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委员会利益冲突政策

2024-10-29

伦理委员会利益冲突政策（共3篇）

伦理委员会利益冲突政策篇1

XXX公司

利益冲突政策声明）所有员工，必须作以下声明：

1.绝对不允许在与公司有供货关系的供应商处或有业务往来的公司/机构存在任何形式的经济利益，若员工在以往或现在的工作中，已在某供应商处存在经济利益，而该供应商在将来有可能与公司建立业务往来，那么该员工有责任将此关系立即如实通知公司，此外，所有在公司从事采购和业务联系的员工，绝不允许接受或向供应商提供回扣，佣金或礼物，在任何情况下，公司的员工都必须确保其本人履行职责的独立性，以保证其采购的物品或服务无论在价格上或质量上都是最佳的。

2.除非公司提出与员工解除合同，否则，员工在自愿离开本公司的三年内，不得出任或受聘于任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或香港经营（或将要经营）的与本公司业务相同或相类似的公司任何职位。

3.员工在聘用期内或离职后三年内不得任何理由索要，引诱，劝说任何与本公司有关的客户，当事人提供服务，不得直接或间接聘用在你受聘期间担任本公司经理雇员，顾问，以及任何通过此类聘用能或极可能获得任何机密资料的人员。机密资料可以解释为：

A)业务数据及秘密，其它机密的商业情报，业务计划和企划资料以及任何

包括公式，工序，作业方法，不被公开的技能知识，集团机密，公司的经营方向等在内的任何资料。

B）集团客户名册和业务细节。

C）其它关于集团对任何第三者所承诺守密的资料。

4.本公司保留对员工违反本利益冲突声明行为的追诉权。

我已仔细阅读上述公司利益冲突政策声明，并在此郑重声明：我绝对没有介入任何可能与我执行在公司承担的职责有利益冲突的事物，我保证严格遵守上述政策的规定。

员工（签名）：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伦理委员会利益冲突政策篇2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往往看似偶然、突发, 实属必然。它是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的产物。非直接利益冲突从本质上说还是一种利益冲突, 远远不是表面上显示的一种单纯的情绪表达和发泄, 而是一种源于终极意义上的利益冲突, 具有根本利益追求的性质, 而且这种冲突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权力部门。

非直接利益冲突是一种价值观冲突。目前由冲突的价值观已衍生出两种不同的非直接利益冲突形式:无意识群体行为和社会泄愤事件。社会泄愤事件是指过激严重暴力行为, 如打、砸、抢、烧行为。将其界定为社会泄愤事件而不是群体性事件, 是因为群体性事件可分为直接利益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和非直接利益冲突三种形式。其中由非直接利益冲突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才能称作社会泄愤事件。无意识群体行为主要指网络舆论冲突形式。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无意识群体行为的出现, 主要是微博异军的突起和新兴媒体的发展使其更加明显。虽然无意识群体行为没有达到社会泄愤事件那种破坏性程度, 但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并不小于社会泄愤事件。

二、非直接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 制度伦理原因

1、利益分配失衡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不同社会成员间的利益失衡问题也随之产生, 利益失衡已造成社会成员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主要表现在, 一部分人的利益是在不公平交易中剥夺了其他人的利益或掠夺了社会共有资源的情况下而获取的。这些群体包括农村土地征用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城市房屋拆迁中失去家园的居民、被迫贿买特权的大企业以及无力贿买而坚难生存的中小企业, 这些社会群体对个人境况的不满和对社会的不公, 经过长期郁积后极易外化为对抗性激烈情绪, 爆发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种子就根植于此。

2、利益表达渠道堵塞

我国目前的利益表达途径呈多样化。但对于民众而言, 这些渠道通常并不是十分畅通的, 民众“无力表达”、“表达无门”、“表达无用”的现象比较突出, 最后促成民众的非正常表达。

以信访为例, 信访机构没有权力对其他行政机关进行监督或直接进行问责, 因此很难实质性地处理和解决上访群众的问题。其次, 片面的政绩观使信访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一些基层政府为了“稳定”, 人为压制问题, 甚至阻拦群众上访, 从而引发群众的不满情绪。

3、弱势感蔓延

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 一个人或一个企业要成功, 必须有能力接近权力、收买权力和利用权力。政府是企业经营环境不公平的主要制造者, 因为行政人员与企业家之间的交易并非在正义的法治规则之下进行的平等交易。行政人员不仅居于支配地位, 甚至在接受了贿金之后, 行政人员可以依据自己的判断, 不对企业家交货。因此, 弱势感蔓延是发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另一制度性因素。

(二) 个体伦理原因

制度决定论者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制度, 也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制度的改进。在制度发生变革之前, 一切都无从谈起。但是, “我们不能因重视制度伦理确能纠正中国传统伦理的过分道德理想主义, 就只注重制度伦理而导致另一种偏向。因为制度伦理着重于提供外部的约束, 而道德形而上和个人心性伦理则进一步要求人的内在态度的改变。”[1]目前, 我国个体伦理的缺失是引发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另一重要原因,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行政人员公共形象失准

政府行政人员公共形象失准, 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群众不满、对党和政府持不信任态度。行政人员高高在上、权力滥用、脱离群众等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家长制作风;利用职权为自己和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无视党的原则和群众意见, 大权独揽、小权不放的封建集权思想;政商腐败现象猖獗, 甘当保护伞等等。个别行政人员的形象失准严重损害了整个行政组织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 其对社会凝聚力的削弱是可想而知的。当个别行政人员有负面事件新闻时, 民众将会对其行为无限放大。既使在事件中行政人员并无过错或过错不大, 民众也会同情事件中的另一方, 加入到与自身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事件中。

2、行政人员心理训练缺失

互联网的发展促使了无意识群体行为的大量出现。它打破了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行政人员心理训练的缺失主要表现为习惯于“宣传部把关”, 不适应网络舆论监督。众所周知, 我国当前处在非直接利益冲突增多的阶段。其中一些无意识群体行为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损害百万群众心中的政府和行政人员的形象。2008年以来, “百万级点击率”的无意识群体行为屡见不鲜。例如, 发生在鄂西偏僻小镇的“邓玉娇案”, 巴东警方虽然及时披露了案件调查的一步步进展, 但网友和媒体对其提出了各种质疑。声势浩大的网友支持率充分说明, 权贵的有恃无恐已经让民众积聚了长久的愤怒。其所彰显出的, 其实是权势与百姓之间的紧张关系。

三、非直接利益冲突的解决方法

(一)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制度伦理对策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减少, 必须依靠一种良性的制度安排, 必须尊重各个阶层的人所创造的价值。这样的制度安排, 不可能一夜之间产生, 而在制度和现实的互动中逐渐积累而成。不懈地追踪现实中的冲突, 并为每一个冲突的解决寻求制度上的解释, 为每一个解释提供道德基础, 这样的制度才具有伦理性。

1、构建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制度体系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 不仅可以规范社会主体的行为, 从根本上调整社会主体的各种利益关系, 而且较其他规范更具有权威性、公正性和强制性。[2]从分析中可看出, 公平与正义的缺失仍是非直接利益冲突的主要根源。维护公平与正义, 关键在于完善各方面的法律制度, 依法协调各种利益关系, 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我们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加快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是当务之急, 可以从源头上防范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但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着参保对象范围狭窄, 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群际、层际差距悬殊;存在大量制度漏洞, 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亟需建立合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正确处理不正当获利行为。不当获利行为容易引发矛盾冲突、群体心理失衡等问题, 应及时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使其有法可依, 尤其是民众关注的社会热点话题。对以不法手段获利的人要加以重罚, 提高风险成本。

2、构建畅通多元的利益诉求制度体系

马基雅维利认为, 民主可以为各种可能的骚乱、社会动荡和政治对抗提供某种发泄的途径。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准, 就是大家都有表达意见和讲道理的地方。[3]任何社会都存在冲突与矛盾, 都须建立正常的冲突化解机制。首先, 应保障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等权利。我国的集会游行示威要经过申请和严格的审查许可。对时间、地点、路线的限制过于严格。为此, 需要细化集会游行示威的相关法律制度, 使其便于操作。其次, 保障信访渠道的畅通。信访就是一种“信任的访问”, 是群众对有关部门能够帮其解决问题寄予的希望。各级领导必须认识到, 群众上访无小事。我们的各级领导, 一定要善待每一位来访者。要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做到早发现问题、处理好问题, 形成信访工作网络, 让群众理解和满意。开辟一个制度性的、常态的干群沟通渠道。

(二)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个体伦理对策

一个国家需要有着良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但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并不能解决制度实践中的全部问题, 它只有通过行政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对公共权力的行使, 才能使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获得实现的可能。所以, 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在制度设计与实践之间是极其重要的中介因素, 是不可缺少的桥梁。

个体伦理要求行政人员以道德主体的面目出现, 从道德的原则出发, 贯穿着道德精神, 时刻坚持道德的价值取向, 公正地处理行政人员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因为制度的设计不可能周详地考虑到制度在实践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 如果行政人员在实践的过程中没有足够的道德支持, 民众就会对这一制度表示怀疑, 哪怕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这样一来, 制度不仅不能实现制度设计者的预期效果, 反而会偏离制度应遵循的基本理念。有了行政人员的素质和道德方面的支持, 就能够弥补制度设计上的不足, 最起码可以将不足反馈到制度的再设计中, 使这种不足可能造成的紧张得到缓解。否则, 制度的缺陷得不到发现, 长期隐藏于制度操作之中, 而导致制度与现实的严重脱节, 造成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日益紧张, 甚至产生社会秩序的混乱, 发生非直接利益冲突。

1、强化行政人员个体素质训练

互联网是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和意识形态较量的战场, 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行政人员要高度注视网络问政的重要价值, 在网络日益快速发展的时代, 与时俱进, 更新观念, 重视学习联网知识, 提高网络素养;懂得网络语言, 提高执政能力;要勇于通过网络接受群众监督, 倾听民意, 善待网民, 提高执政智慧。善于利用网络监督的积极作用, 有助于维护政府形象、密切干群联系。

2、重塑政府及行政人员形象

国家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是行政管理的主体。行政人员行为的优劣, 直接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民众正是通过耳闻目睹的行政人员具体的行政行为来对政府进行评判的。政府形象作为一个可信度强弱和公信力高低的标志,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任何社会, 政府的形象都十分重要, 它决定着政府与民众关系的亲疏程度, 进而决定着民众对政府工作的支持与配合的程度, 而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与配合, 正是行政管理卓有成效的重要条件。如果行政人员言行不当, 表现出一种霸气、官场气、铜臭气等不良习气, 就会对民众心理产生巨大冲击, 挫伤行政人员和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这种行为不仅会对民众的道德取向产生影响, 而且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将大打折扣。加强行政道德建设, 可以严肃官纪官风, 促使行政人员保持高标准的行为准则, 以良好的德才素质提供优质服务。这样, 就会有效地改善政府形象, 树立政府威望, 密切官民关系, 减少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

四、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的有机结合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根本解决, 需要从公共行政领域中的道德建设开始。首先, 要突出道德的内容, 即在行政改革的过程中, 在制度设计和政府再造的过程中, 充分体现出道德的因素, 使制度包含着道德的内容和为行政人员的道德意识的成长提供充分空间。其次, 要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培养和督察, 在行政人员的选拔、使用、晋升等各个环节上都引进道德评价的手段, 建立一整套行政道德评价体系, 以求通过努力, 使行政人员的总体道德素质实现全面的提升。再次, 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 通过行政法制来促进行政道德的生成, 同时让行政道德促进法制的完善。正如没有制度支持的个体道德是不稳定的道德一样, 没有个体道德支持的制度也不可能是道德的制度。[4]因此, 只有加强主观个休伦理与客观制度伦理的有机结合, 才能有效减少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

摘要：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往往看似偶然、突发, 实属必然, 是迟早都要发生的。它是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的产物, 是一种常态。非直接利益冲突是一种价值观冲突, 目前由冲突的价值观已衍生出两种不同的非直接利益冲突形式:无意识群体行为和社会泄愤事件。在行政伦理的多个维度中, 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是内在与外在、他律与自律的两个最基本维度。因此, 本文从这两个基本维度出发, 分析非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原因及解决对策。

关键词：非直接利益冲突,行政伦理,制度伦理,个体伦理,弱势感

参考文献

[1]教军章.《行政伦理的双重维度—公共行政的理论之维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19.

[2]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所调研室.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J]《新华文摘》, 2001: (7) 。

[3]江平.我们应怎样维护和谐社会[J].《南风窗》, 2005: (3) 。

伦理委员会利益冲突政策篇3

摘要：本文从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中伦理委员会及其成员所涉及的利益冲突以及作为伦理委员会法务委员的律师的积极作用出发进行探讨，供有关方面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伦理委员会；利益冲突；律师

一、概述

药物临床试验是指临床上在人体进行的药物的医学研究的总称。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的规定，所有药物临床试验必须经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批准，方可实施。

伦理委员会委员应由从事医药相关专业的人员、非医药专业的人员、法律专家及来自其他单位的人员组成，至少五人，并有不性别的委员。伦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进行伦理审查，就药物临床试验而言，伦理委员会对该药物临床试验的方案及方案的修改，以及试验中发生的不良事件等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伦理道德的要求进行评价和判断，以保障试验的安全性和受试者的权益，进而确保试验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以及结果的可靠性。

伦理委员会及其成员以及药物临床试验中的各方参与者，作为社会关系个体，不免涉及多方面的利害关系的影响，其中利益冲突则是一个较为显著的情形。利益冲突的处理不仅关系到伦理审查的公正性及受试者的安全，也关系到药物临床试验的正确实施，更影响试验结果的科学性。伦理委员会及其成员的利益冲突对策和管理是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的一个重要环节。

二、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的利益冲突及对策

（一）定义

本文所阐述的伦理委员会实施伦理审查的利益冲突，特指伦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个人利益与其所承担的职责之间的冲突。伦理委员会成员，其作为个体所具有的经济利益、精神利益等一旦影响到该个体履行其职责，即构成利益冲突。这些利益源自伦理委员会成员的各种社会利害关系，其矛盾对抗的焦点则着落在伦理委员会成员个人，其结果将影响该成员履行伦理委员会成员的职责，干扰其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和评议。利益冲突对策是指对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进行处置和管理。

（二）适用的人员

伦理委员会实施伦理审查的利益冲突所涉及的人员是伦理委员会的全部组成人员。就整个药物临床试验而言，利益冲突所涉及的方面不仅包括伦理委员会成员，也包括研究人员和申办方等，而本文的重点则着重于前者，即来自于伦理委员会成员的利益冲突。《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指导原则》、《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中医药临床研究伦理审查管理办法》以及《中医药临床研究伦理审查平台建设规范》均将来自于伦理委员会成员的利益冲突所涉及的人员限定在伦理委员会的委员，而《赫尔辛基宣言》等国际性伦理文件并未对利益冲突涉及的人员作出明确指定。本文认为伦理委员会伦理审查的利益冲突，源自伦理委员会成员的，所涉及到的人员应当为该伦理委员会的全部成员，包括该伦理委员会的委员、秘书、办公室职员以及聘请的独立顾问专家。这些人员也即是伦理委员会伦理审查中利益冲突的主体。

伦理委员会本身是否涉及利益冲突？根据上述法规和伦理文件，伦理委员会是一个独立工作的审查机构，其独立性表现在其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不与申办方、赞助者、研究人员等发生利益联系，其工作亦不受这些方面影响，所以伦理委员会本身不是利益冲突的涉及者，不构成利益冲突的主体。

（三）分類

伦理委员会伦理审查的利益冲突可分为三个类型：

1.显著的利益冲突

指该利益冲突的存在，足以影响到伦理委员会成员履行其职责，即影响到该成员公正、客观地进行判断和评议。

2.明显的利益冲突

指该利益冲突未必一定影响到伦理委员会成员履行其职责，但可能导致该成员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受到他人的质疑。

3.潜在的利益冲突

指该利益冲突不一定影响到伦理委员会成员公正客观地履行其职责，但可能引起他人对该利益冲突是否需要报告和公开感到不确定。

以上三个类型中，最为常见的是第一个类型，即显著的利益冲突。这个类型的利益冲突最可能影响到试验的科学性和安全性，危及受试者安全的大多集中在这一类型，各规范性文件所针对和处置的最主要的利益冲突亦为这一类型。

（四）表现形式

伦理委员会在实施伦理审查工作中的利益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为：

1.经济利益冲突

是指伦理委员会成员和其他试验参与者之间存在经济联系。其主要表现为伦理委员会成员和申办方、研究者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如收取专家咨询费、顾问费、交通补贴等，甚至不乏有违法违规的经济交易。经济利益冲突是伦理审查中利益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对试验的科学性、安全性最具危害性的一种形式。

2.精神利益冲突

指伦理委员会成员和其他试验参与者之间具有非物质的利益联系或者通过其职责或工作使某些非物质的利益得到实现，如学术地位、荣誉声誉、著作权的人身权等。

3.社会关系利益

指伦理委员会成员通过伦理审查工作获取以社会关系为特征或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利益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伦理委员会成员通过伦理审查工作取得或建立某些社会关系，也表现为已有的社会关系成员通过试验获得利益，或者表现为伦理委员会成员通过其社会关系的成员获利而取得间接利益。此类利益冲突较为隐藏，不易被察觉，甚至伦理委员会成员本人亦未必主动意识到，但却不能否认或忽略其存在。

4..负利益

指伦理委员会成员未能从试验参与者包括申办方、研究者以及试验本身获得利益，甚至试验参与者或试验本身会导致该成员的利益受到损害，其中包括物质利益损害和非物质利益损害，也包括社会关系利益的损害，这就是所谓的负利益。负利益的存在会导致伦理委员会成员在伦理审查工作中夸大受试者权益的维护，进而损害其他试验参与者的利益。这样的利益冲突较为罕见，但不应排斥之。

（五）对策

目前，对伦理审查工作中的利益冲突的处置和管理对策，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主动声明

指伦理委员会的成员在试验审查开始之前，或收到受审材料的同时，更甚或是在其初始成为伦理委员会成员时，主动声明公开其存在或可能存在某种利益冲突。以口头真实的意思表示和签署《利益冲突声明书》为主要形式。主动声明有利于伦理委员会及伦理委员会成员更直捷地就所声明的事项进行评判和采取进一步处置。主动声明体现了伦理委员会及其成员高度的伦理道德水准和严格的自律性，是伦理审查工作中利益冲突处置和管理的主要措施。

2.退出和回避

指与试验存在利益冲突的伦理委员会成员应当回避该项目的伦理审查工作，已经从事有关工作的应当即时退出。国家法规文件诸如《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中医药临床研究伦理审查平台建设规范》都对利益冲突作出了“回避”、“主动回避”、“离场退出”等规定。退出和回避是伦理审查工作中处置和管理利益冲突的一项积极的措施，体现了伦理委员会的公正性、客观性和工作的独立性。

3.伦理培训

加强伦理委员会成员的伦理培训，以利益冲突事项为核心开展学术研讨和道德意识层面的交流互动，增强利益冲突鉴别意识和管理的主观能动性，是一个从根本上消除利益冲突及其危害的一项基础措施。有利于增进伦理委员会成员的自律性，使伦理审查工作合规、合法，同时更可以巩固伦理审查工作的独立性和伦理委员会的独立地位。

三、法务委员的积极作用

根据《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指导原则》、《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中医药临床研究伦理审查管理规范》以及《中医药临床研究伦理审查平台建设规范》等法规，伦理委员会委员的组成，除了从事医药相关专业的人员、非医药专业如管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专业人员以及来自其他单位的人员之外，还必须包括法律法学专家或法律专业人员。目前的实践工作中，绝大部分伦理委员会就法律法学专家或法律专业人员，都聘请具有一定资历的律师参加。律师作为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委员会的法务委员，是通过以下各个方面工作发挥其积极作用的：

（一）合法性审查

合法性审查是指对药物临床试验的整个过程及各个方面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存在违法违规事宜进行评价和判定。律师作为伦理委员会的法务委员，不仅要对药物临床试验的参与各方的主体资质进行合法性审查，还要对试验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受试者的招募、知情同意书内容及知情同意过程以及受试者的医疗和保护、隐私的保密、不良事件的处理等方面进行合法性审查。而就伦理委员会成员的利益冲突而言，更要对利益冲突的性质和来源、利益冲突的类型和表现形式、利益冲突的对策和管理进行合法性的评价和判定，如是否存在徇私枉法、行贿受贿、违法交易等。合法性审查是整个审查工作的基础，也是保证药物临床试验公正性、客观性以及试验结果科学性的前提措施。合法性审查为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审查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伦理性审查

伦理性审查是指针对药物临床试验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是否符合伦理道德规范作出评价和判定。审查的内容如前所述，包括试验方案的设计与实施、试验的风险与受益、受试者的招募、知情同意书告知的信息、知情同意过程、受试者的医疗和保护、隐私的保密、不良事件的处理以及涉及弱势群体的研究等。同样的，就伦理委员会成员的利益冲突而言，则要对利益冲突的性质和来源、类型和表现形式以及对策和管理进行是否符合伦理道德要求的评判。其中必须重视经济利益等物质利益冲突的审查，更不能忽视其他如非物质利益冲突的存在。伦理性审查不同于合法性审查，作为法务委员，以法学和医学伦理学相结合，具有充分的主观心证和独立裁量权。伦理性审查是药物临床试验审查工作的实质性阶段。

（三）规范性文件的适用

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的利益冲突对策所运用的规范性文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专门的立法机关如药监局、卫生部（卫计委）、中医药管理局针对医学研究和药物临床试验及其伦理审查包括利益沖突及对策作出的法规和法规性文件，如《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中医药临床研究伦理审查管理办法》等。二是国际医学组织如世界医学会（WMA）、世界卫生组织（WHO）等针对医学研究和药物临床试验而制定的国际医学伦理准则，包括《赫尔辛基宣言》、《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正确适用是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中法务委员的重要工作。各规范性文件的适用也是法务委员评判利益冲突并作出处置对策的重要工具。而从目前的实践工作中可见，这些法规和伦理文件在利益冲突及其对策方面往往呈现出一些局限。如在适用的人员方面，《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中医药临床研究伦理审查平台建设规范》等法规都分别将利益冲突对策的适用人员确定在“参与该临床试验的委员”、“伦理委员会委员”、“存在利益冲突的委员”等，对其他人员未作硬性规定。又如在处置的措施方面则主要规定以自动声明和主动回避为原则，《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伦理委员会委员与申请项目有利益冲突的，应当主动回避；无法回避的，应当向申请人公开这种利益。”可见，目前通行的主要法规对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中的利益冲突对策的规定是有倾向性的，也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而国际性医学伦理文件亦未对利益冲突及其对策作出明确的指示。因此，本文在此呼吁立法部门对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中的利益冲突及其对策作出详尽和全面的规定，做到完全的有法可依；同时也期待国际性医学组织在增补和修改伦理文件时，考虑到利益冲突及其对策并作出明确的指引，使伦理委员会的法务委员将法律与伦理道德相结合，保障药物临床试验的安全性，并实现试验结果科学性和客观性。

四、结语

伦理委员会成员的利益冲突及其处置对策是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法务委员将法律与伦理道德相结合，在整个审查工作中将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

[2]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指导原则

[3]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

[4]中医药临床研究伦理审查管理办法

[5]中医药临床研究伦理审查平台建设规范

[6]赫尔辛基宣言

[7]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

[8]人体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指南

[9]人体生物医学研究国际道德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