靠“ 家庭” 实现养老、保险等经济交易, 并不得不接收阉割个性的儒家“ 孝道” 文化。但是,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的工业化过程,经过近150 年的努力已使中国的生产力大大提高, 物质生产是史无前例的丰富, 现代工业、农业已解决了中国人今天的生活挑战。但, 在解决了今天的物质需求之后, 人们的剩余收入与财富越来越多, 接下来的挑战便是如何安排好未来的物质与精神需要。在收入能力达到如今的高度后, 人们没必要靠传统的家庭结构来规避未来风险和养老需要, 当然更希望用各种证券市场安排未来的生活需要。
由金融市场取代家庭的经济交易功能
我们是否要担心一旦经济交易功能退出家庭, 家庭会破裂呢? 是否让家庭不再有凝聚力呢? 这种转型对家庭文化、对社会文化当然会有极大的影响, 而且转型过程中会有许多阵痛, 但其长远影响是正面的,会强化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正如笔者在《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中谈到的, 家庭有两个主要功能,一个是经济互助, 一个是社会功能即精神互助与感情交融。为了支持經济互助功能的运作,“ 家” 文化与社会文化往往必须有许多“ 强制性” 且抑制“ 个性” 的内容; 但是, 为了支持精神互助与感情交融,“ 家” 文化与社会文化又必须要尊重个人权利、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中西文化的差别也在于此, 理解这种差别即可帮助我们不用为未来的中国家庭担忧。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重视家庭, 而西方文化则不然。—— 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实际上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重视“ 家”, 只是追求的“ 家” 的境界不同。传统中国的“ 家” 侧重强制性的经济交易功能, 西方社会的“ 家” 侧重基于自愿的感情交往功能。在处于温饱与饥饿之间的农业社会里, 生存是一个永恒的挑战, 所以“ 家” 的功能很难超出利益交易和保险互助,温情脉脉会过于奢侈, 这种社会可能必须要有“ 刚性” 的家庭结构,要阉割个性, 否则“ 家” 之内的经济交易就很难有确定性, 这就是儒家以及任何传统农业文化的共性。在近代西方社会的生产力上升之后,“ 家” 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保险市场胜任, 这时的“ 家” 文化没必要那么“ 刚性”, 也不必约束个人的自由, 因为感情的交融是逼不出的, 只有基于个人权利、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 家” 里, 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交流才是自愿真诚的, 才不是出于“ 义务” 责任感而为之的。
一旦金融市场将经济交易功能从家庭剥离出, 一旦不以利益交换定义“ 家” 之后, 中国的“ 家”文化必须要改变, 应该被重新定义在精神互助和感情交融这些功能上, 以爱和感情定义“ 家”。如果是这样, 中国“ 家” 的凝聚力会重新上升, 但会是基于家庭成员个人自愿选择、以感情交融为主题的凝聚力, 而不是靠名分、靠外部强制维系的凝聚力。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味着父母、兄弟姐妹、亲戚间会尽量多花时间和耐心强化彼此的了解, 会尽量找共同话题增加沟通, 会更加彼此平等, 而不是动不动就以“ 三纲五常” 压人。这也意味着没有感情的夫妻会选择离婚, 没有感情交流的家庭、家族会没有凝聚力, 也没必要在择偶时要求门当户对。
儒家孝道思想的历史渊源 篇4
关键词：孔子,孟子,孝道思想
一、《论语》中的孝道思想的基本内涵
《论语》中,孔子以对话、语录的文体详细地阐述了孝道思想。《论语》现存20节,492篇。其中,“孝”字共出现了十六次之多。《论语·学而》的开篇中以孝道观为基础去这样叙述“仁”。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为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是说为人处世对长者孝敬、平辈友爱,却喜欢顶撞领导的很少,不敢顶撞领导,却敢于推翻君上的人没有。有修养的人,从根本处着手,加强修养,基础牢固后则事业才有可能成功。做到“孝悌”,是成为“仁”的基础。显然,他们开创的以孝道为主导的思想。通过“仁”去体现孝道思想的普遍性与广泛性,使它成为孝道思想的核心,所谓百行孝为先,因此,我们可以将《论语》中的“孝”归为以下两大类。
1、赡养父母是百行孝为先的基础
《论语·学而》篇中,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是说侍奉父母,能够竭尽全力。考虑自己的本质,即何为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物质属性是什么?是父母的养育,父母在养育我的过程中为我付出努力的培养,在成才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报答父母?我们需要去努力地去孝养父母,孝养父母是基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任何时候我们必须在衣食住行上保证父母的基本生活状态,从而可以敬到基本的孝道,当然,这仅仅是父母生存的基本,儿女职责的基本。论语中告诉我们如何孝敬父母,也就是儒家所讲的孝养父母是要养好父母,尊敬父母。通过从日常行为的细节,比如:对待父母,姿态要恭敬,面容要微笑,顺从父母,不让父母烦恼,这就是孝。
2、敬爱父母是“孝”的核心
如何敬爱父母在《论语》中孔子做了大量的叙述。孔子说:“现在的所谓孝,就是说能够养活爹娘遍行了。至于狗马都能够得到饲养;若不存心严肃地孝敬地孝顺父母,那养活爹娘和饲养狗马怎样去分别呢?”孔子的话虽然有些逆耳,但是我们不得不称这种教训实在是金玉良言。父母和子女产生的这种代沟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思想观念和文化水平不同,看待事情的角度自然也不一样,这一点是做子女应该体谅的,这就体现了敬爱父母必须要顺从父母。任何时候懂得与父母的沟通,懂得去孝敬他们。然而,孔子不仅要求人们在自己父母在世时敬爱,而且在其死后亦有相关礼仪要求。《论语·为政》篇中,子曰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即葬、祭之礼。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在精神生活上敬爱父母。
二、《孟子》中孝道思想
孟母为了孟子的成长,三迁其家。潜移默化地激发了孟子的求知欲望,使他终于成为中国古代继孔子之后又一代儒学大师。孟子对孔子的孝道观既有继承又有所发展,他也认同早期儒家提出的孝道是成为“仁”的基础,认为只要处理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就会处理好其他方面的关系,他在孔子的基础上,对孝道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1、孝道思想在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方面所起到的重大意义
孟子将孝道思想进一步发展,在《论语》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关于“家”的重要性,在“家”中“孝”又是如何体现的。然而,在《孟子·梁惠王》卷一,中“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这是说加强学校文化思想教育,不断向年轻人灌输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必肩扛头顶着东西赶路了。七十岁的人穿上丝棉袄,吃上肉,百姓不挨冻受饿,做到这样却不能统一天下的,是绝不会有的。我们可以看到孝悌是人类特有的亲情,是从小培养起来的爱心,长大以后,扩展开来,便会爱他家,爱社会、爱国家。
《孟子·离娄》卷七中“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撤,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撤‘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通过读经典我们可以看到曾子是一个真正的孝子,不仅在物质上满足父母基本的需要而且在精神上满足父母的要求,使父母惬意的生活。“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父母爱之,喜而不忘……如此,谓礼终矣。”等,在《孟子》中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观点对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具有巨大的推动力和很强烈的现实意义。
2、孝道思想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
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将孝道思想进一步发展,他们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治国思想理论。《孟子·离娄》卷七中,“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忠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舜能够把天下人的归顺视若草芥,是因为舜明白只要天下人是幸福快乐的,那么归顺谁都一样。而舜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为天下人做一个榜样。舜的父亲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人,而舜按照侍奉父母的准则去做,最后得到天下人的认同,这就是孝道。所以,只有齐家才能治国,才能体现出所谓的“大孝”。关于治国的思想,在《孟子》中得以充分的显现,孟子对治国的论述还有很大篇章。以孝道思想治国,“以孝治天下”的国策,是与中国早期宗法制度有关,即以血亲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家与国的社会,使孝道思想成为衡量道德的标准,以此去推进社会的建设,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孝道思想对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一切日常行为准则都需要有道德的规范,而一切道德的规范在于孝道思想的体现与传承,孔子和孟子的孝道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现今,我们吸取我国传统文化中精华的过程中,找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手段。充分的发挥孝道思想的作用。发扬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促进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弘扬我国千百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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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孝道 篇5
自古以来, 孝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上至统治者, 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以孝道作为对待长幼尊卑的行为规范准则, 儒家正是提出孝道伦理观的创立学派。后来经过成百上千年的发展, 以孝道为中心的儒家伦理思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并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加以渗透。
孝最早的本意是指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 这其中不仅仅包括父母和祖父母一辈, 还涵盖了距己身较远的列祖列宗。随着时代的变迁, 孝道已不仅仅停留于祭祀, 守丧和五服制度等一系列孝敬礼仪之道逐渐融合进去, 另外, 赡养父母也是人们所要遵行的孝道理念, 从赡养长辈到祭祀祖先, 这些行为形成了健全的孝道伦理体系。
二、唐代法制
我们在了解儒家孝道的性质和影响后, 再了解一下唐代法制的基本框架, 这有助于理解孝道伦理与唐朝法律之间的关系。我们清楚, 唐代法律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甚至对东亚的法制都有深远影响, 中华法系就是在唐代最终形成。唐代法律体系包括律、令、格、式。我们将在如下篇幅中详细解读这四种法律形式的性质。
律在实质上是一部附有诸法内容的刑事法典, 一方面有关于定罪量刑的法律规则, 其通篇均由犯罪构成和刑事法律制裁方法所构成;另一方面存在大量民事、婚姻以及诉讼法律制度。这种“刑法为主, 诸法合体”的特点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 其立法基础在于中国古代向来重视刑名律法, 但同时受儒家文化影响, 为了体现仁政与博爱, 又参杂了许多民事法律以此来影响刑法。因此, 以唐代为集大成的中国古典法律将刑事和伦理民事部分相互杂糅, 并对当今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产生影响。
令、格、式作为独立的法律形式, 其与律在性质上具有明显差异。律是国家的成文刑事法典, 而后三者主要是国家的官僚体制和行政法律规范的总称, 这与当今的行政法有相似之处。由于我国古代封建王朝向来重刑轻民, 因此唐律便是唐代的基本法典, 但律的内容仅有五百条律文, 这并不能很好的概括官僚组织规范和行政法规, 所以由令和式为之规范, 加以补充;再有不足之处, 由皇帝本人的敕和格为之补充。在笔者看来, 唐代法律形式的差异性固然不可否认, 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四者内部有思想上的同一性, 在儒家伦理文化的支配下, 律的很多制度规定在令、格、式中, 同时令、格、式的具有强制性和制裁性的条文中亦会根植于律中。总体而言, 唐代法制作为中国古代封建法制的集大成者, 其立法思想和法律文化是非常发达的, 其发达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强大, 二者互为表里, 互相影响。
三、孝道伦理在唐代法律中的体现
鉴于儒家伦理道德对唐朝法律的深刻影响, 我们可以明显的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礼是唐律的灵魂, 唐律是礼的形式。其实质是儒家礼教被统治者从抽象的原则固化到形象的律文中来。首先, 从立法指导思想来看, 唐代法律将维护三纲礼仪作为其立法宗旨, 因此唐朝的立法具有明显的君权性和父权性。我们在这篇文章中重点讨论孝道伦理, 父权的实质就是家长制, 而家长制的背后是统治者所极力维护的儒家孝道。我们可以把唐代法律的孝道特点概括出十二个字, 即“亲属一体, 五服制罪, 尊长优越。”所以, 唐朝统治者基于带有等级差别的孝道伦理的角度罗列一系列法律规范。其次, 在具体的定罪量刑方面, 唐代法律规定:“殴及谋杀祖父母、外祖父母及父母者谓之恶逆。”唐朝立法者认为父母之恩神圣不可侵犯, 子女对父母犯法属于天理不容, 同时唐代将恶逆列为十恶重罪且不在八议之内, 对于触犯恶逆者一律施以重刑, 不加赦免。在量刑幅度上较前代更为严苛, 轻者处以流徒刑, 重者处以绞刑。在民事方面, 如财产和婚姻, 唐代默认了家长包办婚姻的合法性, 对于不遵行家长所包办的婚姻, 对子女处以笞杖刑。再次, 除了在立法思想和法律条文上维护儒家的孝道伦理外, 在唐代的司法实践中, 家长制的权威地位的维护也是屡见不鲜, 如:父母或祖父母殴杀他人, 子女藏匿或包庇其尊长的行为则不被法律所追究。不论从立法角度还是司法角度, 唐代法律都体现了浓厚的儒家伦理思想, 这对唐朝社会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 也对当今伦理观和法制观产生警醒作用。
四、唐代法律中的孝道伦理之评价
唐代主张德本刑用, 即将儒家伦理道德作为统治臣民的基础, 而法律只不过将这一伦理思想呈现在纸面上。儒家的家庭伦理观是孝, 所以唐代法律具有宗法和家长特征, 这一系列具有伦理性的法律成为了当时的东亚文明圈和此后的中国朝代的借鉴之著。同时, 随着唐朝法制的不断深化与发展, 对于孝道的立法规定更加具体, 法律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孝道与法律相结合, 不仅使法律更具道德意义, 也促进了孝道理念得到弘扬广大, 更是对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得到维护, 强化了中华文明对世界的影响, 对全球人类文明发展史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从以上叙述中, 我们可知孝道伦理对于维护家庭和睦和社会和谐具有积极作用的, 但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性质决定纲常伦理并不能总是维护人们的自身权益, 它在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因此, 道德伦理在作用于法律的同时, 会有不和谐的一面。古代君主为了强化忠孝思想, 便把三纲五常作为驾驭万民的工具, 并随着时代的演变, 这一儒家纲常伦理成为一种定式, 同时将其作为立法指导思想并不断加以改造和升华, 孝道从传统的家庭美德沦为君主政治统治的枷锁。因此, 我们反观唐代的立法, 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和君主专制, 禁锢人们的思想, 也变相的束缚了人们的正常道德规范, 这反而对人们正常的孝道价值观起到了消极影响和阻碍作用。
参考文献
[1]钱大群.《唐律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2]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