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利益冲突

社区利益冲突（精选8篇）

社区利益冲突 篇1

一、内部利益冲突的类型与根源

(一)内部利益冲突的根源

1、社区利益冲突。

在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社区,利益主体包括内部的和外部两大类。相应的,利益冲突也包括两大类:社区内部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简称社区内部利益冲突),社区与外部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简称社区外部利益冲突)。实际上,导游与旅行社之间,旅行社与政府之间,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游客与村民、旅游企业、旅游管理部门之间,旅游开发与环境之间都有可能存在冲突。鉴于本文的研究范围,只选取村民之间、村民与旅游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类型与根源进行剖析。

2、村民利益冲突。

按照参与旅游的方式及是否参与旅游,村民可以分为两大类:参与旅游的村民与未参与旅游的村民。参与旅游的村民主要集中于经营家庭旅馆、出售旅游产品、在旅游企业就业三个领域。按照参与领域的不同结合方式,又可以细分为四类:一类是既有家庭旅馆又有家庭成员在旅游企业就业;二类是仅有家庭旅馆;三类是仅有家庭成员在旅游企业上班;四类是没有家庭旅馆,没有家庭成员在旅游企业上班,但是经营其他服务项目,如向游客销售特色产品等。其中一类和二类村民本文称之为大经营户,三类和四类村民本文称之为小经营户,因其所得旅游利益少于大经营户。大经营户内部为争夺游客的利益冲突最为严重;小经营户之间为争夺在旅游企业的就业机会也有利益冲突,但是相比起大经营户内部之间的利益冲突,其程度要低得多,小经营户与大经营户之间为争夺经营家庭旅馆的机会也产生了利益冲突;未参与旅游的村民细分为两类:不想参与旅游的村民,想参与但没有机会参与旅游的村民。本类村民内部的利益冲突不明显,但与参与旅游类村民之间有着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是否参与旅游上。

(二)内部利益冲突的根源

1、非正式制度作用消褪。

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主要是群体内通过谴责、疏远或者驱逐方式得以发挥,激励作用主要是通过肯定、声誉方式发挥。在小范围群体内,声誉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非正式制度的功能还能够比较有效地发挥。但是,发展旅游后这种局面遭到一定破坏。虽然在发展旅游前村民之间也存在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冲突,非正式制度也在缓慢演变,但是,没有一种力量能像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那样对利益冲突的广度有如此之大的造就能力,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像经济利益那样对非正式制度的演变甚至是破坏有如此迅速和强大的能量,以至于在经济利益面前历代相传的非正式制度都要低头让步,部分村民锱铢必究,邻里甚至亲戚之间反目成仇,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已经下降了。而非正式制度一旦演变或者消退,就如泼出的水一样再也难以点滴不漏地收回。

2、正式制度缺乏。

在非正式制度作用消褪的同时,正式制度却处于真空状态,或者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有冲突。这更加剧了利益冲突的程度。在参与机会方面,绝大多数旅游开发商都以正式规则的形式如企业规章制度、开发商与村民或者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中对参与资格、参与方式做出限定。在开发实践中一般从三个角度安排参与资格:首先考虑被征地(或租地)村民,其次按照接待设施条件,其三按照经营管理能力。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限定参与资格没有错误,毕竟一个企业和景区无法容纳所有的村民参与。但是,这种正式规则与社区的非正式制度发生了冲突。在一些偏远少数民族社区,长期以来村民内部已经形成了绝对平等的观念,即使只能从某个机会中获得微小的利益,但是参与机会和基本均等化的微小收益对村民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哪怕参与旅游的收益在其收入构成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他们也非常重视公平地参与。

二、外部利益冲突类型及根源

(一)利益冲突类型

村民与旅游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属于外部冲突。这种冲突在旅游开发初期就已现端倪,在旅游烈性以后这种冲突可能扩大。

1、土地“被流转”引起了冲突。

无论是《宪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都明确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因此集体的土地以何种方式、何种价格流转给旅游开发商时村民并没有决定权,甚至土地所有权的代表者村民委员会都没有权利决定,由开发商和基层政府越过村民与村民委员会直接决定了,在不完全知情和不自愿的情况下有些村民的土地部分“被流转”,有些则是全部“被流转”。村民的利益从一开始就被损害了,这为双方日后的利益冲突埋下隐患。云南文山普者黑旅游开发商自1992年始长达18年没有给19户村民任何土地补偿,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激烈就是一例。

2、参与层次、收入、机会安排不合理。

村民和旅游开发商之间除了土地方面的利益冲突,在旅游参与方面也存在利益冲突。一是参与层次和收入方面,村民在参与层次与收入方面均属于低层次,没有得到满意的收入,在村民能力逐渐提高的情况下这种参与方式的安排无疑会引起利益冲突。二是参与的机会公平性方面,有些村民认为自己也符合参与条件但是没有参与的机会,不仅与参与村民之间有冲突,与旅游开发商之间也产生了利益冲突。

3、安静、安全生活环境被破坏。

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资本,管理,信息,游客,带来了经济结构与收入构成的变化,也改变了村民的交往面和生活环境氛围。不管是否参与旅游,村民都要面对旅游,面对游客,往日的生活秩序、氛围和习惯被打破,宁静的日子被高音喇叭、游客的嘈杂、景区内交通工具穿梭声所淹没,朴素的民风被无情的争利所瓦解,和睦的亲戚邻里反目成仇。以往安静、质朴的生活完全不存在了。村民安静、安全生活的利益得不到满足,非经济利益冲突由此产生。

4、对对方利责的错误界定。

在对对方利责的界定上,双方从自己的理解和利益出发为对方界定了一些权利和责任,这是未经过良好沟通和协调的界定,所以常会出现对方眼中的越界行为,利益冲突产生。如一些社区的村民认为,虽然旅游开发商只征用了社区部分土地但已经实际使用了整个社区,那么就要对社区的发展负责,改善村民生活环境,安排就业,帮助村民致富;而旅游开发商认为既然合同认可企业开发行为,那么不管村民是否参与旅游都应当服从企业的管理。这两种理解都是把对方责任扩大化的错误做法。

5、开发商没有兑现开发初期的承诺。

有些开发商在开发之前承诺村民许多参与事项,但是进入经营阶段却因种种原因没有兑现承诺,村民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利益,利益冲突产生。一些民族村寨在发展旅游初期是非常欢迎旅游资本的,一般资本所有者在进入前都会给村民一些承诺,比如招工、改善环境、参与旅游、利润分成等等,有些承诺是分不同阶段给出的。这样,村民就形成了自己的“保留价格”。旅游资本的所有者也有自身的“保留价格”———只有从旅游中获得的利润不低于这个“保留价格”资本才会留在目的地。保留价格与实际分配到手的利益之间的差额称为交易利益。交易利益越小心理落差越小,表明利益分配比较公平,利益冲突产生的可能性越小。

(二)村民与旅游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根源

利益冲突根源与相应正式制度真空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冲突有莫大关系。

1、缺乏合理的旅游规划制度。

首先我国没有一部专门的正式制度对村民在旅游规划和经营阶段的参与主体地位及其利责进行确定,仅靠一些普适性的外在制度在最一般的意义上界定利益主体的利责。村民在旅游规划阶段没有发言权,不能够就是否愿意发展旅游业表达意见,成为“被规划者”而不是“规划者”,这种背景下开发商及政府管理部门根本不必考虑村民的意见,除了有些旅游开发商和政府为避免日后管理困难象征性地征询村民意见,但这不是真正的参与规划。也没有决定参与层次与收入的权利。这样的制度真空从规划伊始就制造了利益冲突。

2、当地政府没有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

我国的《宪法》和《土地管理法》排除了土地私有制,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方式控制土地流转权利;尽管《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土地一包30年不变,这期间承包者有权利决定土地的使用方式,但是由于这一规定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监管及反馈,这给某些地方政府部门随意征用土地制造了机会。因此,村民的土地才被地方政府和旅游开发商以议定的价格任意“被流转”,且没有对流转方式的发言权。上级政府要以强硬的手段保证地方政府严格按照现行土地流转程序、遵循土地流转原则处理土地流转问题。同时,也要审视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制度的价值基础与伦理基础。

3、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制度真空。

在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社区,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是最主要的旅游资源,然而,能够利用该资源获益的是旅游开发商和极少数“精英”,并不是广大的文化传承者———村民,理由就是村民没有货币资本与经营管理能力。假如有某个正式制度赋予村民这样的权利:少数民族文化是文化资本,传承者拥有共同的产权,可以通过某种表决方式和程序决定是否使用该权利,那么,文化资本的所有者就能够与货币资本的所有者拥有同样的权利:交易或者不交易,同时拥有参与层次与参与收入谈判权。如果没有该制度就从反面证明一个违反人类基本道德的事实:货币就是权力,可以凌驾于任何价值观之上。

三、结语

在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村民初期的喜悦是由期望中的“保留价格”带来的,如果在外部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交易利益的分配与预期相差比较大甚至巨大,即利益分配不合理,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产生。有些是温和的对抗,有些则采取激烈的对抗方式,比如破坏旅游开发商的经营环境,拒绝参与旅游,破坏旅游资源或旅游基础设施,甚至与开发商发生暴力冲突等等。为了保持景区秩序,村民之间出现利益冲突时,旅游开发商、村委会和基层政府一般会出面予以劝解协调,基本依据的是非正式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没有一个良好的公共利益到个体利益分配的正式制度。

但当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外部冲突产生时,调解和谈判就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在外部冲突面前,有些社区的村民能自发组织起来轮流接待游客,然后对没有参与机会、没有参与能力的村民进行利益的再次分配。但是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社区普遍没有这样的利益再分配制度,正式制度真空造成外部冲突难以化解。这类冲突的实质应当是村民与地方政府的冲突,但是由于村民认知能力并不能认识到这是制度真空所致,转而把冲突转嫁到了旅游开发商。

纵观村民内部、外部的种种利益冲突,主要根源都在于村民内部、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缺乏有效的利益保障制度;同时国家层面的正式制度也不完善或不合理,如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制度属于真空状态,土地流转制度不合理。在正式制度不完善的同时,村寨内部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在逐步消褪。如果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两类利益冲突,必须从建立合理有效的利益保障制度系统入手。

参考文献

[1][2][3]张玉堂.利益论——关于利益冲突与利益协调的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46,55,56,118.

[4]余意锋.社区主导型乡村旅游发展的博弈论——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J].经济地理,2008(5):520-522.

利益冲突时代的权利观念 篇2

[文章导读]本刊曾于2012年2月号组发封面专题《流动的中国》，探讨财富与人口的流动对今日中国基本面貌的塑造。本期《文化纵横》记者专访延续了这一思路：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个从“乡土中国”到“流动中国”的转变。在这个地域人口和社会阶层都高度流动的社会中，许多围绕着具体社会问题的争议，背后是社会变迁对人们政治观念的影响。近年来热议的“异地高考”，表现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直接冲突。这提示着我们，对于正在迎来的公民政治，我们需以更为成熟的心态，去面对人群与人群之间的直接利益冲突。而这个过程必将是政治的，它将以不同权利观念剧烈碰撞的方式表现出来。

人口流动带来的高考难题 与中国狂飙突进的GDP和税收水平相伴的，是过去几十年中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让人们从乡村走向城市，从西部走向东部。若按照一幅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图景，自由的人们应当追随着自由的资本而迁徙。区隔出地域与城乡的户口制度，虽然已在不断改革，但面对高速的人口流动，依然常常显示出它的无奈和笨拙。 目前，与这一人口的地域流动机制发生剧烈冲突的，是有着重要社会地位流动作用的高考。尽管随着社会阶层的固化和代际间社会资本的传递，高考已不再被看作一根通向未来的独木桥。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高考依然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隘口。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新中国梦的代表城市，每年吸纳着数百万流动人口。在户口依然与高考权利挂钩的今日，这三地的流动人口入学问题，就显得尤为尖锐。“借读生”，这一称呼即是人口流动与教育权利产生矛盾后的权宜之计。年轻学生由于不能离开父母生活，又无法获取父母工作地的学籍和考试权利，只得花费不菲的“借读费”，在本地寻找学校就读，再在中考、高考等重要考试来临之时，回到户籍所在地。 中国高等考试录取制度于1977年恢复后，除1977、1978两年因条件所限不得不分省命题外，直到2000年，教育部的原则一直是全国统一命题，分省籍分配录取名额。其中上海由于在教育方面的优势，于1987年即开始自主命题。北京于2002年开始自主命题后，各省的自主命题成为了大趋势。这一改动的背景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倡导的“素质教育”，认为全国统一卷的题型为了照顾各地考生，太过于死板，不利于学生多种能力的培养。各省分开命题，更能够摸索出符合本地教育实际发展状况的考试方式。这一改革开始于本世纪初，其弊端正伴随着这十年来的人口流动逐渐显现。 中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同样反映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以2012年为例，传统高考大省山东的高考报名人数为55万零677人。同年，北京地区高考报名人数为7.6万人。北大清华在北京合计招生449人，在山东则录取287人。也就是说，北京每万人中，有91人能够考入北大清华这两所中国的顶尖学府；在同样拥有许多本地优质教育资源的上海，每万人中有37人可以考取清华北大。而在山东，大约每万人中仅5人可考上北大清华。 另外一组可说明问题的数据是，一本录取比例为27%，北京高考本科录取比例为54.97%，大专学校的总体录取率为86%。2012年北京专科分数线语、数、外三科总分仅为150分，而在这个分数线以下的学生仅有500名，还有7000人放弃专科录取，准备复读。反观山东，一本录取率为10%，本科录取率为49.5%，高考录取率为88.7%。而这一数据，还没有考虑到中考这一道关卡的分流。 这组数据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北京等教育资源集中的地区，学生考取大学，尤其是优质高校的机会更大。第二，随着高校扩招和新大学的建设，读取本科和大专，对于各地考生来说都已不算是太难的事情，这使得竞争更多集中在对优势教育资源的获取上。由于分省命题，在全国教育方式不统一的情况下，对于在一地读书、另一地考试的借读生来说，应试的成本被大大加大了。而广大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由于居住地的不确定和经济条件的限制，连“借读”的机会都没有，只能与父母分离，成为“留守儿童”。 随着“异地高考”所受到的社会关注，2012年8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异地高考”政策提出了明确规定，给各地定出最晚时间线：各地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于2012年底前出台，同时要求北京、上海等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防止“高考移民”。 各地异地高考政策的差异，也正体现了各地发展水平的差异。考生人数众多，且省内几无优质高校的河南省，其本省异地高考方案几无门槛可言，只要父母一方在本地有固定工作和住所即可获得正式学籍并与当地户籍考生享受同等待遇。辽宁、湖北、山东等传统高考大省，设定的高考报名条件也同样宽松。反而是海南省的条件相对苛刻，需要有连续六年的完整学籍，因为此地向来是高考移民的重灾区。 而最受关注的北上广三地异地高考政策则始终难产，直到2012年12月30日，教育部规定的最后期限之前，具体政策才得以出台。三地的方案相比较，广东的最为开放，上海则显示出浓厚的技术官僚色彩，北京则收的最紧，且仅仅是一个过渡方案。 广东的异地高考政策有着明确的时间表：2013年起，符合一定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可 “零门槛”参加高考；而从2014年起，父母有合法稳定职业，子女具连续三年以上学籍随迁子女，可参加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考试；而从2016年起，具合法稳定职业、住所并连续3年以上持有广东省居住证的进城务工人员，其随迁子女在广东参加中考且具3年完整高中学籍的，可报名参加高考，并与广东籍考生同等录取。也就是说，从2016年起，无论家庭经济条件如何，只要一个孩子在广东完整地读了高中，即可在广东参加高考。 广东招生办对这一决策，也通过媒体给予了公众一个完整的解释，一来广东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万的随迁子女进入高中阶段就读，仅珠三角地区就需增加200多所初中和高中。二来现有优质高校在粤招生计划难以满足广东高考生源激增的需求，的确，由于考生数量庞大，广东生源考入清华北大的比例仅为万分之三，为全国末位。三是广东常住人口1.2亿，其中非户籍人口3097万；常住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均是全国第一。广东需对外来人口的涌入做一定控制。也许是走在开放前沿的广东已经习惯了外地人口的涌入，也许是GDP第一的财政能力，使得政府有更多余力去解决基础教育问题，总之，广东针对异地高考的讨论显得相对平静。 而北京、上海两地的异地高考政策，则引起了诸多讨论与批评。上海的政策延续了与居住证挂钩的分类积分管理政策。上海的居住证有A类和C类之分，积分达到一定标准的，可领取A类居住证，其子女就读和考试与上海户籍人员无异。而积分达不到标准者只能持有C证，其子女可参加大专及专升本的考试。 而在北京的过渡性办法中，2014年起，一个北京务工人员只有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六年，且子女有高中阶段完整学籍的，才能够参加大专的录取。 这是一个悖论，在北京异地高考政策出台的背后，恰恰有一群最为持续的抗议者。他们已为这个政策的出台奋斗了整整三年，而这一政策的保守，也恰恰反证了，他们为什么必须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尽管这一争取的历程，可说是相当温和的。 “异闹风波”中的抗议者 胡杨，北京异地高考抗议者中的一名普通家长。她原本都在新疆工作，2004年，丈夫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将一家人落户上海，又被公司派驻北京工作。胡杨的孩子那时候刚上小学一年级，跟随父母来到了北京读书。2009年，孩子升入小学五年级，胡杨开始为孩子升初中的事情头疼不已：丈夫不能放弃工作，所以只有两地分居，由胡杨独自将孩子带往上海读书。 和胡杨接触过的人都觉得，她是个开朗而热情的人，甚至思考方式有点直线条。和孩子到了上海后，胡杨一直在寻找北京放开升学户籍限制的政策可能，以让一家人团聚。2009年2月，她在报纸上看到一篇署名张东翠的批评文章。文章抨击了北京的异地高考政策，认为全国不均衡的教育制度必须打破。胡杨通过编辑联络上了这位张东翠，她这才得知，这位叫做张东翠的中年妇女，是一位从温州来到北京的上访户。她的孩子陪伴在她身边，也在北京读书，成绩很好却无法继续升入高中。长年的上访经验让张东翠养成了凡事都要争取的习惯。经过长时间调查，她推出了长达25000字的《关于北京新市民现状调研报告》，受到学者胡星斗、于建嵘等知名人士的回应和支持。胡杨所看到的那篇文章，正是胡星斗执笔，以张东翠名义发表的。张东翠在电话里对胡杨说，你来北京吧，我天天和教育部、教委辩论，我们一起来争取，孩子的问题肯定能解决。 依照2009年的政策，即使在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依然都不能进居住地的公办中学，只能进费用昂贵的民办学校。在北京，私立中学的学费一年五六万，三年至少15万，这笔钱对任何一个普通家庭来说都不轻松。原本就不想与家庭分开的胡杨决定回到北京，一方面是因为，她和丈夫的生活水平，还能交得起北京的借读费。另一方面，孩子还小，她为什么不试图再争取一下？她当时也不会想到，这条路一走就是三年，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通过网络，张东翠和胡杨寻找到了四五位与他们有着相似问题的学生家长。她们在向相关法律人士咨询后获知，反映问题的唯一渠道，是北京市教委的上访办。家长们向教委指出，北京市“小升初”问题的门槛已经违背了宪法中关于义务教育的条款。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就在家长们开始向北京市教委上访反映问题后不久，2010年五一节过后，北京市政府废除了1986年制定的《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北京各区陆续表态把非京籍学生也纳入电脑派位范围，外地孩子从此可以进入北京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可以参与推优、参加特长考试。这一决策与家长们的抗议之间的关系究竟为何依然是个谜，毕竟，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人数多年呈下降趋势，公立学校已多在裁撤并校，这意味着北京已有充足的教育资源满足外地孩子的需求。二来，家长们对孩子义务教育的权利，有着更为坚实的法理基础。有趣的是，在小升初政策出台后，参与抗议的家长们给北京市教委和海淀区教委分别送了一面锦旗。两教委虽然收下了锦旗，但都没挂出来。 “小升初”的胜利，鼓励了这些家长。同时也刺激了他们心中的隐痛：北京的居住“绿卡”制度规定，凡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者，子女入托、入中小学等方面享受北京市民待遇。同时北京市高考招生政策又规定非北京户籍无法在京参加高考。所以持有“绿卡”父母的子女在北京上完初中、高中以后，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即使他们选择回原籍地，由于多数地方规定必须在当地上满三年高中拥有当地学籍才可以参加高考。所以，如果非京籍孩子不在高中阶段离开父母回到户籍所在地就读，他们将面临无处高考的窘境。 面对着政策和孩子成长之间的矛盾，初战告捷的家长们，开始尝试挑战高考制度。这一次，他们使用的抗议手段更为丰富，包括公民联合签名、媒体呼吁、调查研究提出建议方案、召开各界研讨会、与教育管理部门协商、提起法律诉讼等。家长们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制定了一份建立在社会调查基础上的民间《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提出“为所有纳税人提供不分户籍不分贫富不分地位的公平的教育机会，户籍与学籍分开，以学籍为主要条件”的随迁子女高考问题的解决思路。 每到周末，家长们就前往服装批发市场，餐饮街等外来居民集中的地区，向这些可能有着同样困境的“外地人”宣传自己的建议思路，邀请认同他们理念的人签名。通过网络等多种渠道，有志于此的家长群体也在不断扩大，从一开始的四五人，迅速发展到五六十人。经过两年的努力，截至2012年6月，这群家长已征集到了103697个签名。他们将签名装订成十大本签名册，送往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家长们认为，只要吸引了更多的人关注，就会引起有关部门的更大重视。 然而这一次，家长们受到的，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政策条例的桎梏，而是来自另一个人群的社会压力。2012年3月10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表示：面对两个利益主体，教育部的原则是，第一要保证既得利益，第二处理好增长利益。随即第二天，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年内教育部将就异地高考问题出台指导意见，十个月内各地区将具体出台实施办法。这个模糊不清的说法，表明政府对于“既得利益”和“增长利益”之间的矛盾，尚无明确的解决思路。但是对于教育政策变动所要触及的利益人群，政策制定方却是相当心知肚明的。 按照2011年末的统计，北京全市常住人口已达2018.6万人，远远超过了2004年制定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所规定的“争取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的标准，这其中，非户籍人口为742.2万人，且保持着年均10%的增速。近年来，北京出现的一系列治理问题，无不与不断膨胀的人口与无法跟上这一膨胀速度的城市管理能力相关。污染的环境、糟糕的交通，以及日益激烈的生存竞争，让北京上海的本地户籍人口——尤其是那些自小在此长大的“北京人”上海人”感受到了压力。 从2010年开始，在争取放开异地高考政策的三年里，这群争取“高考权”的家长已经与本地户籍家长进行过数次交锋。在教育部将异地高考政策提上日程之前，这些争执还仅仅见于零星的网络与媒体辩论。然而2012年后，冲突开始升级了。持不同意见者，也开始逐渐组织了起来。 在北京，一群异地高考的反对者们聚集在百度国安贴吧中，自发开展了有组织的反对活动。他们将外地家长争取高考权的上访行为称为“异闹”（异地高考闹事者），并把网络头像改成统一的“反异闹、促文明、护文化”的圆形标识，标识下还绘有一个被啃食的幼苗，象征着外地人对本地学生权益的侵蚀。在上海，出于相似的理由，本地人在网络上结成了“守沪者同盟”，并通过微博向北京的“反异闹”群体表示了声援。2012年9月，在外地家长们上访时，双方甚至在教委上访办门口发生了肢体冲突。 双方在理念上的分歧，可于外地家长中流传的一则笑谈中得见：据说“反异闹”群体同样给教委送去了锦旗，表扬他们在维护北京传统文化方面作出了贡献。《南方周末》曾在报道中，将这群“异闹”反对者称之为“京籍非家长”，认为他们忧心于外地人对北京资源的侵占，看不到外地家长的实际难处。将他们描述为一群满怀乡愁的地域主义者。 “反异闹”群体对于放开高考限制的批评，确与他们近些年来对自己生存环境的改变直接相关。北京女子阿庆，网名“深夜走过长安街”，她在自己的博客中致力于维护北京籍人群的高考权益。她甚至为此“约辩”为异地高考运动提供法律咨询和舆论支持的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在她看来，放开异地高考，将会对北京的城市发展产生毁灭性的冲击。没有了子女就学的门槛，早已不堪重负的北京人口将进一步膨胀。阿庆认为，2004年河南郑州开放户籍后又紧急关闭，2005年北京开放购车后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即是相似的例证。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也要死于斯，面对着城市巨大的变迁，胡同没了，京片子没了，由于大量的外来人口，给我们造成困惑，我们也有乡愁。”阿庆在与张千帆辩论时讲到。在乡愁的情感支持之外，“反异闹”群体也有一整套基于现实的理论支持。 阿庆在博客中说，2006、2007年时参加北京高考的本地生源比例很高，绝大多数考生至少在北京接受了6年中学教育。但此后，外地生源参加北京高考的比例逐年增加，“每年的变化都非常明显，不少外地考生是高二甚至高三时才把学籍转到北京。一个北大的学生告诉我，他住的楼层有4个北京本地生源，但只有他一个人说北京话。”因此，在全国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下，北京这一块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洼地，必然吸引大量的高考移民。进一步加重全国高等教育的不均衡性。 在众多对本地高考权利的辩护中，最有道德感召力的，就是放开资源优越地区的高考权利，将进一步加重高等教育竞争的隐性不平等。“反异闹”群体认为，放开竞争，只会有利于全中国的有钱有势人群，他们将合法地利用自己本身已具备的优势社会资源，轻易地将孩子送往北京上海等地就读。由于北京上海的内部教育资源还存在不均衡性，这两地的中下层民众，将进一步陷入教育方面的劣势中。 “你们为什么不回去建设自己的家乡呢？”这是在网络辩论中，两地高考权益的维护者常说的一句话。 这一点，外地家长们并不赞同，正如张千帆在与阿庆的辩论中所言，造成这种资源不均衡的，正是北京上海等地一步步为自己树立起的高考特权所致。继续坚持基于户口制度的高考限制，无异于为了治洪而筑起超过地平面的大坝。唯有打破这种特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种更为公平的高等考试制度，才是对异地高考问题的彻底解决方案。 “高考权”与社会治理 然而，“高考权”到底算一种怎样的权利？不论出身如何，一个孩子改变自己命运的权利，是否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所共有的？这一点正是“异闹”双方产生矛盾的根源。 一位网名“跳舞”的家长，是争取教育权利公平的深度参与者。在她看来，上海的异地高考政策是一种“拼爹积分制” ，看似更为理性，然而等于是将歧视制度化了。北京的过渡方案规定外地孩子只能报考职业教育，更是一种赤裸裸的歧视。“好像外地人只配受职业教育。”如果说高考户籍限制由于历史原因，还可以理解的话，新出台的异地高考制度就是公然将孩子分为了三六九等。“一个孩子的命运应该由自己去选择，你不能给他指定一条路，给他贴上‘你是一个外地孩子’的标签。尤其是农民工的孩子，在劣势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下，如果他很优秀，他就应该有一个上升的渠道。” 在非京籍家长的权利观中，高考权是教育权的一部分，而教育权属于一个公民应当具有的基本权利。一个孩子的未来道路，不应该由他的家长是否有房有车，甚或是否有犯罪记录来决定。正是基于这种思路，“跳舞”在回复一名北京家长的质问时说：“无论如何，我和你的孩子都将在一个城市里长大。如果在他们长大以后，面临的还是这样一个不公正的生活环境，你的孩子能够独善其身吗？我们作为成年人，应该做的事情是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公平而和谐的环境。而不是因为害怕自己的孩子利益受损，就先冲到前面去为他扫除路障。”在一次针对异地高考的小型研讨会上，“跳舞”作为家长代表发言，她说，京籍家长和非京籍家长应该做的事情，是一起督促政府做大教育的蛋糕，而不是在现有的格局下去争夺切蛋糕的权益。“政府应该维护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在这样的国家生活，才是安全的。” 但在北京与上海的家长看来，高考权属于户籍带来的“福利”，而并非泛泛而言的公民权。这一论点的基础在于，各地的部署高校，并非由教育部直接拨款。而是由当地政府与国家联合办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部署高校，省一级的财政拨款，甚至占到了60%以上。所以地区型部署高校，天然应偏向本地区的纳税人。 但这里又混淆了一个概念，首先，纳税人与户籍并不是等同的。在北京、上海等地工作纳税的非本地户口人士，是否应该基于同样的财政理由，要求享受到同样的高等教育权？其次，这种说法忽略了纳税本身作为公共政策的调节属性，教育方面的公共建设，更应具备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属性。 与义务教育不同，人才选拔色彩强烈的高考究竟承担着何种角色？2011年，时任教育部学生司司长的瞿振元曾说，在传统计划经济下，高校实际上承担了选拔预备干部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选拔预备公务员的行政性考试。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开放，现在的高校统一招生制度已开始出现诸多问题，它已经不是国家专属权力，而是一个社会权利体系。这就意味着，高考权的“权利”属性，已经该放在社会公平，调节社会流动的视角下来理解了。在教育市场化尚处于尝试阶段的今天，明晰教育本身应该具备的政治意味，或许更为重要。 大一统国家的选拔考试，一直都具有调节地域差别，综合选拔各区域优秀人才的作用。远至东汉时的“孝廉”制，推举名额即有必须与人口成比例一项。地区的名额限制明显地表示科举制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网罗最优秀的“士”参加政府，其更深一层的用心则是全国各地区的“士”必须平均而不断地进入统一帝国的权力系统，使“孝廉”的察举成为政府与整体社会之间的一条通道。具体言之，此制对统一帝国有政治与文化两方面的重要性。（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而明清两朝分南北取士，也同样基于这一思路。 在利益多元的现代社会，在各地高考录取比例已超过80%的今天，对于“高考权”是否属于基本权利的辩论，更为复杂，也更为必要。高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地域问题，它更是一个阶级问题。事实上，即使在争取异地高考权利的家长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北京高考平权运动的主要组织者，都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经济实力，胜过一般的北京中下层民众。因此，在一开始讨论运动方向的时候，甚至有家长提出，将房产作为高考的准入门槛。而在整个运动的策略中，家长们也一直试图打造自己“负责任的中产阶级”形象，强调他们自身是这个城市有机体的一部分。比如胡杨的丈夫是一名北京地铁的工作人员，她会在演讲中强调，北京每一个乘坐地铁的人，都需要我们的工作。 这一思路其实隐含着强烈的阶级意味——如果一名中产阶级的工作是重要的，那么农民工呢？事实上，在整个运动之中，组织者中确实缺乏“草根”的身影，他们更多只是以签名册上的一个名字而出现。最终，组织运动的家长们还是认为，高考权应该是一个“普世”的权利。“跳舞”说，她之所以来到北京，是因为在一个变化的时代成长，观看世界的眼光“比较理想化”，认为困难会随着时间被解决。因此她认为，在教育领域，建立在利益分配上的价值观，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将催生歧视，尖锐矛盾。 “一个北京孩子，他的同学圈子都离不开北京，他对‘外地人’的生活能有多少感同身受？就像我之前在河南，作为一个城市孩子，我也会歧视农村人。但等你出来后，发现整个河南都是被歧视的，你就会觉得你之前的城乡歧视是非常可笑的。”在她看来，这种彼此理解的价值观念，或许应该是利益分配机制的基础。 然而吊诡的是，北京和上海出台的限制性门槛，反而是将中产阶级挡在了门外。毕竟对于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来说，职业化教育可能是更迫切的需求。上海于2004年开始接受外来务工人员报考职业学校，并开始树立一种“有尊严的蓝领工人”文化。这究竟是在尊重弱势群体，还是更为制度化的不平等？ 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种不平等更多是以隐形方式存在的。统一的标准化SAT考试对所有人开放，但是各大学的自主招生体系中包含的社会服务、能力拓展等评估标准，则隐含了对学生社会经济资本的需求。但也让个别非常优秀的学生得以脱颖而出——这是教育版美国梦的制度基础。事实上，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里，人们阶层流动的需求并不是特别强烈，而在今天的中国，正经历着社会阶层不断重组和固化的时期。资本的流动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以显性方式堵住人们的上升渠道，可能是尤为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外地家长们，需要将自身的诉求与更广泛的公民权相结合的原因。在今天的中国，即使你拒绝接纳一部分外来人群，但他们仍然将随着资本和工作机会的流动进入你的生活。即使在当下以制度化的方式拒斥他们，他们仍将在未来成为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 围绕着异地高考的斗争，胡杨“跳舞”们和阿庆们各执一词，他们所在人群的利益有着尖锐的矛盾。但这也是此一斗争与其他社会斗争不同之处。在以往的社会运动中，往往是一个抽象的政府与具体的人民之间的利益之争。但就像围绕着“高考权”的争执，任何一种围绕权利的斗争，背后可能都将是两个生活经历与价值立场完全不同的人群的斗争。 上海北京的“反异闹”运动，广州的“捍卫粤语”与香港的排陆情绪，都是不平衡的地域利益中的一部分。在这些斗争中，人民出场了，这些运动很有可能是产生全新的权利文化的契机。在“保护本地人利益”和“捍卫公平”的口号对立中，这些私产的保卫者，是否能通过博弈，创造出一个更为公平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 任何一次社会变化都必须与现实社会利益紧密相连。北京市教委最新一次针对异地高考的会议报告指出，北京的高考学生在2006年达到12.4万人次的高峰后，逐年下降，到去年只有7.2万人。但相应的，同样是从2006年开始， 迎来了一波户籍出生高峰，2006年的新生儿为7.2万人，而2011年为12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北京的小学，初中，高中会依次迎来生源高峰。到2014年，全市小学一年级入学热门口将由目前的10万人，剧增到18万人左右。如不增加教育方面的基础建设，北京高中阶段的教育资源，将依然紧张。这些天然享受着首都教育权利的新生儿们，将会是对于外地家长们的高考权诉求最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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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 篇3

(一) 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也是一个相对性概念, 对于其具体含义, 国内学者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例如梁慧星教授对其下的定义为“所谓公共利益, 指公共道路交通、公共卫生, 灾害防治、科学及文化教育事业、环境保护、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公共水源及排水用地区域的保护、森林保护事业, 以及国家的法律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

(二) 个人利益

个人利益相对于公共利益的含义界定要相对明确, 是指单个社会成员所享有的特殊利益, 是满足单个社会成员特殊需要的客观存在。就其特性而言, 个人利益能够分成人身及财产的两种利益形式。美国学者庞德认为:“有些是直接包含在个人生活中并以这种生活的名义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这些利益可以称为个人利益。”

二、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及解决冲突之途径

(一)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无法规避相对的冲突与区别。其二者之间还具备一定的对抗性质。即公共利益源于个人利益但又脱离于个人利益, 公共利益并非一个特定的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利益, 其最终利益的达成或以约束个人利益为代价。在一些情况下, 突出追求个人利益往往会忽略社会和集体利益从而表现出个人的自私自利, 这是因为在社会活动中, 单一的社会成员希望从公共利益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并不能够自愿的从自己所享有的利益中分散出一部分社会公共利益。这也是其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的体现。正是因为独立存在的个体都具备需求的差异性, 个人总是从自己本身利益需要出发, 从而进步形成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冲突。

从如今房屋拆迁现象来分析阐两者利益之间所存在的矛盾, 在房屋拆迁问题上以公共利益的需要为前提, 大多时候是个人利益作出一定的牺牲。这种利益冲突在于部分拆迁项目涉及到城市绿化、扩建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 这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因此, 在拆迁工作中, 被拆迁人应顾全大局, 看到个人利益是从公共利益中或得的, 在不显失公平的情况下支持拆迁工作的进行。如果被拆迁人选择不搬迁, 那么可能会影响城市建设, 妨害社会利益。由此可以得出基于公共利益的强制性拆迁的事实行为, 是对个体权利的侵害———至少侵害了私有财产的选择权。公共利益的实现会对单个社会成员间的权力分配产生影响。

(二)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的原因

1. 含义表述较模糊

绝大多数情况下, 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都是由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界定的不明确, 造成了人们在认识上的偏差。例如在前面笔者提到关于房屋拆迁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正是由于在我国现行拆迁立法对“公共利益”的概念与性质没有做出明确界定, 导致房屋拆迁权被滥用。

2.“社会公共利益”的滥用

目前, 国内法律还没能完善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 其规定自身存在一定的缺陷, 从而导致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存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过度使用。在房屋拆迁过程中, 为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明显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 可以进行强制性拆迁, 对于房屋重建, 也可以认为是公益性质, 但是现实操作中却很难认定。

3. 司法制度的欠缺

司法制度作为人们最后一道防线, 也是个人利益保护的最后底线。但是就目前来看, 我国现在的司法制度也并不完善, 其中存在着很多问题, 例如司法审查欠缺、行政干涉过多、司法地方化倾向严重三个主要方面, 在此笔者不做过多的描述。

(三) 解决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之途径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在社会发展中同时占据着不容小觑的重要位置。但应调控好两者之间的冲突关系, 毕竟冲突需要解决, 如不及时解决, 冲突便会演变成长久的历史矛盾、历史问题甚至阶级矛盾。结合上述几种冲突出现的情形, 我认为首先应及早对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内容、概念、对象等具体内容应做出规范统一的界定, 从而有限避免两者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生。其次, 应建立规范的、系统的公民有序参与协商机制可以有限的规制此类问题的出现。政府在决策过程中, 积极听取民众建议, 共同沟通讨论, 以降低民众对于政府决策的不满并严格规范公共利益行为的实施。最后, 应加强对社会个人利益“牺牲”的救济, 建立健全公平、合理、有效的利益补偿机制。

参考文献

[1]刘晓燕.政策执行中的公共利益、集团利益、公民个人利益之争[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2013 (01) .

[2]余少祥.论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冲突与协调[J].清华法学, 2008 (02) .

[3]李庆伟.制度正义视域下权利冲突现象及其解决[D].天津师范大学, 2012.

利益群体结构失衡加剧冲突 篇4

市场经济带来社会结构分化,一方面市场与权力的结盟形成一个强大的支配性利益集团,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的失利群体同时又必然是权力的疏离者,造就一个庞大的弱势利益群体。

基于市场和权力结盟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已经是中国改革和进步的最大阻力,这也标志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利益集团化,或曰“利益集团化的社会结构”。在中国,一些公司本身就是利益集团,或者至少起着利益集团的作用。“行业”“特定利益”和“官商关系”等关键词意味着,并不能把绝大多数公司归类为利益集团,能被视为利益集团的公司主要有垄断行业的大型国有公司和暴利行业的公司。同时,有着特殊的官商关系的采矿和土地开发等行业的暴利公司则以合法或非法的形式在政治过程中发挥着影响。

著名利益集团研究者格雷厄姆·E·威尔逊认为,不仅要研究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而且还要关注那些没有组织起来表达(主观的或客观的)利益需求的主体,为什么没有组成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这一问题对目前中国政治过程来说,相当重要。

大体而言,非组织化的利益集团主要有两种形式存在:一是以政治权力或经济资源为基本依托而形成的非组织化利益集团,即前述的以官商关系为基础的集团化利益联盟,这与前述公司型利益集团有重合之处。二是由弱势群体形成的潜在利益集团,大体包括农民、农民工、蓝领产业工人与雇员、个体工商户、城乡贫困人口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这种潜在的利益集团因为具体的特定利益而形成,因此具有来得快、去得快的组织特征。弱势群体为主的潜在利益集团更关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具体问题,而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既然无组织化利益群体基本上没有参与或影响行政决策的权力的制度框架,政府的行政决策与他们的利益诉求之间、官员的政治利益与他们的经济利益之间也就缺少有机的联结,对立因此难以避免。

社区利益冲突 篇5

利益相关者, 指极其有可能受拟议中的某项干预活动 (无论是积极或消极) 影响的或者那些会影响到这项干预结果的人、群体和单位。旧区改造涉及到多方利益相关者, 不同参与者有多方面的利益诉求, 寻求利己的最大化利益, 本文选取主要的利益相关——政府、开发商和居民进行研究。

(一) 政府利益诉求

1. 保证城市发展

旧区拆迁作为城市土地再开发的重要来源, 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政府从城市发展定位、功能提升等角度考虑, 制定发展规划, 确定需要进行改造的旧区。通过制定合理的改造规模及速度, 使得旧区改造既能满足当前城市发展的用地需求, 又不要过分透支未来发展所需的土地, 促进城市“又好又快”发展。

2. 获取土地出让收益

获得土地出让收益是政府的利益诉求之一。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 除土地出让收益外, 城市再开发还能获得增加政府税收收入和就业机会等综合效益。

3. 建设和谐社会

城市旧区改造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城市中居住条件差的地区是最需要进行改造的区域, 政府制定旧区改造方案, 帮助旧区居民提高居住水平, 改善生活质量。

(二) 开发商利益诉求

1. 保证商业利益

开发商期望通过旧区改造, 获取具有商业价值的土地使用权, 进行房地产开发, 实现土地的增值收益, 从而获取商业利润。开发商在动拆迁过程中一切工作的首要目的就是保证商业利益的实现。

2. 控制拆迁风险

开发商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在进行具体项目开发时也十分注重风险的控制。旧区改造区域内人口稠密, 多数为住房困难户, 他们通常会索要巨额的拆迁补偿款。少数“钉子户”的存在, 更加影响拆迁工作的正常进行, 从而影响到后期房地产项目的建设。开发商希望通过政府合理的政策实施及前期规划, 减小风险因素发生的几率, 确保房地产开发的顺利进行。

(三) 居民利益诉求

1. 改善居住条件

居住条件的改善是被拆迁居民支持旧区改造最直接的动力, 同时也是合理的诉求。旧区改造应体现以人为本的城市化理念, 其根本出发点是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 实现旧区改造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

2. 提高补偿标准

对于被拆迁居民来说, 房屋是其重要的资产, 是其赖以生存的依靠。当居民的财产遭受损失时, 即希望获得房屋财产价值最大化的认可和补偿。因此, 补偿安置是否合理是居民最为关心的内容, 也是最难操作的环节。不合理的补偿安置将会激起居民消极甚至抵触情绪, 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的冲突与争端。

3. 公平操作流程

旧区改造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由于区位、居住条件等的差异, 往往可能出现前后搬迁的居民获得的拆迁补偿款不一致, 这可能会带来居民的不满, 严重的甚至拒绝搬迁或上访。因此, 拆迁补偿方案要保持前后一致, 操作实施要公开、公平。旧区改造尤其是安置补偿方案要有理有据、公开透明。

4. 健全参与机制

目前多数旧区改造都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 对于旧区的未来规划和改造的具体方案, 居民缺乏知情权。缺乏知情权使得居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 对政府和开发商的不信任, 导致旧区改造举步维艰。健全居民的参与机制可以使居民充分了解旧区改造过程, 不仅能促进居民与政府和开发商的沟通, 而且能调动居民搬迁的积极性, 促进旧区改造更好地完成。

二、旧区改造利益冲突症结分析

旧区改造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政府、开发商和被拆迁居民, 利益诉求各不相同。综合分析, 造成目前旧区改造困境的症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利益主体各方地位不平等

旧区改造三方利益主体的自身组织特性决定各方的地位不平等, 这也是利益分配中最重要的症结所在。政府作为旧区改造政策的制定者以及主要指导者, 占有强势地位, 而开发商有强大的资金支持, 也处于强势地位, 居民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地位的不平等导致矛盾的产生。

(二) 拆迁补偿安置标准难以确定

动拆迁各方利益矛盾的焦点体现在具体拆迁补偿安置标准上。拆迁补偿安置的数额直接涉及到旧区改造居民的利益, 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补偿安置的数额也会影响开发商的成本及利润。政府作为设定补偿标准的一方, 也希望能同时满足各方的需求。

因此, 三方利益的分配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制定合理的补偿安置办法, 设立具体标准, 保证各方利益的实现。

(三) 完善的旧区改造操作流程及机制尚未建立

目前的旧区改造, 通常只注重动拆迁的实施, 不关注前期的规划及后期的跟踪反馈。一方面, 由于前期规划方案不合理等因素, 导致动拆迁工作开始以后,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还在讨价还价, 拆迁进度受到影响, 旧区改造进程也随之放缓;另一方面, 动迁完成后, 居民遇到许多如生活、就业、卫生医疗等社保问题难以解决。这些都导致了动拆迁中居民与政府、居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冲突。政府在处理旧区改造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上, 也常常陷入两难境地。

三、旧区改造利益相关者协调对策

(一) 优化旧区改造操作流程

旧区改造的过程复杂、繁琐, 因此需要一个科学合理的实施流程来协助其完成。不妨将操作流程进行细分, 把复杂的任务解剖, 分解为简单的、易于操作的子任务, 多个子任务按部就班地展开, 最后整合成具有阶段性成果的任务。所以, 可以考虑将旧区改造粗略地分为几个阶段, 明确每一阶段要完成的具体任务与时间节点, 并优化配置一定的人力物力资源确保每一阶段顺利完成, 同时衔接恰当。

尤其在进行动拆迁之前, 应进行统筹考虑、细致分析, 全面衡量建设项目的风险和收益;对拆迁基地的情况和居民情况进行了解分析, 倾听民意;引入专业人员对居民进行法律、政策咨询和指导等。

(二) 引入第三方组织

利益主体地位的不平等是由旧区改造自身特性决定的。应在旧区改造的过程中设立一个独立于政府的第三方组织, 使其处在一个公正的位置, 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分析和判断, 并赋予其相关的权利, 来裁决和协调三方的利益诉求与行为冲突。

(三) 细化拆迁安置补偿标准

在旧区改造过程中, 拆迁安置补偿标准的设定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也是引起三方矛盾与冲突的导火索。补偿标准是否公平合理决定了居民的利益是否得到体现。满足补偿标准的公平性就要做到使每个居民得到的每一项补偿数额都有理有据, 这就要求补偿标准要细化到一定程度, 考虑到有争议性问题的方方面面, 争取不留有任何引发质疑的问题。此外, 补偿标准还要满足合理性, 这就要求经过旧区改造后, 居民的生活水平不能下降, 所以还要考虑到旧区中最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医疗、就业等多重问题。

(四) 完善旧区改造的政策组合

旧区改造的过程之所以复杂, 是因为它要改善的住房问题中不可避免地牵扯到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 从而使单纯的居住问题上升为复杂的生活问题。因此, 应改变旧区改造现有的政策组合, 从全社会的角度出发, 积极调动政府各相关部门参与到旧区改造中来, 履行各自的职责并发挥应有的作用, 通力合作, 协调一致, 从根本上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

(五) 全市协调统筹拆迁工作

拆迁范围、拆迁政策、补偿安置标准应从全市的角度上统筹, 以避免各个区之间因财力不同而造成的拆迁标准不统一, 引起居民心理的不平衡。在拆迁补偿资金、安置房以及相关政策上应作统筹安排。

参考文献

[1].朱东恺施国庆.城市建设征地和拆迁中的利益关系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004.3

[2].杨帆王晓鸣陈亮.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的旧城改造利益共生参与机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城市科学版) .2005.9

社区利益冲突 篇6

在公司治理过程中, 财务利益冲突是财务治理中最终需要解决并且在日常过程中要着重加以考虑的核心问题。对于企业来说, 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最终都将通过企业财务利益冲突的有效解决来完成。而所谓的企业财务治理是指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 并且为实现公司长远目标, 进而形成一整套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 以平衡各方责权利关系。所以, 从本质上讲, 财务利益冲突的含义是在相应的界定范围内, 公司各利益相关者所要求的权利主张不能达成博弈均衡而形成的一种矛盾对立的局面。在此过程中, 财务治理的内容是如何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财务治理的主体是利益相关者。因此在公司治理中, 为解决财务利益冲突的问题, 财务治理中设计出一种制衡机制, 用来解决各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 以提高公司的治理效率。然而, 由于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收益函数不一致、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财务利益冲突, 信息优劣不对称必然会在企业各相关利益者之间发生。

二、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企业财务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

(一) 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的财务利益冲突

进入二十一世纪,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资本市场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经济取得巨大进步, 但是, 由于市场经济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金融市场的监管能力相对不强, 相关法律法规不尽完善, 从而造成市场失灵和少数股东权利落空。公众股东几乎没有机会选择具有良好利益冲突防范机制和股权结构相对合理的公司进行投资, 此外, 投资者选择投资对象的自由还受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对证券市场的垄断, 证券市场的竞争机制无从发挥作用, 因此无法通过资源配置淘汰那些利益冲突严重的不良公司, 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二) 企业经营者与所有者的财务利益冲突

由于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 导致实际拥有公司控制权的管理层并不拥有剩余收益的索取权, 也就是剩余索取权和企业控制权相互分离。代理人会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 做出对自己有利的盈余管理行为, 这主要反映在会计计量、确认、记录以及报告盈余信息过程中。因此, 他们更在意如何在聘任期内使自身的收益最大化, 而不会有动力去利用他们的权力追求股东收益的最大化。其表现主要为:在收益分配时, 倾向于将这些资金置于自已控制之下, 不向外部投资者分配现金, 以保障经营者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影响;在会计处理时, 他们可能与注册会计师合谋进行信息欺诈, 骗取所有者的信心, 经理层往往面临巨大经济利益诱惑, 如在工作中随意增加消费性开支和运行成本, 以享受在职消费好处;在筹集行为中, 损害股东利益, 蓄意设计使股东原有的剩余索取权产生稀释;企业经营者为了职工的短期利益和自身的利益, 轻积累、重分配, 从而影响到债权人的权益。

(三) 政府与企业的财务利益冲突

政府作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者, 在对企业的各种政策制定与实施上可能设租, 其本身也有经济利益的需求, 于是最终侵蚀企业的利益。同时由于经济人的本性, 企业的偷税漏税时有发生, 于是进而侵蚀政府的利益。另一方面, 企业寻租以及政府设租, 影响企业的财务利益, 最终加剧企业的财务利益冲突。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微观利益主体, 其财务目标是要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然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必然导致股东财富的减少, 这样一来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相悖, 企业可能对社会责任不作为。于是, 造成了企业与政府的财务利益冲突。

(四) 债权人与企业的财务利益冲突

代理风险与代理成本也存在于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 因为企业与银行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关系, 因此往往银行所要承担的信用风险, 要比股东所要承担的代理风险 (这里所指投资风险) 还要大。因为信息严重不对称, 银行为主的债权人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虽然债权人作为企业资金的主要供给者, 债权人在负债人发生财务危机或是出现财务困难时企业的财务管理进行一定的干预, 对于防范损失和风险作用不大, 并且往往是事后行为, 不能全程跟踪。

三、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财务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探讨

(一) 协调解决各利益主体的信息不对称

1. 协调解决企业与债权人的信息不对称。

要最大限度地降低银行与企业的财务利益冲突, 从系统的角度看, 必须采取以下策略:

一是加强对已发放贷款的企业进行监督与跟踪。首先是对借款人的申请信息进行再核查, 看企业财务是否虚报, 贷款申请是否隐瞒重大事实。其次是贷款到期要及时监督贷款企业按合同规定按时偿还本金和利息。最后是监控贷款使用方向和用途, 如果发现有违反资金安全的行为要责令整改, 主要跟踪并监控借款人是否按借款合同规定使用贷款, 确保资金的保值增值。

二是全面构建企业诚信档案。为最大限度地防范企业道德风险的发生, 进一步降低企业与银行的信息不对称, 银行要加快自身企业信息数据库建设, 充分利用目前快速便捷的网络资源, 最终在本系统内构建一个全面企业诚信档案, 尤其要建立全面的企业对银行还贷历史信息和企业会计、企业法人、律师、以及法官的诚信档案。并在必要时对诚信企业进行激励或者及时向社会公布企业的相关材料和诚信记录, 比如在政策范围内对失信企业进行惩罚, 如提高利率及拒绝贷款等, 或者对诚信企业实施优惠利率。

2. 改善企业自身治理结构的信息不对称。

为了更好地解决企业自身治理结构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

一是引入民营资金进入国有企业。民营化是国有上市公司改革的方向, 股权多样化是提高企业运行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上的保证。在我国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应该降低国有股的股份份额, 优化股权结构, 让民营资金所有者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 提高民营股权的比例, 一方面可以增强股东与企业经营者的利益联系, 另一方面可以维护股东的自身利益, 降低企业经营者与企业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民营资金的介入, 可以淡化企业的行政色彩。为此, 应该降低民营资金进入的交易成本, 完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法律体系, 保证民营资产合法利益, 确保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

二是建立一套公司利益经营者与自身收益统一的激励约束机制和一套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机制。企业要建立多种形式的薪酬体系, 如年薪制、奖金、职业待遇、期权收入制等;在制定企业效益、战略目标与经营规模时, 要根据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 与企业各层管理者的收入、晋升等利益挂钩;将企业绩效考核与企业战略目标相结合, 采用关键业绩指标 (KPI) 、平衡计分卡 (BSC) 等先进的考核手段和管理方法来作为企业考评工具。

(二) 构建企业的财务利益协调保障机制

1. 建立健全企业失信惩罚及资信管理机制。

首先是健全对违约失信行为的惩罚机制。对于信贷行为中的企业和银行而言, 为了促使企业能够在贷款到期后及时还贷, 使失信企业或个人在失信时受到相应的惩罚, 必须建立健全企业失信的惩罚机制。对于根本无法还贷的企业需要引入破产制度, 使社会个人或企业都不能也不敢对债权人失信违约。

其次是建立健全企业资信管理体系。我国的社会信用服务体系尚处于发展阶段, 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较还相对落后, 因此就会直接导致我国各市场交易主体行为普遍异化。因此, 成立社会信用评级公司, 降低企业与银行间的财务利益冲突, 最大限度地解决由于银企间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弊端。

2. 健全会计造假惩治机制。

首先是强化刑事责任, 民事处罚、刑事惩治并重来替代过去行政问责的方式。其次是大力推动事务所从“有限责任”向“无限责任”转变, 加大注册会计师及其事务所的风险责任, 引入民事赔偿机制, 加大注册会计师的过失成本, 用这些方法来强化审计职业者的谨慎执业, 以及社会风险意识与责任意识。最后是强化注册会计师的社会监督, 强化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监管, 强化上市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作用等。

(三) 构建企业的财务利益均衡机制

1. 强化企业财务约束与财务激励的合约化。

一是合理配置企业监事会与董事会权责。目前, 我国大部分国有上市公司政企不分, 或者分离不彻底。结合我国国情, 引入党委退出经营的机制应该说是较为合理可行的做法, 并使党委转向对企业经营的监督, 在此基础上促进监事会成员的多元化, 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 将企业债权人、党委、部分股东以及工会纳入其内, 在企业治理层面真正实现政企分开。

二是防止“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发生, 对经营者的有效约束, 防止经营者利用其自身的信息优势操纵市场、粉饰财务信息。

三是促使企业所有者的财务目标与经营者的经营目标一致, 促进制度激励与管理激励的合约化。在实践过程中企业通常采取一定的管理激励, 可以为实现企业的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协力合作, 即经营者即财务资本的合作, 在制度上确保企业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权益安排得当, 如包括股票期权、年薪制等在内的财务激励等, 促使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效用函数趋向一致, 实现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

四是充分发挥企业内部审计对企业财务的监督职能, 强化企业的内部审计, 通过企业内部审计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财务约束, 明确企业经营者的责任道德, 最终来促使各利益相关方的行为取向一致。

2. 完善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机制。

实践证明, 未来公司治理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发展方向将是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结构。因为企业产权主体对效率的追求的强化离不开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企业利益协调与治理, 企业各产权主体的信息不对称的降低离不开对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共同关注。而我们通常所关注的共同治理模式则充分强调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护, 在这种利益协调模式中, 企业关注的不仅有债权人, 还关注股东的利益、企业职工等在内的所有企业利益相关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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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利益冲突探讨 篇7

1.1 “一股独大”, 国有股东成为实际控制人

据统计, 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有54%的股权属于国家所有和国家法人所有, 而且在上市公司的全部董事中, 有73.3%的董事有国有股 (27.9%) 和国有法人股 (45.4%) 的背景;另外, 2005年4月的调查显示, 我国1102家上市公司中, 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平均高达44.86%, 其中超过50%以上的达890家, 由此可知, 我国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和国有非流通股比例很高的现象十分严重。王菁 (2003) 认为:从剩余收益的分配过程来看, 政府股东可以获取的非共享收益为直接的税收收益, 但是政府还是银行的所有者, 同事也是很多固定合约支付利益方的股东;而保证雇员的收入以及就业率是社会安定的保证, 同样是政府追求的目标。于是, 政府股东在分享任何一方非共享收益的同时, 也分担了任何一方受到的利益侵害。相对而言, 其他性质的控制性股东所获取的非共享收益更直接。因此与其他性质的控制性股东相比, 政府股东具有不同的控制动力”这段话也恰好说明了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中, 国有股和其他性质的股东利益冲突的独特之处。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 上述情形虽有所缓解, 但由于政策实施效应的滞后性, 并未从根本上铲除“一股独大”。

1.2 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

由于我国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形成了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现象, 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在控制股东大会的基础上, 进一步掌握着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话语权”。具体说来:由于控股大股东以自身母公司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必然会介入上市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为了减少介入成本, 大股东就会利用股东大会的聘任制度, 在上市公司的经营层安插符合自己意向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

此外, 公司外部治理的缺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我国, 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用脚投票”功能的丧失。所谓“用脚投票”是指假如上市公司的股东对经营者的管理状况和策略不满时, 可以采取抛出股票的行为, 使股价下跌, 从而股东可以联合起来导致管理层下台的一种手段, 这种机制在理论上有利于保证上市公司股东意志的实现, 确保股东的资源安全。然而, 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是控股大股东选出的, 所以管理层在经营的策略方面必然站在大股东利益的一方。由于大股东的股权是非流通的, 比例也很高, 所以其经济利益不受股价下跌的影响, 也无法使中小股东形成可以与之抗衡的股权力量。这样, 中小股东“用脚投票”就无法改变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二是无效的上市公司退出机制。我国很多亏损严重的上市公司仍然在持续经营, 究其原因主要是存在上市额度管理现象, 使得公司上市的成本很大, 所以很多公司会通过购买壳资源, 间接取得上市的资格。同时, 那些严重亏损的上市公司同样需要资金, 只能出售壳资源。在这种交易的过程中, 大股东会继续利用所谓“利好”消息蒙蔽中小投资者, 以达到自己圈钱的目的。

1.3 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道德风险。在我国, 关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和证券管理信息规则之于证券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 而且大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也不会真正地为中小股东的利益着想, 所以也就不会为其提供真实可靠、全面准确的投资信息。其中, 最为中小股东关心的关联方交易披露制度极不完善, 很多公司对其关联方交易的政策以及交易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没有做出相应的披露说明, 这样中小股东就无法通过有效途径了解上市公司真实的财务情况, 而且很容易被大股东提供的虚假财务信息所欺骗, 继续盲目向上市公司投入资源。

我国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对上市公司的强制审计未予以规定, 审计的程度也仅限于年度审计报告;二是对于非法信息披露行为在处罚方面未予以规定。以上两个方面就给大股东编制虚假财务信息, 隐瞒财务报告和重要信息的不披露行为创造了制度上的条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低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 因为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运作的中心, 但是在资本市运行体系不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 中小股东的利益自然难以得到保护。

2 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现实手段

2.1 大股东利用业务往来、资产重组、关联交易转移资源和利润操纵

理论上讲, 上市公司的资产是由所有股东共同拥有, 并且都有尽力保护的责任, 然而我国的现实状况却不是这样, 在控制了上市公司“话语权”的基础上, 大股东很容易将上市公司作为他们的“提款机”, 通过低价购买上市公司资产和高价出售资产给上市公司的方式, 利用关联交易的价差以达到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同时, 由于我国在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和法规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缺陷, 使得中小股东无法了解上市公司真实的财务运行状况, 无法及时意识到利益的受损, 难以通过证券市场制度和法律的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

2.2 大股东强迫上市公司为其进行担保或质押

上市公司的违规担保主要有两种类型, 关联担保和相互担保。大股东通常利用其控股股权的优势地位, 强迫上市公司为其母公司提供高风险的违规担保, 这一类型的担保数额巨大, 使得上市公司成为其控股大股东的“提款机”。面对此现象, 我国证监会已经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相关问题的通知》, 但是现在看来执行情况不是很理想。第二种类型的相互担保则是和大股东存在相关性的上市公司与大股东控股的上市公司之间的债务担保关系, 在这种担保模式中, 大股东将上市公司扯入并不相关的行业中去, 大大增加了控股股东所在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 严重损害了中小流通股股东的权益。

2.3 通过股利分配, 掠夺中小股东的既得利益

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极不规范, 分红派息率很低。大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更喜欢高价配股, 因为这可以进一步攫取中小股东的资金。另一方面, 大股东不分红既可以保证上市公司拥有很多的现金, 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未分配的利润会在下一年度摊入资本公积, 增加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 并不断转增股本, 以提高非流通股在总股权中的比重。

3 解决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对策建议

3.1 积极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对于维护中小股东的权益, 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优化股权结构。笔者认为, 对于我国的上市公司来说, 要优化股权结构必须实现产权的多元化, 避免“一股独大”局面的出现。优化股权结构可以通过国有股回购、国有股转换为优先股、国有股权协议转让、发行可转换债券、定向转让和资产重组等手段, 降低国有非流通股权的比例, 在国有股减持的过程中引入机构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 形成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 以股东利益为中心, 以达到维护中小股东权益的目的。

3.2 完善上市公司的内外部治理

中小股东“搭便车”行为导致大股东利用治理制度的缺陷滥用股权, 为此上市公司应该利用社会分工和集约经营的原则, 引入高效的商务管理信托机制, 由受托机构代表中小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增加参与审查和投票表决的专业性, 使中小股东的权益得到维护。同时, 商务管理信托在两方面影响着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结构:一是引入专业化的管理, 促使公司资产的优化组合, 改善经营, 增加和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二是商务管理信托将股东的收益权和表决权分离, 由信托机构代表中小股东行使表决权, 这样信托机构的专业性和外部性可以保证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侵害。

3.3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强化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

完整性是指所有影响投资者做出进入或退出决定的信息均应得到披露;真实性是指公开的信息应该如实反映上市公司运营的客观状况;及时性是指公开的信息传递速度要尽可能的快, 以利于投资者能够迅速做出决策。同时, 还要完善会计准则体系和信息披露规则, 加大对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对信息披露的监管也要有所加强。

摘要：股份公司存在两种重要的利益冲突:股东与管理者的利益冲突, 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我国, 由于股权集中程度过高等原因, 导致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前期的研究中, 诸学者多将视角放在第一种冲突上, 而忽视了第二种冲突。试从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成因、方式, 以及对策建议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股东,利益冲突,上市公司

参考文献

政府制度创新与公民利益冲突分析 篇8

制度的背后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连锁组合, 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可以及时地被创立或者被废除, 但是隐性的政治等因素则已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因此, 制度萌芽之初, 考证清楚制度的伦理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宏观的层面谈制度与利益的关系, 只能是言之无物, 个案的具体分析, 才能理清这种冲突的思路。例如, 2010年3月, 江苏睢宁县创造了史无前例地将公民个人评为ABCD四个等级, 将每个公民的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入了大众信用征集系统, 县委书记高调称要“严管民风”, 让群众“一处守信, 处处受益, 一处失信, 处处制约”。3月中旬睢宁把信用记录向媒体公布, 除了公民的姓名、单位、和加减分分值及原因外, 还醒目地提醒, 被公布了优良信息的个人, 在各种审查和执照、贷款等申请方面将会被优先考虑, 而被公布了不良信息的个人, 则要被“从严把关”。在公布的不良信息中, 包括恶意拖欠税费、闯红灯、生二胎、欠贷款等。此睢宁政府之举是不值得提倡的。其一, 将公权力的手伸向公民的私人领域, 这样的政府是可怕的, 是不道德的;其二, 这样的信用评估系统出台以后, 整治民风的作用会有明显改善, 这点毋庸置疑, 但是这种类强制的、外部的手段使公民们就范, 政治上的伪暴力是治标不治本的, 此类方法并不能长期奏效;其三, 将公民以信用指数分等级, 与专制社会中以资产、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本质上并无二致。

制度实现的方式有很多, 法律的, 强制的等等, 假如制度是合理的, 而采取的方式是不道德的, 那么制度运行的最后结果也是与其预期的目标相悖的。江苏省睢宁县信用的评估系统, 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公民的不文明和违规行为, 而只是用名誉这种外力来抑制这种行为的产生, 不是所有的行为都可以和名誉这个属于人身权范畴的名词挂钩。例如闯红灯, 不能凭一个人无心之下违反了交通法规, 来判断这个人的人品和信用问题。政府需要诚信来完善和巩固其政治的合法性, 公民的诚信则社会得以健康顺利运行的保证。睢宁县的信用评估体系, 是地方政府诚信体系建设的新的尝试, 但是新不一定是合理的, 它能够实现最后的政治目标, 但是从对人身权的侵害来说, 它是政治社会的倒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最后却被制度分级。睢宁县给信用分值较高者颁发“良民证”, 这个在伪满洲政府出现的物件, 在现代出现稍显荒谬。此时的“良民证”与“荣誉证书”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当“良民证”成了特权的象征, 它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和经济的意义。

制度的创新怎样才能实现与公民个体利益的一致性?

首先是扩大公民政治的参与度, 多方向多角度实现政治民主, 民意得到表达, 同时利用便捷的多媒体平台增加政府办公的透明性, 真正实现“阳光政府”。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要着力在以下两个方面下功夫。第一, 构建公民的政治参与制度体系。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制度包括三个层次: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一系列具体制度。同时, 我们要不断丰富民主的形式, 健全一系列具体制度, 以保障更多公民有机会参与政治。一般说来, 政治参与的主体层次可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少数在人民大众涌现的为公众所认可的政治代表人物对政治的参与;中间层次是具有较高民主意识和政治素质的知识分子对政治参与;基础层是普通成人公民对政治的参与。第二, 保持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畅通。在实践中要进一步提高选民的政治素质、增强政治责任感、杜绝拉选票, 确保选举的代表性、公正性。

其次, 扭转地方的以经济指标为导向的政绩观, 为了指标不惜牺牲公民的合法利益, 如强制拆迁, 牺牲环境来招商引资, 这些现象不绝如缕。这就涉及到政府绩效评的问题,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经济成了绝对的指标, 而忽视了比较重要的“德、能、勤、廉”的指标, 甚至还有绿色GDP的指标, 有了多方面的制约, 这种现象才能有所改善。绩效评估能够广泛、深入地展开, 势必会对形而上学政绩观的存在构成打击。同时, 绩效评估会对政府职能、权力、责任的明确划分提出要求, 这就必然对政府结构的不合理、职能的不明确、用权的不规范造成冲击, 从而推动行政体制改革, 促进政府内部工作的协调。最后, 绩效评估会明确鉴定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工作的优劣, 这就必然对浮报虚夸、以偏概全、GDP崇拜等不良行为构成挑战。

地方政府的创新之举值得鼓励, 但是公民的私人利益却不能作为风险的筹码。政府是个有机体, 有着自己运作模式和的德行, 德行主要体现在“信”和“稳”, “信”是思想意识层面上的, 正如“国无诚不强, 民无信不立”, 稳, 是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 地方政府的制度政策一定要有连续性和稳定性, 而不是为政府的所谓的专家、智囊所左右, 经常变化的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摘要：文章以睢宁县信用评级事件为例, 分析了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中与公民利益的三个冲突点, 分别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 制度伦理的实现方式和由制度衍生特权的不平等观念。文章最后论述了解决这种冲突的具体措施以及对政府德性的分析和预期。

关键词：制度创新,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佘红玲.浅议我国诚信行政的制度[J].法制与社会, 2009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