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失衡（共4篇）
权力失衡 篇1
一两种权力失衡之表现
高校学术权力是指高校内部学术组织和学术专家, 运用专业学术能力, 对高校学术事务、学术关系、学术管理和学术活动所拥有和控制的能力及职权。高校行政权力是指由高校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和行政管理人员对高校内部行政关系、行政事务和行政活动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
2014年3月1日,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正式施行, 以高校学校学术委员会为主要代表的学术权力之地位亦大为提高, 但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失衡在诸多高校仍然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
1. 行政权力过于强化, 学术权力一定程度行政化
第一, 高校行政权力过于强化。高校集权式的管理使行政管理权力几乎覆盖整个学校管理, 高校行政权力集权化表现突出。目前, 我国高校行政权力过于强化主要表现在: (1) 学术资源分配行政化色彩较为浓厚。学术资源本应该由代表学术权力的学者们分配更为合理, 事实上中国高校内部学术资源几乎都是由行政权力所控制。虽然常常看到, 在职称评定、教学计划的制定、学位资格的审查等方面都有专家学者参与, 但是邀请哪些专家、成员人数的确定等问题都是由学校行政职能部门所决定。事实上, 教授学者都不得不受控于行政权力, 学术机构也都由行政权力所掌控, 行政权力对学术资源的分配有着决定权。 (2) 公办高校中行政权力政府化色彩较为浓厚。我国公办高校由政府拨款并控制学校办学经费, 政府任命高校领导, 政府掌握和控制高校人员编制, 高校依据政府规章政策制定高校的制度规则。对于高校外部, 政府的指令通过高校领导及高校内部行政机构的行政权力作用于高校的权力体系中并发挥指导作用;对于高校内部, 高校的行政权力在高校内部完成权力执行或控制, 掌管高校的各类事务, 包括学术问题。 (3) 高校行政权力干预、挤压甚至替代学术权力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许多高校, 应为教学、科研人员服务的行政管理人员在高校中占主导地位, 起支配作用, 使学术权力在高校应有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学术创造性和学术活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学术组织及专家未能在学术活动中发挥领导决策作用。
第二, 高校学术管理组织中集学术权威身份和行政职务于一身的现象普遍存在, 学术权力一定程度行政化。在学术组织与管理机构中, 从理论上来看, 应当以教授为主体的教师专家群体应该占据较大比例, 但多年以来, 实际上在各高校, 单纯教师身份的专家参与学术组织与管理机构的比例仍然较低, 在学术组织机构中, 大多是一些既拥有行政职务又具有学术身份的“双肩挑”人员, 而无行政职务的教师占有的比例明显偏低。学术权力本来应当由学术组织和专家行使, 但在很多高校学术权力则多赋予相关学校的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行使或者赋予这些人员更多的话语权。学术管理组织中集学术权威身份和行政职务于一身的现象致使高校行政权力强化, 学术权力一定程度行政化的现象普遍存在。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第6条第2款明确规定, 学术委员会人数为不低于15人的单数。其中, 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者不得超过学术委员会委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没有担任行政职务的专任教授不得少于学术委员会委员总人数的二分之一。但目前大多数高校都采取的是法律规定的上线, 即学术委员会中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的高层领导委员刚好占总学术委员会人数的四分之一, 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及院系主要负责人的高层领导专任教授委员刚好占学术委员会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同时校长及除分管后勤的副校长之外的其他副校长肯定在校级学术委员会中, 院系各部门之一把手肯定在院系级学术委员会中。校长、多数副校长身在校级学术委员会之中, 院系各部门之一把手身在院系级学术委员会中, 这些高层领导掌握主要“话语权”, 由于其特殊的行政身份, 导致其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时有明显行政导向乃至决定作用。教授委员会、教务委员会由于不属于学术委员会, 故目前多数高校仍然多由校、学院、系 (含研究所、研究中心) 三级的负责人组成。虽然高校校级领导、院级领导、系主任 (含研究所所长、研究中心主任) 虽然也是其所在学科领域的专家, 但由于其身兼行政职务, 在学术事务学术关系、学术管理和学术活动的决策上难免带有较为浓厚的行政色彩和行政思维, 或者很容易造成学术思维与行政思维的混淆, 影响开展行政事务和学术事务的效率和准确度。
2. 学术权力弱化
学术组织处于弱势地位。学术组织弱化的表现主要在部分高校, 尤其是民办高校, 没有设立基层相应的学术组织, 或者即使设立了基层学术组织也只是流于形式, 形同虚设。高校内部资源的配置权基本由学校行政部门掌握, 院系研究所等基层学术组织没有经费分配权或者没有实质性的经费分配权, 而学校管理层在进行经费预算时往往是采用行政优先原则, 首先满足学校行政管理机构公务运行的经费需要, 从而造成高校管理性资源的膨胀和学术性资源的萎缩。
学术权力处于弱势地位。在高校内部重大问题的决策中, 学术组织及专家参与决策的方式和途径有限, 缺少影响学校决策的制度化渠道, 学术权力在学校重大问题决策中得不到充分体现, 致使作为学术权力主体的学术组织及专家在高校学术事务管理的作用和地位没有凸显, 难以构成高校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
无行政职务的专家教授处于弱势地位。即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的专家教授在学校学术管理、学术事务、学术关系和学术活动中基本上没有“话语权”, 行政人员或者行政职务与学术身份双肩挑人员对学术事务的介入和干预程度深, 挤压甚至剥夺了无行政职务的专家学者在学术活动中应有的地位。在学校各类科研项目的评定、学术经费分配、教师职称晋升中, 行政人员和“双肩挑人员”更有话语权和影响力。大学内部学术资源配置事务, 主要由行政权力而不是学术权力主导。
二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运行之建议
1. 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提高学术权力
高校应当构建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 给学者以充分的学术自由, 充分体现大学精神。学术权力需要自由的学术环境作为其有力支撑, 即只有给予高校学术人员自由的环境和相对宽松的气氛, 高校广大教师和专家教授才能更好地进行学术探讨、交流、研究, 从而保证学术权力的健康发展不受过多的限制。高校建设要在宏观层面上将重心从重视行政管理转移到重视学术权力方面来。为此, 这就要求寻找到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平衡点, 从源头上给予高校教授团队、学科带头人更多的管理权限, 通过将权力下移、分散来使过于集中的行政权力不断弱化, 从而使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协调有序的发展。在此过程中, 需要对高校各类学术权力机构的法律地位和属性进行进一步明确, 使其与行政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理顺。同时, 对于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来说, 需要进一步明确行政人员的职能职责, 树立行政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 充分尊重高校学者的学术劳动成果, 从真正意义上在学校内部形成尊重人才、尊重知识, 重视学术权力的良好学术氛围, 弘扬为学术献身的精神。
2. 摆正行政部门的位置, 约束行政权力
高校行政管理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 应当摆正行政部门的位置, 对高校的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约束。高校日常行为的主线应当是各项教学活动、科研活动、学术研究。近年来, 为提高中国国民的文化素质, 我国高校不断扩招, 招生数量的增长成为了高校行政权力扩张的一大诱因。这种状态的改变, 要树立行政管理权力的服务理念, 使行政权力甘愿服务于学术权力, 而弱化行政权力的权威性, 就意味着要提升高校学术权力的地位, 通过教授治校、教授治教的形式, 真正意义上发挥教授专家的作用, 树立学术自由及学术权威的氛围, 平衡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在对行政权力进行约束方面, 首先是要建立一个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的机构。当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有碍学术权力的有效发展时, 高校学术人员可以向该监督机构进行反映或者申诉。监督机构收到这样的申诉后, 要对行政权力机关限权做出整改建议, 以保证高校学术能够得到发展壮大。其次是建立一个能够规范学术权力的机关来使学术权力能够规范有效地运行。
3. 进一步明确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职责分工
首先, 要保证学术权力拥有独立于行政权力的管理范畴和主体地位, 这就需要学术权力能够有充足的空间来发挥作用, 来实现高校的学术自由。高校首要的是建立起学术委员会制度, 学术委员会各项内容的决策应当以教授为主导, 发挥教授的学术权力, 实现现代大学治理的核心——自由、自治和自理。同时, 为保证学术权力发挥重要作用, 还需要完善必要的学术治理制度设计。现代大学的学术治理制度设计可以吸收企业治理设计和实践的经验, 以此使以教授为主导的学术委员会制度得到完善。一系列学术治理的集合形成了大学学术委员会的制度设计模型。大学学术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对高校的各项学术事务进行决策, 属于大学的学术决策机构。学术委员会的构成成员一般是高校内各项学科领域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高声望的教授和学科带头人构成。
学术委员会进行决策的依据主要是学术委员会内的各项章程, 其主要职责包括以下几项:对各项涉及学术的政策进行审议。包括审议学校近年发展的重要规划及项目;审议学校设置及撤销科研机构;审议学校计划设立或已经设立的各类教研、科研项目和各类奖项;审议学校其他学术工作的重要决策。对学术方面的科研成果及人才引进进行评议, 主要包括对人的学术科研水平的评议和对物的评议两方面, 物的评议又包括对科研机构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成果的评议两方面。对学术纠纷进行仲裁。负责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论文、成果等事项的学术争议仲裁:学术委员会主要负责高校内出现学术争议事宜及失范的学术行为进行审查后提出处理意见。接受校方委托对涉及学术问题的重要事项进行必要的论证和提出咨询意见。其次, 作为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主要协调者的校长和党委书记, 要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权限分清, 明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责任范畴。行政权力的管理范畴主要包括:学校发展总体规划、高校的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事任免等行政事务。学术权力的管理范畴应为:教学科研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及设计, 专业化学科建设、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师资力量培养、教授职称评定等与学术相关的事务。最后, 要建立行政权力应为学术权力服务的理念, 在高校中一切管理工作都应以教学、科研工作为中心, 高校应崇尚学术, 应不惜余力地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 这样才能使高校更快更好地发展。
综上, “学术”是大学安身立命的最重要基石之一, 但行政管理的价值也不能忽视, 高校科研目标的推进、教育教学的有序进行与行政管理密不可分。因此,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应当相辅相成、互不替代, 只有两者相互协调、各司其职, 才能充分发挥优势、协调运行, 为现代大学作贡献。
摘要：近年来, 高校行政权力不断扩张, 学术权力随之弱化, 使得高校管理性资源的绝对膨胀和学术性资源的相对萎缩, 导致高校的学术水平不能得到较好的发展。本文就如何平衡高校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进行探讨, 旨在希望构建一种使两者相互协调、各司其职的制度设计, 为现代大学制度作贡献。
关键词：高校,学术权力,行政权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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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失衡 篇2
[关键词]司法体制改革；法检垂直；权力制约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关于司法体制及法治建设的内容是其一大亮点，《决定》中明确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外界普遍对此表示出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式司法独立的基础性工程。
《决定》提出的地方两院实行省以下人财物统一管理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它可以缓解现地方法检两院普遍面临的“案多人少”的矛盾，破解由于地区间经济差异，欠发达地区检察官与法官待遇普遍较低，导致人才流失严重的问题；平衡与完善地区间的司法资源配置；消除少数地方利用人事权与财政权对司法机关进行的不当干预。因此，中央对此做出的决定是正确且适时的，也是法治中国的必由之路。笔者作为一名基层司法工作者对此有很高的期待。为顺利推进本次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建设法治中国的改革目标，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管理权限上提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可能出现的权力制约失衡问题。
两院人财物管理权限的上提本质上打破了原有权力制约体系的平衡状态，应引入新的监督制约力量。传统地方司法机关实质上存在着双重领导，既受上级司法机关的业务指导，同时也受地方党委的领导及人大的监督。其在人事权上受地方与上级司法机关的双重审批，在财政上受本级政府的控制。因此地方司法机关在接受双重领导的同时，同样其权力也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制约，如当地方不合理干涉司法机关的具体办案时，上级司法机关可以利用诉讼程序在业务上排除这种干涉。另一方面，当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时也需要在依法的基础上考虑当地的具体情况，同时接受着地方党委的领导及人大的监督。因此对于传统地方司法机关而言，其司法权行使其实是上级业务部门与地方权力博弈与平衡的结果。而此次改革决定的地方两院人财物管理权限上提打破了原有的这种权力平衡格局，地方对当地司法机关的的制约和监督力量实际上被大大削弱（当然，这很好的排除了地方对司法权不当干涉的可能性），原有对地方司法机关的权力制约体系失衡。这种失衡应有新的监督制约力量予以补充，重建新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否则当司法机关人财权物浑然一体，级别分明，下级成为上级的传声筒，脱离于地方的司法机关看似摆脱了地方保护主义，实则可能步入部门利益的不归路。对于新的监督力量的介入应该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遵守相关法定程序的过程中进行。如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与人民监督员制度，改变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的现状，增强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的法律效力，引入并引导体制外的监督力量，有秩序地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与制约，完善相关监督程序，利用好民智民力为新的司法监督体系的重建打下坚实的地基。
人财物统一管理并不意味着垂直管理，应避免司法机关的行政化。司法机关上下级关系有其自身性质所决定的特殊性，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对于法院系统而言，其上下级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在程序法上更是有明确的审限规定，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作用必须通过法定的审限制度及相关业务指导程序进行。因此司法机关并不适合传统意义上的垂直管理，否则将可能导致两审终审制名存实亡，甚至会反过来强化司法机关的行政化倾向。《决定》中同时提出“健全法官、检察官职业保障制度。”这一点是对未来改革的推进至关重要，提高具体法官既检察官的独立办案权限，同时完善对法官和检察官的职业保障，非法定条件不得随意对法官及检察官的资格予以撤销以消除其后顾之忧。使办案法官及检察官的责任终身制，从而让具体司法工作者能够自由并严格的依法行使其权力。目前《决定》暂时将两院的人财物管理权限统一上提到省一级，未来可能涉及到对相关组织法甚至宪法的修改，建议在未来修改组织法时，将法官与检察官的任命权由地方人大收归省一级人大。其领导人事任免权同时经过省级司法机关与省级人大的双重审批，强化省级人大对地方司法机关的监督力量；同时提高法官及检察官的任免门槛、完善其职业保障；保障诉讼程序的正常运行，实现检察系统与法院系统的相互制约。在防止司法权地方化的同时防止其行政化，重建其失衡的权力制约体系。
《决定》体现出的是党中央此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心，也是我们迈向法治中国的坚实一步，破而后立方为道，在打破司法机关原有权力制约体系后，我们更应着眼于重建和完善。在新的历史起点，需要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以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再度出发。
权力失衡 篇3
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曾在2008年4月份的春交会上指出, 中国国内市场广阔, 希望企业在开拓国外市场的同时, 也要研究内销, 学会“两条腿走路”。但由于转型成本高、国内消费水平低, 这种转型对于企业来说, 难度可想而知。无论是从出口企业的长远利益来看, 还是应对眼下的国际市场需求的走弱, 出口企业要想生存下去, 在积极保持和扩大出口的同时, 内销都已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出口企业转内销面临很多困难。从为国外市场生产产品, 到给国内市场生产产品, 各个方面都必须进行调整。内销相对于外销而言, 难度在于内销市场跨度大、区域市场差异性强、消费者价值诉求也多元化和个性化、财务结算制度差异化。同时内销渠道资源又相对贫瘠, 对国内各种专业市场、连锁加盟店、商场等不熟悉, 外贸企业要做内销市场, 归根结底既要面对消费者、又要面对销售渠道。
(1) 消费者是否接受转内销的商品?国内消费者对出口转内销的产品还是很欢迎的。在北京商贸委组织的金源新燕莎MALL“外贸商品大集”上, 6天时间来了超过30万人次的消费者, 30家外贸企业共创151万元的销售额。管中窥豹, 这足以说明大中城市的消费者不但喜欢转内销的商品, 而且有着相匹配的消费能力。
(2) 外贸商品内销渠道是否畅通?因为外贸企业找零售渠道困难, “市场失灵”, 所以才要由北京商贸委出面, 帮助他们找零售商场, 组织临时性的“外贸大集”。但是这毕竟有“拉郎配”的嫌疑。金源新燕莎愿意长期无进店条件的做下去吗?“外贸大集”就能把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的问题解决了吗?政府是否还要继续给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找“销售终端”?由此可见, 外贸企业要做内销市场现在最根本的核心问题是缺乏国内销售渠道。
2 出口企业转内销渠道不畅的原因分析
2.1 出口企业自身原因-没有销售渠道和销售经验
我国出口商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 而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正处于发展阶段。而且, 我国出口商品中加工贸易比重较大, 出口企业多属进料加工企业, 没有现成的销售渠道。有一些出口加工企业严格讲只能是个车间, 拿着外商给的图纸做东西, 不了解市场需求也不了解销售渠道。根据微笑曲线理论, 我们大多数出口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处于微笑曲线的最底端。因此出口企业未来应朝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 也就是在左边加强研发创造智慧财产权, 在右边加强客户导向的营销与服务。在现有出口困难的前提下, 积极研究内销渠道、保障内销渠道畅通, 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在开拓内销渠道时发现由于企业实力不强, 作为新加入的渠道成员, 几乎没有话语权。内销“门槛过高”的根本原因是我国销售渠道权力的失衡, 即负面性过强。
2.2 外部原因-我国零售商渠道权力负面性分析
渠道权力是一个渠道成员对另一个渠道成员行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渠道权力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任何一个营销渠道中, 渠道成员如制造商、代理批发商和零售商等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一些渠道成员凭借其控制的资源对其他成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或称权力 (Power) , 而上述资源就称为权力源 (Power Source) 。各渠道成员的行为往往表现为各种权力之间的博弈。出口转内销企业在国内市场的营销渠道中的地位就是供应商或称制造商。
在现实营销环境下, 出口转内销企业多数还不具备自己的销售网点, 所以作为零售商其对出口转内销企业提供的效用巨大, 出口转内销企业对零售商的依赖很高。其次, 由于现有国内市场上已经形成了少数巨型零售商占据销售终端统治地位的局面, 出口转内销企业转换渠道伙伴——零售商的成本很高, 则其对效用提供者——零售商的依赖越大。
在企业白热化竞争中, 对营销渠道的掌握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关键因素。一方面, 零售流通领域各渠道成员战略合作加深, 各方依赖性坚强。产销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地位趋向平衡, 使得合作和联盟成为可能。例如零售商沃尔玛公司与制造商宝洁公司在全球市场形成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出口转内销企业作为制造商不具备这个实力。另一方面, 制造商的渠道成本不断提高, 渠道冲突日益激烈, 渠道稳定性明显降低, 渠道关系正存在极其严重的信任危机, 零售商渠道权力负面性加大。由于出口转内销企业在我国零售流通领域内明显处于弱势, 几乎完全受制于零售商渠道的权力, 这种情况既不符合流通领域健康发展的长远利益, 更不符合出口转内销企业的目前利益和根本利益。在出口转内销企业与零售商的博弈中, 明显存在渠道权力失衡, 使得零售商特别是巨型零售商渠道权力的负面性更加突出。
目前, 连锁零售企业已经占据了零售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连锁零售企业的盈利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靠进销差价盈利;二是向供应商要钱, 试图提高利润;三是优化供应链, 通过降低物流成本来盈利。国内众多连锁零售企业目前最直接的盈利模式就是试图将前两点结合, 既索要进销差价盈利还要向供应商直接索要明目繁多的现金, 以致形成巨型零售商挤压上游渠道成员制造商管理的顽疾, 零售商渠道权力负面性集中表现如下:
(1) 利用渠道权力和渠道领袖地位迫使中小供应商接受不公平的格式条款, 为相对于竞争对手而言获得差异化优势, 限制供应商与其他分销商合作。例如某些零售商给出的格式采购合同中赫然注明其供应商的新产品必须首先提供给自己, 三个月内不得向其他零售商提供, 否则要罚款。严重损害了供应商的利益而且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公平竞争。
(2) 零售商向其供应商收取进店费已成为零售业高度集中后的规律性的现象。随着零售商特别是巨型零售商优势地位的不断强化, 巨型零售商对其供应商收取费用的形式也不仅仅是合同续约费、新品上架费、新店开业赞助费、店庆赞助费、媒体广告费、无条件返利等等, 还有五花八门巧立名目的持续性收费。供应商在被迫缴纳许多费用的同时, 有时还要承担零售商擅自在应付货款中扣除各种事先并未约定费用的损失。
(3) 零售企业利用“帐期”占压供应商资金。特别是巨型零售商利用渠道领袖地位, 将己方格式合同上的“账期”计算标准强加于中小供应商, 形成经销变代销的局面。在这种不平等的交易关系中, 供应商眼见被剥夺利益, 却往往是敢怒不敢言。
营销渠道伴随渠道成员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面对现有营销渠道权力失衡, 零售商端坐权力领袖位置, 作为弱小的一方 (出口转内销企业) 该如何来应对呢?
3 出口转内销企业如何减少依赖赢得渠道权力
出口转内销既然不可避免, 那就必须开拓、掌握自己的销售渠道。根本方法就是提高自身在渠道地位。具体途径包括内外两个方面, 其一是借助外力, 呼吁政府相关管理机构限制零售商的渠道权力。其二是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 减少依赖赢得更多的渠道权力。
3.1 呼吁政府尽快出台法规对现有的渠道领袖——巨型零售商的渠道权力加以规制
目前, 我国对进场费问题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如认为收取“进店费”并未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超市“进店费”属于市场经营范畴, 政府不宜过多插手, 应靠零售企业和相关行业协会自律等。很显然, 巨型零售商利用渠道领袖优势地位滥收费用, 是典型的“市场失灵”。如果没有竞争政策和竞争法的约束条件, 不对其进行规制, 行业自律是无从谈起的。
我国的反垄断法至今尚未出台, 我国现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没有关于优势地位滥用的规定, 因此, 目前对进场费还无法从竞争法的角度来判定其是否违法。商务部起草的《零售商与供应商进货交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已于2005年11月1日对外公布, 对“帐期”有了较为明确的具体规定, 但操作层面上的实施和监管还遥不可及。希望政府能尽快出台切实可行的相关法规与政策规制渠道领袖渠滥用渠道权力。
3.2 提高出口转内销企业自身的渠道权力
当出口企业依赖于零售商, 而零售商不依赖出口企业时, 只有通过渠道成员的内部相互制衡打破目前的渠道权力失衡的局面。即出口转内销企业必须通过减少对零售商依赖来对付这种失衡的局面。这也是出口企业自身能过在近期做到的。具体方法有:
(1) 发展现有连锁零售企业的替代者。发展替代者是渠道权力失衡时最普遍的反应。当渠道成员对另一个渠道成员的依赖程度增加时, 他们会发展抵抗性的权力, 以此来进行抗衡。出口转内销企业可以在零售连锁企业中寻找有发展潜力的、但目前还未取得渠道领袖地位的零售商, 与其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成长。扶植中小连锁企业发展, 抵御巨型零售商。
(2) 和原有的国内供应商组织企业销售联盟反击零售商。一个中小制造商的力量不足以抵抗巨型零售商时, 可以通过联合其他同业制造商来提升渠道权力。一个出口转内销企业可以通过所属行业协会寻找到多个与自己境遇相似的企业, 组成企业销售联盟。例如出口裤子的企业, 可以和生产上衣、鞋帽、服饰的企业组成销售联盟;也可以和其他生产裤子的企业联盟, 统一和零售商谈判进店销售问题, 既可丰富产品又可分摊进店成本, 提升抵抗力。
(3) 加盟或购买已畅销品牌的生产和销售授权, 快速获得消费者青睐, 迅速扩大自身产品市场份额。零售商将全国性、世界性品牌产品拒之门外的代价是巨大的, 因此对于品牌商品零售商会降低“门槛”。但是品牌的形成和培养要有一个艰苦的过程。现阶段, 多数出口企业还不具备品牌力, 所以可以通过购买品牌的方式来渡过“危机”。
(4) 退出, 不再寻求来自零售连锁企业的利益, 也就不再受到威胁。决定停止向巨型零售商供货, 转而开设自己的专卖店, 既可以是有形的商铺, 也可以是无形的网店。
不言而喻, 解决出口转内销企业和零售商之间的这场冲突在于制止渠道权力的失衡, 将一种不平衡的渠道权力通过外力和内力来使其趋于平衡。因此必须在削弱零售商对于出口转内销企业 (当然也包括其他中小制造商) 渠道权力优势的同时, 减少对零售商渠道权力的依赖, 设法提升自身的渠道权力。
摘要：由于世界性金融危机, 我国外贸出口企业困难重重。本文运用渠道权力理论, 从出口企业转内销遇阻入手, 指出内销受阻主要原因是我国零售商渠道权力负面性。提出既要借助政府外力规制零售商渠道权力滥用, 又要从出口企业自身下功夫提升其渠道权力, 通过渠道成员的内部相互制衡打破目前的渠道权力失衡的局面, 借“转内销”给出口企业以调整产业结构、进行产业升级的缓冲时间。希望能给出口企业经营以启迪。
关键词：出口企业,零售商,转内销,渠道权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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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失衡 篇4
关键词：权力失衡,营销渠道,治理研究
一、渠道权力与渠道冲突相关理论概述
营销渠道指的是为了实现产品服务更好地便利于消费者, 在满足消费者需求基础之上实现产品价值, 所有参与成员通过相互协作将产品服务转移给消费者的一个过程, 根据中间商的不同可以将渠道分为短渠道和长渠道两种类型, 扁平化营销渠道模式实现的高效率营销更加受到企业的青睐, 根据营销渠道主导成员的不同还可以将营销渠道分为以零售商为主、供应商为主等模式, 本文将重点分析以零售商为主的营销渠道模式。
综合前人对营销渠道权力的分析, 可以认为渠道权力指的是基于渠道成员相互依赖的营销关系, 在企业A依赖于企业B的时候, 企业B在一定程度上对A有一定的权力, 由于企业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从而使得每一个渠道参与成员对另一个成员拥有一定的渠道权力, 参与成员之间依赖程度的不同导致渠道权力有所失衡, 进而导致渠道成员之间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渠道系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对其他成员有一定的资源优势, 从而对其他成员有着一定的渠道权力, 资源分配的不同和依赖程度的差异导致权力渠道有所失衡, 零售商与供应商也是通过相互协作的关系实现合作和互利共赢,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供应商开始对零售商有着愈来愈强的依赖性, 从而使得零售商对供应商有着更多的渠道权力, 当零售商滥用渠道权力的时候就会导致双方利益受损, 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矛盾冲突正是在渠道权力失衡的情况之下不断产生的。
渠道冲突指的是渠道成员之间为了争取经济利益和资源等出现的对方利益受损等方面的问题, 渠道冲突是每一个参与成员都应该关注的问题, 也是当前企业在经营过程非常重视的问题, 渠道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健康运行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简单来说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渠道冲突指的是二者作为独立的经济体, 为了实现彼此经济效益最大化, 在实现各自目标的时候损害了对方的经济利益, 对方强制的权力会使得双方具有较高的渠道冲突水平, 当渠道权力增强的时候就会减少使用强制权力, 可以适当使用非强制性权力有效促进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良性协作。
二、零售商与供应商的关系及渠道冲突分析
零售商作为营销渠道过程中的终端, 需要从供应商买进大量的产品服务, 同时小批量将产品服务出售给消费者, 从而赚取中间的价差。顺利实现商品销售给消费者是零售商的基本零售活动, 总的来说零售商指的是向个人、家庭消费者提供商品服务的商业企业, 零售商承担着营销渠道的中终端环节。通常来说, 零售商没有独立进行商品生产活动, 需要从供应商买进大量的产品服务, 供应商不直接将商品出售给消费者, 因此对于供应商来说零售商是他的直接消费者, 因此供应商可以认为是直接面临零售商并为其提供产品服务的组织机构。
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冲突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垂直渠道冲突, 根据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冲力量对比可以将渠道冲突划分为强与弱、强与强、弱与强类型的渠道冲突, 随着我国加入WTO组织之后, 国外诸多的大型零售商开始进行资产重组和进入国内市场, 大力推进了我国连锁零售商的快速发展, 零售商开始呈现出日益规模化和组织化的良性发展趋势, 零售商与供应商二者之间的力量也开始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零售商在分销领域已经处于支配性地位, 零售商开始出现较强的渠道权力, 这就意味着零售商有着一定的定价权力和利润分配权力, 零售商与供应商二者之间权力的不平衡导致渠道冲突出现。从当前经济社会上出现的零售商与供应商渠道冲突来看, 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零售商与供应商渠道冲突越来越频繁, 冲突的程度也是愈来愈严重;二是零售商与供应商渠道冲突主要发生在大型连锁零售商与小型供应商之间;三是供应商的社会经济满意度逐步走低。总的来说, 零售商与供应商二者之间总体表现为竞争对手关系, 这是当前零供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点与难题。
三、零售商与供应商渠道冲突形式分析
零售商和供应商承担着产品服务流通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供应商处于产品服务流通过程中的渠道上游, 供应商可以通过其强大的网络资源实现产品服务的集中, 并将产品服务转移给零售商, 零售商则是面临着消费者, 可以实现产品服务的终端销售。零售商和供应商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在供应链体系中有着重要意义。但是随着我国零售行业的高效发展, 零售商与供应商二者之间的渠道冲突日益加剧, 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渠道冲突形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目标冲突
尽管处于渠道中的零售商与供应商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 但是零售商与供应商也是非常独立的经济实体, 为了实现彼此的经济利益而开展经济活动, 当二者经营目标不一致的时候就可能因为渠道行为导致双方利益受损, 从而出现渠道冲突。一是从市场层面的角度来看, 中小零售商往往更加关注企业的短期利益, 希望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利益, 但是供应商希望零售商可以从长远的角度考虑, 通过市场份额的扩大和品牌的构建实现长期利益;二是从产品层面的角度来看, 零售商希望供应商可以提供质优价廉、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可以帮助零售商赢得最大的客户资源, 供应商则希望所有的产品可以出售并打造品牌规模优势, 但是当供应商的产品不能够满足一定的市场需求时就会被零售商淘汰;三是从定价层面来看, 零售商往往需要通过定低价吸引消费者, 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价格优势, 但是供应商希望可以合理定价获得利益;四是从配送层面的角度来看, 零售商希望供应商可以合理分担配送以及存货成本等, 从而保证合理控制库存成本, 供应商则希望零售商可以给生产的产品制定合理的销售计划;五是从促销层面的角度来看, 供应商希望零售商可以有效配合销售, 但是零售商则希望制定高价谋取利益等。
2. 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费用冲突
零售商往往会依靠其渠道权力使供应商接受一些行为, 更好地促进零售商目标的实现和企业的发展, 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费用冲突主要表现为零售商往往会占用供应商资源、资金等, 强制供应商缴纳较高的通道费,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供应商资金周转不足、利润空间被压榨, 一些供应商也会因此面临退出市场的危机。一是零售商任意占用一些供应商的贷款, 通过延期付款、拖欠、滚动压批结算等方式强迫供应商接受交易方式, 有些零售商通过恶意占用供应商贷款的方式使得供应商资金周转困难, 最终面临资金链断裂的经营风险等。
3. 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人际冲突
在营销渠道内的零售商与供应商有着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关系, 当双方的工作人员在进行商业交往的时候, 在认为对方的目标与自身目标不一致的时候, 或者认为对方的渠道严重影响到了经营目标实现的时候, 就会出现因沟通不畅引发矛盾冲突, 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人际冲突主要表现为:一是零售商通过职务之便索取供应商贿赂出现严重的商业腐败问题, 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二是由于零售商与供应商双方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和修养层次不一, 从而导致二者交流出现矛盾和冲突。
四、基于渠道权力的零售商与供应商渠道冲突治理策略
1. 基于渠道权力的零售商渠道冲突治理策略
首先, 零售商可以构建自己的自有品牌, 从零售商的角度出发进行自我品牌的构建可以将生产企业作为自己的加工车间, 进行市场供应的整合, 通过市场终端环节、物流管理、信息化构建以及品牌自创等实现高额利润, 自有品牌已经成为零售商差异化竞争的关键举措。
其次, 零售商可以改变现有的盈利模式, 零售商需要认识到供应商的重要性, 家乐福在进入中国的最初将通道费引入到我国的零售经营模式中, 通道费的盈利模使得零售商忽视了良好的运营管理和成本管理, 导致商品品质日益下降、经营特色欠缺, 因此零售商需要通过管理经营的不断创新进行变革, 同时更加要重视和供应商的良性合作, 构建以零售商为主导的渠道供应体系, 世界零售业巨头沃尔玛也是在良好的供应链体系架构下提升了整体经营效率, 构建了强大的零售行业综合竞争力。
再次, 零售商应该合理使用渠道权力。从理论层面来看往往可以将渠道权力分为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权力, 强制性权力往往与渠道冲突呈正相关关系, 非强制性权力一般情况之下与满意呈正相关关系, 零售商如果使用强制权力过多就有可能打压供应商的积极性, 从而导致渠道管理效率偏低, 使用非强制性权力在一定程度下可以有效提升供应商满意度, 从而使得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构建良好的零供关系, 为了有效处理好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 零售商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合理使用渠道权力:一是零售商应该慎用强制性权力, 零售商通常使用的终止合作、产品下架、促销人员离场等强制权力虽然可以使得供应商暂时妥协, 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利于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大大降低了零售商的整体渠道竞争力;二是零售商应该正确使用非强制性权力, 零售商可以通过专家力、报酬力等途径减少不同供应商之间的利益差距, 激励供应商提供更好的产品服务。
2. 基于渠道权力的供应商渠道冲突治理策略
首先, 供应商可以使用发展战略性资源, 比如通过战略性资源的增加减少对零售商的依赖, 供应商可以通过品牌价值的打造争取消费者资源, 弱化对零售商的依赖, 比如消费者往往愿意花费更多的金钱购买自己看中的品牌, 可以知道消费者对品牌的依赖是供应商生存的关键所在, 而零售商如果将消费者认定的品牌拒之门外则是代价巨大的。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品牌形象的建构赢得消费者支持, 从而增强零售商对供应商的依赖程度。
其次, 供应商可以有效整合销售渠道。供应商的销售渠道缺乏合理性和多元性, 往往忽视了去开拓中小零售商, 导致了供应商过度依赖大卖场, 供应商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有效整合销售渠道:一是供应商可以寻找其他合作伙伴, 供应商在选择零售商的时候可以开拓更多的潜在合作伙伴, 从而能够在与零售商终止合作之后构建新的渠道关系。二是供应商可以自建销售渠道, 供应商可以构建属于自己的销售渠道直接掌握消费者资源, 有效制衡零售商的渠道权力, 这种渠道方法的构建需要有充足的力量和品牌号召力。
再次, 供应商可以选择多样化的渠道类型。供应商应该转变观念实现渠道多元化发展, 同时还可以使用网络渠道降低企业的采购、促销成本, 紧紧把握电子商务潮流满足消费者的购物便利性, 赢得消费者的青睐。还可以通过组建联盟有效遏制不公平的市场行为, 抵御零售商的强制渠道权力。最后供应商可以通过产品技术创新、发展自身的稀缺性等手段加强零售商对供应商的依赖程度, 赢得渠道权力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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