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认识当前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

如何正确认识当前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精选4篇）

如何正确认识当前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 篇1

如何正确认识当前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

党内腐败现象不是党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所造成的

1.腐败现象就其本质而言，是私有制的产物，是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相生相伴的。从根本上来说，它是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但又发展不足的产物。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腐败的滋生和发展创造了物质前提和可能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足又使腐败现象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因此，只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未能使私有制、剥削阶级以及私有观念彻底地成为历史，腐败现象就仍然有其滋生土壤。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所转移的。

(1)中国历史上的腐败现象

中国历代王朝虽然也颁布过一些惩治腐败的条例，但仍然腐败风行，造成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现象。北魏规定贪污绸缎10匹者杀，太和八年(228年)，贪官获罪被杀者40余人。宋代建隆年至开宝年间，因贪污获死罪仅将军以上即达10多人。明洪武九年(1346年)，全国发配贪官1万余人。清嘉庆四年(1799年)，大学士和珅被告以贪赃枉法而抄家，全部家产8亿两白银，竟相当于清政府当时20年的国库收入。

国民党统治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通过搜括，聚敛起巨大的财富。1946年，其企业资本占国统区全部企业资本的80%。

全国解放后，贪污腐败风气大为好转。建国初期，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挪用公款171.6万元(其中贪污数万元)，被处以极刑。

(2)国外腐败现象

从历史上看，无论西方发达国家或是前苏联，在其发展商品经济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腐欲横行。近年来，腐败丑闻几乎年年冲击东西方国家的政坛。

美国国防部官员几十人舞弊，中饱私囊，数目达数百亿美元。

韩国前总统卢泰愚与全斗焕涉嫌不正当交易先后被捕。全斗焕胞弟全敬焕贪污100亿元被捕。

前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受贿65万卢布被新闻媒介曝光。

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涉嫌行贿案，被迫辞职。

2.党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本身就包含了反腐败的内容，是题中应有之义

(1)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包含了反腐败的内容。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作为私有制和剥削阶级伴生物的腐败现象，自始至终是与我党的性质、宗旨不相容的，反对腐败现象历来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2)“两个文明一起抓”是党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特征。党的现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这条基本路线既强调了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前者是强国之路，后者是立国之本。党章的总纲中明确写道：“对党员还要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努力使我国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民。”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告诫全党：“开放，搞活，必然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反腐败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

综上所述，腐败现象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古今中外共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它与党的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没有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即使我们不搞改革开放、不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腐败现象也会发生，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和善良愿望为转移的。

腐败现象被激活，并在某一时期呈严重性和爆发性的特征，这是社会发展和体制转型必然要经受的阵痛

1.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正确地开展党内斗争，保持党的队伍先进性与纯洁性，事实上面临新的课题。

改革开放以前，党在长期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之相适应，党的建设和党内斗争更多是沿用阶级斗争的方式。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一旦认定某党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不管其出身多好，职务多高，功劳多大，就是“阶级异已分子”，要政治上打倒，组织上清理，工作上批臭。这种做法，在战争年代是必要的和有效的。文革时期，毛泽东将注意力集中在防止党内出修正主义，正是用这种方法清理党员队伍的。全党、全国的注意力集中于政治斗争和“斗私批修”，以政治动荡、经济停滞，社会无序的沉重代价，换来了党员对自己行为的有限的自我约束，在客观上抑制了党内在经济行为上的腐败现象。然而，毛泽东的做法，既未能有效地防止出林彪、“四人帮”这样的反党集团，也未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国家错过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教训是深刻的，代价是惨痛的。

实行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性转变。在思想解放、工作重心转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开国门的一系列深刻变革过程中，沿用多年的适应阶级斗争的党的建设方式不适用了，新方法与新措施只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如何保持党的队伍的先进性与纯洁性，面临着新的课题。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党内出现腐败现象是难免的。

2.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阶级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严重滋生，少数人经不住糖衣炮弹的攻击。

邓小平说，如同打开窗子，苍蝇、蚊子不可避免要进来一样，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通过各种方式渗透进来，对我国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消极影响。我国当前经济还比较落后，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灯红酒绿、香风迷雾使革命队伍中的少数人丧魂失志，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因而离开了党的原则去谋取个人私利。

3.我们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由单一的公有经济向多种经济并存过渡。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与发展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章制度相对滞后，使腐败分子有机可乘。

在工商业不发达、凭借个人努力而发财不多的社会，政治权力有可能成为发财致富的高速公路，这是发展中国家的规律，中国也不例外。

政府部门官员掌握资源调配、投资趋向、生产计划、销售价格等权力，在某些人手中，权力开始成为交换社会财富最有份量的筹码。

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的商品。相对货币而言，权力更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使用权力做生意，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权力属于政治范畴，金钱属于经济范畴，而权钱一旦结合，便衍生成罪恶。锈蚀的灵魂最后只能换来金属的镣铐。

随着改革的深化，政府行政部门对企业干预的权力将逐步削弱和淡化，少数官员要用足手中最后的权力巧取豪夺。因此，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化，腐败现象有时呈现严重性和爆发性的特征，原因即在于腐败堕落者在权力危机的面前正以十倍、百倍的疯狂窃取社会的财富。

4.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少数公仆得了“红眼病”，传统的封建特权思想使这些人从“合法占用”堕落到非法鲸吞。

5.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初期，正在由人治走向法制，民主化程度不高，法制不健全，人民群众不能实行有力的监督。

我国目前的民主政治，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一方面，公民的民主意识发育不成熟，不能主动对公仆实行监督；另一方面，公仆们对上而不是对下负责，不能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以致少数腐败分子钻了新旧体制摩擦产生的漏洞。

清除腐败必须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毛泽东对于反腐倡廉提出群众监督、发展民主、严肃纪律的思想。

邓小平将毛泽东思想深化并发展了，这集中体现在他的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思想。其基本内容是：深化改革、发展经济、健全法制、发展民主、严肃办案、坚持教育。

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只有在深化改革中才能解决。根据邓小平的思想，清除腐败，重在治本，也就是说，我们清除腐败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深化改革抑制腐败，通过发展经济清除腐败。

腐败虽然不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但改革开放又不可避免地出现腐败，那么清除腐败为什么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

首先，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我们要反腐倡廉，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

事实告诉我们，只有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了，市场大大繁荣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大大改善了，广大人民感到社会主义确实有奔头，从而坚定了理想信念，这是清除腐败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其次，我们要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由单一公有经济向多种经济并存的过渡，必须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进行。

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体制下，腐败程度有高低之分，范围有大小之别。随着政企逐步分离、办事程序化、透明化的实现，以及较为完善的公务员制度的推行，反腐败斗争将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通过深化改革，腐败现象必定通能最大限度地抑制在最低程度和最小范围之内。

第三，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增强公平竞争意识，克服腐败现象。

当一个健全的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以后，等价交换将会成为商品经济活动中共同奉行的准则。权力即使被贴上明码标签，也无人问津。少数人对商品无偿占有的权利将得到有力抑制，价值规律的作用将使腐败分子无隙可乘。

第四，由人治到法治，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人类最终要告别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由人治到法治，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法规，有利减少和克服腐败现象。

第五，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必将促使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直至最后消灭阶级和私有制，腐败现象将最终得到清除。

腐败是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产物。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便是消灭私有，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到那个时候，权力虽然仍将存在，但已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导致腐败。因为权力只有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为自己谋私，产生腐败现象。因此，离开改革开放，离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不可能最终从中国大地上清除腐败。

如何正确认识当前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 篇2

关键词：中国,税收负担,特点,衡量标准

一、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界定

1.衡量宏观税收负担状况的指标。税收负担是高还是低, 是通过对比来说明。如果仅仅是一个纳税数量, 而没有对比关系, 则很难科学地进行税收负担高低的比较。因此, 一国的宏观税收负担是一定时期内 (通常是一年) 国家税收收入总额, 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这实际上是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考核税收负担, 从而可以综合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税收负担总体情况。是国家研究制定和调整税收政策的重要依据。目前衡量全社会经济活动总量比较通行, 并可进行国际比较的指标, 一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 , 二是国民收入 (NI) 。因而衡量宏观税收负担状况的指标也就主要有两个:国内生产总值税收负担率, 简称GDP税负率和国民收入税收负担率, 简称NI税负率。

2.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国际经验。根据国际经验数据, 以税收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T/GDP) 为衡量指标, 世界各国税收负担总水平大体可分为三类: (1) 高税负国, 宏观税率一般都在35%~45%之间, 主要是经济发达国家。 (2) 中等税负国, 宏观税负一般都在20%~30%之间, 主要是发展中国家。 (3) 轻税负国, 宏观税率多在15%上下, 不超过20%, 除其中一部分属于避税港实行低税模式外, 一般都属于经济不发达国家。根据IMF《政府财政统计年鉴 (2009) 》所列数据相对齐全的47个国家和地区2008年的资料, 按税收收入计算的宏观税负水平如下:23个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平均为27.7%, 最高为47.1%, 最低为14.6%;24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家和地区平均为22.7%, 最高为37.7%, 最低为16%。按包含税收和政府非税收入等在内计算的宏观税负, 发达国家平均为43.3%;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为35.6%。根据中国现行各类预算管理制度规定, 按照税收收入计算:中国2008—2010年的数据分别为17.3%, 17.7%, 18.2%。按照包含税收和政府非税收入等在内计算的宏观税负:2008—2010年的数据分别为24.7%、25.3%和26.4%。

二、中国税收负担的重要特点

(一) 法定最高税负和实征税负水平之间距离甚远

1. 它把各税种的最高税率简单相加, 把税率等同于税负。

比如, 中国在2011年个税改革之前所实行的个人所得税规定了11项应税所得, 对不同类型所得确定不同税率。工资、薪金实行5%~45%累进税率, 个体工商者生产经营所得等实行5%~35%累进税率, 其他所得名义上统一实行20%的比例税率。《福布斯》采用的是中国个人所得税税法规定的最高边际税率———45%, 而实际上能够用到这个税率的纳税人, 月薪要超过10万元。根据统计, 在中国适用25%以上的工薪所得和适用30%以上的各类其他所得产生的个人所得税只占该税种收入的6%左右, 占全部税收收入的0.5%, 那么能够适用到45%税率的人和税收收入占比就更少了。但是在《福布斯》的这个税负指数中, 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直接按照45%计算, 在所谓痛苦指数的159中占28.3%, 这是不科学的。

2. 不考虑税基比重和税制结构, 将不同税种的法定税率做简单加总。

根据中国财政部的数据, 中国2009年个税收入只有不到4 000亿, 占总税收的6.6%。把占中国税收收入比重6.6%的个税的法定税率45%与占税收收入近半的增值税的法定税率17%直接加总, 同样会影响结果的可靠性。

3. 没有考虑减免政策和征管因素。

中国税法中减免税政策规定条款多, 范围宽, 数额大, 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宏观税负的理论水平。同时, 从世界范围看, 各国税收征收管理水平差异也比较大, 发达国家的征管水平通常要高于发展中国家, 但是也没有哪个国家敢说他的征管水平能使实际税负达到法定税负水平。那么在不确定减免和征管因素的前提下来比较宏观税负水平是会有很大的误差的。

(二) 狭义的税收负担不高, 广义的税收负担却不轻

从狭义上来说, 税收负担只计算税收, 而广义的就中国来说, 除了税收外还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等等。2010年全年政府收入超过10万亿元, 当年税收收入只有7.3万亿元。

(三) 间接税比重过大, 直接税比重较小

居民要在收入中拿出一定的份额交税, 有的税是自己直接交给政府, 如个税, 这叫直接税;有的税是通过企业主交给政府, 如增值税, 这叫间接税。中国2010年仅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项间接税的税额就高达41 486亿元, 占税收总额的56.7%, 而以个人和企业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只占24.2%。个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 美国是49.8%, 日本是30.6%, 法国是27%, 而中国只有6.5%左右。在2010年平均每人交纳的5 463元税里, 个税只有361元, 而5 102元的税是通过以间接税为主的其他税种征上来的。从个人生活来看, 构成低收入家庭和低收入者的真正生活负担的, 并不是作为直接税的个人所得税, 而是增值税和消费税等间接税。

三、如何正确看待中国的税收负担问题

1.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判断中国宏观税负高低, 从根本上说, 要看税负对经济社会发展长期的、综合的影响。如果随着税负从较低水平逐步提高, 社会产出水平是相应提高的, 在总体上出现了税负提高、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局面, 那么, 这个税负水平仍然是合理的。虽然中国税收收入已连续多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03年以来, 全国税收年收入接连突破了2万亿元、3万亿元大关, 2010年更是达到了7.3万亿。但与此同时, 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是可观的, 2003年以来, 中国GDP从13.6万亿元一路飙升, 2011年达到了47.2万亿元。由此可见, 中国目前的税负水平并没有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2.纳税人的付出和回报是否成比例。税收其实就是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成本, 在经济学上, 对成本高低的判断, 必须要依据所获得的收益。只要政府能够科学地制定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相关政策, 有效地提供私人无法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 这就是一个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即税收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在北欧的一些国家, 他们的税率高达40%~50%, 且税类繁多, 但与此同时, 其公民也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福利, 从教育资助、免费医疗、失业救济、老人照料、养老金支付、残疾人救助到单亲父母津贴、家庭和儿童保护等各个方面, 无微不至。这些国家表面上宏观税负高, 但是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所以, 高税负没有带来“高痛苦指数”, 而是带来了“国民幸福指数”。而从财政支出的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税负, 福利与税收却是不匹配的。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被大量地用于行政开支和那些本应由市场力量发挥主要作用的竞争性和盈利性领域, 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却远远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近年来,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在着手采取措施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 并规划税收的合理去向。但是尽管如此, 在中国政府2010年的财政支出预算中, 中国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占到财政支出的比重仍然相对较低, 这方面的数据累计只有31%多一些, 这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的税负水平并不低。

3.宏观税负是否真实的反映了全社会总体的税负水平。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 在实行上有多种好处。一方面政治成本较低, 因为老百姓平时感觉不到缴税, 所以抵触情绪少, 容易保证税收的足额上缴。另一方面间接税主要针对企业, 而企业不会在全国范围流动, 可以属地征收, 也就是比较好征。而个人所得税不一样, 在没有一套完整高效的户籍制度和收入监督制度的情况下, 针对个人的直接税很难大范围展开。这也是我们选择现有税制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间接税的特点是不管穷人富人, 也不管有没有收入, 都是单一比例税, 所有人都要交纳。这实际上扭曲了税收结构, 是一种累退税。我们可以想一想, 穷人一年挣2万, 花2万。这里面的每一分钱都要交税。而富人一年挣百万, 花10万。只有10%的收入要交税。相比起来, 穷人的收入中缴税的比例反而要高于富人。这也就决定了间接税让中国的穷人税负高于富人。在国外以所得税这样的直接税为主的国家, 穷人收入少, 所得税缴纳得少, 甚至免税, 而同时生活必需品又是免税或低税的, 这样一来穷人的税负就很低了。但是中国间接税为主的制度下, 生活必需品和其他所有商品一样并不免税, 而且税收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中低收入者购买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时缴纳的税收。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中国来说, 我们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并没有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 所以总的来说这个水平是合理的。但是在这个税负水平的前提下, 我们有必要调整税收的用途和征税的来源, 从而不断地降低居民的税收负担, 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

参考文献

[1]中国财政部税政司.税收收入的结构性分析 (就是财政部历年公布的税收收入的数据) (2009—2010) [Z].

[2]IMF.政府财政统计年鉴 (2009) [K].

[3]岳树民.中国税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4]向凯.中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选择和优化[J].开放导报, 2006, (7) .

[5]杨薇.新闻播客[EB/OL].新民网, 2009-12-17.

[6]中国税负水平与国际相比并不高[EB/OL].财政部网站, 2011-11-15.

如何正确认识当前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 篇3

一、当前党内选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代表的推荐和选举制度不完善

一是党代表的推荐和选举制度不完善，没有真正体现党员意愿。按照《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规定，虽有“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提名”的规定，但多数是选举单位党组织“酝酿协商”提出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并没有真正根据多数党员的意见提出代表初步人选。二是代表结构比例不合理，代表性和广泛性不强，存在着党员干部多、群众代表少、社会各阶层代表少的问题。

（二）候选人提名方式、介绍制度不健全

一是候选人提名制度存在缺陷。长期以来，过于突出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委成员候选人的推荐提名，缺乏自下而上的选举人或党代表联名推荐提名的渠道和形式，更没有建立起候选人自上而下提名和自下而上提名相结合的制度。二是候选人介绍制度不健全，代表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影响了选举人意志的充分体现。

（三）选举的范围小、层次低

直接选举的范围小、层次低，党内民主选举的范围不够广泛，比如除了总支和支部实行直接选举外，基层党委包括各部门的机关党委，也几乎都实行间接选举。另外，党内民主选举的范围不广泛，参与民主推荐的范围不够宽，对候选人情况了解不够，党员参与评议候选人的渠道不畅。差额选举的范围小，层次低，差额比例小。

（四）一些地方存在对选举结果不够尊重的问题

一是当选举结果与上级意图不相吻合时，往往以上级决定代替民主选举的结果。二是对选举产生的干部在任期内频繁调动，变相否定选举结果。这不仅突出表现在换届前夕对这类干部特别是对书记、副书记大量调动和委派，而且表现在换届后不久和应届中期也屡有这样的调动和委派，其“理由”主要是进行“干部交流”。

（五）一些地方不能把党的领导、发扬民主和依法办事有机结合起来

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党委意图得不到有效实现和选举人意志得不到充分体现的现象。一方面，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党管干部就应该党委说了算，党内选举只是形式和表象，不按有关法规和章程办事。另一方面，有些代表把民主绝对化，认为既然党代会赋予了代表选举权，就应该由代表自由发挥、自由选举，而不应该为实现党委意图作种种限定，对党委提出的候选人思想上存在对立情绪。

二、当前党内选举中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中国历史上缺乏民主政治的传统，许多党员干部参与民主选举的意识不强

由于缺乏民主政治的传统，社会上参与民主选举的氛围不浓，党内民主发扬不广泛、不充分，以致许多党员干部参与民主选举的政治热情不高，政治责任感不强。

（二）党内民主发扬不广泛、不充分，党员的选举权缺乏独立性

由于缺乏民主政治的传统，现实生活中党内民主发扬不广泛、不充分、不浓厚，如党员参与民主推荐的范围不够宽，参与评议候选人的渠道不畅，党代会换届选举仍然走不出“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圈子。

（三）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

一些地方党组织要么担心涉嫌影响党内民主、干涉代表选举权而放弃党对选举工作的领导，要么以坚持党管干部为由，过分强调党委意图的实现，追求选举结果的圆满性，不注重发挥党内民主，不注重严格依法办事，把选举看作一种形式和过程。

（四）一次性会议制度以及代表作用的一次性发挥，影响了代表参与选举的政治热情和政治责任感

根据现行党代会制度，地方党代会每5年举行一次，届中不召开全体代表会议，就意味着作为党代会代表，权力的行使只限于召开大会的几天时间内。因此，一些党员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对当选为人大代表的热情要高于当选为党代表的热情。

（五）选举类干部与非选举（选拔或任命）类干部混淆不清，导致选举往往流于形式

如把县级以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与各级领导机关的职能部门、工作部门的领导干部混在一起，不加分析地都由上级党委“票决”而提出候选人或推荐人选，一些本应选举产生的干部，变成实际上的上级任命。

三，应对党内选举中存在问题的建议

（一）改革和完善代表推荐与选举制度

在代表的推荐和选举过程中，要注意了解和掌握各单位党员领导干部的实际情况，使代表名额的分配构成合乎基层党委的人员构成，增强代表的群众性和代表性。要放手让党员提名、推荐代表候选人，把组织推荐候选人与党员联名提名候选人放在同等地位。

（二）建立健全候选人提名方式、介绍制度

首先，要改革和完善候选人提名方式。在候选人的讨论、酝酿、考察、形成过程中广泛听取广大党员的意见和建议，真正把候选人推荐好。其次，要改革和完善候选人介绍制度。在正式选举前要向选举人详细、如实地介绍候选人的学历、经历、实绩等情况，让选举人充分了解候选人的情况并作出选择。

（三）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和层次

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直接选举在当前还不可能有很大的比重，但是，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却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在那些党员人数不是太多而又不太分散的基层党委，从原则上说可以实行直接选举。

（四）坚持和完善差额选举办法，适当扩大差额的比例、范围和层次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差额比例，不少于百分之十。”第二十条规定：“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数，应分别多于应选人数一至二人。”应将这一比例适当提高，可在2人以上、常委总数的50%以下这一范围内选择一个合适的比例，对党委副书记也要逐步实行差额选举，并逐步消除“陪选”现象。

（五）对选举类干部和选拔任命类干部作出明确划分和规定，逐步扩大选举的范围和层次

要明确划分选举类干部与非选举类干部的界限，以免相互混淆；要逐步扩大选举的范围，缩小任命的范围；党的各级各类委员会的委员包括书记和副书记，如无特殊情况，在任期内不宜任免和调动，以免出现以任命制损害和代替选举制的现象。

（六）逐步建立和实行党内竞选制度

应把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引入党内选举中。通过对候选人的介绍、宣传和比较，增加选举的透明度，使选举人对候选人有更多的了解，减少投票的盲目性。党代会召开前，应将候选人的述职报告、考核结果、群众评议等情况以书面的形式发给代表，使代表有足够时间对候选人进行了解；建立和实行代表与候选人直接对话制度。

（七）理顺党内权力授受关系，完善党内权力监督制度

应理顺党内权力授受关系，解决“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一致性”的问题。当前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按照现行体制，地方党委书记由全委会选举产生，向全委会负责；其二，地方党委书记，虽然由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但在实际运行中，往往不同程度上有事先指定的成分和因素，应想办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八）建立健全与选举制度相配套的党内领导干部弹劾罢免制度

应建立弹劾罢免制度，当前，一要尽快建立党员代表大会听取、收集和反映党员群众意见的听证制度；二要建立党员领导干部向党员代表大会代表提供其活动档案的制度，以利于随时了解、掌握领导层活动细节，为弹劾制、罢免制奠定基础；三要尽快制定弹劾制度和罢免制度，制定实施细则。

另外，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还必须有长远的考虑和规划，要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相适应，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与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相结合。另外，还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依法办事有机结合起来。

如何正确认识当前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 篇4

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从根本上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在《党内监督条例》颁布实施之后，如何进一步拓宽监督领域，完善监督机制，实现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有效监督，成为当前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我县监督机制建设情况基本估价

近年来，安阳县坚持以“制权、管钱、用人”作为党内监督重点，紧紧抓住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这一核心问题，围绕重要领域和部位在构建监督体系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建立健全了监督机制，并日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总的来看，监督机制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监督制度和措施比较完善。安阳县近年来先后完善了县委民主集中制制度、县委和县政府议事规则、民主生活会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失察责任追究制度、重大项目论证制度等21项制度，为加强监督搭建了“平台”。同时，积极推行领导干部述廉评廉、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等重大措施。但在落实过程中，有的不能完全落实到位。

对财务的监督管理机制运转良好，成效明显。我县去年以来加强了县、乡两级会计集中核算中心建设。县会计集中核算中心不断扩大监督范围，对全县138个财政供给行政事业单位集中办理会计核算和财务监督，21个乡镇已全部建立了乡镇会计集中核算中心，有效地加强了资金监管。

严肃惩处的事后监督机制展现强大威力。安阳县始终把查办大案要案工作摆到突出重要的位置，不断加大查办大案要案的力度，2001年到2003年，全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487起(平均每年160余起)，其中县纪委、监察局自办案件145起，三年查处科级干部案件和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共计68起，共处分党员干部478人。通过查办案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620多万元，其中仅去年就挽回直接经济损失300余万元。惩处违法违纪行为，有效制止了权力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二、存在问题

1、从监督体制上看，监督主体缺乏合力

监督分很多种类，有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多种形式，从具体工作业务上讲，有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等。但是如此众多的监督资源，却缺乏合力，特别是一些负有监督职责的部门缺乏内部沟通和联系体制，没有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甚至有的监督部门不能够履行监督职责，严重削弱了监督的效果。

比如，安阳县纪委最近查处了畜牧局一起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案件，涉嫌违纪资金70多万元，涉及违纪人员8人，其中科级干部4人。此案违反纪律种类及违反条例众多，其中一条是隐瞒应当上缴财政收入，私设四个小金库，分别为动检站、药证站、改良站及局机关小金库。最大的小金库为31.2万元，最小的小金库也有11.2万元。自2001年至今，该局先后出现四个小金库，而每年财政、审计多次对局财务进行及专项审计，但都没有及时发现，尤其是财政局发放管理票本，应该严格规范，但动检站整本票本不上缴也未能发现，监督乏力是该局出现严重违纪的客观原因。

2、从监督机制上看，监督对某些单位缺乏约束力

最近查处的案件显示，我县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后，一些二级机构未能纳入管理，个别单位采取在二级机构设账、设立“小金库”的办法逃避监管。去年我县查处私设“小金库”案件6起，今年已立案调查3起。如，安阳县教育局二级机构教育生产公司2001年以来，为学生代办保险共收取保险公司手续费(回扣)44万余元，未按规定列入财会部门收支核算范围，账外设账，教育局一些不合理开支也在其中列支。又如，安阳县吕村中心校在2002至2003年中，用购买读物及文化用品回扣款，支付办公费用12万余元，另有订阅报刊回扣款7600余元，借工作人员自用,收支未进入统一的账目管理。

3、从监督对象上看，县直单位中层干部和基层站所领导是监督薄弱环节

长期以来，我们注重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但在查办案件中发现，一些中层干部和基层站所领导成为腐败的重点对象。据统计，2003年我县有28名县直单位中层干部和基层站所领导受到党政纪处分。这些中层干部和基层站所领导承担着各个单位的重要业务，甚至就是县直单位的派出机构，他们成为所谓的“官不大、权不小、惹不起”，他们同样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督。

例如，2001年12月至2003年11月，银盾中介服务公司(系安阳县交警大队所办服务公司)经理韩振中分别向陈安民、李凤堂先后两任车管所所长以代币券等形式行贿1.7万余元。在两位车管所所长的庇护下，韩振中利用公司代办摩托车牌照业务之便，用假手续办理摩托车牌照300余副，骗取当事人所交车辆购置附加税17万余元。他还利用公司帮助车管所代审摩托车及办理摩托车入户手续业务之便，私自印制、出售、使用假摩托车审验表和入户表130多本，从中获利15万余元。诈骗共计33万余元。目前三人已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又如，安阳县蒋村乡派出所于2001年8月某晚巡逻时查到一辆行车证上写为白色，实际为黑色的桑塔纳轿车，未出具任何手续扣留到派出所。扣车后车主出资让派出所所长等人吃饭洗澡，花去1200元。此后派出所进行网上查询，认定该车不是黑车，但仍然长期不予处理。直至一年后，派出所以白条收取车主1600多元后，才同意车主将车拖回。在扣留期间，派出所使用该车造成损坏，已不能启动。

4、从监督程序上讲，事前和事中监督乏力

对党内在一定条件下容易滋生的违纪违法问题和不正之风超前研究不够，事前很少提出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对已经出现的苗头性问题，不能及时察觉和纠正，往往要等到苗头性问题成为倾向性问题、普遍性问题以后才引起重视;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情况，缺乏经常性的指导、检查、批评和督促，常常是等到问题严重时才进行查处。比如对有的领导干部，在离任后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时才发现违纪违法问题。

三、对策

构建“大监督”工作格局。要从加强组织领导入手，成立由纪委、组织、审计、财政等相关部门为成员的监督工作领导小组，建立监督工作联席会议，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和协调监督工作，明确监督工作指导思想、监督对象、监督的方式方法和途径以及各监督部门的职责，形成“大监督”工作格局，进一步整合监督资源，形成监督合力，切实加强监督。工作中，要发挥各项监督制度和措施的整体效能，切实把落实各项监督措施作为“系统工程”来综合考虑，形成环环相扣、紧密联系的监督链条。建议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安排监督工作：巡视制度、政务公开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贯穿全年;年底配合廉政测评和个别谈话开展述廉评廉考廉活动;在掌握丰富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确定民主生活会主题，并在纪委和组织部门的指导下召开民主生活会。平时，由专门监督小组采取分片包干的形式实施监督。要建立监督评估制度，加强对落实党内监督的督察，定期分析监督工作形势，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工作的措施，切实提高党内监督实效。

不断拓宽监督领域。要加强对监督薄弱环节的监督。我县要对县直机关二级机构账目进行一次专项检查，能够纳入会计集中核算管理的全部纳入，切实加强对二级机构监督管理。要采取措施切实加强对县直单位中层干部和基层站所领导的监督。此外，还要加强对重大决策情况的监督，加强对领导干部任用情况的监督，要加强对重大项目的立项、大额度资金的使用情况的监督，坚决防止在重大经济活动中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