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补偿（精选9篇）
利益补偿 篇1
近年来,三农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三农问题的本质和核心是收入问题。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逐渐拉大,既有现实的城乡不对称的权利义务的因素,也有历史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因素。国内学者对三农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如工农剪刀差研究、失地农民的利益流失与补偿研究、农民负担研究等,但这些研究多是就某一种受损进行的现象分析,没有深刻揭示各种利益受损背后共同的本质,未能提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本研究从产权理论出发,认为各种受损现象背后的根源在于产权残缺,并且运用产权残缺理论对农民利益受损的各种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
一、产权与产权残缺
产权是人们围绕和通过财产而形成的经济关系,产权是一束权力,“任何一项产权,都包括主体的权能和利益两个方面。所谓权能就是产权主体对财产的权力、职能或作用。所谓利益,则是指财产对主体的具体的效用或带来的好处。”[1]产权残缺是由于产权界定的困难或者外力的强制剥夺等原因,那些用来确定“完整的”产权的权利束中的一些权能不能正常行使,从而使所有者不能得到由权能所带来的利益。
利益受损的本质在于产权界定的困难或者外力的强制而导致产权权利束中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等一项或多项权利是不完整的,权能的不完整导致收益权的不完整,所有者因不能得到全部的收益而利益受损。产权残缺是因为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发生各种费用,如交易进行前的信息调查费用、交易进行中的薄记费用、交易进行后的监督费用等。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对于受损者来说补偿成本大于补偿收益,从而会放弃补偿的要求。产权残缺是造成利益受损的根本原因,因此防范产权残缺是防止利益受损的根本途径。产权残缺导致了利益分配的扭曲,即分配中有的人受益、有的人受损。总之,各种利益受损的根源都在于产权残缺,产权残缺导致了收入分配的扭曲。
防范农民利益受损,最重要的是建立防止产权残缺的机制,即建立起完善的产权保护机制,减少个人保护产权的成本,包括完善有关产权保护的法律规章、加强有关产权保护的法律规章的执行力度,以及减少利益受损者进行利益诉求时的补偿成本,促进补偿的顺利进行。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减少补偿成本,促进利益补偿顺利进行。
二、农民利益受损的表现
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理解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背景才能正确理解农民利益受损的原因。建国之初,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绝大多数。在建国初期,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即使按当时的标准看,现代工业只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将近90%的人口在农村生活和就业。面对境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武力威胁,如何尽快积累资本,发展工业生产,增强综合国力是新中国面临的最大难题。在没有外来援助,又不可能对外掠夺的情况下,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只能来自国内的农业部门。
中国的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农民为工业做贡献的过程,也是一个农民利益受损的过程。农民利益的受损表现为城乡之间“三大剪刀差”和“三大不对称”,以及农业对工业的正外部性和工业对农业的负外部性等方面。
1. 城乡之间的“三大剪刀差”
所谓剪刀差,最初来源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的“超额税”,指农产品低价、工业品高价从而促使农业积累转移到工业部门的过程。一个高一个低,形似剪刀,后来其他形式的一个价高、一个价低的不等价交换,也被称为剪刀差。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和现存的剪刀差主要有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地价剪刀差、农民工工资剪刀差。
一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建国初期,中国实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同时人为计划抬高工业品价格。“偏低的农产品价格一直是国家利用经济杠杆加快工业化进程的手段,也是导致农民长期内生产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原因。”[2]这就把本应在农业部门的积累转移到了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成了工业部门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计,1953~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25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在6000~8000亿元。[3]
二是地价剪刀差。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急剧增加。各级政府通过无偿划拨、低价征购的方式从农民手中征得土地,然后稍加投入,在三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和建筑地面的平整)的基础上高价卖出,从而实现了土地买卖之间的巨大剪刀差。把陈锡文估计,通过地价剪刀差形式,农民至少损失了2万亿元。[4]在一些地方土地出让收益竟然成了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有的地方达到了50%,甚至更多。
三是工资价格剪刀差。城乡二元的户籍政策导致了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在城市中受到制度性歧视,农民工工资低于城市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严重。有研究显示,农村迁移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中,只有24%能够被个人的特征差异所解释,而剩余的76%是被歧视所解释的部分,歧视解释了农村迁移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的绝大部分。[5]
2. 城乡之间的“三大不对称”
城乡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对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不对称的城乡财政投入。各级政府都实行了不对称的财政投入体制,投资主要向城市向工业倾斜,城市基础设施完备,而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却年久失修。1996~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四分之三以上用于城镇建设,而且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比重逐年上升,2004年达到83.3%,用于农村的固定资产投资却不到全社会固定资产的四分之一,且呈现下降趋势。”[6]
二是不对称的城乡储蓄贷款流向。资金是投资的前提,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是农村信用、邮政储蓄等金融机构一方面在农村大量开设网点,吸收大量存款,另一方面却把吸收的存款源源不断地转移到工业部门,弥补工业对资本的需要,而农业的扩大再生产却面临资金约束,得不到充分发展。据统计,1979~2001年,通过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渠道流出的资金达7196.3亿元。[7]
三是不对称的城乡义务。分税制后,中国实行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财政体制,财权层层上收,而县乡负担了大部分的基础设施投入,2006年以前,实行以县为主的教育投资体制,县乡负担了农村教育的大部分责任,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导致了大部分县乡财政以吃饭财政为主,没有资金用于经济发展。
三、农民利益受损的成因
建国初期,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国家行政命令确定产品价格,运用行政法令限制劳动力的流动,从而造成了产权残缺。产权残缺是农民利益受损的根源,因为所有权是收益权的前提,控制权是否完整是能否获得全部利益的关键,支配权的缺乏会导致农民利益受损。
1. 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与农产品收益权的残缺
自由竞争的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市场机制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根据商品价值的大小,结合市场供求情况确定商品交易的价格。但是,建国初期中国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实行了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使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其价值。这样,政府把一部分剩余价值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农民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农产品,只能交给国家,农民虽然拥有自己农产品的所有权,但是政府用行政力量剥夺了农民对自己农产品的自由支配权。农民对自己产品没有支配权,导致农民的农产品收益权残缺,农民不能获得农产品的全部收益。支配权的行政剥夺是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本质。
2. 户籍制度与农民劳动力产权残缺
1958年,中国公安部颁布了《户口登记条例》,把户口分为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限制农民到城市流动。由于农民缺乏对自己劳动力的自由支配权,不能自由流动到收益率更高的地区工作,农民的收益权受到限制。即使现在,由于受城乡二元经济的长期影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里受到种种歧视,非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导致农民对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也是残缺的。
3. 农村土地制度与农民土地产权残缺
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农村土地规定为集体所有,但哪一级集体没有明确的界定,农村土地的产权界定不清晰。因而,地方政府就有可能利用模糊的产权,运用行政力量强行低价征地,然后高价卖出。这样,农民土地产权的模糊导致了农民收益权的残缺。
三、农民利益受损的公共补偿
利益补偿的过程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如界定产权的费用、界定受益者的费用、利益诉求的费用、补偿利益执行费用等,与利益补偿有关的成本称之为补偿成本。简单的说,补偿成本是与补偿利益实现有关的成本。由于存在着补偿成本,受损者会衡量补偿的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如果补偿的成本大于收益,则个人可能会放弃补偿的要求。在受损者为群体的时候,受损者存在着搭便车的动机,即希望其他受损者支付补偿的成本,而自己免费享受补偿的收益。因此,这就提出了公共补偿的要求,即以政府为中介通过政府对受益者征税的办法补偿受损者,解决利益补偿过程中的补偿成本过高问题。公共补偿的依据来源于政府在产权界定上的优势以及政府的强制力带来的效率优势,通过政府对产权的界定,划定各方的利益,计算受损的大小,从而确定征收税收的标准。具体来说,农民利益公共补偿的来源与方式如下:
1.农民利益补偿资金来源
根据补偿利益的“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农民利益受损的补偿资金来源于农民利益受损的受益者。政府通过税收和借贷等方式筹集资金,形成公共财政收入,用于农民利益受损的补偿。一是国有企业税费。在工业化进程中,政府通过“剪刀差”把农业部门的资金转移到工业部门,壮大了国有经济的规模,国有企业是农民利益受损的直接受益者,根据“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国有企业每年应该拿出一部分用于农民利益受损的补偿,即对国有企业税费的特定部分作为农民利益受损的补偿基金。同时,国有企业税费的收取也要考虑国有企业的承受能力,即补偿税费的收取不能损害国有企业自身的发展能力,而应根据企业的规模、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确定合适的税费比例或者确定对口支援的关系。二是环境污染收费。工业污染对农民具有负的外部性,造成农民利益受损,因而应从环境污染收费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支付农民的利益补偿。三是国家的转移支付。国家对城市和工业实行了倾斜的政策,在城市和工业取得了一定的增长以后,国家应考虑对农村和农民的倾斜,即国家每年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也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比例,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基本医疗等生活学习生产条件。
2.农民利益公共补偿方式
农民利益公共补偿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立法,也就是通过国家司法系统对补偿的方式、标准、来源、期限等基本问题进行立法和执行。二是转移支付,即通过税收的形式征税后,以无偿划拨的形式转移给利益受损者,这是一种补偿性的收入再分配。三是财政补贴,对于一些可能会使实施者造成利益受损,而对其他个体会带来新增利益的经济行为,可以事前对实施者进行财政补贴,这是一种事前的补偿。对于一些有正外部性的行为,通过财政补贴,可以增进其积极性。四是政策性倾斜,也就是对利益受损者采取倾向性的政策,鼓励支持受损者的发展。
五、结论
本研究透过农民各种利益受损的现象,揭示出了农民利益受损的本质即产权残缺,完善产权制度是解决农民利益问题的出路之一,但是由于补偿成本的存在,使一些补偿由于成本大于收益,而使农民个体放弃补偿的利益诉求,以政府为中介的公共利益补偿,可以降低补偿的成本,促进利益补偿的实施,即政府通过对受益者征税、政策倾斜、转移支付等方式补偿农民利益,从而缓解三农问题的现状。
参考文献
[1]吴宣恭,等.产权理论比较[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刘国光,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
[3]韩志荣.工农三大剪刀差及其现状分析[J].经济研究,1996,(10).
[4]陈锡文.资源配置与中国农村发展[J].中国农村经济,2004,(1).
[5]王美艳.转轨时期的工资差异:歧视的计量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5).
[6]杨天宇.和谐社会中的经济利益矛盾调整模式”[J].上海经济研究,2006,(12).
[7]翟照艳.农村资金外流的渠道与规模[J].调研世界,2004,(4).
利益补偿 篇2
【要报要点】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补贴政策，这对提高粮食生产水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但粮食主产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仍呈逐步扩大之势，农业补贴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仍然不高。本期《要报》提出，应瞄准粮食增产、粮农增收及主产区区域发展三大政策目标，实现“三大倾斜”政策，要通过健全补贴机制、设立青年农民种粮专项资金、推进主要粮食作物农业政策保险试点和强化相应政策法规来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蒋和平教授的研究成果《完善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政策建议》，对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一、当前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存在的突出问题
1、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差距逐渐扩大 农民增收和主产区区域发展虽然也纳入国家粮食补贴政策的目标，但从实践上看对农民增收效应并不显著，并且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收入农民收入绝对差别仍呈逐步扩大趋势。如河南省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985.82元，比广东省3654.48元低1668.66元，2011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虽上升为6604.03元，但比广东省同期的9371.73元相差扩大为2767.7元。虽然农作物播种面积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但是提高农作物播种面积对于农民收入增加的作用还是很小。同时，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发达地区也成逐步扩大趋势，如河南省200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450元，比广东省同期的12736元低7286元，2011年河南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升为28661元，但仍比同期广东省的50807元低22146元。
2、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等综合性收入补贴力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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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粮食主产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机制与模式研究》，项目批准号：08AJY019 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对种粮农民来说是普惠制的补贴政策，但这两项补贴政策仍然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补贴标准仍然偏小。这两项补贴在大多数地区补贴额呈逐年上升趋势，2012年达到100多元，但由于物价水平特别是农资价格上升幅度较大，实际补贴额大打折扣，这与欧美、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数百元甚至上千元的亩均补贴相比，我国粮食补贴力度明显偏低。二是补贴范围并没对所有粮食种植耕地进行全覆盖。不少地区当前按照计税面积进行的补贴，以前逃避税费等因素形成的“黑地”并没有享受补贴政策。三是是种粮大户并没有获得应有补贴。粮食补贴仍补给了原土地承包户,真正种粮的种粮大户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补贴。
3、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等专项补贴操作机制不健全
从河南调研情况中来看，自2009年以后，逐渐采用补现金的方式，不少地区良种补贴均是通过农户的“一卡通”账户直接补贴给农户，无论农户种植的是何种品种，种子来源无论是自留还是购买，只要种植的作物就给予补贴，这就失去良种补贴的作用和意义。客观来讲，良种补贴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并不算太明显，增加的转移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例较小。二是配套工作经费缺乏。宣传发动、科学培训指导、印制补贴清册、核实上报面积、强化督导检查等是确保良种补贴工作顺利开展的必要前提和保障，这些工作都需要一定的配套经费给予支持。三是补贴资金下达时间晚。不少地区上级下达实施方案相对农时往往滞后，良种补贴、农机补贴政策实际执行均比较晚，其良种增产的目标便难以达到。
4、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效果不明显
产粮大县奖励政策目的是激励粮食大县稳定和提高粮食生产、增加财政收入。但从实践上看，还存在着奖励幅度偏小、县级政府对资金的使用缺乏灵活性等问题，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
二、完善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政策建议
1、瞄准三大政策目标，实现增产、增收、区域发展共赢
粮食补贴政策应该瞄准粮食增产、粮农增收及粮食主产区区域发展三大目标。应根据粮食主产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和付出的成本，增加对粮食主产区的转移支付和各项支持，促进主产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确保主产区政府和 种粮农民得到合理利益补偿。应重点向粮食核心产区倾斜，要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的基础上，进一步界定核心产区的范围，以便各类资源真正向核心区集中。
2、实现“三大倾斜”政策，提升粮食生产补贴政策效率
粮食补贴政策应实施差异化的补贴政策措施，具体是要实现“三个倾斜”。一是要向粮食主产区倾斜。粮食主产区的农业补贴标准要适当高于主销区。二是要向粮食主产区的核心区倾斜。特别是产粮大县资金要向核心区倾斜，重点是搞好核心区的水利设施、道路等基础建设。三是要向主产区的种粮大户倾斜。应对当地典型的种粮大户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地方政府在安排项目上加大对种粮大户的扶持投入力度，例如对种粮大户的水利、道路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入，提高建设标准。
3、健全补贴机制，增强粮食主产区抓粮种粮积极性
一是针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和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等综合性补贴，应加大补贴力度，改进补贴方式。同时，据物价上涨情况和农资价格上涨情况，动态调整补贴标准，要对以前计税时漏报的耕地，以及近年来重新开垦的耕地重新核实，并也给与粮食直接补贴到全部耕地的全覆盖。二是针对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等专项补贴，也应进一步改进补贴方式。对于部分粮食作物，建议仍恢复招标制，让综合实力强，经营信誉好的大型骨干种子经营企业为农民直供良种。对于高产创建等项目的粮食基地建设，建议由政府对农户完全免费供应良种。三是增加对产量大县财政转移支付的数量。对国家粮食安全有重要贡献的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配套经费应予以取消。
4、设立青年农民种粮专项资金，培育一批新型青年农民种粮大户 建议财政部和各级政府应设立培育一批新型青年农民种粮大户专项资金，扶持新型青年农民进行创业，形成一批现代化的青年种粮大户队伍，促进我国粮食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经营。
5、探索农业政策保险试点，降低三大粮食作物生产经营风险
在主产区应进行三大粮食作物（水稻、玉米、小麦）生产保险的试点，探索建立农业生产保险机制。一是组建政策性保险公司，通过再保险机制，超额赔付 3 部分由政府补贴。第二是建立农业风险准备金，用于发生巨灾时的大额赔付资金来源可从涉农的国家专项资金中调剂。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盈余，可在一定期间内减免所得税，所减的税收应转入专项农业保险基金；并允许经营主体从税前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以增加经营主体的资金实力。
6、加强政策法制管理，完善粮食补贴政策配套机制措施
一是要加强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法制化管理；二是规范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三是完善农地流转机制，大力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粮食规模化生产经营。
（作者：蒋和平
利益补偿 篇3
摘要：粮食关系到国计民生、兴邦定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而这个基础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不可动摇的。保证粮食安全的先决条件是保护好耕地资源。耕地的减少是一个现实问题，如何解决这个现实问题，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是现如今乃至将来所要面临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耕地；保护；粮食安全；措施
中图分类号：F323.21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j.cnki.jlny.2014.20.004
2002年以来，国家对粮食生产和种粮大户实行了补贴、奖励和价格支持等一系列调控措施，促进了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为保持粮价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吉林省是国家粮食主产区之一， 各项补贴政策的实施对调动粮农生产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和调控市场供给能力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也有一些局限性。因此，探讨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问题，对提高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保障国家长期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1 粮食补贴政策沿革情况
粮食补贴政策在我国大致经历1953～1993 年的粮食统购统销，1993～2003 年的粮食购销价改革，2004 年至今的由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转变为对粮食生产者的直接补贴三个阶段。2002年我省东丰县是国家粮食直接补贴试点之一，2004年国家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全省范围正式实施，2005年国家实施对产粮大县的奖励政策，2006年又增加了对种粮农民的农资综合补贴。上述各项措施，加上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科技支持政策以及最低收购价、临储收购和目标价格政策，构成了当前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的主体。从吉林省近几年的情况看，一是粮食补贴资金总量逐年增加。由2006年的30.2亿增加到2013年的107亿元。其中，粮食直补从2004年15.39亿元增加到2013年19.20亿元，农资综合补贴从2006年7.59亿元增加到2013年59.67亿元，良种补贴从2004年1.84亿元增加到2013年7.43亿元，农机补贴从2004年0.025亿元增加到2013年10.7亿元（见图1）。二是补贴的标准有所提高。由2004年亩均26元增加到2013年131元，人均标准从107元增加到602元。其中，粮食直补亩均由2004年26元增加到2006年33元至今，人均标准从2004年107元增加到2006年133元至今。农资综合补贴亩均由2006年13元增加到2012年98元，近三年未变，人均标准从53元增加到469元。农作物良种补贴标准多年未变，玉米、大豆和小麦良种补贴标准为每亩10元，水稻、棉花良种补贴标准为每亩15元。
2 补贴政策落实效果
2.1 粮食生产连创新高
我省作为国家商品粮调出大省，近年来粮食生产稳步发展，播种面积持续上升，产量连续登上了200亿斤、300亿斤、400亿斤、500亿斤、600亿斤、700亿斤6个台阶，全省人均粮食占有量、商品率、调出量和玉米出口量均居全国前列。2013年全省粮食面积7184.9万亩，比补贴政策实施前的2003年增加1164.4万亩，增幅为19.3%；粮食总产达到710.2亿斤，比2003年451.8亿斤增产258.4亿斤，增幅为57.2%；全省平均粮食亩产988.5斤，比2003年750.5斤增加238斤，增幅为31.8%。
2.2 种粮农民收入增加
从图3可见，我省农民收入逐年递增，粮食生产获得各项补贴和人均获得的补贴金额也呈逐年递增趋势。补贴收入成为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对促进粮食生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6年的3641元增加到2013年9621元，增长5980元。人均补贴金额由205.34元增加到753.47元，增长548.13元。人均补贴金额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在5%～10%之间。
2.3 农业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粮食产量的增长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成正比。近年来，农机补贴促使我省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快速增长，农机作业水平稳步提升，农机化新技术推广应用步伐加快，农机大户和农机专业合作组织蓬勃发展。到2013年底，全省农机总动力达到2726.59万千瓦，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73.6%；全省固定资产原值50万元以上的农机化作业服务组织和农机大户达到5400户（个）。
3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
3.1 种粮比较效益较低，成本上升抵消部分补贴收入
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保障粮食安全，虽然国家自2002年起就开始对种粮农民实施补贴，但种粮比较效益仍然较低。一是与蔬菜等其他经济作物相比，亩均效益较低。一般来说粮菜效益比在1∶4左右，所以在运输方便和市场销路好的个别地区，部分农民选择改种蔬菜和其他经济作物。二是粮食生产补贴增加被生产成本的上升所抵消。种粮农民获得的直补资金看似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但2007年以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幅度加快，个别年份高于粮价上涨的幅度，农民所获得的补贴收入被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所抵消或部分抵消。以2011年吉林省玉米种植为例，玉米生产成本860元/亩，比2010年增加了156.3元/亩，但每亩补贴收入为127元/亩（粮直33元+农资84元+良种10元），可见，生产成本的上升抵消了农民所获得的补贴收入，减弱了政策增收为种粮农民带来的喜悦。
3.2 现实操作上的困难导致补贴发放不够科学
目前国家向农民发放的各种补贴种类繁多、标准不一，操作复杂，部分影响补贴的效果。一是补贴范围界定不清。在具体操作中有将种粮补贴变成“土地补贴”的现象。目前，农户粮食直补面积按理应以实际粮食种植面积为准对农户进行补贴，因为粮食种植面积是个动态的数据，核实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按计税面积进行粮食直补容易操作，但部分闲散地没有统计在内，而恰恰是这部分地又承包给了农民用于粮食种植，也该属于补贴范围，但是基层认为承包土地不属于计税土地不能享受粮食直补，显然对种粮农民不公平，造成补贴受益者与实际种粮者脱节，有悖于政策补贴的初衷。二是补贴概念不够准确。农资综合补贴与良种补贴等同于“加强版”粮食直补，失去原有政策意义。两者均采用发放现金且受益面广泛，前者为弥补农民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损失，但对资金用途无有效监测；后者为提升粮食产业竞争力，但往往是以水稻、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大类为补贴依据，并不具体区分是否是良种。三是政出多门，程序复杂，农业补贴的效率低。由于对政策补贴种类不同，管理部门也不同，发放的依据、要求也各不相同，自然而然就形成了部门多头多次发放、农民多次领取的情况，造成发放成本过高和领取成本不经济的问题，降低了农业补贴效率。四是土地流转的部分受让方并没有获得应有补贴。国家规定粮食补贴应该发给种粮农民，但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部分受让方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补贴，粮食补贴仍补给了原土地承包户的转让方，或者是补贴虽给了受让方，但土地转让的租金价格上涨，最后的实质仍然是补给了转让方。因此说现实操作上的难度，造成补贴发放“缺乏科学性”。
3.3 主产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远低于主销区的水平
尽管国家将农民增收和主产区区域发展纳入国家粮食补贴政策的目标，但实际上对农民增收效应并不显著，产销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差距也相对较大。如吉林省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182元，比广东省5080元低近2900元；2011年吉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虽上升为7510元，但比广东省同期的9372元相差仍近1900元。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远低于主销区的水平，如吉林省200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640元，比广东省同期的13730元低近6100元；2011年吉林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升为10531元，但比同期广东省的50807元低4万元左右。因此，未来在粮食主产区保障国家整体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如何增加主产区的农民收入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构建粮食安全长效机制的关键所在。
3.4 粮食托市收购价偏低，农民获得的利润微薄
2004年以来国家对水稻和小麦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2008年以后国家在东北地区启动临时收储玉米托市收购政策，给东北地区的玉米生产释放了有利的政策信号。这两种粮食托市收购政策的出台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对粮食市场的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国粮食托市收购政策的制定对成本上升、比较效益、通货膨胀等因素考虑并不多，制定的价格相对较低。尤其是近些年，政策导向对吉林省粮食市场的影响较大，市场价格大部分围绕托市收购价上下波动，粮食收购企业定价大部分也以托市收购价为标准，高于托市收购价的情况并不多见。农民按托市收购价或低于托市收购价的价格销售粮食，获得的利润微薄。因此，要综合考虑生产成本、比较效益、自然风险、国内外市场供求等各方面因素，科学合理确定最低收购价和临储收购价，逐步完善粮食价格支持政策。
4 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
建立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就要逐步缩小粮食生产与其他行业的收益差距，为主产区提供相应的经济补偿，逐步提高粮食主产区和粮农自主获利能力。为此建议：
4.1 逐步完善国家粮食补贴政策，增加工作经费
一是按照谁种田谁受益的原则，进一步明确把补贴资金发放给种粮农户，如果是土地流转要发放给受让方而不是转让方，以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二是要继续增加补贴资金，提高补贴标准。三是增加工作经费。将粮食补贴工作经费纳入中央和省级财政预算，将工作经费列为专项支出，以避免工作经费占用种粮补贴的情况出现。
4.2 逐年增加对产粮大县（市）的资金奖励额度，规定专款专用
国家应逐年加大对产粮大县（市）的资金奖励额度，缓解产粮大县财政困难的状况，用以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化生态环境，建设优质高效的商品粮基地，新增农业补贴也要向产粮大县的优势产区集中。同时要规定，奖励资金必须专款专用，用于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不得违规用于购买汽车、新建办公楼等其他用途。
4.3 积极推进对粮食规模化生产的专项补贴，进行适度规模经营
鉴于目前粮食主产区户均土地经营规模过小、很难实现规模经营效益的实际，建议建立粮食生产规模化专项补贴，补贴要向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合作社倾斜，鼓励和加快土地流转或以合作社的方式，推动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4.4 建立销区对产区进行利益补偿的机制，取消配套资金
粮食主产区政府为了抓好粮食生产，提高农民种好粮的积极性，不但提供各项补贴的相应配套资金，而且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随着商品粮的流出，主产区的利益在不断流失。粮食主销区用主产区的粮食进行加工获得相对较高的工业利润，因此，主销区应该向主产区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以构建粮食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同时，为了粮食主产区地方经济的发展，建议取消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其资金可由中央财政统筹解决。
4.5 建立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动态调整机制，适时调整补贴标准
我省良种补贴标准多年来一直未增加，粮食直补标准近8年也未变化。而粮食生产受生产成本、市场价格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国家应根据形势变化进行适时调整，建立动态补偿机制，使得补贴与与物价水平、农资价格、农机价格、人工成本的上升保持同步性增长，才能使粮食主产区生产者利益与社会发展同步性增长，切实提高粮农的种粮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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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靳少泽.对粮食主产区农业利益补偿机制的思考[J].河北农业科学，2011（02）.
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理论依据分析 篇4
关键词：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粮食安全,理论依据
通常来讲,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对于一个产业进行财政支持,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刺激该产业的快速发展。一直以来,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和增量都远不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相对偏低,但其重要的基础地位却不容忽视。而国家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充分发挥农业的基础支撑作用,一直探索有效的对农扶持途径和方式,并对已提升到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高度相关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在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的落实过程中,对于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理论依据的理解程度直接关系着政策的实施水平,若不能正确地理解该项补贴政策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就会影响到其具体的执行效果。因此,研究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能够为深入理解和贯彻执行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建立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提供理论支持。
一、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而粮食是农业的基础产品
农业作为为人类生存提供粮食产品的主要产业,是社会得以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产业。而农业产业中,粮食又是农业的基础产品,因此可以说,粮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粮食生产的基础性作用不仅仅在于其能够为人们提供生活必须的食物,还在于其对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起到的推动和保障作用。从产业的依存关系角度来看,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对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有着明显支持作用,而粮食作为农业产出的最基本产品,在为其他产业提供基础原料的同时,还承担着国内最大劳动力群体的就业责任,因此确保粮食生产的正常稳定就显得格外重要。另外,粮食生产总量的提升还能够为我国抵御外来粮食或食物的侵入,保证国家主权的安全提供有力的后盾支持。
二、粮食生产具有多种公共功能
粮食生产绝不仅仅只是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获这么简单的物质生产,其所具备的公共功能是多种多样的。首先,从基本功能角度来看,粮食生产能够为人们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解决人们的基本温饱问题,并且粮食产品能够体现出一定的使用价值,这就是粮食生产的经济功能。其次,粮食生产具有社会功能,其开展需要一定的社会劳动力,这就为很大一部分劳动力解决了就业问题,并且通过粮食生产能够使农民获取一定的收益,为社会保障做出一定贡献。第三,粮食生产还具有明显的生态功能,在进行粮食生产的过程中,合理的种植活动可以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发展,并且能够分解消化其他产业生产所带来的废弃物,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自然灾害的发生。第四,粮食生产还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承功能,我国是一个农业历史悠久的国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了很多农业生产文化,这些都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通过粮食生产则可以将这些文化不断传承延续下来。粮食生产的多功能性使其产生了一定的正外部性,在没有外部适度干预的情况下,这些功能的发挥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种粮农民既得利益的损失,若发生市场“失灵”的现象,该群体的劳动付出与实际收益获得会变得严重不匹配,进而降低种粮农户的积极性。因此,国家有必要对这种因为客观因素而造成的种粮农民既得利益的损失进行适当的补偿,以保证粮食生产各项功能的发挥。
三、粮食生产本身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公共物品通常都具有外部性,其在市场中进行交易时会对交易双方以外的第三方或更多方产生非市场化的效益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即所谓的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当市场交易存在正外部性时,就会对使生产者不能得到自己应有的全部利益,这样就会打击其积极性,不愿意再从事这一生产活动;而负外部性则是指生产者无需承担其所引起的生产成本,这就会增大生产者的积极性,使其过度地从事这一生产活动。无论是哪种外部性,都会对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因此要求政府必须要对其进行行政干预。而粮食生产恰恰正具备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因而其急需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干预,以促进粮食生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粮食生产具有较大的经济正外部性。在经济方面,粮食生产所得产品往往是质优价廉,很难抬高粮食的经济价值,造成粮食生产者直接收益的流失,因此,粮食生产的特殊性使得其在保障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情况下,并没有在市场交易中获得相当水平的收益补偿,而这部分收益分配到粮食流通和加工等中间环节的第三方,进而形成了明显的经济外部性。
其次,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社会正外部性。从粮食的社会属性来看,社会的稳定离不开充足的粮食供应,粮食供需的稳定保证了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的实现。同时,粮食生产活动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较低,在合理进行粮食生产活动的情况下甚至会改善生态环境,而工业、第三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则均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难以产生有利的效果,甚至会影响粮食生产这类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发展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为了进行粮食生产,不得不对生产环境进行一定的改善,增大了生产成本。而事实上这些成本并不应该由粮食生产者承担。
第三,粮食合理生产具有一定的生态正外部性。通过科学合理投入粮食生产要素而进行的粮食生产活动能够对自然生态环境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例如防止水土流失,增大植被面积,美化农村环境等等,其所起到的生态景观功能也是粮食生产的价值之一,但生产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益。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粮食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粮食生产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正外部性,所以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根本宗旨是针对粮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正外部性进行合理有效的补偿,平衡粮食生产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收益得失,实现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而从解决粮食生产的“外部性”途径来看,只有超脱市场之外的中央政府才有条件和能力对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进行政策性的利益补偿,通过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将粮食生产的外部性内部化,保障各方主体利益的均衡。
四、粮食供求具有特殊性
粮食的特殊商品属性使得其在市场中的供需变化呈现出特殊的趋势。首先,粮食供求价格的弹性变化不符合社会实际诉求,仅靠市场调节形成的价格均衡点会对粮食生产者造成较大的过程收益损失。因为当供需市场中的粮食价格处于较高水平时,种粮农民将会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和管理力度,全力提高粮食产量,而价格的提升则造成消费者需求量的理性减少,过多供应将造成价格的大幅下滑,甚至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而当市场中粮食价格过低时,农民出于家庭收入水平的理性衡量,将会选择外出务工或种植经济作物,造成粮食供应量的大幅降低,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粮食供需市场同样会出现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此时仅靠市场的自行调节将会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一旦市场机制不能及时调节粮食的供求均衡,出现物价飞涨或“谷贱伤农”的局面,都会脱离国家对于粮食市场运行的管理目标,而粮食这种商品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供需关系要维持在供需平衡或适度供过于求的状态,所以国家必须进行适度的政府干预,对粮食生产进行利益补偿,进行粮食收储,并通过完善各种补贴政策,保证粮食供应主体的收益达到有效水平,消除市场“失灵”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
此外,粮食的基础性准公共产品属性也决定了粮食供求必须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自行调节双轨并行的方式来实现。而从粮食生产的角度来看,种粮农户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粮食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风险过高,收益波动性较大,初级粮食产品经济附加值低,若仅靠市场进行调节,种粮农户在很大程度上会因收益相对过低而消极从事粮食生产活动,所以在实际的运行中,政府必须采取合理的手段进行干预,通过出台政策和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对粮食生产进行长期扶持,基于战略角度保证粮食生产的安全,稳定粮食供求市场。
五、粮食安全关系国家安全
粮食生产的安全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首先,粮食不但是人民群众的食物来源,也是国家基本战略的重要物质。若没有足够的粮食,那么国家的军队实力也很难有很大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讲,粮食的重要性甚至已经超越了钢材、石油等物质的重要性。其次,粮食能否得到充足的供应,对于国家社会的稳定性大小起到决定性作用。当粮食供应不足时,人们为了满足饱腹需求,就会想一些非正常手段来获取食物,从而引发社会的混乱。而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同样也会引起一定的社会骚乱,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影响更为显著。最后,粮食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外交政策。我国是一个粮食生产大国,每年都要出口很多粮食,在政治外交中,我们可以通过粮食贸易或粮食援助的方法作为外交手段,为我国在国际间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六、结语
利益补偿 篇5
景区内村民有其特殊性。对于景区,国家出台了诸多法律法规来保护景区内的景观景物 ;而对于景区内的村民,则鲜有相应的保障政策或补偿措施。对景区的诸多保护政策,表面上制约的是景区内原住民即当地村民的传统生产经营等行为,实质上是对当地村民生存和发展空间的挤压,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当地村民的利益。因此,本文所指的“景区内村民”就是指居住在景区内并且“靠山不能吃山,伴水不能致富”而生活水平普遍低下的村民群体。
就漓江景区而言,国家各级部门出台了相当多的漓江保护法律、法规、规章、规划以及文件。随着各种法律法规的实施,景区内村民的生产生活和经营活动受到极大限制,为保护漓江自然生态环境付出了很多代价,而相应的补偿却不足,最终导致其生活水平普遍较低。2009年,桂林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849元,而同期漓江景区内村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3500余元,仅为桂林市平均水平的72%。
本文仅以漓江景区内的大埠乡、草坪回族乡、杨堤乡等三个乡村民为对象,考察其利益受挤压情况,并对其自我补偿方式进行剖析,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景区内村民受到的利益挤压现状——以三个乡为例
(一)雁山区大埠乡
桂林市雁山区大埠乡全乡辖53个自然村,其中11个自然村约1500人居住在漓江景区内。该区域自然环境恶劣,以石山为主,人们的生活很艰难。该区域村民利益受挤压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中规定,砍伐森林、占用土地、烧山开垦、地下水开采、非法采砂、污水直排、非法捕鱼、地形地貌的破坏和不合理的耕作和旅游活动等在该区域内是被禁止的。
2. 由于山羊啃食草皮、破坏植被,桂林市政府颁布《关于在漓江两岸及其他重点地段封山育林林区禁放山羊的通告》,对村民在该区域的山羊养殖行为进行了全面禁止。
3. 该区域虽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因为采矿破坏山体,该区域的3个石矿场已于2011年全部关闭。
(二)雁山区草坪回族乡
雁山区草坪回族乡位于漓江的东南岸,靠近风光秀丽的磨盘山码头、竹江码头,全乡总人口约5000人。该区域属于高海拔的喀斯特地貌区,耕地少、土地渗漏严重。受保护漓江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制约,草坪回族乡不能发展工业,大部分村民只能选择果蔬种植。全乡的经济来源只能依靠农业和旅游业,乡党委和政府提出了“三产带动一产、没有工业也发展”的“草坪模式”。
(三)杨堤乡
杨堤乡是桂林市级贫困乡,有7个村委及1个居委会。7个村居委中有4个村委属于自治区级贫困村。该区域属于典型的“喀斯特”溶岩地貌区,境内高山矗立,山多地少,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杨堤乡村民利益受挤压情况主要表现在 :杨堤乡浪石村委原有养羊户258户,每年养羊8500多只,年收入可达213万元,仅此一项每户年收入可达7470元,少一些的村委每年此项收入也达112万元。由于政府严格禁止养羊,群众失去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收入。
三、进一步加剧利益挤压程度的其它因素
除法律法规之外,自然环境恶劣、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及生态补偿机制缺乏等也进一步加剧了漓江景区内村民利益的受挤压程度。
(一)自然环境恶劣,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生产受制约
漓江两岸的风景以“喀斯特”溶岩地貌著称,石山多、水田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导致农田灌溉困难,广种薄收,严重影响当地农业生产。
(二)交通不便,导致增产不增收
漓江景区内很多乡镇从事蔬果种植,但是由于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导致农产品价格低,与其他地区同类水果价格存在一定差距。自2006年实施《漓江流域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区规划》依赖,漓江景区因地制宜发展金桔、葡萄、柚子等优质果蔬等特色效益农业,达到了人均“半亩果、半亩菜”的水平,但是由于交通不便,不能及时上市,导致即使丰收了也卖不出好价钱。
地处山区的乡村(如新嵅洲村),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且修路成本高,在发展水果生产方面基本不具备优势。有些村(如全家洲村)虽然林果、蔬菜等农副产品产量较高,但受恶劣交通条件的制约,产品运不出去,也卖不出去,增产没有带来收入的提高。
(三)漓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缺失
在保护漓江流域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约束下,沿岸居民的传统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可以说,景区内村民为了漓江两岸景色的“绿化、彩化、花化、果化”方面付出了很大代价,秀丽美景引来无数游客,而村民从中得到的生态补偿却很少。生态补偿的缺失,也是漓江景区内村民收入水平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漓江景区内村民的自我补偿方式
利益受到挤压的景区村民以违规开发、乱搭乱建、排筏载客(有证或无证)等方式参与到漓江旅游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利益补偿。具体如下:
(一)违规开发
受漓江保护相关规定的制约,“修房难,建房更加难”,漓江景区内沿江村屯破旧的农房因长期得不到更新改造,农民的居住条件普遍较差。随着农户家庭人口增加而住房面积不够的矛盾日益突出,宅基地长期得不到政府批复的少数农户擅自施工建设,建造了违章建筑(住房超高或超宽)。
在违规开发过程中,有不少本地或外地的开发商加入进来,以“公司提供资金、农民提供土地”的合作方式在漓江沿岸农户的宅基地上建别墅、修新楼。开发商与村民的利益分配基本上按新建别墅(包括楼房)的所有权和使用年限来划分,如开发商拥有36年的使用权(即36年后使用权全部归还给农民),在36年内底楼的使用权归农民,底楼以上的楼层使用权归开发公司。该别墅和楼房可出租。开发商给农民承诺包括聘请农户担任保洁员、服务员,优先采购该农户的水果、土特产品等。尽管在使用年限上有些争执,但有不少农户选择与开发商合作。
(二) 乱搭乱建
在漓江沿岸黄金水路一些沙滩上(如九马画山、黄布倒影、兴坪段),随意搭建大量简易棚、食品临时销售摊点来吸引游客。沙滩变成了热闹的自由市场,游客走后留下大量垃圾,加大了漓江环境治理难度。这种随意搭建沿江码头、停车场,严重破坏了漓江沿岸的规划和景观。
(三)排筏无证非法载客及运营
从2004年起发展起来的漓江排筏旅游(无证非法载客)一度成为漓江旅游的“符号”。排筏游收入已成为漓江景区内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不少村民在旅游旺季时节,十几天就能赚回一条排筏。2012年初 , 景区成立了排筏游览公司并对大部分排筏实行了统一管理,终止了排筏游的乱象。
五、对策建议
(一)以制度建设规范景区内村民的旅游参与
景区内村民的旅游参与对景区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少数民族风情展示及特色氛围营造等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要以制度建设规范景区内村民的旅游参与行为、参与方式及参与规则等,让其有事做、有钱赚。
(二)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漓江景区内村民与景区之间是共生关系,漓江开发和保护离不开景区村民的参与和支持,景区内村民被挤压的利益应在制度框架内得到相应补偿。为此,应成立漓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并筹集资金,给景区内村民提供生态补贴。筹资渠道有 :(1)财政资金 ;(2)从漓江游船收入中提取 ;(3)社会捐赠。
(三)加强漓江两岸农村住房规划与建设
利益补偿 篇6
1 重庆市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现状及问题
1.1 失地农民现状
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生群体和弱势群体, 失地农民利益保障滞后于城市化, 成为征地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突出表现在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被剥夺、失去了基本的就业岗位、基本生活保障红线缺失、失去了低成本的生活方式, 成为城市化过程中最弱势、最缺乏保障、最边缘化的群体。
(1) 从征地补偿看, 目前失地农民征地补偿方式仍然以一次性现金补偿为主, 但是其标准普遍偏低, 失地农民满意度较低。按规定, 重庆主城区土地补偿费标准为1.4—1.6万元/亩, 安置补助费为2.8万元/人 (其他区县更低) 。根据课题组抽样调查结果, 78.6%失地农民对现行征地补偿金数额不满意。
(2) 从失地农民就业情况看, 由于普遍存在年龄偏大和技能缺乏, 同时缺乏职业和就业培训导致失地农民普遍存在就业困难, 非正规就业成为失地农民主要就业方式。
(3) 从社会保障看, 现有养老保险覆盖面过窄, 同时由于现有补偿标准偏低, 导致农民参加社会保障积极性不高。
(4) 从征地后的生活状况看, 失地农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根据问卷调查显示46.2%的家庭生活状况“变坏了”, 56.5%对现状“不满意”或者“不太满意”。
1.2 农民失地引发的社会问题
由于目前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缺陷, 农民正当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失地农民生活的补偿标准又严重偏低, 补偿方式普遍采用“买断式”的一次性货币补偿, 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又跟不上, 因此农民失去土地不仅仅意味对土地使用权和生产能力的丧失, 也意味着失去了生活、就业、养老保障。部分失地农民陷入“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的生存困境。
失地农民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大多数农民无奈地接受了不合理的分配, 靠低微的征地补偿费维持生活, 成为新的贫困户;一部分维权意识较强的农民选择“以法”、“依法”抗争, 走上了上访的维权之路, 甚至产生群体性事件, 影响社会稳定。
2 重庆城乡统筹背景下可持续安置模式
解决失地农民问题, 必须从统筹城乡社会发展视角出发, 把失地农民安置放到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研究。实现失地农民顺利融入城市, 应构建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的“制度通道”。一是在指向“利益补偿”的征地补偿制度上, 要寻求解决失地农民利益补偿的合理标准和对城市化、工业化的利益分享机制;二是在指向“保障安置”的社会保障制度上, 寻找解决失地农民国民待遇和基本保障的有效途径;三是在指向“就业安置”的土地征用制度上, 寻找解决失地农民现实可得和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进而结合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实验区的特色, 形成失地农民的“公平”、“生存”和“发展”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安置模式。
2.1 以“利益补偿”为核心的征地公平补偿机制
基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费严重偏低的实际, 新型征地补偿模式以提高或恢复失地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为目标, 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 以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 遵循公平补偿原则, 让失地农民充分分享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成果。
2.2 以“保障安置”为核心的生存退路安排
退路问题, 就是社会保障问题。对农民而言, 土地承载着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土地一旦被征用, 他们的保障便成了“空中楼阁”。必须把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解决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 以此解决失地农民退路问题。
2.3 以“就业安置”为核心的发展出路安排
出路问题, 就是就业问题。被征地农民一旦失去土地, 也就失去了维持家庭可持续生计的主要来源。要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根本的出路在于就业。
3 重庆失地农民可持续补偿与安置模式构建
3.1 失地农民征地补偿模式:公平补偿
对被征地农民, 一定要按照被征土地改变用途后的市场价格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课题组研究认为, 可以把土地征用补偿分为土地征用费和土地赔偿费两部分, 由征地主体出资。
土地征用费:土地征用费相当于土地价值, 这部分的计算要变现行的“产值倍数法”为“综合因素法”, 重新测算被征土地价值。在完善征地补偿模式的同时要顾及被征土地的当前用途价格与未来价格的差异, 及时足量给予补偿。同时兼顾土地的潜在收益和利用价值, 以及土地的类型和质量, 分层次、水平确定土地价值。
土地征用费部分, 由政府、农村集体和失地农民共同按比例分配。在实践中, 要规范乡镇基层组织行为, 不允许其参与征地补偿分配;同时出台相关政策, 规范不同的乡镇村集体之间的分配依据, 规范土地补偿费使用标准。同时在利益分配的格局中, 提高失地农民所占比重, 减少企业利润所得, 严格控制村级组织挤占、挪用失地农民土地补偿金。
土地赔偿费:土地赔偿款是对土地权利人因土地被征用而造成的经济及其它损失的赔偿, 这一部分主要指失地农民的经济损失赔偿即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赔偿和失地后的安置费用。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赔偿费仍然归失地农民分配, 维持原有政策不变。但应注意农作物的经济价值区别对待, 对一些名优特农产品应适当提高补偿费。同时拆迁地上附着物的同时, 要合理解决失地农民的安居问题, 提供临时住房, 或临时住房补助。
预留失地农民安置费用主要包括:住房安置费用、社会保险及最低生活保障费用、就业安置 (培训) 费用、子女教育费用。这部分费用由征地主体直接交与政府财政后划拨各相关职权部门, 由相关部门负责落实具体安置措施, 用以解决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和就业发展问题。
3.2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生存保障
3.2.1 资金来源。
解决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 明确各类征地主体无论作何种用途的土地征用, 均应在土地收益中留出一块作为农民失地后的社会保障基金, 并实行专户储存, 由专门机构管理。公平补偿的土地征用费和补助安置费是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来源。同时要引导农民、集体、政府出资, 作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有益补充。
3.2.2 运行机制。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设计也必须考虑保障基金投资运营问题, 确保未来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要实现投资方式多样化, 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 充分体现基金的收益性, 同时必须加强投资的风险管理。
3.2.3 保障内容。
重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应包括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和提供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应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地区失地农民客观需求, 因地制宜地选择社会保障种类、标准和内容。
3.3 失地农民就业安置体系:长远发展
对于失去物质性和生产性资产的农民而言, 就业收入构成了大多数生存策略的核心内容。因此, 为失地农民提供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 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目标的重要手段。失地农民就业安置体系包括就业培训体系、就业安置渠道和就业支持体系。
3.3.1 就业培训体系。
首先要把失地农民的培训工作纳入城镇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体系, 通过政府与培训机构合作, 建立健全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的、多层面的县乡村三级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网络体系。根据不同类型的需求, 开展多层次培训, 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失地农民解除眼前的“生存之忧”和今后的“就业之忧”, 维持其“可持续生计”发展。
3.3.2 就业安置渠道。
按照市场化原则, 制定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政策, 建立城乡统一的、平等的劳动力就业市场, 实现城乡统筹就业。采取多种形式, 拓宽就业渠道, 根据失地农民不同个体特征进行就业安置。
3.3.3 就业支持体系。
失地人员就业政策支持体系, 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政策:征地农转非人员自谋职业优惠政策;企业吸纳农转非人员的优惠政策;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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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补偿 篇7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为全面考察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对调查地点的选择主要考虑了3方面因素:一是以粮食主产区为主的主产县 (市、区) 为主, 二是兼顾不同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三是兼顾不同的发展阶段。据此, 本研究选择了河南、湖北、安徽、湖南、江西、山西、四川、山东、重庆和云南10省份103县 (市、区) 381乡 (镇) 。在前期资料收集、问卷设计和预调查基础上, 组织河南、湖北、湖南等省相关高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先后以农户为单位共发出调查问卷2000多份, 收回问卷1815份, 其中实际有效样本1506个。需要说明的是, 对381个乡 (镇) 进行的调查, 在时间上具有一定跨度 (2011年暑假和2012年寒暑假, 个别调查在学期中进行) , 为保证调查样本数据一致性, 调查数据均以2010年为考察年度。
调查样本显示:在受访者个人特征上, 性别以男性为主, 占77.4%;年龄段以41~50岁为主, 占41.5%;受教育年限以6~9年为主, 占56.7%;政治面貌以群众为主, 占87.1%;就业以务农为主, 占70.7%;健康状况以比较健康为主, 占39.7%。在受访农户家庭特征上, 家庭规模以3~4人为主, 占60%;承包土地面积以3~6亩为主, 占42.9%;粮食耕种面积以2~5亩为主, 占38.6%;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以1~2亩为主, 占46.4%;亩均净收益以400~800元为主, 占30.6%;家庭农业收入以2000~5000元为主, 占36.3%。在受访农户家庭外部环境上, 地形以平原为主, 占79.3%;土地肥沃程度以一般为主, 占46.1%;水源情况以一般为主, 占43.7%;主要灌溉方式以河水或地下水为主, 占72.7%;交通条件以一般为主, 占42.1%;信息获取能力以一般为主, 占49.8%;机械化程度以一般为主, 占40.4%;销售难度以较容易为主, 占48.3%;亩均补贴总额以60~80元为主, 占48.2%。
二、农户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的认知与行为描述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对国家有关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比较了解或非常了解, 只有1.7%的受访者选择“不了解”。表明农民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的了解度较高, 但对利益补偿效应的认知有较大差异。
(一) 农户对利益补偿政策效应的认识与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粮食直补和农业税取消政策, 83.5%的受访者肯定其对种粮积极性的促进意义, 但只有6%和13.6%的受访者分别认为大大提高了积极性和有较大促进作用;对化肥补贴政策, 89.3%的受访者都认为其对化肥使用量有促进作用, 而且44.8%的受访者认为有明显增加;对农机具补贴政策, 有24.1%的受访者认为其对农机具购买决策完全没有影响, 只有5.5%和13.6%的受访者分别认为有很大和较大影响;对粮价政策, 13.5%和31.3%的受访者分别认为其是影响粮食生产积极性的最重要因素和比较重要因素, 而11.3%和17.1%的受访者分别认为其不重要和不太重要。调查表明:农民整体上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的效应持肯定态度, 对受惠面相对较小的利益补偿政策如农机具补贴, 则感受相对较弱。
(二) 农户转包耕地的原因
农户是否转包耕地是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高低的体现之一。调查结果显示:在转包耕地的农户中, 只有23.6%的受访者是因为认为多种地会多挣钱, 71.5%的受访者则因为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或因年龄等原因不能出去打工只好多种地;在不转包耕地的农户中, 只有13.6%的受访者是因为没有劳动力, 52.4%的受访者认为够口粮就可以了, 另有31.2%的受访者认为种粮吃亏。调查表明:粮食生产收益比较低是制约粮食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原因, 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一大直接目的就是维持口粮, 而只有在缺乏其他就业机会的情况下才可能会考虑转包耕地、扩大粮食生产规模。
(三) 农户对城乡差别的认识与评价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也体现在农民对城乡差别的认识和评价上。调查结果显示:56.3%的受访者都向往城市生活, 其中19%的受访者很向往城市, 只有1.6%的受访者很乐意在农村生活, 比较乐意在农村的比例也仅有8%;与之相对应, 仍有43.3%的受访者乐意在农村务农, 其中很乐意的比重有9.8%, 只有4.9%、20.9%的受访者分别表示很不乐意、不太乐意在农村务农。调查表明, 总体上农民对城乡差别的感受比较明显, 但由于自身所处环境或与生俱来的乡土情结, 尽管农民对城市向往度较高, 仍然有很大比例的农民愿意务农。但必须引起注意的是, 愿意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多是年龄偏大的农民, 年轻人更多表现的是不愿意继续务农。
(四) 农户对利益补偿效应的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在对粮价的评价上, 76.5%的受访者都认为粮价低, 其中26.6%的受访者认为很低, 只有4.6%、0.3%的受访者分别认为粮价比较高、很高;对现有的国家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 49.8%的受访者认为比较满意或很满意, 只有3.1%的受访者很不满意;对县/乡政府落实国家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 34.5%的受访者认为很不满意或不满意, 只有8.8%的受访者认为很满意;在对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总体满意度上, 44.1%的受访者持满意态度, 其中认为很满意的比例达到10.2%, 只有4.8%的受访者表示很不满意。调查表明:农民总体上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是比较满意的, 这得益于近年来国家对粮食主产区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 但对个别单项补偿政策, 如粮价的问题上, 农民则感觉仍有很大的补偿空间, 尤其是对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的执行和落实, 农民满意度较低, 这一方面说明存在政策执行不力的可能, 另一方面也说明政策执行透明度有待加强。
三、农户利益补偿效应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
(一) 模型说明
对基于农户视角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影响因素分析, 可以借鉴满意度评价方法 (简称CSI方法) , 即测算影响因素X对因变量Y的变化效应。一般而言, 如果Y不是一个二元变量, 需要事先确定参照系, 然后通过多次变换将每个Y的取值与参照系进行比较。为简便起见, 可以对农户利益补偿满意度数据进行处理, 将评价结果为“很满意”“满意”的两种结果统一归入“满意”一类, 取值为1 (因为本研究的目的仅仅是了解农民“满意”情况) 。而将“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的结果归入“不满意”一类, 作为参照系, 取值为0。需要说明的是, 问卷调查中分为5个等级, 目的在于有利于农民更自由地、准确地表达评价意愿。而在模型分析中, 仅仅需要了解农民评价结果为“满意”的概率。因此, 只要剔除“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的结果, 将“很满意”“满意”合并为“满意”即可。
对于两分类问题, 可以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假定Xki是自变量, pk是模型的响应概率, 建立相应的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 pk为在给定系列自变量X1i, X2i…, Xki的数值时事件的发生概率, i=1, 2, …, n, pk=p (yi=1, |X1i, X2i, …, Xki) , α为截距, β为斜率。
发生事件的概率是一个由解释变量Xki构成的非线性函数, 其表达式如下:
发生比率 (odds ratio) 是用于反映两个相关二项分类变量之间关系的指标, 被用来度量某自变量对因变量效应影响程度的大小。其含义:在其他自变量固定不变的情况下, 某一自变量Xj改变一个单位, 因变量对应的发生比率平均改变exp (bj) 个单位。自变量可以是无序或有序多项分类变量、二项分类变量、区间变量。同时, 概率的上限值为1, 而发生比率没有确切的上限值, 其计算公式为:
Logistic回归模型的拟合能力可以通过回归系数及其标准差、统计量和显著性水平等指标来评价。Wald统计量表示模型中每个解释变量的相对权重, 用来评价每个解释变量对事件预测的贡献度。Homsmer-Lemeshow (HL) 指标用于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优度的检验。当HL指标统计显著时, 表示模型拟合不好;反之则拟合较好。另外, 为更好地拟合模型, 避免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造成模型的偏差, 可以选择变量逐步进入的方法, 变量进入模型的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05, 变量剔出模型的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1。本研究采用SPSS17.0软件来完成二项Logistic回归。
(二) 变量选择与赋值
本研究选择前述1506个农户的调查样本数据进行模型拟合, 以农户对利益补偿的满意度为因变量, 以被调查对象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就业状况、健康状况、家庭规模、地形、土地肥沃程度、水源情况、主要灌溉方式、交通条件、信息获取能力、机械化程度、销售难度、承包土地面积、粮食耕种面积、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亩均补贴总额、亩均净收益和家庭农业收入21个变量作为影响农户利益补偿满意度的自变量。有关各变量的说明和统计性描述情况分别见表1。
(三) 模型估计结果与解释
农户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模型测算结果显示 (见表2) , HL检验值为2.963, p值为0.937, 统计检验不显著, 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各影响因素中, 性别、受教育年限、地形、土地肥沃程度和主要灌溉方式5个因素对利益补偿效应影响显著, 其他因素对利益补偿效应没有显著影响。
从回归系数看, 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就业状况、家庭规模、地形、承包土地面积、粮食耕种面积、亩均补贴总额和亩均净收益10个变量的系数为正, 表明这些变量对利益补偿效应有积极影响。性别、健康状况、土地肥沃程度、水源情况、主要灌溉方式、交通条件、信息获取能力、机械化程度、销售难度、农户人均耕地面积和家庭农业收入11个变量对利益补偿效应的影响系数为负值, 表明这些变量对利益补偿效应有消极影响。同时, 根据Wald统计量, 农户利益补偿效应的影响因素中, 较为重要的因素包括性别、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地形、土地肥沃程度、主要灌溉方式和亩均净收益。发生比率较大的变量为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就业状况、地形、土地肥沃程度、承包土地面积、粮食耕种面积、亩均补贴总额和亩均净收益。
注:*表示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根据模型测算结果, 在被调查对象个人特征和利益补偿效应的关系方面, 农户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满意度随年龄和受教育年限的提高、社会工作经历的丰富而增加, 而随健康状况的提高而降低, 且女性满意程度比男性更高, 一般群众满意程度比党员、团员更高。其可能的解释是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农民, 对利益补偿政策越熟悉, 年龄越大的农民, 对三农新政的感受越强烈, 而年轻农民往往更向往城市生活, 不愿长期待在农村, 更不愿务农。因此, 对利益补偿满意度较高的往往有两种群体, 一种是非农收入较高而对利益补偿不太在意的农民, 如有过除务农之外其他社会工作经历的农民以及农民党员、团员, 多是有着其他创富门路的乡村能人;另一种是以务农为生或其他收入来源较少的农民, 如所谓的农业生产“386199部队”, 包括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农民, 他们对利益补偿的边际满意度往往更高。
在农户的家庭特征和利益补偿效应的关系方面, 家庭规模越大、承包土地面积和粮食耕种面积越多、亩均净收益越高的农户, 其对利益补偿效应的满意度越高;人均耕地面积和家庭农业收入越多的农户, 其对利益补偿效应的满意度越低。其可能的解释是, 家庭规模越大、承包土地面积和粮食耕种面积越多、亩均净收益越高的农户, 其对粮食生产的依赖性越强, 因而对利益补偿的期望更强烈。而人均耕地面积越多、家庭农业收入越高的农户, 其获得非粮收入的机会和比例更多, 而对非粮生产而言, 很多补贴等利益补偿是享受不到的, 换言之, 人均耕地面积越少、家庭农业收入越低的农户, 利益补偿对他们的边际效应就越强。
从外部环境看, 主要灌溉方式实则反映了农户灌溉成本的高低, 模型测算结果表明, 灌溉成本越低、亩均补贴水平越高, 农户对利益补偿满意度越高,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而土地肥沃程度和机械化程度越高、水源状况和交通条件越好、信息获取能力越强、销售难度越小, 农户对利益补偿满意度越小, 这反映了农户所在的外部环境越好, 对利益补偿的感受越不明显, 这也表明利益补偿实际上也遵循边际效应递减规律, 说明越是在条件恶劣的粮食主产区, 越是要加强利益补偿力度。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合以上分析, 对于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的影响因素,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往往对非农收入较低的纯农户更有效, 尤其是对于偏远地区、条件较差的主产区农户而言, 效果更明显。因此, 应着重从以下三方面增强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效应:一是大力培育新型农民, 创新农业经营主体, 增强农民的职业技能;二是加强主产区农村基础建设, 提高补偿标准, 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三是加大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培训力度,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积极推进适度规模经营。
摘要：本文基于农户视角, 采取问卷调研方式分析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影响因素, 为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提供决策基础。结果显示, 农民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就业状况、家庭规模、地形、承包土地面积、粮食耕种面积、亩均补贴总额和亩均净收益等因素对利益补偿效应有积极影响, 且利益补偿也遵循边际效应递减规律, 非农收入较低的纯农户尤其是偏远地区、条件较差的主产区农户, 对利益补偿效应的感受更明显。因而, 要从培育新型农民、加强主产区农村基础建设、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着力增强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
关键词：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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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补偿 篇8
因此,结合公立医院利益相关者的博弈情况,研究分析目前我国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中所存在的问题,构建科学合理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无论对解决目前公立医院公益性缺失,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和保证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补偿模型构建
本研究从公立医院各利益相关者主体的角度,分析补偿机制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博弈论理论研究公立医院运行中各利益相关者博弈局中人的策略和支付函数。
基于公立医院运行过程中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及其策略集,构建公立医院在政府全额资助下、医疗保险资助下、政府和医疗保险双重资助下运营模型,以模拟公立医院在完全发挥公益性的前提下的运营情况。由于公立医院完全发挥公益性运营,医疗卫生需方的需求释放、医院自身发展需求、物价指数等因素也将影响公立医院的收支运营情况［3］。
为了明确界定政府和医保部门的补偿范围和金额,实证分析中将分别针对政府全额资助下、医疗保险全额资助下、政府财政支持和医疗保险双重资助下的医院运行状态。其中政府财政支持和医疗保险双重资助又可分为政府支持医院总成本, 医疗保险资助其它部分; 医疗保险资助基本医疗部分,政府资助其它部分两种状态,共计四种方案,其中补偿模型一和补偿模型二属于单补偿模式,补偿模型三和补偿模型四属于双重补偿模式,如表1所示。
纯政府补偿下的公立医院运行不需要医疗保险转移支付补偿的,而有强有力的医疗保障的医院也是不需要政府另行财政补偿的。所以一个有足够财力补偿的纯免费的公立医院和有财力保障的医疗保险,其二者是没有交叉关系的［4］。政府财政或者医疗保险几乎全部承担公立医院的开支,患者不付费或者付少量费用。根据公立医院与政府静态博弈模型和公立医院与医保部门静态博弈模型的分析,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实行政府全额、医疗保险转移支付补偿模式均可促进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发挥。
双重补偿模式,即政府补偿一部分、医疗保险机构补偿另一部分,患者根据补偿比例自付一部分费用。在国际上,部分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和商业医疗保险体制的国家及地区都实施了双重补偿模式,且政府和医疗保险都有明确的补偿范围［5］。
我国目前的现状是公立医院正处于财政补偿和医疗保险转移支付的双重补偿下的交叉关系,在这种状态下,医院强调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医保经费不足,而政府又无法确定究竟投入多少［6］。由于政府财力投入不够,医院只能通过医疗保险转移支付和病人自费方式实现自我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必然千方百计地通过扩大服务项目、大检查、大化验、大治疗、高耗材、一次性耗材来增加病人的负担和套取保险基金。所以相比单补偿模式,构建双重补偿模式确定政府和医疗保险转移支付补偿范围,更能针对我国公立医院补偿问题,更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补偿模式三是借鉴和参考国际经验,双重模式一般是采取的是包括基建、设备等固定成本在内的医院总成本由政府财政补偿,一般的运营成本由医疗保险机构支付补偿机制,这样可以在保证医院公益性发挥的基础上,促进医院进行医疗费用控制,降低医疗成本。
我国公立医院的补偿渠道主要包括财政补偿、医疗服务收费和药品加成收入三个部分,但补偿范围模糊不清［7］。200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新一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我国医疗系统逐步开展。 新医改高度重视县级公立医院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要大力发展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所以加强县级公立医院的建设与发展,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8］。补偿模式四的双重补偿模式可以引导县级公立医院明确自身功能定位,保证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发展。
所以,本研究构建了政府全额补偿模型( 模型一) ; 以医疗保险转移支付为主要补偿途径模型( 模型二) ; 政府补偿医院总成本,医疗保险转移支付补偿其它部分模型( 模型三) ; 政府补偿基本医疗部分,医疗保险转移支付补偿其它部分模型( 模型四) 。同时科学合理的补偿模式应有所兼顾,不仅仅保障了医院公益性的发挥,也需要保障医院职工福利,保证医院的正常发展。所以新构建的补偿模型应当保证医院的收入稳定,保证医院和医院职工的利益。公立医院完全发挥公益性运营,医疗卫生需方的需求释放、医院业务发展、物价指数等因素也将影响公立医院的运营情况。
2样本医院所需投入测算
文章选取宁夏A县人民医院作为研究样本,文中所用数据均为2013年数据。由于公立医院完全发挥公益性运营,医疗卫生需方的需求释放、医院自身发展需求、物价指数等因素也将影响公立医院的收支运营情况。在本文中假设医院运营情况受物价指数变化,需求释放、医院新开展和停止业务情况影响。
政府全额资助模型下的A县医院将在保证现有业务量和服务水平的基础上,面向全体居民免费提供原有医疗服务。同时,在本方案中考虑需求释放情况、医院业务开展和停止情况、 物价指数变化因素,可得2013年保持原有运营状态需投入68984754. 66元,如表2所示。
3各补偿模型实证分析
3. 1政府全额资助下的A县医院运营情况( 补偿模型一)
基于这种设计,2013年,政府需要对A县人民医院投入68984754. 66元,在原来基础上追加投入67197754. 66元,A县人民医院即可在2013年正常运营( 见表3) 。在这种情况下,医疗保险部门无需再向A县人民医院进行投入。由于财政投入增长幅度较大,根据政府财政具体情况,可以取消对部分公立医院的投入,来保障政府财政支持的公立医院能够充分发挥公益性［9］。同时,可以对A县公立医院进行绩效考核管理,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前提下,压缩成本,提高对公立医院的考核奖励, 从而更好的发挥医院公益性。
3. 2医疗保险全额资助下的A县医院运营情况( 补偿模型二)
2012年A县人民医院医保投入13520000. 00万元。欲想保持医院向全体居民免费提供医疗服务,则需在现有医保投入的基础上追加保险投入55464754. 66元( 见表4) 。
3. 3政府支持医院总成本( 包括人员酬劳和其它固定费用) , 医疗保险支持其他部分( 补偿模型三)
医院总成本包括医疗服务成本与药品经营成本。根据A县人民医院财务收支报表的数据,医院总成本占医院总收入的82. 79% ,在本方案中政府支持医院总成本( 包括人员酬劳和其它固定费用) ,医疗保险支持其它。即政府支持医院全部的收入金额的82. 79% ,医疗保险投入支持17. 21% 。按照政府支持医院总成本模型,A县医院需政府财政拨款57112478. 38元,医疗保险投入11872276. 28元
3. 4医疗保险支持基本医疗部分,政府财政支持剩余部分( 补偿模型四)
本研究根据样本地区基本情况,结合基本医疗均等化文件及相关研究成果,对基本医疗所占费用进行了测算,具体如表6所示 。
根据并按数据计算可得基本医疗病例占全部病例的50. 27% ,基本医疗病种费用占全部费用的23. 89% 。
在本方案中,医疗保险投入支持A县人民医院收入的39. 30% 。其余部分由政府财政支持。 即政府投入34678636. 17元,医疗保险投入34306118. 49元,如表7所示。
4讨论与分析
四种补偿模型下的不同补偿情况,如图1所示。在补偿模型的实证分析中,样本医院A县人民医院为纯公益性运营,面向全体居民免费提供医疗服务。由于医疗服务免费,必然引起所在地区居民对已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释放。同时,由于近年来我国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各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不断进步,每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均为正值［10］。故在模型构建中考虑了这些因素对于医院运营的影响。
政府和医疗保险四种补偿模型分别模拟了不同补偿下的状态。公立医院为政府纯财政支持,医院必须严格执行政府及卫生行政部门的相关规定,发挥医院公益性,杜绝过度医疗,由于所有患者就医均为免费,切实解决了“看病贵”问题,为政府和医院自身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11］。但由于需求释放等因素的影响,政府要全额补助的金额较之前有所提高,必须依靠充足的政府财政支持,改变现有医院管理体制和绩效考核方案, 并且放弃大部分公立医院。若需要全部医保补偿医院,必须改变筹资和补偿方案,以及支付方式,否则,医院会通过开展和增加非医保项目来创收,将负担转嫁到病人一方。
在政府和医疗保险双重补偿模式下,可以明确划分政府财政和医疗保险投入的范围和投入额度,使政府和医疗保险部门的监管更加有效,从而保证公立医院的正常运营和医院公益性的充分发挥。
在补偿模式三中,在政府支持医院总成本,保证了公立医院的医务工作者的薪酬等运营成本,而其它业务开支由医疗保险资助。根据第三部分的研究结果,医院管理者能够在保证总收入不变的基础上,内部控制医院收入结构,从而控制医院成本,把资金转入绩效考核,以医疗质量、科研等作为绩效考核的标准。同时也避免了医院通过无限制地增加医疗收入来保障医院运用和员工绩效,防止 “以药养医”、“大处方”、“大检查”、“大化验”等现象的发生,在保证医院公益性的基础上,促进医院发展。
在补偿模式四中,医疗保险资助基本医疗所有病种的开支,政府支持其它部分。保证了县级公立医院功能定位的基础上,促进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建设,提高诊疗技术水平,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医疗保险部门可以通过提高准入标准,放弃部分医保定点医院,只选择部分医院作为医疗定点单位。这样医保部分可以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控制医保定点单位运营,保证医院的公益性,同时改变医疗保险补偿方案,降低起付线,提高补偿标准,并鼓励医院改变支付方式,节省医疗资源,力争结余。
利益补偿 篇9
关键词：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公共利益,个人利益
拆迁问题近几年一直是热议的话题, 就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征求意见稿) 》来说, 无论是在力度上和速度上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当我们受到个案冲击时, 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到底是存在哪些制度性的问题, 还是拆迁条例所呈现出与社会进步不同步的体制问题。经过专家的广泛调查研究,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宪法》、《物权法》、《房地产管理法》保护公民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原则和具体规定存在抵触, 这导致了城市发展与私有财产权保护两者之间的严重冲突, 也导致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在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的失衡。即便是2011年1月21日起正式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也不能完全根除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的失衡现象。
一
一部法律的修改不仅仅是文字的变化, 更多的是其背后复杂的利益调整。关于土地征用和拆迁问题法律也是几经修改。1991年6月为了与《城市规划法》建立配套的法规, 国务院发布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当时的城建主体多是国有性质, 拆迁行为基本依靠政府计划, 当然鲜有涉及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的差别, 商业拆迁多半按照政府拆迁的模式。1994年7月《房地产管理法》出台, 分税制实行改革, 城建主体中增加了开发商, 开发商由后台走向前台, 土地财政成为重要因素被地方政府倚重。2001年6月《拆迁条例》修改颁布, 但是没有在根本上解决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的差别, 政府既是审批者又是裁判者, 对被拆迁人拒绝拆迁的实行强制拆迁等做法给民众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利益损失和精神伤害。2004年3月《宪法》增“征用补偿”条款,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但是宪法修正案仍然没有界定“公共利益”的范畴。2007年3月《物权法》规定“拆迁补偿”, 第42条针对城市房屋的拆迁的三项补偿安置原则, 提高了对被拆迁人的补偿标准。2011年1月21日起正式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有了更多的改善, 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 对各种利益的博弈都发挥了一定的督促和限制的作用。
二
以往条例中对于“公共利益”都没有明确的界定, 新条例在这一点上有了较大的突破, 并采取了列举方式。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 第八条以列举的体例将“公共益处的需要”界定在:国防和交际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根本行动措施扶植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情况和资本呵护、防灾减灾、文物呵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扶植的需要;由政府遵照城乡规划法有关划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根本行动措施落伍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法令、行政律例划定的其他公共益处的需要。公共利益的界定避免了以往开发建设拆迁的发展经济和公共利益需要的伪装, 主要是区分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 并不能实际上解决在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失衡的问题。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不能使被拆迁者得到满意的补偿。针对补偿问题, 新条例也有相关的规定。新条例在第三章针对补偿问题做了规定。条例规定, 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即便是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公布之时, 黑龙江省密山市的强制拆迁自焚事件、江苏拆迁户的自焚事件似乎也对我们提出了疑问, 新条例的颁布实施能不能真正解决拆迁与征用中的矛盾, 能不能真正地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的明确界定能否真正区分“政府组织实施”和“开发商商业行为”?直补是不是解决征地矛盾的关键?
三
刚出台的新拆迁条例的颁布在形式上结合民众意见和专家意见, 考虑公共权力与个人权益, 体现了立法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在内容方面, 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 拆迁补偿范围、原则和程序, 从行政强制拆迁向司法强制搬迁的演变, 都是符合民意和立法目的的突破性的规定, 但不乏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笔者通过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优势和隐患的分析, 浅谈如何更好地在条例中体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 如何有效地解决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
从条例颁布的优势分析, 笔者认为, 第一, 公共利益的界定改变了以往政府和开发商形式上以公共利益为名, 实质上为谋取私利的状况, 甚至某些政府或者国家机关的办公用房的开发也施行以公共利益为名的拆迁。第二, 责任明确以往房屋拆迁安置补偿, 拆迁许可证的效力等等都受《行政许可法》的影响, 但是即便如此, 国务院以及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没有规定制定房屋拆迁行政许可听证程序。新条例将拆迁许可证的方式废除, 市县级人民政府成为直接责任主体, 国有土地的政府征收行为成为政府行为, 政府从幕后走向前台, 不能在逃避责任。新条例规定政府是做出的征收决定的主体, 政府自己不能再作任何的行政裁决, 只能由上级政府监督或者法院的裁判。第三, 行政补偿以人为本旧条例忽视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 新条例重视被拆迁人和公众的意愿, 以往在征收人的补偿方面因价格偏低, 过少的考虑被征收人的利益, 被征收人往往存在抵触情绪, 新条例规定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即便在制定初期也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原则, 通过社会的广泛参与, 广泛听取民众意见并结合专家意见, 新条例还规定, 被征收人对市、县级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所以在救济制度上也摒弃了旧条例的不利制度, 民主贯穿在制定和执行条例的始终。第四, 取消了行政强制拆迁这又是新条例的一大突破, 政府既是参与者又是裁判者的局面终于有所改变, 新条例将行政强制拆迁变为司法强制搬迁, 有利于制约政府的征收和补偿工作, 使其尽量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进行, 从而减少在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因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失衡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
四
新条例的众多优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在房屋征收和补偿的矛盾, 但是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 笔者认为直补不是解决征地矛盾的关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仍然存在一定的劣势。
第一, 笔者认为, 在新条例中缺少治理的决心。最近三年发生的8起拆迁自焚或活埋案中无一名地方官员因此受到追究。江苏东海、盐城, 北京海淀, 山东胶州, 福建泉州, 黑龙江东宁先后发生拆迁户自焚, 湖北武汉拆迁户被铲土机活埋, 当地官员无一人被问责;就是唐福珍事件中被停职的科级干部在事件过后不久也是官复原职。如果想真正解决征地与补偿中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 关键并不是能补偿多少, 而应该是制约权力, 对于在这一行政行为行使过程中建立一整套公平公正的处罚制度, 加强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的力度, 把问责制落到实处, 并应赋予群众代表一定的参与权和谈判权, 这才能真正地实现公共权益和个人权利的平衡。
第二, 关于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进行严格区分是否能真正解决征收与补偿中存在的矛盾。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一分为二。笔者认为, 更好的界定公共利益的目的是防止部分开发商以政府的名义, 即以公共利益为名行己之利, 实现“非公共利益”的目的, 对于部分开发商是有一定的限定标准。但只是把开发商的这种行为由旧条例的混淆状态, 变为如今的真空状态, 同时又增加了“外交需要”, 笔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即便是开发商纯粹的商业开发目的, 只要其是“外交需要”作为条件, 依然可以征收。在新条例中是否应该将“外交需要”的条件诠释的更加明确, 使政府, 开发商和普通民众均不产生重大误解。
第三, 关于征收主体。从新条例可以看出, 市县人民政府是理所当然的征收主体。第四条规定, 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 (以下称房屋征收部门) 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第15条规定,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对房屋征收范围内房屋的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情况组织调查登记, 被征收人应当予以配合。而这些内容的执行, 首先应该考虑的关系背景是市县人民政府和房屋征收部门的关系。房屋征收部门能否作为行政主体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最终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如果其不能作为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 而只能以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者受委托组织的身份行使职权, 受委托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和房屋征收部门又是什么关系?
第四, 关于赔偿。新《条例》明令禁止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不履行职责、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禁止野蛮搬迁、暴力搬迁, 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活动。禁止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用。禁止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或者房地产估价师出具虚假或者有重大差错的评估报告。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依法给予通报批评、行政处分、行政处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对于具体的赔偿标准却没有加以规定, 只能参照《国家赔偿法》。建议受赔偿人应有权选择赔偿形式。比如是选择货币赔偿还是房屋赔偿等等。这样才能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参考文献
[1]彭小兵.城市拆迁中的公共利益与博弈[N].中国经济时报, 2007-06-28 (5) .
[2]彭小兵, 谭亚.城市拆迁中的利益冲突与公共利益界定——方法与路径[J].公共管理学报, 2009,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