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中的腐败

反贪中的腐败（精选4篇）

反贪中的腐败 篇1

手机做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根据工信部数据统计, 截至2014年5月底, 我国持有移动电话的人数已达12.56亿人, 相当于我国90.8%的人都在使用手机。反贪部门面对的是智能型犯罪, 对象智商高、有地位、交际广, 手机对这些人员必不可少, 甚至一人持有多部手机。如果能够在案件中将手机话单利用好、分析好, 对搜寻线索、确定目标、找准突破口、抓捕嫌疑人将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手机话单在反贪业务实战中的应用:

一、分析手机话单的作用

手机话单以年月日分秒为单位, 精确记录了相关数据。不仅仅是看到的一堆堆数字, 实际上它是由一堆堆数字组成的某一个人活动信息的真实记录, 是一个电子的日志本。通过分析手机话单, 会有很多重要发现:

1.通过话单了解嫌疑人 (或调查对象, 下同) 的性格特征、兴趣嗜好、职业特点等。比如嫌疑人朋友圈、性格特点, 这从其话单的通话量分析, 基本上可以解读出来, 电话联系多, 从侧面也可以说明该人性格较外向、交际广。在通话对象的身份明确后, 通过其交往对象的职业特点、家庭背景等, 能够判断出嫌疑人所接触的都是些什么人, 从侧面可以印证嫌疑人的交往人员、职业特点、兴趣爱好等。这些信息对预审会起到较大辅助作用。

2.通过对话单中嫌疑人与通话对象通话次数、通话时间的分析, 了解判断嫌疑人是否有情人。这些通过对话单排序即可得出结论, 根据日常判断, 能排在通话量前几位的不外乎是配偶、子女、父母、单位领导或同事、亲朋好友 (关系较为密切的) 。在对话单进行排序后得出的结果是某人不是上述顺序中的人员, 但排序超过该几类人员或与之持平, 那么是情人、情夫或情妇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强了。当然这种结论是相对的, 要根据嫌疑人的工作性质等灵活掌握、灵活分析。在办案实践中, 有少数嫌疑人都是通过情人收取贿赂的, 如果能通过话单找出其情人对突破案件十分有用。比如检察机关在办理某局长李某受贿案时了解到, 李某某可能有情人, 但其情人是谁, 通过外调一直未能准确掌握。后通过分析李某的话单, 发现李某与张某通话量、通话次数均超过了李某的妻子、女儿, 特别是下班时间、夜间通话较多。通过获取张某的身份信息, 结合外调的情况, 证实张某就是李某的情人, 李某收受的部分贿赂确实是通过张某进行的。

3.通过话单分析获取可能的行贿人。这种结论主要是通过对特定节假日、特定日期的话单分析来判定。春节、中秋节这两个传统节日及嫌疑人或子女生日、婚丧嫁娶等特定日期是嫌疑人最容易收受贿赂的高峰时期。阖家团圆的节日与特定日期成为行贿人借口看望、表达心意的最好借口, 嫌疑人受贿自我感觉心安理得。分析这些特定节日、特定日期时, 一定要特别注意在节日前、特定日期前与嫌疑人电话联系、短信联系的人 (办案中发现有些人行贿的时间提前一个月甚至更加久远) , 这些人有一部分可能会是行贿人。比如检察机关在办理某副处级领导王某受贿、贪污案时发现, 根据举报及前期初查所掌握的情况, 其在春节、中秋节期间大肆受贿, 但具体行贿人只掌握了两个人, 后来从话单入手, 通过分析, 发现掌握的这两个人在春节前曾经与王某有过短暂的通话, 并且还有几个人也有短暂通话, 且都是被叫, 没有主叫, 时间都是在晚上, 基站位置、小区ID位置为其家附近, 分析认为, 可能是行贿人当时应该就在嫌疑人家附近, 打电话短的原因应该是在确认受贿人是否在家或叫门。经对上述人员进行分析, 确定与王某有职务关系后, 以此为突破口, 迅速通知部分与王某有短暂通话人员, 最终印证了侦查人员的判断, 使案件取得重大突破。

4.通过话单掌握嫌疑人或其情人的固定居所, 从中发现其本人或情人的房产信息。大部分嫌疑人都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 不将房产办理在自已的名下, 通过传统的查询很难发现嫌疑人真实的房产情况。只要精准分析手机话单, 从中发现嫌疑人房产情况并不太难。要做的就是重点分析基站代码、小区ID这两个信息。基站代码、小区ID是用户在接、打电话时的位置信息, 一个基站代码对应一个区域、一个小区ID则将通话地点固定在该区域特定的位置上。嫌疑人有其它房产或让情人居住的话, 会定期或不定期的居住或探望, 嫌疑人在该地点自然有通话, 通过对话单的综合比对, 特别是比对特定时间 (如星期六、星期日) , 比对所处的基站代码、小区ID是否相同, 这部分房产应该能够被发现的。

5.通过话单分析嫌疑人的轨迹信息, 准确定位, 抓捕嫌疑人。一是通过多话单分析, 找出嫌疑人真正使用的手机号码。部分嫌疑人相当狡猾, 特别是在逃跑过程中, 会频繁更换手机号码, 要想在众多手机号码中找到其真正使用的手机号码, 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当然, 只要方法得当, 完全可以找得出来。可以在话单中筛选三到五名重要关系人 (也可以更多, 实践中要灵活掌握) 。确定嫌疑人最后一部手机号码的停机时间或弃用时间, 然后调取筛选的几名重要关系人的手机话单, 将嫌疑人停机前后几名重要关系人通话情况进行碰撞, 或从中找共同关系人, 或分析特定时段重要关系人的通话情况、通话对象, 只要细心, 从中是能发现嫌疑人使用的新号码或其真正使用的手机号码的。二是通过多话单分析碰撞, 确定嫌疑人是否串供、建立攻守同盟。部分嫌疑人在得知被查后, 往往与相关人员一起商量对策, 找出嫌疑人这方面的破绽, 对打破其谎言比较有利。要结合外调, 确定与案件有关的重要关系人, 调取嫌疑人、重要关系人的话单, 对在案发后特定时间, 嫌疑人、重要关系人的基站位置信息进行碰撞比对, 就有可能发现双方是否有串供、建立攻守同盟等行为。三是通过多话单共同分析比对, 确定案件的主要突破对象。该方法主要应用于查办窝案。如果掌握了多名嫌疑人, 有可能行贿人为同一人或共同的几个人, 但具体的行贿人还不明朗。则可以调取多名嫌疑人的话单, 从中发现共同关系人或特定时段出现的人员, 再综合分析, 确定行贿人。或者掌握了一名行贿人, 从其话单中确定可能的行贿对象, 然后将这些疑似行贿对象的话单全部调出, 再从中比对这些疑似行贿对象的共同关系人或特定日期的联系人, 可以从中掌握更多的行贿人。这些方法在实战中需要紧密结合外调情况进行, 仅通过技术分析不结合外调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准确或有疏漏。

二、目前手机话单调取分析中存在的问题

1.只能调取最近六个月的手机话单。实践中查处的大部分案件, 案发的持续性时间较长, 大多都发于调取话单前几年甚至更早时间。仅通过调取近六个月的话单想从中发现时间较久的案件线索比较困难。

2.短信内容无法调取。短信内容非常关键, 有些短信内容直接记载案件内容, 有时一条短信就能突破案件。在办案实践中, 往往有从控制手机中提取短信内容, 从而直接突破嫌疑人的例子。但目前查询到的手机话单上只能显示短信的发送方、发送时间, 最为关键的短信内容, 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 目前还无法有效调取。

3.市场上可供选择的反贪业务方面的专用手机话单分析软件尚未开发出来。目前开发出来的很多手机话单分析软件大多是公安、检察等机关共同使用的综合性分析软件, 办案实践中, 由于公安机关管辖案件与反贪部门侦办案件性质不同、使用目的不同, 使用相同的分析软件, 分析效果、分析质量往往无法满足办案要求。

三、话单分析展望与建议

1.应将调取手机话单的权限下放至县级以上移动运营部门, 并解决调取不到短信内容的问题。目前调取话单只能通过地市级及以上移动运营商, 调取的速度过慢, 影响了办案效率。希望能与相关部门协调, 下放权限, 解决调取速度慢、调取不到短信内容的问题。

2.应当组织反贪业务能手 (特别是话单分析方面) 与计算机方面的专业人才共同开发检察机关自已的专业话单分析软件。目前检察机关办案所依赖的话单分析软件仍然是靠市场渠道购买的产品, 如果没有自主的核心技术, 势必会对侦办案件带来潜在不安全隐患。组织相关专业人员, 强强联手, 设计出一款立足检察实际、贴近侦查实战的手机话单分析软件, 服务检察机关查办案件。

3.建议建立检察机关自已的大情报信息系统, 将其做大做强, 服务实战。公安机关已在数年前建立了自已的大情报信息系统, 近年来, 公安机关信息化应用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利用作息化破获的案件数不胜数。建议借鉴公安机关的先进经验, 建立检察机关自已的大情报信息系统。此系统可依托目前正在建设的大要案指挥中心信息系统, 同时与检察业务统一应用平台实现对接, 还可以与公安大情报信息数据库实现信息共享。各级检察机关各办案部门所办理的案件信息及相关部门信息、社会信息等, 都应及时录入情报系统, 并建立相应的信息采集与使用机制。大情报信息系统一旦建立起来, 必将改变目前案件初查大多依靠人力的不利局面, 将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同时, 以大情报信息系统为支撑的话单分析软件, 应用起来也将更加高效便捷。试想, 将某人、某几人的话单导入分析系统, 交往对象的职业、联系方式、家庭地址、前科情况、经商情况、婚姻情况等一一立体呈现在检察人员面前, 以此为基础再进行综合分析, 必将给检察机关办案模式带来革命性变革。

摘要：随着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 手机成了生活必备的通讯工具, 手机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成了我们通讯的主要工具。手机给我们检察机关破案带来了捷径, 犯罪分子利用手机进行联络, 此时手机就会留下犯罪“现场”的痕迹, 利用手机话单分析, 可以初步还原犯罪, 为破案提供线索。

关键词：检察机关,反贪,话单,手机

参考文献

[1]斯进.分析信息碰撞技战法的应用研究[J].技术研究, 2011年第07期.

[2]黄晨.手机话单分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警察技术, 2013年02期.

反贪中的腐败 篇2

求人不如求己，怎么有效地防范和查处腐败呢？政府职能的转换则是核心问题，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才是根本途径。权力滋生腐败，要想完全制约腐败，是不可能的。但制约权力，让权力的使用公开公正公平，透明化，受全民监督，就会根本性的遏制腐败的蔓延。我们的政府机构设置了很多反腐败部门，有纪委、检察院反贪局等，但是比较尴尬的是同级地方并不能实行有效管理。地方纪委管不了一把手甚至二把手，检察院也归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如何管上级？要想让反腐败机构完全发挥作用，机构改革势在必行。湖南郴州市委书记、纪委书记、市长组织部长等150多名官员的集体贪污案，就说明了现行监督体制的弊病。那个不愿意回国的温州区长，为什么直到出国了才开始查呢？如果纪委和检察院反贪局合并成为国家调查局，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考核选拔优秀干部任职，把地方的管辖权收回，接受全民的举报和监督。这样，贪官们会有一怕，因为贪污者的头上有了一把利剑。

完善制度是反腐败战役得胜的根本性保障，官员财产和政府帐目的审计，要彻底和完全，更要常态化。等人家跑了再去抓，得先问问自己原来为什么不查或者是为什么没查到!面对体制的漏洞，不能不亡羊补牢。对于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举行民主决策方式来决定，还要让人民监督执行。比如，拆迁问题，土地使用权转让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火车票实名制问题，能源问题，通讯资费问题，行政收费问题，供暖问题等等。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推进，会大大减少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因为当事人有了决策和监督权。就环境污染这一事例来说，2005年就有5.1万起群体性冲突事件。癌症村的增加让处在高耗能高污染工厂周边的人们时刻恐惧于自己的健康和生命，而地方政府要的是经济增长的政绩和税收补充开支。如果制度跟进迅速，民主决策，对执行者该查的查，该审计的审计，让权钱交易，非法征地等彻底曝光在人民的监督之下，贪污腐败就会受到根本性的遏制。

打击内部关系网也是抑制贪污腐败的途径之一，特别是县乡村三级，严密而又固定的关系网，水泼不进，针扎不进。比如，新毕业的大学生即便校门再高，不表示表示也不一定能进县里的某个局任职，也要被挂起，而对应的则是关系网中的内部子弟亲戚可以自由选择。于是公平得不到推崇而贿赂盛行，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很多村支书和村主任可以代行村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先斩后奏甚至斩了也不奏，而村民为了求他们办事反倒要陪笑脸还要送礼。县乡村三级政府的合谋如果是谋取私利，官官相护，那是非常可怕的，这关乎9亿农民。打破关系网也就撤掉了保护伞，让贪污分子单兵作战，其‘威力’便会发生本质性变化。17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到2020年实现人大代表基层选举化，是不是会有所改观呢？ 对于基层的民主，必须发扬并制度保障。但是，选举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才是民主的实质。无论是任命还是选举得来的权力，只要不受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制约，那就制不住贪污腐败。基层涉及民生的政策让老百姓自己决定并监督执行，贪污的难度就会加大很多，何况众目睽睽下，敢伸手的有几个？在城市中的居住小区，竟然有近90％还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有的业委会还竟然是开发商成立的，如何来维护广大业主的权益？物业公司于是变成了‘村委会’，可以公然自定收费价格，侵吞停车费等业主利益，于是冲突不断，屡见不鲜。我们的基层政府却被动地坐在办公室里守株待兔式办公，全然没有主动协助的意愿和行动。

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和行业管理部门的工作方式是当务之急，比如，村委会和村支书，只适合让他们做主持人和召集人，一切村务均由村民代表大会来决定。而我们的政府的职能部门，则要制定工作职责而让他们动起来，不能被动式服务，等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了再来不得不收拾。质量检验，工商检查等等行业管理部门，要按照实际工作效果来考核绩效。比如三鹿奶粉事件，质检部门都是干什么吃的？赔偿，处罚，换人，换机制。亡羊补牢，意犹未晚。养鲫鱼的喂避孕药，养猪的喂瘦肉精，还有层出不穷的掺杂使假现象都是监管部门监管不利的佐证。市场经济不是道德经济，需要严格而周到的监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政府职能的转换是个老问题更是个大问题，人民的满意才是检验标准。

全世界各国官员都有不同成度的贪污腐败行为，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制度完善的就少，而不完善的就多。比如号称民主国家的印度，只注重选举，然而非甘地或尼赫鲁的遗老遗少根本选不上，贪污腐败比中国多，而经济发展比中国慢。中国的总体制度是个好制度，但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很多行业和细微层次的制度还很不完善，亟待改善而且刻不容缓。只要各级政府变‘关起门来办事’为‘打开门办事’，公开公正公平地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并接受人民的监督，那政府形象就会深入民心。暗箱操作的贪污腐败也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人民自然会满意。笔者认为，群众路线是反贪污反腐败的根本保障，13亿双雪亮的眼睛才是最厉害的杀手锏！

“权利的过分集中而得不到有效监督，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腐败问题由来已久。腐败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不分国界，不分企业，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从政府到企业，始终存在。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仅2009年，全国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就高达18191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近2亿元，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单笔受贿额1.6亿元的纪录。很多学者对腐败问题做了研究，本文试通过腐败产生的原因，并对腐败进行分类，根据不同类别的腐败特点，试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对预防腐败提出对策。

据心理学分析，人的任何行为背后都隐藏着心理动机。腐败是社会行为，其背后动机和产生原因是什么，将从人的内在动因和外在动因进行分析。

（一）个体欲望（内在动因）

个体欲望是产生内在动因的根本，是人类行为产生的根源。欲望是由人的很多需求产生，而需求根据不同环境、不同个体而不同，一般而言，欲望需求由于个体贪婪心理、失衡心理、心理侥幸、从众心理等产生。

1、贪婪心理。人有自私方面的不满足性。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人在低级需要得到满足后，会追求高级需要，这无可厚非。贪污者在生存、安全、社交、尊重需要基本得到了满足后，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慢慢蜕变，他们蜕变成把享乐当作自我价值实现的目标，慢慢走进了腐败的深渊。欲望是个无底洞，一种欲望满足了，另一种欲望又会产生，对腐败者来说，欲望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便难关闭，有了钱想更有钱，有了老婆想情人，有了一点权利想更多权利，如此下去，贪污者想满足无休止的欲望，唯一方法就是用权利去交换。腐败交易成功后，会在心态上是一种成功体验，引发收益感、满足感、欢乐感乃至成就感，从而渐渐上瘾。根据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当一个行为结果对他有利时，这种行为会重复实现，不断强化这种行为。这样腐败者会更疯狂地攫取权利满足私利。

2、失衡心理。根据亚当斯公平理论，一个人不仅关心自身报酬的绝对量，还关心相对量，即通过与他人比较来确定自身所获报酬是否公平。这种比较结果将影响今后工作的积极性。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有些领导干部认为自己的贡献大于自身收入，认为自己得到的太少而失去的太多，从而产生心理失衡。当自身还在重要岗位上，掌握着重要资源，就容易滋生趁自己还有职有权时捞一把来弥补。对于企业一般员工而言，因薪酬管理中分配差距拉大，同龄人、同单位、同管理待遇有别，同工不同酬等问题而产生心理失衡。

3、侥幸心理。心理学研究表明：当利益大小与行为后果不成正比时，即当腐败成本很低时，而利益远远大于可能承担的风险，并有先例表明可以逃避处罚时，往往会有人铤而走险，抓到了算倒霉，抓不到是走运，冒这样的风险划算。因此，侥幸心理是在客观环境条件具备下，最容易产生腐败的心理因素。

4、从众心理。为了权利更好变现，腐败者往往形成很多利益小团体，并演化为潜规则，其中之一就是通过合作方式追求最大化利益目标，通过从众可以很快融入利益同盟，参与利益分配并增强归属感与凝聚力，通过责任分散来减少罪恶感。这也是为什么串案，窝案很多的原因。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处在中层领导岗位的领导干部，在集体腐败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腐败的危险性，主观上并不想参与，但因种种利害关系，“无可奈何”，最终选择随波逐流，同流合污。

（二）腐败机会（外部诱因）

当个体有腐败动机，却无法产生腐败，原因在于自身是否有机会，比如，一介平民，也就没有腐败可言。一般而言，产生腐败机会有以下几种情况：

1、具有重要平台。这种平台可以是担任重要职务，或者掌握重要资源。人一旦有了权钱，就有了权钱、权物、权权交易的可能，这时有利益关系的人往往为了自己的需要而主动诱惑其犯罪。

2、监督机制缺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不受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意识到这个并不难，理性建立这些制度也不难，可为什么腐败还是越演越烈，屡禁不止？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第一，建立制度的是人，而执行制度的也是人，执行制度的人也可能把监督权“商品化”，进行腐败，使监督形同虚设。第二，制度本身存在漏洞，绝对不存在漏洞的制度是不存在的，而且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整时期，市场经济制度很不健全，贪污者总千方百计找漏洞逃避监督获取非法利益，况且他们本身就可以通过权利交换来逃避惩罚。

3、中国特有的礼尚往来人情关系文化，与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巨变的特殊背景，社会价值观多元化，有极少数人滋生了享乐，拜金主义，社会风气日下，有些人抵抗不住诱惑，随波逐流，联合腐败。

三、预防腐败行为产生的对策

对于烟草行业而言，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员工整体收入水平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据《2008年昆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昆明2008年在岗职工26169元/年，而同期当地烟草企业薪酬整体水平均明显高出该地区平均水平，员工自身生存需求和职业安全需求得到较好解决。因此，待遇不是解决产生腐败行为的根本。那么，需要从其它方面着手。

1、完善人才选拔与任用制度

一是充分应用绩效考核结果。绩效考核中，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任用要求，注重品质主导型的绩效考评，采用特征型指标，以考评员工潜力为主，主要考评员工信念、价值观、动机等，选拔有正确价值观、信念、组织承诺高、贪污动机不强的人。二是使用更加科学有效的选拔方法。诸如引用人才测评技术，如通过人格测试，了解其人格气质、性格、、动机、价值观、社会态度等，分清他隐藏的腐败动机，防患于未然。避免选拔到有很强腐败动机、有性格缺陷的人，减少让一部分自身性格特征和价值观有缺陷的人进入关键重要岗位。

2、完善职业生涯管理

开辟多条员工成长通道，避免员工职业通路中断，晋升无望而心理失衡。建立后备人才库和人才梯队，保证充足人才供应，防止对某个稀缺性人才的过分依赖，避免其恃才傲物。对于特殊岗位但掌握重要资源的员工，在晋升无望的情况下，就可能会成为高危人群，对于这部分人员，要拓宽他们成长空间，从身份上体现其价值，比如助理等职位，或者享受待遇和一定社会地位，但不掌握资源和重大决定权。

3、加强重要岗位工作轮换

对于产生腐败行为机会很大的岗位，应加强岗位轮换。按照美国学者库克研究职业周期特点的理论，员工在同一岗位工作6年以上，就会产生职业倦怠，其创造力也会逐渐减弱。如果对于这部分人及时进行岗位轮换，可以避免某些管理人员在某岗位上过多培植自己势力范围、形成难以制约。这样既断绝了腐败的机会，又丰富了职业经验。

4、建立风险岗位管理机制

对于企业内部岗位进行风险识别，明确岗位风险级别，并纳入企业管理体系。特别是要借助企业内部审计、内部监管、制度体系等管理工具，借助外部专家审核机制，对高风险岗位进行必要的“特殊”审核，让风险岗位人员在企业各项严格的管理中处于相互监督和制约中，减少侥幸心理，防止腐败行为发生。

5、完善企业激励约束机制

薪酬并不完全体现一个人的全部贡献，但能树立一种企业价值贡献的导向。对于贡献价值大的职位要适当提高薪酬待遇，建立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的分配政策，激励各类人才在不同岗位为企业发展贡献聪明才智。

激励有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在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中，激励还包括竞争激励，只有通过竞争选拔，人们才会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才能时时保持危机感，不断约束自己，同时，还会减少横向比较心理，减少心理失衡现象发生。因此，在选人用人方面要拓宽重要岗位竞争范围，构建基于关键岗位管理的竞争机制。在竞争中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和造就人才，通过内部竞争择优，使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保证员工队伍的活力和朝气，保证处在关键岗位员工的适时保持积极性和强大的工作动力，以激发员工潜能。

6、建立心理管理制度

心理管理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更能观察员工潜在的特征。一是提高心理观察与分析能力。心理是内在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平时注意观察员工语言、表情、举止、行动等来推测其心理变化，发现腐败苗头就立刻采取行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二是提高心里沟通与交流能力。依靠信息系统、人际关系等相关活动，特别是一对一和谈心方式，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法明人。对身心认知严重失调的员工，特别涉嫌腐败心理滋生员工，必须专人负责，过程追踪，进行专业心理技术与药物治疗。三是开展心理教育培训与反腐败心理教育培训。

四、结语

反贪中的腐败 篇3

反贪初查是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的一种特殊模式, 是侦查部门在立案前对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材料进行审查和必要的调查的司法活动, 又称为立案前审查。作为贪污贿赂等犯罪立案侦查前的初步调查活动, 在案情日益复杂的今天, 初查在整个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特殊地位越来越被大家所重视。初查工作机制不断得到创新发展, 初查手段越来越向高技术含量倾斜, 而初查工作质量的高低, 直接影响着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力度和效率。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会计查账在查办贪污贿赂等经济案件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 有一些侦查部门和侦查人员没有充分认识到司法会计的重要性, 更在如何提高初查技术含量上束手无策, 尤其是把司法会计工作仅仅看作是贪污贿赂犯罪在立案后的鉴定证据功能, 白白浪费了侦查资源。

我们在初查过程中, 通过尝试改变传统思路, 由掌握专业知识会计的侦查人员, 充分运用会计专业技能结合侦查技能, 在一般查阅的基础上, 加以提取、分析, 在最短时间内形成分析材料, 为取证固证、审讯突破、评估决策提供方向,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会计查账在反贪初查工作中的主要任务

(一) 审查涉案单位的财务资料, 从中发现蛛丝马迹, 掌握动态规律

反贪初查中的查账工作与一般审计查账不同。一般审计查账主要是看账目收支是否平衡, 会计操作行为是否合规合理, 从中判断企业获利能力等等, 而反贪初查的查账工作往往要从表面“合理”的账目中查出问题, 从看似“合规”的会计行为中查出犯罪行为。

在实际的办案中, 常常会遇到涉案单位财务管理混乱、账务不齐全的情况, 给办案人员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但比起某些公司所谓“手续齐全、账册清明”的财务管理模式, 只要运用了正确的查账方式, 这些管理混乱的财务资料往往更能使办案事半功倍。

某区检察院反贪局近期查办的一件通过虚设中间环节侵吞国有资产的贪污案, 就是通过银行对账单的进出入账为对象展开排查, 找寻蛛丝马迹掌握其犯罪活动动态规律的典型案例。通过银行查账得知犯罪嫌疑人虚设的某化工公司于2010年4月开立银行账户, 自2010年5月直至案发每月均有业务发生并呈上升趋势, 从中查账人员分析规律得出:其收入峰值发生于2010年的9月、12月及次年的1月, 配对其支出峰值, 至案发该公司账户收入总值142万, 支出为125万 (其中68万为现金支出, 仅49万为货款支出) , 其收入与支出的不匹配以及相对值较大的现金使用引起了侦查员们的极度重视, 顺藤摸瓜发现相关犯罪线索和证据。同时使用这种方法既可以不打草惊蛇, 又可以做到符合“两个证据”的要求。

(二) 利用查账中发现的财务信息, 分析线索, 协助找寻突破口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 经济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越来越隐蔽, 反侦查能力愈来愈强。为了寻找案件的突破口, 初查会计人员往往在堆积如山的账本凭证中, 寻找犯罪事实, 获取可靠的线索和证据。查账中往往可发现涉案单位较多的财务信息, 针对不同的问题往往可采取不同的侦查模式, 找寻不同的突破口。

比如, 财务管理混乱、账证不齐的情况, 可能是涉案单位财务人员本身业务素质的问题, 但更可能是有意而为之, 此时初查的突破口就可能是财务人员。

发现财务操作中的异常情况, 如不及时入账、大额提现、开具空白抬头的支票等等, 这一系列的不正常举动可能就是侦查人员查案的突破关键。

而先列后支、随列随支、列大支小、少记或不记、涂改账册、设立小金库等财务上的弄虚作假情况, 往往是犯罪人员为达到私分公款、变公共财物为私人占有的不法目的而采取的犯罪手段, 办案中遇到的贪污、侵吞国有资产等此类犯罪多隐藏于该种作案手段中。

例如在查办某市一水文系统贪污案件过程中, 侦查员收到线索后通过调查摸底全面掌握了该水文站包括“小金库”在内的大、小两本账, 随即在查账中发现自叶某负责后的6年间, 业务量未见明显上升而用于检测业务购买的试剂仪器用量却上升450%。收入和成本极度不匹配的账目事实正是撕破这一案件的切入口, 进一步调查后发现其多次伙同经办人将本应属于站里的业务收入通过某机电公司套现并予以截留后共同贪污的事实。

(三) 深入查账, 与其他多种侦查手段相结合, 确定立案金额和犯罪性质

在实际办案中, 初查人员常常会遇到线索不明、头绪纷繁等情况, 如犯罪分子作案手段隐蔽狡诈、时间跨度大, 单位财务管理混乱, 侦查工作开展起来出现无从着手等。此时, 会计查账人员可以通过理顺业务发生日期、账务处理程序、账务走向等等的内在联系, 与电信分析、测谎、讯问等等多种侦查手段相结合, 及时发现犯罪分子的蛛丝马迹, 及时锁定犯罪嫌疑人, 大致地判定犯罪金额, 增强我们突破审讯的信心。为初查工作指明方向, 少走弯路, 提高办案效率, 确定立案金额和犯罪性质。

笔者再以某区检察院反贪部门查办的一起涉及院校书籍采购环节的贪污贿赂案为例。该案线索起源于本市其他区院反贪局查获的书商行贿案, 当时仅些许相关供述涉及该院管辖范围的某中专院校。该案线索在评估时, 仅仅从“潜规则”判断该学校在采购书籍过程中, 肯定存在收受贿赂的犯罪嫌疑, 但是如何锁定行受贿对象, 如何通过业务量来反映达到犯罪金额的可能性?面对线索目标不明确不具体的现状, 该院反贪部门对该学校自2001年起至2010年期间的近千册财务凭证中有关书籍采购的进出项进行了排查, 在前后5任采购负责人中逐步缩小范围, 最后将目光锁定在了2007年至2010年期间负责征订工作的范某。讯问期间, 范某多次变更口供, 以期迷惑办案人员, 最终在确凿的财务证据面前不得不低头。故而会计查账所得的财务证据往往是办案人员的底气所在。

二、会计查账在反贪初查工作中的现状

虽然在反贪初查中会计查账的司法鉴定工作日益受到重视,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

(一) 没有配备专业的技术人才

大多数基层检察院几乎都没有配置专门从事会计查账的司法会计人员, 或者仅有一名兼职的查账会计。多数反贪部门进行初查时有关会计查账工作往往依赖于老侦查员的办案经验和讯问技巧, 面对日新月异、复杂繁多的财务信息, 专业人才的缺乏常常导致初查办案工作无法兼具“秘、细、快、深”等成功要素。

(二) 专业查账人员往往不能第一时间参与制定初查计划

出于反贪初查的保密性需要, 而涉案单位内部会计查账工作往往安排在初查工作的后阶段进行, 由于介入的时机不对, 查账人员由于未能参与初查计划的制定, 对案情线索缺乏了解, 前期外围摸底又未见成效, 初查人员也是难以理清头绪, 无法得到明确的目标方向, 使得查账工作常常由于“秘”而失却“快”、“准”。

(三) 缺乏会计查账的司法技术手段

反贪办案历来不缺乏技术的交流, 但往往着重于追踪、讯问、电信等等方面, 真正意义上的查账交流缺乏平台构建。与外界日益发展的财务管理发展模式不同, 审查方式相对单一原始封闭, 相对企业财务管理软件龙头“金蝶”、机关事业财务管理软件老大“用友”, 基层反贪部门还没有有效的系统查账软件可以进行数据分析, 靠人脑分析的一线初查工作在日益庞大的财务数据面前往往错失良机。

三、加强反贪初查中会计查账工作的建议及思考

(一) 建议反贪部门根据办案实际需要, 配置合适的查账专业人才

基层反贪部门承担了90%以上的办案任务,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经济犯罪手段层出不穷, 在反贪侦查中配备专职查账人员, 及时采取有效的查账对策, 对于扩大和查证线索, 固定证据, 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 无疑是有益的。目前, 一些区院反贪局正在积极探索此项实践中。

(二) 建议将查账工作的外延扩大至线索受理阶段, 让查账人员参与到初查计划的制定工作中来, 掌握好查账工作介入的恰当时机

线索信息的搜集传递工作往往是查账工作的第一步, 找对时机, 适时介入, 有目的性的开展, 找准方向而不是无目的的全面铺开, 提升会计查账质量的速度和准度往往是提高立案率的关键。

(三) 建议举办多基层院间的业务培训, 规范会计查账的取证标准

通过建立高层次的区域性交流平台, 加大司法查账业务的专业化人才培训, 使得查账会计人员与司法侦查人员互补长短, 共同提高。在此基础上, 建立全国性的业务规范及相关标准, 规范会计查账的取证标准, 将“两个证据”落到实处, 把每个案子都办成铁案。

(四) 加强会计查账的创新研究

反贪中的腐败 篇4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作者：翟晓舟 李小娟

编辑：studa1211

论文摘要 反贪案件及其证据信息的获得较之传统刑事案件具有极大的隐蔽性，涉案人员基于其工作的特殊性又具有较高的反侦查能力，现有的许多侦查技术方法在此类案件的侦查中收效并不理想。本文尝试引入微反应识别技术这种辅助侦查途径应用于针对涉案人员的侦查、讯问过程，并结合反贪案件的特殊性重构微反应识别技术在这一领域内的特殊应用方法，希望可以为反贪案件的侦查工作提供新的思路。

论文关键词 微反应 反贪案件 侦查

在传统的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对于案件相关信息的筛选一般遵循着以被害人的熟人关系以及犯罪现场的密切程度由内向外扩展的原则进行，便于获取相对快速、有效的信息，排除无用信息。除此之外，笔迹、指纹、声纹、面像、虹膜、DNA等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在各类刑事案件中为侦查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刑事侦查技术手段，这些辅助技术不仅在案件侦查中有助于有效信息的提取，有些甚至为案件侦查工作提供相应的直接证据，在刑事案件侦查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贪污、贿赂案件基于其案件性质的特殊性，侦查信息的获取、筛选、证明途径与前述传统刑事案件大相径庭。首先，贪污贿赂案件通常无具体、直接受害人，或者受害人不明显，无法借助受害人本身以及人际群体信息进行证据的采集；其次，无明显作案现场或者作案现场隐蔽，无法进行犯罪现场的现场勘查、检验；最后，职务隐蔽性强或者犯罪嫌疑人同盟化意识较高，难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有效供述。这样的侦查困境直接反映于司法实践中就是贪污、贿赂罪等罪名往往由于证据等各种原因，自1988年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设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以来，就总是与之“相依相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断借鉴和引进一些有效的特殊侦查措施或者辅助侦查措施在反贪案件的侦查中就具有了不同于其他类型刑事案件的意义。事实上，这些辅助侦查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起到了缓解这类非传统型犯罪的侦查困境，具有帮助发现证据、筛选有效犯罪信息的重要作用，因此，无论是理论工作者又或者实务工作者都在为此进行积极的探索。以表情识别、微反应等新型辅助侦查措施为例，2012年8月20日，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反贪局就积极地与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律信息中心合作开展了心理应激微反应研究。期望为这项研究赋予实务内涵，将微反应原理应用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形成一套辅助侦查方向和突破口选择的侦查技术，完成现有审讯经验的标准化和提问的专业化，摸索出一套适合检察机关侦查工作实际的微反应理论应用流程。

一、微反应的定义及研究意义

微反应的全称，是“心理应激微反应”。它是人们在受到有效刺激的一刹那，不由自主地表现出的不受思维控制的瞬间真实反应。如果要为“微反应”这个心理学领域的新词找个国外的历史性词汇来对应的话，那它的英文原文应该是“Micro-expressions”（通常也译为“微表情”）。简单来说，微反应可以从广义以及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微反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能够反映应激后瞬时心理变化的面部表情，常被称作“微表情”；第二，能够反映应激后瞬时心理变化的身体动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动作”；第三，能够反映应激后瞬时心理变化的特别语言信息，也被称为“微语言”。狭义的微反应则仅指能够反映应激后瞬时心理变化的面部表情，即“微表情”。在本文中，采用对微反应的狭义理解。

纯人工学意义上的人脸表情识别始于19世纪达尔文关于“人类与动物表情”的相关研究，随之而来的是借助计算机工业迅猛发展带来的人脸表情的人机交互识别。一般来说，人体的对外反应通常是经过人脑有意识的控制后表现出来的动作，也就是受到个体思维控制的有意识反应，这些有意识的反应并不直接表达个体的内心真实想法。从立法的角度上来说，这种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是立法确认一个法律主体是否适格的主要依据，也就是“具备辨认、控制能力”。不过，微反应之所以在反贪案件中具有值得研究的意义却不是因为人类的这种“辨认、控制能力”，而是基于一种不能“辨认、控制”，是一种“在刺激有效的情况下，真实可靠的直接反映了测试人的真实想法的，不受思维控制的，被测试人的最初瞬间反应”，这种反应是瞬间产生的，不受控制的产生之后又会极快的被有意识的心理活动所控制，被人体有意识建立的反应所替代，之后微反应会在他人几乎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极快的消失。

二、微反应识别的侦查学特征

（一）反贪案件中的微反应基本特征

微反应是人体反应在特殊时间阶段的特殊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微反应虽然特殊，但是遵循的仍然是人体的基本反应规律。从反应者的角度来说，这些表现都是个体自然的情绪反应，是情绪在体内成熟后的外化表现，是个体适应环境与进化自身的手段之一；从观察者的角度来说，任何人的情绪发生并产生反应都是有原始模型的，模型是可塑的，是可类化的，不同形式的微反应在相同类型的案件中是规律可寻的。例如：具有相当学历程度，相似职务行为环境的犯罪嫌疑人，从个体反应者的角度来说，自然流露出的微反应可能是其在学习环境中已经经过教育模式化以及在工作环境中已经经过工作模式渲染过的，应激后的第一种微反应通常不是“街头戏剧式的一哭二闹三上吊”，固有高等教育模式与国家政务工作模式会将快速的内部思维反应以及低速的外部表情、动作、语言反应固化在犯罪嫌疑人的微反应中，因此，观察者是可以通过建立类型化指标对其进行类型化比较、分析的。

（二）反贪案件中的微反应继承特征

任何反应都不是孤立产生的，人类的所有外部反应都是在不同维度空间中交替继承并呈现连续状态的，从平静到激动在短暂的交替都是有过渡进行的，因此，表现于外部反应则应该是有起承转合的。正负心理情绪的分离、变动点一般是最容易暴露于外部微反应的，之后则会体现出反应者对自我心理反应的控制能力和主动程度。例如：警惕与恐惧一般出现在控制空间的两端，分别属于高唤醒、高正性水平情绪和低唤醒、高负性水平情绪。在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的侦查与被侦查关系中，犯罪嫌疑人也会交替出现警惕侦查与恐惧被侦查两种情绪，在情绪交替的过程中，微反应会比较真实地表现出反应者从焦躁、兴奋到惧怕、忧虑的过渡，当然这一过程会极快地被有意识的行为表征替换，并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如果警惕过甚会出现较长时间的焦虑、睡眠障碍、犯罪经历的反复回忆重现等高正性情绪，如果恐惧过甚则会出现较长时间的厌倦、冷漠、放弃的极端高负性水平情绪，这种长时间的失控状态，则较为容易发现以及掌握。

三、微反应识别在反贪案件侦查中的具体应用

在反贪案件中进行微反应识别并非了解几个基本的微反应类型就可以判断反应者的内部心理活动的，比如，“睁大眼睛、瞳孔收缩、再轻轻眯眼”并非在任何案件中，面对任何人都可以被类型化地解释为“看见了不希望看见的人”；“摸鼻子、视线不定、清嗓子”也并非一定代表“紧张、说谎”，等等。期待微反应识别在反贪案件侦查中真正发挥辅助侦查的作用仍需要以一系列的基础条件的建设以及相关技术人员的技术适用能力的结合作为前提。

（一）广泛化标准化表情库的建立

微反应中的表情识别的基础是了解并掌握足够多的不同情形下类型化的面部表情，简单地就一两个模式进行对比并不足以支持侦查人员对反应者表情的辨识并最终作出判断，并且，标准化表情库与以往技术侦查中使用的人脸识别系统十分不同。人脸识别技术是早期应用于侦查实践中的生物识别技术之一，类似于指纹、DNA等人体生物指标的识别，是一种客观性较强的生物指标识别技术，建立了相关技术信息库之后只需要定期完成更新识别技术计算方法并且采集样本、丰富库存信息等重复性技术工作即可，样本本身具有不可变性，采集与统计过程具有技术复制性，整个过程客观而容易操作。标准化表情库的建立，单就微反应中的表情图库一个因素来说，就需要考虑诸多主观因素对判断结果的不利影响。比如，对比对象的标定心情可能会因为环境的不同、对比对象的情绪不同而发生变形，这些都会影响通过微反应对于反应者发出的信息的判断。尽管，其通过微表情图库的识别效果并不确定，但是，表情库的使用仍旧可以缓解纯人工识别的认识局限性、提高识别的速度以及相对准确度，因此具有基础性意义，是微反应识别的基础。现有比较通用的，相对比较完整、客观的标准表情库是Ekman与Fresen建立的基本表情库，可以借鉴使用，并且在这一点上，并不局限于是否属于贪污、贿赂等职务性犯罪的侦查使用，应该说在任何犯罪的侦查使用或者说其他类别的用途上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二）局域性识别体系的构建

如果说标准化表情库的建立是一种基础的量变，那么局域性识别体系的构建则是基础之上的质变。基于反贪侦查工作的特殊性，仅仅依靠标准化电脑技术识别是不足以保证信息的准确程度的，因为表情受到职业、文化、性别、环境等诸多差异影响，在这些差异条件下，微反应的变形是识别中的最大困难。简单的来说，比如：女性容易比男性产生更加丰富的表情，男性则基于表情本身就不丰富的特性更容易掩饰应激反应；情商较高的人群更加倾向于在应激后加速思维速度而微反应并不明显，情商较低的人群则更容易产生强烈表现于外部的微反应。反贪侦查工作面对的特殊对象，更多的属于因为工作内容的特殊性、工作环境中相关人群的影响、甚至是工作中对外部表情以及肢体反应的特殊要求而较为善于并习惯于降低外部反应的人群，也就是说，这类特殊人群可能在应激后的微反应变化十分微弱，不仅不容易捕捉，并且容易产生控制后的变形表情，不容易与标准表情产生一致性，最终难以进行判断。因此，针对反贪侦查的局域性识别体系的建构反而是整个微反应识别的重要内容，在利用标准表情库的基础之上，建立特殊人群微反应识别技能，比如，针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对应人群来说，被侦查人群特定并且稳定，这类人群的知识结构乃至工作背景类似，甚至在性别、年龄上都具有相对趋同性，因此，在局域内微反应类似程度较高，自身可比性较高。建立以反贪等职务犯罪案件为主的局域性微反应识别体系，在体系内进行反应标准的建立，借助这个特殊人群内部的特殊反应识别标准进行微反应的识别、比较，准确度以及效率可能都会有所提高。

（三）明确微反应识别在反贪案件侦查中的本质作用

案件的侦破不是拍电视，也不是做节目，任何一个案件的侦破得益于为了达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而依法完成的每一项工作，证据的类型也限定为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八大类证据类型。微反应识别只是侦查过程中帮助侦查人员建立侦查思路，完善侦查逻辑性的辅助工具。并且，通过多种途径，包括微反应识别获取的多种信息有可能有助于案件的侦破，也有可能直接导致信息超载、信息误导，从而产生大规模、长时间、高成本的侦查资源浪费。同时，这些通过假定主体的前提反应而将平均反应特征强行类比于个体的方法也往往容易产生技术陷阱。比如：一个“贫困社区犯罪率很高”的统计数据就容易产生“贫困导致犯罪”的错误推论，继而应用到个体，则会产生是贫困导致某个个体犯罪的主要原因，进而模糊了个体犯罪的核心原因，最后演变成为某个贫困的人的犯罪几率较高的错误实践应用。所以，似乎解决宏观问题的规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容易运用于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中去，微反应识别在反贪案件侦查中的实践应用，仍有需要更多的实践探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