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模型（共7篇）
利益模型 篇1
0 引言
我国是人口大国, 同时也是资源消耗大国。电动汽车凭借其绿色环保、节能清洁的显著优势, 赢得政府与行业的青睐。发展新能源汽车对于我国整个汽车行业, 乃至对于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意义重大。2015年上半年, 我国政府出台了《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和《关于征求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桩及配套设施建设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等利好政策, 加大了对新能源产业的投入力度和扶持力度。通知表明, 相关部门将根据技术进步、产业发展、推广应用规模、成本变化等因素适时调整电动汽车补助政策, 并通过强制性要求和建立奖惩机制, 促使物业配合充电设施的管理运营与维护, 全面推进电动汽车普及和新老居民区充电桩建设。
然而, 尽管电动汽车产品出现已有很长时间, 行业自主创新也取得了重要突破, 但电动汽车市场推广仍然面临重重阻碍, 诸如电动汽车价格偏高, 电池的续航能力差、充电时间长、充换电设施建设与管理不完善、商业运营模式不成熟等问题, 表明电动汽车的产业化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各参与方的利益分配模式也有待进一步探索。电动汽车充电市场的利益分配涉及到汽车制造商、充电桩运营商、居民区物业和电力供应商等参与方的利益之争。各方之间如若缺乏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谁参与分配, 如何分配”等问题不能有效解决, 势必会阻碍电动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 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与电力改革的深入, 私人购买电动汽车及其配套设施成为可能。然而, 在实际的运营中, 要建设充电桩就会存在着物业公司不配合、充电设施无人维护等问题, 这向来为电动汽车产业链发展的痛点。据统计, 2014年北京市个人消费者自建充电桩虽然只有1600多个, 但却涉及1300多家物业公司, 从数据显示来看几乎每建一个私人充电桩, 消费者都需要和对应负责的物业方进行交涉, 致使自用充电桩安装与维护严重受阻于小区物业, 这样的情况将导致私人购买电动汽车的热情大打折扣。因此将小区物业纳入利益分配的框架, 也是引起各方关注与重视的重要课题之一。
从国内外的文献来看,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合作企业的利益分配问题进行了研究, 但是研究更多的是集中于虚拟企业, 而且大多数是定性分析, 考虑的因素相对较少, 分析居民区内建设运营的充电设施的利益分配问题也是十分少见。邵臻、吴祈宗建立了虚拟企业利益分配方案的模型, 分析了关于利益分配的原则与因素, 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公平和效率问题;然而供应链企业的利益分配是收受到很多因素, 如企业的努力水平, 对供应链的贡献程度, 所承担的风险等的影响。还有的研究是单独考虑利益与风险问题从而建立模型的, 因此对具体的实践的指导意义就相对较小, 如Ilaria Giannoccaro通过改变供应链契约参数, 提出了一个供应链契约模型, 来实现供应链企业合作收益的合理分配。
本文基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供应链利益分配模型, 以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与电力改革的深化为背景, 对电动汽车充电市场中的充电桩运营商和居民区物业两方的利益分配模式进行研究, 通过将小区物业纳入利益分配的框架, 解决充电设施日常维护等问题, 为促进充电设施在居民区的普及与推广, 推动电动汽车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参考与建议。
1 模型的基本假设
本文将充电桩运营商和居民区物业分别设为A、B企业, 双方均符合理性人的假设, 即均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并认为A企业属于风险规避型, B企业表现为风险中性。双方相关的参数如表1所示。
其中, CA0、CB0为常数, c<α, d<β (确保P的收敛性) 。资源投入水平与贡献系数取决于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并假设企业合作总收益Z与创新水平均和资源投入水平正相关, 并存在着二次函数的关系如下:
2 建立利益分配相关模型
根据上述假设, 得到关于企业合作总净收益P和双方各自净收益PA、PB的表达式如下 (0≤λ≤1) :
结合 (1) - (6) 两组表达式, 进一步可以得到:
3 确定最优资源投入水平
假定A、B企业的收益分配比例确定, 对 (8) 、 (9) 分别求a, b偏导:
分别令 (10) 、 (11) 两式为0, 得到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条件下的资源投入水平a′, b′如下:
4 确定利益最优分配系数
通过分析假设, 资源投入水平a, b是分配系数的函数, 企业净收益P又是a, b的函数, 那么得到P也是λ的函数。对P求λ的偏导, 得到企业最优利益分配系数λ:
分别求得:
结合 (10) - (11) 得到:
综合以上 (15) - (20) 式, 代入 (14) 式中, 可以求得:
令, 求得关于总收益P的最优分配系数λ′:
由此得到各合作方关于于总收益的最优分配系数, 这一结果可以为企业的风险共担, 收益共享的利益分配方案提供参考。
5 算例分析
基于良好的市场前景, 某居民小区电动汽车充电市场存在充电桩运营商和小区物业两个利益主体, 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中, 充电桩运营商拥有核心资源, 属于风险规避型企业;小区物业对待风险的态度表现为风险中性。
双方对合作的贡献系数分别为c=0.78, d=0.17, 创新系数为α=0.86, β=0.20, 双方合作获得的净收益为35万, 根据 (21) - (22) 式, 得到双方的利益分配系数:
在此次利益分配中, 充电桩运营商获得净收益26.6315万元, 小区物业获得8.3685万元。
6 结果分析
从算例的结果来看, 对于各参与方而言, 充电桩运营商无论是资源投入水平、对合作的贡献程度, 还是所承担的风险方面均比居民物业要大, 在利益分配的过程中理应向核心企业倾斜, 这符合对“多投入高产出”的市场基本运行规律的一般认知。物业在合作利益分配当中, 根据分配系数得到的收益与自身在合作关系中的努力水平相关联, 因此不仅会受到结算激励和参与激励, 还会受到合作伙伴的信任激励与协同激励, 使得物业在合作中的参与热情增加, 从而提高合作的协同度和竞争力, 这也说明了物业作为利益主体参与居民小区内充电设施利益分配与现实需求相一致。在实际的商业模式中, 双方企业对这一利益分配系数未必满意, 这时候需要平衡各方因素进行谈判协商, 从而确定更加合适的分配比例, 实现企业“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合作目标。
因此实现电动汽车从示范运行到深入发展, 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 而是一个涉及政策、民生、资源以及各种利益主体之间收益分配的系统问题。在政府的正确引导和市场的规范运行下, 只要我国汽车工业抓住机遇, 提高重点领域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实现电动汽车各利益参与方的充分合作, 其产业化进程定能进一步加快, 电动汽车的推广使用也将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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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Ilaria Giannoccaro, Pierpaolo Pontrandolfo,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by revenue sharin contrac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04 (89) , 131-139.
利益模型 篇2
随着全球知识产权竞争的加剧,技术创新规模、速度与范围不断扩大,企业技术创新面对的技术、经济问题越来越复杂,企业很难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掌握突破性技术和产业关键共性技术[1],并有效把握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这导致企业积极寻求建立多种协作创新的模式。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或其他组织机构,以企业的发展需求和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为保障,形成的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技术创新合作组织[2],是协同创新的重要载体形式。自2007年科技部在钢铁、煤炭、化工和农业装备领域建立了首批四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来,高新技术、农村、社会发展等科技领域全面推进联盟构建。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1年,北京、辽宁、江苏、浙江、湖北、广东、河北、甘肃、青海等许多省市围绕本地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推动构建的区域性联盟达到百余个。
随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热潮的兴起,对于该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日益成为热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组建的目的,是联盟成员期望通过合作研发获得比单独研发更高的收益(如更多成果产生、技术水平提高、知识获取、利润增加等)。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各参与方都试图从合作中取得“多赢”效果,建立共同投入和成果共享机制,成为利益共同体。因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运行过程中收益分配机制设计合理与否,是影响联盟成员之间能否实现有效合作、整个联盟能否良性运行和持续发展、从而维护联盟稳定性的关键[3]。
从国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来看,嵇忆华、吴伟、朱庆华(1999)最早对产学研合作的利益分配方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提出产学研成果转化中的利益分配方式包括总额支付、提成支付和混合支付三种方式[4]。郭凤兰(2004)运用对策论,对产学研利益关系进行了数理分析,建立了利益分配的优化数学模型[5]。罗利、鲁若愚(2000)运用对策论理论,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对策模型,推荐按销售额提成的利益分配方式,并给出定量提成的比例[6]。孙东川(2001)认为联盟利益分配过程是一个群决策的过程,提出采用Nash谈判模型的利益分配方法[7]。郉乐斌、王旭、徐洪斌(2010)将联盟利益分配视为一个多人协商问题,根据Nash谈判定理得到多人利益分配模型,通过引入风险调节系数,建立风险补偿值表达式,对分配模型进行修正,得到基于风险补偿的联盟利益分配模型[8]。曹小华(2010)引入博弈论的纳什均衡理论来分析我国汽车技术战略联盟的利益分配方案,建立了n(n>2)个成员的汽车技术战略联盟利益分配模型,设立成员满意度指标系数,得出基于满意度的不对称纳什均衡优化分配方案[9]。
本文则给出了一种基于联盟成员资源投入价值评估、按照盟员贡献大小进行利益分配的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联盟成员利益协调矩阵模型。
1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利益构成及分配原则
1.1 联盟利益的构成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利益可分为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两种。直接收益是指不需要通过中介机构就能成为现实收益的那部分收益。间接收益必须在一定社会环境因素或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实现。直接收益是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目的,间接收益则影响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持续发展。
联盟的直接收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新产品。对于联盟中的企业来说,联盟共同研发的新产品可以通过其营销渠道快速转化为经济价值,可以直接将新产品作为收益分配给它们。但是对于联盟中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来说,新产品的变现能力较差,不适合作为利益分配。
2)技术专利。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以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为主要目的,在联盟运行中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技术专利。这些技术专利是联盟成员共同开发出来的,成员应由联盟成员共享。但是不同联盟成员对技术专利的应用程度不同,企业可以通过技术专利提高生产效率获得高额利润,而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通常是通过技术转让获取收益。因此,联盟中的技术专利不适合直接作为收益分配。
3)利润。利润是指联盟产品投放市场获得的收益以及联盟中的技术专利转让获得的收益等。货币形式的利润比较适合在联盟进行利益分配。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间接收益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技术成果。联盟在合作过程中,在产品的基础性研究、实验室研究、中试、国家检验中心检验、国家主管部门审批、正式生产等阶段会产生一系列技术成果,例如技术诀窍、生产秘密和管理经验等。这些利益虽然没有在联盟的账面上表现出来,但却是联盟的重要收益。
2)商誉。联盟的形象会给联盟成员带来商誉和美名,联盟成员会以加入联盟为荣。联盟商誉会为联盟成员带来无形收益。
3)可持续发展能力。联盟成员通过合作创新提高了技术能力和节能减排能力。这种可持续发展能力会转化为商业机会,是联盟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间接收益在短期内难以进行量化评估,本文所给出的利益分配模型主要针对直接利益。
1.2 联盟收益分配的原则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利益分配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按照贡献多少分配。联盟成员的收益和投入应该成正比。贡献多收益大,贡献少收益小。考虑联盟成员的贡献时,不仅要考虑基于产权的资源贡献还要考虑那些基于知识的资源贡献。在联盟利益分配时,应对联盟成员投入资源进行全面合理的评估,作为利益分配的依据。
2)按照风险大小分配。联盟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很多不确定风险,包括技术研发失败的风险以及参与者机会主义行为所造成的风险[10]。在利益分配时应该充分考虑各成员承担的风险。承担风险大的联盟成员收益多,承担风险小的联盟成员收益小。只有这样才能调动联盟成员承担风险任务的积极性。
3)各成员充分参与。有的联盟成员对某种利益需求较大,而对其他利益需求较小,因而完全按照某一比例机械的对联盟利益进行分配是不科学的,会导致联盟成员的利益满足感较小。应该让所有联盟成员都参与到利益分配过程中来,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需求。
4)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技术创新联盟收益类型多样,事先不能全部确定。在联盟成员加入联盟之初签订的契约通常不能明确规定所有收益的分配形式,这样极易产生利益纠纷。对于那些联盟契约中没有明确规定的联盟收益,联盟成员应该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解决。
2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利益分配模型研究
2.1 基本假设
为了便于利益分配模型的构建,给出以下基本假设及推导:
1)联盟当年完成项目进行利益分配,当年未完成项目结转到下一年;
2)设某一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由n个联盟成员组成,N={1,2,…,n}为全体联盟成员的集合;
3)该联盟共有m个完成的研发项目,M={1,2,…,m}为当年完成项目的集合;
4)设联盟成员所投入的财务资源(投入联盟的资金)、物质资源(投入联盟的土地、研发设备、原材料)等有形资源和人力资源(派出的研发人员、管理人员等)、技术资源(技术专利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管理资源(公司文化、公司制度、治理结构、激励制度等在联盟内部发挥管理作用的资源)、关系资源(联盟成员的对外协作能力)等无形资源均可以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价值评估并加总,则设联盟成员i投入项目j的资源价值总量为Rij,联盟成员i投入联盟的资源价值总量为Ri,项目j的资源价值总量为,当年联盟资源价值总量为;
5)设联盟当年研发总成本为C,且有C≤R。这说明当年未完成项目的资源投入不计入当年研发总成本,而是结转到下一年;
6)设Cg为联盟固定总成本,Cj为项目j的总成本,Cjb为项目j的可变成本,Cjg为项目j的分摊固定成本,则联盟研发总成本,项目j的总成本Cj=Cjg+Cjb;
7)假设联盟总收益为V,Vj为项目j的总收益,按照项目收益比例分摊固定成本后,得到项目j的总成本;
8)项目j的纯利润Ej=Vj-Cj;
9)设Cijg为联盟成员i在项目j中分摊的固定成本,则有;
10)Cijb为联盟成员i在项目j中分摊的变动成本,即联盟成员i在项目j中投入的资源价值量Rij,则有Cijb=Rij。
2.2 利益分配模型
根据以上假设与推导,可得出联盟成员i在项目j中获得的纯利润如式(1)所示:
将3.2中推导出来的Ej,Cijg,Cijb以及Cj的表达式带入式(1),即可得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利益分配模型如式(2)所示:
3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利益协调模型
在联盟运行过程中,当成员i利用联盟共同研发的项目j的成果获利时,则存在一个将收益与其他盟员协调分配的问题,即该成员应将所获全部收益(Vij)减去自己应当获得的纯利润部分(Eij)、所应投入的资源价值量部分(Rij,亦即变动成本Cijb)以及所应分摊的项目固定成本部分(Cijg)的剩余值,划拨给其他盟员。联盟成员i在项目j中应向外划拨的经费值如式(3)所示。联盟成员i当年向外划拨经费总额如式(4)所示。
在式(4)中,若xi值为正,表示联盟成员i应向外划拨的金额,若xi值为负,表示联盟成员应接受划拨的金额。上述利益协调模型可以用矩阵表示,如表1所示。
4 实证研究
设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2011年共同研发甲、乙、丙三个项目,其中甲、乙两个项目当年研发完成,丙项目没有完成,结转到下一年。当年联盟总固定成本为30万元。参与项目的成员情况如表2所示(“1”表示联盟成员参与该项目,“0”表示联盟成员未参与该项目)。
根据表2,甲项目由A、B、C三个联盟成员共同研发,A成员利用该项目研发成果生产产品价值8000万元,B成员将该研发项目转让价值9000万元。乙项目由C、D、E三个联盟成员共同研发,C成员利用该项目成果生产产品价值6000万元,D成员转让研发成果获利4000万元,E成员转让研发成果获利2000万元。联盟成员A、B、C在甲项目上投入的资源价值量如表3所示,联盟成员C、D、E在乙项目上投入的资源价值量如表4所示。
单位:万元
单位:万元
利用公式(2)可计算出A、B、C三个联盟成员在甲项目上的可分配利润EA甲、EB甲和EC甲。
利用公式(2)同样可计算得到C、D、E三个联盟成员在乙项目上的可分配利润EC乙、ED乙和EE乙。
由式(3)可得各联盟成员在各项目中当年划拨经费额度如下:
根据以上计算结果列出的利益协调矩阵如表5所示。
单位:万元
即A成员向C成员划拨1703.3609万元,B成员向C成员划拨3962.9197万元,C成员共接受A、B两成员划拨5566.281万元,并向E成员划拨3256.8998,D成员向E成员划拨57.0372万元,E联盟成员共接受C、D两联盟成员划拨资金3313.937万元。
5 结论
本文给出了一种可操作性较强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利益分配模型。根据联盟成员贡献大小来进行利益分配公平合理,而利益协调矩阵也可以很清晰地表明在利用共同研发的项目成果获利的情况下,联盟成员如何按照既定的利益分配额度进行多方协调,最终达到一个公平的结果。只有建立一个公平的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才能充分调动联盟成员有效参与的积极性,并确保联盟运行的稳定性和绩效的提高。
摘要：提出一种依据联盟成员资源投入大小进行利益分配的模型与方法,并通过矩阵模型来对联盟的收益进行多方协调,以实现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给出实证分析结果。
关键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利益分配,利益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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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模型 篇3
延长油矿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天然油矿之一，近20多年来，延长石油在国家“以油养油、采炼结合、滚动发展”的政策扶持下，形成了多层次、多主体发展的格局。1998年和2005年延长经历两次重组，形成国内拥有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资质的第四家石油企业——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延长石油集团的组建有力地推动了陕西地区特别是陕北老区的石油工业乃至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相应问题。如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与延长石油集团的利益分配问题，中央政府与陕西省政府在油气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分配问题，以及油气资源开发造成的对开采区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影响问题等。不难发现，这些问题都着眼于利益而展开，其关键在于相关主体的利益关系协调。
二、利益相关者界定
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780年，但直到1963年才作为一个明确的理论概念由SRI提出;而利益相关者观点形成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则得益于弗里曼(Freeman, 1984)的开创性研究。可以说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利益相关者的“企业依存观点”、“战略管理观点”和“动态发展观点”。各研究阶段的主要特征如表1所示。
早期企业依存观点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基础或合理性问题，分为四个主要流派：公司计划派、系统理论派、组织理论派和社会责任派。早期的定义从直观角度出发，将所有与企业存在利益关系的人或团体定义为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经理层、雇员、供应商、客户、消费者、竞争者、社区、政府、新闻媒体等。但是这一观点学派对利益相关者的理解过于宽泛，缺乏对利益相关者参与实现的途径和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战略管理观点强调利益相关者在企业战略分析、规划和实施中的作用，强调企业战略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这一时期，侧重于从利益相关者主体对企业影响的角度来定义利益相关者，认为“利益相关者是那些因公司活动收益或受损，其权利也因公司活动而受到尊重或侵犯的人”(弗里曼，1998)。动态发展观点认为利益相关者在现实中是不断变化的，他们与公司的利害关系也随公司战略问题的改变而改变，侧重于从更为全面、广阔的视角定义利益相关者。
笔者根据利益相关者动态发展观点，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现阶段和未来较长时间里受组织战略和日常经营活动影响，并且能够影响组织的人或团体。
三、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利益相关者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界定与分析，本文将延长石油集团利益相关者分为五大系统：资源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技术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各系统分别向集团提供资源、社会、经济、技术和环境支持的同时，集团也要对各系统下利益相关者负责，协调好与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由此，笔者构建了延长石油集团利益相关者模型，如图1所示。
资源系统利益相关者为集团提供可开采的油气资源，确保油气的可持续供给。延长的油气资源集中在陕北地区，这里属于鄂尔多斯盆地，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国家开发重点向长庆石油勘探局的转移，导致了延长油矿管理权下放陕西省政府，形成了具有特殊性的油气资源一级所有和二级开采的局面。在陕北地区的油气勘探开发中长庆石油与延长油矿的作业区域犬牙交错，加之地方政府利益的渗入，使国家与陕西省在陕北油气资源开发权和区域划分等方面产生了矛盾和冲突。
技术系统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外部相关科研机构、大学，内部管理者和员工。石油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加之陕北油田“三低”(低渗、低压、低产)的特点，对油田开发技术要求较高。虽然陕北油田开发技术有了重大突破，采用了一些先进的钻井、采油技术，但从总体上油田新技术推广较慢，目前尚有不少油田的开发技术仍很落后。
社会系统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部门、所在社区、承包商、客户、公众和竞争对手，集团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要兼顾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一是政府。延长原下属的22个钻采公司，改革后8个钻采公司的经营权由陕西省政府收回，其余14个留给延长石油集团管理。虽然地方政府都是本着扶持的态度，但由于同一地域归属不同的钻采公司，给地方带来的利益也不一样，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明显不同。陕西政府与各地市级政府的利益纷争必然给延长石油开采带来影响。二是社区、公众。资源采掘业是陕北地区唯一的支柱产业，延长石油对发展地方经济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带动当地的劳动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是竞争对手。陕北地区由延长集团、长庆油田共同开采，期间必然少不了一些矛盾纠纷，特别是在矿权的归属问题上，如不能得到较好解决，势必会影响延长长期稳定的可持续开采。
经济系统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石油企业的投资人、债权人等，资金是企业长久经营下去的根本，因此，石油企业要与这些利益相关者保持良好关系、互惠互利。延长石油集团与工行、建行、中行、农行等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和各股份制银行均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获得数百亿元贷款授信，为集团重大项目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生态环境系统利益相关者包括：自然环境、人类和非人类物种等。延长所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陕北地区，而石油天然气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大量废气、废水、废渣，给油区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因此，在生产过程中要重视污水、污泥治理和清洁文明油井建设，努力构建环境友好型企业，为油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作出贡献。
由图1模型可以看到，集团中各利益系统在其共同组成的系统中是相互共生的关系。技术系统为资源系统的开发提供技术支持，同时资源系统的开发又进一步促进了技术系统的技术研发;同样，在经济系统为技术系统提供资金开发新技术的同时，创新技术的使用可以减少生产开采过程中的支出，从而节约了成本;并且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创新与提高，特别是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创新，会不断促进环境系统的改善，而环境系统的改善有利于资源开发区的持续稳定发展和当地社区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资源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延长石油集团如何处理好与其利益相关者交织的各种利益关系，维持彼此的利益需求，保证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使模型中各利益系统始终保持在一个共生互利的环境下共同发展，对于集团未来的长远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意义。
四、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利益关系协调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对模型的分析，笔者对延长石油集团协调处理各利益关系，提出几点对策：
其一，利用多条途径解决油气资源的持续供给。在大力扩展陕北地区资源面积、扩大勘探成果的同时，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省外登记区块的油气勘探开发步伐;并积极参与国际勘探开发项目，与国外油气资源所有者合作，保证油气资源的可持续供给。
其二，与相关科研机构和大学保持良好的项目合作关系。石油行业是技术密集型企业，依靠科技力量可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降低营运成本。因此，延长与大学等科研机构要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构建平台。同时，要重视内部员工的培训，通过与大学开展一些相关的技术培训课程，鼓励自学等形式，大力提高现有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
其三，首先，建立合理的具有市场经济特征的油气资源矿权制度。要想协调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油气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利益，必须建立合理的矿权制度，包括合理、明确的油气资源初始矿权配置制度，市场化的油气资源矿权转移制度，及相应的油气资源开发准入制度。其次，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树立企业好公民形象。集团尽可能多的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事业，为所在社区的教育、经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多支持。最后，行业中的竞争者也是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因此，延长集团要与其竞争者长庆油田保持良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双方优势互补，互相竞争，互相学习，共同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其四，与银行等投资机构保持良好的项目合作关系，双方互惠互利，为集团的日常经营和重点项目的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其五，生产建设与环境保护两手一起抓。石油开采区要强调注重综合治理，在合理开采石油资源基础上，必须保护采油区的整体环境，尽量减少各种污染维持生态平衡，做到生产建设与环境保护两不误，努力构建环境友好型企业。
参考文献
[1]王辉:《企业利益相关者治理研究——从资本结构到资源结构》,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沈浩:《发展源于改革跨越来自创新——延长石油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与发展》, 《现代企业》2008年年第11期。
利益模型 篇4
关键词：社会建设,一般均衡,利益均衡
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 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 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从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 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十八大”将社会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要求各地在先前的基础上, 加快落实相关政策文件, 紧跟时代发展潮流, 适时调整社会发展的方式策略。
一、国外研究述评
西方社会建设研究具有科学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传统, 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研究视角涵盖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众多领域;社会建设政策与实践方面, 大多基于一般均衡理论, 以微观分配理论论证宏观经济社会政策, 从福利经济学视角研究资源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分配。但社会建设涉及领域众多, 且主要作为一种公共产品, 现有分析缺乏一种综合性的政策有效性分析的统一范式, 更加缺乏量化实证分析, 尤其对于突发的外部环境冲击反应滞后。
(一) 社会建设理论研究
社会建设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自身结构、功能调整和关系协调的复杂过程, 西方社会建设理论有三个阶段:以追求社会和谐为目标的社会秩序理论, 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社会福利理论与福利国家理论, 第三条道路理论与社会投资型国家理论, 主要提出了社会治理、社会冲突、社会风险、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等理论 (唐铁汉, 李军鹏2006) 。近代以来, 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具有科学主义、 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传统。科学主义传统试图根据自然界的规律理解社会;解释主义传统主张用社会生活理性化趋势, 回答“现代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批判主义传统将社会建设寓于对不合理现实的激进的批判中 (刘少杰, 王建民, 潘西华2006) 。 尽管学派林立, 但对社会建设目的和主要内容认识基本一致, 认为社会建设研究就是研究社会的运行状态, 研究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社会建设的内容则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整合社会利益和价值、追求社会和谐为主 (俞可平2000 ;李培林2005) 。
研究国外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借鉴和吸取其经验教训, 不能照搬照抄国外社会发展模式, 而是要在遵循中国国情, 讲究实效的基础上, 博采众长, 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逻辑运行方向, 逐步形成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社会管理机制体制。 中国社会建设需要借鉴之处是:要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建设蓝图, 编织覆盖面广的社会安全网, 提高社会公共服务事业水平, 对经济活动进行适度的社会调节, 协调利益化解矛盾, 构建“政府— 社会—市场”共同参与的社会建设格局 (段华明2009) 。
(二) 福利经济学研究
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表明, 在存在着竞争性均衡时, 达到帕累托最优。通过资源在个人之间的合理再分配, 实现每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 效率与分配问题可分离。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 标准和“序数效用论”, 提出社会福利函数, 然而,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予以否定。阿马蒂亚·森提出功能和能力范式来诠释福利, 补充了福利经济学忽视的社会因素, 认为政策制定者要关注物品之外的其它影响因素。总的说来, 福利经济学主要探讨如何在均衡条件下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社会的福利分配问题, 其目的是研究如何使社会的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 是用于评判现实经济状况合意性的理论和分析工具, 能从整体的角度去评价社会分配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合理性。
(三) 利益与分配理论研究
西方经济学的分配理论是以资源有效配置为基础的, 强调投入与产出、工资与利润的比例, 涉及更多的是微观分配理论。当代主要收入分配理论包括新剑桥学派的分配理论、福利经济学的分配理论、 公平与效率抉择的分配理论和收入分配差距理论等当代收入分配理论。西方经济学界在效率与公平上有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 效率优先。哈耶克认为, 真正的平等是机会平等, 而不是收入或财产的平等, 主张国家运用法制手段为自由竞争创造条件, 保证机会平等, 从而保证效率。第二种观点, 公平优先。新剑桥学派和福利经济学家认为平等本来就是人们天赋的权利, 收入分配问题涉及到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割和利益冲突, 主张实行收入均等化的政策。第三种观点, 效率与公平相交替。阿瑟·奥肯认为, 效率和公平都没有绝对的优先权, 在生产领域应以效率为主, 增加社会财富, 为平等分配提供前提;在收入分配领域, 应贯彻平等原则, 借助政府职能消除不平等。
我国现阶段社会建设采用的是公平与效率抉择的分配理论。中国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 社会建设成就获得国外认可, 同时也存在社会建设领域中的民生和社会管理问题, 研究国外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就是要充分认识现阶段中国社会建设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批判借鉴“第三条道路”理论和西方利益分配理论, 理顺利益相关方利益链, 构建中国社会建设的利益均衡理论框架, 谋划社会建设利益均衡框架的顶层设计, 厘清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路径, 构建全新的社会建设“中国模式”, 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四) 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
中国当前面临着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断裂的矛盾, 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测评社会建设政策的影响效果需要研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关系。一方面, 经济建设的发展, 或多或少影响社会建设;另一方面, 社会建设进程将直接影响相关经济部门发展, 并间接影响整个经济系统。而社会问题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利益分配不均衡, 因此, 建立一组包含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主要部门的数学模型, 可以对政府政策进行全面的评价, 避免因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带来的风险和成本。而以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可计算一般均衡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模型, 能够体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部门之间的联系, 可以反映特定变动对各部门及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近年来, 随着数据可得性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CGE模型逐渐发展成为应用政策分析模型的主要分析工具, 并逐步应用于社会建设领域。
(五) 中国转型期社会建设的国外研究
大多数国外学者都认可中国社会建设成就, 认为中国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价值理念, 为人民带来实惠;加快了民生的改善, 公民的民主自治权利得到保障和提升。认为中国社会建设为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奠定了制度基础,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但也带来诸多问题, 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 社会冲突加剧, 突出表现为钱、 权、民高度对立。第二, 社会不公严重, 城乡之间、 区域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资源的占有和支配严重不公。第三, 民生问题突出, 最典型的是住房问题, “房奴”“裸婚”“蜗居”“蚁族”等词流行, 无不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此外, 对社会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环境污染等问题也较为关注。第四, 社会制度的缺失, 社会稳定的机制缺乏基础且脆弱。 对于促进社会建设的路径选择, 需要政府调整政策思路, 增加社会性投资;调整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 充分利用国有企业。
(六) 国外社会建设研究的启示
中国当前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社会建设问题很大程度上也起因于利益分配不均衡, 经济、社会系统中各部门交错关联, 任何变动都会影响全局。因此, 一是要充分认识转型期社会建设的复杂性和系统性。需要政府宏观统筹规划, 综合协调各部门、各领域之间的关系, 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共同完成。二是要确定转型期社会建设的发展路径。三是有必要建立一个包含社会和经济系统核心部门的数学模型, 将主要用于经济和环境领域的CGE模型引入到社会建设研究中来, 纳入教育、 医疗、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社会管理六大部门, 通过政策模拟分析, 达到系统、全面地进行社会建设政策有效性分析的目的。
二、国内研究述评
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的要求以来, 理论界从不同的学术视角, 围绕社会建设的概念和理论渊源、内容、价值取向和建设重点等展开了论证,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 丰富和深化了社会建设理论。但同时, 传统的社会建设研究多以社会学、政治学角度出发, 长于思辨, 缺少定量分析, 难以为政策有效性评估和最优建设路径选择提供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支撑。
(一) 社会建设的理论渊源和概念特征研究
社会建设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 随着实践的发展, 它的概念和内涵也会有所发展。国内学者对社会建设概念的界定总的来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从“社会”的概念与范围理解社会建设, 认为社会建设有不同的概念范畴, 有大社会、中社会和小社会, 广义社会和狭义社会 (景天魁2008 ;青连斌2008 ;陆学艺2009 ;何怀远2009) 。第二种是从社会系统的角度, 认为社会建设是个系统工程, 必须从整体性和层次性来把握社会建设, 只有抓住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才能正确理解社会建设 (郑杭生2007, 2009 ;丁元竹2008 ;邓伟志2008 ;苏斐然2009) 。新时期社会建设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面临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 对外开放深化和经济快速增长四个难题叠加的特殊背景, 引发社会变革, 产生社会问题;二是面临解决社会转型时期突出的针对性问题;三是面临转型期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科学发展四大新理念 (贾建芳2009) 。
(二) 社会建设内容研究
学者对社会建设的内容不断进行扩充和深化, 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建设主要是对社会资源的公平配置, 化解和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 正确处理政府、市场、 社会的相互关系, 加强以社会事业为主的“小社会” 建设 (李学举, 孙炳耀2005 ;吴忠民2007 ;郑杭生2008 ;青连斌2008 ;陆学艺2009) 。第二种观点认为, 社会建设有其特定的体系和内容。有的将其概括为社会价值整合、社会制度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有的将其概括为实体建设和制度建设两大方面和九项内容 (梁树发2005 ; 张永光2006 ;孙立平2009 ;严书翰2009 ;严振书2010) 。第三种观点认为, 社会建设根本在于社会主体性的培育。社会自治是形成社会秩序的重要机制和手段, 建议通过三个维度:以社会结构为基础, 以社会组织为载体, 同时以社会制度为保证, 重建社会, 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结构 (孙立平, 郭于华, 沈原2010) 。
(三) 社会建设问题和重点的研究
社会建设成就获广泛认可, 认为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价值理念;加快了民生改善, 公民权利得到提升;社会建设是为应付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 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新的制度基础, 为未来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 (马福云, 梁伟2011) 。同时指出社会建设领域中的问题:一是社会冲突加剧, 表现为钱、权、民高度对立。二是社会不公严重, 城乡、区域、群体之间资源占有和支配不公。三是民生问题突出, 如住房、贫富、社会保障、 环境问题。四是社会制度缺失, 无有效的公共服务制度, 社会稳定机制缺乏基础且脆弱。对于促进社会建设的路径选择, 认为要改革收入分配机制。高度认同当前社会建设的重点是改善民生和化解社会矛盾。有的认为改善民生重点是进行社会要素建设、 社会结构建设和社会关系建设, 将构建新型体制机制作为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邹农俭2012) 。 对于如何化解社会矛盾, 认为要把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作为同等重要的双重目标, 以法治为核心, 推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与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设, 形成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孙立平, 沈原, 应星等2010) 。
(四) 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 (CGE) 的国内应用
国内CGE研究主要起源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OECD合作建立的中国CGE模型, 以及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PRCGE模型, 经过学者的发展, 目前多应用于国际贸易、税收政策、货币理论、能源环境领域以及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政策等方面, 但由于CGE模型涉及到大量数据, 以及针对不同问题的模型新建和编程, 因此, CGE模型的应用还远不够广泛, 在社会建设领域就更是空白, 虽然有学者运用CGE模型进行过农民工问题、劳动力市场、养老保险方面的研究, 但多是对社会建设领域某一部门的研究, 且着眼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 缺乏覆盖社会建设各个领域以及从社会建设、 社会利益均衡视角出发的社会建设CGE模型。
(五) 国内现有研究评价
整体上看, 国内学界对社会建设问题的研究内容很丰富, 基本理论已达成初步共识, 指导和促进了社会建设实践;但是, 还需要在理论系统研究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在应用对策上提高解决中国社会建设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和实操性。多年来,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建设, 尤其“十七大”以来, 通过创建社会建设机构 (社工委) , 构建社会建设框架, 统筹社会建设制度, 出台《社会建设意见》、《社会建设规划》等措施, 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道路, 形成了社会建设“中国模式”。但是, 在世界城市建设背景下, 中国社会建设有其特定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呈现和性质与中国整体性问题不同。中国的社会建设应该适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准确定位社会建设的指导性理论、挖掘深层次问题, 选择恰当的路径推进中国社会建设。中国社会建设的困境如何破局, 不能仅仅局限于某单一领域的孤立研究, 而是需要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 在社会建设指导理论研究上进行创新, 并由此推动社会政策创新和政策落地。
三、社会建设创新的必要性
我国社会建设创新的必要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 从社会建设和分配领域分析利益协调的基本规律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工作重点一直集中于经济领域, 从1992年正式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有20年的时间。但是, 经济领域的迅速发展, 映衬出社会建设领域的滞后, 不仅影响经济建设的发展, 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往, 国内对社会建设的研究局限于实践和管理层面, 并没有真正的理论成果作为支撑。需要从社会利益协调理论出发, 深入探讨利益协调理论的作用机理, 在实践中分析利益协调理论的作用方式;而构建“利益博弈、资源分配、利益表达与分享均衡”的理论框架, 为社会建设领域寻找到新的理论支撑, 才能指导中国社会建设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二) 新时期社会改革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世界奇迹, 同时, 也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发展成果的分配机制带来了不同个人、组织与部门、地域间的利益分化。目前, 改革发展到了攻坚阶段, 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 在政治领域和社会管理领域亟需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急需研究如何从中国目前改革发展瓶颈的现实入手, 分析利益在不同主体下合理的分配机制, 探讨利益作用的机理, 最终形成利益均衡的格局和各方均受益的分享式发展模式, 为中国社会建设领域的改革提供清晰的脉络。
(三) 解决社会问题、减少社会代价的客观要求
“十一五”时期以来, 中国各地不断推动社会服务体系、社会管理体制、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建设实践创新。例如, 北京市相继出台《北京市加强社会建设实施纲要》、《北京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行动方案》、《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推进社会建设的意见》、《北京市“十二五”时期社会建设规划纲要》等政策指导性文件。党的“十八大”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 将社会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要求各地在先前的基础上, 加快落实相关政策文件, 紧跟时代发展潮流, 适时调整社会发展的方式策略。需要从政府已有的各项惠民政策出发, 以利益协调理论为理论支撑, 分析政策的作用方式和利益分配模式, 为确保完成既定民生任务, 加快完善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创新社会服务管理方式。
四、社会建设创新的发展思路
以利益均衡为理论主线, 以中国社会建设领域CGE应用为主要工具, 建立衡量指标体系。根据标准CGE建模原理, 构建社会建设领域CGE模型, 构建特定社会核算矩阵 (SAM) , 借鉴国际经验并详细对比发达国家的社会建设政策, 为中国的社会建设提供政策工具支持;对中国的维稳政策、教育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进行模拟分析, 探讨其执行效果和宏观影响。
(一) 社会建设CGE模型建模原理
以一个标准的单国开放型四部门经济循环运行说明CGE模型的建模过程。在四部门的宏观经济中, 经济主体被抽象为居民、政府、企业和国外四个部门, 所使用的要素仅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经济主体和要素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二) 社会建设CGE模型建模方法
通过前述指标体系的研究, 在标准CGE模型中, 拟采用两种办法建模:一是单独构造和生产模块、价格模块、均衡闭合模块等并列的社会建设模块, 将社会建设六部门指标融合;二是建立六个独立的模块, 分别涵盖社会建设六大子领域, 以收入分配为例, 公式如下:
其中方程 (1) 表示部门j所分配的某一阶层p的收入等于该部门收入支出与阶层p的自身各项特质的乘积之和, 方程 (2) 表示阶层p的收入总和等于各部门产生的该阶层收入分配之和。此外, 本课题为了克服CGE模型只能进行静态比较分析的问题, 拟在构建中加入动态模块, 以实现“准”递推动态分析, 公式如下:
方程 (3) (4) 分别表示从基准年开始, 以后第t年 (t=1, 2, …, n) 的资本总量和劳动力总量。 方程 (5) 分别表示由于TFP的提高, 在第t年部门资本、劳动力及资源的利用效率。
(三) 建立基准数据集
CGE模型的成功实施需要建立在完善、合理的数据集基础上, 本模型以社会核算矩阵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SAM) 作为基准数据集。SAM是描述经济系统运行的矩阵式核算表, 它是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 结合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等资料, 通过加入机构 (家庭、企业和政府) 等账户扩展而成的, 反映一定时期 (通常为一年) 内经济系统交易流向的方阵。因为SAM具有较强的账户分解与集结的灵活性, 因此, 用户可以根据研究的侧重点, 对生产部门、商品部门、机构部门进行详尽的分解与集结。图2给出了一个典型描述性宏观SAM的基本结构。
社会建设模型以社会核算矩阵作为基准数据集, 构建包含教育、医疗、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 社会管理等领域的SAM, 通过在基础账户基础上根据特定研究问题细分账户, 建立特定的SAM, 可以表示为:
其中, n为矩阵的维数, 也即SAM中的账户数, xij即是从账户j支出到账户i的交易值。根据收支平衡原则, 则有为平衡SAM帐户收支不相等, 拟采用双比例 (RAS) 法与交叉熵 (CE) 法多次模拟, 然后取两者平均值的办法以提高精度, 用数学公式表示如下 :
其中, 分别表示由RAS法、CE法以及组合更新法得出更新后的直接消耗系数。同时, 采用滚动调整SAM的方法来确定模拟期各水平年的SAM, 以便解决CGE只能做比较静态分析而不能进行跨期动态分析的问题。
(四) 选择模型开发平台
在模型和数据基础上, 拟采用通用数学建模系统 (GAMS) 进行模型开发, 但根据数据和模型特点, 可能会结合使用不同开发平台, 以便提高精度降低工作量。
(五) 模型应用和对策研究
模型应用部分, 利用自设政策变量或改变模型参数值等代表政策变动或外部冲击, 由于CGE模型中包含详细的居民模块的微观描述, 通过相应政策仿真模拟, 可分析社会建设路径、制度优先秩序及其对于个人福利的影响。对策研究部分, 通过对“利益博弈、资源分配、利益表达、分享发展”四个维度的对策研究, 探讨如何在均衡条件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分配问题, 通过有效构建协调利益相关方的社会管理体制、多元利益表达的社会服务体系、合理资源分配的均衡发展格局、分享式发展的社会建设体系, 探索基于利益均衡视角的社会建设发展路径, 创新社会建设“中国模式”。
五、对社会建设研究与实践发展的意义
对社会建设研究与实践发展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为社会建设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以及为社会建设实践创新提供路径参考两方面。
(一) 为社会建设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社会建设成就为未来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做了制度准备, 但还面临着社会冲突加剧、社会不公严重、民生问题突出、社会制度缺失等问题, 亟待创新突破。而从社会建设与收入分配相关理论出发, 以中国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依据, 联系教育、 收入、医疗、社保、城市管理等民生问题, 探讨公平与效率的分析范式对利益协调理论的作用方式, 使得利益协调理论更加具有现实的土壤, 理论联系实际, 为完善社会建设制度和政策、设计发展路径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 为社会建设实践创新提供路径参考
围绕利益均衡目标, 基于一般均衡视角, 通过构建社会建设CGE模型, 对中国社会建设实践现有模式进行实证研究, 谋划基于利益均衡视角的社会建设顶层设计, 探索适合中国区域特点的社会建设路径。在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 结合现阶段社会建设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立足于“十八大”关于社会建设创新的最新论述, 紧紧围绕党的最新理论, 借鉴国内外学术界社会建设的研究成果, 从民生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进程两方面出发, 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重点关注和解决社会建设的现实问题, 深入分析社会建设的利益均衡机制, 在利益形成与冲突博弈、利益调整和资源分配、利益表达和行为矫正、利益均衡与分享式发展四个方面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以深化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推动相关理论成果应用于社会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去, 为“十八大”以后落实社会建设相关政策文件, 并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为城市社会建设提供清晰的路径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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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模型 篇5
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很多模型来演示,诸如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竞标拍卖等等,由于双方的实力地位不同,模型的应用也就不同,而且制造商还可能同时面对多种类型的供应商关系。在本文我们以一种很常见的讨价还价模型来分析他们的在采购活动中的价格和利润博弈,在实际的讨价还价中,通常是一个不断的“出价一还价”过程,假定供应商和制造商就如何分享合作利润进行谈判。
首先假定在谈判中定下这样的规则:首先,制造商提出一个利润分割的比例,供应商对制造商提出的比例供应商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如果供应商接受,博弈结束,如果供应商拒绝,那么供应商重新提出一个分配方案,制造商选择是否接受……如此循环下去,一直到有一方接受为止。如果方案被拒绝,则被拒绝的方案与以后的讨价还价不再有关系。
假定s表示制造商的份额,1-s表示供应商的份额,其中(0s1),假定制造商和供应商的贴现因子分别为1和2,其中(0<<1),可以认为是停工费用和利息损失(沉没成本)。假定博弈在时期t结束,假定t是制造商出价的阶段,制造商的收益的贴现值为o(28)1t-1St,供应商的收益的贴现值是s(28)2t-1St。这一个重复博弈可以用下述方式来描述:
第一阶段,制造商提出分配方案是自己得到1S的比例,供应商得到1-1S,的比例,供应商如果选择接受,双方得到的收益分别是1Sπ和(1-1S)π,讨价还价结束,如果供应商不接受,则进入第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供应商提出的分配方案是制造商得S2的比例,自己得1-S2的比例,如果制造商选择接受,则制造商和供应商得到的收益分别是1 S 2和2(1-S2)π,谈判结束,如果制造商不接受,讨价还价进入下一个阶段。
第三阶段,制造商提出自己得S3的比例,供应商得1-S3的比例,那么两者收益为12 S 3和22(1-S3)π,谈判结束,如果制造商不接受。讨价还价进入下一个阶段。
以此类推,直到有一方接受对方提出的方案,博弈结束,见下图所示。
2 基于实际情形的有限博弈
因为T=∞博弈没有最后的阶段,无法利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可以应用有限阶段逆向归纳法的逻辑来寻找子博弈的精炼均衡(实际上在现实中双方都不可能无限期拖延时间,因为停工损失会使双方都沉不住气)。
首先分析有限阶段的博弈:
假定只有两个阶段,在T=2,供应商提出S2=0的分配方案,因为制造商没有再次出价的机会,所以接受该方案。供应商在第二个阶段的得到的收益为2π如果第一阶段制造商提出的出价方案1S,供应商得到1-1S,令供应商得到(1-1S)π2π,那么供应商将会接受这一分配方案。假设制造商是理性的,那么他将不会给予供应商多于他会接受的最低份额,那么1S=1-2,子博弈精炼均衡结果是制造商得到(1-2)π,供应商得到π-(1-2)π=2π。
假定T=3,在最后阶段由制造商提出分配方案,提出3S=1,因为制造商在第三阶段得到π单位的利润等于第二阶段的1的利润。即如果供应商在第二阶段出价2S=1,制造商将会得到1的利润,则制造商接受该方案:又因为供应商在第二阶段的得到的(1-1)π的利润等于第一阶段得到2(1-1)π的利润,因此如果制造商在第一阶段就提出1211-S(1-)的分配方案,那么供应商将会接受该方案。假设制造商是理性的,那么他将不会给予供应商多于他会接受的最低份额,即1211-S(28)(1-)。因此子博弈精炼均衡结果为制造商获得[1-21(1-)]π的利润份额,供应商获得2(1-1)π的利润份额。以此类推,可以使用上述方法推导出任意给定的T<∞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解。
根据上述结论,可以先假设整个博弈有一个逆推归纳的解,假定制造商和供应商分得的利润份额分别为Sπ和(1-S)π。从第三阶段的开始这个无限博弈与第一阶段开始的应该得到一样的结果,也就是说,第三阶段也应该是制造商提出S的分配方案,供应商接受,制造商和供应商分别得到Sπ和(1-S)π的利润。
由于第三阶段制造商获得Sπ的利润,相当于第二阶段的1S,那么理性的供应商在第二阶段提出的分配方案为S2=2S将被制造商接受,此时供应商获得(1—1S)π的利润。而第二阶段供应商获得利润相当于第一阶段的,因此理性的制造商将提出1S=1-2(1-1S)的方案,供应商接受。制造商和供应商分别获得的收益为[1-2(1-1S)]π和2(1-1S)π。从第三阶段开始的无限回合博弈和从第一阶段开始应该是得到一样的结果。因此Sπ=[1-2(1-1S)]π。从这个方程中求得S=(1-2)/(1-12)。制造商和供应商分别获得(1-2)π/(1-12)和π-(1-2)π/(1-12)的利润份额。
3 模型的解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博弈的均衡结果是参与人贴现因子(讨价还价能力或者耐心程度,实际上是企业对沉没成本的反应弹性)的函数,贴现因子越大,分得的利润份额越大,比如说,如果1=O.8,2=0.4,那么均衡结果是制造商获得0.882π供应商获得0.118π的利润,当2=0时,制造商获得全部的收益,供应商只得到正常利润。但是当1=O时,供应商不能得到全部的利润,除非2=1,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博弈有一个先动优势(机会是平等的,但关键在谁先把握住,客户就是上帝)。当1=2==1时,S=1/(1+)显然>1/2,即制造商所得的份额总是多于供应商。
因此,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制造商要在供应链中获得定价权,并寻求较高的利润,则必须提升自己对市场的反应能力和控制能力,反应速度越快,供应链调整能力越强,则越能在市场中处于有利地位,从而获取相对高的市场盈利。
4 结论
本文针对供应链中的采购价格的利润分配问题,利用讨价还价模型对制造商和供应商各自所占系统的利润增量的份额具体是多少进行了计算,通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制造商和供应商各自所占系统的利润增量的份额依赖于双方的贴现因子。贴现因子越大,所分得的利润增量越多;由于先动优势的作用,在贴现因子相同的情况下,制造商所得的份额总是多于供应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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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模型 篇6
一、电子商务供应链协商利益分配原则
电子商务供应链协同利益分配应遵循以下一般原则:
1.协同利益分尽原则, 所有电子商务供应链协同利益由伙伴共同分享完毕, 不存共同的剩余利益, 即:undefined
αi表示伙伴i分得协同利益的比例, n表示电子商务供应链中合作伙伴的数量。
2.利益风险匹配原则, 伙伴获得的利益应随其所承担的风险增大而增大, 即:undefined
αi表示伙伴i分得的利益比例, Ri表示伙伴i所面临风险的风险系数。
3.利益投入正相关原则, 随着伙伴投入的增加, 其分得的协同利益比例也增加, 即:undefined
αi表示伙伴i分得的利益比例, Ii表示伙伴i的投入系数。
4.利益均沾原则, 不能出现部分获利而部分不获得利益的情况。对任意伙伴i, 若它获得的利益Vi=0, 则其余伙伴j的利益Vj=0;若任意伙伴i的利益Vi>0, 则其余伙伴j的利益Vj>0。
5.公平合理原则, 合作伙伴获收获与其所做贡献之比相等, 即:undefined
二、投入系数影响要素及其量化
供应链中合作伙伴投入主要包括其为供应链协同做出贡献的投入, 如图1所示。
劳动对象主要包括原材料、燃料、包装物等。其价值E1主要根据现行市场价格加以确定。资本资金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必要条件, 其价值E2按资本资金高层价格计算。制造能力表现为厂房、设备、员工、基础设施及其适应性等。制造能力的价值E3= (C/Q) Q1, 其中C为制造能力的投资原值或重置成本, Q为制造能力在经济寿命周期内总加工产品数, Q1为供应链伙伴计划加工产品数。技术能力是提高劳动效率最有力的手段。可以用销售额指标来反映其价值E4。因为销售额能反映技术使产品的功能改善、质量提高、市场竞争力增强等一些难以定量化的贡献。供应链伙伴为让产品更快进入市场, 提高利润率, 有时要借助伙伴企业的品牌或商誉。其价值E5可以为:E5= (P2-C2) ·W2- (P1-C1) ·W1, 其中:E5为品牌或商誉的评估值;P2、P1分别为名牌商品和同类普通商品的销售价格;C2、C1分别为名牌商品和同类普通商品的销售成本, W1、W2分别为名牌商品和同类普通商品的销售数量。劳动力属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价格E6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和人力资本的替代弹性。假设伙伴i以上六个方面投入要素的价值分别为:E1i、E2i、E3i、E4i、E5i、E6i, 则伙伴i的投入系数Ii为:undefined
三、风险系数影响要素及其量化
电子商务供应链面临的风险很多, 这里只考虑对利益分配有重要影响市场风险RM、技术风险RT与合作风险RC。市场风险是指伙伴获得预期协同利益的不确定性。其影响要素主要有: (1) 竞争的程度, 竞争的程度越高, 风险越大; (2) 环境的变化, 环境变化越大、越频繁, 风险也越大; (3)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越快, 风险越大。市场风险是外部风险, 可以认为各伙伴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大小基本上是一致的。技术风险是指对单个伙伴而言, 其所负责环节的技术难度及其不确定性。其影响要素主要有: (1) 技术成熟性, 技术越不成熟风险越大; (2) 技术复杂性, 技术复杂程度越高, 风险越大; (3) 技术相关性, 相关程度越大风险也就越大。合作风险是指合作关系可能破裂、产生危机的不确定性。其影响要素主要有: (1) 管理方式的差异, 差异越大风险越大; (2) 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越遥远, 导致沟通越不充分, 风险也越大; (3) 伙伴道德风险, 伙伴素质越低, 道德风险越大。供应链中任一伙伴所面临的合作风险都要涉及到合作的其余各方, 可认为各伙伴面临着同样的合作风险RC。
实践可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风险进行量化。如技术风险由技术成熟性、复杂性和相关性三个要素引起。根据模糊综合评判法, 要素集为U={成熟性, 复杂性, 相关性}, 根据其影响程度不同, 分别赋予各要素相应的权向量A={ω1, ω2, ω3}, 评价集为V={低, 较低, 中等, 较高, 高}, 并赋予评价集各元素值V={0.1, 0.3, 0.5, 0.7, 0.9}。为了得到从U到V的模糊关系矩阵, 可邀请有关技术专家组成技术风险评估小组, 让他们按照评价集的五个等级对风险因素的高低打分。然后统计打分结果, 并把各个等级的评价结果折合成[0, 1]区间的数值, 得到各要素的模糊向量A成熟性、A复杂性、A相关性。将其合成一个矩阵就得到模糊关系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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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综合评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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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B进行归一化处理, 处理后为:
B′={b1′, b2′, b3′, b4′, b5′}
求得伙伴技术风险的系数为:
RT=B·VT={b1′, b2′, b3′, b4′, b5′}·[0.1, 0.3, 0.5, 0.7, 0.9]′=0.1b1′+0.3b2′+0.5b3′+0.7b4′+0.9b5′ (9)
与求技术风险系数类似, 可求得市场风险系数RM和合作风险系数RC。由于可以认为供应链中各伙伴所面临的市场风险与合作风险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可假设其值都分别为RM和RC。伙伴i总的风险系数Ri=1- (1-RM) (1-RTi) (1-RC) , (i=1, 2, …, n) 。
实际中很难确定A={ω1, ω2, …, ωn}的值, ωn表示第n个风险要素影响程度, n表示要素个数。运用模糊比较法可得权向量A。设n个风险要素, 进行两两比较后, 第一个因素影响程度最大, 第二个其次, ……第n个因素影响最小。依此建立风险要素对比模糊矩阵:
undefined
δLK表示要素L比K突出的程度。两两比较时, 要素L比K的影响程度大, 则δLK>0.5, δKL<0.5;k=L时, δLK=0.5。两两对比矩阵要满足一致性要求, 即δLK应满足条件:
undefined
δLK是两个风险因素对该种风险影响程度的相对比较, 还要考虑所有风险因素对该种风险影响程度的相对比较。
由f (L/K) =δLK/δKL , f (K/L) =δKL/δLK, 则:
undefined
;
undefined
根据两两对比模糊矩阵构造如下矩阵:
undefined
第一列为各行最小值。取第一列即得n个要素对该种风险的隶属度向量:
undefined
对ψ进行归“一”化处理即得各要素对该种风险的权重:
A= (ω1, ω2, …, ωn) (15)
四、结束语
由上述计算过程及其结果可知, 该模型能满足电子商务供应链协同利益分配的一般原则。借助电子计算机, 用这种方法计算电子商务供应链协同利益分配比例比较客观且简单易行。
参考文献
[1]张侨.供应链供需双方利益风险分配方法[J].价值工程, 2004 (6) :46-48.
[2]林邓伟.服务协同技术在电子商务系统中的应用[J].微计算机信息, 2008, 3 (3) :142-145.
[3]肖冬荣.电子商务供应链环境下供应商的选择研究[J].微计算机信息, 2007, 7 (3) :142-145.
利益模型 篇7
近年来,仓单质押融资理论和业务引起了国内外政府、企业、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2,3,4,5,6]。仓单质押融资在西方发达国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业务开展方兴未艾,逐渐成为商业银行融资贷款的新兴业务之一[4]。苏联解体后,东欧、中亚部分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领域尝试开展仓单质押融资业务,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业务也获得快速发展[4]。资料表明:自2009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帮助下,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业务在印度、保加利亚、东非和南非等一些国家广泛开展,有效解决了中小型涉农企业的融资难题,并获得了一些有益经验[5]。我国的仓单质押在最近几年才引起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关注,部分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开始对仓单质押融资展开研究,然而对于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开展研究,鲜有相关文献提及[2,3,6,7,8,9,10,11,12,13,14]。具体来说,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仓单质押金融产品设计、业务模式及操作流程设计以及风险管理防范等方面,代表性人物有罗齐、朱道立、徐明川、熊小芬、李军等[7,8]。实证研究主要结合行业或者特定企业开展,在农村物流金融方面,胡愈、徐红莲等对目前我国农村物流建设的金融供给短缺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并对现代农村物流与现代农村金融发展的关联度进行了研究[2,3,6,14];赵海军、李毅学等对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融资过程中银行企业的贷款流程和风险控制因素进行了研究[1,7,8];于辉、甄学平、白世贞、匡海波、晏妮娜等对仓单质押融资决策模型及质押率确定等开展了系列研究[9,10,11,12,13];王忠伟等对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盈利模式及风险防范措施进行了初步研究[7]。然而,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盈利机理及其利益分配模型是仓单质押融资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其开展研究对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业务操作可以起到指导作用,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其操作实践,首先构建了几种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盈利模式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对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盈利机理及其贷款额度数量模型进行了分析和推导;基于交互协商有关理论提出了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利益分配协商过程模型,并论证了有关三方“协同效益”产生的内在机理。
1 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盈利模式分析
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经历了以银行为主导的业务模式向第三方物流企业为主轴的业务模式发展转变,分别对应于三种常见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盈利模式:自有仓库仓单质押,异地监管仓单质押,统一授信仓单质押[7]。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交换如图1所示。
三种不同的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盈利模式中,异地监管和统一授信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盈利模式是在自有仓库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盈利模式基础上发展而来。自有仓库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盈利模式的三方盈利分析如表1。
同样,异地监管和统一授信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盈利模式均具有表1自有仓库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盈利模式的一般特点;另外,后两种盈利模式具有自身固有的一些特点和优势如表2。
2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盈利机理分析
2.1 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交易成本及利润率确定
根据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是指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具体包括谈判、签约、履约、监督经济绩效等费用[8]。为了对借贷成本更加有效地进行比较,这里把向银行支付的利息纳入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的交易成本中。同样,银行的交易成本也包含其筹资成本。因此,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有关各方的交易成本可以界定为各方为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所花费的费用,具体包括谈判、签约、履约、监督经济绩效等费用。
当质押物价值一定,不妨假设:令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的质押物价值为m,质押物的机会成本CO,质押物的保管成本CS,界定和保护产权的成本CP,保险费用CI,贷款的收益率f;银行单位货币筹资成本r1,贷款利率r2(0<r1<r2);银行的信息成本I,监管成本M,质押率z,其他变量含义见对应解释。则有关三方交易成本及利润率确定如下:
(1)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交易成本及利润率
(1)借款企业交易成本CE= 质押物的机会成木CO+质押物的保管成本CS+界定和保护产权的成本CP+ 保险费用CI+利息(FEr2);
(2)贷款额FE=质押物价值m×质押率z;
(3)借款企业的收入RE= 贷款的收益率f× 贷款额FE;
(4)交易成本利润率KE=(收入RE-交易成本CE)/交易成本CE;
(2)商业银行交易成本及利润率
(1)银行的交易成本CB=信息成本I+监管成本M+筹资成本(r1zm);
(2)银行的收入RB=贷款利率r2×贷款额(mz);
(3)交易成本利润率KB=(收入RB-交易成本CB)/交易成本CB;
(3)第三方物流企业交易成本及利润率
(1)管理费用CT=监管费用M+仓库费用CS;
(2)物流企业收入RT=仓储收入RS+代理佣金RY+增值收入RZ;
(3)交易成本利润率KT=(收入RT- 管理费用CT)/管理费用CT.
2.2 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盈利机理分析
为了表述方便,假定质押物的机会成本CO、质押物的保管成本CS、界定和保护产权的成本CP、保险费用CI以及利息(FEr2)之和为O.考虑第三方物流企业参与融资和未参与融资两种情况[8]。在第三方物流企业未参与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融资时,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的质押物价值为m,银行的信息成本为I,监管成本为M,质押率为z1;参与融资后,因为业务规模扩大以及第三方物流企业参与信息收集和辅助监管,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的质押物价值扩大为jm(j≥1),银行的信息成本降低iI(0<i≤1),监管成本降低为iM(0<i≤1),质押率为z2(0<z1<z2≤1)。假定第三方物流企业未参与融资银行和借款企业的交易成本、收入、单位交易成本利润率依次表示为:C1B,C1E,R1B,R1E,k1B,k1E;假定第三方物流企业参与融资银行和借款企业的交易成本、收入、单位交易成本利润率依次表示为:C2B,C2E,R2B,R2E,k2B,k2E.其余变量含义如前文假定。分别对第三方物流企业参与和未参与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融资进行成本、收益、利润率对比,通过公式推导和量化分析,进而对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盈利机理进行研究。
(1)第三方物流企业未参与融资
(2)第三方物流企业参与融资
通过比较式(1)、式(2),并且由0<r1<r2,0<i≤1,j≥1及0<z1<z2≤1,可以很容易得到:
由式(3)可知,当第三方物流企业参与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后,银行和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的单位投入换回了更多利润,实现交易双方收益的帕累托改进。对银行而言,由于第三方物流企业对库存农产品的规格型号、质量、原价、净值、销售区域、承销商等情况相对银行更加了解情况,并且承担部分监管任务,这将大大降低银行的信息成本和监管成本,使得银行在相同的质押物价值下,可以向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将使其业务增加进而大幅增加银行收入。对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而言,等价值质押物通过仓单质押能够取得更多贷款用于投资,这有利于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扩大农产品再生产规模,赚取更多的利润。对第三方物流企业而言,承担质押物的监管任务将大大增加其基础业务收入;同时,承担质押物的价值评估也为其带来了额外收益。因此,通过对由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和银行组成的直接融资模式与银行、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组成的农产品仓单质押融资模式比较可知,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融资模式能够实现三方共赢。
2.3 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风险控制贷款额度数量模型
融资操作实践中,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一般期望一定额度的农产品质押物获取尽可能多的贷款,而作为提供融资贷款的银行为了规避风险则希望贷款额度适量降低[10]。此时,第三方物流企业有义务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尽量提供给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或个人合理的贷款额度,因此可以构建一个风险控制贷款额度数量模型。
假定第三方物流企业所监管的农产品数量为Q,该农产品当前市价为P,近两年该农产品价格波动最大幅度为ΔP,假定贷款额度的风险控制系数为ξ(实际操作中一般取值范围为0.55~0.75),当 ΔP/P越大时,表明该种农产品价格波动大,相应风险也较大,那么ξ的取值就尽量小[8,9]。一般来说,农产品价格的季节性波动大,因此ξ的取值较物理化学性质相对稳定的质押物取值较小。然而,第三方物流企业与商业银行通过协商可以在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实际操作中,通过完善仓单质押政策制度、设计完善细致监管模式尽可能为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提高融资额度。后续研究可以通过分析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各方面风险影响因素并建立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融资风险识别模型[1,16],利用相关变量预测ξ的取值,进而通过对ξ参数的调整达到对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融资风险加以控制。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可以获得银行的仓单质押贷款额度设定为:
3 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利益分配协商过程模型构建
根据交互协商理论,为了描述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多主体利益分配过程,本文建立了多主体双边协商过程模型[15],其中两两双边主体协商过程基本一致。下面以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与第三方物流企业为例加以说明,假定质押贷款融资过程银行已授权给第三方物流企业,如式(5)所示。某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就某农产品i与第三方物流企业进行协商。协商由农产品加工企业向第三方物流企业提出初始建议Prop0A→L(i)开始,协商过程由第三方物流企业和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的交替建议与反建议组成,若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的建议被第三方物流企业接受或协商达到基本条件,则终止协商。另外,也可由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或者第三方物流企业提出拒绝(reject)提前终止协商。协商建议表示为:ProptAL(i),其中A和L分别代表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和第三方物流企业,t为协商轮次,tmax代表上限协商轮次,i为农产品种类类型。
其中,PL(tn,PropAtn→-L1(i))为第三方物流企业在tn轮次针对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的建议所做的决策,EL(x)为第三方物流企业对建议x的评价函数,由第三方物流企业根据专家域知识或先前融资案例的经验加以确定。PropLtn→A(i)为第三方物流企业在tn轮次向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提出的反建议。由上式可见,第三方物流企业在收到来自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tn-1轮次的建议后,有三种反应行为,可以拒绝或接受对方建议,也可以在对该建议评价不满意的情况下提出自已的反建议。最后被双方接受的建议就是本次协商的仓单质押协议结果。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的反应行为与第三方物流企业类似,但是目前主导权一般掌握在第三方物流企业或者银行方面,其他两两主体协商同样可以用该过程协商模型加以表述。
一般来说,Ec(x)为评价函数,x作为协议内容的考虑因素,包括产品的类型、企业规模、企业信用等级等,具体可以参照质押率确定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10,13],并可以进一步对其开展研究。在具体利益分配时,主要通过协商规则和评判函数的设定加以具体体现[9,11,12]。
第三方物流企业在与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就完成农产品i进行协商后(设协商结果为Pi),还商定,如果仓单质押融资贷款获得成功,银行和各自企业除了获得前面提到的收益外,还能获得额外的报酬,即成功签约企业Ai获得的分配xi如式(6)所示:
其中,v(s)为相关各种农产品仓单质押获得的的整体收益,可以根据农产品类型、需求状况以及市场竞争状况等因素进行预测,ωi为额外报酬的分配系数,并满足,ωi由银行职能部门以及各相关农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协商确定[12]。
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整体收益的好坏体现在最终所有质押协议签订形成后,可重新分配给各种农产品仓单质押的旁支付上。旁支付,将式(6)代入得,进一步推导可得,ai∈Cpot(q)表示每一种农产品在银行所获取的商业贷款数额,q表示银行授权给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授信额度。上述协商过程将使农产品仓单质押贷款取得的最大旁支付。另外,所有利益相关农产品获得的收益之和∑ΨCk(ai)=v(s)+∑δai(Ck),可见实行农产品仓单质押业务除了实现预期收益外v(s),还可产生协同效益∑δai(Ck)。
该协同效益主要产生于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获得融资贷款后,有效解决了其资金短缺的问题,并可以实时扩大生产规模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同时相应第三方物流企业也可以获得更多仓储业务以及仓单质押等增值业务,获取相关收益;银行方面也会增加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以及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存贷业务量,从而进一步拉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相关各方均获得了规模经济及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实现了业务各方的“互利共赢”局面。
4 结论
目前在我国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业务开展过程中,仓单作为存货凭证的功能已经得到充分发挥,然而其质押贷款的功能却没有被完全开发。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形势下,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对于新农村建设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如果农产品仓单质押业务管理得当,可以通过商业银行对涉农中小企业以及农民提供发展农业的各种贷款,并降低各方的金融风险,有力支持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实现银行、涉农企业或者农民、物流企业三方共赢。本文对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盈利模式及其利益分配模型展开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依据建立的模型从一个方面论证了结论:首先,对银行等金融机构而言,开展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业务不仅提供了新的放贷机会,而且大大降低了放贷风险。其次,对于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而言,利用仓单质押向银行贷款可以解决涉农中小企业或者农民的融资难问题,并实现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最后,对于第三方物流企业而言,开展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业务可以增加其配套服务功能,提高仓储的附加值,从而提升物流企业的综合价值和竞争力;同时可以促使银行和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都信任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同时加强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银行以及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同盟关系,可以使各方更好地融入到农产品产供销供应链系统中,并有力支持我国新农村建设。在后续的工作中,可以进一步对农产品贷款额度的风险控制系数开展研究,通过质押率的设定更加科学地厘清各业务主体的盈利分配比例;同时可以进一步对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利益分配协商过程模型中的评价函数和收益函数进一步开展研究并进行量化仿真实验,以期对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实际业务操作起到更好的指导作用。
摘要：仓单质押是我国第三方物流企业着力开展的一种新型融资手段之一。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融资贷款进行缓解。本文在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业务流程的基础上对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三种盈利模式进行了分析;基于交易成本理论,通过数量模型对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盈利机理进行了分析和推导,从一个角度论证了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可以实现商业银行、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以及第三方物流企业收益的帕累托改进;提出了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贷款额度风险控制数量模型;基于协商理论,提出了描述各方利益分配的农产品物流仓单质押利益分配协商过程模型,并论证了相关各方除了可以获得协商的固定收益外,还可以获得因增加投资而实现的生产规模效益所带来的协同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