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失衡（共10篇）
社会失衡 篇1
摘要：二战后, 菲律宾中央政府过于激进的国家整合政策和过于极端的民族同化政策摧毁了多民族国家赖以依存的和解制度框架。随后几十年间, 由于未能建立起符合各方核心利益和基本需求的“民族共存体”, 中央政府培育菲律宾“民族共同体”的各种努力也便归于失败。
关键词：菲律宾,社会建设,政治危机
菲律宾南部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体制和制度背景。二战后, 从西方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的菲律宾, 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未能处理好分配性、认同性等关键问题, 特别是官方政策接连失误,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整体安排失当, 致使南北部地区政治权利分配严重失衡、经济水平差异不断扩大、宗教信仰冲突日益加剧, 从而在穆斯林世界里全面引发了对战后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产生致命伤害的分配性危机、参与性危机、渗透性危机、认同性危机, 并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合法性危机, 彻底激化了南部地区的社会矛盾, 驱动各“碎片”地区进入权力秩序重构状态, 使国家同时面临社会分裂危机和国土分裂危机。
一、以战后不合理的经济制度为主要支柱的物质利益输送格局, 在菲南地区引发了分配性危机
1. 南弱北强的二元经济结构加剧了菲律宾群岛南北方的区域发展失衡矛盾。
西班牙和美国先后在菲北地区经营了三百多年时间, 因此当地种植园经济和工业经济基础相对雄厚,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高。同时, 菲北地区面朝东亚地区主要国家, 地理区位和交通条件得天独厚。相比之下, 菲南地区由于政治闭塞和战乱破坏, 社会经济发展缓慢, 长期以来处于自然经济状态。战后, 菲律宾以中央政府统治下的北方地区为中心, 大力推行经济振兴政策, 至1950年工、农、矿业生产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水平。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 菲律宾积极接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海外转移的产业, 以首都马尼拉为轴心, 将大量开发项目集中布局在菲北地区的吕宋岛等地。在菲律宾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菲律宾南部等偏远地区却“被遗忘”了。实事求是地说, 由于菲律宾中央政权对菲南地区的渗透性不强, 想要在群岛南北两端统一进行完整的、合理的经济布局确实是勉为其难。但是, 这种客观上重北轻南、重首都轻边疆、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发展政策, 确实在国内形成了很不公平的、影响很恶劣的二元化利益分配格局, 直接导致棉兰老岛等穆斯林聚居区成为菲律宾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战后这些地区长期民生凋敝, 失业问题严重, 绝望与愤懑随之情绪弥漫。
2. 巧取豪夺的土地制度加剧了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和天主教徒的贫富分化和利益冲突。
美国殖民时期制定的菲律宾土地法, 曾宣布菲南地区为“非法土地”, 明确规定了新移民可无偿占有的土地数量和穆斯林土著可自行拥有的土地面积上限, 鼓励北方天主教徒南进圈占土地和移居拓殖, 从而压缩穆斯林生存空间, 以间接方式最终对菲南地区形成有效控制。战后, 菲律宾政府出于维护北方权贵资本精英集团和大地主阶级利益等考虑, 对美式殖民模式进行了严重的“路径依赖”, 继续在菲南地区维持巧取豪夺的土地产权转移和兼并政策。在战后南进移民潮的巨大冲击下, 菲南地区大量穆斯林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 沦为佃农或破产, 引起严重不满和反抗。
二、以战后不科学的政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权力分配格局, 在菲南地区引发了参与性危机和渗透性危机
1. 以菲北天主教徒为主体的政治生活框架设计从制度上排斥了南部穆斯林的利益诉求渠道, 形成一种非常失败的多民族国家治理模式。菲律宾共和国的诞生是菲北地区大资产阶级和地主权贵集团通过渐进式和平请愿和谈判等方式同美国政府进行交易的产物, 从建国到国家制度设计、从中央政府第一次成立到历次换届选举, 都缺少菲南地区穆斯林的参与。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所谓民主制度, 在种族分立的大背景下, 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文字游戏。由于无法参与全国性的政治生活, 难以在国家层面为自己的利益说话, 菲南穆斯林对位于马尼拉的中央政府非常抵制和不满。
2. 菲南移民政策和菲式民主选举制度的不良结合, 导致穆斯林土著在地方政治生活中遭到逆向淘汰, 严重侵损了其原本享有的执政、参政和议政权, 引发政界和社会动荡。战后, 中央政府大规模的天主教徒南进移民政策加大地改变了菲南地区的政治力量对比, 空前压缩了穆斯林传统政治生活空间, 引发了可怕的政治后遗症。二战结束后, 菲律宾政府为了确保北方地区的稳定, 将菲律宾共产党于1942年建立的革命武装“抗日人民军” (又称“虎克军”) 向南方边远地区驱赶, 并把大量投降的虎克军士兵安置在了菲南棉兰老岛等地。同时, 为加强对南部地区的控制, 菲律宾政府采取了过于激进的政策, 持续向南部地区输送天主教移民, 打破了菲南地区原本的政治社会生态, 天主教徒在人口规模上逐渐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从上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 由于选民比例失调而在竞选中遭遇失败, 不少南部省份的穆斯林逐渐失去了对当地各级政府机构的领导权。失去权力即意味着失去了对社会运行规则和各类经济、矿产、渔业资源进行支配的能力, 土著自治的安乐社会生态演变成了受制于移民的紧张政治生态。这直接引发了穆斯林群体的政治生存危机, 成了当地人武装反抗的导火索。
3. 菲南地区的自治政治传统所形成的“去中心化”政治运行体制, 解构了菲律宾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 对中央政权的跨地区渗透努力形成了全面狙击。菲律宾南部封建势力强大, 地方割据严重, 几百年来各自为政的宗教势力和地方势力有着天然的自主倾向以及与国家对峙的倾向。在当地的伊斯兰社会里, 对本宗教、本乡土和本民族的忠诚成为维系种群和社区的纽带, 超越于这些因素之上的“国家”反而缺乏吸引力和号召力。战后, 南部地区地方-国家、族群-国家等二元势力的冲突始终没有停息, 可以说, 以权力上的“一盘散沙”、以观念上的“有家无国”为主要特征的菲南政治生态为社会分裂危机和领土分裂危机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三、以战后一元化的民族宗教文化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建设活动, 在菲南地区引发了认同性危机
1. 受西班牙和美国殖民统治的影响, 菲北天主教徒形成了强烈的心理优越感和思维定势, 认为自己代表先进文明和国家发展方向;相反, 穆斯林却是野蛮落后的未开化族群, 需要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战后, 菲律宾中央政府为了培养国家认同感, 强制推行缺少柔性和弹性的民族同化政策, 引发了穆斯林的排斥和反抗。第一, 在菲南地区大量设立公办学校, 强制推行美式英语教学, 大力传播天主教文化, 试图从下一代穆斯林身上打开缺口, 逐渐消除伊斯兰文化的生存土壤, 实现菲南地区的天主教化。第二, 将北方地区的他加禄语 (Tagalog) 定为菲律宾官方语言 (Filipino) , 通过广播、电视和新闻报纸等媒介工具向菲南地区实施覆盖式传播, 试图消除南北种群之间的语言隔阂与沟通裂痕, 搭建统一的社会交流语境。
2. 一元化的宗教文化政策实际上严重损害了菲南土著民众的文化权利和精神利益, 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 穆斯林群体为了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争, 他们抵制公立学校和对抗天主教宣传的行动构成了新的不稳定社会因素。这为社会分裂和冲突提供了催化剂, 成为战后菲南地区宗教冲突的重要根源, 最终长期的信仰压抑和屈辱换来了“伊斯兰圣战”思想的回潮。
四、战后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各种不合理因素掺杂在一起, 强化了原本就有的合法性危机
民族国家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将原本差异可能较大的各种地理板块、族群系统、文化系统、权力系统、利益体系有机地“粘合”在一起。其中, 经济利益、权力分配处于最核心的地位, 如果未能妥善处理, 会导致整个工程的不稳定性乃至“豆腐渣化”。菲律宾在建国之初, 其合法性就在菲南地区遇到了挑战。二战结束初期, 在菲律宾共和国的筹建过程中, 菲律宾群岛南部的穆斯林政权强烈反对强权者将其“出卖”与“吞并”, 并试图获取来自国际社会的“保护”, 虽以失败告终, 但却影响巨大而深远。菲律宾随后实行的菲式民主治理政策和“去伊斯兰化”激进政策, 更是动摇了其在菲南的合法性基础, “强化”了穆斯林群体反抗菲律宾主流政治势力的传统。
1. 国家合法性不断削弱。
一个国家存在的必要性, 是国家合法性的核心内容。战后继续受到迫害的菲南穆斯林群体虽然不否认菲北民主力量组建独立国家的必要性, 却坚决不认可将菲南地区并入新国家的必要性。基于整个菲律宾群岛的菲律宾共和国具有合法性, 还是仅仅基于菲律宾群岛北部地区的菲律宾共和国才具有合法性, 成为中央政府和穆斯林地方政权之间的法理之争。随着南部伊斯兰运动的兴起, “基于整个菲律宾群岛的共和国”国家合法性面临严重考验。从战后到1965年间, 菲南穆斯林组织积极与印尼、埃及等伊斯兰国家进行交往, 主张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
2. 政权合法性长期不稳。
一个政府是否具有合法性, 一要看其成立程序, 二要看其治下的政绩。然而, 战后菲律宾历届中央政府均由北方天主教徒把持, 缺乏穆斯林参与, 因此其政权的程序合法性存在巨大漏洞;20世纪50年代以来, 中央政府治理下的菲南地区经济发展迟缓、土地改革失败、民众生活困苦不堪, 因此其政权的政绩合法性接连受到挑战。
3. 领导人合法性饱受质疑。
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 菲律宾仅仅是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 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受到了美国的遥控。1972年前菲律宾实行的西方议会民主制, 成为一批亲美的菲律宾上层精英之间的游戏, 在社会上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更得不到南方穆斯林的接受。马科斯建立独裁统治后, 推行铁腕政策, 声名狼藉, 进一步摧毁了国家领导人在伊斯兰社会的合法性基础。
总之, 在相应的历史时期里, 种种合法性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菲律宾中央政府对南部穆斯林进行统治的正当性, 直接导致了菲律宾的领土分裂危机。因此, 从深层次来看, 战后菲律宾南部地区的社会冲突, 本质上是弱势族群对强势族群的反抗, 具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在政治上呈现出不得已而为的被动式形态, 在社会心理上呈现出采取暴力型集体行动的激进状态。利益太过集中, 利益叠加的强化和利益让步的缺失严重背离了人们的综合承受力, 导致利益和道义冲突, 加上两种宗教价值观的内在争夺, 造成人心的失衡以致暴力, 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事件。
由于没有制度做后台, 有效改变弱小者处境的能力便是极端暴力。武装暴动和恐怖主义因此成为弱者暴力的社会化路径。这是种粗暴的选择。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 双方陷入“硬对硬的苦仗”, 引发了长期的剧烈的社会动荡 (这里主要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对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造成威胁) 。这一社会冲突是一场双输 (lose-lose) 的对决, 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群体都是受害者。以相互尊重和包容为前提、以利益合理再分配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治理制度创新成为解决纷争的唯一理性选择。
参考文献
[1]李捷.独裁阴影下的菲律宾政治危机探析.学术探索, 2006.3
[2]欧阳春艳.当代菲律宾恐怖主义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 2005
社会失衡 篇2
早在2002年亚洲开发银行第三十五届年会“中国日”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就指出，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承认进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自那以后，尽管收入差距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遏制，基尼系数仍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对于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讨论，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等等。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因素会共同加剧着社会的不平等？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贫富分化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些制度或因素本身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可以说，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
一篇有关北京市出租车行业的调查报告(见王克勤《“空手套白狼”起家：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详尽地分析了北京市出租车行业的运行情况，同时也给我们分析贫富悬殊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按照出租车司机的说法，他们每个月的营业额在九千元左右，即每天大约三百元。但这营业额的一半左右，要作为“份钱”交给出租汽车公司（据上述报告，份钱最多的达到五千多元）。除此之外，这九千元中，还要包括下列支出：燃油费一千八百元左右，修理费约四百元，车上用餐费三百元（每日十元），应付罚款等其他开支每月一百元，每年的出租汽车车辆、计价器年检费等费用合计每月平摊三十元，个人收入调节税每月六十元。扣除上述开销后，出租车司机的实际收入大约为每月一千八百元（这个收入水平也为一项全市的调查所证明）。如果发生患病、严重违章以及其他事故等情况，可能连一千八百元的收入也无法保障。而且，这表面看起来还差强人意的收入，是以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有关调查表明，出租车司机平均工作时间都在每天十三小时以上，就是说，如果按每天八小时标准工作时间计算，在工作时间里将份钱和其他必不可少的开销挣出来就算不错了）和节假日不休息为代价的。即使是以一千八百元计，我们也可以看出，它只相当于上缴给公司的不到二分之一，甚至只有三分之一稍强。
在过去，昂贵的购车款是由公司支付的。但近些年来情况已经明显不同了。首先是车价大大下降了；二是现在的出租汽车公司已经用风险抵押金等名目，基本将购车款转嫁到司机的头上。就是说，一个司机要租用公司的出租车，要向公司交纳三万到五万甚至更高的风险抵押金，许多跑“双班”的出租车司机开一辆旧夏利给公司交的风险抵押金高达八万元。尽管从理论上说，在合同期满后风险抵押金是可以退回的，但正如上面的报告所披露的：许多人离开公司的时候，风险抵押金已经被公司连扣带罚而所剩无几。这意味着，至少从逻辑上来说，购车款基本是由司机垫付的（司机普遍将这称其为自己的投资）。正因为如此，有人说，现在的出租车公司实际是空手套白狼。但从最后收入的分配上来看，同时付出购车款和劳动的司机只能得到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出租车公司则得到三分之二（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一些由公司承担的费用和成本，故不能完全看做纯收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收入分配的格局？许多人将其归之为出租车行业的垄断以及大量想做出租车司机的人的存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所谓劳动力的几乎无限供给）。这当然是没错的。但问题在于，只要是在这种垄断行业中，只要是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的情况下，这种极端不公正的收入分配就是天经地义的吗？就是必然会存在的吗？实际上，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劳资双方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是高度失衡的，或者说达致追求利益能力均衡的机制是缺乏的。正如有关的调查所表明的，在签订有关合同时，作为劳方的司机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试想，如果有能真正起作用的出租车司机的工会组织，有工会与公司之间的工资谈判机制，有工会可以施加压力的制度化手段，利益分配上的如此不合理的状况就有可能得到改善，即使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而事实上，为了保护劳方的利益，我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开始推行集体协商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对企业内和行业内的集体协商制度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而且特别突出了工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但在出租车行业中，似乎并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这样就使得一盘散沙的司机缺少用集体或组织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合法利益的机制。可以说，正是这种权利的失衡，造就了一种高度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
追求利益的能力与权利的失衡，已经开始成为塑造中国的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结构的一种重要力量和机制。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两极化结构就开始形成。而追求利益的能力与权利的失衡，就突出地表现在两极社会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其实，所谓强势或弱势的概念，首先指的就是社会影响力或是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强势群体一方，各种力量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在九十年中前期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可以看做是一个开端。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这个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
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这首先表现在，弱势群体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根据1999年2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权发展五十年白皮书》，1998年初选出的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共二千九百七十九名，其中，工人农民占百分之十八点九，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八八，干部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一七，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占百分之十五点四四，解放军占百分之九，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占百分之一点一七，归国华侨占百分之一点二四。很显然的，弱势群体拥有的众多人口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代表的比重是很不相称的。而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弱势群体难以充分行使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如游行、请愿、罢工等。在西方市场国家中，弱势群体即使拥有这些权利，他们也仍然处在弱势的地位。而在利益已经高度分化，弱势群体连这些最基本的权利也难以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就只能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二、权利低水平均衡下的非制度化生存
那么权利的失衡是如何形成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在正式制度层面上的权利低水平均衡。更确切地说，目前我国各群体在社会权利上是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与非正式层面的事实上的权利失衡结合在一起。
所谓权利的低水平均衡，在现实的层面上表现为对社会各个群体——包括穷人和富人的权利保护均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上，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低水平的权利均衡。在最近一段时间，“私有财产入宪”的问题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这种权利的低水平均衡有着直接的关系。事实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无论是富人的财产还是穷人的财产，都缺少法律的和制度化的保障。前者如资本创造的财富，后者如城市中被强制拆迁的住房和农村中被强制征用的土地。而在市场经济所创造的新的社会关系中，这种权利的保护就更是缺乏。如在面对政府的时候，私有企业的权利是什么？在面对劳方的时候，资方的权利是什么？在面对资方的时候，劳方的权利是什么？在面对政府的时候，普通民众的权利是什么？对于上述诸如此类的权利，不仅缺乏保护，有些甚至连基本的界定都付诸阙如。
正因为对各个群体的权利均缺乏正式的、制度化的保障，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非制度化生存现象”。举例来说，在经济生活中，如果一个企业遭遇到被政府部门处罚之类的事情（不管自己是否有过错），通常的做法是：首先看政府有关部门中有没有熟人或“关系”；如果没有，就要尽力搜寻朋友、下属以及他们的亲属中有没有上述的熟人或“关系”；找到了这样的熟人或“关系”，如果遇到的不是什么大事情，当然是请吃饭、送礼物，以求通融；如果遇到的是较大的问题，就需要行贿或其他的交易了。一般的情况下，应当是“圆满”的结局，对企业的处罚规避掉了，企业节省了一笔开支，有关的人员得到了好处，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会结识新的朋友、缔结新的“关系”，从而为今后的“故伎重施”做好准备。甚至一些本来正当的事情，也需要通过这种非正式的方式来进行。
上述状况，在中国企业界中恐怕不是个别的现象。诸如此类的现象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将这种生存状态称之为“非制度化生存”。所谓非制度化生存，是指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缺少确定性，对社会行为主体的权利缺乏明确的界定和保障，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的时候，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而结果，则取决于每一次具体博弈的特定环境。
而弱势群体的“非制度化生存”更是显而易见。在收容制度废除之前，一个公民在城市的大街上行走，只因为没有证件或证件不全，就有可能被收容，甚至受到人身侵害乃至失去性命；一个城市居民的住房可以在不经过房主同意的情况下，以极不合理的补偿费用被强行拆除，而权益受到侵害的一方除了很少能解决问题的上访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保护自己权益的方式；在每一年，全国大约有几百万的农民工的工资被全部或部分的拖欠，而他们除了采取爬吊车威胁自杀的方式之外，很少有其他有效地保护自己权益的手段；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
但是，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层面上，不同群体的社会权利远不是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事实上的不均衡状态。因为不同群体的结构位置、社会影响力以及所拥有的机会结构是不同的，因而他们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和事实上的权利也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也突出地表现在前面所说的强势与弱势群体之间。
以上述的企业“非制度化生存”为例。从理论上说，这种非制度化生存可以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情境之中。一种我们可以称其为“避害型非制度化生存”，前面所讲的例子就是典型的“避害型非制度化生存”。企业在这样的行动中，是为了规避掉对自己的惩罚。另外一种我们则可以称之为“趋利型非制度化生存”。也就是说，是通过某种非制度化的手段来获得利益。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的“圈地”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最近有业内专家估计，八十年代末以来，土地出让、转让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最保守的估计每年也达一百亿元以上，“比走私造成的损失还要大”。据国土资源部初步统计，1999年至2002年，全国立案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达五十四点九万件，涉及土地面积十二点二万公顷，即达十二点二亿平方米。对土地违法责任人给予行政或党纪处分的有三千四百三十三人，刑事处罚的有三百六十三人。可以说，这些国有资产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在这种某些企业或个人的“趋利型非制度化生存”中流失的。
但在现实中，这两种非制度化生存往往是难以区分的。比如，一个民营企业要在银行贷一笔款。假设从项目本身来说，这个贷款风险很小，银行是应该贷给他的。但在现实中，要真正贷到这笔款，有时候又需要向银行的有关人员行贿。在这种情况下，行贿的行为是趋利还是避害？从本应该按正常程序就可以得到贷款的角度说，这是一种避害，即避开了应得到贷款而得不到的害。但相对那些应该得到贷款的企业和项目却得不到贷款而言，这又具有趋利的含义。其实，非制度化生存环境的魔力也就在这里。正如我们在一开始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的，这时候问题的是非可能都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能找到谁来疏通和解决问题。从逻辑上来说，趋利与避害越是交织在一起，它的威力也就越大。
而近些年来我国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大，是与这种权利的事实上的不均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三、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从权利的低水平均衡到高水平均衡
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是人类自古就有的理想。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问题显然比理想要复杂得多。
这个问题对于当下中国的现实涵义是：在过去二十多年改革的过程中，社会分化在明显加剧，贫富悬殊不断扩大。一方面，是由农村和城市中的贫困人群所组成的弱势群体，另一方面，则是由富人所组成的强势群体。而且，由于市场转型本身的不规范，财富积累过程明显地带有不公平甚至不道德的因素。有人将其称之为财富的“原罪”。而社会对这种财富积累过程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同时，由于新的产权关系的出现，改革前不曾存在的劳资关系出现了。因此，如何处理穷人与富人、资方和劳方之间的关系，已经是我们这个社会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
如前所述，在贫富悬殊日益加剧的背后，是不同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不同。指出这一点的目的是在于，在关注贫富悬殊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仅仅将目光集中在分配制度上（尽管这是很重要的），而是必须将其背后的社会权利问题纳入关注的视野，因为在分配制度背后的恰恰是社会权利的分布。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是建立在各个群体和阶层权利大体均衡的基础上的。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通过社会权利关系的调整，来不断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过程。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方社会也出现过严重的贫富分化。但在后来的发展中，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下半期，社会公平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这种改善与两个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一是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二是在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中，逐步形成了雇主和劳工之间的权利均衡，并最终形成了雇主组织、劳工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主义制度框架。可以说，没有这样一种大体保持权利均衡的制度框架，今天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很难建立起来的。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个制度框架以及所保障的权利均衡，才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我们都知道，在最近的几十年中，西方社会中罢工之类的工人运动已经越来越少，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权利均衡机制在起作用。
最近一段时间，有这样两种呼声：一种是呼吁保护富人的财产和权利；另一种则认为，真正需要保护的是弱势群体的财产和权利。其实，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财产和权利都应当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这样才能实现权利的高水平均衡，从而建立一个既有利于发展，又有利于公平的社会。
权利的高水平均衡在宏观制度框架上将体现为一种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在这种宪政体制中，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压力做出制度性安排，而国家的作用则在于充当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裁决者。
四、构建利益均衡的具体机制
就目前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这至少涉及如下的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的转型。近些年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成为一个不断出现的议论主题，这说明两者之间的矛盾已经日益突出。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而言，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困难的抉择。从一个方面来说，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是完全必要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目前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格外关注经济的时代，如果社会公平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也是不可取的。因此，简单地说用社会发展为中心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恰当的。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应当是重心的多元化。这种重心的多元化突出体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上。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由于民间经济要素特别是民间企业家的弱小，政府往往在起企业家的作用，经济工作一度成了政府工作的重点。而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失衡，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重心的多元化意味着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化。社会公平绝不是也不应该牺牲市场中的效率原则，更不能改变二十多年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但同时，政府过多承担经济职能的现象则应当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的转型意味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变为以公共社会职能为中心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社会公平将成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
二是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再分配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国家对企业的征税。就目前的情况说，我国企业的税负特别是名义税率是不轻的。在２００３年，全国共入库税款二万零四百六十一亿元（不含关税和农业税），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点三，同期的GDP增长预计为百分之八点五，因此税负远远高于ＧＤＰ的增长速度。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达百分之十七点六左右，比前年提高约一个百分点。但问题是税收效率不高，企业偷税逃税现象严重；相反，国家征税成本很高，这实际上减少了国家可以用于再分配的财力。第二，个人收入所得税。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高收入群体税收的征缴存在很多漏洞，个税很难成为调节贫富差别的有效机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如果将农民的负担看做是一种变相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话，可以看出，个人收入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在城乡之间是反向的。而在城市内部，工薪阶层与非工薪阶层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第三，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1990年至2001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年均增速为百分之二十九点二，十二年间增长了七点三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全国有三百五十万辆公务车，一年耗费三千元亿人民币。而在2001年，用于低保的费用只有一百亿元，失业保险费只有一百九十亿元。因此，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同时需要改变目前保富不保贫的社保模式）和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
三是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主要体现在劳资关系上。资强劳弱是世界上一种普遍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在目前的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劳动者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表达出来。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劳动者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因此，要建立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
社会失衡 篇3
关键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
1 引言
云南省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集地,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3.41% , 共有8个自治州、29个自治县、37个自治地方, 是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改革开放以来, 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与先进地区相比, 其发展仍然滞后。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经济社会指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与国内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的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在不同民族地区、不同民族之间, 同一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支系之间, 同一民族同一支系不同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
造成这种不平衡发展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由于历史发展的初始条件薄弱, 加上自然地理条件恶劣, 市场经济固有的要素集聚和财富累积效应, 以及不平衡发展战略产生的负面效应, 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现象越来越明显。同时, 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大多与周边国家接壤, 与其他国家有漫长的共同边界, 具有边境的开放性、社会发展的多层性和经济发展滞后性的地域特征, 这些特征决定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产生失衡的灵敏度高, 发展失衡易形成不同于内地、发达地区的效应和反应机制。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导致的价值观念摩擦、社会秩序的不确定、社会冲突和民族矛盾等问题, 不进行有效控制将引发地区性风险或社会危机。为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维护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加快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
2 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评价指标体系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发展不单纯是一种经济或社会现象, 而是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全面进步和可持续的协调发展。发展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 必须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 利用系统观点进行分析和评价。本文借鉴已有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方法, 结合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 从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生活质量和资源环境方面构建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评价指标体系 (表1) 。该指标体系的建立体现了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 强调了生活质量提高和资源环境改善的作用, 充分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 突出了资源环境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对生活质量水平的保障。
注:“+”表示指标为正向指标, “-”表示逆向指标;括号内的数据为权重。
表1中第2列和第3列的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确定。本文请100多位相关的专家对各指标按其在各子系统的重要性进行打分, 然后根据各指标的得分构造判断矩阵, 由判断矩阵求得各指标权重。
3 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程度的评价方法
3.1 指标数据无量纲化
在用n个指标x1、x2、Λ、xn确定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程度时, 这n个指标的单位可能有所不同, 且不同指标之间的数值差异较大, 直接加权处理是不合适的, 也无实际意义。因此, 需要将指标值转化为无量纲的相对数, 同时数值的大小规范在[0, 1]之间, 这种去掉指标量纲的过程称为数据的无量纲化 (或称数据规格化) 。根据评价指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该指标可分为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其中, 正向指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正向的, 该指标值越大越好;逆向指标则相反, 指标值越小越好。
正向指标无量纲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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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z1为指标xi的无量纲值, 表明第i个指标值与包含该指标的指标集中最小值的偏差相对于指标集中最大值与最小值偏差的相对距离。当这种偏差越大时, 则距离越大, 从而使Zi越大, 指标越好。
逆向指标无量纲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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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2) 表明, 第i个指标值与包含该指标的指标集中最大值的偏差相对于指标集中最小值与最大值偏差的相对距离。当这种偏差越大时, 则距离越大, 从而使zi越大, 指标越好。
3.2 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评价方法
首先计算各子系统发展状况的评价值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值, 然后根据评价值的大小判断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程度。
各子系统发展状况的评价值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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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ij为评价指标在各子系统中的权重, zij为子系统中各指标的无量纲值。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值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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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ωi表示各子系统在经济社会发展失衡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权重, Vi表示第i个子系统发展状况的评价值。通过式 (3) 和式 (4) 可计算出Vi和V的值, 再根据Vi和V的值可对各子系统以及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失衡程度做出界定, 发展失衡程度的评价方法见表2。
4 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基本评价
云南省少数民族分布总体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 汉族主要集中于滇东北的昆明、昭通、曲靖地区, 少数民族则主要集中在滇南和滇西地区。表3反映了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总量的分布状况。
注:根据2011年《云南省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计算得到。
本文把少数民族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重超过30%的地区划分为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此设定, 从表3可见, 除昆明、曲靖、保山和昭通外, 其他州市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重都超过了32%。因此, 本文所指的少数民族地区包括玉溪市、丽江市、普洱市、临沧市、楚雄州、红河州、文山州、西双版纳州、大理州、德宏州、怒江州和迪庆州等12个州市。
本部分主要分析了2010年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状况。首先对各子系统发展失衡程度进行评价, 然后对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程度进行综合评价。表中数据主要来自2011年《云南省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4.1 经济子系统发展失衡的评价
根据公式 (1) 、 (2) 、 (3) 计算出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子系统发展状况的评价值见表4。由表2的评价方法可对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子系统的发展失衡程度做出评价 (表5) 。
从表5可见, 云南省临沧的经济子系统发展失衡程度非常严重, 经济子系统发展的评价值仅0.11, 低于玉溪0.5个分值。云南省临沧的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在12个少数民族地区处于最低水平, 第三产业发速度较慢, 工业基础薄弱, 进出口额较低, 从而导致其经济子系统发展失衡十分严重。云南省丽江、红河、西双版纳、德宏经济子系统发展的评价值介于0.4与0.8之间, 处于发展失衡程度严重区域。云南省普洱、楚雄、文山、大理、怒江和迪庆这6个地区的经济子系统失衡程度也非常严重, 指标层的各个指标所对应的值都处于较低的水平。云南省玉溪的经济子系统发展失衡程度较轻, 经济子系统指标层中的6个指标有3个指标的值稳居第一, 但玉溪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在12个少数民族地区处于最低水平, 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较慢, 不利于本地区经济的长期发展。
4.2 社会子系统发展失衡的评价
社会子系统发展状况的评价值见表6。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子系统的发展失衡程度见表7。表7表明, 云南省西双版纳的社会子系统不存在发展失衡程度, 其城镇化水平为30%, 高于云南省平均城镇化水平13.4%,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6%, 是12个少数民族地区失业率最低的地区。云南省玉溪的社会子系统发展失衡程度较轻, 其城乡收入比低于省平均水平1.6%。云南省其他10个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子系统发展失衡程度处于严重和很严重阶段, 其中文山是12个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和社会保障覆盖率最低、城乡收入比最高的地区。
4.3 生活质量子系统发展失衡的评价
生活质量子系统发展状况的评价值见表8。从表8可见, 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质量子系统的发展失衡程度。从表9可见, 云南省玉溪的生活质量子系统发展状况良好, 不存在失衡现象。其中, 在生活质量子系统的6个指标中, 玉溪有3个指标值 (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人均公路里程、农村人均住房面积) 在12个少数民族地区处于最高值, 并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云南省怒江的生活质量子系统发展失衡程度严重, 其评价值仅0.12, 为玉溪评价值的13.6%。怒江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79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005元, 两者处于12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最低水平, 分别低于全省平均水平5586元和1947元。云南省其他10个地区的生活质量子系统处于发展失衡程度严重和很严重的程度。
4.4 资源环境子系统发展失衡的评价
资源环境子系统发展状况的评价值见表10。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资源环境子系统发展失衡程度见表11。表11说明, 云南省12个少数民族地区资源环境子系统都存在一定的失衡程度, 特别是楚雄、红河、文山和大理, 这4个地区的资源环境子系统发展失衡程度很严重, 政府部门应分析警情警兆, 采取有效行动, 控制好已出现失衡的指标。
4.5 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综合评价
根据公式 (4) 可计算出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评价值 (表12) 。由发展失衡的划分标准, 可对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程度进行评价 (表13) 。
从表13可见, 云南省12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都存在失衡现象, 但各地区失衡程度有所不同, 引起失衡的原因也不一样。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程度较轻的地区有玉溪和西双版纳, 其综合评价值分别为0.64和0.61, 发展失衡对地区社会稳定影响不大。但云南省玉溪的资源环境子系统和西双版纳的经济子系统、生活质量子系统发展失衡程度严重, 应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程度严重的地区有丽江、楚雄、红河、德宏、迪庆5个, 其综合评价值分别为0.64、0.402、0.49、0.50和0.46, 发展失衡对地区社会稳定产生影响, 社会开始出现轻微动荡, 各种危机有可能发生。寻求引发危机的警源, 丽江、红河和德宏的4个子系统都处于发展失衡程度严重区域, 楚雄的经济子系统、迪庆的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发展失衡程度严重。因此, 政府部门应对这些敏感性子系统给予高度关注, 采取措施努力排查发生社会危机的隐患, 把社会导向良性运行状态。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程度严重的地区主要有普洱、临沧、文山、大理、怒江, 其综合评价值分别为0.39、0.24、0.29、0.36和0.33, 由发展失衡带来的社会风险已影响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因此, 政府部门应立即采取有效行动, 控制好已出现失衡的指标。
5 对策建议
5.1 培育优势产业和发展特色经济, 优化产业结构
经济发展是推动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建立的最基本动力源泉, 人均 GDP水平低是形成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最关键因素。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能否加快发展,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因此, 未来的经济发展要针对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不合理、支柱产业单一、财政收入增长缓慢等深层次矛盾, 必须以现有资源为依托, 寻找自己真正的优势所在, 选择产业关联度高、综合带动能力强的产业作为发展云南省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的重点, 不断提升产业层次, 优化产业结构。在发展民族特色经济方面, 云南省迪庆州有较为成功的经验, 香格里拉县是藏族聚居的主要区域之一, 自国家1998年实施天然林禁伐以后, 政府根据其民族人文资源特色, 积极发展以生态旅游为主的特色产业, 并以此拉动第三产业发展, 推动经济发展。诸如此类的成功个案, 为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作用。
5.2 有重点地引进外资, 促进外贸结构的调整
积极争取与周边国家签订经济、贸易、旅游等协定, 为边贸和口岸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紧紧围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柱产业,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加快发展“贸易区经济”。拓展边境贸易, 继续落实好国家有关促进边贸发展的政策规定, 建立健全具有云南省民族特色的边贸区管理体系, 加大对沿边地区的投入, 力争边境贸易明显回升。在制定对外商投资普遍性优惠政策的基础上, 尽快制定重点产业, 将外商直接投资与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外贸易主要以一般贸易和边境贸易为主, 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加强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加工贸易的比重, 在外资引进中获得学习效应。
5.3 促进就业工作, 改善人力资本环境
就业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因此促进就业, 改善人力资本环境尤为重要。首先, 完善就业机制是促进就业的基础。加快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 加强相关设施建设, 建立健全全国性的信息共享网络对促进就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次, 鼓励和引导乡镇企业及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加快乡镇企业及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拓宽就业渠道和促进就业有着积极的意义, 同时政府应制定鼓励创业的政策措施, 引导更多的劳动者积极创业并带动就业。第三, 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培训制度。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国民素质的提高, 而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对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政府和企业应根据产业发展要求, 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 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与就业能力, 从整体上提高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就业大军的素质, 服务于经济发展。
5.4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在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活动中, 扩大和完善社会保障覆盖面对促进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 必须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人口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目前这些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完善, 缺乏统一的社会保障机制保护农民的生产生活, 医疗、教育等也缺乏保障, 农民看病难、孩子辍学率高等问题尤为突出。上述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和制约了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的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因此, 通过改革,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是构建和谐社会, 切实解决农村农民问题的关键。其次, 必须建立可靠稳定的资金筹措机制。政府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努力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 加强对社会保障资金的监督, 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保证专款专用。
5.5 加强文化教育、提高整体素质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 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数少数民族人口受教育程度低, 因此仍需加强义务教育和青壮年教育, 杜绝新文盲出现。尤其要巩固和发展农村基础性教育, 通过职业教育、远程教育、短期培训等方式进一步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是一个农业大区, 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低下, 导致少数民族地区人均受教育水平不高, 所以在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重视文化教育。而增大教育投资是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根本, 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针对教育资源在少数民族地区间的不合理分配造成经济社会水平差距大的情况, 均衡教育资源, 真正做到在受教育面前人人平等, 才能真正推动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
5.6 加大医疗卫生投入, 改善生活质量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关系到各民族生产生活的改善, 关系到各民族身体健康素质的提高, 是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出生时预期寿命是生活水平、医疗水平和居民健康水平的综合表征。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多数人口已完成第一次卫生革命, 相对来说已摆脱了传染病的困扰, 现在面临着以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和慢性病为主的“第二次卫生革命”。因此, 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要进一步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 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尽快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重点支持以乡镇卫生院为主体的农村医疗设施建设, 积极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和农村医疗救助工作, 逐步提高补助标准, 减轻贫困群众的医疗费负担。同时要加强对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病和传染病的防治, 保护、扶持和发展民族传统医药。
5.7 合理利用资源, 有效控制环境污染
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污染处理、环境改善方面的指标都很低, 合理利用资源、控制环境污染是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必须加大力度进行改善的问题。通过对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和环境的有效治理, 以保障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主要措施有:①采用政策引导、价格控制的方式, 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科学利用的自然资源保护规定, 以保障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②加大非碳经济的投入, 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通过税收优惠、政府补贴、信贷优惠等方式鼓励社会资本进行投入, 以替代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和开发。③加大环境污染的整治与处理。首先要建立完善的环境监控制度, 做到发现环境污染能得到及时治理。其次, 要建立环境污染的责任落实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对造成环境污染的部门和企业要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的手段进行严厉处罚, 鼓励对污染物的无害化处理, 对污染物的无害化处理和有效利用政府要给予多方面的政策扶植。此外, 政府应加大科技开发力度, 提高净化处理技术, 做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发展地域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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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守失衡 自毁前程 篇4
(2000年11月10日弈于安徽蚌埠)
五七炮边马对屏风马左炮封车
2000年全国个人锦标赛于11月8日至17日在安徽蚌埠市举行。此次大赛，我状态不佳，成绩不甚理想，在此自评第三轮对巴蜀名将李艾东之战。
1、炮二平五马8进72、马二进三车9平8
3、车一平二马2进34、马八进九卒7进1
5、炮八平七车1平26、车九平八炮8进4
7、车八进六…………
布局伊始，双方形成五七炮边马对屏风马左炮封车的流行阵势。此次大赛中，也出现过车八进四的新着，而在刚结束的南北对抗擂台赛上，许银川正是走车八进四而战胜北方队擂主赵国荣的。
7、…………炮2平18、车八平七车2进2
9、车七退二象3进510、兵三进一马3进2
11、车七平八卒7进112、车八平三马2进1
此时也有人走马7进6，车三平八，马2退4，车八平四，车2进2，炮五平四，马6退7，马三进二，炮8平7，炮四平二，车8平9，相三进五，红方占优。可参见第五轮广东吕钦对重庆林宏敏之战。
13、车三进三…………
在近几年的比赛中，红方一般选择炮七退一的变化，经过转换，都可以取得较优的局面。可是李大师现在选择了车三进三，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13、…………马1进314、车三退三车2平4
15、仕四进五车4进116、炮五平六车8进3
17、相三进五卒5进118、车三平八炮1平3
在第二届大棋圣战赛中，吕钦执后手战胜赵国荣时也是下到如此局面，我认为红方这样走不能起到什么作用，因为黑方各子力位置很好，也很协调。
19、车八平七炮3退220、马三进二炮8平7
21、车二平三炮7平822、车三平二炮8平7
23、车二平四…………
红方平车意义不大，不如直接走马二退三兑车。
23、…………士4进524、车四平三炮7平8
25、车三平二炮8平726、马二退三…………
现在再退马，在步数上明显亏了一步。
26、…………车8进627、马三退二卒1进1
28、马二进四炮7退229、马四进二炮7进3(图)
如图形势，红方发展的空间较窄，从盘面上看，虽然子力相当，但各子不好开展。现在黑方进炮邀兑好棋，并由此获得了优势局面。另外也可走炮3平4，炮六进七，马3退5，车七平二，士5退4，亦是黑优。
30、相五退三马3进1
由于红方时限一直较紧，临场我选择了马3进1比较强硬的走法，意在逼对方忙中出错。较稳健的下法是马3退1，车七进四，炮7退6，车七退一，马1退2，车七退三，卒1进1，黑方稳占优势。
31、炮六平五卒1进1
冲卒错误，导致前功尽弃。应改走马1进3，红如马九退七(如炮五进三，则炮7平3，车七平八，卒1进1，黑胜定)，车4进5，黑优。
32、炮五进三将5平433、相三进五卒1进1
34、车七平三…………
红车现在位置不错，却擅离职守盲目捉炮。不如走马九退七，炮7进1(如车4进5，则马二进三，车4平3，车七平六，将4平5，马三进二绝杀)，马七退九，尚无大碍。
34、…………车4进535、马九退七炮3进8
36、车三退二马1进337、帅五平四炮3平1
黑方平炮较为勉强。应改走马3退1，相五进七，卒1平2，黑残棋好下。
38、车三进四炮1进139、车三平八卒1进1
40、马二进三…………
红方应走帅四进一更佳。
40、…………马3退441、帅四进一马4进2
42、马三进四?炮1平2
败着。红方见此时形势并不差，一心想着如何进攻，却漏算了黑方有炮1平2打车的棋。现在应走炮五平六，黑方只能车4退4，车八退五，红方足可一战。
综观全局，红方在布局失先、时限又紧张的情况下防守得当，而黑方在主动反先时却错失胜机并勉强行事，从而导致局面不利，只是由于红方在最后关头漏算才侥幸获胜。
社会失衡 篇5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公平,公平失衡,社会危机
社会公平既是一种社会规范与原则, 同时又是一种价值追求和社会理想。大学生就业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它有三方面的内涵:一是指大学毕业生在初始就业过程中, 公平地享有就业资源, 平等地参与就业竞争, 既包括社会制度和就业政策环境的公平, 也包括就业权力的平等和就业资源分配的公平;二是指大学毕业生在能力素质相当的情况下, 主要凭借其自身的学识、专业技能、综合素质等人力资本因素获得相应的工作, 而较少地受社会资本因素的影响, 即就业竞争规则、就业程序和就业结果的公平;三是指在初始就业过程中, 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大学生能依法得到补偿和救济, 以实现整体意义上的就业公平。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是指大学生就业公平系统失去平衡的一种状态, 本研究语境下主要指本科毕业生这一特殊群体在毕业后初始就业过程中, 由于存在着一定的非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和干扰, 使得他们处于不能正当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公平的就业机会、公平的就业竞争过程和公平的就业结果的一种不平衡状态。随着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的日趋严峻, 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频频发生, 愈演愈烈, 一旦大学生就业公平过度失衡, 爆发社会危机的风险将激增, 它与转型期其他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 会对社会稳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构成重大威胁。笔者试通过对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的突出表现进行总结, 分析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的社会效应和社会危机演化, 并为政府化解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提供决策参考。
一、问题与发现:当代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的表现形式
1. 家庭社会资本差异归因下的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
近些年来, 随着社会竞争的不断加剧, 大学生就业中的“拼爹”现象越来越严重。优势阶层总是力图最大程度地维持已有的不平等, 他们凭借手中的社会资源千方百计地帮助子女提高就业“竞争力”。2013年12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 “家庭的城乡背景对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有显著影响”。蓝皮书中数据显示, 截止2013年9月底, 来自城市家庭的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是87.7%, 而来自农村家庭的毕业生就业率则只有69.5%。从就业质量看, 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进入公有制部门的比例 (47.8%) 远高于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 (31.1%) , 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进入外资企业的比例 (10.4%) 也比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 (2.5%) 高。与此同时, 城市家庭出身毕业生的平均初职月薪 (3443元) 明显高于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 (2835元) 。此外, 蓝皮书的调查数据还显示, 对于能否进入体制内就业, 父亲的职业具有显著影响:父亲是党政军系统、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毕业生进入体制内就业的可能性显著大于个体户、工人和农牧渔民子弟[1]。长期以来, 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往往能获得更多优质教育资源, 大学毕业后又能较容易地获得更多稀缺就业资源而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 而且包括初职薪资水平、职业稳定性和发展空间等在内的就业质量指数和就业满意度也偏高。而出身劣势阶层家庭的学生则更多地进入了次级劳动力市场, 而且总体就业质量和就业满意度偏低。某种程度上讲, 对子女教育和就业的投入似乎成了优势阶层实现代际不公平传递的重要工具。“拼爹”现象的凸显, 使社会阶层之间的良性流动受阻, 使得城乡二元化、城市二元化现象更加突出, 更多社会下层家庭的子女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 这使得阶层矛盾激增, 对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这一点应引起政府的重视和公众的警觉。
2.制度惯性归因下的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
制度是一种社会结构, 也是一种人为建构。在建构过程中, 特权阶层往往利用其话语权制定对自身阶层有利的规则。制度具有一定的惯性,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提出者诺斯认为, 任何一种现存的社会制度都会具有一种“惯性”, 一旦采取了一种制度, 进入了某种特定的路径或行为模式, 那么, 惯性的力量会使这种制度或行为不断地自我强化, 使人们对原有制度产生一种依赖[2]。长期以来, 由于制度惯性的存在, 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就业相关制度体系已远远落后于大学生就业实践的发展, 并导致了大学生就业的制度性公平失衡。首先, 户籍制度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 承载着生产资料供给、教育、医疗卫生、就业、住房、养老等社会利益的分配, 造成了城乡之间教育与就业资源分配的巨大鸿沟。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区的利益而纷纷制定具有排斥性的就业政策。如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考中的本地户籍限制和本地生源优惠政策, 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 户籍排斥问题更为严重。其次, 现有高考制度的地区差异造成了高等教育起点的不公平, 进而为大学生就业的不公平埋下隐患, 这也导致了高考移民现象一直无法杜绝, 同时, 高考加分和自主招生制度的不完善也为滋生教育腐败提供了土壤, 加剧了高等教育机会不公。再次, 现有多样化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大学生就业的结果公平。特别是在国有单位中, 有正式编制、人事代理、聘用合同、临时聘用等多种用人机制, 用人机制在工资福利上的巨大差距严重挫伤了弱势群体的积极性, 而且这些国有单位在选人方面常有暗箱操作、潜规则、岗位的系统内代际传递等现象。此外, 工资福利的行业间差距也是巨大的, 尤其是体制内的一些掌握核心权力和核心资源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 他们由于政府色彩浓、垄断程度高、工资福利好而成为众多大学生就业的首选。这也导致了过度竞争和权力的寻租行为, 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
3.用人单位选择偏好归因下的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
西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 经济人的一切活动都力图以最小的代价去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在市场经济中, 用人单位也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随着大学毕业生人数的逐年递增, 我国劳动力市场现已完全处于买方市场, 就业岗位成为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 同时,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越来越大, 其成本意识也越来越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用人单位往往根据自身偏好制定许多歧视性规定来挑选员工, 这直接导致了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就业歧视问题层出不穷。近期, 由中央电视台、智联招聘、搜狐网针对5000名大学生发起的关于大学生就业歧视的联合调查结果显示, 有超过70%的大学生在求职时遭遇过不同程度的就业歧视[3]。在遭遇的就业歧视表现形式中, 其中学历院校歧视比例最高, 占52%。该类歧视主要体现在对学历和毕业院校的不合理要求, 有些单位在招聘时不考虑工作实际需要而盲目追求博士、硕士等高学历毕业生, 有些单位则要求毕业院校必须是“985工程”和“211工程”等重点院校。名校和高学历的晕轮效应挤压了毕业生的生存空间, 加剧了“人才的过度消费”现象, 侵犯了毕业生的平等就业权。居第二位的是户籍歧视, 占21%。户籍歧视问题有制度的原因, 有地方政府政策壁垒的因素, 也有用人单位对应聘者的户籍偏好原因。居第三位的是性别歧视, 占12%, 部分用人单位考虑到女大学毕业生工作后结婚生育等方面的影响, 在招聘时常要求应聘者为男性, 有些虽没有注明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往往把女大学毕业生拒之门外。此外, 工作经历歧视、健康状况歧视、外貌特征歧视、民族宗教歧视等现象也都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些形形色色的基于用人单位选择偏好的招聘行为, 有些表现在招聘条件的限定, 有些表现在招聘面试过程中, 它限制了某些特定大学生群体的就业机会, 粗暴地侵犯了他们的平等就业权, 直接造成了大学生就业公平的严重失衡。
4.政府治理责任归因下的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
作为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政府是解决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问题的首要责任主体, 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公平失衡问题的治理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2013年3月13日, 李克强总理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强调:“我们要建立社会保障的安全网, 要保基本, 兜底线, 促公平。……要有更有效的办法, 让就业、求职机会公平, 让创业有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就是应该创造条件, 让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有公平发展的机会, 我们要把公正贯彻到社会的最底层。”[4]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公平是建立社会保障安全网的重要内容之一。政府不仅要想办法消除大学生就业歧视, 保障大学生的平等就业权和合法就业权益, 更重要的是, 政府要努力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就业公平目标, 使全体社会成员能体面地劳动, 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然而,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在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的治理上还存在诸多不足, 尚未建立起完备的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治理体系,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的治理效率, 某些地方甚至加重了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其一, 国家有关就业公平的法律政策体系还有较多不适应、不完善的环节, 特别是保障大学生就业公平的法律建设滞后, 未能给大学生就业公平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其二, 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不完善, 尤其是就业信息不对称问题还未能得到有效改善, 大学生就业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偏高;其三, 大学生就业市场和就业歧视行为的监管不到位, 政府对于现存的大学生就业不公平现象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有力的处罚;其四, 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大学生就业不公平的社会救济和补偿体系。大学生在遭遇就业不公平后, 社会的救济和补偿跟不上, 未能有效降低大学生就业弱势群体的不公平感。从而使得矛盾和负面情绪不断累积, 这将会成为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
二、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的社会效应和社会危机演化分析
1. 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的社会效应。
首先, 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使得大学毕业生的人力资本效用遭受严重损失, 这种损失不仅包括知识、技能的闲置以及“从工作实践中学习提升”这部分人力资本的缺失, 也包括由于身心健康原因所带来的健康资本的损失。人力资本效用损失会使家庭教育投资预期收益落空, 特别是高昂的学习成本以及日渐提高的城市生活成本, 已经让不少农村家庭和部分城市贫困家庭捉襟见肘, 一旦高额的人力资本投入得不到预期收益, 可能会出现“因教返贫”的极端现象, 也可能会诱发“读书无用论”[5]。其次, 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使得人力资源不能在市场上自由流通, 一些素质不高的毕业生凭借其社会关系而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 而一些高素质毕业生因遭遇排斥而不得不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 这将最终导致“劣才驱逐良才”现象, 造成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和人才的极大浪费。再次, 就业公平失衡, 使得弱势毕业生群体趋向于获取更高的学历资本来参与就业竞争, 这样的趋向投射在教育市场上, 会形成对高等教育的虚假需求, 会使教育投资膨胀, 带来“过度教育”等社会问题。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会形成巨大的社会排斥, 弱势毕业生群体被排斥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之外, 这对毕业生而言将意味着较低的工资收入、较少的城市社会保障福利和较低的社会地位, 若缺乏社会及家庭支持, 这个群体可能会陷入贫困和被边缘化的境地。当大学毕业生群体的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往往会走向政府的对立面, 成为社会危机爆发的导火线。
2. 大学毕业生群体的特殊性与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的社会危机。
美国著名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认为, 遭遇就业不公平者或失业者的受教育水平越高, 不安定因素走向极端的可能性就越大, 对社会的破坏程度就越大。其一, 大学生作为社会上最有活力的群体, 人数众多、思想活跃, 具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和批判精神。其二, 大学毕业生对社会的民主参与有较高期望, 对参与政治和表达诉求的途径和方法也较为熟悉。其三, 大学毕业生群体掌握现代传媒技术, 拥有相对广泛的社会网络。其四, 大学毕业生刚刚从大学走向社会, 缺乏社会经验, 容易冲动和被人利用[6]。这种现象已被历史实践所证明, 20世纪90年代初, 在前苏联政治演变进程以及中亚国家颜色革命中, 充满活力但看不到前途的大学毕业生在其中充当了先锋的作用。再如2010年底西亚北非等国家爆发的政治动荡中, 走向政府对立面的失业青年利用互联网络迅速集结抗议者并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 点燃了政治动荡的火药桶, 甚至导致政权垮台。世界银行发布的《2013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 就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石, 其回报远不仅限于经济收入, 就减少贫困、让城市有效运作、为青年提供机会、提升社会凝聚力而言, 就业至关重要[7]。就业对个体而言意味着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 对家庭而言意味着希望, 对整体社会而言意味着和平稳定。当大学生就业公平处于失衡状态的时候, 潜在的社会危机风险会成倍增加。
3.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引起的社会危机演化路径分析。
大学毕业生就业公平失衡演化为社会危机的过程中有三个关键性因素:一是个人人力资本效用损失;二是损失的无补偿性;三是否定性传播。一般来讲, 大学毕业生就业公平失衡引发的社会危机演化遵循这样一条路径 (如图1所示) 。大学毕业生就业不公平遭遇会造成个人人力资本效用损失、家庭利益损失、劳动力市场分层、社会排斥、贫困和边缘化等一系列问题, 当这些损失一段时间内不能得到及时补偿的话, 往往会引发毕业生的社会挫折感、社会不满情绪和非理性冲动行为。同时, 他们会利用各种发达的现代传媒技术, 通过其社交网络传播负面言论, 这种否定性传播使得社会风险激增。当遭遇就业不公平是个别现象的时候, 一般不会构成社会危机, 但是当社会上这些负面情绪和非理性冲动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群体性不满和群体非理性行为, 当各种社会矛盾叠加, 会形成矛盾的聚合效应, 最终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张力, 使得社会变得非常脆弱。尤其是, 在外界刺激下、特定社会事件的诱发或是某种社会敌对势力操纵下, 这种张力最终可能会以社会冲突的形式释放出来, 这将会使社会处在危机之中, 对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带来重大挑战, 造成社会重大损失。
三、政府责任视角下化解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的若干对策建议
(一) 推进大学生就业公平的法制体系建设
1.出台《公平就业法》。
法律是推进大学生就业公平的首要保障。在我国现有涉及大学生就业公平的法律条款主要集中在《宪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等法律的相关条款中, 专门针对大学生就业公平的法律条款几乎空白。从大学生就业公平的实践来看, 这些法律的相关条款原则性偏强, 界定模糊, 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而且随着就业形势的变化和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 现有相关法律已远远滞后于大学生就业实践的发展。因此, 笔者建议政府要尽快制定《公平就业法》, 把全社会的就业管理纳入法制的框架, 为大学生就业公平提供专业的法律支持。《公平就业法》要把平等就业权作为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加以保证;要对大学生就业公平保障的责任主体、适用条件、就业不公平行为等进行清晰、科学的界定;要明确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应承担的后果和具体处罚措施;要明确政府职能部门对就业不公平行为的监管职责和遭遇不公平待遇者的诉讼权利、程序和救济措施。要真正使大学生就业公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 成立国家就业公平保障委员会。
我国大学生就业管理职能分散在三大部委。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就业促进司设有高校毕业生就业处, 负责牵头拟订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就业援助和特殊群体就业政策等工作。教育部高校学生司设有就业处, 主要负责指导高校开展大学生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 参与拟订毕业生就业政策, 组织实施国家急需毕业生的专项就业计划。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设有就业和收入分配司, 主要负责综合分析并提出促进就业、调整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建议。总体上看, 我国目前的大学生就业管理格局比较分散, 难以形成有效合力。因此, 笔者建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设立“就业公平保障委员会”, 统筹全国的就业公平保障工作, 通过《公平就业法》明确赋予就业公平保障委员会在各种就业不公平行为监督检查中的法律义务、职责权限、执法程序等, 同时在该委员会下设立“大学生就业公平保障分会”, 专门负责统筹全国大学生就业公平保障工作, 起草有关促进大学生就业公平的法律法规, 受理指控、申述并组织调查各种大学生就业不公平行为, 对各种就业不公平行为提起诉讼并监督处罚的执行, 同时提供就业公平的政策宣传、指导和咨询等。
3. 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是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和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最主要的制度性因素之一。正如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同样, 某些法律和制度, 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 只要它们是非正义的, 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8]然而, 历史形成的户籍制度附加了诸多社会利益分配功能, 牵涉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 其改革不会一蹴而就, 要从根本上打破区域政策壁垒和社会阶层壁垒, 消除就业歧视, 必须加快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步伐, 并最终实现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和迁徙自由权。笔者认为, 政府应下决心出台《户籍法》, 把公民的迁徙自由权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 将原来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劳动制度、人事制度、工资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等与户籍制度剥离, 制止带有户籍歧视的行政条例和规章制度的出台, 限制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对大学生就业公平权利的侵害, 为高校毕业生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和价值实现创造一种宽松的政策制度环境[9]。
4. 加大对就业不公平行为的监管和惩罚力度。
大学生就业不公平现象之所以层出不穷, 与政府部门对大学生就业不公平行为的监管不严、惩罚不力, 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太低有着很大关系。一方面, 现有法律对大学生就业不公平行为的界定比较模糊, 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现有法律的贯彻执行问题, 目前我国对认定的就业不公平行为主要是采取责令限期改正等行政处罚方式, 基本不涉及民事和刑事处罚, 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这使得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往往过度使用用人自主权, 任意设定歧视性招聘条件。因此, 一方面, 政府要完善职业标准体系和职业准入制度, 制定各行业从业条件的统一标准并向社会发布, 为大学生求职和用人单位选人提供参照;另一方面, 政府需要制定更加明晰的责任认定和处罚细则, 加大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 从而抑制大学生就业歧视行为的发生。同时, 还要充分利用媒体的监督作用, 对在就业中发生的各类钱权交易、暗箱操作等腐败行为进行揭露, 对就业程序进行多重监督, 逐步消除大学生就业中的容易滋生腐败和不公平的“灰色地带”。
(二) 建立并完善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的风险防控体系
1.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学生就业信息网络。
要解决好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问题, 改善大学生就业信息不对称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条件。工作搜寻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告诉我们, 在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 谁拥有了充足的就业信息、谁拥有了足够的社会资本, 谁就可以获得理想的就业岗位。改善就业信息不对称的核心在于向大学生提供充分的就业信息和系统化的就业指导, 促进供需信息的有效匹配, 进而促进有效的就业决策。当前, 各级政府、行业组织和人才中介虽然建有形式多样的人才信息平台, 但其在信息管理和服务水平上参差不齐, 全国缺乏统一的就业信息编码规范和平台, 毕业生不能便捷地获取充足的就业信息, 用人单位也不能便捷充足地获取毕业生信息, 政府部门更是无法有效地掌握就业供求数据。因此, 建立全国统一的就业信息网络已迫在眉睫。笔者建议, 政府应责成人力资源与社会劳动保障部或教育部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 如全国大学生就业信息中心, 进行归口管理, 同时在各省设立分支机构, 通过这些机构来整合全国大学生就业信息资源。要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现代化就业信息平台, 制定全国统一的就业代码规范, 实现全国的就业信息资源共享, 以便所有用人单位和大学毕业生能通过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传媒在全国范围内自由地获得招聘和求职、工资价位、劳动法律法规、就业政策等信息, 同时还要进一步推动就业信息采集、加工、分析和流通的机制建设。
2.加强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监测和社会危机预警研究。
大数据时代, 使更精准的大学生就业数据监测和分析成为可能, 全国大学生就业信息中心及其分支机构要协同对全国大学生就业信息进行监测和分析, 要广泛在各高校、人才交流市场、用人单位等机构中设立大学生就业信息监测站, 赋予这些监测站以大学生就业信息统计的职能, 及时收集更新大学生就业信息, 同时规范大学生就业数据的采集标准和报送程序, 以保证所获信息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及时性。全国大学生就业信息中心在汇总就业数据后要定期向社会公布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供求报告, 为求职大学生和用人单位提供有益参考。此外, 全国大学生就业信息中心还可以与高校、就业服务机构、就业研究机构一起合作, 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供需和大学生就业质量的调查分析工作, 加强对大学生就业的趋势预测、分类研究和政策研究, 以减少大学生求职过程中的盲目性, 对于不同类型的大学生就业人群提出配套的服务措施, 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就业咨询服务, 同时重点加强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的社会危机预警研究, 完善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的社会危机预警机制和危机应急预案, 把大学生就业公平失衡引发的社会风险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
3.着力完善大学生就业不公平的补偿机制。
补偿和救济是权利保护的最后屏障, 欠缺有效的补偿措施和救济渠道, 大学生就业公平只会沦为一种宣示。建立补偿机制就是要保障毕业生在遭受就业不公并造成损失时能得到及时的补偿以保障其基本生活和促进其再就业, 从而降低由此产生社会危机的风险。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存在巨大差距, 大学毕业生作为“理性人”也往往过度倾向于到东部地区、大城市和垄断行业就业。这种趋势加剧了就业难的社会问题, 也造成人才分布的不均衡, 制约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 政府可以考虑从经济补助和政策倾斜等方式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补偿激励政策, 对到基层、边远地区和艰苦行业就业的大学生给予有竞争性的经济补偿和政策倾斜。对少数民族学生、残障学生、经济贫困学生等弱势群体提供基本补助和支持。同时, 政府部门还要指导和扶持高校和社会就业服务机构加强对毕业生的职业培训, 以提升其就业竞争力, 顺利实现再就业。此外, 政府还可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 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 通过政府直接购买公共服务、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来扩大大学毕业生需求、促进大学生就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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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3.
失衡的地方政府和失衡的劳资关系 篇6
关键词：劳资关系失衡,失衡的地方政府,民主制度,独立的工会
一、失衡的劳资关系
资本主义制度建立, 劳资关系也随之建立, 也可理解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份。就西方的劳资关系来说, 经历了一个从激烈对抗到相对缓和的过程。中国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后, 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 外资的进入, 劳资关系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表现在诸多的方面:私人资本快速积累而工人工资却普遍低下且增长缓慢;不少私人公司劳动条件较差甚至恶劣;农民工普遍受到歧视且工资拖欠相当严重;矿难事故不时成为新闻;各种劳资纠纷频频发生等等。
这些现象, 可以概括为劳资关系失衡。所谓劳资关系失衡是指, 劳资双方力量不均衡, 强势一方的资本为谋求自身利益利以其强势地位使处弱势一方的劳动的利益受损。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 劳动往往有求于资本获得就业和发展的机会, 而资本更多地支配劳动, 决定劳动的雇佣、工资、福利、升迁、劳动条件等等, 并总是试图利用这种对劳动的支配地位谋取更多的利润。这就决定了在劳资关系中, 强势的一方通常是资本, 弱势的一方通常是劳动。
劳资关系的失衡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其严重性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从微观方面来看, 这种失衡的劳资关系后果首先是处于弱势一方的工人直接遭受不幸:收入太低首先导致其基本生活面临困难, 工人的劳动能力得不到保持甚至有下降的趋势, 而工人的教育培训从而劳动能力的提高更难落实。工人的不满容易引发种种社会冲突, 形成社会不和谐的因素。从宏观方面来看, 工人收入太低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容易导致生产过剩, 直接的表现是, 一方面大量产品过剩, 而另一方面一般百姓的不少物质需求还得不到满足, 由此导致民间投资的欲望降低、资源浪费、经济增长缓慢。此外, 劳资关系的紧张也不利于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 也导致了投资不充分。其最终结果是一个共输的局面, 首先是工人, 其次是资本, 加在一起是国家及全体人民。
今天, 我们强调要建设和谐社会, 其中重要的方面是要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因此, 我们要认真研究如何在中国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我们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的处理中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结合中国的国情, 探讨在中国如何普遍建立起和谐的劳资关系。
二、西方发达国家劳资关系的演变及其启示
西方的工业革命开始于英国, 从圈地运动开始。圈地运动就是一个强势的资产阶级对弱势的农民的剥夺, 并同时驱使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来到资本家的工厂, 建立最初的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这种失衡的劳动关系在宏观上也导致了严重的生产过剩, 最终导致周而复始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社会极为动荡, 不时发生罢工、破坏机器甚至暴力反抗。这也说明, 失衡的劳资关系对资本和劳动双方从宏观和长远来说, 都是不利的。
那么, 西方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如何逐渐得以缓和?至少有以下原因值得关注:
第一, 西方的民主制度。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有这样的特点:资本在经济上是强势, 但在人数上必然是少数, 在选票上处于弱势;相反, 劳动在经济上处于弱势, 但人数占绝大多数, 在选票上处于强势。在西方, 有众多保护工人的法律, 如最低工资法、八小时劳动时间法、劳动条件法、反歧视法等。这些法律有效地调整了劳资关系, 使劳资关系得以缓和。
第二, 独立的工会。工会是有组织的工人群体, 可以通过和资本集体谈判, 提出提高收入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各种要求, 可以用罢工等手段迫使资本做出妥协。工会也是劳动和资本进行沟通的良好平台, 劳资之间以及工人和管理层之间的良好沟通对化解劳资矛盾、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 福利社会的到来。到了十九世纪后期, 西方的福利社会初见雏形。到了福利社会的时代, 普遍解决了工人的绝对贫困问题, 这首先给劳资冲突限定了一个重要的界限:暴力革命已不再有可能。事实上, 西方国家的工人暴力革命只发生在前福利社会时代, 如法国的巴黎公社和俄罗斯的十月革命。福利社会到来后, 暴力革命再无先例。
第四, 庞大的中产阶级。在福利社会, 还产生出庞大的中产阶级, 如大量的管理和科技人员。他们要求理性地按法治的途径改造社会, 不希望社会动荡。由中产阶级推动的立法和支持的政府往往更为理性, 对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往往有比较综合的考量。中产阶级的兴起对传统劳资关系的良性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以上四点对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 劳资双方的力量均衡是建立相对和谐的劳资关系的关键。追求最大利润是资本的天性。当资本力量强大时, 资本就能够实现这一点。要使得劳资关系协调, 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力量来捍卫自身的利益, 而西方的政治制度恰恰做出了这样的安排, 给工人以政治力量来捍卫自身的利益, 这就是民主政治和工会制度。这种制度上的保证使得西方的劳资关系相对和谐具有某种普遍性和长期性, 而不是建立在某一些政治家对劳资关系的关注和介入的基础上。此外, 中产阶级的兴起也是促成劳资关系缓和的重要力量。
三、失衡的地方政府和资本是导致中国劳资关系失衡的基本原因
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和资本缺少约束, 尤其是受到普通民众、普通劳动者的约束。到目前为止,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产生实际上主要由上级领导决定, 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首先对上级负责, 其次才是对治下的民众。而上级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首先是GDP。与西方相比, 在中国, 资本更具稀缺性, 而劳动相对更为富裕, 尤其是体力劳动。当资本和劳动发生冲突时, 地方政府从发展地方经济出发, 首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多地站在资本一边。中国现在普遍存在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 不断报道的矿难在相当程度上是资本和地方政府共谋的结果, 至少也是心照不宣的默契。
所谓失衡的地方政府在这里是指, 地方政府更多地照顾资本的利益而相对忽视劳动的利益, 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失去应有的中立和平衡。从以上分析可见, 地方政府的失衡、从而资本的失衡是中国劳资关系失衡基本的制度原因。那么, 如何让地方政府成为一个平衡的政府从而资本成为受到约束的资本?
四、提高工人的政治力量是实现和谐劳资关系的关键
从以上的理论和中国实际的分析, 我们要得到的结论已比较明显了:劳资双方的力量均衡是实现劳资关系协调进而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 正像国际关系的和谐来自于国家间的力量均衡。那么, 如何才能够提升工人及一般劳动者的力量从而实现和资本的势均力敌?
(一) 建立相对独立、民主和透明的工会
所谓独立的工会, 首先是独立于资方, 否则工会就可能办成类似于国有企业的福利机构, 很难有效地维护工人的利益。如果让工会依附于地方政府, 则等于让地方政府给资本帮忙, 工会和资本的抗衡力量将更为削弱。
工会内部要实行民主制度, 工会内部的运作是透明的。如果工会主席是政府任命的或在资本的影响甚至安排下产生的, 工会主席很容易为资本所收买, 很容易背离工人群众的利益。这就需要工会是民主透明的。透明保证了工会干部的行为在工会会员的有效监督之下, 而民主保证了工会群众有能力通过选举选择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干部, 能撤换不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干部。
(二) 民主制度的完善
就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来说, 民主制度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 只有在民主制度条件下, 政府才能在处理劳资关系时采取中立和兼顾两方利益的立场, 因为资本用GDP来约束政府, 而工人用选票来约束政府。另一方面, 民主制度要求新闻自由。只有在新闻自由的条件下, 工会的透明度才能有比较可靠的保证。否则, 工会很容易脱离广大工人群众的监督, 即便在工会内部有完全自由的民主选举。此外, 只有在民主制度普遍完善的条件上, 工会内部的民主制度才能很好地建立。
(三) 更新党领导工会的观念
在革命时期, 党对工会的领导是直接的。到了和平建设时期, 人们就形成了一种既定的观念, 党对工会的领导就应该是工会直接受命于党委和政府。这种对党的领导的理解是片面的。
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个问题:劳资关系有着天生的冲突性, 能否将工人的利益由第三方来代表, 包括地方党委或通过所领导的地方政府, 从而利益能得到保障?答案是, 这种对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往往是脆弱的。地方政府本来应是地方民众利益的代表, 应该代表所有地方民众的利益, 包括弱势群体, 是存在冲突的利益群体的中立者, 本身应没有独立于广大民众的特殊利益。但当地方政府的官员一旦任命后, 政府官员也有着天生的自利性, 由于手中掌握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当这种权力缺少约束尤其缺少竞争性时, 地方政府的官员就可能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 并可能失去利益中立的地位, 和在利益上更接近的某些利益群体拉近距离同时疏远和这些利益群体存在利益冲突的利益群体。这时, 地方政府就可能亲近资本而疏远劳动, 更多地保障资本的利益而有意无意地忽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 成为失衡的政府。
因此, 中国要想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 最根本的不是指望地方政府来代表工人, 尤其在目前这个民主制度远未完善的阶段, 而是要设计一种机制, 使得工人能有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 而工会, 如果是充分独立、民主和透明的, 则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由此, 建立起和谐的劳资关系, 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也就得到加强。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加强党的领导悖论:加强党的领导的方式不当而导致党的领导实际削弱的现象。我们的政府称为人民政府, 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如果一种制度安排更能增进人民的利益, 政府没有理由不接受这样的制度安排, 而拘泥于具体的政府对工会的管理方式。总之, 我们要带着科学的态度来讨论加强党的领导。这方面,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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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失衡与反思 篇7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入了高潮,无论其规模还是速度,都可以说史无前例。然而,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建设中,宜人的环境,十分满意的优秀作品,并不多见,原有城市的特色却在逐渐消失,这不得不引起人们对建筑文化的反思。
1 史无前例的建设高潮与建筑文化的失衡
目前中国建设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然而,人们对建筑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还比较肤浅,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1.1 “明星大师”效应下的消费主义潮流
在当代中国,一种接近于西方消费主义潮流,以追求新、奇、特、怪、洋为尚的风气正在盛行。近几年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一些重大建筑设计项目,几乎被外国人囊括一空,然而这些设计不但缺乏中国建筑文化特色,而且造价惊人、浪费能源。其中包括每个月耗费电能达400万元的国家大剧院以及用钢量达到500 kg/m2的奥运主体育场鸟巢方案等。与此同时,各地掀起了盲目的跟风运动,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标志性”建筑,这些建筑过分强调个体的面孔与性格,追求形式上的独特和怪异,严重地破坏了它与环境的文化关系,例如:成都投资12个亿的新市政府办公大楼(见图1)。
1.2 传统建筑“符号化”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中国的建筑文化传统是什么、在今天的城市化进程中究竟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存在着很多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中国建筑文化就是一种形式,主要是大屋顶、廊子、院子。不了解中国这些特殊建筑形式形成的内涵和人文精神,只会在现代建筑的楼体上硬搬某种廊子、亭子等,进而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仿制品。例如,近年来大量修建的仿古一条街等,无疑是把人们对往日情怀的记忆作为招徕顾客的手段,从而也从根本上抹杀了古典建筑形式所蕴涵的复杂含义。
1.3 快速复制下的抄袭现象
近几年,我国大量的设计作品都是在拷贝、重复而不是在创新,“特色危机”成为我国城市建设中的共性问题。不少城市规划设计手法抄袭趋同,追求大体量的建筑物、大规模的建筑群,导致城市面貌千篇一律,致使一些独具特色的历史性城市和历史文化街区被单调的新建筑群所淹没。
2 建筑文化在失衡状态下的反思
2.1 大众文化的冲击
近年来,大众传媒及文化工业的迅猛发展使艺术从神坛上走下来,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而建筑也不再是建筑师的纯粹创造大众文化,大众意识形态几乎决定了建筑的最终表现。在中国,商品房和房地产开发的迅速发展,使任何建筑师都不能轻视大众的审美需要,当发展商成为这个事业的关键因素时,大众文化的世俗化本性便堂而皇之地消解了建筑的意义深度。
除此之外,建筑师的审美理想还受到来自权力机构的代表正统的主流文化的压力,主流文化也在许多方面与建筑师理想中的纯粹的建筑艺术相背离,它们和大众文化一起,考验着建筑师的适应能力,使建筑师们更加无所适从。
2.2 数字化生存
在数码时代,越来越多的建筑师抛掉了原来赖以生存的图纸、图板等,而完完全全地坐在了电脑桌前。由于复制的迅速性,数码时代的地域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建筑师不再需要记忆,不用再为资料发愁,建筑形象创作的操作过程变得简单易行,剪辑与拼贴也能形成大体有点模样的建筑作品来。所有的建筑语言一经出现,就在迅速地复制中耗尽了它创造性的一面,而被一再地作为某种“定式”呈现出来。
2.3 当代建筑文化尚未形成
究其深刻的原因是当代建筑文化尚未形成,建筑传统文化和强势的西方文化向我国当今相对弱势的文化渗透、传递的过程,反映到建筑文化上是漂浮不定暂无定势的。它正处在这种平衡有序状态被打破,新的平衡状态尚未建立的一种混沌状态。
现在正值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转折时期,其对建筑事业的要求也错综复杂,各方面都在探索前进,城市的规划设计工作尚难全然适应要求;另外,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信息媒介,种种建筑理论与作品纷见杂陈,但是对新时代中国建筑的发展道路却莫衷一是,建筑与城市规划设计还远未构成自己的体系。在建筑思想方面经常用“西方人的眼光看世界”,对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的遗产缺少切实的研究。
3构建中国特色建筑文化
如何重构中国建筑与建筑文化,正如贝聿铭所言:“中国建筑师的当务之急,就是探索一种建筑形式,它既是我们有限的物力之所能及的,同时又是尊重自己文化的。”这就是一种在当今时代现实条件之下的重构与转移,新的功能要求必然对建筑提出新的形式,在符合中国的现实和文化的条件下去发展、探索。
3.1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
中国传统城市与建筑文化内容丰富,自成一格。研究中国的建筑文化,首先要对其源流有一个系统的了解。然而,我国幅员广大,各地区的地理条件、人口分布、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建筑条件、历史传统等因素又千差万别,所以必须承认城市建设与建筑文化的地区性是一条内在的规律,是多种文化源流的综合构成,必须重视它,正是这种各具特色的地区建筑文化共同显现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丰富多彩、风格各异的整体特征,还应积极地开展地区建筑文化的研究,探索其特殊规律,通过特殊认识一般,从而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普遍规律的了解。
3.2提升大众文化品位
建筑是文化,全社会都认同建筑强烈的文化属性。然而人们却常常误以为建筑学仅仅是一个搞建筑外观的行业,很少去关注建筑的内在文化品位,这势必造成我国现阶段一些建筑的“庸俗化”、“长官意志化”。因此,大众媒体应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进行建筑文化普及,提升大众文化品位。另外,建筑师及其相关人员也应该走出专业的圈子,融入大众的殿堂。
3.3中西合璧,文化交融
构建中国特色建筑文化离不开对强势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吸收,只有兼容并蓄,才能使中国建筑文化构筑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使这种混沌走向有序。工业革命以后,西方文化一直领导着世界潮流。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日益加重。人们不得不反思西方文化的“征服自然观”和西方文化的不足之处,于是,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这与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不谋而合。“从当代世界建筑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先进技术的全球化与建筑风格的地域化倾向,正不断地取得动态的平衡,并在共生与交融中不断前进”。既要积极地吸收世界多元文化,推动跨地域的文化交流,又要力争从地区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创造,并保护其活力与特色,构建中国特色的建筑文化。
摘要：通过分析当前中国出现的各种文化失衡的建筑现象,反思了其背后形成的原因,探索了构建中国特色建筑文化的途径,这对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道路上进行建筑创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建筑文化,西方文化,大众文化,数字化生存,失衡,反思
参考文献
[1]吴良镛.江南建筑文化与地区建筑学[A].吴良镛城市研究论文集[C].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17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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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命”建筑背后的城市失衡 篇8
其实, 近年来各大媒体关于“短命”建筑的报道不绝于耳。究其“短命”建筑的前世今生,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规划水平低、城市规划缺少前瞻性;二是设计不合理, 一些建筑在设计时, 没有充分考虑国情和文化, 成为“建筑怪胎”;三是质量缺陷, 我国建筑材料仍以传统建材为主, 其部件缺乏国际统一标准, 令建筑物的质量难以保障;四是有些城市大搞高楼群、宽马路、大广场, 频繁进行“旧城”改造, 一味盲目拆旧, 削弱了城市的文化传承力量。最重要的是急功近利, “拆迁GDP”乃地方之利, 不少地方换一届政府搞一个规划, 一任领导一个做法, 拆了建、建了拆, 看上去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实际却造成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据统计, 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多的国家, 每年20亿平方米的新建面积, 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 并每年会产生高达4亿吨的建筑垃圾, 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威胁与毁坏。
从最根本上看, 城市建筑的“短命”, 反映出了失衡的城市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 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 城镇化步伐大大加快。城镇化拓展了经济发展和就业空间, 促进了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46.59%, 也就是说仅用30年的时间, 就赶上了西方国家近200年的城镇化发展历程。然而, 在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的背后, 城镇化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失衡的矛盾亦逐步凸显, 实体建筑上的“高富帅”同城市其他建筑的“矮穷挫”之间, 失衡现象越来越严重。于是, 出现了3大失衡表现。一是发展失衡。城市的硬件, 不仅是表面上的高楼大厦, 更重要的是基础工程。有的城市一场暴雨就能引来较大的灾难, 造成交通瘫痪, 公共工程建设跟不上城市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 这说明城市的承受力不足。二是人文失衡。“短命”建筑的背后是老建筑的消失, 建筑是有生命的, 过度消耗和挥霍就扼杀了一座城市的灵魂, 摒弃了一座城市的古老文化。三是生态失衡。我国是一个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资源紧缺给我们亮起了红灯。
可以预见, 随着国内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迎来城市建设的热潮期。但是, 如果不解决发展失衡的重要问题, 城市建设在耗费大量资源的同时, 难以带来社会财富的真正增长。因此, 我们要重视平衡发展, 推动城市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正途, 营造更加长远的社会和谐。
透视“中国增长失衡” 篇9
本期专题，亚行首席经济学家艾弗兹·阿里、亚行经济学家庄巨忠，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易纲、卢迈、汤敏、李实、张晓晶、刘民权等课题研究人员，就“中国增长失衡”与“包容性增长战略”的研究成果，他们的警示性论断和建设性意见，对中国和谐发展的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
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近30年来的发展速度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但是，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目前也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和问题。由于人均收入差距、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加大，许多低收入者未能充分分享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如何缩小国民收入差距，成为一个当前发展与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艾弗兹·阿里：公平是和谐发展的基石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艾弗兹·阿里
亚洲是全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但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城市和农村之间、国内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以及教育程度较高家庭和教育程度较低家庭之间的收入增长不均等，造成了分配不均加剧。
尽管造成不均的原因复杂，但通常认为主要原因来自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提倡减缓市场化改革或国际一体化进程。我们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应对措施。
首先，应当采取补充措施以减少市场化改革对分配的负面影响。其中，社会保障机制和技能训练计划是两个很重要的制度保障。
其次，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应当努力协作，发展新经济和新产业，创造不排斥穷人的就业机会。
最后，政府应致力于提高面向亚洲弱势群体的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和教育保障水平。
陈瑜：让“三种资本”共享财富
世界新经济研究院院长陈瑜
在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影响下，市场经济中一直是货币资本一枝独秀。它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货币资本所有者的权益也得到最充分的保证。而知识资本的作用和知识资本所有者的权益，尤其是消费资本的作用和消费资本所有者的权益，却长期处于被淡化甚至缺位的状态。传统的市场经济资本理论的失衡，是形成不公平分配制度的深刻理论根源。它对不公平分配制度的形成和流行起着最主要的作用。
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完整的市场经济应包括货币资本、知识资本和消费资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由三种资本推动，而不是一种资本推动的，是三种资本共同创造了社会财富和企业利润。因此，应由三种资本所有者共同参与社会财富和企业利润的分配，而不应由货币资本所有者独享企业利润。
林毅夫：初次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中国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通常在初次分配、即生产过程中根据要素贡献进行分配，注重效率，以达到“又快”发展；二次分配，即政府的各种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注重公平，以达到“又好”发展。这种观点显然认为，生产领域中效率和公平的目标不能在同一阶段同时实现。
但我认为，应该在初次分配领域即获得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使有工作能力的劳动者能够充分就业，并且使“穷人”具有优势的劳动力报酬水平——工资的增长快于“富人”具有优势的资本回报的增长，以此缩小贫富差距，改善收入分配。其办法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
由于中国还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遵循比较优势原则，进一步发展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和技术，或是资本相对密集产业中劳动相对密集的区段，才能够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减少贫困。
具体到当前发展阶段上，中国尤其不应该在生产领域内，违背比较优势而发展资本过度密集的产业，这种生产模式不仅阻碍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还会拉大初次分配领域的收入差距。
汤敏：扶贫标准应提高
中国发展研究会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
包容性经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是，农村将近3000万人享受低保，绝大部分原来定义的贫困人口已被低保所覆盖，我们扶贫的重点应该转移到什么地方去？
现在，全民的收入在不断提高，已从人均1000美元变成人均2000多美元了，很快，两三年以后将变成3000多美元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整个扶贫标准应该提高？
目前，巴西有22%的人口在扶贫线，也就是说巴西的官方扶贫线是高于2美元一天的。菲律宾的扶贫线也高于1美元一天、低于2美元一天。当一个国家收入增加以后，扶贫线也在水涨船高。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扶贫线可能超过2美元一天，或至少应超过1美元一天。
所以，建议要对我国贫困人群的人力资本进行大力扶持。逐渐从过去解决温饱或绝对贫困，过渡到解决相对贫困，即要从关注1美元一天，到关注国际标准的2美元一天。
在亚洲，中国相对贫困人口比例较少，但如果按国际标准2美元一天算，即使少、也在2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还有两亿三千万人口处于2美元一天的国际标准之下。
为此，可以尝试农村的投资社区化，像美国、泰国都有社区化投资。如果在一段时间，金融机构能把从农村吸收的资金用在农民身上，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成绩。
庄巨忠：中国需要包容性增长
亚洲开发银行助理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博士
包容性增长概念是针对收入分配恶化问题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也就是机会性增长，实现包容性增长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是高速持续经济增长，另一条是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减少和消除社会机会不均等的产生。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要保持高度的持续增长，首先要继续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在新的一体化过程中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有效地减少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加强政策制度的公平性，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消除腐败和不公。
此外，一定程度的收入再分配，也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方面。但再分配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实现收入均等化，而是促进与实现机会均等化来改善收入分配。
对于中国未来的政策制定而言，今后要避免两个倾向：一个倾向是只顾高速增长而忽视了增长的包容性；另一个倾向是试图通过过度依赖政府再分配的手段或福利社会的模式来实现收入均等化。国际经验已经表明，这两种政策倾向都会对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可持续性产生严重不利影响。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实现建立在机会均等基础之上的包容性增长。
易纲：收入差距的扩大被高估了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
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我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估计是被高估了。如果只看北京、上海，这种差距比其他地方要小得多。中国很大，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所以，产生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沿海与内地、城乡之间的反差。
我写过一篇文章，《用购买力评价校正基尼系数》，即用购买力计算的中国基尼系数，要比用名义收入计算的数值小很多，也就是说，中国的收入差距实际上被夸大了。很简单的例子是，如果你要住一个像样的两室一厅公寓，在北京可能需要100万人民币，在县城可能只需要几万人民币。
同样一栋房子，几十年前，它在理论和实际估计上是完全一样的。可今天，在北京即使是非常普通的生活，每个家庭也必须面对昂贵的房子。而在县城，吃同样的饭、住同样大小的房子，生活成本就相对较低。所以，如果用购买力评价校正基尼系数，这个比值是大还是小？值得思考。
中国的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存在密切关系。金融发展通过融资支持产业部门规模扩张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但当经济和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又会使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刘民权：银行集中度越高 收入分配越趋向恶化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民权
在有关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成因分析中，人们已经较多地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域和城乡非农产业发展差距等角度进行了探讨。但是，有关金融部门的结构性特征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尚未有学者进行理论和实证的研究。
金融结构与收入不平等有关
在不同的金融结构下，金融体系的资金配置方式和效率往往存在差异，对不同产业、行业和地区的人群和企业的支持力度也是不一样的。
在一个由大银行占据主要地位、高度集中的银行结构中，有可能导致中小企业的融资可获得性降低，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首先，大金融机构一般更擅长处理基于企业硬信息的金融交易。但由于中小企业普遍缺乏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也缺乏严格规范的财务登记制度，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高度不对称，这就容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增加贷款违约的风险。
其次，融资规模的匹配问题。由于中小企业单笔贷款的规模往往很小，而大银行在处理每笔贷款业务时的成本则相对固定。因此，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交易成本通常较高，缺乏规模经济，因而银行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
第三，在市场中具有很强市场力的金融机构，或许会向中小企业发放高利率贷款，提高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标准，以降低自身风险和监管负担。不愿去寻找值得贷款的中小企业，更愿坐享垄断的好处。
可见，如果一个金融市场是银行主导型的，而银行主导型的金融市场又是以大银行为主导的、高度集中的，那么，中小企业在这个市场上获得融资的机会就比较低。
资金和劳动力的转移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我们知道，一个大金融机构往往会有着很多分支机构。理论上，这些分支机构都可以是所在地区资金供给的重要渠道。但事实上，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资金回报率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分支机构，将从本地吸收的资金用于他地，成本要低得多。因此，银行更有可能将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资金，抽到经济发达地区，从而加大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银行间市场的发展越不完善，大银行在资金抽调方面的优势就越明显。
此外，如果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很低，并且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足够迅速的话，不发达地区的居民可以移民到经济发达地区，并在那里获得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但是，事实上，与资金流动相比，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总是很高，并且转移速度相对较慢。而资金的跨地区流动，将会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加大，也导致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通过对中国1985~2004年间的数据分析看，银行集中度的确有可能对中国收入的分配产生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银行集中度越高，收入分配越趋向恶化，金融发展水平对收入分配差距有一个先降后增的正U型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析是首个有关金融结构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尝试研究，所以，有关结论应予一定程度的保留。
李实：东亚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实
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小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971年，台湾制造业有44054个企业，其中雇用员工20人以下的小企业占68%，50人以上的中型企业占23%。而在韩国，中小企业数在2002年占到了全部企业总数的99.8%；到2004年，韩国中小企业数量为280万个左右，进入了高速经济增长与公平收入分配相辅相成的发展阶段。
在促进就业增长和中小企业发展方面，与此相配套的金融体制和政策必不可少，那么，台湾地区和韩国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呢？
在韩国，建立了主要由政府部门管理的政策性基金，通过专业银行向具备资格的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同时，还有中小企业创业基金，向具有新技术和有出口潜力的中小企业发放贷款。1989年，韩国政府还成立了中小企业结构调整基金，向依法进行生产结构调整、从事技术开发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支持。
在台湾地区，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体系包括融资、担保、扩充资本三部分。在融资方面，除一般商业银行外，公营的一些储蓄公司先后改组而成的中小企业专业银行，专门向小企业提供贷款。当局还规定，在中小企业专业银行贷款结构中，对中小企业贷款比例不得低于70%。
日本政府为了解决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设置了专门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较优惠的信贷资金。设立在日本全国各地的贷款担保协会和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实行信贷担保，这些担保机构大多是由地方政府出资和公共团体等组织捐资建成的。
社会福利对于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至关重要，韩国建立了以社会保险、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为主的福利体制，并提出了进入建设“均衡福利国家”的阶段。拉美国家为了应对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想在“经济赶超”的同时，实现“福利赶超”，结果导致了财政赤字过大、债台高筑、引发通货膨胀，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回顾这些经验和教训，也许能给中国一个启示
卢迈：建设“均衡福利国家”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
要解决公平问题，社会福利因素很重要。韩国政府从1962年实行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开始，就明确提出“先增长后分配”的政策。韩国经济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2美元提高到1979年的1647美元，但是，受到了收入差距扩大、社会问题频繁出现的困扰。韩国工人在1987年首先要求实行经济民主，提高工资、成立工会罢工，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不断上升。
社会运动促使韩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出现转机，政府先后推出了全民医疗保险、国民年金和最低工资制度。1989年，韩国通过《地方自治法》，地方也成立议会，把地域福利提上议事日程。
此外，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法”也从1988年开始实施，在10人以上的雇佣企业实行。1993年，政府还制定了‘雇佣保险法’，内容包括预防失业、促进就业、改善雇用结构和能力开发事业等。
目前，韩国已建立的福利体制包括了社会保险、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三个部分。韩国提出了进入建设“均衡福利国家”的阶段，即以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劳动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有机联系，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社会安定彼此协调为目标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就业的增加，使得企业的福利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国家的福利，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张晓晶：福利赶超与拉美陷阱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
拉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应对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不顾自己收入水平和财政能力的制约，过早地照搬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想在“经济赶超”的同时，实行对发达国家的“福利赶超”，结果导致了财政赤字过大，债台高筑，引发通货膨胀、金融危机，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第一，忽视发展阶段的经济赶超。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强调自给自足，不重视利用全球劳动分工及本国比较优势，实行经济赶超。最后导致工业化发展滞后，就业创造能力不足，经济增长停滞。
第二，忽视财政限制的福利赶超。拉美的福利赶超，一是运用外汇扩大进口，二是实行赤字融资，提高工资增加福利。结果忽视了宏观经济的限制，导致债台高筑，清偿能力不足，福利赶超成为增长的障碍。
第三，忽视市场机制的政府主导。为了实现经济赶超与福利赶超，拉美民粹主义普遍以政府主导来动员资源。主要是国有化战略，同时配合行政性控制，包括提高关税、压低物价，高估本币，以及对产业部门的各类补贴等。所有这些做法，扭曲了价格，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严重阻碍了拉美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
中国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尽管需要在经济增长与福利增进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但要避免强调分配忽视增长的做法，要特别强调初次分配的重要性。
中国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应注意与发展阶段相适应。要调动国家、市场、社会三方的共同力量，形成个人、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共同负担社会性支出的格局。
由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失衡，社会上出现了要求政府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但“政府失灵”及政府干预的负面作用也非常明显。因此，打造民生工程仍应尊重市场机制寻求福利增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实际上也是寻求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平衡。
编后记：在联合国2006年发表的一份专门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从整体看，50年来世界范围内收入差距仍然非常严重并呈继续扩大之势，这一趋势在最近25年尤为明显。
作为全世界最具活力的亚洲地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在被不断拉大的生活水平差距问题所困扰。亚洲这个拥有世界最大经济潜力的地区，如何才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不落后于其他地区？也许，该看看欧盟的经验。
2007年，是欧盟成立50周年。50年的发展，让欧盟成功实现了经济一体化，也让很多欧洲人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在亚洲国家中，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已经超过了欧盟或美国。所以，亚洲的区域合作及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将会使全世界对这块大陆充满期待。
全球经济失衡形成机制探究 篇10
一、全球经济发展概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 世界经济在曲折中得以发展,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世界经济呈现复苏态势, 但复苏减缓
在经历了一轮经济危机之后, 世界经济已呈现出缓慢复苏的态势, 但是由于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这种复苏正慢慢减缓:美国经济由于刺激性财政政策和宽松性货币政策的实施以及私人部门持续的疲软, 无法给经济提供持续的增长动力;欧元区由于债务危机, 经济增速明显下滑;日本经济由于受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事件的影响, 经济持续下滑, 但随着之后的灾后重建工作的开展, 经济逐渐呈现好转的态势;世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包括我国经济增速普遍回落, 这是由于货币政策紧缩力度加大和受全球经济增速趋缓的影响造成的。
2、全球经济通胀压力仍然较大
受供求因素、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性、美元汇率波动及一些突发事件的影响, 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剧烈震荡, 但仍维持在高位上, 全球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仍然很大。发达国家的通胀压力明显上升, 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形势依然严峻。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通货膨胀, 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3、债务危机不断加深, 引发金融市场波动
欧债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影响巨大, 欧元区的一些国家已经深受其害, 经济和社会受到了严重影响。由于不能找到解决危机的有效办法, 危机有可能进一步扩散, 引发全球范围内的经济风险。现阶段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 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出现了反复大幅震荡。
4、全球经济宏观政策难以协调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经常出现纠纷甚至摩擦, 各国为了规避各自的经济风险, 只是根据本国的利益进行宏观政策的调整, 全球经济的宏观政策难以协调, 因此全球经济风险难以进行统一整治。不协调的全球经济宏观政策是阻碍全球一体化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需要各国的共同关注。
二、全球经济失衡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贸易赤字, 而与该国的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出现在其他一些国家的一种全球经济不平衡现象。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过程中, 主要原因是美元的流动性过剩引发的其价值下降。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者, 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 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 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经济的危害是首当其冲的;其次, 中国处于国际生产的最末端, 也就是加工制造阶段, 如果不改变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格局将难以改变, 全球经济的失衡现象也将更加明显, 对中国的影响也会更加严重;再次,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位居世界第一, 决定了中国是美国融资逆差的主要提供者, 由此原因, 中国也将面临全球经济失衡带来的巨大风险;最后, 人民币汇率的市场机制尚不完善, 不能够妥善应对美国对中国的汇率变动, 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失衡, 影响中国汇率的稳定性。
三、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机制
1、现行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牙买加协议规定, 美元不与黄金挂钩, 美元汇率实现自由浮动, 从此牙买加体系取代了原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现有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下, 由于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大都通过美元结算, 为了降低经济风险, 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大量持有美元储备或者将本币盯住美元。这样的一种现象加剧了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现象, 进而引起了全球的经济失衡。
2、各国的投资储蓄不平衡
经常账户是指一国与他国之间实际资产的流动, 它是一国国际收支的主要组成部分, 包括货物、服务、收入和经常转移四个项目。在国民收入的恒等式中, 如果不考虑政府部门, 投资储蓄的不平衡就会引起经常账户的失衡, 进而引发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美国国民储蓄持续偏低增加了经常账户的逆差;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国内投资遇冷, 不利于这些国家的进口, 加剧了经常账户的失衡;日本和主要的欧元国家经济增长减速也增加了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全球经济进一步失衡。
3、国际分工格局以发达国家为主导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因为具有资本和技术优势掌握着国际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美日等发达国家就通过将制造业迁往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来提高其经济收益。在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 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分工格局日渐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通过出口制造产品和自然资源获得有限发展, 大都处于国际贸易的顺差地位, 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和资本的投入主导世界经济, 大都处于国际贸易的逆差地位。发达国家主导的这种国际分工格局影响着国际收支的实现, 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
4、全球流动性过剩
由于美元资本市场十分发达, 亚洲新兴国家庞大的金融储蓄都流向美国, 这正好弥补了美国经常账户的失衡, 并且全球储蓄与计划投资平衡下的长期利率比较低, 因此造成了全球金融的流动相对过剩。美国资本市场的强劲和流动性使得贸易顺差国愿意持有美元资产, 这种现象将导致美国经常账户的失衡, 进而加剧全球经济失衡的风险。
四、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 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机制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多的因素正在不断地对全球经济失衡产生影响, 这些因素互相影响、互为表里、互为因果, 相互交织。正确认识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机制对于探究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具有指导作用, 因此这一问题还需要不断地加以探究、完善。
参考文献
[1]向松祚.全球经济失衡的深层根源[J].环球财经, 2013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