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的有效途径论文

反腐败的有效途径论文（精选12篇）

反腐败的有效途径论文 篇1

一、权力与腐败的产生

腐败是指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 从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 (仅从狭义概念上对腐败进行剖析, 对于私营机构中商业贿赂等问题并不纳入讨论) 最近透明国际组织新近给腐败下的定义是:“滥用委托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由此可知腐败涉及的公共权力为国家在行政管理之中依据, 但为什么腐败能够产生于国家的行政管理权之中呢?

(一) 腐败与权力的关系

解决该问题首先需要关注这里涉及的两个概念———国家和公共权力, 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社会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国家的本质特征, 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恩格斯如是认为。在笔者看来公共权力即是人民的共同意志将个体的权利通过契约的方式让渡组成的权力集合体, 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国家是公共权力的实施者, 公共权力在社会中则具体表现为政府, 政府根据让渡权利的成员要求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知公共权力滋生腐败的原因, 即是由于公共权力被让渡后, 与人民大众分离, 使根据公共权力进行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成员即政府公务员享有了普通公民所无法掌握的权力, 此种权力的分离性与强权性, 导致权利的让渡者即公民无法以个人的身份进行有效监管, 缺乏监管的公共权力就是腐败滋生的源头。综上所述, 虽然政府行政的权力是来源于人民通过社会契约让与的权利的集合, 理应为民服务尊重人民需求, 依法行使不得随意滥用, 但是由于让与后导致权力具有分离性和强权性, 无力的监管就导致了某些享有权力的政府成员为谋取个人私利造成的权利蜕化现象即是腐败现象。

(二) 从权力制衡思考反腐败途径

现行大多反腐机制均立足于三权制衡, 利用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制衡对权力蜕化的腐败现象进行监控, 而由于行政权力相对于司法和立法为腐败的现象产生的基础, 因此大多反腐败措施均针对行政中的腐败现象进行。故大多数国家首先通过立法和司法机关司法对反腐行为进行监管和惩罚。其次通过行政手段, 即依靠行政权力的自我监督, 阻止腐败的产生, 基于的理论是腐败与行政权力产生的基础相悖, 行政反腐可以自我清洁, 反腐更加快捷有效, 具体实践为香港廉政公署;中国纪委监察部和反贪局。

(三) 问题之所在

通过比较, 上述反腐机制中, 最有效率的反腐方法应为行政反腐, 原因在于行政行为具有高效性和实际可操作性倍受青睐, 但是由于行政反腐的执行主体和职权实际隶属于政府, 而政府的行政权是滋生腐败的权力源, 让权力源自检则会因为其和腐败权力先天的关联性导致自身清理机制受到干扰, 这是行政反腐的先天不足之所在, 故导致许多国家在实践过程中应最有效率的反腐败制度和措施收效甚微。但香港特别行政区反腐机制大量运用了行政力量, 例如建立的廉政公署这一行政机构, 取得良好的收效。故本文将对其进行解析, 探究行政反腐的有效途径。

二、香港特区廉政公署作用探究

香港反腐机败制概况及廉政公署地位:

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香港形成了以行政力量为中心的反腐败体系, 之所以重视廉政公署在香港整个反腐败制度体系中作用, 原因在于其为整个反腐败体系的动力源和第一线, 处于核心地位, 在香港的反腐败体系中, 廉政公署通过接受人民举报和相关资料的搜索确定涉及腐败人员启动搜集、调查程序以获取有关证据, 随后根据证据获得程度以及相关标准拘捕和监控涉贪人士, 随后将资料交由律政司, 由其决定是否检控相关的涉案人员, 律政司决定检控后由公署检控, 法院独立审判确定涉案人员罪行, 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是若案件只涉及轻微罪行, 而律政司司长认为检控并不合乎公众利益及当事人已承认所犯罪行, 廉政公署会向此类人员中的成人作出警戒。公署还会将公务员涉及行为不检或徇私舞弊的个案转街有关政府部门, 以采取纪律或行政处分。

通过以上论述, 香港反腐败制度的核心为行政反腐措施, 廉政公署打击监督打击腐败, 公务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从内部遏制腐败, 综合利用利用公共权力中的行政权力对腐败现象进行打击, 而在其中廉政公署制度是重中之重。

三、香港特区廉政公署的特点及相关经验总结

实践表明, 香港特区廉政公署在香港成为亚洲最廉洁的地区之一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一点已经为国际社会所公认, 而廉政公署之所以能够发挥出如此之大的作用, 离不开其极具特色的组织结构及运作程序。其特点归纳后, 主要表现为公署的独立性、运作体系的科学性、权力制衡性、群众性四点。

(一) 独立性

廉政公署的独立性是行政反腐败于香港成功的关键所在, 也是廉政公署运作的基础, 独立性主要从四个方面予以体现, 即是机构独立、人事独立、财政独立和办案独立。首先, 机构独立是指廉政公署独立工作, 不对除行政长官外的任何机关负责, 依基本法第57条之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廉政公署, 独立工作。对行政长官负责。”故廉政公署由此享有超然的地位, 其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 其最高官员即廉政专员由香港最高行政长官直接任命。其次为人事独立, 是指廉政专员享有人事任免权不受其他政府机关管辖和限制, 公署职员采用聘用制, 虽仿照公务员模式进行管理, 但不属于公务员序列, 不受公务员需用委员会管辖。再次为财政独立, 该点在前文有所涉及, 即是指廉政公署所需经费由行政长官批准后在政府预算中单列划拨, 不受财政司等其他政府部门限制和管理。最后为办案独立, 根据前文中运作程序一节可知, 廉政公署办案署员依据《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等享有极为广泛的办案所需权力, 例如搜查、扣押、拘捕、审讯、携带枪支动用武力等等, 甚至于其还有拘禁场所。故廉政公署办案独立, 基本无需借助警队、律政司或者其他部门的力量进行。独立性是廉政公署成功的基石, 是行政反腐的关键之所在, 因为行政反腐实际是容易发生权力蜕变现象的权力本体进行的自检, 所以极易在自检之时受到自身干扰和阻挠, 只有将自检力量独立并进行加强才能有效避免由于先天的关联性导致的行政反腐先天不足。

(二) 运作体系的科学性

运作体系的科学性在上文廉政公署的运作程序中已经有所阐述, 在这里不加赘述, 仅做评述。廉政公署坚持惩处、预防、教育“三管齐下”的策略, 有效地开展了防腐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 这归功于整个策略体系的构想与建设。

(三) 权力制衡性

权力制衡性实际表现为对廉政公署的监督制约机制, 《防止贿赂条例》和《廉政公署条例》为廉政公署设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衡机制, 确保廉政公署的权力受到限制, 保证廉政公署职员利用权力打击贪污而同时不会滥用权力。 (1) 行政长官及行政会议进行监督, 廉政公署向行政长官负责, 并且要定期向行政会议汇报重要的政策事宜。 (2) 律政司监督, 廉政公署需要将相关的调查资料交由律政司进行决定是否需要进行监控, 其自身无进行检控的权力, 该监督方法是对廉政公署权力不滥用的最大保障。 (3) 司法机关进行监督, 众所周知香港司法独立, 只有法院才能够做出判决, 除此之外廉政公署在行使某种权利前, 如扣留涉嫌人士的旅行证件, 须先获法院许可。 (4) 立法会监督, 立法会在监察廉政公署的工作中极为重要, 廉政专员及处长级人员必须出席立法会会议, 就政策大纲及申请拨款事宜回答医院的提问。 (5) 咨询委员会的监督, 行政长官委任各界知名人士, 组成独立的咨询委员会, 专门审查廉政公署的各方面事务。 (6) 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 该委员会专门检查及检讨任何对公署的工作程序或人员的投诉。 (7) 廉政公署内部调查及检查组的监督, 这是廉政公署内部的调查部门。

(四) 群众性

廉政公署在工作中不仅仅着眼于行政反腐手段自身, 还不断通过宣传等提高群众对腐败的认知程度, 鼓励群众加入到整个反腐的进程中去, 确立整个社会对腐败的零容忍信念。充分发动群众共同反腐是廉政公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色之一, 也是其取得巨大成绩的关键所在。

四、结论

行政反腐是以行政权为载体的反腐模式, 其具有行政高效的特点, 相对于司法和立法的滞后性, 行政反腐更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快节奏的反腐要求, 故对于行政反腐模式的探究有利于各国在当今社会面对腐败问题, 有效的打击腐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反腐机制体系即是以行政反腐为核心的成功反腐案例, 对其的剖析有利于中国其他地区反腐工作的进行, 有利于国家从整体上对反腐工作的布置和掌握。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反腐败进入了新的阶段, 各种理论都在试图从根源上和机制上对腐败问题进行遏制和解决, 在具体实践之中也取得大量成果。作为亚洲最廉洁的地区之一的香港, 其反腐机制建设的成果有目共睹, 在这其中廉政公署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作为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能够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 适应了行政权力在当前不断扩张的时代背景, 验证了对行政权力的合理配置是可以有效解决腐败问题的。因此有必要对廉政公署的制度、法律、人员架构进行研究, 探究行政反腐的有效途径, 对中国行政反腐提供借鉴。

关键词：廉政公署,行政,权力,监督,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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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的有效途径论文 篇2

搭建电子政务服务平台，积极推行“阳光政务”。推进电子政务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有效措施，也是解决行政行为“潜规则”、“暗箱操作”等现象的有效途径。一是依法清权确权。认真梳理行政部门行政权力和业务内容，压减办理时限，规范受理窗口，依托互联网，建立健全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二是网上录入。对行政许可事项办理过程实行网上公开、公示，企业和群众通过互联网进行审批事项网上申报、网上查询、网上投诉等。三是规范行政行为。督促各部门积极构建内部业务管理与监督系统，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办事效率，促进相互监督制约，把预防腐败的要求贯穿于各职能部门的业务流程之

1中。四是推行“一站式”服务。建立面向公众服务的业务协同处理系统，形成“前台一门受理、后台协同处理”的服务模式。健全面对企业、群众的服务系统，逐步推行企业登记注册、项目申报审批、个人公共事务办理等各项政府业务网上受理和办理，推进跨部门、多环节的网上并联审批系统建设。至今年4月，**市对市发改委等43个单位所有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了全面清理确认，共完成251项行政审批事项、5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事项的清权梳理、对接、采集、录入。

开展网上审批，构建预防腐败的“防火墙”。“网上审批系统”是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单位开展网上审批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技术平台。通过这一平台，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单位可以通过定制的审批流程进行网上审批，提供公共服务。工作人员通过这一系统，对网上提交的申请事项进行审查处理。对材料齐全的进行受理，出具受理承诺单，告知服务对象承诺办结期限、监督电话等；对材料不齐全的，出具补齐补正告知书；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并说明理由。按照系统定制流程，进行审核、审批。审批后，系统自动通过手机短信，告知服务对象到指定窗口领取办理的证件。网上审批避免了在办理审批过程中申请者与审批者面对面的接触，提高了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有效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今年以来，**市纪委监察局牵头筹建全市网上审批系统，建成了覆盖市本级和**县、**县试点县所有行政审批事项

及收费项目的网上审批系统。

实施电子监察，建立预防腐败的“预警灯”。“电子监察系统”是对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单位进行网上行政监察的技术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可以在网上对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单位开展网上审批、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况进行全方位、全过程行政监察，受理公众对有关部门或单位的效能投诉，对有关部门或单位开展行政审批、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进行综合评价。该系统利用网络信息技术，通过数据分析和定期专项检查，及时发现行政审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予以处理。电子监察系统主要包括五项功能。一是实时监控。电子监察系统与网上审批系统连接，自动采集各审批事项办理过程、结果的详细信息，对审批事项的流程、时限、收费等情况进行实时监察。利用电子视频系统，对政府部门和办事窗口实施实时视频监督。监察人员利用电子视频设备，对服务窗口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服务质量等情况进行现场监督，对出现的违规现象及时处理。二是预警纠错。系统对审批事项办理过程实行预警提示，对临近或超出承诺时限的情况，以及其它违反规定的情况发出黄色或红色警示。监察人员根据警示情况，分别采取相应措施实施预警纠错。三是绩效评估。系统按照预定的评估标准，通过自动采集信息，对各部门、各岗位、各事项的行政绩效，自动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和综合评价。四是网上评议。群众通过系统对政府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进行一事一评和即时评议。五是

投诉处理。公众通过系统对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公务员的相关问题进行投诉举报，监察人员受理后，通过系统采取自办、督办的方式进行办理，办理结果进行反馈，方便社会监督。今年5月份，**市在全市完成了电子监察监控中心建设，开通电子监察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视频监控覆盖市县120个行政和公共服务大厅。

推行电子招投标，打造工程建设领域防腐“铁将军”。工程建设招投标过程中，人为干预、围标串标和恶意中标等腐败问题，是工程建设领域中普遍存在的难题。采用电子招投标，是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腐败问题的有效途径。一是通过网上招标、网上备案、网上开标全过程公开透明的运行，网上公开评标委员会认定的评标结果，使招标人和每一位投标人都可以随时查看招投标进展情况，时时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二是系统公开透明运行和计算机自动评审，以及评标结果的不可更改性，杜绝人为因素干扰，限制评委的自由裁量权，使人为干预招投标、暗定中标人，以及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违纪违法问题降到最低限度，保证评标的客观公正性。三是系统利用尖端技术，有效解决围标、串标和恶意中标等问题。从去年以来，**市陆续投入400多万元，完成了电子招投标系统的开发和调试工作，完善了建设工程交易平台建设，使工程招投标告别了沿用多年的纸质招投标时代。**市建设、市政、公路、水利、电力等所有工程建设项目全部实行了电子招投标。目前，已有18个工程项目试用该系统进行了招投标，全部成功。中

反腐败的有效途径论文 篇3

关键词：提高；反腐倡廉；完善；机制

加强反腐倡廉教育是提高各级领导人员和重点岗位人员廉洁自律意识，做到廉洁从业的重要途径，是深入推进企业反腐倡廉建设，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基础性工程。反腐倡廉教育作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紧紧抓住针对性这个关键问题，着力在发挥反腐倡廉教育的导向、凝聚、警示和规范作用上下功夫，才能深入持久地推进反腐倡廉教育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一、提高反腐倡廉教育的针对性，必须更新观念，明确重点

抓源头预防和治理，教育既是基础，又是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堤防的重要措施。反腐倡廉教育和其他工作一样，要突出针对性，取得实效，必须与时俱进，更新观念，突出重点。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教育的超前预防和治本作用。

1.思想观念要更新

近年来，由于国有企业不断重组，企业的机构、机制和人员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仍然用传统的思维和模式来思考、筹划和安排反腐倡廉教育工作，不仅不能适应企业整合后节奏快、任务重、要求严的特点和需要，纪检监察部门的作用和影响也会受到影响。因此要提出转变观念，用发展和创新的观点，确定反腐倡廉教育工作的思路、原则、方法和目标。

2.工作作风要更新

就是在完成上级部署教育任务的基础上，要走出机关、深入一线、强化调研、充实头脑、掌握情况。作风的转变为有效开展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丰富教育素材。例如开展针对一线站队等基层领导的专题教育，要采用发生在身边的典型的事例，能够大大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说服力。同时也避免了教育中极易存在的空洞、枯燥和说教式的问题。

3.方式方法要更新

就是要在以往组织学文件、看录像、发书籍的基础上，又以面对面的、直接的、指向明确、内容实际生动、形式新颖独特、有感染力、震慑力的方式来开展教育。

在更新观念的同时，还要明确教育的重点对象和部位，做到抓重点、重点抓，这样才能避免和克服以往在教育上容易出现的平庸、平淡和一般化的通常现象。实践表明，在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工作中，及时地转变观念，做到与时俱进，坚持抓重点和重点抓，反腐倡廉教育的针对性就能得到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工作的作用就能得到充分发挥。

二、提高反腐倡廉教育的针对性，必须搭建载体，丰富内容

内容和形式是相互促进和相得益彰的，好的内容需要好的形式来扩大影响和声势，好的形式需要好的内容来支撑和充实。因此，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上既坚持并重的原则，又要突出教育的重点内容和方式，这是扩大和增强教育的影响与效果的重要方面。

1.针对基层领导人员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提高自律意识

为提高基层领导人员廉洁自律意识，要把反腐倡廉教育与创建“四好”班子相结合，突出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例如可以为领导人员购买《廉政故事》等书籍，定期组织员工对领导人员述职述廉情况进行评议，在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中实行签订《廉洁自律承诺书》制度等。

2.针对机关管理人员开展反腐倡廉教育，规范管理人员从业行为

为促进机关管理人员廉洁从业，在重要节日前，对机关管理人员进行遵纪守法和廉洁从业教育。组织关键岗位人员参观反腐倡廉警示基地和反腐倡廉教育展览。

3.针对全体员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培育“廉荣腐耻”的风气

可以通过组织员工创作反腐倡廉幻灯片、建设展室、橱窗、利用宣传媒体广泛宣传等方式，努力营造廉荣腐耻的企业氛围。

三、提高反腐倡廉教育的针对性，必须完善机制，注重长效

反腐倡廉教育是纪检监察部门四项职能之一，更是全党的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国有企业中的各级领导人员不仅有抓安全生产和经营管理的责任，也有组织开展对本单位本部门所辖人员进行反腐倡廉教育的责任。教育不能想起来就抓一抓，想不起来就不抓，也不能出了案子就一阵风地抓，不出案子就把它变成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要把它变成一种常态工作，坚持经常抓，抓经常，发挥它的持久影响力。

1.要将反腐倡廉教育纳入惩防体系建设规划

要将反腐倡廉教育作为企业党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公司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实施办法》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之中，统一安排、统一部署、统一落实。

2.要完善反腐倡廉教育工作的责任机制

各级党委要成立反腐倡廉教育领导小组，明确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检监察部门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各负其责、干部员工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

3.要建立反腐倡廉教育的激励保障机制

把反腐倡廉教育同其他党风建设工作一起纳入工作考核之中。与此同时，加大对反腐倡廉教育的投入。

反腐败的有效途径论文 篇4

一、腐败现象的现实表现

腐败, 是一种社会现象, 指的是国家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获取不正当的个人利益, 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在具体表现上, 当前腐败现象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 在经济管理上把权力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个人

私权, 为自己或小团体或亲友谋取不正当的私利, 把权力变为捞取好处的筹码。

2. 在组织人事上把权力异化为商品。

有些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党的纪律, 根据自己的好恶, 从自身利益出发, 任人唯亲, 把职位当作人情送人, 笼络人心, 形成恶性的关系网, 更有甚者变相卖官, 谋取私利。当前, 买官, 作为一种利益的交换, 已被不少人视为回报率最高的“投资”。

3. 在意识形态上把权力作为获取名利的途径。

当下, 部分的权力已经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中, 权力者把国家和人民赋予为人民服务的权力, 转变为自己捞取政治地位和资本的途径, 欺上瞒下, 以假乱真, 以次充好, 弄虚作假, 已经形成了一种不良风气。

4. 在工作联络方面把权力变相的变为满足自己私欲和挥霍浪费的方式。

目前, 有些权力在运用的过程中, 始终是与吃喝玩乐联系在一起的, 使得挪用公款吃喝玩乐的风气愈演愈烈, 借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名, 行参观、游览等违法违纪活动之实, 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流行的腐败方式。

5. 在生活作风方面把权力变为腐化堕落的桥梁。

一些公职人员和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 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在生活中以权谋色, 过着灯红酒绿, 腐化堕落的生活, 进行权色交易, 迎合了部分不法分子利用美色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作法。

二、遏制腐败有效途径探寻

1. 突出重点, 把好权力运行主体的入口关。

在选人用人上, 第一选拔关要把好, 防止为政不廉的腐败分子混进我们党的队伍中;第二对重要的岗位, 特别是我们的执法执纪部门和掌着重要的人、财、权等重要岗位的干部, 要进行严格的选拔、任用, 并加强对其管理。践行《廉政准则》, 关键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坚持秉公用权、为民用权, 规范用权、阳光用权, 杜绝权力私有化、商品化、庸俗化;第三要建立谁举荐谁负责的干部责任制;第四要建立起考察干部的责任制。在考察过程中, 应实事求是, 如果是因为考察过程中的不实错用了干部, 将追究相应的责任;第五要建立主要领导把关的责任制。单位主要领导对所提拔干部德能勤绩的审查要做到通过强化监督、落实责任, 能够有效防止用人上的种种不正之风, 杜绝“跑官”、“要官”等令老百姓深恶痛绝的不正常现象。所有这些问题, 实际上都与干部任用和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有着很大关联。建立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责任制, 是干部任用制度建设的一大举措。追究在不称职官员的任用上存在失察和失误的上级领导干部的责任, 来强化监督、落实责任, 使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发挥出真正的“阳光效应”, 将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2. 加大经济、刑罚处罚力度, 建立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制约机制, 这是遏制腐败的有力保障。

经济方面, 首先要建立健全经济惩罚机制, 提高腐败行为的经济成本。要加大罚金的运用力度, 加强从经济上惩处腐败行为的立法研究, 要依法依纪从严惩腐, 从严惩处行贿行为。第二要理顺收入分配机制, 规范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收入。通过改革税费制度、严格税收征管、规范竞争机制等措施, 消除垄断行业的优势地位, 逐步理顺分配关系;试行公务员的收入预期制度, 增加腐败的预期成本, 促使公务员严于自律, 珍惜岗位。刑罚方面, 虽然我国《刑法》对腐败量刑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但在实践过程中, 以罚代刑的现象还比较普遍。要从立法上进一步加大刑罚处罚力度, 减少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取消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权, 保证所有被依法查出的腐败分子都受到应有的惩处, 彻底打消腐败者的侥幸心理, 使其轻易不敢以身试法, 以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3. 整合信访资源落实信访责任, 实现纵深反腐。

消除腐败必须依靠人民群众, 只有动员人民才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只有依靠人民, 才能有效开展反腐败工作。制度反腐需要各方面工作的整合, 不能各人自扫门前雪, 不管他人瓦上霜。不能形成纪检机关只管纪检机关的信访, 检察系统只管检察系统的信访, 公安部门只管公安部门的信访……各单位各部门的来信来访中有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要对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归类梳理, 建立初信初访工作责任制, 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制度反腐落实在信访工作中, 就是要整合信访资源, 认真研究解决, 落实相关责任, 建立有效的信访处理机制, 妥善解决群体访、越级访、重复访等问题。

4. 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 让制度发挥更大的“阳光效应”。

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 是防止腐败的关键。其一是强化监督机制, 实现腐败风险最大化。要实现腐败风险最大化, 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打破多级“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 建立一套科学高效的反腐机制。对那些从属或受制于“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中的党纪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监督部门的人、财、物实行垂直管理, 使行政权与监督权分离, 彻底切断监督机关与地方的行政隶属关系, 提高他们独立行使监督权力的能力。这样不仅可以使同级监督部门充分发挥监督职能, 将腐败消灭于萌芽状态, 而且可以有效地降低反腐成本, 提高行政效率, 使群众的举报、申诉、控告就近得到及时处理, 从而在客观上大大地提高腐败者的风险, 使以身试法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惩处, 能够更好地促进自律的形成。其二是增加透明度, 压缩自由裁量权。既然权力失控是导致腐败的重要根源, 那么就应该从权力控制着手, 研究遏制腐败产生的对策。其三要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 压缩决策者的自由决定权。对干部的选拔任用, 应在干部分类的基础上, 分行业制定科学的晋职比例, 实行硬件考核, 分类管理, 按比例晋职, 按科学程序选拔。第三要建立科学的责任追究和有功奖励机制, 提高决策者的责任感。对重大决策失误或用人失察者实行严厉追究, 对推荐选拔用人有功者进行奖赏。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是新形势下从严管党治党的利器, 是推动科学发展的法宝, 也是党员领导干部勤廉从政、安全成长的指南。只有依靠立体反腐, 即采用立体的、综合的、全方位的方式和手段反腐败, 通过“阳光反腐”追求“阳光效应”, 才能最大限度的把腐败遏制在可能的最低限度。同时, 应当看到, 贯彻落实《廉政行为准则》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是一项长期任务, 需要把长期规划与近期安排结合起来, 锲而不舍、常抓不懈。

摘要：中国的反腐败又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阳光反腐”阶段, 即采用立体的、综合的、全方位的方式和手段反腐败, 追求“阳光效应”, 本文从把好权力运行主体的入口关、加大经济、刑罚处罚力度、整合信访资源、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等方面对遏制腐败有效途径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浅谈反腐的新途径——网络反腐 篇5

摘要：当今社会，我国腐败奢靡之风愈演愈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让众多政府官员频频触犯法律和道德底线却犹不自制。腐败体现了现代某些官员思想的陈腐和行为的堕落，是当今法治社会坚决不能容忍的一种行为。腐败害人害己，对党、对国家和社会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于是，反腐行为在现在就显得尤为重要。网络，是“信息时代”消息传送的绝佳工具，它让各种各样的信息在网民之间得到很好的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和对话方式，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网络反腐，以其独有的快捷性和全民性已成为现今社会防治腐败的重要方法。今天就让我们走近网络反腐，更好地了解网络对我国实现法治的重大影响。关键词：反腐；网络反腐；党的建设

1.引言

2012年，网络反腐可谓风生水起、格外耀眼。

人称“表哥”的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因在车祸现场“微笑”引起网友注意，被“人肉”出戴十几块名表，继而被陕西省纪委查出存在严重违纪问题，被撤销党内外职务。

今年8月，有网帖称在广东省县级以上机关2012年招录公务员考试过程中，中山市人社局纪委书记梁国影指使他人调高了其子林某对外公布的笔试成绩。8月6日，梁国影被“双开”。

10月30日，有网民发帖称，山西省孝义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任林生名下，有“豪车十几辆，价值超过2000多万元”，还有“豪宅别墅十几套，总价值近两亿元”。帖子称，任林生有宝马一辆、奔驰四辆、路虎一辆、丰田一辆、雷克萨斯两辆、林肯领航者一辆，大众辉腾一辆，“听说还有辆白色路虎，因为没见过不敢确定”。

近日，网友发帖称，深圳龙岗街道南联社区村委主任周伟思在当地拥有私家住宅、别墅、厂房、大厦超过80栋，豪车超过20辆，估计资产超过20亿元。周伟思称是他人故意中伤自己，其名下有多少房产自己也不清楚，但随后又承认6套房产属实。

记者28日从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了解到，深圳社区干部周伟思坐拥“20亿资产”一事的举报人周某某已于27日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案被该局逮捕，龙岗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与其举报周伟思无关。

2.网络反腐的影响

依托互联网的大平台，网络问政风生水起，网络监督亦风起云涌。一项调查显示，87.9%的网民非常关注网络监督；当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9.3%的网民会选择网络曝光。回看过往，从当年的孙志刚事件到一波三折的艳照丑闻，从黑砖窑官员的撤职、复职、再撤职到“天价香烟局长”周久耕被立案调查，从公务员出国“考察门”到“一夫二妻”区委书记董锋被曝光后半月成为阶下囚，网络一次又一次展示出巨大的能量。在网络面前，人人都是新闻记者，一个全民反腐的时代已经到来。网络，这个信息来源的多元聚合体，极大地增加了反腐败信息的来源度，同时也很好地实现了信息的共享，信息共享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舆论潮”，“舆论潮”增加了某个问题的曝光度、透明度以及被公众广泛的知晓度。

表哥、房叔都落马了，雷政富的艳照也传遍天下了，网络反腐的号角越吹越响，腐败贪

污的资产数额也越曝越大，雷政富的问题还没有定论，20亿资产又成为网络反腐的最新议题。其中，涉事官员的级别之高，纪检部门的回应之快，又是之前的网络反腐所不及的，可以说在现实影响力上又上了一个台阶，让“围观改变中国”更加深入人心。

3.网络反腐的利弊

3.1网络反腐的优点

（1）在相对虚拟、隐秘的互联网上，很多人平时在现实社会中不敢说、不方便说的话与事，往往都能原汁原味地展现在各级政府官员面前。这些海量、及时、真实的网络原生态信息，使中国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与扩展。

（2）小鼠标可以拉下大贪官，低成本也可以催生高效率，网络反腐以其独特的现实魅力正在感染着更多的人，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现行的反腐格局。网络给当下的官场生态带来了巨大压力，傲慢与跋扈都可以点燃民意，进而促使网民寻找巨额财产和男女关系方面的线索，以官员最忌惮的方式对其进行惩戒。这种随时可能引发“灾难”的反腐手段，让官员变得低调，更主动地去倾听民意，也让普通人感觉到了公民的力量，让“以弱胜强”成为可能。

（3）一个人的呐喊从来就是无比单薄，再有“利”度的声音没有“通行证”都难以穿透那堵厚重的红墙。人们有力无处使，眼见民间疾苦却只能顾影自怜。而如今，网络反腐已成为当今监督腐败行为的重要途径。在网络这个发达的自媒体平台上，每一个围观者都是事件的参与者，公民声音以小见大，一则网络几十万次、甚至上百万次的转发量就是舆论发酵最天然的培养皿。

3.2网络反腐的缺点

（1）虽然网络上不乏真实的原生态民意，但网络本身的虚拟性既是其先天优势，也是其内在缺陷所在。

（2）网络的开放性、即时性，问题官员既可以一夜“成名”，为全国人民所关注，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和介入，也可能会随着事件本身变化和时间推移或新噱头的产生，关注度骤然降温，乃至一夜间归于沉寂。现实中，问题官员一旦被网友“盯上”，待东窗事发、激起舆论风浪后，一般当事官员很快会被“严肃处理”。然而，一段时间之后，待舆论的风头一过，高调复出者有之，悄悄异地为官有之，官位革去待遇不变者更是不在少数。

（3）网络反腐是公民行使监督权利的一种方式，但网络反腐基于网民爆料，真实性无法保证，很有可能出现诬告和诽谤等现象，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或骚扰他人生活等问题。另一方面，爆料人常为了保护自己而拒绝透露其真实信息，由此带出来的信息真实性也就无法考证、责任无法追究。

（4）网络反腐的出发点不明确，具有偶然性。很多情况下，网络反腐只是舆论关注某一现象的附属品。在表哥杨达才的案件中，网友关注他最早并不是因为他手上的那块表，而是他在事故现场的微笑。对其人肉搜索后爆发出的贪污受贿情况，只不过是网友对其“微笑”行为不满的一个赠品而已。

4.网络反腐的前景

十八大上习近平主席讲到，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

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这是一番诚恳的讲话、一个鼓舞人心的信号，人们可以从习主席的讲话中看到一颗要跟腐败斗争到底的决心。

近日，中共中央纪委近日印发了《关于纪检监察机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通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贯彻中央通知精神，带头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反腐问题上的不断发声，凸显了党和国家对于此问题的重视程度。

在未来很长的一段反腐道路上，网络反腐还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但要明确的是，反腐最终还是要依靠合理、合法、合情的透明制度。网络反腐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和副作用，我们不能过度依赖它。

如果不是因为极其偶然的线索而被曝光，“表哥”和“房叔”们可能依然稳坐泰山。也就是说，在网络反腐和现行反腐制度之间仍有巨大黑洞需要弥合，与偶发性的网络反腐相比，常态化、制度化的反腐体系可能更加有效，也更加有利于建成一种前置型的防腐机制。

正因如此，纪检部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表态固然值得肯定，但比当下严厉查处更重要的，恰恰就在于平日如何主动发现和有效预防。与网民的“定点清除”相比，针对所有官员的反腐大网才是解决腐败的根本之策，无疑也会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实践效果。

5.结束语

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化、制度化的轨道，是规范网络反腐的关键问题。网络反腐制度必须法治化，包括制定法律保障对举报线索限时回应以及举报人安全，调查进展等问题做出具体的法律界定。

对一些不良网络反腐举报信息和涉嫌侵权、打击报复性质的虚假网络反腐信息，进行综合治理，从而建立秩序保障、有法可依的网络环境。这要求网民也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互联网不是法律的真空地带，网络反腐同样需要恪守法律。

同时，政府应该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对一些确有根据的质疑，纪检监察机关应及时介入调查，并及时、详尽地公布调查结论。

网络反腐尽管具有“神奇”的力量，但不应成为反腐常态。网络监督只是补充性、非常态的，而反腐败却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反腐败要依靠网络，但是却不能依赖网络。建立科学完整系统的反腐败体系才是反腐问题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曹振华.我国网络监督的现状及负面效应研宄[D]:[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12

反腐败的有效途径论文 篇6

腐败成了臭豆腐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如今我们的外汇储备超过了万亿美元，成绩举世瞩目。与此同时，腐败问题依旧严重，看报纸上说我们的反腐败取得了多少多少的成果，但是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是腐败成了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且很多人都在吃。胡锦涛同志说过，如果我们不认真反腐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就会亡党亡国。什么是可以预见的未来？肯定不是50年、100年，我的理解是10年、20年。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很悠久，这个在世界上不是最长的，但是也相当长。我们说有的王朝，比如唐朝有将近三百年的天下，明朝也一样，清朝也一样，我们执政难道还比不上他们？我们应当怎样防止腐败？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好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能搬过来吗？自然不能。西方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我们国家能这样吗？所以非常现实的问题是，我们要防止腐败、要限制腐败的产生，需要从中国历史上吸取好的经验，这才是一个有效的做法。

明朝时期科长就能监督部长

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经从重从快惩治贪污腐败，可以说用了非法制的手段。这一方面有当时形势的需要，元朝末年太腐败了，有了这个教训，朱元璋就用严刑苛法来惩治贪污腐败，杀了不少贪官，贪污腐败之风一时有所收敛。但这完全是离开法制轨道的，是“法外之法”，是不可取的，太过残暴。现在有的史学家为朱元璋辩护，那是毫无道理的。酷刑太可怕了。“剥皮楦草”，把人皮剥下来，把草填充进去，然后挂在衙门口，朱元璋确实干过这样的事。此外，朱元璋还使用过“炮烙”“钩肠”“刖足”“凌迟”等酷刑。“钩肠”就是把肠子钩出来，“刖足”就是把脚筋挑断，“凌迟”要割3000多刀，如果规定的刀数还没有割够，受刑人就死了的话，刽子手就要反坐。这些做法简直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朱元璋还向全国颁布《大诰》——实际就是他的语录，要求官员照着去做。可笑的是，他甚至组织全国各地的读书人和官员到南京来举行背《大诰》比赛，看谁背得好。用《大诰》来代替法律，就可以看出皇帝的为所欲为。朱元璋的这些做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给人留下了非常严重的“精神恐惧症”。晚年，朱元璋有所醒悟，酷刑都废除了。他死后不久，《大诰》也没人背了，慢慢地也就没有用了，正所谓人亡政息，但明朝的腐败现象依旧没有得到有效整治。这段历史从反面告诉我们：反贪一定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进行，离开法制轨道的反贪或许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但从长远看，终究会给历史留下一声长叹。其实，中国古代很重视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很早就有监察系统、御史制度、弹劾制度。而且有些制度是很特殊的。明朝有三法司，设六科，六科给事中，相当于现在的科长，却可以监督尚书——相当于现在部长一级的官员。为什么要给给事中这么大的权力？就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现在看来，对历史上中国的监察制度研究虽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但仍然不够，这里面一些好的经验，应该加以总结。

明堂、登闻鼓、华表都是古代监察用品

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开始的，原始人共同生产，没有什么剩余产品。在物质缺乏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有私有的观念。但是到原始社会后期，形成很多部落，部落酋长开始有支配权，他有可能利用这个权力把一部分东西据为己有。如何制止据为己有？相应的措施随之产生。比如明堂、登闻鼓和华表等。清代乾嘉学者曾写了很多的文章来考证明堂到底是什么。当代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认为明堂也就是原始部落酋长开会的一个会议厅，在明堂里面可以议事，哪一个酋长如果做了损公利己的事，就可以对他提出批评，到后来，就在这个明堂里放一个鼓，叫登闻鼓。古代还是原始的民主，对哪一个酋长有意见，认为哪一件事情处理得不公，都可以到明堂里面去击鼓，请大家来进行评议。登闻鼓发展到后来，成了县衙门口的一个大鼓，一直到明清，这个登闻鼓还放在县衙的门口。在演变过程中，随着腐败，这鼓也失去它原有的作用了，有的人击这个鼓，却不让他进去，为什么？大家知道一句话“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除了登闻鼓以外，更值得我们回味的是华表。去过天安门的应该都有印象，在天安门前，有两个华表，但好多人都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有年轻人曾经问笔者，这是不是国家的象征？华表其实不是国家的象征。在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的一个好朋友牧惠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华表的沧桑》，讲天安门前的华表的来龙去脉，这篇文章后来还收入了初中语文课本。

华表来历很早，古代称为诽木、谤木。在众人议事的地方竖一块木头，木头上面要放一块横的板，这个样子有一点像中午的“午”，所以又称为午木。那横板上有时候要装饰一点图案，看上去像一朵花，古代“花”跟“华”两个字是相通的，所以演变到后来，就变成了华表。在华表的横板上面是可以写字的：对某人有意见；国家应该如何治理？实际上它最早是起监察作用的。但是到秦汉以后，华表从议事的地方被搬到宫廷里去了，这样它的作用就消失了，慢慢变成了装饰物。到宋以后，华表从宫廷里面又被搬到宫廷外面去，一直沿袭到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安门前面的两个华表，当初的意义完全丧失，变成一种装饰品，而且演变成一种权力的符号。

台谏制度是中国牵制权力的有效手段

中国古代牵制权力的制度要说简单，一句话就能概括，就是台谏制度。所谓“台”就是御史台，“谏”就是谏官，御史是监察百官的，谏官是对皇帝进言的，也可以说是对皇帝进行监督的。御史大夫从什么时候开始设立的？就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有正式的御史大夫纠察弹劾百官，下面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等等，这是中央。在地方上呢？县令既是地方行政的一把手，但同时也行使监察权。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从秦朝来看，监察权和行政权还是纠缠在一起的，没有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御史制度得到加强。御史大夫在汉代最高可以做到副丞相，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有时候可以代皇帝起草诏书、命令等等，所以地位相当特殊。汉代一度御史大夫权力甚至超过丞相，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从汉代监察制度比较好的经验来看，主要一点是建立刺史制度。刺史跟一般的御史不一样，他不干别的事，就做单纯的监察官，他的官俸比较少，只有六百石，但是他可以对二千石的郡守进行弹劾。endprint

中国历史上以小制大，以内制外，都是皇权制度下进行监察操作的很重要的原则。有人写文章，曾经系统地研究过，就是从秦汉到明清，御史官大部分都是没有超过七品的。正因为他们的官职小、俸禄少，所以他们敢说，就是丢了官损失也不大。有很多御史就是不怕死，甚至超过自己的权限，不是监督郡官，而是监督六部，有少数御史越权，对皇帝进行进谏，这个情况也是从汉代开始的。

包拯进谏唾沫喷了宋仁宗一脸

谏官也称为言官，职责是“讽议左右，以匡君失”，主要是对皇帝进行讽议。笔者认为，在世界文明史上，谏官制度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关于谏官，历史上很早就有零星的记载，但一直到秦始皇后才形成制度，开始有谏大夫，汉朝以后完备谏官制度，东汉称为谏议大夫。明朝张居正编过《帝鉴图说》，实际就起了一个谏官的作用，以古讽今，教育皇帝，这本书现在还有。唐代的谏官制度最为完备，出现好几位能够向皇帝进谏而且起到一定作用的著名谏官。大家都知道有一本书叫《贞观政要》，就是唐太宗在贞观年间，跟魏徵和其他人的对话，实际上也是进谏的一种记录。唐太宗用非常残忍的手段通过“玄武门之变”上台，李世民后来为什么那样纳谏，表现特别谦虚，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上台时候不光彩，有一种自卑心理在起作用。李世民确实把好多意见都听进去了，而且表现得诚惶诚恐。他喜欢玩一种鸟，有一次正在斗鸟玩鸟，结果魏徵来了，他很害怕，怕魏徵滔滔不绝地给他进谏，就把鸟放在袖笼里，结果魏徵跟他说东说西，一两个小时过去了，那只鸟就闷死在袖笼里。魏徵走了以后，李世民就很不高兴，但他不发作，这样的事情很多。现在我们看《贞观政要》以及新旧“唐书”里面的记载，好多好的建议李世民确实是吸取了，比如说减轻农民的负担，减少征伐，不要随便就开战，所以唐朝经济才能发展。到后来，魏徵死了，没有人对他进谏，唐太宗又有些膨胀了，去打高丽，结果损失很大，造成国家严重的财政危机，所以他退兵回来以后，很感叹，说魏徵要是在世，我怎会做这样的事！可见魏徵这些人对他的进谏确实起了作用。

武则天，在许多人印象里是一个太狠毒的女人，自己儿子、女儿都可以杀的。但是你不能小看她，她有纳谏的器量，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能超过武则天，别说政治上的一些进谏，有一些御史、大臣，对她进谏的内容甚至都涉及她的隐私，让她很丢面子，武则天并没有动怒。大家都知道，武则天有几个面首：薛怀义、张宗昌、张易之等。在唐朝，大臣、御史们不能容忍这个事，不断向她进谏。当时有一个宰相，进宫门的时候碰到薛怀义，上去就给他两耳光。你想打了武则天的情夫那还了得？薛怀义马上去报告给她，武则天不但没有说这个宰相，而且还说你以后别走东门，你走北门就碰不上这个宰相，不就没有这种事了吗？这要多大的雅量！大臣朱敬则就上书，说你已经有了几个情人，怎么还这样搞？武则天不但没有怪罪他，还说“非卿不闻此言”，意思就是说，不是你的话别人谁也不会说这个话，还赐给他绸缎百匹作奖励。人是非常复杂的，武则天有她很不好的方面，但是她掌权50年，绝非等闲之辈，她的政治雅量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宋代著名清官包拯先后做过御史、枢密副使等官，常常起谏官的作用。宋仁宗有一项任命，他不满意，反反复复进谏，说的时候和皇帝距离很近，喷了宋仁宗一脸的唾沫星。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宋仁宗没有发脾气，接纳了他的意见，收回成命，这很不容易。雒于仁的进谏，在明朝的历史上，甚至在古代监察史上也是很特别的。他给万历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奏疏内容《明史》内有，别的文献也有，给万历皇帝扣了一个帽子，说他这个人是好酒、色、财、气。这时是封建社会后期了，皇权至高无上，被神化了，所以明朝有的大臣上奏疏，看到皇帝就非常害怕。而雒于仁居然敢说万历皇帝好酒、色、财、气，历数他的罪状。万历皇帝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皇帝，但是雒于仁居然给他上这么道奏疏。万历要杀他，好几个大臣到深宫里去，给皇帝上奏疏说情。万历皇帝耍赖，就是不看，说我眼神不好。然后就发脾气，说我肝不好，最近调养刚好一点，雒于仁居然上这个奏疏！这几个大臣就说雒于仁这个人如何忠心耿耿，万历皇帝终于没有杀他，而是把他赶回老家了。

“封驳”制度给事中敢让皇帝收回任命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三省制。三省制是将国家政务机构分成三个部门，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它们有分工：“中书主受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施行。”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封驳”制度，这在世界监察史上都是很特别的，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制度。皇帝下一个诏书，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把它封驳，也就是把皇帝下的命令挡回去。所以门下省看起来作用很大。历史上封驳到底起多大作用呢？确实有个别皇帝比较开明，能够接受，既然大臣说我的命令不合适，那我就不施行了。唐朝的封驳最有成效，在李世民、武则天执政时，尤为成功。封驳不仅可以封诏书，甚至可以涂改诏书，在诏书上批示。这是唐朝社会开放、宽容、包容的时代特点的产物。唐宣宗时有个大将军叫李燧，唐宣宗认为这个人很好，德才兼备，要任命他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岭南节度使。当时皇帝的诏书已经发下去了，给事中萧放（给事中是官名，一直至明清都有。职位是很低的，到明清变成六科给事中，也就是现在的处级干部，最低的还有没达到七品的，现在讲就是正科级的干部。）说这个诏书不能下达。李燧有很多问题，任命他到岭南去担当重任，绝对是不合适的，他在诏书上写了两个字“不妥”，然后就去找皇帝并列举种种理由。皇帝这时正在听音乐，宫女乐队正在演奏。萧放的话，他听进去了，觉得这个任命确实不合适，但是叫别人都来不及，便赶紧当场叫一个伶人骑快马去把诏书追回来。宣宗初年，李藩担任给事中，发现诏书有不妥处，即于诏书末端批上意见退还。类似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还能找到一些，这就是封驳。这些都不是野史，而是正史记载的。笔者在新华社的一次会议上说这些，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确实如此，现在如果高层领导发布了一个任命书，一个处级干部认为不妥，给退了回去，可能吗？笔者举这几个例子，是用来说明古代的御史、谏官和封驳制度。虽然这些制度的实施最终取决于皇帝，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和权力牵制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权力的牵制，一个王朝可能很快就腐败了，都成了短命王朝，像走马灯似的，社会怎么能安定呢？也就不可能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对历史的发展起过正面的积极的作用，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而且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世界历史发展中，也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历史纪录非常悠久，譬如印度的历史比我们还早，但他们的历史文献记载是断断续续的，不像我们是连续的。所以我国古代监察史的遗产，在世界监察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可以说，御史、谏官和封驳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反腐败很有效的经验，我们应该重视，很好地研究它，目前，有些我们只是零星研究，没有系统总结，笔者认为应该系统总结，加以利用。

最难监督的是一把手皇帝

反腐败的有效途径论文 篇7

一、利益冲突:房地产腐败的第一诱因和根源

房地产腐败与其他领域的腐败一样,具有腐败的一般共性,即公权私用、以权谋私;而腐败的根源,目前共通而深刻的判断,就是“利益冲突”。什么是“利益冲突”?在国际理论界有人认为,利益冲突是指“我们自己的个人利益与我们作为一个公共官员的利益之间产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包括角色冲突和各种权力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但这些冲突中较典型的是为我们提供了滥用公务谋取私利的机会”(特里·L·库珀,2001)。利益冲突表现为公共角色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客观责任与个人可能利益之间的冲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所谓的利益冲突是指公务员的社会关系、金钱往来或个人信念有可能会妨碍他(她)从公众利益出发,依照法律办事”(马国泉,2006)。在国内,有人把利益冲突界定为政府官员公职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个人自身具有的私人利益二者之间的抵触、违背和侵害(李雪勤,2001;孔祥仁,2007)。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公务员在履行公共职责时掺杂了个人私利,那么必然会使其掌握的公共权力和资源偏离公共目标,沦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因此,利益冲突是权力异化的一种形式(程文浩,2006)。目前比较趋同的定义是:利益冲突是政府人员所处公共位置上的公共责任与其私人利益的冲突。由于政府人员的首要职责是实现公共利益,故其利益冲突表现为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庄德水,2008)。或者说,所谓利益冲突,就是指政府官员公职上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自身具有的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

由此可见,作为现实生活的客观存在,利益冲突反映着国家公职人员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实现“公益”和追求“私利”的矛盾冲突,反映着国家公职人员“公共角色”要求与“私人角色”要求“双重利益代表”身份造成的利益冲突情境或者说利益抉择困境,反映着国家公职人员时刻面临着“为公弃私”还是“背公谋私”自我选择的可能或拷问。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化和界线还不是很清晰的情形下,在公职人员不断受到各种利益诱惑和各种利益关系困扰的状态中,一旦出现政府内部的权力结构失衡和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政府外部监督失灵,就可能导致公职人员的自利性膨胀,进而引发个人伦理观念和道德素质的蜕变,在“公私兼顾”的认识误区中,把“私利”置于“公益”之上,使“私欲”取代公共责任的追求,进而发生角色错位。表现出公权私用或以权谋私,造成公权行使违背其所应代表的民意,最终造成政府公职人员从利益冲突情境转向利益冲突行为,再到腐败行为的蜕变(庄德水,2008)。正因如此,我们说利益冲突虽然不直接表现为腐败,但确是滋生腐败的土壤,是私欲、权力、机会等各种可能滋生腐败的要素发生综合作用的“触媒”,是我国公共生活中腐败现象和种种不正常情况的共同根源。

在我国,近年来落马的贪官许多都与房地产领域腐败有关,腐败案件中犯罪主体主要为相关的政府官员和公共业主。房地产领域普遍存在我国转型期管理体制不健全带来的问题,如行政审批事项过多、一把手权力过大、官员自由裁量权过大等,加上政府和国有企业手中握有大量社会资源,却又缺乏恰当监控,这就给公职人员品性带来极大考验,很多人最终没能抵御住权、钱、色的诱惑而深陷泥潭。我们看到,在所查处的房地产腐败案件中,利益冲突的诱因表现得尤为明显,不一而足。

二、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机制:从源头上治理房地产腐败的必然选择

我国房地产领域腐败案件“易发”、“多发”和“高危”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些腐败案件展现的“公权私用”、“权钱交易”、“权房交易”、“损公肥私”等特征,无一不透视出房地产领域已成为最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风险领域。很显然,我们必须在房地产领域加快建立基础性预防机制:以尽量避免房地产领域个人利益与公职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实在的或潜在的冲突为核心导向,通过做出尽量合理的权力安排和利益安排,尽可能泾渭分明地划清公益与私利之间的界线,并切实做到防止它们之间出现矛盾和碰撞,以阻断房地产领域公权私用的通道,消除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土壤,真正从源头上防止和减少房地产领域的“权力寻租”。

为此,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房地产领域防止利益冲突机制仍然严重缺失的现实,着力推进以下两项势在必行又相辅相成的工作。

1. 立足房地产领域反腐败实际需要,结合国情,放眼世界,广泛充分汲取国内外防止利益冲突的相关思想理论和实践成果,努力将科学可行的防止利益冲突的核心价值理念、原则、制度规范和方法手段,内化为房地产领域公职人员自身素养和自觉行动。

作为一种国际性廉政机制,防止利益冲突已被多数国家视为有效预防腐败的前瞻性策略,并成为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必然选择。

200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其第7条第4款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努力采用、维持和加强促进透明度和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第8条第5款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酌情努力制订措施和建立制度,要求政府人员特别就可能与其政府人员的职能发生利益冲突的职务外活动、任职、投资、资产以及贵重馈赠或者重大利益向有关机关申报”。我国早在2005年就已决定批准该公约,因此这些公约内容对我国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同样适用。

20世纪90年代初,加拿大制定了《公务员利益冲突与离职后行为准则》,明确规定公务员在任职时和任职后都要妥善处理好私人事务,防止发生真实的或潜在的利益冲突,如一旦发生冲突,必须以有利于公共利益之方式解决,不得超出职责范围帮助与政府打交道的私营实体或个人,不得以政府内部信息谋求利益,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利用政府财产进行政府批准以外的活动;离职后一段时间内也不得利用以前的职位和关系捞取个人好处。该准则还对财产申报、接受礼品、回避、离职后行为等作了比较全面的详细规定。经过10多年的实践,加拿大又于2006年制定了《利益冲突法》(吴柯,2010)。

美国经过多年的努力,形成了以防止利益冲突为核心、相对完善的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体系。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政府伦理法》,详细规定了一定官职以上的政府官员实行财产申报制度,对如何避免受聘前的利益冲突行为予以明确,并建立独立检察官等机构督促法律的落实。此后,美国又先后颁布了《政府伦理改革法》、《政府官员及雇员的行政伦理行为准则》以及内容更为详细、更具可操作性的《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伦理行为准则》。美国公共伦理规范主要包括:禁止收礼、禁止经商、禁止兼职、财产申报、禁止利用公职谋取私利,等等。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通过《香港公务员行为纪律指引样本》和《问责制主要官员守则》两个法律文件有效防止利益冲突。前者针对一般公务员而言,详细而明确地规定了公务员要避免和申报利益冲突、保密义务、兼职情况、接受免费服务的注意事项等;后者则针对司局级公务员而言,从品性、投资(利益)的申报和处理、接受利益、离职等方面均做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

近些年来,我国也先后颁布了数十项针对利益冲突的法规政策。其中中央层面影响较大的有:《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1995)、《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05)、《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5)、《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2010)、《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2010)、《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1984)、《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1985)、《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2004)、《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03)、《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2010),等等。在这些党内法规和行政法规中,虽没有“防止利益冲突”的明确表述,但许多内容都旨在防止利益冲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按照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现代市场体系要求推进相关改革,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完善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领域市场运行机制”。这是中央文件首次使用“利益冲突”这样全新的廉政概念。

在地方,浙江省先试先行。2011年,浙江省委印发了《党员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暂行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严禁公职人员在与其本人或利益关系人利益相关的事项上采取任何个人行动,并对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防止6个方面的利益冲突提出8项限制规定。此外,还针对民营经济发达、利益主体多样化的实际,在防止利益冲突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例如,在离职行为限制方面,提出了《贯彻实施〈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的若干规定(试行)》;在兼职取酬方面,出台了《关于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兼职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规范公务员在事业单位兼职的若干规定》;在个人报告有关事项方面,制定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的实施办法》;在回避制度方面,明确了《关于各级党政机关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实行回避问题的意见》。

2. 从反腐败大局着眼,从房地产领域重大腐败问题着手,紧紧抓住预防这个关键,突出防止利益冲突管理,切实促成房地产市场管理中公职人员“不想、不敢、不能、不用腐败”的源头防治腐败机制。

一是要认真系统梳理房地产领域利益冲突表现形式,努力做到防止利益冲突工作的“知其然而然”。这方面浙江省杭州市的经验值得重视。2011年,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监察局通过认真调研,在国内率先明确了当前必须重点防范的党员干部发生利益冲突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12种主要情形:一些党员干部利用规划许可、行政审批等权力或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利用执纪执法的自由裁量权,以乱作为、不作为等手段,为自己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向管辖或服务对象大量借款借物,用于投资生财、购房炒股、消费享受等;一些领导干部利用掌握的公共信息,提前购买、装修即将拆迁的房产、店铺或迁入户口,获取拆迁补偿金或安置房;一些党员干部以自己或亲属投资入股、合伙经营的名义,变相敛财;一些党员干部利用所在单位的行业便利,通过社会力量办学或开办药店、诊所、中介机构等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为特定关系人经商开店、办企业提供便利、招揽生意、吸收存款、提供保护等;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行政权力指定下属企事业单位或中介机构为产品检测评估或工程建设代理、代建单位,发生利益冲突行为;一些党员干部利用行政权力在公共资源配置、专项资金分配、公共产品采购等过程中发生利益冲突行为;一些国有企业党员干部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为上下关联企业在物资采购、材料供给、产品销售等方面提供帮助,谋取利益;一些党员干部在人事任免中收受好处,或者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为亲属就业、提拔提供便利,获取利益;一些农村党员干部利用职权占有或滥用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发生利益冲突。

上述利益冲突从性质上又可归结为:交易型利益冲突、影响型利益冲突、“旋转门”型抑或“期权型”利益冲突。现实生活中,只要进行相关决策时存在明显利益冲突,就会极大危害政府廉洁形象,就会严重削弱公众对公职人员的基本信任,而对公职人员的决策及其执行过程的客观公正性产生质疑也就不可避免。

二是基于上述现实情况的考量,当前我们应当集中力量有针对性地多管齐下,突出加快房地产领域防止利益冲突机制建设:(1)一定要争取在可预见的时期内营造出我国房地产市场管理中“官家”与“商家”一致认同并遵循的房地产领域防止利益冲突的基本伦理风尚,这方面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ECD)根据各成员国的法律条文和伦理规范归纳出的八个核心价值值得肯定和学习。它们分别是正义公平、平等性、负责任、公开透明、效率性、廉洁诚实、依法办事、公正无私。我们相信,只要具备公私分明的自觉理念,就有可能生成向公祛私的规范和行动。(2)一定要将房地产领域管理利益冲突活动的法律规则制定放在相对突出的位置。在强调事前阻遏和动机抑制、强调尽最大努力消除“私利”与“公益”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现实或潜在冲突的前提下,首先对官员财产申报、资产处理、回避、礼品和馈赠、限制经商以及离职后的就业、经济投资活动等容易引发利益冲突的事项,进行严格详细的规定。(3)一定要在追求政务公开、官民“信息对称”的同时,围绕正确处理房地产领域权力和利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在权力和利益方面作出公正合理的安排,有预见性地阻断房地产领域官员以权谋私的可能通道。(4)一定要针对房地产领域土地资源稀缺、“权力寻租”空间大、政府有关部门集行政审批权和行政执行权于一身、有些关键部位监管缺位以及少数领导层官员抗御“权、钱、色”诱惑能力差的实际情况,完善并强化对房地产领域利益冲突行为的监督机制、评价机制、奖惩机制,加大对利益冲突问题的处理力度,以实现我国房地产领域利益冲突调整的可控性,保障从源头治理房地产腐败目标的有效达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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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顾阳唐晓清.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理论内涵、制度功能和实践途径.探索.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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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颜新文沈廉轩.让“冲突回避”成为行为规范——浙江建立健全党员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综述.中国纪检监察报.2011.5.14

[5].杭州市纪委监察局.如何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机制.中国纪检监察报.2011.5.30

反腐败的有效途径论文 篇8

1 公民利用新媒体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的实证研究

课题组问卷调查主要围绕公民掌握新媒体并利用新媒体参与反腐败活动的情况进行调研。在调查中发现三个城市的公民利用新媒体技术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呈现如下特点。

1.1 青年人是利用新媒体参与反腐败活动的主要群体

在调查中发现18~30岁这个年龄阶段的公民是所有年龄阶段中熟悉并使用新媒体平台人数最多的,占到了调查总人数的87.85%,其中60岁以上的公民完全不熟悉新媒体的使用方法。可以看出利用新媒体技术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的公民多为中青年阶段,而老年人群体则因为客观原因而无法融入新媒体网络反腐的队伍中来。

1.2 不同人群参与反腐败活动的程度会不同

政治参与由于程度不同可以简单划分为关注、行动两大类。第一类是关注。正在利用新媒体技术平台关注反腐动态消息的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69.16%。而选择关注的公民们,其关注的频率程度为一般关注和偶尔关注的人数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第二类是行动。在调查中占总人数三分之二的公民们并未直接或间接参与过反腐败行动,即没有主动举报行为或传播转发反腐败举报消息的行为等。而有参与的公民当中近一半以上的只是偶尔参与或极小部分时间参与。所以从数据上看,虽然近几年我国网络反腐案例有日渐增长的趋势,但尚有一定空间可以提高。

2 公民利用新媒体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存在的问题

2.1 新媒体环境下话语权扩张所导致的网络举报信息真实度存疑

互联网时代,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遍应用,公民话语权表达的自主性程度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人人都可以是信息发布的主体和源头,而信息本身的真实程度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不实言论和虚假举报信息的出现便显得尤为严重。据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联合发布的新媒体蓝皮书报告称2012-2013年出现的100件热点舆情案件中,出现谣言造假的比例就超过了三分之一。而关于新媒体信息的真伪判断由于存在技术、能力与成本的原因,多数人选择忽视。在调查中,询问公民获取和转发某条贪腐举报消息的时候是否会考虑信息的真伪性时,约有25%~29%的公民不会考虑。

2.2 新媒体环境下情绪化的“网络舆论审判”干扰司法公正

由于新媒体自身的传播和扩散特性,当一个网络举报消息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网民们便会形成强烈的反应,依据自身的自主意识和情绪便对事件进行预先的主观判定。在调查公民们利用新媒体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是否存在情绪化状态时,数据显示仍有42.53%的公民是存在情绪化状态。这些非理性的情绪化表达往往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网络舆论力量,在案件还未正式进入司法程序之前,便对当事人和该事件进行审判。这些情绪化的网络审判会给正常的司法判定和处理程序带来一股不容小觑的压力,甚至会迫使司法部门因为舆论压力和需要尽快满足民意的需求,在仓促的不全面的调查情况下给公众一个结果和解释,从而对司法公正造成干扰和不良影响。严重时甚至会形成“网络暴力”,造成很多冤假错案。

3 公民利用新媒体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3.1 新媒体技术自身的局限性

新媒体环境下话语权扩张所导致的“非理性”行为的发生是新媒体自身的局限性导致。由新媒体技术所构建出来的网络平台所具备的匿名性质在提高了众多公民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的热情和参与程度外也为网络非理性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温床。匿名性质,使得公民在一定程度上不需要担心会为了自己所发表的言论去承担某些代价。所以就致使部分公民肆意地、情绪化地表达观点,甚至进行虚假或不完全事实的举报。

同时由于在新媒体技术背景下,公民们在网络上作为信息发布主体,其发布信息的门槛较之于传统媒体几乎是零门槛。公民在发布信息的时候,不受任何学历、性别、年龄、地域等条件的限制。加之因为新媒体技术平台的特性,信息的传播速度非常之快,传播范围非常之广泛,所以加大了客体平台控制信息传播和识别信息真伪的难度,为一些不实言论和虚假举报信息提供了空隙可钻。而就现有的网络平台技术而言,每个网络平台(如微博平台)很难以就公民所发布的信息去一条一条的甄别真假。

3.2 政治参与主体的良莠不齐

根据2014年12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显示,我国使用新媒体技术上网的公民无论是在年龄结构、学历结构上都呈现多元化良莠不齐的态势。

在年龄结构方面,根据2013年新媒体发展报告蓝皮书称微博平台使用的群体当中有学生9 387万人,也就是学生这一青少年和青年群体是微博用户的最大的年龄职业群体。由于年轻的青年学生群体自身的阅历尚浅,加之自身纪律性较低,对于反腐败问题的认识深度不够,很容易就会演变成为不实言论和虚假信息传播扩散的推手。从而扰乱网络正常秩序,使得虚假言论问题日益凸显。

在学历结构方面,将近70%的网民集中于初中等中等教育程度。同时2013年的新媒体发展报告蓝皮书也指出超过七成的微博用户都是高中学历以下的公民,初中和高中学历的用户均超过了一亿,而高中以下学历的用户占74.88%,接近总体用户的四分之三。人们可以明显看到,现阶段的网民和具体的微博平台用户都呈现出低学历的特征趋势。而低学历的受教育客观事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民对民主参政行为的错误认识,在处理反腐败举报信息方面的理性程度较低以及心理素质低下等不良情况的出现。这些不良情况会使得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对自身行为的约束能力,加之网络匿名性质的特性,更会使得公民们以一种狂欢式的不理性心态打着积极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的旗号,去肆意发表言论和发布信息。从而导致新媒体技术下的网络平台在成为一个公民可以进行有效反腐败政治活动参与的途径的同时,也无法避免的演变成了一个供网民通过发布不实言论而发泄不良情绪的渠道。

3.3 利用新媒体技术实施政治参与方面的法规体系制度不健全

就目前为止,人们能看到的有关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网络反腐的法律就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方法》等。不但没有专门针对公民利用新媒体进行网络反腐的法律条文,而且现阶段的法律规约施行力度和效度还有待提高。所以可以看到,相对于快速发展的新媒体、互联网技术而言,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存在较大滞后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从而使得公民利用新媒体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这一行为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法规的约束和管制,而新媒体反腐这一新兴途径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最终将会致使新媒体这一新兴的公民参政途径无法全然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

4 提高公民利用新媒体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的对策研究

4.1 在政府辅助下,实现新媒体自身技术手段优化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互联网信息时代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规避其不利影响的一面,除了是政府部门的责任之外,新媒体平台自身(如微博和各大网络举报网站、贴吧等)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所以为了防止新媒体平台自身的技术缺陷所导致的虚假信息被无限扩散的情况再多次发生,新媒体平台也要着重发展对在其平台所发布的举报信息真假质量的监管和控制技术措施,实现自身监管技术手段的优化。争取在虚假信息发布的第一地点第一时间内就实现对该信息的质量进行筛选、过滤和控制的过程,从而在源头上就实现对信息资源的把控。

4.2 提高政治参与主体网络素质和能力,实现网民自律

首先要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和对信息的有效利用能力,政府部门通过正确的宣传和引导方式增强公民对信息内容甄别的能力和选择提取有效信息的能力。同时要让公民们在发布信息的时候通过预先判断信息所产生的影响力度,再来决定所要发布信息的内容以及是否发布。从而在公民这一主体身上实现自我约束和自我管制。政府部门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的宣传力度,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养,使公民们在网络世界中做到不盲从,不做虚假信息的推手。在面对举报信息的时候保持谨慎、辩证、客观公正的态度和理性的心理状态,从而实现网民自律。

4.3 建立健全网络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实现新媒体反腐途径法制化

在我国现有的网络管理法律规定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掌握新媒体这一媒介的本质与特点,建立专门针对新媒体反腐这一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要做到与时俱进,在与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速度与规模相适应的基础上,及时更新和完善有关立法措施。同时要健全有关的执法部门和机构的设立和配置,做到有法可依,也要做到执法必严。利用法律的强制约束力,规范公民在利用新媒体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中的行为方式,并有效打击散播不实言论和虚假举报信息的违法行为。在建立健全网络管理法律法规体系的基础上,将新媒体反腐这一途径规范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实现新媒体反腐途径的法制化管理,从而引导公民正确、有序、有效的利用新媒体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新媒体反腐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阎萌洁.媒介赋权:新媒体反腐中的政治参与和舆论表达[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5.

[2]韦路,丁方舟.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转型[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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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肖生福,曾冬冬.新媒体时代廉政政策传播模式创新探析[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2).

反腐倡廉教育实效性的途径探析 篇9

一、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腐败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是社会毒瘤,可以导致一个政党、一个民族走向衰亡。无数事实表明,它对党的肌体以及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腐蚀作用不可估量。近年,反腐败相关制度不健全,监督机构职能虚化,致使一些党员干部胆大妄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肆意贪腐,贪国家集体之财如囊中取物,受他人之贿理所当然,慷国家之慨如举手之劳,动辄千万、几千万、亿万至数亿万。这些尽管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严重影响了党的威望,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近年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人民期望反腐势头能够持续并保持应有力度,采取多种措施,运用多种手段彻底刹住腐败之风,让贪官污吏为自己的贪心付出惨痛代价。

“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是我们党反腐倡廉建设的一贯方针和基本原则。思想教育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有着制度、监督不可取代的作用。在一系列警示教育中,每个贪官忏悔的共同特点,都是诉说自己犯罪原因是“放松学习”,平时工作头绪多,没时间参加廉洁从政教育,致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畸形和扭曲,导致自己逐渐走上犯罪道路等。这虽然能够对一些领导干部起到警示作用,但贪官们远离廉洁从政教育、不受教育约束的现象值得反思。领导干部如果对反腐倡廉教育课流于应付和形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信念弱化,就像身体缺失所需的钙,会患软骨病。教育虽然不是万能的,但一个人若离开教育,尤其是党员干部离开或缺乏廉洁从政教育,必然是他走向犯罪的开始。因此,对党员干部的廉洁从政教育要不断加强,并不断创新和改进反腐倡廉教育的方式方法,真正实现惩治教育和预防教育相统一。

二、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营造风清气正社会环境

党在长期的建设实践中,形成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清正廉洁、甘于奉献等优良传统和作风,领导干部必须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和社会环境。

反腐先于治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近年,在很多党员干部中,奢靡之风大肆蔓延,这些人的虚荣之心膨胀,讲排场、装阔气,非高档酒店不去、非商务舱不坐、非套间宾馆不住,休闲也必须是“一条龙”服务。奢靡成了他们地位的象征,成为他们荣耀的资本,致使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在政治上,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和形象;在经济上,耗费了大量的公共财政资金,浪费了社会资源。勤俭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优良传统,是不可或缺的传家宝,是否具有节俭美德,衡量的是公民的文明素养,彰显的是国家的文明程度。古人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高飞之鸟亡于贪食深潭之鱼”。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些古训,面对新时期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面对各种文化思潮、观念的激烈碰撞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诱惑,我们应当澄清思远,激浊扬清,从欲望中解放出来,放弃多余的物质追求,体验洁白朴素的生活,做到时时清白、事事清白,生前清白、身后清白,才能赢得百姓夸奖,获得青史留名。

三、增强反腐倡廉教育针对性,让反腐倡廉教育效益最大化

很多党员干部走上贪污腐化、违纪违法道路,究其根源,都是从思想退化开始的,同时也证明了反腐倡廉教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兴国之魂,利用多种形式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党风党纪教育、法制教育以及领导干部从政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和事业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一)加强反腐倡廉的廉政文化建设

廉政文化建设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具有先进性、广泛性、实践性和实效性特征,具有教育、凝聚、导向和监督作用,有助于党员干部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觉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中国历史上形成和留下了大量的思想遗产,至今仍富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古人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我们要借鉴其积极意义,进一步明确廉政文化建设旨在廉政,着眼点和落脚点在于优化廉政环境。要坚持把握规律性,着眼体现时代性,不断丰富其思想内涵。要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规范通过各种方式融入廉政文化之中,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炼历史上清官廉吏的廉政思想,借鉴吸收人类先进廉政文化成果,力求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使之成为新形势下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二)强化监督,规范干部廉洁从政行为

要坚持自律与他律结合,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及中央制定的“八项规定”,自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廉洁自律真正成为自己思想和行动上一条不可逾越的“高压线”。同时还要强化他律意识,摆正个人与组织、个人与集体以及个人与群众的关系和位置,把自己时时处处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当下,社会上不断曝光的某些官员的腐败行为,不但不会损害党的执政根基,反而是清除腐败、取信于民的契机。因此,党员干部应自觉接受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增强廉洁从政意识,规范廉洁从政行为。

(三)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党员本色

立世德为先,律己廉为首。古人云:“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把自律看作做人、做事、做官的基础和根本。《论语》中就有“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之说。腐败滋生的根源,很大程度在于当事人理想信念的缺失、党性观念的淡化、思想道德的滑坡。如果领导干部缺失理想信念,放松廉洁自律,必然会带坏一个单位,带歪一批干部。养廉之德在于为人处世清廉无私,面对浮华心静如水,光明磊落心存正义。党员干部要做到廉洁自律,仅靠党纪国法约束还不够,必须靠自觉自律。在所有贪官的忏悔中,可以说都离不开一个“权”字。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是他们走向历史罪人的过程。因此,公权是不能亵渎的。要真正认识到权力的内涵和作用,还要抵制一些腐朽文化的影响,尽可能脱离一切庸俗和低级趣味的东西,防微杜渐、自觉保持党员应有本色。还要有“慎独”意识,审慎对待欲望和诱惑,做到襟怀坦荡、表里如一。

(四)常抓不懈,警钟长鸣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复杂和艰巨的任务。在社会生活中,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同样身处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难免会受到社会不良现象的影响,如果廉洁自律的弦不能绷紧,腐败问题的产生也绝不是偶然。当前腐败问题的产生与社会风气、民众道德价值观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民风、社会风气与党风、政风也紧密相关,它们互相影响并互为作用,共同影响和决定着反腐败斗争的走向。党风、政风在抑制腐败工作中起到关键作用,民风、社会风气则是抑制腐败的重要基础。端正了党风、政风,就能够直接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而弘扬社会正气,端正了民风、社会风气,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铲除滋生贪污腐败的土壤和社会根基,从而收到釜底抽薪的功效。因此,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要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同时,随着腐败形式的花样翻新,反腐倡廉工作也要不断探索新思路、新方法,只有警钟长鸣,才能警笛不响。在当前形势下,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继续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努力使干部做到清正、清廉、清明,才能保证反腐倡廉的最大效益。

总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教育体系,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无前车可鉴,无规律可循,必须下大力气抓好教育,树立忧患意识,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势头。杜甫诗云:“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只有让党员干部在使用公权过程中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正确轨道前行。

摘要：反腐倡廉教育是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的根本途径。党风廉政建设要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要构建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采取各种方式不断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传承传统文化创新反腐途径 篇10

(一) 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

任何一种文化的构建都不能割断历史的联系, 我国的传统文化既有腐败文化的基因, 也包含了廉政文化的元素, 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廉政资源。比如“民为贵、天下为公”的民本思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官之道等等, 都值得后人借鉴。

1、以民为本的思想

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 这是历代王朝盛衰兴亡的必然规律。孔子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奠基者, 其“仁学”的核心宗旨便是“爱人”, 孔子认为“民以食为天”, 如果百姓食不果腹, 时处饥馑之中, 还去奢谈什么社会安定。

到了孟子演化为民贵君轻论。他提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孟子认为, 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 事关国家的兴亡。因此他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 并告诫统治者要“重民”、“保民”。

道家的治国理念是“无为而治”。主张统治者要以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的方式为政治民, 不过多地干预老百姓的生产、生活。老子用“治大国, 若烹小鲜”这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道理, 治理国家就像烹制小鱼一样, 应小心以不扰民为主。

2、为官清廉的思想

既为官, 就必须做到清正廉洁, 这是古代思想家和开明政治家的一贯主张。战国晚期的杂家主张“贵公去私”。认为君主治国的根本出发点是要利民而不是自利。

西汉时董仲舒有“至廉而威”的名言, 意即官员能够做到廉洁才会有权威。

康熙曾说:“治国莫大于惩贪”, 雍正也说:“治天下, 首在惩贪治吏”, 康熙四十二年曾经下谕说:“大吏廉洁, 则小吏自然效法。苟不能勤慎, 致误公事, 岂可因保全一人而废国法乎”。言外之意就是不可为保全一位贪污的大臣而贻废国法。

3、重义轻利思想

孔子主张“见利思义”。见到利的时候, 首先要考虑一下怎样分配才合理, 或者自己取多少才合适, 这就叫“见利思义”;如果是合理的, 那就可以收下, 这叫“义然后取”;如果不合理, 即使是人人追求的富贵, 也不应该要,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荀子提倡“重义轻利”。强调统治者从天子到下面的各级官吏都要“羞利”, 以贪利为羞耻, 以好义为光荣。他认为所有的官吏都不要与人民争利, 要乐于施舍, 耻于积存。

西汉董仲舒认为, 人天生就有好义和欲利两种心理, 因为义和利都是人生所需要的;义可以养心, 利可以养身。身跟心比较, 心比身重要, 所以养心的义也比养身的利重要。历史上像孔子的学生原宪、曾参等人, 都是有大义的人, 他们虽然很穷, 但别人羡慕他们的行为, 他们也感到很快乐, 精神上很充实。相反, 有一些人虽高官厚禄, 荣华富贵, 却不实行义, 甚至大行不义, 他们虽然物质上很丰富, 但精神上却是空虚的。

4、重视法治的思想

法治是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模式。在古代社会, 重视法治尤为法家为著。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 战国初期的李悝、商鞅, 还有战国晚期的韩非等, 都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法家主张“法治”, 强调不依人的社会地位和等级为转移, “刑无等级”,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家看来, 好利和私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 面对丑恶的人性, 仁义说教是毫无效果的, 奢望官吏们自觉做到廉洁奉公, 不去追逐私利是很难的, 只有以强大的外力才能迫使人们克制自己的作恶动机, 按照统治者规定的秩序老老实实地生活。

(二) 吴文化中的廉政思想

文化是城市的基因, 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这些年无锡城市文化景观不断增多, 文化味越来越浓了。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重视文化事业硬件建设的同时, 更要加强对文化的深入研究, 我们完全可以挖掘无锡最富有人文特质的文化元素, 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 重新找到文化归属感。

1、“以民为本”思想。

吴文化是以民为本的文化。与秦文化、齐文化等相比, 吴文化不谋王霸之道, 不务礼乐之虚, 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民本、民生。泰伯奔吴, 带来了中原社会化的生产技术, 开伯渎、兴水利, “数年之间, 民人殷富”。孔孟之道中有关民生、民本思想也在无锡籍官员身上得到发挥, “民唯邦本、本固邦兴”, 恤民德政成了这些人士的施政思想。历史上无锡出过四个宰相, 皆以民生为本。“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悯农》诗的作者李绅是无锡人, 唐开成年间入京为相。宋高宗时“南渡第一名相”李纲出将入相, 数度起用又数度被黜, 他对宗族的遗训第一条是“民持财以生, 犹鱼持水以活”。“民本”思想还激励无锡人士挑战皇权, “锡谷四谏”顾可久等抱着“无惮杀身”之志为民请命, 东林志士以“忠臣死社稷”的理念杀身求仁, 士大夫气节令人钦佩。

2、爱国爱乡思想

自有国家以来, 吴地就有爱国的优良传统, 涌现出许多爱国名人, 并有许多阐述爱国思想的至理名言, 东林学派的创始人顾宪成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 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是中国旧时士大夫爱国思想的集中体现, 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另外无锡工商文化也深深地烙着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印记。无锡早期的企业家, 虽然不是熟读儒家经典的“儒商”, 但却是信守传统道德、讲究操行气节的“绅商”。他们讲究乡谊和仁义, 有强烈的仁义贤良的传统道义和积德行善、造福桑梓的观念, 一般都关心乡里建设, 捐资办学, 造桥修路, 义办社会公益福利, 支持慈善事业。国学大师、史学家无锡人钱穆曾这样描述:“凡属无锡人, 在上海设厂, 经营获利, 必在本乡设立一私立学校, 以助地方教育之发展。”今天在无锡依然随处可见当年工商业巨子们造福桑梓的影子。

3、仁以待人思想

锡商与晋商、徽商不同, 无锡工商业者把儒家"仁爱"、"德治"的原则创造性地应用到改革企业管理制度的过程中, 采取各种"惠工"福利措施, 促进了企业的稳定和发展。无锡近代企业家在经营企业时的一个指导思想是“恩威并施”、“宽猛相济”, 普遍实行了“惠工”措施, 无锡企业30年代所办劳工福利事业主要包括:设立福利性质的各级各类工人子弟学校和职业学校;为工人提供免费或低租金住房;举办各类合作社以及劳动保险和劳工储蓄等;改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建立体育和娱乐文化设施;编印企业刊物为劳资双方提供交流窗口, 等等。这较多地继承了传统儒家文化的精神, 重视企业管理中的文化因素, 通过凝聚员工对于本企业的向心力, 达到加快企业发展的目的, 又减少可能发生的因人际矛盾而出现的风险。与全国其它工业城市相比, 无锡这一时期的工人罢工次数较少, 规模较小, 不能不归结为企业家们所实施的劳工福利措施。

二、创新反腐新途径——文化反腐

(一) 腐败的成因探析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积极意义已经被人们所肯定。同时, 一些消极现象也沉渣泛起,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就是腐败现象的不断发生, 总体来看, 关于中国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 人们基本形成了两大共识。

第一, 腐败的产生与市场导向的改革有关。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期, 由于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充分到位, 权力的制衡机制仍未及时建立起来, 导致官界和商界的划线十分模糊, 某些握有资源分配行政权的人可以利用手中特殊的权力, 从行政上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从而实现以权谋私。

第二, 腐败的产生与意识形态的松动和价值体系的错位相关。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 中国由一个世界强国变得不堪一击, 引起了国人的反思, 最后找到了“真凶”——传统文化, 而“罪魁祸首”则是儒家思想, 原因是儒家思想延长了中国腐朽的封建统治。于是, 批判传统文化, 否定儒家思想就成为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主流思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 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经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 中国人的价值信仰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 拜金主义、物质崇拜等观念普遍蔓延, 人们的行为规范既没有来自道德上的隐性约束, 也没有来自制度上的刚性约束。在“价值真空”的情况下, 人们的是非观出现错位, 为腐败行为的产生埋下了种子。

(二) 文化反腐是制度反腐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的任何一项工作, 要想有效地实施下去, 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是必不可少的。反腐败工作也不例外, 必须要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制度反腐是根本, 如果没有制度, 一切惩防措施都会失去根基, 最终留于形式。但制度反腐本身也存在很多的缺陷, 文化反腐可以说就是制度反腐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一是制度建设虽然是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 但制度不可能覆盖整个社会, 也不可能孤立地起作用。制度是人指定的也要靠人去执行, 如果人的文化素质还达不到一定的层次, 无论是制定制度还是执行制度, 都将存在很大的问题。

二是制度反腐和文化反腐处于两个不同的层面。制度反腐主要是使人“不能腐败”、“不敢腐败”, 是迫于外部压力而采取的被动行为, 而文化反腐是使人“不想腐败”, 是出于内部自觉的主观行为。

三是制度反腐和文化反腐对人的影响是不同的。文化的作用对于人和社会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亲切温和的, 不像刚性的制度那样冰冷和教条, 因而更容易为人和社会接受。而且作为文化一旦被人们接受, 其影响也是根本的、长远的和广泛的。有文化的社会则有理想, 百姓不为五斗米折腰, 官员知道以民为本的为官之道, 有反腐倡廉的基础。

(三) 创新反腐新途径

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有关“立志”、“知畏”、“知耻”的思想, 对当下的干部队伍建设具有推动作用。

1、立志

树立廉政之风, 应该提倡“立志”。怎样才能做到立志呢?中国古代格言说:“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淡泊, 就是清简素朴, 少一点私欲。这样, 谋私的心不再像火焰一样燃烧, 酒醉一样躁热, 而像镜子被擦拭干净, 像池水被沉淀透明, 这时候高远纯洁的志向也就自然浮现, 主宰原本飘荡无主的心。今天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干事业更需要耐得住清贫。

2、知畏

行廉政, 拒腐败, 心中应该有个“畏”字。邓小平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说过:共产党员, 特别是党员干部谨小慎微不好, 胆子太大也不好, 做事要有所畏, 有所怕, 不能无所顾忌。小平的话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 这就是共产党一方面要不怕, 一方面要有一个怕字放在心头。说不怕是因为我们正处在改革的时代, 许多事情需要无所畏惧的精神, 大胆实践, 勇往直前。说一个怕字, 是对于法律和道德准则的敬畏, 立身行事要坚守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凡是遇到个人利益得失的时候, 遇到各种诱惑的时候, 就要三思而行、如履薄冰, 时刻记住, 一失足将酿成千古恨。

3、知耻

自我修养, 应该从知耻开始, 一旦有了羞耻之心, 社会上的道德建设也就开了一个头。康有为讲过, “人之有所不为, 皆赖有耻心”, “风俗之美, 在养民知耻”。现在贪官贪赃, 怕的是刑法, 就是不怕羞耻两字。法网恢恢总有漏洞, 道德自省无处不在, 只是依靠刑法而不教育干部明德知耻, 就不可能从思想根子上铲除腐败。要让民众, 首先是干部懂到什么是可耻, 什么是光荣。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要做的是披金淘沙, 更新再造, 使其中优秀成分复兴光大, 假如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这样的新认识, 假如我们真觉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果真对廉政教育有所帮助, 那么相信中国廉政建设将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探析职业经理人腐败问题解决途径 篇11

摘 要：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职业经理人逐渐发展成影响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群体。现代公司制企业中，产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得职业经理人的贪污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经理人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而牺牲公司和股东的利益，而股东也常常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顾经营者的利益，二者存在着先天的矛盾。本文将从美的公司清理职业经理人团队这一案例出发，认清中国职业经理人的职业现状，找出他们腐败的原因并给出相应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职业经理人；职业现状；腐败；解决途径

一、中国职业经理人职业现状

（一）职业经理人职业化发展滞缓

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建立需要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而建立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又必须要求完善的市场经济作为大环境。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经过了多次调整与变动，但现代企业制度仍然处于发展滞缓的阶段，职业经理人制度没有生存的大环境作为发展的保障。从我国考虑开始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到现在为止该制度的发展都处于滞缓状态，发展非常缓慢。

（二）职业经理人被认可度不高

尽管当前市场对职业经理人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人们对职业经理人的认可度并不高，这个现象在国有企业中尤为明显。国有企业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不能接受权力的局部丧失，官本位思想与职业经理人这一没有行政属性的职位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相容的，它们不愿支付职业经理人高薪，对职业经理人缺少信任感，在这种情况下职业经理人的被认可度不高。

（三）职业经理人角色错位

职业经理人角色错位的现象在国有企业中非常明显，其主要原因在于行政权力的利益化使得职业经理人的职能发生混乱。在当前的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受到的约束大部分不是来自于企业内部和社会责任，而是来自于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职业经理人即便没有治理好企业，只要他们能够和上级领导处好关系就能够获得赞许，职业经理人靠自身的知识与技能为企业创造利润的职能被大大弱化，他们的角色发生错位。

（四）职业经理人的约束——激励机制不完善

虽然我国《公司法》中规定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式的监督机制，但在企业的实际操作中股东会往往被“形骸化”，无法发挥其作用，权责不明的现象时有发生，当职业经理人的行为严重损害企业的利益而未得到应有的惩罚时，他们的风险意识会大大减少，很容易产生“高回报、低风险”的职业意识，引发腐败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二、职业经理人腐败治理途径

（一）提升职业经理人团队职业道德素质

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应遵循商业道德，捍卫企业所定道德规范、强化企业在业界的形象和声誉、维持企业道德，以诚信为原则，永远以客户需求为第一考虑，确保安全性和效率，杜绝不道德和违法行为，确立经营理念，树立优秀的领导风格。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素质能够使职业经理人在当前并不完善的机制下洁身自好，约束自己的行为，对贪污腐败说不。

（二）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需要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大环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重要的就是明确产权关系、完善企业法人制度、建立有限责任制度。产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职业经理人利用公司进行风险性经营活动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然要对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实现产权的具体化。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职业经理人与股东间先天的矛盾才能得以有效的解决，腐败问题才能得以缓解。

（三）完善职业经理人评价体系

造成我国目前职业经理人市场混乱、被认可度不高的重要原因在于缺少科学的认证资格系统，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逐步建立认证制度并通过考试来认证是否达标，但这种制度并不完善，除了职业知识，职业经理人的忠诚度、诚信度、历史经验等资质的认证都需要被重视，并且我们要增加评价结果的真实性，让企业对职业经理人有全面的认识，以解决职业经理人被认可度不高而产生的市场混乱现象，规避腐败的发生。

（四）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建立完善激励机制主要在于提升职业经理人的薪金，高薪会直接提高职业经理人的声望、增加荣誉感和成就感，但中国目前企业经理的薪金普遍不高，不同的企业经理人之间差距不大，这与一个企业经理业绩和贡献不相符，因此良好的激励机制的建立完善是必要的。

在激励的同时约束机制也要跟上，才能有利于职业经理人的成长。建立约束机制首先要完善内部约束，在公司章程中体现对职业经理人的约束机制，当企业与经理产生矛盾时首先要看章程。其次企业可以在激励机制中体现约束，期权是最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最后，法律约束和社会舆论道德约束同样必不可少，它们是完善约束机制的重要外部力量。

三、结语

我国当前的职业经理人体制在给企业带来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反作用力。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十分严重，内部腐败问题频繁发生。而职业经理人又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要发展职业经理人制度必须先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给职业经理人制度一个发展的舞台，然后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建立起职业经理人考核制度等一系列相关制度，企业也要建立有效的激励与制约机制。所以建立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绝不仅仅是企业的事情，它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和关注。没有良好的发展大环境，何谈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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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鄭和娟，刘建民. 论公司治理结构中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J]. 财会通讯，2014，06：99-101.

[4]叶素文. 基于信任的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设计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2.

[5]徐林. 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浙江大学，2004.

[6]孙卫敏. 职业经理人综合评价体系研究[D].山东大学，2007.

[7]魏萌萌. 论我国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完善[D].河北经贸大学，2014.

[8]秦芳. 论职业经理人管理素质的有效培养途径[D].山东财经大学，2013.

[9]张维迎. 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如何建立信任[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5：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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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的有效途径论文 篇12

一、新时期、新形势下违法乱纪腐败现象特点突出, 反腐倡廉工作难点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 主观意识的冲击和客观环境的变化, 加之我国法治监督体制的不完善, 违法乱纪腐败现象呈现了新的特点。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蓬勃发展、意识形态空前自由的大环境下, 高校领导同样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考验。少数领导干部对反腐倡廉工作在思想认识、组织领导、工作措施上还存在不适应, 带有时代特点的违法违纪案件和消极腐败现象在一些岗位和领域易发多发, 反腐倡廉建设的形势依然严峻。

二、建立健全反腐败工作制度和体制, 营造反腐倡廉“方圆”之治

中国自古秉承“无规矩不成方圆”的治国育人之道, 制度机制的建立完善始终是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最有力武器。高校廉政工作离不开制度体制的核心作用, 班子建设更应当以制度为先, 才能使腐败行为止于萌芽。

(一) 积极构筑反腐倡廉工作体制

廉政机制的长期保持完善可以使领导干部们任何时刻都处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中, 使违纪违规行为无机可乘, 从而使想腐败的人望而生畏, 不敢腐败。必须在各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 始终以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 以领导干部为重点, 健全完善的一整套具有超前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的反腐制度。

(二) 积极构筑腐败惩处机制

重点治贪, 严纪反腐, 反腐倡廉建设离不开对腐败的高压惩治。在干部队伍里, 有极少数人官高位重, 认为自己保护伞够大, 位子够稳。面对这样的顽石, 纪检部门要毫不手软、当机立断, 严肃查处队伍中的违法乱纪腐败问题, 斩断一切违法乱纪腐败根源, 同时要明察秋毫、查实辨虚, 切不能一竿子打死, 要将遭到诬陷中伤的、有意悬崖勒马的和依然执迷不悟的各类干部区别开来, 营造高校良好的政治生态。

(三) 积极构筑权力运行机制

“权大不忘责任重、位尊不移公仆心”, 针对腐败多发易发的领域、部位和环节, 以规范权力正确行使、消除滋生腐败的条件为目标, 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制度建设上下功夫, 防止一些重要岗位领导滥用职权现象的发生。

(四) 积极构筑反腐败监督体制

腐败的本质就是权力的滥用, 廉洁的关键在于权力的规范和监督。第一要发挥好组织监督机制, 纪检部门要利用廉政制档和廉政座谈等形式, 经常性的开展督促检查, 及时消除各类隐患苗头;第二要运用好社会监督模式, 积极聘请社会群众监督员, 设立监督专线, 发挥舆论的“火眼金睛”作用;第三要发展好家庭监督模式, 定期走访座谈, 向家庭宣传好廉政工作。

高校只有不断拓宽工作渠道和加强制度保障, 才能确保广大领导干部用权中不越轨、不出格,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经得起“钱权色”的巨大诱惑, 做到“名节源于觉悟、腐败止于正气”[2]。

三、必须不断优化领导干部的意识和德行, 立足党风廉政“根基”之本

我们应当认识到, 廉政工作最根本的就是从人下手, 而最难的恰恰就是对广大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和品质德行的提升。

(一) 把握“思想线”, 强化教育约束

不断加强反腐倡廉思想教育, 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境界, 是反腐败的治本方法。教育与学习是高校工作的半壁江山, 廉政教育更应当纳入日常教育中, 以科学理论为主导, 以警示案例为重点, 以理论研究为抓手, 既要注重集体理论教育, 又要注重个人反思感悟, 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二) 把握“行为线”, 强化作风约束

各大高校都有自己的校训和优良传统, 廉洁从政从来就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必须用道德法纪约束自我, 将优良德行落到实处。一是要弘扬革命传统精神, 持之以恒的提倡艰苦奋斗, 绝不讲特权搞排场, 由上到下自觉坚守底线, 将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二是要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 针对当下社会新的时代特点, 领导干部们应当自觉端正生活作风, 肃清不良习惯, 净化交际圈子, 消灭蚕食心灵的腐败蛀虫;三是要严肃法纪规章, 时刻记住自己不仅是一名高校干部, 更是一位言传身教的人民教师, 为人师表, 给师生们树立榜样, 充分认识到在法纪规章面前是没有特权、官阶的, 任何人腐败堕落、违法乱纪都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腐败可能是从一份上门的礼物开始, 而清廉同样是从一个微笑的拒绝开始。“清正在德, 廉洁在志”, 没有一个人是抵御不了腐败的, 最重要的是看清自己、认识自己、警示自己。

参考文献

[1]苏东霞.制度反腐与制度权威——对提高制度执行力的探讨[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1 (03) :12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