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保障（通用7篇）
权力保障 篇1
摘要：独立学院在引进资金实现多元主体办学的同时, 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制度要随之跟进。以利益博弈为轴线的权力制度是所有制度中最核心的基本方面, 一个高效率的权力制度对独立学院的健康发展和提高办学效率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独立学院,权力制度,制度保障
独立学院办学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实际上是基于各自利益进行的权力博弈。作为掌握重要资源的国家面对的是地方政府、普通高校、合作者等主体, 是一与多的博弈, 而地方政府、普通高校、合作者等主体之间则有着各自的利益和目标, 他们之间存在着既合作又妥协的关系, 一方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对方行为和目标的实现, 是一种彼此间的混合博弈。政府以规划、审批、评估、发布政策等形式将政府目标与其他各方的办学行为连在一起, 而其他办学主体则围绕着产权所带来的剩余索取权进行合作, 并各自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办学选择。
一、国家与其他办学主体的权力关系及调整
作为拥有资源供应权和管理主导权的政府, 代表着公众的利益, 为保证教育投资最大效益, 其宏观调控职能将不可或缺, 否则今后造成的制度改革成本将十分巨大。我国实行的中央地方分级分权管理高等教育模式, 这种模式决定高等教育的管理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此处主要指中央政府, 因为在独立学院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地方政府与普通高校具有着天然的利益纽带。
在发展改革阶段, 独立学院存在的制度空间由于政府的介入而得到部分填补, 但如果政府权力持续加大, 独立学院的办学性质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举办高校和合作者的权力会受到很大的牵制, 学院的办学自主权也因此而受到损害。这是目前国内部分独立学院走向衰弱的一大原因。政府的存在是独立学院发展的关键, 然而政府又是人为衰退的根源。为了缓解“诺思悖论”所带来的影响, 政府的行为将是独立学院今后发展最核心的命题。
政府通过协调普通高校、合作者等几者之间的关系, 进而规范其行为。作为独立学院的核心管理主体, 体现的是宏观层次的高等教育管理权力。政府主要通过政策制定、法律的颁布进行宏观的监督与服务, 引导各方不断完善办学协议, 不断规范独立学院的办学行为和方式, 最大限度地体现教育的公平性和公益性, 使人民受益。目前政府对独立学院外部权力的调整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加大立法, 提高法律的适应性。立法的滞后与空缺必然引起投资者的担心与顾虑, 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会各界举办独立学院的积极性, 制约社会资金的再投入。另外, 法律的不完善也必然导致机会主义者的滋生和办学者行为的短期性, 为独立学院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
到目前为止, 适用于独立学院的政策法规, 有教育部《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以下简称《若干意见》) 、《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 而关于高等教育投资方面的法律仍然是空白。
对于部分独立学院违规办学的行为, 根据现有法律政策方面的规定, 必须加大处罚力度, 适当增加违法的成本。对于合作方的逃资或恶意抽资, 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 因为在现阶段, 举办高校还处于弱势地位, 如果在这方面政府不进行有力的干预, 很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对于举办高校不遵守现有关于独立学院的政策规定者, 应从人事任免、罚金等出发, 加大力度, 以维护政府关于政策法规的严肃性。
第二, 加大对独立学院办学评估的力度。政府对独立学院的评估除了制定具体的指标, 还应从独立学院的内涵着手, 鼓励创新, 形成独具特色的办学精神与理念, 使其不断壮大, 具有足够的力量与其他各方平等对话。
第三, 适度增加对独立学院的资助。独立学院的学生交纳了全额培养费用, 政府在不花一分钱的情况下, 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规模。众所周知, 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要远大于社会收益率, 但对于独立学院的学生来说, 因为全额的费用使收益率绝对值变小, 这对学生及家长是不公平的, 因为学生及家长的部分投资收益率被社会无偿占有。所以政府要拿出一部分费用对独立学院的学生进行适度补偿, 尤其是对部分贫困生更要加以扶持。
二、地方政府、举办高校、合作方之间权力关系及调整
(一) 基于产权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不同的产权形成不同的利益边界, 产权是人们受益或受损的权利, 无论怎样都无法逾越。由于独立学院创办时的自发性和我国关于高校产权改革的滞后和法律的空缺, 加之现阶段由于传统观念、政府职能、技术等各方面的原因无法对独立学院的产权做出明晰的界定, 使得独立学院的产权关系不明晰, 以至造成各方的权力都没有限度, 相互之间的关系调整异为艰难。从一定意义上讲, 产权的明晰仍将是各相关利益主体再次博弈的过程, 也是一次权力重新组合和调整的过程。对于独立学院产权的调整,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 争论一直不断。笔者认为, 对于产权的界定如果当下无法全面展开, 应搁置争议, 从局部着手进行存量调整, 未免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关于改革的方式有两种, 一是激进式, 二是渐进式。如果采取激进的改革方式, 则会产生较大的交易费用, 甚至在某种情况下, 交易费用要远远大于改革所带来的成果。所以, 目前对于独立学院的改革比较适宜采用渐进式, 即分阶段、分地区, 从局部到全局进行改革, 既要考虑社会绩效, 也要考虑微观主体的积极性, 逐步推动制度升级。
(二) 办学主体的行为规范
中外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表明, 办学主体多元化是一种趋势, 独立学院的办学模式则适应了这种趋势。但由于各主体的追求与动机各不相同, 规范其行为便成为推动独立学院发展的又一关键因素, 因为这样可以进一步明晰各主体角色定位, 使相互间的合作趋于最优, 促进独立学院的可持续发展。
1. 地方政府
(1) 政策与实践的冲突。在独立学院创办和发展中地方政府扮演了与中央政府不同的角色, 有的地方政府直接参与了办学, 对于协调举办高校和合作者的关系起了一个缓冲的作用。但是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不符合《若干意见》的规定, 也不符合国家关于民办性质的界定, 但若从国外民办教育的发展来看, 地方政府对于民办高校的资助又是合理的, 地方政府处在政策规定与实际需要的两难境地。但是办学的实践证明, 地方政府的确为独立学院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种推动作用不但表现在先期资金投入、土地划拨等, 而且对于独立学院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笔者认为, 创办独立学院应主要靠民间资金, 但不能排除其他资金的投入, 在国外即便是私人高校, 政府也是资助的, 因为高等教育是一项公益性很强的组织, 政府没有理由不增加投入, 只是在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投入的力度和方式可以多样化。
(2) 因地制宜, 不断趋向规范。浙江、江苏在独立学院的创办初期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 但发展至今, 两省独立学院发展模式却不一样。由于在师资以及学校学生管理等方面都拥有相当的自主权, 浙江的部分独立学院更接近于法律意义上的民办学院。但江苏教育独立学院则另有特点, 对此江苏教育界认为:虽然浙江省“独立”民办二级学院走在全国前列, 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独立学院都会顺着浙江的脚印走。相比之下, 江苏省独立学院的管理则注重了系统性, 更接近于传统的二级学院[1]。在独立学院发展的不同阶段, 可以也应当允许有多种模式, 但这只是一个过程, 而不是最终结果, 所以地方政府应站在长远的角度来发展本地区高等教育, 将独立学院打造成具有一定办学实力的高等院校。
(3) 加强对独立学院的科学监管。对独立学院的管理,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设置相应的管理部门, 而不是简单委托举办高校进行管理, 因为举办高校除了考虑教育的公益性外, 自身也参与了利益的分配。所以地方政府必须对举办高校的办学行为进行监管, 可设置一定的岗位, 派出工作人员实地督学, 督学所用的费用由政府承担。另外, 地方政府对合作方营利性过度膨胀行为要进行强有力的干预, 因为出于利益考虑, 合作者主要关心招生的数量, 数量意味着“票子”的增加, 而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 数量与质量必须协调发展。
2. 举办高校
(1) 解放思想, 遵循高等教育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规律。根据产权理论可知, 独立学院这种混合制的办学模式最终发展成为产权明晰, 机制活、模式新的办学模式, 在性质上可以归为公办或民办大学的某一种。这种发展的趋势是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一致的, 因为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就是一个使经济实体产权不断优化、制度不断创新的过程。作为举办高校必须解放思想, 以前瞻性和科学的态度推动独立学院的建设, 否则便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
(2) 以输血向造血转变, 提升参与水平。独立学院将来转制与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提高举办高校的参与水平, 而不是完全将举办高校排除在外。举办高校利益的多少不是看办学股份的数量多少, 而要看股份的单个价值, 如果独立学院发展得非常好, 举办高校的收益比率不是下降, 而有可能提高, 所以那种既然你要“独立”, 就不扶持的机械想法是极其错误与低浅的。目前在发展阶段, 举办高校应积极支持独立学院的办学, 由输血向造血功能转变, 使独立学院不断发展壮大, 一是为了自身, 同时也是为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3) 充分激活沉淀资源, 以教学科研不受影响为限度。在计划经济下成长与发展起来的举办高校, 部分资源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 在行政计划的情况下, 这些高校并不情愿把自己已有的资源拿出来, 主要是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整体冲突[2]。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 高校参与独立学院的办学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办学所产生的剩余索取权, 举办高校乐于把原来的沉淀资源贡献出来, 但要注意分寸, 绝不能威胁到原有办学体制的生存和发展, 影响正常的教学科研, 否则将得不偿失。
3. 合作方
(1) 优化委托与代理关系, 提升参与水平。高等教育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 缺乏教育工作经验的人员很难把学校建设好, 根据国内外的办学经验来看, 一般都是委托在教育界具有威望和一定经验的专家、名师治校。一个知名的大学往往具有一个好的领导人, 一个好的校长往往能促进学校跨越式的发展, 这在中外教育史上屡见不鲜。在独立学院的办学模式中, 尤其是合作方担任独立学院董事长的办学模式, 由于担心院长的行为不利于自身的利益, 对独立学院的内部发展干涉过多, 以至演变成合作方既是办学者又是管理者, 出现越位与错位的现象。这样, 最后会导致独立学院管理效率下降, 办学质量不高的情况出现。因此, 独立学院应坚持“不纯粹为赚钱, 不干涉教学, 参政不干政, 到位不越位, 大事董事会决策, 小事院长自主”的参与理念。
(2) 正视公益性与营利性, 增强战略意识。由于高等教育的需求旺盛, 与举办高校合作举办独立学院对合作方来说不但能有效拓展组织自身的业务, 而且参与了人才的培养, 是一个功在当代, 名在未来的一个光荣事业。对于合作者来说, 除了要关注资本的运作规律, 而且要熟悉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 切不可以自己之好恶来左右独立学院的发展, 那样只会阻碍独立学院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如果教育公益性发展越好, 营利性就越得以体现,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否则便演化成恶性循环, 如此于自身的声誉、资本的盈余都无任何益处。
合作方参与独立学院的办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政府的有关政策, 没有政策的支持与认可, 资本不可能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大家都知道, 目前投资高等教育是一个朝阳产业, 相对于其他领域的投资风险要小, 所以合作方应以一种大胸怀、大视野的眼光参与办学, 在企业发展到一定的时候, 回馈社会、服务社会应成为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所必备的经营理念。
三、内部权力关系及调整
独立学院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既为内部管理提供了机遇, 也带来了可变性。首先独立学院的产权因法律法规及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性等各种条件限制无法得到明晰。这是影响内部管理最为关键的一步, 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使独立学院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内部权力结构的设置只是为迎合市场的发展和政府制定的政策。形式上的董事会或理事会无法掩盖行政权力的过度膨胀, 这也是我国大一统的宏观背景所折射出的历史必然。但是, 从高等教育制度现代化的建设历程及其必要性来看, 一个高效率的组织是推动各项事业的关键。因此, 迫切需要在独立学院内部建立一个高效率的组织, 以推动独立学院的发展。
(一) 完善内部组织建设
根据权变组织理论, 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组织结构形式, 独立学院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及外部环境设计相应的组织结构。
第一, 建立和健全董事会制度。在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及其决策制度的基础上, 真正落实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使院长的责、权、利统一, 就能将董事会的决策变成学校的意志, 就能使董事会的思想在实践中实现。让拥有学校经营管理能力人才的人力资本所有者与货币资本所有者进行合作, 将学校交由专业人士进行管理, 这就必须依靠现代化的组织结构及其良好的运行机制。
第二, 完善办学协议, 理顺权力层次。根据独立学院目前发展的状况, 首先要重新完善办学协议, 使权力层次得到进一步的明晰。一是在协议中必须明确董事会对法人财产权的占有, 以确保举办高校和合作方对财产拥有终极所有权;二是在董事会和院长之间形成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使院长完全掌握法人代理权, 在享有利益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三是明确独立学院、举办高校和合作方的责、权、利, 以科学的方式界定各办学者行为的范围。只有权力得到合理配置, 责任得到明确, 独立学院才能在适应市场的发展中有所作为。
第三, 改革院长人事选拔制度, 提高普通高校教师的流动性。按照法人治理结构, 独立学院的院长应该对董事会负责, 但是目前独立学院的院长大部分来自举办普通高校, 在我国行政等级比较强大的情况下, 院长处于市场契约和行政管理的夹缝中, 其身份一半是“民”, 一半是“公”, 很难有所作为。另外, 由于教师的人事关系在普通高校, 在一定意义上, 教师到独立学院上课具有着“打工”的色彩, 身份不明, 自然责任不清, 造成独立学院教师队伍事实上的不稳定。政府应在宏观上进行指导, 尽量减少独立学院的依附性, 实现由现在的“输血”向“造血”功能的转变, 不断增强其独立性。
第四, 充分调动基层人员的积极性。由于独立学院的人员来源比较复杂, 一般分为举办高校委派人员、独立学院招聘的人事代理人员、社会兼职人员、长期用工和临时用工。由于来源及人员的学识和承担事务的不同, 导致待遇也存在很大差距, 尤其是高校委派人员和独立学院招聘的人事代理人员之间, 有时会出现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在人们的心理上往往会造成“正规军”和“杂牌军”的想法, 所以真正做到平等参与有时还显得非常困难。由于各学院的情况不同, 很难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在实际办学中, 各学院采取的政策和方式可以各有特色, 但无论怎样调整与变化, 都必须充分调动所有人员的积极性来参与学院的办学。
(二) 完善财务制度建设
《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独立学院财务独立。财务独立是独立学院实行现代法人治理的必要前提, 是独立学院走向相对独立办学实体的必然选择, 而不应成为举办高校或合作方的派出机构。独立学院实行的是独立成本核算,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体现在财务管理上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 建立健全资产和财务管理制度, 真正实行独立的财务核算。独立学院要核算办学成本, 就须加强资产管理, 进行国有资产评估和产权界定, 并对独立学院的投入和产出严格实行独立的财务核算。
第二, 建立健全一整套资产财务管理制度及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 以促进独立学院的资产管理、财务管理工作逐步制度化、规范化。
第三, 加强成本核算。独立学院一般适宜采用企业会计制度, 对于投入的资产尤其是固定资产要进行折旧, 根据情况可选择等额分摊法和加速折旧法。
第四, 加强资本运营和风险防范, 定期评估, 建立财务信息披露制度。
第五, 建立了预算开支制度, 开源节流, 降低运行成本, 把有限的资金都用在办学上。
参考文献
[1]董洁.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如何走向“独立日”[N].江南时报, 2005-05-13.
[2]韩立达.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以我国高校独立二级学院为例[J].辽宁教育研究, 2005 (07) .
权力保障 篇2
编制单位（盖章）
****年**月**日
（未调整的部分）
一、行政许可（共10项）
（一）商品房预售许可核准
（二）物业服务企业资质核准
（三）城市房屋拆迁许可证核发
（四）城市房屋拆迁单位资格核准
（五）城市房屋拆除施工单位资格核准
（六）拆迁人使用补偿安置资金审核
（七）房屋拆迁延长暂停办理相关手续期限的审批
（八）未完成拆迁补偿安置的建设项目转让核准
（九）拆迁产权不明确房屋补偿安置方案核准
（十）划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转让、出租、抵押审批
二、我局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共26项）
（一）物业管理企业资质年检
（二）房屋所有权登记
（三）房屋抵押权登记
（四）房屋拆迁单位变更法定代表人备案
（五）城市房屋拆迁期限延长核准
（六）房屋拆迁范围内的拆除验收
（七）房屋拆除批准
（八）城市房屋拆除施工单位资格年检
（九）物业维修基金缴交确认与使用申请
（十）房产档案利用与公布审批
（十一）公有住房出售审批
（十二）住房补贴审批
（十三）购买经济适用房资格认定核准
（十四）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审批
（十五）房改房被拆个人维修基金退款核准
（十六）直管公有住房使用、变更与转让、转租与回迁审批（十七）历史建筑保护修缮项目申请审批（十八）城市房屋预告登记（十九）城市房屋登记簿更正登记（二十）城市房屋登记簿异议登记（二十一）预售房屋物管用房缴交（二十二）竣工房屋物管用房缴交
（二十三）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设立备案（含年检）（二十四）自行拆迁单位的拆迁核准（二十五）物业保修金缴交确认和使用申请（二十六）公有住房售后维修基金拨付
三、行政监管（共31项）
（一）对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专业人员的检查
（二）商品房预售款的监管
（三）房屋租赁监督管理
（四）房产经营监督管理
（五）对房地产估价机构的监督管理
（六）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
（七）对房地产权利证书的验证
（八）对房地产测绘单位的业务监督
（九）城市房地产转让监督管理
（十）房屋拆迁工作监督管理
（十一）对房屋拆迁单位和自行拆迁单位业务工作的监督检查
（十二）委托拆迁招投标监管
（十三）拆迁档案监督检查
（十四）国有土地上房屋拆除施工安全监督管理
（十五）拆房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监管（十六）对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
2（十七）对物业服务收费的监督（十八）对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的监督检查（十九）物业管理项目招投标监督（二十）对危险房屋治理情况的监督检查
（二十一）对出售的公有住宅维修和养护的监督检查（二十二）对城市异产毗连房屋监督管理（二十三）对物业维修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二十四）对物业保修金的监督管理
（二十五）对城市房屋白蚁防治、防治药物的监督管理（二十六）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监督（二十七）对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监督管理（二十八）对危旧房屋改善工作的监督（二十九）对注册估价师执业行业的监督检查（三十）对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工作的监督管理（三十一）对经济适用住房监督管理
四、行政处罚（共113项）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未经许可擅自预售商品房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不按规定使用商品房预售款项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采用不正当手段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
（四）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取得资质证书销售商品房
（五）房地产开发企业将作为合同标的物的商品房再行销售给他人
（六）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规定将测绘成果或者需要由其提供的其他权属登记资料报备
（七）房地产开发企业未达到现售条件现售商品房
（八）房地产开发企业返本销售商品房
（九）房地产开发企业采取售后包租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
（十）房地产开发企业分割销售商品住宅
（十一）房地产开发企业不符合销售条件而向买受人收取预订款
（十二）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规定向买受人明示《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十三）房地产开发企业委托无资格的机构代理销售商品房
（十四）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代理销售不符合销售条件的商品房
（十五）出租人租赁房屋不申请登记（十六）出租人将法定禁止出租的房屋出租的（十七）伪造、涂改房屋租赁证（十八）承租人擅自转租房屋
（十九）房地产中介机构未取得资格擅自从事房地产中介业务
（二十）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伪造、涂改、转让房地产中介服务资格证书（二十一）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索取、收受委任合同以外的酬金或其他财物，或者利用工作之便，牟取其他不正当的利益
（二十二）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房地产中介业务
（二十三）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中介服务机构执行业务
（二十四）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与一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利益（二十五）房地产中介机构聘用无执业资格人员执业，或者聘用依照本办法规定不得执业的人员执业
（二十六）房地产中介机构超过营业范围从事房地产中介活动（二十七）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资料
（二十八）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采取非法手段，损害委托人或他人利益（二十九）个人未经注册擅自以房地产估价师名义从事估价业务（三十）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房地产估价师注册（三十一）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证书
（三十二）未经注册，擅自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名义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
（三十三）未办理变更注册仍执业的（三十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违规执业
（三十五）未按要求提供房地产估价师信用档案信息（三十六）房地产估价机构违法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三十七）估价机构不按规定承揽业务（三十八）估价机构擅自转让受托的估价业务（三十九）估价机构违反规定出具估价报告（四十）估价机构擅自设立分支机构
（四十一）房地产估价机构及其估价人员应当回避未回避（四十二）权利人逾期办理权属登记（四十三）采取非法手段骗取房屋权属证书（四十四）涂改、伪造房屋权利证书
（四十五）房产测绘单位在房产面积测算中不执行国家标准、规范和规定等
（四十六）拆迁房屋单位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擅自实施拆迁（四十七）拆迁人以欺骗手段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
（四十八）拆迁人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实施房屋拆迁（四十九）拆迁人擅自延长拆迁期限
（五十）拆迁人委托不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五十一）接受委托的拆迁单位违反规定转让拆迁业务
（五十二）拆迁人未按规定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且未经依法裁决进行拆迁的
（五十三）拆迁人在“产权不明确房屋补偿安置方案”未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审核同意而实施拆迁
（五十四）拆迁人伪造、涂改或不向被拆迁人提供规定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文本的
（五十五）拆迁人未按规定办理“未完成拆迁的建设项目”批准手续擅自转让的
（五十六）全部或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拆迁项目，拆迁人未采取招投标方式确定受委托拆迁单位
（五十七）拆迁人委托未取得房屋拆除工程施工资格证书的单位从事房屋拆除工程施工（五十八）拆迁单位未取得《拆迁单位资格证书》擅自接受委托拆迁（五十九）自行拆迁的单位未经核准实施拆迁（六十）伪造、涂改、转让《拆迁单位资格证书》（六十一）城市房屋拆迁单位擅自转让拆迁任务
（六十二）城市房屋拆迁单位未经批准跨越城市接受委托拆迁（六十三）取得《资格证书》的房屋拆迁单位考核不合格的（六十四）施工方案中未明确扬尘污染的防治措施或对已明确的防治措施未严格遵守和实施
（六十五）拆房施工单位工地内未按要求设置相应的车辆冲洗设施，排水、泥浆沉淀设施等
（六十六）拆房施工单位对施工中产生的物料堆未采取遮盖、洒水、喷洒覆盖剂或其他防尘措施
（六十七）拆房施工单位对不能及时清运的建筑垃圾、渣土未设置临时性密闭堆放设施进行存放或采取其他有效防尘措施
（六十八）拆房施工单位工程高处的物料、建筑垃圾、渣土等未采用容器垂直清运而采取凌空抛掷等
（六十九）拆房施工单位在易产生扬尘的天气未按要求暂停拆房施工作业并对工地采取洒水等防尘措施
（七十）拆房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从事有严重粉尘污染的施工作业（七十一）拆房施工单位未采取边施工边洒水等防止扬尘污染的作业方式（七十二）拆房施工单位施工时未设置密目网
（七十三）拆房施工单位在拆房施工工地周围未按规定设置不低于2.1米的遮挡围墙
（七十四）住宅物业建设单位违反规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七十五）建设单位擅自处分属于业主的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七十六）建设单位违反规定不移交有关资料影响物业管理正常秩序（七十七）物业服务企业未取得资质证书
（七十八）物业服务企业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从事物业管理（七十九）物业服务企业聘用未取得物业管理职业资格证书人员从业（八十）物业服务企业将全部物业一并委托他人（八十一）个人、物业服务企业挪用专项维修资金（八十二）建设单位不按照规定配置必要的物业管理用房（八十三）物业服务企业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的用途
（八十四）物业服务企业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
（八十五）业主、物业服务企业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损害业主共同利益
（八十六）个人、物业服务企业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
（八十七）建设单位不按规定交纳物业保修金
（八十八）物业服务企业不公布物业维修基金和物业管理商业用房的相关情况
（八十九）物业服务企业超越资质等级承接物业管理业务（九十）物业服务企业出租、出借、转让资质证书（九十一）物业服务企业不按规定及时办理资质变更手续（九十二）超越资质范围从事物业管理（九十三）无资质承接白蚁防治业务
（九十四）设立白蚁防治单位，未向所在地建设（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九十五）白蚁防治单位未按照施工技术规范和操作程序进行防治（九十六）白蚁防治单位使用不合格药物
（九十七）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时不能出具实施房屋白蚁预防的证明文件或出具虚假证明文件
（九十八）建设单位或个人建房，未按规定签订白蚁预防合同，缴纳白蚁预防费
（九十九）白蚁防治机构对已签订白蚁预防合同并收取白蚁预防费的工程项目，未进行预防处理
（一百）建设单位在新建、改建、扩建房屋时未实施白蚁防治处理的（一百零一）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在对非住宅房屋进行装修时未实施白蚁防治处理的
（一百零二）发生蚁害房屋的房屋所有人、使用人或房屋管理单位未委托白蚁防治单位进行灭治的
（一百零三）白蚁防治单位未建立健全白蚁防治质量保证体系，或未按国家和省有关白蚁防治的施工技术规范和操作程序进行防治的（一百零四）房屋安全鉴定机构故意将对非危险房屋鉴定为危险房屋（一百零五）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因过失将危险房屋鉴定为非危险房屋，并在有效时限内发生事故
（一百零六）因房屋鉴定机构延误鉴定时间而发生事故
（一百零七）将不准上市出售的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房上市出售（一百零八）将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房出售后，又以非法手段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房或优惠政策房（（一百零九）骗取廉租住房保障
（一百一十）市、县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决定收回廉租住房的，承租家庭未在规定期限内退出廉租房
（一百一十一）申请者采用编造、伪造住房情况证明及隐瞒家庭收入情况，或采取其他手段骗取经济适用住房准购证的
（一百一十二）经济适用住房未满规定的限制年限和未补交土地出让金等收益擅自上市转让的
（一百一十三）违规使用廉租住房处理
五、行政强制（共2项）
（一）强制鉴定房屋
（二）强制修缮房屋
六、行政征收（共1项）房屋权属登记费
七、行政裁决（共1项）房屋拆迁行政裁决
八、其他行政行为（共14项）
（一）预售商品房合同备案
（二）撤销房屋登记
（三）对房地产权利证书的验证
（四）房产测绘成果备案
（五）房屋拆迁委托合同备案
（六）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备案
（七）对房屋拆迁委托合同的鉴证
（八）注销物业服务企业资质（三级）
（九）物业管理人员职业资格核准
（十）房屋安全状况鉴定
（十一）房屋安全鉴定报告的复鉴
（十二）历史文化街区搬迁公告的备案
（十三）历史建筑搬迁公告的发布审批
浅析权力如何保障权利的实现 篇3
权力 (power) 来自于权利right) ,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宪法中的明文规定。根据这一规定, 我得出一个也许不是很准确的结论: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就像物业公司与业主的关系。
业主是小区的真正主人, 而物业公司是为业主的权利服务的。同样, 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 而政府是为人民的权利服务的。
在民主状态下, 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 每个人都必须和他人产生联系才能生存,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这时, 建立一个良好有序的社会环境, 可以让广大人民安居乐业就成为了人们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 选择建立怎样的社会秩序就会存在差异。
我前面所说过的“善恶的标准”、“法律”在这里都可以看成是这个社会所需要建立的秩序。当然, 这必然需要经过每一个成员的共同探讨并达成共识。由于“建立一个良好有序的社会环境, 可以让广大人民安居乐业”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希望的, 所以为了能实现这一群体的“善”, 每个人都愿意作出一点牺牲, 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善” (个人利益) 来成就群体的“善” (良好有序的社会环境) 。为什么, 因为有了群体的“善”, 才能最大限度的保障自己的“善”?
举个例子: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要追求个人利益, 我们想占有尽可能多的财富。但是我们如果不建立一个良好有序的社会环境, 我可以随便拿走别人的财富 (对个人来讲, 那是个人的善) , 那么别人为什么不可以随便拿走我的财富呢?所以, 为了实现自己的善 (我的财富不被别人拿走) , 我只能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善 (不拿走别人的财富) , 这样就成就了群体的善 (财富的所有权规定) 。
当然, 良好有序地社会秩序包括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等各个方面, 而为了保证建立的良好秩序的存在, 我们需要有一个保障的机构, 这就是国家机器。所以说, 国家是人牺牲了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后为了保障自己牺牲的利益可以换来更大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机器。国家的一切权力的运用必须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才具有正当性。
这里, 人民的正当利益就是权利, 而国家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维护良好有序的社会秩序而运行的是权力 (对人民具有强制力) 。权力的产生是为了保障权利, 否则就是权力的滥用。
为了保障社会的良好秩序, 需要让国家机器得以运作, 于是就需要行使国家的权力, 这时社会成员如果所有人都去行使国家权力势必会很混乱, 于是社会成员再次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 (行使国家权力的权利) , 把这些权利赋予一群特殊的人员 (政府人员、公务员、国家工作人员……) , 这时, 社会成员让渡的权利就转化为这些特殊人员手中的权力。所以, 权力来自于权利 (为了让这部分人很好的履行自己的职责, 行使好手中的权力, 社会成员还要养活他们, 这就是纳税人和政府的关系) 。
正因为权力来自于权利, 所以在没有受到权力来源的社会成员授权的情况下, 权力不得滥用。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上述所说都是民主状态下的, 在专制或独裁的状态下那么权力由于不是来自于社会成员的权利, 那么, 权力的滥用就是必然的了。
好了, 再来看看我们的物业公司和业主的关系。业主们为了自己的善 (生活的安全、健康、舒适……) 就需要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善 (不去侵害小区里其他业主的利益) 来实现小区这一群体的善 (良好的小区秩序) 。而为了保证建立的良好秩序的存在, 于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保障的机构, 我们就需要聘请物业公司。为了保障小区的良好秩序, 这时小区业主如果所有人都去行使管理该小区的权力势必会很混乱, 于是业主们让渡自己的权利 (行使管理该小区的权力的权利) , 把这些权利赋予一群特殊的人员 (物业公司工作人员) , 这时, 业主们让渡的权利就转化为物业公司手中的权力 (对业主具有强制力) 。
这里, 突然又想到:对国家来讲, 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探讨并形成共识, 这一过程需要社会全部阶层、利益群体的广泛参与。这一过程就是规范社会秩序的过程, 就是对该社会某一方面善恶标准的规范过程, 也可以说就是一个立法的过程。在立法完成后, 我们要将经过论证达成共识的法律付诸实施, 这时选择执法者的过程就是选举过程。而物业公司和业主呢?召开业主大会共同探讨并最终达成共识形成小区管理规范的过程就好像是立法的过程, 而制定规范后选择物业公司的过程就好像是选举的过程。同样, 我们交物业费聘请物业公司和我们纳税养活公务员的行为也是很有其一致意义的。不是吗?
两者真的很像, 这样就可以很容易理解权力来自于权利了。这就是民主……
2 权力、权利、宪法、法律、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的关系
之前, 我论述过“权力”来自于“权利”, 这是民主国家的基本原则。否则, 国家“权力”如果不是来自于公民“权利”的让渡, 而来自于别的出处, 那么这种“权力”必然缺乏正当性。
这里, 我需要进一步对“权力”和“权利”的关系加以论述。当然, 我们这里的论述都是基于的“民主”状态, 如果你发现在现实世界中不是我所论述的那样, 那么我认为一定是你所看到的那个现实世界不是一个民主状态, 或者说不是一个完全的民主状态, 其“权力”和“权利”的关系尚没有被理清楚。
首先, 我们要说什么是“民主”状态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 没有他人来干涉, 这是否是一个“民主”的状态呢?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状态下, 虽然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 但这种状态下因为每个人与他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因此, 这样的状态是“民主”还是“专制”没有意义, 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地生活在各自的空间里, 这时来区分“民主”与“专制”是没有什么区别和影响的。当然, 这种情况从来也没有出现过, 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会与他人产生联系。
我们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都会与他人产生联系。现如今, 我们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 没有人可以离开我们的社会而生活。正因为这样, 我们都必须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在此过程中, 我们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必然会与他人的利益相关联, 因此我们不可能“想怎样就怎样”, 我们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这就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所必须面对的现实。
正因为我们必须依靠社会来生活, 所以我们生活的社会对我们来讲十分重要。从古至今, 我们赖以生活的那个“社会”越来越复杂, 从一个部落发展到一个城邦再到一个国家, 甚至于整个世界。现如今, 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面对的那个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最主要的就是“国家”了。因此, “国家”的状态将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状态。
在一个国家中, 由于人与人之间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在国家中来区分“民主”和“专制”是有意义的。这里, 我们只论述民主状态。因为只有民主状态才有正当性。这一正当性从何而来, 这就是我要论述的。
在一个国家中的人应当平等, 如果我们承认人应当不平等, 我想那些被认为低人一等的人一定不服气, 除非被洗脑。既然人人平等, 那么人人都可以平等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 这不可否认。我们把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称之为“权利”, 而“权利”是与生俱来的 (对于“权利”, 法无明文规定则为允许) 。但是, 在一个国家中的人, 如果人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行使“权利”而不加限制, 那么一定会造成混乱, 因此, 我们就需要建立一套系统来规范人们如何行使“权利”, 这套系统的任务就是在保证我们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这套系统就是国家系统。为保证国家系统的良好运转, 我们每一个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的同时需要加以必要的限制。这一限制就是对自己“权利”的部分让渡。而我们让渡出的“权力”则转换成了国家的“权力”。比如, 我们都想拥有金钱, 但是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来赚钱, 如果我们去偷他人的钱, 则因为损害了他人的利益而被禁止。这里, 我们让渡的“权利”就是不能去偷钱, 我们让渡的“权利”就转换为国家的“权力”———如果你偷钱, 将被处罚。为了保证国家的秩序, 同时也是为了保证我们每一个人能在一个良好的国家秩序里追求自己的利益, 我们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建立起了国家的“权力”体系。这就是“权力”来自于“权利”的过程。
这里我们应当看到这样几点:
(1) “权利”是基础的。“权力”的设立是为了“权利”的良好实现。 (2) “权力”是必需的。没有“权力”对“权利”加以限制, 则“权利”的行使将是混乱无序的, 结果是“权利”得不到实现。 (3) “权力”来源于“权利”的让渡。“权力”与“权利”不同, 不是天赋的, 更不是自定的, 只能是公民“权利”的让渡 (所以“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
这里, 我们特别要强调一点:那就是服从国家“权力”本身也是公民“权利”的让渡, 而这一让渡是必须的, 其可以保证我们实现“权”。
在民主的国家里, 这一切我们很好理解。在民主的国家里, 宪法就是公民“权利”让渡从而设定国家“权力”的总协议。在宪法中, 对国家“权力”的设定、来源、具体分工等均加以了明确的规定。因此, 宪法就是国家“权力”法, 它对一个国家的“权力”问题作了最根本的规定。同时, 我们说由于“权力”来源于“权利”, 所以宪法也就是“保障权利”法。它通过对“权力”问题加以明确规定从而保障国家系统的运作, 其根本目的还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这里, 宪法对“权力”的规定不能以“权力”本位来理解, 宪法应当是“权利”本位的。宪法对“权力”的明确规定应当旨在“限制权力” (和“权利”不同, 对于“权力”来讲, 法无明文规定即为禁止) , 只有“限制权力”, 使“权力”得到正当行使, 防止“权力”滥用, 才能真正最大限度的保障“权利”的实现。所以, 宪法其实是“限法”。
理清了这一关系后, 我们能更好的认识为什么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因为宪法明确了公民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关系!那就是公民是国家的真正土人, 国家“权力”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正因为宪法的这一实质, 所以只有以宪法为基础, 国家一切职能的履行才能是为了这一国家的本来“目的”。也只有以宪法为基础, 才能保证“权力”行使的正当性。
好了, 这就是在民主国家里我们应当对宪法的理解。如果我们从宪法中无法体会到“权力”来源于“权利”, 那么这样的宪法就不是真正的“宪法”。
从这里我们也应当可以理清楚公民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为什么说国家利益重要呢?因为国家“权力”的良好运作能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的个人利益的实现, 而我们要保证国家“权力”能良好运作就必须对自己的“权利”加以限制。比如, 为了保障国家的良好秩序, 我们就不能为所欲为, 而必须要遵纪守法, 这就是我们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对自己的“权利”加以的限制。
这里, 我们要认清楚, 对“权利”的限制其目的本身还是为了“权利”的实现。上述我们作为公民遵纪守法就是对“权利”的限制。然而, 不是说我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就需要任何时候都以国家利益为重。
在正常情况下, 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其“权力”和“权利”的关系是相当明确的。“权力”的行使都是受到监督和控制的, 换句话说, “权利”对于“权力”是可控的, 可以保证“权力”的行使是出于“授权”, 具有救济机制。但是, 在很多时候却往往还是会发生“权力”滥用的问题, 也就是“权力”的行使超出了“权利”的授权范围。其实质变成了“权力”本位, “权力”成了目的。
更要命的是, “权力”滥用往往会被行使“权力”者以“国家利益”的借口所掩盖。而“权利”者往往被前者迷惑。比如城市房屋的拆迁问题。“权力”的行使者往往以所谓的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借口来侵害“权利”者的利益。我们说, 房屋拆迁过程中“权利”方让渡自己的“权利”配合拆迁是应当的, 也是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需要, 但是我们说“权利”方没有牺牲自己的合法财产从而迎合国家利益的义务, 因此, 被拆迁户必须要获得其应有的补偿, 不能因为拆迁而损失自己的资产。
这就是我们应当对“权力”特别小心的理由!
什么是国家利益?在民主国家里, 国家利益的规定都在“权利”让渡形成“权力”的总协议———宪法里。而在不违反宪法的基础上制定的法律则是对“权力”或“权利”问题在不同领域作出的具体规定, 因此, 所谓国家利益, 当以宪法和法律的明文规定为准。宪法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而被称之为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 则为“权力”的欺骗, 当小心谨慎!
作为一国的公民, 当认识到自身“权利”的重要性, “权力”才是我们的仆人。不要相信那些虚伪的说教, 大胆追求自己的“权利”, 否则, 人生真的要像季老所说的那样“没有价值”了。
浅析学生权力在大学治理中的保障 篇4
“权力”来源于拉丁文“antorias”,意思是权威、法令和意志[1]。有的学者认为,权力是一种强制力和影响力,带有一种强制性和惩罚性。学生权力基本包括:学习权力、监督权力和被选拔的权力。目前,学术界对于学生拥有的权力存在以下解读,李福华认为重新理解教师学术权力、管理者的行政权力及其与学生权力的关系是确立学生权力地位的基础。“过去,学生尚没有真正进入政治哲学的视野,还不曾在政治意味上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享有一个现代成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2]。有的强调主体对客体的影响力,学生所拥有的权力是学生在特定领域对学生、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及后勤服务人员施加有意性影响,以有效实现其特定预期的能力[3],虽然对学生权力考量的侧重点不同,但都表明学生权力在大学权利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大学的制度、规章有着紧密联系。
关于大学治理,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机构、治理方式是大学民主治理机制的四个主要构成要素[4],这四个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并发挥作用,其中思想是行动的引导者,所以治理理念是基础,治理机构是大学治理的载体。目前学生权力研究领域,基本集中在如何保障这一权力运行的探讨上,有人提出应充分发挥学生权力,完善大学治理中学生权力缺失的弊端,使其成为与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同等重要的一种权力。
二、学生权力与大学治理的内在联系
学生的最大权力是受教育权,即学习权力。学习权力是学生权力的核心权力,是学生通过法律法规、组织制度、自身资源等手段影响和支配大学中各类组织和人员,达到维护以受教育权为核心的自身权利。大学中,从教学的规划实施到具体管理模式的方方面面都会影响到学生权力的实现。以下从学生权力的核心学习权力入手,探讨学生权力和大学治理的内在联系。
1.学习权力的实现是学生权力实现的基本条件。
学生权力首要表现在学习权力上。“法律文件中规定的学生权利,也是学生拥有的合法权利;学生拥有的权力,也是学生享有的权利”。学习权力包含在学生被授予知识的全过程,事实上,学生权利和学习权力从含义和概念上有所不同。这种权力的主体是学生,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等作为客体,主体权力的实现,需要客体以一切围绕主体权力实现建立一种模式。发挥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发生互相制衡,主客体之间代表不同利益群体,从其价值追求、组织形式、行为准则方面就有很多不同,甚至产生冲突。学生权力的合理运行,不能是某一方权力扩大化,而是主客体的权利均衡。从这一点上,学生权力和学习权力之间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实现学习权力的同时,也行使学生权力。
2.学生权力在大学治理中的局限性。
这一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组织架构的形式。有学术专长的教师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导者,他决定了教学活动的整个方向,而学生是教学活动的对象,受限于教师。其次,施展权力范围方面。学生组织作为代表学生自治的团体,同样依存于学校管理的大框架,一般都延伸成为学校教育的“第二课堂”和辅助部门,其监督功能受到一定的限制。最后,传统观念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学生有天然的顺从观念,“抗争”的利益表达和权力运行方式并不被认可,学生的自主意识相对薄弱。
3.学生权力参与大学治理的主要形式。
大学的管理模式和权力关系,主要包括大学与外部的权力关系和大学内部的权力关系。在与大学内部的治理的问题上,主要侧重处理好高校内部的政治领导权力、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民主管理权利[5],以下从学生权力参与的群体规模、权力内容和权力深度分析学生权力在大学治理中的主要参与形式。
(1)学生权力实现的群体规模
学生以个体形式或以群体形式参与学校管理体现了学生参与权。个体的参与权包括:知情权、申诉权、选择权、监督权、选拔权等。例如学生有权选择导师,并对导师基本学术水平的了解权,对课程内容设置也有权详细了解。也包括,在通过怎样的努力才能获得奖励的知情权。同时,还有在权利被侵犯时,通过怎样的渠道获得申诉的权力。群体权力主要体现在学校的各种学生团体、组织上,例如学生组织参与学术研究的权利,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和监督的权利。
(2)学生权力参与的权力内容
学生参与的权力内容可以区分为参与学术的权力和参与管理的权力。学生参与学术的权力通常认为是不畅通的,学生作为受教育的群体,与教师相比没有学术优势。同时,也处于研究学术初级的阶段,所以学术参与权处于弱势地位。通常情况下,这一参与权常常体现在对学生教育质量和学习生活管理的方面,例如学生参与评教,对老师打分,分数高低决定教师教学质量的优劣;或者学校采取征求意见的形式,采纳学生对于后勤管理等方面的评价,进行相应的改善。
(3)学生权力参与的权力深度
参与权利的深度,体现的是高校民主管理程度。《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和完善学生参与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支持和保障学生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学生要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基本渠道是否畅通,体现大学管理对学生的诉求是否开放。学生的诉求以合理的途径反映给学校的管理层,需要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或者合理有效的途径,反映的事情及时得到反馈,全面映射出学生权力能否深入管理层,体现学生权力参与的权利深度。对于创造和谐的校园环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保障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策略
从不同历史时期学生权力存在的形态看,学生权力从中世纪博洛尼亚大学这种行会组织学校学生具有较大权力,到20世纪后的现在,在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学生权力在学校事务管理中,有着广泛的参与机会。我国的高等教育从京师大学堂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第二十六条规定,校务委员会要有学生代表两人[6]。到2011年11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规定大学章程要健全学生权益的救济机制,突出对学生权益、地位的确认与保护,明确其权利、义务,明确学校受理学生申诉的机构与程序。
1.保障学生权力的合理地位,是实现大学治理法制化的必然要求。
教育部要求2015年高校必须完成《大学章程》的制定工作,这是大学治理法治化和保护学生基本权利的必然要求和内在动力。作为高校内部治理权力、协调权力的最高纲领,大学章程构建学生主体地位,表达学生核心权利。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积极性、参与行为的规范性及学生参与机制的构建,很大程度都依赖于制度的保障。此外,还要健全学校内部规章的设置,做到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里外结合。
2.协调学生权力与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和谐发展,是完善民主化管理和监督制度的内在要求。
民主化管理和监督制度的建立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发挥学生权力在高校内部管理各环节的参与和监督作用,是协调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和谐发展的必然路径。首先,健全校内各规章制度,树立学生权力在学校管理中的参与地位[7]。其次,提高评价监督制度的可信度。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的诉求,但是从途径的多样化和实际效度上有所欠缺。最后,建立健全的沟通渠道并成为常态工作。很多学校设立了校长接待日、学生助理、网络互动等模式,学生可以直接将问题反映给校级领导,避免职能部门间的相互推诿,充分发挥学生权力的监督作用。
3.发挥学生权力的主导权,是健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必经之路。
要在大学治理中实现学生参与,发挥学生权力主导权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必经之路。首先,传统观念认为学生心智不够成熟,缺乏参与大学治理的能力,其参与行为会给学校工作带来一定的负面效果,这使得学生在学校管理工作中处于弱势群体地位,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都受到很大的压抑,影响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整体效能。其次,针对学生的需求制定人才培养模式,以学生的需求为导向,改变四年一贯制的培养模式,灵活学分制和考核办法,发挥学生的独特优势,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必然要面临的问题。发挥学生的主导权,坚持教学活动以学生为中心,成为主导学校各项活动的重要前提,是健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必经之路。
摘要：学生权力是大学权力结构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目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权力实施的具体过程中还存在各种障碍。本文从学生权力与大学治理的内在联系,保障学生权力的重要意义等方面,探讨学生权力在完善大学治理过程中的作用。
关键词：学生权力,大学治理,现代大学制度
参考文献
[1]尹宁伟.现代大学制度与学生权利[J].现代教育管理,2011(8).
[2]李福华.对高等学校学生权力的探讨[J].教师教育研究,2004,16(2).
[3]董向宇.识读我国大学学生权力[J].高等教育研究,2012(10).
[4]张利.现代大学民主治理途径探析[J].人民论坛,2012(8).
[5]秦惠民.我国大学内部治理中的权利制衡与协调——对我国大学权力现象的解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9(8).
[6]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46.
权力保障 篇5
1游行示威权的合理性
(一) 游行示威的法律基础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此外, 我国专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游行示威法》也明确另外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权力, 并对如何管理游行示威的具体操作流程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以便国家更好的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的行使和管理社会公共秩序。
(二) 游行示威权的学理基础
(1) 游行示威有利于进行政治沟通
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 尤其是在制定涉及到公民切身利益的法律和公共政策上, 如何平衡国家公权力和公民的私权利, 找准平衡点, 明确两者之间的界限, 是立法者首先也是最为主要需要思考的问题。而在利益的平衡的过程中, 有效地倾听民众的意见, 尤其是基层群众的意见, 无疑有利于国家更好的保护公民的利益。游行示威虽然是一种较为激进的方式, 但通过这种方法, 能够使得当权者及时了解群众的呼声, 使得国家下一步工作的重心适当的向民众所关心的方向偏移, 有利于促进社会矛盾的解决;同时游行示威也是公民行使自身监督权的一种方式, 能过提醒国家和政府工作上所存在的的不足。
(2) 游行示威能够减轻社会压力
当代中国正处于转型期, 各类群体之间爆发的利益冲突越加频繁, 社会矛盾不断深化, 伴随而来的是群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严重, 如果一味的采用打压而非疏导的方式, 当公民的不满情绪达到一个临界点时, 很容易爆发出类似于群体性事件的非法、暴力活动。因此, 国家需要建立多种利益诉求通道和情绪疏通机制, 来缓解民众的不满情绪。游行示威就是一种民众表达内心不满情绪的途径, 通过集体表达诉求的方式, 舒缓自己内心压抑的情绪, 得到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 从而能有效地避免压力的过度累积最终导致转化为暴力行为。
(3) 游行示威能够更好地维护公民的个人权益
在社会生活中, 人们因为生活背景、工作环境等种种因素被自动或被动地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 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 也有着各自的寻求利益的途径。在种种利益群体中, 像农民工、下岗工人等组成的群体, 本身已经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源而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再加上群体普遍缺乏利益谈判能力, 在国家没有建立足够的完善的利益表达渠道的情况下, 他们的利益诉求很容易被忽略乃至无视。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出于对自身境遇的不满, 他们往往倾向于采用一些非正常手段例如信访、闹访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不仅危害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也容易是自己站在政府的对立面, 反而不利于保护自己的权利。如果政府能够提供一条合法的途径例如合法的游行示威, 使得他们能顺利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使其被相应的政府部门知晓, 反而更有利于保护自己的权利。
2国内群体性事件的原因
既然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 而法律又保障公民的游行示威的权利。为何同样是表达自己的意愿的手段, 在当下中国合法的游行示威少之又少, 非法的群体性事件却频频发生?笔者认为原因如下。
(一) 国家方面的原因:立法过严、有使"游行示威不可能"之嫌
我国宪法虽然承认公民有游行示威的权力,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游行示威法对该权利限制的过为严苛, 几乎使得游行示威不可能实行。
从程序上说, 申请人需提前5天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主管部门却只需在申请日期的2日前将具体结果告知申请人, 这时, 若主管部门同意游行当然顺利进行。而在大部分情况下主管部门不同意, 此时申请人有在三日内向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的权力, 而人民政府应当自接到申请复议书之日起3日内作出决定。这项规定表面上看上去很公平, 有申请、有批复、还有复议似乎符合正当程序的规定, 但仔细推敲其中的时间设置发现存在很大问题。如果以游行预定在12月20日进行为例, 申请人最晚于12月15日向主管部门申请, 主管部门最晚12月18日告诉申请人批复结果, 若主管部门不同意, 申请人最早也只能12月18日向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而人民政府却可以最晚12月21日给于申请人回复, 而此时已经过了申请游行的日期, 批复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所以这个行政复议的制度基本等同于形同虚设, 实际上主管部门便能决定游行是否能进行。而主管部门一般为了自身利益和社会稳定的考虑也不会轻易允许游行示威的发生。
其次, 从参与人群的限制来说, 游行示威法及相应的实施条例规定公民只能在自己的居住地进行游行示威。《游行示威法》于1989年颁布施行, 而相应的实施条例则于1992年颁布实施。当时人口的流动程度并不大, 大部分人的居住地从出生到死亡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因此这一条规定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 同时也能防止有些不法分子借四处参加游行示威乘机煽动反动情绪, 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但是现在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 随着大批农民工进城, 城市之间的流动人口增多,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居住地点在不停的变动, 如果仅仅因他是否在此处拥有户口或者暂住证的时间长短来作为能否参加当地的游行的依据, 这无疑是不符合实际情况。以农民工为例, 许多农民背井离乡选择到城市打工, 由于种种原因, 他们的农村户口不能转为城市户口, 而由于他们大多从事搬运工等短期工种, 工作的不稳定性和短期性, 使得他们很可能在一个地方居住不到半年就要离开, 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在工作地点受到侵害时, 要求他们不能在当地而只能回户口所在地进行游行示威, 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 这等于是变相的剥夺了这些流动人口的游行示威的权力。
(二) 政府方面的原因:政府对游行示威的认识存在偏差
在西方许多国家, 游行示威被当作一项正常的政治表达权力来实行, 游行示威不需要申请, 只需向政府部申报便可进行, 而政府所要做的只是维持游行示威时的正常社会秩序。但在国内, 我国对游行示威采取批准制, 并且许多政府官员把游行示威当作一种激进的反政府行为而非表达民意的手段。他们大多视游行示威为一种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举行游行示威会影响社会稳定更会影响自己的仕途, 从批准上便设立各种条条框框, 对于游行示威申请基本不批, 甚至有些官员建议取消游行示威的权力。也是由于存在这种心理导致他们在面对一些群体性事件时, 也是首先以一种"维稳"的态度去处理而忽略了这种行为所表达的民意, 所以在遇到一些情绪比较激动的群众更易发生一些暴力冲突从而导致流血事件的发生。
(三) 人民群众方面的原因:人民群众普遍缺乏宪法意识。
从对参加群体性事件的组成人员进行分析, 主要是一些社会的弱势群体例如农民工、下岗职工等, 他们由于自身的文化程度不高, 再加上没有及时接收到法律和法治思维的普及。使得他们在自己权益受到侵害时, 无法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而是采取一种原始的、乃至无赖的集体聚集在公共场合的方式来提出诉求, 而在聚集的过程中, 他们既没有意识到这种游行、示威、是他们的宪法权利, 也不知道通过怎样的途径合法的进行游行、示威;同时由于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不平等事件, 使得他们对于当权者产生了极强的不信任感, 对于政府提出的合理解决途径, 他们也不敢相信, 只愿意依靠自己人数的优势来威胁当权者, 从而维护自己的利益。另外组织者的组织不力, 在群体性事件中过多的受感情因素的控制出于发泄不满的目的而非理性的诉求也导致了群众们在遇到行政机关的阻拦时易产生的一系列暴力冲突。
3切实保障公民的游行示威权力
(一) 从立法方面进行改善
目前世界各国对游行示威的态度主要有三种方式:一、许可制主要是在日本等国家, 需要有关机关的批准才能进行;二是申报制, 应用于德国法国等, 无需批准, 只需要提前进行报告即可;三是追惩制, 适用于英国土耳其等国家, 在游行示威之前不受政府的任何干预, 只是在事后对于游行示威中出现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惩戒。
我国立法目前主要采用的是一种许可制的方式, 可笔者认为这种制度的设定并不十分恰当。许可制其实体现的是政府把游行示威当做一种社会不稳定因素需要进行种种限制。但游行示威实际作为一种政治表达权利, 已经被我国法律加以确认。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游行示威的自由, 同时多国的司法实践表明, 对于公民游行示威权利进行一个明确的界定和划分, 是十分困难的。目前我国一些立法文件中主要是采用这样的表述:"公安机关对于公民游行示威活动的申请, 除了违反宪法, 法律规定, 损害国家社会的利益, 扰乱社会秩序, 危害公共安全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的以外, 均应批准和许可"。但从实际操作来看, 这样的规定存在着不合理和不科学之处。因为如果游行示威的目的本身违法法律和宪法, 公安机关完全可以依据我国其他部门法对于游行示威的组织者进行处罚, 而不需要多此一举对于游行示威的申请不予批准。而对于可能存在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现象, 这种行为只可能发生在游行示威活动的过程中, 而在申请之初, 公安机关根本无法判断其是否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 笔者认为对于我国现行的集会游行示威制度应当予以相应的修改, 取消许可制, 采取申报制和追惩制相结合, 对于游行示威只是派出警力维持秩序以保证在正常的社会秩序内进行而不对游行示威本身的内容进行限, 当然, 如果游行示威中出现了违法犯罪行为, 公安机关可以事后进行追惩。
(二) 从转变主管部门的态度进行改善
政府应该改变对于游行示威的看法, 真正的把其当做一个公民的政治表达权力而非一种社会不安定因素。一味的认为游行示威会扰乱社会稳定是不科学也是没有依据的。没有限制的游行示威当然会造成社会的的不稳定, 但一些合法的有限制的游行示威活动并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 反而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管理者了解群众的呼声, 发现社会的深层问题。即使一些游行示威可能会导致社会混乱, 但这种混乱一定不会长久。一个不注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 即使采取一些行为和措施, 获得了社会的安定, 但实践证明, 这种安定是表面的、脆弱的, 以这种指导思想求安定, 其安定是不可能持久的, 从长远看, 不利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中指:"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 这就要有小民主, 如果没有小民主, 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笔者认为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民主制度高度完善, 人民能够自由的表达自身的意志, 这个社会才不会出现更大的风潮和动乱, 而保障游行示威的权利无疑是其中的一项重要环节。
在中国现有体制下, 笔者认为主管部门对于只要不涉及到违法犯罪行为和出于危害国家利益的目的的游行示威活动都应予以批准, 可以在游行示威的过程中派出公安进行社会秩序的维持, 但在没有发生扰乱社会秩序的情况下, 政府不得随意干扰游行示威的正常进行, 除非游行示威造成严重的社会混乱, 否则应让游行示威按原计划顺利进行;同时相关部门应派专人对于游行示威中所表达的问题进行收集并反馈给与政府, 由政府有关部门组织专人尽快对该问题解决并及时将解决方案公之于众, 以有效缓解公众的不满情绪, 防止再次出现针对该问题的游行示威活动。
(三) 从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来改善
应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宪法和法律意识的教育, 使他们遇到问题首先寻求法律的途径。也应通过正常的渠道进行游行示威而非简单的聚集人群。游行示威是有目的、有方向、有组织、有口号、有共同文化意识的反抗活动, 同时也是有时间表、有程序、有领导、有成员、有保安的公共关系项目而非一个简单的情绪的宣泄口。组织者应对游行示威的目的有一个清楚明确的认识, 并应事先拟定好口号路线时间等并将其告知参与者。在游行示威的过程中参与者应持有一个较为理性的态度, 在不妨碍他人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的前提下合理的表达自己的诉求而非以暴力的手段宣泄自己的不满。在遇到政府的阻拦时应以理性的态度与之说理, 采用非暴力不合作的和平方式而尽量避免产生暴力冲突造成不必要的人员和财产伤亡。
在我国现阶段, 经济的迅速发展, 使得我国跻身于世界的经济大国之列, 但一直适应的社会制度却没有完整的建立起来, 使得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更应重视民众的意见和情绪, 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十八大召开后, "依法治国"成为今后政府工作的核心, 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游行示威权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政府在今后的立法和执法的过程活动中应认识到游行示威是一种切实有效的政治表达手段而非社会不安定因素, 政府应采取措施保护公民的这一合法权利, 同时公民行使游行示威的权利时也应保持理性, 合法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非简单的宣泄情感。只有在政府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 公民的游行示威权利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 使得更多的非法的群体性事件转化为合法的游行示威活动, 合理的行使自己的权利。
摘要：近年来国内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社会影响。笔者认为就群体性事件的本质而言, 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是游行示威的一种错误的表现形式, 大部分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一种未被批准的游行示威活动, 并在游行示威的过程中爆发了较大流血冲突。那么如何将这种群体性事件转化为一种正常和平的游行示威, 切实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游行示威的权力是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本文将主要从游行示威的含义及其合理性、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如何保障公民的游行示威权利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关键词：游行示威,群体性事件,宪法
参考文献
[1]赵守东.群体性事件的体制性症结及解决思路[J].理论探讨, 2007 (2) .
权力保障 篇6
一、刑诉法修正案的法律价值位阶
(一) 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如果说刑法是犯罪人权利的大宪章 (贝卡利亚语) , 那么, 刑事诉讼法则可以被看做被告人的大宪章。”[2]刑事诉讼的本质决定了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是其永恒的主题。只有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实施, 刑法才能得以实施, 而刑法为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指引了方向, 即前者是关于犯罪与刑罚的法律, 而刑事诉讼法终归是围绕追诉犯罪、裁量和执行刑罚而展开的。刑事诉讼法相对于刑法而言, 当然具有其独立的意义和价值, 其所规定的诉讼权利是宪法性权利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延伸。[3]一方面, 刑事诉讼中的强弱对比关系决定了人权保障的必要性。在我国这样的公诉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 犯罪表现为公民个人与国家、社会利益的冲突和对抗, 面对强大的国家公权力的追诉, 被追诉人则相对处于弱势地位, 其个体的基本权利极可能遭受国家公权力滥用的侵害。在被追诉人与国家公权力悬殊的力量对比之下, 要保证控辩对抗能够平等、理性地进行, 就必须特别关注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 即通过立法确认、赋予被追诉人权利, 使之有能力与公权力相抗衡, 从而使法律所追求的公正、平等之价值得以实现。正如德沃金所言:“在大多数社会里, 给予老人、儿童和残疾人以明确的法律保护。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些群体的成员自我保护的能力较弱, 而不是由于这些人对社会更有道德价值。与此相类似, 给予个人的更多的权利保护, 是因为面临政府滥用权力的时候, 个人是脆弱的。权利理论强调个人权利, 因为需要特殊保护的是个人而不是社会。”[4]
(二) 职权机关间的权力制衡
权力受到有效制约是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 在行使权力时更应主动保持足够的谨慎、自制和谦抑。这是树立并强化权限意识的主观内在要求。
“由于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5], 为了防止公共权力异化为侵害公民权利的暴力, 结合本次《修正案》的具体内容, 笔者认为, 本次《修正案》的核心思路为二:一是权利保障;二是权力制衡。前者重在通过加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实现权利对权力的制约, 从而真正保障人权;后者意在通过司法权对侦查权的制衡, 以防止侦查权的不当运用。在我国审前程序中, 侦查机关的活动空间较大, 使得侦查权很容易被滥用。司法实践中, 刑讯逼供与超期羁押现象之所以仍然存在,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侦查权缺乏有效的司法控制, 权力之间无法制衡导致部分权力游离在法律边缘。而在我国司法格局中, 公安机关与检察院的基本关系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 这表面上是一种平行关系, 但由于公安机关的特殊性质, 决定了在审前程序中形成了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格局, 并确立了警主检辅的关系, 公诉职能的有效发挥在一定程序上依赖于侦查职能, 从而造成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实际监督乏力, 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相对较弱, 这直接影响了侦诉质量和司法精神。
与此同时, 职务犯罪侦查如何受到有效的监督, 一直是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修正案》体现了一以贯之的法治精神:检察机关通过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侦查, 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依法履行职务进行监督, 对构成犯罪的进行追诉来实行有效的监督, 这实质上是一种公权力对另一种公权力的监督, 是权力制约权力的具体制度表现形式。对职务犯罪立案侦查和起诉, 出发点和宗旨, 就是保证国家法律在公权行使中得到正确实施, 维护职务活动的纯粹性与合法性。
对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 《修正案》进行了严格的程序控制。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了检察机关采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条件:只能在办理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 必须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 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而且, 检察机关没有执行权。这使得检察机关在自侦案件中的中立性得到了更好的规范, 有利于公平、公正、公开的实现。
二、以《修正案》为契机构建新型诉讼机制
(一) 《刑事诉讼法》两大功能平衡与协调问题
正如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言, 程序法如同桅杆顶尖, 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作出强烈的摆动。《刑事诉讼法》作为一部程序法, 各个环节之间衔接相当紧密, 往往是“一发不可牵, 牵之动全身”。因此, 修改过程中要从整体把握, 坚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惩罚犯罪功能与保障人权功能并重。即针对我国不断攀升的刑事犯罪, 既要坚持严厉打击, 又要注意尊重和保障人权, 保持《刑事诉讼法》两大功能的平衡与协调。如《修正案》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这是基于《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的功能。而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可推导出被追诉人有沉默权, 因为既然法律赋予了不强迫自己证明自己有罪的权利, 那么被追诉人当然有权保持沉默。但《修正案》中却仍然保留了“犯罪嫌疑人针对侦查人员的提问, 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 显而易见这是侦查机关从侦破案件, 打击犯罪角度的考虑。这两者存在明显的矛盾。从法理上说, 一部法律的内部条文存在严重的冲突, 这无疑对法典的体系是一种破坏, 必将在司法实践中产生混乱, 从而影响法律的实施效果。因此, 在《修正案》的完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两大功能的平衡与协调, 必须在有效控制犯罪和有效保障人权之间作出选择, 保持条文之间的协调性和整体性。
(二) 刑事诉讼制度、诉讼程序可操作性问题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修正案》要得到正确实施, 其有关诉讼制度、诉讼程序的可操作性问题必须解决。例如前面所述的证据制度, 证据作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据, 在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功能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是整个诉讼程序的基石和保证。在修改中应注重对证据制度建设的加强, 特别要注重对证据体系性的构建, 完善配套制度, 并使其形成可操作性的制度规范。“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 加强了对《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建设, 但由于配套制度建设得不完善, 执行效果不容乐观。如非法证据排除, 长期的司法实践证明, 基于控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敌视和长期的司法传统, 真正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很少, 究其原因, 则是相关配套制度不够, 没有一套严密的非法证据排除体系与之呼应。
再修改应细化刑事诉讼制度与规则的程序操作, 对司法实践中的一些行政化手段予以诉讼化、法律化, 完善制约机制。如有关侦查手段问题, 为了收集相关证据或查获犯罪嫌疑人, 侦查机关必须在法律规定的侦查程序范围内进行侦查活动, 不允许在法定侦查程序之外开展任何侦查活动, 同时还应一并规定纳入诉讼法规定的控诉证据需经法庭质证才予以采信。
(三) 兼顾被告人与被害人两方的权利保障问题
作为体现保障人权功能的救济程序, 很多制度仍需具体化。《修正案》除了明确规定律师享有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惩罚措施等, 对技术侦查取得的证明材料, 要完善衔接制度, 规定经过合法的审核程、出庭权等执业权利外, 还应当设置程序性救济制度和制裁机制, 即一旦辩护律师执业权利遭到公安机关不法侵害时, 辩护律师有权向实施不法侵害的公安机关的上级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程序性违法听证程序, 否则只有原则性的宣告式的权利规定, 而没有明确具体的程序性救济机制和制裁机制的规定, 其结果就是“无权”和“空话”而已, 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现在的司法实践现状。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在内的所有诉讼参与人的人权保障。当然, 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领域存在一些不足, 与联合国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而本次《修正案》则在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进一步完善辩护制度,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 反对自证其罪规则、完善证人保护制度等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总体上看, 《修正案》并没有规定太多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相关内容。从实践情况来看, 很多刑事案件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致死、致残, 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 陷入困境, 实践中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往往又遭遇执行难的困境, 导致被害人及其家人境遇悲惨、生活困难, 因被害人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引发上诉、信访活动多发, 凸现出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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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左卫民, 周长军.刑事诉讼的理念[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212~232.
[3][德]克劳斯·罗科信.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13~17.
[4][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5]周国君, 刘旭红.刑诉法《修正案 (草案) 》添力之法理蕴涵[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2012, (01) :45~50.
权力保障 篇7
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曾联合下达文件 (1) , 针对当时屡有发生的侮辱、谩骂、围攻、殴打司法人员等妨碍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务等现象, 设置了相关机制, 为禁绝发生侵犯司法人员人身伤害的重大事故提供了有力保障。而在当前, 探索司法人员履职保护机制与保障审判权、检察权的独立性之目的息息相关。探索检察人员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保护机制, 是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职保护机制的重要内容。
一、构建检察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的主要对象
在检察人员中, 究竟哪些人的独立性最易受到影响?我国当前的法律规范体系中, 使用了检察人员、检察官、检察员这些不同的概念, 综合这些概念可以明确, 检察官范围与检察人员一致, 包括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委会委员、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 检察员仅是检察人员中的一类 (2) 。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 (或可称之为一般检察官或一般检察人员) 无疑是办案人员中数量最多的一个群体, 恰恰也是最易受到干扰的群体。他们受科层制的影响较大, 不敢或不愿对不合理甚至有违法嫌疑的指令说不。
主任检察官制度的实施不能有效改变这一局面。主任检察官制度是指主任检察官与多名检察官组成的办案组在检察长及检委会领导下, 对授权范围内的案件依法独立行使决定权并承担相应办案责任的制度。它是为解决检察一体化和检察官的独立的冲突而提出来的, 检察一体化和检察官的独立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两个趋势。检察一体化对于去除地方化有重要作用, 然而检察一体化原则所载的浓厚行政化色彩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个体检察官的独立性与积极性。在主任检察官制度下, 办案组是行使决定权并承担责任的主体, 而检察长和检委会对办案组有领导权。但检察长或是检委会往往还具有其他方面的权力, 如果没有对一般检察人员的保障机制, 这种领导权就演化为决定权, 从而侵蚀由一般检察人员构成的办案组的独立性。
因此, 无论是在现行体制下还是在未来体制设计中, 一般检察人员都是独立性易受制约的群体, 必须健全对这一群体的保障机制, 以使他们能在面对越权的指令和压力时能够无后顾之忧的独立办案。
二、影响一般检察人员独立行使职权的因素
司法人员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员, 同样的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影响检察人员的主要因素有以下这些:
(一) 政治地位
党的领导是建立任何制度必须考量的因素, 检察人员的政治地位主要指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多数检察人员具有党员的身份, 且在机关内地位和在党内地位高低息息相关。检察人员在办理案件时是否需要听从地方党委及领导的命令, 是否应当直接听从来自党委的决定或命令, 是否会因不服从而导致在党内地位的变动, 这些都是检察人员在办案时必然会考虑到的因素。厘清检察人员在党内地位和案件办理的关系, 是减少检察人员面临的不适宜的政治压力、保证独立性的必然要求。从另一方面看, 也有助于创新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方法。
(二) 职位变动
职位高低是评价检察人员成绩和能力、该获得何种待遇的一个重要标准。因获得更好职位者往往表现出更高的经验、理论和技巧水平, 而被黜落或被调离重要岗位则意味着表现较差。这也是检察人员判断自身的努力和价值得到肯定与否, 在今后行止的一个参考。设若掌握人事权力者能够仅因被调动人不肯屈从于他的安排而对其职务变动施加影响, 那么对于被调动职务的检察人员个人来讲, 抵抗乱命独立履行职责未必是当前最有利的选择。
(三) 薪资待遇
获得良好的薪资待遇是检察人员维持个人和家庭正常生活的必要条件。当前, 基层青年检察人员的薪资水平低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受独生子女因素、社会结构老龄化和教育、医疗成本偏高等因素的影响, 青年检察人员面临着结婚买房、供养子女和老人的沉重压力。这必然会影响他们依法履行职责。轻者造成人员流失, 甚者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更好的地位或经济利益。
(四) 人身安全
这一因素, 单从其重要性上看无疑是对检察人员影响最为直接和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 这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此已经制定相关文件的原因。目前这种因素的影响并未减弱, 在探索检察人员履职保护机制时应当充分考虑, 并吸收原有机制的内容。
三、保护检察人员依法独立履行职责的机制探索
消除上述因素对检察人员独立性的影响, 不仅要依靠检察人员的道德自觉, 更要依靠良好的制度。人本质上是趋利避害的, 而权力本身带来的压力和腐蚀性可能使之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我们要建立一种机制使坚持依法独立行使权力者得到奖励, 破坏这种独立性者受损。这种机制的建立应当围绕削弱各项因素对一般检察人员履行职责的影响来进行, 具体来说:
(一) 检察机关内党的领导应当适应检察工作的特点
要减轻政治地位对检察人员的不良影响, 一方面需要防止地方党政机关及其领导成员的意志通过其在党委机关中的领导地位传递到检察人员:在检察一体化的情况下, 党组织建立与检察一体化相适应的领导模式有助于更加彻底的去除地方化影响。另一方面, 在检察机关党组织内部, 直接讨论、决策对某一具体案件的处理是不适当的, 党员也不能因不服从此种命令而受处罚。
(二) 非因法定事由, 非经法定程序, 不得对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
职位是对检察人员影响比较大的因素。怎样设定其变动程序, 我们可以参考德国的相关制度。在德国, 检察官的考核由检察长进行, 考核结果仅作为检察官是否留任或晋升的依据之一;检察院有设机构人事任免委员会, 由有经验的检察官和司法官员构成, 由检察长以外的人员经选举担任主席, 主席领导下的高级委员会和普通委员会, 分别对高级和普通人员的任免、部门设置和人员调配提出建议。而检察官的监督则视级别分别由司法部或检察院内部的纪律委员会进行, 有专门的纪律诉讼程序, 独立调查员调查取证程序。如果罢免还需要由司法议员、检察机构和法院的代表参加的表决会来进行。与我国不同的是, 被处罚的检察官有异议的话, 有权向法院起诉。 (3)
可见, 德国对检察人员的考核、调动、处分、罢免以及救济渠道等有一套专门的程序, 并且在设计和运行上体现了民主、专业和公正的特点。在这些程序下, 对检察官的职位的变动是很难凭长官的意志一言而决的。这些程序中, 由专业的司法人员选举产生专门机构负责人事处理、由独立调查员调查取证等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三) 适当提高检察人员的薪资水平
如上文所说, 检察人员的薪资水平较低不仅会造成人才流失, 而且对于检察人员抵御经济上的拉拢与腐蚀也有不良影响。各国的检察人员相较一般公务员的薪资水平是比较高的, 而我国并未体现出这一特点, 应当在建立更加严格专业的考核和选拔机制的同时, 适当提高检察人员的薪资水平。
(四) 保护好检察人员及家属的人身安全
在检察官人员履行职责过程中, 应保证消除检察官所遭受的任何恐吓、阻障、侵扰、不正当干预, 不合理承担民事、刑事或其他责任的风险。检察官因行使职权而给其及家属安全造成威胁的, 国家严厉惩处。
总而言之, 健全检察人员履行法定职责机制是一个大课题, 需要多方建言献策, 更需要平衡各类检察人员的权力和利益, 围绕一般检察人员, 理顺政治地位、职位变动、薪资水平、人身安全等因素与其独立办案之间的关系, 能更好的保障检察人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摘要：建立健全检察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保护机制, 是党中央提出的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保护检察人员, 促使其依法履行职责, 保障司法公正, 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刑法目的有重要意义。单从数量上看, 检察长和检委会委员的一般检察人员可以说是检察人员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保障这部分人独立行使职权, 是建立健全检察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保护机制的切入点。我们应当合理规制影响这部分人独立办案的因素, 包括:政治地位、职位变动、薪资待遇、人身安全等, 以实现依法独立办案的检察人员不受不良因素的影响之目的。
关键词：履职保护机制,一般检察人员,主任检察官制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