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权力腐败（共7篇）
公共权力腐败 篇1
“腐败”一词原指物质的一种化学运动状态,即事物由原初的纯粹状态转向变坏、变质、腐烂,后来引申为泛指人类的道德行为与社会风气的败坏和堕落,它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的行为,包括思想的腐朽、生活的堕落及私欲的膨胀。腐败的根源来自于国家机关的垄断权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蜕变和异化,而就其表象来看,又表现为权力寻租、卖官鬻爵、拉帮结派组成利益集团等多种行为。现代人谈到腐败,多指权力腐败,权力的腐败乃是核心,正如有人形容腐败是权力和私欲结合的罪恶之子,是无限膨胀的贪婪、私欲对权力的腐蚀。权力行使者在自己的私欲膨胀、扭曲时,就会凭借手中权力所具有的利益性、可交换性去和需要借助权力获取不当利益的权力对象进行交易,或凭借手中权力所具有的支配性、强制性迫使权力对象交出某种利益去满足自己膨胀、扭曲的需求。这样,代表权力腐败的权钱交易、官官相护、争夺权力等各种丑陋现象就可能出现,这样,权力腐败便产生了。
权力腐败像一个社会癌症病毒,正在渗入我国国家肌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它破坏社会稳定,破坏经济建设,破坏精神文明建设,也极大的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于腐败是一种反法律的行为,它也动摇着国家权威的基石——法律权威,总之,权力腐败已成为我国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障碍和腐蚀剂。
在我国,导致权力腐败现象如此严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腐败现象的存在与发展与法律监督机制的缺失与软弱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腐败是权力的异化,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法律监督的缺失。革命导师列宁曾说过:“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古今中外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对腐败现象真正遏制。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我国在反腐防腐工作上取得了不小成绩,但由于法律监督机制仍不健全,监督不力甚至监督虚化的弊病在一定范围和层次上仍然存在,其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法律监督机构设置不科学;法律监督制度供给不足;法律监督意识淡薄;法律监督力度不够;法律监督的法规不健全;法律监督范围和监督对象失衡等诸多方面。从全局来看,还缺乏一个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措施,致使权力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呈现出蔓延之势,这是不能有效遏制权力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现阶段,腐败对法治的挑战是现实的、严峻的、复杂的,如果不加以重视解决,必将严重阻碍依法治国进程,最终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权力腐败的实质是公有权力被滥用,因此,防范权力腐败除了以德倡廉、以俸养廉外,最根本的就是通过加强监督制约权力,就是要运用法律来规范和监督人们的行为,防止干部滥用权力,一旦有腐败行为出现,就要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惩处。权力监督的实质,在于倡导法治的方略,弘扬民主的精神,使我国不再走任人治主义倡行、任特权主义存在、任腐败行为泛滥的重复之路。因而我们要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塑造一个勤政、廉洁、高效的人民政府形象,尤其是要加强法律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权威性的监督机构。具体的法治化措施如下:
第一,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制度,以法律法规制约权力腐败。
法律是具有国家强制力的社会规范,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制约权力异化、规范权力运作过程、消除权力滥用的依据和保证。法律基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而赋予国家机关一定的权力和职责,就必然要求国家机关符合权力运用目的而不滥用权力,维护公共利益而不以权谋私,合法执行权力而不越权违法,履行法定职责而不失职渎职,遵守法定程序而不丧失程序公正。因此,必须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证监督机关有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扩展监督机关的权限,明确无论什么人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无条件的接受监督。反腐败要纳入法治的轨道,既要排除权力意志,也要防止群众意志,只有在法律的规范下,反腐败才能不被引入歧途,才能收到更好效果。
当前,首先是要完善廉政立法,尽快建立健全各项法律规章制度,消除制度空档,堵塞政策漏洞,确保对滥用权力者的惩处有法可依;其次是对所有的法律规章制度都要坚决贯彻执行,对违犯者要严惩不贷,坚决防止和纠正以官代罪、移位代罪的现象,纠正对一些人和一些问题的不敢触动或查处不力的软弱现象,确保有法必依和法律法规的刚性效应;再次要通过立法等措施,大幅度提高对滥用权力等腐败行为的查处概率和打击力度,提高腐败行为的各种成本。
第二,合理配置各方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腐败。
以权力制约权力,意味着一种国家权力对另一种国家权力的外在约束,通过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达到权力的基本均衡,防止其中的一项权力过于强大而滥用。要通过在不同国家机关和机关内部不同的部门之间合理地配置职权,构筑合理的权力结构,使权力适当分解和制衡,形成权力制约关系。如果构成国家机体的主要国家机关相互扯皮,如果公务人员不受限制任意扩张自己的权力,而监督体制显现出控制不力、有错不纠、放任自流的状况,自然是一种政治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表现,而如此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失却秩序亦失去民心的社会,因此必须要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具体措施如下:
首先,要在不影响主要领导正确行使其领导权的前提下,根据党委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将主要领导拥有的过分集中的权力适当分散,坚持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形成决议后由分工领导组织实施;其次,要根据权力制约原则,调整部门职能分工,合理划分职责权限,形成部门之间、单位之间平行交互监督制约的机制;再次,必须公开行政程序,对行政审批事项、工程招标、人事调配、收入分配等行政事项在实施前公布预定的目标和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公平评估和选择,并且将实施结果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监督。
第三,强化社会监督,以权利制约权力腐败。
权力是权利的聚合,其力量强于权利,但其合理性来源于权利。没有权力杠杆的保护,权利是软弱无力的,但是没有权利的驱动和指引,权力会在其社会运行中蜕化变质。民主政治的理想就是使权力服务于权利,使权利有效地制约权力。国家每设定一种权力,都要求它代表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当公共权力过强,超越权力委托人的意志愿望所期待的范围,导致权力行为与人民的权利抵牾时,就必须运用法制的手段,从权力的生成、分配和实施各个方面来约束其不法运作。以权利制约权力,就是要明确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联系和界限,发挥公众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作用,使他们在保护自身权利实现的过程中,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权力行为进行监督。在现阶段要加强社会监督,必须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加强新闻舆论的监督等方面全面进行。
第四,强化专门机构的监督,建立具有独立性权威性的专门监督机构。根据现行体制的弊端,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机构。这一机构应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依照法律法规行使其独特的监督使命,才能有效地防止和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邓小平同志强调:“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这就是说,专门机构的监督是克服权力腐败现象的组织保障。因此,在现有的监督体系之下,要提高我国廉政机构的有效性,就有必要根据现有的经验,对它的地位设置加以重新安排。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分两步走:
第一步,对现有的监督体系进行调整,强化监督职能,明确监督权限,调动各机构的积极性,做到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一致的反腐败机构体系,提高反腐败效率。
第二步,在条件成熟时,把现有的纪委、监察、反贪三个机构合并,实行垂直管理,不受地方党委、政府管辖,其经费、工资、人事任免等均由上级机关负责,从而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权威的反腐败机构。
概括言之,腐败现象是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社会痼疾,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反腐败必须治标又治本,将权力制约纳入法制化轨道就是治本之策。而在反腐败过程中,尤其需要从严格经济监督的角度控制权力之滥用,将防范政经勾结型的腐败类型作为重任,要找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对策,建立一套比较完善、比较成熟的反腐败法律监督机制。我们坚信,腐败为败类所为,为人类共愤,采取法律监督的综合措施予以治理,必将控制腐败于未然之中,打击腐败于已然之时。在此过程中,法律监督事业也必然对于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之大局立有功勋。
摘要：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是权力者、权力的对象和权力所处的环境等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法律监督是人类社会治理权力腐败的神圣使命和主要方式。当代中国正在探索着构建权力制衡机制的途径，目标是建立法治化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从源头上根治权力腐败。
关键词：权力,权力腐败,法律监督
参考文献
[1]汤唯．论权力腐败的法律监督．烟台大学学报，2003，(4)：15-18．
[2]黄瑞等．权力腐败及法律监督机制的完善．南昌大学学报，32(2)：60．
[3]林喆．权力腐败的根源及根源性的反腐败．中国法学，1995，(4)：15．
[4]陈波．中国反腐败二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7 -68．
公共权力腐败 篇2
河南开封人民警察学校
政治理论教研室
靳卫敏
完成时间 2011-06-2
3试析公务员薪酬制度在反腐败中的作用
河南开封人民警察学校靳卫敏
摘要：目前，腐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尽管党和政府不断地加大惩处的力度，腐败的势头依然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本文主要从政府公务员薪酬制度的角度着眼，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试图寻找到腐败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得出一些合适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权力腐败；公务员薪酬；新制度经济；
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1]从长远来看，腐败将意味着社会正义和公平的荡然无存，甚至将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2]可见，腐败的危害是十分深远的。本文从腐败的成因入手，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工具分析公务员薪酬制度对腐败的影响作用，从而得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腐败问题的制度成因分析
所谓腐败，主要是指“政府公职人员不正当地运用行政权力实现其私利，从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3]而制度则“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4]制度的变迁是导致权力架构变化的根本动因，而制度的变迁和创新则源于利益结构的变化。正如诺斯所讲的，“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益，人是制度变迁的主体。”[5]
（一）、制度的变迁导致权力架构的变化
制度变迁，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提法基本包含两个模型，即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群人在影响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6]我国的制度变迁基本上是由政府引导进行的，因而可以说是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权力构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原来的国家、政府掌握一切权力发展为由国家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控相结合，并伴随着全球性的第三部门的发展，社会力量也越来越多地加入到权力的角逐场。这一系列的变化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便是市场主体的出现。
（二）、权力构架的变化引致了制度的缺陷
权力架构的变化，事实上造成了制度与权力的错位，使得制度不再能够很好地履行“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从而给腐败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这些缺陷主要体现为：“制度变迁中政府的划分不清；传统官僚制度的僵化导致制度创新不足；社会各方面制度建设的不及时。”[7]
在我国的改革过程中，政府放权是一大显著特点，而与此同时并未形成成熟权力的承接主体。具体地讲，在转型中无论是社会公众，市场组织还是政府自身都还未能很好的调整：就公众而言，有一种心理上的习惯即应由政府部门来管理公共事务，因而政府放权后部分权力并不能得到有效承接；而政府部门也有一种习惯性认识即公共事务应当由其来指导进行，因而即便政府已放权，也会或多或少地干预。
因而，可以看到由制度缺陷带来的权属不清问题往往给腐败创造制度上的空
间。
（三）、公务员角色的变化最终导致了腐败的发生
如上文所谈，制度变迁会引发权力构架的变化，而权力构架的变化又必然导致制度的缺陷，而事实上，伴随着权力构架变化的是权力主体角色的变化。
在我国的改革过程中，公务员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由计划时代的管制者变为市场时代的管理者。这种变化在表层上看似乎并不明显，即政府公务员仍旧是大多数公共事务的最终执行者，然而本质地讲，公务员已由原来的非经济身份逐步发展为完整的经济人。由于市场以经济的手段发挥了对资源的分配作用，因而作为权力的行使者的公务员事实上掌握着一种特殊的对公共资源进行权威分配的权力。被重新赋于经济意识的公务员必然会出售其掌握的公共权力以追求其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加之制度变迁使得新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无法及时作用，腐败就此产生。
二、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的现状及对腐败的助长作用
薪酬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关乎公务员切身利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它直接关系到公务员的满意度，并对其人生追求、价值导向产生深远影响。目前，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是由工资收入、非工资收入、实物收入、无形收入等共同构成。客观地讲，公务员收入在社会各行业收入水平排名中并不算低。然而，可以直观地看到公务员收入隐性因素过多，非货币形式收入比重较大。单就工资而言，李欣欣等根据对各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分析得出“在全国16个行业中，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排名第11位，处于中下位次。”[8]的结论。事实上，这正是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的问题所在。
（一）、收入形式的多样性导致统计上的不便，给腐败以可乘之机
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基于当时国家的生产力状况，我国实行的是国家机关公务人员薪酬制度的多样性。即工资加福利、待遇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的状况，不但调动了公务人员的积极性，也保证了行政的效率和廉洁。然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其他行业的收入逐步向单一的货币形式发展，而同时公务员的工资收入并没有跟上其他行业的发展速度，这使得公务员单靠工资收入已不能满足其需要。而无形收入则由于难于监督的特性，成为已经转变为相对理性经济人的公务员追求的目标，于是腐败现象应运而生。
（二）、工资收入偏低导致公务员正激励效应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务员的工资收入经历了几次涨幅过程。然而，这明显还不能适应现实的情况。宋晓梧等也认为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在社会上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的数据，得出1997年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在全国18个主要行业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排位中，处于第15位，2002年的一项调查认为公务员工资仍处于较低的第七位。[9]而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便一个在校大学生，每月的伙食费、水电费用、通讯费用等也在600到1000元之间。而作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公务员来讲，凭千元的收入想满足基本生存和安全之外的需要基本是不现实的。因而，公务员不得不谋求工资之外的收入，甚至是非法收入。
（三）、公私产权界定不清晰，使得公务员“贪污型”“寻租型”腐败有机可乘
在上述情形中，包含着两种特殊的形式——贪污型腐败和寻租型腐败。这是由于制度变迁过快，使得新的产权界定还未形成的情况下，公务人员可以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挪用甚至私吞公款或者将公共资源的权威分配权力市场化、进行非法的交易，以获取非法收入的现象。产权，按照阿尔奇安的说法，是指“一种通
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力”。[9]一旦某以经济事物的产权界定不清晰，就会产生被挪为他用的危险。这事实上也是腐败产生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的分析，笔者认为，在目前条件下逐步建立一套完善的公务员薪酬制度，以适应改革所带来的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变化是必要的，也是十分紧迫的。
（一）、改变公务员薪酬构成，实行单一货币制、财产申报制，加强监督
对公务员的薪酬体系进行变革，可以借鉴新加坡及我国香港的经验，实行单一的货币工资制和财产申报制。单一货币制有以下优点：单一货币工资可以简化工资计算、发放及合适的程序，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单一货币工资使得公务员工资水平具有更大的可比性，可以准确地定位公务员收入状况，便于适时调整；单一货币工资也便于公务员之间既与社会其他社会行业之间进行比较，从而使工资的激励作用明显化。在单一货币工资基础上进行的全面的财产申报可以有效地反映公务员收入的状况，及时有效地发现其非正当收入，从而增加了腐败的风险成本，起到很好的监督预防作用。
（二）、适度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以发挥其积极激励效用，预防腐败
在实行工资的单一货币制改革后，适度地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单一货币制使得公务员收入合法化、可监督化，却在事实上减少了公务员的收入，因而将合法化的收入增加以满足公务员的正当需要是十分必要的。而公务员工资水平的提高至少有以下积极作用：适度提高公务员工资可以吸引更多高新技术人才，为国家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提供保障；适度提高公务员工资可以提高腐败成本，是国家公务员廉洁自律的必要条件；适度提高公务员工资有助于树立职业的崇高形象，是国家公务员勤政的有效激励机制；适度提高公务员工资是适应市场经济规律，重塑政府形象的需要。总的来说，它“一方面有利于廉政建设，另一方面，在公众面前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使政府的公务员成为社会中劳动者阶层中普通的一员。”[10]
（三）、明晰产权制度，将公务员利益直接与其行为挂钩，遏制腐败行为
制度的重新明确是制度变迁的最终结果，或者说制度是在不断的变迁中与其时代背景相适应的。我们的改革目标是要建立新的适应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新的制度体系。明晰产权制度，即是要对公共权力及公共资源的归属权及其用途使用作义权威的界定，使其各为所用。具体到公务员制度，就是要把公共资源的公利益和公务员的私利益区分开来，并找到二者的依存关系，从而保证互不侵犯。如，可以设立国家公积金制度，保证公务员退休后仍能享受良好生活条件的同时，约束其在职期间的行为，若其工作期间有腐败行为则剥夺其享有养老金的权利。再如，把招待费、公车使用费打入公务员自身账户，使其有权属感，从而为了更多的保有自身利益而不在肆无忌惮地挥霍公款。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改变薪酬制度的一个基本依据是“等量贡献获取等量报酬”，为公务员提高工资待遇的同时应当建立完善的优胜劣汰机制，以使得公务员的竞争意识不断加强，从而不断地提高行政的效率，实现“双廉”政府的目标。
参考文献：
行政权力腐败问题探究 篇3
[关键词]行政权力;腐败;成因;对策
一、行政权力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
1、制度建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是产生行政权力腐败的客观原因
可以肯定的说，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法治体系建设也在不断完善，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缺陷和漏洞，给行政权力腐败提供了机会和条件。究其原因：一是权力相对集中，党政主要领导大权独揽，缺乏有效监督，极易造成权力失控;二是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机制不健全，过多强化软约束，硬约束力度不够，导致很多领导干部以身试法;三是对行政权力拥有者和行使权力过程缺乏有效监督，导致权力滥用;四是干部选拔和人事管理制度的弊端容易使一些政治投机分子走上领导岗位，通过腐败捞取实惠。
2、行政权力拥有者自身政治思想修养是产生行政权力腐败的主观原因
政治立场不坚定和个人思想道德修养缺失是行政权力腐败的主观原因。谋取自身利益是人的本性，当膨胀的私欲冲破个人思想的约束，行政权力的腐败便随之产生。究其原因：一是受传统封建思想残余影响，部分人心里仍然存在“当官发财”的错误想法;二是受西方腐朽享乐主义思想影响，贪图享乐、仰慕奢华、追求特权，把党和群众利益完全抛于脑后;三是个人道德修养和政治品质锤炼不够，是非面前意志力薄弱，禁不住诱惑;四是入党动机不纯，领导权力定位偏差，严重脱了群众，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二、遏制行政权力腐败现象的对策
1、加快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和法治体系建设
一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严格执行政企分开，强调加强市场的自我调节、自我管理和公平竞争，尽力消除“权力寻租”空间，铲除行政权力腐败的土壤。二是加快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尤其是与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相适应、相互配套的行政法规的完善和细化，要注意实体性制度与程序性制度并重、单体性制度与系统性制度结合，以制度合力有效遏制行政权力腐败。三是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简政放权、提高行政效能的真正目的，实现依法行政。既要把权力交给德才兼备者，还要通过合理设置机构和人员编制，公开权力清单，明确规范行政程序和运行法则，加强过程监督，保证行政权力在法治轨道内有效行使，减少权力腐败发生。
2、加快完善监督机制并不断加大监督力度
一是要强化执法监督和司法监督的双重监督作用，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和监督制度，保证监督权力的有法可依，有效防止监督不到位或监督失职，使监督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充分发挥好人大、纪检监察、检察机关的监督主体作用，加大对重点领域、重要部门、重点人员的监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维护法律权威。二是要有效落实好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申报、财产登记公开、述职述廉、民主评议、民主管理等制度，对于违反规定的要严肃处理。三是构建行政权力监督网络，拓宽监督渠道，延伸監督触角，充分发挥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作用。加大对重大事项集体讨论决定情况的监督检查，执行民主集中制，防止主要领导干部个人独断专行。加强对领导干部的考核，合理制定考核指标，提高透明度，充分发挥考核作用。
3、加大腐败查处力度并严格执行惩罚制度
对于行政权力腐败不仅要通过思想教育和政治锤炼等形式加强引导，还要通过机制体制及法律制度进行有效约束，同时，对于冲破法律约束的违规违法行为更要严格查处，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惩不怠，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不给腐败者喘息机会。通过加大查办和惩罚力度，严肃党纪国法，维护法律权威，维护党和群众利益，同时起到有效的警示和预防作用。在惩戒力度上，要做到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共同承担，对于贪污受贿的要彻底追缴非法所得，已经挥霍的则通过附带民事诉讼，判令犯罪者以其部分或全部个人财产进行赔偿。加强对执法机关和检察机关执纪执法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对于压案不查、隐瞒包庇违法问题的，要严肃处理，坚决予以纠正。对于违纪违法案件多发地区和部门要追究领导责任。
4、加强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领导和宣传教育
行政权力腐败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消耗政府效能，使改革措施得不到有效落实，社会资源无法进行合理分配，增加社会矛盾，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公平正义，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必须有效防治和严肃处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严格遵照中央反腐倡廉的总布局和总要求，把遏制行政权力腐败问题单独列入日程，出狠招、下重拳、见实效。党政主要领导要强化责任意识，负总责，真抓敢管。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把预防和惩治行政权力腐败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中，纳入党员干部普法教育和综合素质提高的教育活动中去。对于干部考核，要增加党风廉政建设权重，优化考核细则，增加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把考核结果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参考，把行政权力腐败行为作为提拔重用红线，实行一票否决。
5、努力提高行政执法和纪检监察人员素质
执法者的知识能力、道德品质、政治修养、业务能力等都对能否合理行驶行政权、能否抵制个人私欲和外部诱惑起到主观决定作用。只有具备优秀的个人品质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具备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技巧，才能保证正确运用党和人民赋予的行政权力，在法律框架下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因此必须重视对行政执法和纪检监察人员个人综合素质的培养提高，使他们积极做到政治坚定、品德高尚、纪律严明、业务精通。要把好执法人员准入关，把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吸纳进执法队伍和行政管理岗位中去。注重对人员的继续教育培训和知识更新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品质、道德修养、依法行政常识、依法行政能力和技巧，以此保证行政管理人员队伍和纪检监察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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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腐败经济学分析 篇4
1 腐败的经济学基础
资源的稀缺性和理性的经济人是经济学的假设前提。腐败产生的经济学基础恰是此假设的体现:权利作为一种资源, 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因而具有稀缺性;而腐败的当事人具有权衡利失而做出腐败行为的能力, 因而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资源的稀缺性和对稀缺资源的需求决定了稀缺资源的价值, 当面对巨大收益的诱惑时, 掌握权利的人就可能产生强烈的腐败欲望。帕累托认为, 经济人总是在比较其边际效用, 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就可能以所掌控的稀缺资源为代价, 利用法律制度、政策的漏洞, 徇私舞弊。官员在做出腐败决定前, 为了得到最大利益, 也必定会衡量收益和成本关系。当其认为腐败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时, 其便会实施腐败行为。
1.1 腐败成本构成分析
腐败的成本主要体现在被揭发接受法律制裁后这一阶段。主要有限制人身自由, 没收腐败所得并罚款, 个人名誉的丧失等。可把这一制裁作为制裁成本K1。当然, 腐败者被发现后, 其的各种正常的工资和政府提供的各种保障也被剔除, 应该作为K2。另外, 腐败被揭露又与社会法制的健全和监督, 社会舆论的导向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而可以把其作为腐败的成本构成因素, 可把这一过程作为腐败被发现的成本, 用概率P表示。那么, 腐败的成本C可表示为:C= (K1+K2) P。
1.2 腐败的收益分析
腐败的收益往往是多方面的。最为显著的是腐败作为寻租现象提供的租金M1。显然租金越大, 腐败者的收益越大。当然, 收益还体现在对腐败者个人的效用上。有些腐败者是因为个人家庭的经济困难、个人为满足某些欲望等一些因素而导致的, 而这一效用的满足过程也可以作为其收益, 这种收益为M2。另外, 倘若腐败行为侥幸逃脱, 其仍然享有其固有的工资和社会保障, 此时也应该作为一种收益M3。这些收益都是建立在腐败未被发现的基础上的, 假设用结果分析, 腐败一经发现, 其收益便不复存在, 那么, 腐败收益Q可表示为:Q= (M1+M2+M3) (1-P) 。
1.3 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成本收益是决定可能腐败行为是否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经济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为:当成本小于收益, 经济行为发生;当成本大于收益, 则不发生。腐败行为与其相类似。
当Q>C时, 即腐败提供的租金越大, 腐败行为为腐败者预期效用越大, 法制舆论监察越低, 那么腐败行为越容易发生。
当Q≦C时, 即腐败者认为预期收益小于等于其所承受的风险, 那么, 腐败行为便不会发生。
2 成本收益分析的治腐之策
由成本收益分析可知, 治理腐败, 可以提高腐败成本, 降低腐败收益。从成本和收益的构成看, 加大法律的监督和舆论的揭露力度, 加大腐败的惩治力度, 降低腐败者对腐败行为的效用, 加大腐败者劳动报酬的比重等, 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腐败行为的发生。
(1) 通过提高被揭发的概率P来提高腐败的成本。建立健全的法制体系, 提高法律效率。加大执法力度, 提高纪检部门的反腐能力, 提高有关执法部门腐败案件的侦破率, 通过侦破率给腐败者增加腐败成本, 使腐败者预期效用降低。并完善高效的反腐机构, 赋予其独立侦查权、逮捕权、起诉权, 使其有较强的独立性。这种措施一方面可以使一些欲腐败者因感到随时可能被发现并受到惩罚, “成本”太高, 风险太大而放弃腐败;另一方面, 又能使我国因反腐机构重叠而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降低下来, 从而使同样的付出获得更多更好的反腐效果。同时, 充分利用媒体的宣传手段, 鼓励检举和曝光。利用报刊、电台、电视、广告牌及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体具有信息传播快、涉及范围广的特点, 曝光腐败案件, 增加可能腐败者的心理负担, 让其在心理上有附加成本的感觉, 从而增加腐败的成本。
(2) 增加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来增加腐败的制裁成本K1。加大处罚力度, 对在法律中不利于打击腐败行为的条文要进行修改, 对法律规定明确的, 则要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能使惩罚因人而异。尤其要增加经济处罚力度, 不仅要全额追缴非法所得, 而且要处以沉重的罚金, 对无法支付罚金者则以加重刑罚来补偿, 决不能让腐败者在经济有利可得。对腐败者要公开审判、公开披露, 要努力营造反对腐败的社会氛围。通过这些举措来增加腐败主体的各种代价, 使其因腐败成本太高望而却步。腐败成本是衡量惩治腐败力度的重要尺度, 对腐败行为惩处力度最终表现在腐败成本的高低上。
(3) 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 可以适当提高固有的工资和社会保障作为激励, 由于C= (K1+K2) P, 这样便加大了K2的比重, 即合法收入比重增加, 可以促使欲腐败者对成本更加敏感。薪俸过低容易导致腐败在国际上已经成为共识, 丰厚的薪金收入和完善的保障措施可以促使廉洁。一些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国家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也有着积极的意义。我国的经济还处于发展中状态, 大幅提高薪金还有一些难度, 并且还可能拉大贫富差距, 导致分配不均。但是, 我国可以针对个别人的经济困难进行特别的扶助, 及时发现他们存在的经济困难, 有针对的合理的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使那些因为经济困难而走向腐败的几率降低。
(4) 加强思想教育, 改变对腐败的认知, 降低因满足个人主观效用而附加的收益。对事物的不同认识会导致截然不同的行为结果。树立崇高的道德准则、排斥腐败的正确认识观, 对促进廉洁行政和反腐败运动的开展有着积极意义。职业道德准则的强化会减少代理人因自利动机进行腐败行为的几率, 改变民众对腐败的认知。当前, 请吃、行贿、受贿在中国社会交际中盛行, 不转变这一腐朽观念, 减低腐败发生几率便无从谈起。应破除旧有的重视人在社会事务处理过程中的作用, 树立重视制度、程序的新观念。
任何腐败现象的背后都存在经济利益的权衡及腐败者自身对效用的追逐。通过对腐败的从经济学生的成本收益分析, 可以粗略的发现腐败成本与腐败收益与腐败发生的关系, 进而可以运用提高腐败成本和降低腐败收益这一原理, 施以具体的方法, 来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十八届四中全会中, 党中央强调了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 对腐败也逐渐加大了打击力度, 这些都加重了腐败成本, 对腐败现象的减少有了一定的效果。然而, 腐败现象的发生掺杂着许多经济学的理论, 对腐败要从不同理论研究, 逐步建立和完善反腐机制。
摘要：腐败是社会的毒瘤。遏制腐败有利于社会成本的降低。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腐败主要取决于腐败者对腐败成本和腐败收益的权衡。当腐败收益远远大于腐败成本时, 腐败就会滋生蔓延;腐败收益等于或小于腐败成本时, 腐败现象就会得到遏制。通过成本收益分析, 制定出增加腐败成本和降低腐败收益的方法, 让腐败者在腐败上“无利可图”, 进而减少腐败现象。
关键词：腐败成本,腐败收益,成本收益分析,反腐方法
参考文献
[1]陈向.腐败成本分析及其治理[J].理论月刊, 2007, (5) :79-81.
警察权力腐败现象透析 篇5
摘要：近年来，大批警察因权力腐败的问题给人留下深刻的教训，也给了我们很多反思，警察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警察权力运行与公民权益保障密切相关，警察权力依法运行，则维护社会稳定和公民的自由和权力，少部分警察的特权思想突出和滥用权力，导致权力腐败，则使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警察机关的形象受到损害，国家政权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根基受到动摇。我们十分有必要对这警察权力腐败现象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通过现象看到警察权力腐败的根本原因，以便防微杜渐、标本兼治，确保警察权力的健康和良性运行。
主题词：警察权力腐败
腐败现象
现象透析
一
警察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贪污受贿等经济违法违纪问题严重，徇私枉法案件时有发生。公
（一）安机关内部一些管财、管物人员利用职权，侵吞国家财产，私分公款，中饱私囊。一些人利用行政管理和刑事执法权利，肆意向当事人收受、索要钱物，接受贿赂，有的地方公安部门集体违法违纪案件突出。徇私枉法案件主要反映在公安机关一些干警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犯法。有的不讲原则，置法纪于脑后，受利益驱动，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不公正执法。有的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泄露工作秘密。有的为犯罪分子四处说情，开脱罪责，帮助其逃避打击。甚至还有少数干警制造假证据，毁灭、隐匿证据，与犯罪分子沆瀣一气，共同犯罪。
2010年7月7日，文强在重庆市某刑场被执行注射死刑。作为新中国第
一个被执行死刑的正厅局级高级警官，客观上说，文强在前期还是想干事，有较强的业务能力的，先后主持侦破了张君案等多个大案，也得到了不少荣誉。但后来他完全蜕变了，成为一个霸气、匪气十足的人物，最终发展至大肆收受贿赂，生活腐化，包庇、纵容黑社会，由一个立过功的人变成了罪犯。文强的蜕变有几点：一是理想信念垮塌，由追求事业成功到追求个人名利，从而导致；二是放松思想改造，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三是居功自傲，官欲无度，得不到满足，就牢骚满腹、放纵自己，直至滥用权力、违法犯罪；四是侥幸心理严重，自以为位置特殊，资格老、贡献大，而且是“办案专家”，就算违法乱纪，也轻易查不到；五是是非不分，滥交“朋友”，收钱就帮忙，帮商人赚钱，帮部下升官，帮黑社会藏垢纳污，最后帮上了不归路。正是由于有了以上几点从而导致文强贪污腐败，徇私枉法。文强的蜕变告诉我们，不管当了多大的官，还是百姓之一，不能搞任何特殊，否则，就离犯错乃至犯罪不远了，只有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遵纪守法的观念，想清楚“谁给的权，为谁掌权，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才能始终保持本色，敬畏法律和制度。用***书记的话说，党员干部要始终与群众“一样”又“不一样”，这其中的“一样”就是，不管当了多大的官，还是百姓之一，不能搞任何特殊。文强做过一些贡献，但也得到了组织认可，多次提拔。但文强却觉得立了天大的功劳，谁都看不起，官欲无度，不得满足，就放纵自己，直至犯罪。文强在公安局副局长任上，一干就是16年，后来又做主持工作的常务副局长，这主要因为他有一定的专长。但任职过久，呼风唤雨，对他的监督和约束就会困难，再加上个性张狂，作风霸道，同级、下级对其敢怒不敢言。市里已采取措施，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对重要岗位领导干部实行 2
制度性交流，这样既可预防腐败，又为领导干部多岗位锻炼提供了机会，也应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
（二）、非法刑讯逼供普遍。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反对法西斯式的审查方法，三令五申严格禁止，并将其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事实上，警察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且相当普遍，最近赵作海冤案的曝光，就是公安机关急功近利，为破案子从主观出发大搞刑讯逼供造成的，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形象。刑讯逼供作为封建办案遗毒，至今仍普遍存在，毋庸置疑是警察职权腐败的一个缩影。刑讯逼供的消亡，有待于法制的健全和人民警察素质的提高。
（三）、重点岗位，要害部门的职务违法犯罪问题严重。近年来，一些缉私、车管、出入境、边防检查等重点岗位，要害部门的民警，利用手中的职权，给走私、非法越境、盗买机动车等违法犯罪分子开绿灯，当保护伞，从中获取非法利益等职务犯罪问题严重。有的地方整个领导班子和单位都烂掉了。
（四）、消极不作为，弄权渎职现象仍较大范围存在。一般的认为贪污受贿是警察权力的腐败，但是消极不作为也是警察权力的另一种形式的腐败。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眼受特权思想和“法律虚无主义”的观念左右，在执法办案和日常管理过程中，工作作风简单粗暴，耍特权，抖威风，动辄以“管人者”自居，对待群众冷硬横推，漠视群众疾苦和公民合法权益。
二
警察权力腐败的原因的分析
警察权力腐败，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微观层次上个人素 3
质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发展，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紧密相联，警察权力腐败现象也不例外。
（一）、警察职业的特殊性为警察职权与私利的结合提供了便捷的条件。
警察是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是国家机器中具有武装性的刑事执法和治安行政力量，承担着打击犯罪和管理社会的天职，这种性质决定了警察职业的与众不同。
1、权力集中。警察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警察职权的多样性，即集武装、刑事、治安行政职权于一体，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机关都难以享有的。因此，警察不论职务高低，手中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权力过于集中就增加了腐败的机会和条件。一方面，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拉拢、贿赂、威胁警察；另一方面，中国有以吏为师的传统，警察的权力腐败必然败坏社会风气，由于社会风气的日益腐败，迫使部分群众为了办事方便，送给或许诺给警察种种好处，导致权钱交易的产生。
2、环境特殊。警察为了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经常需要出入于一些藏污纳垢的场所，尤其是外勤警察，接触的社会黑暗面更多，极易受封建遗毒、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产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因为警察的腐败是对犯罪分子、犯罪团伙犯罪的支持，所以警察往往成为被拉拢、贿赂的对象，若不注意自己的修养，极易陷入腐败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由于警察经常要进行独立性活动，同时还要经常接触一些贵重物品和金钱，缺乏相对透明度和必要的监督，这势必为警察的腐败开了方便之门，导致类似于顺手牵羊式的挪用、侵吞钱财等腐现象的滋生乃至泛滥。
（二）、管理体制的弊端诱发着警察腐败的产生。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沿用“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警察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在计划经济时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却成为诱发警察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１、管人管事相脱节。“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决定了警察人事权在“块”上，即地方组织人事部门，“条”即公安机关无权把握进人关、无权把握出人关，任免干部也困难重重。这样，形成管人的组织人事部门对于警察的德才了解不足，而了解警察德才的管事的直属领导部门无权管人。这让少数动机不纯、素质不好的人钻了空子，当了警察，继而违法犯罪，成为警察中的害群之马；这也极大地挫伤了一些有上进心的警察的积极性；警察违法违纪的案件，公安机关往往只有调查权而没有处理权，削弱了警察内部的反腐败力度，客观上助长了警察腐败的恶性发展。
2、财权和事权相脱节。尽管以“块”为主，但“块”的地方财政困难，对公安机关爱莫能助。这样，要么警察为履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天职，不得不“找米下锅”，拉赞助搞收费，甚至提成罚款。这种情况下，乱收费、乱罚款等等的警察腐败就不可避免了；要么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警察执法不完整，腐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3、内部管理体制不顺。由于警种设置欠科学，分工过细过多，造成职权交叉。以路面管理而言，交警、巡特警、公路巡逻警都可以管理，出现了“一路三警”，难免发生争权夺利或推诿失职等腐败现象．机关领导对警察队伍暴露出来的问题，借口影响整体形象而加以隐瞒，姑息迁就。这导致了警察腐败风气的蔓延。
（三）、法制不健全是滋生警察腐败的重要条件
由于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大转变的历史时期，与警务工作相关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变化多端，就拿法律本身而言，规定过于原则，幅度太大，给警察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同一违法行为，既可以警告，也可以罚款，且罚款幅度很大，也可以拘留，甚至劳改。如此大的自由裁量权，任何制约、监督都将无能为力。由于法制方面的漏洞、缺口、盲点较多，以至一些人钻法律的空子。同时，我国公安政策的科学性、规范性、严密性不够，且又常常因人因事而变，缺乏相对稳定性。这样，不仅会发生认识混乱，执行困难，而且常常是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同一个案子，巡特警处理了，派出所又在进行查处，而且处理大相径庭。由于政策、法制的不完善、不健全，很容易形成行政、管理、执法的不公正，难免导致一些居心不良者打着各种幌子、旗号，干各种违规违法的勾当。
法制不健全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监督体系乏力。目前，尽管对警察的监督形式多样，党内党外，内部外部，监督的机构也不少，如人大、检察、纪委、审计、内部督查、社会舆论、人民群众等等，可以称的上强大有力。但正像整个社会监督体系远不够完善、有力、有效那样，对警察行使职权还缺乏足够强大有力的监督运作体系，不少警察腐败很轻易地从监督网络中“游离”出来。
三
预防警察权力腐败的对策
当前警察队伍中存在的权力腐败问题，是社会生活腐败现象的综合反映，防治警察权力腐败，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全面地抓落实。
（一）、坚持以人为本，加强思想教育，坚固拒腐防变的道德防线，公安机关的反腐败斗争和队伍建设，必须把加强对广大民警的思想教育放在首位，强化反腐倡廉意识，坚固道德防线。一要抓好宗旨教育，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甘当人民公仆的宗旨观。二是要抓好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进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才能使广大民警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从事各项公安工作。三要抓好人民警察的职业道德教育，培养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职业习惯，认真履行好警察职责。四要抓好纪律作风和法制教育，提高广大民警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五要抓好典型宣传，系统地对广大民警进行法律法规、党纪政纪、职业道德规范等教育培训，提高民警的自身素质和执法水平。
（二）、强化管理，提高队伍整体素质。提高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关键在于强化对民警的管理，选好人，用好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做好本职工作，提高公安系统的功能。一方面要严把“进口”，管住“楼梯口”，畅通“出口”。另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树正气、奖能人、激发民警的竞争意识，实行双向选择，竞争上岗。
（三）、落实警务公开制度，实现阳光行政。各级公安机关要按照效能建设规定，落实警务公开，全面提高公安机关整体效能。要明确公开审批项目的依据、条件、程序、对象、范围、时限、收费标准等内容，努力增强公安警务工作的透明度。在抓好限时办结、一次性告知、失职追究等制度落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警务公开机制，实行网上信息发布、网上咨询、审批管理系统，综合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和警务公开栏、公开电话、公开办事指南增强工作透明度。
（四）、建立严厉的惩处制度，促进制度的落实。严厉打击、惩处腐败分子，虽为治标而非治本之策，但严厉的惩罚能有效地维护法律和制度的权威，警示和威慑其后的腐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腐败行为发生的几率。惩治和预防是反腐倡廉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威慑力。
（五）、改革公安管理和保障体制，使之与职责任务相适应，并实行从优待警。公安机关实行的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的体制，在历史上起到了相应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这一要求。作为担负国家重要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公安机关，也应论证考虑在坚持党委领导的原则下，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应建立全国统一的人民警察编制，应根据职责任务的需要，分类提出经费标准，分别由国家财政和省级财务统一下拨，罚没收入一律上交省以上财政，不予返还。真正做到吃“皇粮”而不吃“杂粮”，从源头上杜绝产生消极腐败的物质因素。同时，对长期超负荷工作的广大民警，应提高生活待遇，在倡导讲奉献的同时，从物质利益上对公安干警付出的艰辛劳动予以补偿，实实在在地认同他们劳动的社会价值，真正地把公安机关与其他一般行政机关区别开来，实行从优待警。
.参考文献：1 《人民警察职业道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致命错误》公安政治部编
关于权力腐败的若干思考 篇6
【关键词】 权力腐败；商品化；官僚化；私有化
所谓权力腐败，就是执掌权力的领导者违背权利的性质和原则，把党和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私有化。领导干部有正常的人际交往，这本无可厚非，但是，领导干部一般都掌握着大量的公共资源，而这些公共资源是用来服务民众的。如果将公共资源与私利结盟，就会危害到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行。认识权力腐败的表现，探索其根源采取有效的对策，防止和遏制权力腐败，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权力腐败现象最根本的特征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以权换钱、以钱买权、权钱交易为典型特征的腐败行为，已经渗透到许多部门和公共领域，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人数之多，数额之大，职位之高，手段之恶劣，已经到了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的程度。权力腐败之风表现形形色色，花样繁多，主要变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权力商品化。一些人视手中的权力为商品，把权力看成是“一般等价物”进入市场，搞权钱交易，用权换钱，持权勒卡，有的地方出现了“政府权力部门化，个人权利商品化”以谋私利为目的，或谋求升官，或贪图钱财，各有各的利益驱动，公共权力成了彼此互谋私利的工具。为人民服务的职能在萎缩，自我服务的意识在膨胀，官商勾结，违背政策规定。为一些不法分子疏通关节，从中牟利。
二是权力官僚化。一些领导干部官气十足，生活不讲艰苦，作风不深入，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好摆门面，好讲排场，出则警车开道，风驰电掣，进则前呼后拥，鹤立鸡群，好讲空话，推诿扯皮，不办实事。还有的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欺上瞒下，专横跋扈。权力官僚化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一些人借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由人民的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三是公共权力私有化。一些人只讲感情，不讲原则，把人情看得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利用职权在就业、升学、晋级、提干、入党、等方面为以私交为基础的“小圈子”内的人员谋求制度规定外的特殊关照。大凡进入“小圈子”的干部或者是同乡、同学，或者是老部下、老上级、老战友，只要利益相关，互相能方便照应，都是走在一起结成“小圈子”的理由。社会上的黄、赌、毒现象也是在这种“特殊关照”下才屡禁不止的。
四是人际关系公利化。随着权力被滥用，在现在人际关系中出现了攀权结贵的利害关系，仰人鼻息的依附关系，接亲联盟的裙带关系，尔虞我诈的欺骗关系，以邻为壑的掣肘关系，上尊下卑的猫鼠关系，拉帮结伙的宗派关系。
五是只求“政绩”不讲“正德”。有些干部好大喜功，不负责任的用群众的利益做铺垫，盲目上项目，搞开发，营造自己的事业丰碑，结果是群众吃了亏，个人受了益。还有些干部名利思想严重，为了追求新闻效益，轰动效应，提高个人知名度，搞“取悦一时”的“贴金工程”。制造“泡沫政绩”，虚报业绩，粉饰太平，以达邀功请赏，沽名钓誉的目的。还有些干部没有全局观念，为突出个人政绩，为了本地、本单位的局部利益，支持、纵容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走私贩私，偷税漏税等非法行为，以求得经济一时的虚假繁荣；还有些干部贪求自己栽树，当任乘凉，在决策中突出任期内的政绩，不在具有长远利益并有发展后劲的潜力上做文章，下功夫，而是追求损公利己的短期行为。
六是用人不公。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不讲政策，讲感情，照顾各种关系。将三亲六眷、“近我”“私我”者当才子使用；有的以人划线、以事划线，结党营私；有的任人唯地，用籍贯代替德才，不讲原则讲交易，领导干部之间互相安插亲朋好友，搞权权交易；有的不看政绩看好处，不以德才取人，而是看金钱厚薄，把“官帽”看成商品，按职论价。更有甚者把“官帽”当诱饵，明要暗索，在组织人事工作方面出现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歪风，吏治腐败是政治腐败的前奏，连官职都可以买到，还有什么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呢？
以上现象表明，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式十分严重，腐败现象已经有经济占线向社会各个领域扩散，从党机关的实权部门到企事业单位，从地方到军队，虽然表现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但消极腐败现象同樣存在。一些不正之风刹而不止，有的抓一阵，好一阵，过了风头又死灰复燃。
权力腐败对党和国家造成严重危害，公共权力廉洁度的下降，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生死存亡的危害，政治上破坏国家政治和法治的统一，腐蚀干部队伍。经济上造成了分配不公，刺激不正当竞争，诱发经济利益恶性冲突。精神文明方面助长了腐朽没落思想，瓦解人民群众对现代化事业的信心，滋长对党和政府的离心离德倾向。这些年来泛滥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同腐败浊流的推波助澜有直接关系。
作者简介：
孙健，男，（1956—），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现任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监察科高级政工师
（作者单位：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抑制权力腐败行为对策分析 篇7
摘 要：对于权力使用者来说，腐败行为取决于腐败收益、腐败风险、腐败机会、伦理道德四方面的博弈。而自我蒙混因素影响着其对权力腐败风险、腐败机会以及道德的选择，使官员沦落蜕化成贪官。通过内在修养、外部机制两方面的对策能减轻自我蒙混因素的影响，有效地抑制权力腐败行为。
关键词：自我蒙混因素；权力腐败；影响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032-02
权力腐败是一个全球性、长久性、普遍性、复杂性的问题。在权力腐败现象中，部分官员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官位的提升、权力的扩大、手中公共资源的增多，节俭演变为攀比和奢侈，崇高堕落成低俗和卑劣，清廉蜕化成受贿和腐败，为人民服务演变成为自己、为家庭、为官位服务。文章主要分析自我蒙混因素在此过程中的作用。
一、自我蒙混因素的含义
美国心理学和经济行为学教授丹·艾瑞里（Dan Ariely）在研究影响道德准则和行为的因素时发现，“有时候我们允许自己偷窃及欺骗”，“有了适当的机会，很多平日里诚实的人也会作弊”[1]，“我们允许自己从小奸小恶中获利，只要不对自己感到不齿”[2]，据此提出自我蒙混因素（personal fudge factor）。它是指，在行为选择过程中，行为主体明确知道某些行为是不道德的，但这些不道德行为能使行为主体获得利益，而并没有使行为主体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自我蒙混因素是普遍存在的一种非理性因素，广泛应用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例如考试作弊、将公共财物据为己有等。如果某个不道德行为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很小或被人误以为很小时，自我蒙混因素就会发挥作用，导致该行为发生甚至重复不断发生，促使人在自身利益与道德准则博弈时趋向获利性。
自我蒙混因素包括外界刺激、时间距离、团体气候、示范作用以及道德素质等影响因子。外界刺激可以激发行为主体的对自身行为的思考，如当你准备接受别人赠送你的礼物时，你看到反腐倡廉的标语，就有可能拒绝礼物。时间距离因素，是指人在短时间距离范围内容易受到具体环境的影响，自我蒙混因素的影响作用大；而在较长的时间距离范围内，受到自我蒙混因素的影响小。团体气候和示范作用常相伴相随，当别人通过实际行动证明某一不道德行为可行时，处在同一团体会倾向于这一行为；而处在不同团体会引起警觉，更加勉励自己。自身道德素质包括道德概念、道德判断、道德推理、道德情感以及道德意志等方面，尤其是道德意志的强弱对公职人员尤为重要。这些因子并不一定是相互分割、同时作用的，有时仅取决于其中某一要素，对人的影响也因人而异。
二、自我蒙混因素对权力腐败行为的影响
（一）降低对腐败风险的防范
1.送礼——收礼怪圈
英国的理论政治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3]官员的腐败源于其手中的权力。为了借助权力实现某种目的，就会有各种各样送礼或钱财的情况出现。刚开始公职人员只是接受一个小礼物，逐渐积少成多，每次都要接受礼物。而收受礼物或钱财也对公众造成误导，要想达到某个目的或做成某件事情，必须给公职人员实惠，尽管这有可能是其分内之事。公职人员把接受礼物或钱财当作理所当然，逐渐成为一种行为方式和习惯，这就形成了一个送礼——收礼的怪圈。
2.温水煮青蛙现象
市场经济滋生了权力腐败的土壤，科技进步刺激了贿赂手段的多样化和隐秘化。传统节日、生日宴会等充当了行贿和受贿的媒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受贿的意念开始动摇，继而礼物由小变大、直至钱财，一发不可收拾。一少部分官员将自身需要凌驾于国家社会的公共需要之上，手中的公共权力蜕化成满足私欲的工具。正如一位贪官在忏悔中写道，“自从走上领导岗位之后，随着职权的增大、地位的变化，我的人生轨迹也悄然发生了变化，自认为春节期间收一点红包年礼无所谓，形成“温水煮青蛙”的局面，不知不觉犯下了受贿罪。”
（二）对腐败机会的错误认知
当某一官员通过权力腐败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享受奢华生活，却没有受到查处，这就向他的同事、他周边的人传递一个信号：腐败是可行的。亚当·斯密曾说过，大自然在为社会创造人类的同时赋予他两种本质欲望，一种是取悦他的同类，一种是不愿意得罪他的同类。公职人员都处在同一政治体系当中，为了更好地在这个团体当中生活下去，或者说表示自己是组织的一员而不受到同事的排挤，就必须做到不能轻易触犯得罪同事，就要遵守这个团体的秩序、处事行为和运行规则，有时甚至迫于团体环境的压力，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从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明知做法不道德、违法，但在既定政治面前无能为力，没有力量与之抗衡，更没有魄力改变组织的现状，只能自己妥协适应组织。如果在某一地区、某一部门大部分都收受贿赂，那廉洁的个体为了维持同伙伴的关系，为了不成为“另类”，为了能在这个组织中继续生存下去，就会放弃自己的信念，加入到权力腐败的队伍当中来。缺少法律制度的约束，一个人的权力腐败会导致更多人的腐败，甚至团体的腐败，尤其是“一把手”的危害会更大。
（三）影响具体环境中的道德选择
人的德性是稳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德性积淀在人的自我意识之中，指导人们的价值选择，是人的一种精神品格，所以德性具有稳定性。但同时，德性很容易受到某些变化因素、所处特殊环境的影响，所以德性又具有不确定性。“道德原则本身是脱离于一种具体情境的抽象的原则，因此远的时间距离有助于人们在道德原则的基础上思考道德问题而不受具体情境的影响”[4].。某种程度上，由道德判断到道德行为，仅仅是一步之遥。就在这一步之遥内，人们很有可能受所处环境的压迫或利益的驱使，并在这一步之遥内为自己找到理由和借口，实行权力腐败，做出不道德的行为。这就可以解释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现象：一个公职人员不会擅拿一个老人的钱包，但他可能会私自挪用成千上万个老人的养老金；一个公职人员不会抢占属于他人的停车位，但他可能非法侵占、买卖农民的土地；一个公职人员不会去抢银行，但他可能会拿着公款大肆吃喝，打着“考察”的幌子到处游玩。
三、减少自我蒙混因素的对策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但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一）提高内在修养
1.增强道德认知
道德认知是对现实道德关系和道德规范的认识，包括道德印象的获得、道德概念的形成和道德思维能力的发展等。道德认知是道德生成的前提和基础。要增强我国各级官员的道德认知，就要加强各级领导干部道德理论学习的力度，领导干部要把加强自身对伦理知识的学习当成一种自身修养，而不是一种负担，把马克思道德伦理学作为党委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伦理知识的教育和学习，公职人员要切实地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从“小惠没有危害”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在获利和道德准则之间做出正确的判断选择，做出由内而外的、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的道德行为，防止出现恶习、一失足成千古恨。除此之外，还要逐步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和政治制度的官员考评制度，把官员的伦理理论学习作为考评内容之一。
2.树立“公权力”价值观念
中国古代官员的价值观念是“权为私”，权力是谋取家族自身利益的途径，“公权力”意识淡薄。受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官员容易产生通过权力获取自身利益的倾向。没有价值观念和道德底线，唯上是从，唯利是图，就不会受到信仰的煎熬和道德的谴责。所以，一定要树立现代公共权力价值观念，稳固反腐倡廉的心理防线。权力是人民赋予，要对人民负责，尤其是各部门组织的“一把手”， 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权为民说用的价值取向、情为民所系的情感取向、利为民所谋的利益取向[5]，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行为操守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正确运用自由裁量权，使权力不能偏离公共利益的轨道，为下属、其他部门的同事树立正确的榜样，带动整个部门甚至地区的清廉局面。
3.注重道德内化
社会道德标准转化为个人品德就叫道德内化。一般来说，外在的社会道德内化为道德个体的内在德性之后，个体就能够从一定道德义务和责任出发，有效地实行道德的自我控制[6]。在官员道德培养的内在机制中，不仅涉及道德认知、道德情感，还包括道德意志力量的强弱。我国公职人员来说，要做到以下五点：一是要增强对本职工作的道德责任感，反对无为、推诿责任，以饱满的道德热情去勤政为民；二是增强对群众的道德义务感，反对官僚主义不正之风，真正做到把公民利益放在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是正确处理好个人情欲，以恰当的方式缓解工作压力；四是提高抵抗诱惑的能力，不能放纵自己的感官；五是在活动中加大训练干部的意志，例如重走长征，重铸官员克服困难、坚韧不拔的意志。
（二）加强外部机制
1.确定礼物与贿赂的界限
中国传统社会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关系结构是以“己”为中心扩散出去的圈子和由此形成的社会网络而非固定的社会制度所支撑的，因而礼物馈赠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到了维持、改造和再生产社会关系的功能[7]。但是在当今社会，礼物馈赠已经演变为贿赂的手段，变成达到私欲的一种工具。目前我国理论界对礼物馈赠和贿赂做了区分，但在制度、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对礼物馈赠和贿赂的界定比较抽象和笼统，在实际操作中仍然比较困难。应该加强对礼物馈赠和贿赂的行政伦理学研究，细化成法律条文或政策制度，明确礼物和贿赂的界限。
2.严惩腐败，创建良好社会风气
要坚持反腐倡廉，必须加强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形成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氛围。既不能让“几条臭鱼腥了一锅汤”，更不能让“一锅汤污染了好鱼”。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健全对行政权力监督的体制机制等方面防治腐败的同时，要加强对腐败惩处的制度和法律建设，加大查处力度。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会中，明确指出“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这体现了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决心。
总之，作为一种非理性因素，自我蒙混因素影响着官员的行为。减少自我蒙混因素的影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短期内效果不明显，需要持续不断地理论学习和实践。
参考文献：
[1][美]丹·艾瑞里.怪诞行为学——可预测的非理性[M]. 赵德亮，夏蓓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158
[2]丹·艾瑞里.谈论我们受干扰的道德准则[EB/OL]. http：//v.163.com/movie/2009/3/4/B/M7JTIH2PH_M7JTIVM4B.html，2009-09-04.
[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侯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舒首立.时间距离对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意向的影响[J].安徽大学学报，2011：27.
[5]王荣有.公共伦理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6]田秀云.伦理学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211-212.
[7]岳磊，孙秋云.贿赂行为中的自我道德化分析——基于若干典型腐败案例[J].社会科学家，2012（1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