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历史的起点

中国当代历史的起点（精选8篇）

中国当代历史的起点 篇1

尊敬的党组织：

初冬的北京，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这段时间，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各路观察家不断猜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底牌”。尽管答案各有怀抱，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对未来中国“充满期待”。

翘首等待三中全会“大新闻”的外国媒体，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归纳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的“历史新起点”。他们梳理着这块土地上那些雷厉风行的举措与抓铁有痕的成果，认定“国际社会有理由期待从中国新一轮改革进程中找到合作机遇”。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新起点”。十八大之后短短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伟大事业伟大工程，用中国梦凝聚中国力量，以作风建设提振全党精气神。励精图治的改革举措，奋发进取的务实行动，推动着中国现代化巨轮稳中求进、稳中有为，开创了党和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开拓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形成了全党全社会的新风气。

这一年，面对复杂形势，中国主动调控经济增速，赢得了经济运行的良好势头，换来了发展质量效益的稳步提升。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四大指标一致向好，速度、结构、效益同步改善。转型发展再出发，中国经济航船穿越激流、动力强劲。

这一年，简政放权成为深化改革“马前卒”，转变政府职能释放发展内生动力。敢啃硬骨头，勇于涉险滩，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从财税制度试点改革，到金融领域制度创新，从创新驱动中关村科技引擎强劲轰鸣，到开放引领上海自贸区阔步起航，改革大业在深水区劈波斩浪、一路向前。

这一年，八项规定新风扑面，反腐倡廉铁腕治党。“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教育实践活动蓬勃开展。剑指作风痼疾，直击官场积弊，8500多万党员经历了深刻的思想洗礼，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一系列举措，为现代中国打造更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这一年，民生改善难点变亮点。备受关注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强力推进，酝酿已久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出笼，在经济增速放缓之际，与之密切相关的就业却创出历史新高，民生投入增速高于财政支出增速，诠释着“用政府紧日子换群众好日子”的理念。推进教育公平的举措在多地试水，户籍制度的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大气污染防治让美丽中国从实处筑建，多项民生举措让“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信念熠熠生辉。

这一年，国际舞台上一系列精彩的中国亮相，谱写了中国梦和世界各国梦想交织共鸣的恢弘篇章，见证着中国外交新格局的确立。从咖啡飘香的拉美村庄到阳光明媚的加州庄园，从风景如画的俄罗斯到骄阳似火的非洲大陆，从驼铃声声的中亚大漠到鲜花锦簇的东南亚邻邦，秉持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积极推进周边外交，“世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国家核心利益”的坚定表述，向世界传递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气度胸怀。

……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向来重“势”。《孙子兵法》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善战者，求之于势”。这一年，转型的力度势不可遏，攻坚的勇气势如破竹，发展的劲头势不可挡。有学者赞叹“开局之势，来势宏大、气象喜人”。

没有盘点，就没有发现。短短一年，一个国家能向着未来走出多远?就让我们在盛会召开之际，循着这一年的足迹，重温这宏大开局的喜人收获，回望我们共同走过的这段历程。

自信，托举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想

那些对未来中国充满疑问和期待的旁观者大概没有想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自己这一代人历史责任的勾画，是从“梦想”的角度破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一年前的11月29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观看《复兴之路》展。总书记实现“中国梦”的铿锵宣示，道出“接过这一棒”的领导者无比坚定的信心。

“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近25分钟的讲话中，9次提及“中国梦”，44次提到“人民”。话音落处，掌声如雷，经久不息。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上任，就把实现复兴大业定为施政方向、把成就中国梦想当做未来愿景。“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唤起亿万人民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激发了中华民族“团结如一人”的归属感和进取心。

正如外国观察家敏锐指出的，“这个能在人们心中激起共鸣的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强烈历史责任感”。梦想是信念的代名词。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入阐释实现中国梦的正确方向，深刻揭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媒体评述，这梦想蕴藏着绵延已久的“家国天下”情怀，折射着13亿民众内心深处的集体意识，展现了35年改革开放之后，这一代领导人不同寻常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顺应13亿普通中国人的新期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穿越现实迷雾的战略眼光和魄力，一笔笔清晰地勾勒出深化改革开放、走向伟大复兴的目标布局和现实路径。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是实现梦想的必由之路。无论是2013年新年前夕的政治局集体学习，还是莲花山上的缅怀、江城武汉的座谈、湘水之滨的探访，总书记无不以“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勉励，鼓舞人们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中国，是实现梦想的制度保障。“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沿着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向前。

——以创新理念推动科学发展，是实现梦想的内生动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转型发展的动力从哪里来?结构调整的道路向何处去?中国科学院、天津、辽宁、湖南……每到一地，总书记反复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创新促推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实现梦想的重要条件。“打铁还需自身硬”，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履职伊始推出八项规定，到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推动党的自身建设，“赶考命题”常说常新，激发起“生于忧患”的使命担当。

——凝聚团结一心、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是实现梦想的必然选择。“只有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时代呼唤宣传思想工作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为精神“补钙”，为发展鼓劲，积聚全社会团结奋进的正能量。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是中国梦想的世界维度。一年来，习近平主席踏访五洲的足迹，中国向世界传递的，是“和世界共发展、与世界同分享”的愿景。统筹自身利益与各国共同利益，统筹与大国、周边及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国梦为全球梦注入鲜明的“东方元素”……

没有科学的理念，就没有一个国家的真正奋起。综观这一年300多个日日夜夜，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世界展示的，是一个执政64年的大党励精图治的深刻思考，是一个走过35年改革开放历程的大国更上层楼的治国方略。改革开放的中国航船驶向一个新的境界。

勇毅，弘扬攻坚克难的中国精神

无论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主题，还是作为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社会实践，改革无疑都是这35年中国无可争议的核心价值，也是考量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当之无愧的重要坐标。

或许从总书记的足迹中，能够读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这一关键词的时代把握——

2012年12月，总书记履职后第一次考察，就选择了改革开放的地标深圳。“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宣示，振聋发聩。

半个月后，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总书记深刻阐释五大关系，从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到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改革方法，体大思精。

今年7月，在武汉座谈，总书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研的6个重大问题，从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体系到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从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改革思考，全面深刻。

今年10月，在印尼巴厘岛上，习近平主席向世界重申，“通过改革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改革决心，明确坚定……

穿越春秋冬夏，跨越内陆大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的反复强调，点燃全社会的激情。对改革方向、改革方法、改革路径、改革主体、改革动力的系统阐述，既有斩钉截铁的决心，更有开阔缜密的思路。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成竹在胸的改革思路，化作势如破竹的改革举措。

反腐倡廉的政治改革，消解的是“固化的利益”，突破的是“守旧的藩篱”，彰显的是改革者“自我限权”的勇气。“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但这样的利益不触动，如何体现改革的价值指向?转变职能的政府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与此同时，被观察者称为“最严厉的反腐举措”，既打“老虎”也打“苍蝇”，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坚定决心，以“有腐必反”的雷厉行动，振奋了党心，赢得了民心。

转型升级的经济改革，牺牲的是一时的发展速度，超越的是“GDp至上”的落后观念。十八大以来，在转型发展的主旋律下，中国经济增速主动调控到合理区间。从淘汰落后产能，到增加高新技术投入，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让世界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添更多信心。虽有调整的阵痛、成长的烦恼，但深化改革正激扬出强劲的发展活力和社会活力，中国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

更多领域，问题在解决，改革在突破。土地流转试点让农民分享改革红利，营改增将为企业减负上千亿元，23个省份出台大病保险实施方案……近一年来堪称密集的改革举措，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驾驭改革开放的领导能力。

这种能力体现为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深刻洞察。过去35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居于改革的核心。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新潮中，二者的界限进一步明晰、关系进一步融洽。“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简政放权的基本思路，清晰有力。上海自贸区一份不足10页的“负面清单”，更让人看到“非必要不干预”的思路。政府慎作为，市场才有活力;政府有担当，市场就有信心。“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密切结合，让经济的发展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加健康。

这种能力体现为对法治与人治关系的清晰体认。习近平主席庄严宣示“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李克强总理郑重承诺“我们将忠诚于宪法”。“依法”的理念，贯穿于改革的方方面面。从十八大以来，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党中央、国务院进行了密集部署，“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成为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努力的目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更是成为依法治国、依法治权的基本理念。

这种能力体现为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准确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一年的改革实践，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把GDp的增长甩在身后，预计到年底新增就业有望超过1200万人，基本养老金、新农合、最低工资标准……幸福指数连成幸福曲线，体现共建共享的执政追求，诠释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舆论评价，十八大以来的改革，给中国民众勾勒出的中国梦“不仅是理想、是目标，也是现实，反映在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

在今天的中国推进改革，需要“气吞万里如虎”的勇气，也需要“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谨严，更需要“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这是改革者必须具备的素质。一年稳中有进、稳中有为的发展实践，让人想起外国学者当初的判断，“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都受过良好教育，他们是深思熟虑的思想家，为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带来了大量经验。”

笃行，凝聚实干兴邦的中国力量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掷地有声的话语，折射出的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真抓实干、务实笃行的为政理念。

总书记在河北考察时，要求基层干部“得让我看到真正情况，不看那些不真实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基层考察纷纷鼓励群众说真话、道实情、讲“恼火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实际行动传递出求真务实的强烈信号，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即知即改，立说立行。善始善终，善做善成……这样的语汇，自上而下地在全党层层传导着压力。一桩桩一件件看似“微小”的务实之举，开拓出一个个广阔的工作面。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徙木立信的气概，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立竿见影的扎实行动，收获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信任。

当务实的理念深入人心，务实的作风成为一种自觉，造就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会期缩短了，开会不念稿了，公款吃喝少了，奢靡之风成了过街老鼠……不少群众感叹，坏风气正在消减、好风气正在形成。

笃行，源自从上而下的垂范。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总书记离京视察广东，沿途不封路、不清场、不铺设红毯，轻车简从，与群众相伴而行。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刻意渲染，中央政治局带头做出的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从文风会风改起，从小事小节抓起，从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着手，抓住了作风建设的要害。“中央新领导班子上任之后，开局令人振奋，完全可以用6个字概括：亲民、务实、自律……”网民如此评价。

笃行，源自必作于细的扎实。遏止公款吃喝、治理会员卡腐败，叫停奢华晚会、严禁公款寄送贺年卡，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改起，从群众希望办的事做起，无论是重拾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法宝，还是提出“开门办活动”、“开好民主生活会”，传递的是从严治党的决心。

在经济领域，挤压公款消费的泡沫，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行为，形成可持续、有效率的消费规则，为发展凝聚起更强大的正能量。在政治领域，提高行政效能，通过权力的规范运行、机制的调整优化、制度的创新完善，堵住政治运行中的漏洞。在文化、社会领域，倡导质朴、清新的社会风尚，筑牢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基础……改作风小切口，掀动起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

笃行，源自动真碰硬的魄力。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简政放权的改革推动完成了一批“多年想干而未能干成”的大事。涵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等13个重点区域，史上最严厉的大气治理行动计划出台;从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评价体系入手，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美丽中国建设……

扔掉文过饰非的“面子”，真诚面对公众的批评与监督，挤掉发展和政绩的水分，放下盘根错节、公私不分的利益考量，一项项求真务实的雷霆之举，凝聚起亿万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坚定信心。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纵观十八大以来的新开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为民情怀一以贯之，中国梦的人民底色日益鲜明，它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坚信，“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在俄罗斯访问时，总书记曾引用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句名言。

确实，任何道路，都会遇到泥泞曲折，需要爬坡过坎，需要闯关夺隘。一年的理论创新，一年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积聚起更为磅礴的力量。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肩负着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正在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13亿中国人民将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

汇报人：xiexiebang

中国当代历史的起点 篇2

翘首等待三中全会“大新闻”的外国媒体, 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归纳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的“历史新起点”。他们梳理着这块土地上那些雷厉风行的举措与抓铁有痕的成果, 认定“国际社会有理由期待从中国新一轮改革进程中找到合作机遇”。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新起点”。十八大之后短短一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统筹伟大事业伟大工程, 用中国梦凝聚中国力量, 以作风建设提振全党精气神。励精图治的改革举措, 奋发进取的务实行动, 推动着中国现代化巨轮稳中求进、稳中有为, 开创了党和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开拓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 形成了全党全社会的新风气。

这一年, 面对复杂形势, 中国主动调控经济增速, 赢得了经济运行的良好势头, 换来了发展质量效益的稳步提升。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四大指标一致向好, 速度、结构、效益同步改善。转型发展再出发, 中国经济航船穿越激流、动力强劲。

这一年, 简政放权成为深化改革“马前卒”, 转变政府职能释放发展内生动力。敢啃硬骨头, 勇于涉险滩, 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进程, 从财税制度试点改革, 到金融领域制度创新, 从创新驱动中关村科技引擎强劲轰鸣, 到开放引领上海自贸区阔步起航, 改革大业在深水区劈波斩浪、一路向前。

这一年, 八项规定新风扑面, 反腐倡廉铁腕治党。“照镜子, 正衣冠, 洗洗澡, 治治病”, 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教育实践活动蓬勃开展。剑指作风痼疾, 直击官场积弊, 8500多万党员经历了深刻的思想洗礼,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一系列举措, 为现代中国打造更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这一年, 民生改善难点变亮点。备受关注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强力推进, 酝酿已久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出笼, 在经济增速放缓之际, 与之密切相关的就业却创出历史新高, 民生投入增速高于财政支出增速, 诠释着“用政府紧日子换群众好日子”的理念。推进教育公平的举措在多地试水, 户籍制度的改革取得新的突破, 大气污染防治让美丽中国从实处筑建, 多项民生举措让“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信念熠熠生辉。

这一年, 国际舞台上一系列精彩的中国亮相, 谱写了中国梦和世界各国梦想交织共鸣的恢弘篇章, 见证着中国外交新格局的确立。从咖啡飘香的拉美村庄到阳光明媚的加州庄园, 从风景如画的俄罗斯到骄阳似火的非洲大陆, 从驼铃声声的中亚大漠到鲜花锦簇的东南亚邻邦, 秉持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积极推进周边外交, “世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 “国家核心利益”的坚定表述, 向世界传递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气度胸怀。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 向来重“势”。《孙子兵法》曰, “激水之疾, 至于漂石者, 势也”, “善战者, 求之于势”。这一年, 转型的力度势不可遏, 攻坚的勇气势如破竹, 发展的劲头势不可挡。有学者赞叹“开局之势, 来势宏大、气象喜人”。

没有盘点, 就没有发现。短短一年, 一个国家能向着未来走出多远?就让我们在盛会召开之际, 循着这一年的足迹, 重温这宏大开局的喜人收获, 回望我们共同走过的这段历程。

自信, 托举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想

那些对未来中国充满疑问和期待的旁观者大概没有想到,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自己这一代人历史责任的勾画, 是从“梦想”的角度破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2012年的11月29日,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观看《复兴之路》展。习近平总书记实现“中国梦”的铿锵宣示, 道出“接过这一棒”的领导者无比坚定的信心。

“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 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 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近25分钟的讲话中, 9次提及“中国梦”, 44次提到“人民”。话音落处, 掌声如雷, 经久不息。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上任, 就把实现复兴大业定为施政方向、把成就中国梦想当做未来愿景。“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 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成为唤起亿万人民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激发了中华民族“团结如一人”的归属感和进取心。

正如外国观察家敏锐指出的, “这个能在人们心中激起共鸣的目标”,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强烈历史责任感”。梦想是信念的代名词。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 深入阐释实现中国梦的正确方向, 深刻揭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媒体评述, 这梦想蕴藏着绵延已久的“家国天下”情怀, 折射着13亿民众内心深处的集体意识, 展现了35年改革开放之后, 这一代领导人不同寻常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顺应13亿普通中国人的新期待,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穿越现实迷雾的战略眼光和魄力, 一笔笔清晰地勾勒出深化改革开放、走向伟大复兴的目标布局和现实路径。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是实现梦想的必由之路。无论是2013年新年前夕的政治局集体学习, 还是莲花山上的缅怀、江城武汉的座谈、湘水之滨的探访, 习近平总书记无不以“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勉励, 鼓舞人们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中国, 是实现梦想的制度保障。“依法治国, 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 关键是依宪执政”, “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沿着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的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向前。

———以创新理念推动科学发展, 是实现梦想的内生动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转型发展的动力从哪里来?结构调整的道路向何处去?中国科学院、天津、辽宁、湖南……每到一地,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以创新促推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是实现梦想的重要条件。“打铁还需自身硬”, 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履职伊始推出八项规定, 到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推动党的自身建设, “赶考命题”常说常新, 激发起“生于忧患”的使命担当。

———凝聚团结一心、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是实现梦想的必然选择。“只有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 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时代呼唤宣传思想工作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为精神“补钙”, 为发展鼓劲, 积聚全社会团结奋进的正能量。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 是中国梦想的世界维度。一年来, 习近平主席踏访五洲的足迹, 中国向世界传递的, 是“和世界共发展、与世界同分享”的愿景。统筹自身利益与各国共同利益, 统筹与大国、周边及发展中国家关系, 中国梦为全球梦注入鲜明的“东方元素”……

没有科学的理念, 就没有一个国家的真正奋起。综观这一年300多个日日夜夜,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世界展示的, 是一个执政64年的大党励精图治的深刻思考, 是一个走过35年改革开放历程的大国更上层楼的治国方略。改革开放的中国航船驶向一个新的境界。

勇毅, 弘扬攻坚克难的中国精神

无论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主题, 还是作为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社会实践, 改革无疑都是这35年中国无可争议的核心价值, 也是考量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当之无愧的重要坐标。

或许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中, 能够读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这一关键词的时代把握——

2012年12月, 习近平总书记履职后第一次考察, 就选择了改革开放的地标深圳。“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改革宣示, 振聋发聩。

半个月后, 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五大关系, 从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 到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改革方法, 体大思精。

2013年7月, 在武汉座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研的6个重大问题, 从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体系到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从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改革思考, 全面深刻。

2013年10月, 在印尼巴厘岛上, 习近平主席向世界重申, “通过改革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惟其艰难, 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 才弥足珍贵”, 改革决心, 明确坚定……

穿越春秋冬夏, 跨越内陆大洋,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的反复强调, 点燃全社会的激情。对改革方向、改革方法、改革路径、改革主体、改革动力的系统阐述, 既有斩钉截铁的决心, 更有开阔缜密的思路。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进一步解放思想,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成竹在胸的改革思路, 化作势如破竹的改革举措。

反腐倡廉的政治改革, 消解的是“固化的利益”, 突破的是“守旧的藩篱”, 彰显的是改革者“自我限权”的勇气。“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但这样的利益不触动, 如何体现改革的价值指向?转变职能的政府改革, “开弓没有回头箭”。与此同时, 被观察者称为“最严厉的反腐举措”, 既打“老虎”也打“苍蝇”, 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坚定决心, 以“有腐必反”的雷厉行动, 振奋了党心, 赢得了民心。

转型升级的经济改革, 牺牲的是一时的发展速度, 超越的是“GDP至上”的落后观念。十八大以来, 在转型发展的主旋律下, 中国经济增速主动调控到合理区间。从淘汰落后产能, 到增加高新技术投入, 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 让世界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添更多信心。虽有调整的阵痛、成长的烦恼, 但深化改革正激扬出强劲的发展活力和社会活力, 中国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

更多领域, 问题在解决, 改革在突破。土地流转试点让农民分享改革红利, 营改增将为企业减负上千亿元, 23个省份出台大病保险实施方案……近一年来堪称密集的改革举措, 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 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驾驭改革开放的领导能力。

这种能力体现为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深刻洞察。过去35年,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居于改革的核心。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新潮中, 二者的界限进一步明晰、关系进一步融洽。“市场能办的, 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 就交给社会。”简政放权的基本思路, 清晰有力。上海自贸区一份不足10页的“负面清单”, 更让人看到“非必要不干预”的思路。政府慎作为, 市场才有活力;政府有担当, 市场就有信心。“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密切结合, 让经济的发展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加健康。

这种能力体现为对法治与人治关系的清晰体认。习近平主席庄严宣示“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 李克强总理郑重承诺“我们将忠诚于宪法”。“依法”的理念, 贯穿于改革的方方面面。从十八大以来, 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党中央、国务院进行了密集部署, “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成为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努力的目标,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更是成为依法治国、依法治权的基本理念。

这种能力体现为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准确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一年的改革实践, 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把GDP的增长甩在身后, 预计到年底新增就业有望超过1200万人, 基本养老金、新农合、最低工资标准……幸福指数连成幸福曲线, 体现共建共享的执政追求, 诠释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舆论评价, 十八大以来的改革, 给中国民众勾勒出的中国梦“不仅是理想、是目标, 也是现实, 反映在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

在今天的中国推进改革, 需要“气吞万里如虎”的勇气, 也需要“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谨严, 更需要“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 这是改革者必须具备的素质。一年稳中有进、稳中有为的发展实践, 让人想起外国学者当初的判断, “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都受过良好教育, 他们是深思熟虑的思想家, 为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带来了大量经验。”

笃行, 凝聚实干兴邦的中国力量

“功崇惟志, 业广惟勤”,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掷地有声的话语, 折射出的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真抓实干、务实笃行的为政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时, 要求基层干部“得让我看到真正情况, 不看那些不真实的”, 中央领导同志在基层考察纷纷鼓励群众说真话、道实情、讲“恼火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实际行动传递出求真务实的强烈信号, 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

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即知即改, 立说立行。善始善终, 善做善成……这样的语汇, 自上而下地在全党层层传导着压力。一桩桩一件件看似“微小”的务实之举, 开拓出一个个广阔的工作面。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徙木立信的气概, 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立竿见影的扎实行动, 收获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信任。

当务实的理念深入人心, 务实的作风成为一种自觉, 造就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会期缩短了, 开会不念稿了, 公款吃喝少了, 奢靡之风成了过街老鼠……不少群众感叹, 坏风气正在消减、好风气正在形成。

笃行, 源自从上而下的垂范。善禁者, 先禁其身而后人。“抓作风建设, 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 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 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习近平总书记离京视察广东, 沿途不封路、不清场、不铺设红毯, 轻车简从, 与群众相伴而行。

没有豪言壮语, 没有刻意渲染, 中央政治局带头做出的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 从文风会风改起, 从小事小节抓起, 从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着手, 抓住了作风建设的要害。“中央新领导班子上任之后, 开局令人振奋, 完全可以用6个字概括:亲民、务实、自律……”网民如此评价。

笃行, 源自必作于细的扎实。遏止公款吃喝、治理会员卡腐败, 叫停奢华晚会、严禁公款寄送贺年卡, 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改起, 从群众希望办的事做起, 无论是重拾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法宝, 还是提出“开门办活动”“开好民主生活会”, 传递的是从严治党的决心。

在经济领域, 挤压公款消费的泡沫, 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行为, 形成可持续、有效率的消费规则, 为发展凝聚起更强大的正能量。在政治领域, 提高行政效能, 通过权力的规范运行、机制的调整优化、制度的创新完善, 堵住政治运行中的漏洞。在文化、社会领域, 倡导质朴、清新的社会风尚, 筑牢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基础……改作风小切口, 掀动起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

笃行, 源自动真碰硬的魄力。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 简政放权的改革推动完成了一批“多年想干而未能干成”的大事。涵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等13个重点区域, 史上最严厉的大气治理行动计划出台;从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评价体系入手, 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美丽中国建设……

扔掉文过饰非的“面子”, 真诚面对公众的批评与监督, 挤掉发展和政绩的水分, 放下盘根错节、公私不分的利益考量, 一项项求真务实的雷霆之举, 凝聚起亿万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坚定信心。

“一切为民者, 则民向往之”。纵观十八大以来的新开局,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为民情怀一以贯之, 中国梦的人民底色日益鲜明, 它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坚信, “有梦想, 有机会, 有奋斗,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 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 有时穿过尘埃, 有时穿过泥泞, 有时横渡沼泽, 有时行经丛林。”在俄罗斯访问时, 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句名言。

确实, 任何道路, 都会遇到泥泞曲折, 需要爬坡过坎, 需要闯关夺隘。一年的理论创新, 一年的实践探索, 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积聚起更为磅礴的力量。

论中国近代化历史的起点 篇3

关键词:鸦片战争;积极影响;现代化

1 中国闭关锁国政策的终结

中国应不应该打开国门?我们现在不觉得这是个问题,160多年前的中国人也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但他们的理解和我们是相反的。他们以为中国是“天朝上国”,向中国朝贡的国家是藩属国,不愿朝贡的国家为化外各邦。英、法、美等国不向清政府朝贡,清政府那就不愿和它们作正式的官方交往,连其国名上都加“口”字旁,蔑称为“口英夷”、“口佛夷”、“口米夷”。在清政府心目中,通商是天朝施于蛮夷的一种恩惠,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 正如乾隆大帝1793年在复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中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这种政策和思维,使中国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它阻碍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保护了落后的小农经济,有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助长了封建统治者和国民的枉自尊大心理,充分显现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集权制度的落后性。由此观之,寄希望于传统思想和传统体制变革中国社会,使中国顺利地顺应世界大潮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使中国经济转入工业化是毫无希望的。

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但没能挡外敌于国门之外,反而被人搞得丧权辱国,还使得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鸦片战争的战败使自明朝中期以来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遭到了沉重打击,再也无法推行,日益增多的“洋夷”不断涌入,使清政府不得不改变以前对待列强“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也”的轻视态度。当然,这种改变是被动的。正如历史学家蒋廷黻所写:“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鸦片战争证明了落后就要挨打,要想不挨打,国家必须强大;鸦片战争同样也证明了国家要想强大,必须对外开放。《南京条约》里中国开放了五处通商口岸,英国实现了打开中国大门的愿望,从而方便他们入侵,但同时也方便我们向西方国家学习。可以说是危险与机遇共存。

战争失败的教训使中国的少数精英终于开始意识到“夷有所长,华有所短”,需“师夷长技以制夷”。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一批优秀人物出现了。他们主动地去看世界、了解世界、向国人介绍世界。公然提出鼓励传习技艺和器物制造,而不是注重礼仪道德。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开了先河,同时也是中国对外开放之始。

2 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道分水岭,曾经执世界文明发展之牛耳长达千余年的中国,在这次对抗中,一败涂地,整个社会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但是,在这场撞击的中西文化潮流的推动下,中国人对西方对世界的认识也逐渐发生改变,并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中国的地理环境较为特殊,三面由高原崇山峻岭环绕,只有东面通向大海。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是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同时又长期使中国处于一种相对闭塞的状态。中国地理条件的封闭性和华夏农业文明的先进性,使中国人形成了只知“天下”、“九州”,而不知世界的华夏中心论。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大兴“八股取士”和“文字狱”,更是把读书人逼入脱离实际,钻进故纸堆状况之中,尽一步助长了中国人不知地球大小而又夜郎自大的文化心态。以至于在“康乾盛世”时期,竟不知与中国通商已久的英吉利地处何方,直到鸦片战争打了近两年,道光皇帝才想起应知道交战英国在哪里,有多大、有没有旱路与之交通。鸦片战争的炮声,粉碎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美梦,也使到中国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了解世界的重要性。19世纪四十年代,林则徐在广州组织翻译研究外国的书籍报纸,随后,他又编成《四洲志》,其好友魏源据此编著了中国第一部世界地理历史巨著《海国图志》,其后又有姚莹的“康輶纪行”徐继番的《瀛环志略》等,它们比较完备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基本状况,以及相关的地理知识,开始洗涤中国愚味的尘垢,更新了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开始放眼世界,认识到“神州者,东南一州也”,这为中国有识之士探索救国救民之道打开了一扇窗户,为中国的近代化起步提供了条件。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与中世纪的西欧相比,更是耀眼夺目。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却呈现出垂暮之气,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虽有一定发展,但大多是属于对前代科学技术的整理和总结,没有质的变化。在16世纪未至18世纪初,这一段时期里,虽然出现了“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宗教思想传入中国,但由于中国封建政治造成的桎梏,“西学东渐”过程在明未清初进展缓慢,清康熙未年,中西文化发生激烈冲突,特别是雍正时期,西方传教士基本上被逐出国门,中西文化交流便全然中断了。

鸦片战争前,中国作为东方大国已经经历了两千年的封建文明史,中国的封建传统思想以儒学为主,从孔子开始就日益注重论理道德研究和完善,强调“学而优则仕”,而忽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而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更是注重强化“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即便是被欧洲人称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中国科举制度,它的考试内容也一般限于儒家学说,到明朝的八股取士则更进一步禁锢了人的思维和实践能力。与此同时,科技人员则社会地位低下,既无法在仕途上发展,也无法得到政府的支持鼓励。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鄙视技艺成为时尚,科学技术被视为“奇技淫巧”。以至于18世纪未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展示18世纪工业革命成果时,乾隆帝竟说:“至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而且对于显示英国当时军事力量与科学技术的军舰模型及新式枪支武器等也漠然视之,毫无兴趣。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一部分士大夫开始意识到近代科学技术对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开始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当中首推“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鸦片战争前他就广州组织翻译研究外国书籍报纸,派人仿制外国船只,购买先进的外国武器。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也第一次介绍了哥白尼的学说,为近代中国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洋务运动则将新思想真正付之实践。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智”、“自强”“求富”的洋务新政。开始了以“强兵”为中心的近代国防、工业、交通、教育和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建设,使中国拥有了第一批军事、民用工业,建立了第一支海军舰队,开设了第一批外语、科技学校,派谴了第一批留美、留欧学生,出现了近代第一代科技人才,造就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等等。洋务运动虽然在“中体西用”方针指导下进行,但它却是中国人顺应世界大势而进行的第一次现代化尝试,是对固步自封“天朝上国”观念的一个否定,开始引导中国走向世界,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3 鸦片战争加速了封建專治统治的灭亡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主观上是为通过鸦片贸易来打开中国的大门,但客观上英国打击了中国封建统治的基础,加速了是中国封建专治统治的终结。从经济上看,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尽管从明朝中期开始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清朝前期也有所发展,但由于封建主义的异常顽固,资本主义在中国一直没能发展起来,所以经济上仍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随着国门被打开,五口通商的开辟,外国商品开始倾销,同时大肆掠夺中国原料,中国逐渐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通商口岸甚至出现了外国人办的新式企业。其结果使中国经济逐渐失去了独立性,手工业(包括那些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纷纷破产,给中国封建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从而,作为封建统治经济基础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了。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的局面开始形成。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而制夷”、“君民共主”的思想。到洋务运动中,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在“师夷长技而制夷”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现行经济、文化、军事乃至政治的改良思想。再到“戊戌维新”运动开始在思想上接受西方工业文明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他们认识到西体和中用是分不开的,如果只学技术思想而不对社会制度加以变革,技术则缺失了生存发展的土壤,因此必须从制度上首先变革,效仿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制。封建专治统治的思想基础动摇了。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认为:“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 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至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中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政治经济危机到来,而皇帝权威的丧失更加剧了危机。此后,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出现,无一不预示着封建统治的即将终结。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对中国来讲是一次深重的灾难,但我们也要从这个灾难中看到它给中国历史的发展客观上带来了一些推动因素。历史长河不停向前流淌。鸦片战争过去160多年了,改革开放也已走过30年历程。

参考文献

[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5.

[2]马克思,恩格斯.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2.

[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中国孝文化的历史沿革及当代价值 篇4

中国孝文化的历史沿革及当代价值

中国孝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孝文化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必然会对它所依托的物质社会产生影响.封建社会脱胎的`孝文化,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在它的不断发展中,曾起过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在当代社会,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首先要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找一个恰当的结合点,孝文化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亲亲关系,应该可以在当代社会发挥它应有的时代价值.

作 者：程红帅 CHENG Hong-shuai  作者单位：山西农业大学期刊社,山西晋中市,030600 刊 名：雁北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ANBEI NORMAL UNIVERSITY 年，卷(期)：2005 21(1) 分类号：G02 关键词：孝文化   变迁   民族文化   当代社会   人文精神  

中国当代历史的起点 篇5

摘要

构建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顺应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的现代政治制度, 不仅是政治现代化的关键, 而且直接关涉到一个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透过百年历史迷雾, 寻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主线, 可以看出, 自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史, 即是一部以政治制度变革为主线的历史。对于近代中国来说, 面对中西较量背后的政治制度落差, 政治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就在于创建一套以民主法治人权为取向的现代政治制度。围绕此目标,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 掌控政制变革主导权的政治集团先后发起了三次构建现代政治制度的努力, 但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反思和总结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变革历程的经验教训, 不仅可以深化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规律的理解, 而且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建设与政治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中找寻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社会历史；政治发展趋势；当代中国

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就面临着西方强势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的逼迫与挑战, 而近代中国人对于中西落差的认识也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非正式制度(风俗习惯、文化心理、意识形态)的心路转变。而政治制度学习与政治制度创新之所以最终成为近代中国的显性话语, 乃是受启发于单纯的器物学习1所招致的破产。在求索中国如何“应变”与“图存”的历程中, 随着国人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 政治制度创新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推向前台, 并成为决定命途多舛的近代中国能否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沉沦中奋而崛起、重获新生与复兴的核心因素。在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经济文化都极为落后的近代中国, 应抱以怎样的价值取向和终极关怀, 选择怎样的政治制度模式和建构路径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统一、富强, 就成为近代中国各阶级必须直视和解决的难题。面对这一艰巨课题,近代中国的政治精英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在历史的不同阶段, 政治精英们选择了不同的求解方案, 但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共同的: 通过政治制度创新在中国确立以民主法制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制度。

一、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制度创新

1911年的保路运动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条件, 随后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胜利, 1 器物学习，即单纯的学习西方发达的技术，而不去触碰中国固有的封建秩序。

革命之火迅速蔓延全国, 满清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辛亥革命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 打破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 并开始尝试在中国建设民主共和新秩序。辛亥革命不仅彻底终结了帝制皇权, 使近代中国走出了王朝封闭循环的旧有状态, 民主共和从此深入人心。中国由此踏上了一条通往宪政民主的艰辛曲折的探索之路。1912年, 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建立南京临时政府, 中华民国宣告成立。3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2明确了新生共和政体的“主权在民”原则、“三权分立”原则以及议会内阁制等基本政制设置。南京临时政府及其所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基本上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的政治诉求。但是南京临时政府仅仅存续三个月, 政权就落入了封建军阀袁世凯手中, 临时约法随后被袁废除。南京临时政府所建立的共和政体宛如昙花一现。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进入黑暗的封建军阀割据专制时代。

二、1924--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发起的以“再造”民国为目标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历经二次革命、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后, 孙中山意识到国民党内许多党员已日趋腐败, 中国革命必须改弦易张, 转而寻求同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并改组国民党、制定了国共合作政策, 并于1924年共同发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目的, 正是1924年9月9日孙中山发表的5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中所言的:“国民革命之目的, 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 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中国国民党之最终目的在于三民主义, 本党之职任即为行使此主义而奋斗。”这场大革命的胜利开展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实行政治合作的结果。国民革命运动旨在“再造民国”, 实现三民主义。然而孙中山却于国民革命期间中道逝世。国民革命运动之后, 政权虽获得“统一”, 民国虽获得“再造”, 但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华民国却走上了极权政治的不归路。后孙中山时代的中华民国, “三民”(民族、民权、民生)、“五权”(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之口号虽常挂嘴边, 实则是大众无权、民生困顿、一党专制、个人独裁。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终究未能实现孙中山的发起初衷, 未能在中国大地上创设起一套将中国引向宪政民主、独立富强的现代政治制度。

三、建国初期的政治制度

1、创立政治制度框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以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为核心，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脉，创立了我国国家政权的基本模式。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2 这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比起太平天国后期发布的《资政新篇》来，不但付诸实施了，而且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具备了更加突出的新型兴资本主义色彩。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3，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支柱，这些最重要的政治制度确立了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和组成形式，社会制度、党派关系原则和国家结构形式。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完善，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保证。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1956年7月，周恩来提出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思想。党的八大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强调充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和执政党建设以及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制定了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刘少奇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要借鉴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防止国家领导人员变成特殊阶层，新的贵族阶层。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及领导人员的监督，并使之制度化，要限制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生活水平同工农群众不能过分悬殊。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2、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扩大对外交往，争取外援是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顺应国际形势和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内政策的需要，制定了各个时期的外交战略，其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核心和灵魂；捍卫国家独立与安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主要任务和根本目标；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统一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毛泽东外交战略中指导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适时而灵活地调整本国外交政策，是毛泽东外交战略中所坚持的基本方法，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矛盾，团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外交战略所运用的主要策略手段。

3、致力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把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作为自己的使命，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制定实施和发展了对台方针策略。中国共产党关于祖国统一的思想经历了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台湾”两个阶段。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1963年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归3 我国的民族自治区域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都有很大不同，它们是苏联构成复合制国家的一种行政体制的组成部分，而我国的民族自治区域则只是单一制国家体制下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方一级机关。

纳为“一纲三目”，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由武力解放台湾向和平统一台湾转变的标志。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思想，奠定了我们党对台政策的理论基础。

四、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政治发展动力的有效推动。

1.意识形态多元化

意识形态是国家统治阶级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来源。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性，近年来西方国家经常利用其先进的传播手段向我国输入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企图推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对我国的民族精神进行瓦解和分裂。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大浪潮中，虽然新自由主义的某些观点有其合理成分，值得引起国内的学者反思，但在社会的转型期，如果国家过早地放弃了某些经济功能，尤其是宏观调控职能，将可能使市场经济改革陷入失控状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导致更严重的动荡。

2.社会认同感缺乏的挑战

随着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政治认同危机，从而对政治安全带来挑战。“社会领域，最基本的概念即认同”，也就是说，社会是关于认同、关于共同体自我观念和个体确定自己作为其中一员的概念。对共同体的认同，也意味着对共同体政权合法性的认同，这种强烈的认同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体的国家观念，并内在地形成了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民意基础。如果没有绝大多数人的社会认同，作为共同体的国家也难以长治久安。

3.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挑战

执政党执政能力除了体现为客观的行政能力，还体现为主观的行政动机，即依法定职责高效履行公务和依内在道德约束廉洁从政的能力。因此，从反腐倡廉的角度来讨论执政党能力建设是经常被提及的。有学者认为，只有加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能力建设，才能确保执政党执政的政治安全。权力的垄断性和扩张性，导致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也就是说特权是产生腐败的终极根源。而特权现象之所以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是体制内的保守性的必然产物。虞崇胜认为，任何体制都内含有进取和保守两个层面的因子，当原有体制的保守性大于其进取性，就必然产生特权现象，因为这时候要维护原有体制就只有巩固原有的权力关系，而官员享有某种特权和维护这些特权的动机，将促使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从而必然阻碍体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我们也可以视其为政治安全面临的制度层面的挑战。

4.各种宗教组织进行渗透活动带来的挑战

陈蔚结合社会责任领域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的出台，提出对我国政治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各种西方反华势力利用宗教渗透，传播西方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念，影响人们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宗教渗透是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政治渗透。他们通过扶持地下宗教势力，干预我国宗教事务，从而对民众的政治认同感形成挑战，并对我国的政治安全形成潜在的影响。

5.经济活动政治化

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国际政治利益经济化，另一方面使国际经济利益政治化。不同国家经济利益背后的政治目的使得经济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上升为政治问题来考虑。西方国家常常利用多种经济政策来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如通过有针对性的金融改革政策、汇率政策等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政治安全。

6.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

网络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为不同政治信仰、价值观念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安云初从网络政治参与方面探讨了政治安全在信息时代必然面临的全球信息化挑战。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全球性和开放性趋势，敌意和恶意的网络政治参与对执政安全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峻得多。网络为各种敌对势力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提供了便利，而恶意和敌意的网络政治参与，往往具有对执政安全的巨大的破坏力量。网络政治参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失控性，而参与膨胀引起的利益实现障碍容易引发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危机，从而对政治安全形成挑战。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普世价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秩序等等方面探讨了政治安全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应该说，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变得复杂而多变，因此，抓住核心问题，并掌握必要的原则才能真正应对这些随时存在的挑战和威胁。

五、结语

中国政治制度目前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要坚信在不断的改革完

善中，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奖越来越好。政治制度的改革任重而道远，改革变动的是一种制度层面的东西，而制度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对社会发展具有制约与促进作用。每一步的改变都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慎之又慎，具体的实施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改革过程中要多方论证、并进行实时模拟或者采取试点实验，切不可盲目求快、急功近利！通过这次的写作报告，我对祖国的宏大政治蓝图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对我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充满信心。在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推动下，我们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做好手头的工作，努力学习、积极进取，为我国的改革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努力奋斗！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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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徐湘林．渐进政治改革中的政党、政府与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中国当代历史的起点 篇6

《乐记》有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自古也就有国家、社稷，以舞见兴衰的说法，可见舞蹈与人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古人在劳动中创造舞蹈，在舞蹈不断进步和发展。从某个意义上讲，舞蹈发展史也就是人类的发展史！

江西省歌舞剧院近年来，在改革中不断开拓进取，坚持二为方向，出精品，创品牌，创作了原创大型舞剧《瓷魂》，大型情景歌舞《井冈山》二部精品以及大量好的文艺作品，可谓是成绩斐然，其中《井冈山》舞剧自然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舞蹈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国庆60周年献礼演出压轴剧目大型情景歌舞《井冈山》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完美的结合。整个演出所有歌舞和故事贯穿了艰苦奋斗、坚定信念、实事求实、敢闯新路的井冈山精神，这实际正是我们当代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同时又将抒情和叙事巧妙地结合，演出中的歌曲都是井冈山时期的代表歌曲，演出以这些歌舞为内容，甚至把这些歌舞的历史场景、人物，尤其是一些有意义的细节，艺术地再现在舞台上，增强了感染力，使叙事有浓厚的抒情味。被誉为传统教育的好素材，革命文化的好品牌，青少年思想教育的好教材，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好代表。情景剧再现了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的光辉历史，极具艺术感染力和心灵震撼力。演出过程中，观众被动人的剧情感染，沉浸在红色记忆中。

情景歌舞剧《井冈山》通过绚丽的舞台效果，生动的再现波澜壮阔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史实，极富有感染力和震撼力。全剧以激情洋溢的序：《红军花》拉开序幕，全剧共分为《序》、《霹雳一声暴动》、《三湾来了毛委员》、《八角楼的灯光》、《百战百胜勇向前》、《八月桂花遍地开》、《我们是铁的红军》、《为有牺牲多壮志》、《黄洋界保卫战》、《十送红军》和《重上井冈山》12个章节，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的艺术史诗。整个演出时以歌舞为主，巧妙地结合了其他各类艺术表现手法，同时又将抒情和叙事巧妙地结合起来，演出中的歌曲都是井冈山时期的代表歌曲，演出以这些歌舞为基础，甚至把这些歌舞的历史场景、人物、尤其是一些有意义的细节，艺术地再现于舞台之上，增加了感染力，使叙事有浓厚的抒情味道，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全剧以井冈山为发生地，生动塑造了等人物形象准确把握了深邃的思想内涵，使《井冈山》有着不一般的质地，释放出思想的震撼力。井冈山是江西的名山，也是中国的名山、世界的名山。井冈山精神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辉煌，更具有时代的品格。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必须。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闪射出时代的光芒，成为中华民族实现和平发展的强大动力。大型情景歌舞《井冈山》通过全新的艺术形式，全景式地展现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诠释了井冈山精神的丰富内涵，是一部用艺术手法书写的理论鸿篇。

大型情景歌舞《井冈山》以明快的节奏、生动的情境、感人的旋律，令见证井冈山历史的老人们感慨，也令与时俱进的当代人赞美。值得一提的是，《井冈山》在如何叙述历史，如何创造审美，如何将精神具象化、将史实艺术化方面作了非常有益也比较成功的探索。它之所以能具有思想性和观赏性，关键是它能够用艺术的手段驾御历史，用历史的真实规范艺术，使观众能够在欣赏艺术的同时感受历史。特别是在用历史与艺术的叙事时，创作者们非常珍重当代意识，用当代艺术视野去观照，使全剧更具有历史感、艺术感和时尚感。

中国当代历史的起点 篇7

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价值理念, 自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社会日益深入人心, 且成为当今时代人们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些价值理念。随着现代性社会的发展, 却日益呈现出非此即彼的对抗局面, 这种现象促使哲学家们重新思考启蒙方案的合理性。自由与平等的这种对抗主要体现在:要么是自由, 要么是公平 (平等) ;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公平, 而公平意味着不自由, 二者是绝对不可能同时并存的。面对二者之间必选其一的两难境地, 出现了“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之争。“自由主义者”坚持自由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 “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自由意味着对于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个个体的权利无条件的承认,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使用自己的各种条件, 如天赋、财产和机遇等以便充分的发展自身、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 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 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 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与爱好。”[1]但正是由于个体确实存在先天和后天条件的差异, 如果没有适当的外在的社会调节而任其发展, 其结果必然是严重的两极分化, 也就必然是严重的不平等。“新左派”则认为自由主义的基础是承认个体体力、智力、出生、偶然的机遇等的绝对地位, 即把某种偶然的东西当作某种绝对平等的自然权利, 正是这些才成为个体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并使人与人区分开来。自由主义的观点实际是把某些外在、偶然的自然因素当作人发展的绝对性基础, 忽略了社会应该具有的调节功能。“新左派”认为平等才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 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所有人都能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 因此应限制人的自由, 注重社会公平。由于“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坚持截然对立的立场, 立足于不可公度的异质性基本价值理念, 所以造成的结果是各自的学说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 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当代的罗尔斯与诺齐克之间的论战就是这两种理念冲突的典型表现。

二

从我国来看, 自改革开放以来, “发展”一直是我国的实践要求和政治任务。而我们的发展范式却经历了一次转换, 那就是在分配领域实现了从“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到“效率优先, 注重公平”的转变。“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把效率放在首要的位置, 而公平则较少顾及, 只是在政治领域作为一个法律的、政治的理念而存在。效率的前提是自由, 如果没有个人的自由, 那么人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 则不可能有效率。而这个时期由于对效率的过度强调, 和对公平的相对忽视, 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东西差距、城乡差距等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凸显, 加剧了社会矛盾, 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严重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分配政策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但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主体性意识的弘扬及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对“公平”的诉求成为广大人民越来越迫切的要求。这就促使我们在分配领域进行一次发展范式的转换。十七大报告顺应人民的呼唤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由此, 公平得到了更多的强调。

自由、公平在我国不仅是分配领域中发生作用的一对范畴, 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发展理念和目标。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去重新清理和审视自由与公平二者之间的关系呢?首先,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自由还是公平都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 二者缺一不可, 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只注重个人自由而不注重公平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将导致自由的丧失;我们也不能设想只有公平而无自由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将导致人的抽象同一性而使社会缺乏创造性, 从而使公平沦为一种廉价而无用的口号。但该怎样正确看待自由与公平的关系从而处理自由与公平的关系呢?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导致我们无法做出一个简洁的结论, 而只能首先确立起一个合理的原则, 我们不能抽象的孤立的思考自由与平等的关系, 而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重新进行价值排序, 即“在自己时代的水平上对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作出慎重的选择”[2]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历史性存在的现实人出发, 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对自由与公平进行排序, 对何者更为重要作合理的选择与评价。其实公平与自由这对范畴“具有显著的‘平等’的特征, 其‘主从’关系是‘历史’性的.”[3]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离开现实的具体历史情境, 思辨的去考察自由与公平的关系, 只能认为二者是一种非此即彼, 既同等重要而又不可调和的关系。但只要我们结合现实的社会发展, 却是能够做到对它们进行合理考察的。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以效益也即以自由为核心的价值理念, 是我们在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个实际出发, 在价值理念列表中的选择, 即把自由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 而把公平等其他价值理念放在次一级的位置。而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会物质财富整体上能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后, 公平问题却显得日益突出, 因此注重公平便成为我们价值坐标上首要关注的问题。“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如此思考自由与公平的关系, 我们就能恰当的把握我国社会发展范式的转换的根据, 并能对自由与公平的关系作时代性的说明。

三

从“兼顾公平”到“注重公平”的转换, 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真正从理论层面落实到现实层面的标志。“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人作为人区别于他物的本质特征在于人是一种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的存在。作为一种以实践方式存在的人, 他是理想性与现实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相统一的双重性的存在者。而这两个因素都不可或缺, 强求其中任何一个而忽视另外一个, 都会导致人性的扭曲, 使人自身的发展处于一种“单向度”的境况, 导致人的残缺不全。如过度强调人的理想性、主体性、目的性一维而忽视而的自然性、客观性方面, 社会的发展虽然在形式上体现为以人为本, 但由于对人的主体性不加限制, 结果往往容易造成狂热主义和个人崇拜主义, 导致社会灾难, 个体的自由在公共自由面前会消失殆尽。而如果只强调人的现实性、客观性方面而忽视主体性、超越性方面, 社会的发展就容易陷入“经济决定论”的庸俗发展模式, 导致对人的主体性、目的性的漠视, 忽略人作为人的尊严、价值及意义, 而且由于对人的现实性、客观性的过度强调, 容易把人当成一种可以随便调配的“人力资源”和一种在社会中生存的消极适应性的“动物”。人是双重性的存在, 只有恰当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这二者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达到微妙的平衡, 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全面的人, 这样的发展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的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正是基于对人的历史性本性的尊重, 强调在发展的进程中, 要不断创造有利于使人得到完善和发展的各项制度和生存环境, 重视人的各项基本要求, 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创立良好的现代性文明体系。早在启蒙的现代性图景中, 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要建立某种良好的社会制度, 在此基础上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 社会消除了一切不平等和灾难, 人间的“理想国”将逐步建立起来。现代西方社会就是按照这种启蒙的理念构筑的, 尽管现实的发展和理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唯心主义的价值理想在现实中难免遭遇尴尬, 但自由和公平的理想一直是作为一种核心的价值在被追求着。

总之, 自由与平等并非抽象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也不是其中一个处于核心地位而另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关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仍然是我们现实、正确的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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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131、132

中国当代历史的起点 篇8

一、文化研究：历时梳理与共时建构

陈旭光所进行的电影学术研究，属于比较典型的文化研究。关于文化研究，虽无确切的定义，但也有学者对文化研究做了简单的描述：它注重研究当代文化；关注大众文化，尤其是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重视边缘文化和亚文化；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关注文化中蕴含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提倡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①从《存在与发言》所收录的文章来看，这些关于当代中国电影的研究，基本是符合以上界定的。首先，这些文章均是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的研究；其次，其中有大量文章涉及到艺术电影、青年文化、网络文化等议题，而这些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某种形式的“亚文化”；最后，这些文章基本上都会以跨学科的方法对当代中国电影文化进行审视，以揭示其与社会运作之间的隐秘关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陈旭光所进行的，并不是那种削足适履、夸大其词或过度阐释的文化研究。作为电影学者，文化研究于他来说，更多是一种方法和工具，他的研究还是立足于电影这一对象之上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研究中，陈旭光的立论，都是基于电影文本的，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空中楼阁式的演绎。另一方面，以文化研究的态度和方法观察电影，陈旭光的研究又避免了那种单纯经验式的描述，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判断的缺席。或许是由于电影的技术门槛和工业属性，电影研究中的经验描述，一度被认为是“专业性”的标志，至今仍有人秉持这种看法。即便是在文学研究领域中，“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式的科学主义态度，也占有重要地位。但事实上，既然作为一种人文学科，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电影研究，其中的“外部”研究，或者文化研究的方法，其重要性都是不容低估的。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价值判断：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对于前者来说，价值判断甚至就是它的根本任务。

《存在与发言》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在电影研究似乎日益漠视价值判断的今天向人们再次重申了价值判断本身的价值，也在于它的文章带着价值判断的眼光所进行的研究本身。这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大致可以归为两大类，其中一类致力于对当代中国电影进行历时性的梳理，另一类则试图对它们进行共时性的文化建构。具体地说，在第一类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个性化的当代中国电影史，它虽然并不面面俱到，但却以独特的视角将第四代到第六代乃至于21世纪以后的中国电影贯穿了起来，为我们理解这些电影以及它们与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之间微妙的同构关系，提供了路径，这一类的文章包括《影像的激流：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与影视话语变迁》《潮涌与蜕变：中国艺术电影三十年》《全媒介时代的中国电影：“大片”美学与“小片”美学的二级分化》等，以及整个第三辑“代际问题与文化表意”。在第二类文章中，陈旭光一方面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包括华语电影大片、“小片”、喜剧电影、“现象电影”、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等在内的多元电影文化景象，另一方面又致力于从工业、艺术与文化等几个角度，向人们揭示当代中国电影的机制运作，这一类的文章有《“华语电影”与“华语大片”：命名、工业、叙事与文化表意》《电影中“摇滚”的形象及其文化含义》《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谁在说”和“怎么说”》《当下中国的“现象电影”：启示与思考》《“微时代”与电影批评的命运》等。上述两类文章，分别从“文化编年”和“影像地理志”的角度，作出了绘制中国电影“文化地形图”的努力。而这种努力的意义，正如陈旭光自己所说的那样，就在于它构成了“影像当代中国的历史见证”。②在此，我想提请人们注意的是，“见证”一词，作为一个饱含宗教意义、政治哲学意义的概念，其背后所蕴藏的信息是十分丰富的。陈旭光用在这里，表明了他对自己的电影研究的期待，绝非停留在一般的经验描述之上，甚至也不是对当代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而已，他是要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审视眼光，为当代以至后世留下一份“立此存照”的时代记录。

二、主体自觉：在场的发言者

作为同样致力于影视研究的北大学人的一员，王一川提出了一个电影研究的“北大学群”的概念。③对于这一概念，我并不敢妄加揣测其内涵的具体所指，但就《存在与发言》而言，我认为它至少体现了北大学者的应有面向，即知识分子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事实上，书名中的“发言”二字，已经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它意味着，电影研究要时刻在场并对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是通过电影而发。在我看来，如果说单从《存在与发言》我们还难以看出“北大学群”的规定性的话，那么它至少以个体的力量标志了电影学术研究的主体自觉。关于电影研究的主体性问题，同为北大学人的李道新，就曾明确提出过“重建中国电影及其历史研究的主体性”的问题，④不过那是在一种跨国对话的语境中提出来的。这里所说的《存在与发言》一书所显现的电影研究的主体性，主要是指在民族国家语境之内，面对其研究对象电影之时，电影研究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独立性和自觉意识。

《存在与发言》的主体自觉，首先表现在其研究的精神资源和学术个性方面。作为从1980年代走过来并成长起来的学者，像国内许多其他学者一样，陈旭光身上仍然保留着那个年代留传下来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实际上又通过当时的教育与更早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勾连着。因此，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影，毫不奇怪陈旭光会在自序中这样写道：“有时甚至会像鲁迅先生所描写的那样，感到一种如入‘无物之阵，仿佛遭遇‘鬼打墙的大寂寞——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像‘真的战士那样，‘举起了投枪！”⑤这倒不是说他像鲁迅那样形成了与当代中国电影的极端紧张关系，这里透露的信息在于那种鲁迅式的或者说知识分子式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其实就散布在《存在与发言》里所收录的每一篇文章中：那是一篇篇因关注、关切而写就的学术文章。有时候，这种精神资源还会直接体现在具体的研究当中，比如书中收录的《“铁屋子”或“家”的民族寓言：论中国电影的一个原型叙事结构》一文，就是一个证明。另一方面就学术个性而言，陈旭光学术知识结构中的文学研究特别是诗歌研究背景，也型构了其电影学术研究的独特个性。这种学术个性不仅体现于其电影研究文章中那看似信手拈来的文学或诗歌引证，更体现在文学研究的学术训练为其电影研究带来的强烈的人文关怀性上。比如在其关于中国电影的代际研究中，贯穿始终的核心，始终是现代性和启蒙的主题，这种人文关怀性，显然与其文学背景不无关系。总之，独特的精神资源和学术个性，其实正是学术研究自觉性的一种体现。

《存在与发言》所选择的文化位置，更明确标志了其研究的主体自觉。对此，作者有着明确的自我表述，他说道：“我本人的电影研究经历就好像是一个‘中庸的‘中间人主体对多变文化、巨变现实的影像志式的体验心得和思想录。”⑥这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所谓“中庸”或“中间人主体”，并不只是如陈旭光教授自己所说的那样是指处于对1980年代精神遗产的继承和对新时代、“新人类”的包容度之间的状态⑦，它更指称着一种文化位置的选择。这里的意思是，在进行当代中国电影的研究时，陈旭光既没有选择“公开声明与鲜活的一线创作剥离、走西方纯学院派电影理论之路”⑧，也没有在产业化大潮波涛汹涌之际迷失在业界花样翻新的实践后面随波逐流，而是选择了一个相对中间化的立场。“西方纯学院派”立场，在其研究的主体性方面，看起来没有问题，而问题可能就在于此，它的主体性恰恰是太强了，以至于电影可能仅仅沦为它的一个分析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电影研究其实已经不存在了。这种极端情况即便不出现，学院派的现代“大理论”，也往往被人诟病为大而无当、脱离实际。但是与此相对，更致命的是，“电影产业对内地电影理论界原有存身基础的震撼”⑨所导致的电影理论由失语到失范的状态，它所带来的理论界对所谓业界实践的亦步亦趋，会对电影研究的主体性造成沉重打击。这不是说产业研究不具备主体性，而是说在缺乏理论提升的情况下，产业研究有沦为纯粹经验描述的危险。就《存在与发言》来看，它一方面没有沉迷于时髦的产业研究，另一方面即使涉及这方面的研究，也总是不忘记文化和艺术的维度，这是值得称道的。这就是说，《存在与发言》既没有单纯的理论高蹈，也没有成为产业界亦步亦趋的学术代言人，而是在密切追踪实践发展的前提下，不忘审视的目光和批评的立场。正如作者所思考的那样，产业批评是否“也能获得文化的依托，而不仅仅是数据的统计和罗列？”在他看来，“任何研究”都“要试图探究‘为何”，而这种探究“仅仅依靠数据”并不够。⑩《存在与发言》所选择的这种“入世”知识分子的文化位置，为其作为一种叙述的学术研究带来了理论性十足、而又不佶屈聱牙晦涩难懂的行文风格。

进而言之，就其作为“影像当代中国的历史见证”而言，《存在与发言》所面对的“存在”和所要“发言”的对象，并不止于影像，“影像当代中国”的短语结构，提示我们影像背后，或者说影像之中“中国”的存在。其实，中国电影本身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关注中国电影，就是关注中国，但《存在与发言》在此显然还有另外的关注中国的方式。从根本上来说，《存在与发言》所秉持的当然并不是简单的反映论的文艺观，其整个的立论基础也不完全等同于克拉考尔在《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中那种缺乏论证的电影心理史观，{11}但它仍然坚持了电影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性，并由此以电影为媒介，实际上见证着当代中国本身。在《影视文化批评：反思与构想》一文中，陈旭光写道，影视文化批评可以“把影像的世界与社会/文化的世界（大文本）平行对照，进而发现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其中的裂隙与缝合处，发现从社会文化文本到影像文本的种种复杂机制与动因，探究种种来自于主体的、意识形态的、观众心理的‘多元合力”。{12}《存在与发言》中的电影研究，其实正是这样做的。在此，《存在与发言》的主体自觉，又更深入了一个层次。

三、建设性的理论构建

基于上述的主体自觉，尤其是其中自己文化位置的选择，《存在与发言》最终呈现的，是一种建设性的理论构建。这种建设性的理论，既不是完全隔绝现实实践的空洞的批判理论，也不是丧失了理论品格的业界报告，而是一种面对实践、思考现实、并试图积极“入世”的理论建构。处于当代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这大概就是针对当代电影的理论研究所可能采取的最好的姿态了。作为一名有志于并正在从事电影研究的后辈，我常常感到困惑的一点是，面对如此强调实际操作的一个专业领域，面对当今中国电影业界日新月异迅猛变化的现实，理论应该怎么办？实际上这更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包括国内国外整个电影研究界都在面临和思考的问题。波德维尔等人对所谓“大理论”的反思，是电影理论对上述问题反应的一个表现，但显然他们并没有完满解决这个问题。就中国而言，电影产业所处的剧烈变动和急剧上升时期，更给国内的电影研究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仅仅近一两年的时间，“大数据”“互联网+”等一系列的新概念和新术语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至于还没等人们熟悉某一个新事物，更新的就出来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了。在这种情况下，电影理论一方面应该积极跟进，否则就谈不上建设性的理论构建；但另一方面如果盲目跟风，很可能又会丧失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品格。如何取舍，这是作为建设性理论构建的电影研究应当积极思的问题。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存在与发言》尽管有一个“发言”的进取姿态，但在“发言”时它的“文化面孔”既不是疾言厉色的，也不是故作高深的，更不是谄媚奉承的，如果一定要拟人化比喻的话，那么应该是平和关切的。我想，这大概也是文如其人的一个表现吧。

注释：

①罗刚、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②陈旭光：《存在与发言》（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陈旭光另著有《影像当代中国：艺术批评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亦可为佐证。

③石小溪：《“北大学人电影研究自选集丛书”首发式暨“北京大学的电影研究”座谈会综述》，未刊发。

④李道新：《重建主体性与重写电影史——以鲁晓鹏的跨国电影研究与华语电影论述为中心的反思和批评》，《当代电影》2014年第8期。

⑤⑥⑦陈旭光：《存在与发言》（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第4页、第4页。

⑧⑨陈山：《回望与反思：30年中国电影理论主潮及其变迁》，《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

⑩{12}陈旭光：《存在与发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页、第109页。

{11}[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著，黎静译：《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前言），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