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失衡（精选4篇）
政策失衡 篇1
当前我国经济的诸多问题和矛盾都与外贸顺差过快增长有关。外贸顺差过快增长, 导致了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 从而导致人民银行被动地向社会投放过多的基础货币, 于是国内货币政策操作越来越陷入困境, 物价指数节节攀升, 资产价格更是疯涨;而我国与欧美国家的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 主要贸易伙伴国纷纷要求人民币加快升值步伐。用专业术语来说, 就是中国经济内外失衡。
一、消费不足的原因是居民收入比重下降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内外失衡?从宏观经济恒等式看, GDP=投资+消费+净出口, 目前投资已经偏热, 也就是说投资在GDP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偏高。那么, 出口过快增长应该与消费增长不足有关了。
消费与储蓄是一个巴掌的两面, 消费不足肯定是储蓄过度导致的。统计数据也反映了这样的推论:2005年中国国内储蓄占GDP比率为48.1%, 国内投资占GDP比率为42.6%, 自然就形成了占GDP5.5%的净出口。2007年, 净出口约占GDP的10%。因此, 最近几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率连续上升与国内储蓄率上升有密切关系。
从国际比较看, 中国储蓄率在国际范围内的确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因此, 学术界和决策层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应该将降低国内储蓄率视为缩小经常账户顺差, 进而缓解流动性过剩、遏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扬的根本途径。
但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虽然中国的储蓄率一直较高, 但中国经济在2001年前并没有出现失衡, 这说明我国的储蓄率是最近几年才上升的。统计结果也支持该观点, 2001年以前的储蓄率一直在40%左右, 但2001年以后增加到了43%以上。该结论与老百姓的感受似乎有很大差异, 从微观上来说, 如果储蓄率增加, 那么居民的生活应该越来越轻松才对, 但实际上显然与此不符, 原因何在?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Kuijs对此做出了开创性努力。一国的部门储蓄包括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值得重视的是, 各部门储蓄的定义是迥然相异的。居民储蓄等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去居民消费。政府储蓄等于政府可支配收入减去政府消费。请注意政府消费与政府支出的区别:政府支出分为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政府行政性支出以及政府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产品的开支属于政府消费范畴;而政府的实体投资或通过国有企业的投资则属于政府投资。由此可见, 政府储蓄永远大于政府财政余额。企业储蓄等于企业的未分配利润, 这是因为企业只有投资, 而没有消费。
从部门储蓄率角度来考察中国的高储蓄, 就会发现近年来居民储蓄占国内储蓄的比率一直是下降的, 但企业的储蓄比率和政府的储蓄比率是上升的。这说明近年来中国国内储蓄居高不下的原因不是由于居民储蓄率过高, 而是因为企业和政府储蓄的迅速增长。因此, 我认为中国经济的症结不简单是总储蓄率高的问题, 而是与储蓄结构的变化有密切联系。
二、居民储蓄比例下降源于住房制度改革和房价上涨
为什么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在最近几年出现上升趋势而居民的储蓄出现下降?经济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财富在居民和企业、政府之间的重新分配?从时间上看, 经济结构变化发生在2001年之后, 这个时间与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是完全吻合的。这不仅是时间上的吻合, 在逻辑上也是一致的。
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从1998年正式开始, 房改目标是实现住房制度的市场化与货币化, 该目标2001年基本实现。随着住房改革的完成, 城市居民的住房消费发生了根本变化, 由单位分房变为自己购房, 使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房改之前, 居民用于住的支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房改之后此项支出在收入中的比例迅速增加。又因为我国城市居民在计划体制下住房极度紧张, 在房改之后, 压抑了数十年的住房需求迅速释放, 这样的需求释放与房价上涨相互强化, 使2001年之后我国房地产价格一直处在快速上涨趋势中。住房制度改革与房价上涨相互作用的结果必然导致居民支出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从企业角度看, 住房制度改革减少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尽管工资里有住房补贴 (有些以住房公积金的名义出现) , 但从总体上来说, 企业在职工住房上的支出比例大幅减少。另外, 在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过程中, 企业通过土地价格的大幅上涨及房地产开发取得了超额利润。这些年老百姓只看到了房地产开发商赚钱, 却不知还有大量的企业在土地升值过程中获益比开发商更多。这些土地本是国家无偿划拨的, 但升值之后价值惊人, 很多国有企业的主营业务本已停止, 但因为有一块土地就可以解决职工安置等诸多问题。土地使企业的储蓄比例增加。
房地产价格的迅速上涨使政府通过出让土地及从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征税得到的收入必然大幅增加。在2001年之前, 只有深圳等个别城市的政府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得城市开发的资金来源, 但2001年之后, 政府在土地使用权出让过程中获得的资金来源越来越多。2003年以来, 该项收入约为7000亿元~10000亿元。在不少城市, 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收入的比例超过80%, 这对政府来说是新增的收入。在政府收入增加的同时, 由于推行了教育、医疗等改革, 政府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产品的开支 (这些属于政府消费的项目) 比例不增反降, 政府将新增的收入主要用于投资了。因此,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储蓄的比例也是上升的。
同样, 在房地产强劲复苏的带动下, 所有资源类商品的价格大幅飙升, 其结果与房地产价格上涨导致的结果一样:进一步增加了政府和企业的储蓄比例, 而居民储蓄的比例快速下降。
在之前的很多分析中, 大多数人都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了中国经济失衡的表象, 但很少对此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通过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视角, 我们不仅可以看清储蓄变化的逻辑关系, 而且明白了导致经济失衡的关键原因是住房分配制度的变化, 住房制度改革才是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教育、医疗改革对于收入分配的作用与住房制度改革的作用完全一样。将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结合在一起才能勾画出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
三、股票价格上涨加剧了经济失衡
从局部看, 2005年底以来的股价上涨解决了我国经济中的很多问题, 最明显的是通过股市直接融资的数量迅速增加, 2007年的股市融资将超过7000亿元 (其中IPO数量超过4000亿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资本市场融资使资本充足率迅速提高, 数百家上市公司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与资本市场有关的各环节、各部门的盈利能力都大幅度提高, 国家在资本市场中得到的税收也十分丰厚。但从全局看, 股价上涨与股市繁荣加剧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失衡, 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因为在此过程中得益最大的是企业, 其次是政府, 居民利益受到损失。
首先看企业, 企业自2007年以来的股票发行价格一般在30倍市盈率以上 (IPO定价为30倍市盈率, 增发价格都普遍高于30倍市盈率) , 这是世界上融资成本最低的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以低廉的价格融资必然使企业储蓄增加。
对于资本市场来说, 资金主要在居民与企业之间流动与分配, 企业的储蓄增加意味着居民储蓄的减少。可以简单计算一下, 2007年投资者为上市公司贡献的资金约8000亿元 (主要是新股发行和增发) , 交纳的税、费共计4000亿元 (主要是印花税和佣金) , 两项合计11000多亿元。而上市公司2007年盈利总额估计难以超过1万亿元, 二级市场投资者对应的上市公司利润约3000亿元左右, 不及投资者支付的交易费用。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分红所得估计在1000亿元左右, 相当于投资者支付的交易费用的四分之一。投资者在总体上是净亏损状态。
有人会对此提出质疑, 认为股价从2007年初开始一直是上涨的, 怎么投资者是净亏损的呢?如果按照2007年度来统计, 投资者账面总资产扣除交易费用应该大于零, 投资者不应该亏损。但笔者认为, 账面总资产是虚的、波动的, 不能用来计算投资者的收益状况。关键问题是目前高估的股价不可能持续。如果分时间段分析更有利于说明问题:股价上升时, 投资者账面可能是盈利的, 此时居民储蓄表现会净增加, 股价上涨对消费会有刺激作用;但股价下跌时, 投资者的账面盈利很快消失, 居民储蓄在总储蓄中的比例将下降, 对消费的抑制作用会明显体现出来, 加剧经济失衡。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不仅可以通过征收印花税增加收入, 而且可以通过上市公司盈利 (因为财务成本下降) 的增加而提高税收, 始终是收益方, 因此政府储蓄是增加的。总之, 在股价上涨、股市繁荣的过程中, 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的比例上升, 而居民储蓄比例会下降, 加剧经济失衡。
我们发展资本市场的初衷是发展直接融资, 优化金融市场结构, 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为老百姓增加资产性收入创造条件, 但目前的资本市场却成为宏观经济失衡的加速器, 原因何在?根本原因在于股价虚高。股价虚高使企业的筹资成本低廉, 对应于投资者的当然是投资收益水平非常低, 相当于居民拿钱补贴企业和政府。因此, 从表面看我们的资本市场取得了可喜成就, 实现了股票融资的历史性跨越, 但从全局考量, 中国经济失衡却因此加剧了。
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反对发展资本市场。当前的资本市场之所以出现这样尴尬的结局, 关键原因在于资本市场的结构不健全, 公司债券市场没有发展起来, 而股市的投机气氛太浓、股价高估严重。
四、政策建议
问题的原因找到了, 但解决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 因为让住房制度回到老路上去是不现实的, 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就需要我们在新的环境下调整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 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1、政府在住房、教育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
涉及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住房用地上应该减免所有费用成本;政府应用财政支出来建设部分住房, 供低收入群体使用。政府目前在这方面已有所作为, 笔者想强调的是, 这些政策并非短期的应急之策, 而是要长期落实, 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政策。
2、通过政策调控来改变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预期。
要让老百姓对房价的预期由快速上涨变为稳定就可以延缓和平滑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冲动。当前政府出台的关于完善住房制度及对调控房地产价格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不仅可以缓解社会矛盾, 而且可以改变经济失衡。但让笔者担心的是, 这些政策的结果将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会让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失, 甚至是严重的损失, 必然招致舆论的强烈反弹, 这对决策者来说不仅是心理考验, 也是政治考验。
3、应该优先发展债券市场。
应该让债券市场成为老百姓投资理财的主要场所, 股票市场只能充当配角, 希望投资者买股票来分享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成果是不现实的。
政策失衡 篇2
1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外贸政策的调整及效果
当前我国外贸政策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保增长”。具体包括四方面措施:第一,运用出口退税、减免出口关税、外贸发展基金、财政贴息等措施,全面支持机电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第二,促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严格控制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第三,鼓励境外投资。第四,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扩大原材料进口。以出口退税政策为例,自2008年8月1日起调整纺织品等商品出口退税率以来,截至2009年6月1日,我国已经连续7次上调出口退税率,主要针对纺织品、农产品、药品、钢材、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部分机电产品。此外,外贸和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在外贸政策调整的同时,政府还陆续出台了一揽子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4万亿投资计划、十大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结构性减税、消费补贴等措施。在一系列应对政策的综合作用之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趋势得到遏制。那么,外贸政策调整的效果如何呢?总体说来,外贸政策对于“保增长”效果不佳;在扩大进口方面则喜忧参半。
1.1 依靠出口退税拉动外需收效甚微
首先,从国际来说,贸易摩擦部分地抵消了政策效果。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2008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73起,反补贴调查10起,分别占全球案件总数的35%和71%,涉案金额达62亿美元;2009年前三季度,中国遭受贸易救济调查88起,涉及金额总计102亿美元,远远高于去年全年。其中单单美国就对中国产品发起调查16起,涉及金额占到全球贸易调查总金额的57%,且多个产品属于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其次,从国内来说,频繁的政策调整打破了外贸政策的连续性和协调性,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例如,由于2007年我国为控制大规模贸易顺差而实行了从紧的出口政策,一些企业自主放弃了订单,政策放宽后订单却难以恢复。因此,虽然出口退税政策全面回调,但难以扭转外贸低迷局面。对于本已实行限制出口的资源性产品,在2009年也被纳入“重点出口产品”之列;尽管针对钢材上升了出口退税率,但收效甚微:政策调整对于钢材出口无力扭转下滑趋势;而由于出口下滑,煤炭和焦炭出口配额显得过于充分。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两高一资”产品的限制政策,还是鼓励出口的出口退税政策,实际上都没能发挥作用。
1.2 通过外贸保增长的目标没能实现
为确保GDP增长8%,扣除了最终消费和投资以后,外贸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须要达到10%。200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接近3000亿美元,如果要贸易顺差增长率超过10%,那么今年的贸易顺差增长必须超过300亿美元,总顺差要达到3300亿美元。但是,目前根据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累计贸易顺差仅969.4亿美元,显然,靠外贸“保八”的目标很难实现。实际上,2009年上半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3.4%,拉动GDP增长3.8个百分点;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1%,下拉GDP增长2.9个百分点,上半年GDP增长率为7.1%。因此靠拉动外贸来保持增长已经不可能。我们已经看到,实现GDP增长8%的是投资拉动。
1.3 通过外贸拉动就业空间有限
仅2008年上半年,我国就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中小纺织企业倒闭超过万家,近千万劳动力陷入失业问题,就业形势确实严峻。但是,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国际比较优势的转移,通过外贸拉动就业的空间已被大大压缩。首先,一方面,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的增长率却呈现出下滑趋势。如1986～1990年,全国GDP年均增长约7.87%,同期就业人数平均增长2.4%;而2003～2007年GDP年增长率均在10%左右,而就业增长率年均在0.8%左右,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在800～900万人左右,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仅能带动80万个就业岗位(杨淑华等,2006)。其次,随着贸易摩擦的加剧,我国每年因此而丧失的就业岗位不断上升。到2009年,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截止到2006年,我国每年因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而减少出口400～500亿美元,每年丧失300万个就业机会。而最近三年以来,我国遭受贸易摩擦更加频繁,涉案金额直线上升,由此带来的就业机会丧失更多。
1.4 在扩大进口方面喜忧参半
2009年前三季度,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量都有不同程度增长。3月份我国钢材连续5个月净出口,8月份再次出现净出口,这有助于缓解产能过剩,但同时却没能实现结构优化目标,因为钢材属于高能耗产品,而政策目标中明确提出要限制高能耗产品出口。实际上,中国高能耗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均下降,但这不是政策发挥了作用,而是由于外需疲软。
由此看来,外贸政策调整没有实现上述目标。那么,为什么国家要出台一系列政策千方百计稳定外贸?究其原因在于国内经济失衡——制造业、电力等诸多行业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无法消解,依赖外贸实际上是迫不得已,即试图通过扩大出口来释放过剩产能,政府通过出口退税等诸多形式补贴出口企业,实际上等于给本该淘汰的过剩产能寻找生存空间,不利于结构调整。就短期来说,外贸政策没能实现预期效果还是次要的,更加关键的是当前实施的外贸政策已经背离了结构调整的“根本目标”。
2 制造业普遍产能过剩,加剧结构失衡和环境恶化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及我国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暴露出来。外贸调整与投资扩张共同支撑,造成三大后果:一是原本已经存在的愈演愈烈,资源浪费严重;二是结构失衡加剧;三是环境恶化形势严峻。
2.1 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加剧
本轮外贸刺激和投资虽然不是产能过剩的原因,但产能过剩却是此前外贸和投资的结果。本轮调整加剧了过剩的程度。目前我国制造业普遍产能过剩,其中钢铁、炼铝、水泥、造船、平板玻璃以及众多化工行业如电石、焦炭、甲醇、二甲醚、化肥、醋酸、聚氯乙烯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尤其突出,开工率大幅下降。根据工信部2009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报告数据,我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1.9亿吨,还有5800万吨在建,今年新开工项目同比增长20%左右;水泥产能过剩3亿吨,而在建水泥生产线超过200条,将新增产能超过2亿吨;铝行业产能过剩达35%,在建氧化铝、电解铝产能仍达560万吨和200万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6月份,电石、PVC、甲醇、磷肥行业装置开工率分别为78.4%、51.1%、44%、56%。2009年预计尿素产能将达6300万吨左右,产量在5300万吨左右,总需求为4500万吨左右,是历史上尿素产能过剩最为严重的一年。本轮外贸刺激和投资在结构性布局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到世界产能过剩问题,这使得结构失衡矛盾更加尖锐,甚至在太阳能、风电、多晶硅等新兴行业也出现重复建设,反映出盲目投资的倾向。
2.2 资源和环境代价沉重
盲目生产不但直接造成资源浪费,更严重的后果是环境损失——包括大量难以计量的非经济损失。尽管如此,地方政府仍对化工产业进行增产规划,根据已经公布的十几个省份的《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甲醇、焦炭、PVC等项目仍然位列其中。可想而知这类规划如果付诸实施,将会给原本已经走投无路的产能过剩带来何种后果。煤炭和水泥生产会造成CO2排放,而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炭占70%。全国50%河流已经是中度污染,污染水处理厂处理过的水也还是要排放到江河当中,因此,尽管污水处理厂污染检测浓度可能达标,但总量上仍然恶化,更何况我国超过1.7万个城镇至今还没有污水处理厂,化工厂直接排放污染物是河流污染的重要祸端。
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危机才是制约中国可持续增长的真正结构性危机。据大多数研究结果的估算,我国历年环境损失大约占当年GDP的8%～13%。2004年,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144个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可持续能力排行榜,我国排在第133位。事实上在全球经济失衡背后,还隐含着更加深刻的经济与环境失衡。快速的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对中国的环境构成了严重且日益加剧的压力。环境的可持续性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3 外贸政策的目标应重新定位
如上所述,产能过剩说到底是结构性问题,结构调整是解决产能过剩的根本途径。外贸政策的频繁调整总体上无助于解决产能过剩,反倒有可能发出错误信号,给重复建设提供可乘之机,因为过剩即带来低效,会使地方政府错误地认为行业亏损是由于在位者经营不善,而只要本地提高效率,投资仍然有利可图,由此引发投资的冲动越发难以遏制。因此,更加现实的做法是:明确界定外贸政策的作用范围,不要试图利用外贸“兼顾”或者“缓解”产能过剩。事实已经证明,用外贸政策去“拯救”产能过剩仍然是延续原有的增长模式,即便真能缓解危机,也是以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因此不可持续。外贸政策的整体目标应该是服从于结构性改革战略目标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但是,目前的外贸政策在事实上背离了这一定位。因此,外贸政策要回到其服务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上来。产能过剩需要靠内部经济政策调整来解决,外贸政策应当做到定位明确、目标单一,由“保增长”转变为“保持续”,具体从三方面入手:第一,严格限制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不因国内产能过剩而动摇;第二,坚持按可持续发展战略调整综合性外贸政策措施,包括税收、补贴及出口退税政策的执行,不因短期目标而牺牲转型需要;第三,通过加强环境监督和环境保护管理,积极扩展对外投资,贸易政策作用空间毕竟有限,对外投资一直是我国对外经济的薄弱环节,应当大力发展“绿色”投资。
参考文献
[1]李其原.就业弹性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9.
[2]刘键,蓝文永,徐荣华.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性的探讨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09.
政策失衡 篇3
这个数字再次说明:中国通信业还在利用“人口红利”的巨大优势。目前, 移动、联通、电信的用户总数分别为8.35亿、2.60亿、2.055亿, 均呈增加趋势。所以, 4G用户过5亿只是正常发展。但在这一正常发展的背后, 细数3家的数据, 却又让人生出一丝忧虑:电信和联通两家4G用户数加起来, 还不及中国移动4G用户数的一半, 我国移动市场格局失衡严重。
曾几何时, 3G发展让业界看到了移动通信业均衡发展的势头。在3G伊始的2009年, 国内移动通信市场以用户数计的份额格局为“移动72.0%、联通20.3%、电信7.7%”。到2013年, 行业份额格局逐步调整为“移动62.2%、联通22.8%、电信15.0%”。这期间中国移动每年份额平均下降约2%, 联通和电信合计份额则相应上升约2%, 3G起到了均衡行业格局的作用。但从2014年开始, 国内移动通信行业失衡指数开始上升, 2016年三大运营商的市场份额分别是:移动64.2%、联通19.99%、电信15.41%。而目前4G市场份额:移动72.81%、联通12.13%、电信15.05%。从这个数据上来看, 在4G时代, 中国移动占据绝对优势, 而且这一优势还有更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这都不是乐观态势。
一年前, 联通和电信的4G用户还能占到中国移动的一半, 一年后就只有三分之一。4G不仅没有起到均衡3家运营商格局的作用, 反而加剧了市场竞争格局的失衡。无论是从监管部门, 还是产业链各方, 估计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
“一家独大”的格局不利于中国通信行业的发展。但造成一家独大格局, 显然不是中国移动的过错。对于中国移动来讲, 利用优势资源发展市场是天经地义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一失衡的问题。
许多人将希望寄托在电信业的重组上, 希望从顶层设计的角度重新组合电信运营商。此前甚嚣尘上的有关电信业“第五次重组”的谣言就是这一观点的反映。但“外科手术”式的重组能解决这一问题吗?至少从目前看, 业界并不看好。
不过, 重组虽不可取, 但并不意味着监管部门对这一难题放任自流, 任其发展。积极介入, 采用“不对称管制”政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在这一方面, 韩国给了我们很好的借鉴。中国移动占据64%的移动市场份额, 显然是不利于整个市场的良性发展, 国家要通过“不对称管制”降低市场份额, 将注意力集中在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降低服务费用上。只有国家监管部门通过强有力的“不对称管制”政策, 建立有序竞争体制, 才能促进整个产业健康发展。一枝独秀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那些持“不对称管制”会伤害中国移动发展, 进而上升到影响国家经济的说法可以休矣。
当然, 国家实行“不对称管制”政策的同时, 弱势运营商也要自己努力。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迫于资金、牌照等问题, 在4G网络建设上落后于中国移动, 但这并不能成为4G阶段“被动挨打”的借口, 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创新力度的不足。当然, 有人会说, 你这种观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 运营商谈创新不可能。
笔者认为, 可能不可能, 对于电信和联通来讲, 都要面对移动的强势竞争压力。所以, 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业务创新, 这两家弱势运营商都必须闯出自己的一条路, 不能一味地靠政府的“不对称管制”政策限制对手, 苟延残喘。
失衡的地方政府和失衡的劳资关系 篇4
关键词：劳资关系失衡,失衡的地方政府,民主制度,独立的工会
一、失衡的劳资关系
资本主义制度建立, 劳资关系也随之建立, 也可理解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份。就西方的劳资关系来说, 经历了一个从激烈对抗到相对缓和的过程。中国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后, 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 外资的进入, 劳资关系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表现在诸多的方面:私人资本快速积累而工人工资却普遍低下且增长缓慢;不少私人公司劳动条件较差甚至恶劣;农民工普遍受到歧视且工资拖欠相当严重;矿难事故不时成为新闻;各种劳资纠纷频频发生等等。
这些现象, 可以概括为劳资关系失衡。所谓劳资关系失衡是指, 劳资双方力量不均衡, 强势一方的资本为谋求自身利益利以其强势地位使处弱势一方的劳动的利益受损。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 劳动往往有求于资本获得就业和发展的机会, 而资本更多地支配劳动, 决定劳动的雇佣、工资、福利、升迁、劳动条件等等, 并总是试图利用这种对劳动的支配地位谋取更多的利润。这就决定了在劳资关系中, 强势的一方通常是资本, 弱势的一方通常是劳动。
劳资关系的失衡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其严重性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从微观方面来看, 这种失衡的劳资关系后果首先是处于弱势一方的工人直接遭受不幸:收入太低首先导致其基本生活面临困难, 工人的劳动能力得不到保持甚至有下降的趋势, 而工人的教育培训从而劳动能力的提高更难落实。工人的不满容易引发种种社会冲突, 形成社会不和谐的因素。从宏观方面来看, 工人收入太低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容易导致生产过剩, 直接的表现是, 一方面大量产品过剩, 而另一方面一般百姓的不少物质需求还得不到满足, 由此导致民间投资的欲望降低、资源浪费、经济增长缓慢。此外, 劳资关系的紧张也不利于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 也导致了投资不充分。其最终结果是一个共输的局面, 首先是工人, 其次是资本, 加在一起是国家及全体人民。
今天, 我们强调要建设和谐社会, 其中重要的方面是要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因此, 我们要认真研究如何在中国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我们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的处理中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结合中国的国情, 探讨在中国如何普遍建立起和谐的劳资关系。
二、西方发达国家劳资关系的演变及其启示
西方的工业革命开始于英国, 从圈地运动开始。圈地运动就是一个强势的资产阶级对弱势的农民的剥夺, 并同时驱使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来到资本家的工厂, 建立最初的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这种失衡的劳动关系在宏观上也导致了严重的生产过剩, 最终导致周而复始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社会极为动荡, 不时发生罢工、破坏机器甚至暴力反抗。这也说明, 失衡的劳资关系对资本和劳动双方从宏观和长远来说, 都是不利的。
那么, 西方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如何逐渐得以缓和?至少有以下原因值得关注:
第一, 西方的民主制度。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有这样的特点:资本在经济上是强势, 但在人数上必然是少数, 在选票上处于弱势;相反, 劳动在经济上处于弱势, 但人数占绝大多数, 在选票上处于强势。在西方, 有众多保护工人的法律, 如最低工资法、八小时劳动时间法、劳动条件法、反歧视法等。这些法律有效地调整了劳资关系, 使劳资关系得以缓和。
第二, 独立的工会。工会是有组织的工人群体, 可以通过和资本集体谈判, 提出提高收入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各种要求, 可以用罢工等手段迫使资本做出妥协。工会也是劳动和资本进行沟通的良好平台, 劳资之间以及工人和管理层之间的良好沟通对化解劳资矛盾、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 福利社会的到来。到了十九世纪后期, 西方的福利社会初见雏形。到了福利社会的时代, 普遍解决了工人的绝对贫困问题, 这首先给劳资冲突限定了一个重要的界限:暴力革命已不再有可能。事实上, 西方国家的工人暴力革命只发生在前福利社会时代, 如法国的巴黎公社和俄罗斯的十月革命。福利社会到来后, 暴力革命再无先例。
第四, 庞大的中产阶级。在福利社会, 还产生出庞大的中产阶级, 如大量的管理和科技人员。他们要求理性地按法治的途径改造社会, 不希望社会动荡。由中产阶级推动的立法和支持的政府往往更为理性, 对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往往有比较综合的考量。中产阶级的兴起对传统劳资关系的良性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以上四点对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 劳资双方的力量均衡是建立相对和谐的劳资关系的关键。追求最大利润是资本的天性。当资本力量强大时, 资本就能够实现这一点。要使得劳资关系协调, 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力量来捍卫自身的利益, 而西方的政治制度恰恰做出了这样的安排, 给工人以政治力量来捍卫自身的利益, 这就是民主政治和工会制度。这种制度上的保证使得西方的劳资关系相对和谐具有某种普遍性和长期性, 而不是建立在某一些政治家对劳资关系的关注和介入的基础上。此外, 中产阶级的兴起也是促成劳资关系缓和的重要力量。
三、失衡的地方政府和资本是导致中国劳资关系失衡的基本原因
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和资本缺少约束, 尤其是受到普通民众、普通劳动者的约束。到目前为止,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产生实际上主要由上级领导决定, 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首先对上级负责, 其次才是对治下的民众。而上级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首先是GDP。与西方相比, 在中国, 资本更具稀缺性, 而劳动相对更为富裕, 尤其是体力劳动。当资本和劳动发生冲突时, 地方政府从发展地方经济出发, 首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多地站在资本一边。中国现在普遍存在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 不断报道的矿难在相当程度上是资本和地方政府共谋的结果, 至少也是心照不宣的默契。
所谓失衡的地方政府在这里是指, 地方政府更多地照顾资本的利益而相对忽视劳动的利益, 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失去应有的中立和平衡。从以上分析可见, 地方政府的失衡、从而资本的失衡是中国劳资关系失衡基本的制度原因。那么, 如何让地方政府成为一个平衡的政府从而资本成为受到约束的资本?
四、提高工人的政治力量是实现和谐劳资关系的关键
从以上的理论和中国实际的分析, 我们要得到的结论已比较明显了:劳资双方的力量均衡是实现劳资关系协调进而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 正像国际关系的和谐来自于国家间的力量均衡。那么, 如何才能够提升工人及一般劳动者的力量从而实现和资本的势均力敌?
(一) 建立相对独立、民主和透明的工会
所谓独立的工会, 首先是独立于资方, 否则工会就可能办成类似于国有企业的福利机构, 很难有效地维护工人的利益。如果让工会依附于地方政府, 则等于让地方政府给资本帮忙, 工会和资本的抗衡力量将更为削弱。
工会内部要实行民主制度, 工会内部的运作是透明的。如果工会主席是政府任命的或在资本的影响甚至安排下产生的, 工会主席很容易为资本所收买, 很容易背离工人群众的利益。这就需要工会是民主透明的。透明保证了工会干部的行为在工会会员的有效监督之下, 而民主保证了工会群众有能力通过选举选择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干部, 能撤换不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干部。
(二) 民主制度的完善
就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来说, 民主制度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 只有在民主制度条件下, 政府才能在处理劳资关系时采取中立和兼顾两方利益的立场, 因为资本用GDP来约束政府, 而工人用选票来约束政府。另一方面, 民主制度要求新闻自由。只有在新闻自由的条件下, 工会的透明度才能有比较可靠的保证。否则, 工会很容易脱离广大工人群众的监督, 即便在工会内部有完全自由的民主选举。此外, 只有在民主制度普遍完善的条件上, 工会内部的民主制度才能很好地建立。
(三) 更新党领导工会的观念
在革命时期, 党对工会的领导是直接的。到了和平建设时期, 人们就形成了一种既定的观念, 党对工会的领导就应该是工会直接受命于党委和政府。这种对党的领导的理解是片面的。
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个问题:劳资关系有着天生的冲突性, 能否将工人的利益由第三方来代表, 包括地方党委或通过所领导的地方政府, 从而利益能得到保障?答案是, 这种对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往往是脆弱的。地方政府本来应是地方民众利益的代表, 应该代表所有地方民众的利益, 包括弱势群体, 是存在冲突的利益群体的中立者, 本身应没有独立于广大民众的特殊利益。但当地方政府的官员一旦任命后, 政府官员也有着天生的自利性, 由于手中掌握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当这种权力缺少约束尤其缺少竞争性时, 地方政府的官员就可能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 并可能失去利益中立的地位, 和在利益上更接近的某些利益群体拉近距离同时疏远和这些利益群体存在利益冲突的利益群体。这时, 地方政府就可能亲近资本而疏远劳动, 更多地保障资本的利益而有意无意地忽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 成为失衡的政府。
因此, 中国要想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 最根本的不是指望地方政府来代表工人, 尤其在目前这个民主制度远未完善的阶段, 而是要设计一种机制, 使得工人能有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 而工会, 如果是充分独立、民主和透明的, 则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由此, 建立起和谐的劳资关系, 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也就得到加强。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加强党的领导悖论:加强党的领导的方式不当而导致党的领导实际削弱的现象。我们的政府称为人民政府, 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如果一种制度安排更能增进人民的利益, 政府没有理由不接受这样的制度安排, 而拘泥于具体的政府对工会的管理方式。总之, 我们要带着科学的态度来讨论加强党的领导。这方面,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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