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利益

关系利益（共12篇）

关系利益 篇1

一、解析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

1. 公共利益的内涵

公共利益, 从字面上理解, 可称之为公共的利益, 简称公益。公共利益是与私人利益相对的概念。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一般表现为此消彼长的关系, 公共利益的实现通常以减损私人利益作为成本, 或者说以限制或者剥夺某种公民权利作为代价。

公共利益有以下特征:第一, 公共利益具有公共性。公共利益首先是一种公众利益, 受益主体具有普遍性或不特定性的显着特点;同时这种利益的实现主要依赖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选择机制, 一般难以通过市场等私人选择机制来实现。第二, 公共利益具有合理性。因为公共利益的实现有的时候会损害到一部分群体或个人的利益, 而国家立法机关也通过法律等一系列手段予以控制, 使它达到了一个尽可能减少损害私人利益, 同时也权衡了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 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等问题, 因此其具有合理性。第三, 公共利益具有正当性。它代表广泛公众的利益, 因此作为国家的立法机关要广泛地听取人民的意见, 遵循人民的意愿。第四, 公共利益体现公平性。公共利益是一种公众利益, 在实现公众利益的时候如果损害了私人的利益, 那么一定要予以补偿, 而且还不能是象征性的补偿, 应当是正义的公平的合理的补偿。

2. 政府利益的内涵

尽管政治家和学者们给政府所下的定义各有不同, 但对作为公共管理核心主体的政府的地位所作的判断却是大体一致的:政府是国家机器中的执行机关, 它代表国家实施公共管理, 以国家的名义执行宪法、法律和法规。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因此, 政府是实现统治阶级意志、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政府的这种地位, 决定了它实施的公共管理必然以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和功利目标, 也决定了统治阶级利益构成了政府利益的主体部分。然而, 由于政府的公共管理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其价值取向是多维的, 功利目标是多层次的, 加之政府实质上就是社会的重新结合, 这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存在的正当理由就是服务于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 政府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统治阶级的利益, 即狭义上的国家利益, 它还代表社会公共利益。

二、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的区分

1. 公共利益的理论内涵及本质

公共利益是指社会或国家占绝对地位的集体利益, 而不是某个狭隘或专门行业的利益。公共利益是构成一个政体的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 因此, 公共政策也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

2. 政府利益的客观存在性及其内涵

首先, 政府利益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并且它会影响政府的行为。政府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 一个系统的运转也是通过利益关系来协调和发展的, 其利益主要有政府的权力及相关的物质利益, 政府受拥护的程度和政局稳定性, 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其他集团利益以及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等等。这些利益是伴随着政府的产生而产生的, 它超越了历史阶段和意识形态, 是各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这为政府利益影响其行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其次, 政府作为权力执行机关, 拥有在全社会推行自己意愿的强制力量, 这为其利益对其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前提条件。不可否认, 政府产生及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公共目标、公共服务以及创造具有公益精神的意识形态等。“为人民服务的实质内容就是维护公共利益, 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也就是公共利益至上的信念。”政府作为这些目标的实现手段之一, 政府的公共性是它的第一属性, 政府是为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而设立, 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但是, 政府并非总是为着公共目的而存在, 政府在公共目的的背后隐藏着对自身利益的追求。

3. 政府的正当利益与非正当利益并存

分析了不同层次的政府利益, 也承认了它们存在的客观性, 说明它们的存在并不都是不合理的。首先, 政府利益的存在具有其客观合理性。个人和组织的一切行为都源于对利益的追求, 换言之, 利益是个人和组织活动的根本动因。实际上, 没有利益支撑的公利行为是难以稳定的、持续的、理性的和有节制的。“人们对什么是公共利益, 现实中是否存在一种符合每一个人或多数人利益的公共利益, 并没有普遍一致的标准和意见。”不管是哪个层次的政府利益, 都存在一个限度问题。如果在这个限度之内, 就是合理的利益;超出了限度, 才是不合理的利益。其次, 政府利益具有扩张性。政府利益虽然是从属性的, 应受到合理的控制, 但是政府是拥有行政权力的组织, 一旦权力失去了制衡, 权力就会走向正确行使的反面, 政府利益就具有了膨胀的实现条件。

三、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之间的关系

1. 公共利益决定政府活动的基本方向

政府致力于公共事务、满足公共需要, 维护公共利益, 这也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只有这种认识, 才能够全面反映政府所有活动领域的内容和特征, 才能够反映政府的起源、性质、观念和价值目标, 才能成为整个政府制度大厦的基石。

2. 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不存在隶属关系

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 其利益指向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在实践中甚至有时是完全背离的, 因此二者不存在隶属关系。公共利益是凌驾于一切具体社会利益主体利益之上的最高利益, 维护公共利益是政府存在的目的和追求的最高目标。政府利益与其他社会利益主体的利益处于平行的地位, 公共权力的属性决定了政府只能用它来谋求公共利益。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的一员, 必须和其他利益主体一样合法、合理地追求自身利益。

3. 明确公共利益的边界是约束政府利益扩张的保障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主要行使者, 与公共利益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 但是也容易对公共利益产生侵犯, 公共利益是政府在公权限制私权的过程中的行为边界, 也是公民接受限制行为的边界。“毫无疑问, 假若把权利授予一群称之为代表的人, 如果可能的话, 他们也会像任何其他人一样, 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利谋求滋生的利益而不会谋求社会的利益。”所以要以法律的形式, 对公共利益做出严格的界定, 以防止假借公共利益之名从事违反法律的行为。

综上所诉, 完全从谋求政府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来界定公共利益显然不符合公共利益的基本要求, 不能完全表达公共利益。政府正确地界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 其自身的利益也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得到实现, 并且通过合法的途径得到满足。政府的自利性不应被认为是错误的, 不应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利益诉求, 同时如果对政府的利益缺乏正确的界定, 将不利于增强政府能力, 也不利于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参考文献

[1]周志忍.经济全球化挑战与政府观念[J].中国行政管理, 2001, (1) .

[2]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3][美]林德布洛姆.决策过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4]周树志.公共政策学[M].兰州: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0.

[5]谢庆奎.政府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6]张金马.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关系利益 篇2

——论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

佛语有云“云何复名为大涅盘？有大我故，名为大涅盘。涅盘无我，大自在故，名为大我。”与“大我”相对的是“小我”，自我就是“小我”，超我就是“大我”。如果说“小我”是个人利益，那么“大我”可以说是集体利益。“小我”与“大我”，无处不在，相互依存。

不可避免的，我们会在人生的各种节点面临“成全小我”和“成就大我”的抉择，在这种时刻，责任是一个人职业精神的闪光点，它可以让一个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得出色。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不乏肩负重任的顶梁柱，他们对工作热情负责，服从公司安排，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爱岗敬业，在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面前，始终以企业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也许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是应该做的。其实不然，工作用心与否，正是由于员工对工作的爱与责任。所有员工的成长，都与企业息息相关，“小我”必须服从“大我”，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一个人若能以集体利益为重，就会自觉地服从上级的命令指示；否则，就会在服从命令面前打折扣，即使勉强服从，也是消极应付，口服心不服，因而造成个人工作的失误，甚至公司利益的受损。

从根本上来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一致的。一方面，个人利益是集体利益的基础，个人利益的发展促进群体利益的发展，群体利益的向好促进个人利益的发展；另一方面，个人利益又依赖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是满足个人利益的保障和前提，是个人利益的集中表现。

从管理学角度来讲，员工必须服从和尊重团队的规定，领导者以身作则，使管理者和员工都对团队规章有明确的理解并实行公平的奖惩，这些对于保证纪律的有效性都非常重要。每一项具有共同目标的活动，都应当在一位管理者和一个计划的指导下进行。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任何员工个人或员工群体的利益，不能够超越组织整体的利益。

盘点共同利益　把脉中美关系 篇3

正如胡锦涛主席所强调的，中美关系对双方而言均十分重要：“长期以来，中美两国人民一直相互抱有浓厚的兴趣和友好的感情。中国人民欣赏美国人民的开拓进取精神，钦佩美国人民在建设国家中取得的骄人业绩。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中美合作的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也把目光投向中国，更加关注中国的发展进步。”但中国的崛起也引起了美国某些利益集团的不安，他们抛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以及种种妖魔化中国、遏制中国的主张和做法，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

胡锦涛主席指出，中美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互利合作是两国的正确选择，我们应该以宽广深邃的战略眼光、以互利共赢的时代思维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确保两国关系沿着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正确轨道稳定发展。针对美国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胡锦涛主席宣布，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坚持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负责任、建设性的作用。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胡锦涛主席介绍了中华文明“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传统理念，表达了中国“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真诚愿望。

美国作为超级大国，长期保有惟我独尊心态，加之国内政治的地方化色彩，国民的国际知识水平普遍不高，国际交往中某些令他国不快的做法部分原因是肇始于对他国的误解。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从中华文明历史流变和现实发展的角度，向美国人民阐述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前进方向，既介绍了中国从清王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解放历程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又说明了当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理念所蕴涵的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和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为美国人民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消除以往的误会和隔阂开辟了道路。

中美两国近年来经贸往来和社会交往日益频密，目前需要稳定两国“利益攸关”的紧密合作关系。美方常借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失衡、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向中方施压，其实一个硬币必有两面，以贸易失衡而论，它使美国得以消费中国制造的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实质是中国的部分资源转移到美国，弥补了美国的储蓄不足，如果没有中国在低附加值产业做贡献，美国的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也难以为继。胡锦涛主席从“双赢、互利”的立场出发，指出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经济发展，而且是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提出了“把握机遇，开拓思路，巩固和扩大经贸合作基础”的建设性主张。

关系利益 篇4

对于社会利益的含义, 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边沁认为:“共同体的利益 ( 即社会利益) 是组织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可见, 在边沁看来, 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单纯相加, 并没有独立存在的社会共同体。庞德认为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 是包含在文明社会中并基于维护文明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动而提出的各种具有普遍性的主张、需要和愿望。社会利益的主体是公众, 即公共社会。社会利益表现的权利形式上, 其主体可以是公民个人、法人或国家。大多数人都偏向这样一种界定: 社会利益是相对于国家利益而言的, 某一时期某一特定区域内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

社会利益的主体被界定为不特定多数人, 其本质上是一种群体利益。作为一种群体利益, 社会利益具有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相对性。社会利益是一种相对于特定社会成员利益而言的相对利益。也就是说, 社会利益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部分人, 只有在具体情境下, 结合需要对比的对象, 才能作出合理的认定。第二、区域性。首先, 有些需要法律特别保护的群体, 可能只会在特定区域内才会存在; 其次, 在不同的区域内, 按照既定标准确立的某一群体所代表的利益能否构成社会利益也有所不同; 第三、历史性。社会利益是群体分化的产物, 而群体分化总在特定历史阶段才会发生, 故某一群体所代表的利益, 也只有特定阶段才构成社会利益。

但是, 在一些研究以及实践中, 社会利益的概念往往与国家利益相混淆, 在使用中往往不加区分。可事实上, 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并行的两种不同的利益, 是公共利益的两个方面。从法理上说, 经济法同时注重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两个方面, 可见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所以, 要想全面认知社会主义, 必须还要对国家利益以及其与国家利益的区别与联系。

由于国家具有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 它比其他主体更适合代表社会公共利益, 现实中, 国家多是以社会利益为由实施相关活动, 保障社会公共利益, 因此, 社会利益与国家和国家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法学角度来说, 经济法是调整市场规制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它在赋予政府经济管理权以救治“市场失灵”问题的同时, 也约束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以防止出现新的“政府失灵”。经济法赋予政府权力, 而政府又是国家权力的掌控者, 其行为代表的是国家的意志所以, 政府在执法时不可避免的维护国家利益。从立法上说, 法是统治者阶级利益的体现, 经济法在制定过程中就笼罩着国家利益的色彩。所以, 经济法在坚持社会本位论注重社会利益时, 势必也会保护国家的利益。

具体看二者的不同:

一、主体不同。国家利益的主体指国家, 理论上也指全体国民。所有国民实际上也是特定多数人。而社会利益相对于国家利益而言, 所维护的是某一时期某一特定区域内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 是整个社会的利益。

二、衡量标准不一致。理论上, 国家利益的主体是国民, 而国民是特定的, 虽然因数量众多无法一一表达意志, 但可以进行投票。所以对国家利益最好的衡量方式是拿到立法机关进行表决。至于社会利益, 因为利益主体不特定, 就无法让这些主体一一来表达意志, 也没有办法进行投票, 故在社会利益衡量上, 只能坚持客观标准, 即看结果是否让大多数主体获利。

三、产生机制不同。国家利益的产生机制就是政治权利的运作机制, 国家利益强调统一性, 通常以法律、法规、命令的形式来表达; 社会利益的产生机制既可以是政治权力的运作机制, 也可以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交往机制。而且社会利益可以具有地域性和阶层性, 不必也无需强求一律, 它既可以借助法律、法规、命令等形式来表达, 也可以通过舆论或习俗等形式进行表达或传播。

摘要：部门法之间的本质区别常从法所维护的种类和性质来界定, 法所体现的意志背后就是利益, 法被认为是利益分配的工具。经济法作为社会本位法, 即社会利益维护之法, 其所保护的是社会利益。因此, 要想更透彻地掌握经济法的本质, 必须对社会利益有一个全面清晰的了解, 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国家利益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关键词：社会利益,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华国庆主编.经济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

关系利益 篇5

伴随着公司不断向前发展，员工的个人利益与公司的集体利益势必会产生摩擦，导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凝心聚力”的基本要求之一，更是考量一个员工是否有集体意识、大局观念的重要标准。

2014年股东会审议通过的《董事会工作报告》中已经充分强调了“凝心聚力”的重要性。

“因各方市场主体、经济成分、经济利益在各个层面上存在着不同思想、情绪，不同的愿望追求、责任主体、利益诉求时时交织碰撞，需要我们应有开明的思想、合作共赢的理念、承受与和谐包容的肚量，努力营造和谐共心的公司团队。” 从以上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员工在公司里有着自己的追求与利益诉求，而且每个员工的利益诉求都不尽相同，但公司要从整体的利益出发、谋求更长远的发展，对每个人不同的利益追求就不可能同时兼顾，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体利益的关系时找到契合点，必要时甚至要放弃或牺牲个人利益，只有集体利益实现了，个人利益及价值才能得以充分体现。

企业立足长远发展，保护并尊重个人利益，绝对不会因公司利益而去故意削减、损害个人利益。个人对公司作出的决定在涉及到自身利益时可以保留意见的权利，但不能正面冲突，更不能把自身意志凌驾于公司利益之上，必须绝对服从公司最终决定，即个人利益在必要时要给集体利益让路，这样公司才能健康发展。一个有集体意识的员工必定坚决按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去执行，不能因自认为个人利益受到损害而独断专行、闹情绪，更不能视公司制度与公司权力机构的决定而不顾。

宽容、大度、体谅、包涵，我想这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相处应有的素质与风度，更是个人在处理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关系时应有的表现，多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站在公司整体的角度看问题，理解对方的难处与用意。只有人人都这样，才能营造一个和谐共心的工作团队，营造其乐融融的工作氛围。

公司要发展，个人价值要体现。必须坚持从公司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省建设工程管理局领导一行

来公司调研指导工作

2014年4月10日下午，湖北省建设工程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张晓曦、市场管理处处长李昌阳、质量与安全监督处处长刘中强一行莅临公司调研并指导工作。市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党组成员刘俊、市建筑业科科长朱肇赋、副县长杨辉、县建设局局长、党组书记査海滨出席了调研会议并讲话，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段卫昌及公司相关领导和科室负责人参加了会议。省建管局领导此次来访主要是就公司晋升特级资质方面工作来进行调研和指导。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段卫昌，代表公司对省、市、县三级领导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汇报了公司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和公司晋升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方面的工作情况。最后请求省住建厅把我公司列为晋升特级资质扶持对象。

省、市、县三级领导均充分肯定了公司近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尤其是我公司对英山县作出的贡献，同时就公司晋升特级资质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也表示对我公司晋升特级资质方面的工作做最大限度的支持。

张晓曦指出：长安的发展，稳中求进，要把企业长远发展与升特结合在一起，意志要高度统一，升特决心要坚定，目标要明确，思路要清晰。同时他也对公司晋升特级资质方面的几个难点工作即设计专业技术人员、省技术中心、行业标准、工法等做了详细的指导，张副局长表示，把公司列为晋升特级资质重点扶持对象，他希望长安抓住晋升特级的契机，大力开拓市场，继续做强做大，发挥作为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头作用。

黄冈市召开建筑工程安全质量

文明施工现场观摩会

为推动黄冈市建筑业的持续发展，2014年4月11日，在黄冈市住建局组织下，“黄冈市教育优秀人才安居小区工程现场观摩会”在黄冈安居小区项目部召开。湖北省建管局副局长张晓曦、质安总站副站长杨碧华,市安监局副局长曹玉海,市住建委主任刘俊、副调研员郝革西等省市领导及监理单位、兄弟企业300多人参加。

黄冈市教育优秀人才安居小区是湖北长安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下属房产公司开发，在工程开工前就确定工程质量、安全文明施工创省优质工程“楚天杯”为工程目标，项目负责人易尚平，项目红理张明。

为落实该项目工程达到省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标准化施工现场，全面贯彻公司制定质量、安全目标，项目部精心组织，加强项目管理，成立创优领导小组，明确目标和目标考核办法，并将目标考核办法具体化。在具体施工过程中，采用深基坑、高支模的施工方法，在质量控制、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等方面都从严要求。湖北省建设工程管理局副局长张晓曦强调，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提高对标准化的认识,以示范创建为基础，完善管理。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增强质量安全意识，强化企业管理，全面推进安全标准化工作。刘俊要求，要全面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吸取我省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血的教训，充分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严峻形势。要增强做好建筑工程安全质量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监管、统筹协调，确保完成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目标任务。要加强领导、狠抓落实，推动我市建筑工程安全质量工作再上新台阶。并对安居小区项目在省部级工法的应用及狠抓现场安全文明、标准化施工方面的工作作了充分肯定。

时空视角里的乡村利益关系 篇6

一、引言

以往对乡村利益冲突的研究占最主要方面的是国家与社会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乡与村权利之间的纠葛，政府与民众之间关系的调整，村委会与村支部之间关系的分析较少，而关于村民之间利益关系的研究较少。

在国家与社会的视角里，中国近现代经历着国家权力逐步渗入社会的过程，到集体时期达到顶点。在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和学者都对这种强国家弱社会的状况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呼吁社会的组织与成长。从政府的基层民主建设到各非政府组织的领导力培养，其实一直想推动社会的发展。

许多学者指出要实现社会的发展必须实现各方面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社会的组织和发展最主要表现在利益的界限清晰和表达。但在农村，村民之间的利益纠葛似乎是不明显的。是否果真如此，文章准备从公路的毛细化过程对此进行一番时间和空间的检视和探讨。

二、七条公路的修建

黔江原位于四川东南，今属于重庆市管辖，处于武陵山区腹地，春秋时为黔中郡，自古乃是湖广入巴蜀门户。自从民国时代修通几条入川国道，集体时期筑黔枫公路连通彭水以后，长久不复有兴建。近年武陵山区的交通地位再次得以展现。就县内而言亦是乡道改观，村寨连通。尤其近年，小型公路渐次开工，遍地开花。

公路从无到有，到方便当地居民，到必不可少。公路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选取黔江县太极乡内一户人家，以此户为中心考察此地公路的发展过程，与S户相关的公路建设主要有：

1、连通彭水—黔江—酉阳—秀山的道路，即今319国道，西连武隆、涪陵，到重庆。公路最近点离S户大约30公里（非以直线距离，而以最近的山路距离）。这条路在民国时期已经修通，主要为经济、军事的目的，尤其在民国迁都重庆后，这条路即成重要的交通补给线。硬化后，在2004年改造为二级公路。这条路自始至终都是政府在主导，可以说是在机动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后关系着国计民生。近年又大体沿着此路修筑湘渝高速公路，即将开通。

2、黔江—青—金溪—太极—石家—鹅池—渗坝公路，即黔枫公路，西连彭水。公路最近点离S户大约5公里。这条路修筑于上世纪60年代集体时期。主要解决当时粮食等物资的运输问题。因为是集体时期，所以当时土地全部无偿占用，动员了沿线的大量的公社社员参加修建，经费由政府解决，劳动力却是各地无偿征集的。在2000年时硬化。

3、太极乡—鹿子坪—白虎山—核桃园—石钟乡—新华乡际公路，后连通彭水小厂乡、大厂乡。公路最近点离S户大约1公里。修筑于1980年代，占用的土地给予了补偿。这条路由附近乡镇的施工队受雇完成。硬化于2005年，为“澳援项目”，由村里和乡里的施工队承包，存在很大的质量问题。

4、核桃园—堡上村道，距S户大约0.6公里。大约是2003年修通，政府给予爆炸物资的支持，其余当地受益户全部负责，包括土地以及劳动力。当时岩屵坪以及桃子洼挨西边的人户包括S户在内都承担了一定得费用而且交了搭伙费，并且一起出力修筑，虽然当时还没有修到寨子，打算有能力时再去接通。

5、白虎山—狮子塆—松林—冯家岩村道。公路最近点离S户大约0.8公里。主要为发展烟草产业与方便居民的出行与物资的运输。主干道的经费、施工由当地政府和烟草公司负责，条件是受益者连续3年必须种满100亩烤烟。土地调配由自己负责，主干道分出的岔道受益者自己负责，挖机为当地政府和烟公司联系。当地几个寨子原来筹划过几次准备修筑公路，但山下的人家的刁难而半途而废。现在得到这么优厚的照顾，山下人家当然觉得不公平，不让轻易得逞，在土地调整上百般刁难。于是只得换了方案，从山后绕着走。这时当地的修路多采用挖机，减少了炸药的使用量，工程进度很快，修成于2008年春。

6、堡上—岩屵坪—桃子洼村道。最近处距离S户0.2公里。2010年春修通。之前曾多次打算修筑，但都由于岩屵坪一户人家的无理要求而无果而终。2009年冬天时谋划修筑，除S户外桃子洼当年入伙的人家Y先和岩屵坪的人家一起策划过，当S户意欲加入的时候，人家说已经迟了，讥其与此地他人无力修通公路。这条公路完全自筹。

7、狮子塆—桃子洼村道。距离S户0.1公里。当初修建狮子塆公路时，因为怀疑政府的信誉，认为必不能履行承诺，于是在联络时放弃了加入这条公路的修建。虽然承诺实现得有点拖沓，但在修通后他们后悔莫及，第二年就要求加入，但是当地政府说计划已经没有了。主要是当地居民为方便出行和运输，且受激于附近寨子的冷嘲热讽，于是临时发奋，召回在外打工的人。经费完全自筹，土地内部调配，挖机自行联系，在2010年春修通。因为其中一块挨着S户的地属于桃子洼加入岩屵坪公路修筑的Y家，没达成一致，结果公路修到距离S户100米左右的地方不得不戛然而止，始终没有修到家门口。而且岩屵坪路与桃子洼路终端相距不过100米，但是由于修路时闹下了矛盾，大概很难连通。

三、历时的组织方式

如果我们对上面这些公路按不同修筑的组织方式进行一下分类的话，可以分成以下5种情况：

Ⅰ型：政府全权负责。

Ⅱ型：政府组织所需的全部物资，无偿征用当地劳动力修建。

Ⅲ型：当地政府提供爆炸物资的支持，其余受益户自己筹划组织。

Ⅳ型：当地政府只管修通主干道，规划、土地等自己负责。

Ⅴ型：受益户完全自筹组织。

这大体是近现代中国政府职能实现的演变过程，也完全符合当地公路修筑组织方式的发展历程。这个过程，是政府从完全代理到逐渐退出、公路的影响逐步凸显到成为必不可少、当地人逐渐代替政府而成为组织主体的过程，而且后面的类型比前面的类型时间间隔更短、变换更快。

这其中政府的角色各有不同，政府影响的方式不一。在Ⅰ、Ⅱ型中，完全是政府行为，最重要的效用都是政府的，毕竟主要是政治军事需要。在Ⅲ、Ⅳ型中，政府只是起到了引导作用，用资助一定物资的方式，这方式当地受益户最后都比较满意。但是这也有承诺没有兑现的事，就因为当地政府经常有这样的事发生，而且还有其它行为，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所以最后一类就是自筹。当然这种组织方式还只是初露苗头，在当地还不普遍。

四、远、近距离事件

以上公路修筑的不同组织实施的演变过程也是当地公路逐步毛细化的过程。因为这里只选取了S户作为中心，其实在公路一步步走近S户的每一步，在周围同样的地方都有同样类型的筑路工程。

如果按是否对当地受益群体之间的关系造成影响，或是造成群体成员身份的认同加强来划分的话，可以把公路修筑划分为两类：

（1）远距离事件。没有对当地群体之间的关系造成影响，或是没有造成群体成员身份的认同加强。

（2）近距离事件。对当地受益群体之间的关系造成影响，或是造成群体成员身份的认同加强。

当然这些都是和空间位置紧密相关的，公路与居民点之间的关系也是建立在空间位置的关系之上，这其中必然内含有地理空间的意味。如果以S户所在的村为范围来考察的话，公路A、B的修建可以算作远距离事件，而公路C—G则属于近距离事件。

五、凝聚剂

公路A修筑的年代较远，当时的情况不甚明了。因为当年B公路修通时，S户周围的寨子距离公路都相当远，而且在集体时全村的人都曾经从山下挑过东西，像煤炭以及其它物资等。那时以村或是以大队为单位的劳动力经常一起劳动。当时各个寨子的联系反而胜过其它任何时候。

而到C公路修通后，山下的寨子正好公路通过，于是其它寨子就包括山下寨子的人开始有了不同的观点，感觉山下的人与外面世界的距离近得多，尤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力种植烤烟，每年都会买几千斤煤炭用于烤烟，每次每回背挑煤炭时，但是这时的区分不明显，寨与寨之间还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直到筹备修筑E公路时，寨与寨之间利益界限才清晰起来。山下的寨子认为他们不会再在修公路上受到其它人的难为和限制，所以就可以使劲地刁难别人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虽然离老公路很近，但他们只有在2003年修叶家屋基到火石堡的公路他们才真正通路到家门口。他们当时修路时政府只解决爆炸物资，所以对E公路得到这么大的扶持感到极大的不平衡，于是故意出难题甚至就是根本不给机会。于是山上的几个寨子和山下的寨子之间有了利益冲突，界限日益明显，同时相关寨子内部则更加团结。

这样一个关于公路投入带来的利益划界，强化了各个寨子或寨子联盟之间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寨子之间的利益冲突，当地的利益格局随之改变。而D、F公路的修建更是彰显了这一点。

桃子洼西面的人家原来入股与公路D，自然是和D公路的受益户达到了一致的认同的，东面的人家则是没有这种认同的，而且他们当时也没有和E公路的受益人家达到认同。但是当Y人家加入公路F的修建，自己受到讥讽时，S户和其它东面的人家立即形成了一种身份认同，又通过和公路E的人家商讨并最后达成了一种认同，而且这种认同和联系会随着公路的使用而逐步得到加强，和另外一条公路F相关的人家的认同和联系都会削弱，甚至还种下了矛盾的种子。

如此可见，修筑公路而引发的利益分歧会影响群体的认同和群体间的关系。虽然其间的作用方式只有粗略的分析，但其影响却是非常地明显。

六、结论与其他

农村公路系统的毛细化是政府从完全代理到逐渐退出、当地人逐渐受影响于公路并逐步凸显公路的重要性、当地人逐渐代替政府而成为组织主体的过程，而且变换得越来越快。国家渗入社会的时候，在某些层面却正逐步退出。

在时空两方面的考察中，其意味更加深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亦复如是。公路从国计民生到生活必需，随着毛细化的过程，逐渐从远距离事件演变为近距离事件，乡村里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变化，社会关系进行了重组。

政府在修路是带来的利益，就像一剂化学药水，凝聚了群体内部而与外部的界限也因此更加明确。如果有足够的相关性和吸引力，利益的产生提高了内部的团结和参与。

因此，利益冲突在地理空间上和历史时间中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但乡村社会里也同样是存在着利益冲突。随着演变为近距离事件，利益日渐清晰，界限趋于明朗，表达逐步明显。

在笔者后来的研究中发现，乡村里的社会关系对于村民自治（这里先不讨论村民自治是否合宜）有很大的阻碍作用，表现在它对利益冲突的消融，对社会关系的弥合。因而对于社会发展在某些层面上也是有所罣碍的。

当然，仅仅一个点还不足以全面地揭示其中的深刻含义，这种利益的明晰是否具有普遍性，其更深远的影响如何，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1]罗强强.近年来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研究述评[J].社会主义研究,2010（3）.

关系利益 篇7

一、完善农产品与其它产品和服务的合理比价关系

市场上各种不同产品或服务的价格, 决定了这些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通过市场可能获得的利益, 社会利益的分配和调节大都是通过市场上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升降得以实现的。其中, 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价格变动, 直接决定着城乡居民之间利益分配的变化, 是城乡利益分配最直接也是最集中的反应。目前在我国, 粮食每涨1分钱, 农民平均可以增收10元钱。所以, 千万不要小看了农产品价格上涨对于农民增收所能带来的巨大效应。建国初期, 我们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 拿走了农业的收益去补贴工业, 为的是加快工业化进程。尽管那时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并不合理, 但在当时却有其必要性。然而, 目前中国已经不是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不但不应再拿农业的收益去补贴工业, 相反, 应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城乡协调发展阶段。这就需要完善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 使农产品与其它产品和服务间的比价关系趋向合理, 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即使政府在履行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时, 也应当兼顾好城乡之间的利益分配。

但是在现实中, 政府的调控和监管往往沿袭工业化初期利益分配倾向城市的做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原本是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导致了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各种产品价格的上涨, 但是调控和监管的“板子”却主要落在了农产品价格上。其它, 如房地产调控, 尽管2010年4月出台了像“国十条”那样所谓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政策, 可是全国房价在2009年上涨25%的基础上, 2010年又上涨了15%。农产品则不然, 2010年11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四项政策措施后, 11月20日又发布了“国十六条”, 在几天时间内的一系列重拳之下, 农产品价格趋稳甚至走低也就势在必然。但是理性地看, 这次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其实是我国新一轮通胀预期在各个产业之间传导的结果, 由于其它产业产品价格上涨所形成的比价效应, 才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攀升。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从通胀预期的源头抓起管住货币, 而只是从保障城市市民生活出发管住农产品价格, 不但难以扭转大局, 还会影响农民的收入, 出现顾此失彼的结果。事实上, 目前我国农产品价格并未真实地反映出耕地和淡水等资源的稀缺程度, 与其它产品和服务之间的比价关系依旧处于较低水平, 并因此导致了农民的低收入。如果进一步打压农产品价格, 农民收入势必还会减少,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会进一步拉大。为什么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曾一度出现下降, 1983年降到1.82倍的历史最低水平?就是因为那时国家对农产品的计划价格体制有所松动, 提高了粮食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有了增加, 但此后却少有这样的举措。

毋庸讳言,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有责任对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施以调控乃至监管。但是, 这种调控和监管应当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因为政府没有能力对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实行严格的监管。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各国政府的一个最大教训是, 宏观调控不能只盯住通胀和就业, 以房地产价格为主的资产价格, 才应当是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主要指标。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背景下, 某种商品如果价格上涨过快并超出国际市场均价水平, 就会导致国际市场上的此种商品大量涌入, 从而对其价格产生一种“封顶”效应, 尤其是粮食等大宗商品的贸易更是如此。2010年韩国“泡菜危机”中, 大白菜价格的涨跌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 房价上涨过快却不能指望国际市场上的房地产进来“封顶”, 搞不好还会引发区域性金融危机, 因为房地产与金融如影随形, 房地产的实质是金融。正因为如此, 国外许多国家政府对农产品的价格可以弃之不管, 但对房价却有着极为严格的监管措施, 房价暴利者甚至要被判刑坐牢。我国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监管和抑制, 主要为的是防止通胀和保障城市的民生。且不说这会给农村的民生带来负面影响, 如果农产品价格在监管和打压下出现低于国际市场的情况, 还会导致国内农产品外流造成市场短缺, 而这同样会伤及城市的民生。

诚然, 2010年农产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利益大都被中间环节收入囊中, 农民并未得到多少实惠。但这只是暂时的, 从一个长过程看, 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最终还是会受益的。中国农民是勤劳智慧的群体, 如果他们应得的那份劳动成果长期被中间环节尽收囊中, 那他们就会自己到市场上去“提篮小卖”, 从而逼迫中间商必须向农民让利。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 如今中国不仅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人均GDP也已达到世界中等收入水平, 从国际经验看, 今后将进入劳动在社会收益分配中所占比重逐步上升的阶段, 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也会成为趋势。面对这种趋势,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能依旧停留在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惯性思维上, 如何减少农产品运销环节、降低各种税费, 不仅让市民受益也让农民增收, 这才是政府最应该做的。不仅如此, 政府还应当在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时, 对城市低收入困难人群实行价格补贴, 使他们的基本生活能够得以保障。

二、完善城乡劳动力同工同酬的劳动分配关系

“同工同酬”, 最初在我国主要是针对由社会政治生活反映到分配领域中的男女不平等而提出来的。新中国建立以来,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 那种在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支配下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不能说绝迹, 却已经大为改观。但是, 由于封建主义残余并未根除, 以及制度建设方面的不尽完善, 近些年来在某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不但正在滋生, 而且还呈蔓延和扩大的趋势。其中, 最突出的就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与正式职工之间的同工不同酬现象。在许多企业, 正式职工与农民工之间往往存在着高达数倍的收入差距, 而且还不算在休假、医疗、社保、住房、取暖以及其它隐性福利方面存在着的差距。例如, 在电力这个被人们公认的垄断性行业, 如果是正式职工即使是抄表工也有年薪十万元的收入, 可是一个农电临时工才只有七、八百元的月薪, 还没有包括养老在内的各种社会保障。

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许多地方都把引导农民外出打工作为增收的重要途径。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统计监测调查, 2008年末全国共有农民工24522万人, 占农村人口的33.4%, 这个数据大大超出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外出打工的比例。按理说, 有如此之多的农民外出打工, 不但农民的收入会增加, 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应当缩小才是, 然而,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没能缩小反而呈扩大趋势。究其原因, 尽管农民外出打工的人数增加了, 但是他们的打工收入并没有增加多少, 相反, 城市正式职工的工资收入却在逐年增加着, 造成农民工与城市正式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得以根本改变, 那么试图通过外出打工来增加农民收入, 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设想, 只能是一种空想不说, 而且还会进一步助推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分化。因为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农村劳动力, 在为城市企业进一步拓展了利润空间的同时, 也为进一步增加城市正式职工的收入提供了条件,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就有了稳固的社会生产关系基础。

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 实行同工同酬。同工不同酬显然与国家法律、与按劳分配原则背道而驰, 人为地扩大了社会群体间收入上的差距, 不利于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也不利于社会稳定、更难有社会和谐。因为社会分配的不公平、付出与收获的不均衡, 通常是不能靠人们的心态调整就可以实现自慰和心理平衡的。尤其应当引起关注的是, 那些在同一单位甚至同一工作岗位上, 农民工与正式职工之间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所带来的对社会不满和可能引发的冲击力, 要远比城乡、区域、行业、阶层差距大得多, 甚至要比贫民区与灯红酒绿邻里相望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工不同酬的背后, 实际上是封建主义制度下的等级制和身份歧视在社会分配领域的表现。我国最初的男女同工不同酬是封建主义残余的表现, 如今农民工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同工不同酬也还是封建主义作祟。当今世界上, 即使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 包括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在内的各种身份歧视, 都已经日益遭到社会的抵制和反对。国际劳工组织甚至将“同工同酬”写进了国际劳动公约, 明确地反对劳动分配中的身份歧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社会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那就更不应该将人分成三六九等, 在劳动分配中对一部分公民实行着歧视性待遇, 让封建主义的身份性占有合法化。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也逐步提高。在看到这种发展和提高的同时, 也还应当看到, 由于分配领域同工不同酬等各种不合理现象的存在, 目前我国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 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在日益显现。正因为如此,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不但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还必须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而充分体现和贯彻同工同酬的劳动分配原则, 则应当是我们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的首要内容, 否则就谈不上科学合理, 更不足以体现公平正义, 也不会有社会和谐。试想, 若是在同一个单位甚至在同样岗位上劳动或工作着的人们都不能实现同工同酬, 又怎么会有全社会的公平正义乃至和谐呢?所以, 每个地方、单位和企业都应当摒弃身份歧视等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自觉地遵守相关法律制度规定, 从同工同酬做起, 规范分配秩序, 健全分配制度, 完善城乡劳动力同工同酬的劳动分配关系, 彻底消除对农民工不公平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歧视现象。

三、完善城乡平等的土地等资源要素交换关系

城市化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这一趋势中会有大批农民进入城市, 我国也不例外。然而,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的是, 其他国家的农民在进入城市时可以卖掉自己的土地, 用卖地所得不仅可以解决在城市的住房问题, 甚至还可以用来作为在城市谋生的资本。我国却不同,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进城农民难以得到来自于土地的收益, 即使是政府的征地所得也不能普遍用于改善农村的民生。据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计算, 1978年以来, 城市建设用地和工矿用地增加了9500万亩左右, 这还不包括上世纪90年代初和21世纪初两次大的房地产和开发区热时“征用”而后来被整改“退还”的农村集体土地。按照2007年土地出让平均价格41.82万元计算, 仅土地价值高达39.7万亿元。如果保守计算只有70%是从农村集体土地征用来的, 其他30%是通过另外的途径获得的建设用地, 则1978年以来, 农民给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积累的资金也高达28万亿元左右。而且, 这些钱大都未用在农民身上, 而是作为财政收入用在了政府的各项开支上, 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甚至还会因为低价征地使许多留在农村的农民变成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的“三无”农民。

鉴于现行土地制度已经成为地方政府从农民身上揩油和谋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筹谋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构建并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保护和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势在必行。尽管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 也属于集体所有。”但是, 要将宪法的这一规定落到实处, 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还应当由中央政府统一进行覆盖所有土地资源的确认权、登记、颁证工作, 确认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的权属关系, 赋予集体所有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 并对现存的两种所有制土地享有的权利予以平等的保护。在此基础上, 应按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有关“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的要求, 改革农村集体土地必须由地方政府收购后方可进入非农使用的现行制度, 对农村集体土地进入非农使用, 实行与其他主体土地平等的以用途管制为唯一标准的准入制度, 并享有平等进入非农使用和平等分享非农收益的权利。允许农村集体所有非农用地进入交易市场, 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非农用地交易平台和交易规则, 打破目前由地方政府独家垄断土地交易的局面。活跃土地二级市场, 促进土地抵押、租赁、出让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从而让农民的土地真正变为资本, 可以从中获得创业的资金乃至财产性收入。尊重和保证被征地农民在征地中的话语权和谈判权, 是保护和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题中应有之义, 应通过平等协商谈判乃至市场博弈, 实现失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能够获得市场价格的公平补偿。

土地制度的改革既要保护和保障农民对于农村集体土地的合法财产权, 同时又要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然而, 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可观的增值收益, 从而导致许多农村人口即使已经在城市有了稳定的生存出路, 也不愿意轻易放弃农村户籍, 以及同户籍相联系的那部分农村集体土地的财产所有权。加之, 城乡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的住房、社保等某些制度因素, 不仅削弱了进城农民的住房可支付能力, 也让他们对改变在城市的生存状况不抱信心。于是, 他们在城里挣了钱, 很大一部分拿回农村老家盖房子, 而人在城里又不回去住, 造成农村住房的高空置率, 这既是个人的损失, 也是社会资源的浪费。鉴于这种情况, 应当考虑实施另一项土地制度的改革, 即由政府部门按照不低于当地的市场价格回购进城农民工的土地, 使进城农民工得到一部分进城购房置业的资本, 然后, 再把政府回购的土地交由农村社区分配给留在农村的原居民使用。这样, 既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 又可以让农民工有了解决住房问题的资金来源, 还可以提高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程度, 是一项一举多得的战略之举。为了保证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被突破, 还可以将进城农民工的宅基地由政府回购后复垦为耕地, 并以等量的复垦指标, 将城市周边的耕地置换为住房建设用地。这样一来, 既解决了目前城市建设用地的不足, 也可以有效控制耕地总量, 从而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而所有关于土地的回购、置换等, 都应以市场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交换原则, 让农民得到他们应得的土地增值收益。

关系利益 篇8

一、制度变迁与利益结构调整

制度变迁是人类社会的常见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之一。从利益角度看,之所以进行制度变迁,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在现有的利益格局之外存在着潜在的利益增进。制度变迁就是为了使潜在利益内部化并获得潜在利益从而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实现新的利益均衡的过程,即制度变迁的动因是制度变迁后总体的未来利益(TR2)大于现有的利益(TR1)。人们之所以有动力推进制度变迁,是因为人们发现在现有生产方式外,存在着改进的余地,即通过变迁能够促进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制度为人类行为提供了一定的约束,给人们以稳定的预期,有利于降低交易的成本,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从利益角度看,“经济制度一般有三个功能:激励、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4](P16)一定的经济制度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力又是不断发展的,在一定时期某种制度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如果失去了激励作用,就会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就要求微调原有的制度或彻底改变旧的制度,引入新的激励机制,以激发社会的活力和积极性,这样就产生了制度变迁的需求。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为什么有的国家发展的快,有的国家发展的慢?对于一个国家不同的发展时期来说,为什么有的阶段发展的慢,有的阶段发展的快?是否存在合理的激励机制是其重要原因。激励机制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引入新的激励机制的过程是利益重新组合、再分配的过程。通过利益的再分配,更大范围、更高程度地激发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制度变迁的动力在于潜在利益的发现。“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即是经济利益主体的重新分化与组合,经济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与再造,经济刺激与动力机制的改进与发展。”[5](P179)

制度变迁要考虑变迁的成本与收益,当一项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大于成本时,就存在着变迁的动力。总之,制度变迁是一个利益结构调整的过程,通过建立新的更富有效率的激励机制,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

制度变迁改变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利益格局调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首先是利益格局的打破,利益格局处于非均衡状态,然后通过利益各方的博弈,最终实现利益均衡。利益格局调整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格局改变的潜在收益,即利益格局的改变者发现了新格局中存在的潜在利益。

如果抛弃制度变迁的利已因素,即假设制度变迁推动者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社会总体利益的提高而非一已私利,那么制度变迁的最终结果就是社会总体利益的改善。然而,即使如此,在利益变化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同情况。一是总体增进,部分受损。即利益变迁的最终结果是增进整体利益,但是有个别利益的受损。即增进了社会利益的总值,但是损害了部分群体的利益。二是结果增进,过程受损。即由于利益变迁过程的不确定性,即使是能够最终增进所有人的利益,在利益格局被打破的初期可能有的人利益受损,有的人的利益得到增进。利益结构的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开始的时候处于一个非均衡、非稳定的状态,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决定了人们对变迁的态度,并决定了制度变迁的命运,当利益关系调整到一个稳定的状态时,制度重新达到一个新的均衡水平。借鉴福利经济学划分福利变化的办法,根据制度变迁中利益结构的变化,可以简单地把制度变迁划分为以下两类:

一是帕累托制度变迁。帕累托指出:“最大偏好状态是:在那种状态,任何微小的改变,除了某些人的偏好依然不变而外,不可能使所有人的偏好全增加,或者全减少。”[6](P85)因此,帕累托制度变迁是只有人受益,没有人受损的制度变迁。然而,所有人的状态都变好只是一种偶然的情况,现实的情况多数是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帕累托标准不能就这些情况进行判断。

二是卡多尔-希克斯制度变迁。帕累托改革是制度变迁的理想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了增进,而没有人的利益受损。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有的人利益受损、有的人利益得到增进。1939年卡多尔在《经济学的福利命题和人际间的比较》一文中提出:“当一定的政策导致物质生产率提高,并进而导致总实际收入的增加时......使所有受损的人都得到了充分补偿,社会上其他人的状态仍然比以前变得更好了。”[7](P549)即如果通过使受益者对受损者进行补偿,如果补偿后受益者仍有剩余,则改革的结果也会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这种补偿的改革即为卡多尔改革。正如希克斯《消费者剩余的复兴》一文指出:“如果说A的情况由于某种变化而变得好些,以至于他境况的改善能在补偿B损失后还有剩余,那么这种变化肯定是效率的增加。”[8](P108)

根据制度变迁的主体不同,制度变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另一种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来自于基层个体的主动变迁,它具有自发性,即个体意识到变迁的利益后自发进行的变迁过程。人们自发地进行变迁说明了所有的个体都会受益。因此,这种变迁总体上说是一种帕累托式的改进,即在改革的过程中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了增进,而没有人的利益受损。“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最初的改革,也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能较为顺利而迅速地实施推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此过程中大多数人都获得了实惠而很少有人受到了损失。”[9](P93)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一种由政府法令引入强制实施的制度变迁方式,这种变迁的动力来自决策者预期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但是对于每一个主体来说并不一定如此。也就是说国家意识到了某项改革会从整体上增进整个社会的利益,但是有的个体利益会减少、有的个体利益会增加,即这种变迁可能是一种非帕累托的变迁。例如在中国的城市改革中,国企改革导致一些职工下岗失业而成为改革的受损者。强制性变革的力量来自国家的强制推行,即国家是利益格局变革带来收益的发现者,认识到通过利益格局的改变可以促进整体的利益,从而颁布法令,以强制的方式在国家范围内推进改革,但是改革的落实者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及其带来的利益增进需要一段时间,因此基层可能消极推进国家的改革。

二、产权残缺与利益受损

制度变迁的理想结果是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了增进,即没有任何人的利益受损、有的人利益得到了增进,这样的改革没有反对者。但是,现实的改革往往是非帕累托改革,即改革的过程中有的人的利益得到增进、有的人的利益却减少。于是,受损者会通过游说、抗议方式阻碍改革的进程,动摇改革者推进改革的决心。这样的情况下,使受益者拿出一部分收益补偿受损者的损失,如果在补偿了受损者的损失后,受益者仍有剩余,则这种改革就是一种卡多尔改革,应该推行。

利益受损的情况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绝对利益受损。即个人的收益和成本的比较,如果个人从事一项活动收益小于成本,则是一种绝对利益受损,TR-TC<0。二是相对利益受损。设某种变革前收益为TR1,而变革后收益为TR2,而且TR1>TR2,即这种变革后收益减少了的受损叫做相对利益受损。三是比较利益受损。经济学认为,人们存在着一种妒嫉心理,如果一个人的利益增长得快些,而另一个人的利益增长得慢些,则存在着比较利益受损,即后者的地位相对于以前来说下降了。

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利益受损源于产权残缺。产权是人们围绕和通过财产而形成的经济关系,“任何一项产权,都包括主体的权能和利益两个方面。所谓权能就是产权主体对财产的权力、职能或作用。所谓利益,则是指财产对主体的具体的效用或带来的好处。”[12](P1)产权残缺是由于产权界定的困难或者外力的强制剥夺等原因,那些用来确定“完整的”产权的权利束中的一些权能不能正常行使,从而使所有者不能得到由权能所带来的利益。

一谈到产权残缺,很多人就会联系到与产权清晰相联系的私有制。然而,产权清晰并不意味着产权的高效。产权残缺是与产权完整而非产权清晰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产权清晰主要是指产权的边界清晰。但是产权的边界清晰界定并不必然导致完全拥有产权的收益权。由于外力的竞争、保护收益权的能力大小、政府的行政强制等因素,在产权边界即使清晰的情况下,所有者也有可能把一部分权益让渡出去,即由于所有者不能拥有全部收益权而导致产权的残缺。如对于生态建设者来说,由于生态效应的空间流动性,生态建设者的所有权是明确的,但是并不能享有全部的权益。对于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来说,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项政府推动的强制性的行政过程,这个过程必然不可避免地造成部分产权所有者失去控制权,从而失去所有权,造成产权的残缺。

产权残缺与否取决于多种因素。一是产权的清晰程度。产权越清晰,利益边界越清晰。但是如上分析,产权清晰并不意味着产权的完整。产权清晰只是决定产权完备程度的一个因素。二是个人保护自身产权的意愿和能力。在竞争性社会中,存在着他人掠夺产权的可能,而个人保护自我产权的意愿和努力程度决定了产权的完备程度。“除非产权得到完全界定———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这是永远做不到的———部分有价值的产权将总是处在公共领域中。”[13](P2)三是法律的完备程度。法律的界定、政府的努力有利于降低个人保护的成本,提高保护的效率,从而促进产权的完备。四是政府的行政干预。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的强制方式会导致私人产权的残缺。“政府通过对所有者选择用其财产做什么的权利(即产权的排他性)或者对其以共同商定的价格将之转让给他人的权利(即产权的可转让性)进行了干涉而削弱了产权。”[14](P5)

“权利之所以常常变得残缺,是因为一些代理者(如国家)获得了允许其他人改变所有制安排的权利。对废除部分私有权束的控制已被安排给了国家,或已由国家来承担。”[15](P112)由于制度变迁多是由政府依靠行政力量强制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种变革是通过行政强制力量推进的,变迁实施主体的产权控制权、支配权等受到强制的干涉。因此,在这个过程,存在着个人产权“政府征收”从而导致个人失去控制权导致的产权残缺,进而导致个人利益受损。

三、利益补偿、利益平衡与利益关系协调

制度的变迁过程存在着路径依赖现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10](P1-2)“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1](P585)所以,“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有它的起点、过程和目标。起点的特殊性决定目标自身的构造,也决定到达目标的特殊途径。”[13](P1)由于路径依赖,若改革使传统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失去以前的利益,他们就会成为改革的阻碍者。由于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着利益的粘性或者说刚性,只有对受损者进行适时、适度、适量的利益补偿,才能维护社会的公正与正义,才能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促进制度变迁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

从历史视角考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总体上来说,我国农村的改革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这种改革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了增进。而我国城市的改革是政府在意识到改革的收益后,自上而下推动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因此城市改革不一定是一种帕累托改革,必然会有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对利益格局改变造成的受损者应进行适应的补偿,使他们成为利益格局变化的受益者,从而促使非帕累托改革向帕累托改革的转变。因为“这种经济利益的有限性,要求经济利益必须在经济利益主体和群体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当一种经济利益总量不变时,某一经济利益主体或群体经济利益的增加,就意味着另外一些利益主体或群体利益的减少,从而必然引起利益主体或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或利益冲突。即使利益分配的比例不变。利益差别也会随着利益问题的增长而不断扩大,导致矛盾加剧和冲突的频繁。”[16](P182-183)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而加快资本积累,实行的是低工资与充分就业的政策。这样每一个城市居民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城市居民的工资虽然低,但统购统销制度下的农产品低价供给保证了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另外,城市居民还可以享受到各种福利待遇,如企业分配的住房、企业举办的工厂子弟学校、厂卫生室为职工提供近于免费的福利等,所以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里的贫困问题不突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工人过多、效率低下,存在着严重的隐性失业,企业要进行成本核算,就要减员增效,这不可避免的使一部分人下岗分流,这种企业市场化改革是造成工人下岗失业,形成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根源。市场体制的建立有利于激发经济的活力,提高劳动的积极性,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但是这一过程是以部分工人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对于这部分工人的利益受损应予以补偿。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还有一些人掌握了计划分配的配额制特权,改革后由于实行市场经济,运用价格、竞争和供求等机制来配置资源,他们的特权没有了,他们也是改革的受损者。但是,由于这些特权是不合理的,这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就不需要实施补偿。

我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余年,其主要是靠行政力量推进的,这一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因为行政强制而导致产权残缺,并因此导致一些群体的利益受损。比如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的产权残缺导致的农民利益流失、城市居民拆迁过程中的产权残缺而导致的城市居民利益的受损。利益的受损必然会产生利益矛盾冲突,只有给予受损者一定的利益补偿,才能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

然而,依靠受损者个体的努力获得直接的补偿存在种种困难。制度变迁的利益受损是一种外力强制下的群体性的受损,对于受损者来说,申诉自己的权利面临着种种困难。一是受损与受益群体界定的困难。对于受损者来讲,个体本身是受损者,但是除自己之外还有哪些受损者,这存在着界定、认知的困难。另外,制度变迁是一项公共性的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哪些群体受益、受益多少也存在着界定的困难。二是受益者的搭便车行为。受损者是一个群体,如果某一个受损者花费一定的成本诉求受损的利益补偿,诉求成功后补偿由全体受损者分享,而申诉者要承担诉求的成本,这种搭便车现象会降低受损者诉求的积极性。三是受损者诉求能力的限制。从本质上讲,受损者往往是相对弱势的群体,缺乏保护自己利益的知识和能力,从而部分地丧失自己的产权;而他们往往又没有表达自己权益的能力和机会,从而导致利益受损。因此,只有以政府为中介进行利益补偿,才能维护受损者的权益。例如,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与此相适应,通过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把农民固定在农村的土地上,农民通过工农品价格剪刀差等形式为工业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便是以政府为中介进行的利益公共补偿。

四、结语

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利益关系研究 篇9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征用农村尤其城乡结合部分的土地面积大增,失地农民逐渐增多。如何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已成为各级政府普遍关注的焦点。同时我国的征地补偿制度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因征地而产生的失地农民上访人数越来越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我国着力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之下,研究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的利益关系,对提高基层政府执政能力,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发展及早日实现城乡一体化都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1 相关概念

(1)基层政府:我国一般把政府界定为执行国家权力,进行政治统治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关。广义的政府是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公共机关的总和;狭义的政府是指一个国家的行政机关。一般我们使用狭义的政府概念。[1]本文中的基层政府是指中国国家农村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最底层,即县、镇一级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2)利益:就是在一定的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利益在法学范畴中指受客观规律制约的,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人们对于一定对象的各种客观需求。[2]人人认可的利益就是金钱、地位、享受等“好处”。

(3)农民利益:本文主要指农民的非报酬性的东西和事件中包含着某些报酬性的成分,即农民对征地的知情权等相关权利和征地过程中的就业保障、养老保障等相关利益。

(4)博弈论:也称对策论,是描述和研究行为者之间策略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一种决策理论。[3]其假设是:人是理性的。简单说博弈就是人们为了谋取利益而竞争。竞争博弈是一种零和博弈,即博弈一方的收益等于另一方的损失。

2 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利益互动关系分析

2.1 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利益博弈关系的产生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征地和农民失地成为必然。政府征地,农民失地,这样一方得到,另一方失去,就出现一种零和博弈。

笔者所调查的C市为实现其宏伟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市政府积极开展规划、考察、招商引资等工作,并在××县实施大面积征地。征地这一工作的落实,必然关系到政府、农民等多方的利益,而不同群体皆要追求其自身的利益。“追求利益是人类最一般、最基础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源泉。”面对征地这项工作,政府一方面想要维持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又想要增加自身经济收益以加强地区基础建设。农民也需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失地后尽可能得到较满意的补偿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和今后发展。双方都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在利益竞争中博弈关系就产生了。

2.2 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的利益博弈过程

为解决生计问题,失地农民采取各种措施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以便得到较满意的答案,尽可能使利益博弈趋于公平。

失地农民抗争,首先采取本能手段,不领取补偿费,不愿让出自己的土地。面对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的局面,××县政府邀请了村干部及村民代表进行商议、动员。土地是大家的,利益也是大家的,几个村干部做不了主。A村××老村干部介绍说,村里召开过全村会议,号召村民团结一致,并以村干部家人相威胁来阻止签字领钱。其次,动用人力进行阻挠。在政府用地奠基仪式上,发动群众进行阻挠,对工程的奠基造成了影响。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对相关人士也动用了警力。

农民失利后,便进行一系列的上访,先后上访过县政府、市政府、区政府,甚至是中央,结果中央要求其到地方解决,地方则相互推诿。县政府先后多次做思想工作,大部分农民无奈了,只有妥协,他们领取了补偿费并建设住房,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部分村庄依然挣扎,他们知道不公平,但缺乏正确可行的维权手段,至今还处于不接受的抗争状态。

总体来说,农民对失去土地的利益受损,采取了非法抗争和合法抗争两种手段:

(1)非法途径抗争当失地农民的愿望和要求未达到预期结果,便会采取滋事骚乱行动,如在政府奠基现场使用暴力,对相关人员进行人身攻击等。但结果适得其反。政府动用了警力进行压制,逮捕了相关人士并追究其责任。

(2)合法途径抗争合法的抗争是指失地农民通过正式的体制内途径所进行的抗争行动。从现实情况来看,这种抗争方式是失地农民维权抗争的主要途径,其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运用社会网络。在社会危机时刻,凝聚力合成性更高,形成速度也更快。失地农民众多,面临问题相同。因此,利益群体很快就能形成。一旦失地农民结成利益联盟,在利益争取过程中,便容易取得成功,加之集体行动影响力大,也更容易引起政府的关注。二是寻求社会帮助。首先,采取上访。在××县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利益得不到合理补偿,首先想到的就是上访。上访先从基层政府开始,问题没有解决,则继续向上一级上访,直至上访到中央,但其答复是“地方解决”,地方则互相推诿;其次,媒体帮助。××县征地暴力事件发生后,记者亲临用地现场,并在网上公布政府征地的视频资料;最后,采取法律援助手段。××县发生征地暴力冲突后,村民也曾聘请过律师,但由于事情的发展较为复杂,几经曲折后,律师与村民解除了关系。对于以上农民的合法途径抗议,政府主要采取的措施是应付、推诿与不作为。应付是与农民代表进行交流、协商,力图以“推诿”的态度来否定问题的存在。久而久之,部分农民无力抗争,只能是妥协。

2.3 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利益博弈的结果

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的利益博弈实质上是权力、信息和资源的较量。农民群体文化素质较低,处于信息化边缘,缺乏最基本的关于自身利益的征地政策信息;而政府作为中央信息通往农民的主要渠道,具有执行政策的权力,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和信息。这种权力、信息、资源的不对等,在博弈中容易造成政府对部分信息的垄断。处劣势地位的农民往往只能被动抵抗,无力于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政府主动出击,有时以推诿、不理会来漠视问题的存在或让时间来冲淡农民的不满,最终在博弈中获胜,达到不公平、不满意的平衡。因而双方在博弈表中更多是处于C状态。

3 几点思考

(1)失地农民文化素质低、思想落后是导致不公正、不平等博弈结果的一个因素。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农民群体政治参与意识淡薄,他们缺乏科学的维权方法与途径,当自身权益受损时不能正确地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护,要么听天由命,要么莽撞行事,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加大了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农村地区经济、物质、文化等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

同时,落后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束缚了失地农民的观念。他们将征地补偿作为唯一的保命钱,除现实生活困难外,他们无法从支持城镇化的角度去配合政府一系列的征地工作,也难以从长远的角度认识到城市化将给自己带来发展和机遇。

(2)在征地过程中,信息传播途径不通畅也是导致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的利益博弈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能够形成一种公开、透明的信息传播制度,那么双方之间的矛盾关系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消除或弱化。

(3)在博弈过程中,政府由于制度化力量的保障,处于一种天然的优势地位,所以政府在博弈的过程中并不需要动用过多的资源,博弈成本很低;而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经济人”观念深入民众,农民日益缺乏组织性和集体力量,当集体利益受损时,缺乏团结统一的抗争,在博弈过程中易处于劣势地位,博弈成本高,因此较易屈从于政府力量。

(4)在征地过程中,涉及的不只是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同时还牵涉到开发商这一“隐身”主体的利益。只不过由于市场力量被扭曲,导致在征地过程中开发商无法作为一个正常的主体,以市场化的方式与农民进行谈判,因而三者之间的利益互动关系便形成一种扭曲的“三角博弈”模式。

本文以政府征地为出发点,对我国现行条件下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之间的利益互动关系进行探究,针对二者在权力、信息和资源上的不对等性,认为基层政府在利益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最终导致一种不公平、不满意的均衡。为了构建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和谐的利益关系,促进农村发展及早日实现城乡一体化,应该加强双方核心利益沟通,健全法制和监督机制,实行征地市场化运作,达到双方的利益共赢,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及工业用地的增加,在土地征用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深入剖析了基层政府和失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矛盾及利益互动关系,并提出几点思考。

关键词：基层政府,失地农民,利益,博弈

参考文献

[1]http://baike.baidu.com/view/78407.htm.

[2http://baike.baidu.com/view/18930.htm.

公共利益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 篇10

在很多的情形之下, 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经常会混淆, 作为同一个概念来使用。但其实, 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二者在涵义和范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 刘跃进认为, “国家利益在一定意义上应该是全体国民共同的利益, 是任何一个国民作为国家平等的一员在概率上能够平等分享的公共利益。”[1]

国家利益从字面上来看, 显然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 国家民族所追求的可以得到的利益、权利, 体现着在这个国家中的所有的国民以及各种的利益集团兴趣和需要。虽然说国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代表了整个国家里所有国民的公共利益, 但是, 国家利益和所有国民的个人利益不能同一而论, 它其实只是从某种意义上或者在确切的某种范围内, 代表或者体现着所有国民的公共利益, 由此可见, 国家利益和所有国民的公共利益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切不可混淆而论。

二、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

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也是有其内在的相互关系, 余敏江、梁莹研究认为政府利益的本质是公共利益, 政府利益是群体利益的代表, 而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又建立在群体利益上, 政治从某种方面来说是为了实现并且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个群体的公共利益。

“看政府行为在多大程度代表公共利益, 首先要取决于政府政策反映法律制度的程度, 是否具体地体现了法律所蕴涵的抽象的价值, 是否在法律授予的权限范围内, 按照法定的程序指定和执行公共政策。”[2]基于这个层面来看, 公共利益才是合法化的、制度化的政府利益。

而任晓林、谢斌认为, “政府是一种特殊组织形态, 有独特的属于公共利益的个性, 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 政府利益等同于公共利益, 目前存在的政府自利行为不是政府应有现象, 是发展不成熟的表现, 是一种必须经过努力才能克服的现有现象。”[3]

三、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

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要从“公共”和“社会”出发, 而社会与国家两个概念有时可以统一, 但也有时却与国家相对立。在社会系统中, 国家是具有合法的强制性、垄断力的一个政治统治系统;社会是一个总称, 是全体个人以及群体, 还有所有的制度的总称, 当然不包含组织与安排。

庞金友认为, “社会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 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类共同体。国家则是指在特定的领土范围内, 根据既定的规则, 借助公共权力实现其成员的共同利益和调解成员关系的社会组织、规则和制度的总称。”[4]

社会利益顾名思义就是指不包含国家机构及其成员的所有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 虽然它与国家政治系统的利益有所不同, 但是两者之间又有着相通点, 社会需要国家为其提供一些必需的服务, 国家在此同时亦会获取自己合理的利益, 两者互相作用之后即产生了公共利益, 显然公共利益是包含有着合理的国家利益的社会利益。

四、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

关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 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 应当首先考虑公共利益, 本着个人利益必须遵循于公共利益的原则。郑智贞、左琳认为, “在正确处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时, 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 因为国家的整体利益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也代表民族生存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要求。”[5]

另一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正好相反, 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立足于现代宪政理念, 通过研究法律认为, 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不匹配时, 不应当纯粹绝对的牺牲掉个人利益, 从而来服从于公共利益。当两者产生矛盾时, 站在法律的角度上, 用法律来规定或者限制个人的基本权利, 但与此同时也要本着合法的程序, 具体到个别的行为中, 然后再来确认两者的利益取舍。王新艳对此提出了四个原则, “一是法律保留原则;二是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三是比例原则和有利于相对人原则;四是利益衡量原则。”[6]

参考文献

[1]刘跃进.认识“国家利益”需要理清的几个关系[J].社会科学战线, 2005 (01) .

[2]余敏江, 梁莹.政府利益·公共利益·公共管理[J].求索, 2006 (01) .

[3]任晓林, 谢斌.政府自利性的逻辑悖论[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3 (06) .

[4]庞金友.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5]郑智贞, 左琳.谈谈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0 (06) .

谈新型关系下如何保障职工利益 篇11

【关键词】新型关系；职工利益

保障好职工利益，在新形势下它直接与企业发展战略和布局、业务和岗位调整、员工的自身素质的提高相联系。因此，给予员工“体面劳动”能更好留住人才，为企业架起与员工沟通的桥梁。

1.何谓“体面劳动”

“体面劳动”是通过促进就业、加强社会保障、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来保证员工在自由、公正、安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工作。

实际上，“体面劳动”的本质含义反映着一种广义的劳动关系，而这种劳动关系，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利益劳动者风采关系，它是一种反映了组织内部与外部，组织与员工之间所体现的劳动地位、劳动者行为和价值观念的文化，体现的是包括社会政治、价值、法律、道德、习俗、礼仪等关系等文化范畴。“体面劳动”是双向的，在企业内部不仅要创造出体面劳动的氛围和环境，而且企业员工同样要体会到劳动的愉悦和幸福……要实现企业的体面劳动，不仅要在保护员工权益、体现员工的价值、创造良好工作环境等打造体面劳动的氛围上下功夫，也要在打造“德才”兼备的劳动者队伍，提高劳动者素质上做努力。没有和谐的企业基础是不可能体现出“体面劳动”在企业的价值；一个企业或组织没有和谐的劳动关系就难以实现“体面劳动”，没有高素质的劳动者不可能体会到劳动的愉悦和幸福。员工的素质高低决定了“体面劳动”所体现的认可度和价值。

2.员工“体面劳动”的价值所在

近几年，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维护劳动者权益，保障劳动者主人翁地位，已经将“体面劳动”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来推进和认识，要推进和实现“体面劳动”，就必须充分发挥企业的引导作用。企业在努力推动科学发展，创造更多生产性的同时，体面的工作岗位，为员工提供更多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机会，大力提高员工的技能和素质，为一线员工实现体面劳动创造条件。建立健全民主管理制度依法保障员工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保障员工在企业的主人翁地位。要围绕企业员工最关心，最直接予现实的利益问题，推动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促进体面劳动的实现。

“体面”的角度讨论劳动和就业，将其作为劳动的重要属性专门提出，在当前局面下确实很有必要。企业工会为员工主张权利责无旁贷理所当然。然而，让员工获得更多体面，还有着更为深远和重要的意义：无数经验证明，体面的劳动是更高效率、更有质量的劳动，让更多人实现体面劳动，是企业发展的活力之源。知之者莫如好之者，好之者莫如乐之者。同样一个人，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其完成的质量与其精神状态息息相关。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有能够让自己感觉到体面的职业才能真正热爱，而热爱了就更容易提高劳动水平，通过同样的劳动形式和时间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反之，比如一个企业里的多数员工都感觉不体面、不自信，以自己的工作为羞，可以肯定企业的发展创新和发展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让更多的员工获得体面的感觉，从小处说可以提高一件产品、一项工程的质量，从大处说可以促进一个企业的发展。关于员工的心态可以左右产品质量，有这样一个饶有趣味的例证：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宣布了一个结论，即考证证明，金字塔是由当地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建造的，而并非希罗多德所描述的“由奴隶所建造”。但同样的推断，早在1560年就有人作出过了。当时一名瑞士钟表匠在游历金字塔时，以自己曾在被囚禁状态下制造钟表的经历悟出：金字塔被建造得那么精细，建造者必定是一批体面的、怀有虔诚敬业之心的自由人。440多年以后，考古终于证实了这位钟表匠的直感。这件史实，很好的证明了员工体面劳动对员工工作精神状态的重要性。

3.正视“体面劳动”的反作用

造成反作用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的一是部分员工思想和行为与企业战略转型的现实要求有一定的距离。二是部分员工的素质较难承受新型商业模式的新要求。三是岗位压力超载挫伤员工参与企业战略转型的积极性。四是利益调整变化引起部分员工对企业战略转型的负面情绪。五是局部人才流失情况值得关注。企业想留的留不住、要走的走不掉。当某个员工长期感觉不到职业的尊严，很可能修正自己的行为标准；当过多的员工感觉不到体面，就会形成一种不良的社会价值取向。有许多是因为长期欠缺职业尊严感，导致对自身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要求不断降低，终至模糊了法律的界限。让员工在体面的劳动中得到尊严和自身价值的体现，进而形成进取向上的职业精神，不断提升各行各业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平，社会经济的发展才能获得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

4.筑造牢牢的“尊严底线”保障员工的利益

尊重劳动，保护劳动，维护员工权益，不仅是一个有希望的国家应奉行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安排，也是“通过诚实劳动创造美好生活”能够成为一个企业发展共同追求的先决条件。为此，尊重劳动，必须使员工通过劳动能换来美好生活，通过劳动拥有尊严，而“体面劳动”，正是尊严的底线。

4.1“体面劳动”必须是安全的

尽管企业的发展有着比较乐观的预测，但针对种种的问题显现无疑给企业的发展带来隐忧。中国依然是世界上矿难最多的国家，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高达2.041，是美国的近50倍。这个事实说明企业对员工进行体面劳动，必须狠抓安全生产，杜绝安全隐患。

4.2“体面劳动”必须是快乐的

应该建立一定的幸福归属感指数调查，让企业掌握员工幸福归属感。目前的物价水平高企，许多外来的员工背井离乡，披星戴月，为企业贡献了繁荣，却得不到栖身之所，令员工的幸福归属感低于预期。因此，体面劳动必须以衡量员工幸福感指数作为重要的指标。

4.3“体面劳动”必须令员工获得对等的报酬

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分析 篇12

农用地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转为建设用地, 必须先通过征收或征用的方式将其转为国有土地, 再由国家出让或划拨给用地者使用。整个农地流转的过程可分为土地征收阶段和土地出让阶段, 即国家征收农民的集体土地,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都发生转移, 用地者再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个过程的利益主体主要包括政府、集体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土地开发商或其他用地者三类, 如图1所示。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农用地流转的过程实际就是买卖双方为达到一种利益平衡而进行的市场行为。在土地征收阶段, 政府是买方, 农民是卖方, 买方期望以最低的征收价格获取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土地, 卖方期望通过一定的土地换取最高的收益。在土地出让阶段, 开发商是买方, 政府是卖方, 买方追求的是以最低的价格获取期望的土地, 卖方追求的是以最高的价格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这个利益关系中, 政府还可以更详细的划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二者的利益取向也不完全相同。

土地征收过程中, 农民集体通过“出卖”土地获得补偿收益, 政府通过低价征收、高价出让的巨大差额获得收益, 开发商通过开发利用土地巨额营利。但是, 征地收入在各个利益主体的分配上出入较大。目前关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格局为:出让金30%上交中央财政, 70%归地方政府, 土地划拨的收入及税费收益则完全归地方财政所有。据测算, 土地增值收益在农地所有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比例接近为1:1.47:3.44。随着《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的实施, 各地普遍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等市场手段出让土地, 土地市场交易价格大多会超出底价。由于溢价出让土地的收益分配目前没有成熟的制度规定, 作为土地出让执行者的地方政府实际获得了由于城市增长带来的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收益分配的不均衡直接导致两个方向上的博弈关系:纵向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以及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博弈, 横向上有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本文忽略掉开发商或其他用地者与其他主题间的博弈关系, 主要研究土地征收过程中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个体间的竞争和利益关系。

二、土地征收中的利益关系主体

(一) 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在土地征收中的目标主要是既要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又要满足维护社会稳定性和保证国家健康发展的需要。目前的征地制度能给中央政府带来的预期纯收益等于预期收益与成本的差。

征地制度给中央政府带来的预期收益 (CR) 包括:增加财政收入 (CR1) 、加快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经济文化效益 (CR2) 、提高地方政府积极性带来的经济发展 (CR3) 。成本 (CC) 包括:解决征地过程引发社会危机成本 (CC1) 、解决征地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所需的费用 (CC2) 、监管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所需费用 (CC3) 、挑选开发商的冒险成本 (CC4) 、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所需费用 (CC5) 。征地制度能给中央政府带来的预期纯收益:NRc=CR-CC=CR1+CR2+CR3-CC1-CC2-CC3-CC4-CC5。

因此, 中央政府为了追求纯收益最大化, 就需要提高收益, 并且尽可能的降低成本。

(二)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既是土地征收过程中的管理人, 也是使用者, 同时还是出现土地问题时的最终裁决者。土地出让收入占土地财政收入很重要的一部分, 为了提高地方政绩, 地方政府很可能会出现不理性的强征行为, 追求土地征收收益的最大化。

目前征地制度给地方政府带来的预期收益 (LR) 包括:便于城镇化建设带来的经济效益 (LR1) 、“招拍挂”土地获取出让金 (LR2) 。成本 (LC) 包括:征地费用支出 (LC1) 、解决征地过程中出现的冲突成本 (LC2) 、计划执行风险成本 (LC3) 、执行中央政府征地制度改革所需成本 (LC4) 。征地制度能给地方带来预期纯收益:NRL=LR-LC=LR1+LR2-LC1-LC2-LC3-LC4。

地方政府要获得征地收益最大化, 就需要通过压低成本来实现, 其中征地费用支出占最大比例, 地方政府会尽量压低征地补偿费用。虽然这种做法能够使地方政府从征地过程中获得更大收益, 但容易引发被征收地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纠纷。

(三) 集体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

目前的征地制度给集体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带来的收益 (PR) 包括:征地获得的补偿 (PR1) , 即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以及社会保障费用等。所需支付的成本 (PC) 包括:失去土地后可能成为“三无” (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 的风险 (PC1) 、丧失中央政府惠农政策带来的收益 (PC2) 、作为弱势群体为维护土地权益所需的费用 (PC3) 。集体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的纯收益:NRP=PR-PC=PR1-PC1-PC2-PC3。

由于集体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在知识和生存技能方面的弱势地位, 土地可能成为他们唯一致富或是优化当前生活状况的方式, 丧失土地后, 征地补偿获得的收益或许能够短期维持他们的生活, 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具, 未来无法得到保障。因此集体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会竭尽所能争取更高的征地补偿费用。

三、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关系

(一)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

中央政府通过对预期纯收益URc是否大于0决定是否批准征地项目。URc>0, 批准征地;URC≤0, 不批准用地。中央政府想要从征收过程中提高收益, 还需要利用其主导地位, 推进征地制度改革, 完善当前征地制度, 在提高政府所获收益的同时尽可能的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利益, 减少征地过程中的矛盾冲突, 从而减少为解决冲突所需支付的费用。但是中央政府在推进制度改革的时候, 地方政府存在着支持或是不支持的态度。如果地方政府通过判断确定改革不会给地方带来更大的收益甚至降低其预期收益, 他们就不会浪费成本去创造新的征地制度或是推动实施征地制度的变迁。

另外,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逐利倾向日益严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收益的严重依赖, 一方面累积了财政风险, 更重要的是政府财政逐利倾向的加强, 强烈刺激了政府的征地意愿, 使得政府在征地制度体系中的裁判地位的公正性受到质疑。政府一方面不理性地压低农民补偿导致农民维权抗争行为不断加剧, 另一方面会无节制地征收土地, 导致耕地面积减少 (这里假定被征土地为耕地) , 粮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二) 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

地方政府通过判断预期纯收益NRL是否大于0决定是否实施征地。NRL>0, 实施征地;NRL≤0, 不实施耕地。当更多的地方政府加入到招商引资的行列时, 地方政府间不可避免会展开激烈斗争, 以土地超低价转让和土地过度非农化的方式吸引外部资本投入。

刘吉军等在研究中假定只有地方政府1和地方政府2, 根据地方政府间的库诺特竞争模型推出关系式:

其中q1和q2分别为地方政府1和地方政府2的土地非农化数量, T为一定时期内的资本总量, c1和c2分别为两个地区单位面积征地成本, δ1和δ2为两个地区的资金投入产出系数。

这两个关系式表明地方政府土地非农化数量要受到竞争对手征地成本和资金产出系数的影响。当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 土地非农化数量随着竞争对手征地成本的增加而增加, 随着竞争对手资金产出能力的增加而减少。

假设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成本和资金产出能力上不存在差异, 且与中央政府相同, 存在关系式:

其中Q、T、R、C分别表示土地非农化数量、资金总量、资金产出系数和单位面积征地成本。很明显, 地方政府非农化数量 (QL) >中央政府非农化数量 (QC) , 说明地方政府间的过度竞争造成了土地的过度非农化。

(三) 地方政府与集体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博弈

地方政府追求以最低价格征得期望数量和质量的土地, 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降低被征地农民的补偿费用。图2显示了理想化市场条件下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和政府之间的竞争均衡。横轴Q表示拟征收土地的数量, 纵轴P表示被收土地的单价, 曲线S为土地供给曲线, D为土地需求曲线。

忽略地方政府和农民双方的议价能力, 以及农民通过维权行为提高征地补偿等影响因素, 图3显示, 供给曲线S呈现递增规律, 即随着征地价格的提升, 农民愿意提供的土地数量越来越多 (这里假设农民拥有足够数量的土地) 。需求曲线D呈现递减规律, 即随着征地价格的提升, 政府愿意征收的土地数量越来越少。在E点达到均衡点, 代表最具效率的结果, 此时的最佳征地量为q, 最佳征地价格为p, 均衡交易额为多边形OpEq的面积S。

但是均衡状态只是在忽略其他影响因素时的理想状态。地方政府和农民通常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出现不理性的决策, 难以达到均衡状态。地方政府既是管理人又是决策人的双重身份致使农民难以在这场博弈中获胜, 因此仅就地方政府的不理性状态作分析。

如果地方政府的征地补偿预算R大于均衡交易额S, 交易达到均衡状态, 交易体现效率原则。这种情况不会导致征地纠纷, 地方政府和农民都是满意心理。

如果R小于S, 且地方政府不仁慈, 仍然希望征得数量q的土地, 地方政府就会通过压低补偿费用p至p’ (p2

四、结论

第一, 土地征收不仅是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 也是各个主体间利益关系重新调节的过程;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并也正是在这些利益主体间博弈的过程中不断推动发展的。

第二, 各利益主体之间产生博弈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利益的趋势, 每个主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其他主体发生矛盾和竞争, 不过正是在不断的解决矛盾和相互竞争中推动改进征地制度, 权衡各个主体的利益, 维护社会的稳定。

第三, 明确征收土地权限的适用范围、规范政府征地行为, 明确各博弈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重点。

第四, 保护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权益, 既要从明晰土地产权、强化土地行政执法开始, 提高土地征收补偿标准, 切实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摘要：由于我国征地制度的不完善, 土地利益关系的混乱, 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严重。文章采取库诺特竞争模型、比较法对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做分析, 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三个利益主体得出三者之间的相互博弈关系, 归纳出相关结论。

关键词：土地征收,利益关系,博弈关系

参考文献

[1]、刘锦, 马晓玲, 胡刚.中国征地制度改革:基于网络治理的途径[J].中国土地科学, 2010 (5) .

[2]、刘吉军, 许实, 马贤磊, 陈健.土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博弈关系[J].中国土地科学, 2010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