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分配失衡（精选4篇）
利益分配失衡 篇1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在建设用地扩张和经济利益的共同驱动下, 城市不断向农村扩张, 城市边缘区集体农用地被大量征用, 政府、房地产企业从土地一级市场中获得了大量的原始土地收益和增值收益, 农民的土地权益得不到保证, 由此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如何充分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益, 使土地增值收益得到合理的分配, 是我国土地管理和经济发展领域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土地征用内涵、特征及其法律依据
在我国, 土地征用指国家为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公共利益的需要, 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批准权限批准, 并依法给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补偿后, 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的行为。土地征用在法律关系上具有以下特征:土地征用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是特定的, 征用方只能是国家, 被征用方只能是所征土地的使用者, 即农民集体;征用土地具有强制性、补偿性, 征用土地将发生土地所有权转移, 即土地征用是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强制土地权利的转移并给予一定补偿的行政行为, 而非市场行为。[1]《土地管理法》对征用对象、范围、程序、补偿安置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这是我国实行土地征用的法律依据。
二、土地征用与增值收益分配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与问题
1.公共利益界定不清, 土地产权主体不明。
虽然《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 但由于对征地目的、征地范围的规定过于原则, 没有明确界定“公共利益”范畴。实际征地过程中, 对一些非公益性建设项目, 凡涉及占用集体土地, 亦采用征地方式, 土地征用已远远超出了“公共利益”范围, “公共利益”被扩大化。土地征用可以为地方政府城市化建设提供大量资金, 土地征用成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手段。《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 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 按现行体制, 集体分为三级, 即乡、村、组, 但集体究竟属于哪一级, 各级权力如何分配, 并不明确, 缺乏相关法律规定, 导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事实上的虚置。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是不完整的, 只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 而没有处置权。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属不明, 导致土地补偿费归属不明确。[2][3][4][5][6][7][8]
2.低价征用, 高价出让,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利益失衡。
《土地管理法》规定, 征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 前两项的补偿标准分别为该耕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6~10倍和4~6倍, 且主要采取一次性现金补偿方式。在实际征地过程中, 由于“公共利益”被扩大化, 一些非公益性建设项目亦按农用地年产值确定价格低价征用土地, 出让时按土地用途确定价格高价出让, 政府的出让价格和市场交易价格每亩分别增值达10~20倍和40~60倍。[9][10]在城市迅速扩张占用集体土地的同时, 征占土地带来的增值收益在很大程度上转为城市建设资金。[11]地方政府凭借对土地市场的垄断, 获得了农地城市流转的大部分增值收益, 土地增值收益大多为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企业获得, 而失地农民和相关利益受损者却没有获得公正的补偿, 地方政府、土地开发企业与村集体和农民的权益差距极大。据有关调查资料, 被征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企业占60%~70%,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占25%~30%, 农民占5%~10%。[1][13]通过土地征用和出让, 土地开发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可获得巨大的可支配收益, 国家征地对农民的补偿与土地使用性质转变后带来的巨大收益形成极大的反差, 土地增值收益归属不均、分配利益失衡。
3.征地补偿费标准偏低, 社会问题凸现。
建国以来, 我国先后出台了《土地改革法》、《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土地管理法》等有关土地征用的法律法规和文件。征地补偿只按近三年平均年产值和人均耕地计算, 未充分考虑土地的区位优势, 政府采取简单的一次性现金补偿方式。[14]过低的征地补偿费无法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使大量失地农民失去收入来源和定居住所, 由此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2004年以来, 我国又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坚决制止“以租代征”违法违规用地行为的紧急通知》、《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物权法》等有关文件和法律法规, 要求依法足额支付征地补偿费, 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 确保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 长远生计有保障, 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征地补偿和安置制度日趋完善, 缓和了征地矛盾, 但尚未从根本上解决征地补偿安置问题。
三、土地增值收益内涵及成因
1.土地增值收益内涵。
国内对土地增值定义多种多样, 既有从价值角度考虑的, 也有从价格角度考虑的。土地增值的不同定义源于土地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马克思认为, 土地的价格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为土地资源价格即地租, 一部分为土地资本价格。土地增值的本质为地租增值与土地资本的增加。[15]具体而言, 土地增值是指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土地收益不断增加, 从而导致土地价格的增值。[16]土地征用增值收益则是指集体土地被国家征用后, 由于土地用途的改变和土地使用方式的改变, 土地价格成倍增长的收益。按照成本逼近法理论, 可以征地补偿费、土地开发费之和为主要依据, 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等和土地增值净收益来确定。
2.土地增值成因。
土地增值成因多种多样, 通常是由于土地用途的改变、周围环境设施的改善或土地投资而获得的差额地租收益。[17]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是由于国家对基础设施的不断投入而引起土地区位条件的改变, 以及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土地用途变化等非土地使用权人投资而产生的土地增值;一类是土地使用权人对土地追加投资而导致的土地增值。[16]由此可见, 土地增值收益的产生一是由外在因素引起增值, 包括土地用途变更增值、土地投资增值和外部效应增值;二是土地自身因素引起的增值。[17]
从外在因素中土地用途变更增值来看,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不完全的所有权, 其本身没有农用地非农建设发展权, 土地发展权为国家所有。土地征用的结果将农用地变为工业用地、商业用地时使得土地用途发生转变从而产生用途转变性增值。从土地投资和外部效应增值来看, 由于土地使用者或经营者在长期的土地使用和经营过程中, 对土地的不断投资、改造从而引起土地增值。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 政府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周边环境, 土地投入成本大幅度增加从而使同一宗土地的城市土地使用权价格大大高于农村土地所有权价格引起土地增值。从土地自身因素来看, 由于政府对土地征用和城镇用地供给市场的高度垄断, 以及由于土地征用供给数量的增加受到土地自然供给总量限制及土地用途转换困难等的影响, 从而引起土地增值。[15][16][17][23][17]
四、对策与建议
土地征用引发的失地农民问题暴露出我国在土地制度、征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存在缺陷。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以及征地过程的不合理性和非市场化是造成失地农民处境艰难的制度原因, 而政府或集体对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问题考虑不够, 是导致农民失地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关键。[1]为此, 要遵循公平原则、收益原则和效率原则, [11]建立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 建立“留地”制度, 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 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安置制度。
1.建立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
要从体制和机制入手对土地增值收益进行调整, 建立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征用土地因用途变更后获得的增值收益, 应由国家、农村集体组织、失地农民和土地使用者共同分享。从理论上讲, 土地使用者和拥有者应获得由于他们的投资而引起的土地增值收益, 政府则应获得由于城市扩展和公共设施投资引起的土地增值收益。故此, 农村集体组织、失地农民、政府和土地使用者应根据土地增值成因, 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获得各自应有的份额。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过程中, 农民以失去基于土地的生存、发展、保障权利为代价和被征土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参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政府应根据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国家对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土地使用者应按其对土地的投资和劳动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对公益性用地与经营性用地分配不均衡的情况, 建议从土地增值收益中拿出一定的比例, 对公益性用地较多的一方进行补贴。
2.建立“留地”制度。
对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 在报批农用地转用、征用的同时, 可为被征地村集体经济组织留用一定比例的土地, 由被征地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发经营, 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和股金分配, 长期保留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在土地上的发展权和财产权, 保证被征地农民有较稳定的经济来源, 以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出路。“留地”制度不仅拓宽了安置途径, 而且使失地农民有了长远保障。
3.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
我国征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 除由于征地范围过宽、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带来的外, 还由于征地工作透明度不高, 征地补偿资金分配不合理造成。[27]在补偿安置中, 以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的名义截流、挪用、侵占、拖欠被征地农民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事件时有发生, 失地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因此, 应完善监察、审计等监督机制, 规范土地收益主体的分配行为, 确保土地补偿费到农户手中。征地过程应当让广大被征地的农民适时参与和社会监督。
4.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安置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保障公民生存权利及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 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下, 土地就是农民的生活保障、就业保障和社会福利保障。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就业机会和经济收益, 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养老资源。[1]在土地征用、出让过程中, 农民集体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大量土地, 特别是低价提供大量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用地, 失地农民为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 却未得到相应的回报。因此, 应妥善安置失地农民, 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安置制度, 将土地征用与劳动力安置、建立社会失业和养老保险制度同步进行, 加强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 为他们提供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渠道。
利益分配失衡 篇2
第一,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跨国公司全球经营的快速发展, 国际分工模式从以产业内分工为主转变为以产品内分工为主。在各国形成的产品内分工模式的基础上, 贸易各方在美中贸易失衡扩大中形成了互利但非共赢的利益分配格局。
第二, 虽然从实证结论看, 美国自中国进口的变动与美国经济增长变动呈反向关系, 但美国自中国的进口不是引致美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即不能将美国经济增长下降的原因归咎于美国自中国进口的增加, 两者间呈相反发展趋势, 必然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
第三, 实证结果显示, 美国货币政策对美国产出造成的不利影响较小, 但能较大幅度改善美国净出口, 对改善其不断恶化的贸易收支是有利的, 但美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对其他国家的产出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要谨防美国政府货币政策的道德风险, 以免美国采取损人利己的货币政策。2010年美国政府采取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 恰恰验证了本著提出的这一观点。
第四, 对美中贸易失衡的调整, 将使中国、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付出代价, 但由于美国贸易逆差的不可持续、外商对华加工制造业FDI不可持续、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不可持续、中国对美资本流入不可持续, 美中两国必须调整美中贸易失衡, 以降低贸易失衡难以持续给包括两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造成的风险。
上述观点对我们认清当前美中贸易失衡的实质和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提供了一定借鉴和参考。同时, 该著还体现出以下两方面特点:
第一, 研究视角紧随学术前沿, 主要结论以适应国家经济发展需要为目标。该著从利益分配的视角, 结合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探讨了产品内分工视角下美中贸易失衡中的利益分配特点, 同时, 重点研究了“十一五”时期中国提出的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内涵, 并将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与中国如何调整美中贸易失衡有机结合。
第二, 研究内容侧重对策研究, 同时辅以严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该著从分析美中贸易失衡的实质出发, 在揭示美中贸易的“FDI引致逆差扩大”这一失衡实质原因的基础上, 通过研究美中贸易失衡中的利益分配及贸易失衡是否可持续等问题, 提出了在互利共赢开放背景下, 中国可以接受的调整贸易失衡的具体路径, 为中国“十二五”时期如何实现与其他经济体的包容性增长提供了借鉴参考。在注重对策研究的同时, 该著还重视利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方程、向量自回归模型等实证方法, 以及效用方程、博弈论等理论方法, 对美中贸易失衡的实质、可持续性、影响等研究结论进行验证, 力求全著理论研究的严谨性。
国民收入分配失衡及其对策 篇3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与演变由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决定。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明确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和深化都是发端于分配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前, 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平均主义的个人收入分配体制, 劳动报酬的主要形式是由国家统一制定标准、集中统一管理的工资, 劳动者收入长期维持在低水平, 国家占有了绝大部分国民收入。这样一种国民收入分配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迅速积累资本, 快速实现工业化, 以期追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靠国家投资需求拉动, 短期内迅速建立起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这种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是有效率的, 但从微观的角度看, 由于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 企业生产经营效率低下, 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不能持久的。
于是有了1978—1984年的农村改革, 这一改革提高了农产品价格, 且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民收入较快上升。这实际上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接着是1985年至今的城市改革。因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 原来的收入分配体制使个人缺乏激励, 企业缺乏活力。于是国家逐渐不再掌控投资, 改革的主线是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 以期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这实际上也是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和格局的调整。
出于对经济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的追求,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在基本分配制度上进行了重大调整, 实行由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向“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制度转变。这实质是一种以效率为导向的收入分配制度,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平均主义分配反思的结果。市场调节意味着个人的需求能力取决于其供给能力, 工资决定于其边际劳动生产力, 这必然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在依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促进高增长的过程中, 如果因为效率优先结果导致了分配差距并已影响到增长, 表明这种分配差距已经过大。现在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0.4这一公认警戒水平。
针对种种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现象,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 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这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下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表现
自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 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上升, 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金为代表的制度外收入急剧膨胀。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国民收入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势头较为显著。
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对居民收入增长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挤压,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总体低于GDP增长速度。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收入份额的提高意味着宏观税负的提高, 宏观税负的提高又意味着政府掌握资源的比重扩大, 用于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也就越强。在我国财政支出中, 虽然经济建设费支出比例趋于下降, 行政管理费的急剧增长压缩了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支出, 政府在再分配与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所为有限。现行财税体制通过一定的再分配手段比如在最低社会保障、社会救济、支持三农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措施, 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些再分配性的调节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初次分配领域的扭曲, 我国居民最终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居民对教育、医疗、养老的基本需要远远得不到满足, 不得不自行考虑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支出, 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动机, 压抑了居民消费的欲望, 进而阻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实现造成不利影响。
2、日益严重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
反映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突破0.4的警戒线以后继续攀升, 目前已经接近0.5。收入分配不平等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民收入过低, 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城乡之间不仅在居民收入水平上差距明显, 而且在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差距。二是行业收入差距。导致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垄断及不公平竞争的存在。数据表明, 2008年, 垄断行业员工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 而工资却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0%。最高行业平均收入与最低行业平均收入的差距高达15倍。三是地区收入差距。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不仅会引发相关社会问题, 而且也会从整体上降低整个国家的边际消费倾向, 最终不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性增长。
3、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公平。
不公平表现之一就是政府对老职工的欠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由国家决定, 职工的工资很低, 对其的补偿是各种福利, 如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由于国家无力承担全部福利支出, 住房、医疗、教育、养老体制的改革实质是将成本转嫁到职工身上。不公平表现之二是在国民收入的格局中农民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在工业化的初期, 分配格局倾向于工业, 通过剪刀差, 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 积累工业资本, 当时因为工资很低, 城乡收入差距不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农民收入增长趋缓, 导致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表现之三是城镇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社会保障制度之间不平等, 导致社会保障待遇存在较大差距。
与经济高速增长相随而来的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不但挫伤了广大中低收入职工的积极性, 而且也阻碍了消费市场的稳步发展, 使得国民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资的推动, 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来源于有效需求的增长, 我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来源于外部的推动, 而不是内在真实需求的驱动。虽然, 近年来中国仍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但它主要是靠高投资来支撑的, 其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持久性令人怀疑。伴随着经济增长, 大量投资转化为供给能力后, 经济进入过剩经济阶段, 投资需求相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下降, 消费需求的作用相对上升。
三、优化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对策
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是中国宏观经济比例关系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成为宏观上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障碍。目前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消费需求不足, 而消费需求的形成与分配制度是直接相关的。经济持续、稳定和高速增长与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这两个目标从长期来看是一致的。
效率和公平从短期来看是矛盾的, 但它们的所谓矛盾只存在于单个企业和短期的条件下, 从宏观和长期的角度来看, 要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效率和公平必须同时兼顾, 不存在哪个优先的问题。长期来看, 公平与效率并不表现为对立关系。为了提高经济效率,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我们应以市场调节为主, 为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避免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巨大差距的形成, 政府要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中发挥作用, 原则是既要保证短期的效率, 又要保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具体来说, 优化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建议有如下几点。
1、降低宏观税负。
为了满足各项开支的需要, 为了创造更多的GDP, 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得非税收入, 使实际宏观税负水平呈上升趋势, 政府税收及收费的超常增长使我国的宏观税负已经偏高。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 存在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税负, 中国的最优宏观税负约为20%。如果我们以经济增长为第一目标, 那么从政府收入的角度看, 其政策取向上应该是降低宏观税负;同时从政府支出的角度看, 其政策取向应是增加公共支出, 减少非公共支出。
各级政府应减费降税, 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 降低宏观税负, 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 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改革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 转变政府职能。否则地方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的冲动必将加大国民经济的税收负担。政府要清理整顿过多过乱的行政性收费和基金, 取消不合理收费;对必要收费项目予以保留并纳入预算内管理;对具有符合税收性质的收入应将其纳入税收制度, 由税务部门依法征收。现代税制的设计理念中, 税种和税率都是由立法机关授权给政府的, 征税在我国几乎已成为政府的一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因此, 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职能, 人大对政府征税和用税的行为要拥有控制权。
2、缩小贫富差距。
政府在解决收入分配差距, 增加共享程度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一般而言, 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比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要高。而高收入群体的储蓄倾向要比中低收入群体的储蓄倾向高。只有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 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比重, 才能提高社会总体消费水平。具体对策如下:一是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因此, 应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医疗保障、农村养老保险体制, 适当提高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提高离退休金的水平。二是加大对劳动技能和在职培训等的公共投入。提高劳动者生产技能, 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 使劳动者通过素质和技能的提高增加劳动报酬。三是稳步促进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在短期内, 规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保证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主体地位是稳步促进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的重要途径。四是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 建立起覆盖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 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比例。五是促进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均等化。教育是影响未来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只有促进教育机会的公平, 才能使未来的收入分配更趋合理。六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用工业发展促进农业生产上新台阶, 用城市繁荣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以改变农村落后的经济状况, 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七是加强税收调节的力度。对过高收入的调节, 除了运用个人所得税外, 还要借鉴国外经验, 尽早开征遗产赠予税、物业税、特别消费税等进行调节。
摘要：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表现, 并提出了优化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对策。
关键词：国民收入分配,分配体制,效率,公平
参考文献
[1]刘伟、蔡志洲:国内总需求结构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失衡[J].经济学动态, 2010 (7) .
[2]龚勋: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善与中国经济发展[J].理论月刊, 2010 (11) .
利益分配失衡 篇4
关键词：专场费,酒业,消费者,公权力,第三部门
一、引言
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中国人出外就餐次数不断增加, 而去饭店次数与遭遇不能点取满意酒水的尴尬情况成正比。此问题并非偶然现象, 经过细心走访调查, 笔者发现背后隐藏着的行业惯例:专场费。
笔者在合川区城区进行了相关市场调查, 其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数据表明:合川区城区饭店中专场费存在率接近98%, 而重庆市的其余区县也和合川区的情况大致一致。在全国范围内看, 关于专场费的纠纷诉讼不断。专场费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的产物在现今生活中普遍存在却又伴随争议, 颇值研究。
二、专场费的由来及争论
(一) 专场费的由来
进场费、专场费、上架费等各种名目的费用, 经济学上通称“通道费”, 产生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 是指在商品流通过程中, 供货商为获取有限的通道资源, 而支付给零售商的除交易商品本身以外的财物, 其本质是供货商为获取通道资源采取的竞争性手段。
(二) 专场费的分类
1、根据进场方式的不同分为以下方面:
(1) 专场买断费。即买断某类酒水的独家销售权, 其他同类型酒水不得进入已交费用场地。
(2) 专场促销费。即买断某场地独家促销权, 虽允许其他同类型酒水进入, 但只能允许买断商的促销员进入场地进行促销。
(3) 进场费。即购买进入场地销售权, 但不得禁止其余同类型酒水进入饭店。
2、根据专场费表现形式的不同分为以下方面:
(1) 提供现金。此处的现金一般不直接给予, 而是采取每月酒费结算时在饭店应缴货款中扣除的分期付款方式。
(2) 提供劳务。供应商一般会派由其发放工资的促销员到饭店, 但除促销外, 促销员往往还充当着饭店服务员的角色, 实际上为饭店节省了劳务费用。
(3) 提供实物。供应商会定期向饭店提供日常必须的食用油、大米等物品。
三、专场费问题中利益失衡及原因
在专场费问题中, 牵涉到了各方利益:酒水生产商、酒水销售商、消费者、饭店。但他们在其中的地位不尽相同, 所获利益也存在巨大差距。
(一) 利益格局
1、酒水生产商。
根据博弈论的囚徒困境理论, 因不能保证对方的策略, 为了保证自我风险之不最大化, 往往不会选择对大家都最有利的方式, 而选择一个效果居中的行为方式, 酒类专场费的存在和滋长也是博弈的最后选择。酒业专场费的存在, 对于无力支付高额专场费的小酒厂来说是失去了进入市场竞争的平台;对于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虽然表面上给其提供了一条占据市场的途径, 但实际上大企业凭借自身质量的优秀与品牌的吸引本就应在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 支付专场费只是为了防止其他对手通过不正当竞争排挤自身的附加费用。其实只有所有的酒类生产者都不缴纳专场费, 才是所有利益最大化的路径。但因无法保障其他人是否会为抢占市场而破坏规则, 所以众多厂家认为不如自身放弃一些利益来保证自己不会是市场竞争中最大输家。
2、酒水销售商。
作为代理商, 为争取销售渠道需要做大量准备工作, 耗费不少人力、物力。
3、消费者。
高额的专场费最终是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生产商、销售商会以提高酒水价格来保证自身利益不致过大损失, 因此使得酒水价格居高不下。
4、饭店。
凭借通道资源的贩卖每年可以从生产者、销售商处获得不小利益。同时, 消费者一般不会因为酒水的问题而放弃在该饭店用餐或者进行投诉。
(二) 利益失衡为何而来
从上述利益格局的分析中能得出, 饭店成为了专场费问题中的相对受益者。其受益原因在于其在酒类市场中占有了相对优势地位。“相对市场优势地位是指在市场交易中, 市场主体和其交易相对于人, 处于优势地位, 这种交易中的优势地位可以使该市场主体有能力选择交易对象, 甚至决定交易的内容, 而其交易相对人则没有交易对象的选择权和交易内容的决定权。”饭店的优势地位具体体现在:
1、酒水生产者、供应商处于有求于饭店的弱势地位。
(1) 酒类市场近年来供需关系不平衡, 生产者、供应商需借助饭店的渠道资源来销售产品
(2) 饭店拥有谈判话语权, 而“竞争的形式会由于市场参与者在谈判中的地位不同而各异。”
(3) 中国酒类市场现目前“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酒类管理局面, 区域壁垒与垄断仍然存在”, 导致外地企业会选择非常规手段进行竞争。
2、消费者是弱势群体, 无法靠自身力量与其他主体抗衡。
(1) 消费者处于消费合同的弱势地位。“现代市场经济简化商品交换程序, 加速流通速度的客观要求, 使消费合同具有了定式合同或者附从合同的特征。”酒水市场上的规则实际上早已由拥有话语权的饭店制定, 消费者一般都是处于消极接受的地位。
(2) 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当消费者遇到专场费损害了自身权益时, 往往会采取得过且过的态度。因为不论是之前的信息搜集或者是之后的诉讼代理, 都是一个耗费大量精力财力的过程。
(3) 传统文化对消费者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以和为贵”而“缺乏自我意识和自我保护。”在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 中国人常常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更何况只是酒水选择的小问题。
四、专场费规制设想——多方合作, 达到利益平衡
专场费导致的利益失衡必须进行规制, 但是专场费彻底取缔存在两大难题:一是专场费处于法律规定的空白地带。若专场费不是以账外暗中的方式给予则不能以商业贿赂的条款进行规制;专场促销费和进场费这两种专场费形式的采用也没有必然妨害到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难以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而专场费和垄断也没有必然关系。二是专场费已成酒类市场的行业惯例, 在诸如企业进入外地较为封闭市场时有一定促进作用, 故在商业上时常被采用, 具有较大惯性而难以彻底消除。基于这两大难题, 对待专场费问题不能单纯一刀切, 而是应该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运用综合方法寻找一个平衡点。
(一) 强化政府管理
1、公权干预的切入点。
“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需要政府干预是主要因为市场失效和市场固有的弱点, 而中国的实际情况主要是市场幼稚和不完善, 市场幼稚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帮助, 而市场的不完善则需要政府职能的转换, 即从竞争市场中逐步退出。”所以, 政府不是不调节, 而是应该进行远程的、间接的调控。
2、公权力切入的具体方法:
(1) 修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建立完善求偿及监督制度。对于相对市场优势地位的规制,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处理此类问题上, 是将其与保护消费者的问题一并处理, 而一般不去纠缠这种行为是否属于较难认定的垄断。笔者认为这是可以借鉴的。
但中国现今已建立的消费者监督系统存在阻塞的情况, 如各级消费者协会人员不足、经费短缺、不适应工作需要。消费者监督功能发挥不显著, 而单靠有关部门的力量又是不足以抵制不法行为的, 所以我们应建立一套完整的消费者求偿及监督制度, 如免除相关求偿和监督费用, 对积极维权者进行物质奖励, 在全国范围内表扬维权先进。
(2) 限制专场费形式, 取缔违法行为。对于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以账外暗中方式进行的已构成商业贿赂的专场费和损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专场买断费形式进行取缔, 但没有必然损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又在市场上有巨大惯性的专场促销费和进场费可以在有效调整基础上有限承认, 因为“尊重市场原则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原则。”
(3) 允许消费者自带酒水, 保护消费者选择权。当经营者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定价偏高时, 消费者有权利不选择该饭店的酒水。若饭店禁止消费者自带酒水, 则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一经发现应立即查处。
(4) 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给经营者提供一个自由竞争的平台。特别是在当今金融危机的情况下, 更是要警惕各地方政府为保障当地经济, 采取一些偏向性的保护措施。国家完善对地方的监管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
(5) 密切关注企业的市场份额, 注意垄断的产生。“竞争的发展促使生产和资本趋于集中, 这种集中在带来规模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垄断。”专场费虽与导致无必然关系,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本集中, 为了防止集中在未来可能造成垄断, 故应为专场费设置限度, 我们可以参考欧洲的相关资料。
关于专场费的问题, 欧洲通过Delimitis案确定了具体的禁止规定。法院认为, 当协议所属的市场是一个被冻结的市场时就应该予以禁止。欧洲禁止专场的具体标准为:一是供应商所占的市场份额高于30%。二是购买者与其他供应商交易的约束期限超过5年。
(二) 酒类行业进行自治管理, 实行第三部门调控
国务院东北办副主任宋小梧曾说:“企业组织行为缺失正成为我们市场化改革的软肋”。酒类行业其实早有其自治组织, 即酒类协会。但国家没有从财政立法上给予酒类协会此类行业组织足够支持, 致其作用发挥不明显。其实酒类协会对于酒类市场的信息掌握比国家相关部门更快速敏捷, 对于违背市场原则的行为更易掌握, 故充分发挥酒类协会的监督功效, 更有利于专场费问题在合理轨道上运行。
(三) 消费者提高自我维权意识, 积极促进酒类市场秩序
“政府部门的监管、经营者的自律、消费者的觉醒”是解决消费者问题的三个途径。长期以来, 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淡薄, 这更加助长了中国某些不法经营者的气焰。很多问题不是单靠有关部门的力量就能解决的。消费者应该提高自身维权意识, 在遇到自身选择权遭受侵害时勇敢地站出来, 对专场买断费进行监督, 促进专场费的良性发展。
综上所述, 应该运用公权力、第三部门、消费者三方力量来共同解决专场费问题, 达到共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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