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反腐败的论文

中国当代反腐败的论文（共9篇）

中国当代反腐败的论文 篇1

当代大学生与中国反腐败

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腐败从来不是一个区域性问题，腐败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都是值得警醒、努力解决的问题。中国目前，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后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揪出了一批国家蛀虫。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反对腐败的根源不在于惩治腐败，而在于制度上杜绝腐败，加大腐败的机会成本。制度上的问题不解决，腐败就不会被根除。

一、中国腐败现状

中国腐败现象是极为严重的，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其根源在于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官僚主义的死灰复燃。官僚主义，我想大家都不陌生。什么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如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有命令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那什么是新官僚主义？我认为新官僚主义就是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官僚主义，是官僚主义复活的新包装。其本质没有改变，但是表现的手法更加隐秘。主要表现为使用现代化手段进行形象包装，控制舆论，同时利用制度漏洞大行官僚之实。而当今的特权阶层不仅包含各级官僚还包括各级企事业单位领导和富豪。

腐败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但是像中国这样几乎是全民腐败的国家，我想在世界大国中还是不多的。我们痛恨腐败犹如痛恨腐臭的食物一样，可是我们每天都还在吃这些有毒的食物，腐败就像一个毒瘤一样在中华民族的身体里蔓延开来。可是，我们却不重视，打击官员腐败的力度远远不够，连改变全民腐败的信心都没有。我们知道，每年中央都会抓住一批腐败分子，可是却往往是立马打住不再深究。贪污千万上亿也不过是个死缓，慢慢减刑最终得以苟存。为什么？有人说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好吧，我们看看这是谁的法律，是谁制定的法律。每年的两会，我们的人大代表大多数是官员和富豪，他们这些既得利益者制定的法律怎么会革他们自己的命呢？按理说，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可是每年那么多人考公务员，是因为他们勇于奉献甘做公仆吗？也许有一部分是这样的，但大多数是为了公务员高工资、高福利、高社会地位而去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家庭仆人的收入比主人还高，那这个家是主人的还是仆人的？

其实，和官员的腐败相比，全民的腐败才是最可怕的。为什么说现在是全民腐败，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很有感触。在一个人情交织的社会里，要想办事不问是否合法合理，先问有没有认识的人。而请人帮忙就必然要吃饭送礼，收礼者送礼者也都认为是理所当然。送礼好办事，不送的话能办也先拖着。这是什么逻辑？可就是这样的逻辑在每一个中国人脑海里挥之不去，人们痛恨送礼却乐于收礼，最终导致你送我也送，你收我也收的全民腐败。不管是工人、农民、干部、员工还是老师，更有甚者我们担负民族希望的学生也是如此，还美其名曰“进入社会的必修课”“成熟的表现”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我们知道，腐败和特权是一对孪生兄弟。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曾当过下议院议员的政治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说过一句传世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而特权就是绝对权力的体现。

当今中国的特权把持在两个群体中，一个是传统的官僚阶层，另一个是富有的新贵阶层。传统的官僚们，他们掌握着公权力，但是却为自己谋私利。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普遍配有公车，而公车私用则是在官场里再普遍不过的现象了。据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披露，全国一年党政机关开支达3.7万亿元人民币。另据《亚洲时报》报道，我国05年公款吃喝高达6000亿，是当年国防开支的三倍。我们养着他们就算了，可是各地多发殴打上访群众事件，甚至还有所谓的“邵氏孤儿”。这都是权力不受制约的结果啊。我们再看看那些新贵们，他们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发家致富了，通过金钱换取特权，在官场上寻找庇护伞或直接进入人大或政协从而为自己捞取资本，而这种资本还传给他们的下一代。重庆的黑老大不就是这样的吗？最近的官二代、富二代不就是最好的体现吗？

二、当代大学生如何反腐败

大学生是民族的希望，是国家的未来。如果大学生腐败了，那么进入到社会只能是更加堕落。那么，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要想反腐败，只能是水中捞月、雾里观花。

在现在的大学里，学生们迎来送往，请客送礼现象愈发严重，学生干部尤为如此。在大学，不问学到了什么，先问得到了什么，为了奖学金、党员、三好学生等荣誉，对老师、领导进行“贿赂”。有些老师也的大开方便之门，且不说这违背了国家设立这些奖项的初衷，试问，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又有什么希望？

大学生反腐，首先就应该从自我做起，而不是在别人损害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时才大骂腐败。大学生尤其是学生干部，应当关注时事，思考民族、国家的未来，努力钻研学问，做到不因为争取好处对老师、对领导请客、送礼。在学校的一切都应通过塑造自身实力而正大光明的获得。

须知，腐败是人利己性的体现。如何通过提高修养来自觉抵制不良风气，才是大学生讨论反腐败时应当尤其注意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到为何有腐败存在，中国腐败的根源在哪里，如何才能杜绝腐败等等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总而言之，大学生应当在痛恨腐败的同时，把自己打造为讲原则的、能够抵制诱惑和腐败的精英知识分子。否则，不仅误了自己，还误了国家。

彭晓宇（中宪）随笔 2013年1月3日

中国当代反腐败的论文 篇2

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以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而达到牟取私利目的的行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当前腐败现象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如何应对当前的腐败问题, 笔者认为必须坚持十八大提倡的“惩防并举, 注重预防”的策略, 从反腐体系的构建入手, 构建制度化、法治化、系统化的反腐机制。

当代中国腐败问题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化, 我国的腐败问题呈现出越来越复杂化的特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腐败的范围和领域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当前腐败现象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管理部门、国有企业扩展到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 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受到了腐败问题的侵蚀。

二是高官腐败与基层腐败问题同时纵深发展。针对该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既打苍蝇, 又打老虎”的反腐战略, 将打击高官腐败和清除基层腐败作为反腐重点工作。

三是腐败“集团化”和案件“牵连化”问题突出。目前查处的很多案件, 都存在“窝案”、“串案”的特征。在腐败这一特殊的生物链中, 腐败官员存在依附关系, 甚至形成“利益共同体”。

四是腐败手段新型化和隐蔽化趋势带来查处难题。随着反腐斗争的深化, 腐败手段也越来越隐蔽化, 给查处工作带来困难。一些腐败分子规避法律规定, 借合法之名行腐败之实。此外, 权权交易、权色交易问题日益突出, 原有的反腐败立法局限于权钱交易已无法满足反腐形势。

当前我国防治腐败犯罪的策略

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政府一直将反腐作为工作重点。中纪委向十八大作出的工作报告中浓墨重彩地总结了十七大召开后5年来的反腐工作进程, 并且提出了宝贵经验、指正了今后工作的方向, 重点策略如下:

(一) 加大惩治腐败犯罪的力度, 维护党纪国法

我国通过加强立法、严肃执法, 重点查办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腐败这一特殊生态链中, 基层腐败实为高官腐败的爪牙, 按照中央关于“苍蝇”、“老虎”的比喻, 拍死了苍蝇就断了老虎的手足, 使其失去滋养的土壤, 必能进一步净化反腐败的生态环境;而打死了老虎才能动摇基层腐败的靠山, 拔了萝卜才能带出泥。本着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原则, 惩治腐败不但打击高层领导违法犯罪, 更强有力地铲除基层腐败问题。

(二) 深化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 提高反腐水平

我国目前的反腐工作已经走上了制度化、法制化的必经之路。国家权力机关多管齐下, 通过宪善立法、深化改革、强调履职多个方面提升反腐工作的力度。

一是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 出台修正案完善法律。

二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铸造不易腐的“笼子”。习近平主席说过, 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一方面, 通过深化铁路市场化、电煤市场化、电网市场化改革, 将过去的“电老虎”、“铁老大”变成市场竞争的主体, 将高度集中的权力被市场化稀释, 从而打造“不能腐”的行业传统;另一方面, 通过健全制约监督机制, 促进有权机关正确运用权力。

三是深入开展专项治理, 全面履行反腐职能。一方面, 中央派出十个巡视组重点巡视稽查省部级领导干部违反党纪国法的问题, 另一方面, 坚持和完善纪检监察合署办公体制, 全面开展执法监察、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 加强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依法行政、廉洁从政的监督。同时, 加强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 做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相关工作, 积极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执法、司法合作。

(三) 强化作风建设和队伍建设, 确保拒腐防变

优良的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 是拒腐防变的强心剂, 也是党员干部预防违法犯罪的预防针。

一是加强党内学习锻炼, 严肃处理违法乱纪。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作风状况评价机制, 把作风建设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范围, 并将考核结果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二是坚持求真务实作风, 严厉整治公款浪费。我国当前反腐中的一个重要工程, 就是促使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政绩观和权力观, 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坚持艰苦奋斗, 厉行勤俭节约, 严肃整治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等行为。

三是优化干部队伍建设, 打造过硬领导班子。一方面, 培育科学、良好的干部选拔机制, 通过公平、公正的选拔程序提拔真正思想过硬、业务精湛的干部进入领导队伍, 为拒腐防变提供优良的主体基础。另一方面,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观念和法治意识, 严格按法律法规和政策办事。

几点看法和思索

我国现今防治腐败犯罪的策略, 已经做到了标本兼治, 既严厉打击犯罪现象, 又抓住源头未雨绸缪。

(一) 以培育廉洁文化为重点, 既打老虎又打苍蝇

腐败分子走上犯罪道路并非一日之寒, 这之间有个入的腐化变质因素, 也有社会不正之风的影响。中国大陆一位官员在新加坡考察时询问新加坡有没有腐败, 一位新加坡官员说:“我们不敢说消除了腐败, 但腐败已不再是制度性的, 他不再是官员的生活方式, 而且他被控制在社会能够容忍的范围之内。”新加坡之所以成为亚洲最廉洁的国家, 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对廉洁文化的大力打造。

笔者认为构建廉洁文化势在必行。廉洁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廉洁文化的发展可以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在构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过程中, 应高度重视廉洁文化建设。

(二) 以强化组织监督为重点, 立足社会形成合力

反腐工作中, 组织监督与社会监督都是必不可少的, 二者既构建了权力的“笼子”, 同时又为发现和惩治腐败犯罪提供了线索。

一是强力发挥部门专业职责, 做到有为有位。大力加强组织监督, 就必须发挥各职能部门的功能, 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做到严格执法, 严厉打击腐败犯罪,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二是强化权力制约机制建设, 做到令行禁止。要健全完善机关党组织监督制度, 使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每一个具体步骤都受到监督和制约。

三是鼓励发挥社会监督机能, 做到疏而不漏。组织监督尽管拥有强制力, 但是在广泛性上要逊色于社会监督。社会监督形式多样, 比如网络监督、信访监督、民主政治评议等等。如何理性引导, 合理利用, 引领以互联网信息平台为主的民间反腐力量向着理性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反腐败职能部门和信息管理监督部门面临的新课题。

(三) 以打造反腐体系为重点, 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反腐败必须要形成体系, 这个体系应当包括预防和惩治两个部分, 缺一不可。体系的构建, 包括法律的完善、制度的建设和文化的形成。具体来说, 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打造反腐法律体系, 构建司法堡垒。2013年3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解读“未来5年的立法规划”, 表示“完善反腐败方面的立法, 真正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重点, 这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首次公布反腐立法的时间表。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马怀德认为, 源头治理腐败尚需制定三部法律, 分别是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的《重大决策程序条例》、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政务公开法》和实现权力制衡的《行政组织法》, 他认为唯有如此, 才能遏制当前腐败高发多发的势头。笔者还认为, 需要通过刑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对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案件的处理, 扫清反腐死角。

二是加快司法体制改革, 严惩腐败犯罪。从司法实践来看, 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 腐败犯罪出现了新的特点, 反腐工作的国际交流日益密切, 包括案件移送、证据转换、犯罪分子引渡等问题都在现实发生。针对新形势的发展, 加快司法体制改革, 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从严惩治势在必行。

中国当代反腐败的论文 篇3

关键词：权力；权力制衡；腐败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2—0032—02

一、权力制衡理论的发端及其历程

国家权力制衡理论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解体，国家产生过程中的军事民主时期。如长老会议和民主会议对王权进行限制的政治现象。古希腊罗马时期伴随着权力的分立理论，已经出现最早的关于权力制衡的理论。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明智地结合可以使国家防止腐化而达到长期的稳定。权力制衡理论后经由洛克的两权分立，①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杰斐逊在北美的实践，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成为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

权力制衡论者的立论基础是人性恶论。“必须假定每个人都是一个流氓”（休谟），人生来只会为自己的利益考虑，自然地追求金钱、地位和权利。孟德斯鸠认为权力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一切拥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分权与制衡相互依赖，互为条件。分权在于“分”，为了起到约束的作用；制衡在于“合”，为了起到协调的作用。

权力是中性的，没有善恶，但权力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既能行善也能作恶，而且许多罪恶都源于权力，都是权力的不当使用的结果，因此权力往往被指责为罪恶之源[2]。权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由于其本身具有强制性和绝对性，能够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占有欲和特权思维，所以这种现象的极端化必然导致腐败滋生。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的腐败都与权力的失衡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外，存在于人性当中自私与贪婪的一面需要控制，但是无论是道德还是宗教方面的动机都不能作为适当控制的依据。唯一的办法便是创造出某种机制，使之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彼此牵制与平衡，即“野心必须用野心来抵抗。”[3]

二、西方国家运用权力制衡理论对腐败治理的现状

西方国家中运用权力制衡理论治理腐败，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美国和英国。

美国历来强调权力制衡。以美国的立法机构国会为例，其内部又分为参、众两院。这是为何？答案是因为“单一的机构容易为野心所左右或为贿赂所腐蚀，两个机构的特点越是不一样，就越是难以勾结起来为害”[4]。在美国，为了保证政府官员自身行为的廉洁性，从州到联邦建立了一支队伍庞大、法律法规健全的多样化的监督体系。（1）行政监督。美国联邦政府在26个部级单位和33个直属机构建立了监察长办公室，负责本部门的廉政和效能监察。其中26个部级单位的监察长由总统直接任命，既对本部门行政首长负责，又向总统和国会报告工作，此外还设立信访举报办公室、联邦政府廉洁办公室、保护联邦职员委员会等机构。还有一些列法律法规对现职官员的职业标准做了明确的规定，如《从政道德法》、《美国众议院议员和雇员道德准则》。《美国联邦法典》第18篇犯罪与刑事程序第203～209条对公务人员不正确履行职责或利用公务人员身份和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制裁刑罚。（2）司法监督。美国的检察官隶属于司法部领导。独立检察官履行对国家高级行政官员违法违纪行为的调查起诉，由司法部长提起，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小组任命。（3）议会监督。联邦参议院设有政府事务委员会，下设监督小组，专门监督与其相对应的政府部门及其大小官员的行为。众议院设职业道德委员会调查违法违纪行为。国会还设立审计总署，通过查账和监督项目的实施效果对联邦政府实施监督。

英国的文官制度已经有两个世纪的沿袭历史。它在保持官员廉洁奉公，防止腐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进入现代社会后英国建立了维持政府各部门有效运作和防止官员腐败的相互关联的机制。（1）设立国家稽查委员会，负责对政府各部门及中央其他机构的财务开支、办事效率及准确性进行主动核查。（2）仿效瑞典设立议会行政监察专员，负责监督检查中央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况，接受议员提交的案件。（3）在各郡市区警局设置专门负责贪污及欺诈案件的调查办公室，有权对相关公司及个人的银行账户进行查封扣押。（4）1998年开始设立反重大欺诈局。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府部门，它在总检察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主要负责对100万英镑以上的重大欺诈案件、案情十分复杂的贪污及欺诈案以及造成较大社会影响且公众关注的案件进行调查和起诉。

三、当代中国腐败的原因、现状

当代中国的反腐斗争存在着一种极为尴尬的现象：一方面是从整体上看反腐败的力度很大，取得的成绩也是不胜枚举，但是另一个方面来讲，腐败现象却屡禁不止，依然严重，甚至愈演愈烈。

就客观原因来讲，当代中国腐败的滋生是权力失去应有的制衡，进入市场造成的恶果。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是由于我们刚刚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制度和运行秩序尚未完全确立和完善，特别是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尚未通过法制的形式进行严密细致的规范。虽然历经多次改革，但是行政权力仍然在干预市场。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人治”的色彩还是很浓厚，在各方面都还有着突出的体现，使权钱交易有可乘之机。这些年来这些权钱交易大肆泛滥，新闻媒体也披露了不少这类的大案要案。例如北京长城公司的全国最大的诈骗案，海口市工商银行的全国最大的贪污案以及深圳的全国最大的受贿案，都是钻了我们国家对权力制衡不利的空子。这些权力失去制衡后，不少掌管这类职权的部门工作人员不给好处不办事，多给好处快办事，没有关系办不成事，有了关系也要带上好处费才能办成事，这些现象在许多政府部门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大到批项目、申请贷款、迁户口，小到看病、升学、动手术，都成为了权钱交易的阵地。可以说权钱交易已经不同程度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据人民银行以往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仅二十年前的1988—1990年，全国金融系统累计发生各种经济犯罪案件已经达到1.5万起，违法犯罪金额高达9亿多元，涉及1.7万人，超过建国四十年金融系统犯罪的总和。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心腹之患。

另外，有学者还认为腐败滋生也具有一定的主观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对权力的科学分解与制衡，在理论上讳莫如深，在实践中未能建立起严密的分解与监督体制。工作优劣，主要靠大权在握的‘公仆’们的觉悟程度和品德高下，依靠上级的思想道德教化。一旦‘公仆’意识有变、心理失衡、私欲膨胀，腐败就产生了。”[5] 腐败的主观根源在于人的后天之性恶、人的私欲。

四、对当代中国如何制衡权力从而根治腐败的几点思考

在当代中国，要有效地避免因权力的专断和滥用及其引发的腐败问题，就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内外制衡。

第一，要把好选人录用的关口，对权力的产生模式进行制衡。腐败是掌握国家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或者其他公职人员通过异化公共权力，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让什么样的人来获取公共权力是一个重要环节。自古以来，中国吏治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其他腐败的温床，“雇主不用强臣，劣吏必压明吏”，因此，对权力产生模式的制衡约束，把好选人用人关口，是反腐败的最重要环节。第二，要建立政务公开和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只有公开才能公正透明，让人民心里明白。凡是适宜公开的管理事务，都要通过各种形式予以公开。公开的内容包括管理制度、程序和办理的结果。只有公开，掌权者才不敢胆大妄为，广大人民群众也能准确地行使监督权。同时，要借鉴大多数国家在反腐败问题上行之有效的经验，制定相关的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和登记的法律，加强人民对公职人员的监督。第三，要对权力进行适度的分解和压缩，合理制衡。权力本身是倾向于腐败，但是不是必然导致腐败，而权力的过分集中，则极易导致腐败，因此要减少和避免腐败，就必须避免权力过分集中，要对权力进行适度的横向、纵向的分解和予以明确、压缩。第四，要对权力框架进行阳光化建设，对权力运用的过程进行透明化。当代中国权力寻租的根源之一就是市场经济和政治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了权力寻租与腐敗的机会。信息越是公开，权力寻租的机会也就越少。信息透明是制约权力的重要措施，也是反腐败的重要环节。第五，要建立对权力的监督机制，对权力特别是公权力进行严格的约束。不受监督的权力一定会走向腐败，有效的监督是防止权力腐败的根本所在，我们必须对当代中国的各类权力和这些权力的行使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

总之，中国目前正处于腐败的多发阶段，我们只有在确定依法治理腐败方略的前提下，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加强权力制衡，形成党纪、政纪、司法机关相互协调的综合机制，树立公众反腐倡廉的信念，根据具体情况完善司法实践和个案操作，才能把腐败现象尽可能地遏制在最低限度。

参考文献：

[1]朱光磊.以权力制约权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2]程海亮.制度创新、权力制衡、人民监督——遏制腐败的三大利器[J].理论探索,2007,（6）:107.

[3]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李永忠.与腐败较量[EB/OL].NEWS.SOHU.COM,2003-09-06.

中国当代反腐败的论文 篇4

1.对贪污腐败现象，你持什么态度？（）

a.无所谓，这是国家的事

b.必须严肃对待，这与我们利益相关，加强监督

c.侵犯了我利益的就要严厉查处

2.如果你发现了身边的贪污现象，你会怎么做？（）a.立即向有关部门举报b.少管闲事为好

c.先留意留意，看他是怎么个贪污法

3.你觉得现在的社会廉洁吗？（）

a.一点都不，贪官污吏很多

b.还算可以，只要抓好查处力度c.很好

d.其他——

4.你平时有关注贪污腐败问题的新闻吗？（）a.一点都不关注，不感兴趣

b.偶尔看看c.刚好电视上正在播放的就看

d.专门查看报纸等有关资料e.其他

5.你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贪污腐败现象的？（）

a.通过新闻，报纸等媒介知道b.听身边的人传说 c.微博，博客等非官方媒介d.其他

6.你觉得政府有没有做好防腐工作？（）

a.政府的防腐制度形同虚设，没起到什么实际作用 b.实抓实打，贪污现象确实收敛了许多

c.一般，有待加强和提高d.不了解

7.你了解或知道国家关于反贪污腐败，廉洁建设的政策吗？

a.听说过一些b.非常了解

c.知道d.不知道

8.你认为当代青年对于反贪污腐败，倡廉洁的知识需要提高吗？知道怎么做吗？

a.非常有必要b.有必要，但没有行动

c.随便，只要国家做好工作d.不想管闲事

9.你认为我们了解防贪污腐败的政策和有关知识能起到什么作用？ a.可以减少贪污腐败事件的发生

b.能监督身边的执政人员的行为，使其廉洁执政

c.提高个人素养d.其他

10.加入让你当选班里的班长或某社团的干部，你会如何为自己拉票？

a.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让身边的人都有目可睹

b.叫身边的朋友一起帮忙拉拢其他人为自己投票

c.给同学们送一些小礼品，以示自己的亲切和友好

*被调查人姓名：（可填可不填）

*性别：○男○女

中国当代反腐败的论文 篇5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腐败现象就一直存在，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对当今中国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发展趋势是始料不及的。相关部门统计，2009年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渎职案件25912件，判处罪犯26226人，同比分别上升了0.1%和2.0%。在当下腐败出现了这样几个特征：大量的高官及其家属成为腐败的主体；腐败大案在数量上和程度上大大增强；集体腐败愈加明显和猖獗。日益严重的腐败形势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反腐败也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问题。但是这种级别越来越高、所涉金额越来越大、群蛀现象越来越严重的蔓延趋势却还在延续，腐败与反腐败正经历着激烈的较量，这也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腐败现象的产生与蔓延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首先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根源，有权力的存在就会有腐败的滋生。但权力的存在在现阶段又是不可避免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的社会利益结构和利益分配还依旧依托于权力的占有，因此腐败的产生也是不可避免的。面对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其中还有更多深层次的原因。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所遵循的规则出现了错位，市场经济活动具有严重的行政垄断，形成“金权政治”，这必然也是一个腐败的政治。此外，对权力的监督力度不够、腐败的风险系数不高也是诱发腐败之所以惩而难治的原因。在物质横欲、生活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的社会环境下，出现的各种诱惑也会越来越多，这时掌握权力的官员如果缺乏行政道德的约束和外在的监督，加之其权力的保护，就很难抵挡得住那些诱惑，从而借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达到庸俗享乐的目的，导致国家资源的损失。

面对严重的腐败形势，做好反腐败工作成为一大挑战。对此，党和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初步建立了反腐败的制度体制系，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腐败之风并未得到很有效的遏制。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周光权认为，目前中国在制度反腐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侧重于事后出发的多，注意事前预防的少；分散的法规多，集中规定预防、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少，难以形成合力；柔性的制度多，刚性的规定少，留下很多漏洞和空间；宣誓性、表态性制度多，可操作性较强的制度少，在反腐败斗争中难以操作，随意性强。作为一名执法人员，其观点多少反映了当今中国反腐败工作中在制度设计和安排方面的缺陷。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的各项制度。反腐败制度的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工程。反腐败包括三大点，一是预防腐败的产生，二是遏制腐败的蔓延，三是对产生的腐败进行惩治。反腐制度的建构要围绕着这三点，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减少腐败得以发生的机会，并强化对权力行使的约束机制，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首先，加强对官员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强人大的监督作用，使人大监督处于我国整个监督体系的最高位置和核心地位；实行纪委机构的垂直领导，确保其在党内监督工作中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建立和健全舆论监督机制，发挥社会大众的监督力量，特别是要健全网络监督机制，如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其次，要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公开办事制度，加强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透明度；转变政府的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尽量减少行政权力干预经济交易活动，如禁止官员从商等。并且，还要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加强法制建设。加强集中规定预防、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的建设，建立严厉的惩治制度，此外，要加强对官员的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重点，积极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文化资源，倡导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

中国当代反腐败的论文 篇6

之《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读后感

中华民族向来都是高度重视历史的民族，我们总结前人经验，思考未来，以史为镜，知兴替，明道路。总书记也曾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是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攥写，多位专家耗费近10年的时间才最终完稿。十年磨一剑，该书从先秦到明清，全面地为我们展示了朝代更替中的腐败与反腐败。反腐是当今中国社会从中央到地方，领导人到百姓的基本共识，反腐任务复杂艰巨而又刻不容缓，走进历史，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的成败得失，必将对我们的反腐建设有所启迪。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唯有勿忘前车之鉴，王朝才能长久。历代王朝的覆灭，究其根源，都与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腐败的成本往往都是由人民来承担，国力的衰竭，通常都是腐败所耗尽的。东汉买官卖官，政治腐败，西晋官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王朝最后不都迅速走向灭亡。在与腐败的斗争中，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而这其中我对于古代官员制度有自己的思考与体会。

官员永远是贪污腐败的最大主体，即使统治者如何荒淫无耻，腐败无能，他终究只有一个人，就如书中的秦始皇，宋徽宗，他们仿若一条大虫子，但是真正要腐蚀这硕大的国家，单凭统治者一个人是无法完成这一巨大的工程的，这背后还需要有千千万万的小虫子，也就是官员们的‘添油加醋’。而在书中关于各个朝代如何规范官员，减少腐败做了详尽的介绍。对历代的廉政经验，我获益匪浅，从官员的角度将各个朝代对于官员的廉政措施进行了总结与思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官员任命，避亲避近避籍原则

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宗法制，其影响延续至今。所以中国古代选官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其回避制度。官员回避制度始于汉代，避亲，即有亲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地区或同一单位做官；避籍，即官员不得在本籍或是临近地方为官；避近，即君主近臣，高官等的子女在任官时回避一些官位。回避制度在具体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实践，但这一制度确实对于规范官员自身行为，减少地区以乡土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结党营私，谋求私利的情况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关系户现象在当今社会无处不在，官员回避制度在今天的任官选官上有它的积极意义。

官员考核，看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科学合理的考核制度是减少贪官污吏的最好方法。秦简《为吏之道》以”五善””五失“规范官员为官行为；唐代完善考核制度，将官职划分流内、流外和轮番执勤人员，规定细致的考核具体操作条款。宋朝增加御史复核制度，亲信巡访制度，互监制度，相较唐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如此，宋朝还制定了较完备的惩治贪官污吏的法律法规。这对于打击腐败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古代官员考核综合官德，税收，功过，对今天仍有很大的实践意义。由古看今，今天我们国家对于官员的考核制度已经从原来的重政绩重GDP，向现在的重环保，重民生。有些省份在对官员考核时加入了具有代表性的民意调查作为考核指标之一，更科学对官员进行考察，一定程度上也对官员的行为具有约束力。

官员监察，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中国当代反腐败的论文 篇7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伴随着中国封建制度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强化的, 最主要包括御史监察制度和言谏制度。自秦朝开始, 御史专门作为监察性质的官职, 负责监察朝廷、诸侯官吏, 一直延续到清朝。中国古代言谏制度兴于汉, 发展于唐, 衰减于宋, 终结于明。言谏制度以匡正君失为目的, 是封建专制制度自我调整、自我补救、自我充实提高的一种制度。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局限性

(一) 封建皇权决定了监察机构的一切职能

自秦朝开始, 各朝各代均实行封建君主专制, 皇帝集大权于一身, 无法进行监督。因此, 古代监察的兴衰和取得的成效, 取决于皇帝的个人品质意志及皇帝权力的强弱。皇帝是要依靠大小官僚对国家进行统治和治理的。在皇帝的眼里, 官僚仅是一种统治工具, 是靠不住的。监察制度也是维护皇权的工具, 御史是皇帝下派的耳目, 同样具有不可靠性。既然都是统治工具, 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如果两种工具发生冲突, 皇帝可以自由裁量, 随意使用, 人治的观念就凸显出来, 并非是法治。御史是奉旨办事, 对于皇亲国戚和官僚利益集团, 监察就显得苍白无力, 往往是形同虚设。

(二) 行政权力和监察权力相互交叉混淆

在秦和西汉, 御史大夫是以副丞相的职位来履行职责, 虽是专职监察机构的官员, 但又直接插手国家行政, 监察职能往往就被淡化。西汉武帝时, 设置《刺史六条》, 刺史直接听命于皇帝, 代表中央到地方进行监察, 就直接干涉地方行政;到了东汉末年, 刺史不仅仅是干涉地方行政, 而且成为了位居郡县之上的行政长官。明代, 巡按御史的品级虽低, 但是, 由于他们掌握了地方官吏的考察大权, 即使是三品以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等地方大员也对其十分敬畏。监察官员插手行政事务, 就是本位职责的缺位, 同时产生新的腐败的可能性风险也成倍增加。

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有效借鉴

(一) 中国古代的权力牵制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权力牵制。权力牵制是靠御史监察制度和言谏制度来完成的。御史监察系统呈纵向放射状, 最高是皇权, 再由御史、刺史和巡按御史等将权力实施至地方, 整个监察过程, 从纠参到议复, 从核实到复劾都必须请旨进行, 由皇帝决断。从而上至中央, 下至地方, 形成了严密的监察网络。而且在御使监察官的选任过程中, 有严格的任职资格限制, 强调回避制, 类同当今干部异地任职, 严格监察官员考核, 在其内部, 监察御使等在行使监察职权时, 也会受到上级、相互之间和其他机构的监督, 形成了多重的监督制度, 但在制度的执行上是有缺陷的。

相比当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其本质也是要牵制权力。牵制权力就需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制约权力和完善监督体系靠的是制度, 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 腐败就无法控制。

(二) 广开言路与民主、法制相结合

广开言路是中国古代言谏制度中的一部分。最著名的成功案例之一就是“贞观之治”期间, 唐太宗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 任人唯能, 知人善用, 广开言路, 尊重生命, 自我克制, 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 厉行节约, 休养生息, 文教复兴, 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 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 尊重边族风俗, 稳固边疆, 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广开言路是发扬民主的一种有益做法, 然而, 明朝朱元璋则利用严刑酷法来惩治贪官污吏, 并制定了《大诰》来代替法律, 使得人们对其酷刑心惊胆战, 也凸显出封建皇权下, 皇帝的为所欲为, 治理国家是靠人治而非法律。因此, 广开言路需要民主和法治相结合。

三、反腐败需要民主和法治共同驱动

(一) 把国家权力全部纳入法治轨道, 确保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

我国的党政干部是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进行筛选任用的, 要为人民群众服务, 要实现人民群众的意愿, 否则就不能当选, 如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选举是民主的根本, 选举制度的健全与否, 直接决定“民主、公开、竞争、择优”这一原则能否顺利实施, 也是实现国家民主的关键性因素。现在我们提出的依法治国与古代法治是有所不同的, 依法治国要以民主为基础, 民主是法治的最根本动力。要保障民主就要建立独立而健全的司法体系, 一切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都应遵循法律体系的标准, 而不是中国古代的皇权专制, 司法是没有上级的。因此, 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是我国推行依法治国必备的两个条件, 其直接决定了我国法治化的程度。

(二) 广开言路要确保言论自由

总体来说, 封建专制下的广开言路并不成功, 其根源在于封建皇权专制制度, 集中的权力, 使得官吏更容易受到腐败的诱导, 其道德水平也相对百姓来说是更低层次的。如今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路线, 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进一步促进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 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寄托于人民群众身上, 因为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把监督权交给人民群众才是最可靠的, 并不是像中国古代依靠个别官员的清正廉洁造就社会短暂的繁荣。如今, 人民群众可以利用各种途径向官员和国家机关检举、控告和申诉。要保证人民群众有效监督公共权力, 就要确保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发表自己意见和见解, 甚至是批评, 都会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 促使各级官员和国家机关正确行使人民群众交付的权力, 促进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良好发展。通过言论自由使人民群众自我教育, 而不是古代官员一言一行的教化。

总之, 反腐败需要把权力牵制到法治的铁笼中, 防止腐败分子在我国推进“四个全面”的过程中利用制度的空子攫取不当利益, 确保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常态。

摘要：腐败和反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王岐山同志指出, 当前,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我们以史为镜, 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同时, 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 共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中国当代反腐败的论文 篇8

摘 要：腐败和反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王岐山同志指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我们以史为镜，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同时，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共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关键词：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权力；民主；法治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6）21-0260-90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6.21.016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空前力度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但是，腐败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在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中，腐败是导致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逐步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康庄大道，来之不易，相比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具有可比性，但是，我们依然要从历史中吸取好的经验，以达到“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的目的，取得阶段性的成果，最终要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伴随着中国封建制度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强化的，最主要包括御史监察制度和言谏制度。自秦朝开始，御史专门作为监察性质的官职，负责监察朝廷、诸侯官吏，一直延续到清朝。中国古代言谏制度兴于汉，发展于唐，衰减于宋，终结于明。言谏制度以匡正君失为目的，是封建专制制度自我调整、自我补救、自我充实提高的一种制度。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局限性

（一）封建皇权决定了监察机构的一切职能

自秦朝开始，各朝各代均实行封建君主专制，皇帝集大权于一身，无法进行监督。因此，古代监察的兴衰和取得的成效，取决于皇帝的个人品质意志及皇帝权力的强弱。皇帝是要依靠大小官僚对国家进行统治和治理的。在皇帝的眼里，官僚仅是一种统治工具，是靠不住的。监察制度也是维护皇权的工具，御史是皇帝下派的耳目，同样具有不可靠性。既然都是统治工具，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如果两种工具发生冲突，皇帝可以自由裁量，随意使用，人治的观念就凸显出来，并非是法治。御史是奉旨办事，对于皇亲国戚和官僚利益集团，监察就显得苍白无力，往往是形同虚设。

（二）行政权力和监察权力相互交叉混淆

在秦和西汉，御史大夫是以副丞相的职位来履行职责，虽是专职监察机构的官员，但又直接插手国家行政，监察职能往往就被淡化。西汉武帝时，设置《刺史六条》，刺史直接听命于皇帝，代表中央到地方进行监察，就直接干涉地方行政；到了东汉末年，刺史不仅仅是干涉地方行政，而且成为了位居郡县之上的行政长官。明代，巡按御史的品级虽低，但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地方官吏的考察大权，即使是三品以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等地方大员也对其十分敬畏。监察官员插手行政事务，就是本位职责的缺位，同时产生新的腐败的可能性风险也成倍增加。

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有效借鉴

（一）中国古代的权力牵制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权力牵制。权力牵制是靠御史监察制度和言谏制度来完成的。御史监察系统呈纵向放射状，最高是皇权，再由御史、刺史和巡按御史等将权力实施至地方，整个监察过程，从纠参到议复，从核实到复劾都必须请旨进行，由皇帝决断。从而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形成了严密的监察网络。而且在御使监察官的选任过程中，有严格的任职资格限制，强调回避制，类同当今干部异地任职，严格监察官员考核，在其内部，监察御使等在行使监察职权时，也会受到上级、相互之间和其他机构的监督，形成了多重的监督制度，但在制度的执行上是有缺陷的。

相比当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其本质也是要牵制权力。牵制权力就需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制约权力和完善监督体系靠的是制度，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腐败就无法控制。

（二）广开言路与民主、法制相结合

广开言路是中国古代言谏制度中的一部分。最著名的成功案例之一就是“贞观之治”期间，唐太宗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任人唯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广开言路是发扬民主的一种有益做法，然而，明朝朱元璋则利用严刑酷法来惩治贪官污吏，并制定了《大诰》来代替法律，使得人们对其酷刑心惊胆战，也凸显出封建皇权下，皇帝的为所欲为，治理国家是靠人治而非法律。因此，广开言路需要民主和法治相结合。

三、反腐败需要民主和法治共同驱动

（一）把国家权力全部纳入法治轨道，确保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

我国的党政干部是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进行筛选任用的，要为人民群众服务，要实现人民群众的意愿，否则就不能当选，如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选举是民主的根本，选举制度的健全与否，直接决定“民主、公开、竞争、择优”这一原则能否顺利实施，也是实现国家民主的关键性因素。现在我们提出的依法治国与古代法治是有所不同的，依法治国要以民主为基础，民主是法治的最根本动力。要保障民主就要建立独立而健全的司法体系，一切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都应遵循法律体系的标准，而不是中国古代的皇权专制，司法是没有上级的。因此，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是我国推行依法治国必备的两个条件，其直接决定了我国法治化的程度。

（二）广开言路要确保言论自由

总体来说，封建专制下的广开言路并不成功，其根源在于封建皇权专制制度，集中的权力，使得官吏更容易受到腐败的诱导，其道德水平也相对百姓来说是更低层次的。如今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路线，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进一步促进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寄托于人民群众身上，因为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把监督权交给人民群众才是最可靠的，并不是像中国古代依靠个别官员的清正廉洁造就社会短暂的繁荣。如今，人民群众可以利用各种途径向官员和国家机关检举、控告和申诉。要保证人民群众有效监督公共权力，就要确保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发表自己意见和见解，甚至是批评，都会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促使各级官员和国家机关正确行使人民群众交付的权力，促进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良好发展。通过言论自由使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而不是古代官员一言一行的教化。

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 篇9

环球时报 2012-05-30 10:05:09

核心提示：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有人说,只要“民主”了,腐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

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昨天被宣布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一消息再次触动了公众关于腐败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从全国范围看，腐败官员落马的消息的确不断冒出，给人贪腐者“前赴后继”之感。没少抓，但像是抓不完。这究竟怎么回事？

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有人说，只要“民主”了，腐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亚洲有很多“民主国家”，如印尼、菲律宾、印度等，腐败都比中国严重得多。但中国很可能是当前亚洲“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

这跟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有关。但现实是，市场经济冲击了它的落实，敷衍甚至背叛它的官员从各种制度的缝隙中不断漏出。中国是全球化很深入的国家，发达国家廉洁的高标准已被中国公众见识，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信息强行压缩在中国舆论场上，痛苦和纠结因此无法释怀。

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尤其困难。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实行高薪养廉，美国的参选者很多是富人，一般人当了官后积累名望和人脉，卸官后可以通过各种“旋转门”把这些积累全变成现金捞回来。而这些路在中国都是死的。

给官员大规模提薪，中国舆论断不会接受。官员退下来后一转身利用影响和人脉赚大钱，制度就不允许。让富豪们去当官，更让人觉得“变味”。中国官员的法定工资很低，一些地方官员的福利常常通过“潜规则”实现。

整个中国社会现在都有些“潜规则化”，医生、教师这些涉及公共福利的行业也在流行“潜规则”，很多人的法定收入不高，但有“灰色收入”。

哪里是“潜规则”的边界，这点并不清楚。这也是当前腐败案较多，而且有些是“窝案”的原因之一。民间流行“法不责众”的说法，一旦有哪个官员相信了此说，并且以为“别人和自己一样”时，他就已经十分危险了。

必须对腐败分子进行严厉查处，决不姑息，这可以极大增加腐败的风险和成本，起到必

要的震慑作用。官方必须以减少腐败作为吏治的最大目标。

民间须坚决加强舆论监督，提高官方推进反腐败的动力。但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

写这些话，决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反腐败是不重要的、可以拖延的。相反，我们认为反腐败确应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它也是整个国家的共同追求。

然而我们认为，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发展”帮助解决。它既是腐败官员自身的问题，也是制度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它还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问题。

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但它的胜利同时取决于其他战场上对各种障碍的肃清。中国不会是其他方面很落后，唯独官员们很清廉的国家。即使一时是，也持久不了。反腐败是中国的突破口，但这个国家最终只能“综合前进”。

逻辑混乱的“适度腐败论”：心理疗法解决不了社会问题

环球时报又一次让我不淡定了！这一次是因为该报创造的一个新话：“适度腐败”！环球时报在题为《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的社论中提出了“适度腐败论”，一些网站在转载此文时将其改为《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环球时报在社论中称，中国现阶段无法“根治”腐败，原因是官员工资很低，社会“潜规则”盛行，因此“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于是该报的结论是，“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发展’帮助解决。它既是腐败官员自身的问题，也是制度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它还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问题。”最后评论还说，“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但它的胜利同时取决于其他战场上对各种障碍的肃清。”

看完这篇“雄文”，我感慨作者的良苦用心！作者说了这么一大堆，只是希望我等不要因为贪腐的“前腐后继”而“痛苦和纠结因此无法释怀”！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以及我们的官员，和别人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理解”，允许中国“适度腐败”；然后在“发展”中，等到“其他战场上各种障碍”被肃清时，且又不仅仅通过“制度”来解决腐败问题。这种逻辑混乱、东拉西扯的心理治疗说辞不仅无法平息我等对腐败的不容忍，反而从官方媒体公开了一个中国社会的秘密：贪官抓不完；也出卖了环球时报的立场：为权贵说话，让屁民缴械，这个缴械不仅是行动，包括心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该文是怎样的一个逻辑混乱：

《适度腐败》一文开始先提出一个问题：“从全国范围看，腐败官员落马的消息的确不断冒出，给人贪腐者‘前赴后继’之感。没少抓，但像是抓不完。这究竟怎么回事？”根据常理，下面应该是回答“为什么贪官抓不完”。但是环球时报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从市场经济的冲击、官员的工资和出路、社会的“潜规则”等方面为腐败现象开脱，变相承认腐败很普遍，贪官抓不完。环球时报说了，“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抓也抓不完，于是就要“痛苦”。在我看来，该文并没有回答“前腐后继”的问题，以上三个方面的借口基本上属于胡搅蛮缠。

事实上，腐败没有理由，只要有腐败的机会，且机会成本很高，大概没多少人有免疫

力。人是逐利的理性人。但不能因为腐败有天然的基因，便承认其为合理的。市场经济的冲击，会带来腐败，这确实是事实。如同当年的“腐败推动经济增长”的观点一样，将物质刺激和利益激励与经济发展关联起来。然而，不能因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安排和设计将存在中的不合理、不公平因素降到最低。如果因为市场经济的冲击，我们就要接受“适度腐败”，那便是贬低了我们的自我选择和自我提升的能力。各国的历史都证明了，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腐败产生，但反腐败的制度设计如法治等一直在完善。腐败不能根治，但腐败必须被防止，更不可使其合理化，无论大小。腐败不能容忍，源于我们对公权力的期许。腐败简单说就是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公权谋私利，当然，私利也有形形色色的形态。公共权力实现的是包括秩序、规则和公共服务等在内的公共利益，是分配资源。执掌公共权力的各级官员是腐败的主体，其他人没有资格腐败。也就是说，官员们实现的是别人的利益。如何防止他们滥用权力，去追逐自己的私利，我们便要一套制度设计。而不是如承认回扣一样，认可腐败的正当性。如果那样的话，腐败被认可为公共服务的“佣金”或者“回扣”，那也就是承认了为公共服务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奔走，“千里做官，只为吃穿”。于是，公权力便成为执掌权力的人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公器私用。于是，整个社会便成为一个追求形形色色个人利益的大场子，政府及其官员也不过是其中的赌徒而已，人类的超越性又去哪里找呢？中世纪著名的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说，如果没有正义，国家和一个贼团有什么区别呢？当然，他说的正义是对基督教的信仰。我引用的目的是想说，体现为政府的国家、体现为官员的政府，绝对不应该是逐利的。

同样，如果因为官员工资低和退休后没出路、因为整个社会“潜规则”盛行，就要大家理解“适度腐败”，那不仅是背离了官员的职业伦理，也将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迅速拉低。官员如果想赚钱，可以不用选择这个职业，直接去做商人好了。如果觉得很难做到清廉，那尽早离开好了。不要享受着官员职业的稳定和声誉，还要去贪图富人们的安逸和其他社会阶层生活的随意甚至“胡作非为”，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如果我们理解、接受甚至认同此种现象，那这样的社会会有公平和正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