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腐败的认识与反腐败的启示

对腐败的认识与反腐败的启示（通用8篇）

对腐败的认识与反腐败的启示 篇1

对腐败的认识与反腐败的启示

一、对腐败的认识

1.腐败所带来的危害。腐败破坏能力惊人，造成后果极端严重，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一个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直接危及政治稳定；二是腐败制约社会经济发展，阻碍经济改革进程；三是腐败会削弱中央权威，造成国家的离心倾向，不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四是腐败造成社会思想混乱，使社会失去精神动力，使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出现滑坡；五是腐败破坏法制，使社会处于无序状态；六是腐败泛滥对社会心理稳定形成巨大的冲击。

2.腐败是世界性问题。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腐败都是固有的丑恶现象。在任何国家的肌体上，都寄生着腐败。腐败行为源远流长，广泛滋蔓，无空不入地渗透到世界政府的每一个细胞里，成为难以治愈的痼疾。

腐败如同流行性感冒一样，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一个尚未找到预防药的“世界性顽疾”。

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腐败分子的手段越来越繁杂，影响极为恶劣、范围极为广泛、后果极为严重。腐败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既有内因、主观原因——政府自身建设严重滞后，也有外因、客观原因——政府对公共权力失去监督制约，主要是高度集权、民主淡化，监督不力、权力异化，制约不严、作风腐化。

3．我国的腐败原因和存在现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尚不发达，也由于我国正在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期间，现实情况错综复杂。同时，由于在一定时期放松了思想政治教育，使某些政府官员抵御腐蚀的能力有所下降。

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会乘机而入，同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阶级腐朽思想文化影响相结合，滋长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等一系列消极现象，对人们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产生巨大冲击，侵蚀，甚至摧毁一部分意志薄弱者。

从世界实践看，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腐败问题依然严重，说明搞轮 1

流坐庄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不是根治腐败的必要前提。

区别于任何剥削阶级政党，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

在新阶段，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腐败本身也在不断发生演化。一是腐败分子在以权谋私活动中，不再是当即攫取利益，而是等多年以后，甚至退休以后，再连本带利收取好处。二是纵容、默许自己的子女、配偶等用自己的名义捞取好处，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法很有代表性。三是赃款“漂白”，资本增值。腐败分子通过不法手段攫取了“第一桶金”后，千方百计利用这“第一桶金”作为资本，在权力的合法或不过分违法的“关照”下，使之不断增值，把不法收入逐步变成合法收入。

针对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大量腐败现象，反腐倡廉的法制建设必须

以马克思主义立法观为指导，坚持从严立法，坚决打击腐败行为，以保证社会稳定有序运转。

二、我国治理腐败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

任何一个政党要立于不败之地，就把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才能

永葆其先进性，从而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这一论断深刻、准确地概括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现实意义。

三、如何杜绝腐败，廉政治国的思考与启示

（一）加强思想道德规范教育。

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进行严厉惩处，虽然可以起到制约作用，但还不能达到治本的目的。加强思想道德教育，防患于未然才是治本良策。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说明，什么时候忽

视了思想道德教育，什么时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走弯路。

思想道德宣传教育要有针对性的进行，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种途径传播廉政信条，培养正确的荣辱观念抓起,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腐败带来的严重后果,积极树立清廉信念；培养

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从思想源头上预防腐败,增加民众对反腐败知识的了解,加强民众对腐败问题的认识,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和意愿,减少社会文化习俗产生的腐败。通过多种形式让政府官员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严格要求自己，坚决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坚决向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作斗争。

（二）健全法制制度，严格约束自身行为。

1、健全和完善权力制约机制。建立科学有效的法规制度，推进科学民主决策，建立健全群众参与监督的法律法规和相关配套制度，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大政务公开的透明度。落实执行制度规则，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进行有效治理腐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干部考察工作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差额考察制度以及领导干部竞争上岗、任前公示和任职试用等制度；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标准，从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全面评价和考核干部；建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违规提拔干部的，严格追究责任。

2、创新反腐倡廉防范机制。建立和完善防范制度，制定相关的制度，防止腐败现象向新的领域渗透。实行对腐败分子利益相关的近亲群体连带追究的制度，遏制少数人“腐败我一个，幸福几代人”冒险侥幸心理的滋生。实行腐败的责任连带追究，即一个人腐败要“罪”及其知情不阻的亲近群体，“罪”及其主管领导、推荐的领导，使领导干部的亲近群体从关心自己利益出发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现在，腐败现象之所以屡惩不止，关键就在于惩治腐败往往是局限于对腐败分子个人的追究，而没有将腐败分子与其近亲群体捆在一起连带追究，致使一些腐败分子无所顾忌，甚至滋生“腐败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的冒险心理。实行连带责任追究，要把握好一个“度”。这个“度”就是对连带责任人的追究要与其过失得当，不能失之过重、过滥，但也不能无关痛痒。

3、严格制度落实。一要抓好责任分解。要明确责任主体，把反腐倡廉各项制度、任务分解到相关的职能部门，提出贯彻落实的目标和要求。二要抓好责任考核。要加强对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考核力度，并将考核结果作为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三要抓好责任追究。对由于领导不力导致各项制度得不到落实、不正之风得不到有效治理、出

现重大腐败问题的地区和部门，要严格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

4、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人治社会的最大特征或弊端是权力运行无边界和权力运行不规范。二者的共同结局是权力的滥用。这种对权力的滥用，当着是被用来谋取政治私利的时候，它是政治腐败；当着是被用来谋取物质私利时，它就是经济腐败。市场经济与人治相结合，就会结出“权力经济”的歪果；市场经济与法治相结合，就会修出法制经济的正果。当代中国身处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体制的变革落后于经济体制的变革，人治因素尚未在干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权力经济”的影子时有闪现，“权力经济”不仅阻碍着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而且还滋生着权力腐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国家的法治化进程，通过法律制度规范权力的运作，是控制腐败的极其重要的步骤。

我国目前的权力不当赋予或不当获得的现象，总是与腐败联系在一起的。“买官卖官”、“跑官要官”就是一个特定权力滥用的起点，就是一个特定权力走向腐败的开端。“买官卖官”与“跑官要官”，都是对于权力的非法赋予和获得，都是对于人民权力本质的背叛。

权力的腐败都是在权力运行之中实现的。将权力行使法治化，首先要求将权力主体法治化。权力主体内在的法律意识与法律自觉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行为的合法程度。其次将权力法治化还包括将权力的内容法治化。一个权力主体享有哪些权力应当有法律的具体规定，各种权力拥有者也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权力内容作出自己的权力行为。再次，将权力法治化，要求将权力的行使过程法治化。权力的行使得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不遵守法定的程序，权力就必然是滥用的。不按照程序运作的权力极易腐败或为腐败提供便利的条件。

社会法治化可以为权力拥有者随时敲响警钟，使权力拥有者消除腐败而不受处罚的侥幸心理，勤勤恳恳、踏踏实实，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社会法治化还可以为监督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监督环境，使监督者更好地发挥出反腐倡廉的作用。

（三）树立廉正典型，弘扬正气，标榜楷模。

正如唐太宗所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为广大的党员干部提供一面可供借鉴“镜子”，时时对照自己的行为。通过对比可以看到自己的短处，及时的改正。而且通过对廉洁公正干部形象的宣传，在心理上能够对广大干部党员的心灵起净化作用，还可以在干部中形成争做

典型、争取先进的良性竞争。

（四）强化民主监督，充分发动民众反腐

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卢梭说过，不受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这已经被古今中外多年的社会历史发展所证实。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同志认为，群众监督是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反腐败不仅仅是政府和执政党的责任，更是全体公民的共同责任，只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让充分保障群众对腐败现象的监督权，才能使腐败现象无处藏身。俗话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对打击腐败现象有着极高的热情。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一定能够不断健全法制建设，逐步清除贪污腐败现象，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最终取得反腐倡廉工作的胜利，确保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

对腐败的认识与反腐败的启示 篇2

一、腐败全球化的生存原因

任何存在公共基本权利的共同体都难以杜绝腐败, 但腐败愈演愈烈, 已成为当今社会全球性的问题。“腐败就像常见流行性感冒, 没有国家能对其免疫。”全球性腐败作为市民的公敌, 国际社会的顽疾, 给人类社会带来无穷的灾害, 腐败犯罪不仅严重危害着各国政治稳定、经济秩序、公共管理部门的公正性、人们的价值观, 而且损害法治国家的国际形象。

腐败全球化应引起我们深层次的反思, 即腐败问题为什么形成如此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人类自身为腐败提供了何种生存环境?从人类自身来看, 由于科技水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的影响和制约, 人类对欲望的认识还停留在生物学研究层面, 这对研究腐败分子的犯罪动机无法起到理论上的支撑;从制度角度来说, 社会生活能否良性运行, 取决于人类对社会现实的抽象而设计出来的优良制度, 而制度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规范角度来说, 有关腐败犯罪分子的法律规范凤毛麟角, 这不仅表现为国内有关腐败犯罪的立法很少, 也表现在有关国际反腐败的立法极为稀缺。从国内角度来说, 腐败需要国家从源头和根本上加以治理, 这不能一蹴而就;从国际层面上看, 长期以来, 由于各国政治制度、法律传统、人权观念及具体法律规章制度方面存在种种差异和矛盾, 各国打击行动没有形成很好的反腐败网络, 腐败分子也抓住国际反腐败机制中的“软肋”, 利用各种漏洞去规避本国的法律制裁。

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比较

腐败不仅腐蚀国家的政治机体, 也侵蚀公民的道德水平。当腐败超过一国国界成为全球问题时, 需要通过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予以治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简称《反腐败公约》) 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该公约的制定和生效, 不仅可以加强各国国内的反腐败行动, 提高反腐败成效, 而且在国际社会倡导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和策略, 更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

从实体法方面看, 《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腐败犯罪较我国刑法规定更为宽泛, 它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腐败行为, 包括:贿赂、贪污、挪用公款、侵占财产、影响力交易、窝赃、滥用职权、资产非法增加、对犯罪所得洗钱、妨害司法等。如《反腐败公约》第21条私营部门内的贿赂指给予不正当好处以换取对方作为或者不作为, 而我国刑法规定的商业贿赂犯罪中的贿赂仅限于财物, 且犯罪成立要求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反腐败公约》的规定与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有不一致的地方, 需要遵循特定程序对我国原有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

从程序法角度看, 公约特别重视程序法的规定, 大部分条款与刑事诉讼有关, 对预防腐败的措施作了系统的规定;还规定了惩罚腐败犯罪的司法程序;并用较大篇幅规定刑事诉讼方面的国际合作。在《反腐败公约》生效后, 我国在反腐方面的刑事诉讼要与公约的规定相一致, 这将加速刑事诉讼法采用国际准则规范的进程。如公约所强调的腐败犯罪的证人应给予有效保护制度, 对腐败犯罪造成的损害可以提请民事赔偿制度, 以及财产返回所必须的缺席审判制度等, 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都没有规定。但这些规定与我国奉行依法治国理念并不矛盾, 将其纳入立法目标, 填补这些空白并非难事。

三、借鉴国际立法探索建立中国反腐败治理机制

首先, 《反腐败公约》对我国政府执政理念和职能转变的影响。《反腐败公约》中指出:“提倡廉政问责制和对公共财产的妥善管理”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措施。《反腐败公约》规定了关于公职人员任职等诸多具体规定, 我国作为《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 就应当执行公约的规定或将其转化为本国法律。像我国的《公务员法》、《行政许可法》等, 应该将《反腐败公约》中的廉政、问责制和对公共财产妥善管理等这些原则理念融入自己的立法之中, 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 还可以促进我国的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

其次, 规范上的突破。我国现行刑事立法虽一直在修改完善, 但与《反腐败条约》不相吻合之处甚多。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 我国国内立法与《反腐败公约》以及国际社会已有相关立法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基本上是根据我国国内需要而制定, 在执行刑事诉讼方面涉外因素并不多, 刑事实体法方面也与国际社会存在差距, 所以, 对现行刑事法律规范的革新尤为迫切, 规范上的突破的途径是制定修改国内刑事立法, 清理完善相关司法解释等。

最后, 借鉴国际立法经验, 加强国际合作, 深入探索建立中国反腐败治理机制。腐败已成为全球性问题, 国际社会要维护全人类共同的利益, 就必须摈弃国际法是软法的性质, 赋予国际刑法实际运行效力即强制性。总体而言, 《反腐败公约》的出台及其生效对于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将有更多的正能量, 它为我国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等法律的完善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借鉴联合国《反腐败条约》, 结合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现状, 构建中国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机制是迫在眉睫的工作。

参考文献

[1]胡铭.国际执法合作: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主要视角[J].学术探索, 2005 (01) .

智利反腐败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篇3

关键词：智利；反腐败；制度建设；启示

拉丁美洲是一个腐败严重的地区，但智利的廉政成效却十分显著，是第一个走出腐败泥沼的拉美国家，其清廉水平不仅高居拉美之首，而且已赶超部分发达国家。智利政府治理腐败的制度成果和反腐败措施使人们认识到依靠制度革新有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我国正在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智利的成功经验十分值得借鉴。

一、智利的反腐敗措施

1.智利民主宪政传统的继承

智利的清廉政风与该国的民主宪政传统密不可分。其一，智利的民主传统相当悠久。智利在建国初期由于外敌入侵等原因，经历了二十余年短暂的动荡和混乱，但之后智利政局一直较为稳定，且该国经过长期努力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民主制度；其二，智利的宪政传统也非常牢固。该国宪法贯穿了“主权在民”、分权制衡、人权至上和保护私有财产等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深入民心，并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执行。

2.智利反腐倡廉制度的建设

首先，构建多层次的反腐监督网络。该国反腐主要是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体系上下功夫。智利的外部监督主要体现在一系列分权制衡之中，包括政治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和公民监督四项；内部监督最重要组成部分则是专门设立的“政府内部总审计委员会”，其作用是为审计总署的外部监督工作提供便利，并且对公职人员形成强大的心理威慑。

其次，建立完善的公务员管理制度。智利国家公务员的行为受到各种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的严格约束。目前，智利的公务员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制定国家公务员的义务、纪律等行为规范来促其廉洁奉公；第二，在公务员录用上奉行公平、平等、竞争和择优原则；第三，建立公务员回避制度，遏止宗法血缘和裙带关系。智利公务员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为保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清正廉洁、加强政府廉政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再次，大力推行政务信息公开，倡导透明行政。比如该国于1999年颁布了《行政廉洁法》，要求执行公务必须透明；此外，智利还实施了包括公布高级官员财产申报和确保公民获得信息权利在内的多项措施。

最后，积极参加国际间反腐合作。到目前为止，智利参加的国际反腐公约有《美洲国家反腐败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智利政府非常重视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反腐合作，其中“透明国际”的两个常驻办事机构之一就设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在与“透明国际”的合作过程中，智利政府采纳了该组织的许多反腐建议。

3.智利廉洁奉公榜样的树立

智利历史上有不少总统能做到廉洁奉公，甚至连西班牙征服者在智利的最后一任总督马里奥·德尔蓬特下台时也是两袖清风，买套私人宅邸的钱都是靠朋友集资接济的。阿历山德里总统在位时，常常深入民众体察下情，上下班不用马车而靠徒步行走。此外，智利的年轻人崇尚自食其力，即使父辈高官厚禄，也不直接靠此飞黄腾达。智利先辈们为政清廉的表率为后来的政府、公职人员以及家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二、我国反腐败现状

当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客观上存在诱发腐败的多方面因素，从目前我国社会腐败现象来看，权力是腐败的轴心，体制机制的缺陷、制度管理的漏洞是腐败的主要根源，因此，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充分发挥制度在反腐倡廉中的根本性、基础性作用，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反思自己，借鉴智利政府在反腐倡廉中所采取的措施，不断完善我国的反复制度建设。

三、智利反腐倡廉措施对我国的启示

1.完善民主法治

首先，深化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第一，进一步提高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用的认识。第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要确实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使国家权力。第三，切实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自身建设。第四，深入加强党的领导。第五，进一步解放思想，跟上时代步伐。其次，完善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积极参政议政，努力发挥作用。二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三是坚持不懈的加强自身建设。再次，坚持依法执政、民主执政，重视搞好选举工作。最后，发挥各群众团体积极作用。

2.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首先，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提出一些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第一，坚持不懈抓作风、改作风，坚决纠正“四风”。第二，坚决有力查案件、惩腐败，依法依纪严惩腐败。第三，坚定不移强约束、促改革，科学有效预防腐败。

其次，公民参与是反腐倡廉取得实效的重要力量。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智利的社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2004年6月政府向议会提交了“公民参与法律草案”，前后有6000多名社会组织的领导人参与了该草案的起草过程；成立于1985年的“智利监察专员委员会”一直致力于推进“监察专员”制度的建立。广大公民关注政府活动，积极参与公共行政，加入监督和控制腐败的行列，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能够对遏止腐败势头起到重要作用。

最后，良好的道德风气是反腐倡廉取得实效的根本条件。智利一贯重视道德教育，尤其重视并大力推进公共机构的伦理规范、道德教育和法律培训。道德约束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有利于推动全社会形成一种清廉之风。

纵观智利实施的反腐举措和取得的反腐成效，我们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遏制腐败必须运用制度的力量，即通过建立国家廉政体系追求善治和善政；实施制度反腐，需要健全的法律法规作保障，并且要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反腐的核心举措是实行透明行政、打造阳光政府，让腐败在公民监督之下无所遁形。同时还要有清廉的社会风气。

尽管与世界上反腐倡廉成绩最突出的国家（如北欧国家）相比，智利依然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腐败问题，在反腐制度建设和法律规范方面还有一定差距，但它在预防和遏制腐败方面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可以借鉴的做法和经验。相信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会不断取得新进展，我们的政治生活清廉而透明！

参考文献：

[1]宋振国、刘长敏等.《各国廉政建设比较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1月

[2]苏珊·罗斯·艾克曼.《腐败与政府》[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3月

[3]刘洪潮.《外国腐败之风与廉政之道》[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1月

对腐败的认识与反腐败的启示 篇4

2010年05月12日

马先权

腐败是个古今中外的世界性问题。正是因为世界各国的腐败在本质上有其相同性，所以，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我国腐败多发的态势，适当借鉴国外促进全社会反腐败的成功经验，对我们当前的预防、惩治、监督腐败来说，是极为必要的。

有些国家和地区，在促进全社会反腐败方面颇具战略眼光，充分利用宣传教育和民主监督两大法宝，在促进全社会反腐败上卓有成效。在宣传教育方面，如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等。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在公职人员中的宣传教育。新加坡政府领导人以身作则，严以律己，体现出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为公务员队伍做出了表率。在领导成员的示范带动下，政府通过举办多种形式对公职人员进行经常性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使公职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逐步形成了廉洁光荣、贪污可耻的职业风范，创造了一个诚实、廉洁的政治环境。二是重视对全体国民的宣传教育。通过教育提高公众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使公众认识到腐败是对自身权利的侵害，迁就和容忍腐败就是害人害已，要善于和敢于通过各种手段与腐败现象作斗争。三是加强对青少年的宣传教育。新加坡在中学设立了廉政和反贪污的课程，使广大青少年认识到，贪污贿赂如同黑社会和贩毒问题一样，都是严重的社会罪恶，使青少年从小就树立起反腐倡廉的意识。在民主监督方面，在许多国家特别是民主政治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除了政府机构的有效监督和防控外，各种非政府的监督力量也非常强大，这些监督包括群众监督、党派监督、媒体监督等，它们构成了一张社会监督网，有时甚至能做到政府监督所做不到的事情，对反腐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是公众监督。公众监督是促进和改善政府施政、防止各级政府官员腐败的重要监督形式。在西方国家，国会开会辩论，市民可以旁听，一般公民可以对政府官员的工作情况提出批评或建议。在芬兰，普通公民有权直接向全国最高检察长举报和投诉，后者有义务对每一项举证和投诉在规定期限内给予答复，并将最后处理结果通报给举报或投诉者本人。只要公众监督存在，政府各级官员就不得不注重自身形象，留心自己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在媒体、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政府官员和民众的距离快速拉近，民众发表意见的渠道更为畅通，公众的意见就会更有力。二是政党监督。政党竞争、党派轮换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民主制度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了争取选民的信任，取得执政地位，政党之间相互攻击、相互揭丑，任何官员的腐败行为，哪怕是一点蛛丝马迹都会成为党派竞选时争夺和拉拢选票的热点，如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克林顿的绯闻，都是政党之间相互监督而揭发出来的，为在野党重新赢得执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党派之间的相互监督在客观上无疑对清廉政治、减少腐败起到了推进作用。三是媒体监督。被西方称为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驾齐驱的“第四种权力”，在反腐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成为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一支有生力量。国外促进全社会反腐败的成功经验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为了促进全社会反腐败，就要切实做到如下几点：

一方面，要积极发挥我党的宣传教育优势，充分发挥宣传教育的作用，加大反腐倡廉教育的力度，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反腐败的良好风气。一是要在各级学校开设专门课程，把法纪教育、廉政勤政教育和警示教育纳入公务员培训计划。二是要要在广大群众中间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使群众明白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树立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信心；要通过宣传，调动群众积极参与反腐败的主动性，使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三是要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增加教材中反腐败的内容，使广大青少年从小就树立起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道德观念。

另一方面，要发挥各方面监督的积极作用，不断拓宽监督渠道，使各种监督形式紧密结合，各方面监督力量有效配合，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效果，形成监督的合力，促进全社

会共同反对腐败。首先，要拓宽群众监督的渠道，创新群众监督的形式，使人民群众真正能够监督政府的行为。对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要让群众知道，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决定，要听取群众的意见，对人民群众的质疑、投诉、建议要有答复的程序和期限；要继续完善信访、听证会、开门接待等群众监督的渠道，积极搭建群众监督的有效平台，使广大群众知道如何监督政府的工作、监督领导干部的行为。其次，要积极发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监督作用。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贯彻新闻自由、言论自主的原则，对一切腐败现象、腐败分子要敢于揭露，及时揭露；对反腐败的大案要案要及时宣传、广为宣传；对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及时刊登、积极反映，从而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独特优势和“喉舌”作用，为反腐败贡献应有的力量。

对腐败的认识与反腐败的启示 篇5

摘要：北欧在反腐败方面行动早、法律完善、经验丰富、效果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当前我国腐败问题形势相当严峻，借北欧经验改善我国腐败形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北欧；防腐败；经验

一.北欧各国反腐败的成功经验

一〉立法严格

早在20 世纪初，北欧国家就开始制定反腐败法律，强调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瑞典于1919 年、1962 年、1978年分别制定和完善了反行贿受贿法。芬兰在20 世纪20年代制定了《公务刑法》。后来，又根据情况变化而加以修订和完善。丹麦虽然没有专门的反腐败法典，但在其刑法的有关章节里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受贿罪的罪刑规范，对贪污罪的刑罚大大高于其他经济犯罪的处罚标准。通过这种严格的立法，使得他们在反腐败方面有着完整的法律保障[1]。

二〉权机制有效力制约

北欧国家对公职人员的权力制约机制十分健全，依赖整个社会，并广泛存在于行政、司法和议会系统中。1.司法途径：司法独立不受行政干预，保证司法系统能够独立地开展工作，从而能够真正起到监督的作用。2.议会途径：议会以立法权、重大政策审批权对行政进行监督，对政府的不良行政进行纠正。3.审计途径：北欧国家的审计部门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有助于公正和独立地进行审计。4.内部途径：北欧国家普遍重视内部监督，如行政监察、立法内部监督和政党相互监督等。5.舆论途径：公众通过新闻媒体揭露腐败、监督政府的行为。6.选举与弹劾途径：选民通过选举对行政官员、议员、党派等进行选择，实行弹劾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

三〉腐败监督机制完善

瑞典是最早开放政府记录供民众查询的国家，也是信息技术社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早在1776 年瑞典就开放了政府记录。瑞典首创了专门的监察官制度，芬兰、丹麦、挪威随后也分别设立了议会监察专员或行政监察官。在芬兰，公共部门的所有档案材料对新闻界和公众开放。挪威议会监察官由议会选出，作为议会的代表行使职责，负责调查公众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办事不公、腐败和处理问题不当等方面的意见和不满。丹麦政府设立的调查官由议会选出，专门听取公民对政府部门的意见，调查和处理公务员的过失。监督机构本身也受到严格监督。四〉反腐败教育系统化

北欧国家在普遍重视培养整个公务员队伍职业道德和操守道德的同时，还突出了执法系统的廉洁自律教育。瑞典、芬兰重视培养公民的守法观念，中学开设法律基础教育课程，录用公务员须考法律知识，上岗必须进行守法宣誓。瑞典有一所成立于1923 年的反贿赂研究所，专门宣传有关法规，并开展咨询活动。丹麦对警察进行经常性的职业道德教育，包括内部的纪律教育、价值观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对警察的纪律状况进行经常性的统计和分析，防范各种违纪和腐化苗头。并通过警察工会活动等方式建立健全警察文化，培养警察的高度荣誉感和责任感。

五〉廉政考绩严格

北欧国家公职人员队伍的素质与对他们的严格考核和管理有直接关系。对公职人员管理考核的主要方法是：1.入口选任。对公务员和公共机构工作人员的选任有严格的条件和标准，对具有监督职能的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官员选任尤为严格。2.管理监控。遵循现代管理原则健全管理，重要职位进行岗位轮换，严格控制公务员的兼职行为。3.考核评估。每年对公职人员的工作能力、个人素质、管理水平和廉政情况进行考评。

六〉国际合作的积极参与

北欧各国积极参加欧盟和经合组织等范围的反腐国际合作。欧洲先后通过了涉及欧洲委员会和欧盟成员国官员的反腐败协定。经合组织制定和修订了国际经济交易反腐败协定和制止对外国行政官员贿赂的协定。1998年以来，欧盟还制定了对私有企业腐败行为采取联合行动的协定以及欧洲腐败犯罪立法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制定了抑制金融和采购体制中的反腐败计划，提出了

各成员在抑制腐败和改革机制上应作的努力。对于这些国际协定，北欧国家均能认真遵守。

二．我国需要在北欧反腐败经验方面的借鉴

一〉对反腐败法律法规的完善

过去我们主要采取两种方法处理腐败问题：一种是进行专案查处，另一种是发动严打运动。回过头去看，这两种办法并不是很有效的。今后应当把反腐斗争纳入法治的轨道。法治的最起码的要求，是实现反腐的法制化。这就是说，不是用个别的措施对腐败案件作专题处理，而是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否则很难避免少数纪检干部疲于奔命地到处救火的被动局面。所以在立法中应注意总结我国反腐败斗争的经验及面临的新情况，借鉴北欧国家在反腐败工作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注意把党的反腐倡廉政策和要求适时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法规，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法律体系。

由于国情方面的差异，我国在学习和完善反腐败法律的时候，还要考虑到对于隐性犯罪的界定，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要确保法律的透明性，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使指定的法律能够真正的落到实处。

而严厉的法律法规只是预防腐败的基础，要想真正的防治腐败的发生还需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二〉权力的分化与制约

我国目前的腐败现象，表现形式五光十色，但从经济的源头来看，主要是三个：一是利用行政干预市场活动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二是利用转轨时期财产关系调整和变化的时机，将公共财产掠为已有；三是利用市场体制的不完善、不规范牟取暴利。这三类腐败活动都与权力有关。由于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权力制衡机制没有及时建立起来，某些人就可以利用这种特殊条件，运用不受约束的权力来谋取私利，实现暴富。腐败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如果我们舍本逐末，只讲教育和“严打”，而没有解决源头上的问题，腐败蔓延的势头恐怕是很难得到遏制的。

我国对各级公职人员权力的制约太少，官员抓在手上的权力太大，并且不受约束，当人们发现不受约束的权力能够使人暴富的时候，有些人就会不择手段地

谋取这种权力，其中的一种办法就是“跑官”、“买官”，这就使得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比如80年代“双轨制”下的“官倒”以及90年代至今的“批租”等都是特权导致的腐败[2]。

对公职人员的权力制约机制方面，我们有很多地方都需要向北欧国家学习：

1.司法途径：司法独立不受行政干预，保证司法系统能够独立地开展工作，从而能够真正起到监督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我国还有待加强，同时还应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腐败的防治，还有在流任制下司法人员的故意规避行为等也需要有效管理2.我国实行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理论上讲是比西方的议会制度更民主跟先进的制度，但是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落实上跟广大人民群众的互动性还不够，众所周知，在我国的各个地方上，重大政策的审批权在个人手上，而各种审批导致的贪污更是在所多有，如：中国的证券市场曾经有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就是一个已经资不抵债的空壳上市公司的名号（所谓“壳资源”）要卖几千万元。原因很简单，走法定的审批程序所需付出的机会成本，即打点各方的费用也高达数千万元。我国应该取消新政对审批的干预，加强民主对行政的监督，对政府的不良行为进行纠正。3.审计途径：北欧国家的审计部门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有助于公正和独立地进行审计，而我国的审计部门只是政府部门的下属机构，这就导致其成为了专为政府服务的部门，而且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审批也存在问题，一度导致公职人员大量的铺张浪费。4.内部途径：北欧国家普遍重视内部监督，如行政监察、立法内部监督和政党相互监督等，在我国内部监督存在严重缺失，对于各种腐败行为往往后知后觉，更或让大量的腐败犯罪逍遥法外，我国在内部监督上应该学习北欧方面走立法内部监督道路。

只有当权力不再成为个人或小部分人的敛财工具的时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三〉腐败监督机制的完善

在腐败的监督机制方面，北欧各国对我们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在芬兰，公共部门的所有档案材料对新闻界和公众开放，对于非保密性部门，办公的透明性无疑能够最有效的防治腐败的发生，这在我国也具有较好的可行性，可以进行试点尝试。从公务人员的财产、房产公开透明到公职人员的办公透明是预防腐败的有效措施。此外，在舆论途径，公众通过新闻媒体揭露腐败、监督政府的行为也可

大力提倡，近年来我国不少官员因为网络的曝光而被查处，网络的曝光在能够充分求证的同时保护了举报人的隐私，不失为一种途径。我国还应当有效的鼓励民众监督行为，让人民有情可呈、有冤可诉，设立有效部门，对真正有需要的群众大开方便之门，杜绝拦截阻碍上访者、对上访者施诸暴力的情况发生。四〉将公务员选拔与反腐败教育联系起来

在瑞典、芬兰重视培养公民的守法观念，中学开设法律基础教育课程，录用公务员须考法律知识，上岗必须进行守法宣誓。而在我国，参考公务员的大部分考生都是直奔公务员的“好福利”而去的，而公务员的录取跟是不乏与钱、关系相挂钩，这种风气是需要大力整改的。因而反腐败要先从公务员的选拔开始，从出发点上去培养廉洁之风，继而深入到所有公职人员之中去。每年对公职人员的工作能力、个人素质、管理水平和廉政情况进行考评。在对公职人员进行经常性的职业道德教育、纪律教育、价值观教育和职业道德的同时，可以树立楷模，找出当代“焦裕禄”，采用有效的升迁方式，将升迁的机会留给有能力、有操守的人，杜绝走关系，乃至“跑官”、“买官”的事情发生。让整国上下刮起廉政之风。五〉积极参与到反腐斗争的国际合作中去。

2003年12月，我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经中央同意，中央纪委、监察部会同15个部门，组成了研究实施《公约》工作协调小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形成了报送中央的《关于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解决相关重要问题的意见》，其中的建议之一是“设立国家预防腐败局”。2005年6月，中央原则同意了该意见。这意味着我国的反腐之路已经走入到国际合作中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都需要在反腐倡廉中加强国际合作，消除腐败的国际土壤，让赃款无处可转移，让贪官无处可逃，让腐败销声匿迹[3]。

参考文献

[1]章义，李胜检.北欧反腐败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J].当代经理人，2006

正确认识反腐败斗争形势 篇6

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努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

纪监室 王爱祥（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教案）

各位领导、同志们：

根据安排,今天由我来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这个问题关 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和进步，关系到执政党生存与发展。严格地讲，不同时期，“三观”所表现的内容不一定相同，但就一个政党而言，其本质是不会变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和腐败问题是紧密相关的，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下的权力运行必然会导致腐败。因此，今天，我结合我对反腐败斗争的认 识，从当前反腐败的形势、腐败的成因等方面，从一个侧面和大家共同探讨我们作为入学积极分子应当怎么做才能实现自己人生的政治理想。共讲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二是正确估价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三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最后谈谈作为积极分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问题。今天时间1.5小时，天气比较热，希望大家支持配合。

一、谈一下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重要性的认识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 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这一论断，我认为是对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重要意义的非常深刻和准确概括。

我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更替，东欧巨变，苏联解体，都是由于腐败造成的。以前苏联为例。

对苏共亡党的原因，我国理论界已谈得很多。今年八九月份，我参加中纪委的培训班。美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和和平演变活动；苏共长期拒绝改革开放，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导致的经济停滞和落后；还有后来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削弱党的领导等等。但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事实，人们 谈得相对较少，即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那么苏 共为什么会被抛弃呢？我们通过下面的材料，可能会找到答案。

苏联十月革命初期，曾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粮食人民委员(相当于粮食部部长)瞿鲁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在饥荒时期，瞿鲁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吨粮食的权力，但是，他却没有从中留下能填饱自己肚子的一小口粮食。他的崇高品质使在场所有的人无不动容。列宁得知后，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目的是要把这作为在饥荒年代保证党 和国家的领导人员承受超负荷工作重压的必要措施。这种做法，人民群众是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的。

可是，苏联经济形势好转后，“疗养食堂”没有取 消，反而逐渐演变为苏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给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起初，这类待遇还只限于少数高级领导人范围，差别也不悬殊，还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但后 来随着党政机关的不断扩大，配给面越来越宽，标准也越来越高。当高层和中层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相比享有越来越多的各种福利时“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识也必然 随之强化，搞到后来，苏共的特殊待遇甚至慢慢蜕变为特权，并向社会其他阶层保密，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开始把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了。

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一个是稳定权力，不断颁布各种条例、规定。这些条例、规定，很多都和人民的要求无关，而是为 了使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当时领导集团的坚定拥护者。另一个就是稳定队伍，尽量提拔一些亲 信，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 利益。上下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必然盛行，而反腐败斗争却很难开展下去。例如乌 兹别克老百姓给苏共中央写了大量的信，反映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信都转到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或是 说查无实据或是说己作了处理。然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往莫斯科写信，反映他们遭到了打击报复。1980年至1983年这短短4年时间里，苏共中央收到来自乌 兹别克的这种信件，就有几万封。

另外，提拔亲信和保官的组织路线，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领导层，造成党的总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进一步失去了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和美国搞军备竞赛，用核导弹代替黄油，必然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招致群众不满。

一些腐败分子，聚集了大量的钱财，再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外衣，已经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吞社会财富，而要通过社会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取得的东西。

从内部资料片看，苏联解体时，社会上很平静，没有费一枪一弹，甚至没有一点儿骚乱。

苏共的失败，充分说明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意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我们如果不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一项严重的政治斗争，长期不懈的抓好，苏共的悲剧就可能在我国重演。新的国家领导人和谐社会、关注弱势群体、保持稳定。重要的工作就是反腐败。

二、正确估价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

1、腐败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不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独特产物。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都普遍存在。

我们先来看贫穷国家的情况，中非帝国的皇帝博卡萨（加冕典礼耗资3000万美元，相当于该国半年的国民收入；镀金宝座重2吨，白色御袍上镶有珍 珠78万粒和100万颗水晶；一顶黄冠镶嵌钻石6000粒，最终因腐败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劳役），智利前总统藤森（因贿赂丑闻等问题逃跑到日本）等

再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印度，2000年发生了泰赫尔卡公司贿赂丑闻（几乎涉及整个印度政坛，先后有34名印度高级官员和高级军官卷入其中，多名 高官被迫下台，其中包括执政的印度人民党主席拉克死曼、国防部部长费尔南德斯、国大党主席兼铁道部长玛玛塔、外交部长潘贾、农业部长辛格、公共分配国务部 长普拉萨德等等）、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在菲律宾拥有私人土地9500多亩，公司232家，飞机29架，现金10亿美圆，珠宝价10亿美圆，黄金数吨，另外在美 国、瑞士还有30亿美圆存款。其夫人光鞋子3000双、衣服2500件、裤子3500条、手提包888个、胸罩500个。因其严重的独裁和腐败，1986 年被国防部长恩里莱发动兵变，而倒台）

泰国副总理沙南（因4500万铢（折合人民币1440万元）财产来源不明，被迫辞职）、2006年9月泰国发生的政变也与总理他信的腐败有关。埃塞饿比亚前总理莱恩（因贪污和滥用职权被判刑18年）、印尼前总统苏哈托（贪污受贿以及不明来源财产300亿美元）等等。

刚才，我所谈的都是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但是，发达国家是不是就不存在腐败问题呢？事实上，发达国家自身也同样存在大量的腐败现 象。在韩国，因韩宝集团（韩宝钢铁集团---韩国排行第二、世界排行第五的钢铁企业）丑闻中，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周围很多人都涉嫌与此案有关，被指控接受 韩宝集团的巨额回扣和贿赂，为此，有2个中央银行行长、1个政府部长和4个国会议员被捕入狱，总统金泳三因此下台。2000年5月19日，上任仅4个月的 韩国总理朴素俊又因涉嫌税务丑闻，偷逃税款，引咎辞职）综观整个国际社会，南亚地区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地区。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南亚是全球最腐败的地区，这一现象造成数十亿美元的 损失，而且让数亿人受穷。这份报告还说，南亚5国（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是“世界上管理最差的国家”，“腐败每年使南亚损失数十 亿美元”，“有5亿多人依然生活在十分贫困的条件下”。当然，各个国家、地区都在积极寻找办法来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腐败毒瘤，而且，反腐败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大家较为熟悉的香港廉政公署，香港的第一 部廉政法例是制定于1948年的《防止贪污条例》，60年代后期，香港贿赂公行，腐败成风，负责反贪工作的香港警署成了最腐败的部门。1971年，香港又 颁布了第二部廉政法例，即《防止贿赂条例》，将由原警署管的肃贪工作分离出来，并于1974年成立了香港廉政公署。1955年再次颁布了《舞弊及非法行为 条例》，香港廉政公署不但有效地防止了腐败行为，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2006年发生的内地一名在香港就读的女博士行贿教授案。（据中新社内地赴港就读的女研究生陈静，香港城市大学，因为企图向任课老师贿买考试题和答案，行贿1万元港币，近日被香港法院判刑半年。12 月6日，由于担心12月16日举行的数学系课程期终考试不能通过，陈静将1万元港币放进副教授戴晖辉的信箱内，以邮件方式要求戴晖辉向她提供考试试题和答 案。12月11日，戴晖辉再次收到陈静两封电子邮件，催促他尽快把答案和试题提供给她。戴晖辉随即与数学系主任一道向廉政公署举报。12月14日，在香港 廉署安排下，戴晖辉与陈静相约，把预先准备的试题、答案、两本空白答题簿交给陈静，正当陈静埋头抄写答案时，被廉署人员拘捕。法庭上，辩护律师以陈静不熟 悉香港法律为由请求法庭谅解，但法官认为这不能成为犯罪的借口，并指出被告所犯的行贿罪严重，影响很坏，必须判处即时入狱。

1995年，在韩国开始的“世纪审判”，曾震撼了整个韩国，在国际反贪历史上也掀起一股“反贪旋风”。整个事件涉及到韩国多名总统和几乎所有经 济巨头，并有2名总统被判刑。此案涉及到前总统卢泰愚（执政4年，收取礼金6.5亿美圆），另外还有涉嫌此案的司法官员331名，包括检察长、审判官、检 察官33名，律师11人、检察部门普通职员84人，法院职员17人，警务人员18人，监狱教官7人。西方媒体评价韩国的廉政风暴为“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对韩国政坛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1992年席卷意大利全国的大规模“净手运动”，使7次出任政府总理，30余次担任内阁部长的朱利奥安德烈奥因被控与黑手党有幕后交易而下台。93年米兰因发现一起小贿赂案件引发受贿大案，使1000多人被捕，1000多人接受审查，其中包括150多名议员，800多名国家机关重要官 员，1400多名企业家，900多名党派人士。

以上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比我们好得多，法制化程度也比我们高，但还是出现了如此高规格、大面积的腐败现象，这一方面说明腐败作为一种社会顽疾，要想根除，绝非易事，另一方面也说明，腐败这一社会现象并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缺陷，它存在于各种社会制度。因此，我们绝不能因为我们目前存在腐 败现象而否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要认识到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只是社会主义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精神文明和法制化程度都不高 的情况下出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要坚信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消极腐败现象就一定能得 到遏制，并最终被消灭。

2、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反腐败斗争的四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对如何开展反腐倡廉工作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走过的反腐倡廉历程，大体上可以把它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教育反腐阶段(从1978年到1989年6月，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改革开 放之初，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敏锐的眼光清醒地认识到在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体制转换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出现腐败易发多发的严峻形 势，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要论断，果断的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党心民意的重大举措，恢复了中央纪委和重建地方各级纪委，集 中力量抓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第一阶段的反腐败斗争主要靠教育为主，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优良的革命作风，警惕思想上受到享乐主义作风的侵蚀；同时，主要利用党纪、政纪对少数腐败分子进行及时、严厉的惩处，严肃党风。

第二个阶段：运动反腐阶段(从1989年6月到1992年10月，也就是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召 开)。这个阶段时间不长，但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是在“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复杂环境中展开的，一方面，国内面临着严重的经济波动（通 货膨胀）和政治**（八九**）。中央反腐败斗争重点抓了三项工作：一是重点查处了“官倒”现象，取消对领导人某些食品的特供，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严肃 查处贪污、受贿案件等7件事。二是 1989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期限内自首 坦白的通告》，掀起了一波反腐败的高潮。这期间共有9名高官受到严厉查处。第三个阶段：权力反腐阶段(从1992年10月到2002年11月，也就是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召开)。这个时期案件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要案往往与大案联系在一起，例如因“远华案”被揭露的李纪周、石兆彬等，这些案件 所涉及的案值与80年代想比不可同日而语，并且因为直接影响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而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二是一些地区出现了集体腐败的现象，例如广西（成克 杰、徐炳松、李恩潮）、北京（陈希同、王宝森、铁英、黄纪诚）、沈阳（慕绥新、马向东）等。三是腐败官员家人涉及腐败行为的案件增多，相当一部分腐败官员 道德的严重堕落，严重破坏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因此，到了九十年代，特别是1992年中纪委二次全会之后，中央不断加大了查案的力度。自1997年10月到2002年9月的五年间，共查处省（部）级干部98人，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判死刑，成为第一个因为腐败走上断头台的省部级高官。2000年9月14日，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克杰被执行死刑，成为建国之后被处决的职位最高的腐败分子。2001年10月，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公安部原 副部长李纪周分别被判处死缓。2002年，王雪冰、丛福奎、麦崇楷、田凤岐等一批省部级高官； 2003年中央反腐败力度进一步加大，中纪委查处了18个 省部级干部。其中，有两位原省委书记（原贵州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方仁和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 2003年11月13 日，大贪官李真被执行死刑，从而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2005年，全国受到党纪国法惩处的省(部)级干部就有13人，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国土资源 部原部长田凤山先后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

第四阶段：制度反腐阶段(从2002年11月开始到现在)。

2004年初，我们党颁布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去年1月，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实施纲要》。

从我区看，工程招投标、议标。药品招投标。农村养老保险清理规范。费薪包干，乡镇、街道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等等。

3、目前全国反腐倡廉工作的总体形势

对当前反腐败形势怎样看？怎样评价？究竟好不好？取得了哪些成绩？是越反越严重、越反越厉害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这 些都是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问题。形势问题估计不好，如过高的估计或是过低的估计，不仅会影响人们对反腐败的信心，还会影响对社会今后反腐败的发展趋向。当 前全国反腐倡廉的形势，可以用两句话概括：第一句话是，反腐倡廉总的形势是好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第二句话是，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比 较严重，反腐倡廉的任务还很艰巨。

第一句话意思是指：保持了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力度。从全国看，从2004年至2006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 案482220件，结案482104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54554人，其中县（处）级干部1.8万余人、厅（局）级干部1200余人、省（部）级干部 49人（包括了王怀忠、刘方仁、韩桂芝、田凤山、陈良宇、刘志华等一批省部级高官），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的有24493人。从我区情况看，最近几年先 后有2名常委和10多名乡局级领导干部被查处。安徽省副省长 王怀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人民币275万元，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230万元、澳币1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517.1万 元，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王怀忠对价值人民币480.58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差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罪。王怀忠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具有多次索贿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更为恶劣的是，王怀忠为逃避法律制裁，利用职权强令索取他人的巨额贿赂用于阻止有关 部门对其涉嫌经济犯罪的查处，所犯受贿罪行极其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受贿案以受贿罪判处刘方仁无期徒刑。刘方仁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收受他人钱款折合人民币177万余元，伙同他人共同收受他人钱款人民币50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严重。

新华网浙江频道12月15日电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5日依法对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韩桂芝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查明，1993年至2003年期间，被告人韩桂芝利用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 委副书记等职务便利，为马德等人在职务晋升、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款物共计人民币702万余元。案发后，赃款、赃物已 全部追缴。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韩桂芝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严重破坏了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韩桂芝因涉嫌 受贿被审查后，如实供述了有关部门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认罪悔罪，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故依法对韩桂芝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记者孟娜）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7日依法对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田凤山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查明，1996年至2003年期间，被告人田凤山利用其担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国土资源部部长的职务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以及利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436万 余元。案发后，赃款已全部退缴。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田凤山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鉴于田凤山因涉嫌受贿被审查后，坦白了有关部门不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遂作出上述判决。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严重违纪受到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调查发现，刘志 华在担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数百万元。此外，刘志华生活腐化堕落，包养情妇 并滥用职权为其情妇承揽工程谋取巨额非法利益。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腐败问题被查处等，都充分表明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不论是谁，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们党是有7000万党员的大党，近三年来，每年受处分党员只占党员总数的1.8‰左右；涉嫌犯 罪被移送司法机关的党员干部，占受党纪政纪处分总数的2.7%，不到全国党员总数的十万分之七，尽管这个比例是波动的，但总的趋势是下降的。这说明党员干 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

如何理解第二句话呢？可以这么来说，我们既要充分肯定这些年来反腐倡廉取得的成效，又要清醒地看到反腐败斗争还面 临着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在腐败案件方面，一些经济类案件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利用干部人事权、司法权和行政审批权违纪违法案件突出，窝案、串案明显增多； 领导干部与配偶子女串通进行腐败活动；作案手段隐蔽性加强，等等。在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方面，一些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工作中 出现的不正之风以及企业违法排污，学校、医院乱收费等问题还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影响市场秩序的商业贿赂行为还十分猖獗，等等。所以说，反腐倡廉任务还十 分艰巨。海陵区查处的案件。

三、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一切腐败的根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主要是四个方面：

（一）剥削阶级思想是滋生腐败的历史渊源。

从根本上讲，腐败现象是私有制的产物，它是伴随着私有制、阶级的出现而出现的，其实质是以权谋私。

中国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历代王朝经历了从兴盛到腐败，最终走向灭亡的过程，形成中国特有的“周期律”现象。

早在奴隶社会，晋国的统治者惩治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贪官羊舌鲋（付）。羊舌鲋（前580＿531年）担任代理司寇后，处理一桩诉讼多年未决的土 地纠份案。当事者是晋国两个地位显赫的人物＿＿邢后和雍子。邢后封地和雍子封地毗连，封地的界限没有严格划分。雍子扩大边界侵占了邢后封地，造成争夺不 休。雍子得知羊舌鲋办理这桩公案，便抢先将女儿许给羊舌鲋为妻。羊舌鲋得到雍子的女儿，便不问是非曲直，宣判雍子无罪。由于他徇私枉法，后被晋国统治者 论律定为“墨罪”（贪以败官为墨），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奴隶制的法典钉在耻辱柱上的贪官。

在封建社会较为有影响的惩治腐败的事件很多。

比如：清乾隆四十五年，浙江巡抚王谭望为了迎接皇帝南巡在家中大兴土木，张灯结彩。乾隆到杭州后，王谭望千方百计邀皇上住到他家。同时，他又 捐资50万修筑海塘，以示自已爱民如子。岂料，乾隆帝却对他的财产来源产生了怀疑，便派员暗查。结果，查出王谭望在甘肃和浙江任职期间，共贪污受贿银 两达300多万两。最后，王谭望被判斩首。与此案有牵连、贪污两万银两以上的官员共54人被处死，另有46人被充军流放，100多人被革职。乾隆处决王谭 望后，命闽浙总督陈祖辉查抄其家产。不久，抄家清单报上。乾隆见清单所列有玉瓶、玉山子等工艺品，自已从来没有见过，便亲自去内务府仓库查看。可是，库 中却只有少量珍宝，大部已不知去向。乾隆帝怒火万丈。原来，陈祖辉见了赃物十分眼红，竟利用抄家之机，大肆侵占。不料，兴奋之余，竟然错将未经篡改的那份 抄家底册上报了。正当陈祖辉在家中玩赏珍宝之时，忽然圣旨传到，令陈祖辉立时自尽，其家产亦全被抄没。这就是历史上“查办贪案出贪案”。尽管封建统治者采取了一切办法，也改变不了江山社稷的更替，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封建制度本身所决定的，它代表的是少数的利益，不是为大多数谋利益的，这注定要走向灭亡的必由之路。

有人要问：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还存在腐败问题？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原盐城市政协副主席李树春悔恨书，就能说 明这个问题。他因腐败被判12年有期徒刑，他在监狱服刑时，他十分后悔道：“剥削阶级的思想、不劳而获的念头，使自己放松了学习、忘记了党的宗旨，忘记了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个人有了这种思想，必然是一个沉溺于个人享乐的人，怎能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一个对个人利益考虑过多的人，怎能去为人民服 务。”

（二）理想信念的动摇是产生腐败的条件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党员经受不住长期执政的考验、经受不住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考验，思想道德防线被冲破，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和道德 品质发生蜕变，他们的权力观、群众观、价值观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完全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一步一步走上犯罪的道路的。这样的教训屡见不鲜。

从近年来查处的典型案件中，我们可以分析出腐败现象的三种成因和最终表现：

1、扭曲的人生观是导致腐败产生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一些人的人生观发生了畸变，追求资产阶级腐朽享乐思想，有的精神空虚，有的玩物丧志。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在6年多的时间内由嫖娼发展至包养情妇，仅在南京和盐城两市就长期包20多名“二奶”，其中动用公款和赃款约500多万元为13个“二奶”们购买房屋就达13套之多，此外还查出其贪污受贿1000多万元人民币，另有10万美元来历不明。

胡锦涛问吴官正，贪官包二奶的有多少？ 尤德清。

有的整天沉迷于扑克麻将，“白天打到鸡进笼，晚上打到东方红”，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就常到澳门等地由外商资助豪赌，三年累计输掉4000万元。鞍山市千山区水利局局长李敬仁从1997年到2000年三年间私自到澳门赌博25次，输掉公款600多万。我区赌博的。

2、扭曲的价值观是产生腐败的催化剂。

抗日英雄吉鸿昌有句名言：“做官不许发财”。江泽民同志指出：“现在大多数领导干部收入并不高，比较清苦，但必须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你是 领导干部，就应该有这种觉悟和奉献，不能在工资之外再捞点什么好处，赚点什么好处”。这句语重心长的教诲，既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严格要求，也是真诚的关心 和爱护。但众多贪官却把总书记的话置之脑后，对人民犯下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罪行。

李真，1962年5月生，1998年4月任河北省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真在担任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河北省委办公厅秘书、副主任、河北省 国税局副局长、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868万余元，以及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收受贵重物品等，共计折合人民币1051.09万 元。经查，从1995年至1999年初，李真通过帮助北京某公司经理王某承揽工程，共收受王某贿赂305万元。1992年底，李真通过原中国东方租赁公司 河北办事处（简称东租冀办）主任张某帮助吴庆伍（现在押）从东租冀办借款2000万元（后吴将此款据为已有），事后，李真收受吴庆伍15万美元和1O万 元。1994年4月，李真通过给秦某借款、承揽工程等，收受秦某50万元和价值1O0万元的一套住房。1994年下半年至2000年初，李真先后通过帮助 他人提职、调动工作、承揽工程项目、贷款、批烟等，收受多人贿赂，计1O.9万美元、122.94万元等。李真还利用职务之便干预司法活动，收受他人贿赂 62万元。此外，李真还收受礼金48万元，收受各类金银玉器工艺品、手表、相机、古玩字画、高档衣物等贵重物品455件，总价值 115.1万余元。

原盐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祁崇岳因受贿200多万元，被判刑18年，在狱中，他说：他认为自己进步无望，便要政治损失经济补，要乘手中有权，在经济上捞一把，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眼睛瞄向了金钱，结果就像偷油的老鼠，吃香了嘴，跑顺了腿，有几日不受贿，心中就不舒服。

3、扭曲的权力观是腐败产生的推进剂。

权力是什么？如何使用权力？这是摆在每一位党员干部面前的重大课题。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

原广东汕尾市副市长马红妹一上任，就花2万元改造了办公室，天天大吃大喝在宾馆。她连家里生活用品、卫生用品也拿到公家去报销。一次她买卫生 巾，还让秘书要张发票来报销，其贪婪的嘴脸可见一斑。她是这样荒唐地“辩解”自己的腐败行为的：我每天工作忙得顾不上吃饭，公家当然要请我吃工作餐了；我 整天在外边吃，吃腻了，想换口味，自己买菜自己烧，这比宾馆便宜多了，这不等于给公家节约了吗？公家应该鼓励这种行为，应该为我报销嘛！我是个女人，我代 表汕尾妇女形象，而且经常上电视，如果穿得太差，就会给汕尾妇女抹黑，我买了一些衣服，难到公家不应给报销吗？ 福建省政和县县委书记丁仰宁，在1999年12月27日在电视上谈及“为官心得”时说：“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他还在电视上说：“尝到权力的甜头之后，收红包就没有了控制”。这个贪官在上任3年内，收受红包高达200多万元。

4、扭曲的群众观是腐败行为的最终表现。原河南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市人大主任景献琢对解放思想有过放肆的发挥，他说：开了十五大，顾虑全放下，发展经济，愿意干啥就干啥。在这种思想支 配下，他不顾老区人民的贫困处境，动员市人大机关向基层强行推销白酒数百吨，牟取暴利，赚钱私分，私设小金库。他胆大恣意将50万财政拨款集体私分，并威 胁说“谁也不能说，谁要说出来，我就找黑社会的人把谁杀了。”

河南新乡市原市委书记祝友文受贿36.9万元，当他被群众举报后，直接指令公安机关对举报信的来源进行排查，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93年10月到1997年年初，祝友文利用职权，非法指使公安机关截留群众举报信件200余封，并对举报人进行长期追查。

四、共产党员应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上面我和大家一起探讨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分析了腐败问题的成因。现在我们一起来谈谈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从上面介绍 的一些已经被查处的腐败党员干部情况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他们在指导思想和行为上必然会发生扭曲，最终成为阶下囚就成为一种必然。我们每 个同志都有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看法，如怎么看待金钱的问题，不同的三观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钱越多越好；有的人认为：通过自己合法的劳动所得的 金钱越多越好；有的人认为，只要不是偷的抢的，越多越好；还有不少人是这样认为的，最重要的不是拥有多少财物，而是你为社会创造了多少价值，做出了多少贡 献等等。我们大家自己对照一下，看你是如何想的。有的人会讲，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你能成为老板，你就会有价值。这个回答，对于一般的人而言，没有错，但 对于一个追求加入党组织的先进青年，你的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大家 千万不能忘记，我们的市场经济前面的限制词“社会主义”，这个限制词将我国的市 场经济的特征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做了严格的区别，我们的市场经济充满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优越性，它是为了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某个人富 裕。这就要求共产党员和一切要求加入我们党的组织的先进分子要树立正确的“三观”。什么是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呢？我认为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识论和实践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发展和民主法制的精神，有坚定的正确的人生理想，在实践中为了人民的利益，敢于创造、乐于奉献，敢于牺牲的一种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

我们又怎样实现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呢？答案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 观不是一时的，而是一个渐近的过程，需要在不断的学习实践中不断修正和积累升华的过程。当前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入党？怎样入党？入党 后怎样做？有的同志讲：我现在只是个追求进步的青年，手中没有权，我怎么可能腐败。听起来，这句话有道理，其实不然，任何腐败的产生都是先从思想腐败开始 的，思想腐败是从不学习、不思考、不追求开始的。思想腐败是最危险的。而思想腐败的萌芽就是在青年时期形成的，青年时期不加强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 造，将来有一天就会违纪违法。这几年，我们海陵区在查处大要案的同时，也查处了一批普通党员违纪违法案件。因此，我们作为积极分子，要注重从思想上、从小 节上做起，打牢思想根基，早是在思想上入党，从而弄清为什么入党、怎样入党、入党后怎么做的问题。只有坚持从学习入手，从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 走，我们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树立正确的“三观”。

（一）树立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有的同志讲这是空的，感到现在 谈理想是可笑的一件事。理想信念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追求的方向，方向错了，一切就都会发生偏离。客观地讲，那些腐败分子不是天生就会腐败，也不是从当官第一 天起就会腐败，他们之所以走上领导岗位，其中也包含他们当初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但当他们走上领导岗位后，在金钱、美色面前，在拉拢诱惑面前淡化了自己的 理想信念，最终而成为腐败分子的。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我们走向成功的重要精神力量，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红军长征就是一例。

现在一些企业能由小作坊变成一定规模的大企业，也是由于此。当然一些企业为什么现在停滞不前，其原因就是小富即安思想引起的，是没有追求引起的。对单位而言，失去理想就失去追求，对个人而言也是一样的。我们有的同志要问，我的文化比较低，奋斗到最后，可能最多当个村干部，我还能有什么追 求？我这里举个例子，供大家参考。一个是扬子晚报上报导的一位只有3年级小学文化程度农村女青年在完成外语专业函授大专文凭后，认识到知识改变命运的道 理，在31岁未嫁的情况下，摒弃世俗的眼光，重新走进校园，从初中开始读起，重新考大学，现在正在某院校读德语专业。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出现的一些生 命奇迹，也是人们对生命执着追求的典型事例。

（二）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实现理想信念需要知识和能力。随着思想的大解放，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新生事物层 出不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等新思想、新观念接踵而来，作为青年中的中坚力量，我们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会在思想上僵化，行 动上迟缓，就会失去先进性的要求。而学习既是丰富知识、提高素质的过程，也是吸收先进文化、思想，提高认识，改造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过程。因此，我 们要抓紧学习不放松。俗话讲：学则智，不学则愚。人生有涯，而学海无涯，须活到老，学到老。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工作涉及的面越来越广，要求我们加强学习，不断地充实和提高自己。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现实工作不断发展的需要。从纪律方面看，当前我们要注重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相当一部分企业、农村党员干部由于平时不注重学习，对党纪条规知之甚少，经常在无意中犯了错误，如有些村干部用公款为他人借款抵押担保，还认为钱没有少，没有什么错。实际 上已犯了挪用公款的错误，一个村支部书记把集体资金20000多元钱，私自借给个体户缪某用于生产经营二年多，一直未入村集体的帐，村支部副书记收群众水 电费1.2万元，一年多一直未向村里报帐结算。象这样我们海陵区查处的基层干部挪用公款错误绝大部分都是由于不懂法律、纪律造成的。从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 作风情况看，我们要加强对党章的学习，党章是我们党的最高章程，明确了党的宗旨、性质、任务和先进性的要求。只有把党章学好用好，我们才能知道我为什么入 学、怎么入党、入党后怎样做的重大人生课题。我们有些村委干部由于不学习，认为自己是群众选举的，就可以不接受党的领导，对村支部的决定置若罔闻，结果导 致违纪违法。这些都是入党前，没有真正学习理解把握党章的体现。从我们的视野情况看，我们一些同志只知道满腔热情干工作，但由于平时不能广泛汲取知识，导 致认识肤浅，处理问题的方法简单片面。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要么不能适应工作岗位的需要，要么误入歧途。老东河村邓宝贵就是一例。(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权力观。今天在座的同志中间有的是村委工作人 员，有的是村民小组的组长，有的是企业车间的骨干，有的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的已经走上中层干部的岗位，总之，我们不少人手中多多少少都有了一定 权力。我们要从现在起学会慎重用权，树立权力是用来为群众服务的意识。客观地讲：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是一层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而变 化，人一旦走上不同的岗位，其人生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尤其是权力的变化特别容易引起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变化。俗话讲：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正确地运用权 力,可以造福人民；错误地滥用权力, 则会祸害党的事业,并最终伤害自己。现实生活中,在权力观上出问题的举不胜举。如有的视权力高于一切,想方设法要 权、揽权，甚至争权夺位,勾心斗角；有的特权思想严重,把个人权力绝对化,谁也碰不得、动不得，遇事听不进不同意见,搞个人说了算；有的把权力看作是个人 奋斗得来的私人财产,变作“谋私”的工具,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古人云，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天地民心是杆秤，老百姓就是秤砣。事实正是如此，领导干部谁优谁劣，谁贪谁 廉，干好干坏，最终不是干部本人说了算，也不是上级领导说了算，真正看得清、道得明、说了算的还是人民群众！号称“南粤第一案”的原广东省人大副主任欧阳 德，他早在1990 年任东莞市委书记时，就因以权谋房遭到群众举报，1993年，群众又举报不断，尽管后来当上了省人大副主任，但最终还是在群众的举 报声里中箭落马，历史反复证明，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谁滥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必将被人民所抛弃。有一位腐败的国有企业厂长在职工面前扬言，“你的工资没有我多，你的住房没有我大，我还管你，你就是下人，”这个自以为是“人上人”，可是广大 工人联名举报他专横跋扈和侵吞公款的问题，后来工厂改制，他自知职位难保，四出活动，公开叫嚣“谁投我一票，马上发1000元给他”，尽管如此，无人投其 票，失去的民心，千金难买！

（四）切实注意修正小节。小节问题往往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无意识外泄。长期不注意修正小节，就会积重难返。腐败的开始都是从小节开始的。看一个人是不是真心想进步，不仅要看能力、看成绩，更要看个人生活作风上的小节。看能力、看成绩，这不错。但 “风起于青萍之末”，“巴豆虽小坏肠胃，酒杯不深淹死人”。在推杯换盏中放松要求，在小利小惠前丢掉原则，在轻歌曼舞中丧失人格，这样的例子实在太 多。有一寓言说，有个偷针者和偷牛者一起被游街，偷针者感到委屈：“我只偷了一根针，为什么和盗牛贼一起游街，太不公平了！”盗牛者对他说：“不要嚷了，我走到这一步也是从偷针开始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由小变大，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人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腐败分子，其走向腐化堕落大多是从 不注意小事小节开始的。胡长清第一次只是接受了不法商人赠送的两支毛笔，后来发展到接受他的宴请、金钱等，再后来便一发不可收拾，竟肆无忌惮地索要起来，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在平时工作生活中做到“三要”：一要坚持从小事做起。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一些党员干部犯错误，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 路，往往是从吃点、收点、要点、拿点这些所谓小事开始的，逐渐演变成大错。在对待纪律和法律，在处理公与私的问题上，不能讲情面，不能觉得是小事、是小节 就放纵自己。美国康乃尔大学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将一只青蛙丢进煮沸的油锅中，青蛙曾用尽力气跃出油锅安然逃生；半小时后，将这只青蛙又丢进注满冷水的 锅中。青蛙在水中来回漫游。实验人员开始加温，青蛙享受着温暖很是惬意。待它感到水太烫熬不住时，已经无力再往外跳了。青蛙没有死于煮沸的油锅却死于“温 暖”的水中。从这一实验中，我们会得出很多启示。让我们以青蛙为镜，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时刻树立忧患意识。

二要过好亲情人情和美色关。中国是礼义之邦，讲究亲情人情关系。共产党人也有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也有同学、老乡、战友、同事、上级和 部下，亲情人情客观存在，关键是要正确对待。要有“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胸怀，认清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而不能用来搞封建社 会 “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生活中，我们有的党员干部本质是好的，贪欲不强，平时生活也很俭朴，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人民好干部，但就 是因为挡不住“枕边风”吹拂和亲朋好友的软磨硬泡而陷入以权谋私的泥潭。影片《生死抉择》中的市长李高成如果缺乏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敏感性，为关系网所 困，为亲情所役，其后果将是不堪想象的。因此，我们应该过好亲情人情关，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的新型人际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 是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社会上诱惑增多，不顾礼义廉耻者增多，有的甚至把美色作为办事的敲门砖，当权者更容易受到美色的包围和进攻，稍一放松警惕，就会在 香风面前昏昏然。

（四）做遵守纪律的模范。遵纪守法，是自我修养、自我改造的过程，也是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方法。一个为所欲为的人，是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人生态度的。作为入党积极分子我们要在学习党纪国法的基础上，依纪依法行为，在群众中树立好榜样。要处处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上的纪律要求自己，如不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不准参与赌博，不准为赌博活动提供场所和其他方便条件。

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提出的纪律要求，如不准违反规定出租、使用土地。不准参与和策划、组织、指使群众强装强卸、欺行霸市。不准参与和组织、煽动、指使群众集体上访、越级上访。明朝朱元璋曾对臣子说：老老实实做人,守着自己的俸禄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一口井”,井水虽不满,但可天天汲取,用之不尽，取之不竭。人生的历程,就像一架飞机的航程,不在于它飞得多高,飞得多远,而在于是否安全着陆。

对腐败的认识与反腐败的启示 篇7

关键词：分权与制衡,中国,权力滥用,反腐败

权力易于腐败, 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 这是英国阿克顿对腐败与权力关系的概括。要研究中国反腐败权力滥用的对策, 有必要反思西方国家的分权与制衡理论。无论其缺陷有多大, 里面的精髓值得我们学习。

一、分权与制衡的理论价值及缺陷

(一) 分权与制衡的理论价值

分权与制衡原则, 被誉为“西方立宪主义全部格局的核心”。[1]从现代意义上说, 分权是国家权力在行使过程中的职能分工。制衡是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权力的制约, 以达到权力平衡与协调。分权与制衡就是国家权力按性质与作用由不同的国家机关掌握, 并使之相互制约, 相互平衡。

1、核心价值是权力要受到制约

“要对权力进行制约”是分权与制衡共同的价值追求。权力不应集中在某一阶层之中, 掌握权力的人不能肆意妄为, 要受法律的制约。权力运动的本性在于打破权力分立的界限去侵蚀另一权力。就如洛克所说, 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 这就可能使他们运用特权逃避法律的制约或制定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的法律。[2]因此, 我们在反思资产阶级分权与制衡学说时, 要借鉴其中“权力一定要受到制约”和“用权力去制约权力的合理价值。”

2、政府三大职能和三大机构的划分

正如维尔所说:“以某种形式表现的权力分割及职能分离正是我们政府制度的核心。”[3]三权分立学说首要的贡献在于对政府立法、司法、行政的划分以及与之对应的三种机构的划分。虽然洛克和孟德斯鸠等提出的政府三种职能的执行权概念仅指执行法律的权力, 与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权”内涵不同, 但这一划分至今仍然是大部分现代国家政府机构和职能的基本划分。

3、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专制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

分权与制衡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 实现阶级统治, 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思想武器, 它客观上帮助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 并且维护了资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通过分权制来监督国家权力, 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法制组织程序, 具有促进历史进步的意义。

(二) 分权与制衡的实践缺陷

1、三权分立的理想色彩较浓重

西方资产阶级的分权与制衡理论只强调权力的控制问题, 而缺乏权力协调问题的讨论, 使得现实中国家权力结构间相互推诿、扯皮和争吵, 效率低下。大卫·威廉姆斯在《政治原则讲演集》中就说道:“政府体系中的平衡概念是幼稚和异想天开的, 提议说政府的几个部门是独立的, 就是给予他们一些委托, 即使违背了, 他们也可不受处罚。”[4]在自由资本主义初期, 资产阶级因忙于财富积累, 要求国家尽量少干预, 只把国家的职能看成“政治守夜人”, 因而这一局限还不凸显, 而当资本扩展到全球范围, 社会现象愈益复杂, 政府需要高效运转时, 这种局限就完全暴露了。

2、囿于内部制约而缺乏外部制约

西方的权力制约思想强调的只是三权之间的制约问题。权力的制约不仅包括国家机构内部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 也包括“社会制约权力”, 同时还包括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控制。内部主要解决权力协调的问题, 外部主要解决权力的控制问题。比如, 普选制, 新闻、言论、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权等, 就是对掌权者从外部施加压力而实现对权力的制约。

二、对中国反腐败的借鉴意义

(一) 权力滥用的现状

近年来, 中国出现了各种腐败现象, 如公权私用, 特权乱用, 集权滥用, 权力互用, “大”权小“用”, “小”权“大”用等。权力滥用必然导致腐败, 一些人利用特权, 损公肥私, 我安排你的人当“公差”, 你安排我的人吃“皇粮”。一些执法部门人员, 受权力干扰、人情或受贿等影响, 不能秉公执法,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某些掌管着公共权力的人, 为谋求私利, 刁难于人, 放弃原则, 越俎代庖。权力的肆意妄为必然产生严重的腐败。“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5], 其主要原因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 因此, 反腐败的重点应该放到制约公共权力的滥用上。

(二) 借鉴分权与制衡原则的必要性

制衡是遏制权力滥用和腐败的最有力的理论武器, 分权与制衡理论防止了权力集中于某一集团, 并为民主权利的实现提供了新的监督方式, 为我国反腐败提供了借鉴的可能。就中国而言, 实现对政府权力滥用的有效控制是当前反腐败战略的基本命题。因而, 在现阶段我国权力结构中实行分工和制约是必要的。

1、从历史必然性看, 分权制是人类社会管理形式发展的必然阶段

人类社会管理形式的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 国家政权的“分”与“合”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作为国家管理的技术规则, “分权与制衡”理论是世界民主文化的结晶, 而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我们不应该从意识形态出发, 给分权与制衡贴上政治标签。合理利用分权与制衡不仅可以防止暴政, 而且可以有效控制腐败, 我们应该探讨其中的制度性的技术性因素。我国现阶段封建专制主义残余还根深蒂固, 在某种程度上使某些掌权者容易走向专制, 从这方面看, 我们或许可以借鉴资产阶级运用分权与制衡原则与封建专制做斗争的经验, 以确保掌权者合理合法的运用权力。

2、从分权本身价值看, 权力制约思想对我国反腐败有借鉴价值

我们不否认分权与制衡的反动性, 但也要看到其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孟德斯鸠认为, 政治自由的最大权威就是权力, 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从事物的性质来说, 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6]权力分立和制衡可以有效防止某一机关或某一部门的权力过大, 能够有效遏制因权力滥用而导致的腐败, 所以他把分权作为制衡的前提, 把国家权力划分为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方面, 分别由三个不同机关行使, 使三权互相约束和牵制, 防止个人或个别机关独断专行和滥用权力, 保障人民权利。这种分工对现代国家说来都是必要的、适用的。恩格斯曾指出:“事实上这种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的分工罢了。”[7]马克思、列宁曾经的确反对分权, 但他们根本上反对是资产阶级的虚伪性、欺诈性以及无效率的官僚主义作风, 而不是分权这种形式本身。在腐败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 我们完全可以有选择地借鉴资产阶级分权与制衡中的一些内容, 在无产阶级国家机关之间确立分工与制衡原则。

3、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看, 仍然存在着权力滥用的可能

历史上封建专制残余思想渗透在一些领导干部头脑和习惯中, 改革开放后, 一些领导干部又受到西方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权力分配不科学、不均衡, 权力运行中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监督体系, 就为个别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打开了方便之门。又加上缺乏完备的惩处手段, 使得一些滥用权力者觉得风险小、成本低, 胆子越来越大。权力不受监督, 必然会导致腐败。只有掌权者处在被监督的社会里, 腐败的几率才可能减少。只有通过分工和“以权制权”, 才能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不受侵害。国家权力有两方面内涵:一方面它来自社会, 要求服从与集中;另一方面又脱离社会, 存在着被掌握它的人滥用的可能。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 国家权力仍然具有两方面特点, 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 资产阶级按照分权和制衡原则建立起了国家机构。事实证明, 这种措施是有效果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 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力交还给社会、由劳动者直接行使管理者的职能创造了条件。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低, 人民仍须委派一批管理人员来实行对社会的管理权。由于管理权与劳动分工的存在, 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 权力滥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这种背景下, 借鉴“以权力制权力”是有必要的。

4、从提高效率效能看, 国家权力每一方面相对独立的行使有利于提高能效

国家权力在行使过程中的分工和制约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权力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 来自人民, 用之人民。在其形成、行使的过程中, 各个环节之间要互相协调、互相制约和监督, 以保证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在社会主义国家中, 国家权力机构可以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等几个子系统结构。人民代表行大会行使立法权, 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权、司法权分别由人民代表机构选举和委任的政府机构和司法、检查机构行使, 这些机构在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独立行使决策权, 这些机构即受到监督, 又相对独立, 一方面要遵守宪法和法律, 使得各个机构在形式权力的过程中相互协调与平衡;另一方面在宪法框架下独立行使权力, 使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和决策得以准确、迅速地贯彻执行, 充分发挥国家机构的效能。这就要求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一方面授予行政、司法机构一定的互相牵制和相互制约的权力, 另一方面加强对行政权、司法权的制约和监督, 协调各机构之间的利益, 形成国家权力机构制衡体系。

(三) 应对反腐败的几点建议

我们借鉴分权与制衡原则, 绝不是对资产阶级分权与制衡学说的全盘照抄, 我们要有选择地借鉴, 要根据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 结合我国的经济等具体情况, 以及权力滥用的表现, 创造出一种适合我国的分权制。通过分权实现国家机构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 使各个机构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行使自己的职权时都受到真正的合法的监督和检查, 防止个人独断专行、滥用权力、重大决策失误等现象的发生。

1、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最高权威, 建立中国的权力制衡机制

来歇米·德伯雷指出:“国家权力的统一对国家的稳定和有效运作至关重要, 因此分立的和专门化的国家各部门之上必须有一个权威, 它将保证政府活动的融贯性, 并抵消分权制度中固有的弱点。”[8]边沁也认为, 必须要有一个高于一切权威的制宪权威来协调权力运行。因此, 要确认和充分保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威, 规定其对国家行政、司法机关及其管理人员的监督、质询和随时撤换的权力和法律程序。加强程序化建设, 提高行政效率, 防止权力滥用。“任何法律实体权利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程序权益予以保障, 则立法赋予再多的法律实体权利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9因此, 要建立健全各种法律法规, 明确规定各个部门、机构的职能范围和各级领导职务的职权范围。

2、坚持民主集中制, 把分权与制衡原则作为其中一项原则加以确认

民主集中制是我国的基本组织原则, 要准确理解和把握民主集中制原则, 不能把民主与集中割裂对立起来。我国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下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 民主集中制的实质也是趋向民主化, 要实现民主, 就必须进行监督, 而要监督就应当把机构、权力进行适当分工。事实上, 在我国国家机构中, 已经存在着权力分工, 如司法机构中公、检、法三者相互制约。根据权力制约理论, 在国家机关内部以及不同机关之间合理地配置职权, 使权力适当分解和制衡, 形成权力制约关系。我国国家机构建设应该从现实出发, 按照职权范围对权力进行科学划分, 形成职权边界明确、各司其职、彼此独立又相互制约、互相联系的框架, 逐步建立起制衡体制。同时, 我们借鉴分权与制衡原则, 必须以坚持党的领导和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 任何以分权为借口, 企图削弱或摆脱党的领导的认识和作法都是错误的。

三、结语

分权与制衡原则固然有许多缺陷, 比如可能会产生推诿扯皮和低效率, 然而职权不分, 权责不分, 同样会产生推诿扯皮、官僚主义和低效率。在权力滥用等腐败现象存在的今天, 我国要借鉴分权与制衡的精髓, 为我们反腐败斗争服务。把分权与制衡二者结合起来, 既可以防止上级领导的专断, 越俎代庖, 又可以克服下级领导的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分散主义等弊端, 从而减少权力滥用等腐败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英]M.J.C.维尔.宪政与分权[M].苏力译.三联书店, 2003:15

[2]洛克.政府论 (下篇) .商务印书馆, 198-189

[3]M·J·c·维尔.宪政与分权[M].三联书店, 1997:7

[4]同上, P108-109

[5]王丛虎.反腐败的实质是反对公共权力滥用[N].监察日报, 2008-7-1 (007)

[6]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上册) [M].北京:商务印书管, 1963:15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5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224-225

[8]同[4], P245

欧洲议会的腐败与反腐败 篇8

为什么参加欧洲议会选举的人数在逐期下降呢?如果可以自由选举自己的议员，针对欧盟关系每个欧洲人日常生活的公共政策发表自己的意见，进而影响欧盟的政策制定，不是一件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好事吗?为什么欧洲民众却不领情，不愿意参与呢?

造成这个被很多观察家称为“民主赤字”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恐怕是年年爆料却年年难改的欧洲议会议员腐败问题。我们就从欧洲议会的构建和监督机制等方面，简单地谈一谈欧洲议会在反腐败方面的挑战和成果。

欧洲议会的建立宗旨和腐败问题

细究起来可能有不少讽刺意味，当初构建欧洲议会的初衷之一，正是希望欧洲议会由民众直接选举的议员们，能切实有效地监督欧盟其他机构的运行，保证这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廉洁高效。而议会对自己的要求，从议会官方会址的建制就可见一斑。仔细观察位于法国东部城市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会址，会发现整个议会大楼就像一艘巨轮，而在其全部以透明玻璃制作的外墙上，写满了各种语言的“欧洲议会”四个字。完全透明的玻璃外墙，象征着议会的“公开透明”；而各种语言的标语，则象征着欧洲议会将公正地代表议会各成员国的声音。

但是欧洲议会这些年来的发展，却让当初附加在它身上的这些美好意愿成了空话。这些所谓代表“欧洲民众的声音”的议会议员们，几乎从议会创立初期就开始不断被爆出腐败丑闻。

20世纪80年代，欧洲议会曾出现每年高达400万比利时法郎(约合10万美元)财政漏洞，而钱财漏向何方竞无从查起。90年代，欧洲议会财政丑闻时有曝光，查处也是雷声大雨点小。

1998年，著名的荷兰人保罗·范·比特南在担任欧洲委员会助理审计官期间，揭发了欧洲议会议员的腐败行为，直接导致以欧盟主席雅克(曾任卢森堡首相)为首的整个委员会成员于1999年集体引咎辞职。根据比特南先生整理的材料，保守估计超过一半的议会议员存在违法乱纪行为。其中有为了骗取会议补贴的，在会议签到簿上签上大名就扬长而去；有为了骗取出差补贴的，谎称周末出差，或者坐飞机经济舱而报销为公务舱；最严重的是所谓“议员助手腐败”，一些议员为了骗取助手经费，申报自己的家人——妻子、孩子甚至祖父——为自己的助手。除此之外的种种开假发票报账的行为更是数不胜数。

但是在比特南事件中，除了迫使委员会成员集体辞职外，似乎并没有能够推动更多的相关法律或政策的规制。在2003年6月，BBC监制的特别节目中还采访了某位欧洲议员，他连续5年雇用他的妻子作为他的助手，而面对镜头该议员坦然地说：“我是雇佣了我的妻子，这里面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知道，但是她是有能力的，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虽然在中国的历史故事中，也曾经有过“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佳话，但是似乎也有“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的警示吧?如果有能力的话，为什么不愿意参加统一的考试应聘程序呢?类似的漏洞，竟然一直没能填补。直到2008年年初，对于欧洲议会议员雇用家庭成员或者资助家族所有的企业的禁令还是迟迟颁布不下来。究其原因，每年仅凭这两项“灰色收入”给每位议会成员带来的“红利”超过12万英镑。如此肥厚的一块肥肉，议员们在基本没有任何风险或成本的情况下就能吃到，哪里会再想累积起来每年给欧盟带来1亿英镑左右的亏空损失呢?

欧洲议会里出现的腐败，范围之广(保守估计有超过一半的议员染指)，程度之深(保守估计，不到8D0名议员每年腐败金额超过1亿英镑)，让人瞠目结舌。然而年年改革，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1998年提出的问题直到2D08年还没有解决，欧洲民众似乎只能用脚投票，以不参与选举做无声的抗议了。

欧洲议会腐败的制度根源

一定有人觉得很奇怪，欧洲各国不是一直宣称自己“民主高度发达，政府高效廉洁”的吗，为什么欧洲议会中同样的欧洲人会出现这么多这么严重的腐败问题呢?我们的印象并没有错，大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国家政府都比较清廉，腐败问题相对小得多。根据透明国际2008年的专业评估报告，大部分欧盟成员国的清廉指数在全球排名中都比较靠前。以10分为满分计，比如欧盟的两个核心国德国和法国，分别以7.8和7.3的清廉指数高居全球廉洁政府排名第16和第19名。其他相对小国，如丹麦和芬兰，两者同以9.4的高分傲居全球廉洁政府榜首。卢森堡和英国以8.4的高分同居第12。甚至部分新加入欧盟的国家，比如刚刚上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捷克共和国，也以5.2的分数居于第41位，作为一个十几年前刚通过革命健全民主制度的国家，这样的成绩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但是同样是欧洲，为什么在欧洲议会里就出现这么多腐败问题呢?这个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欧洲议会的制度建设不完善。

如前文所说，欧洲议会相对于欧盟其他公共机构的成员构成方式(或国家任命或委员会投票等)，可以说得上是最民主的地方。因为至少每个议员都是直接由民众“选”上来的。但是稳定成熟的民主机制，单靠选举过程的民主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一整套公开透明的监管机制作保证，否则再“民心所向”选上来的官，也很少能禁得住“糖衣炮弹”的诱惑而不浑水摸鱼的。

所谓公开透明的监管机制，最基本的是所谓的“可责性”(liability)，也就是选举人当选后做出的决策要向选民公开。因为只有这样，选民才能将选举人的决策和选举人竞选时的承诺作对比，两者一致就算合格，两者(如果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不一致则可以在改选时将其换掉。否则假如候选人上台之后，所有决策都是秘密进行，选民们怎么能确定当初支持的竞选方针得到实施了呢?

除此之外，公开透明的监管机制还包括定期的换届选举。法国思想家贡斯当曾经指出：“真正的选举从第二次开始”。原因是第一次选举时，哪怕选举过程很民主公开，仍然不能保证候选人被选上后严格根据自己竞选时的承诺做事，换句话说就是选民对当选者缺乏实质的监督，当选人当选之后只要不违反民法刑法，就能相当自由地行事，即便他不兑现竞选时的承诺，选民也别无他法只有大呼上当而已。但是如果有第二次选举的话，候选人即便头一次被选上了，仍要考虑下一次连任的问题，做事

显然不会过度偏离自己的竞选承诺。第二次选举相当于孙悟空金箍棒画下的圈，任凭外面的妖魔使出怎样的诱惑，当选人权衡之后，往往都会选择留在圈内争取连任。

但是现在的欧洲议会议员，对于欧洲人民来说就像“远在天边”的议员。这些议员候选人，一般民众可能根本就不认识，也不清楚他们有过怎样的资历。更糟糕的是，欧洲议会的议员人数，从1986年的518名，增加到1992年的567名，到2004年达到732名，2007年更是增到785名。欧洲议员的总人数太多，要在欧盟议会如山一样的文件中找到当初投票选举的候选人的决策，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想看，在785名议员中辨别出当初选举的议员对某个提案投了yes还是no?更何况，有些时候议员的表决结果是无法查询的，因为他们的表决将以政党团体为单位集体给出。这样一来，在欧洲议会的浑水中，议员们作怎样的表决，就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民众的监督，哪怕是做出违背自己国家利益(但有利于自己利益或自己所属党团利益)的政治交易，也不会有任何竞选风险。

而且，欧洲议会议员的位置是允许连选连任的。现在的议员们大部分都能稳稳当当地连任，倒不是因为他们能力高做事好，而是因为选民根本无法监督他们的决策，也就鲜有动机换届。没有连任的压力，议员们也就更加“无法无天”了。

欧洲议会的建制初衷，是希望其作为对其他机构(欧盟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的一个制衡机构(checK)，能监督他们的运行正常，避免腐败问题。但设计者们却忘了“监管者”本身也需要监管，如果最天然的监管者选举人不能发挥作用的话，就需要比较完善的法律规范和检查机制做补充。可惜欧洲议会根本无法通过有害议员利益的内部条例，比如为了杜绝骗取周末出差补贴，上世纪80年代就有某议员曾提出过出差应该实报实销，但投票时仅有9票赞成，434票反对。

欧洲议会的反腐经验和成果

欧洲议会因为建制的缺陷出现了很多问题。议员腐败作为其中比较严重的一个，其实长期以来都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因为这些腐败往往都是悄悄地进行，“打枪的不要”。但是近几年，由于众多媒体越来越多的关注，欧洲议会议员腐败的问题越来越广泛地得到揭露，从而间接促使议会进行改革。媒体，在西方有时被称为“第四权力”，意思是除了行政、司法、立法三权之外的第四种社会力量。它不仅能对前三种传统政治权力起到查缺补漏的作用，往往还能对这三种权力起到制衡作用。在欧洲议会议员腐败的问题上，媒体的作用非常重要。譬如BBC坚持不懈地对议员腐败的问题进行长期关注和跟踪报道。如果没有他们的报道，欧洲人民对这个问题的敏感度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高，欧洲议会的改革也就更加遥遥无期。

除此之外，制度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欧盟独创的独立监察员制度。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丹麦就曾经建议将本国的行政监察员制度引入欧洲议会，完善对欧洲议会的监督体制。后来几经商议权衡，终于在1994年正式成立了欧盟监察专员署(111e European Ombudsman)。(编者注：Ombudsman是指专门调查公民对政府或其公务员的不满的官员。来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瑞典1809年就成立了司法巡查局，专门管理调查政府和公民之间事务的司法权益)。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相关规定，监察员由欧洲议会选举产生，向议会报告工作，任期由议会决定，可连选连任，但一般不能解除，除非个人提出辞职，或犯下严重错误，或不能再胜任工作。根据条约规定，独立监察员必须以欧洲整体利益和公民利益为重，完全独立地履行其职责，不得寻求或听从任何政府或机构的指示，不得担任其他政治上或行政上的职务。监察专员的地位相当于欧洲法院大法官，行事完全独立，有权调查任何相关文件档案，一般情况下，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拒绝合作。除了调查权限大之外，监察员的管辖范围也非常广，他的管辖范围包括欧洲理事会、欧洲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欧洲审计院、经济社会委员会和各地区委员会、欧洲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以及其他附属机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独立监察员可以直接受理任何欧洲公民的投诉。

从制度上分析，欧盟监察专员制度或许还有不足的地方。比如监察员由欧洲议会选举，任期由议会决定，这一点或许对监察员的独立性是一种潜在的限制。至少监察员在调查议会议长时或许会犹豫一下，考虑是否想再获得议会肯定再任一期。现有监察员机制的其他国家(比如丹麦和挪威等)，监察员一般由第一行政长官任命，且任期由宪法固定，监察员被任命后完全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