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平衡（精选11篇）
利益平衡 篇1
摘要：专利制度的建立, 促使新技术不断出现, 有效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 专利制度本身又是带有垄断性质的, 不可避免得成为某些市场主体实行垄断, 榨取超额利润的工具。这也是公众对垄断这一制度持怀疑态度的原因。本文就是讲如何降低垄断带来的消极性, 平衡利与弊, 使得专利制度更加完善。
关键词：创新,垄断,三星苹果,利益平衡
有一个被称为“世界专利大战”的、在很多国家都掀起“战火”的经典案例就是“苹果VS三星”智能手机专利大战。本文即是从该案例入手, 来分析如何平衡专利制度带来的利与弊, 如何实现专利的垄断性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一、专利制度中的利与弊
(一) 专利制度对创新的推动
专利制度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完善。一方面, 新技术拥有者需要一种能保护其经济利益的制度来激发创造积极性;另一方面, 社会需要一种制度使得新技术尽快被公开, 使新技术更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产, 而不是被当作商业秘密保护起来。由此, 专利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发展起来。可见, 鼓励创新是专利制度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
(二) 专利权是合法的垄断
作为一个法律概念, 专利 (Patent) 来源于英文“LettersPatent”①, 最初是指由英国国王亲自签署的带有御玺印鉴的独占权利证书。证书的内容就是国王授予某人对某项技术享有的独占权, 而且这种证书没有封口, 证书内容是公开的, 任何人都可以观看到里面的内容。因此, “Patent”的原意就包含两层意思:垄断、公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垄断就成为专利的最基本的特征。
(三) 专利制度中利弊冲突
因为要鼓励创新, 所以专利制度应运而生;但与此同时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市场垄断。曾经有位学者说过知识产权不能太脆弱, 太脆弱不利于激励创新和促进传播。同时, 他又说:知识产权不能太强大, 太强同样会扼压创新和阻遏传播。这种扼压很大程度就来自于可能造成的垄断。专利本身的性质, 会使得权利人可能利用自己在技术、信息、品牌等方面的独占权利来尽力维持自己的竞争优势, 从而做到可以排除或限制他人的竞争。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知识产权反而成了限制他人竞争并垄断市场, 同时又可以阻碍技术转移和信息传播的有力工具。最终, 这些弊端所带来的后果还是社会和我们每一个人来承担的。
二、苹果VS三星案件的利益平衡分析
当美国地方法院关于此案的裁定———三星公司侵权事实成立, 赔偿苹果公司10.5亿美元出来时, 这个本来就备受关注的世纪大案带给我们的震撼实在太多, 也让很多人看到了专利制度对于市场的影响, 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专利的力量。
(一) 案情发展
苹果公司于2011年在美国对三星提起专利侵权诉讼, 三星随后提出反诉。此外, 双方还在英澳韩相互提出诉讼。苹果侵权起诉17款三星产品, 共计8项专利, 索赔数额更是达到了25亿美元。当然, 三星否认了苹果的指控, 并且同时反咬了苹果一口, 认为其涉嫌侵犯三星的5项专利, 要求赔偿5.19亿美元。
(二) 专利制度的存在对于智能手机市场发展的推动与阻碍
在推动方面, 苹果以前所未有的思维和视角给手机行业带来了巨变, 这种巨变就源于它的创新。而这种创新, 正是得益于专利制度的发展。正如诺斯②曾给予专利高度评价:“一套鼓励技术变化、提高创新私人收益率, 使之接近社会收益率系统的激励机制, 仅仅随着专利制度的建立才被确立起来。”
推动伴随着阻碍。权利要求书中的各项权利是以一个整体的形式被作为专利来保护的, 不能将权利要求书中的某一个权利拿出来单独给予专利保护。但苹果在起诉中却将整个专利拆成了几个部分, 要求保护其整体专利中的某一个小的设计。苹果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开发圆角矩形、大尺寸屏幕的设备, 这种想法非常可笑。智能手机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只能有几种形状, 不可能被设计成三角形或者其他形状。如果圆角弧形被单独保护的话, 无疑会造成垄断, 使得整个智能手机市场被限制在一两家企业。权利人利用专利制度, 滥用专利权利, 该行为就会超越专利权的正当界限或背离法律设定该权利的初衷。
三、创新和垄断的平衡
(一) 反垄断法对专利权不合法垄断的规制
日本、欧盟、美国等国家是经济、科技比较发达的国家, 这得益于其对专利权的保护。尽管如此, 它们也很重视对专利权垄断进行规制, 都用反垄断法规制了该行为。它们不光有原则性的规定, 比较强的专门性法律法规也是比较完善的。
我国应如何完善反垄断法?首先, 要有具体的规定来与第55条的原则性规定相配套。我国反垄断立法过于原则, 与此有关的内容仅在第55条作原则性的规定。更具体的规定包括要严格区分专利权垄断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罗列典型的专利权非法垄断表现形式、反垄断的兜底条款及审查原则等。其次, 加强行政立法。由国务院批准一个相关的执法指南, 有利于在司法和行政执法活动中适用。最后, 提升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地位, 建立权威的监管机构。没有监督的权利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催化剂, 滥用权力的行为都要有强有力的执法手段来打击。③
(二) 合理安排专利的有效期限
Nordhaus模型展示了专利长度的这样一个特征④:当创新收益与社会福利损失在边际上相等时, 专利长度就是最优的, 并且是有限、严格为正的。过长的期限会阻碍技术进入公有领域被社会使用, 过短的期限又会使得专利制度形同虚设。因此, 欧美国家实行专利更新制度来弥补固定专利长度的不足, 即专利申请者可根据专利收益和费用的比较来选择专利长度, 从而实现专利长度差别化的目的。
(三) 将授予专利的门槛科学化
该案也凸显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即专利实在太多了, 多到一不小心就会掉入专利的陷阱而产生纠纷。专利过多, 除了是依赖于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的创造热情, 还因为授予专利的门槛太低了, 以致于出现很多不该被保护的专利。
(四) 完善强制许可制度
专利保护期限过长会加剧社会福利的损失, 造成垄断。上文提到要合理安排专利有效期限, 还有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将专利和强制许可相结合。引进强制许可后, 创新技术以一定费用被许可给其他企业, 市场上同样功能的产品不断出现, 这将有效的减少专利的垄断。
那么如何完善呢?笔者认为, 首先要设置初步审查, 使得通过初步审查的申请人在行政诉讼期间内可以实施该专利。这样的制度设置是为了防止被申请人利用诉讼程序来拖延许可的事宜, 等到行政诉讼程序终结, 很多专利强制许可已没有意义, 强制许可制度的设计目的就无法实现。其次, 保持此种制度的灵活性, 与国家经济政策相结合。最后, 完善许可费用计算, 使其更加方便、更具操作性。
四、结语
“知识产权法是以利益平衡为基础的法, 利益平衡构成知识产权法的基石。在知识产权法中引入并切实贯彻利益平衡原则, 可以保障知识产权法调整的利益各得其所, 在总体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效用。”⑤具体到专利制度, 也是要实现一种理想的平衡:技术拥有者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法律背后是商业, 案件背后是利益”。如何实现二者的平衡就是我们今后专利制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向, 也是关乎我们专利制度发展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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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平衡 篇2
论文摘要：背景音乐收费制度在保障创作者和传播者利益的同时，也确保了使用者对作品的使用，但由于收费标准的不合理导致了使用者及社会公众利益受损，同时，权利人也无法通过作品的广泛应用获得利益。本文试图通过对背景音乐收费的法律依据、收费标准进行分析，梳理出其促进与影响多方利益平衡的理论支撑，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论文关键词：背景音乐 收费标准 利益平衡
一、引言
当今时代，音乐作品被广泛使用。在歌剧、舞剧、戏曲等综合艺术中，音乐是重要的构成因素之一;在电影、电视剧以及广告片中需要音乐点缀，作品的内容因其而丰富，人物形象因其而丰满;在咖啡厅、酒吧、量贩KTV甚至是超市、商场也需要音乐烘托气氛，制造氛围。对营利性公共场所公开播放他人音乐作品进行收费管理，有利于维护作词、作曲者等创作人以及表演者、录音录像者等传播者的正当利益，同时，也有利于商家及社会公众等使用者最大限度的使用音乐作品，满足自身需要。但是，如果收费方式及标准存在一定问题，则必然对权利人和使用者双方利益产生影响。
二、背景音乐收费法律依据
所谓背景音乐收费，是指在公共场所(包括酒吧、KTV、宾馆、饭店等公共娱乐场所)公开播放他人的音乐作品，播放者应当向音乐作品的作者支付报酬的一项著作权制度。
，背景音乐收费制度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开始试点实施，该制度一经实施，立即就招来诸多议论，焦点在于，使用他人的背景音乐是否该付钱，该付多少钱。 毫无疑问，背景音乐重现的是著作权人的作品，采用的方式是机械表演即借助技术设备以声音、表情、动作公开表现作品的行为。“机械表演”的定义来源于国家版权[]43号文件，即《国家版权局关于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中“表演”的具体应用问题的解释》，该文件中写到“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的“表演”，即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的“表演”，指直接或者借助技术设备公开再现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无论表演有无营利目的，只要是公开的，都属于著作权法所指的表演。表演的形式分为两种：第一，指直接演唱歌曲、演奏乐曲、上演剧本或朗诵诗词等形式的现场公开表演;第二，指借助技术设备公开播送、放映录音或音像制品等形式的公开表演，也称机械表演。以机械表演的形式公开表演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使用者应该事先取得著作权人或者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许可，并且支付相应的报酬。”也就是说酒吧、宾馆、餐厅、超市、商场等营利性的公共场所或机构公开播放他人音乐作品属于《著作权法》定义的“表演”，这些使用者应当经过许可，拥有了“表演权”之后才能在经营场所内播放音乐作品，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的规定，表演权是专属于著作权中的财产权，著作权人有权许可他人行使或者转让该项权并获得报酬。所以，使用他人的音乐作品作为背景音乐播放应当交费。
三、背景音乐收费促进利益平衡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音著协”)以长安商场未经许可并交纳费用便在商场内播放背景音乐侵犯了音乐作品著作权为由将其告上法庭;，北京美廉美超市未经许可将《烛光里的妈妈》作为超市内背景音乐播放被音著协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不论上述案件还是其他使用主体类似的侵权案件，超市、商场普遍认为自己并非如KTV、酒吧直接使用音乐作品营利，所以不应当付费。但笔者认为，超市、商场属于营利性的公共场所，面向公众开放。在顾客购物过程中播放背景音乐，营造了一种轻松、愉悦的购物环境，消费者伴随着乐曲、歌声购物，自然心情舒畅，精神轻度亢奋，并且，当听到自己熟悉并喜爱的乐曲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自己内心情感的激荡和共鸣。因此，营业性场所播放背景音乐应当认定为一种间接获利的商业性使用行为，针对这种行为进行合理收费保护了创作者和传播者的利益。
在以往通讯广播技术不发达的时代，音乐作品几乎完全依赖于现场表演来进行传播，而社会大众获取作品的信息也仅仅限于在现场缴纳费用现场观看表演。此时对于音乐作者和公众的利益而言，是相对平衡的。近年来，由于录音技术、广播电视技术、数字媒体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交互通信以及物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现场表演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于公众获取作品信息的需求，而传统的通过发行有形唱片的商业模式也日趋衰微，随之而替代的，是广播、电视、网络的集体信息轰炸以及MP3、手机、电脑等数字媒体终端随时随地的信息即取即用模式。面对这样的境况，广大音乐作品的创作者即作曲、作词者和传播者即表演、录音录像、播放发行者的音乐作品传播市场份额大大消减。再加上超市、商场、高级酒店、咖啡厅等公共营利性场所大规模使用音乐作品间接营利，更加减损了权利人的利益，因而，背景音乐收费理念的推行以及针对音乐作品的维权行为有利于在保证作品传播的同时维护权利人的利益，从而恢复使用者与权利人的利益平衡状态，达到使用者放心使用，权利人获取应得利益，创作成果得到尊重和传播这样一种利益均衡的局面。
四、背景音乐收费对利益平衡的影响
尽管针对使用背景音乐收费能够促进权利人和使用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但是，显而易见，这种促进作用完全建立在合理收费的基础之上。
依照我国《著作权法》和《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下文统称为《条例》)的相关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经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人有关的权利人授权，可以与使用者订立相关许可使用合同并收取使用费，再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是目前国内唯一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专门维护作曲者、作词者和其他相关权利人合法权益的非营利性机构。音著协进行收费所依据的是《使用音乐作品进行表演的著作权许可使用费标准》(下文统称为《标准》)。目前，我国采用的是一揽子收费制方式，即根据使用者的营业场所的面积大小或者客座席数、房间数量、设备数量等因素，来决定应收取的使用费数额，使用者付费后，就可以在约定的时间内使用该集体组织管理的全部作品。
利益平衡 篇3
摘要：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公务员的行为特点和普通人很相似，但不同的是，公务员的工作行为是公共行为，往往涉及到一个或数个社会成员的利益甚至整个社会的利益。为提高工作效率，通过改革工资、职务、奖惩制度，目的使公务员个人利益与其他主体的利益双赢
关键词：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公务员
一、公务员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均衡机制
在实践中，公务员的个人利益表现为履行责任的快乐、工作成就的愉悦、奖酬的公平感等等；社会公共利益表现为行政相对人收益的提高、社会风气的净化、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以及政府形象的提升等等。公务员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利益博弈关系。博弈的结果会达到一种均衡状态。美国经济学家纳什提出，均衡就是参与博弈的各方，各一个策略构成一个策略组合，其中每个博弈方的策略，都是针对所有其他博弈方的策略构成的，少一个元素的策略组合的最佳反应。“最佳反应”指该策略带给采用它的博弈方的利益或期望利益，大于或至少不小于其他任何策略能够带来的利益。在这种均衡状态下，参与博弈的各方都无动力单方面改变其策略，否则，其利益将受到损害。
公务员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高水平的均衡机制为绩效奖酬与利益整合机制。公务员勤政廉政，努力工作，作出优良的工作业绩，一方面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维护政府荣誉；另一方面，公务员为社会(各种行政相对方)提供了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从而将社会公共利益提升到较高水平。但现实生活中公务员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均衡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过程表现为旧的均衡——非均衡——新的均衡。公务员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从低水平的利益均衡状态的转化为高水平的利益均衡状态是要有一定条件的，也就是要通过一个中间的媒介才能转化。这个媒介就是公务员的工绩效的不断提升。工作是把公务员个人同社会联系起来的桥梁，工作的绩效是提升公务员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唯一途径。
二、实现公务员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高水平均衡的对策
1完善公务员的工资制度与考核制度
当前我国公务员的工资制度改革可以坚持按劳分配与按绩分配相结合的原则，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完善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美国与英国分别在1978年和1989年开始实行以绩效工资为主要形式的灵活工资制度，我国也逐渐引入其制度。绩效工资定为多少呢?根据心理学研究成果，绩效工资大约为原工资总额的20％才能发挥良好激励效应。每个公务员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良好的工作绩效，拿到绩效工资，这样可以大大调动公务员，尤其是中、下层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而且这种措施简便易行。第一，它只是在原有工资的基础上增加绩效工资部分；第二，通过公务员年终绩效考评来确定获得绩效工资的人员。
2重塑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
重塑公务员职位分类机制，关键是塑造有意义和令人感到快乐的工作。公务员职业兴趣的增长可以大大提高其创一流业绩的可能性，从而维持公务员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高水平的均衡。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诺齐克认为，有意义和令人满意的工作要包括：第一，有一种可发挥自己才能和潜力、面对挑战和要求进行独创和自主性活动的机会；第二，处在一种当事人认为是有利益的活动之中；第三，在这种工作中，他知道他的活动在达到某种总体目标中所扮演的角色；第四，这样，他有时在决定他的活动时，必须考虑他所致力的更大事业。通过工作设计以及维持一个合理的工作压力水平，使公务员在工作中获得更多的职业责任感、工作成就感、尊重满足感等内在利益。
3完善公务员竞争上岗制与功绩升降制
完善公务员竞争上岗制与功绩升降制可以更好地激励公务员争创佳绩，并且使对社会贡献大的公务员获得提升，进一步强化公务员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高水平的均衡。公务员功绩升降制一方面意味着论功行赏，论过行罚，维持了公务员自身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二者的高水平均衡状态。另一方面，功绩升降制可较好满足国家公务员的精神需要。升职的公务员不仅物质利益得到提高，而且伴随着荣誉、声望和权力的增加，其精神需要得到更好满足。
4建立公务员廉政优政期权制度与公务员终身成就奖制度
利益平衡 篇4
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问题上, 马克思的利益观表述为对利益问题的研究推动了他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马克思指出,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 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五个基本观点:
1.利益是关系范畴, 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对需求对象的一种分配关系。在马克思那里, 利益首先是一个关系范畴, 它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主要体现为人与人之间对需求对象的分配关系。
2.利益的本质根植于社会基本矛盾之中。利益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思想上层建筑有着内在联系。
3.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 人们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利益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中有着不同的内容和形式。
4.追求利益既是人的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 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5.马克思主义的大众立场:代表大众利益。大众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本质属性, 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头脑”, 它十分关注大众的生存境遇、发展命运和心灵世界, 并为分析解决大众关心的问题提供方法;它是一种真正为大众立言、以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为理想目标的理论体系。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冲突是长久的冲突, 是客观存在的冲突, 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内因, 更是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毫不夸张的说, 当今社会如果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没有恰当的解决好, 平衡好或者说这两者之间不和谐, 不融洽, 对今天的中国发展必将是一个巨大的绊脚石。那如此重要的两个部分, 我们如何平衡, 协调呢?运用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观点, 结合当今中国的社会形势, 浅析如何平衡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冲突。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个人在社会和集体中的活动, 既是为了他人, 也是为了自己, 他提供给集体和社会的价值越大, 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就越快, 个人价值和利益实现的程度也就越高。这启示我们, 在选择和确立个人价值目标时, 必须考虑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统筹兼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 归根结底,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可以肯定的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即使在高速发展的当下也仍然可以相对平衡, 可以两全。
6.一般情况下,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集体是由个人组成的, 没有个人的利益就不存在集体利益, 如果只是单纯的考虑个人的利益, 而忽略集体的利益, 那么集体将止步, 不会顺利的发展, 甚至解散或者破产, 那么此时的个人利益也就荡然无存了。可见单纯的考虑个人利益忽略集体利益而得到的利益只是短暂的, 眼前的小利益。那么对个人的思想教育就成为首要任务。 (1) 要让集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保障, 是个人利益的延续, 是能够更好的实现个人利益的平台。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 要坚持以集体利益为重, 并愿意放弃或牺牲一些个人利益。从长远看, 坚持集体主义是对个人利益的最大保护。 (2) 坚持集体主义并不意味着只顾集体利益, 不顾个人利益, 正当、合理的个人利益是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当个人利益不能得到合理的分配时, 个人情绪就会产生, 个人的最大价值, 工作和生产的积极性就会受到限制, 同样可以看出保障个人利益同样重要。当今社会是个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 讲究同工同酬, 按劳分配, 能者多得, 能者上庸者下的原则。合理分配个人收入, 尤其是初次分配收入, 对个人的利益平衡和对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大有作用。 (3) 个人与集体的平衡选择和责任的对应。无论是个人利益, 还是集体利益, 都是有方向目标的, 两者之间是对立还是统一, 关键在于两者的方向如何。更多的时候总是认为集体利益是固定不变的, 而个人利益是可以随着个人意愿改变的。而在现实生活中, 的确这样可能更加合理。但是我们可否这样想, 集体利益是如何定义, 如何产生的?集体利益真的就完全不可变更吗?集体利益就真的是这样具有唯一性吗?是否可以简单地将集体利益归纳为个人利益的集合?一系列的问题似乎就是平衡, 解决两者矛盾冲突的切口, 个人承担多少责任, 就享受多少利益, 这更让人平衡, 个人利益得以实现, 责任得以承担, 对于集体利益就顺理成章的自然而然的实现了, 当然这不是强调个人利益重于集体利益, 而是强调责任和利益间平衡的结果, 毕竟集体是由个人组成的, 个人是劳动者, 更是责任与利益是否平衡的感受者。
二十世纪的中国, 加入WTO后的中国, 利益早就提上了重要的日程, 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全球经济的发展, 全世界都在关注经济, 赢取利益。世界范围而言, 国家之间平衡利益, 深入合作, 达到双赢共赢的局面。全国范围而言, 个人和集体之间平衡利益, 互助互利, 推动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可见,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随着社会发展的程度不同, 它们之间的平衡方式可能有所改变, 但值得肯定的是无论社会如何发展, 发展到什么程度, 两者之间可以缓冲矛盾冲突, 相对平衡, 可以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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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须平衡各方利益 篇5
实际上，上海高考的总分设置本身就要比浙江低100多分，节目中发问的前提并不存在，占便宜的结论也无法成立。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样拿两地高考分数线直接作比较确实有失偏颇，两个数据之间毫无可比性。有的网友说，这就像华氏、摄氏两套温标，拿各自的数据直接相比，当然是荒谬的。
如何推进教育公平，是近年来中国人普遍关心的议题。这一节目中的差错受到热议，更与中共十八大以来全社会对公平正义进一步关注的大背景有关。对于如何才算公平，什么叫做正义，每个时空的解释往往不同；怎样才能实现公平正义，路径设计更是五花八门。生活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存在着太多变量和各种约束，如果将问题抽离出现实情境，忽视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那么任何路径设计都是注定无法成功的。
简单的除法算术不能带来公平，劫富济贫式的“均贫富”也根本不是正义。十八大报告指明了制度建设的路径，即“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这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试错过程，任何对毕其功于一役的期待都是不现实的。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这一过程不是以彻底打破一切现有运行框架为基础的。存在未必都合理，但存在具有合理性。我们需要理性分析现有制度的前因后果，张大优势，弥补缺陷，而不是简单地将这些制度全部贴上不公不义的标签。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对于现有规则未必毕恭毕敬，但要求切实遵守，“新鞋子还没有缝好以前，先别急忙着把旧鞋子脱”，多年前的这句歌词里有中肯的智慧。如果允许有人以呼唤改革声张权利为名，先行将一切现有规则踩于脚下，带来的混乱将是整个社会难以承受之重。
改革之舟如今已驶到了激流涌动的深水区，对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是敏感而刺激的。打个比方：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好比一户人家刚刚从陋室迁到装修完毕的新居，居住条件大大改善，每个人的空间都有提升，虽然房间大小不等，朝向各异，还是皆大欢喜。时至今日，这户人家商量着“二次装修”的事情，男主人觉得书房可以扩大，女主人想要一个独立衣帽间，长大了的孩子期待能开派对的大客厅……每个人都有道理，但面积有限，显然无法全部满足；财力有限，再购新居一时也不现实。更难办的是，重新装修时这户人家还要在此日常生活，决不能一切推倒重来，弄得尘土飞扬、一片狼藉。这个过程中，大家需要平心静气，忍让谦和，寻找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家族企业“交接”中的利益平衡 篇6
当今, 我国家族企业不少第一代创始人正面临着年龄老化、能力不济、健康“亮红灯”等现实, 经营权从第一代向第二代转移的浪潮已来临。据调查, 多数家族企业的经营权转交并非一帆风顺, 有的甚至成为一场“生死大劫”。这其中, 利益平衡问题成为转交能否顺利的关键。
家族企业经营权转交的过程, 实质上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从企业内部看, 主要涉及企业创始人、企业元老、继任者三大关键主体。转交过程的利益失衡的主要原因是, 继任者就位, 形成新的核心团队和新的文化制度, 但原有的文化制度仍有很大的惯性, 如果处理不当, 就会与创始人和元老产生认识上的矛盾。在利益调整过程中, 如果继任者又对创始人和元老没有给予适当的物质补偿和精神关怀, 则极易引发激烈的冲突。一旦形成这种局面, 创始人往往就会“让位不让权”、“垂帘听政”, 元老很可能也会“拉帮结派”、“分庭抗礼”。
理性看待地铁涨价背后的利益平衡 篇7
地铁涨价与公交涨价一样, 都会引起社会的普通关注, 也会招来一片反对声。这不是因为涨价之后人们就坐不起地铁和公交了, 而是这两者都属于公共交通范畴, “公”姓身份背后的公益特征, 注定要为每一次调价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据北京市财政局透露, 北京地铁票价改革后, 市财政仍需对地铁运营补贴50%, 对公交运营补贴70%。今后每人次地铁票价收入大体在4.4元左右, 比照8.56元的运营成本, 仍有一半的欠缺, 每公里财政仍需补贴约0.28元左右。由此可见, 北京地铁拟涨价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盈利, 而是为了减亏。
降低运营亏损以便更良性地运作, 这样的出发点当然不错, 但以公众的思维来审视却不是这回事。亏损部门本来由政府财政承担着, 如今政府为了少亏钱, 通过涨价手段让百姓埋单一部分运营成本, 因此最终是一场羊毛出在谁身上的游戏, 只是这出“涨价戏”上演的结果是, 乘客得多掏腰包了, 政府财政补贴可以减负轻松了。
所以, 在地铁贴了公共交通的“公益性”标签后, 面对票价提涨这件事, 人们就回避了惯常的市场经济思维去正确看待问题, 而是质疑为什么公益性的交通方式居然打起了老百姓口袋的主意。于是便愤愤然了, 于是便想不通了。
然而我们心平气和地一想, 这事儿其实也能理解。地铁运营商是个企业, 企业有企业的生存法则, 市场化运作当然要以盈利为目的, 盈利才是生存的保证, 当票价过低无法盈利于, 政府财政托了底, 但这个“底”是可变的, 没有法律规定政府财政有义务将票价维持在2元不变, 托多大的底也要看财政的负荷能力, 当财政补贴力不从心时, 化整为零由广大乘客为自己的出行成本多埋一点单也未尝不可, 毕竟票价提涨2元并不影响多数人的生活, 也不会大幅增加市民的日常支出。
由此不难看出, 地铁调价这件事, 其实是在做一道公益与效益的平衡题, 往效益上靠时, 支持公益的分量便轻了, 往公益上靠时, 效益的窘迫便越发明显了, 而票价调价, 无疑是在局部打破这种难得的平衡, 至少是影响了乘客心目中的平衡度, 但无论如何, 这种平衡格局是由市场决定的, 地铁运营成本在增长, 财政和乘客各自多负担一点也未尝不可, 我们不必对车票涨价耿耿于怀, 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地铁涨价背后的利益平衡。
地铁作为一种大容量、快捷化的现代公共交通工具, 在缓解交通拥堵压力以及为市民提供出行方便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发展地铁、鼓励更多市民出行选择地铁是推进节能减排的一个正确方向, 从理论上来讲, 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设施的票价越低, 对市民的吸引力就越大, 对私家车出行的遏制作用以及治堵分流的效果也就越明显。因此, 本人以为, 若从节能减排合力治霾的角度来看待, 由财政全部埋单让市民零成本出行是个最终发展方向, 这样做不是为了减轻市民的交通支出, 而是为了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到绿色出行中来, 至于目前的地铁涨价, 应当是暂时性的过渡, 而不能成为财政减负的长期筹码。
从利益平衡出发完善知识产权管理 篇8
我国只花了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但与之相关配套的各种知识产权管理规章制度仍不够健全, 不能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 不能妥善处理涉及的各种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的不和谐发展, 导致了许多知识产权问题的出现, 它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知识产权意识淡薄导致的利益冲突
提起知识产权, 对大多数人来说都耳熟能详,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公众具有较高水平的知识产权意识。普通群众通常是从电视、新闻中了解一二, 而与知识产权关系最为密切的科研机构和单位, 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知识产权认识有偏差。如许多人认为只有申请了专利和进行专利转让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日常的教学、科研工作与知识产权关系不大;一些科技人员没有认识到专利检索的必要性, 进行课题前期调研时, 不注意专利检索, 不了解所要研究的领域中有哪些专利, 从而进行重复研究, 浪费科研资源, 不能形成自主知识产权;还有部分人将专利作为最终成果看待, 只注重申请专利, 不考虑怎么将专利进行转化和产业化;还有的单位, 尤其是高校, 不注意维护其商标、名称, 随意使用或让他人或者其他公司企业无偿挂名, 不仅造成无形资产的流失, 还可能损害他们的社会声誉。
二、科学研究的财力、物力投入回报率低
科学研究具有非常大的风险, 谁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为了规避风险, 保证生产资金的正常周转, 大多数企业都只是围绕现有生产工艺进行技术改良, 难以从根本上进行技术变革。作为另一大知识创新的主力军, 高校往往以学术研究为主, 虽然每年都产生众多科研成果, 如2005年、2006年、2007年高校完成的科技成果数分别为7469项、7064项、7592项, 发明专利授权数分别为4453项、6198项、8214项, 但成果转化率不如人意。据一份由清华、复旦等国内20所高校联合完成的“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探索与实践”课题研究报告显示, 我国高校真正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即实现知识产权再创造的还不到10%, 比起国外高校也低很多。由于知识产权再创造效果不理想, 投入回报率低, 科研经费短缺成了困扰高校发展的瓶颈, 高校科研经费主要依靠政府投入, 如2006年政府投入151.5亿元, 占到高校所获科研经费的54.7%。独立科研机构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科研资源的大量投入不能获取相应的收益, 势必会影响科技人员知识产权创造和转化的积极性, 从而影响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
三、科研合作、人才流动造成技术秘密泄漏
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是一种复杂的脑力劳动, 具有创造性、探索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往往凭一人之力难以完成, 科研人员常常需要通过访问、学术会议、科研合作等多种形式相互学习、交流。如果不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 没有一定的约束, 一些关键技术就会泄漏出去, 造成知识产权的流失。除此之外, 人员流动日益频繁也是知识产权流失的主要原因。科技人员通过跳槽、深造等途径离开单位, 带走了在单位做的研究资料, 从而损害了原所在单位的知识产权。高校和独立科院机构每年还承担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任务, 他们学习期间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 毕业后走向不同的单位, 从而直接或变相的带走有关的技术秘密。另外, 在帮助企业培训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过程中, 如果不注意, 同样容易泄露单位的技术秘密。
四、成果转化过程中知识产权的流失
高校和独立科研机构本身并不具备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条件和资金实力, 需要通过科技合作与技术转让等形式推广自己创造的科技成果, 以此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也为单位自身的发展寻求一定的支持。但有些科技人员只顾个人利益, 利用单位知识产权管理的漏洞, 将职务成果私自与他人合作, 私自给外单位提供技术指导, 或者将职务发明变为非职务发明, 然后私自转让, 这些都直接导致了知识产权的流失。另外, 在洽谈开发合作、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时, 由于没有对相关科技成果开展无形资产评估, 不熟悉知识产权法律, 不清楚技术在所属领域的行情, 高校往往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 造成了学校无形资产的流失, 损害了自身的合法权益。
上述问题的产生, 从表面上看各有原因, 但归根结底都是因为知识产权管理的缺失和不到位造成的。所以, 应该从健全、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入手, 充分发挥管理职能, 正确处理好知识产权涉及的社会公众、科研单位、科研人员, 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等利益主体间的关系, 明确其权责, 力求实现各方的共赢。本文认为应在下面几个方面改进知识产权管理:
1. 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或确定专人主管知识产权事务。
知识产权管理涉及法律、经济等多种学科, 综合性、专业性很强。专利的申请、成果转化的价值评估、合同的签订、侵权纠纷的解决等工作是非专业人士难以掌握的, 且这类繁杂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无时无刻不渗透在日常的生产、教学和科研等活动中, 具有常规性、日常性特点。所以, 知识产权的管理决不是一项临时工作, 不可能由其他职能的管理人员兼任, 它要求设置专门机构和人员来进行管理。
2. 将知识产权管理与人事管理、科研管理相结合, 实行知识产权保护保证协议书制度。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员的频繁流动是造成知识产权流失的一个主要因素, 知识产权管理有必要与人事管理相结合。如高校可以和师生签订《知识产权保护保证协议书》, 明确职务成果的归属, 规定科技人员在对外讲学、离退休、停薪留职、辞职或调离时应保守学校的技术秘密等。同时, 还要将知识产权管理贯穿到科研计划、选题立项、科研过程、成果管理、成果推广等科研管理中, 跟踪成果产生和应用过程, 有效保护和利用科研成果。争取经过多部门的通力合作, 防止知识产权流失。
3. 建立知识产权激励机制和责任机制, 投入更多的资源, 加强企业与高校和独立科研机构的合作。
不但要鼓励知识产权的创造, 还要注重知识产权的再创造, 寻求适当的知识产权运用成效评价办法, 将知识产权再创造作为人员晋升、科研能力评价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还需要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并重, 使科技人员从成果转化中获取实实在在的利益, 以此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例如在高校, 科技成果成功转化后, 学校可以按净收入给予成果创造者一定比例的奖励, 还可以允许其支配一定比例的收入, 用于下一步的科研工作。除此之外, 还要落实各方的责任, 对于各种漠视、损害知识产权的行为给予处罚, 确保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有效运行。另外, 要尽快建立、健全无形资产评估体系, 在对科技成果进行无形资产评估的基础上, 引入风险投资资金, 通过企业与高校、独立科研机构的科技合作, 取长补短, 共同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4. 通过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开展来宣传知识产权知识, 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 尤其是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意识。
科研人员和其所在单位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 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二者皆为受益者。所以, 要让本单位人员充分了解知识产权管理的规章制度, 使其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自愿、自发、自觉地遵守相关规定, 从而也保证了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
科技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知识产权的创造和再创造是其中的关键。要发挥知识产权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就需要从利益平衡角度出发, 兼顾各方利益, 通过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调动各方人员的积极性, 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潘正琼:高校知识产权管理过程中的利益平衡问题研究[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2007年
[2]国家科学技术部:2007年全国科技成果统计年度报告[DB/OL].http://statistics.tech110.net/list_182.html
[3]陈海平黄其新:武汉市市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与对策研究[J].科技创业月刊, 2007, 2:54～56
利益平衡 篇9
反向收购, 又称买壳上市 (借壳上市) , 它作为企业并购方式的一种, 在证券市场的资产重组过程中, 无疑最引人注目。在1994年珠海恒通收购棱光实业后, 反向收购在我国证券市场便层出不穷, 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民营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但是由于部分公司受IPO审核限制、行业限制和名额限制等诸多限制, 因此更多的公司愿意选择通过反向收购实现间接上市。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定义, 非同一控制下的两家企业, 发行权益性证券的一方因其生产经营决策在合并后被参与合并的另一方所控制, 前者虽然是法律上的母公司, 但实际却是会计上的被购买方, 这种合并方式被称为“反向收购”。简单地说, 即非上市公司股东通过收购一家壳公司 (上市公司) 的股份控制该公司, 再由该公司反向收购非上市公司的资产和业务, 使之成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原非上市公司的股东获得上市公司的控股权。
反向收购包括“买壳”和“注资”两个步骤。“买壳”即非上市公司股东以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形式, 绝对或相对地控制一家已经上市的股份公司;“注资”即上市公司反向购买非上市公司的资产、业务等, 使之成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注资结束后, 原非上市公司的股东一般可以获得上市公司60%以上的股权, 从而达到间接上市的目的。在反向收购过程中, 最关键的就是获得被收购公司足够多的股权, 但是应合理控制控股程度, 谨防出现控股程度过大, 导致公司资金链断裂或者资金运转困难, 同时也避免出现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不足, 达不到反向收购的效果的现象产生。这与吸收合并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收购后被收购的法律上的子公司是否会丧失法人资格。反向收购是法律上的母公司向子公司发行股票, 从而获得子公司的控制权, 收购完成后, 法律上的子公司的法人资格可以注销也可以保留;而吸收合并, 法律上的被收购方则丧失法人资格。正是由于反向收购的这些特点, 使反向收购牵涉面更广, 利益相关者的复杂性更强, 收购与反收购的斗争和博弈更加激烈, 利益失衡现象更加严重。
二、反向收购中目标公司利益平衡的理论基础
反向收购中存在着两类利益博弈, 即收购与反收购之间的博弈、目标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 两种博弈之间存在着综合交错的联系。在这些博弈中, 法律的立场直接决定博弈双方的胜负。
(一) 收购与反收购之间的博弈
首先, 企业并购存在着多种动因。根据Brouther (1998) 的研究, 并购动因可以分为经济动因、个人动机和战略动机三类。而Weston等 (1998) 又将并购动机分为战略驱动的并购、管理层无效驱动的并购、管理层利益驱动的并购以及股市无效驱动的并购四类。笔者认为企业并购可以归因为以下几点:实现管理协同、追求市场控制能力、追求规模经济效益、降低成本、分散风险、应对市场失效、增加管理特权等。再者目标公司无论是出于什么动因, 一般情况下会采取积极的反收购措施, 但由于两者之间的利益失衡, 必然导致收购与被收购方的博弈, 博弈结束后 (收购成功或失败) , 两者的利益重新获得平衡。
(二) 目标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
本文从对反收购动因的研究来分析目标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反收购是指目标公司应对恶意收购, 为了防止公司的控制权发生转移而采取的抵御手段。根据目标公司的具体情况和反收购力量, 反收购的动因各不相同。
1. 基于股东利益考虑。
控股股东对公司发展前景很乐观, 不愿意失去控股地位;控股股东认为公司现行股价或者收购方给出的价格低估了公司的实际价值, 违背“等价交换”法则, 侵害公司股东的利益。所以目标公司希望通过采取积极的反收购措施, 以便提高收购价格, 使得收购方不得不接受较高的收购价格, 以争取更优惠的股权转让条件, 从而为现有股东获得超出预期的收益。
2. 基于管理者和员工利益考虑。
收购往往意味着对目标公司的经营者经营能力的否定, 对管理者以后的职业发展产生影响。同时一旦收购成功管理层就要失去其对公司的管理权及自身的高薪待遇, 因此, 即使收购有利于股东利益, 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也会采取积极的反收购策略, 损害股东利益。员工及工会由于担心收购会导致裁员而使部分员工失业, 或担心收购会导致公司前景暗淡而使员工前途渺茫等, 往往会为保护员工利益而采取反收购措施。从上述看出,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十分微妙的。
传统的社会责任理论奉行的是股东至上主义, 即认为公司是资本的联合, 但现代公司契约理论认为公司不仅仅是资本的联合, 更是一系列契约的连接。因此, 不仅应该保护股东的利益, 更应该保护除股东外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当然, 也有学者认为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提高经济效率, 而社会责任理论则不利于调动股东的积极性, 阻碍公司经济效率的发挥, 而不宜为正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我国所采用。笔者认为从我国国情出发, 我们既要提高公司经济效率, 又要兼顾社会公平。但在两者发生矛盾的情况下, 应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出发, 公平优于效率, 公司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事实上,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已经明确提出在反收购中, 除了不能损害股东利益外, 还强调不能损害公司利益。而新的《公司法》更是加强了对大股东权利的限制, 对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保护力度。因此, 从现代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出发, 国家反收购立法的首要目的不仅仅是保护相关股东的利益, 也为了在目标公司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中实现利益平衡。
三、目标公司的利益冲突和平衡
在反向收购中, 对目标公司而言, 涉及到目标公司股东、管理层、债权人、社会公众等众多的利益相关者, 本文将对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平衡进行简单分析。
(一) 股东和管理层
股东和管理层作为目标公司最大的两个利益相关者, 其利益冲突是反收购过程中最基本的矛盾, 管理层在面对敌意收购时, 往往面临着维护自身控制权和维护股东权益最大化的双重选择, 他们为了自身利益, 往往会采取牺牲股东利益的方式。由于我国法律中尚未对反收购决策权的归属做出明确的规定, 导致对股东的保护不足。鉴于此, 我国一些学者提出应借鉴英国模式, 即将反收购的决策权归属于股东大会。但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反对意见, 理由是股东往往不具备管理经营公司的能力, 难以做出正确决策;而董事会和管理层具备相应的能力, 应交予董事会和管理层来做决策。本文认为, 化解两者之间矛盾的方法是在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建议下, 将决策权归属于股东大会。当然, 股东在做出是否反收购的决策时, 可以聘任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来提供参考意见, 这有利于股东权益的保护。
(二) 大股东和中小股东
在反向收购中, 收购方为了以较低的代价顺利完成收购, 往往给予大股东一定的优惠, 而不会关心小股东的利益。这种对中小股东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主要源于中小股东所持股份较少, 对决策的影响较小, 缺乏与收购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为解决这一问题, 各国学者大都主张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 在立法上充分考虑中小股东的利益。根据前文所述的社会责任理论, 目标公司在制定关于反收购相关决策时, 必须把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放在重要地位, 而不能仅仅关注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在实践中, 需要在目标公司建立起科学的决策机制、制衡的内控制度和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 使两者的利益得到平衡发展。具体来说, 在目标公司进行反收购的决策时, 必须尊重中小股东的决策权;在内控方面, 赋予中小股东更多的股东代位诉讼和股东直接诉讼权、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等, 以维持权利的相对制衡;在信息披露方面, 必须保证所有相关信息及时准确披露, 确保中小股东的知情权。
(三) 股东和公司债权人
股东和债权人是紧密相连的利益相关者, 从公司财务理论的角度看, 股东的原始资本投入和融资得来的债务资本, 两者共同构成了企业的资产, 资产构成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实现的基础。
在实践中, 目标公司的股东为了获得更多的股权溢价, 常常牺牲债权人的利益, 违反相关约定, 不考察收购方的目的、用途, 不关心收购方是否愿意并且有能力将公司做大做强, 而把股权拱手相让。这种行为极大地破坏了两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本文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措施保护债权人的利益:首先, 股东应该履行信义义务, 按照当初债务合同的约束履行义务, 否则, 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其次, 公司反收购决定权的行使取决于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 在公司资不抵债时, 由董事会行使决定权, 在公司资产负债率较低时, 由股东大会行使决定权。主要考虑到公司资不抵债时, 公司资产实质上属于债权人而不是股东, 由董事会行使决定权能够更多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确保两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四、结语
反向收购是企业实现上市的有效捷径, 有时间短、费用低和成功率高等诸多优点, 但是也存在着对目标公司的估值难、可能遭到目标公司反收购打击等诸多问题。因此, 企业应仔细评估上市成本、利益价值。在实际过程中, 由于反向收购中利益相关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使得多方利益难以达到平衡。重构一个平衡的利益相关者格局, 需要借助法律体系、经济体系、契约体系等多种约束性框架。本文从股东与管理层、大股东与小股东、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分析出发, 研究目标公司利益平衡问题, 对目标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角色定位及培育合格的利益相关者提出自己的思考, 但对于反向收购方的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不足, 有待进一步提高。
摘要：在集团公司的反向收购 (借壳上市) 过程中, 一方面, 目标公司的股东存在最大限度获取溢价收入、强化对目标公司的控制和获取长远综合利益的矛盾;另一方面, 收购方、目标公司以及利益相关者三者之间存在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 反向收购带来的利益失衡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本文试图对反向收购与目标公司的利益平衡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以期重构利益平衡体。
关键词：反向收购,目标公司,利益平衡
参考文献
利益平衡 篇10
关键词:夫妻 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 处分
分歧
王某与宫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如何?该房产的权属归谁？对此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物权法》物权登记公示原则，宫某根据房屋所有权权利证书上登记的权利人为王某这一权利外观而对王某拥有该房产的所有权产生了合理信赖，双方的交易基于的是登记的公信力，从鼓励交易和保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不能轻易认定该合同无效。另外，苗某在明知房产经登记才能取得所有权的情况下，仍同意将该房产登记在王某一人名下，应推定苗某已授权王某代为处理共有房产的相关事务，是家事代理的组成部分，即视为苗某也同意转让该房产。所以王某与宫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宫某以有效的买卖合同取得了该房产的所有权。
第二种意见认为：根据《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王某处分其与苗某共有的不动产应当经苗某同意，否则构成无权处分。王某的无权处分在未经苗某追认或者王某在订立合同后未取得该房产的全部处分权之前，该合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即该买卖合同不生效。虽然宫某已办理了该房产的过户手续，但因其取得该房没有合法的依据，故宫某不能取得该房产的所有权。
第三种意见认为：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四）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虽然该房产登记在王某名下，但不能由此否认苗某对该房屋也拥有所有权，王某与宫某的买卖合同因违反了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显然，此规定是效力性规定而非管理性规定，所以王某与宫某的买卖合同因违反了法律的效力性强制规定而当然无效。但是王某与宫某的交易过程符合了善意取得的全部构成要件，宫某通过原始取得的方式取得了该房产的所有权。
评析
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王某与宫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及该房产的权属之争抽象到意识领域实际上是通过交易安全与所有权安全之间的博弈，从而达到房屋共有权人与房屋买受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如果一味地保护财产所有权静的安全而忽视了财产交易动的安全，则会给买受人苛以过多的注意义务，从而阻碍交易所带来的物尽其用的功能。如果一味地保护财产交易动的安全而忽视财产所有权静的安全，则会诱发合谋欺诈他人财产的风险，从而损害物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如何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作出准确的认定，从而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对现实极具指导意义。
王某处分该房产的时候，虽然其有所有权权利外观，但是王某的处分行为客观上是一个缺少权源的处分行为，而这种无权处分行为因没有得到苗某的追认而使王某的处分权最终未达到完满状态。所以王某与宫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不管是从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一点来说，还是无权处分行为未得到共有权人的追认的角度来说都是无效的。那么王某的处分行为是否属于家事代理呢？所谓家事代理是指夫妻一方因日常事务在与第三人进行民事交往时所为的法律行为，视为夫妻共同的意思表示，配偶另一方承担连带责任。“日常家事”一般只能包括夫妻家庭共同生活中的一切必要事项，诸如购物、保健、衣食、娱乐、医疗等等，但涉及不动产等重大价值生产生活资料的处分，不应当纳入日常家事范畴。故对于重大家庭事务的处分，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否则构成无权代理。《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物权法第一次设定了不动产物权的善意取得制度，为本案争议房产的所有权归属争议提供了法律依据。另外，《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一条规定“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加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离婚时另一方请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文通过沿用不动产善意取得理念，既对王某缺乏权源的处分行为的合同效力及房屋的最终归属作出了界定，也赋于了苗某所有权缺失后的救济途径，从而使交易安全与所有权安全达到了平衡状态。
论登记对抗主义中的利益平衡 篇11
作为第一部资产阶级的民法典,《法国民法典》对物权变动明确地采用债权意思主义加登记对抗主义的模式,该变动模式充分体现了契约自由的立法精神。但是制度结合的自由才是唯一的自由。自由不仅要同制度和道德并存,而且还须臾缺不了它们。若主张自由的同时,不适当地限制,自由就很有可能被滥用。因此,法国的民法典中配套了一系列措施来弥补债权意思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对卖方和第三人带来的权利损害,以维持在物权变动中多方利益的平衡。
(一)登记对抗主义下对卖方利益的维护
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获得对标的物的占有都是行使物权的重要前提。根据法国规定的登记对抗主义,物权因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一致而变动,这就意味着物权的转让人仍需交付标的物,以便使物权的取得人取得对标的物的支配和占有。问题的关键是,已经丧失所有权而尚未获得价金的出卖人,面对买受人的交付请求,有无拒绝移转标的物占有之权利?《法国民法典》规定,如果买受人不支付标的物之价金,且出卖人并未同意延期支付的,出卖人即可享有留置权,其没有交付标的物之义务。即使出卖人同意延期支付价金,但在买卖成立以后,如果买受人破产或者无支付能力,从而导致出卖人面临丧失价金之危险,出卖人也不再承担交付标的物之义务,除非买受人能够提供到期支付价金的担保。
(二)登记对抗主义下登记员的责任承担
登记员的审查权力仅限于形式审查,如果公示申请不符合公示要求,登记员可以依法拒绝当事人的登记申请,或者在接受登记申请以后依法驳回其登记程序。交易之后登记的过程中,若是因为登记员的过错使得登记错误导致受让人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受损,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和1383条对其履行职务中的个人过错给特定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为了确保登记员对特定当事人的民事责任,登记员应当提供保证金,以便受害人可以获得及时、充分的赔偿。此外,如果登记员违反了其义务,登记员还可以被处以民事罚款,甚至在重犯错误时,可以被免除其职务。
二、登记对抗主义在日本的适用
在物权法的原则上,日本遵循一物一权原则,在体系上也继受德国的物债二分体系,认为物权是绝对权,债权则与之不同,为相对权。但在物权变动模式上却继受了法国一直以来主张的登记对抗主义。这就造成了登记对抗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与一物一权,物权绝对性的理论相冲突。因此登记对抗主义在日本的适用也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日本民法典》第177条的第三人的范围如何确定,第三人若为恶意,原先的买受人仍然不能与之对抗吗?为了权衡这些利益,日本通过了大量的判例和解释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一)背信恶意者的排除
日本确立了独具特色的“背信恶意者排除”理论,来避免恶意登记的第三人也与善意第三人受到同样的保护。如甲将土地卖给乙,乙支付了价款,但未移转登记所有权。后甲又将这块地卖给丙,丙自己伪造了文件将地登记于自己的名下,此时若乙不能对丙主张所有权,将极为不合理。此时丙就是恶意登记的第三人,也被称为背信恶意者。
日本大量的判例通过援用诚信原则、权利滥用法理否定了恶意者可主张前受让人登记欠缺,从而保护了受让人的利益。
(二)对真实权利人的保护
受让人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固然重要,但是若物权的所有权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移转物权至善意第三人,此时物权所有权人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如何衡量?日本通过判例对此作出了解答。最高裁决所第二小法庭平成15年(2003年)6月13日判决,该案情主要为甲与乙公司签订有关甲所有的土地房屋买卖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公司的代表丁以因办理所有权转移手续需取得周围邻居的同意而要求甲提供了授权委任状。但丁恶意利用该委任状,擅自将甲的土地房屋从乙公司转让给丙,并办理了相关登记手续。最后判决结果保护了甲的所有权利益。显然该判例就是在衡量无过失者所有权利益与信赖利益后所作出价值判断,改变了过去判例上主要对参加交易的善意第三人救助的要旨。
三、我国登记对抗主义的适用及发展
(一)登记对抗主义在我国的适用
我国对登记对抗主义的适用范围包括动产、不动产、特殊动产以及权利。《物权法》中第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九条均有所体现。登记对抗主义在我国的适用原因之一是我国登记制度的不完善,登记制度目前在比较偏远的地区并未普及;另一个原因是交易的逐渐频繁,若仍适用登记生效主义会导致部分物权(如机动车所有权的转移)的交易成本增加,交易速度减缓。
(二)登记对抗主义的借鉴及完善
1. 登记错误的赔偿机制的完善。
虽然我国《物权法》规定了关于登记错误的损害赔偿,但是由于我国登记机构的行政化的问题,登记错误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也是由国家来承担,赔偿金由财政拨出,这样的结果使得对登记机构登记错误的惩罚并不会取得较好的成效。只有将登记机构从行政机关同分离出来,独立设立,消除登记机构的行政隶属性,使之专业化和社会化,登记机构才能更专业地履行其自身的职能。将国家赔偿逐步改为机构赔偿和民事赔偿,由登记机构自己承担责任,既能督促登记机构谨慎检验自身行为的正确性与否,也能节省国家财政的支出。
2. 对善意第三人的范围界定。
登记对抗制度中主要的三方利益主体:转让人、受让人以及第三人,平衡与救济三方的权益是这一制度要实现的根本目的。正如上文中日本的“背信恶意者”的排除,保护买受人的利益,我国也正在为第三人范围的界定作出一系列的探讨,物权法颁布时对第三人作出“善意第三人”的限制,现在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六条把转让人的债权人从“善意第三人”这一范围中剔除出来。物权法立法者对善意第三人的解释是“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物权发生变动的物权关系相对人”,因此,善意第三人应对标的物具有正当物权利益。物权利益是指转让人与第三人之间应存在物权关系,但是转让人的债权人与转让人只有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受让人即使未办理登记,仍可对抗该第三人。善意第三人制度要解决的是两个均具有物权利益的人之间的对抗问题。如果一个为债权,一个为物权,则适用物权优先于债权的一般法理即可解决,不需要善意第三人制度的特殊保护。
四、结语
不论在任何国家,登记对抗制度的采用具体不外乎一是对意思自治的尊重,二是实现交易便捷化,有限保护交易安全。我国采用登记对抗主义的目的是和日本相同,既实现交易的便捷化,又要尽力保护交易安全,但与日本不同的是我国只在少数物权变动中采用了登记对抗主义。登记对抗制度的完善在我国也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制度完善的途径就是平衡制度中所涉及的各方利益。
参考文献
[1]于海涌.“法国不动产登记对抗主义中的利益平衡——兼论我国物权立法中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之选择”.载《法学》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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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新文,王丹.“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善意第三人”:基于类型化的研究”.载《人民法院报》,2016年3月30日,第0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