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成因

腐败成因（共10篇）

腐败成因 篇1

国际透明组织认为腐败是“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 不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 还是性质管理的公务员, 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 使他们自己或与他们亲近的人不正当地非法地富裕起来。”反对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在各种腐败现象中, 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司法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 其腐败现象严重影响法律的权威性, 影响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抑制司法腐败, 需找到司法腐败的病因, 然后对症下药, 方能收到有效防治的效果。

一、何为司法腐败

从字面上理解, 司法腐败指司法领域的腐败, 根据国际透明组织对腐败的定义, 司法腐败的含义应该是指司法人员不正当地使用手中的司法权, 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的行为。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司法人员不当使用司法权;二是不当使用司法权的目的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

司法人员不当使用司法权有两种情况, 其一是因为司法人员本身职业素质低下而非主观故意, 导致司法权使用不当;其二是司法人员故意不当使用司法权。前一种情况并不必然构成司法腐败, 司法人员因为自身职业素质, 不当使用司法权, 虽然表象上看似司法腐败, 但只要他本人或他人没有因此而获利, 就不应认定为司法腐败。如果该行为致使他本人或其他人获利, 则应属于司法腐败, 而不论他是否故意。后者则无论该司法人员和他人是否获利均应认定为司法腐败。

司法权的不当使用只是表象, 其背后的实质是司法权行使的行政化、官僚化、工具化与功利化。现代司法制度区别于传统司法制度的特征之一就是运作的非行政化, 然而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 包括审判机构的设置、审判机构与人大的关系、法官的进出、审判机构内部组成单元之间的关系、审判程序的启动、运行与终结等环节, 基本上是以行政命令一以贯之的, 或者说就是行政模式的翻版。与司法权行使的行政化伴生的是司法权的的官僚化。其表现有二:一是形成了由普通法官到庭长到副院长到院长的裁判等级体系;二是建立了根据部级、局级、处级、科级、股级等不同级别确定法官政治待遇和裁判水平与裁判力高低的法官位阶体系。司法权的工具化主要是指司法权对法律之外的权力与权威的依附性。司法权是自足性权力, 它的权力来自与法律。如果司法权接受来自于法律之外的权力或权威的命令, 就变成其他权力或权威的奴隶或工具了。司法权的功利化是指在利益的驱动下, 凭借司法权从事创收活动:受案不受案以有无利益可图为标准;案子如何判决以当事人表示的多少为标准;判案的快慢以关系远近为标准, 等等。司法权运行一旦走上以利益为驱动的轨道, 就注定要走向腐败。

二、司法腐败的原因

造成司法权不当使用的根源在于司法制度的不健全。司法制度的不健全表现在:

第一, 司法权在政体中的定位失当, 即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检察权的关系定位不当。首先, 司法权与立法权关系定位失当。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权的监督, 这种监督主要是其通过立法、代表视察、对法院报告的审议、对法官的任免、对司法的质询、对特定问题的专门调查等方式进行的。应该说, 这些规定是比较全面的。然而, 与此不协调的是在现实中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监督的虚软状态。这种原因, 除了宪法规范未制度细则化之外, 更为根本的在于这种监督关系是单向的, 也就是说立法机关有权监督司法机关, 而司法机关却不能反监督立法机关。“如果以一种权力握有对另一种权力随意干涉的权力, 而另一种权力权力却无对抗这种干涉的权力, 这两种权力间就不可能形成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而只能是一种行政式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而两个独立的权力一旦进入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就合为一种权力了, 那就无需再谈什么监督了。”其次, 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定位也存在着不当。这种不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司法权缺乏来自行政权的制度性控约;二是行政权通过通过其所控制的人、财、物等资源的分配, 在实际上对司法权有着很大的影响。“这种体制性怪胎不仅不能使行政权起到控制行政权、遏制腐败的作用, 相反在很多时候却成了行政权迫使司法权在司法实践中就范于自己的恣意与任性的砝码”再次, 司法权与检察权关系也存在定位不当问题。我国宪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对人民法院享有监督权。表面上看这个规定并无不当, 但仔细分析, 它却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和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关系一样, 司法权由于不存在对检察权的反监督, 因此, 二者也难以形成真正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二是更为根本的在于检察权就其性质而言, “实际上是行政权的一部分”而这与司法权的性质是根本对立的。与司法权的被动性不同, 检察权是主动性权力, 检察机关如果不主动地行使检察权去侦查、控制违法犯罪行为就是失职;与司法权的中立性不同, 检察机关行使权力是以国家的名义出现的, 也就是说它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行使权力;与司法权的判断性不同, 检察权具有命令执行性, 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 检察机关与其组成人员之间均是命令与服从关系;与司法权的终极性不同, 检察权属于一般性权力, 应接受司法权的裁判。因此, “让司法权时时接受时时要受自己审查裁判的检察权的监督不仅是不可能的, 而且是十分可笑的。”

第二, 司法自身体制的设计不够合理。比如, 在法院的设置方面。目前我国在法院的设置上明显带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特点, 亦即较少考虑司法权自身的运行规律, 较少进行司法制度的成本分析, 考虑较多的则是如何建立一套自上而下、层次分明的与行政体制一一对应的司法体系。这种设置在客观上导致了司法权的地方化, 其结果必然使地方保护主义“成为我国司法过程中无法自我克服的体制性通病。”再如, 在司法权的划分和配置方面。司法权的划分和配置是通过司法管辖体制 (主要指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 体现出来的的。我国现行的一般地域管辖原则是“原告就被告”, 在特殊情况下则采取“被告就原告”。然而, 无论是被告所在地法院, 还是原告所在地法院, 法院都将与当事人一方 (特别是重大经济纠纷案件中) 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而这在客观上不仅会进一步诱发地方保护主义, 而且也为各种寻租行为提供了进路。

第三, 司法运作中的一些具体制度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例如, 在刑事诉讼构造上,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 应当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 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我国在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确立了中国‘流水作业式’的刑事诉讼构造。”这种构造, 虽有其合理的一面, 然而“却造成审判前程序中缺少中立的司法裁判机构, 审判阶段的司法裁判机能也明显弱化。对于审判前程序而言, 由检察机构直接面对被追诉者, 自行决定实施旨在限制或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强制性措施……这必然使名义上的诉讼活动成为检警机构针对公民自行实施的单方面治罪活动。”司法实践中的“超期羁押”、“刑讯逼供”、“非法取证”、“任意处置”等腐败现象, 之所以屡禁不止, 就导源于此。

三、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司法腐败问题的根源, 除了司法官员本身的素质原因之外,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司法制度的不健全。其实, 有司法就会有司法腐败, 这就注定遏制司法腐败是一个连续的持久过程。要遏制腐败, 就必须在司法权的各个环节上植入遏制腐败的制度基因, 使之成为消除司法腐败的非人为化装置, 使之在司法权的运行过程中遇有逆司法权性质的信号时就会自动启动以抗之。

腐败成因 篇2

摘要：秘书部门是介于领导部门和职能部门之间的中介辅助层的办公部门。领导部门是决策层，秘书部门辅助领导部门决策并且协调各职能部门执行工作，它是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的一座桥梁。本文在秘书的地位职能的基础上对秘书腐败的成因进行研究，并且提出了预防惩治秘书腐败的对策。关键字： 秘书；腐败；成因；对策

腐败是由多种原因共同促成的社会现象，它会造成司法不公正，国策失平衡，法律加剧官重民轻方向，官员枉法徇私舞弊，直接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直接加大国家内外忧患，酿就社会局势动荡分裂，严重堵塞政府正常职能，加大官民矛盾，随之而来的变会成为社会综合矛盾等等，以上都是造成政府在人民心中威信下降，熏陶厌恶政府的内心反抗情绪的根本因素。

党的十八大报告部署了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八项重点任务，其中第七项任务“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深刻阐述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指导方针、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再次表明了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清醒认识和坚决态度。

秘书作为领导部门与职能部门之间的桥梁其工作在国家行政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近年来有关秘书腐败的实例不断上升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一系列都决定了秘书的腐败与反腐败斗争必然经历严峻的考验。

因此本文正对党政机关秘书的腐败成因及解决办法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对策。

一． 秘书的职能及中国秘书的职业现状

1.秘书部门的职能：

（1）调查研究是秘书的一项基本功。【1】秘书部门是辅助领导的工作的，它在辅助决策、起草文稿、总结工作、答复询问等工作时必须要以实际情况为准。而实际情况则是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已存在的各种信息；另一方面则是调查研究。所以秘书的一项基本功是调查研究。

（2）协调工作在秘书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协调是领导的职责任务，秘书的协调是经过领导授权的，或者在秘书职责范围内进行的。秘书的协调工作分为：政务协调、关系协调、内务协调，秘书必须正确的运用协调艺术进行辅助协调。

页1（3）秘书应当很好的处理公共关系。

（4）组织会务，帮助领导把会开好是秘书的基本职能之一。会议作为推进领导工作的基本途径之一，也是一种沟通信息、传达指令、交流的感情的方法之一。秘书应当辅助领导做好会议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了：会议文件工作、会议组织工作、会议的后勤保障、会议的保密工作以及端正会风等工作。

（5）督促检查又是秘书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秘书部门做好督促检查工作要紧紧围绕各级领导工作中心进行，这样便会有利于：第一，有助于方针政策的落实；第二，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改进机关作风。

以上便是目前秘书部门的主要职能。

2.中国秘书职业现状：

（1）从客观环境方面来看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环境待遇不优。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政治、经济待遇，以至家庭后顾之忧的解决，由于市场化、感情化的因素增多，秘书人员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可能都依靠领导、单位解决，往往是“埋头苦干”地搞，不如“东奔西走”的跑，由此产生了心理不平衡。

第二，评价机制不佳。长期以来，不管在企业中还是国家行政单位中，我们在评价秘书时，忽视了秘书工作的特殊性。对秘书人员的评价往往由其服务对象的个人印象和好恶决定，存在着很大随意性。这种评价方式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秘书的工作积极性遭到挫伤。

第二，激励机制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秘书工作人员落入低收入阶层，尽管他们在工作中扛大梁，挑重担，任劳任怨，但得到的报酬与他们付出的劳动代价却落差很大。由于没有建立秘书职业资格制度，在评价秘书工作绩效时，往往忽视秘书工作的特殊性，尤其文字秘书人员工作实绩的隐形性得不到认可，加之激励机制不活，得失反差明显。

（2）从现今我国秘书队伍自身着手，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业务素质参差不齐。从知识结构看，杂家多，专家少，缺乏相应的专业水平。据调查，我国秘书人员大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秘书理论教育，其知识结

页2 构和能力素质往往表现出种种不适应，不是法律、经济等方面的知识欠缺，就是运用现代管理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处理信息的能力不足等等。此外，秘书后续教育跟不上，没有专门的培训机构、培训教材和教师，加之没有比较完善的专门培训体制，也是影响秘书人员业务素质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实践能力欠缺。绝大多数没有在基层工作或锻炼过，大多数是直接从学校分配上岗的，加之缺少在基层锻炼的机会，大多数秘书人员担任管理者或领导者能力不足。既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又具有较强的综合协调、管理创新能力；既具有秘书才能，又具有现代领导才能的复合型、高素质秘书人才相当缺乏，这与市场经济和现代行政管理对秘书人才的要求极不相适应。

其三，竞争意识不强。社会发展要求秘书人员树立强烈的竞争意识，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有些人习惯将秘书的职业角色定位为舞文弄墨的“吹鼓手”，有的甚至把某些领导出了问题的责任推到秘书身上，以致秘书的公众形象欠佳，秘书职业缺乏应有的吸引力，进而直接影响了秘书人员竞争意识的确立；另一方面，秘书职位的卑微与领导地位的权威形成鲜明对比，使一些心理素质较差的秘书容易滋生自卑心理，造成工作上缺少动力和热情，忧前顾后，缺乏信心；再者，秘书时常处于被领导、被支配的从属地位，很少有独立自主大胆的开展工作的舞台，导致自主意识淡化，依附心理增强。

二． 秘书腐败在我国的表现形式

我们且一起来看以下报道，内容是部分受到查处的高级领导干部及其秘书的犯罪事实：

2008年12月7日，安徽省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被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据了解，在此案开庭前，陈世礼的秘书王传东也因受贿50多万元，被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6年有期徒刑。经法院查明，王传东在2001年7月至2006年5月任陈世礼的秘书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和特殊地位，安排他人与陈世礼见面，为他人在工程承包、产品推销、企业并购、项目规划、招商引资等方面提供便利，自己从中获得好处，先后七次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46.8万元、美元0.2万元、购物卡2.4万元。在陈世礼的整个犯罪过程中，其秘书王传东成为一个重要的幕后“推手”，这是陈世礼腐败案在社会上引起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

页3 2007年12月20日，吉林省高院对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腐败案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判处秦裕无期徒刑，该判决为终审判决。秦裕，曾被上海一些干部群众称为“上海第一秘”。经法院审理认定：1998年4月至2006年6月，秦裕在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从中索取、收受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682万余元。

另外，在秘书腐败案中，影响较大的还有“河北第一秘”李真收受贿赂、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等共计人民币1051万多元，被判处死刑；北京市委原书记陈希同的秘书陈健，受贿人民币40.9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北京市原副市长黄超的秘书何世平，受贿人民币24.3万元，被处有期徒刑16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炬的秘书蔡建辉受贿港币109万元，人民币5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郑筱萸的两任秘书郝和平、曹文庄，也因巨额受贿分别被判刑5年和“死缓”。

秘书的腐败也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腐败呈现出了明显的职业特征。【2】秘书处与领导者的决策权与执行者的执行权之间，起到了一个桥梁辅助沟通以及上传下达的作用。如果秘书很好的运用其职权便能辅助领导做到治国安邦，其中秘书腐败一方面在于个人意志不坚定收到腐败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一旦领导腐败一些秘书便不能自已深陷其中。

三． 秘书腐败的成因

秘书腐败的成因分为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 1.内在因素：

（1）秘书本身的自我定位不明确。目前秘书的错位自我定位存在着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秘书人员自我定位过高造成的自大狂妄。一些秘书自认为是领导最近最亲密的人，自认为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殊不知自己本应该的定位是人民公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国家领导人公务人员应该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一些秘书人员却自我定位不明确狂妄自大加上社会上一些错误观点例如：将秘书看做领导的“亲信”、“边缘人”、“准领导”、“通天者”等的诱导，造成腐败滋生。第二，秘书人员自我认同感不强，自卑心理滋生。秘书人员作为行政体系中的重要人员，作为领导者与职能部门之间的重要桥梁却，没有一个体面地拿得出

页4 手的职位认同感，再加上从古至今秘书人员担负着“小秘”、“领导的附属品”、“跟屁虫”等骂名，并且现在秘书“领导私有化”现象不断出现，秘书不仅要解决处理领导的日常工作生活甚至还要顾及领导的家人家事，秘书的职能更加模糊导致自卑心理的产生从而一起腐败思想的滋生。第三，秘书人员对领导人员的惟命是从。一些秘书人员对领导人员惟命是从，当领导人员出现腐败是不仅不敢及时举报制止甚至在领导的指挥下沦落为帮凶参与腐败。

（2）秘书人员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错误导向。人的内在因素决定了人的价值导向从而决定了人生观的选择，一些秘书人员有如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取向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道路选择，促使他们选择通过腐败来获取自身需求。

（3）秘书人员自身素质不高。例如，在学历方面从高中生到硕士生；在专业方面从秘书专业到“相关专业”，甚至没有专业要求，因此，至今还有很多从事秘书工作的人根本没有接受过秘书专业教育。而秘书专业要求不高的结果，是使秘书工作质量总体水平显得极不稳定。一些秘书人员未受过高素质的教育导致自身素质不高自身克制能力不够导致腐败。

2.外在因素：

（1）法律因素：秘书的选拔程序不规范，领导者可以随意选拔秘书,致使秘书人员素质差距很大,工作质量不稳定,腐败现象屡屡发生。【3】我国目前对秘书选拔的法律依据主要是1993年10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7年8月劳动部颁发的《秘书职业技能》以及《国家职业教育技能鉴定规范（秘书）》等行政法规。【4】但这些规定并没有对秘书的工作性质、任职资格等作出具体的规定，使得秘书的任职资格和工作性质不明确；又加上社会对秘书专业认识不足，导致了秘书的选拔极不规范。领导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拔自己的秘书，导致了任人唯亲的出现，从而导致了秘书就是领导的亲信腐败滋生。

（2）传统文化因素：秘书文化带有浓重的“官本位文化”积垢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转型期的社会。【5】转型期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无不具有变的特征,也无不打上古与今、中与外各种因素影响的烙印,容易造成政治机体的病变。腐败作为转型期社会的通病,其实就是整个社会制度与文

页5 化双重机理综合病变的结果。现阶段秘书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行秘书文化的欠健康,而其主要的病理之一则是我国的现行秘书文化带有浓重的“官本位文化”积垢。熟悉古代中国行政体制的人都知道,封建社会的幕僚绍兴师爷,就是古代秘书腐败的代表,他们投机弄权、操纵办案和鱼肉百姓,因而口碑很不好。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我们一直在做所谓打倒“封、资、修”的工作,但由于政治体制的弊端和认识上的误区,封建思想尤其是封建官僚思想的影响还远未消除,这就给新时期的秘书工作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3）社会环境：当前，社会环境虽总体是好的，但实际上并不和谐安康。一些社会不正之风、“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对秘书极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特别是现在说什么“某某是我提拔的”、“我是某某提拔的”言传，致使许多人得到提拔重用后不感谢党组织，而只是感激某个人。而有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提拔的也确是“自已的人”。这样一来，很容易把党组织分成宗派，丧失了党在领导干部中的威信和凝聚力，从而滋生了跑官、买官、卖官等不良现象，为秘书腐败的蔓延提供了环境。

（4）经济因素：第一，市场化的资源交易，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逐步市场化，而市场经济最主要的表现之一是资源交易的市场化。可是，正是经济资源配置与交易的市场化，为秘书腐败创造了连续不断的机会。第二，秘书收入低下。当前，秘书收入低下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整个政府公职人员的收入都低下，但秘书收入似乎显得更低。这一系列的经济因素一定程度的导致了秘书腐败的产生和不断地扩大。

四． 秘书腐败的预防措施

1.健全秘书选拔管理的法律法规。在法律、制度、规章上明确领导秘书的行为规范，在制度上设置一道道清政廉洁、拒腐防变的关卡，丰富和完善党纪、政纪法规。【6】要深入开展秘书普法教育，使领导秘书彻底明白罪与非罪，违法与合法的界限，学法、知法、守法，杜绝滥用法律、以权压法、以言代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

2.注重秘书人员的自身素质提高，建立稳定高质量的秘书培训制度。加强教育注重秘书“不腐败”思想的建立，从根本上加强秘书人员自身修养的提高树立正确

页6 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第一，秘书应当注意自身修养的提高。要始终忠诚党的事业，埋头苦干，爱岗敬业，淡泊名利，耐得艰辛，甘当无名英雄。要坚持严格按领导意图办事的原则，坚决反对先斩后奏之大忌。四要强化作风。要具有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和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兢兢业业地做好每项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准确地反映情况，决不能看领导脸色行事，违心表态；要实时保持谦虚谨慎，“自知而不自见，自爱而不自贵”，密切联系群众，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第二，秘书人员应当正视自己的身份。作为秘书人员应该正确的处理与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领导与秘书是上下级关系，也是平等的同志关系。在党内，他们是同志；在群众面前，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务的人民公仆。

3.应当适当的提高秘书人员的待遇。俗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目前秘书人员的待遇在整个行政体系中是处于相对较低的境地，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导致了秘书腐败的滋生。适当的提高秘书人员的待遇使之在基本生活的以保障的基础上生活得以更加充实从而一定程度上杜绝腐败的产生。

4.构建我国一个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官文化”。传统的“官本文化”目前对我国的行政体系依旧有着十分坏的影响，而构建一个属于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官文化”与秘书文化是可以母与子的关系。一个健全乐观清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官文化”对于建立我国廉政文化和秘书的清廉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为此我们应该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很好的融入“中国梦”的思想来构建我国“主流官文化”。

参考文献：

【1】 陈贤华·秘书工作论[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4）【2】 田丽·秘书腐败现象解析[M]·河北：学术从论，2009（1）【3】 田丽·秘书腐败现象解析[M]·河北：学术从论，2009（1）【4】 费锦红·对我国秘书立法的思考[M]·浙江：大学生读写资源，2007 【5】 徐忠献 吴广贤·秘书腐败的文化机理及对策研究[M]·浙江：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21）

【6】 茅丹·试论秘书的腐败[M]安徽：安徽文学出版社，2009（4）

腐败犯罪的成因与治理思考 篇3

关键词：国家工作人员 腐败犯罪 司法 法治建设

腐败犯罪是人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难题之一，也成为当前严重困扰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在腐败犯罪中，高官[1]的腐败犯罪最具有代表性，在罪名上以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滥用职权罪为典型。近年来，我国受贿犯罪等腐败犯罪呈高发趋势，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省部级高官腐败这一社会现象及其丑恶的现象，已成为中国经济的致命问题和中国的头号问题。[2]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必要而迫切。

我国腐败犯罪案件的类型和数量众多，本文选取了较为典型的河南省原省委常务副秘书长、省委委员陈某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滥用职权一案（以下简称陈某受贿案），并以此为切入点，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分析其原因，探究惩治和预防类似犯罪行为再次发生的司法途径。

一、陈某受贿案简介

（一）案情介绍

陈某，男，系河南省原省委常务副秘书长、省委委员，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省纪委“双规”。2012年1月6日，河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陈某提出的辞去省人大代表职务的书面申请。陈某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滥用职权案，由河南省南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终结并向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4年2月10日河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陈某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滥用职权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无期徒刑、剥脱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3]

（二）陈某受贿案审判过程

陈某受贿案的整个审判过程查阅不到，只能粗略知道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判认定了陈某如下犯罪事实：（1）1995年至2011年间，陈某在任杞县县委书记、开封市委秘书长省委副秘书长其间，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或利用职务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张某等39人所送贿赂共计726万余元人民币、8000美元、价值9.1万元人民币的购物卡及价值31.59万港币的手表5块；（2）截止2011年8月，被告人陈某对其本人财产中的252.61万元人民币，8.82万美元不能说明来源；（3）2001年至2006年，被告人陈某在担任河南省委副秘书长期间，违反省委、省政府关于省直机关公有住房管理分配的有关规定，出具虚假证明或者指使省委办公厅工作人民出具虚假证明，为其情人、家人及朋友向省委机关事务管理局申请购买内部价格住房9套，经河南省价格认证中心评估，该9套住房的市场价与内部价购买差额共计193.22万元人民币。[4]依据（1）（2）（3）所认定的事实，陈某的行为分别构成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滥用职权罪。

（三）陈某案的进展追踪及简评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陈某不服判，表示要提起上诉。[5]然而截至目前，二审未见开庭及宣判报道。陈某对于普通人而言只是一直“被打了的老虎”，人们无从得知也不热心知道该案的执行情况。

就陈某而言，他手握公权力，本应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然而却走上了贪腐的犯罪路；就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本身而言，太多信息未公开，整个过程更像是“灰箱操作”，缺失公众参与；纪委起了重要作用，从被双规到检察院介入再到宣判持续了两年多时间。虽然司法应惩罚陈某本人，但司法的作用和价值更应该是通过追究腐败者刑事责任，发挥法的作用尤其是规范作用，预防类似犯罪，实现法维护社会秩序，保障自由和正义的价值。很难说陈某受贿案起到了规范作用，因为依据我国已经落马的腐败官员数量来看腐败的不只有陈某，而是成了“陈某们”。

二、腐败犯罪的成因

腐败并非当下中国所特有，历史上也有大贪官，外国也有腐败。但是，当下我国腐败犯罪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却是罕见的。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家弘所言：“当下中国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但腐败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6]笔者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揭示腐败犯罪发生的原因。

（一）内在因素

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陈某们”具有能力和意愿实施腐败犯罪行为。一方面，国家工作人员有以权谋私的能力。“陈某们”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历和文化水平，并且“陈某们”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其中的“大老虎”更是手握重权、身居要职，加上权力本身具有扩张性，贪污、受贿、索贿都有了可能。另一方面，“法不责众”、“心存侥幸”和“赌徒”的心理，以及对物质条件的畸形追求增强了“陈某们”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意愿。“陈某们”的腐败犯罪之路大多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激情满怀、辛勤地奋斗拼搏，走上了一定的位置、掌握一定的权力——‘好处涌来、欲望开始膨胀，为自己收受贿赂找‘正当理由，在忐忑不安与心惊胆战中慢慢‘伸手——肆无忌惮、越陷越深——东窗事发、悔之晚矣。”[7]因为腐败盛行，许多国家工作人员都认为即使处罚也轮不到自己身上，一些人被处罚后还认为自己冤枉，是自己倒霉，成了“杀鸡儆猴”的牺牲品而已。

（二）外在因素

“当下中国的腐败已不是个体性腐败，而是制度性腐败和社会性腐败。”[8]内因固然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犯罪行为中起了重要作用，但腐败在当下中国如此盛行却不只是“陈某们”个人品德败坏、贪婪、素质低下的结果。制度性障碍、司法障碍、社会监督缺失等外在因素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制度方面，存在一些障碍。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理想的状态是政府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即主要依靠前两种手段，主要在市场失灵时运用行政手段。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则是多依靠行政手段来干预配置市场资源，“陈某们”大多手握行政审批权，他们利用行政干预市场活动进行“权力寻租”，通过利用市场体制的不完善、不规范还谋取暴利，多人还利用转轨时期财产关系的调整来侵占公共财产。

在司法方面，我国有“重典治吏”的传统，《刑法修正案（九）》颁布以前，我国的刑事政策是“立法零容忍、司法有限容忍”，[9]即“重《刑法》典”。以受贿罪为例，原《刑法》第385条第1款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原《刑法》第383条第2款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而依据原《刑法》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即若个人受贿10万元以上，则最轻也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若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则会被判处死刑。可见，我国立法对于腐败犯罪是很严厉的，但“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又给司法留下了自由载量的空间。立法中关于数额的确定性的规定导致了受贿9.99万和受贿10万的不同处罚结果，受贿10万和受贿100万的同一法定刑幅度。司法的有限容忍，又易误导人们，给人们造成司法不公的印象。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巨额腐败犯罪的出现。再比如，受贿罪要求行为人是直接故意，而主观的状态是一个很难认知的过程；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成立以来就争议不断，认为有违“罪刑法定”，有人主张废除，有人主张改名。[10]

腐败犯罪行为本身具有发现难、调查难、取证难的特点。受贿罪发生在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受贿者自己实施了犯罪行为往往不会去主动曝光；行贿者通过行贿获得了利益，一般也不会去主动揭发，检察机关调查取证他们也不会配合。“陈某们”身居高位，牵涉的利益庞杂，“官官相护”、“官商勾结”时有发生，检察机关人力、财力、物力有限，这加剧了其依职权主动侦查腐败犯罪行为的难度。我国未建立起完备的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取证困难。

在监督方面，监督缺失是导致腐败犯罪行为不能及时发现，腐败行为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司法的被动性和社会监督的缺失决定了手握行政权的官员只能主要依靠国家机关内部监督和自律，以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然而自律往往是靠不住的，他律可靠，但是纪委的人、财、物也是有限的且其监督会涉及更多的利益衡量。公众主要是通过实名制举报来参与监督，但是这对举报者而言存在一定风险，而且绝大部分公众只是在“陈某们”被查处后才知道消息，消息量小，公众参与热情受参与途径少的消极影响。

三、治理腐败犯罪的对策

腐败犯罪行为盛行对我国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甚至是致命的，对腐败犯罪的有效治理关系到我国的方方面面。针对我国腐败盛行的原因，本文认为应该从教育、法治、制度建设和公众参与几个方面着手处理腐败犯罪行为。

（一）加强国家工作人员队伍建设

一方面，加强国家工作人员队伍建设，严格按照《公务员法》等相关的的法律法规来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国家工作人员，用法律法规规制他们的行为，关注他们的需求，注重提高他们的个人修养和自觉。管理学大师马斯洛曾经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该需求层次理论经过实践的检验具有较大的科学合理性，[11]在我国需求的最高层次应该是在创造社会价值中实现自我价值。“陈某们”的落马往往是大快人心，但是这也不得不说“陈某们”的堕落于国于民都是一种损失，因此必须加强国家工作人员队伍建设，法治建设，人才先行。另一方面，加强教育，强化国家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人们往往误以为教育就是对学生的教育，而忽视对工作人员的教育。能够进入国家工作人员队伍的起初基本上都是品学兼修、德才兼备的人。通过不断第学习和教育，强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感、强化其责任意识、培养其职业自豪感，向其宣传“陈某们”的腐败过程和后果，可以促使国家工作人员不愿意实施腐败犯罪行为，并能更加爱岗敬业。

（二）加强法治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完善法制体系，实现赏罚分明，增加犯罪成本，实现依法治理。“赏罚上的分配不当就会引起一种越普遍反而越被人忽略的矛盾，即刑罚的对象正是它自己造成的犯罪。如果对两种不同程度地侵犯社会的犯罪处以同等的刑罚，那么人们就找不到更有力的手段去制止实施能带来较大好处的较大犯罪了。”[12]立法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滞后性，因此应通过加强立法解释等来弥补不足，处理好灵活性和稳定性问题，增加法的可预测性。《刑法修正案（九）》以立法的形式，对腐败犯罪贪污受贿的腐败行为实行“有限容忍”，一定程度弥补了之前立法中存在的不足。因此，对于发现的腐败犯罪行为，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和执行阶段都必须依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进行。对于腐败犯罪案件和处罚执行结果适度公开，充分发挥刑法的谦抑作用。此外，建立财产申报登记制度。

（三）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民主监督是最有效的防腐剂。一方面，加强国家机关间的制约与监督，保持司法的中立性，监督的独立性尤其是充分行使检察机关依职权监督职能，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鼓励，支持，引导社会监督。国家机关的人财物都是有限的，而许多受贿案件都是民众检举揭发、媒体曝光的，因此，要根治腐败犯罪行为必须发挥社会和网络舆情的监督作用，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白箱里”运行。由于网络舆情是把双刃剑，因此还应对其进行规范，支持，引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以及“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等内容，令人期待我国未来将有更多健全制度、遏制公权滥权的法规出台。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或许寓示，我国的反腐廉政建设将从此踏入一个新台阶，一套从根本层面上遏制腐败的法律制度将逐步建立。

四、结语

现阶段，我国加大了反腐力度，一大批贪官在反腐高压态势下相继受到法律制裁。腐败犯罪频频出现并被追究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法在发挥作用，但是法律不是万能的，而且法律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在充分法律作用的同时不可忽视经济和行政手段。在依靠司法机关和队伍力量的同时也不能忽略社会和民众的力量。依法惩处贪污腐败行为并反思腐败滋生的原因，通过强化教育、实行法治、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势必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而有效预防类似问题的出现，有效治理贪污腐败犯罪，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和社会全方位的发展。

注释：

[1]此处的“高官”是指省部级副职级及以上的党和国家干部，以及军队、国有企业负责人。参见彭新林：《我国当前惩治高官腐败犯罪的法理思考》，载《当代刑法问题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98页。

[2]参见欧伟贞：《我国高官腐败现象的法理分析》，载《湖北成年人教育学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3]参见《河南工人日报》2014年2月11日。

[4]同[3]。

[5]同[3]。

[6]何家弘：《中国腐败犯罪的现状评估》，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6期。

[7]参见《落马官员忏悔录里的畸形人生》，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年4月2日。

[8]同[3]。

[9]参加欧阳本祺：《论〈刑法〉第383条之修正》，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1期。

[10]参加王天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问题探究》，载《法制与经济》2015年第2期。

[11]参加周三多：《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

浅析我国财务腐败形成的成因 篇4

1、权钱交易的特征。所谓权钱交易, 是指拥有权力的人, 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换取金钱等物质利益, 或者用权力和金钱买官卖官, 最终实现权力和金钱的互换。财务腐败者为此可以采用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是权力, 二是专有信息。其中以利用权力进行腐败最为常见, 也是腐败治理的重点之一。

2、国际化特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腐败已经打破了国界, 呈现出有组织、跨国化的趋势。腐败已不再是局部的犯罪问题, 不同制度, 不同文化, 不同种族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财务腐败现象, 财务腐败存在于发达国家, 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财务腐败现象已经突破国界, 成为世界性问题。

3、广泛化特征。财务腐败几乎可以侵入国民经济的每一个角落, 现实中财务腐败存在于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企业部门。可能出现在党政干部身上, 也可能出现在没有职权但享有专有信息的一般工作人员身上。对国有资产的财务腐败而言, 只要与国有资产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利益主体, 在缺少足够约束条件下都有可能产生腐败。而动态的看, 在国有资产营运与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财务腐败产生的可能。

4、隐蔽性特征。财务腐败具有难以察觉的隐蔽性。一方面财务信息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非专业人员难以解读。一些财务腐败者非常熟悉法律和政策, 并且掌握本部门财务体系的薄弱环节, 善于打“擦边球”。他们利用财务信息的不易解读性来降低腐败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他们在作案时就部署好了反侦察的策略, 在财务腐败行为发生后, 想方设法, 规避法律和财务制度。往往以各种手段掩盖其腐败行为, 甚至篡改财务信息, 伪装信息, 隐瞒真相。

财务腐败作为腐败的一种重要形式, 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相当严重的, 其会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抑制经济增长、影响效率和社会的公正分配, 会削弱政府功能, 使国有机构和民营企业丧失信誉, 进而毒害整个社会, 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 寻找财务腐败的根本原因成为如何行之有效地综合治理财务腐败问题重要前提。

一、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一个人如果有正确的价值观, 一般是不能产生腐败行为的。只有在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的支配下, 才会导致腐败行为。他们抱着“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有钱就有一切”等腐朽甚至反动的思想观念行事。由于这种价值观同社会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相容的, 并且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 因而极易产生反社会意识。当这种价值观恶性发展时, 腐败主体就会见利忘义, 进而贪污受贿。由此可见, 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是腐败犯罪的思想基础。

二、缺乏社会主义的道德观

社会主义道德就是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 这种道德原则和规范科学地揭示和规范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 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各种准则中最基本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而腐败者恰恰缺乏这种道德观念, 只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而无视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 最终导致腐败乃至犯罪的发生。

三、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财务腐败者的信息优势是促成其财务腐败行为的主要心理支柱。财务腐败者往往拥有专有信息, 进而可以利用专有信息优势谋取非契约利益而不被察觉 (被察觉就意味着财务腐败行为失败) 。为此财务腐败者甚至会人为地篡改财务信息以掩盖其财务腐败行为。假设财务信息能够充分共享, 则财务监控的压力、舆论的压力、乃至法律制裁的威慑都会使财务腐败者望而却步。

四、财务监控体系的失灵

由于财务监控体系的失灵, 不能及时预防财务腐败行为的发生。正因为权利存在被滥用的可能, 所以需要制约和控制。失去制约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我国现阶段诸多方面的权利运行之所以失范, 除了对权利本身的界定不规范外, 更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权利运行失去有效的制约和监控。在我国, 监督主体是多元的, 但会计监督职能的弱化, 对权力的约束力不强, 是产生财务腐败的重要原因。会计监督就是指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依据各项财经法规和财务制度, 通过记录、计算、分析、检查等方法, 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监督, 使之能够按既定的目标和要求来进行。一方面我国会计监督法律约束机制不健全, 导致会计监督不力。另一方面, 内部控制制度失调, 会计工作中有些概念混淆, 致使工作开展不利。

五、新闻舆论监督力度不够

新闻舆论监督是运用新闻报道的形式对各级政府和官员的不良言行进行监督, 是在一些国家被称为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俗语说“不怕通报, 就怕见报”, 说明舆论监督的功能是很强的, 其作用是别的监督途径所不能代替的。新闻舆论监督力度不够的原因在于:一是缺乏独立性。中国新闻媒体隶属于不同级别的党政机关, 它无权监督主管自己的党政机关及其领导, 只监督下级而不监督同级和上级。二是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盛行, 非法干预舆论监督或对传媒施加压力。权力在握的各级领导可以说大多数对舆论监督不习惯, 不热情, 个别领导干部对舆论监督的态度甚至是厌恶、惧怕乃至抵制。三是滞后性影响了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因为新闻媒体对有关腐败案件的报道事先要经过有关的反腐机关的同意并由他们提供素材, 而不能自行展开调查性报道和进行“曝光”。

摘要：财务腐败作为腐败的一种重要形式, 不仅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同时也对我国社会稳定、长治久安构成巨大隐患。因此, 如何行之有效地治理财务腐败问题, 已经成为我国各项工作的重点之一。

关键词：财务腐败,专有信息,现代企业制度,综合治理

参考文献

[1]、杨明彧《．社会转型期反腐败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年3月第二版

[2]、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年4月第一版

腐败成因 篇5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 政府职能转变，一些行政审批事项和准行政职能逐 渐移交给社会中介组织，后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等各个领域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但由于法律 法规建设滞后、制度设计存在漏洞、政府监管不到 位、中介组织职业自律性不强、清廉文化环境不佳 等多方面原因，某些中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失信、违规、参与权力寻租和商业贿赂等现象也开始滋生 蔓延。本文旨在分析中介组织利用自身特殊职能参 与权力寻租中介组织产生腐败现象的对策。

社会中介组织的腐败成因 及治理对策

中介组织是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规章或受政府的 委托，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为各种社会主体提供 沟通、监督、鉴定、公证等中介服务的组织和机构的总称。中介组织包括行业协会、社团组织、仲裁机构、评估、鉴证、咨询、信息、经纪等各类中介组织。其中，行业协会、专业评 估、审计类中介组织，即协调、协商与经济鉴证这两大类中 介组织具有协调政府和企业关系、生产要素配置等准公共 服务职能，最容易卷入违规、腐败活动。

是通过中介公司的所谓“咨询费”、劳务费等名义实现的。二 是通过造假，侵吞国有、集体财产，损害股民权益。例如在国 有企业清算、破产、出售、兼并收购以及股份制、股份合作制 改造过程中，会计、评估、律师及投资等中介组织及其工作 人员通过虚假评估、虚假审计等参与蚕食国有资产与集体 财产，为不合格企业“包装”上市，侵害股东权益，参与非法 套取银行资金等；在建设工程招标和政府采购中，招标、采 购代理机构等中介组织勾结承包商、供应商，与业主单位领 导、招标采购代理机构、管理监督机构、采购单位有关人员 恶意串通，搞假投标、串标、围标，侵占国家和单位资金。三

中介组织腐败就是指中介组织及其从业者出于私利目 的，利用授权和特殊职能为寻租者（政府官员和公权人员）寻租，或为请托方（企业、组织和个人）提供便利条件和掩护 的各类腐败行为。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一是行贿及帮助行 贿。一些中介组织为实现其客户委托的事项或为争取获利 机会，直接或介绍利害关系人跑项目审批、跑资金、跑配额 指标，向政府官员提供金钱、有价证券等财物或提供获利机 会。例如送官员金钱、高尔夫会员证，送房子、汽车，替官员 升迁买官，给其孩子出国留学提供费用等。大量商业贿赂正

是参与非法洗钱。洗钱方式五花八门，包括通过“走出去”对 外投资自己人控制的公司或项目，“亏损”后以“交学费”方 式清盘回国交差；通过“引进”自己或自己人在境外注册的 “托儿”公司，以虚增实物投资参股等方式吸走公有资产；通 过对外贸易方式，给境外串通好的公司以赊销商品等方式 发货，最后以降价、亏损倒闭方式“坏账”，侵吞国家和公有 财产等。由于洗钱过程非常复杂和隐秘，漂洗和转换资产往 往需要“制造”并提供合同、票证及相关产权文书等文件，并 通过正常账户来完成，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提供智力咨询

中介组织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及特点

中国监察 2009 年第 15 期

服务的中介组织和专业人员介入“帮助”。

“中介组织腐败”的基本特点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拥有较高的法定权威性。协会、鉴证类等中介组织肩负着 政府指定的责任，履行部分准政府职能，其活动具有法定 权威性。如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进行的审计，对经理 厂长进行的离任审计，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均 需要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或验资报告等。这种法定权 威性为中介组织参与违规谋利提供了便利。其二，高信息 性和信息不对称性。中介组织所拥有的信息垄断优势和不 透明性使其具有两头套利的冲动和机会，并可利用其在供 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便利身份违规谋利。其三，腐败活动 的多样性和裂变性。在重大项目审批、行政许可备案、财政 转移支付、专项资金配置、信贷、官员考核升迁，以及医疗、政府采购、工程建设、地价评估、产权交易、资源开发经销 等多个领域的腐败现象中，经常可发现中介组织的身影。中介提供贿赂的手段形形色色，贿赂形式多种多样，包括 以信息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佣金等各种名义赠送 现金或有价证券，给予特殊荣誉、待遇，提供特殊服务等。近年来，有中介组织参与的腐败活动有增生趋势，腐败衍 生品、新变种不断增多。其四，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强。中介 组织往往利用其合法身份以及所具有的信息和专业技能 优势进行腐败活动，给核实案情带来很大困难。中介组织 通常与政府及司法机关关系密切，也很善于利用这些部门 作为保护伞、“护身符”，从而达到不引人注目和不被追究、少被追究责任的目的。中介组织参与腐败活动时收取和支 付“报酬”的名目和方式繁多，增加了中介组织腐败的发现 难度。此外，中介组织常常进行的“期权式腐败”极具隐蔽 性和欺骗性，极大地增加了查处难度。

中介组织产生腐败现象的成因剖析

社会中介组织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形色色，其形成原因 也是多种多样： 一是中介组织法制建设滞后与执法不严。多年来，涉及中介组织活动的大部分领域还缺乏完整明晰 的法律法规。同时还存在相关法规政策不配套，乃至相互 抵触的问题，还有一些相关法律及其条文规定早已过时。对已有的中介组织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又偏弱偏软，往往 是在大案要案被发现和查处之后才牵出参与其中的中介 组织和相关人员。这些年来，我国对中介组织卷入欺诈和 腐败丑闻的赔偿诉讼和刑事诉讼几乎是空白。如证监会对 帮助上市企业搞欺诈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处罚仅限于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和撤销直接责任人的执业资格，最严 厉的也不过吊销许可证。此外，我国反腐败比较重惩处受 贿而轻惩处行贿，往往忽视中介组织通过参与和帮助行贿

LILUN ZONGHENG

理论纵横

而卷入腐败活动的作用和责任。

二是中介组织管理制度不健全。一方面，政社不分、行 政干预为一些中介组织违规腐败提供了条件。我国中介组 织绝大多数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从过 去的政府管理职能中分离出来的，许多行业协会本身就是 政府部门转变而来，一些中介组织表面上和原主管部门脱 钩，实际上仍和政府部门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中 介组织在组织机构、人员安排、财务关系和执业要求上受 制于主管部门，一些中介组织的领导由现任政府官员兼 任，或担任顾问、名誉会长，或者是刚刚卸任的官员担任。这些或明或暗的关系的存在，导致中介组织往往难以摆脱 参与到“寻租活动”的各个环节，也给它们提供了这样的机 会。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国家级的市场中介组织主管和 协调部门，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各自为政,存在多头管理和 管理乏力并存的现象。

三是一些腐败高发领域的制度设计存在漏洞。在国有 企业改制、重组、土地转让、公共采购、工程招投标等领域，存在法律制度规范过宽、实施细则规定过泛及针对性弱、前瞻性不强，弹性过大，刚性不足等问题。如公共采购目录 及限额规定界定不科学、内容交叉重叠，在参与投标者的 资格门槛、信息披露及资金支付程序等方面存在委托方、举办方自由裁量权过大，监督依据不清等漏洞。这些制度 设计的漏洞正成为诸如招标公开范围小、招标采购对象不 明确、招标和投标程序不规范、假投标、人情标、多方串标、重复采购、高价采购、寻租腐败等的诱发因素。

四是中介组织诚信守法自律机制缺乏。一方面，我国 中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道德素质、法律意识不足，队伍建 设滞后，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学历、年龄结构不合理现 象突出。如在全国会计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中，离退休人 员占 70%以上，具有专业职称的中青年人不到 10%。一些 中介组织对员工道德规范和守法操作要求低，疏于监督，甚至鼓励员工为揽活而不择手段。另一方面，行业自律软 弱。目前对中介组织的管理主要侧重于事前审批，行业组 织监管弱化。多数行业自律性监管尚未建立或疲软乏力，许多中介组织没有加入中介行业组织，一些中介行业根本 没有行业协会，更多的则是名存实亡，缺乏对本系统中介 组织经常性的规范监管。工商、消费者协会、舆论媒体等外 部监督对中介组织违法活动的监督往往是在问题曝光之 后，缺乏事前监督和发现机制。

综合治理中介组织腐败现象的对策建议

完善中介组织法律调节体系并提高其执行力。首先，要在对中介组织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清理的基础上，对已有

中国监察 2009 年第 15 期

5理论纵横 LILUN ZONGHENG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其次，根据形势发展需 要制订出台一些新的法律法规，填补法律漏洞，形成完整 的、相互配套的中介组织法律调节体系。例如，制订中介组 织法、中介组织执业人员法律责任及违规处罚条例等总体 性法规，补充完善与中介组织正常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填补有关中介组织行贿或帮助行贿的界定、惩罚方面的法 律漏洞。可以考虑在反洗钱法中添加中介组织参与洗钱的 治理与预防规定，扩大洗钱罪的追诉范围，在预防腐败法 中加入预防中介组织腐败的条款等。第三，努力提高规章 制度的执行力，依法加大对中介违规、贿赂等各种违法行 为的惩罚力度，增大中介组织与个人的违法违规的风险与 成本，这是遏制中介组织腐败的关键。

增强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和公平竞争性。切断中介组织 与政府部门的组织、利益关系，维护中介组织的独立自主 性，是准确界定政府与中介的关系，避免错位和越位，确保 中介组织诚信规范运作、公平竞争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是避 免其依托权力搞垄断服务和腐败行为的关键。为此，需要 对现有中介组织进行全面摸底清查，使官办、半官办中介 组织与政府真正“脱钩”、改制，解除政府部门与中介组织 的行政隶属关系,真正实现政社分开。

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源头上消除中介组织 腐败土壤。进一步清理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将保留下来 的行政审批事项名称、法律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向社 会公开；推进行政许可办理方式改革，整体推进权力下放、权力规范、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加大权力运行的监督力度，促进“阳光政务”；严格约束政府行为，在政府采购中坚决 落实“管采分离”原则，将采购中心与财政部门脱钩，并促 使各政府部门协同起来完善政府采购招标程序及其监督

机制； 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化建设与市场准入机制，确 定中介组织的过程要公开透明，加大竞争力度，杜绝主办 方单方面内部指定中介组织的做法，防止各利益方围标、串标、评标、收买专家、企业恶意低价中标再追加预算等贪 污腐败问题。

加强中介组织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要强化行业自 律，建立广泛的行业协会以及跨行业联合会。行业协会会 长应由行业会员推选而不能由行政领导兼任或行政任命。行业协会要制定规则，加强对会员单位和从业人员执业操 守的监督和对违法行为的惩戒。行业监管应把主要精力放 在审核经营资格和审批收费标准上，加大对中介组织的年 检力度，及时掌握中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执业情况和违法 违规情况。要提高从业人员执业素质与守法意识。把好中 介组织从业人员任职资格关，严格资格考试准入制度，实 行执业资格审查和登记备案管理制度，实行评级或年审制 度，规范人才流动机制，加强对整个行业从业人员的专业 和法律培训，强化职业道德建设，尤其要加强中介组织的 诚信建设，强化信用管理。

对中介组织的活动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首先，构建联合执法监管机制。协调行业协会及行政、工商、财 政、审计、监察、金融等部门，形成对中介组织及有关人员 腐败行为的跨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如工商部门、物价部门、行业协会等要建立健全中介组织执业准则和收费标准体 系，不定期抽审中介组织出具的会计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等，及时发现其参与寻租、贿赂、销赃、洗钱等活动的违法 犯罪事实。其次，整合和强化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法 院和公安部门等不同部门之间的横向协作，发挥联合监督 的作用。第三，强化多渠道监督。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和群众监督作用。

重点防范和治理腐败高发领域的中介违法活动。从现 实情况看，重大工程投资建设、国有企业改制、土地转让评 估、贷款抵押资产评估、公司上市及财务审计、政府采 购等是中介组织腐败的多发领域。需要在土地、房地产、医 药、政府采购、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建立统一招投标中心，凡一定规模的使用国有资金建设的工程项目招标投标、土 地使用权出让、国有和集体所有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必须 在独立的跨部门统一招标投标中心进行，逐步将所有应当 通过市场配置的公共资源纳入统一招标投标中心进行招 标投标，在统一招投标过程中建立健全中介组织参与执业 的规范程序，完善中介组织资格准入、公开竞争遴选、公开 评估程序和结果等机制，杜绝暗箱操作。□

作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高管腐败问题成因及应对措施 篇6

1原因分析

高管腐败是指企业高管在监督缺失的情况下,利用被代理人赋予的职权为自己谋求个人利益,进而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随着委托代理制度广泛应用于现代公司治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固有矛盾日益显现,在信息不对称,监督不到位的环境中,受托人很可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利用委托人所赋予的职权谋求自身利益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减少了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由企业自主进行经营管理,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国家把企业的经营管理委托给企业管理者,赋予国有企业高管绝对权力,为其腐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法制建设不健全,对于国企高管的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更是大大助长了高管的气焰。另外,由于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不完善,尤其是薪酬激励制度的不合理,国企高管的薪酬长期受到限制,成为高管腐败的主要动机。

民营企业高管腐败也与公司治理制度的不完善有有直接必然的联系,是内部人侵占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委托人和代理人矛盾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不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环境中,更容易滋生这种腐败行为。从目前爆出的民营企业腐败案来看,主要是合谋腐败,尤其是与政府官员的合谋腐败。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是民营企业获取资源优势的快速途径。对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对尚未健全的正式制度的一种补充,能够弥补法律保护欠缺、政府产权侵害、金融发展落后对民营企业的负面影响。不仅能够帮助民营企业获得很多的政府补贴和债务融资机会,而且可以适当降低民营企业所承担的税负,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有学者将政治关联分为两类:合法的政治关联和违法的政治关联。所谓合法的政治关联是指企业的政府背景,而非法的政治关联则是指官员的腐败。如最近爆出的佳兆业债务违约问题就是典型的案例:过去15年间,佳兆业从深圳走向全国布局,从年销售额只有10亿元向300亿进军,佳兆业犹如一匹黑马,其创始人郭英成更是成了地产界的隐性富豪。而佳兆业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其与政府关系密切,一方面,佳兆业在旧城改造中从政府手中获得了很多土地,另一方面,又利用政府的关系从银行取得了大量的长期借款,为其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深圳政法委书记蒋尊玉被查后,佳兆业董事会主席郭英成也因涉嫌贪腐调查而离职,进而导致了佳兆业债务违约事件的出现。由此可见,企业可以从政治关联中获取好处,促使其积极地寻找政治关联,而在官员腐败盛行的环境中,向官员行贿是一种直接有效的途径。

已有研究发现,高管腐败不仅会增加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增加企业的投资成本,扭曲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功能,同时还会降低公司的治理效率,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的负向作用。因此,能否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防范高管腐败行为的发生,对企业能否长期稳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2政策建议

第一,建立有效的薪酬激励制度;薪酬激励制度是企业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能否建立行之有效的薪酬激励制度直接关系到公司高管能否保持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对预防腐败也有者重要作用。陈信元、陈冬华(200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薪酬管制与高管腐败发生的概率正相关。赵璨、朱锦余(2013)研究发现,对于显性腐败,高薪能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高管高薪并不能起到抑制隐性腐败的作用。因此,还需要通过加强内外部监督来抑制高管腐败行为的发生。

第二,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监督主要是指公司治理。外部监督主要是指外部审计和制度环境。项兵(1997)指出高管腐败行为可以通过建立相对健全的内部监控制度来限制。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腐败发生的概率负相关,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腐败发生的概率越低,反之,内部控制质量越低,腐败发生的概率越高。但是,十全十美的治理制度并不存在,任何治理机制都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光靠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来抑制高管腐败行为的发生是不充分的。因此,借助外部监督的手段,让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利在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中运行对于抑制企业高管腐败是比不可少的。

研究发现,独立的外部审计在预防高管腐败也有着重要作用。会计、外部独立审计和健全的内部监控制度三位一体,在相对发达的经济环境中更能够有效抑制高管腐败行为的发生。但是仅靠会计和审计来控制和监察回扣则比较困难。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在抑制回扣的方法是不同,而会计、审计在监控高管腐败方面所产生的效果也会因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同而不同。李青原通过实证检验分析发现,审计信息质量越高,越能有效抑制高管的过度投资行为。同时,制度环境越完善,企业高管投资过度等行为也越能有效制约。杨徳明、赵璨研究发现,媒体的曝光率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内部控制对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发生腐败的抑制作用,要抑制企业高管腐败行为的发生,不仅要完善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还需要借助媒体监督等外部治理机制。综上所述,合理的公司治理制度、健全的外部审计制度、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于预防高管腐败行为的发生都是比不可少的。

结束语

高管腐败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重大的,高管腐败的防范是一个综合的、系统的工程,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不论国家经济是繁荣或是萧条,制约风险、控制风险要与时俱进,要不断研究,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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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权小锋,吴世农,文芳.管理层权力、私有收益与薪酬操纵[J].经济研究,2010,(11):73-87.

[5]王清刚,胡亚君.管理层权力与异常高管薪酬行为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1,(10):166-175.

[6]方军雄.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存在粘性吗?[J].经济研究,2009,(3):110-124.

医药购销领域腐败的成因与防范 篇7

医药购销腐败的社会危害

医药购销领域腐败, 是多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深圳9名正 (副) 院长受贿案、珠海9家公立医院药剂科主任受贿案、湖南湘雅医院的医药购销腐败窝案、葛兰素史克腐败案、福建漳州医疗腐败案、浙江“依达拉奉”药品回扣案件案……频发的医药购销腐败现象让人触目惊心, 引发社会深思。一是药购销领域腐败是“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推手, 直接导致医疗服务价格升高, 损害患者的经济利益。二是医药购销领域腐败是商业贿赂等经济犯罪产生的温床, 严重腐蚀了医疗队伍, 破坏了医务人员的正面形象。三是医药购销领域腐败破坏了公平竞争市场规则, 使市场竞争陷入了无序状态, 严重影响了医药卫生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医药购销领域腐败的成因

1. 法律因素

(1) 立法缺陷。就现行法律体系而言, 对医药购销领域腐败行为惩治主要涉及的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八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禁止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 的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的“禁止医药购销中暗中给予、收受回扣或者其他利益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第五十三条规定的“禁止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 投标人以向招标人行贿”,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以下简称《刑法》) 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受贿罪”等。尽管这些法律明确了医药购销领域腐败行为法律责任, 但是处罚力度过轻, 尚不能产生威慑作用。例如, 《药品管理法》第九十条规定:药品生产企业在购销暗中给予、收受回扣或者其他利益的,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 予以没收, 医疗机构的负责人等有关人员收受给予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 由卫生行政部门或者本单位给予处分, 没收违法所得。事实上, 在医药购销利润丰厚, 对药品生产或销售企业罚款“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数额过于偏低;而对医疗机构的负责人等有关人员仅仅给予“处分、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也偏轻。而《刑法》中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受贿罪”明确了医药代表、医务人员等入罪的主体资格, 涉案金额5000元以上就应予以追诉。但是, 医药购销领域腐败行为较隐蔽、侦查难度较大, 实践中能够立案追诉还是少数。从法经济学看, 违法成本较低, 相关法律尚不能发挥震慑作用, 无论是药品销售者还是医务人员都存在侥幸心理。

(2) 执法缺陷。依照我国法律规定, 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药品采购、药品监督部门负责药品质量监督、医保部门负责药费控费, 但是医药购销管辖权存在交叉管理、重复设置的情况, 其管辖范围和权限界定不明确, 其管辖权经常存在一定的争议。例如, 工商部门、卫生部门、药品监督部门、公安机关等, 针对医药购销腐败都有调查取证乃至立案查处权力。而在实际中, 对医药购销腐败案件的调查, 经常发生互相推诿现象, 在客观上不利于对医药购销领域的违法行为的查处。

2. 制度因素

(1)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和药品零差价制度的局限性。为了防止医药购销领域腐败、解决“看病贵”问题, 国家推行了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和药品零差价制度,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药品价格虚高问题, 但是并未彻底解决“以药养医”问题。就药品零差价而言, 尽管取消了药品的加成部分, 医院层面实现了药品零利润, 但是医师仍掌管着药品使用决定权, 医师与医药销售人员之间利益链条仍未切断。从临床科室主任到科室成员, 从药剂管理人员到为医师统计处方用药的药剂师, 从支付药品销售款的出纳会计到医院信息中心的管理员, 都可能是药品回扣链上的关键环节。 (俞强《对治理医药购销商业贿赂的几点思考》, 《医院管理论坛》, 2013年第9期)

(2) 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制度不完善。为了规范医疗机构采购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行为, 制止医药购销违法行为, 打击商业贿赂行为, 国家卫生计生委 (原卫生部) 于2007年出台了的《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 2013年12月25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对其进行了修订, 要求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建立医药购销商业贿赂不良记录, 尽管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按照国家卫计委要求, 制定了本行政区域不良记录实施办法, 细化不良记录表现形式和处罚措施, 但是该制度并未得到有效实施, 真正披露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当事人名单的寥寥无几。究其原因, 是责任不清晰、监管不到位、处罚措施不严格所致。

3.道德因素

当前,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 社会的价值观念、精神信仰和道德准则都在发生着较大的改变。 (李振唐、张楚研《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几个问题》, 《人民法院报》, 2014年9月3日)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部分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出现了滑坡, “收受红包、吃要回扣”成为医疗行业的“潜规则”。

防范医药购销领域腐败的措施

1.完善医药购销法律制度, 构筑法律防线

(1) 完善立法。立法部门应进一步完善《药品管理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以下简称《医师执业法》) 等相关法律, 加大对医药购销腐败行为的惩罚力度, 提高处罚数额、建立行业或职业资格的退出机制。例如, 《药品管理法》应提高处罚数额, 《医师执业法》应补充罚款、没收财产等经济性处罚手段, 同时增加“吊销执业资格证书和终身职业禁入”的资格罚。

(2) 严格执法。卫生、工商、药监、公安等部门应积极介入医药购销领域腐败行为的查处工作, 坚持有案必查, 对医药购销领域中涉案的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药品采购人员、医师等有关人员, 要按照《药品管理法》、《执业医师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等法律规定, 依法严肃处理, 强化法律威慑作用。

2. 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构筑制度防线

(1) 推行“医药分业”改革。“医药分业”, 是指医院 (用药单位) 与药房 (卖药单位) 分离。医院可设置院内药房, 但只供应急诊和住院病人, 彻底改变“以药养医”现象, 从根本上解决“看病贵”的难题。“医药分业”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难点, 需要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一是遵循“以医养医”的思路, 落实医事服务费制度, 利用价格杠杆, 提高医疗服务的收费标准, 调整医院及医务人员的收入结构。医药分业后, 医院收入主要来源于医务人员的技术和劳务价值, 避免开大处方现象, 有利于促进医院及医务人员把精力用在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上。二是遵循“财政养医”的思路, 政府对公立医院全额投入方案进行修正, 增加财政用专项基金给予医院必要的补偿, 加大基层医疗机构资金投入, 提高其医疗服务能力。

(2) 完善合理用药监管机制。一是建立“合理用药管理平台”, 强化院内用药监督。合理用药管理平台是将药品采购、药品管理、医师用药等全程纳入计算机监控, 对单张处方药品金额、药品种类超过规定范围或处方张数超过规定要求等情形, 计算机系统立即发出警告或禁止提示, 通过医师用药“红线”, 以杜绝医师开具大处方的行为, 有效规范医院及医师用药行为。 (邓勇《构建“四条防线”治理医药购销商业贿赂》,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4年第11期) 二是推行“临床路径管理+包干付费”的医保支付方式, “倒逼”公立医院改变“以药养医”现象。临床路径管理是指卫生行政部门仿照工业流水线设计疾病诊疗模式, 患者从入院到出院, 医师应依照该疾病诊疗模式, 开展检查、手术、护理等医疗服务, 实现“同病同治”。推行“临床路径管理+包干付费”的按病种付费方式, 不仅可控制医药费用, 而且可提高医务人员的收入。更重要的是, 通过“临床路径管理+包干付费”, 规范医院的医疗行为, 既防止过度医疗、过度用药, 也杜绝医疗服务的“缩水”。三是落实医药购销腐败不良记录制度, 建立“黑名单”制度。医药购销腐败不良记录制度依托互联网技术, 实现不良记录资源共享, 使卫生行政部门、医保部门等快捷地了解药品销售单位、医疗机构及医师的医药购销腐败不良记录。从法律角度看, 医药购销腐败不良记录及时向社会传播, 可形成社会舆论压力, 使药品销售单位、医疗机构及医师受到谴责, 抑制药购销腐败行为再次发生。

3. 加强医院的法制与职业道德建设, 构筑思想防线

(1) 法制教育。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应培养医务人员的法制观念, 提高医务人员的守法意识。一是要定期强化卫生法制教育, 可通过短期培训、法制讲座等方式, 让医务人员知晓“收受红包、吃要回扣”的法律性质和责任。二是以案说法, 加强警示教育, 促使医务人员深刻认识医药购销腐败危害和法律后果, 消除其侥幸心理, 增强廉洁自律意识。

当前腐败问题的成因及治理对策 篇8

一、腐败的含义界定

腐败是一个纵横古今中外的共同话题, 我们对腐败的定义却没能取得一个统一的认识。我们要讨论研究腐败, 就必须对腐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因为只有对腐败问题尤其是腐败的界定取得了共识, 才能对腐败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从而形成一个研究腐败的共同话语平台, 进而才能客观分析研究腐败产生的原因, 解释现实社会中的腐败现象, 精诚合作为腐败问题的治理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

一般说来, 我们认为腐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 腐败是指那些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违背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的行为, 如生活习惯的奢侈糜烂, 滥用权力的政治经济犯罪等等;从狭义上来说, 腐败则是指在公共领域内的权力犯罪。公共领域又包括着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等方面, 这也就是我们所要重点研究的腐败。但是关于腐败, 众说纷纭, 因为社会生活内含着诸多的领域, 而不同领域的学者对腐败的定义也就会带有着各自领域的独特的理解。

学者陈振明在其《政治学———概念、理论与方法》一书中指出“所谓政治腐败, 正是国家权力主体为了其自身利益而背离其公共角色并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一般来说, 腐败通常包含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腐败的行为主体、腐败的行为目的、腐败的行为方式以及腐败的行为后果。所以, 综上关于腐败问题的理论和定义认为, 狭义的腐败就是国家公职人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 而滥用公共权力, 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而腐败的实质就是以权谋私、贪赃枉法, 具体表现为一种金钱与权力的相互勾结。

二、腐败的原因分析

腐败作为一个纵横古今中外的客观的、世界性的问题, 其成因是多方面的, 尤其是在有着几千年历史又面临着社会转型的中国, 原因更是错综复杂。

(一) 思想文化原因。

中国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封建时期, 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 虽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封建历史及其残暴统治在中国就此结束, 但是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又使得原本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并没有完全消失, 而是继续发挥着作用。封建残余的思想文化在当前中国表现为封建权力私有观念、封建宗法观念和封建官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增长, 中国社会也经历了伟大的变革, 但我们在肯定改革开放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所带来的弊端, 其中之一就是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渗透与侵蚀。

(二) 体制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各方面体制、机制转型的关键时期, 与西方普遍采取的“休克式疗法”不同的是, 我们的变革采取了比较缓和扎实的“渐进式疗法”, 但是这种渐进的变革也无形中拉长了社会变革的周期, 增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这期间, 旧的体制没有彻底剔除, 新的体制没有完全建立, 这种新旧不接的双轨制就导致了体制漏洞的大量存在, 也就使那些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另一方面, 体制改革和转型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各方面的改革尤其是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不同步所拉开的间隙也使得贪污腐败不断滋生和蔓延。

(三) 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 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为了发展经济所普遍采用的一种经济体制,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 它在激发社会生产活力, 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繁荣经济的同时, 也时刻考验着我们所共享的一些良好的、秩序井然的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道德标准, 给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带来了许多的负面影响。这样就开始挑战和颠覆原本和谐的社会风气, 使得“金钱高于一切”的信念变得不可一世, 在这种不健康的社会风气的指引下, 越来越多的人, 尤其是国家公职人员开始把手中的公有权力当作是市场运作的资本, 来为自身谋取利益。

三、腐败治理的多国借鉴及治理对策

腐败是一个公认的“社会毒瘤”, 它不仅阻碍经济的良性发展、政治的民主和公平, 更是败坏了社会风气, 严重破坏了社会和谐, 尤其是极大地伤害了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所以, 坚决反对腐败是我们党和政府, 也是亿万人民群众的必然选择, 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治理腐败问题的决心。但是, 腐败是一个包含了历史性和世界性的复杂问题, 治理难度超乎想象, 所以我们就必须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结合当前的腐败现状, 积极吸收和借鉴外国有益的反腐败经验, 为我所用, 以期对我国当前反腐败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 加强和完善反腐败的立法工作。

众所周知, 新加坡是当前亚洲极少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又能够有效治理腐败的国家。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新加坡的腐败现象也是十分严重, 但是新加坡政府紧急采取措施扭转了公共生活领域的腐败颓势, 这其中首要的就是加强法制建设, 依法治贪。“新加坡政府先后出台了《公务员法》、《公务员纪律条例》、《防止贪污法》、《财产申报法》、《现行反贪污法》、《没收非法利益条例》等法律法规, 还有一套五卷本的《指导手册》”新加坡就是通过加强惩治贪污腐败的刑事立法以及对公务员的行为规范和约束来实现了政治的清明和公务员队伍的廉洁。我国与新加坡在反腐败立法方面的成就相比, 虽然在国际上, 中国政府早已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为加强反腐败的国际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 但是在国内, 除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肯定反腐倡廉的重要战略地位、发表《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等等之外, 仍旧没有切实可行的反腐败法律法规。面对腐败现状, 反腐败法律的制定迫在眉睫。因为只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反腐败法, 明确腐败的含义, 对各种腐败犯罪进行合法合理的量刑、完善各种执法机制等等, 才能为实际生活中各种错综复杂的腐败问题的裁决提供法律依据。

(二) 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

英国是一个“绅士”的国家, 英国人从小就接受各种道德教育和思想品行教育, 不管是在教堂还是课堂, 总是渗透着各式各样的道德教诲。当走上工作岗位时, 尤其是公务员, 职业道德教育更是必不可少。针对英国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表现, 英国颁布了许多法律、法规, 还出台了一系列的公共生活原则, 其中在1995年, 英国公共生活标准委员会的报告中就提到了英国公务员在国家公共生活中所要遵循的“公共生活七原则”即无私、正直、客观、负责任、公开、诚实和发挥典范作用。”廉洁教育和道德教育作为反腐败举措中的思想文化因素具有着潜移默化的深远意义, 我们应该坚持不懈、不遗余力地做好反腐败工作。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提到, 要“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具体说来:第一, 在内容方面, 我们要结合中国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期的新思想、新观点,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使我们的反腐败教育既带有历史的积淀, 还渗透着时代的特色。第二, 在载体方面, 我们要结合当前日新月异的多媒体条件, 充分发挥新闻、报纸、网络等的信息量大和辐射范围广的优点, 使反腐倡廉教育渗透到人民群众尤其是国家公职人员的日常生活中去。第三, 在方法方面, 要注意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理论教育上要侧重于对腐败的危害、原因以及治理等方面知识的传授, 结合实际时要充分发挥正面教材的激励作用和反面教材的警示作用, 双管齐下。切实有效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职业道德纪律, 使之深切感知到“以廉洁奉公为荣, 以贪污腐败为耻”。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真正把反腐败工作落到实处、做到最好。

(三) 加强新闻、网络等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网络是信息的载体, 也是民主和防腐反腐的重要平台。美国历史上的腐败问题也很严重, 尤其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 其腐败现状更是触目惊心。但是最后美国成功走出了这个腐败怪圈, 其原因除了健全法律、制约权力等等之外, 还有一个尤为重要的因素就是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的新闻媒体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巨大作用。21世纪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 而网络反腐作为一种崭新的反腐形式, 正是信息化时代的产物。网络反腐紧跟时代潮流, 充分利用并发挥信息化时代所专属的报纸、广播、博客、微博等多媒体方式的巨大作用, 是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一个全新的尝试。网络反腐具有参与人数多、信息量大、辐射范围广、影响力大等特点, 能够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和反腐的良好气候。中国有几亿网民, 而人民群众又是反腐败的主力军和主要依靠力量, 但是目前网民的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互联网的现状还不是很完善, 我们需要积极开展网络教育工作, 尤其是开展主流思想文化教育, 占领网络思想的高地, 提高网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反腐败意识, 推动新闻媒体和网络反腐工作的良性发展。

四、结语

当前, 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经之路。但是, 关键的关键是党的自身建设, 强大的政党是实现“四个全面”的根本保证, 而纪律又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面对残酷的腐败现实, 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而是要充分认识反腐败工作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 善始善终、善做善成, 防止虎头蛇尾, 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 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只有不遗余力、长抓不懈地治理好腐败, 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 才能保证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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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沪宁.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4]任建明.杜治洲.腐败与反腐败, 理论、模型和方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我国当前腐败问题的成因及策略 篇9

一、我国当前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

在我国, 腐败现象的滋生与蔓延, 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设, 归根结底它是滥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不正当行为, 是与我党以人为本的宗旨相违背的, 其形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腐败

当前, 我国正处于转型期, 政治体制及法制体系并不健全, 消极腐败现象再度猖獗, 权利物化、商品化, 买官卖官现象更是日益严重。作为政府官员, 手中掌握着人民赋予的权力, 却不时时刻刻想着为人民服务, 而是滥用自己的职权谋取私利。这些都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产生严重的影响。近期发生的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事件足以说明官员的政治腐败, 他们利用职务之职为自己谋利, 贪污受贿, 涉嫌故意杀害英国公民尼尔伍德, 而薄熙来也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无疑为其他官员敲醒了警钟, 时刻保持警惕, 廉洁自律, 为人民谋福利。

2、经济腐败

这一腐败现象在我国也较为突出, 追求金钱利益, 偷税漏税, 侵吞国家财产, 贩卖走私等。如郑州铁路局原局长潘克明, 利用职务之便, 多次贿赂铁道部原副部长罗云光、运输局原局长徐俊等人, 为自己铺路, 达到自己的目的;还有江苏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邓斌, 前后非法集资32个亿, 轰动全国, 给国家和地方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3、生活作风腐败

不少官员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如原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 2012年11月下旬, 互联网上曝出其有关不雅视频, 被免去其职务, 并立案调查;另外重庆10名官员也因不雅视频而被免职。另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大肆铺张浪费, 及时行乐, 即为“舌尖上的腐败”。一些官员利用职务之便, 大吃大喝, 大摆筵席, 搜刮民脂民膏, 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二、当前腐败现象的成因

目前, 我国腐败现象日益猖獗,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体制的不健全

腐败现象之所以如此泛滥,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体制不健全, 让一些腐败犯罪人员有机可乘。当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期, 市场经济的开放性, 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新的契机, 同时, 也给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带来巨大的转变:一方面, 我国注重经济的建设, 发展生产力, 另一方面, 受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思想的冲击, 特别是政府官员的政治意识逐渐的被削弱, 最终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背离。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 资源配置上起不到基础性的作用:政企不分, 行政机关在人力、物力、财力的配置上掌握着很多权力, 利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经济。在这种新旧体制转换时期, 管理体制上就会出现许多漏洞与盲点, 这无疑说明腐败现象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

2、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的薄弱

这是腐败现象蔓延和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 人们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个人对利益的追求逐渐得到认可和提倡, 但长期以来被压抑的物欲冲动突然释放出来, 产生不择手段追求物质利益的倾向, 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 道德信念的缺失, 道德观念的错位, 使得一些领导干部放松了对人生观、世界观的提高, 思想发展畸形, 政治意识逐渐削弱, 冲击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削弱了党的党风建设和党的崇高理想。从而导致了诸多官员腐败犯罪, 贪污受贿, 以权谋私等。因此, 要加强人们的思想政治建设, 做好反腐倡廉工作, 强化道德观念和理想信念。

3、人性的贪婪和利益的驱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体

人性的贪婪是腐败产生的根源, 在利益的驱动下, 一些不法人员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不惜以身犯法攫取不义之财, 社会风气每况愈下, 出现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等, 我国一些政府官员在金钱的诱惑下不能很好地摆正心态, 违背政治理想, 以权谋私, 更是有的官员侵吞国家财产, 逐渐走向腐败犯罪的道路, 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4、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权力制约

这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因此, 人民群众的监督才能够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然而, 当前我国人民群众监督的渠道并不是很畅通, 主要是通过新闻媒体的渠道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 舆论自由在网络时代仍然受到很大的局限性, 不能将提出的一些重要意见反应给相关政府部门, 这不利于人民群众对权力主体实施有效的监督。失去有效的监督, 必然导致腐败, 因此, 要完善监督机制, 加大人民监督的力度。另外, 权力运行不受制约, 制度法规流于表面化, 造成了法纪松弛、惩处不力, 不仅诱使越来越多的公职人员从事腐败活动, 而且提供了相应的机会, 使从事腐败活动被发现和受制裁的机会很小。

5、我国的法律法规和各种政策不健全

这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客观原因。腐败现象之所以如此猖獗, 在于我国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地法律法规, 存在着一些漏洞, 这就为腐败分子提供了机会, 腐败现象很快蔓延开来。

在立法方面, 针对反腐倡廉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并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法律体系, 例如, 我国廉政法律体系中一直缺少《财产公开申报法》和关于请客送礼的明文规定, 虽然有的腐败行为昭然若揭, 但由于无明确的法律规定而对它束手无策;有的公职人员拥有的私人财产及其消费水平明显与其正常收入不符, 由于没有相关法律与证据而无法确认其是腐败行为。

在执法方面, 许多条文规定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 依然存在着惩治力度不严, 弹性过大, 对违法犯罪的领导干部采取“宽余”政策,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不能够起到惩罚的作用, 间接的纵容了腐败现象的产生。

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上存在着缺陷。一方面, 激励机制的缺陷。一些公职人员工资收入明显偏低, 地区差异、部门差异逐渐扩大。另外, 官员在从事有利于人民利益的事情后, 政府部门并没有给予相关的激励, 使得某些官员认为“做好做坏一个样”, 从而淡化了自己的信念理想, 堕落沉沦。另一方面, 约束机制的缺陷。它包括自我约束机制和责任约束机制的缺。首先, 自我约束机制的缺失, 政府官员在位期间不能够很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其次, 官员的责任缺失, 没有从根本上理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这些都在间接上滋生了腐败的产生。

三、我国现阶段治理腐败的对策

腐败现象的发生, 与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和道德有着很大的关联, 因此, 要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 不仅从制度和法制上遏制腐败的发生, 更要从道德方面和精神层面提高人们的民主法治意识和理想信念, 具体的对策有下面几个方面:

1、首先, 要深化体制改革, 尽快完成经济体制的转变, 建立一个完善的、规范化的市场体系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党政分开、政事分开。十八大报告中指出, 深化改革要不违反竞争规律, 在这个问题上, 政府的关键作用就是要反对垄断, 鼓励竞争。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缺点, 政府部门作为一只“无形的手”要充分做好宏观调控, 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只有两者配合得好, 市场经济才能有一个良性的发展。

2、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提高公民道德理念

我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儒家文化更是博大精深, 它提倡“民为重, 君为轻, 社稷次之”。因此我们要弘扬优良的清正廉洁的传统作风, 做好公正廉洁、艰苦朴素,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府官员要以身作则, 反腐倡廉, 不滥用职权谋取自身利益, 时刻警惕自己作为党员和公职人员要以人为本, 为人民掌好权, 用好权, 塑造良好的道德模范, 充分发挥榜样作用, 通过公职人员的道德形象来影响人民的道德理念, 一方面, 加强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 认真组织学习党的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另一方面, 深入开展群众性廉政文化活动, 在基层组织思想政治教育, 将廉政文化宣传教育延伸到工作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廉政之风。

3、完善并加强法制建设

近年来我国腐败现象层出不穷, 法律体系和制度上存在着不少的漏洞, 一些官员在工作上贪污受贿、生活作风上奢华糜烂, 这无疑影响着我党清正廉明的党风政策, 正是基于这些问题, 使得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因此, 要加强并健全法律体系, 在立法方面, 建立健全的反贪污受贿法, 执法方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树立法律的权威, 依法治国, 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同时, 要加大惩罚的力度, 使滥用职权, 贪污腐败的行为得到及时有效的制裁, 进而减少乃至消除腐败现象。

4、完善监督体系, 健全权力制约机制

腐败是权力的异化, 没有一个完善的监督体系, 腐败现象就不会消除。近几年, 我国监督工作并没有落到实处, 监督的手段途径也有待改进, 一些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并没有及时的反馈给政府部门, 因此, 完善监督体系, 强化权力约束机制成为反腐倡廉的一个重要举措。

要完善监督机制的整体性协调。首先, 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 政府机关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可以通过网络媒体、意见箱、举报电话等监督手段来发挥作用, 完善信访制度, 申诉制度, 民意反馈机制, 并增加公众的发言权, 强调公共参与;其次, 要强化权力机关之间的监督, 将职能部门的作用发挥到实处, 切实解决专断独裁的局面;再次, 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 要时刻监督我党的政策方针, 积极提出有效地反腐政策, 以做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5、调整激励机制, 适当提高收入水平

自1989年起公职人员经过了六次加薪, 福利待遇也有所提高, 但是其收入与消费水平并不平衡, 因此, 在与经济水平相当的情况下, 可适当提高其收入水平。另外, 公职人员收入透明化, 严厉打击非法收入, 以便更好地接受监督。

总之, 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期, 反腐倡廉的工作依旧艰巨而繁重, 不仅要治标, 更要治本, 标本兼治,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与时俱进, 既要发挥优良传统, 又要继承创新。加强反腐倡廉的宣传工作和案件查处工作, 并做好腐败预防工作, 三管齐下, 使党风廉政工作整体推进, 健康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才会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经济建设才能飞速发展。

摘要：腐败问题是世界各国最为关注的热点之一, 同时也是我国目前存在的最大隐患。腐败的蔓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有关, 但从制度层面来说,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其最根本的原因, 文章通过目前我国腐败表现形式分析其原因, 探索出积极有效的反腐败对策, 从而促进我国反腐倡廉建设。

关键词：腐败,成因,策略

参考文献

[1]徐小玲, 张程, 任崇峰.我国腐败现象产生原因的哲学思考[J].企业导报, 2010 (1) :56-57.

[2]温洁麟.我国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对应研究[J].韶关学院报, 2008 (5) :70-73.

[3]高德成.论我国腐败问题的原因及防治[J].中国商界, 2010 (198) :256-257.

论政法机关腐败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篇10

一、从政法机关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来看, 原因是多方面的:

1. 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化, 少数干警价值观错位。

政法机关权重责大, 政法干警必须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 才能够抵御当前社会转型期间各种思潮的冲击。但在一些政法机关没有较好地坚持思想教育和政治学习制度, 对干警的业务工作抓得紧, 思想教育工作不到位, 一些单位政治学习制度流于形式, 几十年不变, 单调空洞, 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

2. 少数单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落实, 治警不严。

在少数政法单位, 治党治警不严, 纪律松驰, 组织涣散, 在队伍管理上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个别单位和部门民主作风差, 对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不管不问, 放任自流。有些领导分管的工作, 其他领导不能过问, 形成各自为阵、不受组织约束和群众监督的“领地”。

3. 监督制约缺乏实效。

政法机关权力集中, 监督弱化、软化极易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从外部监督来看, 当前对政法机关的监督部门多, 监督形式全, 监督队伍大, 但在实践中监督主体各自为阵, 力量分散, 相互之间缺少信息沟通和协调行动的机制;政法机关的办事透明度不高, 监督主体无法充分了解监督客体的真实情况, 无法实施有效监督;政法机关之间的监督制约没有明确操作规程, 流于形式。从内部监督机制看, 尽管近年来制定了一些监督条规, 但缺乏系统、具体及操作性强、透明度高的制度规范。

二、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要以“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中纪委二次全会和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 紧紧围绕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结合政法机关的实际, 坚持从严治党, 从严治警的方针, 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 真正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政法机关的腐败问题。

1. 抓领导, 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抓好领导班子作风建设。

政法机关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程度, 决定着政法队伍党风廉政建设特别是反腐败工作的实际成效。一是要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实行队伍管理监督领导责任制。各级政法领导干部要对队伍严格教育管理和监督, 对发生的问题承担监督领导责任。在队伍管理监督中, 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意识, 不能当老好人, 要敢抓敢管, 敢动真碰硬, 严肃认真查处队伍中存在的各种腐败问题。要将解决突出问题和研究长效机制结合起来, 积极探索政法机关反腐败的新思路和对策。

2. 抓查处, 真追实究, 着力解决执法、司法腐败问题。

查处案件是反腐倡廉的三项重要任务之一。政法机关要做到从严治警, 针对执法、司法腐败问题和现象, 抓住重点, 坚决查处。要大力查处索贿受贿、贪赃枉法等违法违纪案件。不论涉及到谁, 不论职务多高,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绝不手软, 绝不姑息, 毫不留情地惩处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 使其罚当其罪, 提高腐败成本, 以儆效尤。要坚决纠正瞒案不报、压案不查、查而不处、处而偏轻等问题, 切实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要彻底整顿法律服务、司法评估鉴定等重点行贿行业, 司法行政机关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彻底整治法律服务市场特别是律师队伍和司法评估鉴定队伍,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法纪教育, 对行贿者, 决不姑息。

3. 抓制度, 保证执法、司法权的依法行使。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预防和解决政法机关腐败问题的关键。要结合实际,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一要继续深化执法监督工作制度, 整合监督资源, 形成监督合力。要大力推行举报、公示、暗访和舆论监督制度。通过多种渠道对政法干警执法过程、执法环节形成有效监督, 一旦出现腐败问题, 可以得到及时发现和查处。四是要定期开展执法教育整顿制度。要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特别是干警执法不公、不严、不廉问题, 开展集中教育整顿。既要注重解决执法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更要注重解决思想上的认识问题, 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央关于从严治党、从严治警的要求贯穿始终。当前, 要按照中央政法委的部署, 深入开展以“公正执法树形象”为主要内容的集中教育活动, 对重点问题要抓住不放, 彻底整改, 并逐件落实责任人, 严肃处理。同时, 要从行政执法、司法的薄弱环节入手, 有针对性地加强反腐败工作的制度建设, 堵塞漏洞。要狠抓制度的贯彻执行, 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摘要：当前政法队伍中的腐败问题依然存在, 少数干警的违法违纪问题还很严重, 直接损害了当事群众的利益, 影响了经济发展软环境, 败坏了政法机关的形象, 降低了法治的公信力,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努力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