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论文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论文（精选8篇）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论文 篇1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变迁

——基于郭兴华老师的讲课内容

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存在的实体背景发生了变化，价值观演变空前活跃，需要建构新的价值观体系来协调新的社会生活。厘清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演变的基本问题，明析价值观中的“变因”和“常态”，把握主流价值观念的主旨变迁和价值观改革的历史脉动与逻辑发展顺序，对于科学认识、调节和化解社会矛盾，学习和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的变迁 1.什么是社会转型？

在研究“十一五”时期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中，提出了“社会转型”的问题。关于 “社会转型”的含义，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个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社会结构变动，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三是社会形态的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2.什么是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是一种主观意识，它会随客观环境变化而改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对人们的成长很有帮助。价值观念是对政治、道德、金钱等事物是否有价值而进行主观判断后，形成的主观看法。一个人的价值观念会不断变化，人接触任何事物都会下意识的运用与之相近的、已有的对某一方面的价值观念对新事物进行评价，然后指导自己的下一步反应。

3.推动社会转型的因素？（1）生产力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

首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形成和发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其次，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这样就把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本质统一起来，突出了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最后，我们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改革和发展，使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对于我国目前仍然存在的

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既不能脱离实际地简单化的加以排斥，也不能采取安于现状、保护落后的态度，而要立足实际，创造条件加以改造、改进和提高，通过长期努力，逐步使它们向先进适用的生产方式转变。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使先进生产力得到发展。

（2）价值观念的变迁： 50年代的价值观：

刚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中国社会，似乎处处涌动着一种歌颂革命、崇敬英雄、爱戴领袖的情怀。在整个小学语文课本的编排上，也摆脱不了这样几个主要的内容：国家、伟人、军事、革命战争、英雄、劳动者和接班人等。50年代人们对领袖的爱戴之情在小学课本上可见一斑，当时的选文中有不少是描写列宁和毛泽东的，如《列宁怎样作文》《列宁和卫兵》《毛主席尊敬老师》等等。这样的编排方式在充分体现了当时人民刚刚获得解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对于指挥，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领袖老师的爱戴之情。另有一些文章则是围绕革命、战争、英雄等核心展开的故事，里面充满斗争的味道。比如《军民一家》。我们不难看出，这更多以培养学生爱党爱军爱国的价值观为出发点，其中对于不怕牺牲、舍己为人等精神的渲染使得教育的生命意识被政治生活中的一些外在东西所掩盖。到了50年代后期，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大跃进”狂潮影响下，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大量政治时文取代。和鲁迅同时期的名家集体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反应和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品。语文教科书几乎成了时事宣传手册。有人曾经统计过，当时一侧语文书的31篇文章中，马列经典占15篇，其中6篇是报道农业生产大跃进，2篇表扬大炼钢铁，4篇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忆苦思甜教育。60、70年代的价值观：

随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整体渐趋政治化，小学课本中原来仅有的一点反映生活的内容也渐渐被删除，大量反应阶级斗争、政治路线等课文都被选进来。特别是“文革”爆发以后，领袖的语录、诗词基本成为课本全部。这一时期的知识面都很狭窄，基本上以“红一色”说教为主。这也是社会价值观念单纯化得反应，以集体至上为代表的价值观念取向被无限放大。课本封面大多是红色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占了课本的大部分内容。与红宝书几无两异，丢失了太多属于自己的品质。将这一时期社会价值观中那种单纯性集中反映出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超越了语言文学教育功能。

80年代价值观：

1976年，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宣告结束。随着这一重大社会变迁，价值观

念也发生了变化。开始了“去政治化”的过程。这不能不说明国家逐步走向改革开放。人们的关注点已逐步由政治化像科学、自然、社会转变，并通过简单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知识教育。到了80年代，教育内容中生命意识体现了一种从前一阶段的遮蔽到复归的走向。纯粹政治的内容从教育中消失了，原来被她们取代的优美散文、励志文字等内容重新回到小学课本上。整个社会的活力和新价值观念被激发出来。

新世纪的价值观：

沿着八九十年代的变革步伐，社会的价值观念有了进一步的改变。更加注重时代气息、人文色彩和情感因素，而摒弃空洞乏味的说教。课本中每一篇都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同时配上精美的图画。六七十年代的红宝书变成现今的童话书，这也是新时期对儿童教育反思的成果。新的价值观念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党爱国，而是更多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随着社会转型，价值观念的转变，整个社会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将一种一元化的价值观灌输给社会成员了，也不再强调集体至上而忽略个体成长。这种变化正是反映了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多元化的尊重个体的价值观念时代。

二、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演变的基本表现和成因

我国当代社会变迁促进价值观的变革，是价值观变革的根本动因。我国当代社会分层的 精细化促成了社会阶层的多样化，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必然存在差异。我国当前正经历着由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迈进过程，价值观变迁也随之经历了由价值混乱而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健康发展。信息化在价值观变迁中的两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信息世界极大地丰富了个体的精神世界和生命体验，并促进了新的价值观的形成；但这种人--机交流的模式却在无形中异化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接触和心理情感上的交往，从而引发一些价值观的危机。

政治价值观依然是我国价值观演变中意识形态性的依托和体现。当前我国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政治价值观相应也从封闭转向开放。潘维认为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动力是社会关系的变迁，并对社会关系的稳定性有反作用。意识形态性是政治价值观最本质的特征之一，无论社会以何种方式变迁，政治价值观都不可能遵从所谓的“普适”性原则，因此我们无论何时都决不能消解价值观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否则我们就可能从整体上迷失我们的价值方向，重蹈前苏联的覆辙。

农村生活的价值观发生的变化是当代社会价值观变迁最深刻的体现。当代的价值观多元化发展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不同行业和领域中，其中广大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发了最为空前的

变化。当代新型农民工阶层的涌现使得传统的农村生活生产方式和价值思想观念均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迁是他们价值观念变化的根本依据。当代农民的价值观由传统转向了现代，但几千年来的传统价值观念依然有较深刻影响，因此，新旧价值观并存是我国当代农民价值观的显著特点。农村的物质生活得到提升后，价值观念的重构向时代提出新的要求。

当代家庭结构的变迁引发了家庭伦理观念的变迁并对个体的道德价值观的生成产生多种影响。随着单亲家庭、留守家庭、空巢家庭及流动人口家庭等新型结构家庭的出现，人们的婚姻价值观、两性价值观、代际价值观均发生了变化，代际价值观的冲突在当代有了新的表现。同时家庭结构变迁还致使价值观传递方式发了变迁，这种变迁对子代价值观形成产生了正负两面的影响，其中负面影响对个体的道德价值观的形成造成了很多损害，从而引发了一定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危机。

三、我国当代价值观演变应对策略

应对不同层次价值观演变的策略应体现差异性。不同层次的价值观念其变化的强度与速 度有所不同，通常处在于价值观核心位置的那些最基本的要素，也有学者称之为“朴素价值观”，它们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同时对于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和民族的文化传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它们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它们总是紧跟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同一时空背景下价值观的评价标准应具有相对的统一性。价值观本身是一种价值的判断，是观念意识的体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价值观是随社会生产的变化而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价值观变迁客观上是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反映。尽管变迁是价值观的本质特征之一，但在不同体制和时代背景下，价值观在变迁的速度、方式、领域和影响上会存在差异。对价值观变迁的评价既要依据伦理与价值的标准，也应考虑时空标准。现实中的价值观念选择和实现往往不只一种途径，面对各种具体价值情境时，某一价值实现会有不同的方式，这也是尊重多元价值观存在的依据之一。在不同情境的变迁中我们始终应把握的是主流价值观与非主流价值观、主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的矛盾发展，洞察价值观变迁中的正向展与负向发展的对立统一。

主导价值观的基本理论应与价值观结构的核心部分相一致。不同时代与社会体制现下会衍生出与其社会文化习俗相一致的价值体系，并随着社会变迁以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呈现。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通常并不能自发形成，而是需要通过一定的政治手段植入其中，需要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和干预，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决定其主导价值观的核

心内容，主导价值观的科学性与凝聚力对于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个体价值观在形成方式也有相对稳定的身心发展规律，也即是说虽然人们的价值观念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价值观的形成规律是客观的，因此我们会越来越注重个体价值观形成的心理研究，而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已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借鉴。

共享价值理念应成为当代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现代社会中人口频繁流动与迁移，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处于变化之中，人们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具有共同的身份或共同的目的，分享一个比较固定的共同体中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人们很难形成或维系一个较为固定的生活共同体，但这是从某种相对意义上而言的，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是以共同生活或劳动为基本因素的，当代社会中随着这种传统共同体的消亡，又会形成许多新形式的共同体，比如网络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人们总是面临着许多共同的生存语境。这种共享的价值观念还有利于消解传统社会中“主客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念，确立人与自然、社会和诣共生的价值观念，而这是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相一致的。

在社会持续的变革中，我们要坚持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价值观变迁的发端、诱因和主控因素，明析价值观中的“变因”和“常态”，把握主流价值观念的主旨变迁和价值观改革的历史脉动与逻辑发展顺序，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和谐发展。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论文 篇2

与此同时,关于体育文化史、思想史以及民俗史研究不仅仅汇聚了更多人的兴趣,同时也是研究工作进入新的阶段。这个过程反映了中国体育史学在转型时期的发展轨迹,同时也代表着我国体育现状研究的新思想和新思潮[1]。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体育史研究思想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变迁,即溯源时期、反思时期和参与时期。这些时期是融会贯通的,并没有明显的分水岭。研究思想的变迁,使得中国体育史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产生了很大的变化[2]。

1溯源时期

纵观中国整个体育史研究的发展,突破性阶段开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具体来讲,有如下几个代表性事件:

1)1 982年专门的体育是研究管理机构成立,名称为“文史工作委员会”,由国家体委组织建立。随后,我国大部分省、直辖市以及自治区也相继成立了相应机构,并有个地方机构来对地方的体育志进行编写,收集体育史资料。

2)全国各大体育院校也相继将体育史列入教学课程内容之中,单独设立体育史课程教学,招收并且培养体育史方向的研究生。

3)于1 990年成立体育博物馆并开馆,其作为我国第一座收藏于研究体育历史文物资料的机构全面开放。

在这个时期,体育史研究工作得到了快速发展。以古代与近代体育为研究重心,体现着溯本求源,从而为当下体育发展寻找根源和出路。

然而,在整个体育史研究工作当中,此时仍处于起步阶段。由此当时很多学者对研究工作提出了反思,比如郑志林和赵善性的《我国体育史研究八十年》。

与此同时,当时学者们还探讨了体育史学地位、研究方法以及发展方向等问题,比如王索的《体育史研究方法论思考》。同时,学者们通常会基于某些问题进行相互争论和切磋,如庄子的养生思想,为今后体育史学研究工作创造或者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与天地。

另外,这个时期虽然涌现出不少著作,但大多是概述性的,简单的史料罗列,缺乏对其中的科学基础的深入分析。比如,于1 98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体育史》,其中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了分地区和民族的说明,内容包括对包括赛跑项目描述外,还包括射箭以及摔跤等项目描述,相对于之前的研究来讲有所进步,但是内容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基本上都是关于史实史料的搜集与记载,缺乏对体育发展的规律与机制的思考与总结,基础理论很少顾及,研究工作较为粗糙。

由此,该时期的体育史研究工作既构成了溯源时期的内容划分,也表现了溯源时期我国体育史研究工作的主体内容与方向。

2反思时期

上世纪九十年代,关于体育史的论著不断涌现,展现出体育史研究工作的强大生机。其中,所报文章可读性较强,推动了体育史知识的普及和学术研究工作的进步与发展。与此同时,我国体育史学界对于国外体育史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如《世界体育是研究中的误区—东方体育》。同时期,中外史学界交流加强,但是根本上来讲还是局限于短暂互访或者是学术会议之上,交流层次不到位,缺乏一定的实质性,从而对国外体育史研究与介绍的专著也就很少。

另外,该时期学者们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基于社会学的某些研究方法来研究体育史,比如《社会学与中国近代体育史研究初探》等,对体育历史文化进行了更为深层次和更为全面的研究与阐述。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发展既表现了体育学日益深化发展,作为体育社会学发展而言,也是其研究对象进一步扩展的要求。

总而言之,在反思阶段,期间不再是历史事实的罗列,其研究领域与问题角度有着不少的分析与探讨,从而发生了很多跨度性变化,但是还是缺乏一定的深度研究。

3参与时期

体育史学研究的真正价值与意义并不只是对体育史的发现与记载,而是通过研究体育史学对其现象与问题进行理解与阐述的基础之上,参与到现代体育发展过程当中,推动实践与决策的进步。

我国体育史学界意识并肩负起这种历史使命和职责,对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提出更多更具创造性的研究,比如谭华的《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奥林匹克运动》等,对传统体育结合现代奥林匹克而提出新的思路。

4综述

20世纪到21世纪之交,中国的体育史学正在发生一场革命。其实质是,中国的体育史学开始由传统的“寻根史学”转向“参与史学”[3]。未来中国体育史研究思想的变迁,必将朝着“参与史学”方向发展,结合体育史发展,谋求未来中国体育发展新思路。

摘要：多年来,不乏体育史学家们以及各位学者对体育史的探索,以期结合时代发展寻求时代变革,他们将目光集中于传统的更新以及史学方法的探索上,体育史学重新被大家所重视与研究。与此同时,关于体育文化史、思想史以及民俗史研究不仅仅汇聚了更多人的兴趣,同时也是研究工作进入新的阶段。这个过程反映了中国体育史学在转型时期的发展轨迹,同时也代表着我国体育现状研究的新思想和新思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体育史研究思想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变迁,即溯源时期、反思时期和参与时期,对此本文展开了详细而有效的论述。

关键词：当代,体育史,研究,思想,变迁

参考文献

[1]王俊奇.当代中国体育史研究的特点及趋向.首都体育学院学报[J].2014.26.26-27.

[2]张西平,彭琼.当代中国体育史研究思想变迁.沈阳体育学院学报[J].2006.05.24-25.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论文 篇3

关键词：社会转型 价值观念 变迁 矛盾

今天，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转型，尤其在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进入加速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的社会转型日趋深入，政治、经济等器物上的社会转型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转型。作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核心——价值观念的变迁更是显得尤为重要，影响着当代中国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因此，本文将从价值观念变迁的特点和如何构建适应社会转型下的中国的价值观念两方面做粗线的论述。

▲▲一、社会转型和价值观念的概念

根据郭星华教授课上所述，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型式向另一种型式转换的过程。郑杭生教授认为社会转型， 就是社会现代化的同义语。他指出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按照这个说法，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开始了社会转型。但是直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转型才进入加速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因此一般情况而言，社会转型的主要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郭星华教授在课上提出人们作出判断的两种方式，即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根据我个人的理解，事实判断即人们在对事物作出判断的时候依照客观事实进行判断。而价值判断则是人们在对事物作出判断的时候依照自己愿已形成的价值观念进行判断。虽然很多时候人们尽自己可能地希望自己的判断完全根据客观事实，不受主观的干扰，但是就像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的有关“选择性亲和力”的概念，人们在作出判断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地受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影响，对一种价值取向产生这种“选择性亲和力”，从而做出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因此，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价值观念如何变迁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推动社会转型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价值观念的变迁也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

▲▲二、社会转型条件下价值观念变迁的特点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面临着全球化的浪潮，自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带来的新的思想观念，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传入中国，作为主导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尚在发育中，还比较脆弱。这些错综复杂的价值观念不断交织，影响着社会转型下的中国。我以郭星华教授在课上归纳的特点为蓝本，进行一下简单的论述。

首先，价值观念变迁的趋势呈现出从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变化。现在， 人们的金钱观念、实利意识大大强化， 泛道德的绝对价值尺度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受到了空前的冲击， 而竞争、进取效率、求利的新型价值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肯定。这种价值观念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现在很多人也已经认识到工具理性带来的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等社会不良风气，这也是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其次，价值观念的状态从一元向多元变迁。以中美两国作为对比来看，美国是典型的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价值观念模式。虽然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人们的价值观念有所不同，无论在思想还是宗教上，都相对来说很自由，但是，即使每个个体的价值观念不尽相同，他们都拥有着一个主流价值观念，即“美国精神”，这也就是美国的一元主导，多元并存。这显然是一个十分严峻的现实，因此，如何塑造“中国精神”也亟需引起重视。

再次，价值观念的取向从集体至上到尊重个体变迁。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在价值观念的基点上为整体主义，它包含两个基本观念：第一，就整体自身来看，强调整体本位。整体是始点，整体的利益不仅高于一切，而且就是一切。第二，就整體和个体的关系看，强调整体大于个体。而现在的中国则是两者兼有，因此如何促进尊重个体的健康发展和如何消除个人主义的不良影响成为很多学者探讨的话题。

最后，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使得当代中国人价值观念表现出一种叛逆与皈依的特点。以当代大学生为例，叛逆精神是每一代年轻人具有的特征，当代大学生也不例外。从来到人世间到长大成人，每一代年轻人都不得不面对不受他们主观意志转移，却又与他们休戚相关并处处受其制约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信念信仰等被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称之为“社会事实”的东西。社会事实是历史的积淀，是一代又一代人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情绪冲动、喜好冒险、追求新奇、渴望创新是大多数年轻人的特征，因此他们几乎是本能地反叛传统，在社会急剧变迁的时期尤其如此。

总之，价值观念是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在中国目前这样复杂的社会变革中，各种价值观念相互冲突激荡，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波动、不稳定。但经过一段时期的矛盾冲突后，必然形成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逐步形成全社会各个层面的价值观念的主流和多样性支流，完成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念的变迁，这一变迁一方面由社会存在的变迁而自发地引起，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和舆论界积极有效地倡导。

参考文献：

[1]郑抗生，李强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2]高洪娟.《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变迁》，载《北方经贸》，2001年第5期

[3]李春梅，景濠等.《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变迁及其现实选择》，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论文 篇4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文化热”以及90年代社会史研究随之复苏以来，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与文化转型的持续研究和探讨就始终是国内学术界的一大热点。本文作者提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具有外源性、差异性、艰巨性和不彻底性等四大特点。这一结论建立在对国内学界近30年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的基础上，条分缕析，自成一说，或可对读者有所启发。

一、外源性：从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动力上看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外源性。尽管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社会和思想内部已经孕育了某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这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构成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历史起点。但是，这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只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性，而没有成为现实性。这是因为，它们并没有突破传统的坚厚外壳，开始其近代的转变。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国家，政治上是封建专制，经济上是小农经济，文化上是一元的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是一种外源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谓外源性是相对于内源性而言的，意思是说这种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不是（或不全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而是在西方的外来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发生的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正因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外源性的，“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启动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近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在变迁与转型的过程中，除了内源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碰到和必须解决的“古今”问题外，还有“东西”问题。“东西”与“古今”问题的并存，使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任务，比之属于“内源性”的一些国家（如西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来说要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

二、差异性：从不同地区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节奏看

差异性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我们考察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时就会发现，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启动和发展最早、最快，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启动和发展其次，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启动和发展最晚、最慢，整个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呈现出从东向西、从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其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在西方的外来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启动的，“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影响很大，而首先受“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影响的便是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具体来讲是长江下游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位于这些地区的上海、广州和其他口岸城市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输入文化的桥头堡。以文化而言，舶来的西方文化经口岸城市在向内地的其他城市和广大农村辐射的过程中，因内地的其他城市和广大农村所处的位置不同，与口岸城市尤其是作为全国文化和西学传播中心的上海之间联系的紧密与否，而呈现出“以上海为中心，成浪圈形向四周扩散的时代特点”，离上海越近，与上海联系越紧密，其辐射力越大；反之，则越小。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办的《格致汇编》设有一“互相问答”栏目，专门回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在前后16年中，读者共提出问题320个，提问者注明籍贯的有260人次，除美国的2人外，其余的258人次来自于全国的18个省区。其中《格致汇编》所在地上海的提问人数最多，达到52人次，占总人次的五分之一；其次是临近上海、与上海的联系非常紧密的浙江和江苏，分别

达到了45和30人次；再次是地处东南沿海、与上海交往便利的广东、福建和山东，其提问人数均在20人次以上；“其他各地提问人数的多寡，大抵因与上海的距离远近、交通便否而变化”（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提问人次的多少虽然不能说明西方文化传播的全部情况，但就一般情况而言，某地提问的人越多，说明该地阅读此刊物的人也就越多，西方文化对此地的辐射力度也就越大。除地区之间的差异外，城乡之间以及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一般而言，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要早于和快于乡村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大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要早于和快于中小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以，就某一地区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而言，又呈现出从大城市再到中小城市最后到乡村而逐渐递减的趋势。

三、艰巨性：从实现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阻力看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艰巨性。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在进入近代以前，中国是一典型的传统社会，历史悠久，发展完善，不仅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而且还具有极强的历史惰性，因此，要将这样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转变为近代社会，其艰巨性可想而知。事实上，在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内部因素曾对这种变迁和转型起过非常大的阻碍作用，比如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封建专制制度对政治近代化进程的拼死抗拒，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足自给的小农经济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顽强阻扰，旧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观念对新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观念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负面影响，等等，这也就是马克思讲的死人抓住活人的问题。第二，除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内部因素的阻力外，西方的外来因素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阻力也是巨大的，尤其是西方列强（包括后来的日本）始终都想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为达此目的，它们不仅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给中国近代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还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它们还和中国统治者相勾结，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进步事业，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第三，就近代西方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来看，新兴的资产阶级是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推动者和领导者。但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产生和形成较晚，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产生和形成，而且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中国民办资本主义企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愿意参加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中国民办资本主义企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之间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一定的依存关系，又决定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不坚决、不彻底，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先天所具有的这种软弱性和妥协性，使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更为艰难。因为，许多应该由资产阶级承担和完成的历史任务，由于资产阶级的形成晚和形成后所具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得不由农民阶级、开明士绅甚至地主官僚来承担。如作为中国经济近代化之开端的洋务运动就是由清政府中的一些中央官员和地方督抚来倡导和主持的，而作为中国政治近代化之开端的戊戌变法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过程中的封建士大夫阶级。这也是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不彻底性：从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实际效果看

不彻底性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第四个特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艰巨性，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不彻底性。就社会变迁而言，在经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论文 篇5

◆课标要求

1．了解近代以来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化的史实，探讨影响其变化的因素。2．了解中国近代以来交通、通讯工具的进步，认识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3．以我国近现代报刊、影视和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为例，说明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给人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变化。

◆备考指要

1．本专题的内容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学习时要注意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应通过多种渠道，进一步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轨迹，并注意总结导致变迁的因素。

2．本专题的内容与世界形势的发展紧密联系。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己开始融入世界，学习时要注意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与当时世界形势的联系。

3．通过本专题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是历史和时代发展的必然性，学会站在发展的角度、用历史的眼光思考问题。

4．学习本专题可采用比较的方法。如比较古代服饰与近现代服饰的异同，可以加深对服饰变革的认识；通过比较古代交通、通信、和传媒方式的不同，从而加深对人们出行和传媒方式的不同，从而加深对人们出行和传媒方式变革的认识。还要注意同当前热点问题相联系。如联系磁悬浮列车的开通，理解交通工具的革新。

◆教学主体

一、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四次大变迁 1．第一次大变迁：（1）时间：鸦片战争以后

（2）背景：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殖民侵略，“洋货”大量涌入，同时西方文化渗透到国民生活中，上海等近代化大城市崛起。

（3）主要表现：在被迫开放的沿海沿江地区，人民的生活与以前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城市变化尤其明显：①衣：“洋布”“洋装”渐入中国百姓生活；②食：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和一些大城市里开始出现西餐馆，还有面包房、咖啡店，_吃西餐_成为有钱人的一种时尚。③住：西方建筑式样在中国传统民居中引人注目，一些官员和商人也建起欧式洋房或中西合璧的豪宅。

2．第二次大变迁：（1）时间：辛亥革命以后

（2）历史背景：①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②受维新派、革命派主张的影响。③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3）主要表现：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旧的风俗习惯受到极大的冲击，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都相应发生了变化：①衣：中西合璧式服装中山装、旗袍、学生装等。②风俗：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主张“断发易服”、“废止缠足”，并改革传统的婚姻制度；辛亥革命前后，“剪发衣服”具有了反清革命的色彩；民国时期，政府颁布剪辫易服和废止缠足等法令，在大城市里，婚丧仪式由繁琐愚昧改为简约文明。

3．第三次大变迁：（1）时间：新中国成立后

（2）历史背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由于政府的强制行为，一些社会的丑恶现象被取缔。

（3）主要表现：①物质生活上出现了平均主义，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低，城市里生活有一定保障，农民温饱问题没有解决。②20世纪50～70年代，勤俭节约、无私奉献，是中国社会风尚的主流。

4．第四次大变迁：（1）时间：改革开放以后

（2）历史背景：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迅速，国家把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努力改善国计民生，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3）主要表现：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令世界瞩目的提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衣食住行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①衣：服装颜色变为五彩缤纷，款式走向多样化。②食：到1987年，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政府还提倡“菜篮子”工程。③住：住房状况得到很大改善，楼房比比皆是，1995年，国家在城镇启动了“安居工程”。④风俗：休闲方式多样化，注重环保、讲究卫生、赈济灾区的社会风尚逐步形成。

归纳升华：

1．近现代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化的原因及影响（1）原因：

①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对我国的侵略的同时，使得西方国家的生产方式、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传入到中国，客观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现代中国的对外政策，如建国初期；近现代中国人民对外战争与对外交往过程中，也积极的汲取了外国先进的文化成果并付诸于社会实践。

②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在一些省会城市和工商业中心兴办近代工商业，促进了近代文明的发展。

③现代以来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如辛亥革命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极大的改变了人民的思想、文化、习俗的变化

辛亥革命后发起剪辫易服、迫令放足、破除神权、反对迷信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的习俗，推动了社会风俗的变化。

④近代中国人民的不断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有力的冲击着中国的保守势力与保守思想，推动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多元化。

⑤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作用。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深受西方物质生活和社会风俗的影响，回国后，他们不但身体力行，而且努力推广西方的物质生活和风俗习惯。

⑥建国后主要是党和政府切实解决人民的困难，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把实现小康作为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习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⑦世界三次科技革命的进步，在推动了人类历史进步的同时，也给古老的中国注入新鲜的血液（2）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变迁，受到了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影响，反过来也有力的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如中国风俗礼仪的变化，是受到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而随着风俗礼仪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因而也推动了中国近代民主化进程，促进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2．从服饰、饮食和住房方面说明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变化，并简要概括变化的特点（1）变化

①先是广州、上海等地的买办，穿起了西装。继而是留美幼童，揭开“断发易服”的序幕。20世纪初，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更促使青年学子剪辫易服。辛亥革命以后，中山装受到新派人士的欢迎。随着洋布的涌入，百姓穿洋衣洋袜的逐渐多了起来。

②中国传统饮食十分丰富，但在通商口岸和一些大城市里也开始出现西餐馆，还有面包房、咖啡店。吃西餐成为有钱人的一种时尚。

③在沿海大城市里，由于西方侨民增多，西式住宅不断增加。广大农村仍然处在落后、封闭的状态，保留着传统的风俗习惯，只有少量的“洋油”“洋火”“洋布”等洋货，进入中等生活水平的农民家庭。

（2）特点：开始西方化，并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征。变化区域不平衡，东南沿海和城市发生重大变化，而广大农村变化不大。

3．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变化的一般规律、影响以及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变化的线索特征

（1）中国近代社会生活习俗变化的一般规律

①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经历了一个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②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社会思想的变化而不断加深。③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在地域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

④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实质上是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结果是中西文化逐渐结合，且保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⑤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有利于封建因素的消弭和促进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2）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变化产生的历史影响

①政治上，有利于中国反封建斗争的展开，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②经济上，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发展。

③思想文化上，有利于冲破封建文化的束缚，革除弊端，既保留传统中国文化的精髓，又日趋科学合理。

（3）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变化的线索特征

通过了解近代社会的演进过程，从这些变迁中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在鸦片战争后直至民国时期经历了由盲目排外到学习西方、由过去的封建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渐进的过程，呈现出既追新慕异、去土存洋、又新旧并存、中西合璧的特征。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的支配，又重新趋于封闭化。改革开放后，由于观念的转变，与世界联系愈加紧密，逐步跟上了国际的潮流。

二、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进步

（一）中国近代交通运输方式的进步 1．原因

（1）从根本上讲，是受到西方工业革命的冲击。随着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自然也随之而来，中国最初可以说是被迫接受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

（2）近代化的轮船、火车、汽车和电车的引进。（3）中国有识之士的努力推动。2．表现（1）铁路

①辛亥革命前夕，中国近代铁路网的基本格局已经奠定。②20世纪上半叶，中国铁路建设进展缓慢。

③到“九五”期末，中国的铁路营运总里程已跃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④机车制造方面有很大进展，1997年以来全国铁路实现了几次大提速，大大提高了运行效率。

（2）公路

①20世纪初，汽车开始出现在上海等大城市。②民国时期陆续修建了一些公路，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③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建立起比较密集的公路网，包括_青藏高原_在内的许多偏远地区也通了汽车。

（3）水运

①19世纪70年代初，洋务派创办_轮船招商局_，打破了列强在中国的垄断局面。②20世纪90年代以后，轮船运输业开始萎缩。（4）航空

①1909年，_冯如_制成中国第一架飞机，标志着中国航空事业拉开了序幕。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成为世界民航大国。3．特点

（1）从时间上看：开端艰难，起步晚，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

（2）从发展水平看，受到顽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排挤，加上政治腐败，近代交通发展缓慢。

（3）从地域看，近代交通主要出现在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及大城市，西北、西南发展缓慢。

4．影响

（1）交通的变化和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近代中国交通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它能够活跃闭塞地区的经济，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推动商业城镇的兴起与发展。

（2）交通近代化有利于现代科技知识和先进思想理论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3）交通近代化加强了中国同世界的联系，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转型。

（4）由于近代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交通近代化一方面便利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由于受顽固势力的阻挠，其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

（二）通讯工具的变迁（1）电报

①19世纪70年代，福建巡抚在台湾主持假设的中国第一条有线电报线。②20世纪初，上海崇明装置了_无线_电台。（2）电话

①1875年，_上海_招商局假设电话线，开通第一部电话。

②20世纪初，清政府在南京开办第一个电话局，开通第一部市内电话。③2003年末，中国拥有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数量跃居世界第一位。（3）互联网：近年来人们还通过互联网来发送电子邮件。

三、大众传媒的变迁 1．报刊业走向繁荣（1）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①19世纪中期前后，外国人在华办报，有《中国丛报》《万国公报》等。

②自19世纪70年代起，陆续出现一些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刊，有维新派、革命派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办《共产党》《红色中华》《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同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等报刊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3）建国后：有《人民日报》《红旗》等党报党刊，还有《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内容比较丰富。

（4）改革开放以后，报刊业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2．影视事业的发展（1）电影 ①1905年，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电影《定军山》首映成功，中国电影事业开始起步。②建国初，工农生活如革命战争题材纷纷被搬上银幕。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电影走向一个辉煌的新时代。（2）电视

①1958年，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标志中国电视业的诞生。②改革开放后电视逐渐普及。

③普及原因：技术进步，卫星传送技术的应用，“村村通”工程；电视节目越来越丰富。

3．互联网

（1）兴起：20世纪60年代末诞生，90年代以后风靡全球；1994年，中国正式介入互联网，发展迅猛。

（2）特点：迅速传递信息；集文字、图像、声音于一体，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高度互动，双向传受。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论文 篇6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读书报告

当学者被迫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的需要时，科学便被出卖了。

——布·马林诺夫斯基

一、概要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研读本书，有特别的意义。2011年10月10日晚CCTV-9“记录频道”开始推出系列节目“车轮碾过的历史”。该节目第（1）集中就主要围绕“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的前世今生展开，讲述了创始人儿玉源太郎特别是第一任董事长后藤新平利用建址大连后的满铁，逐步控制东三省，乃至华北、全中国的有计划、有步骤行动。而本书所依据的主要经验证据恰是满铁的调查资料。对于普通学者而言，都往往会基于民族义愤弃用满铁的资料。本书仅就依托的经验事实这一点，就迥异于国内类似研究。

全书共三编十六章。第十六章结论部分的主要观点在黄先生的其他文章中也都有提及，如“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另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上）”、“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只有通篇阅读，才可能理解第十六章的结论。

在学生开来，本书在如此详细的描述和分析经验证据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同时也是全书的中心论点，是小农的内卷化。全书三编均围绕此中心论点展开。只是各有侧重。第二编论证内卷化的小农经济的原因、表现；第三编则揭示内卷化的小农经济与村、区至国家政权的相互影响，甚至交织的事实。

二、解读

对本书的理解，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基本前提：分封的历史传统

肇始于西周的分封制，不仅适用于其后几千年的封建政权，还适用于寻常百姓家。如果不是分封，而是如西欧诸国多实行长子继承的话，中国的小农在1840 1

年前后大概不一定呈现内卷。这是学生的一个基本判断。同时，学生也认为这也是本书得出内卷化结论的前提。如经营式农场的200亩临界点，多由分封（分家）造成。

本书通过描述与分析人多地少、为生存挣扎、人力边际成本递减的事实，得出内卷化的结论。将经验事实概念化后，与长期以来大陆意识形态宣传的主导理论、实体主义理论、形式主义理论均有所不同。拟从以下思辨中考察。

（二）思辨之一：1840年前后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主导理论认为人类社会都要经历的五个阶段，套用到中国，典型体现在认为1840年帝国主义入侵，阻断了明末清初正常的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积弱积贫，同时，也注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此主导理论的经济学基础：雇佣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特征。因为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行会中已经出现了雇工学徒，所以当时资本主义就已经开始萌芽。即使是在唯物史观内部，也认为社会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仅凭借出现雇佣关系就认定资本主义萌芽的确过于武断（或者民族情感使然）。本书从华北农村入手，比较了贫农农场、经营式农场、出租土地，分析得出雇佣关系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同样存在，并不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有的，同时因为半无产化又阻碍了彻底雇佣关系的形成。本书在一定程度是对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否定，进而认为帝国主义的入侵只是加速了原有的内卷化和商品化进程。事实上，不只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新中国建国前后的很多问题上，如农村各阶级的划分、人民公社，都只考虑了生产关系一方面。这种革命的逻辑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多有改观。

（二）思辨之二：人口过剩与返贫

大陆历史学多认为封建王朝立国之初因战乱、饥荒等人口稀少，吸取前朝王国教训减税免赋。王朝中期百姓生活安定人口增长，因土地绝对供给量难以增长人地矛盾开始突出，并逐渐导致土地兼并，百姓流离失所，导致农民起义最终推翻旧王朝建立新政权。本书通过分析，提出人口过剩确实是人力边际收益递减的主观原因（只要收益大于零，迫于生存压力就要投入人力），但中国贫农的困境，是多方面的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因素：长期的半无产化与短期的灾祸。为什么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理由就在于此。几千年来，农民的唯一福利和保障就是

土地。不管是经营式农场，还是家庭式农场，虽然在种植的作物类别上有所不同，但都可能遭遇耕作投资失败被迫典地、卖地甚至沦为雇工、长工困境。短期的灾祸只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在于长期的半无产化。只有对此深刻认识，才能理解新中国不承认土地私有的根本原因，在农村是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否则，就可能一厢情愿地“伙同”西方某些理论批判新中国的土地政策。本书客观上为解释土地非私有化提供了证据。

（三）思辨之三：商品化与资本化

为交换而生产就是商品化。种植经济作物（棉）、手工业、纺织的出现，已经可以说明农业的商品化。此外，不在村地主收取地租后经商、放贷，具备金融的资本表象。但通过史料考察，放贷是少数现象，同时，贫农农场和经营式农场即使有幸产生剩余产品，也主要是买地而没有主要用于提高技术扩大再生产，资本的转化没有实现。这是当时中国与西方工业革命前后的最大不同。又强化了内卷化理论。

（四）思辨之四：内卷化的村庄与国家治理

历代王朝都难以将权力直接延伸至村庄，因而多通过代理人的形式实现治理，收取税赋。这就逐渐形成了士绅治村的传统。对此费孝通先生也很注重，士绅是村庄稳定的基石。本书依托满铁对六个村庄的调查，归纳了两种演变模式的村庄：以自耕农为主和半无产化。进一步拓宽了乡村治理的视野。新中国的“送法下乡”运动，史无前例地打破了村庄的旧有规则；改革开放的农民工大迁徙则加剧了旧有结构的解体；内生秩序未能形成，乡村经济文化凋敝已成当前突出问题。“法律自法律，社会自社会”至今在乡村依旧没有改变。

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顽强”的内卷化的小农经济影响至今。

三、可能遭致的诘问

（一）经验证据

实地调查方法的结论，难以回避的瓶颈是以偏概全。何况本书主要依据的是满铁的实地调查资料。

（二）土地所有权的划分

似乎遗漏了田底、田面权的划分，而这正是永佃制度产生和继续存在的所有

制基础。

（三）内卷化理论的验证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论文 篇7

一、标语概述

(一) 标语的起源

标语作为一种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文字, 简短、醒目, 并带有明确的说服目的, 在我国古已有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贵贱, 均贫富”等都可视为标语口号的雏形。可见, 在古代, 虽然没有出现“标语”这个词, 但实质上秦汉时期我国就产生了标语。[1]

(二) 标语的特点和分类

标语通常以一种简单易懂的语言, 在某一场合或某一时间清晰而又准确的表达一项内容, 具有通俗、简约、明确、生动、时效性强等特点。标语一般是用特大号字体书写、制成横幅悬挂, 或者在道路两边、建筑物上直接粉刷的大字。按照不同的标准, 标语分为不同的类型。按照标语内容的不同, 标语分为政治性或政策性标语、经济性标语、文化类标语。按照标语张贴的地域不同, 标语分为城市标语、农村标语和社区标语等。按照标语的形式和材料不同, 可分为墙上标语、纸上标语、条幅标语和网络标语等。[2]按照标语时效的不同, 标语可分为临时性的和长期性的标语两类。

(三) 标语的来源

标语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内容十分广泛, 大到国家的方针政策, 小到百姓的衣食住行都可以通过标语加以反映。标语的张贴一般是在公共场所, 而公共场所空间的利用必须经过公共权力的允许。从某种程度上说, 标语更多的是一种公共权力的体现。在中国, 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标语口号的来源渠道是特定的, 主要来自于三方面, 权威人士、重要会议 (机构、组织等) 及特定人物。[3]

(四) 标语与口号的关系

《现代汉语辞海》中对口号的解释为“供人呼喊的具有鼓动性或煽动性的词、短语或短句。”标语和口号有很多相通之处, 二者都是使用具有鼓动性质的简短文字来达到某种目的, 可以相互转化, 口头呼喊则为口号, 张贴出来则为标语。再有, 二者的英文解释都是slogan。二者的相异之处在于, 和口号相比, 标语更加书面化, 更加规范;口号是动态的有声的, 标语则是静态的无声的。然而,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 标语和口号正逐渐融为一体, 难以区分。很多时候, 政府机关部门或一个活动的组织者, 往往集中提出一些宣传口号, 却通过电视、报纸、网络、文电、标语等形式, 以文字方式展示出来, 而并非仅仅局限于口头传播。可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行为方式的变化, 即使是“口号”也越来越趋向于通过文字方式来加以表达。那种传统意义上的, 仅仅通过集会、游行去口头呼喊而表达的口号已越来越少。[4]

二、土地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标语的历史变迁

标语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宣传工作的一条重要途径, 不同时期的时代要求决定了不同时期标语的差异。同时, 标语的变化也受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物质条件的影响, 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标语的表现形式、制作材料和内容表达。

(一) 土地革命以来标语表现形式的演变

土地革命时期, 为了更好地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和纲领文件, 广大苏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智慧, 发挥聪明才智, 发明了多种多样的标语形式。以中央苏区红色标语为例, 从目前实物考证来看, 有碑刻标语、石壁标语、桥板标语、墙体标语、立柱标语、横幅标语、布告标语、渡船标语、车体标语、竹片标语等等十几大类。[5]其中石刻标语的形式有立刻、横刻, 字数有多有少, 字道有大有小, 字体有楷书、行书、隶书、宋体。[6]在现在看来, 这一时期的标语形式简单粗糙, 但在当时却灵活地创造出超强的革命舆论氛围, 对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主张, 打击敌人, 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建国以后, 标语形式最多、最集中的时期就是“文革”时期。在那个可以被称为标语的海洋的时期, 标语主要有两种类型:红色标语和白色标语。红色标语就是做正面宣传用的;白色标语通常是用来批判“阶级敌人”, 它们不仅能书写在墙头, 甚至还能书写在人们喝水的杯子, 吃饭的饭盒, 穿的工作服, 洗脸的毛巾上, 产品使用说明书上, 书画作品上, 学校教科书上等。[7]各种大字报贴满大街小巷。那个特殊的时代, 群众、组织可以自己随意制作、张贴标语, 经常出现标语过多, 墙体不够用的状况。

改革开放以后, 标语较之前相比, 大为减少。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提升, 标语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多种传播媒体综合作用, 特别是电子标语, 有的布置在高大的建筑物上, 有的矗立在特制的支撑架上, 体型巨大, 视野开阔, 以滚动的形式不间断地展示各种信息, 很好地适应了公共场所人员流动性大的特点。除了公共场所外, 一些企事业单位、学校也设置了这种电子屏。它们的文字书写、版面设置、内容更新都是通过电脑来完成, 此类标语直观形象、生动活泼、内容更新快、无污染, 同时图文结合、音像并茂, 受到人们的青睐, 必定会成为标语口号大家族的宠儿。如果使用得当, 会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 土地革命以来标语制作材料的发展

土地革命时期,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墙头标语、石刻标语和纸质标语应用十分广泛。墙头标语一般是用石灰水、木炭等物质写在墙壁上的标语, 由于成本较小, 操作方便, 影响力又大, 故它是苏区使用得最多的一种标语宣传形式。石刻标语就是通过凿子等器具将宣传文字刻在石头上。这种标语不易被移动和铲除, 具有保存时间长, 花费资金少的特点。纸质标语就是把宣传内容写在纸上, 张贴在公共场所, 比如会场。但是成本高, 不易保存, 不便行军携带, 保留至今的已不多见, 其内容大多是与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相关联。[8]

建国以后, 随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 物质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 标语的制作材料也更加多样。例如“文革”时期, 不论是红色标语还是白色标语, 书写的大小尺寸繁多, 小到手挥的三角旗, 大到1米多见方一个字的巨幅标语;书写工具从用大小毛笔到各式排笔、刷子、扫帚;书写载体, 从纸张、各式质地的大小条幅、建筑物墙体, 到道路的地面, 甚至写在、贴在被批斗者的衣服上、身上等。[9]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标语的制作也大大改进, 越来越体现科技化、环保化、国际化。传统的纸质标语仅仅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或城乡结合部出现。在城市和发达地区, 标语的质量非常考究, 一般为质地很好的布料制成的面积大小各异、长短不一的横幅, 运用现代声光电制作的霓虹灯也不鲜见。[10]标语的制作材料实现了更新换代, 传播效果也大大增强。

(三) 土地革命以来标语内容表达的变化

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标语的内容主要是宣传当时的方针政策以及经济文化主张, 启发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到革命中来, 这一时期的标语大到3000字的《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劳动法令 (草案) 》, 小到短小精悍的口号、对联。例如:“斧头劈开新世界, 镰刀割断旧乾坤”、“革命修谈封建化, 青年续读列宁书”, [11]读起来朗朗上口, 引人思考。“九一八”事件后, 民族矛盾激化, “停止内战, 一致对外”, “把鬼子赶回老家去”等激情的抗日救亡口号相继出现, 这些口号很快成为了时代呐喊的最强音。

建国以后, 以1957年大跃进为界, 分为两个时期。建国初期, 举国沉浸在喜悦之中, 这一时期的标语多是领袖语录和社论标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为人民服务”、“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等。从大跃进开始到“文革”, 政治运动频繁, 标语也充满了政治色彩,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文革时期, 除了那些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 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之外, 大量的口号都带有批斗性和攻击性, 并出现了“大字报”这种独特的标语载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攻武卫, 针锋相对”等。这些在人们集体无理性的状态下出现的标语充分地映射了当时那个充斥着“阶级斗争”的时代。

改革开放以后, 标语口号的政治宣传类内容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 而倡导社会公德、文明素养等的公益类内容越来越多, 这与整个社会的进步是紧密相关的。标语内容主要以经济为主, 逐步过渡到关注社会生活, 还出现了一些公益标语、商业标语、环保标语等。在语言表达上也更加人性化、国际化。代表性的标语例如:“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打工远离家乡, 亲人牵挂安全”、“阿爸, 我也在过马路”、钟表店的“一表人才, 一见钟情”和“地球资源有限, 尽量不要使用一次性消耗品” (配有英语翻译) 等。丰富多彩的车贴也很有个性, 如:“我是面瓜, 请多关照”、“女司机+磨合期+头一次=女魔头”。近年来又出现了文字画式的标语和卡通式的标语, 更能吸引读者的注意, 从而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三、土地革命以来标语的变迁对今后标语发展的参考价值

建党90周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文化水平不断提升, 党员结构逐步年轻化、精英化, 这为新标语的创造准备了大量人才。以互联网为标志的各种新的传播手段的普及为新标语的产生提供了技术准备。结合土地革命以来标语的历史变迁过程和标语的现状, 今后标语发展还应注意坚持以下原则:

(一) 标语的传播要坚持方向原则和层次原则相结合, 既要有明确的政治方向, 又要讲究标语的灵活性和科学性

方向原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要有明确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 要与共产党的纲领和宗旨相一致。标语作为共产党的重要传播手段, 也要体现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 这是其根本原则, 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邓小平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 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 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12]标语的制定者要加强自身修养, 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标语制定者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群众对标语的态度。标语的宣传要讲究层次, 要根据不同群众的思想层次特点, 综合其他因素, 灵活选择标语的内容和数量, 注意科学有效。在宣传方法上, 标语是列宁灌输理论的一种方法论体现。从历史上看, 任何东西都经不起无节制的滥用, 标语也是如此。标语口号是一种精神感召, 存在“边际效应递减”问题, 过多过滥的标语只能引起人们的反感, 使人们视觉麻木, 更是一种劳民伤财的行为, 是一种形式主义。标语数量的多少应该视情况而定, 关键在于标语口号的宣传效果, 要讲究科学。

(二) 标语的传播要坚持求实原则和创新原则相结合, 既要实事求是地宣传标语, 又要在传播媒介上与时俱进、大胆创新

求是原则也就是实事求是原则,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根本原则。标语的内容拟定要在长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 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是不行的, 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不能弄虚作假, 不能浮夸。在标语的传播形式和方法上, 与之前相比当今的标语已经进步很大, 但仍对现有媒介资源运用不足, 对新媒体的开发不够。大部分的宣传形式还局限于纸质媒介、广告牌、墙体等, 缺乏对新媒体 (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牌) 的利用。21世纪的今天, 社会步入数字化时代, 如果再以单调呆板的 (例如横幅) 标语形式来达到某种社会目的就好像是拿过时的步枪参加数字化战争、用毕昇的活字印刷术来与方正谷歌竞争, 就不仅仅是形式主义的问题了, 更多已经成为一种生产力、创新力的问题了。当然, 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我们也可以吸收到标语的传播中。例如民间艺术剪纸之乡福建柘荣县采用民间剪纸的方式制作人口和计划生育标语口号;四川成都还出现了水墨画形式的标语, 这些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在标语传播媒介的选择上,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三) 标语的宣传要坚持民主原则和主体原则相结合, 既要对群众思想进行疏通和引导, 又要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从本质上说, 民主原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疏导原则。让群众对他们关心的问题畅所欲言, 把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充分表达出来, 教育者针对其思想症结, 加以正确和积极地教育引导, 就是疏导。在此过程中, 要充分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 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时下, 大部分的标语都是自官方或官方控制管理, 这些标语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自上而下的宣讲、动员。只有官员对民众的要求, 强势对弱势的呵斥。例如, 在大街上经常看到“坚决打击犯罪分子”, 却从来没有“警察必须公正执法”。[13]这说明, 我国政府的官本位思想还没有改变。此外, 标语的出台要充分吸纳民意, 体现群众利益。此外, 这是一个信息时代, 网民的力量不可小觑, 标语的出台也应适当参考网民的意见。最近, 很多网络流行语开始变成标语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骑电动车的人, 你妈妈叫你不要骑太快, 等你回家才吃饭”、“喝酒别开车, 打的吧, 咱不差钱!”。这对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化”标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其在制度设计和政府决策之后, 通过标语来宣传和告知, 不如在立法和行政程序中充分吸纳民意, 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这样既有利于制度的推行, 又有利于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标语虽小, 其本身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 背后折射着政府的执政理念、社会的价值观、社会存在的诸多矛盾等。今天我们研究标语的变迁过程不但为今后标语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参考意见和建议, 也是为中国未来传媒事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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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创国, 张盛华.标语与公共治理问题研究引论[J].公共行政, 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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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10.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论文 篇8

一、“新老人社会”的到来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乡土社会是封闭、凝固的村落共同体,是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社会秩序的维系在于传统习惯、风俗礼仪以及长者权威。在这样的区域共同体中,老人是集经验、知识与权力为一体的权威形象。他们居于村内及村际社会网络的关键位置,占有大量社会资源,在村庄公共秩序的维持、大事小情的处理等方面居于核心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进而影响村庄的盛衰治乱,即所谓的“长老统治”。

在老人社会中,社会权威的来源不在于空间上“走多远”而在于时间上“活多久”,年龄越长则权威越大。年长是时间与历史的见证,也是经验、智慧与权威的表征。人们对长寿的追求不仅仅在于生命的延续,更在于权威的保存。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可以称为“老人社会”。当然,这里的“老”并非单纯指生理意义上的年龄增加,而是包含更多的社会或文化内涵。

在老人社会中,老人的权威体现在方方面面,而在家庭、家族乃至宗族关系中则最为明显,体现为家长(族长)对家庭(家族)成员的控制以及对家庭(家族)利益的维护。在中国的南部、东南部一些历史和文化比较悠久的地区,如福建、江西、浙江等省份,家族势力异常强大,往往是同一家族或几大家族占据一个村庄,办理公共事务、调解社会纠纷、维持乡土秩序等等。而家长(族长)在其中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对内可以负责生产生活、婚丧嫁娶等所有事情,同时也可以调动群体内部成员一致对外。

在中国北方的乡土社会中,虽然宗族组织不及南方发达,但在传统社会中,长幼、尊卑的等级观念也比较浓厚。老人既是久远历史的见证人,也是生存经验的储存器,同时又担当文化礼俗的承续者。他们的历史记忆和丰富经验让年轻人觉得神妙莫测又倍感钦佩,而他们正襟危坐、“之乎者也”的仁义教训也散发着长者的威严。

进一步说,“老人社会”并非仅仅指老人权威对于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它也等同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小农经济、封闭僵化的社会结构与内向压抑的心智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老人”是中国社会传统性的重要表征。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我们开始审视当代中国社会时,不难发现,一个“新老人社会”即将来临。一方面,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大约有1.26亿,占全国人口的10%。其中,70%居住在农村。另一方面,与老年人数量增长相伴随的是养老保障问题日益凸显。

二、“新老人社会”中老人群体的边缘化

“新老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事实是老年人群体的边缘化。对农村来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二元分割的刚性格局逐渐被打破,户籍制度的束缚也逐渐松动和消解。随着城乡与村际边界的开放以及现代教育的推广,人们的眼界、教育水平和生产经营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广大农村,涌现出一批年轻果敢、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现代村庄精英。他们大多数是出生在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一代,头脑中有各种新观念和走出农村的强烈愿望。

此时,在传统社会中独享权威的老人便呈现出边缘化的困境。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村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尊重科学、崇尚知识的观念不断冲刷村民头脑中的传统思维。而老人们既没有年轻一代人所接受的现代学校教育,又由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而缺少年轻人的崇新心态和竞争意识。而且,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创造了村民违反传统的理由,而且创造了违背传统的人可以自由迁出从而逃避习俗与舆论谴责的机会。市场经济把老人权威赖以存在的传统基础冲击得七零八落。

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家尚不具备足够力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为农村提供全面保障之时,乡土社会的老人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一方面,在生产力低下、资源匮乏、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以青壮年为主体的村庄精英进城谋生并长年在外,年幼一代也在经过现代教育之后有更多机会外出闯荡或通过升学流入城市。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传统的忠孝观念越来越淡化,不赡养父母甚至虐待父母的事情时有发生。

在“新老人社会”中,传统孝道在农村和城市的衰落,首先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核心家庭增多,家庭规模缩小、功能弱化。其次,社会流动越来越快,大量年轻人忙于工作和事业,往往无暇顾及父母。再者,市场经济崇尚年轻人的力量,老人的“贡献”逐渐降低。无论是被迫为之还是主观选择,孝道的衰落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弱化甚至衰落。

在既无传统权威又无现代生存能力以及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环境下,传统乡土社会中的老人已经被边缘化。他们只能在内心回忆过去,缅怀传统,或时常对年轻人的行为发些抱怨之词。当青壮年劳动力周期性地往来于城乡之间,青年与老年之间的信息、心理鸿沟逐渐拉大,老人权威逐渐让位于青年人的权威。

这种情况在城市也有同样的表现。虽然城市社会的保障体系相对健全,但是原来国有企业的多数下岗职工即将步入晚年,由于他们丧失了原本在单位可以享受的很多社会保障制度,因而也同样面临着养老保障的问题。

此外,市场经济往往崇尚年轻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新兴产业和行业对年轻人的需求越来越多,而对老年人的需求则越来越少。对那些从工作单位走回家庭的老人来说,他们的心理落差是最大的。社会保障制度可能给他们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支持,但他们心灵上的失落感往往是外在的制度所无法满足的。而且,自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家庭小型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也有所淡化。城市中的普通三口之家要承担双方四位老人的养老问题,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很多老年人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这里的“边缘化”既是指农村社会中老人相对于年轻人的边缘化,相对于城市老年人和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边缘化。同时,这种“边缘化”也涵盖了城市老年人,主要是指由于体制改革而不再享受社会保障制度的老年人群体——相对于改革以前自身状况和享受社会保障制度的其他群体的边缘化。这种情况要求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但是,由于制度建设尚不健全,所以需要为老年人寻找内在的心理支持。

三、“新老人社会”需要孝道与制度并重

“新老人社会”中,老人群体的边缘化不完全是负面的现象,它也揭示了社会生产主体由老人向年轻人过渡,由习俗与惯例社会向知识与科学社会的转变。这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或社会转型的重要表现。但是,老年人群体边缘化的后果是养老问题的突出。这一问题不仅仅是老人群体的问题,而且关系到非老人年群体的工作与生活,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近年来,虽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主要集中于城镇,尤其是针对城镇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然而,城镇的老年人人数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却远远小于农村,农村的老年人由于劳动能力的退化或丧失,资金积累较少,与城镇同年龄组的老人相比,他们处于更加贫困的状态。他们更需要社会养老制度提供一定的收入保障,解决生活问题。有关人士认为,在农村开展养老保险可以借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办法,按照“国家政策扶持,农民自我保障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的原则,建立起“低交费、广覆盖、适度保障”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让农民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但是,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绝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即使具备赡养老人的经济条件,但在快节奏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老人们往往“肠胃不空,心里发空”、“吃得饱,吃不好”。因此,必须重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传统孝道的积极意义。况且,我国自古就有重视忠孝的传统,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本土资源”。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主要体现在《孝经》里),“孝”被认为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孝是道德的根本,人们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在孝的范围与准则内开展,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因此,孝亲与忠君联系在一起,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

传统孝道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封建专制君主服务联系起来,主张“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并按照父亲的生老病死等生命过程,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即“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

从根本上说,传统孝道是一种治理国家、维持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和修身正己的道德原则,是对社会行为的内在约束。进入新的世纪,新的时代,必须批判地继承传统孝道的精神,在代际平等、互相尊重的原则下弘扬孝道。具体而言,尊敬父母、赡养老人、关爱他人等内容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方面;而上级对下级、长辈对晚辈绝对的压制与支配关系是应该抛弃的方面,如父母之命、包办婚姻,知情不举、父子相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但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很多人往往把传统的孝道视为封建糟粕而完全抛弃和否定,这无疑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