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利益（精选4篇）
公众利益 篇1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 社会结构发生重大深刻调整, 不同的利益主体日益增多, 利益需求也逐步呈现多样化趋势。此时, 如果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不能得到有效表达, 极易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公众利益表达及其意义, 提出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建议, 其核心是法制保障, 关键是拓宽和畅通表达渠道, 着力点是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
关键词：公众,利益,公众利益,表达,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重大调整。在社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 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 利益主体的利益观念也发生重大转变, 此时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不能有效表达、利益差距不能有效缩小极易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当前我国社会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的利益差距已经相当明显, 这既反映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对不均衡, 也在一定程度反映出我国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欠缺。因为完善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不仅能够使公众的利益诉求得到有效表达, 而且有助于社会利益资源的合理配置, 促进整体社会的均衡发展。
表达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 现代社会的建设也必然要求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都能够通过有效的渠道充分地表达, 从而促进各方面利益的统筹协调、各种社会矛盾的妥善处理。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和文明社会, 充分尊重每一名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利益诉求, 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 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削减社会不满情绪的“泄洪器”。因此, 不断创新公众利益表达方式, 畅通公众利益表达渠道, 建立科学有效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们认为, 公众利益表达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旺盛需求, 构建起理性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 核心是法制保障, 关键是拓宽和畅通表达渠道, 着力点是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
一、公众利益表达及其意义
公众利益表达是协调公众间利益均衡的重要途径, 它是公众有效维护自身利益的行动起点, 也是社会能够合理分配利益的重要基础。我们对公众利益表达的理解,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现实中, 公众利益的均衡不是简单的平均化, 公众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差距是客观存在的, 公众间存在一些利益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需要公众利益表达来找出矛盾, 缓解矛盾, 进而降低冲突。第二, 既然公众合法的利益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那么公众合理的利益表达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这是促进利益公平分配、社会和谐稳定的必要条件。第三, 一个稳定的社会必须存在一套有效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 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都能充分地表达出自身的利益诉求, 当公众间发生利益冲突或者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失时, 公众可以便利的找到一条利益表达渠道, 顺畅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关切, 这是现代社会必须具有的一种调整功能。第四, 有效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使公众可以采取正常的、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 及时缓解公众间的不满情绪, 减少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发生。最后, 公众利益表达是一种制度性建设, 而政府是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的责任主体, 所以在建设公众利益表达的过程中, 需要依靠政府建立起社会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制度的安排。
二、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核心是法制保障
法律制度是公众利益表达的有效保障, 也是公众利益表达机制能够有效运行的前提。完善法制保障需要做好以下三点:
(一) 注重公众利益表达的法制化建设
应该在充分遵循宪法和法律赋予公众的政治权力和自由的基础上, 完善相关法规建设, 增强公众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利益表达的合法性基础, 将公众利益表达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确定下来。加强公众利益表达体系的构建, 明确公民的各项权利和义务, 特别是知情权、集会权、听证权等涉及公众利益表达的基本权利, 这些权利是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能够有效表达自身利益的前提和基础。在明确公民相关权利的基础上, 还必须将公众的利益表达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必经程序和环节。
需要制定更加科学的政绩考评体系, 针对政府中从事公共政策制定工作的主体人员建立起激励和约束机制, 明确规定其责任和义务, 避免政策制定主体为追求个人利益而偏离了公共权力委托人的意愿。政府作为公众政策的制定主体, 既是“社会服务者”, 也是“社会参与者”, 这种双重身份要求其必须建立公共服务的理念, 才能真正制定出面向公众的公共政策。通过建立科学的政绩考评体系引导政府官员以追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为工作目标, 这是制度建设的关键所在。
(二) 丰富公众利益表达的制度资源, 让公民拥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权利
公民是社会的主体, 公民的各项权利必须得到政府的充分尊重。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 要将不同利益群体纳入决策体制的考查范围, 提高各种不同利益群体参与讨论和制定公共政策的积极性, 这种参与方式不仅有利于增进公众对政府的认同感, 而且也有利于政府全面准确掌握公众的利益需求。各利益群体话语权的不平等, 主要源自于当前制度资源的匮乏和制度设计的不公, 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没有得到有效的制度支持和制度保障。弱势群体虽然规模庞大、分布广泛, 但他们的声音却很小, 不能传递到决策者的耳边。政府要使不同的利益群体平等地享有利益表达权力, 就必须提供一个广泛参与的制度平台, 让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能够充分地得以表达, 从而消除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中间阶层在话语权上的不平等。
完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关键是落实不同利益主体拥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权利, 从而实现公众利益表达的真正平等, 这就需要我们必须通过具体的政策制度把原本法规的权利和事实形成的权利统一起来, 使弱势群体真正享有自身利益表达的话语权。
(三) 坚持依法施政, 促进公众利益表达方式的理性化和法制化
培养公众理性化的利益表达方式, 不仅需要完善公众利益表达制度, 增强公众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而且需要政府必须依法施政, 形成积极的导向作用。在公众选择利益表达方式的过程中, 政府的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 如果政府在处理问题时不能严格坚持依法施政, 或者有意绕开法律、钻法律空子, 长期以来会给社会风气的养成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 使公众感觉到不守法可能比守法反而获得更大、更多的利益, 于是不守法行为增多。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会鼓励公众更多地采用非理性化、非法制化的表达方式谋取自身利益, 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 影响社会的稳定运行。反之, 如果政府在解决问题时能够严格坚持依法施政, 公众会感觉到, 守法比不守法获得的利益多, 不守法会损失利益, 只有理性的、法制的利益表达方式是最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
三、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关键是拓宽和畅通表达渠道
(一) 拓宽公众利益表达渠道
当前, 拓宽公众利益表达渠道的一种重要途径是规范和培育民间自治组织。民间自治组织主要是指经过在民政部门注册的各类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未注册的草根组织等。成熟的民间自治组织可以有效整合分散的公众利益表达, 集中形成较为统一的利益诉求, 这是现代社会组织的一个显著特征。由于民间自治组织在社会公私领域的独特地位, 属于公民和政府以外的“第三方”, 且具有非盈利性、非官方性的特点, 比较容易整合组织机构和个人之间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 在利益的平衡和沟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间自治组织可以在政府和公众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它一方面向广大公众传递政府的各种政策制度, 另一方面又能够集合公众的意愿, 向政府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
目前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还原社会功能, 即把社会能够自我调节、自我管理的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 把公众能够自治范畴内的事情交给公众自己依法办理, 让公众自主表达、自主维护、自主实现。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发展民间自治组织, 首先是完善民间自治组织的立法程序, 逐步制定和建立不同层次、相互配套的民间自治组织的法律法规, 将民间自治组织的建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的轨道;其次政府需要增加对民间自治组织的扶持力度, 在资金方面给予一定的帮助, 同时加强对民间自治组织的有序引导, 完善管理体制, 提高履职能力。例如, 在民主基础上建立的工会、妇联、行业协会、行业学会等社会组织和人民团体, 往往代表各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 在促使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与相互合作方面起着桥梁和中介的作用。
(二) 畅通公众利益的表达渠道
现阶段, 我国的公众利益表达渠道主要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公共政策听证会制度、信访制度等等。畅通公众利益的表达渠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扩大人大代表的直选层次, 使代表能够真正来自于普通老百姓;二是将竞争机制引入人大代表的选举过程中, 允许代表候选人采取演讲、问答、辩论等多种方式向选民宣传自己的观点、主张, 使选民能够对代表候选人有一个广泛而深入的了解;三是加强人大代表与选民的日常性、制度化联系, 增强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的相互交流、信息互通, 使人大代表能够最大限度地代表民意, 实现公众便利、有效的利益表达;四是健全公共政策听证会制度, 扩大听证会的参与范围, 完善听证会中公众代表的遴选制度、听证程序制度和会后反馈制度, 并可以借助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采用网上听证会, 更广泛的争取民意, 节约公众进行利益表达的成本;五是完善信访制度, 可以扩大信访机关的行政监督权利, 把信访制度纳入法律程序。
四、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着力点是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
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 就是指政府主体以外的个人和组织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形成、规划、执行和评估等方面产生一定影响的行为总和。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是当前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有效着力点, 也是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最主要途径。
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就是为公众谋取利益, 增加公众的福利。根据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 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公共权力机构, 不可能只有唯一的公众利益, 还会有机构利益、组织利益, 以及公务人员自身的个人利益, 而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可以有效保证公共政策的公众价值取向, 确保公共政策符合广大公众利益。法律上明确规定公众可以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12世纪左右的英国普通法, 该法律中的“自然公正原则”要求任何权利必须公正行使, 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他的意见。也就是说, 如果某项公共政策对某个利益主体或利益群体不利, 必须听取他或者他们的意见。到20世纪中后期, 公众参与已经在世界大量国家中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政策领域, 这改变了公共权利的运作模式, 使之由政府单方面主导逐步演变为公众参与主导, 构建出公众参与公共权力运作的模式。
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特点要求必须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首先,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 第一步就要参与公共权力的组建。现代社会制度普遍接受契约国家的思想, 认为国家是由全体人民共同缔结国家契约而成立的社会组织,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通过国家契约, 国家获得公权, 人民获得民权, 而公权来自于民权, 所以必须为民权服务。所以, 国家的公共权力必须是建立人民“同意”的基础之上, 也就是说, 人民通过选举的形式建立起公共权力机关, 并通过日常的舆论和定期的改选对其进行监督和制约, 使其对人民主权负责。可以想象, 国家契约精神的落实必须构建完善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 使广大公众的意志、意愿能够在日常的“监督和制约”中顺畅地表达, 这既体现了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原则, 也是公众能够有效参与公共政策的基础保障。
其次,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过程, 就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公众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需求, 通过各种利益表达, 最终影响公共政策结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公众利益表达显然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它是架起公众利益与公共政策的桥梁, 只有把公众利益有效表达出来, 才能真正落实公共政策的普遍性、有效性, 甚至合法性。
最后, 随着二战后福利国家逐步成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方向, 公众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制定和完善更多的公共政策, 政府职责的增多必然引发了政府的部门不断增加, 规模不断膨胀, 权力不断扩张。但是由于政府公共权力机构的固有缺陷, 官僚主义、腐败行为逐步盛行, 政府成本上升、效率低下的问题日益严重, 直接损害广大公众的利益。而公众积极参与公共政策, 有效表达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 本身这就对政府不良行为的一种有效监督和制约。
应该看到,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 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建设一直是一道难题。鉴于经济体制的运行方式不同,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关于构建公众利益表达的借鉴方法。而在当下,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市场经济使利益矛盾逐步显性化、复杂化,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建设。而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无疑是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有效切入点, 它不仅可以使公众有效的表达出自己的利益需求, 缓解各种利益矛盾, 而且可以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 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 随着法制保障的不断完善, 公众利益表达渠道的不断拓宽与畅通,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逐步发展和成熟终将带领我们完成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有效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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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利益 篇2
40年的工作经验使我得出一个结论：有效的才是有意义的。但是，一个语义上的连带问题是：对谁有效，对谁有意义。回过头看，我为第一任财政部长吴庆瑞博士所做的工作中，最满意的一项就是帮助起草为引进《土地征用法令》做准备的内阁报告。该报告阐述了实行这个法令的经济与社会原因。下面的案例分析是我今天发言的重点：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
首先，我必须指出，公共利益从根本上一定要优先于个人权利。作为一名律师，你们可能对这种立场表示不理解——一个人的家园应该是他的堡垒，但是个人的隐私权利固然非常重要，却并不是神圣的。
如果财产权是绝对的，那么修建容纳了大约85%的新加坡人的政府组屋将是不可能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家的闪耀的现代都市还只能是一片只有陋巷的沼泽地。
《土地征用法令》为公共建设征用私有土地提供了法律依据。该法令的最基本原则是：只有在公共目的明确的情况下，私人土地才可以被征用。在新加坡，为了比如道路、高速公路、政府组屋、裕廊工业不动产、学校、医院、公园等基础设施建设，私人土地被强制征用。
这个程序是公开透明的。法律部长一定要确定诸如国家发展部的执行部门的要求，是真正为了公共的目的。法律部长必须在内阁备忘录中明确说明被提议的土地征收是为了一个指定的公共目的。
内阁秘书不能在没有法律部长的支持下上交任何强制征用的计划。新加坡内阁不可能批准类似于粮仓用地的征用，原因非常明确，私人投资修建的粮仓是被用于获得商业利益而非公共利益。
《土地征用法令》作为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如果在错误的人手中，也很容易被滥用。如果腐败的官员以国家的名义把农民赶走，并且不给其相应的补偿，然后将土地转卖给贪婪的开发商，把巨大的差价放进自己的腰包，征用将很容易堕落成掠夺。
现在，和租赁土地类似，开发商获得60年或者70年的土地使用权。私人所有的土地拥有永久使用权，例如永久地契，事实上在大部分社会中是一种特例。在新加坡，国有土地最多可以租赁99年。从新加坡1960年开始工业化以来，我们是以30年加30年的契约进行工业用地出租的，第二个30年的契约延续取决于经济发展局根据产业的不同对该工业经济增值的评估。
这是为了防止对工业用地这种稀缺商品进行投机。政府的意图是优化土地的使用，延续第二个30年的契约标准是该制造业的工作创造数量和技术水平。
土地拥有者如果想改变土地的用途，比如从工业用地变成商业用地或者居住用地，他们需要支付开发费。从这个方面来看，公共收入会从新加坡的普通土地增值中获益。
国家要为征用的土地支付费用。当新加坡政府为了公共目的获得私有土地的时候，政府要给土地所有者相应的补偿，土地要以其原始未开发的状态按照市场价值进行估价。
价格核定不考虑土地的潜在商业价值。从经济原理而言，国家要使用税收收入进行例如公路、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铁路运输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任何由公共投资引致的土地增值应该积累到国家。个人土地所有者只拥有原始土地的价值，而不是通过公共投资引起的增值。
不过，未开发的土地每5年进行一次估价。我很高兴地说大部分新加坡的土地所有者认可土地征用中的经济原则，政府投资修建组屋和公共设施也符合他们远期的利益。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将会带来整个新加坡土地的增值，相应地支持了包括他们个人家用和商用房产在内的价值。
一个更难以解决的土地行政问题是租房者和那些违章建筑居住者的安置。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可能只在1至3年的时期内务农，只有短期职业准证而没有期限上的保障。尽管对于任何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而言，简单地让这些人无家可归都是不智的。
新加坡政府给这些人“善意补偿”。和土地所有者不同的是，这些无土地者有权接受任何形式的合法补贴。以善意为出发点，国家基于他们的固定资产，例如小屋、猪舍、果树和其他不可移动资产作为补偿的标准。
农民们也可以获得房租分配或者购买房屋的优先权。有些时候，政府也会给他们出租车执照、市场店铺，这会使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能够拥有其他谋生的手段。让人感到极大满足的是，他们中的一些有进取心的家庭通过种植兰花或者饲养观赏鱼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公平地给予重新定居家庭房产和一些开展生意的资本，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新城市、高速公路和其他公共设施在不以公众的不满为代价的前提下迅速发展起来。
耐心和说服的效果比起警棍好得多。
在大学里学习经济学的时候，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支持自由市场经济效率。无可争议的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一理论非常符合逻辑：每一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行为会自然地推动社会经济。然而，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无所顾忌、不考虑自己的行为可能对社会造成伤害吗？
我个人认为，在公共利益可以明确地得到更好的保障时，国家应该干预市场活动。《土地征用法令》使政府得以使用大量私有土地来建设大多数新加坡人可以负担的低成本住宅。没有政府的干预，满眼现代组屋的新城市就不可能成形。这违反了个人权利，但是并没有践踏个人权利;土地所有者会得到补偿，但不会以土地的全部商业价值作为考量。
这当中没有过错误吗？当然不是。但是和建立现代化的国际都市相比，这些错误不值一提。在新加坡修建地铁的时候，政府的政策是征用地铁周边一定范围内的所有私人土地，这样，这些小片的土地可以被统一管理，以便全面开发。
这个意愿是良好的，但是这种征用是为了明确的公共利益吗？我们是不是可以不去干预，而让自由市场经济发挥作用，达到全面开发的目的？如果这一政策的依据是挤出公共设施投资的潜在价值泡沫，那么事实上开发费用已经征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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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类战略决策上，比起匆忙进入角色的新加坡土地管理局，私人资本和专家意见可能更有发言权。私人开发的驳船码头和重新装修的整齐得近乎贫瘠的牛车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私人部门不是成功商业开发的保障，老巴刹再开发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在土地稀缺的新加坡，私人资产的整体再开发出售条例是另一个创新的立法部分。最初的时候，法律规定社区内每栋公寓的主人都必须在集体出售前明确表示同意，但是其中个别公寓主可能会为了私人原因不同意出售他们的资产。问题是，这一小部分人是否有权阻止其他人卖掉他们坐落在喧闹的市场边上的老公寓？从更高的层次上考量，在类似于地铁的公共设施投资中，经济增值是否被遗漏了？
作为一名新加坡人，我非常高兴地发现定价中的“看不见的手”通常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在整体再开发成功后，公共收入会从更高的发展强度中获益，这样，个人和公共利益都得到了满足。
在经济领域，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利益斗争是不必要的。公平透明的定价能够满足双方的需要，在更多的情况下，可以产生双赢局面。但是，对于种族、语言和宗教事务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国家。当我们看到那些比我们更大、更古老的国家被种族、语言、宗教暴乱撕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政府在立法中建立总统委员会以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的英明之处。这个由首席法官带领的委员会检查所有的国会议案，保证在其中没有任何对少数群体的歧视，然后委员会才会建议总统同意该议案，并且进行立法。
1990年，国会颁布了《宗教共存法案》，从而保证个人宗教信仰不得侵犯他人宗教信仰。多数派和少数派要相互尊重对方的信仰。由于种族、语言和宗教是一种感性的存在，我非常高兴我们的国家已经为日常的行为设立了基本的准则。政治的稳定是发展和增长的基础，没有和平和稳定，社会将不再完整。
凯恩斯在其著作的卷首提醒他的读者：即使是最英明的政治家，也有可能成为一些无用的世俗哲学家的奴隶。经济学家们最喜欢形容自己是世俗哲学家。希尔布鲁纳教授的《世俗哲学家》是对这种深沉科学的最好介绍。
我对个人权利这个问题的结论非常简单：公共利益将会最终得到满足，而社会将决定什么才是公共利益。听起来像是一个循环式的推理，这并不是说国家不可以允许多数派压制少数派。在一个像新加坡这样的多种族国家里，多数派一定要肩负领导的重担。
（摘自江苏人民出版社《新加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作者：[新加坡]严崇涛）
公众利益表达与群体性事件探讨 篇3
关键词：利益表达,群体性事件,利益表达机制
1 我国“利益表达”的现状与群体性事件
利益表达就是一定的利益表达主体, 通过一定渠接或间接地向利益表达客体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主张利益, 并以一定的方式努力实现其既定目的一种政治参与行为。俗话说“不通则痛”, 当群众 (特别是弱势群体) 有强烈的诉说欲望却无处诉说或即使诉说也无人理睬的时候, 群众内心便会产生强烈的怨恨和不满, 当这种愤恨积累到群众无法忍耐的程度时, 便会爆发出来, 引起社会的动荡和不安。
总的来说, 我国当前利益表达存在的问题有:第一, 利益表达能力发展不平衡, 利益表达机会不均等。如果把我国社会分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 那么强势群体由于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较高, 在社会决策中有能力行使更多的话语权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而弱势群体受到文化教育水平、经济水平、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限制, 则很难顺利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由于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均衡导致两个群体的利益表达机会也不均等。第二, 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在我国现行框架内, 中国公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主要有两种:选举和信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是公民表达利益渠道的最根本途径。公民通过行使选举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自己管理国家的权利, 但是在实际的具体操作中, 一方面不能保证每个公民都能行使选举权, 另一方面不能确保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利益代表关系, 主要选举作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作用就非常微弱了。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利益表达渠道, 人民群众通过来信、来访向党和政府传达利益诉求, 成为党和政府决策的重要信息源, 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地方政府视上访群众为闹事的“刁民”, 不仅不予以接待, 反而进行搪塞和镇压, 直接导致“信访量庞大、立案量甚小”的局面, 群众的合理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而这几年来,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 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加上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不配套, 一些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逐渐显现, 因讨薪、征地、拆迁等引发的矛盾冲突不断增多, 群众的诉求欲望也愈显强烈。这样, 在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 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众为了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切身利益, 以求快速解决或彻底解决问题, 就会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向党政部门施加压力, 而这种方式通常表现为群体性事件。
2 群体性事件预防的对策研究
2.1 建立健全政治稳定预警机制, 防患未然
在很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背后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当地官员官僚主义作风严重, 对百姓诉求不闻不问, 向上级汇报工作时掩耳盗铃报喜不报忧, 以致矛盾得不到有效及时的引导和疏通而最终爆发成群体性暴力事件。这种情况迫切要求我们建立起完善的预警机制, 及时准确的把握社会中的矛盾与摩擦, 对可能酿成社会问题、妨碍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社会偏离现象和失序状态进行预警, 使决策者提前做到心中有数, 方便政府及时有效的防范和控制政治不稳定, 以便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 即使发生也能迅速按照预案予以妥善处置。
当前, 建立和实施社会稳定预警机制的主要途径有:第一, 形成统一指挥、反应迅速、功能齐备、协调高效的应急处理机制, 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够迅速反应、果断处置;第二,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应对突发事件的组织体制, 要将社会稳定控制系统的触角延伸到基层, 形成上而下管通的信息传达渠道, 以保证决策的及时与准确;第三, 建立完备的突发事件管理制度和紧急状态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应对突发事件和复杂局面的机制、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的机制, 做到在各种突发事件和风险面前处变不惊、迅速反应、果断处置。
2.2 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 充分保障群众的话语权
首先要保障平等化的利益表达权利, 我国宪法平等地规定了我国公民享有的各项权利,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 弱势群体的法定权利并没有完全转化为事实权利。公平正义的核心是强调国家运用强制性力量, 保证弱势群体实现政治权利的平等和利益表达机会的平等。3因此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权不仅要写在纸上, 更要落实在实际中, 把法定权利和实施权利结合起来, 消除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在话语权上存在的实际不平等。
其次要保证利益表达渠道的合理与畅通。在当今利益多元的现状下, 以搪塞、敷衍的态度对待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忌, 必须建立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以协调利益关系, 化解利益矛盾。合理的利益表达渠道不在多少, 而在是否畅通, 因此应尽量减少信息传达的层级距离, 消除信息传达的障碍, 让表达主体享有足够的利益表达空间。进一步完善传统的信访制度, 提高信件处理的透明度;要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的利益表达和综合功能, 使之成为各主体表达利益诉求的主要渠道;完善选举制度, 使选民和候选人之间进行充分的互动, 进一步密切选民与人大代表之间的联系, 通过人大代表畅通无阻地反映利益诉;在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时, 要通过公示、听证、论证等制度, 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知晓度, 进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2.3 建立健全社会宣泄机制, 疏导控制社会不满情绪
首先, 建立社会良性发展机制, 消除社会滋生不满情绪和不恰当行为的根源。这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党和政府必须做好以下几点工作:加快经济建设, 消除“绝对贫穷”;调节收入分配, 防止两极分化;加强法制建设, 维护良好治安;立足群众利益, 科学民主决策;坚决反对腐败, 树立良好形象。
其次, 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积极引导群众往良性方向发展。舆论对社会心理和公众情绪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它既可以进行正面报道, 缓解社会矛盾, 也能够火上浇油, 加剧社会矛盾。因此新闻媒体要从稳定的大局出发, 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为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政治稳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再次, 要采取“疏导”和“打击”相结合的方式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对待尚未“爆发”的社会不满情绪要积极地寻根问源, 并帮助寻找解决办法, 以化解不满情绪;对于以非法甚至犯罪的方式进行宣泄的要立场坚定的予以打击, 决不能纵然违法犯罪行为。当然, 我们要坚持以疏导教育为主, 以说服教育先行, 未雨绸缪, 及时化解矛盾, 避免违法犯罪的产生。
3 结语
不能否认, 当前阶段是我国矛盾多发时期, 更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 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对于我国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只有健全利益表达机制, 关注群众利益诉求, 同时建立健全情报预警机制, 及时将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 才能尽可能地避免群体性事件, 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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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利益 篇4
一、微信公众号著作权侵权之厘定
在现有的条件下,虽然个人或企业主要通过微信个人账号以及公众号两大平台转载他人的作品,但是个人账号针对的是特定的少数主体进行的传播行为,其构成著作权侵权的情况较少,因此文章不讨论微信个人账号侵权问题,而主要对个人或者企业通过微信公众号上传或者转载他人作品从而侵犯著作权问题进行论证。
微信公众号作为一种自媒体交流平台,其向社会公众所传播的内容既可以是未独立形成著作权的图片、文字以及声音,也可以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文字、图片等作品形式。因此,微信公众号上的转发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首要前提是对被转发的对象是否属于独创性的作品的界定问题。微信公众号中对作品的判定由于与传统纸质作品判断方法一致,在此不再一一赘述。据此,通过微信公众号上传的文字、图片等内容在被认定为作品的前提下,该上传或转发行为是否构成对原作者著作权特别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
与传统互联网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传播不同,微信公众号使用者更多的是借助手机客户端的移动通信网络的方式对图片、文字等作品内容进行发布、转载。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可知,信息网络不仅是指计算机网络,同时也包括移动通信网络,因此我们仍然将微信使用者通过微信公众号一对多地向社会公众上传或者转载作品的行为认定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即使微信公众号与传统的计算机在传播渠道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通常将“交互性”认定为信息网络传播中独有的特征,这也是判断一种传播行为是否属于信息网络传播的主要标准。[1]而“交互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个人选定的时间以及地点。从字面含义理解“交互”,即交流和互动。假设作品接受者被动地接受提供者提供的作品,在这种接受者全程被动的情况下很难体现双方交流与互动的意思。因此只有在双方都是积极主动的情况下才可能具有传播的交互性,个人选定应该理解为按照个人需要的意思。[2]个人选定的时间是构成交互性的核心,其目的在于突出作品接受者的主动性,也就是说,接受者在网络服务器开放的任意时间内,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获取作品内容;而个人选择的地点则是指接受者在网络能够覆盖的范围内,自由选择任一地点作为获取提供者提供作品内容的地点。就微信公众号而言,微信用户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在手机网络覆盖范围内下载或查阅公众号上传的作品,其完全符合交互式传播的特点。综上所述,微信公众号传播、非法转载他人原创作品在符合著作权侵权的实质条件的情况下完全可能构成著作侵权。
2016年1月初,腾讯发布《2015微信知识产权保护白皮书》(以下简称“微信白皮书”)。从中我们可知微信著作权侵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微信公众号转载他人原创作品,但不注明作者,不注明来源媒体;二是微信公众号转载他人作品时注明了作者及出处,但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三是微信公众号使用者在未获得作品作者同意的前提下随意修改作者的作品。我国《著作权法》存在两种对著作权侵权的例外,即法定许可与合理使用,其作用在于对著作权进行合理的限制。由于我国目前对微信著作权的规制仍然以《著作权法》为主,因此对著作权的合理限制同样适用于微信公众号作品。其一,法定许可作为著作权国际公约中一项基本的制度,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且向著作权人支付一定费用的前提下自由地利用他人作品的制度。[3]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仅规定了两种法定许可。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无论是为义务教育制定和提供课件还是通过网络向农村提供特定作品的行为,个人、企业或者教育机构很少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实行。其二,合理使用是指为了特定的目的使用他人的作品,这种使用可以不经他人允许,亦无须支付报酬,且不构成侵权。合理使用的法理在于著作权法的最终目标是在保护作者的合法权利的同时达到促进知识发展和推动文化传播的目的。目前,无论是《著作权法》还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于合理使用采用的都是列举式的立法模式,比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6条明确而具体地将八种行为规定为合理使用的法定情形。但是具体到微信公众号著作权来说,除了少数极为特别的情况,个人或企业借助微信公众号非法转载或传播他人的作品都不符合以上八种合理使用的情形。综上所述,在现有条件下,个人或者企业借助微信公众号非法转载或者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不能构成法定许可与合理使用,因此个人或者企业通过微信公众号的转发等行为符合著作权侵权实质要件时,应当认定其属于著作权侵权,应按照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微信公众号著作权侵权问题的特点
微信著作权侵权与以刊物出版刊发为主的纸媒时代相比较,微信著作权侵权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影响范围都要远远大于传统纸媒时代的著作权侵权。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传统纸媒时代,由于受人力、物力等条件的限制,其发行量与传播范围的有限性决定了其侵权行为影响程度较小。而微信相比传统媒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通过手机终端可以随时随地传播网络作品的特点决定其侵犯著作权的后果以及程度更为严重。其次,传统纸媒从机构的设立到刊物的发行都需要经过国家相关机构的严格审查,其严格的监管力度决定其存在非法转载或抄袭现象较少,所导致的后果一般不会太严重。而微信公众号只需通过一般认证即可运行,使用者更容易利用微信监管漏洞进行非法转载与传播牟利。最后,相比报纸或者期刊较长的出版周期而言,微信公众号的特点要求其更新信息的频率应更为快捷,而单纯依靠作者个人的创作根本无法满足需要,因此大量非法转载或者抄袭他人原创作品则成了微信公众号使用者维持微信公众号活力的手段。[4]
微信著作权侵权问题的另一个特点突出表现为信息自由与权利保护冲突所造成的利益失衡,即当著作权与信息自由都需要获得法律保护时,由于两者不同的属性造成其产生利益的冲突的必然性。而根据“公共地悲剧”理论,一方面,如果我们过于追求信息自由而忽视对微信作品著作权的保护,社会公众可以无须支付任何代价即可获得他人的作品信息,进而导致作者由于无法从作品中获得合法的利益而失去创作的动力;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过于重视保护作者的著作权,而忽视微信作品共享的自由,会损害社会大众的合法利益。因此可以说,在利益失衡状态下,无论是倾向于权利保护亦或是信息自由,都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需求。
就微信的发展现状而言,微信公众号著作权与信息自由之间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其一,信息自由与著作权独占性的矛盾。微信作为一个信息共享的平台,企业或个人通过这个平台将作者的原创作品进行一对多的分享。但是作品的权利归属于作品的作者,如果微信公众号未经著作权人同意非法传播作品,必然导致著作权人著作权的独占性与信息自由之间的矛盾。其二,社会公共利益与作者私人独占性利益之间的矛盾。著作权法存在的本质是为了保护著作权,而这种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为了作品在良性环境下得到更好的传播。[5]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著作权人凭借其独占性的权利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此时公共利益的空间必然会被进一步压缩,由此带来了公共利益与作者私人利益的冲突。因此,在我们强调著作权保护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到信息自由与平等、知识创新与传播的重要性。[6]
三、微信公众号著作权的保护对策
随着微信逐渐深入人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重视微信著作权与信息自由冲突所造成的一系列著作权侵权问题。我们应该以利益平衡为视角,在充分尊重著作权的基础上探寻推动信息自由的微信著作权保护路径。
在法律层面上,利益平衡是指通过相关法律来协调双方甚至多方之间的利益冲突,使相关各方的利益在共存和相容的基础上达到合理的优化状态。[5]如前文所述,传统的著作权保护制度在面对微信所带来的著作权侵权难题时多少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利益平衡视角下解决著作权与信息自由之间的矛盾冲突最基本的方法是建立作者私人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机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重构微信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如前文所述,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以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的普及,我国著作权相关法律对于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列举式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可以说,如果不根据合理使用的一般原理对其进行扩大解释,我们根本不可能将个人或者企业通过微信公众号上传或转发作品的行为界定为合理使用。[7]因此,我们应该在肯定现有合理制度的前提下,按照一般法理对合理使用进行适当的扩大解释,扩宽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合理使用的范围,具体而言,应该在临时复制、数据库保护方面、技术措施限制方面作出相应的制度调整,由此才能满足利益平衡的需要。
其次,构建微信著作权补偿金制度。对于微信公共平台上出于非营利性目的进行作品转载或者传播的行为,作品原创作者可以通过补偿金制度,获得经济上的补偿。其具体的步骤可分为以下几步:首先,确定补偿金的收取机构。由于微信作品网络虚拟化以及成本负担问题,目前比较现实的想法是由微信作为补偿金收取机构代为收取,并由其转交作品作者。其次,确定补偿金收取标准。通常情况是由作品的直接使用者对所获取的特定作品通过微信软件支付相应的金额;而如果是微信公众号出于一定的目的非商业性使用共享作品的,微信公众号的所有者应当支付一定数额的补偿金。
最后,建立微信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委托微信对微信公众号上的作品进行管理。与此同时,国家相关监管机关对微信在管理微信作品时的运作模式应进行网络化的监管。
四、结语
随着微信的日益普及,微信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个人或者企业通过微信公众号非法上传或者转载他人作品侵犯著作权的问题尤为严重。而微信公众号中所暴露出的著作权问题,突出表现在著作权保护与信息自由冲突所造成的利益失衡。因此,我们在维护微信作品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同时,也要进一步满足社会公众对作品的需求。总而言之,微信公众号著作权侵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今时代著作权侵权的特点,因此在保护原创的过程中,期待通过政府、网络平台与公众各方共同参与到保护知识产权的行动中,让知识产权为创新保驾护航。
摘要：随着微信的日益普及,微信著作权侵权已经成为一个我们不得不重视的问题。文章在围绕网络信息传播权对微信公众号著作权侵权问题进行论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微信公众号著作权侵权问题的特点,最后从利益平衡的视角对微信公众号著作权的保护提出些许建议。
关键词：微信,著作权侵权,利益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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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陶鑫良,袁真富.知识产权法总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17,70.
[6]陈明涛.网络服务提供商版权责任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