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人性根源

腐败的人性根源（精选6篇）

腐败的人性根源 篇1

众所周知, 先秦时期, 自孔子之后, 儒家的代表人物非孟、荀莫属。然而, 他二人并非是传承关系, 而是各成一派, 在此且称作“孟派”与“荀派”。导致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孟子与荀子的学说基点不同, 即对“人性”存在本质的诠释差异。其中, 孟子诠释人性为“善”, 而荀子诠释人性为“恶”。孟、荀的观点显然是相互对立的。同为儒家, 为何两位先圣的观点却背道而驰, 是何原因所致。笔者认为, 只有弄清楚孟子与荀子之间的诠释角度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才能真正理解他二人对人性诠释之差异。

一、孟子对“人性”的诠释

孟子是战国邹国人, 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之所以说孟子是儒家的重要人物之一, 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他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与发扬者, 可以说继孔子之后, 孟子成为了儒家的代言人;其二, 就是他在人性论方面的贡献, 这也是他独树一帜的根源所在。“孟子是儒家学派第一个提出系统的人性论的人, 性善论是孟子道德哲学的核心内容”, 也是其仁政思想的根基。

孟子关于他的“性善”论的讨论:

1、“孟子认为‘王’与‘霸’的根本区别在于‘以德’和‘以力’的不同。”此处的“以德”就是“仁义”, “以力”就是“重利”或“战争”。要使国家上下有序, 除了施“仁义”之外别无他法, 若要执着于求一己之利, 必然会导致国乱君危。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 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其大致意思是:梁惠王问孟子来他的国家是否带来了什么利益, 而孟子的答案是, 要避免国乱君危不是靠利益能解决的, 必须要依靠仁义, 只有实施了仁义, 才能使得国泰民安, 否则一味的注重利益, 那只能给扰乱国家, 危害君王。“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 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当是之时, 天下之人惟利是求, 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 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 此圣贤之心也。’”由此观之, 孟子强调“仁义”的魅力远超利益。

2、孟子提出人的性善不是后天形成的, 而是先天性的、与生俱来的。这样的解释, 将性善植根于人们的本性中, 以促使人们能顺应本性, 达到性善的目的。

“孟子曰:‘乃若其情, 则可以为善矣, 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 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 人皆有之;羞恶之心, 人皆有之;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恻隐之心, 仁也;羞恶之心, 义也;恭敬之心, 礼也;是非之心, 智也。仁义礼智, 非由外烁我也, 我固有之。’”其大致意思是:从人的天赋资质来看, 是可以使它善良的, 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人性善。至于有些人做坏事, 不是天赋资质的错。同情之心、羞耻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人人皆有的。仁义礼智并非外人或者外物教我的, 而是我原本就有的。孟子在这里强调“仁义礼智”是人们的内在属性, 这与动物是有本质区别的。动物的本性就是“饮食”, 它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生存, 属于自然属性。

3、虽然“仁义礼智”是人类所特有的, 也是与生俱来的, 但俱来的这“仁义礼智”仅仅是“四端”, 即萌芽而已, 必须通过后天的自我修养, 才能完善“仁义礼智”, 使其成为完美的道德。

“孟子曰:‘恻隐之心, 仁之端也;羞恶之心, 义之端也;辞让之心, 礼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 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 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 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 知皆扩而充之矣, 若火之始然, 泉之使达。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 不足以事父母。’”其大致意思是:仁、义、礼、智、的萌芽只有扩充了才能安抚天下;如果不能扩充它们, 就连父母也侍奉不了。在孟子看来, 虽然“仁义礼智”是人类的内在属性, 但也只是萌芽而已, 我们的任务不在于寻找“仁义礼智”, 而在于如何将“仁义礼智”这四种萌芽扩大化, 此处的扩大化即是指如何将这四端修养成真正的“仁义礼智”四种完美的品德。一旦能修养成功, 那么就能治国平天下了, 否则, 连自己的父母都侍奉不了。

孟子的学说是建立在“性善”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 人在本质上是善的, 但这种善仅仅只是善端, 还需要进一步修养, 将善端发展成为真正的品德。正因为孟子诠释人性为善, 才为他后来的仁政思想奠定了基础。而他的后来者——荀子, 则是强调“性恶”, 为何有此不同, 带着这样的谜团, 我们再来分析荀子的人性论。

二、荀子对“人性”的诠释

荀子, 名况, 战国末赵国人, 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 也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他与孔子、孟子一起, 被称为是先秦儒家最重要的三大人物。荀子诠释人性为恶, 这是他与孟子的区别所在。

1、荀子认为, 人生来就有争夺、好利、嫉妒的心理, 这是人的本性。而产生这一本性的原因就是人有欲望, 而当这些欲望得不到满足时, 就会产生争夺与混乱。所以, 荀子诠释人性是恶的。

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 欲而不得, 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 则不能不争;争则乱, 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 故制礼义以分之, 以养人之欲, 给人之求, 使欲必不穷于物, 物必不屈于欲, 两者相持而长, 是礼之所起也。”其大致意思是:人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 有了欲望但得不到, 就不可能不去寻求;寻求没有限度, 就不能不发生争夺;一旦争夺就会产生混乱, 混乱就会导致无法收拾的局面。而礼是为调节人们的欲望而被制定的。这里似乎是在谈论礼的起源问题, 殊不知, 荀子欲要说明的是礼的产生是由于“人性恶”。正是因为人的天性是“恶”的, 才导致君王必须要制定礼义, 以此来控制这种“性恶”的扩张。通过礼义来达到欲望与物质的平衡。

2、荀子并不否认人是有“善性”, 但这种“善性”并非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出于“伪”, 即是通过后天的努力和教化才产生的。

在礼论篇中, 荀子说:“性者, 本始材朴也;伪者, 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 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 然后圣人之名一, 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 阴阳接而变化起, 性伪合而天下治。”其大致意思是说:本性是人天生的资质;人为是盛大的礼法。没有了本性, 礼法就无处可施展, 没有人为, 人的本性就不能变的美起来。本性与人为的结合, 才能成就圣人的功绩, 天下的功业也才算完成。荀子在这里强调, 天地能产生万物, 但却不能治理它们, 如何才能治理万物呢?荀子认为, 只有通过圣人制定的礼法, 才能治理好万物, 这里主要指的是对人的治理。这个制定礼法的过程就叫“伪”, “伪”在此是人为的意思。“照荀况的说法, 社会的制度、道德、文化, 都是从‘伪’出来的。”这里重在强调人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和教化才能完成“性善”, 意在“人为”。荀子的“性恶”论对其学生的影响很大, 我们知道韩非和李斯都十分“重法”, 之所以出现“法”也是人为调整的结果。

荀子的思想是新颖独到的, 这正是他为什么能成为先秦儒家三个重要人物之一的原因。为何孟、荀二人的人性论思想有如此大的反差呢?以下我们将讨论之。

三、孟、荀对“人性”阐释的差异及其根源

通过以上的分析, 孟子主张人性是“善”的, 而且这种“善”是先天的、是与生俱来的。孟子说:“仁义礼智, 非由外烁我也, 我固有之。”这里孟子所要说明的是, “仁义礼智”是人的内在属性。但此仁义礼智仅仅是“善”的萌芽, 这种萌芽的根基是浅的, 只有通过“扩充”才能使得这些萌芽发展起来, 才能长大, 也只有长大的“仁义礼智”才是“善”的完满阶段。总而言之, 孟子描述的人性是“善”的, 所谓“恶”, 是后天行为将“善”端, 即“仁义礼智”四端给遮蔽了。在荀子那里, 他坚定的提出人性是“恶”的, 因为他从人们的自然属性分析, 人出生就需要吃喝住行, 这是毫无疑问的, 更是无可厚非的。所以, 他从这一方面断定, 人自出生就有了欲望, 有了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争斗, 争斗就会导致国乱君危, 以此, 荀子强调的是人性“恶”。接着荀子提出了如何摆脱人性“恶”的弊端。荀子说, 要想摆脱人性的“恶”端, 就要通过礼法来控制, 礼法的效果是让人们不会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而相互斗争。但礼法是从何而来的?荀子强调, 礼法必须通过圣人制定, 制定之后让世俗之人学习, 世俗之人通过后天的努力和教化, 才能摆脱性“恶”的弊端, 这样才能使国家安定、人民和谐。总而言之, 荀子意在强调:人性是“恶”的, 所谓“善”, 是后天教化的结果。孟、荀阐释差异的原因何在?

1、时代环境的变迁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 那时候的诸侯国之间关系较为平缓, 且各国的实力较为均衡, 并没有出现绝对优势的诸侯国。此时, 孟子的愿望是, 想通过游说各诸侯国, 让他们能实行“仁政”, 以此来发展各自的国家。这不但使得国家发展, 也能使得百姓安居乐业, 故而, 从这个时代分析, 孟子主张的“性善”有其合理的因素。因为“仁政”思想的提出, 正是以“性善”作为其基点的。荀子比孟子晚了几十年, 那时候已经是战国末期了, 战争已经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主题, 也恰恰是符合了“战国”这一名称。战国末期, 以秦国的实力最强, 此时, 要想摆脱这样的混战局面, 就必须实现统一。首先, 战争本来就是代表者统治者的欲望, 这正是性“恶”的体现;再者, 如何限制这种战争的无休止的扩张, 那就必须通过“礼法”, 可以说, “礼法”是荀子限制人们欲望的秘密武器。故而, 时代的不同, 主题不同, 所带来的学说思想也不同, 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论正是这一规律的直观反映。

2、孟、荀所表达的终极目的不同

我们可以从《孟子》全书中看到, “性善”和“仁政”是其全书的主题。这是因为孟子以“性善”来引导“仁政”。但在此我们必须说明, 孟子这个“性善”强调的是先天的, 以“性善”来为“仁政”作铺垫, 似乎只是理论引导理论, 缺乏必要的实践。即使孟子后来说需要“扩充”四端, 才能真正完成性善, 但这个扩充是如何进行的, 孟子并没有讲清楚。所以说, 孟子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理性的“性善”, 其注重的是理论教化;荀子则是从性恶, 引导出解决或者摒弃性“恶”的方法, 那就是要用礼法来教化。这种礼法本来就是圣人制定的, 荀子在此强调的是人为。另外, 荀子后来提出的“明于天人之分”更将实践论的推向了顶峰。所以说, 孟子意在强调思想层面的教化, 而荀子意在强调实践层面的导向, 正是由于两者的终极目的不同, 这才导致他们人性论观点的背离。

摘要：孟子与荀子都是先秦儒家最重要的人物。有趣的是, 他二人同属于儒家, 但在人性论方面的思想却截然相反。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是值得追究的。其实, 每一种学说都深受其所处时代思潮的影响。换句话说, 不同时代对同一问题的诠释必然不会相同, 否则, 后者诠释的意义何在?孟子与荀子之间关于人性论的诠释, 正是体现了这一规律。

关键词：孟子,荀子,人性论

参考文献

[1]万丽华, 蓝旭译, 注.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 2006:6.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上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262, 571.

[3][宋]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 2004:231.

[4]安小兰, 译注.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腐败的人性根源 篇2

社会转型期滋生腐败。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所有制结构的逐步变革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利益主体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在这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不正当竞争，特别是近几年来，“以权经营”、“官倒”、“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甚至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千方百计逃避法律的惩罚，更是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拉拢腐蚀少数领导干部。这就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土壤。

管理机制不全“孵化”腐败。目前我国的各项管理机制的改革仍然保持着原有的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过程政治和经济上的多重分权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和资源。分权使政府权力在横向和纵向上更加独立。由于从来缺乏自下而上的约束，分权后权力的制衡和约束越来越形同虚设，为腐败提供了机会。许多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仍然采用计划体制下的手段来解决，这种新旧体制转轨交替并存，客观上也给腐败现象的滋生留下了可乘之机，使一些腐败官员能够利用计划经济形成的权力发市场经济的大财，成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经济根源。

权力绝对化导致腐败。过去我们在权力的设置上强调命令贯彻和服从的多，而常常忽略了权力的制衡，在如何保证双方能够健康有序的行使方面考虑较少，制约权力滥用的制度或缺失或不完整、不健全，导致目前权力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和一些领导干部或“一把手”手中被严重地私有化、商品化、绝对化。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来保证领导干部的廉洁，但由于监督缺乏有效手段，使得执行力度不够，监督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一直以来不少单位的纪检、检察对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监督行之有效，而对本单位“一把手”却不敢监督，加上少数“一把手”的自律意识不强，不愿接受监督；一些上级组织重使用、轻管理、疏于监督；同级班子成员碍于情面不愿监督；下级同志怕受到打击报复，不敢监督；尽管这些监督头绪繁多，但监督机制不健全，执行力度不大，导致监督失效。由此可见，我国虽然已建立了权力机关监督、法律监督、党内监督、党外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监督机制，但由于种种原因，监督的合力没有形成，严重影响了监督的实际效果，怎能不会使绝对化的权力导致腐败?

一、生产力既发展又不发达的状况是腐败产生的历史根源

概括而言，腐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不存在腐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存在腐败。因此，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不发展，人们还没有产生私有观念，也就谈不上“腐败”。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人类的智力不断进化，逐渐产生了私有观念，开始区分“你的”、“我的”、“他的”。生产力的不发达状况，决定了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加上居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逐渐形成和存在，腐败具有了潜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便具有了现实性。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升华，到共产主义社会，极大的物质财富能够满足人们各种需要，区分“你的”、“我的”这种私有观念已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腐败也就不复存在。

可以看出，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腐败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必要因素，其一是私有观念的存在，其二是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人们没有私有观念，不知道区分“你的”、“我的”、“他的”，腐败的产生便没有可能；如果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能够满足人们的一切需要和欲望，腐败也就没有产生的必要。在这两个因素具备的条件下，私有制的存在使腐败的产生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或者说，私有制的存在使腐败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从根本上说，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

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这一论断，说明腐败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那种认为腐败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观点，认为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和贯穿于整个社会形态的观点，认为腐败贯穿于行使公共权力始终的观点等等，都是错误的。甚至个别人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腐败产生的根源，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根除腐败的观点，更是极端错误的。这些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更不符合历史发展事实，需要加以反对。

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这一论断，决定了人类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问题，最终要靠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当然，我们同时要注意的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既能创造消除腐败的条件，同时也会为一些新的腐败形成提供土壤。

二、权力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是腐败产生的重要条件

研究腐败，离不开对权力的研究。就一般意义而言，权力具有下列几个特点。首先，权力具有公共性。从本质上来看，权力起源于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对比关系，一种权力的存在意味着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建立起了正式的不平等关系。因此，权力本质上是某一社会集团公共利益的政治表现，具有公共性。其次，权力也是一种资源。权力具有能够调动和调整社会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支配力量，即具有资源控制权。同时，基于社会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等的稀缺性，决定了权力同样具有稀缺性。权力的这种稀缺性，是造成权力扩张和权力角逐的根本动因。再次，权力要得到具体的实施，必须通过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职位来体现。公共权力的实现必需经过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职位这一中介，这就是权力的代理性。

权力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权力具有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即权力的“公共性”与“代理性”的矛盾，或者说是权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矛盾。从权力的来源看，权力是公共利益的政治表现，应该为特定的社会集团或利益群体所共有，并为特定的社会集团和利益群体服务，这决定了权力不能是某个人的私产，不能用来为个人谋私利。但是，本属于社会集团或利益群体所共有的权力要得到实现，却必须通过具体代理人和具体的职位来进行，必然要打上代理人的烙印。这样，权力的“所有权”与权力的“使用权”便存在着必然的分离。这种分离就蕴含着权力被滥用的可能。另一方面，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权力使用者本身存在着“公”与“私”的矛盾。基于权力具有资源性和稀缺性的特点，作为权力代理者的个人，既有可能利用权力来为公共利益服务，也有可能利用权力来为私利服务。

从现实意义上说，腐败是权力的异化。权力所具有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和权力使用者的“公”与“私”的矛盾，决定了在权力所有者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权力行使者就可能利用权力来谋取私利搞腐败，或者为满足私利欲望而扩张和聚敛权力，甚至导致对其他公民权利的剥夺。另外，现代社会中的权力一般并不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而是常常有合法的形式来源。这既保证了权力的权威性，又使权力不容易受到质疑，并受到社会的肯定。这一特点，也有可能使权力行使者打着权力合法性外衣滥用权力，公众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难以察觉和监督。

对权力的特点和矛盾的分析表明，反腐败斗争离不开对权力特性的深入研究，只有深刻洞察和全面把握权力运行的内在规律并加以运用，才能真正建立起权力制约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三、个体需要的无限膨胀是腐败产生的潜在因素

人在世界上首先面对的是要生存。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这就是说，人生存的第一要义首先是要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是由人的自然属性所内在决定的，是内在的必然性。肯定这一点，也就是要肯定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合理性。

当然，人之为人，其本质特点在于人的社会性。就人的需要种类而言，不仅有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要；不仅有个体需要，还有整体需要；不仅有生存需要，还有发展需要等。就需要的满足程度而言，当饥饿和寒冷侵袭时，吃饱穿暖是最迫切的生存需要；当吃穿问题解决后，享受需要又随之产生；在没有对比之前，对某种状态感到很满足，但在比较之后却对自己的状态不再满足等等。恰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已经达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使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人的需要的这种无限性，是人类发展的不竭动力，同时，它也是构成人类灾难和困惑的重要根源。

人的需要的社会性，还表现为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需要。甲的需要可能不同于乙的需要，个体的需要可能不同于集体、社会、国家的需要，甚至产生矛盾和对立。另外，人的需要的社会性还表现为满足需要的途径和社会评价上。社会一方面为人们实现各种需要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但同时也决定了人的需要的满足范围和限度，决定了人的需要满足的非随意性和非主观性。同时，个体需要的种类和程度还要受到社会评价的深刻影响。

可见，人的需要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社会性；既具有主观评价性，又具有社会评价性；既具有无限性，又具有有限性。因此，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构成人的需要的内在矛盾。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主体的需要远超出社会规定的合理限度，就属于膨胀的不合理的需要。对这种不合理需要的追求，往往会成为违法犯罪的动机。反常的、畸形的个体需要常常引发反社会行为。一些个体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不能有效抑制自身膨胀的需要，又不能通过合法途经和手段来满足，就很容易转化为贪污受贿的动机。

对个体需要的分析说明，社会一方面要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同时要加以引导，树立正确的需要观，减少人们产生膨胀需要的条件。

四、私人利益的贪婪追求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动力

利益是能实现和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和条件，或者说，利益是人们需要的社会转化，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的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主体需要。由于主体需要的多样性，利益的内容和形态也是多样的。有物质利益、精神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眼前利益、未来利益；现实利益、潜在利益；直接利益、间接利益等等。害处也是一种重要的利益，不过是一种负利益。不同的主体对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价值评价和排列次序。如大多数个体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倾向于选择眼前的物质利益，除非未来的利益足够大且能确定把握得住。

利益是需要的社会化。利益的实现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活动。个人的内在需要要得到满足，就必然获得社会的内容和规定性。人类的劳动和生产是人类实现利益的中介或手段。恰如马克思所说，“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创造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因此，特定主体的利益空间有多大，实现的方式如何，是由一定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具有客观制约性。

由于利益直接涉及主体内在需要与外在对象的关系，决定了利益本身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这种内在的矛盾就是主体的多种需求与社会规定性之间的对立统一。这一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利益主体自我实现的要求与社会实现途径之间的矛盾；利益形式的主观性与利益内容的客观性之间的矛盾；利益实现的目标性与手段性之间的矛盾；利益的具体有限性与利益发展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等等。对利益的贪婪追求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动力。人的需要是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人的利益追求也具有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个体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利益主体之间及不同利益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很好地对待利益矛盾，就容易采取不劳而获的方法去掠夺他人和社会的财富和利益，从而走向极端行为和违法犯罪。另外，现有的体制和机制若不能很好地达到一种利益均衡状态，也容易使一些人走向错误的道路。

政学合一:中国学术腐败的根源 篇3

学术腐败缘何能在批评声中迅速蔓延?舆论和良知的约束为什么几乎总是失效?答案很简单:近年来反学术腐败的行动大都停留在治标的层面,造就学术腐败的根源并未被触及;治标不治本,学术腐败自然难以消除。

如果说学术腐败是标,那么,何为隐藏在其后的“本”呢?显然是体制。近年来学术界的反腐行动之所以成效甚微,就是因为它未能触动造就它的体制性因素。被批评的仅仅是涉嫌学术腐败的个人,而非其背后的体制性力量。反腐者即使树立起了良知、正义、公平的大旗,这种停留在个案层面的行动也会被公众理解为寻找倒霉蛋的游戏。有的腐败者被揭发和惩罚,非但不能激起公众的普遍义愤,反倒会引动人们的同情之心:学术腐败现象比比皆是,为什么偏偏抓住他不放?难道其中另有背景,涉及争权夺利乃至打击报复等内幕?即使没有公众猜想的阴谋,打假者也不是在专挑软柿子捏吗?由于上述逻辑,治标不治本的学术反腐行动最终强化了有利于学术腐败的社会心理:公众常常最终将被揭发、批评、惩处者当作某些诡秘游戏的牺牲品;甚至,被揭发、批评、惩处者本人也会心怀委屈(为何单单咬住我?)、哀怨(命苦的我缺乏更高权力主体的保护)、愤懑(背后必有阴谋!)。

那么,造就学术腐败的体制性因素究竟是什么?答曰:政学合一。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学术界处于行政和学术相对分离的状态:大多数管理者不从事学术研究,专事学术研究者基本上不负责学术管理工作。到了九十年代,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被全面颠覆,大批学术人开始登上管理者之位。懂学术者从事学术管理,原本被认为是顺应学术规律的大好事,随之而来的应该是学术的春天。可是,令大多数人始料不及的现象出现了:随着政学合一,权力开始直接掌控和统摄学术;由于学术无法反过来制约权力,中国学术界逐渐蜕变为中国行政界,学术体系与权力体系完全同构化了;那些同时拥有行政职务和学术名号的人,几乎完全占据了学术资源;权力的等级性决定了这种掌控的等级性,与之相应的是学术体系的等级化;行政职务与学术地位之间形成了严格的对应关系,处于权力塔尖的学者也高踞于学术的塔尖;外行人要知道某个学者的学术地位,无需看其学术成果,只需看其行政职务即可;无论是行政会议,还是学术研讨,人们都会自觉地以行政职务为尺度排座位、定名次、分资源;那些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学人,往往在任何场合都卑微地屈居末席,被迫在他人的目光中扮演失败者的角色。正因为如此,中国学者总是在名片最显眼的位置上标出自己的行政职务(实际和或虚构的),提示他人注意自己在行政-学术体系中的地位。政学合一令人们无法区别学界和政界、学术和权术、学人和官员,使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性日益淡化。

行政权力对于学术的全面掌控衍生出一个荒谬的现象:决定学者地位的并非是其学术水平,而是其所掌控的行政-学术权力。这本身就是学术不公。处于中国行政版图中心和其他重要位置、拥有较高职务、掌控较多学术资源的学者,无论成果多少,都在学术坐标系中占据显要的位置,可以比较容易地拥有最多的学术基金、获得最高奖项、在最重要的国内刊物发表文章。近年来,许多学术评审早已将权力的价码公开化了:几乎所有的评审表都要求申请者填写自己的职务,甚至将职务细化为厅级、副厅级、处级、副处级、科级等;其潜台词是什么,智力正常的人都能领会到。其结果如何呢?据统计,教育部评出的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一百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这种情况在课题申请、科研评奖、人才筛选中等学术活动中也经常出现。为了考察国内重要的人文课题基金最终花落谁家,有人曾经研究过申请成功者的身份,发现其中大部分是有行政职务者。然而,人不是神,其精力总是有限的;越是拥有高级别行政职务者,就越难抽出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和日常教学,越不适合承担重要的学术课题。他们游刃于庞大的权力网络中,既要频繁地开会和交际,又要应付繁杂的行政事务,自然无暇顾及学术。这些双栖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占有学术资源,却无法将资源转化为成果,因此,或者占用别人成果,或者粗制滥造,乃是他们完成学术计划的必由之路。凡是了解学术界内情的人,都会知道这个秘密。不过,由于权力的魔法,他们很少成为批评的对象,而几乎总是被赞美、恭维、奉承,被国家级期刊、大众传媒、学术评奖委员会所青睐。面对他们,地位低者常常要用热烈的语言将之描述为学术巨人乃至学术昆仑。在如此行事时,他们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在支撑学术腐败产生的机制,是在赞美腐败者和腐败本身。在这样的语境中,少数腐败业绩突出者被揭发、谴责、惩处,自然会给公众以“不公”的感觉。

当然,批评别人不意味着证明自己公正。身为学术人,我时常在学术腐败现象面前感到无力:同构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编织出笼罩着学术界的巨网,无人可以独立于其外,只能服从和再生产造就学术腐败的机制,争取在权力阶梯中占据有利的位置,因此,政学合一的体制造就出学术界人人向权、媚权、畏权的心态。掌握了权力,才会升格为他人眼中的成功者,最大限度地占有学术资源。已经有了权力的学者渴望获得更大的权力,无权无势者则在想象中模仿各个层次的权力主体。对于许多处于底层的学术人来说,想象成为权力主体的威严和利益,模仿他们的言行(包括腐败),乃是能带来无限快乐的内心实践。现实中的权力秩序固然难以改变,但隐秘的模仿却属于自由的领域。经过无数次想象中的操练,无权势者也掌握了腐败的技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我们?)就会亲自品尝腐败的快感,享受腐败带来的利益。不幸的是,无权无势者的不端行为最容易被揭发、痛击、严惩,最容易被用来展示反腐败的决心和成果。近年来,受到惩处者大多是底层学者。他们之所以被惩处,不是由于其行为过于恶劣,而是因为游戏法则和偶然性的捉弄使其行为浮出了海面。如此而已,遑论其他?

腐败的人性根源 篇4

商品经济制度对“传统道德之堤”的穿凿和破坏, 对人性自私的放任和纵容,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商品经济制度容许和鼓励人们隐瞒成本、虚高报价, 以高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通过不等价交换掠夺他人劳动成果

人性自私会促使人们不诚信待人、不公平待人、不平等待人。为避免这种现象发生, 传统道德要求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都要诚信待人、公平待人、平等待人。它不仅提倡爱人如己, 更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它反对一切以损人利己为目的的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然而, 商品经济制度对此并不完全坚持。商品经济制度尽管在有关商品的质量、数量、性能、规格、使用方法、有效期限等一系列问题上反对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但是它不反对在商品交换过程中隐瞒成本、虚高报价, 不反对以高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它容许发生不等价交换, 它甚至鼓励商家最大限度地从消费者身上赚取利润差价, 实施财富掠夺。让我们想一想,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制度呢?无疑, 这显然是一种对人性自私网开一面的制度, 是一种对人性自私放任纵容的制度。

那么, 商品经济制度为什么要对人性自私网开一面、放任纵容呢?为的是激发和利诱人的私欲和贪欲, 调动人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积极性。以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相信:在一定限度内, 自私比无私更能促进商业繁荣, 激励人们自私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它不仅可以使自私者富裕, 同时还能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公益。商品经济制度容许商家隐瞒成本、虚高报价, 进行不等价交换, 追求利润差价, 有利于激发人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积极性, 有利于快速实现商业繁荣。

商品经济制度为了进一步募集资金, 它还广泛设立各种彩票、股票、期货、证券交易场所, 容许人们利用市场行情变化和市场差价机会, 借机买空卖空、投机倒把、巧取豪夺、不劳而获, 并美其名曰“商业炒作”, 其实质不过是“聚众赌博”。这些做法无疑是对人性自私更进一步的放任纵容。

二、商品经济制度鼓励和迫使每一个人在经济生活中互不相让、互相对抗、弱肉强食、优胜劣汰

人性自私的一个自然结果是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为了对人性自私给予强有力的遏制, 传统道德教导人们要相互礼让、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安危济困、救死扶伤。它反对以大欺小、恃强凌弱, 它禁止唯利是图、不择手段, 它痛斥见死不救、落井下石, 它倡导舍己救人、无私奉献。传统道德认为, 人应当有仁爱之心, 人绝不应当像动物一样过一种弱肉强食的野蛮生活。

商品经济制度的态度则相反。商品经济制度认为, 互谅互让不应当适用于经济生活。唯有鼓励竞争, 才能激发人的内在潜能, 才能强有力地提高生产效率。在经济生活中, 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 是一个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因而, 唯利是图无可厚非。任何人都没有义务也不应当舍己救人、无私奉献。相反, 为了保全自我, 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而互不相让、互相对抗、弱肉强食、优胜劣汰, 是自然规律和当然权利。处于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都应当而且必须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只有这样, 才能最大限度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商品经济制度不仅鼓励而且迫使每一个人参与市场竞争。它把商场变成战场, 它要求每一个人, 无论是交易双方还是合作伙伴, 无论是骨肉亲情还是萍水相逢, 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 都可以而且应当站在相互对立的立场上, 运用法律所允许的一切可能的经济手段, 相互对抗、相互斗争、相互利用、相互搏杀。商品经济制度反对杀人越货, 但不反对利用商业游戏规则侵吞他人财产。它禁止使用武力报复, 但不禁止利用经济手段让人血本无归、家破人亡。商品经济制度不讲亲情、不讲友情、不讲爱情、不讲同情, 总而言之不讲任何感情, 只讲利益竞争。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 我们不得不说, 商品经济制度是一种推崇利己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恶制度, 它与传统道德仁爱至上精神水火不容, 但是却为人性自私的天性提供广阔舞台。

权力是腐败的根源辩论总结呈词 篇5

第一个是想腐败就是腐败。

对方辩友不断强调腐败的根源在于人性对金钱的贪欲，从反证法的思路分析，对金钱有欲望就会产生腐败，并且这种欲望起决定性作用。那么，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应该在腐败，并且是同等程度的腐败，因为有人就有贪欲，每个人都对金钱有欲望，那么，腐败岂不是要跟贪欲一样伴随整个人类？ 事实证明，通过辛勤劳动满足金钱欲望的农民，不是腐败；通过守法奉公满足金钱欲望的商人，不是腐败；通过埋头苦干满足金钱欲望的工人，也不是腐败。我们辩论腐败之根源就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难道对方辩友提出的建议就是杀人性灭人欲嘛？

第二个社会现象是想腐败就能腐败。

对方辩友不断否定权利的决定作用，强调金钱是腐败的根源，却始终无法举出，没有权利单纯靠金钱就腐败的例子。这就好比一个流浪街头、饥寒交迫的乞丐，他想腐败就可以腐败；一个无权无势、身无分文的百姓，他想腐败就可以腐败，甚至是一个神志不清、满口胡话的精神病人，他想腐败就可以腐败。

所以，金钱不是腐败产生的根源，因为它不具有“源”的特性，它本身既不自觉也没有目的性。相反，作为一般等价物，它是社会财富的象征，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口袋里的钱多了，银行里的存款多了，能说这些钱是腐败的根源吗？

了解腐败的现象后再次细化腐败的内容，腐败应该是违法与犯罪的总称，是渎职与谋私的结合，是作为与不作为的双向，是贪污受贿、失职渎职、官僚腐化等行为的集合，而这些行为的产生是因为权力失去制约，我方不否认金钱对腐败的产生有一定诱发作用，但是，不能说有作用就是根源啊。

17世纪初英国宫廷腐败根源探析 篇6

关键词：英国；宫廷；财政制度

中图分类号：K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3－0092－03

在近代初期，宫廷在英国政治国家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宫廷生活不仅仅是王室贵族的个人生活喜好，而且关乎社稷安危。所不幸的是，17世纪初的英国宫廷在时人看来，“散发着贿赂、嫉恨和腐败之气息”，斯图亚特朝的宫廷已经无法同伊丽莎白女王朝同日而语，其威信一落千丈，“宫廷”一词成为腐败的同义语。

过去我们在研究近代初期的英国社会和历史时，往往偏重对宫廷腐败行为的揭露，忽视了对滋生腐败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探究，我们曾片面强调宫廷贵族的贪婪、享乐本性以及奢侈糜烂的生活对宫廷腐败行为产生的直接影响，而忽略了制度性缺陷在宫廷腐败行为中的责任。本文认为，除了人为的因素之外，宫廷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上的缺陷使然，并且这种制度上的缺陷才是宫廷腐败的最重要根源。腐败本身涵盖的领域是非常宽泛的，限于篇幅，本文主要探讨宫廷经济腐败行为的制度性根源。

17世纪初，伦敦成为英国的经济中心和消费中心。在伦敦西区出现了以宫廷为中心、以大贵族豪宅为卫星官邸的巨大消费社会，以往稀有的奢侈品如丝袜、花边领、威尼斯的玻璃、手表和四轮大马车此时在英国已随处可见，满足上流社会社交需要的专卖店出售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与宫廷贵族生活方式日趋奢华相对照的是。英国贫穷人口却普遍增加，社会两极分化日益明显。因此，以宫廷为首的上流社会的奢侈、摆阔和攀比之风激起世人的强烈不满。众多的知识分子对英国的社会发展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过度的繁荣将导致社会腐化甚至社会崩溃，“盛宴和奢华的服饰是社会病态的标志”，奢侈和摆阔则是英国鼎盛即将结束的先兆。他们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宫廷，因为宫廷作为上流社会风尚的中心，在此时却极尽搜刮之能事。这些知识分子把当时宫廷同古典文化中宣扬的荒淫无度、狂妄自大的罗马暴君尼禄、台比留、卡利古拉的统治相提并论，措辞激烈、讽刺宫廷奢侈腐败的小册子和文学作品风行英伦大地。那么导致宫廷横征暴敛等经济丑闻的制度性因素何在呢?

一

造成近代早期英国宫廷经济腐败行为的制度性因素在于财政税收体制的严重滞后。这种财政体制出现于14世纪，历经3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未作大的变革。到17世纪初，英国的公共财政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政府的开支仍然由王室来承担，但王室收入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不堪日益增加的开支重负。

17世纪的英国，仍然盛行封建财政学和财政体制，王室政府的开支被看作是国王的个人事务，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开支由王室承担，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国王才可以在议会的同意下征税。

英国王室收入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分成正常收入和特别收入。正常收入主要包括从国王土地、王室法庭、封建税比如监护税和批准专卖权中的所得以及关税收入。王室土地是政府的传统收入来源，但由于经营不善以及货币贬值，王室土地上的收入锐减，由16世纪30年代的200000镑下降到1619年的72000镑，到17世纪30年代，王室土地收入还不到10000镑。另外，国王为了赢得贵族的支持，常常以封赐土地换取他们的忠诚，由此导致王室土地日益减少。尽管宫廷大臣索尔兹伯里为扭转这种局面曾一度提高王室土地租金(比如林肯郡的凯奇庄园的地租由每年的29镑提高到230镑)，以及增加监护法庭收入(王室法庭上的收入从1603年到1613年增加了91％)，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宫廷开支的需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宫廷财政窘迫的状况。1612年，索尔兹伯里去世时，国王的债务已达到500000镑，宫廷财政赤字达到160000镑。

特别收入指议会批准国王征收的税和各种形式的借款。议会批准的税收包括议会补助金、十五分之一税和十分之一税。这些税的税率主要由地方官掌握的土地和财产情况而定。由于负责估定税率的地方官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亲朋好友谋利，因此在税率估定过程中，偷税、漏税等舞弊现象司空见惯，致使王室政府从议会批准的税收中获得的收入越来越少。议会补助金从伊丽莎白中期的130000镑下降到1621年时的70000镑，到1628年仅为55000镑。苏塞克斯的一位治安法官曾满腹怨言地说，“富人的税率常常被大大地低估”，在该郡，70个大乡绅平均交纳的议会补助金额由1540年代的6l镑下降到1620年代的14镑。特别收入还包括非经议会批准的税收。如国王依靠王权，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王国人民利益的名义征收的各种形式的借款等。比如查理征收的强制借款、恩税和船钱等等，但是未经议会批准的特别收入常常被谴责侵犯了人民的财产权，从而被作为宫廷经济腐败行为而遭到抨击和抵制。

这样，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在经历了近100年的通货膨胀后。宫廷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落后于物价增长的速度，致使其实际价值大大下降，女王统治末期，王室年收入330000镑，是1510年的两倍，而同期物价却上涨了5倍多。在宫廷收入实际价值下降的同时，宫廷开支却因物价上涨而急剧膨胀。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每年的王室政府开支是300000镑，到1614年，詹姆士王室政府的开支迅速上升到522000镑。在和平时期，王室政府的收入已经很难维持正常的政府开支，遇有战争，王室政府的财政窘境就更加突出了，因为战略物资价格上涨的速度更快。早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最后四年中，战争给宫廷财政带来的压力就已经明显暴露出来了。女王虽然在1593年得到三项议会补助金和六项十分之一税，1601年又得到四项补助金和八项十分之一税，同以前相比，议会拨款数额巨大是史无前例的，但由于通货膨胀，议会补助金的实际价值明显下降。无法满足一百万镑的战争开支，女王被迫出售王室土地来筹措战款，结果她还是留下了至少400000镑的债务。

近代初期英国财政税收体制的缺陷还在于，未能根据物价的上涨和王室政府的实际支出的需要调整税收政策。以关税为例，《税收册》是交纳进口税的依据，它根据进口货物的价值制定税率，在通货膨胀时期，要保证关税的实际价值不变甚至有所提高，就必须不断地修改关税税率。但是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税收册》从1558年后再也没有修订过。与同期的法国和西班牙相比，英国国王在税收政策上的权力要有限得多。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在增加税收时，基本不受其它政治力量

的牵制，他们能够根据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战争的需要调整税收政策。而在英国，王国的法律和习惯法阻止王室政府增加税目和提高税率的做法，比如都铎时期，君主征收过附加关税，但是国王对某些进口货物征收附加关税的权力始终没有确立下来。早期斯图亚特时期，财政税收政策未能及时调整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伊丽莎白女王在财政问题上的因循保守。最明显的是。与同期的欧洲大国相比，英国的税率几乎是最低的，但是女王却没有及时地进行改革，她对付政府开支上涨的策略不是提高税率，增加王室收入，而是严格控制政府开支，这样就使王室政府财政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以致积重难返。

二

面对财政困难，宫廷大臣曾经进行财政改革，既实施过传统的改革措施，也提出了激进的财政改革方案，但是这些都遭到了失败。

詹姆士入主英国后，宫廷便很快陷入财政困难，其表现是宫廷债务直线上升。1603年宫廷债务是422000镑，到1606年迅速上涨到816000镑，1618年则上升为900000镑。君主和大臣认识到财政体制是造成宫廷财政窘迫的根源，为此，宫廷大臣曾采取了传统的财政改革措施，即开源节流，一方面削减宫廷开支，另一方面增加王室收入。

财政大臣索尔兹伯里曾经试图通过削减王室支出以解决王室财政窘境。但是，因贵族的激烈抵制，致使通过削减宫廷开支的办法很快就行不通了。宫廷贵族是国王恩赐的主要受益者，对贵族的提拔和赏赐是安邦治国之大计。尤其在17世纪初更是如此。这是因为詹姆士作为来自苏格兰的异国君主，为扩大统治的基础，在登上英国王位后，曾对来自苏格兰的旧部和英格兰的贵族进行慷慨赏赐，财政大臣索尔兹伯里曾坦言，“国王出手大方……每天都像过圣诞节”。詹姆士统治英格兰后的前三年，赏赐给大臣价值68000镑的礼物，30000镑年金；到1610年，他每年赏给王室臣仆的小费和年金就达到80000镑，比伊丽莎白女王每年的宫廷日常开支还多50000镑。随着赏赐的日益增加。宫廷财政赤字和宫廷债务直线上升，1606－1610年，宫廷日常开支的赤字是334000镑，到1613年，宫廷债务达到500000镑。

国王慷慨赏赐之风不仅造成宫廷财政困难，而且还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约克主教赫顿在1604年10月10日致信塞西尔时，曾忧心忡忡地说，“臣民担心，陛下的慷慨赏赐会耗尽王国的财富，给王国带来灾难。”时任财政大臣的索尔兹伯里力谏国王减少对贵族的赏赐，詹姆士于1608年签署《馈赠手册》，限制国王对贵族赏赐的礼物范围，除低级官僚和王室园林看管人等重犯被没收的财产可以赏赐之外，王室土地、关税、附加关税和专卖权则一律不在赏赐之列。索尔兹伯里死后，在减少王室支出方面进行积极尝试的宫廷大臣当数克兰菲尔德。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克兰菲尔德在宫廷财政改革中充分发挥商人出身的优势，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对宫廷存在的铺张浪费和中饱私囊现象进行抑制。他事必躬亲，深入到宫廷各部，堵塞财政漏洞。在1617年对宫廷购进的食品质量和数量的检查中，曾查处企图私吞132头牛和1248只羊的宫廷官员。他还对宫廷膳食进行改革，制止宫廷宴会中的摆阔现象，把以往廷宴后扔掉的鱼、酒瓶、水壶等卖掉，从而增加了宫廷收入。克兰菲尔德的改革初见成效。1616年到1622年间。王室开支减少了22％。他还对侍寝部进行改革，裁减闲散冗官，并实行了新的账目制度。1619年，他重新颁布《赏赐手册》，限制国王赏赐年金的数额，并于1621年奏请国王立即停止年金发放，同时规定所有的专卖权必须经过国王本人审查才能生效，翌年，詹姆士承诺，未经王室司库和大法官的允许，不准把土地、年金和补助金等等赏赐给大臣。克兰菲尔德限制国王赏赐的做法，损害了贵族的既得利益，势必引起贵族的记恨和排挤。改革最终归于失败。1621－1624年，宫廷仅在年金上的开支就增加了22％。

以往，开掘财源、增加王室收入也是解决王室财政问题的传统办法，但同减少王室开支一样，这也遇到了巨大困难。由于王室收入的锐减和长期的财政赤字，某些宫廷贵族得不到国王赏赐的年金，但是贵族是君主制的主要社会基础，为赢得他们的支持。国王就把宫廷的一些经济特权转让给他们，这些经济特权包括承包王室土地税和关税、享有出口免税权、低价购买骑士土地的监护权和专卖权。其中获利较大的经济特权就是承包关税。在17世纪初期，一些宫廷显宦从国王那里获得承包某项进出口商品的关税权，比如塞西尔获得征收进出口丝、缎关税的权利，此后又把这种权利以每年1333镑的价钱转让给一个商人财团，1612年，他把承包额提高到7000镑，从中得到巨大利益。另外，一些没有获得关税权的廷臣也以其它方式享有某些经济特权，比如在1604－1605年，菲利普、蒙哥马利伯爵、詹姆士·海、阿盖尔伯爵获得向外国毛料商征收进出口关税的权利。贵族从经济特权中获得巨大利益，这是以牺牲国王的收入为代价的，宫廷每年损失8602镑。

从以上可以看出，传统的解决宫廷财政困难的办法收效甚微。传统的财政改革的失败表明，只有突破封建财政学的观念和财政体制的桎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宫廷财政问题。但不幸的是，宫廷的经济腐败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堕落的宫廷形象，损害了王室的道德形象，因而彻底改革中世纪财政体制的计划遭到以乡绅为主体的下院的抵制，下院议员西摩在1625年议会中慷慨陈词，“议会给国王的补助金，连同特权收入、恩税和专卖权所得，其数额是巨大的，但不幸的是这一大笔钱都装进了个别人的腰包。”索尔兹伯里的财政改革计划是早期斯图亚特时期最激进的一次财政改革，这次改革的失败使早期斯图亚特王室财政体制错过了进行改革的最好时机。

三

从以上可以看出，财政制度上的缺陷是造成宫廷财政窘境的根源，财政困难是迫使宫廷寻求增加宫廷收入的一切可能手段，从而引发宫廷经济腐败行为的最根本因素。詹姆士曾经不顾议会中乡绅和商人的激烈反对而对进口商品征收额外关税，附加关税仅在1608年就给国王带来70000镑的收入，到1621年，关税收入是王室土地收入的3倍。专卖权也被宫廷视为增加收入的捷径。宫廷把某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权进行抛售。从而使部分贵族得到专卖权，从而获得了对新兴工业的控制权。比如1612年，索尔兹伯里伯爵每年从对银工业的专卖权中获得7000镑，萨克福伯爵从葡萄酒的专卖权中获得5000镑，北安普顿伯爵从淀粉专卖权中获得4500镑。出售爵位也成为增加宫廷财富的重要渠道被开掘。詹姆士将骑士爵秩标价出售，及至1615年，各类爵位尤其是新设的从男爵爵位都被成批地抛入市场。从卖官鬻爵中获利最多的自然是宠臣白金汉公爵。据劳伦斯-斯通估算，从1605－1629年间斯图亚特王朝及以白金汉公爵为代表的朝臣们从出售爵秩中共获得了620000英镑的收益。

贵族的生活方式和宫廷的经济行为与当时人文主义的伦理观念和清教节俭的思想发生了碰撞，聚集在维斯敏斯特宫的乡绅议员，由于其政务活动主要局限在地方，对王室政府财政的收支和管理情况不甚了解，他们看到的只是宫廷的奢华生活，以及宫廷开支的直线上升，加之人文主义者对宫廷腐败的渲染，这样财政体制上的问题被掩盖了，把宫廷经济腐败的责任推到宫廷生活的奢侈和浪费上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通过对17世纪初英国宫廷腐败根源的追溯自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若要根除宫廷腐败，根本变革宫廷财政体制是唯一的选择。这个结论对于世界各国的反腐对策也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