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腐败与政治体制改革

论反腐败与政治体制改革（共8篇）

论反腐败与政治体制改革 篇1

浅议反腐败与政治体制改革

（乾安县国家税务局 朱发学）

内容提要：

腐败是国家公职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腐败对国家、人民的害处众人皆知，所以利用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从根本上抑制腐败的发生已经成为全体人民共同的呼声。但是理想中的政治体制应该是怎样的，不同的人心中有不同的蓝图。本文通过批判现在比较有市场的各种政治体制改革观点和分析现行政治体制的缺陷，引出笔者心中的政治体制蓝图。希望通过此文为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复兴做出贡献。

前言

腐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或者可以解释为国家公职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由腐败的定义可以看出腐败发生的关键点是“权力的滥用”或者“借职务之便”。所以如果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腐败可以控制到最低点。现在腐败问题很严重，所以对权力的监督是不力地。要想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要想把腐败控制到最低点，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仅局限于对政府或者说对行政机关的改革，应该通盘考虑。执政党的内部组织体系应该改革，权力机关的运行方式应该改革，行政机关应该改革，司法机关也应该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不要计较成本，因为再大的代价也没有亡党亡国的代价大。为了反腐败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全国上下已经达成的共识。但是应该怎样改，却存在各种各样的误区。

一、关于反腐败的政治体制改革认识上的误区

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宽广民族众多，加上改革开放后外界的各种思想大量传入，所以对同一个问题有多种看法是正常的。我们在保护思想自由的同时，必须对是非对错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1、部分人认为要想把腐败控制到最低点就要实行多党制，实行三权分立。

怀有这种想法的人要么无知，要么居心叵测。前者基本上文化程度比较低，对西方世界缺少了解。所以遇到了一些不公正的事情愿意把火发到社会制度上。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后者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内尚未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另一类是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买办。他们利用民众对西方世界的不了解，把西方说的跟天堂一样，然后把天堂和多党制进行等同。在进行这种宣传时他们绝对会回避腐败的印度和混乱的泰国也是多党制国家。他们夸大政党轮替对执政者的监督作用。在宣传政党轮替的好处时，他们绝不会告诉你被轮替的只有政治家（政务官），事务官（公务员）是不与政党共进退的。他们更不会告诉你大选时某人投哪个党的票并不代表该人拥护这个党，很可能是该人反对该党的政敌。

2、部分人认为要想把腐败控制到最低点就应该对公职人员进

行特别监督。

这是一些人面对腐败的高发提出的一种很无奈的建议。说白了就是要利用特务或者说是秘密警察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如果这样，监督者必须拥有一定的特权。这将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一种践踏。如果继续走下去，则需要成立新的特务组织加以制衡。例如明朝先有锦衣卫，后有东厂、西厂；民国既有中统又有军统。那么将面临两个结果，一是组织机构的膨胀，二是特权者的分赃。特权者的分赃其危害性比通常的腐败要大得多。厂卫特务机构在明朝覆亡中的作用，两统特务机构在民国败亡中的作用，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

3、部分人认为要想把腐败控制到最低点就应该打一场人民战争。

持这种观点的人一般都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老人。他们痛恨腐败，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人民可以把一切的腐败分子揪出来。我也承认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但那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无疑会导致第二场“文化大革命”。多年的**绝不是一个正要复兴的民族所需要的。

4、部分人认为要想把腐败控制到最低点就应该加重刑事处罚。

持这种观点的人基本都有一种“复仇”心理，希望通过流血让腐败分子退步。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看到预防腐败的关键点在哪里，没有看到腐败分子多是揣着一种侥幸心理。他们更不知道

明朝“皮场庙”的故事。

二、现行政治体制在反腐败斗争中存在缺陷

1、反腐工作“政出多门”没有形成合力。

和反腐败有关的部门很多，在中央一级党务系统有纪律检查委员会、政法委，行政系统有监察部、审计署和预防腐败局，检察系统有反贪污贿赂局和渎职侵权检察厅。这么多部门就像铁路警察一样各管一段没有形成合力，也就难以对公职人员形成有效的监督。

2、政治地位低是司法系统反腐工作不力的重要原因。从中央到地方我还没有听说哪位检察院的检察长或者法院院长是当地的党委常委。事实上检察院和法院不但要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还要向当地政法委负责。人民代表大会对检察院和法院的政治监督和法律监督很到位，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无话可说。但是政法委对检察院和法院的指手划脚，我认为却是多余的。依据现行制度，政法委书记事实上掌握了当地的最高司法权，这是与宪法精神相违背的。这也是敌对分子指责中国司法不独立的重要口实。宪法精神是指在权力机关的领导下行政权、检察权、审判权、军事指挥权相互合作、相互监督。

3、在党务系统中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如果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那么反腐败就是一句空话。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

统一般是党的代表大会下设党的委员会，党的委员会下设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部门。那么我想问谁能对一个地方的党的书记进行有效监督。

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

1、对中国共产党组织机构改革的构想。

首先，将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党的委员会至于平行状态，双方不存在隶属关系，共同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有人看完这段话后可能会给我扣一顶分裂共产党的帽子。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列宁时代的苏联共产党，苏共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是平行机构。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破坏有人认为就是他将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置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开始的。

第二，撤销党的政法委员会，将政法委员会的职能分类处理。需要保留的职能按性质分别移交给党的纪律检查部门、政府部门以及检查部门。对法院的职能就不应该存在。

2、对参政议政机构的改革构想。

首先，在人民代表大会内部应该引进不信任投票制度。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或者人大常委会委员就可以提出不信任案。只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过半数通过不信任案，由人大选举产生的或者由人大任命的公职人员就应该被罢免。

第二，加强人民政协的权力。一定数量的政协委员可以对人大选举产生的或者由人大任命的公职人员提出不信任案。人民政

协过半数通过该不信任案，那么人民代表大会就应该启动对该人的不信任案投票程序。四分之三以上的政协委员对该不信任案投了赞成票，那么该人应该立即辞职。

第三，党的代表大会也应该参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建立相应的制度。

3、对检察院系统的改革构想。

首先，将检察院系统的主官级别与党务主官、立法主官、行政主官以及军事主官并列。

第二，符合条件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提名为检察院检察长，报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由于各种原因不适宜担任检察院检察长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应担任检察院党组书记。

第三，将监察部、审计署、预防腐败局由行政系统划归检察系统。

与腐败分子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只要有私有制的存在就会有腐败的存在，我们就应该斗争下去。但是斗争过程中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在现有的人类历史进程中腐败不是与特定的政治制度相连的。所以时刻要预防一部分人打着反腐败的幌子干着颠覆国家政权的勾当。在预防这部分人的同时我们也要吸收外国人的先进经验走我们自己的路。

论反腐败与政治体制改革 篇2

20世纪, 现代化大潮席卷全球, 人类新文明走向辉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 现代化不仅家喻户晓, 而且成为奋斗目标。特别是50年代以来, 随着现代化理论的传播, 现代化成为一个大众化词语。

一般来讲, 现代化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它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变化;它既发生在先发国家的社会变迁里, 也存在于后进国家追赶先进水平的过程中。现代化是有阶段的, 它包括第一次现代化 (经典现代化) 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 以及第二次现代化指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过程和变化。

二、现代化与腐败的关联性

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最剧烈进行时期往往是腐败最为盛行时期。我们从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中都可以发现美国学者亨廷顿总结的这一现象。英国、法国、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都曾有过腐败程度升高的经历。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家在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这是因为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孕育着诱发腐败的因素。亨廷顿曾指出, 现代化加剧腐败的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接受现代价值准则并用来评价既定的行为模式时, 许多传统的行为方式会被裁定为腐败行为。腐败概念的流行表明现代化导致的公私利益区分的概念得到人们的广泛承认。二是现代化开创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 具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兴起以及他们在政治领域中力图产生影响的尝试造成了腐化的产生。新富集团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 穷人则用选票换取金钱。三是政府权威的扩张和受政府管理活动的增多也增加了腐败的可能性。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也往往是腐败最为猖獗的时期。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匈牙利等许多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 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腐败猖獗的肆虐。

这是因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诱发腐败的因素。首先, 体制转轨在造就一个新富起来的社会阶层的同时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 而公职人员阶层的收入增长较慢, 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自我补偿的冲动。其次, 市场化改革为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行为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计划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差价为掌握政府资源配置权的经济管理部门官员运用权力发家致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最后, 政府改革滞后导致政府管理不善, 进一步助长了腐败的泛滥。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政府管理体制、机制和工作方式, 与新的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适应现象。

三、我国在体制转轨时期的腐败现象

首先, 腐败现象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不断滋长蔓延的发展势头。涉足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无论在层级和数量上均呈上升趋势;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 但腐败案件增长势头有增无减;被称之为“不正之风”的行业性、部门性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和用公款进行奢侈性消费与挥霍浪费的各种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对外开放以来, 受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影响, 一些道德堕落、生活腐化的干部数量在增加。

其次, 日益猖獗的腐败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的危害也愈来愈突出。从经济上说, 因各种腐败行为和与之相关的经济犯罪的盛行而给国家和集体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量惊人而且呈直线上升趋势。从政治上说, 用人问题上的腐败导致“以钱买官, 以官赚钱”的腐败行为恶性循环, 一些地方司法腐败和行政执法上的腐败, 给人民群众造成的精神伤害和身体伤害, 给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的伤害都是无法估量和难以弥补的。从现实来看, 腐败现象长期得不到有效遏制往往会扭曲正在实施中的各项改革, 败坏改革的声誉, 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影响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和利用外资以及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努力。从长远来看, 腐败的猖獗还败坏了社会风气, 打击了人们爱国报国的积极性, 加剧了人才的流失。腐败的盛行必将危及社会的稳定。

最后, 无论是党和政府还是人民群众对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的关注程度都愈来愈高。日益猖獗的腐败问题成为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反腐败问题越来越重视, 反腐败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在抓紧查办大案要案的同时, 旨在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制度建设的一些重大举措也相继出台, 中国正在探索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反腐败路子。

四、如何遏制腐败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的剧烈进行以及体制的转轨与腐败的高发多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上述诱发腐败的因素只是增加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 而不是意味着腐败的高发多发是不可逆转的现实。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和体制转换时期腐败的高发时期只要采取得力措施, 腐败的程度是完全可以降低下来的。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例子可以佐证这一观点。

新加坡在殖民时期特别是二战后到人民行动党执政前, 腐败曾是该国人民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方式。1959年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后, 从一开始就认识到, 腐败的猖獗与该党追求的经济发展目标是格格不入的, 经济发展的成功有赖于一个廉洁的、高效的政府的大力推动。因此, 清除腐败现象, 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 成为首要任务。他们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1) 寓廉政要求于公务员制度建设中, 建立和逐步完善现代公务员制度, 并不断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减少腐败动机; (2) 厉行法治依法行政, 建立起高效运转的行政管理体制, 尽量减少腐败的机会; (3) 建立精干的、高效能的反腐败机构, 严厉调查和惩处公务员中的腐败分子, 增加从事腐败行为的成本。这三方面的措施相互配合, 共同发挥作用, 从而做到了使公职人员“不想贪, 不能贪, 不敢贪”, 该国的经济发展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五、我国遏制腐败的制度探索

改革开放以后, 党和政府始终对反腐败斗争抓得很紧, 但腐败现象仍然保持发展和蔓延的势头, 因此有必要对以往的反腐败工作经验教训加以总结。一个教训是, 反腐败斗争往往是在某种或某些类型的腐败形成一定的气候之后才去设法扑灭它, 而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做好事先的制度防范工作。改革易于产生腐败, 是因为改革和体制转换的过程为腐败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如果在重大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就对这些措施可能诱发的腐败机会进行认真研究, 并有针对性地做好防范工作, 反腐败就有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个教训是, 反腐败不能治标不治本。每一种类型腐败的兴起都同特定的制度安排及其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 只有找到诱发腐败的制度上的源头, 改变相应的制度安排, 才能达到治本的效果。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党和政府在科学总结以往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反腐败标本兼治的新思路, 实行制度创新,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被提到了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从1997年开始, 党中央、国务院在实行制度创新加大反腐败治本力度方面相继出台了许多重大措施。这其中包括:军队、武警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脱钩;公检法工商四部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抓紧建立有形建筑市场;试行或推行政务公开, 检务公开和审判公开等。这些措施的推行对于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反腐败制度创新不可能一劳永逸, 旧的腐败形式消失了, 新的腐败形式又会出现, 以制度创新遏制腐败的工作会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在转型期的中国情况尤为如此。以制度创新遏制腐败在转型期的中国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它将长期伴随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之中。

参考文献

[1].[美]塞谬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 1988

[2].尹保云.现代化通病.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3].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4].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人民出版社, 2001

论我国反腐败政治伦理之完善 篇3

民主建设；反腐败；政治道义

D926.5A00921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一轮反腐重拳连连，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和力量打出一个个大小“老虎”，在新中国的反腐史上画上了浓浓的一笔。但在如此强劲的反腐风暴之下，仍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人认为我们的反腐败是“选择性反腐”或“宫廷反腐”，提出“选择性反腐败，更是一种恶性腐败”①。也有学者提出要提防“大老虎”的反扑②，告诫人们反腐败不要太快，否则，“大老虎”们联手反扑后果很严重，会影响党的执政地位，从大局上考虑，可以对腐败情节较轻、认错、退赔的官员既往不咎。③更有甚者，有人提出要为刘志军平反，认为“刘志军贪污了多少钱不重要，他打造的高铁改变了中国”④。等等。所有这些话题，不能说都没有道理，它们反映出我国反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政治伦理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反腐败的道德性就会受到挑战，应予重视。

一、 反腐败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一种伦理正义

反腐败历来都有。但不同时代反腐败的社会作用及其政治伦理均不相同。在封建社会也有反腐败，但历史上的反腐败与今天民主政治的反腐败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伦理。封建专制时代的反腐败建立在私权受损的道德基础上，腐败所触犯的是君王的“家国”私利。而反腐败未必是维护“家国”利益的最佳手段。尤其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成为官场普遍的规则，腐败成为一种常态之时，封建专制君王往往要通过默许纵容腐败来维护统治。甚至封建君王本身就是腐败的最大制造者，是最大的腐败分子。于是，封建专制社会的腐败和反腐败在政治伦理上形成了一种分离，封建政治伦理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却是另一回事。隋炀帝亡国后，李世民翻阅隋炀帝留下的文稿后曾大吃一惊，问魏征：你看这些文稿，炀帝讲的都是尧舜之言，何以亡国？ 魏征答曰：“讲尧舜之言，行桀纣之实，蒙蔽百姓，鱼肉天下，焉有不亡之理？”故虽然中国古代的《道德经》、古希腊的《理想国》中都告诫帝王应该讲道德行仁政，但封建的专制统治并不以腐败为耻辱，有时还默许甚至纵容腐败。故不讲道德同样是封建的政治伦理。韩子笔下的君王是“一尊令人毛骨悚然、十分阴险可怕的魔鬼之神”杨师群：《中国历史的教训》，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而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利则公开主张：“一个英明的统治者决不应该再去遵守信用”，“因为他要统治国家，就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违背人道，违反神灵”。[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程康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4647页。 所以，历史上绝大多数专制统治都是腐败和荒淫无耻的，根本无德性可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从六国掠来的上万名宫人、女乐据为己有，大修宫室以蓄女作乐，据记载，当时有“关中离宫三百所，关外四百所，皆有钟磬、帷帐、妇人倡优”，共达“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刘向撰、程翔译注：《说苑译注》卷二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40页。秦王如此，汉武唐宗宋元明清统治者的贪腐又何偿不是如此？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抨击封建皇帝以天下为私产时说得好：“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其“一人之淫乐”，这就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德性。黄宗羲撰、李伟译注：《明夷待访录》，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6页。

蒋德海：论我国反腐败政治伦理之完善

如果说封建政治本身就是腐败政治，故是不是反腐败，反谁不反谁，用什么形式反腐败，反到什么程度，等等，都从属于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封建专制社会的腐败并不是反腐的原因。封建统治之反腐有其特殊的目的，以有利于封建政治为目标。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反腐败和纵容腐败在目标上是一致的。而这就决定了封建社会的反腐败只能是选择性的，封建专制统治不但没有根除腐败的政治伦理要求，甚至还有放纵腐败的动机。清代的大贪官和珅，乾隆不是不知道他贪腐。相反因为发现和珅贪腐，皇帝反倒放心了。其原因就是敛财之人并非是想造反，他的眼睛所看到的，只是那点儿黄金白银，看不见锦绣河山；如果一个权臣根本不把钱财看在眼里，那倒危险了。

形势与政治反腐败论文 篇4

摘要：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是当今社会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几乎任何社会不正常现象都可以与腐败联系起来。腐败是“异见”朋友们（我称其为朋友自有其道理，多元社会，不必把“异见”对立起来）借以攻击所谓“中央集权”的现国体，攻击毛泽东的主要筹码。因之，反腐败的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历史命运（君不见我们的许多要害部门已被共产党的敌人占领，如重庆市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文强之流）。那么，如何认识反腐败？腐败到底是经济性的还是经济性政治性兼而有之？我们不搞阶级斗争，不搞“文革”式的群众运动，是不是我们党用以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就只有置之历史博物馆？我想，我们仅仅讲怪话，发牢骚是无济无事的，我们最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从理论与实践，从历史与现实，从中国国情与西方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探讨，提出一些积极有效的反腐败措施，以遏制腐败“前腐后继”，把腐败这个恶瘤遏制在社会容许的程度。

关键字：反腐败 改革 十八大 法制化 监督 廉政 收税 权力 体制 腐败分子

执法执纪部门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悲。史册有遗训，毋以来者羞。这是包拯对腐败的看法，但是腐败二字不仅仅只存在于他那个时代，这个时代腐败依然是社会的一大毒瘤。

十八大中关于反腐倡廉的态度十分坚决明确，作风与廉政的问题，事关政党和政权的建设，甚至是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古今中外各位名人志士都做过思考。

反腐败进行中会遇到许多问题与困难，其一存在税务干部行为的风险问题，这是一个客观问题，它所形成的原因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首先政法制本身的不健全也会带来执法者依法行政的难度。体制转轨和社会急剧转型所带来的多元化诉求和不规范的市场经济运行增加了收税的难度。多元化所形成的多元化价值观对税务干部的影响和渗透力越来越强。其次违规违纪及商业贿赂的表现形式及手段异常隐蔽，加之查处不及时或不力，导致风险警示作用弱化，总结其成因，大体是税务干部对自身风险的认识不足，防范意识不强。

其二，群里运行过程中腐败问题集中。行政审批领域中出现的权力商品化、权力私有化、权力官僚化、权力特殊化，干部人事工作中的跑官、骗官、买官、卖官等腐败行为，成为诱发其他腐败现象的直接根源。例如有的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为他人在录干招工、提拔任用、工作调动、土地批租、工程招投标、物资采购中，实行批警或打招呼等形式，索贿受贿。体制上的弊端给腐败行为造成可乘之机。体制是国家权力配置关系制度化的表现形式，它对国家权力的划分和配置、组织机构的设置、国家机器的运转起着决定性作用。我国当前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大多与现行体制的弊端有关。可以说，这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条件和土壤，也是当前反腐败工作力度不断加大，而形势依然严峻的根本原因。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转型期，其政策、制度、管理等方面还存在着漏洞。主要表现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客观上为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国家参与市场调节为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了机会。

其三，腐败行为出现了组织化和集体化的势头。现阶段腐败现象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由个人腐败向团伙和集体腐败发展。有组织的团伙性腐败活动，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为腐败活动的重要特征和表现形式。在一些腐败案件中，往往涉及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腐败分子，并发为大案要案，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给国家和集体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制度上的缺陷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空间。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各级政府对健全法制、依法行政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但是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有些地方虽然制度有建立，但是部分领导干部对执行制度未有足够的认识，不愿按照制度办事或者没有心思抓好制度落实，建立规章制度仅是做做样子，根本上没有发挥制度应有的作用，因此往往给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空间。例如沈阳的“慕马”案件中，慕绥新、马向东等人利用手中权力，直接插手土地批租、工程承包、大额资金使用，越权决策，违规审批，暗箱操作等行为，就是钻了制度的空子。

其四，伴随改革的深入，出现了一些手段更为隐蔽的新的腐败问题。一些腐败分子对我国现行的有关政策、法规、规章的漏洞和薄弱环节了然于胸，通过钻空子、打“擦边球”，既捞取腐败利益，又逃避惩罚。在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改革过程中，由于缺少规范的反腐败措施，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腐败行为。例如土地使用权出让中的暗透标底、假公开和暗箱操作，建筑工程招投标中的明招暗定，政府集中采购中缺少监督制约等问题。反腐败工作存在着年年搞年年有成效，但形势年年严峻的异常现象。各种反腐败主体和反腐败力量虽然机构众多，反腐败措施全面，反腐败队伍庞大，但是由于他们相互之间缺少必要的信息沟通和协调行动机制，没有形成对腐败行为高压态势的反腐败合力和反腐败网络，因而在反腐败实践中没有收到与之相称的反腐败效果。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也并不是一筹莫展，解决的方法自然对应而出。把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坚决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首先要深化体制改革。现行体制的某些弊端是产生腐败的客观因素，如果不加以改革，腐败现象就无法遏制。因此，必须抓住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加快机构改革步伐，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规范政府权力运作，减少行政权力对市场和经济活动的干预。权力运作要制度化、程序化和公开化。另一方面，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

其次要加强法制建设。实践证明，法制化是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高级形式，离开了法制和规范，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就缺乏稳定性和权威性。加大执法执纪工作力度。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法执纪不严，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因此，执法执纪部门要抓好协调配合，使法制监督形成合力。对重点法规制度建设项目，要做到统一规划，统一指导，协调配合，共同完成，从而形成统一协调、多方联系、责任明确、连续运转的良性机制。加强执法执纪干部队伍建设，培养一支政治可靠、纪律严明、敢于碰硬、坚决维护法纪尊严的干部队伍，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再次要完善监督机制。廉政监督机制是规范监督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措施的总和。当前大量的违法违纪案件和一些腐败现象的蔓延，都与我们的监督机制不完善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应定期分析和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对策，努力构建切实有效的防腐保廉机制，抑制、消除腐败现象的产生。同时，把党内监督、法制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有效地惩治腐败。利用重大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从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长城，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当然最后要落实而不是纸上谈兵，落实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积极实施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土地出让和批租、建筑工程、产权转让等要素市场建设，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运作。朱镕基总理曾说过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强调了廉明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有关秩序，关安定。我们的国家就像一棵枝繁叶茂，屹立千年的苍翠大树。地面上，树冠高耸入云；树叶们生长在各自的地方，依附着大树，同时又构成大树。地底下，盘根错节的庞杂根系在暗中巧妙地把养分输送向四面八方的每一片树叶，虽然做不到绝对的公平，但基本维持平衡。我们作为一片树叶，从萌芽，舒展到凋落，完成我们的一生，但依然会有新的树叶不断的生长出来，国家因此而免于消亡。政府就如同连接绿叶彼此的枝桠，一样的可以分为主干与支干，中央与地方。被输送的养料就好像我们国家的经济运行，你不能真切的指认它的存在，但它仍以一种奇妙的形式在看不见的地方供养你的生存。事实当然要比这复杂，但其遵循的,规则不此显。

参考文献：

[1] 国家发改委召开2006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J].中国经贸导刊, 2006,(05)[2] 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J].理论与当代 , 2005,(05)

[3] 吴官正.围绕党的工作大局 加强反腐倡廉工作[J].中国监察, 2005,(15)[4] 彭森.坚持惩防并举 注重预防 努力做好200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J].中国经贸导刊, 2005,(06)

[5] 正确认识形势 全面履行职责[J].中国监察, 2006,(02)

论反腐败与政治体制改革 篇5

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高效廉洁的权力运行体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也离不开改革的精神、创新的思路、发展的办法。“以深化改革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为进一步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思路、确定了方向。(人民网 2014.1.27)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反腐倡廉的要求，这一重大要求，即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又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快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一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也应该与时俱进，更应该与改革同步，唯有如此才能推进和挖掘改革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才能为深化改革助力护航。结合实际情况笔者认为，用制度来推进反腐倡廉的进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不断完善制度以深化改革，推进反腐的进程。反腐的机制不健全、反腐的制度有漏洞、反腐的机构职能分散是影响反腐成效的关键因素。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根据国情完善制度，科学的配置权力，形成上下联动的反腐运行机制。通过加强各级反腐领导小组的内部监督，保障权力的顺畅运行；通过确保反腐的力度到位、反腐的措施落地，保障制度的顺利实施；通过整合反腐倡廉的资源，根据职能合并反腐机构，进一步将职权集中，保障职责清晰，使反腐机构各司其职。另外要拓展人民群众的监督渠道，清淤排阻，建立群众监督体系，推动反腐工作的进一步深化。

通过进一步厘清责任，加强反腐的力度。在建立和完善反腐制度的过程中，进一步细化和厘清责任，将责任落实到反腐领导组的人头上，用责任加强反腐的力度。对反腐制度，党委要负主体责任，纪委要负监督责任，“两委”在工作中要增强协作并加强制度的执行力，在执行中注重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反腐处理办法要同步部署、同步实施，避免出现制度真空。将“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措施坚定不移的实施下去，不让制度沦为纸老虎和稻草人。

《形势与政策》论反腐倡廉 篇6

论反腐倡廉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腐败问题是伴随着国家政权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所谓腐败，就是在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中，有一部分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个人牟取私利而不惜损害全社会的利益，直至危及整个国家政权的生存。因此，能否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在政权机构内部蔓延，能否在政权运作中形成一套科学、严密、规范的防腐反腐机制，就成为衡量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是否具有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现如今，腐败现象在我国越来越严重，近日，重庆市高官文强被判处了死刑，国美电器老板黄光裕被判入狱，在看到这些消息后我对此进行深思，为何我国的腐败现象如此严重，这些现象，与党的执政能力有何相关？

毫无疑问，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反腐倡廉应是其执政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那么，反复倡廉是什么呢？反腐倡廉亦称“惩腐倡廉”。即反对腐败，倡导廉政，是廉政建设的基本内容，思想道德建设的集中体现，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防止权钱交易，提倡廉洁自律，建立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要廉政就必须反腐，而反腐才能廉政，古今中西概莫能外。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反腐倡廉”，尤其在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开放的时期，更是把“反腐倡廉”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行动纲领。

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人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就会在执政党和国家机关内部逐渐形成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这种特殊的既得的利益集团一旦形成，什么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的原则通通都会成为他们维护和扩大其私利的“桎梏”，只要他们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最终结果只能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政权的性质。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古往今来，莫不是如此。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诗中体现的是刚烈之气。于谦是仰慕古代正气凛然的仁人志士。国难当头，于谦没有临难退缩、明哲保身，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只要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铁骨铮铮、忠心赤胆的于谦尽管以悲剧告终，但于谦“甘洒热血写春秋”的爱国爱民情怀，却给后世树立了一个楷模和丰碑，给我们铸造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之魂。相反，一个国家如果腐败无能，那将是灭国之灾。我国宋代司马迁写过“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英国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众所周知，南宋时贪脏受贿、卖官鬻爵的贾似道，明朝时阿谀奉承、卑鄙虚伪的严嵩，清代巧取豪夺聚敛巨财的和珅，这些贪官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臭名昭著的一笔，而这些朝代，也因为不治之风，而衰落。

“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周总理说道。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正因为周总理的洁身自好，才能够带领人民一起建设我们的大好河山。由上可见，反腐倡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同样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早在十月革命前夕，他就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强调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巴黎公社关于“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

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原则。在苏维埃政权初建时期，他还尝试执行过巴黎公社关于“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的原则。他还把“贪污受贿”列为共产党员面前的三大敌人之一，他说：“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搞政治，因为一切措施都会落空，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在容许贪污受贿和此风盛行的条件下，实施法律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不能搞任何政治，这里没有搞政治的基本条件。”显而易见，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政治”和“搞政治”，指的是共产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指的是社会主义政权机关的正常运作，指的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

毛泽东也把防止和反对腐败的问题同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联系在一起。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护优良作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不到五年，他就领导全党开展了著名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并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和胆略，毅然决定枪决已堕落为贪污分子的原我党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向全党、全国人民显示了已经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反腐倡廉、永不变质的坚强决心。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把能否防止腐败作为我党能否保持政权的重要因素加以强调，也曾发动过多次其初衷在于防止党员干部变质的政治运动。我们看到，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着不少腐败行为。腐败是非常可怕的，它侵蚀一个人的灵魂，文强作为一个掌握着大权的高官，却包庇下属，成为黑势力的保护伞，导致整个重庆市民不聊生，罪恶滋生。黄光裕作为一个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商人，却操纵股市，非法交易，这种种的一切都对我们这个社会产生了极其坏的影响，那么，怎样反腐倡廉？胡锦涛强调，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加强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重点的作风建设，加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抓紧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对于个人而言，反腐倡廉要求我们做到廉洁修身。社会是由一个个的个人组成的，从个人的层面来讲，修身对防止腐败现象有重要作用。之所以有腐败行为，是因为有腐败心理和思想。心正则行为正，而修身就是帮助人们具备高尚的道德品性。芬兰多年被评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每年全国法院受理的行贿案件加起来也不足10起，而且几乎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案。1992年间，芬兰只有25起贿赂罪芬兰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同当地人民严以自律、奉公守法有密切关系。他们把贪污受贿视为卑鄙的盗窃行为，对不劳而获的行为，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败最有效的手段。一般来说，官员手中握有较大权力，更容易出现腐败行为。因此，官员更需要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孔子说：“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官员能做到廉政清明，上行下效，对社会风气好转将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反腐倡廉与党的执政能力密切相关，但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也应该从现在开始，廉洁修身，反腐倡廉。

第一，我们要时刻告诫自己：懂礼仪，懂道理。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做人要懂得礼仪，要懂得自爱。古人有云：人之贪，性也。人贪婪的性格是与生俱来的，因而如果我们没有克制自己的贪念，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会滋生腐败的因子，玷污我们的人格，模糊了我们前进的视线。

第二，我们要时刻保持廉洁自律的行为规范。我们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重,自律,自醒,排除非分之想，我们要摒弃个人主义人生价值观、享乐主义人生价值观、权力意志论的人生价值观；我们要不断提高道德自律意识，增强防腐拒变的良好心理品质，逐步形成廉洁自律、爱岗敬业的职业观念，为马上步入社会，投身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浪潮中打下坚实的道德基础。

论反腐败与政治体制改革 篇7

自从我党召开十八大会议之后，在习近平同志的带领下，党中央不断强化了自身的党风廉政工作，对腐败现象零容忍，在反腐问题上态度坚决。党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后又不断的开展“四风”教育活动，对“老虎”、“苍蝇”均好不客气，展示了我党严厉惩办腐败问题的决心。在召开的十八届中纪委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发言并指出，一定要清晰的了解到反腐问题的长期性与困难性，要抱有“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坚定信念，同时还要具备“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气魄与毅力，一定要将思想政治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完成的彻底。

在过去的一年中，很多煤炭企业出现大量的腐败问题，很多的腐败事件具有系统性、塌方式的特点，不少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相继落马，让世人为之惊讶，同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所以，寻求现代煤矿思想政治工作与反腐败斗争的新手段、新道路变成了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现代煤矿思想政治工作与反腐败斗争的过程中要将两者融合起来，全面的体会我党现阶段的执政理念，掌握我党的具体工作路线，通过与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使整个过程得到有效的管理与控制，以实现对个别人员的权利约束，从而才能不断改善党员干部激浊扬清的自身觉悟，才可以实现将反腐败斗争工作落到实处的目的。

二、现阶段煤矿工作中腐败问题出现的原因分析

1. 党员干部自身修养以及拒腐意识不强

腐败问题之所以会发生，其根本在于某些党员干部缺乏自身修养的提升，腐败的诱惑面前没有抵抗能力。现阶段，我国处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但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市场上某些运行机制仍不太健全，这就为腐败问题的产生提供了可乘之机。而加之有些党员干部逐步消弱了自身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人生观的改造，导致一些思想上的松懈现象出现，造成在自身行为中的失范现象，滋生了“四风”等各种社会不正之风，进而发生了腐败问题。

2. 缺乏更为有力的监管与惩处

现阶段，对于干部的权力监管依然不足，同时惩处力度仍然较小，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腐败问题的出现与发展。之前的历史经验以及现阶段的深刻教训都向我们说明了：缺失监管的权力，就会出现腐败问题。唯有通过强化惩处制度，使腐败行为变成具有很高风险、很高代价的一种行为，才可以使腐败人员从思想上产生畏惧，才可以发挥出其预防腐败的功能。这样才可以形成有力的惩处体制，才可以有效的处理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思想政治工作和反腐败斗争工作的关系

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期逐渐发展而成的，是在很多历史经验中积累出来的优良传统。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可以有效的组织群众，使我党更加的团结，并确保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在广义上来说，所谓的思想政治工作指的是我们人和人的相互交流，在意识形态的范畴之内。反腐败斗争工作的主体则是煤矿集团中的党员干部。这些人要较普通群众有着更高的思想觉悟、道德修养等，这也是因为党员干部自身具有较为特殊的，其自身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等和企业以及员工的利益紧密相关，也和党以及国家对人民的威信有关，同时还和企业、社会的发展与稳定紧密相关。

对于思想政治工作与反腐败斗争工作来说，二者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是服务与保障的关系。也就是说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服务于反腐败斗争工作的，同时保障反腐败斗争工作的政治方向的正确性。反腐败斗争工作的目的是使党员干部能确保自身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反过来，也是将思想政治工作进行实践并进一步的验证其正确性，在不断的实践里面持续的改善与健全思想政治工作。它们两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

四、煤矿思想政治工作与反腐败斗争工作的相互融合

1. 以教育为手段促使两者有机融合

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教育作为整个工作的主线，关乎到制度与监督的效果与作用。要以思想政治建设为出发点，按照企业内部职工的类别、岗位以及个人的思想情况，采取分层次进行施教、分类别进行施教，使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放在反腐败教育中来，让其和反腐体制的实施相互结合，使职工与党员干部都拥有牢固的思想防线，提升他们的拒腐思想修养。具体可通过对党章的学习以及对党员干部反腐自律相关规定的学习来展开。

(1）以党章学习为出发点，强化反腐廉政教育

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章，全面进行思想与道德的教育，让党员干部更为深入的理解我党的优良传统与优良作风，更加明确党风与党纪，彻底去除掉党员干部思想中的歪风邪气。

(2）强化党员干部的反腐自律相关规定学习，做好反腐宣传工作

在党员干部进行反腐自律学习的过程中，要以各种规定以及企业的规章为学习教育的重点，通过举办各种反腐宣传活动，对党员干部进行分批次、分层次的教育学习，使党员干部以及企业各岗位员工能切实的将我党的“八项规定”以及企业的相应规章落到实处，让工作能按章程进行，使企业经营的整个过程不出现腐败问题。在这种教育方式下，要让党员干部对自我划定警示线，时刻提醒他们要坚持自己的底线，使反腐倡廉思想深入到党员干部的思想中，成为自身的一种修养与准绳。

(3）切实执行关键岗位反腐廉政的规定

在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与反腐斗争工作中，要切实的落实关键岗位的反腐廉政政策，同时依据不同岗位存在的腐败风险，通过对腐败案例的分析以及宣传视频的观看，不断的执行具有针对性的学习教育活动，督促并引导关键岗位的人员主动的接收相关的监管与学习，使得党员干部不断的自我升华、自我创新。同时不断的创新反腐廉政的规定，形成利用制度管理金钱、物质以及人员，不断的对岗位流程进行深化分析，找到不同岗位中的反腐廉政关键点，并及时的制定相应的规定进行监督与管理，将一些权力有效的约束起来，防治腐败案件的发生。

2. 不断的健全体系制度，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与反腐倡廉工作的基础与保障

煤矿现代煤矿需要持续的解放自身的思想观念，全面展开对党以及我国相关的政策与法律的学习，通过积极的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来不断的健全体系制度，并且实行建立严格检查与加重惩处的机制，使之能够形成长效的管理与监督机制，让体系制度逐渐朝着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实现事情的处理依据规章制度、人事的管理依据规章制度，促使反腐廉政工作逐渐的深化，最终实现预期的目的。具体可以通过建立并完善责任制以及推动自身素养发展的方法来实现。

(1）切实执行反腐廉政责任制，领导机制与工作机制并行

在进行反腐廉政责任制的建设过程中，要将分管领导的双责制度加以明确，逐步、全面的推广“纪委查一案”机制，坚决对不正之风以及腐败案件进行严查，不断的改善案件办理制度，对案件办理的相关程序进行简化与优化。对于腐败案件，不但要对相关的责任人追究相应的责任，同时还要坚持“双追”的原则，进一步的推动“一岗双责”机制在实际中的落实。

(2）不断的强化自身素养

对于纪检人员，要持续的进行专业知识以及思想的培训与教育，持续的增强纪检人员综合素养以及案件办理技能，形成具备良好素养、优良作风、敢作敢为的纪检队伍。同时，不断的形成并改进自身的规章体系，对于各个岗位的相关流程以及责任进行完善，形成岗位与责任对应制度，不但各个岗位的分工细化、明确，同时又可以很好的配合，让纪检监察更加的按照流程、制度以及规范进行。

五、结语

心正则廉洁、身正则刚直、行正则威严。在进行现代煤矿思想政治工作与反腐斗争工作中，需要持续的进行教育与学习，对于整个过程严格的监管，对于权力要形成一定的约束，使之形成监管全面、过程明确、落实到位防治与惩处的完善体系，才能保证煤矿企业长期、健康的发展，使得党员干部的整体素养得到提升，腐败问题得以防治。

参考文献

[1]滕略海.做好新形势下改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J].东方企业文化.2015(23)

[2]李国新.关于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的思考[J].中外企业家.2016(03)

浅论反腐倡廉与法制建设 篇8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的深层次矛盾越来越突出，伴生的腐败现象也越发成为人民群众和社会关注的焦点。权力腐败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也使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越来越脆弱。腐败问题已经对党和国家、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其中，法制监督机制不健全是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基于此认识，本文试对腐败的界定、腐败的成因、反腐败与法制监督的关系谈一些拙见，并就依靠法制监督反腐败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依法治权，使权力运行法制化的对策措施：强化法制观念，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健全法律体系，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治理权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实施重点监督，促使领导成为表率；严格惩治腐败，震慑腐败犯罪分子；坚持“两手抓”，深入持久反腐败。

关键词：腐败 成因 法制监督 对策研究

第一章 反腐倡廉与法制建设的概述

1.1腐败及反腐倡廉对策的研究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的深层次矛盾越来越突出，伴生的腐败现象也越发成为人民群众和社会关注的焦点。权力腐败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也使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越来越脆弱。腐败问题已经对党和国家、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腐败是国家公务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它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现象，其产生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它涉及到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伦理的等多方面因素。其中，法制监督机制不健全是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基于此认识，本文试对腐败的界定、腐败的成因、反腐败与法制监督的关系谈一些拙见，并就依靠法制监督反腐败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依法治权，使权力运行法制化的对策措施：强化法制观念，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健全法律体系，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治理权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实施重点监督，促使领导成为表率；严格惩治腐败，震慑腐败犯罪分子；坚持“两手抓”，深入持久反腐败。

1.2反腐倡廉的重要理论与意义

权力本身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可以利党利国利民，造福社会；一旦失控，往往就会产生腐败，遗患社会。腐败直接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也直接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对腐败及反腐败对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二章 反腐倡廉的分析

2.1腐败的界定

“腐败”一词原意指物质的一种化学运动状态，即事物由初始的纯粹状态变质和腐烂，后来逐渐演变为泛指人类的道德行为或社会风气的败坏和堕落。在现代社会中，“腐败”一般作为“权力腐败”概念的简称，它特指权力的蜕变。有关权力腐败概念的解说甚多，国外学者曾从各自研究的角度予以它不同的含义。雅科布·范·克拉夫伦认为，权力腐败指将公共职务视为一种经营活动，继而欲图“寻求最大限度的扩大这个职位的收益”的行为。J·S 内伊认为，腐败指“因考虑（家庭、私人团体）金钱或地位上的好处，而偏离公共角色规范职责的行为”。尽管西方学者们对权力腐败的界定有所区别，但其核心内容却是相同的，即权力腐败的主体是掌握权力的人，权力腐败的目的是获取个人利益，权力腐败的手段是假公济私。因此，概括的讲，权力腐败就是国家公务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

腐败行为以权力寻租、造租为主要内容。“寻租”是经济主体为了垄断性使用某种市场紧缺资源所寻求的政府庇护，目的是保证寻租者能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生产或防止他人的侵犯。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育的初级阶段，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仍有一定的干预，“寻租”活动由此大量产生，从谋取“双轨”价差、倒卖“批件”到时下证券市场、房地产等市场的“黑色”、“灰色”交易中，都存在大量的寻租活动。各种经济主体为了在市场中获胜，赚取巨额利润，就千方百计地寻求权力干预，这样就给权力者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通过他们权力的介入，使寻租者和权力双方各得其所，“互惠互利”。造租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再造出一定的权力，使再造的权力可以直接投入到市场交易，以获取更多的“租金”。如：为了部门和私人利益，人为地规定某种检查、审批权。

2.2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以权谋私。无论发生在哪个层次、哪个领域、哪种手段的权力腐败行为，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以权谋私的腐败形式，这是我国权力腐败的突出特征之一。腐败者视手中的权力为资本，或进行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徇私枉法、以权承包、以权入股；或安插重用亲信、任人唯亲。它既破坏了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也破坏了择优选才的现代人事制度，从而必将造成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和政府人员整体素质的降低。

2.3腐败的特点

当前，我国腐败的特点：（1）腐败渗透面扩大，程度在加深。腐败现象从一般的行政管理部门，蔓延到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组织人事等要害部门；腐败现象从对生活资料的侵占，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的侵占，从资金的积累发展到私人资本的积累；腐败行为从个人行为发展到了一种群体意识、团体形态。（2）腐败形式有所发展, “公贿”现象显现。由以往的隐蔽，向半公开、公开发展，并往往穿上“合法”的外衣,腐败分子巧妙地利用现行人事、司法、贸易、银行等制度中的弊端或漏洞，为其权力腐败服务；作案手段从简单化向智能化发展，即利用电脑等先进科技手段进行权力腐败；腐败类型从单一的权钱交易发展到复合的权钱、权色、权权交易；行贿主体从个人行为发展到用公款、公物集体行贿，法人犯罪猛增。（3）腐败“前仆后继”，势头令人担忧。现状是：一方面，随着企业的转型、改制及破产等，社会上出现了大批下岗工人，他们面对住房、医疗、子女入学所需巨额开支愁肠百转，生活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一些官员利用自己掌握的公权为自己谋取私利，巧取豪夺，疯狂窃取公私资财，数额动辄以百万、千万、亿元计！与此同时，处、厅、部、中央级高官腐败行为不断出现，徐其耀、徐国建、成克杰、胡长清等一长串的名字已经上了腐败分子名录；腐败官员出现年轻化，从“59岁现象”已发展到“39岁现象”。

2.4腐败的成因

腐败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现象，其产生的原因极其复杂，它涉及到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多方面因素。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文中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直到有限制的地方为止，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由于权力的这种特点，即使权力掌握在廉洁的人手中，也仍然会产生滥用的可能。除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的残余影响；对外开放，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乘隙而入；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管理工作存在漏洞和薄弱环节，；一些地方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得不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部分党员干部中滋长外，形成腐败的主要原因是法制不健全、监督不有效。

1、监督制度滞后。我国现阶段反腐败斗争，是在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还不能做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健全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这就使腐败的滋生蔓延有了客观条件和可能性。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我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然而政府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难以提前预料，这就在客观上影响了监督制约的及时性，增加了监督和制度建设的难度，使权力者有机可乘，钻法律空子打政策擦边球。

2、监督主体模糊。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央和地方利益的不断调整，人事管理、领导体制、经济利益关系的不断变化，使监督管理的主体也不断的变化，这些变化使监督工作显得被动，给实施有效的监督带来很大困难。监督主体的混乱，使权力者产生侥幸心理，甚至是无所顾忌，导致了权力腐败屡禁不止，花样不断翻新。

3、监督对象失衡。党政机关内部的监督应当是普遍的，即针对所有掌权者，不能厚此薄彼，有所差异。在监督对象的均衡性基础上才能形成有效监督。而我国党政机关内部监督中却存在严重失衡现象，往往是监督下级较多，监督上级较少；监督一般干部较多，监督领导干部较少，所有这些不可避免地影响监督的效果和权威。事实上，监督的重点应当放在那些掌握党政大权、人权、财权的各级领导，主要矛头指向那些搞权钱、权物、以权谋私的、给党造成严重损失和危害后果的腐败分子，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辩证法的。

4、监督方式单一。从监督的主体来看，监督的方式有一般监督、专门监督和职能监督；从监督的内容来看，有对抽象行为的监督和对具体行为的监督；从实施时间上来看，有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从监督期限来看，有经常性监督、定期监督和不定期监督。但是从目前监督的实践来看，监督方式过于单一，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往往不重视事前、事中监督，案发后才进行纠错和处理，不能防患于未然；在经常性、定期性和不定期监督中，往往不重视经常性监督，从而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另外，监督的形式虽然多样，但并未形成整体合力，这不仅降低了监督的效能和权威，也给权力腐败者以可乘之机。

5、监督法制不健全。监督机制应该是一整套的科学体系，需要法律作为后盾，失去法律支持的监督是盲目的，它不但难以遏制腐败，而且还会降低监督的权威性，使权力腐败现象不断出现新形式。近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党政机关内部监督方面的法规、政策和纪律。但是它们的一个根本弱点就是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具体来说，一是因适用地域上的差异和适用时效上的滞后性而显露出本身的不确定性。二是一些具体制度规定上的抽象性和执行标准上的灵活性，削弱了本身的权威性。三是法规、制度上的单一性和非系统

性、缺乏预见性，往往在问题成堆之后才提出防范措施。四是监督的法定程序和法律责任不够明确，缺乏应有的力度。总之，众多的法规是条块分割的产物，先天存在的弱点是非系统性、不配套、可操作性差，尤其是对决策者的约束不大，致使一些规定形同虚设。除上述种种客观原因外，我们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是一些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如，个别地区和部门把发展经济与反对腐败对立起来，抓反腐败只停留在开会、发文件上，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管理和监督；管理制度不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没有落到实处；个别党员同志“老好人”思想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怕得罪人，执纪执法偏宽、偏软等等。

第三章 反腐倡廉与法制建设的关系

反腐败要靠法制。这里的“法制”，不仅包括构成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在内的静态意义上的法律制度，而且指立法、执法、司法、法制监督、法制教育等整个活动过程，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１６字方针。反腐败要靠制度、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3.1反腐倡廉要靠法制，是由法律的性质决定的

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腐败的本质是没有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从而违背人民意志的行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保证权力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使，根本出路就在于提高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水平，把《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民主权利，通过各种具体法律的形式加以保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要制订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3.2反腐倡廉要靠法制，是由法制的特点决定的

防止和克服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必须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它既能从根本上规范人们的行为，防止和减少人们行为的随意性，堵住产生腐败现象的漏洞，有效减少腐败滋生的条件，起到防范于前的作用；又能惩治腐败，起到惩戒于后的作用。中国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至今犹存。当前，官本位、家长制、裙带关系、人身依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等旧的封建思想和观念还在影响着我们的一些干部和群众，这是滋生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腐败的产生与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有关，而克服封建传统影响，必须加强法制。

3.3反腐倡廉要靠法制，是由市场经济属性决定的

依靠法制反腐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规范化、法制化的经济，它不仅要求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都必须依法进行，而且要求政府管理行为也必须法制化。这就决定了不管是市场主体还是其他管理部门都必须接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市场经济法制化的特点和依靠法制反腐败是一致的。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为反腐败创造更加有利的法制条件；另一方面，把反腐败纳入法制的轨道，在全社会各个方面，建立起严格的行为规范和有效的监督、惩戒机制，使任何权力的行使都有章可循，必将促进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更加完善，使反腐败工作与经济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3.4反腐倡廉要靠法制，是由党的历史经验决定的

党的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反腐败必须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 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要经常地对党员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和拒腐防变教育，他预言道：“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进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邓小平同志指出：“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要依靠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来预防和治理腐败。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反腐败斗争也要走依法治官的道路，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的基本思路。

第四章 反腐倡廉与法制建设的对策思考

腐败现象根源于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它与我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对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如果听任腐败现象蔓延，我们党和人民的政权就有可能被葬送。反腐败斗争是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的特殊表现形式，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腐蚀与反腐蚀、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斗争，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政权建设而迫切需要解决的政治任务。如何加强法制监督，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的问题？对策是：

4.1强化法制观念，提高职业道德水平

腐败是从权力者思想腐败开始的。腐败的产生首先是思想的堕落，克服腐败现象必须狠抓思想教育。这是从内因入手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基础性工作，是从主观因素上根治腐败的重要举措。当前，尤其要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1）加强理论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学习宣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习中纪委关于党政干部廉洁的各项规定，不断提高发展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努力成为带领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坚强领导核心。（2）加强党性修养，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注重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党员的政治信仰和理论修养，以党风促民风，影响带动机关作风建设，让正气压倒邪气，使共产党员经受住金钱、物质、灯红酒绿等不良社会风气的考验，从思想上筑起坚固的反腐长堤。（3）加强道德建设，提高权力主体职业道德水平。国家的一切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主体只是代行权力职能，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因此，要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理想，并把它奉为职业活动的行动指南；要磨炼职业道德意志，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辨别善恶，分清美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养成职业道德习惯，把道德规范变成自己高度自觉的要求，使自身权力的行使完全符合社会的要求。（4）加强法制观念，使权力的运行法制化。深入“四五”普法，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意识，依法办事，而不能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甚至是领导者以言代法。要通过主观世界的改造，消除权力者主观腐败动机，矫正“不满足”、“攀比”、“侥幸”三个心理倾向，使权力主体对腐败行为“不愿为”。

4.2健全法律体系，依法办事依法行政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一是要把反腐败斗争中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借助于国家的强制力，使之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二是要随着形势发展及时制订行为规范，供广大党员干部遵守。尤其要发挥党内法规较之国家法律更加及时、灵活、针对性强的优势，把国家法律不便做出规定的问题及时从党内法规的角度提出严格的纪律要求。这样做，既有利于监督约束党员干部行为，也有利于保护党员干部。

依法办事是靠法制反腐败的基础环节。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如果不依法办事，就容易违背人民意志，产生腐败问题。这就要求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公务活动中都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随着依法治国及“法制江苏”建设进程的加快，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逐步法定化，依法行政越来越成为政府管理工作的一项基本准则和要求。因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对廉政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要确保各项法律法规，尤其是有关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法规制度的实施。现在有些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的发生，并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法规制度，而是不执行或不认真执行，使这些法规制度成了一纸空文。要依靠法制反腐败，就必须保证各项法规、制度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

4.3依法治理权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全国人大应逐步建立并完善修改、监督宪法制度；检查监督法律实施情况制度；听取、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制度；审查和批准政府计划、预算制度；受理申诉、控告、检举制度；询问和质询制度；特定问题调查制度；罢免和撤职等八个具体监督制度，以约束权力、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目前，我国监督体制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此要逐步改革监督体制上的缺陷，不断扩大监督的范围和力度，使权力运行过程中腐败行为“不能为”。

（1）改革党内监督，完善权力制衡机制。首先，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的领导权，全面领导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其中，党的代表大会对党的各级机关、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的监督中拥有最高权威，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党的代表大会五年召开一次，使其不能经常地发挥最高权力，因而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有待改革，建立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以取代“一次性会议”的制度，从而在党内最高权力监督机构中形成经常性监督，以适应权力腐败现象的随时性和灵活性。其次，改革党的纪检监督体制，建立相对独立、垂直领导的纪检监督机构，确保纪检机构按党规党法办案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样就可以解决我国党内监督系统中，机构间不协调的问题，从而有效地进行权力监督，避免权力腐败。

（2）完善人代会制度，重构人大监督制度。虽然人大最基本的职能和权力是立法权和监督权，但各级人大都没有设立反贪的专门机构，也没有人大监督方面的立法，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应把人大反腐败监督机构的建设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调整和重新配置权力监督机构。具体地说，一是各级人大设立廉政监督委员会。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议会都有专门的反腐败职能机构，如众议院的“道德委员会”，英国议会的“查弊专署”等。实践证明，我国人大也有必要设立类似的机构，并制定人大反贪污监督法，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中的廉政情况进行监督，如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执法检查，纠正违法行为等。二是建立人大廉政监督专员制度。可尝试建立人大廉政专员制度，作为整个人大监督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有选择地向部分地区、机关派出廉政监督专员，对其廉政情况实行直接的具有权威的监督。

（3）转变政府职能，避免过多干预经济生活。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它要求通过经济法规来规范、协调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主要是宏观管理，大量的经济活动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要想消除权力腐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当前一要实行政企分开，让企业独立于政府部门，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主体，使企业能依法抑制不正常的行政权力压力和干预。二要合理确定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内容，范围和程度。要尽量减少行政权力过分干预市场运行，尤其要杜绝领导干部个人介入市场交易过程，从而有效防止权力寻租、造租现象的发生。三要建立和健全公开办事制度，增加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透明度。政府工作凡是能公开的一律向公众公开，对行政权力的关键环节，如土地、项目的审批等必须向社会公告，并将有可能影响领导干部廉洁的经济决策纳入听证的轨道。

（4）依靠人民群众，强化外部监督力度。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把专门监督与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保证群众依法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建设现代化的主力军，也是反腐败的主体力量。依靠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让人民群众起来监督我们党和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才能使党的干部永葆“公仆”本色。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并不等于象过去那样“搞群众运动”。许多国家都规定了举报措施和保护举报人的制度，吸引公众积极投身监督公职人员的活动中，我国在这方面也应加以完善。另外在原有基础上应该完善政协、工会、妇联等社会团体的批评、建议、控告和检举制度。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因此，要加快新闻立法，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维护稳定大局的前提下，扩大新闻依法监督的自主权。

4.4实施重点监督，促使领导成为表率

《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党纪处分条例》的颁布实施，是我们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严肃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推动反腐倡廉工作深入开展，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举措。因此，要从保持党的纯洁性和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从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再上新台阶的高度，不断增强贯彻落实两个《条例》的自觉性。加强党内监督，重点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这是实施党内监督的关键环节。因此，对领导干部应坚持“三严”：（1）严格教育。这是增强人格力量的基础性工作。首先，严格政治理论学习制度，提高理论水平；其次，强化“三个代表”的目标意识，铸就实践楷模；其三，注重“三讲”的党性锻炼，增强政治素质。从而牢固树立自警、自省、自控、自律的能力和拒腐防变的思想警戒线。（2）严格管理。这是日常监督最有效的方式。要把好“四关”：选拔前把好“入口关”，加大考廉力度；任职时把好“警示关”，明确廉政勤政要求；任期中把好“评议关”，进行定期与动态相结合的考核评审；任届期满把好“监审关”，接受组织的离任审计与干群的质询等。（3）严格监督。这是促进党员、干部严以律己必不可少的纪律措施。应做到“三要”、“三实行”：要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实行正确适度的“权力制衡”；要坚持双重组织生活制度，实行群众性的“行为制约”；要坚持执纪监督制度，实行拒腐防变的“专项制控”，从而保证党员领导干部在履职过程中始终处于有效监督之下。

4.5严格惩治腐败，震慑腐败犯罪分子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部门到行业，都相继制定和颁布了许多有关党内监督方面的实体性条规，然而落实情况并不令人满意，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有纪不守的问题依然普遍存在。治理腐败仅仅有法可依还是不够的，一定要违法必纠，执法必严。铁腕肃贪虽然不是治本之策，但却是一条推进廉政建设的切实措施；严刑重典虽然不能根治权力腐败，但它却是震慑腐败分子，防止以权谋私的有效途径。因此，一要严肃“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纪律，不管谁违法乱纪，都要由执法、执纪部门依纪查处，司法机关依法治罪，绝不能逍遥法外；二要加强执法执纪队伍的建设，培养、选配好执法执纪人员，强化素质培训，保证和提高执法执纪的质量和水平；三要对执法执纪者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使纪检监察机关真正行使好职责，充分发挥好作用，以保证各项纪律法规真正落到实处，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滋生腐败的问题。此外，对打招呼、说情的人员也要有法规来制裁和处罚。

4.6坚持“两手抓”，深入持久反腐倡廉

新时期执政党开展反腐败斗争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从严治党，坚决把腐败分子清除出党；既要围绕中心，为推进改革和经济发展服务，又要深入持久开展反腐败斗争。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决不能因为党内有个别意志薄弱者沦为腐败分子，而否定党的领导。应看到党员和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我们党有力量、有能力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并同腐败现象作坚决、彻底的斗争。

“两手抓”就是要处理好改革开放和反腐败斗争的关系。我们不能因为改革开放，西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党内存在着“和平演变”的危险，而重回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但又不能错误地认为，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初级阶级“腐败难免论”。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都要坚持反腐败斗争，严惩腐败分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方针是辩证唯物论“两点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邓小平曾指出：“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

第五章 总结与体会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将坚持科学发展观，从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自觉守法等方面扎实推进，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尽快形成更加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通过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人民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通过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通过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