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力（精选12篇）
行政权力 篇1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 要处理好高校与政府的关系, 高校要在政府宏观调控下依法自主办学;要处理好高校与社会的关系, 高校要面向社会办学, 主动服务社会, 争取社会支持办学;要处理好高校内部的各种关系, 积极探索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新机制;要按照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知识创新、服务社会、文化传播的功能进行设计。为此, 我们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坚持实行高等教育分级管理制度
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地方高校为主体,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教育格局。省级政府应拥有以下对地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贯彻执行和指导检查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制定地方性高等教育政策;根据本地区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制订地方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和年度招生计划, 调整高等教育的布局和结构;根据地方的实际, 依照国家的高校设置标准, 设置、撤销和合并地方主办的高等学校;组织领导招生工作, 指导毕业生就业工作;审批地方高校本、专科的专业和学位点, 以适应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大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 负责地方高校的教育经费预算的分配和决算的审核;任免地方高校负责人, 组织和指导地方高校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除此之外, 省级政府还应具有指导地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科研和后勤工作, 组织本地区高校的教育质量检查与评估等权限和职能。
应依法落实省级政府对地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这样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 更好地体现高等教育发展上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有利于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克服条块分割办学体制的弊端, 协调教育部门与其他部门的相互关系, 形成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有利于提高办学效益、优化高等教育结构, 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 提高高等教育的总体效益;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的多样化, 促进高等教育更好地为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形成高校与社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实行高等教育分级管理体制, 应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要增强高校办学活力, 就必须使高校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政府要承担起发展教育的责任, 但必须转变职能, 把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要减少并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和直接干预, 更多地运用法规、政策、标准、公共财政等手段, 引导和促进学校依法自主办学。保障高校依法自主开展教学、科研活动, 自主调整学科、专业, 自主进行内部管理。扩大高校在办学模式、育人方式、合作办学等方面的自主权。
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进一步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 应把党对高校的领导体现在管理体制中。要充分发挥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高校党委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对办学方向的把握。对重大问题的决策, 要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 建立党委集体决策的制度和机制。要把党委集体决策的制度和机制具体化, 能够真正设计出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具体制度, 明确党政决策的权限、程序和责任。
高校党委应履行五项职责: (1) 把好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统筹改革、发展和稳定工作, 统筹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三大任务。 (2) 抓好大事。集中精力抓好学生培养教育、教育教学改革、学校管理等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重要工作。 (3) 用好干部。着力构建“赛场上选骏马”的干部选拔评价机制。不仅要看高学历、高职称, 更要看高觉悟、高能力。 (4) 带好队伍。坚持严格管理, 从严要求, 切实加强高校党政管理队伍、教育教学师资队伍和科研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5) 加强党建。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
要坚持发挥校长负责制的作用。校长负责就是让校长充分行使《高等教育法》所赋予的行政权力, 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校长既是先进教育思想的探索者、承载者、宣传者和贯彻者, 也是学校行政管理系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管理系统是大学内部治理机构中行政性权力的体现。针对我国高校现状, 要强调行政管理对教学、科研等主要学术活动的保障、支持、组织、协调和服务功能。坚持校长负责有利于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要使校长能够切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所赋予的权利, 集中精力办学, 当好教育家, 切实承担作为学校法人代表的所有责任。校长不仅是学校行政系统的首脑, 也应是行政性权力和学术性权力之间的桥梁。
建立并完善学术民主制度
大学的学术事务特别是重要的学术事务要由学术人员参与决策和管理。学术人员对学术的发展规律、学术内在要求、学术标准有着深刻的理解。学术人员参与学术决策与管理应该制度化, 有相应的组织形态和规章制度。
大学建立学术制度的关键目的是充分发挥高校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作用。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学划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 不能用行政权取代学术权, 把各种学术性质的委员会作为“点缀”和“花瓶”, 作为行政系统的附庸;也不能用学术权取代行政权, 搞所谓的“教授治校”。现在高校最大的问题是行政权代替学术权, 学术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充分。明确在学科专业设置、教学科研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研成果、人才引进、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以及学科科研资源配置方面, 应首先经过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审议。学校发展中的重大事项也要征求学术组织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学校领导要定期向专家教授通报情况, 与专家学者交朋友, 虚心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使高校决策更具科学性。
大学学术制度要实施教授治学。高校基本活动的主要形式是教学和科研, 教授是实施这些基本活动和承载学术性权力的主体。教授治学不仅体现在学科层面上, 而且在本质上也具有很强的学术属性。教授治学就是要在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和体制上为学术性权力参与决策和管理定位, 并加以制度化和规范化。实施教授治学有利于增强教师队伍的凝聚力。仅仅依靠经济措施无法从根本上吸引和凝聚人才, 在制度上确保学术性权力对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参与是尊重知识的体现, 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
坚持规范完善院系领导和管理体制。院系是高校科研、教学和学科建设的主要承载者, 学校要转变行政管理职能, 强化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综合服务协调功能, 把更多资源下放。高校的管理权限必须重心下移, 健全院系的领导体制。要进一步加强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要规范党政联席会议集体决策重要事项的工作机制, 健全党组织参与基层重要决策的有效制度, 督促并确保院系重大科研项目、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人才引进、财务收支等重要事项公开、公平、公正地实施。要保持学校宏观调控能力, 对重大项目要整合各方资源来建设, 防止资源的分割使用。
完善教师管理制度和学科建设绩效评估制度
坚持完善教师管理制度的核心是完善教师素质提升和激励保障机制。要以转换机制为核心, 强化岗位责任, 变教师的“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要根据学科专业发展要求按需设岗、以岗聘任、以岗定酬, 做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能高能低。改革分配制度、聘用制度, 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完善准入制度、推出制度、培训制度, 提高教师素质。通过完善机制, 使教师队伍更有开放性, 在更大范围内选择师资;使教师队伍更具流动性, 促进人才队伍的新陈代谢;使教师队伍更具有竞争性, 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从而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改变近亲繁殖、论资排辈等弊端, 激活每一名教师的潜能, 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教书育人能力和学术竞争力。
坚持完善学科建设绩效评估制度。高校学科建设要考虑投入和产出的效率。过去对高校评价, 往往只看产出, 很少看投入。评价高校办学绩效要按照14项投入指标和16项产出指标进行测算 (投入指标主要包括教职工总数、博士学位教师比例、科研教育经费总额等, 产出指标主要包括在校学生数、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科技奖获奖数、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金额等) 。对高校学科建设绩效的评估, 特别是对产出的评价, 不能简单看SCI论文、科技获奖数或博士点数量, 要防止办学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科学的学科建设绩效评估应该是:高校学科投入的方向是否体现了学校的办学定位, 体现了社会需求, 体现了学校的优势。评价学科投入以后, 是否对加强教育教学、人才梯队建设和夯实学科基础、优化学科生态发挥了强有力的牵引作用, 评估学校在学科建设中是否依然存在求高求大求全的倾向。
学科建设战略上要讲“有所为, 有所不为”, 战术上要讲“有所不为, 有所为”。“有所不为”往往要比“有所为”更难。学科发展要集中在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和社会需求的学科。不属于这个目标的, 就应该舍弃。从这个意义上讲, 学科增加是一种发展;学科减少, 重新优化组合了, 强势更强了, 同样也是一种发展。学科发展要注重拉长学科链, 培育学科群, 形成良好的学科发展生态。
现在学科发展在边缘交叉领域最能形成突破点。因此, 学科发展既不能盲目扩张, 也不能单打一。要以核心强势学科为圆心, 向周边扩展, 发展支撑学科, 建设新兴学科。要把没有明显优势的学科整合到强势学科的支撑体系中, 实现重点学科与非重点学科、新兴学科与传统学科的统筹发展。特色学科、重点学科要做强, 新兴学科、应用学科要“出新”, 传统学科要搞活。
高校要建立有进有退的学科建设新机制, 就要防止求全求大。具体来说, 就要建立对学科的重点发展机制、淘汰机制和重组机制。建立重点发展机制就是要集中有限的资源重点发展特色优势学科, 打造学科品牌、学科高峰;建立学科淘汰机制, 就是要优胜劣汰, 对于质量不高、缺乏后劲或不符合学校办学定位的学科要舍得放弃, 防止有限资源空耗浪费;建立学科重组机制, 就是要构建高校合理的学科生态, 形成以主干学科为核心, 相关学科相互配合支撑的学科群, 促进学科交叉, 发展新兴学科。
学科建设资源投入的结构要优化, 要改变学科建设经费过多投在仪器设备上, 导致重复购置、低效使用。要研究和制定新的机制和政策, 把更多的资源投入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上, 学科建设的核心不是设备而是优秀的人才。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的迅速崛起, 靠的就是舍得花钱聘请一流的教授学者。这方面我们的体制需要调整和创新。
行政权力 篇2
树立城管系统公正、高效、廉洁的服务形象
市城管局
2010年09月日
尊敬各位领导、同志们：
按照会议安排，我代表市城管局就开展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作表态发言。
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是政务公开的核心内容，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要求，是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举措。就城管部门的工作而言，行政权力运行是否公开透明、高效畅通、置于监督，直接影响到管理执法水平和人民满意程度的提升。因此，全市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系统启动后，我局将以此为契机，迅速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统一认识、分解任务，落实责任、快速实施。将其作为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进一步强化管理意识、效率意识、监督意识、精品意识，扎实推进相关工作的开展，力争见实效、出经验。下步我们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坚持领导参与，加强能力培训。针对行政权力网上公
开透明运行技术性较强、城管执法行政事项和权力面广量大、涉及操作人员众多的实际，从局领导班子成员做起，带头学习操作程序，做系统的学习者、使用者、推动者和监督者，并在此基础上做好层级培训和实践运用工作，进一步提高电脑技术、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的运用水平，做到熟识权力事项、熟悉基本要领、熟练流程操作、熟知办理时效，有效提高操作技能，促进网上模式和传统模式的协同推进和有序衔接。
二是坚持更新维护，完善运行过程。为尽早取得行政权力
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阶段性成效，在系统试运行过程中，我局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主动检验预警问题，努力缩短试运行期，做好系统维护工作，及时更新和挂起新增、废止权力事项。在模拟流转基本顺畅后，坚持所有城管行政权力和服务事项一律通过网上公开透明运行，逐步替代纸质材料前后台的流转。同时，加大硬件设施建设，购置防火墙、交换机、扫描仪、办公终端等软硬件设备，确保满足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系统运行要求，实现对内延伸到各业务科室，对外与市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系统互联贯通的要求。在系统运行中，积极加强与市政府法制办、信息办专业人员的密切协同，全力为系统运行加速增效、完善提高作出贡献。
三是坚持规范运作，务求取得实效。主动呼应各方需求，不断规范处罚、强制等各类行政行为，明确规定材料上传的种类和形式，明确表式填写的内容和规范，明确统一卷宗归档的要件和办法，明确操作人员的职责和要求，提高行政权力运行效率；充分发挥电子监察预警、纠错、绩效考核等功能，使各项权力、各运行环节处于全方位、全过程的阳光监督之中，努力杜绝权力腐败行为，确保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各项工作取得预期效果。
大学要淡化行政权力 篇3
要让学校摆脱行政化的桎梏，首先政府应该放权，把办学权力交给校长；其次在学校内部，行政权力应该更多让位于学术权力，通过民主的方式管理学校，强化学术权力。
大学校长、院长应成为荣誉性、服务性的职位，只有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才可以担任。并且，校长、院長在职期间不应再参与学术领域的评奖、评职称，但可以通过较高的工资待遇进行激励，防止行政权力瓜分学术权力。履行办学职能的大学校长不应简单地由行政部门或领导任命，而应当通过公开竞争或教工推荐的方式，由教授委员会聘任。这样一来，校长就不再是对某个部门、某个人负责，而是对整个学校和教师负责。
大学的去行政化与我国的干部制度改革需要配套进行。中国的干部制度一直是序列化的，一般都是科、副处、正处、副厅、正厅这样一级级升上去的，如果要和政府间人员保持流动，高校就必须有一个参考的级别。一直以来，中国公立高校的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
原来本科院校的党委书记与校长是正局（厅）级，近10年来，位列“985高校”的大学成了“副部级大学”，其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副部级干部。1999年，进入“985工程”第一期的高校只有9所，而到2009年，“985高校”已经有65所。某种程度上，副部级大学的出现，也增强了高校领导的官员定位与官员意识，大学校长又基本是上面任命的，这也强化了政府对高校的行政管理。现在高校的评价机构、行政机构可以说都是行政导向的。高校浓厚的行政色彩使原来学术气息浓重的大学校园不可避免会出现学术腐败和教育腐败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校校长其实是作为官员来提拔和任命的，一些院长、系主任和教授也会在高校和政府机关间调动。如果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可能会使学者教授没有机会进入干部序列。我认为有一种变通的办法，那就是对学术性机构应该给予特权，不要进入序列化过程，走非公务员系列。只要用人单位有一套完善的考评机制，职位要求和考评方式是明确的，这就具有可操作性。大学走行政序列在国外是没有的，有行政级别其实反而限制了很多教授进入行政序列的机会。
怎样才能更好地弱化甚至消灭大学的行政色彩呢？我认为首先应该修改高等教育法，建立起大学的职员制。大学里应该只有少部分职员即管理人员，这些职员是终身制的，这些人应该参照政府管理，有层级管理，有很大的晋级空间，但这种晋升以工资级别为主，不与职位挂钩。其他职员应该都是轮换的。大学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员界别是比较清晰的。我认为不应该把高校的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员明显分开，而应该实行轮换。行政领导职务，比如教务长，应该由教授来做，实行任期制，任期结束再回去做教授。行政人员应由民主选举、校长任命。所有类似的岗位都由教授轮换，这样做还能大大地减少高校行政人员的数量，提高行政人员的工作水平。现在高校行政人员太多了，而且行政人员考评压力没有教授的考评压力那么大，因此，在高校，做行政人员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比做教授更具有吸引力。
大学淡化行政权力，与大学行政人员的“去学术化”是相辅相成的。在许多高校中，专职的行政人员也热心于职称，结果行政人员的心思往往不在日常的教育管理工作上，而是想办法写论文，发表著作。所以，我建议，取消高校行政人员评聘职称，取消行政人员工资与职称挂钩，而是采取年功序列制，按照工龄和绩效考核来发放工资与奖金。
同时，建议要求所有大学的行政人员不得参与竞争性的学术活动，不得在担任行政领导期间评聘职称，不得在担任行政领导期间申请各种科学研究的课题和各种学术奖励。一句话，不能够用行政资源去占领和瓜分学术资源，应全心全意为学校和教师服务。
（摘自新华出版社《给中国教育的100条建议》 作者：朱永新）
行政权力 篇4
高校组织绩效低下已经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主要表现在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其原因有诸多方面,就宏观方面而言有高等教育理念、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上的问题;就高校内部而言,存在着治理结构上的问题。在内部治理结构中,高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问题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在已有研究中,对于“如何处理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我国学者主要围绕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的内涵、现实问题、原因、建设路径等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1)。目前,一般认为高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辩证统一的,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独立,同时又相互关联;现实中,我国高校仍存在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现象,常常导致大学行政机构臃肿,大学价值错位以及官本位;从管理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其原因,认为我国长期的国家统一计划管理是导致行政权力泛化和学术权力弱化的外部原因,而高校内部权力集中在学校层面,弱化了基层院系以学术权力为主的权利;也有学者认为行政权力泛化和学术权力弱化与我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有极大的关系,在高校,资源向行政人员倾斜,大家都想“学而优则仕”。但是,我国学者对应该“如何理解地方高校的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地方高校如何客观分析目前存在的权力结构失调问题”、“如何科学地建构地方高校的权力运行模式”等缺乏有针对性的研究。因此,笔者将从目前地方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现实的表征、原因与解决办法等方面深入探讨“地方高校如何科学运行学术与行政权力”,以期促进地方高校内部管理良性运行与未来的科学发展。
二、地方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结构失调的表征
目前,根据教育部网站2012年1月的统计数据,全国普通高校2358所,其中部委属院校111所,因而我国现有地方高校2247所,占全部高校的95%。地方高校尽管在不断加强内部管理机制改革、权力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但是“行政化”倾向仍然严重,不仅存在行政权力“泛化”、“失真”,而且存在学术权力“失范”、“失真”现象。
(一)行政权力“泛化”、“失真”
目前,地方高校权力结构不仅在整体上存在“行政化”的倾向,而且在局部行政权力上也存在“泛化”、“失真”等不良现象。
1. 行政权力“泛化”。
一些地方高校行政权力过多地介入学术事务,出现行政机制代替学术机制、行政管理代替学术管理、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行政群体代替学术群体等“泛化”现象。具体表现为学术事务管理、学术管理过程、学术管理主体、学术管理理念、学术管理制度与规范等都全面行政化,学术事务与学术机制在大学管理过程中失去了自身独立性、没有真正独立的机构和规章制度;在科研规划、科研经费预算、科研项目确定、学术带头人的评选、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学生学位授予等内部学术管理与科研项目的审批和管理、教师职称评审、学生学位批准、教学评估、硕士点与博士点的评审等外部学术事务方面,没有独立的学术机构与学术主体进行相关学术事务的管理;学术话语权、决策权、评价权等均被学校行政层面的领导权、决策权、评价权所取代;行政群体全面操控学术机构、管理学术事务,掌握学术资源,如项目、经费等[1]。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学术的公平性、科学性,导致学术道德与学术秩序的失范、学术群体被挤压或替代、学术管理世俗化,而且压抑了教授、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了部分学者无心学术,挖空心思加入管理行列,直接影响了大学的品位与学术风气,导致学术资源的浪费和学术效益低下。
2. 行政权力“失真”。
一些地方高校行政人员不顾管理规律、规范而“胡乱行政”、“行政不作为”,存在行政权力“失真”现象。具体表现为,有的行政管理人员服务意识淡薄,在管理过程中无视管理、教学规律,管理过程欠规范、公平、科学,存在胡乱行政、胡乱决策,以政代法、以政代教,有法不依,我行我素等现象[2];有的行政管理人员则是行政不作为,存在行政“无政府主义”,只想享受待遇、只占行政位置,不愿、不屑、不会行政和服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地方院校行政事务的正常开展;高校内部有的行政管理人员以行政权力压制教授的学术权力,或者获取不应该获得的学术资源,使得学校的价值取向扭曲[3]。
(二)学术权力“失范”、“失真”
目前,地方高校学术权力不仅在权力结构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而且也存在学术霸权、学术权力内部不均衡、学术权力失真等不良现象。
1. 学术权力“失范”。
一些地方高校存在学术行为主体为其自身特殊利益或受外部环境制约而弱化或扩大学术权力等学术权力“失范”现象。具体表现在滥用学术权力与影响力,大搞话语霸权,损害他人学术自由;面对外部压力不敢申张学术正义,学术失语;教学、科研与学术交流不均衡,有的重教学轻科研,有的重科研轻教学,有的教学科研分离;各领域内部不均衡,有的重教轻学,有的重学理轻运用,“学”、“术”分离等。
2. 学术权力“失真”。
一些地方高校学术组织或者行为者在处理学术事务时,游离或远离“学术”之外,远离学术“本真”。具体表现为,在学术研究中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执著精神,只顾数量不要质量,“抄袭”、“拼装”等学术造假现象严重;在学术交流与合作时,只顾人情世故,不顾学术规律,存在买卖成果、版权等学术腐败现象;在学术批评与争鸣时,只顾个人功利,忽视甚至无视学术标准。
总之,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失范”、行政与学术权力“失真”,严重影响了地方高校特别是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的学术生产力。
三、地方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失调的原因
影响大学权力结构失调的原因很多,相对中央部属高校,地方高校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主要由于办学理念不科学、办学视野狭窄、教师结构欠合理与学生生源不济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在办学理念方面,地方高校较之部委属院校而言学术意识淡漠。从建校历史看,地方高校建校时间较短,大多建于上世纪50年代和改革开放后,同时,首批校级领导大多是政工干部或军队干部,这一背景注定了这类院校的运行模式是行政主导型。本世纪初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大都是由专科甚至中专校合并升格而成,学校学术资源匮乏、学术氛围薄弱,教职员工的学术意识淡薄、学术素养与创新能力较弱。而且由于历史的惯性,造成了现今地方高校的学术权力在学校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远远弱于重点大学,“行政扩张”甚至“行政霸权”屡见不鲜。
2.在办学视野方面,地方高校较之部委属院校而言缺乏开放意识。正因为办学历史短、历史经验积淀少,再加之传统的“官本位”、现行行政化管理体制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地方高校往往办学视野狭窄、缺乏开拓性与创新性。一方面,受官本位思想与行政化管理体制的影响,很多地方高校常常比照地方党政机关的模式运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权术”而不关心“学术”、追求“位子”而不追求“事业”;导致大学机构臃肿、官满为患;大学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学术权力被挤占、学术权力边缘化。另一方面,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大多数地方高校缺乏开放意识、国际视野,只与国内高校或者只与同类院校进行交流,与国外著名大学的交流甚少甚至没有,学术生态环境极差,学术成长缓慢。
3.在教师方面,地方高校较之部委属院校而言缺乏国际视野。从教师结构看,相对于重点大学而言,地方高校教师职称、学历、学缘与年龄结构欠合理,高学历、高职称教师比例较低;许多教师主要毕业于省内院校,不少教师还是本校在专科时毕业留校的学生,师资来源比较单一;同时,由于教师培训机制不健全,到国内外著名大学进修访问的机会不多,有国外留学背景的教师极少。教师本人的学术权力和学术责任意识相对较弱,缺少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国际视野。
4.在学生方面,地方高校较之部委属院校而言缺乏独立表达意识。从学生来源分析,相对于重点大学而言,地方高校的学生主要来自于农村和小城镇。他们往往接受的家庭教育有限、学校教育质量不高,因此,学术视野较狭窄、学习与研究的主体性不强、学术权力意识淡薄,习惯于“接受学习”的学习方式,缺乏独立的思维和批判性的思维能力。这不仅影响了学生自身的学术成长,而且弱化了教育工作者学术权力的发挥、人才培养质量以及整个校园的学术气氛。
四、地方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运行的应然模式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大学权力中两个辩证统一的有机组成。目前,全世界尽管存在大学三种不同的运作模式,但是,笔者认为,地方高校有着自身的发展特点与规律,当前可实行“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权力运行模式。
1.大学的组织特征决定了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并存。学术与行政权力是大学权力的有机组成,二者相互渗透、密不可分。从大学的发展历程看,“大学”(university)的本义是行会、团体,后引申为“为学习和研究某种学问而自愿结合起来的师生共同体”。19世纪初,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提出了“教学与研究的统一”(Unity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的原则。目前,大学的功能扩展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多个方面,可以说,学术是大学的本质所在,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立身之本、生命之源。同时,大学又是一个社会组织、行政机构,包括中世纪的“教师自治”或“学生自治”在内,所有大学都需要一些管理人员按照一定组织章程、管理原则、履行行政职能来确保其运行的有序性、严密性。因此,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在大学内部的两种缺一不可的权力。
2.大学的“学术”特质决定了地方高校不适宜于采用“行政权力主导”的权力运行模式。大学的本质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创新价值和培育人才,其核心是求真育人[4]。目前,美国大学实行“学术与行政权力两权分离、以行政权力为主”的运作模式,其权力体系主要由董事会、校长、评议会三方面构成,董事会和各级行政官员始终处于权力的控制中心,而教授评议会控制大学学术事务的权力微弱;相比之下,英国大学实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均衡”的合作模式与德、法、意等欧洲大陆国家的大学主要实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权渗透、学术权力为主”的运作模式更能体现大学的组织特征,更有利于学术的健康成长。笔者认为大学不同于政府行政机构,它应秉承“崇尚学术”的大学精神,实现学术与行政权力的和谐共存。
3.地方高校应采取“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权力运行模式。笔者认为地方高校目前可实行“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运行模式。由于地方高校发展历史比较短暂,学术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远离中心城市且受到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官本位”、“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因此,目前学校发展主要依托学术权力还不现实,可实行“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权力运作模式。目前,英国大学实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均衡”的合作模式,其权力结构一般分为大学、学部和系三个层次,校级权力通常包括校务委员会、理事会、评议会和大学副校长四个权力结构单元,其中大学副校长往往扮演着“行政首脑”和“学者代言人”的双重角色,教授行会拥有很大权力,董事会权力和行政人员权力有限,只是部分介入大学事务。这种权力模式值得地方高校借鉴与学习。
五、地方高校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路径
面对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运行失衡的现实,我国地方高校应从文化层面、理念层面、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使地方高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逐步协调。
(一)在文化层面,营造以“崇尚学术、发扬民主、追求卓越”为核心内容的大学文化
地方高校应营造“崇尚学术、发扬民主、追求卓越”的校园文化,使那些为学校发展做出贡献的学者成为学校的核心并受到师生的敬仰。
1. 崇尚学术是体现大学本质特征的要求。
大学的本质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创新价值和培育人才,是求真育人。因此,大学应以学术为核心,崇尚学术自由,严谨求实,具有强烈批判精神,以追求真理、实现个人人生抱负和理想为终极目的。目前,地方高校应大兴“崇尚学术”之风,营造浓厚的治学氛围,培育自己的校园文化。
2. 发扬民主是崇尚学术的基本要求。
学术民主是学术自由的前提,它要求在进行学术决策、学术管理时,要尊重学术规律,确保学术主体的学术自主权;在学术活动中,应大力提倡“百家争鸣”,积极鼓励学派间的自由争论,建立“民主管理”、“学术自主”、“学术自治”的权力运行机制,保障学术权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3. 追求卓越是学术的基本目的。
地方高校尽管存在自身发展的局限性,但仍应志存高远。笔者认为,一个好的地方高校应拥有先进的办学理念、良好的治理结构、优良的教师队伍、超拔的大学精神、充足的办学设施[5]2。
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内容,大学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创新精神、批判精神、社会关怀精神、自由和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服从真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学术研究和一切实践中,实事求是,敢于创新,运用科学的方法,坚持科学的态度,尊重客观实际,反对一切武断和迷信,这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创新精神”是现代大学存在的价值所在,是大学在社会有机体中保证、提升自身地位的根本生命力所在。大学的批判精神首先表现为大学教师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与现实,否定非科学的内容,破除迷信与保守的意识,建立符合客观的科学的知识体系;大学批判精神的另一方面是对社会现实的理性反思和价值构建。而“社会关怀精神”是大学关注现实、服务社会功能的集中体现。“学术自由”是大学精神本质的要素,是大学进行任何创新活动的先决条件。要实现大学的学术自由,首要的是培育和弘扬学术自由的精神。为此,在大学管理过程中,认识大学的组织特征是办好大学的基本前提;认识学术发展的规律是把握大学组织特征的必然结果;解放思想、解除禁锢,从而形成能自由争鸣和自由讨论的机制是发展学术的关键;大学拥有办学自主权并建立完善的学术制度是发展学术的保证。
(二)在办学理念层面,应当坚定不移地坚守“行
政权力的绩效应当体现在教师更有成效的教学和科研上,体现在学生更有成效的学习和成长上”的理念
地方高校应回归大学的学术本位,实现“大”与“学”的有机统一,回归“大”与“学”的本真。
1. 地方高校要构建“大家”、“大度”、“大雅”、“大舞台”、“大基业”。
“大家”是指地方高校应拥有思想解放、敢为人先、具有先进办学理念的大学引路人。“大度”是指地方高校应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能容纳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见解,能接纳来自各学术共同体的教师和五湖四海的学生。“大雅”是指地方高校应形成崇尚学术、潜心学问、美化人生的大学氛围,在这个氛围中致力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大舞台”是指地方高校能为所有的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提供大舞台,成为师生实现梦想的圣地。“大基业”是指地方高校应有资料丰富的图书馆、设备先进的实验楼、环境优美的教学楼、器械完备的运动场等,为师生的发展提供优越环境。
2. 地方高校应着力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学
科”、“学者”、“学问”、“学风”、“学生”。大学是由若干学科构成的,没有学科就没有大学;大学是由学者构成的,没有学者,学科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大学能产生新的学问,没有新知识的产生,大学就不能履行其使命,也不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新人;学风是师生对学术的态度,大学应具有敬畏学术精神之风、遵从学术自由之责、追求卓越品质之志,没有严谨的研究之风和勤奋的学习之风,也就不会是好的大学;大学之“学”,更在于大学的一切所为全在于学生,全为了学生,这是大学区别于研究机构的根本所在。所以地方高校的办学中应充分体现为学生成功奠定基础、为教师发展搭建平台的理念。因为只有大学的教师发展了,这个大学才可能获得发展;因为只有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成功了,这个大学才会获得社会广泛的认可。也只有这样,行政管理才真正地表现出价值和意义。
(三)在制度层面,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形成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运行机制
目前,地方高校应本着“学术至上”、“学术自由”、“学术自治”、“民主管理”的治校理念,不断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形成良好的权力运行机制。
1. 颁行大学章程是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
大学章程是大学的顶层设计、内部管理的指针,地方高校应该认真制定符合本校发展实际与需要的大学章程,对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做出明确规定,特别是要明确界定“党委、校长、纪委、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教师、学生与校友”的权力与职责,使得各个利益相关者能切实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并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2. 完善绩效考核制度是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协调运行的关键。
地方高校应本着“去行政化”的理念,不断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健全教学、科研激励机制。由于地方高校的特殊性,许多有学术成就的学者走上了行政岗位。因此,地方高校行政人员应承担一定的教学科研工作,特别是享受专业技术职称的行政管理人员应完成一定数量的教学、科研业绩;同时,不断提升教学科研奖励力度,增强教学科研工作对全校教职工的吸引力,激发教职员工教学、研究与学术交流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提升学校的学术品质。
3. 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良性运行的保障。
关于章程中所界定的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和责任是否严格地得到了遵守应有一个机构进行监督,这个机构应独立于地方高校。从地方高校的实际看,这个机构应由地方高校章程的审批机关代表、地方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地方高校的教授代表等成员构成。其主要职责是审核地方高校的党委和校长是否按章程的规定来实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协调运行。
(四)在实践层面,强化学术与行政人员工作职责与合作精神,规范学术与行政行为
在完善大学内部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地方高校还需进一步提高教职员工的学术素养,强化其工作职责与学术使命,通过权力重心下移、分层治理、分工协作等形式规范学术与行政行为。
1. 行政权力重心下移。
地方高校要努力承担大学使命,需要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实,将权力重心逐步下移,使二级院系(所)和广大教职员工回归“主人翁”地位,增强教师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地方高校可实行校、院(所、中心、实验室)二级管理,校级管理部门与学术组织主要职责是“制定目标、宏观调控、研究政策、对外联络、监督考核、公共服务”。二级学院(所、中心、重点实验室)具体负责学校决策执行、活动开展,成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以及文化传承创新的真正主体。学校层面的工作主要由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两个重要的会议完成;二级学院(所、中心、重点实验室)的工作由党政联席会议解决。这是学校行政权力运行中权力分解的模式。
2. 学术权力校院两级责任明确。
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职责是审议学科和专业的设置,制订教学和科研计划,评定教学、科研成果等有关事项。因此,学校的学术委员会负责全校学术事务的政策制定、政策运行与监控,成员由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组成,学术委员会主任由地方高校内部学术地位相对而言最高的学者担任。在二级学院(所、中心、重点实验室)可设立学术分委员会,成员由本单位各个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担任,主任由成员选举产生。同时二级学院还可设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应由本单位在教学上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教授担任,主任由成员选举产生。由二级单位这两个学术组织来负责本单位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科研与学术交流等学术事务的决策与管理。校长在学校层面的行政中应充分尊重校级学术组织的意见,二级学院(所、中心、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在本单位的行政中也应按照学术组织的意见办理。
总之,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作为高校内部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不可偏废。忽视学术权力,大学必衰;放弃行政权力,大学必败。因此,地方高校只有科学处理权力关系,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才能迎来学术繁荣、特色鲜明的美好未来。
(汪明义,宜宾学院校长、教授,四川宜宾
644000)
参考文献
[1]肖起清.大学学术权力的边缘化及其诉求[J].辽宁教育研究,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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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平.大学去行政化研究现状与当下之思[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11).
[4]顾明远.大学文化的本质是求真育人[J].教育研究,2010(01).
行政权力梳理工作总结 篇5
按照国务院和省、市、县政府的要求，为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县监察局抽调相关单位人员组成审改办，集中办公，于8月23日至10月10日就全县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了专项清理，现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是领导重视。县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行政审批事项专项清理工作，明确指示由县监察局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开展专项清理，安排审改办同志赴市审改办、××县、××区等地考察学习审改先进经验和做法，并在工作经费上给予了有力保障。各单位做到了主要领导亲自过问把关、分管领导全程参与督促、工作人员高质高效落实，有力推动了专项清理工作顺利开展。
二是成立机构。县监察局从编制、物价、法制、政务中心等单位抽调了5名业务精、素质高的同志成立审改办，专门负责行政审批事项专项清理工作。抽调人员做到与原单位工作脱钩，集中办公，直至工作任务完成。
三是宣传发动。县政府于9月10日召开了全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推进大会，会议由县委常委、纪委书记主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做主题报告，县委副书记、县长做重要指示，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为专项清理工作营造了浓厚的工
作氛围。县监察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专项工作的通知》，就专项清理工作明确了工作任务、实施步骤、具体要求和责任追究。
四是认真清理。各部门按照国务院、省、市、县的有关通知，对审批事项进行清理，该取消的取消，该下放的下放，该合并的合并，根据自己的工作职责对涉及本机关业务的行政许可项目、非行政许可的审批项目进行认真清理，清理内容包括行政审批项目名称、设立依据、审批条件、审批主体等，并将清理结果报送县审改办。县审改办采取集中审核的方式，对各单位上报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进行审核，审改办审核后将目录返回原单位由一把手签字确认，再形成最终结果。
经清理，我县本级共取消行政许可项目××项，保留行政许可项目××项和非行政许可项目××项，省市下放的其他管理事项××项和直接报省项目××项。我县在进行专项清理的过程中突出了三个特点：首先是行动迅速。根据县政府主要领导的指示，县监察局迅速成立审改办，迅速安排考察学习，迅速进行宣传发动，迅速开展清理审核，确保在一个月内完成工作任务；各单位接到关于清理行政许可项目的通知后，立即组织人员按要求进行清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清理任务。其次是清理全面。各单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文件的规定，对所有涉及行政审批的事项进行排查，做到现有的行政审批项目一个不漏。三是程序到位。县审改办确定了“单位清理—审改办 审核—单位再次清理—审改办再次审核—单位一把手确认—审改办确认”的六次审核确认程序，同时在专项清理过程中做到“在内部讨论研究顺畅、与单位协调沟通及时”，程序到位既保证了工作效率，又保证了工作质量。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经实施多年，但是仍然有部分单位对这项工作非常陌生，有的将审批项目简单等同于收费项目，有的对审批项目和非审批项目区分不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直接涉及各个政府部门，直接涉及到各行政单位的职能和具体经办人手中的权力，认识不清晰、观念不转变，是推进我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难点。
二是工作开展不平衡。部分单位在清理时，对本单位具有的职能及其实施依据清理不到位，把握不准确，有的还在继续实施已经被省市取消的项目，有的没有及时将省市下放的项目纳入本单位职能也没有开展相应的工作，导致此次专项清理过程中发生了多次反复审核仍未能确认的情况，延长了专项清理工作时间。总体而言，有执法职能的部门工作开展情况优于无执法职能的部门，驻通单位优于县直单位。
三、下阶段工作建议
一是继续加强领导，建立长效机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策性强、涉及面广、事关全局、任务艰巨，需要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各级各部门主要领导要站在促进全县经济
社会发展的高度，讲政治、顾大局，切实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建议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设在县法制办，承担日常工作，积极做好组织、协调、监督、管理和服务工作，认真履行政策指导、业务协调、工作监督职能，指导协调各部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及时研究和解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在人员、经费、办公场地等方面予以保障。今后凡是国务院、省、市新出台有关审改工作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均由县法制办负责落实，以便确保我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延续性和实效性。
二是运用专项清理结果，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加强政务服务中心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重要环节，专项清理工作是推进电子政务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通过清理发现，部分接入电子政务系统的单位，其已设臵的网上办事项目与清理结果不一致，存在多项、漏项的情况。建议县电子政务办公室结合运用专项清理结果，与各单位加强衔接，进一步完善网上办事项目的设臵。同时，各单位要明确一名精业务、通法律、懂计算机的工作人员为电子政务联络员，分期分批至政务中心开展电子政务系统后台设臵工作。
三是严肃审批工作纪律，切实加强监管。各单位要建立规范的运作机制，减少行政审批的人为因素，减少随意性。对于清理中保留下来的审批事项，要建立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程序科学、制约有效的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审批人的自
由裁量权。县监察局要强化对行政审批行为的监督，建立并实行审批责任追究制度。按照“谁审批，谁负责”和“权责对等”的原则，明确审批单位、审批人对审批过错的责任。对擅自变更、新设定或变相设定审批事项，以及滥用职权越权审批，甚至吃、拿、卡、要、徇私舞弊的，要追究行政审批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并给予党政纪处理。篇二：行政权力公开运行平台工作情况
行政权力公开运行平台工作会议
会议时间：2014年6月16日 下午4点
会议地点：
会议主持：卢忠民
参会单位：法规科、物管科、住保科、白蚁所、交易与权属管理中心、档案馆分管领导和具体经办人员。702 行政权力公开运行平台工作情况
根据2013年9月18日全省推进行政权力依法规范公开运行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会议精神，市政府将此项工作纳入了考核内容。现将我局开展行政权力公开运行平台建议工作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工作情况 我局共126项行政权力，其中：行政许可2项、行政处罚106项；其他行政权力19项。截止目前，除登记业务和维修资金共15项目经请示市政府不上报，其余111项都已如期完成事项的上线准备工作。
二、市政府、市纪委相关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亲自抓好该项工作，迅速成立专门机构、组织专门力量，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强力推进，对工作进展缓慢、敷衍应付、甚至未按照完成平台建设任务的，将对相关责任人严肃效能问责。按照市政府、市纪委要求，各县（市、区）、市级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建立相应工作机构，组织相关人员，逐一梳理行政权力清理、编制行政职权目录、绘制行政权力运行流程，确保行政权力合法、职权目录完整、流程图规范。
（二）明确责任。按照省上要求，一是各地各部门是平台建设的责任主体，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平台建设的第一责
任人，联系分管领导对职权范围内的平台建设工作负领导责任，单位中层机构负责人对工作范围内的平台建设工作负直接责任。二是需要在平台建设上公开运行的所有资料，必须层层审核、层层把关、亲笔签字、存档备案，确保平台建设相关资料不出任何差错，经得起群众和时间的检验。凡是平台建设相关资料出现问题的，将严格实行责任倒查和责任追究。三是监察平台在前期建设及后期运行过程中，纪检监察组织需要承担全天候地关注更新、巡查监督、监控预警及应急处置等工作，为方便工作，各地各部门要为纪检监察组织至少增配1台高配置的专用电脑，并开通互联网络。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按照2014年6月12日，市法制办、市纪委、市优化办来我局进行抽查和了解行政权力公开运行平台上报事项建设录入情况，结合工作实际做出了以下几项工作安排：
一是要落实专门的部门（科室）、专人来开展该项工作。二是对2013年7月至今的行政权力事项进行逐一清理，并按照市政府录入要求及时进行补录。
三是今后要按照市政府、市纪委关于行政权力公开运行平台建设下发的有关文件和通知要求，及时、准确的录入本单位的事项。
四、任务分工
需要录入的行政权力事项共计111项。
（一）行政处罚事项：法规科3—15项、物管科16—44项、交易中心45、52—98项、白蚁所46-51项、住保科99—108项
（二）其他行政权力事项：118交易与权属管理中心，121、122物管科，125、126住保科。篇三：xx镇2011年依法行政工作总结 xx镇2010年依法行政工作总结
今年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法制办的帮助指导下，我镇依法行政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全面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认真落实县政府依法行政工作要点，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行政，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通过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建立和完善各项行政执法工作制度，分解执法职权，明确执法责任制，梳理执法依据，强化执法监督工作，全面推进了我镇的法治政府建设，根据xx镇依法行政工作实施意见要求，结合xx镇实际，现将一年来我镇依法行政工作开展情况小结如下:
一、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依法行政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基础，为此xx镇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将该项工作纳入了镇政府重要工作日程。一是将依法行政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对机关部门和镇干部的年终目标考核；二是不定期召开依法行政专题工作会议，并把它列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三是对全体镇村干部进行依法行政知识培训，进一步理清思路，增强依法行政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二）广泛宣传，认真学习
利用每周一全体干部职工学习的机会和召开培训会等形式，有组织地开展宣传学习活动，我镇及时组织广大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力求掌握《决定》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使大家充分认识到学习、宣传、贯彻好《决定》对推动各项工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学习中，大家对照《决定》，找问题、找差距、找不足之处，以求在(转载于:行政权力梳理工作总结)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加以改进。通过认真学习《决定》，全镇广大干部职工的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从而对提高工作效率、转变工作作风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健全组织，加强领导
我镇为加强对依法行政的领导，成立了领导组，由镇长担任组长，亲自负责此项工作，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为副组长，班子成员和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构建了上下联动、系统互动的组织保障体系。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依法行政法律法规的宣传、学习工作，领导组不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在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从组织上给予了强有力的保障。
（四）建章立制、明确责任
为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按法办事，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从源头上杜绝部门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强规范性文件审核力度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审查工作，提高规范性文件制定的质量，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依
法行政的关系，充分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一年来，坚持所有规范性文件发文，需办理发文审批手续，由拟稿人、审核人、复核人、分管领导和镇长签字后，统一排版制作，并由专门人员负责下发，切实维护法制与政令统一，促进依法行政。
（五）严格执法，确保实效
我镇要求各级行政执法人员遵守各项规定，做到严格执法，加强管理，履行职责，并对各项活动加强指导、监督和管理。一是实行“收支两条线”，绝不私设“小金库”。二是实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涉及老百姓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公开。三是五保供养、军烈属、困难户等下拨资金全部发放到位，存入他们的“一卡通”。四是广开言路，抓好自查自纠。发放征求意见表，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收集意见和建议。对走访了解和问卷反馈的情况作统一梳理归纳，认真分析，进一步找准问题，剖析原因。针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召开会议，认真研究对策，制定整改措施，做到边查边改。
坚持依法治镇，认真做好政务、村务公开工作，增强了政府、村委会工作的透明度。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干部群众的法制意识进一步增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调处机制、信访接待工作机制，妥善解决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规范了镇村组三级人民调解会工作程序，充分依
靠镇村两级调解会、村小组、法律服务所、派出所的力量，将矛盾调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确保了社会大局稳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力度进一步加大，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为xx镇的发展保驾护航。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结回顾我镇一年来的行政执法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县委、县政府及社会各界对我们的要求、期望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在社会事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主要表现在：
一是法制建设干部队伍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是依法行政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性宣传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
三、下步打算
（一）继续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学习
进一步组织好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教育，不断增长干部职工的法律法规知识，增强依法行政意识，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通过上街设点、学习辅导、标语、法制培训等形式，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在辖区范围内掀起法制宣传教育的高潮，提高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力争创造良好的依法行政的社会环境。
（二）进一步加强依法行政的制度建设
进一步健全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奖惩制度，不断改进行政决策方式，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进一步理顺体制，切实规范行政行为。按照条块结合、适当分权、便于执法、讲求实效的思路，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各行政执法主体要以现行的法律法规为依据，明确其在行政执法方面的权力义务；要从领导机关到基层执法部门、从领导者到一般执法人员，逐步建立执法岗位责任制，分解落实行政执法任务，定期、逐级逐人、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公务员制度考核挂钩；各行政执法主体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的配套制度，严格实行错案追究制度。提高机关效能，改善机关作风，同时关心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沟通了民意，凝聚了人心，提升了人气，化解了部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密切了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建立廉洁高效政府奠定了基础。进一步强化监督，努力形成有效的行政监督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人大监督法规，使监督内容、程度及后果明确清晰，便于操作，有效落实。
（三）努力全面推行政务公开 进一步整合资源，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认真组织实施阳光政府、法制政府、责任政府、效能政府建设工作，实时披露政府信息，逐步优化政务环境，提高办事效率，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效能，树立服务型政府的新形象。篇四：沙县发展和改革局2009年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总结
沙县发展和改革局2009年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总结 为强化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逐步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加强源头预防腐败，根据《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沙县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实施意见的通知》（沙政办[2009]34号）文件精神及工作要求，结合我局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制定了切实可行、便于操作的《沙县发展和改革局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方案》，按阶段分步骤，有条不紊地组织了实施，取得阶段性进展。现将我局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主要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领导，成立机构。根据县政府的统一部署，从2009年开始，在县直各行政执法单位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我局被列为其中之一。为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使我局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方案及各项措施得到落实，局领导高度重视，及时召开会议，对此项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部署，3月底，我局专门成立了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领导小组（沙发改[2009]28号），由局长任组长，副局长杜振国、陈上海为副组长，有关股室负责人为成员，负责组织协调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并由专人负责具体工作，确保我局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扎实有效地开展。
二、精心组织，制定方案。为使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落到实处，一是召开股级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部署，学习有关文件精神，统一了思想认识；二是按照《沙县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实施意见》的要求，坚持权力取得要有据、权 力运行要公开、权力行使要依法、权力监督要到位四个基本原则，结合发改工作实际，于3月底制定了《沙县发展和改革局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方案》（沙发改[2009]27号），具体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四个方面；三是局领导将此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专门召开局务会对实施方案进行研究讨论，并将此项工作作为全年工作重点，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三、理清事项，编制目录。一是本着既不漏项，又不越权的原则，根据法律、法规以及省、市发改委的授权，参考市发改委下发的行政职权目录样本，对我局行使的行政权力项目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清理，重点理清行政审批、行政许可等项目，清理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办事流程、清理部门职能职责，清理后的行政权力项目归纳整理为四大类。二是准确翔实地编制了职权目录。通过开展重点梳理，量化我局行政权力底数，对清理后保留的行政职权事项，编制《沙县发展和改革局行政职权目录》，列出行政职权目录清单共63项。职权目录中的项目名称都严格按照文件规定术语填写，实施的法律、法规及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坚持用上不用下、用大不用小的原则，做到法律、政策依据准确。同时，将清理后编制的行政职权目录，通过网站、公开栏等多种形式进行公开，以利于群众知情办事和便于社会监督。
四、优化程序，绘制流程。我局在摸清行政权力底数、编制行政职权目录清单的基础上，以规范运行、提升效能为原则，以“内容合法、形式简明、操作方便”为标准，参照市局的有关做法和流程图表样，将行政权力运行分为若干个必经环节，科学规范地绘制出行政职权的运行流程图12份，既坚持了法定程序这一刚性原则，也为方便企业、群众办事，简化了一些细节程序。同时，对每个工作环节所需提供材料、具体由哪个股室办理、如何办理、什么时间办结等都在权力运行流程图上做出明确规定，真正使每位行政工作人员行使行政权力有固定“路线”和“规矩”，做到心中有数，有据可依，也使每位来办事者对行政权力运行一目了然，做到放心而来，满意而去，实现行政权力运行程序的优化。
通过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强化了我局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杜绝了违法违纪问题和不正之风的发生，转变了机关工作作风，整合了业务股室职能，完善了工作机制，创新了管理办法，提高了工作效率，人民群众满意度有了提高。总之，通过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的开展，完善了我局的各项监督制约机制，各项工作又上一个新的台阶。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扬这种工作作风，把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抓实抓好。
二○○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篇五：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总结
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总结
我处始终把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严格按照上级有关文件精神要求，对行使的权力进行全面、彻底地清理，编制了内容详细的职权目录，制作了运行程序清楚、严谨的流程图；将依法行使的权力，从依据到决策、执行、结果实行全过程动态公开；达到了行政权力决策科学、行为规范、程序严密、运行公开、结果公正、监督有力的目标。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通过自查清理，我处行政权力主要包括三项内容。即：行政强制权3项（１、查封 ２、没收 ３、采取技术和行政措施制止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权6项（１、研制、生产、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的未经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准的
2、干扰无线电业务的 ３、随意变更核定项目，发送和接收与工作无关的信号的 ４、擅自出租、转让频率的 ５、销售无型号核准证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的 ６、拒不执行调整、收回、或者撤回指配频率决定的）、监督检查权1项（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行政权力流程图：监督检查程序流程图。
二、主要特点
（一）人员重视，措施得力。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责任分
工协作机制，保证了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健康有序开展。借鉴兄弟单位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修改方案、完善措施，为顺利推行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奠定了基础。
（二）一丝不苟，全面彻底。在行政权力清理工作中，为确保清理工作的全面、准确、高效、彻底，我处把找准依据，对所行使的行政权力进行了全面清理。
三、存在的不足及明年工作打算
我处虽然在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与上级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如在无线电监督管理、违章查处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处明年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明确责任，分级负责。在行政许可实施中，我处将进一步明确责任，严格落实各项许可规定。
官员行政权力应有刚性边界 篇6
记得前几年在央视国际台的一档中国和美国市长交流的节目中，有一段颇为意味深长的对话。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热情好客的中国市长邀请美国的市长来访问。美国的市长说，今年没有这个预算，可能来不了。中国的市长马上答道，没关系，您任何时候来，我可以为您支付旅费。中美市长行政权力的差别不言自明了，美国市长的行政权力有着严格的边界，而中国市长行政权力的边界有较大的弹性。
再次提出“行政权力的边界”的话题，起因于最近“两高”负责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作主题为公正司法和公正执法专项报告后引发的讨论。讨论的焦点是老问题，即司法公正；影响司法公正的主要原因，也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行政权力干预。针对当前行政权力过大，司法得不到足够尊重的现状，常委会委员们认为，一方面要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另一方面，在体制层次提高司法的地位，公正才会得以实现。司法队伍素质提高，能够自觉地认识、主动地维护司法与行政的边界，而在体制层面提高司法的地位，其实质是形成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边界就在这制度安排之中。
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方面的问题。在日前召开的“战略环评在中国”国际研讨会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透露，《规划环评条例》这部从2005年就已经开始运作的立法，由于各部门严重的职能交叉与一些地方短平快的业绩观，目前尚不能很快出台。这里的职能交叉，就是行政权力过大并干预过度的具体表现。现在我们讨论的“大部门”体制，就是试图进一步界定行政权力的边界，并制约可能发生的过度干预。
在当下中国，行政权力过大、干预过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共权力发育不足。长期的计划经济，使行政权力高度强化，侵占了大量公共活动空间，导致公共权力发育远不充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分权，政府和企业分权，乃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非营利组织发育，出现了公共活动空间，进而形成了公共资源、公共物品和公共权力的概念。必须明确，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行政权力是执行权，是公民通过国家赋予政府的权力。政府配置公共资源，提供公共物品和协调公共事务的相关权力，都是执行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是公共权力的执行主体，但不是也不可能是公共权力主体。现在的问题是，行政权力僭越公共权力，行政权力主体俨然成为公共权力主体，这样就导致了上述的行政权力过大、干预过度的种种问题。
从经济生活的角度，公共权力的形成与市场失灵、社会失灵有关。所谓市场失灵，就是指市场失去效率，或者达不到效率的领域，主要是公共物品和外部性。公共物品对于百姓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其提供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福利水平。然而，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又导致“搭便车”的问题，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配置公共物品。外部性问题亦是如此。在存在外部性的场合，不能通过市场评价和交易，将相关各方的利益“扯平”，也就不能通过市场获得某种物品和服务的最优数量，从而市场机制出现失灵。所谓社会失灵，就是指社会失去公平，进而无法实现公平公正这一最基本的人类社会的价值。经济学将纠正市场失灵、追求社会价值的主体简单地归为政府，这就形成了一种理解上的偏差，好像政府天然地具有这方面的能力。事实上，提供公共物品，调节外部性，抑或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所需要的资金，都来自公民缴纳的税收。因此，在这些方面做多少、怎么做和为谁做，都应当是公民的意志和要求。政府应当根据公民的意志和要求，具体地行使纠正市场失灵、追求社会价值的职能。
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力的边界是由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定义的。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定义这一边界的实践已经十分丰富，可以借鉴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也不可胜数。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最为重要的，不是缺乏这些法律、法规和制度，而是缺乏法制文明、制度文明，其具体表现就是不少地方、不少部门“人治”仍然大于“法治”。这里的“法治”，包括国家的法律、法规，也包括各种社会组织的制度，以及这些法律、法规和制度被执行和遵守的环境。政府官员一定要十分清楚，行政权力是有边界的，而且，边界是刚性的。行政权力的边界，不仅包括定义这一边界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还包括每一位政府官员自觉遵守的行为。
行政权力 篇7
高校学术权力是指高校内部学术组织和学术专家, 运用专业学术能力, 对高校学术事务、学术关系、学术管理和学术活动所拥有和控制的能力及职权。高校行政权力是指由高校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和行政管理人员对高校内部行政关系、行政事务和行政活动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
2014年3月1日,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正式施行, 以高校学校学术委员会为主要代表的学术权力之地位亦大为提高, 但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失衡在诸多高校仍然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
1. 行政权力过于强化, 学术权力一定程度行政化
第一, 高校行政权力过于强化。高校集权式的管理使行政管理权力几乎覆盖整个学校管理, 高校行政权力集权化表现突出。目前, 我国高校行政权力过于强化主要表现在: (1) 学术资源分配行政化色彩较为浓厚。学术资源本应该由代表学术权力的学者们分配更为合理, 事实上中国高校内部学术资源几乎都是由行政权力所控制。虽然常常看到, 在职称评定、教学计划的制定、学位资格的审查等方面都有专家学者参与, 但是邀请哪些专家、成员人数的确定等问题都是由学校行政职能部门所决定。事实上, 教授学者都不得不受控于行政权力, 学术机构也都由行政权力所掌控, 行政权力对学术资源的分配有着决定权。 (2) 公办高校中行政权力政府化色彩较为浓厚。我国公办高校由政府拨款并控制学校办学经费, 政府任命高校领导, 政府掌握和控制高校人员编制, 高校依据政府规章政策制定高校的制度规则。对于高校外部, 政府的指令通过高校领导及高校内部行政机构的行政权力作用于高校的权力体系中并发挥指导作用;对于高校内部, 高校的行政权力在高校内部完成权力执行或控制, 掌管高校的各类事务, 包括学术问题。 (3) 高校行政权力干预、挤压甚至替代学术权力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许多高校, 应为教学、科研人员服务的行政管理人员在高校中占主导地位, 起支配作用, 使学术权力在高校应有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学术创造性和学术活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学术组织及专家未能在学术活动中发挥领导决策作用。
第二, 高校学术管理组织中集学术权威身份和行政职务于一身的现象普遍存在, 学术权力一定程度行政化。在学术组织与管理机构中, 从理论上来看, 应当以教授为主体的教师专家群体应该占据较大比例, 但多年以来, 实际上在各高校, 单纯教师身份的专家参与学术组织与管理机构的比例仍然较低, 在学术组织机构中, 大多是一些既拥有行政职务又具有学术身份的“双肩挑”人员, 而无行政职务的教师占有的比例明显偏低。学术权力本来应当由学术组织和专家行使, 但在很多高校学术权力则多赋予相关学校的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行使或者赋予这些人员更多的话语权。学术管理组织中集学术权威身份和行政职务于一身的现象致使高校行政权力强化, 学术权力一定程度行政化的现象普遍存在。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第6条第2款明确规定, 学术委员会人数为不低于15人的单数。其中, 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者不得超过学术委员会委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没有担任行政职务的专任教授不得少于学术委员会委员总人数的二分之一。但目前大多数高校都采取的是法律规定的上线, 即学术委员会中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的高层领导委员刚好占总学术委员会人数的四分之一, 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及院系主要负责人的高层领导专任教授委员刚好占学术委员会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同时校长及除分管后勤的副校长之外的其他副校长肯定在校级学术委员会中, 院系各部门之一把手肯定在院系级学术委员会中。校长、多数副校长身在校级学术委员会之中, 院系各部门之一把手身在院系级学术委员会中, 这些高层领导掌握主要“话语权”, 由于其特殊的行政身份, 导致其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时有明显行政导向乃至决定作用。教授委员会、教务委员会由于不属于学术委员会, 故目前多数高校仍然多由校、学院、系 (含研究所、研究中心) 三级的负责人组成。虽然高校校级领导、院级领导、系主任 (含研究所所长、研究中心主任) 虽然也是其所在学科领域的专家, 但由于其身兼行政职务, 在学术事务学术关系、学术管理和学术活动的决策上难免带有较为浓厚的行政色彩和行政思维, 或者很容易造成学术思维与行政思维的混淆, 影响开展行政事务和学术事务的效率和准确度。
2. 学术权力弱化
学术组织处于弱势地位。学术组织弱化的表现主要在部分高校, 尤其是民办高校, 没有设立基层相应的学术组织, 或者即使设立了基层学术组织也只是流于形式, 形同虚设。高校内部资源的配置权基本由学校行政部门掌握, 院系研究所等基层学术组织没有经费分配权或者没有实质性的经费分配权, 而学校管理层在进行经费预算时往往是采用行政优先原则, 首先满足学校行政管理机构公务运行的经费需要, 从而造成高校管理性资源的膨胀和学术性资源的萎缩。
学术权力处于弱势地位。在高校内部重大问题的决策中, 学术组织及专家参与决策的方式和途径有限, 缺少影响学校决策的制度化渠道, 学术权力在学校重大问题决策中得不到充分体现, 致使作为学术权力主体的学术组织及专家在高校学术事务管理的作用和地位没有凸显, 难以构成高校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
无行政职务的专家教授处于弱势地位。即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的专家教授在学校学术管理、学术事务、学术关系和学术活动中基本上没有“话语权”, 行政人员或者行政职务与学术身份双肩挑人员对学术事务的介入和干预程度深, 挤压甚至剥夺了无行政职务的专家学者在学术活动中应有的地位。在学校各类科研项目的评定、学术经费分配、教师职称晋升中, 行政人员和“双肩挑人员”更有话语权和影响力。大学内部学术资源配置事务, 主要由行政权力而不是学术权力主导。
二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运行之建议
1. 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提高学术权力
高校应当构建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 给学者以充分的学术自由, 充分体现大学精神。学术权力需要自由的学术环境作为其有力支撑, 即只有给予高校学术人员自由的环境和相对宽松的气氛, 高校广大教师和专家教授才能更好地进行学术探讨、交流、研究, 从而保证学术权力的健康发展不受过多的限制。高校建设要在宏观层面上将重心从重视行政管理转移到重视学术权力方面来。为此, 这就要求寻找到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平衡点, 从源头上给予高校教授团队、学科带头人更多的管理权限, 通过将权力下移、分散来使过于集中的行政权力不断弱化, 从而使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协调有序的发展。在此过程中, 需要对高校各类学术权力机构的法律地位和属性进行进一步明确, 使其与行政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理顺。同时, 对于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来说, 需要进一步明确行政人员的职能职责, 树立行政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 充分尊重高校学者的学术劳动成果, 从真正意义上在学校内部形成尊重人才、尊重知识, 重视学术权力的良好学术氛围, 弘扬为学术献身的精神。
2. 摆正行政部门的位置, 约束行政权力
高校行政管理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 应当摆正行政部门的位置, 对高校的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约束。高校日常行为的主线应当是各项教学活动、科研活动、学术研究。近年来, 为提高中国国民的文化素质, 我国高校不断扩招, 招生数量的增长成为了高校行政权力扩张的一大诱因。这种状态的改变, 要树立行政管理权力的服务理念, 使行政权力甘愿服务于学术权力, 而弱化行政权力的权威性, 就意味着要提升高校学术权力的地位, 通过教授治校、教授治教的形式, 真正意义上发挥教授专家的作用, 树立学术自由及学术权威的氛围, 平衡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在对行政权力进行约束方面, 首先是要建立一个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的机构。当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有碍学术权力的有效发展时, 高校学术人员可以向该监督机构进行反映或者申诉。监督机构收到这样的申诉后, 要对行政权力机关限权做出整改建议, 以保证高校学术能够得到发展壮大。其次是建立一个能够规范学术权力的机关来使学术权力能够规范有效地运行。
3. 进一步明确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职责分工
首先, 要保证学术权力拥有独立于行政权力的管理范畴和主体地位, 这就需要学术权力能够有充足的空间来发挥作用, 来实现高校的学术自由。高校首要的是建立起学术委员会制度, 学术委员会各项内容的决策应当以教授为主导, 发挥教授的学术权力, 实现现代大学治理的核心——自由、自治和自理。同时, 为保证学术权力发挥重要作用, 还需要完善必要的学术治理制度设计。现代大学的学术治理制度设计可以吸收企业治理设计和实践的经验, 以此使以教授为主导的学术委员会制度得到完善。一系列学术治理的集合形成了大学学术委员会的制度设计模型。大学学术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对高校的各项学术事务进行决策, 属于大学的学术决策机构。学术委员会的构成成员一般是高校内各项学科领域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高声望的教授和学科带头人构成。
学术委员会进行决策的依据主要是学术委员会内的各项章程, 其主要职责包括以下几项:对各项涉及学术的政策进行审议。包括审议学校近年发展的重要规划及项目;审议学校设置及撤销科研机构;审议学校计划设立或已经设立的各类教研、科研项目和各类奖项;审议学校其他学术工作的重要决策。对学术方面的科研成果及人才引进进行评议, 主要包括对人的学术科研水平的评议和对物的评议两方面, 物的评议又包括对科研机构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成果的评议两方面。对学术纠纷进行仲裁。负责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论文、成果等事项的学术争议仲裁:学术委员会主要负责高校内出现学术争议事宜及失范的学术行为进行审查后提出处理意见。接受校方委托对涉及学术问题的重要事项进行必要的论证和提出咨询意见。其次, 作为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主要协调者的校长和党委书记, 要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权限分清, 明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责任范畴。行政权力的管理范畴主要包括:学校发展总体规划、高校的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事任免等行政事务。学术权力的管理范畴应为:教学科研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及设计, 专业化学科建设、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师资力量培养、教授职称评定等与学术相关的事务。最后, 要建立行政权力应为学术权力服务的理念, 在高校中一切管理工作都应以教学、科研工作为中心, 高校应崇尚学术, 应不惜余力地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 这样才能使高校更快更好地发展。
综上, “学术”是大学安身立命的最重要基石之一, 但行政管理的价值也不能忽视, 高校科研目标的推进、教育教学的有序进行与行政管理密不可分。因此,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应当相辅相成、互不替代, 只有两者相互协调、各司其职, 才能充分发挥优势、协调运行, 为现代大学作贡献。
摘要：近年来, 高校行政权力不断扩张, 学术权力随之弱化, 使得高校管理性资源的绝对膨胀和学术性资源的相对萎缩, 导致高校的学术水平不能得到较好的发展。本文就如何平衡高校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进行探讨, 旨在希望构建一种使两者相互协调、各司其职的制度设计, 为现代大学制度作贡献。
关键词：高校,学术权力,行政权力
参考文献
[1]沈静、牛力.论行政学术化与高校学术一行政权力关系的协调[J].淮海工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3 (7) :1~3
[2]张海钟、冉前林、雷卫平.高等学校学术权力运行的路径障碍分析及对策[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1) :79~84
[3]朱竹笑.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冲突融合[J].文艺生活 (中旬刊) , 2014 (2) :263~265
行政权力 篇8
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已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系统, 它所滋长的每一个毫厘问题, 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引发社会的颤动。因此, 培植由“自由”雨露滋润的漫布发达高等教育每一块圣洁土地的“大学自治”、“学术权力”、“教授治校”之花, 并备加呵护是非常必要的, 以免“橘生淮北”, 努力营造和谐的大学组织结构中的权力氛围, 支持并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众所周知, 大学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系统内部特有的子系统, 在其内部权力运行过程中, 有着自己独特的权力结构体系。至于这一权力结构体系究竟包含哪些权力类型?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大学组织结构系统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本文试图从逻辑上、学理上探讨权力的内涵, 阐发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概念关系, 以期在和谐的命题之下, 寻求大学组织内部权力运行的协调。
大学权力的文化审视
澄清大学权力的内涵, 明晰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特别是其中的逻辑关系, 对于每一个学者来说, 应该都是一件彰显理性而又特别愉悦的事情。很显然, 科学的推定和缜密的逻辑将会显示其强大的读错功能, 使得因为轻信习惯而滋生的认识错位昭然若揭。追根溯源, 我们首先应该探问一下, 究竟权力是什么?
《汉语大词典》解释“权力”是“①权位、势力;②指职责范围内的领导和支配力量” [1] ;《现代汉语词典》对“权力”的解释是“①政治上的强制力量;②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2] ;台北中华书局的《辞海》则给予“权力”这样的解释:“权力谓威权势力, 具有操纵指挥之效用者也”[3] 。从以上三种定义我们不难推定, 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中扎根的“权力”含更多“强制”和“支配”之意。当我们把注意力投向西方人的“权力”定义时, 我们会俨然感受到不同文化的注解。《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 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对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美国心理学家、高等教育学者詹姆斯·费舍尔认为:“权力随着环境不同而变化多端, 只有把有意无意、必然与偶然的因素结合在一起, 才能对别人施加有效的影响。”[4]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朗在其近著《权力论》 (Power: Its Forms, Bases, and Uses) 中提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和预见效果的能力”[5] 。由此不难发现, 在西方学者的视野里, 权力更多地倾向于“有效的影响”和“能力”。权力 (power) 一词在英语中通常用作能力 (capacity) 、技巧 (skill) 或禀赋 (talent) 的同义语[5] 。因此, 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背景下映衬的“权力”意识, 其差异如泾渭之水, 让人了然于心。我们习惯于在自己的“君臣父子, 长幼有序”的儒家文化里对“权力”高山仰止, 心悦诚服地接纳与施展着“权力”的强制与支配。而反观在自由平等的鼓噪声中滋生的西方化的“权力”, 则充满着自然生长的“威信”和“影响”的成份。
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环境里的不同的“权力”心理内涵的诠释中, 我们可以发现, 在我们转译西方主流文化的某些概念时, 可能会在不经意中产生了某种文化意识中深层次的误解。由此而来的高等教育中的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会不会在我们的转述中产生文化上的偏见和曲解呢?
其实, 在西方, 无论高等教育中的大学“学术权力”, 还是“行政权力”, 都必须是徜徉在自由的氛围, 聆听自由的声音, 必须以更加“温文尔雅的”、“协商的”、“尊重的”方式出现。否则, 一切权力都可能被弹劾, 甚至被颠覆。所以, 在他们看来, 权力本身并不是资源, 只是参与者为了产生“预期效果”而对资源 (不管是个人资源, 还是集体资源, 诸如财富、官职、声望、技巧、知识) 的动员和调度。然而, 在我们的视线里, “权力”始终是一副面目狰狞的样子, 是神圣的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因此, “权力”就是一种特别不可枯竭的资源, 就必须有役使的对象, 有支配的领地, 有强制的力量。正是这样的原因, 我们的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主体似乎对此消彼长的“领地”和“力量”心领神会, 情形更加剑拔弩张, 更加对立矛盾, 而缺少了太多的“协商”与“尊重”, 甚至即使是以“教师自制”与“民主管理”为特征的“学术权力”也会浸染强制蛮横的作风。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就曾经抨击过这种学术权力的异化和滥用的现象:“对科学创造最大的障碍常常来自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框架, 容不得新的思想出现, 任何新的思想都被看成是对他们学术权威的挑战。这在全国许多科研机构都是这样, 在‘家族制’普遍的高校尤其如此。学术权力的发挥不再基于学术认同与理解的基础之上, 而是像行政关系中上下级之间关系那样, 可以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 要求一个比自己学术职称低或学术资历浅的学者服从自己的观点或见解。”[7]
逻辑意义上的追问:两种“权力”概念的关系
文化因素的差异而生成的对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理解上的歧义, 直接导致了在高等教育的现实中对两种权力的操作失当。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实际上不对等的关系对等化, 东方式权力的森严令人心怵, 成就了两种权力的对立模式;其二是将“学术权力”纳入“行政权力”之中, 主张两种权力的并不互为矛盾, 甚至完全包含, 取其一便能得其二;其三是因学术腐败现象而引发对“学术权力”的规戒与控制, 主张削弱“学术权力”, 预防学术权力寻租。反思三种操作误区, 我们会发现, 进一步明确“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概念之间的关系, 将有助于准确地把握高等教育组织结构里的权利分配与协调。
概念是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 它可分为真实概念和虚假概念。那些歪曲客观事实的虚假概念只能影响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国内研究者大多数认为, 学术权力就是学术人员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同时把高校行政人员享有的权力称之为行政权力。行政权力来源于行政职务和身份资格, 约束和服从是其基本特征, 其特性是科层的、刚性的、领导型的、官方的;学术权力来源于学术成就和学术修养, 沟通和对话是其基本特征, 其特性是平等的、松散的、自觉的、民间的[8] 。在概念的理解和划分上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 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看成是一对二分的概念来使用, 并以此来思考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这一概念内涵上的对立导致了高等教育实践中, 诸多研究者, 特别是高等教育管理者因慑于两种权力之争的敏感, 而疏于思考, 甚至直接回避这一问题, 使得我国高等教育在重视“学术权力”, 尊重“学术自由”, 体现“教授治校”上长期徘徊, 裹足不前。
那么,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究竟是不是二分概念呢?如果不是, 那又是一对什么样的概念呢?
在逻辑学的视野里, 纷繁复杂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无异于四种, 它们是全同关系、包含关系、交叉关系和全异关系。综上所述, 学者们对“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理解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种概念是属于交叉关系, 还是全异关系呢?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待高等教育权力结构的理解, 甚至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目前的高等教育实践来看, 大多数学者有意无意地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看成是一对互为对立的二分概念。事实上, 全异关系的概念在逻辑学上是指那些在外延上完全不同的概念间的关系。那么,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外延是不是完全悖逆呢?我们不妨研读一下马克斯·韦伯和约翰·S·布鲁贝克的经典分析, 应该可以觉悟出其中的道理。韦伯曾在《作为职业的学术》的演讲中说道:“大学教师谁也不喜欢那些关于聘任的讨论, 因为他们很少有愉快的经历。不过, 我可以说, 在我了解的无数事例中, 毫无例外地存在真诚的愿望, 要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9] 很明显, 这里的“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就是要让制度化的行政权力来管理类似于教师聘任这样的学术事务。布鲁贝克则更加诙谐地牵引出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在现代高等教育中挥之不去的联系, “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 就越有必要用政治的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 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 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 不能完全交给教授们决定”[10] 。
显而易见,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不是一对全异关系的概念, 当然, 也就决然不是对作为全异关系中的一种形态的二分概念了。因为二分概念是在外延上完全不同, 且外延之和等于上位属概念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由韦伯、布鲁贝克的经典论述我们既然可以明晰两种权力概念间存在着交叉关系, 而且它们的外延也不能构成上位属概念“大学权力”之和。一般认为, 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存在着四种权力关系: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政治权力和其他利益群体权力等[11] 。
诚然,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从逻辑概念上来考察, 它们既不是包含关系, 也不是全异关系, 所表现出的形态应该是交叉关系。
现实的契合:厘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交集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特殊性, 使得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趋于行政化、层级化, 高等学校的学术生态环境受到影响, 学术权力遭受挤压。在高等学校里, 行政机制代替学术机制, 行政管理代替学术管理, 行政群体代替学术群体, 进而蔓延出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的令人沮丧的现象, 甚至导致学术群体的集体失语, 造成学术管理的世俗化, 严重影响了学术的独立性, 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健康。
从前文的“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的定义我们可以了解两种权力的内涵, 但是如何能解析出作为一对交叉概念的重叠部分呢?厘清这一部分的交集, 寻找“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契合点, 相信将有助于我们从思想观念上摆正学术权力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
大学的职能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在理念、内涵、职能、形式都在不断拓展和变革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 大学呈现出“多元化巨型”的特征。就如布鲁贝克“战争意义太重大, 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 这一转变赋予了大学权力结构新的内涵, 同时也赋予了学术权力新的内涵, 进而使得“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交叉重叠, 给两种权力的制度化配置提供了空间。这一点, 我们通过解剖学术权力的内在结构便可以了解它与行政权力的交集所在。
伯顿·克拉克把学术权力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扎根于学科的权力、院校权力和系统权力[12] 。我国学者颜丙峰认为, 学术权力包括学术民主管理权力和学术行政管理权力两种, 学术民主管理权力是指教师民主管理机构和教师所享有的依据学术的特点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规律, 管理学术事务与活动的民主协商自主权;学术行政管理权力是指学校行政管理机构和行政人员所行使的, 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管理学术事务的制度化的法定授予权 (颜丙峰, 2004) 。笔者同样认为, 学术权力的内涵是多元的, 广义上的“学术权力”是指对学术事务的管理权力, 它应该包括狭义上的学术权力 (academic power) 、学术权利 (academic right) 、学术权威 (academic authority) 三个部分。狭义上的学术权力 (academic power) 也就是颜丙峰提出的“学术行政管理权力”, 正因为如此,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就存在着事实上的交叉。
浏览西方学者的著作, 我们也会经常地发现“学术权力”、“行政权力”这两个概念, 但是, 在对它们的使用上, 却并不是作为对称概念的。西方学者用二分法分析学术权力时, 所指的是大学里的教授 (教师) 权力 (faculty power) 与行政人员权力 (administrative power) 的对立与矛盾。可见, 完全意义上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互契合部分, 有着相得益彰的关系。
综合以上观点可见, 学术权力在执行过程中内隐着诸多行政管理的要素和成分, 对整个学术权力的实施起着规范、推动的作用。这些要素和成分的存在, 使得“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出现了共生的交集, 也为在和谐大学中两种权力和谐并存, 相得益彰, 提供了可能性。
权力的和谐:大学事务的制度化诉求
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 表现在以“科层制”架构起来的组织性, 以及以学科、专业、“学问”营造的“无序状态”。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大学内的基本活动是学术活动, 而学术活动是根据学科来进行组合的, 由此形成了分裂的专业, 相对松散的组织结构, 并不太严格的学院或学部、系或讲座层次。”[12] 大学内部组织结构的这一特征, 使得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的大学既要行使以“学术自由”为价值取向的学术权力, 又要行使以制度效率为价值取向的行政权力, 二者共生共存于大学组织之中。眺望世界著名大学, 纵观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 无论是美国、英国, 还是德国、日本, 它们都无一例外地直面这一事实, 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寻求平衡的支点。尽管它们的做法在模式上疏有雷同, 却都较好地在动态中解决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纠葛, 推动了大学的发展。
既然大学的权力结构有自己的特殊性, 既然两种权力有着相互交叉的交集, 那么, 研究这种特殊性, 依据大学的本质, 明确两种权力的运行机制, 用制度化操作来保障权力的行使, 这在当下的中国显得尤为必要。
我国大学普遍采用政府的行政化科层制管理模式, 行政权力渗透到大学管理的方方面面。196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大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就规定了“大学的专业设置、变更和取消, 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学校必须按照教育部制订或者批准的教学方案、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工作;课程与学科体系的重大改变, 学校规模的确定与改变……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但是,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 1998年10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世界高等教育会议, 提出了《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 认为应把高等学校的“自治”作为应对世界高等教育变革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原则之一。1998年, 我国颁布了《高等教育法》, 明确规定高等学校享有招生, 学科、专业设置、调整, 教学, 科研, 社会服务, 对外文化科技交流合作, 人事, 财产管理等7项办学自主权。也就是说, 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有了法律保障。应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要求, 规范学校的外部环境, 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剥离行政特权生存的土壤。
在和谐的视野里看大学的各种权力行使, 我们不免要把目光停留在权力空间里的弱势群体——学术权力。要还学术权力一片朗朗晴空, 首先就应该用制度化的学术机制保障学术权力的行使。学术机制是学术事务及其管理中组织机构、人员和制度的总称。学术机制是学术权力体现和运行的载体, 学术机制的健全与否对学术权力的运行和实施起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要健全学术委员会制度, 明确学术委员会的职责和权限, 确保专家学者参与学校事务抉择的权力。在美国的大学权力结构中, 权力的界限是明晰的。董事会主要对学校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评议会几乎包揽了学术事务的决策权。美国大学内部既有发达的科层组织, 行政权力也是彰显于外的, 但是以教授评议会为代表的学术权力仍有效地控制了大学的学术事务。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最值得借鉴的分权模式。
其次是健全管理运行机制, 它是协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的保障。要让学术权力行使公开透明;建立行使学术权力的回避制度;保证权利人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同时, 制订形成行之有效的学术道德和规范体系, 加强监督, 形成有效的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估机制, 充分发挥学术管理作用, 推动学术权力的扎实运行。
大学的发展可以明显地分为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 有些大学因理念的先进而著名, 有些大学则因制度的规整而显赫。出现这样的非线性、不同步的发展, 是大学权力结构的特殊性和大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毋庸置疑, “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10] , 但是, 要在纷繁的现代大学日常事务中找到行使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截然界限, 那是徒劳无益的。然而, 我们也绝对不能因噎废食, 应该在动态的“学术自由”的呼唤和相对静态的大学制度的适应上, 不断调整, 勉力前行。
摘要：“权力”概念在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诠释存在着差异, 从西方文化中舶来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我们的意识中有了不同的内涵;“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逻辑上是一对交叉关系概念, 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完全对立;通过制度化的规制, 在科层制管理的中国大学里可以加强学术权力的行使, 构建和谐大学。
关键词：权力,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谐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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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大学行政权力之魂 篇9
关键词：大学行政权力,泛化,合法性,自我认同,专业化
当前典型的组织形式有三种类型:政府机构、商业组织和大学。政府机构行政权力最初来自底部, 即群体组织管理的需要, 但政府机构行政权力一经产生, 则凌驾于底部而成为上层建筑, 行政权力直接服务于自身的目的;商业组织的行政权力直接来源于组织本身, 组织的底部结构直接服务于组织目标;大学的行政权力产生之初即作为一种“附属产品”出现, 大学行政的目的要么是顶部的国家、社会目的, 要么是底部的学术目的, 而不是大学行政本身的目的。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转变, 现代大学逐渐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 社会一方面要求大学行政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保证大学高效运转, 另一方面却批评大学行政权力过大, 影响大学良性发展, 大学行政陷入两难困境。
一大学行政权力受到批评的原因
1. 大学行政机构臃肿, 效率低下, 管理成本无限增长
大学建立之初, 其成员主要是教师和学生, 只有少量的管理人员负责日常事务, 而现代大学管理队伍越来越庞大, 如2003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接受采访时说:北大8000多职工, 教师只有2000多人, 这在中国大学中几乎是普遍的现象。北大领导说, 在西方的大学中, 辅助人员的数量也是不少的, 有时一个名教授可能配两个助手。问题就在这里, 在西方的大学中, 教授配助手, 那是以教学和科研为本位的。而在中国, 却是以行政后勤为本位。大学行政犹如一个“百宝箱”, 什么人都可以往里塞, 中国传统“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和官本位的管理体制, 使得许多学术精英向行政发展, 美其名曰“教授治校”, 结果是“官”越做越大, 而“学术”越做越差;学术不行的人也另辟蹊径转向行政;另外还有许多裙带关系进入行政系统。庞大的行政管理队伍组成了等级森严、复杂的科层式官僚机构, 层层传递的决策模式使大学管理效率低下, 而管理成本却在无限增长。这是受到批评的原因之一。
2. 行政权力干预学术权力
“高校的权力结构由两部分组成,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学术权力是指学术人员所拥有的权力;行政权力是指由高校各级行政部门所拥有的权力。”学术权力的对象是微观学术事务 (或称学科内学术事务) , 而行政权力的对象包括保障性事务和宏观学术事务 (或称学科间学术事务) , 由于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均涉及学术事务, 且二者的职责范围难以严格区别开来, 因此,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成为大学中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行政权力干预学术权力, 即通过行政手段处理学术事务的现象成为大学行政权力受到批评的根本原因。
二大学行政权力泛化的原因
1. 泛化于社会对大学的多元化需求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社会越来越依赖于大学, 对大学寄予极大的期望, 大有“成也大学, 败也大学”之势。大学的功能从纽曼的保存和传承高深学识、费来克斯纳的研究型现代大学, 到美国的社会服务型大学, 现代大学已演变为“多元化巨型大学”。在这个演变过程中, 社会通过政府对大学提出了许多要求, 借助大学对政府拨款的依赖及立法权加强对大学的控制, 使大学产生了应付政府权力的各种行政权力。如中央设立了一个管理大学某一事务的部门, 大学内部相应地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予以应对。这样, 大学行政逐步发展成为庞大的“官僚机构”。
2. 泛化于学科的分化
随着知识的增长, 学术向纵深方向发展, 学科不断分化, 虽同处一个组织, 却彼此隔绝, “老死不相往来”, 就像科恩和马奇提出的, 大学已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 原来可以通过学术组织内部协商解决的事情现在只能通过大学行政权力来解决, 大学行政权力开始涉足学术事务。同时, 学术的发展对管理产生了新的要求, 大学诞生之初只有教学功能, 现在增加了科研、社会服务等功能, 现有的“教学”功能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学”功能, 对象从未成年人扩展到全年龄段的成年人, 内容从“经典”到一切世俗知识等。学术事务的发展需要大学行政提供强大的机构支持, 为行政权力的泛化提供了土壤。
3. 泛化于官本位思想
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大学行政权力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延伸, 按照行政机构的模式建立等级森严的科层化官僚结构, 并习惯性地按照政府行政风格管理学术事务;二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和对“教授治学”的误解, 使许多学术精英向大学行政靠拢, 大学职能部门领导从学术岗位“提拔”上来, 产生了许多双肩挑的行政领导, 造成角色的混乱, 行政的角度要求具备全局观, 而从学科忠实的角度则难免“偏心”, 这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权力干涉学术事务的行为。
三大学行政权力是否合法
对大学的权力包括:政府权力、学术权力、大学行政权力。政府权力和学术权力合法性是不证自明的, 政府为了实现国家目标, 为大学买单, 利用行政手段控制大学, 这是一种强制性权力;学术本身是大学存在的理由, 大学的目的就是获得学术的发展, 学术的性质决定了学术权力是一种“天赋”权力;那么, 大学行政权力合法吗?这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 大学行政权力的功能
早期大学规模小, 学科相对单一, 大学事务相对简单, 可以通过学术组织内部加以协商解决, 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学科的分化, 大学由单一学术团体发展成为多元学术团体, 团体之间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密切, 甚至可能“老死不相往来”, 最关键的是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 这就需要一个组织把各个不同的学科团体组织起来, 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一个“舞台”, 给他们提供道具、布置场景、维持秩序。正如伯顿·R.克拉克所说:由于需要所有不同类型的专家致力于共同的使命, 需要在外人面前作为单一实体出现, 所以会产生整合院校的学说和象征物。当院校必须为生存、活力和地位竞争时, 当学科分裂的离心力威胁到整体的存在时, 这种需要加强了。不断集权的行政管理产生了一批角色, 他们自然地形成了整合参照系。大学行政权力的学科整合功能是大学行政权力合法性基础之一。
2. 大学行政权力是否可以被替代
学科的分裂需要一种整合力量, 这种力量最可能在什么地方产生呢?学科内部具有强大的整合力, 但由于没有共享的利益和观念, 学科之间自发的整合力极其弱小, 相邻学科和相关学科之间也许还有一点作用, 但对于其他学科则是鞭长莫及。因此, 学科之间的整合功能不可能在底部产生, 即学术权力本身不可能承担这个责任。政府权力正好相反, 它们具有全局观念, 利益和目标相对统一, 但不符合管理适度原则, 必然导致信息不对等, 学科整合功能也不可能由政府承担。因此, 大学行政权力是不可替代的。这是大学行政权力合法性基础之二。
四如何塑造大学行政权力之魂
1. 培养大学行政自我认同感
按照心理学的观点, 只有自我认同的人, 才是独立自主的、理性的、自我意识较强的人, 也只有自我认同的人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知道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 只有文化认同的民族, 才是自强自立的民族, 而没有文化认同的民族, 则会成为无所适从的民族。自大学产生至今, 似乎大学行政权力不是底部学术权力请来的“保姆”, 就是顶部委托的“代理人”, 所以大学行政往往对“委托人”唯命是从、过分迁就, 以取得合法性基础, 这是缺乏自我认同最直接的表现。大学行政权力作为大学中不可替代的合法权利, 应该培养对自身的认同感, 对自身的权力进行理性的思维, 否则“无所适从的大学行政权力”将会导致大学成为“无所适从的大学”。
2. 树立大学行政主体意识
无论大学行政权力来源于顶部还是底部, 大学行政一经产生则获得了相对独立性, 并代表大学处理内外事务。今天的大学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 大学的规模越来越大, 功能越来越多, 目标越来越模糊, 竞争越来越强, 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 接受的问责越来越多, 大学已不再是社会的边缘, 而是社会的中心。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大学在十字路口, 何去何从, 需要进行理性的思考和艰难的抉择, 这是大学行政不可推卸的责任, 也只有具备独立意识的大学行政才能担此重任。
3. 确立大学行政的理念
任何组织都有一定的目标, 大学也不例外, 一所大学的“舞台”空间有限, 资源有限, 不可能容纳百川, 因此学科发展必须有所取舍, 而取舍是根据“合目的性”标准进行的, 大学不能没有目标。那么, 大学的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人能够作出明确的回答, 但就某个大学而言, 可以对某个时期提出一个相对具体的目标是可能的, 例如, 研究型大学还是教学型大学;综合性大学还是理工科大学;地方性大学还是全国性、国际性大学等, 虽然这些目标还是很模糊, 表述也不一定准确, 但却是组织得以运行的基础。如前所述, 学科是彼此分隔的, 有各自的结构、信念和利益需求, 不可能承担起确定学校发展目标的重任, 只有大学的行政权力才有整合各学科确定大学目标的功能, 而这一行为需要有一定的理念指导。大学行政权力的理念不能是外界强加给大学的, 应该是作为自由的、自我认同的主体通过外部环境分析和在内部条件评估的基础上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
4. 准确定位大学行政权力
对于一所大学, “教育及其相关的教学科研成就是终极目标, 是第一位的;而行政及其相关的管理系统是技术目标, 是第二位的。”学术组织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大学行政权力的正当性应当具备三种特性:目的性, 即行政权力以学术自由为中心而存在, 坚持这一特征是树立行政权力服务于学术权力的意识, 防止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的前提;需要性, 即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失灵进行干预的行动边界, 坚持这一特征是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 防止行政权力干预学术权力的关键;非牟利性, 即行政权力主体在干预学术权力的过程中不得有利益预设, 而必须以学术的发展为目标。
5. 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化
专业化的大学行政管理是大学行政权力之魂的载体, 只有专业化的行政管理才能塑造和把握行政权力之魂。行政管理专业化要求:第一, 加强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建设, 培养高素质行政人员。第二, 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 治校和治学是两回事, 学术做得好不一定管理做得好, 教授兼任行政领导是沟通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一种途径, 但兼职教授是否具备全局观, 是否能够以中立的立场参与学术管理, 是否有足够的精力兼顾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有待商榷。第三, 建立大学行政系统流动制度, 包括领导班子遴选制度、行政人员职务、工资晋升制度等, 这样才能明确行政人员的发展方向, 解决行政人员的后顾之忧, 从而使行政人员形成对组织的归属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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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董云川.论大学行政权力的泛化[J].高等教育研究, 2000 (2)
论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 篇10
关键词：法治,行政权力,控权
一、法治与控权
“法治”是一个不能随便被定义的概念, 在法治社会中, 权力的来源不是统治者的主观意志, 而是直接来源于已存在的法律;所有的个人和组织都要在法律之下活动, 任何权力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即法律至上。人们习惯于把政府服从法律控制的国家称为“法治国家”, 虽然法治国家的涵义不仅仅在此——它指主要依靠正义之法来治理国政与管理社会从而使权力与权利得以合理配置的社会状态, [1]但行政法治无论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还是一种制度实践, 都是法治的主要部分。法治寻求权力与权利的合理配置, 旨在控制权力, 尤其是行政权力。行政权力的运行总是积极主动地干预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私人生活, 有很大的扩张性, 因此比其他任何权力更需要控制。
控权论是行政法治的核心思想, 所谓“控权”, 并不仅仅是限制行政权力, 是指法律对行政权力的驾驭、支配。控权的目的是实现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 构建法治政府要始终坚持法律控制行政权力, 这主要是由行政权力的本身特征所决定。首先, 权力的运行规律告诉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控制, 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为了防止行政权力的变异扩张, 必须用法律对其控制;其次, 权利的实现规律也说明其必要性, 因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强度差异悬殊, 并且行政权力很容易影响甚至侵害公民权利, 行政权力越大越危险, 因此必须始终坚持控权。追溯控权理论的发展就要回顾行政法治的思想历程, 古希腊时期的法治观是“服从法律的统治”;到了近代, 思想家们发现只有合理地分配和制约国家权力才能推行法治, 洛克认为天赋人权, 政治权力是个人自由最大的危害, 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2]孟德斯鸠提出了分权理论;当代社会随着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大, 公民权利的扩展, 传统法治观念也面临着挑战, 主要是法治与政府自由裁量权的关系问题, 如何有效防止自由裁量权滥用成为关键。
二、行政权力与行政法
(一) 行政权力的性质
为实现法律对行政权力的有效控制, 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何为行政权力, 它有哪些特征。任何权力都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 但随着近代以来对权力合法化的要求, 法律上的权力又具有了一般权力所不同的特性, 既有权利的特性又有义务的特性, 行政权力则表现为能动性与法律性。行政权力的法律性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法律为依据, 受法律约束, 法律规定行政的实体规制及程序规制, 因此无法律也就没有行政;能动性则指行政主体执法过程中可以有所创造, 使法律更加具体化和有针对性。相对于司法权, 行政主体在法律设定的权力范围内享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因此自由裁量权问题也就成为了控权制度中的重点。
(二) 法治对行政法的要求
实现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 主要是讲行政法对行政权力的控制, 究竟法治政府下的行政法是怎样的呢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法并非仅仅“关于行政的法”, 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用于控制行政权力的法律。行政法产生的原因跟行政权力的特征密不可分, 行政机关行使权力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时, 往往会引起对公民权益的侵害, 有了侵害就必须要承担责任, 并且要制定规则预防侵害的再次发生, 因此行政法就应运而生。
现代行政法是控权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 其逐渐呈现出多元控权的形态, 多元控权的方式表现在规则对权力的控制、权利对权力的控制、权力对权力的控制以及程序对权力的控制。如《美国式民主》一书对行政权力的控制方式做了阐述:国会的基本立法权力迫使政府机构承认国会的意志, 并且照国会的意愿解释和运用法律;国会详细制定了管理机构所要遵守的程序;在一定条件下, 可将政府的最后决定起诉到法院等。[3]
笔者认为, 法治社会下的行政法要想真正发挥控制行政权力的作用, 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在法律制定阶段进行实体控制, 限制行政权力、规定行政权力的行使范围。
2.在行政行为实行阶段进行程序控制, 也就是在行政行为剥夺公民自由、财产时, 赋予相对人防卫的权利, 即程序抗辩。
3.在权利救济阶段以诉讼来控制, 这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性控制, 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最后依法院的判决要求行政行为变更或重做。
4.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内部控制, 行政系统内部可以设立专门化的机构, 审查和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5.对自由裁量权进行合理性控制, 赋予自由裁量权的同时要限定自由裁量的合理性标准。
三、法律对行政权力控制的实现
(一) 实现控权的模式
近代以来, 各国将控权理论应用到行政法中, 形成的控权模式可归纳为两种:第一种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严格规则模式, 行政法是公法, 私法规则一般不用于行政活动, 这些国家力求行政实体法的完善, 通过详细的实体法规则来实现法律对行政权力的控制;第二种是英美法系的正当程序模式, 英国没有实体行政法, 但行政活动可以适用私法, 它把正当程序作为原则, 在行政行为作出前相对人应得到通知并为自己辩护, 同时在成文法中规定权力行使的具体程序, 程序越权无效, 后来美国等也继承了这种模式。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严格规则模式比较依赖法律的外在环境, 如果政体、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使得实体法律动摇时, 严格规则模式就会丧失其正义性, 同时行政法要想将所有行政活动都纳入到实体规范中也是不可能的。然而, 正当程序模式不以外部环境为条件, 在缺乏实体性规范时, 通过听取相对人意见的程序来实现正义, 它适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对我国来说, 正当程序模式值得借鉴, 我们在实体法中对行政权力限制的同时更应该重视程序抗辩, 赋予行政相对人申辩权利, 以保持行政权力与相对人权利的平衡, 有效实现控权。
(二) 控权制度的结构
谈及法律对行政权力控制的实现, 就必须重视控权制度的结构设计, 一般来说包括规定行政权力的实体法、规定行政行为的程序法和规定行政救济的行政诉讼法, 即行政权力、行政行为以及行政责任是行政法控权制度的主要内容。首先, 行政权力的设定是一切行政法律问题的前提;其次, 行政权力的实施是实现行政目标的必要条件, 法律必须详细规定各种行政行为的具体程序标准;最后, 为保障公民权利, 行政责任必须由法律严密的制定, 同时赋予相对人充分的救济权利。当今社会的行政事务纷繁复杂, 行政主体拥有了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那么如何控制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成为了控权制度的难点。关于自由裁量是否合理, 笔者认为应当符合正当目的且使用法定的手段, 同时行政主体必须在必要时及给相对人造成最小损害的前提下行使裁量权才是合理的。往往不合理的行政行为是由于滥用职权造成的, 所以除了行政诉讼之外我国还可以建立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在发现行政主体行为时明显存在恶意, 或者没有充分考虑必要因素, 或者行为手段上强人所难时, 司法机关可以纠正或变更行政行为, 当然这种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要以完善的监督体制设计为前提, 我们期待行政法控权体制的逐渐完善。
(三) 控权下法治政府的实现
正如上文所说, 行政权力、行政行为以及行政责任的规范是控权制度的主要内容, 因此笔者总结出了迈向法治政府必须坚持的三项原则:有限权力、正当程序、责任行政。首先, 一切行政权力都是有限的, 它受法律的限制, 受相对人的限制, 受其他权力的限制, 越劝无效;当然, 行政主体拥有自主裁量权, 但是要受到合理性的限制, 关于合理性的标准前文已论述, 在此不赘。其次, 因法律不可能详尽每一具体行政行为的操作, 所以要坚持正当程序的原则, 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无效;关于何为正当, 笔者认为要合乎权力创设的目的及法律一般性规定, 具体可以事先通知相对人、设立听证、赋予相对人辩解的机会等。最后, 任何权力都与责任相适应, 行政主体必须对自己的行政行为承担责任, 无论是违法的行政行为还是不当的行政行为或是行政行为给相对人造成了损害, 法律都必须规定应承担何种责任。
同时, 新时代的法治政府也要求政府信息公开, 要求政府权力行使的依据、过程及结果都应当公开于群众的监督之下, [4]因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阳光政府最有利于防止行政权力的腐败及滥用。最后, 控权制度下必须要建立完善的监督体制, 包括行政权力的监督主体、监督方式、监督手段及监督运作模式都要严格规定, [5]在此方面我国还需完善立法和程序, 完善审查机制, 加大监督的透明度, 提高行政主体的法律意识。迈向法治政府的道路虽然存在困难, 但我么有信心迎接它的到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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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权力 篇11
关键词：档案行政；权力清单；责任清单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为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改革要求，档案部门也相继开展起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建设，并按照权责一致原则，开展起构建与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相关的档案行政责任清单制度建设。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建设是一项新工作，许多问题都需要探讨。这里就档案行政权力清单与档案行政责任清单的一些基本问题做一探讨。
1 档案行政权力清单与档案行政责任清单的内涵
1.1 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内涵。有关权力清单的内涵，目前尚无统一的含义。有学者认为：“所谓‘权力清单，简而言之，就是要把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所掌握的各项公共权力进行全面统计，并将权力的列表清单公之于众，主动接受社会监督。”[1]也有学者认为：“权力清单就是对于各级政府及其各个部门权力的数量、种类、运行程序、适用条件、行使边界等予以详细统计，形成目录清单，为权力划定清晰界限。换言之，清单所涵盖的范围就是行政权力的合法行使范围，清单以外就是行政权力不能随意进入的范围。”[2]尽管一些专家、学者对权力清单内涵的表述不一，但笔者认为，其所含的基本要素是一致的。由此，可以对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基本要素作如下认识：一是清单是档案行政权力的表现形式和载体。即档案行政权力在梳理、科学归类后以清单为载体，列单明细，对外公布。二是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内容应包括档案行政职权、行使依据、主体及流程等。简单来说，就是将各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的档案行政权力晒在阳光下，规范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的档案行政权力边界，必须按照清单所列档案行政权力依法行政，不允许越权。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宣示和明确的是“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治理念。凡是档案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可行使的档案行政权力均列在清单上，未列的档案行政权力，即法未授予的档案行政权力，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均不得行使，行使即构成违法。对档案行政管理机关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就具体明确化为“权力清单上未列者不可为”。
1.2 档案行政责任清单的内涵。有关责任清单的内涵，目前也尚无统一的含义。有学者认为：“责任清单是指政府采用清单的方式，列明政府部门承担的责任事项，公布责任事项的承担主体和追责情形，明确部门间的责任边界。”[3]也有学者认为：“责任清单的含义是‘法定职责必须为，明确了行政机关职权之下相对应的责任。”[4]依据这些认识，可以这样认为，档案行政责任清单是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将所有法律、法规赋予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责统一整理、归纳为一张清单，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档案行政责任清单宣示和明确的是“法定职责必须为”的法治理念。因此，各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对于档案行政责任清单上列出的法定职责，必须认真履行，不履行即构成不作为，就属于违法并应承担相应的违法责任。对于档案行政管理机关来说，“法定职责必须为”就具体明确化为“责任清单上所列职责必须为”。
2 档案行政权力清单与档案行政责任清单的区别
2.1 两者的目的不同。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目的是为了建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和法治要求的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的角色；理顺各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责，推动档案行政管理机关职责的规范化、法制化。具体来说，就是为了控制档案行政权力并使其在法治的范围内行动，按照“权力法定”、“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治原则，梳理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的档案行政权力，使档案行政管理机关行使的每一项档案行政权力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这样，可以规范档案行政权力运行，减少档案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的随意性，避免权力寻租；可以进一步厘清层级之间的职责关系，突出不同层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的管理和服务重点，提高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管理效能。
“‘责任清单的目的在于建立与权力相适应的责任追究体系，减少遏制权力乱象，一旦权力不作为或者乱作为，有关责任主体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5]制定档案行政责任清单的目的在于通过档案行政责任清单，明确档案行政责任主体，健全问责机制，促进档案行政主体（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积极主动履行职责，避免不作为。档案行政管理机关要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切实履行职责。具体来说，按照“法定职责必须为”的法治原则，明确档案行政行为和与之相应的法律后果，确保每一个档案行政行为都有明确的档案行政责任和责任主体，做到权责一致，权责自负。
2.2 作用不同。档案行政权力清单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要求，主要解决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乱作为的问题。具体作用有四个方面：一是划定档案行政权力边界。以清单形式对各项档案行政权力的边界进行明确规定，可以使档案行政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有效减少档案行政权力越界行为，维护法律法规的权威性；二是规范档案行政权力运行。档案行政权力清单有助于构建权责统一、清晰具体、密切协同且无交叉的权责体系和程序化、法制化的档案行政权力运行流程，规范档案行政权力运行，杜绝乱作为；三是确立制度性授权。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对档案事务的办理流程、相关的法律依据、岗位的权责范围做出非常具体的规定，确立了一种制度性授权机制；四是强化社会监督。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监督功能贯穿于档案行政权力运行的始终，具有监督主体广泛、监督内容明确、监督途径多样、监督力度增强的监督功能优势，对权力运行构成刚性监督的高压态势。
档案行政责任清单按照“法定职责必须为”的要求，重点是解决部门“不作为”问题。具体作用有三个方面：一是推行档案行政履职规范化。通过清单列表方式明确档案行政管理机关所承担的档案行政责任，划清档案行政责任的行使范围使档案法定职责具体化，操作规范化。二是推动档案行政追责程序标准化。按照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的原则，档案行政责任清单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全面梳理追责情形和追责依据，形成档案行政责任追究机制，明确实施主体、追责方式和追责程序，使追责程序标准化，便于问责追责。三是警戒预防潜在档案违法冲动。通过梳理档案行政责任清单目录并予以公开，使得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以此划定档案行政行为的“警戒线”，使在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就事先知道那些档案行政行为可以作为，那些不可以作为，以及其行政行为导致的各种后果。同时，也使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增强责任意识，预防其潜在档案违法冲动。
3 档案行政权力清单与档案行政责任清单的关系
档案行政权力清单与档案行政责任清单是相互配套、监管制约的关系，两者密不可分，都是转变档案行政管理职能、依法治档的重要举措。
3.1 相互配套。档案行政权力清单与档案行政责任清单是共生的，有权必有责，权力和责任是统一的，拥有多大的权力就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负有多大的责任才赋予多大的权力。档案行政管理机关要行使档案行政权力，就要承担对等的档案行政责任。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厘清了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的档案行政权力界限，清理了一些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不符合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档案行政权力，明确规定了哪些行政职权事项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必须为、哪些事项不能为，主要解决档案行政管理机关乱作为的问题。档案行政权力清单规范了档案行政权力运行，有效挤压了权力寻租的空间。档案行政责任清单则是明确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责边界，一旦不作为、乱作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档案行政责任清单按照“法定责任必须为”的要求把“该管的事管住”，主要针对档案行政管理机关不作为的问题。两张清单，相互配套、相辅相成。
行政权力 篇12
正因为行政权力具有以上属性, 所以行政机关在行使其行政权力时极易发生越权或者违法的现象, 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执法活动的同时要遵守法律, 在法律赋予其行政权利的范围内行使行政权力。那么行政权力和权利之间具有一种怎样的关系呢?首先, 行政权力是行政机关依法管理国家行政事物的权力。而行政权利则是具体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所拥有的, 与其行政目标、职务和职位相适应的管理资格和权能, 是行政权的具体配置和转化形式。是行政主体依法所享有的对某个领域或者某方面行政事务按照一定方式进行组织与管理的权力, 它表现的是“有权这样做”。其次, 行政权力蕴含在权利之中。一般地说, 任何权力都是以“命令——服从”的方式和规则加以运行的, 权力就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的领导、管理和支配, 这是一条永恒的规律。所以, 赋予某种权力就意味着社会对权力主题关于领导、管理和支配等方面行为自由的肯定, 权力主体在这些方面作出的行为选择是合法的、符合社会规范的。社会对权力主体这些行为的肯定性规定就是权力主体所拥有的权利。这是权力所内涵的权利特性的一面。
行政机关行使其行政权力要以法律赋予其行政权利为前提。换句话说, 行政机关进行执法活动时, 首先要“有权这样做”, 然后“才能这样做”。著名的延安黄碟案中, 警察针对夫妻在家中看“黄碟”启动调查就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最后导致行政机关败诉。关于“观看”黄碟的行为, 《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将其列入禁止范畴, 唯一涉及的是1985年国务院《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 现这一规定已经被废止。既然这一规定已经被废止, 而其他所有关于查禁淫秽物品的法律法规和文件中, 都没有关于“观看”淫秽物品的规定, 那么, 警察启动调查权查处此行为显然已经没有法律依据, “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是侵害行政的基本原则, 既然警察根本没有调查此行为的权利, 自然也就不能对该夫妇行使行政权力。因此该调查是违法的。
当行政机关有权进行某项执法活动时, 即当其有某项行政权利时, 还要求行政机关要按照法定程序行使其职权, 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次序、顺序进行, 基本功能是限制公权力的行使, 同时也为公权力本身提供合法性。借助于法定程序, 公权力转化为一种特殊的权力, 即一种公职人员的职权。对程序的强调,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实体性的问题转化为程序问题, 即通过具体的程序来体现和展示实体性的内容。在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时, 应当为行政公权力的介入设计更为严格的程序, 为了保护公民私生活的安宁和不受侵扰, 就应当对警察进入私人住宅作出更严格的程序限制。延安黄碟案中, 首先, 警察未佩戴警号和警帽, 也未出示其证件以表明身份。《刑事诉讼法》第111条规定“进行搜查, 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 而且其行为也不属于不用搜查证的例外。同样,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5条也有相应规定。但是, 本案中, 警察明显未能遵循此规定。其次, 对于两人去取碟, 要抱走电视机和影碟机的行为, 张某进行阻止是正当的, 因为在执法人员身份不明的情况下, 张某的行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 充其量也只是正当防卫。执法者以妨碍警方执行公务为由将张某带回派出所有滥用权力的嫌疑, 其逮捕行为违反程序规定。此外, 张某的家人托亲戚给派出所写下“保单”并交了1000元, 把张某保了出来, 但派出所只开了一张“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暂扣款收据”, 且没有加盖公章。也就是说, 这样的一份文件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因为手续不完备, 程序不合法, 案中所谓的执行公务不符合法定的程序要求, 即指其不是在合法的行使行政权利。
综上所述, 行政机关作为行政主体——权力的拥有者行使行政权力, 促使公民服从其意志的时候, 要受法律赋予其行政权利的制约, 不能超出权利的范围执法, 也不能不遵守权利的程序执法。因为权力既意味着权力主体的行动自由, 也意味着权力对象的行动收到制约, 这是由权力的内涵决定的。概言之,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必须以具有行政权利为前提。
参考文献
[1]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