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对社会的影响及关于腐败的一些思考

腐败对社会的影响及关于腐败的一些思考（共6篇）

腐败对社会的影响及关于腐败的一些思考 篇1

腐败对社会的影响及关于腐败的一些思考

当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出现了分工，而分工使得人类有了群居这一属性，于是渐渐形成部落。再往后发展有了部落间的联合或征服，由于分工的不同，负责保护部落的那群人拿起了武器，相较其他分工的人们因为手里的武器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于是形成各个阶级。随着这个社会所涵盖的地域越来越广，人口越来越多，国家由此形成，于是阶级的权力差距更大，由于统治需要，出现统治阶层，腐败也应运而生。以上人类社会的演化进程只是笼统的叙述，毋须拘泥，想说的只是腐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其必然性不容否决，因为人类的性格阴暗面无法抹杀。有人的地方就有社会，有社会的地方就有组织，有组织的地方必然滋生腐败。古代中国有腐败，古罗马也有腐败；民国时期有腐败，共和国时期也有腐败。一个国家的政治清廉往往只能在其开国之初维持一小段时间，我们应该将腐败视为一个正常且合理的现象，一个没有腐败的国家注定只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之中，无法立足于现实，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存在即合理，我们不应偏激地看待腐败问题，而是在合理范围内接受腐败的存在。这并不是为腐败问题强行洗白，只是为了端正看待问题的态度。任何事物超出了其合理范围（或规模），都会产生危害，反之则益。就我国的腐败问题而言，毫无疑问其程度是相当严重的，其对我党产生了众多负面影响，同时也对我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

首先，所谓的经济问题，本质上指的就是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其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比如购物，是通过某种以价格和供货的体系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完成资源配置；再比如一块政府出让土地实地使用权，继而招标，众多公司进行竞标，最终一家公司拿到该地，这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所谓的“腐败”又是什么呢？本质上说，就是通过滥用权力来影响或控制资源配置，并获得不正当利益。广泛一点说，当政府官员或者掌握权力的人，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没有优先为公众利益考虑，没有最大化公众利益，而是被别的动机所左右，将资源配置给了不恰当的人，这就发生了腐败。如果腐败的成本是可以计量的，那么其对经济的影响也许没那么大。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之所以巨大，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其成本是不可计量的。举个例子，房地产商吐过都认为要通过贿赂政府官员而成功拿到一块土地的话，房地产商会把贿赂的金额作为购地成本，做出最合适的市场决策，如果受益不好，他们就不会去行贿。但如果腐败的成本不可计量，他们如果不行贿，他们不知道他们将损失多少，因为也许这不仅仅一块地的损失而已，还有可能会产生其他无形的损失，所以他们在权衡之后必然会行贿而规避不可计量的损失，这就扭曲了市场资源的配置，使得腐败难以避免。

在中国，其腐败现象的很多表现不同于很多国家。因为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以中国是一个国有资本主导经济的国家，很多投资和消费由政府主导，但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效力较为低下，往往会被官员盘剥投资额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即使是08年在皇城根下的奥运项目，其资金也不免会被一些官员从中盘剥了一部分去。这里所谓“腐败”其中包含了“贪污”与“腐败”两个内容，官员将项目的部分资金放入自己口袋一事为“贪污”，而“腐败”指的是使用贪污所得的资金。如果这些被贪污的资金用于再消费，对经济本身或许没有影响，只是某一部分人利益受到损害，一部分人得了好处而已。但假如这些资金被腐败分子用于储蓄，或其他非生产型投资，比如证券投资，这就影响政府投资本来对经济刺激的放大倍数，使投资效果低下。假如所有的资金全部用于奥运项目建设上，那么建筑工人的工资就会提高，就会更多的用于消费，因为穷人的消费倾向注定是要大于富人的。总而言之，假如被贪污的前并未用于消费，流入市场，那么也就减少了市场中的资金，由于这部分资金数目颇为可观，便降低了资金的流通速率，降低了经济活力，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便涉及方方面面，可以体现在个人工资增长缓慢，企业订单减少，市场需求减小，诸如此类。如此说来，腐败对经济发展注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然而让人有些惊讶的是，目前经济学领域关于腐败的研究并不能证明腐败对经济发展不利。整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后发现，有32%的论文说腐败和经济发展呈负相关关系，62%的论文说没有显著相关性，6%的论文说正相关。综合以上内容，私以为腐败并非必然会对经济造成恶劣影响，当其规模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时，其对于一个国家以及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譬如腐败提高了办事效率，利于转移社会矛盾，增强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利于拉动内需。

腐败妨碍经济发展这个假说有很多反例，最经典的反例莫过于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虽然国内腐败问题突出，但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而对此一些腐败问题很小的国家却望尘莫及。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是因为腐败的性质不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不同。分析腐败，可以从多种角度出发，用垄断性来衡量的话，不同国家的腐败性质就是非垄断性与垄断性两者连续区间内的一个点。比如在一个偏向垄断性腐败的国家，贿赂政府一些钱就能拿到你想要的利益，贿赂金额可以预见。而假如在一个偏非垄断性腐败的国家，需要贿赂很多机构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且因为各个机构之间缺乏不沟通，可能结果你花了好多钱也不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这时因为腐败而使成本增加的部分就无法预估了，腐败对经济的负面效应相当巨大。另一方面，腐败给人的感觉普遍是低效和落后，但这是一种错觉，是由于充斥着贪污腐败的国家往往也是低效和落后所带来的错觉。低效和落后并非就是由腐败

造成的，论其根本，私以为制度才是真正的原因。如果一个官员极度腐败的社会突然不腐败了，这个社会并不会变得高效和先进。官员即使不贪污，也并不代表他们就会有了工作的动力。他们仍然可以拿着工资在政府机构里悠闲散漫地工作，那些急需通过审批的项目仍然无法通过，去政府部门办个证件仍然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所以在一个信息不透明的、缺乏民主和自由、权力不受监督的社会，政府自然会是低效的，无论官员是否腐败。在这种社会里，行贿恰恰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贿赂给了腐败官员工作的“动力”，这胜过上百封投诉信。与此同时，也可以通过腐败官员绕过某些不合理的税负和法规。从这个角度看，行贿者无疑是悲哀的，因为行贿这一行为只是行为者为了从政府手中保护自己的权益，并非我们通常认为的利用政府侵犯竞争对手的利益，这或许也是整个体制的悲哀。假如体制无法及时地改变，那么我们只能暂时接受。在很多国家，没有贿赂是无法做生意和交易的，通过贿赂可以避免那些破坏性的法规以及勒索。从这一角度看，一个腐败的政府，与一个其官员非常严格的执行法律的毫不贪污受贿的政府相比，并非是一件坏事。腐败至少可以允许一个社会中自愿的交易和行为的局部繁荣。但是，这种繁荣和高效只是一种妥协，对制度的一种适应，是相对于信息不透明的、缺乏民主和自由、权力不受监督的社会，并不是说一个腐败的国家就会比一个真正信息透明的、自由和民主国家更先进。

所以，在短期上，腐败促进经济增长是可能的，即前文所述的一个观点——“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但这首先要建立在腐败规模被控制在合适范围内才行，而我国目前的腐败规模已远远超出合理规模，所以反腐败是势在必行的事情，而且从长期来看，腐败是必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然而正因为短期内腐败可能促进经济，就出现了“我国现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对腐败问题应该予以容忍”这样的声音。腐败对社会的影响不仅仅只是局限于经济，它对一个社会道德、公平正义、人与人间的诚信的破坏是相当巨大的，假以时日，社会将会彻底失去温度，真善美将无处栖身。如果以最终收益的大小，来作为善和恶的标准，那么，腐败成为一种善举，是可能的。但是腐败是不道德的，经济利益是不能凌驾于道德之上的，否则只会出现一个经济高度繁荣却道德沦丧的社会，那时候，不禁要问人类文明发展到最后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物质？城市里的人们形同陌路，人人都被孤独笼罩，即使物质生活再丰富也无法抚慰心灵的孤寂。

腐败，可能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但长期而言注定影响经济发展，破坏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然而腐败在人类目前的发展阶段是不可能被彻底消灭的，所以要做的是如何将腐败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反腐败的措施有很多，纵观北欧各国，可以说他们的高薪养廉政策取得了不错的成效，那么是否中国也应该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呢。就高薪养廉

而言，其不可能作为单一抑制腐败的办法存在，想要有效果必须配合监管和惩处，形成一个合理的抑制腐败的系统，才能有效的运作下去。除此之外，社会发展水平也至少要处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单纯的高薪是养不了廉的，因为这部分高薪对官员个人来讲，风险和收益比还没有达到一个阙值，只是削弱但是断绝不了贪腐的动机，只有把监管和惩处机制建立起来才有效。当官员收入太低时，他对风险的偏好就大，愿意冒风险去获得违规收益，当收入较高的时候，官员对风险的偏好就明显下降，当监管严厉起来的时候，风险成本之高会让官员对风险更加望而却步，而选择稳定的正常收益。人的贪念是无法根本解决的，我们得承认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相关措施的不完善的情况下贸然高薪会制约其养廉作用，但我们同时应当看到当前反腐工作确实遇到了一定的瓶颈，群众呼声高与措施效果不明显形成更鲜明对比。阻力来此哪里？很大一部分来自官员内部，因为反腐这一措施很大程度是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腐败的长期存在已经让官员习惯了工作生活中各种因上层腐败等带来的福祉了。面对切身的利益被剥夺，政策自然会面临官员内部的阻力，自然有人怨声载道，反腐工作也自然难如坚冰。我们需要的是在坚冰上找到一个一个突破口去打破它，那么通过高薪满足公职人员的合理诉求，便能起到这样一种缓冲作用，也就是一个突破口。类似的突破口还有很多，都可以成为反腐败的手段，就像我们当改革开放也要找试点，那么高薪养廉某种程度上就是我国较为可靠的试点。然而我们仍需徐图渐进，因为目前阶段，我国假如要实行高薪养廉除了社会发展阶段不允许之外，还有人民内部的阻力。兴许是历史遗留问题抑或是其他原因，现在我国的公民群体的思想在很多方面显得愚蠢、短视、无知，整体的嫉妒心太强等等，人们一边为公务员福利削减而弹冠相庆，一边对官员的腐败表示怒发冲冠。有人说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就应该拿这微薄的工资。君不见明初年间朱元璋将官吏断骨扒皮却依然止不住腐败之风，究其主要原因，不外乎是官吏工资实在难以维持生计。隔行如隔山，一个不明白其他行业的人，总会把其他行业想的太简单。这年头，愚民要是没骂过两句官，都觉得不好意思继续夸夸其谈，有人嘲讽有人辱骂，看见工资低就说他们有灰色收入，看见工资高又说分配不公平。私以为官员拿一份高薪是与他们做出的劳动与贡献直接相连的，每个人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组成了公权力，现在我们将这份公权力托付于官员由他们代为行使，这些代行公权力的人一部份可以直接创造社会价值，比如修铁路，造大桥等，他们掌控国家的基础命脉；另一部份则可以为创造社会价值创造条件，他们构成国家的根基。官员需要人们去肯定他们的价值，而确认这样的价值，通过高薪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然而我国的大多数群众却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认为官员的工资就应该处于平均线甚至更低。如此，官员的低品质的物质生活又会促使其腐败。官员的重要性可以说是超过许多职业的，所以给与相对应 的高薪也是合适的。这其中并没有不公平的因素，因为官员的门槛就摆在那里，它不是垄断的行业，任何想要官员般待遇的公民都可以去考取公务员，而其中难度也确实不小。这么说可能有些庸俗，但却是实实在在地有助于他们树立责任感。古语云“敬畏之心，人皆有之”，一个敬畏公权力的官员才不会去贪腐，但假如公权力没有带给他相应的回报，为何要求他不去要求他应得的利益，既然这公权力不给官员应有的高薪，为何要敬它？抗争精神不也是我们所崇尚的吗，那么官员就会“勇敢”地去腐败。所以，这才是高薪养廉最为深层的含义。

腐败有其善恶，反腐败同样势在必行，现在的舆论都崇尚“法制”，却唾弃“德治”，认为那是中国传统之糟粕。然而，世界上没有一套完美的“法制”制度，有利益就会有腐败，事在人心，制度只能将腐败钉在那里，却无法让其真正消亡。我们在推行“法制”，建立一套可以钉死腐败的制服的时候，也应该重视“德治”，将腐败净化，古人追求的大同，也是现代人的梦。

腐败对社会的影响及关于腐败的一些思考 篇2

全国国土资源领域职务犯罪呈现多发性、连续性、群体性和隐蔽性等特点，但总体上可控。土地征用、审批，土地招拍挂，土地转让、矿业权出让，矿产资源监管等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且窝案串案较多。也有政府工作人员借口“改革”、“发展”，以搞活经济和招商引资为幌子，利用权力或影响，直接出面或“打招呼”帮助打通关节，影响国土资源管理的公正性。但是从总体上看，全国国土资源系统违法违纪还是处于可控范围。如2009年全国国土资源系统处理违法违纪人员683人，2011年390人，下降43%。

国土资源领域项目发包中的商业贿赂案件，往往违法行为与渎职行为相互交织。一些不法商人为达到转换土地性质、减免出让费用、承接工程、协调关系等目的，往往采取不法手段以获取非法回报，出现人情工程、权钱交易工程，甚至擅自变更设计，追加工程量，增加工程投资，造成“工程黑洞”，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

犯罪主体单位或部门“一把手”居多，但基层国土资源部门及国土所愈来愈成为防范的重点。一把手对单位的大小事情均有决定权，给其创造了直接利用职权作案的便利条件。同时国土资源管理基层干部日益成为职务犯罪的重点。如2011年全国国土资源系统390名违法违纪人员中，县级国土资源部门干部165人，占42%，乡镇国土所干部112人，占28%，两项之和占到70%多。

国土资源领域共同犯罪现象特点是延伸范围广。随着国土资源系统制度的完善，特别是取得土地、矿业权等都要经过逐级审批，渎职犯罪难以单独完成，往往是上下、左右甚至部门联手，“拔出萝卜带出泥”，窝案串案较多，且涉案人员并不局限于国土资源系统，规划、建设、房产等部门成为滋生职务犯罪的延伸环节。

国土资源领域职务犯罪的成因

一是对法律缺乏敬畏感，要么不懂法而犯法，要么虽然懂法，却想方设法打法律的“擦边球”而违法。一些干部虽然知道自己在干违法的事，也知道违法的法律后果，但总认为事情隐蔽，心存侥幸，骨子里对法律缺乏敬畏感而铤而走险。还有少数领导的政绩观、权力观出现偏差，为凸显政绩，把土地的开发利用当作刺激当地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和助推剂，被动助推涉土渎职违法犯罪，甚至直接违法批地或占地搞开发；借发展经济之机，暗地里行职务犯罪之实，如借招拍挂出让之名，设置出让条件，行协议低价出让之实，甚至零地价招商等。也有的干部不懂法而犯法，如极个别单位一把手把划拨土地当作单位的“自留地”和私有财产，擅自改变划拨用途进行开发建设等。

二是在管理上存在漏洞，对权力的行使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是职务犯罪产生的关键因素。从部分发案单位来看，虽然已有了整套规章制度，但这些制度实际当中没有落实到位，尤其是对一些有审批权的重要部门、关键人员，还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纠错制度保障。

三是思想道德滑坡，反腐倡廉的防线不牢，以及巨额利益驱动是产生职务犯罪的主要诱因。土地、矿产使用是高投入和高收益的项目，开发商为了偷漏应缴纳的税费，压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取得土地使用权或者矿业权，往往采取种种不法手段贿赂当事人。在“糖衣炮弹”的袭击下，经办人员因思想道德滑坡，反腐倡廉的防线不牢，往往应声落马。

预防国土资源领域腐败与职务犯罪的对策

加强教育，增强廉洁自律和依法行政的自觉性。一要抓好正反典型教育。结合国土资源腐败案件，邀请检察院领导讲课，认真剖析职务犯罪的主客观原因，警醒公职人员打消贪念。组织党员干部、职工观看国土资源系统内的反腐倡廉电教片、到监狱参观等方式，提高干部职工预防职务犯罪的意识。并认真总结和大力宣传国土资源系统先进典型，开展示范教育，弘扬正气。二要抓好日常学习教育。每年都制定学习教育计划，采取集中辅导与自学、班子成员与业务骨干轮流授课等方式，切实加强日常学习教育。三要积极开展主题教育。围绕“创先争优”、“学习宁乡经验”等活动，组织开展建设学习型机关、人民群众满意机关等各类主题教育活动。

完善制度，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与制约。首先，抓现行制度的落实。严格按照制度办事，树立依法、依程序行政的意识。其次，完善科学、合理、严密、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推动国土资源管理科学化、制度化、法制化。建立行政审批网上监察系统，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进行全过程监督；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和反腐倡廉的有关规定，通过财产登记申报制等相配套的金融监控制度达到预防职务犯罪的目的；严格执行土地、矿产网上招拍挂制度，发挥市场机制防范腐败的积极作用等等。第三，加强对重点环节的监督。如加强对征地补偿费用发放的监督；加强对土地使用权、矿业权出让，地价确定，土地审批，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实施全过程的监督；加强对土地执法监察、发证补证工作的监督，防患于未然。

深化改革，健全预防国土资源领域腐败和职务犯罪的长效管理机制。一是建立与检察院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机制，加强内部防范，预防国土资源系统工作人员贪污受贿及职务犯罪的发生。二是健全和完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制度，在建设项目用地审批、核准、备案阶段实行集体决策，严把用地预审关，防止违规操作；用地审批实行“三到场”，即选址、开工和竣工到场，对合法用地严格实行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制度。三是全面实施土地使用权、矿业权出让网上招标拍卖挂牌制度，确保土地、矿业权交易公开、公平、公正。四是建立重要部门或岗位负责人定期轮岗机制，通过轮岗，使国土资源部门干部达到一岗多能，全面锻炼增长技能，增强内部工作活力，杜绝行业腐败行为。五是建立国土资源项目发包领域重要环节监督制约机制。在项目立项环节、项目发包环节、项目施工管理环节、项目验收环节建立起有效监督制约机制。

惩防并举，加大对国土资源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力度。司法实践证明，运用法律武器是打击职务犯罪的重要手段。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土资源领域职务犯罪问题，必须加大打击力度，尤其是着重查办领导干部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贪污案件和因权钱交易而干预插手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渎职、失职犯罪，以查促防。检察机关在打击职务犯罪的同时要积极与行政部门建立起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良好关系，形成打击的合力，以有效震慑犯罪。

（作者系娄底市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

关于社会腐败问题的演讲稿 篇3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晚上好！今天我讲的话题是关于社会的腐败问题。

当我们的电视、报纸、各大媒体，大肆歌颂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丰功伟绩时，近几年来频频曝出各地方各阶层贪官落网的消息。有人说：中国的贪官是打不完的。为什么？很多的官员在刚刚上任的时候都是信誓旦旦、踌躇满志的，想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廉洁奉公的为民办事，可是最后纷纷在糖衣炮弹的攻势下纷纷落马、东窗事发。

原因为何？我想腐败问题不在贪官个人，而在我们的社会风气和环境，根本还在我们的社会制度。意志能够左右的是一个个体，体制能够决定的却是一个环境。打倒了一个文强又怎样？我们的腐败问题就能解决了吗？没有！治标不治本啊！

中国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至今犹存。当前，官本位、家长制、裙带关系、人身依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等旧的封建思想和观念还在影响着我们的一些干部和群众，这是滋生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权力垄断、暗箱操作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暗箱操作导致监督者无法获取相关信息，腐败行为不易被发现；暗箱操作容易给腐败团伙制造伪证、假证、销毁罪证，给查处工作带来困难，很多腐败行为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腐败主体利用暗箱操作可最大限度地增大权力的自由裁量权，影响甚至堵塞社会公务活动的合法途径，迫使或诱使他人行贿掌权者，导致腐败行为的不断产生。

杜绝腐败就要使隐蔽的权力公开化、透明化。

应尽快出台《监督法》并将其纳入具有最高权威的法律体系，着重强调“权力行使过程必须公开透明”这一要求，并将其上升为一项普遍原则来执行。明确规定暗箱操作的用权行为是无效的，不合法的，任何公民都有权对暗箱操作用权行为进行监督。

所有公共权力和所有用权行为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会议内容等都应该向社会和公众全面开放、全程开放，并且提供了解这些信息的便利条件，不

能有意拖延或隐瞒，不得随意漏掉权力行使过程中容易产生腐败的关键点、监督盲点、难点等环节。保障广大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具体方法有：①面向社会发布党务、政务、司法公报。②党政会议公开。③借助新闻媒体真实报道各级各部门的用权情况，对违法用权者直接曝光，保障新闻自由和批评自由。④实行“电子沟通”，利用现代电子手段，如电子会议、电子民意调查、电子政务公开等提高官方和公民之间沟通的效率和效果。⑤设立咨询机构，专门答复公众的咨询，依法保障公众对权力行使的质疑权和知情权。⑥设立公开栏。主要应用于村务、厂务、校务等单位的公开，机关单位也可利用这种形式。

规范、监督权力的运行，防止产生腐败行为，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制、靠制度。要建立健全一整套规范权力运行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尽早的控制腐败现象，让那些不该出现在合适位置的人尽早走开，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谢谢大家！

制造学院材料x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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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思考 篇4

【内容提要】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让人无不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历史成就备感欣慰，同时，也为反腐倡廉的严峻形势居安思危、警钟长鸣。特别是一些经过多年努力，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成为困扰反腐败的“短板”。本文从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现状入手，在分析腐败现象产生的基础上对转型时期的腐败问题进行了反思。【关键词】腐败

根源

遏制

反思

一、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现状

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9621件，处分146517人，省部级官员有：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刘卓志，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康日新，天津市委原常委皮黔生，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志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还有最近的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被任免事件。腐败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程度不同地为其所困扰，我国也不例外。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变，我国的腐败现象呈蔓延之势。腐败现象的产生与蔓延，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动摇了人们的信念，还滋生出一系列其它的社会问题，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反腐败已经成为我们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解析腐败问题的根源

（一）一把手集权制

前不久，人民网调查显示，85.3%的网友认为，现在的县委书记“克己奉公、清正廉洁”上做得不足。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把手已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有的地方查办的领导干部案件中，60%以上是一把手。安徽省有18个县(区)委书记因卖官鬻爵、贪污受贿被查处；全国有18个交通厅(局)长因腐败而落马，而河南更是创下了连续3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纪录。一把手出事，往往带坏一批人，带乱一方风气，严重影响一地发展，使吏治腐败如山洪暴发。辽宁沈阳慕马案牵出142起严重违纪违法案，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4人，其中17人是党政部门的一把手。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

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其中县市和市属单位一把手30余人。一把手最难监督的要害，在于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无论在一个地方或单位，人、财、物权都在一把手的掌控之下，“上级管不到，同级不好管，下级不敢管，群众管不了”。从领导班子的结构看，一把手高度集权的体制，使班子成员难以监督；从权力运行过程看，一把手权力运行不透明，有的甚至班子成员也不知道，群众更不知情，无从监督；从授权关系看，上级对一把手重任用，轻管理，疏于监督；从监督机构权限看，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对象，无法监督。

（二）官场潜规则

“不跑不送，降低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可以说是最经典的潜规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潜规则的基本特征，即不能拿到桌面上、不敢公示于人，但私下里却得到广泛认同并在实际生活中指导和调整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也证实了潜规则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所以有人把潜规则分为官场潜规则、行业潜规则、社会潜规则。潜规则是当下腐败滋生蔓延最肥沃、最深厚的土壤和条件。它像一张看不见、摸不着的庞大网络，谁要企图打破它，谁就要付出代价。许多出类拔萃、品质优秀的人得不到提拔，而搞人身依附、攀龙附骥、善出“政绩”的人被提拔到显要位置和重要岗位。原本不跑不送的也被逼无奈，渐渐卷入不正之风，从腐败的抵制者转化为腐败的默认者，甚至是追随者、推动者。潜规则阻挠显规则的确立，阻挠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落实，使得依靠潜规则生存、发展的人越来越多。

（三）大吹买卖官之风

买官卖官、跑官要官是最严重、危害最大、影响最坏的腐败现象。买官卖官有四大动向值得注意：一是利用领导班子调整主动卖官。原吉林省白山市政协副主席、白山市委统战部长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委书记期间，6年里将全县500余名干部调整了840余人次，收受贿赂114万余元，将200多名科级干部的命运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科局级干部几乎无一人不向他行贿。二是以改革创新的名义买官卖官。山西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借干部体制“改革”敛财，提出改革干部体制要“大手笔、大破格、大面积、大调整、大交流”，于是想保住位子的、想升迁的、想进城的、想调位子的，纷纷自愿上钩。三是一把手利用自己的提名权，通过一系列“包装”及所谓的组织程序，帮人升官，为己敛财。买官者向拥有提名权的用人者、主要是一把手“购买”这种机会。尽管全委会、常委会票决可以避免少数人说了算，但问题的关键不仅是怎么

决，更重要的是初始提名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四是买官卖官数额渐成“规范”。全国最大卖官案——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涉及一把手50多人，更牵涉到田凤山、韩桂芝等省部级高官和18名地厅级官员。马德将官位商品化，从县委书记、县长及部门的一二把手，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每个位置都有“价格”，而且灵活机动。

（四）恶搞“政绩工程”

“政绩工程”之风由来已久，成了官员之最爱，主要在于考核干部的指标体系不科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官员的政绩考核打上了GDP的烙印，GDP逐渐走上了神坛，成了上系国运隆昌、下连百姓民生的经济偶像。在有的地方，GDP崇拜达到了极致。由于考核指标关系到官员升降去留和年终业绩，不少地方一套班子一个思路，都来个几大工程、几大举措，以致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只要能显示“政绩”，什么都敢干。在畸形政绩观的驱动下，部分官员和企业主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权力与经济共舞，官员们捞到了政绩，商人们敛到了财富。“政绩工程”下的寻租和腐败，使非廉洁化的官场生态得以滋蔓，极大地增加了反腐败的阻力。

（五）建立特殊利益集团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垄断行业的福利腐败问题引起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大媒体的普遍关注。福利腐败，实质上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腐败，是权力腐败的一种延伸，是少数人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取得不正当的利益。福利腐败只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冰山一角。除垄断企业外，还有房地产开发商、部分官员，他们都是以某种不正当方式影响政府决策，从而以特权方式获得巨大利益的群体。特殊利益集团问题的存在，加剧了中国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发展不和谐；激发了大量寻租活动，腐蚀了一大批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造成大量国有资产资源的流失，带来了社会的不稳定。

特殊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总是阻挠通过深化改革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六）大肆挥霍公款消费

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国家财政支出中，官员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达3000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10%，是当年军费开支的两倍，是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官员出国考察成了“待遇”，带来的是政府奢侈浪费，某些官员也借机索要贿赂和出逃。据《半月谈》报道，中国一定级别的机关干部，每年参加的大小会议不下50场。会议费用惊人，不少会议动辄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一般会

议都要求“规范”印发领导讲话、会议交流材料，有的一次会议就用1吨纸。公务接待耗费巨大，浪费严重。接待标准乱、范围乱、名目乱、思想观念乱。某单位在一餐厅一年接待费为260万元，其中，客人消费为64.7万元，其余近200万元是被陪客的人吃掉或变着法子乱接待耗费的。公款消费中的腐败，是依附在旧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给制的遗风。不论用车、出国、吃喝、接待、开会，凡涉及公款的，统统沿用供给制那一套，当成一种待遇、一种福利，不论是否真需要，一律按职级来。中央多年前就提出了职务消费改革的要求，但这一改革包括公车改革进展缓慢、踯躅不前，有的还把公车改革变异为变相增加巨额收入，引起群众强烈不满，根本原因在于它触动的是一个庞大的官员体系的利益，公车又是身份的象征，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七）大搞形式主义

每年年末岁初，基层对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应接不暇，疲于奔命。不少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纯属搞形式主义、走过场，助长了虚报浮夸、弄虚作假之风，又衍生出乱收费、乱摊派、乱要赞助等加重基层、企业和群众负担的问题。为了应付评比，为了能当“先进”，假数字、假汇报、假现场、假典型层出不穷。尽管我们多年来对形式主义的痼疾屡加挞伐，但因其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难根除。“领导就是开会，贯彻就是发文，检查就是汇报，协调就是喝醉，落实就是收费”，在一些地方已成为普遍现象。形式主义的要害，是不顾实际，只会跟风；不计成本，只要轰动；不求实效，只图虚名。就连中央要求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有的地方在落实过程中也出现了形式主义倾向：你搞什么我也搞什么，比规模比投入。形式主义已经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祸害，也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正龙拍虎”。形式主义的横行，源于运动式思维和运动式工作方式。不论干什么工作，一开大会，二发文件，三造舆论，四造氛围„„谁不这样干，谁就是不重视，谁就没有魄力，也显不出政绩。

（八）司法腐败

2008年10月28日，一条引起轰动的新闻从北京传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被免去职务，已被中央纪委“两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司法系统因涉嫌腐败而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在12月1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大声疾呼：一定要清除害群之马，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腐败问题，组织专项治理，纯洁政法队伍。近年来，司法腐败案件屡见媒体。司法公正

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说用人腐败让人失望的话，那么，司法腐败就让人绝望了。虽然腐化堕落的司法机关领导干部是极少数，但影响极其恶劣，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九）漠视法律

中国是世界上公认出台不准式规定最多的国家，也是对腐败处罚最为严厉的国家。透明国际也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反腐败制度建设相对完善的国家。为什么贪官依然那么多？从贪官自身的原因看，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藐视法律。贪官落马前，身居要职，学法、听法纪讲座的机会远远高于常人，有的甚至是法学博士出身的法院院长。他们不是不懂法，有的对法律可以说是精通了。问题在于，他们学习、精通的目的，不是为了守法，而是为了钻法律的空子，以更高明的手段违法行政、以权压法，以更巧妙的手法违法犯罪而不被发现，甚至还运用听证会等法治手段为掩护，维护自己的私利。如果我们有到各处去走走、看看，可以发现，很多领导干部口口声声讲的，都是贯彻他的顶头上司的批示、指示，很难得听到一位领导讲怎么执行法律法规。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十分浓厚的国家，习惯法大于成文法。许多贪官精通权术、潜规则、厚黑学，尤其迷信权大于法。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来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如果说徐其耀对法律法规的态度还有些隐晦的话，已执行死刑的原四川省乐山市副市长李玉书就撕去了一切伪装了。他已成了阶下囚，还对管教干警说：“法律算个屁！你相不相信权大于法？你敢不敢跟我打赌，我半年内就出去，什么事都没有！”他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就是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而且背后还有权大的人在为其撑腰。好在最终还是法律胜利了，李玉书的“权大于法”破产了！

二、遏制腐败问题的办法

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说，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出坏结果；从“坏人”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结果。这对我们设计反腐倡廉制度是否有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不论是遏制腐败的非常措施，还是制约腐败的规章制度，说到底，都是一种抵御腐败的外部力量，而现实生活是非常复杂的，不仅形势在不断发展，具体情况更是千变万化，只要腐败分子的腐败动机存在，再严厉的打击措施，再缜密的法规条文实际上也不能完全阻止他们将腐败的动机变成腐败的行动。这也是中国古代某些时期惩罚腐败的措施虽然极为严厉，甚至是野蛮和残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法规相当周密，近乎于繁锁和苛刻，却都不

能完全根除腐败的原因所在。然而，反腐败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存亡的大事，再难我们也应该为此而努力。这种努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运作。

1、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机关的监督、制约机能。如果说遏制腐败主要靠自上而下的努力的话，更持久、更具有根本性的反腐败措施应该遵循自下而上的思路。但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我们不能再沿袭过去的那种搞群众运动的做法，而是应该充分发挥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职能，实现对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制约。腐败的中心问题是权钱交换，这种监督和制约的重点应该围绕权和钱进行。权力在现实生活中是与职务联系在一起的，有职才有权。我们应该逐步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而不是流于形式的人民代表选举产生、监督制约各级政府领导人的制度，逐步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委任制，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分子长期盘踞某些重要职务，利用职权大肆侵吞国家财产，人民群众对其无能为力的反常现象。另一方面，加强人民代表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的监督。不仅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要经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政府的重要收支项目也要及时向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汇报，重要的细节要由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家对其进行审查，敏感性的财政收支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公布。如果我们真正能够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政府对权和钱的运用严密地监督起来，王宝森事件之类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2、逐步完善公务员制度，摸索和建立一套政务员对公务员的监督制约制度。人民代表对政府的监督的重点是各级政府的领导人。但是，政府中的一般工作人员也可能发生滥用职权，侵吞国家资产等不法行为。对各级政府内类型繁杂，人数众多的一般工作人员的监督，在政府机关之外且人数有限的人民代表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对这些人的监督职能，应该交由各级政府的领导人来进行。在这方面，我们不仿借鉴美国的一些做法。美国的总统和各州州长都拥有任命、罢免大批重要政府官员的权力，美国新总统上台以后，直接由他任命的高级官员就近三千人。对不称职，或总统不放心的人，新总统总是毫不犹豫地将其清除出去。例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塞信斯曾用公家的飞机和汽车接送自己的家人，乘坐防弹礼宾车上下班等行为而受到指控，克林顿一上台，就摘掉了他的乌纱帽。这种制约，表面上似乎背离了自下而上进行监督的思路，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各级政府领导人进行监督制约的纵向延伸和继续，远比人民代表直接监督政府的一般工作人员更加有效，也更加切实可行。

3、逐步建立分权机制，由相互独立，互相制衡的各部门相互进行监督和制约。

对腐败现象的制约机制，决不能局限于从人民群众到人民代表，再由人民代表到各级政府领导人，由各级政府领导人再监督其部下这样一种单线条的、纵向制约的思路。单线条的制约机制固然简明，但其中一个环节一旦出现问题，整个制约机制就可能瘫痪甚至完全崩溃。要确保制约机制的安全运转，必须编织一张纵横交错，多重反馈，上下左右，相互监督的网络。这种网络所体现的核心思想就是西方政府哲学中分权制衡的原则。这种多重制约机制在西方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对反腐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总统有权任命高级官员，但是，这种任命往往又要经过国会的批准。美国总统有权任命最高法院的最高法官，但是，最高法官的工作总统无权干涉。国会有权立法，但议案的最后生效需要总统批准。这种纵横交错的制约机制，虽然人为地将许多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却大大减少了某一部门独断专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当权者制约的横向延伸和继续，从而大大增加了制约机制的安全系数，将腐败现象产生发展的可能性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4、通过公众舆论、新闻媒介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制约。古今中外政权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单线条的制约机制不可靠，多重制约、网络状的制约机制也不完全可靠。权力制约权力，让当权者制约当权者，这固然是人类政治上的一大进步。然而，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当权者既有相互竞争，互相制约的一面，也有许多共同利益，也有可能相互勾结，共同蒙蔽和欺骗社会。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制约和机构也完全有可能转化成相互勾结，欺骗和操纵人民意愿的工具。因此，做为权力制约权力最重要的补充，应该是在原有的权力体系之外，再通过公众舆论、新闻媒介对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制约。在西方发达国家，公众舆论和新闻媒介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新闻媒介既能反映公众舆论，也能影响公众舆论，而公众舆论对选民的选择具有重大影响，因此，上到总统、首相、下到一般政府工作人员，对此都不敢掉以轻心，如曾经在内政外交上均有建树的尼克松，就是因为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对水门事情的报导，被赶下了总统的宝座。更为重要的是，公众似乎永远有一种对政府官员不放心的心理定势，新闻媒介为了迎合公众的这种心理，必然要挖空心思地探听和搜集政府官员的不法行为，无形之中对当权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从心理上对当权者的腐败行为起到了十分有效的震慑作用。这种监督制约几乎是无所不在，其实质是人民群众对当权者制约的外化和扩大化，是利用权力体系之外的整个社会力量对整个权力体

系的全面监督制约。我们应该借鉴这种做法，逐步建立起通过公从舆论和新闻媒介对当权者进行监督制约的机制。

5、编织天罗地网制约腐败产生的社会条件。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反腐败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相对而言，利用我国政治经济制度上的优势，在短时期内，通过是一些非常手段或措施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仅仅靠这些非常措施，反腐败的效果是难以持久的，更持久、更有效的反腐败措施必须是法制和制度建设，即编织天罗地网制约腐败产生的社会条件。这种制约不是做为一种特定时期的特定任务，至上而下部署完成的，而是依赖固有的制度本身，做为一种日常性工作，通过制度本身的正常运作，不断地预防和清除各种腐败现象，从而保持政府的高效和清廉。

三、转型时期对腐败问题的反思

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多种多样，产生的原因纷繁复杂，涉及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因此，治理转型期腐败，必须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紧密结合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既突出重点，又全面推进。

1、创新体制、机制和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为此，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点部门和领域，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和制度，以改革的精神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发展，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利益分配、权力调整以及体制、机制变革等诸多方面，要用系统论的观念和方法，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各个角度来思考和规划。当前应继续重点围绕权钱人等关键环节，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政制度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行经营性土地招标拍卖、政府采购、产权交易、建设工程项目公开招投标等制度。同时要针对腐败滋生蔓延的新趋势，不断拓宽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遏制腐败的视野和领域。

2、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政府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当务之急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削减审批事项，规范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要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要坚持依法行政，抓住十六大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契机，加快廉政立法步伐。

3、完善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机制，推进市场化改革。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要按照这一要求，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健全行政权力的“退出”机制，减少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干预，从源头上消除寻租性腐败发生的机会。对于政府掌握的具有额度和指标限制的稀缺资源，特别是产权交易、建设工程项目、经营性土地的使用以及政府采购等，都可以采用招标、拍卖、承包等市场化手段在全社会进行分配，逐步取消各类配额指标、经营性指标和专控经营权。限制行业垄断，在公用设施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引入竞争机制，鼓励民间投资和外资进入。继续抓好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改革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使国有企业尽快退出竞争性行业。要抓紧培育和完善中介机构与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其联结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纽带作用。凡可以用市场机制代替的事项，都交给中介机构来具体运作，有的经济管理和监督职能也可委托中介组织或自治组织运用市场规则运作。

4、规范从政行为，保证公务行为的廉洁。在我国由于受经济发展客观水平的制约，决定了公务员工资待遇的提高是一个与经济发展和机构精简相对应的渐进过程。当前，最重要的还是要教育公务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不断调整、完善公务人员廉洁从政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培养良好的行为操守和职业道德。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公务人员的收入水平，不断降低腐败收益，提高不腐败的收益，在公务员中形成奉公守法的激励机制。要积极研究探索党政机关福利待遇和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实行货币化、工资化改革的途径，适时提高公务员工薪水平，同时提高公职人员收入来源和收入状况的透明度。

5、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要把反腐败斗争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机结合起来，强化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要加强人大、政协监督。要广泛发动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为反腐败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建立公共选举、公共参与、公共选择和公共服务等民主制度，积极推行民主公开制，完善村民自治，推广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大力推行电子政务，提高公民参与程度，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增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因此更要加大腐败监管力度，坚决不能让不正之风四处蔓延。要把反腐问题要作为一项国事、大事来抓，建立长效机制，将腐败遏制在源头，切实优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和谐气氛，让人民更加信任党，拥护党。

【参考文献】

腐败对社会的影响及关于腐败的一些思考 篇5

随着市委、市政府项目带动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区新建在建的重点项目逐年增多，积极探索加强重点项目建设预防腐败工作，确保重点项目建设的工程安全、资金安全和干部安全，显得尤为重要。近期，我们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组织对重点项目建设预防腐败工作进行了深入调研，总结经验做法，分析存在问题，探索提出对应措施。

一、问题与原因

城厢区现有省、市、区重点建设项目63个，总投资211.45亿元。近年来，我区注重从理顺监管体制、强化教育防范、规范制度建设、加强监督检查四个方面入手，对重点项目建设预防腐败工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也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思想认识不到位。个别单位部门对重点项目建设预防腐败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不足，有的认为预防腐败工作是纪检监察部门的事，与己无关，重权力、轻制约，重审批、轻监管；有的认为重点项目建设本来就有一整套规范管理程序，抓预防腐败工作是费时耗力的，会影响建设效率、耽误工期、增加成本；有的认为项目指挥部（领导小组）作为项目业主，项目监管就应该由它负责，职能部门不再承担相关责任，等等。由于这些错误认识，部分职能部门和业主单位没有认真履行职责，相互配

合不够，工作合力没有形成。

（二）制度体系不健全。一是法制不统一。在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上，目前国家还没有统一而又明确的管理制度，各地在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上做法不一，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制度规定自成体系，缺乏系统性，管理上表现为“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多头管理”，阻碍了建立统一的监管体系。二是配套不到位。一些工程项目建设法律法规的原则性与配套实施制度措施的操作性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使得一些人挖空心思钻制度的空子，图个人的私利。如：目前涉及工程标后监管的配套制度还不完善，给实际操作增强难度，特别是采取低价中标后，一些施工单位与业主以各种理由，通过变更设计达到增加工程量的现象不断增多，有的甚至在设计环节就有意留下缺陷，待中标后以堂而皇之的理由变更设计、增加工程量，造成低价中标高价结算，容易导致腐败行为的产生。三是执行不严格。一方面由于一些已有制度的刚性不强，执行不力，致使各种违规操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纠正。如：对参与项目建设的咨询、评估、设计、施工、监理等部门和单位管理方面，制度没有刚性的现象随处可见；另一方面由于人为因素，造成一些制度执行不到位，形同虚设。如：个别项目建设临时机构，不执行资金管理的规定，财务管理不规范，开支随意性较大。

（三）监督机制不完善。一是内部监督乏力。目前我市重点项目建设基本上是建设、管理、使用融为一体的“一次性业主”管理模式，即临时设立机构、临时调配人员、临时制订制度，由于

监管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缺乏专业知识，难以行使有效管理和监督；有的行业主管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使监督流于形式。二是社会监督缺失。由于重点项目建设管理环节复杂、技术性高、专业化强，加上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信息不公开、透明度不高，对于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工期进度、资金安排等管理行为，社会各界和群众很难实施有效的监督，很难判断存在的问题，起不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四）责任追究难落实。虽然近些年来各级对重点项目建设建立了相应的责任制约机制，但从实践运作看，这些制约措施对重点项目建设失职渎职的责任追究规定不具体，对违规操作缺乏有力约束，往往是批评教育多、依法惩处少、违法违规成本低，使一些单位部门为所欲为，滥用权力。同时，对参与重点项目建设的中介机构，没有纳入责任约束制度中，对这些机构出问题应负的责任、如何追究责任、追究谁的责任、追究的形式、处理的标准等，没有明确的规定，加上受管理权限等制约，对一些中介机构违规行为，无法展开调查、实施追究责任。

二、思路与对策

重点项目建设预防腐败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和庞大的系统性工程，需要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下一步要围绕建立科学、有效、统一的保廉体系，创新监管机制，完善监管制度，着力把重点项目建设打造成“廉洁工程”。

（一）建立健全制度，构建规范的管理机制

从根本上消除重点项目建设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必须针

对管理中的薄弱环节，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促使重点项目建设管理程序化、规范化、法制化。一要要尽快出台《重点项目建设保廉工作意见》。进一步明确重点项目建设保廉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基本任务、总体要求和保障措施等，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有的放矢地进行制度设计和监督管理，实行全方位、分层次、多环节地预防和治理，着力解决监管部门职能交叉、监管缺位的问题，促进重点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有效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二要全面推行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在改进政府投资项目的实施方式，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可以通过投标方面，选择具有独立法人性质的项目管理公司代建，实行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分离，明确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和项目主管部门、项目使用单位和代建单位各方职责，从制度上保障代建制健康发展。三要建立和完善重点项目建设管理制度。按照重点建设项目的流程、环节和特点，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程序，做到项目监管与项目建设环环相扣。在征地拆迁方面，要尽快出台《违反征地拆迁管理规定责任追究制度》，严格规范征迁行为。在招投标方面，要建立健全违法、违规行为预防和查处的部门联动机制，保证招标投标的公开、公平、公正，促进招投标市场健康发展。在合同管理方面，要建立“双合同”管理制度，重点项目在签订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采购等合同的同时，签订《廉政合同》。在中介机构管理方面，要建立统一的中介机构和建筑市场信用制度，完善中介机构和建筑企业不良行为记录和公示制度。在项目资金管理方面，要全面推行财政建设资金国

库集中支付办法，坚决杜绝建设资金移用、挪用现象。同时，要探索建立项目后评价制度，进一步规范工程监理、合同管理、工程造价评审、竣工验收等制度，全面提高重点项目建设管理水平。

（二）创新监督方式，构建严密的约束机制

拓宽监督渠道，整合监督资源，建立内外结合、上下联动的监督制约体系。一要探索建立重点项目建设信息化管理系统。把重点项目建设的全面管理和计算机网络应用技术结合起来，尽快开发重点项目管理专用软件，为项目建设提供快速、准确、全面的管理信息，实现项目建设全程动态管理和实时监控，为重点项目廉政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二要加快建设电子监察系统。整合现有的电子政务资源，建立市、区两级联网的网上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实现对项目审批、招投标等情况的全过程、全方位监督，实现实时监控、预警纠错、绩效评估、信息服务一体运作。三要实行重点建设项目联合稽察。要把主管部门的业务监督和财政监督、审计监督以及行政监察有机结合起来，尽快制定出台《重点建设项目稽察办法》，对重点项目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稽察，对稽察中发现的问题依法查处，限期整改。要积极拓展社会监督渠道，聘请懂建筑、懂项目、懂施工的专业技术人员，定期不定期组织对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抽查，同时鼓励和支持公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

（三）加强廉政教育，构建有效的防范机制

以廉政文化进项目活动为抓手，强化廉政教育，提高工程参建单位和人员的廉政意识。一要注重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制订重

点项目建设廉政教育计划，涉及项目建设法规内容纳入干部培训课程，以重点项目建设临时机构的工作人员为重点，把工程建设中所发现的问题、查处的案件和政府出台的新规定作为主要教育内容，深入开展党性、法律法规、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让他们明白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必须做，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同时把相关业主、设计、监理、施工等人员列入教育对象，定期开展以法律法规、从业道德为主要内容的示范和警示教育。二要注重教育形式的多样性。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加强对重点项目建设预防工作的宣传；采取通报、座谈会、专题报告会、观看电教片等形式，对有关工程建设业主单位进行反腐倡廉宣传；大力开展廉政文化进项目活动，通过举办廉政漫画展、廉政书画展、廉政格言警句创作等活动，增强教育的感染力。三要注重教育结果的有效性。结合重点项目建设临时机构的特点，对发现苗头问题，有针对性加强预防教育，及时找相关人员谈话，适时进行提醒教育，引导他们正确履行职责，增强廉政教育的效果。

（四）强化责任追究，构建严明的惩戒机制

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加大对重点项目建设违规操作的处罚力度，确保各项制度严格执行。一要健全廉政责任体系。进一步明确重点项目预防腐败工作的责任主体，把重点项目预防腐败工作责任层层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人，并列入党风廉政责任制和机关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考评结果作为干部评先评优、提拔任用的重点依据。二要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制定重点项目建设责任追究可操作性制度，结合重点项目建设管理的特点，明确责任追究

腐败对社会的影响及关于腐败的一些思考 篇6

关键词：构建；惩治和预防；机制；实践；思考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12-0066-05

构建与现代商业银行相适应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建设国际一流现代商业银行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反腐倡廉工作的必然选择。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要求，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要始终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夯实工作基础，逐步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机制，不断推动反腐倡廉工作向人性化、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就如何有效构建与现代商业银行相适应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围绕教育机制、保障机制、监督机制、惩处机制建设四条主线，结合本行实际，现提出以下几点思路：

一、着眼“四个增强”，构建以人为本的教育机制

防治腐败，教育是基础。银行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思想教育作为反腐倡廉的一项根本性的基础工作，从科学规划、完善机制、突出重点、创新方式等方面入手，不断增强教育的系统性、主动性、针对性和成效性。[1]

1.科学规划，增强教育的系统性。反腐倡廉教育，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确保银行稳健经营的一项长期性任务。要注意从加强教育系统性建设入手，整体规划，明确重点，统一安排，做到既有中长期规划，又有年度工作重点。如工行海南省分行专门制定了《2005—2007年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工作规划》，明确了初步确立和实施阶段反腐倡廉教育的目标任务；结合每年中纪委全会主要精神和总行纪检监察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研究制定了当年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计划。每年确定一个主题，立足解决突出问题，深入开展廉政教育，数年坚持，常抓不懈。几年来，围绕“为民、务实、清廉”的中心主题，该行先后开展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以郑培民、牛玉儒、任长霞先进典型为内容的正面示范教育、以胡长清、王怀忠、刘方仁等典型案例为重点的警示教育、以弘扬求真务实精神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教育等系列专题教育活动，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完善机制，增强教育的主动性。针对反腐倡廉教育时效性强、涉及面广的特点，银行要发挥各方力量，共同抓好工作落实。一是从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抓起，把反腐倡廉理论作为各级行党组织中心组理论学习的重点，从内容、时间、人员和效果上抓落实。二是结合各专业部门的职能分工和业务特点，把党风廉政教育内容纳入各部门日常工作和计划总结之中，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三是建立部门联络员、联席会议、工作报告和信息报送等一系列工作制度，加强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宣传教育、工会、团委等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推行责任目标管理，使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工作由“软任务”变成“硬指标”，形成党委统抓、纪委协调、部门各负其职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机制。[2]

3.突出重点，增强教育的针对性。根据不同对象，分层次、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活动。一方面，对党员领导干部和各级管理人员，坚持施教于先，抓好重点教育。从落实廉洁从业党课、中心组理论学习、廉政知识培训等制度入手，深入开展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主要内容的反腐倡廉理论教育，以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业绩观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教育，以落实“四大纪律，八项要求”为主要内容的廉洁从业教育。为督促落实“一把手”廉政党课制度，工行海南省分行纪委书记每年给分支行行长和机关党员干部上一堂廉政党课，起到了带头和示范的效应。此外，该行每年还要举办以新制度、新规定、新办法为主要内容的中高级管理人员纪检监察培训班，并现场进行培训测试，有效增强了党员领导干部和各级管理人员廉洁从业的意识。另一方面，对普通党员和员工，坚持“三个结合”，抓好普及教育。即：在岗教育与专门培训相结合，组织开展以学习党章为主要内容的反腐倡廉理论教育、“学制度、纠违章、防案件”为主题的警示教育、以业务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培训教育等系列教育活动，并把遵章守纪、反腐倡廉内容纳入新入行员工入行培训必学科目之中，进行专门培训；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相结合，每年开展先进典型正面示范教育和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方式相结合，在充分运用专题报告会、观看电教片、黑板报、宣传栏、简报等宣传教育形式的同时，积极利用远程教育等网络资源开展教育活动，使教育更贴近工作、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增强了感染力和说服力，增强了普通党员和员工遵章守纪的自觉性和主动性。[3]

4.创新方法，增强教育的有效性。在教育形式上，要注意融入人性化和个性化，不断探索多元化、制度化和精细化的教育模式。每年元旦前夕，工行海南省分行都要专门下发通知，提出廉政要求，早打招呼，及时提醒，防患未然。节日期间，省行领导通过发廉政短信、寄廉政贺卡，在送去节日祝福和问候的同时，也宣扬了廉洁奉公、勤政务实的优良作风。该行连续五年以赠送《廉洁自律必读手册》的形式对分支行领导干部和省行机关正副总经理进行教育，反响很好。该行还注意发挥网络资源的优势，借助银行内部“网讯”渠道，通过经营动态、基层快讯、党风行风建设、主题教育、“扫雷工程”、治理商业贿赂、职业道德教育、行务公开等专栏，大量宣传报道党风廉政建设的动态和成效，使之成为全行反腐倡廉教育的一个平台。每年坚持抓好“六个一”活动：读好一本书、上好一堂廉政党课、举办一次专题讲座、观看一部电教片、组织一次廉政知识测试和开展一次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要积极探索利用影视媒体、平面广告等现代手段开展宣传教育。

二、立足“四个深化”，构建制度反腐的保障机制

防治腐败，制度是保证。银行要紧紧围绕中心工作，不断深化反腐倡廉基本制度、源头防治腐败制度、内控案防机制和科技防控手段建设，形成靠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用制度规范行为的刚性制约机制。[4]

1.深化基本制度建设，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健全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有效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保证。银行要结合自身管理的特点，从实际出发，积极完善反腐倡廉基本制度。一是根据反腐倡廉形势任务发展变化和全行股份制改革发展进程，进一步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如工行海南省分行重新修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案件防范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量化检查评价标准》等制度；二是修订完善了党委班子议事规则，进一步规范党委议事和工作程序；三是相继规范领导干部三项廉政谈话、配偶子女从业情况报告、礼品(礼金)登记、收入申报、个人重大事项和个人廉洁自律专题报告制度，形成集自律、他律和律他于一体的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制度体系。

2.深化源头制度改革，推进反腐防腐工作。源头治理是反腐倡廉工作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要紧紧抓住“权、钱、人”等重要环节，不断深化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制度改革。一是认真落实民主推荐、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征求纪委意见、任前公示等制度，管理人员一律竞聘上岗，纪检监察参与全程监督，做到没有经过民主推荐程序的、不是多数群众公认的，不列为考察对象；党委成员不齐时，不讨论干部问题；不符合程序的不上会、不上报、不审批，防止拉关系、找人说情等不正之风，进一步完善以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为主要内容的选人用人机制。二是实行市场营销与审查审批相分层的信贷工作机制，贷审会实行记名式投票，使信贷决策不断趋向民主化和科学化，有效防范个人道德风险和决策风险。三是建立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机制。如工行海南省分行制定和完善了《分支行长经营绩效考评办法》、《绩效挂钩费用分配办法》和《省行机关部室绩效考核暂行办法》等系列考核管理办法，同时，修订完善了省分行《财务审查委员会工作规则》等制度办法，推行财务集中管理，完善财务审批机制，初步形成了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机制。四是成立集中采购部和集中采购评审委员会，建立委员库和专家库，健全集中采购制度，加强对采购方式、流程、供应商推荐、评审和合同执行等环节的监督，保证集中采购合法、合规、公正。源头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全面规范“人权、事权和财权”，有效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5]

3.深化内控制度改革，夯实经营发展基础。发展是硬道理，管理也是硬道理。针对海南银行业内控基础薄弱的实际，工行海南省分行坚持把“内控争优”作为加快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是抓基础建设。通过基础建设规范业务操作流程，增强制度的严密性、易知性和可操作性，使每一项业务的开展都有相应的制度约束。该行先后制定了《总会计管理办法》、《柜面交易风险预警监控工作管理规范》、《基层网点负责人内控履职管理办法(试行)》、《员工思想行为动态分析管理办法》等系列管理制度，相继梳理和整合了266项业务规章制度，在总行原8个专业业务操作指南615个流程图的基础上，又补充绘制了35份业务操作流程图，全面落实了总会计和营业经理委派制度，调整充实了检查监督力量。全行先后委派总会计20人，运行督导员38人，营业经理235人，加强了内控案防工作力量。二是抓思想教育。在建章立制的同时，从提高全员制度执行力入手，强化内控和案防制度的学习。通过专门举办高级管理人员内控案防制度培训班等，对新出台的规章制度进行专题辅导。各基层行要通过举办中层干部、营业经理及业务骨干内控学习班、以会代训、安排辖属网点和部门分组学习、组织员工班后学习等多种形式，将学习贯彻执行文件和实现内控工作目标要求结合起来，使全行内控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不断增强。三是抓问责考核。通过推行内控案防“一把手”负责制，建立业务操作人员违规积分档案，实行行政问责制，形成集责任、防范和查处于一体的内控案防工作体系，形成“全行重视，全员参与，全面覆盖，全程控制”的内控文化氛围。该行近年来相继出台了《海南省分行内控合规管理工作考核办法》、《海南省分行内控问责试行办法》、《内部经济案件考核办法》和《海南省分行关于领导干部实行案件引咎辞职规定》等内控案防考核问责制度，强化内控案防工作执行力，2005年以来该行连续多年保持无内部经济案件和领导干部违规违纪案件，其在工总行内控评价等级有了明显上升，为其在全国系统一级分行行长经营绩效综合考评排名的大幅提升夯实了基础。

4.深化科技防控建设，强化科技硬约束。银行要利用科技手段推进业务流程改造，加强风险监测预警，这是有效控制业务操作风险、防范风险和案件的重要手段。这几年，工行海南省分行发挥信息科技方面的优势，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加快制度软件化，增强科技硬约束。2006年，该行先后引进并投产了柜面交易风险预警监控系统、非现场稽核系统等多个内控管理和业务开发方面的科技系统，使防控建设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核算质量显著提升，综合差错率大幅下降。该行差错率均值由2006年初5.38%00下降到今年上半年0.14%00，下降了5.24个万分点，降幅达98%。

三、依托“三位一体”，构建有效制约的监督机制

反对腐败，监督是关键。只有全方位地搞好监督，才能确保各项廉政措施落到实处。银行要不断拓宽监督渠道，整合监督资源，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监督与群众监督、行内监督与社会监督有效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内部监督、群众监督和“八小时之外”监督于一体的监督机制。

1.抓内部监督，促廉洁自律。内部监督是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监督机制能否有序有效运行的关键。要坚持以决策和执行为重点环节，以各级管理人员为重点对象，不断强化内部监督工作。一是抓班子内部监督。通过开展“四好班子”建设和落实党内监督制度，加强领导班子民主集中制建设，健全民主生活会制度，完善领导班子内部权力制衡机制，在班子内部形成相互监督的良好氛围。根据机构改革和干部交流情况，对基层分支行班子配齐纪委书记或纪检委员，明确工作职责，建立履职报告制度，进一步加强对班子内部监督。二是抓“三项”廉政谈话。一级分行纪委主要领导每年都要与分支行和机关处室主要负责人进行工作谈话，提醒落实一岗双责；对新提拔的管理人员，任前进行廉政谈话，任后及时跟踪考察；对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及时进行诫勉谈话。[6]2007年以来，工行海南省分行已先后与20名机关部室负责人和19位分支行“一把手”进行了集体工作谈话，与16名新提拔干部进行了任前廉政谈话，与7名群众有反映的领导干部进行了诫勉谈话，谈话均由纪检监察室组织、纪委书记主谈，反应和效果都非常好。三是抓干部自我监督。要坚持领导干部填报个人廉洁自律情况专题报告制度，并把个人廉洁自律情况纳入年度考核之中，在中层干部会上述职、述廉，在内部网讯上公开、公示，促进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四是抓纪检监察监督。要通过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量化检查评价和专项执法监察等手段，对领导干部执行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制度规定、个人廉洁自律情况定期不定期地进行考核和评价。同时，认真落实廉政档案、收入申报、个人重大事项报告、配偶子女从业报告等制度，对一级分行直管干部全部建立廉政档案，将干部的个人收入、重大事项、廉政鉴定等情况全部入档管理。只有加强内部监督，才能有力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7]

2.抓群众监督，构有效他律。群众监督是监督的基础。银行要始终重视并注意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以他律促自律。一是全面推行行务公开制度，接受群众监督。各基层行要成立行务公开领导小组，及时对重大决策、财务、用人和资产处置等公开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保障员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二是开通纪检监察举报电话，开设举报信箱和电子信箱，建立信访联席会议制度，畅通群众投诉和举报渠道，使各级管理人员随时随地置身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三是通过面对面讲评、背对背测评，拓宽群众监督渠道，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去年，工行海南省分行组织人员对所辖分支行领导班子和111名省行管辖领导干部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个人廉洁自律情况进行了民主测评，对分支行领导班子的平均满意率为99.2%，对领导干部个人的平均满意率98.6%。

3.抓八小时之外监督，堵监管漏洞。加强八小时之外的监督，是新形势下深化干部监督工作的迫切需要，也是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的必要补充。在做好领导干部“工作圈”监督的同时，积极探索八小时以外的监管措施和办法，加强对干部“生活圈”、“社交圈”的监督。一是抓好重点时段的监督。每年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一级分行要通过下发通知、工作谈话等形式，提出具体要求，坚决禁止节日期间“迎来送往”、奢侈浪费。每逢党员干部婚丧嫁娶、升迁调动等招待活动，都及时予以关注。二是加强思想动态排查。要建立思想行为动态分析管理和报告制度，组织开展包括涉赌等多种异常行为的排查，及时掌握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加强教育和管理。三是公开社会监督。要建立纠风和行风建设监督员制度，聘请当地有影响的新闻媒体和企业及个人客户，对银行服务质量、工作作风、业务水平和工作效率进行评议和监督。每逢银行新员工招聘、资产拍卖等重大事项，都要及时通过《海南日报》等媒体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四、坚持“惩防并举”，构建奖罚分明的惩处机制

预防和惩治是反腐倡廉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要坚持一手抓惩治，一手抓预防，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推进惩处机制建设。

1.从严执纪，优化内部发展环境。按照从严治行、从严治长的方针，要切实加大对违规违纪行为的惩处力度，不断规范经营行为。要注意把握和处理好严肃执纪与保护干部的关系，坚持“惩处与保护”并举，既坚持原则、秉公执纪，又讲究政策和策略，做到保护改革者、教育失误者、惩处腐败者、追究诬告者，营造和谐发展的良好环境。[8]去年，按照总行有关处罚规定，工行海南省分行对检查发现的严重违规操作问题的9名责任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按照行政问责制规定，对经营考核和内控管理排名靠后的2个支行班子成员进行了集体诫勉谈话；按照不良贷款责任追究有关规定，对29笔贷款的48名责任人员实施了配合清收、责任清收、专职清收、待岗清收和下岗清收。股改期间，该行针对群众来信反映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虽核查失实，但联系近年来金融系统不良资产处置案件高发的态势，从保护干部角度出发，省分行纪委领导专门与有关部门和分支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专项提醒谈话，及时提醒和警示，有效预防了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的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

2.健全机制，规范案件查处工作。健全的机制制度，是规范案件查处工作的前提，也是依法依纪办案的保证。工行海南省分行从健全机制入手，不断完善案件查处工作程序，以查促防，发挥制度的约束力和惩处的威慑力。一是形成了一套规范、完整、严密的案件查处制度体系。如制定《内部经济案件考核办法》、《重大违规违纪行为及违法违纪线索举报奖励办法》、《领导干部案件引咎辞职规定》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二是健全了群众来信、来访和督查督办工作规则，严格执行领导阅批信访件工作制度、处理来信请示报告制度和联席会议制度。针对信访反映比较集中的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抵贷资产拍卖、集中采购招投标等方面的热点问题，按问题大小、情节轻重、干部管理权限进行逐一核查，组织有关专业部门从制度上分析查找原因，堵塞管理漏洞，化解矛盾纠纷，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三是在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中持续开展了“严明执纪、严格自律”为主题的“双严”教育活动，重点抓好组织纪律教育和队伍作风建设，切实增强纪检监察队伍依法执纪的意识。[9]

3.标本兼治，构建长效机制。在建立和完善案件惩处机制的过程中，银行要始终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案防长效机制建设上。在认真总结案件查防工作责任制工作实践的基础上，要研究制定案件防范工作长效机制，进一步明确案防组织架构、各级案防工作领导小组、部门、管理层、执行层和操作层的案防责任，从责任、教育、预警、监督、防控和奖惩等六个方面推进案防长效机制建设。一是以案防责任制为主线，把案防职责逐级分解落实到每个层面、岗位和人员，形成以各行、各部门一把手为轴线，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案防网络。二是把业务学习与案防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案防和警示教育，不断提高全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三是在认真落实案防分析会、诫勉谈话等制度的同时，充分运用会计风险监控、非现场审计、信贷制度管理等系统对风险业务进行预警，使风险监测由事后静态监测向过程动态监测转变。四是在梳理整合各项规章制度、优化业务流程的同时，强化对高风险业务、易发案风险点的排查和防控。如今年上半年，工行海南省分行就先后组织了9个风险点排查、代理业务案件隐患排查、员工不良行为重点排查、法人客户和个人客户信贷资金流向股市房市专项检查等43个项目的检查，对工作易发案风险点的防控有明显效果。五是整合业务检查、内部审计、信访核查、执法监察等多种监督资源，形成监督合力，加大对各级管理人员和重要业务经营行为的监督力度。六是坚持实事求是、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严格执行各类奖惩制度，严格问责，奖罚分明，用铁的纪律和规章，有效提升全员制度执行力。[10]

五、强化“三个结合”，不断推进惩防腐败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与现代商业银行相适应的惩防腐败体系，是一个实践的、动态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必须注重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只有完善和强化“三个结合”，才能全面推进惩防腐败体系建设。

1.与中心工作相结合。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根本目的就是要保障和促进全行改革发展，因此，构建工作必须要紧跟现代金融企业建设的进程，服务于全行改革发展中心工作。一是要把思想教育、纪律教育与科学发展观和正确业绩观结合起来，推进廉政文化与合规文化、企业文化建设同步发展，在全行形成“廉洁诚信、依法合规”的良好风尚。二是要紧跟业务发展和流程变化，有的放矢地建立、梳理和整合制度，做到既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前瞻性，又有针对性、可行性和有效性，不断强化制度的统一性、易知性、可操作性，提升制度的执行力。[11]三是要进一步适应股份制改革后公司治理架构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变化，整合纪检监察、内控合规等监督资源，加强协调配合，提高整体效能，通过党内监督、审计检查、执法监察、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形式，发挥监督制约的作用。

2.与阶段性任务相结合。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不能期望一蹴而就，必须要把惩防体系总体要求与反腐倡廉阶段性目标任务结合起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去抓落实。一要突出可操作性。坚持把构建惩防体系作为当前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与每年度的廉洁自律、纠风工作、执法监察、查办案件、治本抓源头等反腐倡廉任务紧密结合起来，从大处着眼，从具体问题着手，力求详细、具体，易于操作，便于落实。二要突出针对性。既要立足于当前改革发展和反腐倡廉工作的实际，着力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又要着眼于建设现代金融企业的发展大局和构建惩防腐败体系的总体部署，加强调查研究，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三要突出实效性。要把惩防体系建设与改革发展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与各基层行、各部门的职能特点紧密结合起者来，防止出现“两张皮”、分头抓的现象，避免出现精力分散、事倍功半的情况，确保惩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3.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相结合。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一项根本性制度。要把各阶段各方面的体系构建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总体框架，为贯彻落实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一是要纳入“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各负其责”的领导机制。各基层行党组织作为构建惩防腐败体系工作的责任主体，主要领导要负总责，分管领导要具体抓。要把反腐倡廉各项任务分解和落实到相关部门，并督促牵头和协办部门抓好落实。二是要纳入以责任考核为重点的工作机制。把惩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完成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的重要内容，接受群众评议。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量化检查评价，要对阶段性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检查。三是要纳入以责任追究为重点的奖惩机制。在严格责任考核的基础上，健全表彰机制，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对搞形式主义、敷衍了事等贯彻不力的，要按照责任制有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领导责任。要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抓手，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与现代商业银行相适应的惩防腐败体系，不断构建良好和谐的廉政文化与金融生态，为海南打造一批具有现代商业银行品牌地位的国际化银行创造有利条件。[12]

参考文献：

[1][7] 中央纪委宣教室.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理论学习纲要[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

[2][9]本书编写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伟大纲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3] 中央纪委宣教室、中国纪检监察报报社.反腐倡廉"大宣教"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

[4][8] 何勇.深入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坚持不移地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J].党风廉政建设参考资料，2006(11).

[5][11][12] 过勇.中国国家廉政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