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反腐倡廉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辩证关系

2024-10-10

浅论反腐倡廉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辩证关系(共9篇)

浅论反腐倡廉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辩证关系 篇1

文章标题:浅论反腐倡廉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辩证关系

近年来,胡锦涛同志在几个重要会议上先后提出了“加强反腐倡廉能力”和“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新要求。“加强反腐倡廉能力”和“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先后提出,并不是偶然的,这不仅因为二者都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化,更因为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联系——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反腐倡

廉,反腐倡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反腐倡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题中之义,是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

一、反腐倡廉思想在中国的确立

廉政思想在中国起源较早,早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父系氏族社会,我国便形成了原始社会的纳言民主监督制度。这个制度监督的是经部落联盟议事会选举产生的监督制度。在夏商周三代的地方机构中,便有了类似当今纪检监察官的前身——“方伯”,他们“受命于王,以监察一方,谓之伯”。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政府中,一般都设执行反腐败任务的监察机构和官属,有的设郎官,专职司监察,已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监察网,实施对地方官吏的经常性监督。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有了《秦律》这个中国第一部廉政法规。三国时期的察人举官制度,也是有口皆碑的。唐朝庞大的廉政监察体制与开明的纳谏弹制度,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根基。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带头以廉自律,令卫士“砸夜壶”,抵制亲姐姐穿“贴绣铺翠”衣,以古训“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自律,使宋朝廉风颇盛,这个朝代的包公就是个典型,其名流芳千古。元朝首创在地方建立监察机构,从中央到地方自成独立的监察系统。明朝形成了廉政醒贪教育和地方三重监察网,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惩治贪官最严厉的时期。清朝多元多轨的监察制度,医治了清王朝的“痼疾”,延缓了这一腐败王朝的衰亡。尽管这样,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并没有出现廉政清明社会。直到新中国成立,真正意义上的廉政建设才成为可能。

我党一开始就具有坚定的反腐倡廉立场。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此文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关注。次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提出了中共能否走出历史兴亡的“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在这里首次提出了用民主监督来反对腐败现象的思想。《甲申三百年祭》和“周期率”问题后,我党将廉政建设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和政权建设,对反腐倡廉做了深层次的思考和全面细致的工作。新中国诞生前,毛泽东离开西柏坡赴京,在上车前说:“进京赶考去!”这充分体现了我党反腐败的决心与气概。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这段时间内,经过党内整风与“三反”运动,从中央到地方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收效十分显著。1989年以后,我党下大力气反腐败,将之当作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特别是十四大以后尤其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形成了廉政建设的大气候。可以说,我党的反腐败思想至此才算真正成熟,并日臻完善。

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和中央纪委领导集体,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摆到非常重要的议事日程上,进一步理清和完善了反腐败的战略思路,新的反腐败重要举措频频推出,民主监督的力度明显加大,依法治腐的步伐明显加快。2005年1月,中央正式颁布实施《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该《纲要》既是一个着眼全局的体系,又是一个遵循规律的体系,还是一个注重预防的体系,更是一个依靠民主、法制和德治多管齐下防治腐败的体系。可以说,我党的反腐败思想至此才算真正成熟,并日臻完善。

二、腐败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破坏力不容忽视

我们所构建的和谐社会,不是专制集权式的也不是平均主义式的,它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这个和谐社会里面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处于一种协调状态;城乡居民贫富收入差距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社会稳定,人民之间诚信友爱……。胡锦涛更全面阐述了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但腐败即是社会最“不和谐”的因素之一,因为腐败首先侵害的,正是作为和谐社会基石的公平与正义原则。纵观人类历史,腐败就像是一个存在于社会肌体上的毒瘤,它阻碍社会的前进,摧毁破坏国家政权,导致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甚至激化社会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发展到不可调和之日,往往是社会大规模剧烈冲突之时,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兴亡更替正是如此。腐败对构建和谐社会造成的危害不容忽视。

腐败会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腐败可以将国有资产变为私有,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腐败分子对国有企业这块“唐僧肉”千刀万割,使不少国有企

浅论反腐倡廉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辩证关系 篇2

利益关系的协调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由于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阶段, 改革的过程, 也是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的过程。利益格局的调整, 往往带来各类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 所以,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协调利益关系, 努力防止矛盾的激化。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目前影响社会和谐的不协调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

一、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不协调

我国当前社会结构划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无业、失业及半失业阶层。”不同的阶级阶层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 各利益群体分别占有自己的位置, 从而构成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结构。从现实情况看, 各阶层利益群体的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利益矛盾日益显现出来, 使得利益关系呈现复杂多样的面貌。

二、城乡利益关系的不协调

现代化的一个核心任务是城镇化。我国13亿人口中有60%生活在农村, 农业人口数量庞大, 实现城镇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的主要表现农村居民在就业、社保、教育、卫生、文化、福利、环保等公共事业方面与城市居民差别日益明显, 社会事业及其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城市。城乡差距的扩大是社会发展的不和谐音, 它的不断扩大, 会使群众产生不满情绪, 使一些本可以妥善解决的具体纠纷, 往往演变成群体性冲突, 影响社会稳定。

改革开放之初在国家一系列优惠政策支持下, 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 而广大的内陆地区发展缓慢。20世纪末, 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 这些地区又迅速发展起来。中部六省区成为少数几个不享受中央特殊政策支持的“政策洼地”, 造成中部地区现代化程度不如东部, 发展速度不如西部, 结果导致“中部塌陷”。东中西地区差距的扩大, 必然造成区域干部群众心理上的严重不平衡, 不利于增强各地干部群众的凝聚力, 也不利于调动各地干部群众共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性。

四、劳资利益关系的不协调

我国由于劳动力过剩和就业压力大, 再加上我国劳动者组织、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在劳资博弈中, 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 ‘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事件经常发生, 例如资方拖欠和克扣工人工资、无偿延长劳动时间、限制人身自由、非法雇佣童工、侵犯妇女合法权益、不改善工作环境等问题普遍存在, 从而严重侵害了劳动者利益, 造成劳资关系紧张, 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五、行业利益关系的不协调

近年来, 我国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呈现扩大的趋势。石油、烟草、电力、电信、金融等具有国有垄断性质的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速明显快于各行业平均水平, 工资以外的福利水平更是令一般行业望尘莫及。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调整, 不仅会导致收入水平的严重失衡, 而且会成为滋生腐败的重要根源, 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上述基本利益关系的不协调会激化矛盾, 导致社会不稳定。可以说, 没有这些基本利益关系的协调, 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和谐。

对利益关系进行有效的平衡和调控, 绝不是盲目的和单一的, 而是综合性和适度性的, 利益关系的协调应遵循普遍受益原则和统筹兼顾原则, 同时注重培养和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

浅论反腐倡廉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辩证关系 篇3

【关键词】党的统一战线;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党的统一战线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肩负着协调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代表人士关系的重任,是我们党能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策略。因此,党的统一战线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大有可为。

1.党的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相互影响关系

1.1二者在理论上具有内在统一性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主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党的统一战线是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包括各个阶层、群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结成的政治联盟,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最主要就是努力协调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是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尊重、彼此信任、互相合作和睦共处的社会状态。党的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新阶段党的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党的统一战线的爱国者的联盟,体现和追求的也是一种“和谐”。

1.2党的统一战线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法宝之一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将党领导的党的统一战线归结为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法宝,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法宝。党的统一战线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作用,党的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视野、新角度、新领域。党的统一战线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实现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人民最广泛的团结,齐心合力投入现代化建设中,这正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党的统一战线中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坚持与完善,是党和国家整合各党派、各政治力量、各民族关系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建设政治文明,发展民主政治的重要工作与途径,这也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

2.党的统一战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价值影响

2.1党的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政治保障

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党的统一战线各党派、各界人士合作共事得好,参政议政的作用才能发挥得好,民主监督才有力有效,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也就更牢固。党的党的统一战线的历史证明,党的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须臾不可分离。在新形势下,随着党的统一战线对象范围的扩大、工作格局的变化、工作领域的拓展,进一步发挥党的统一战线的作用,不断创新各民主党派、各利益团体、各阶层人士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方式和渠道,建立健全多渠道的利益表达机制,不断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各界人士的政治参与,更广泛地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更牢固的政治基础和更广泛的政治动力。各党派和政治力量通过党的统一战线的形式,在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制度框架下,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求同存异,扩大包容,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和中华儿女的幸福安康,从而形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和谐局面。

2.2党的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人才荟萃的优势,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党的统一战线素有“人才库”、“智囊团”之称,聚集着大批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优秀人才。党的统一战线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履行职能的第一要务,把各方面的力量和智慧凝聚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围绕发展、关注发展、支持发展、促进发展。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尽快把人才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围绕中心,多立科学发展之论;要拓宽思路,多献促进科学发展之策。联合、组织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围绕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选择党委政府重视、人民群众关心,又有条件做好的具有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问题作为调研课题,组织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地开展专题调研、视察、民主评议活动,力求提出富有科学性、超前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积极为发展谏言献策。

3.党的统一战线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的出发点

党的统一战线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要立足党的统一战线的职能和优势,找准切入点和着眼点,在协调关系上下功夫,在增强团结上想办法,在凝聚人心上动脑筋,形成合力,努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有利条件。

(1)着眼于抵御西方敌对势力,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坚持在我国政治体系和政党制度框架内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扩大政治参与,增强人们对我国政治体系的认同,从而有效地抵制西方政党模式的影响和思想的渗透。

(2)着眼于坚持和完善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保障。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标志,也是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一项重要内容。

(3)着眼于发展和扩大爱国党的统一战线,加强构建党的统一战线内部的和谐关系。党的统一战线内部构成的变化和扩大,也使其内部关系更加多样、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党的统一战线联盟内部各政党、阶层、群体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又要正确对待和包容他们之间的差异性。 [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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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信访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情形和原因的分析

(一)当前信访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主要情形目前,信访举报虽已成为我国纪检监察等机关查办案件线索的重要来源。可是,信访举报人权益得不到保障,遭受打击报复的事件却屡屡发生。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对举报人进行人身伤害。一些犯有重罪、涉案金额巨大,一旦被查实将被处以重刑的被举报人,通常总是利用权力或金钱指使他人殴打、伤害,甚至残害、杀害举报人。有的还会伤害举报人的亲友。二是对举报人进行诬告陷害。有的被举报人冒用他人姓名或匿名,向有关机关反映子虚乌有的事情,企图混淆是非,转移视线,分散调查机关的力量,隐盖自己的违纪违法事实;有的栽赃陷害举报人,滥用司法权,使举报人含冤入狱。三是对举报人进行辱骂诽谤或排挤孤立。当举报人对所属单位违纪违法行为举报时,或对举报人随意辱骂、诽谤,或唆使众人对举报人进行感情孤立和歧视;对实名举报者或假想举报人进行刁难、压制,影响举报人正常的年终考核、职务和工资晋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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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1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什么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即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

树法治理念 促和谐社会发展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泛而又深刻的内涵。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为内涵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们党和国家在革命和建设中数十年实践经验和智慧的总结,它具备政治性,人民性,科学性,开放性的特点。它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而且是对我国建设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更深层次理解,是我国新时期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为我国新时期的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划清了与资本主义法治理念的界限,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了新的方向,获得了新的目标,取得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又一次飞跃。为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依法治国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指导思想,依法治国要求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据宪法和法律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会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此,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有着积极的作用。只有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提高了,才能自觉遵纪守法,成为合格的公民,从而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次,执法为民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不仅仅要追求整治效果,更应该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向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在做好执法工作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念,促进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再次,公检法部门在履行职务时要时刻铭记公平正义的法治观念,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执法不偏私,平等对待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执法,并且要保持高效廉洁的工作作风,只有坚持公平正义的执法思想才能成为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才能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最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树立大局意识,认清形势,服务大局,坚持三个代表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的发展。

浅论反腐倡廉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辩证关系 篇6

内容摘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和不懈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和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新世纪新阶段,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公平正义是历史的、具体的,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适应我国深刻的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社会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件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并列的政治任务。显然,和谐社会的本质和基础是社会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中之中,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社会。对此,胡锦涛总书记曾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意味着,所谓“和谐社会”首先是一种价值体系,而“公平正义”则是这一价值体系极为重要的内容、目标和特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十分重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一 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前提

和谐社会,从结构上说,总是意味着社会各要素之间的某种和睦融洽关系。社会主义社会,从领域说,包括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方方面面;从主体说,包括工人、农民、干部、军人、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私有企业主等各个阶层;从实践说,则主要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不同形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构建社会主义方方面面、各个阶层、不同实践之间的和谐融洽关系。正是在此意义上,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是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就要“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就是要求全党同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

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就是要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问题是,如何才能使这些不同领域、不同阶层、不同实践形式之间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结构?答案是,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只有如此,才能使社会主义的不同领域各负其命、各展风采,使社会主义的不同阶层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使社会主义的各种实践相互配合、全面发展,而使整个社会相互融洽、和谐相处。没有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点,正是我们追求公平正义价值的社会结构前提。

二 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

在我们迈进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维护社会公平、伸张正义已经成为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公平正义既是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前提,是和谐社会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

首先,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谐“就是一个国家的一致,这是任何共和国永久联盟的最强有力和最佳的纽带;而没有正义来帮助,这种一致是永远不会出现的。”[1]国家要长治久安,社会就要保持和谐。因为“一个政体中各个部分或要素愈是融洽,这个政体就愈能持久。”[2]社会要保持和谐,就需要有良好的秩序。维护社会秩序,则需要完善的规则,而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规则体系是制度。制度的制订与设计要想科学,必须有基本的价值理念作依据,这个基本的价值理念就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规定着社会成员具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着资源与利益在社会群体之间、在社会成员之间的适当安排和合理分配。公平正义对于一个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实现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对于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3]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注重促进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对我国目前来说,维护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构建重要的理念内涵之一。

其次,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目标,就是要遵循公平正义的规则,调节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实现良性互动与团结协作,最终形成全体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各得其所而又和谐共处的社会。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但“一个社会只要能够提升其公正程度,那么,社会问题出现的种类与强度均为减少或减小,同时社会也可以增强解决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力度。”[4]当前,我国正

处在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特别是经济利益性矛盾比较突出。如果不用科学的方式加以调节,矛盾就有激化的可能,甚至导致社会动荡。要避免出现社会危机,就要举起公平正义的旗帜。公平正义是协调、消弭社会各方面矛盾的思想基础和锐利武器,惟有维护公平正义,才能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文明进步。

再次,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党的十六大把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从整体上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五个方面的能力之一提了出来,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真正的自由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5]公平正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把建立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毕生的奋斗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公”,涵义很丰富,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正式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和内容。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和谐社会是指以各方利益大体均衡为基础的社会,这就要求充分考虑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形成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利益均衡机制,达到社会公平正义,而这恰好与社会主义社会的蕴意一脉相承。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已然成为我们党最重要的执政理念,也成为我们制订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

三 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灵魂

公平正义既是人类衡量美好社会的一个标准,亦是人们评价社会政治文明的一杆标尺,更是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就当代中国而言,公平正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处于非常关键的基础地位。没有它,社会的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等都将无法实现。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务必紧紧抓住公平正义这个灵魂。现代意义上的公平指的是一种合理的社会状态,它至少应该包括社会成员间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权利公平就是指公民的权利不因职业和职位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其各种合法权利可以得到同等的保障与尊重;机会公平就是指公民能普遍地参与社会发展并分享由此带来的成果;过程公平就是指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项活动的过程公开透明;结果公平主要是指分配上兼顾全体公民的利益,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民群众不断争取公平正义的斗争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产生了一些不公平的现象。据媒体报道,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认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这表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合理的限度。这将导致:经济发展方面,影响消费增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方面,不利于形成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增加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严重的还会干扰社会稳定。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贫困、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共同富裕。我们搞改革求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共同富裕是公平正义的前提,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灵魂。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是我们长期奋斗与追求的目标。坚定不移地把公平正义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灵魂,我们就能够解决好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我们就一定能够让社会更加和谐。四 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石

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更是贯穿于和谐社会各个层面的核心价值理念。所谓和谐社会,首先它就应当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只有公平得以实现、正义得到伸张,社会才会有和谐可言。因此,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任务。本文拟从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一些探讨。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不懈追求的理想,更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追求。纵观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人民群众不断争取公平正义的历史。时至今日,公平正义早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准则。我们党是一个一贯主张并高举公平正义大旗的党。公平正义从来就深深地融化渗透在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及其一系列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之中。可以说,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和本质特征;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承担的一个重要责任。公平正义是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紧迫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改革发展高歌猛进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十分严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比如,国企改制造成部分工人失去工作及国资流失;城市建设和扩张使不少居民遭遇拆迁侵权之苦和农民失地之痛;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分化引发尖锐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利益冲突;部分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腐败现象还在不断地滋生蔓延„„等等。此外,在教育、医疗、户籍管理、农民负担、资源环境、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也都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显然,当前社会的公平正义正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新的严重考验。

五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注重实现公平正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社会。对此,胡锦涛总书记曾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意味着,所谓“和谐社会”首先是一种价值体系,而“公平正义”则是这一价值体系极为重要的内容、目标和特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十分重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最终要消灭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归根到底是为了使全体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构建的和谐,应当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整体的、全面的和谐,而如果没有公平正义,社会、经济不能协调发展,社会成员关系紧张,就会引发激烈的矛盾冲突,造成社会的动荡不稳,就无社会的和谐可言。

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准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实现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艰巨的伟业,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果公平正义能作为社会广大成员普遍接受的价值目标,它就能够为整合社会各种力量提供强大的动力。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分配的公平属于生产关系领域的问题,权利平等和司法公正主要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状况如何,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所以,公平正义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要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也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傅治平《和谐社会导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

浅论反腐倡廉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辩证关系 篇7

关键词:和谐社会,和谐思维,辩证法理论,创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今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层理论内涵是什么?笔者认为, 构建和谐社会, 首先需要人们形成和谐思维。而要真正形成和谐思维, 就必须对传统辩证法理论进行创新, 实现从强调对立斗争的传统辩证思维向突出和谐共生的现代辩证思维的转变, 才能使哲学理论更符合当代的实际, 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哲学的理论根据和思维方法。

一、传统的辩证法理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立斗争思维之由来

从理论上说, 辩证法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形态始于德国古典哲学。在那里, 辩证法始终是围绕着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主体对客体的统摄问题而展开的。它体现了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理性的文化精神, 是高扬人的主体地位, 通过人的能动活动来征服和改造世界的哲学表达形式。它固有一种西方文化的向外的, 通过冲突和斗争而占有和征服的倾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使人类征服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得到极大增强, 更坚定了人们通过斗争、竞争而促进发展的信念。在这样的理论思考方式中, 对立斗争比和谐统一具有更重要的地位。由此, 对立和斗争就成为辩证思维的主旋律。

理论的思考反映着现实。这种强调对立斗争的辩证思维, 正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初期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反映。资本主义现代化初期, 人们幻想以理性为工具, 通过发展科学技术, 提高劳动生产率, 改善物质生活, 促进社会进步。但对自然征服和占有的态度, 最终不但使人与自然尖锐对立, 而且对自然的征服会反过来作用于人本身, 变成对人的统治和压迫, 造成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压制和剥夺。

也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使马克思接受了这种思维, 资本主义早期血与火的历史使马克思坚信, 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对立和对抗的历史, 阶级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引发的一系列对抗和冲突中度过的。这样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就会被理解为对立斗争的同义语。

二、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读是造成中国过去斗争哲学盛行一时的理论根源

中国人过去对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阐述的理解, 从根本上说就是四个字:对立斗争。但是这样来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就太片面了, 甚至是对马克思的严重误解。因为, 马克思所讲的对立和对抗的历史并非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状态, 对立和对抗的矛盾形式只存在于阶级社会, 这才是马克思对辩证法理论的真实全面的理解。

但是, 在极“左”路线时期, 由于我们误读了马克思的理论, 把马克思关于阶级社会发展状态的阐述误解为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普遍状态的说明, 辩证思维被等同于对立斗争思维。于是矛盾的斗争性被无限地夸大, 似乎只有斗争性才是事物发展的惟一动力。这就在理论上根本违背了唯物辩证法, 因为唯物辩证法所讲的矛盾是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 而夸大斗争性、贬低否定同一性, 不正是犯了割裂两者的辩证关系的形而上学错误吗?正是因为这样的理论误读, 所以在“文革”时期就把斗争扩大化, 成天大讲什么“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时时斗, 不斗则垮, 不斗则修”, “斗”成为了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在这样的氛围中, 根本谈不上对同一性的理解与重视, 更不用说和平共处、和谐共生、合作双赢的思维。而这一“斗”的结果就是使中华民族陷入灾难性深渊, 中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这一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读给中国造成的灾难是深重的, 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改革开放以后, 虽然理论界纠正了对辩证法理论理解的错误, 认识到单独的斗争性和单独的同一性都不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但从总体上说, 人们对同一性的意义还是缺乏足够的认识, 辩证思维还是被赋予了对立斗争的意义, 仍然强调对立是矛盾的根本属性。这就表明, 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以来, 人们对辩证法理论的误读依然存在。如果不从根本上消除对辩证思维的误读、转变对立斗争的思维方式, 就不可能形成和谐思维。而没有和谐思维也就谈不上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实现从对立斗争思维向和谐共生思维转变的现实依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因对辩证法理论的误读而形成的极其顽固的对立斗争思维方式, 从和谐同一的视角去观察和处理问题, 以此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这是因为:

第一, 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发展目标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完全的阶级社会, 社会主义的矛盾具有非对抗性质。因此我们不能再用马克思辩证法理论中仅用于观察阶级社会那样的对立斗争思维, 来看待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问题, 而要以积极的态度, 宽容的心态, 从矛盾双方的协调统一去认识与处理问题, 这样才能防止矛盾的扩大化, 有利于矛盾问题的解决。另外, 尽管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离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尚有很大距离, 但“以人为本”的理念已日益被人们所接受, 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被确定为人的全面发展, 而人的全面发展内在地包含了和谐发展的内容。

第二, 当代和平与发展的主导趋势, 使合作与双赢成为发展的重要形式。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局面, 促使人们不断反思。人们日益认识到, 对立和对抗、矛盾和冲突, 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相容共处、协调合作才是正确的选择。由此, 在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上, 对立和斗争被和平共处、合作互利所取代。改革开放30年来, 社会主义的中国在谋求自身的发展中, 积极扩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与合作、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这“一国两制”理论指导下的成功实践、我国经济构成中公有制与私有制共存, 这一系列体现对立面统一的事实充分证明, 在当今时代和谐统一是解决各种矛盾问题的重要途径, 这就需要我们发展辩证思维, 深入研究同一性在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总之, 辩证思维不仅意味着对立与斗争, 同时也包含着和谐与同一。只有对辩证法理论作正确的解读,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断的创新, 赋予它以时代发展的新内容, 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俞可平等.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和谐社会建设.重庆出版社, 2007.

[2]赵甲明.和谐思维探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5, (5) .

[3]陈业林, 邓晓丹.论辨证思维与和谐思维.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2006, (5) .

[4]柯文桂.和谐思维方式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江淮论坛, 2007, (6) .

[5]蔡玉珍.浅论现代和谐思维的辩证性.前沿, 2007, (4) .

浅论反腐倡廉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辩证关系 篇8

(一)农村宗教管理是关系到和谐社会构建成功与否的重要问题

目前,中国的信教群众已经超过一亿,专门的宗教院校74所,宗教活动场所有10万多处,这些宗教人士和场所多数集中在农村地区,而且农村地区的宗教信仰人数还在不断地上升,已经成为了不容忽视的现象。如果农村宗教问题管理不善,将会影响农村地区的安定和繁荣,更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所以,农村宗教管理是关系到和谐社会构建成功与否的重要问题。

首先,农民的宗教信仰是中国极具政治敏感性的重要问题。随着农民信教热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农村百姓加入到信教的组织当中。因此,中国共产党只有做好宗教管理工作,才能够得到信教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够巩固和扩大执政基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其次,农村的宗教管理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从积极方面来说,农村信教群众和宗教管理人员也是生产力的一部分,他们为经济的发展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同时,在宗教教义的影响下,信教群众还自发地开展架桥铺路、开荒种地等公益性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此外,有的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将目光放在“香火经济”上,以举办庙会来吸引外来旅游观光人员,或者在宗教场所开展旅游服务,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从消极方面来说,农村宗教热的兴起,使得宗教建筑过度修建、宗教祭祀礼仪活动频繁进行,造成了大量的人力脱离工作岗位,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增加了农民群众的生活负担。

(二)构建和谐社会为农村宗教管理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契机

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有利于农村宗教管理的规范化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尊重普通群众的利益,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农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这给农村宗教管理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张法治,利用法律规则来保证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有序进行,力求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这就为农村宗教管理纠纷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利用法律来解决宗教问题,不仅能够减少宗教问题和冲突,而且能够规范宗教组织的行为,规范化管理宗教事务。

和谐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有利于农村宗教管理的和谐发展。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之一,它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要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科学、合理的制度是根本保证。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制度,能够有效地引导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实现。同时,这些制度能够保护信教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合法权益。在庞大的信教群众之中,有许多人生活在贫穷地区或处于底层地位,尤其需要公平正义之光的照耀。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时候,要特别关注这一群体,让他们在政治、经济、司法、公共服务等各方面都能够和其他群众一样享受改革开放成果。

和谐社会对于诚信友爱的坚持有利于丰富宗教管理的伦理道德思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诚信友爱的提倡就是要求社会成员之间以诚相待、互相包容、文明礼貌、团结互助,营造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社会氛围。这与宗教伦理道德中的诸多内容是不谋而合的。此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出现的新内容、新方法等也丰富着宗教教义和理论,给宗教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和谐社会充满活力的本质有利于宗教管理的创新发展。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充满创造活力、创新活力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广大信教群眾的积极性和创造能被充分激发出来,创造成果也会受到尊重和保护,这对于创新宗教管理体制、优化宗教管理手段、推进宗教本身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和谐社会对于安定有序的要求为宗教管理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和谐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与农村宗教内容高度契合。宗教作为农村群众的一个精神支柱,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为农村宗教管理和发展提供了诸多的有利条件,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

二、农村宗教管理现状及在和谐社会背景下加强农村宗教管理的措施

(一)农村宗教管理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农村宗教人员和组织获得了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但是,随着市场化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宗教的发展呈现出复杂化和多元化的趋势,邪教和迷信思想混杂其中,给和谐农村的建设造成了阻碍。主要原因有:

首先,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在市场经济的带动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有了很大的变化,地区经济成了农村各项工作的重点,这给宗教发展和管理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宗教场所过度发展。在一些地方,政府看到了宗教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为了吸引外来人员观光旅游,过度开发寺庙、道观等宗教场所,将宗教场所当成旅游景点来开发渲染,将讲经布道、开光迎佛等宗教活动当成招商引资的途径,罔顾农村地区的现状和宗教人士的意愿,过度开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医疗、教育等行业的改制政策并没有给农村地区的群众带来较大的实惠,反而加重了农村群众的负担。例如,因为城乡发展不均衡,现在农村有些地区的大龄男青年要娶上媳妇,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在城里有套房,而县城的房价越来越高,这就给农村群众带来很大的负担,使得群众精神失衡,看不到未来,害怕面对现实,宗教某些教义具有心理调适功能,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调适了农村信教群众的心理平衡。

其次,宗教管理干部素质不高,人员缺乏。通过调查可知,目前农村地区几乎没有专门的宗教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由其他人员兼职担任,而且负责宗教管理的干部对于党的宗教政策和宗教法规不甚了解,有的甚至连基本的宗教知识都不知道。对于农村地区的宗教信仰,他们认为信教无非就是几个妇女老人没事的时候聚在一起念念经、烧烧香、拜拜佛什么的,产生不了什么危害,所以放任自流,不管不问,更不用说什么管理了。此外,还有的宗教管理干部对于信教群众产生偏见,认为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是势不两立的,所以对宗教活动采取干涉的行为。这明显不符合《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村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伤害了信教群众的宗教情感,也使得信教群众对政府产生了敌对态度,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最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严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从未放弃过对中国的势力渗透和西化影响,宗教被他们视为最好的分化工具。在农村地区,影响范围最大的宗教就是天主教和基督教,这两个宗教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并非中国的本土宗教,所以这就给了西方某些地下势力和分裂势力以可趁之机。他们利用宗教集会、宗教活动来对农村百姓进行洗脑,企图瓦解党的群众路线。

(二)在和谐社会背景下加强农村宗教管理的措施

首先,完善机构设置,加快机构改革。对于农村宗教管理,党和国家下发了一系列的通知,指出为加强宗教管理工作,各省、市、县要健全政府宗教管理机构,如果已经配备有专门的机构,列入政府序列;如果没有设置专门的政府管理机构,可与部门合署办公。这一文件下发之后,各地区认真落实,各级宗教事务部门得到了重建,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宗教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但是在农村地区,这一政策的落实被打了折扣,虽然有的地方也设置了宗教管理部门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但是这些部门不具有执法资格,因此,在遇到宗教问题的时候畏首畏尾。此外,宗教管理人员编制紧缺,经费困难,有的地区甚至连最基本的办公条件都不具备。针对这种情况,农村地区的宗教管理实行了网络制和责任制,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乡镇民族宗教事务所、村宗教联络处形成从上到下的三级网络,覆盖整个农村地区的宗教管理事务。同时,这三层机构签署责任认定,形成责任制,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全面管理农村宗教事务。

其次,加强对农村宗教人员的管理。农村宗教人员包括宗教管理人员、宗教神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加强对农村宗教干部的管理,就要引導宗教管理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发展观,对于宗教的法律、法规和宗教的教义、教条进行学习,增强他们的服务理念和法制观念,提高他们的宗教知识水平,培养出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理念、全面理解和正确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具有高水平的服务精神和高素质的宗教管理队伍;提高神职人员的素质。农村的神职人员,大多数是兼职的,有的是家庭出现了问题,有的是看破了红尘,有的是常年有病,多半是半路出家。他们的宗教信仰不虔诚,文化水平比较低。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宗教的发展和农村的稳定息息相关,所以提高神职人员的素质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要采用培训、再教育、学习等各种方式来提升神职人员的专业素质;加强对信教群众的引导,引导他们明辨是非,增强法制观念,使农村信徒紧紧团结在党的领导之下。

浅论反腐倡廉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辩证关系 篇9

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也是邓小平设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目标。邓小平理论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为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指导。

一、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开始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转折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及其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而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集中地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自1957年之后,我们党错误估计形势,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均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阶级斗争被扩大化、绝对化,到文革期间发展到极至,造成了人际关系破坏和无政府主义泛滥,根本没有社会生活的和谐可言。十一届三中全会断然否定了这个错误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和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拨正了中国这艘巨船的航向,是中国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转折点。

首先,“以阶级斗争为纲”只力图解决人与人的关系,没有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才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这一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的唯一途径,也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了物质基础

其次,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现实社会基础,如果继续坚持,只会破坏社会和谐。各阶级、阶层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谐不是没有矛盾,而是矛盾着的各个方面的对立统一。根据经典作家的“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的观点,邓小平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的许多新举措。第一,在国内实现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大大改变了“文革”时期所造成的人际关系混乱、不和谐状况。第二,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思想,为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增添了新鲜的力量。第三,指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并从细节问题出发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路。例如,他说,钢铁工人劳动那样重,而蔬菜少、肉类缺,基本条件都保证不了,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具体地去研究解决。这一点在工业多的城市要特别注意。„„可以专门划出一部分地种菜,生产的蔬菜首先供应工厂,还可以供应市民。工人有点菜吃,有点肉吃,农民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这对于改善工农关系也有好处[1]。第四,指出妥善处理、协调各阶层、各群体的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邓小平指出:有人认为我们做事情只抓住工农就行了,这种想法总的来说是不对的,具体来说只有一半对。工农确实是我们依靠的基本群众,但只做工农群众的工作还解决不了

全部问题,还必须处理好各阶级、阶层的关系,正是各阶级、阶层的相互依存、相互推动,才形成历史合力。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时就提出:农业搞不好就要拖工业的后腿,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3]这话虽是针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而言的,可实际上,这也正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整个国家建设中作用不同、却又彼此依赖、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关系的集中总结和凝炼表达。第六,统一战线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途径和方法,邓小平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新思想。总之,正是由于邓小平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才把中国各条战线、各行业各、各个阶层的人民群众的力量都凝聚在社会主义现代建设这个伟大理想上,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国际上,邓小平认识到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关系及彼此之间和谐共处的必要性,抛弃了以往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作法,大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善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团结一切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人士,以智力、资源、资金引进的多种方式,进行交往与合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献计献策、贡献力量。

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根据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任务的提出,以及解决这一任务的的物质条件、物质基础,正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创造出来的。所以说,没有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建设成就,就没有和谐社会理论产生的的物质基础。富裕是和谐的物质前提,贫穷与和谐是格格不入、毫不相干的。和谐社会是物资极大丰富、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的社会。否则,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要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根本谈不上和谐,邓小平彻底否定了“越穷越革命”“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等种种“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荒谬论调。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一心一意搞建设的道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这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在文革之后,十年**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如果不努力发展生产力,做大物质财富的蛋糕,就无法扭转那种贫穷被动的局面。摆脱贫穷的首要措施就是解决温饱问题,而这需要经济建设的支撑。正如邓小平说的“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温饱问题的解决,由温饱向小康社会的过渡,是和谐社会的最原初的物质起点。

温饱问题解决之后,邓小平还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美好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对“建设小康社会”思想的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而这些理想的实现如果没有物质基础做保障,都是不可能现实的,因此,在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也必须依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并不矛盾,而是

不可分割、相辅相承的:经济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保障;人的发展为经济建设注入活力。

三、制定“共同富裕”的战略方针,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

共同富裕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源头之一。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公平与公正,而共同富裕是公平与公正的最核心内容。

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多少年多少代的梦想,是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的最终目标,邓小平把共同富裕做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共同富裕的理念,又赋予共同富裕更丰富的内涵: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邓小平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致力于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表明,他所倡导的共同富裕,其领域既包括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裕,也涵盖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丰富性。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全体中国人民,邓小平讲,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这段经典论述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了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

邓小平把实现共同富裕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找到了一条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行道路:先富———后富———共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的二十多年,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中国人民逐渐摆脱贫穷,走向富裕,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至今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存在着贫富差距拉大、利益分配不公、先富者为富不仁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这也是改革中、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邓小平本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在提到共同富裕的问题时,总是完整地阐述“先富、后富、共富”之间的辩证关系。“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还科学地预测:“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就标志着共同致富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心课题。

尽管当前的现状距离实现最终的共同富裕,距离和谐社会所预期的理想状态还有一段距离,但一方面邓小平理论中的“效率优先”思想为共同富裕创造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邓小平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后来又被具体化为“一次分配更多地突出效率,二次分配更多地体现公平”,目前,在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快速增长的条件下,我们的注意力正在逐步转移到二次分配上。实际上, 邓小平理论中的共同富裕思想也在理论上提出实现共同富裕所应遵循的原则和道路。可以说,向着共同富裕目标的靠近,也意味着向和谐社会的靠近。

四、提出了解决发展与代价问题的思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辟了道路

鉴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现实情况,邓小平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发现了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一些严重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发展中的代价,也是影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不和谐因素,邓小平认识到解决发展中代价问题的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并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总体思路和指导方针,提出了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思想。

我国发展中的代价问题,总起来说,包括两种性质的问题:在社会领域表现为道德滑坡,在自然领域表现为生态破坏。

针对社会领域存在的道德滑坡问题,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两手抓”:即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惩治腐败;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等。通过“两手抓”,较好地处理了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并有效抑制了现代化变革中产生的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各种潜在因素。

针对自然领域存在的生态破坏问题,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力提倡发展先进科学技术,提高工业、农业水平的科技含量,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方面做文章,改变由粗放型经济发展所造成的“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被动局面。这对有效避免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旧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还指出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工作,努力做到环境保护方面有法可依。另外,邓小平还主张努力提高国民素质,从人自身发展的角度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环境和生态问题。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发展是硬道理”,再到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其中包含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精华,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也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思想渊源。深刻理解邓小平理论中包含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并以之为指导,有助于创造一个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进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喜人局面。

五、提出“稳定压倒一切”,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造了平台

稳定不等于和谐,然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稳定。鉴于亲身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局面,邓小平深知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大重要性。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提出了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的重要性,并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所说的稳定,其含义是广泛而丰富的,既指政治局面的安定团结,也指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既指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指政策的连续统一;既指农村的稳定,也指城市的稳定。

和谐既是一种理想状态,也是一个不断向理想状态过渡的动态的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以稳定为基础和条件,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改革这个动力就失去了支撑点,发展这个中心任务就失去了保障,经济建设的成就会遭到破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会失去牢固的物质基础。历史上,分崩离析的不稳定局面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灾难的反例已经举不胜举,文革中的十年“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使经济社会发展陷于全面瘫痪,更是一个典型;稳定也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只有稳定,才可能有和谐社会所构想的那种安定有序,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局面,才能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

六、以“和谐人”为人性假设基础的管理理论与实践是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虽然没有用过和谐人的概念,但他的管理思想中却包含着和谐人假设的深刻内涵。

和谐人首先指做为个体的人,一方面指人的现实利益结构的和谐,邓小平历来主张从实际出发,关注人的现实需要,努力满足包括经济、政治、精神等各种利益在内的整体利益需求;另一方面指人的发展目标的和谐,邓小平提出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实际上是要培养“德才身心”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和谐人假设也包括管理关系的和谐,领导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和谐是人与人的和谐关系的集中体现和最高境界,邓小平提出的“领导就是服务”所包含的管理关系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的平等。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因而也是最终意义上管理社会的主体。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在本质上是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然而,“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可以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采用行政的、经济的或法律等手段实施管理,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的企业单位以及人民群众又往往成为被管理的对象,成为管理的客体。在我国行政管理中,人民群众这种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主客体相一致的地位,一方面表明了人民是国家的主

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民群众这种既是管理主体,又是管理客体的地位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邓小平提出的“领导就是服务”是解决这个矛盾性问题的合题。邓小平倡导的“领导就是服务”这个命题反映了我国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平等和谐关系。首先,管理者树立服务意识,符合现代管理理念,是对人的尊重的表现,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基本要求;其次,以“领导就是服务”为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建立新型干群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民公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管理实践的必然要求;再次,邓小平倡导的民主管理大大调动了广大工人、农民的参与积极性、创造性、能动性,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增添了新的活力,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力量得到空前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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