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分析模式（共8篇）
利益分析模式 篇1
由于乳制品对生鲜牛奶质量的特殊要求, 乳业与其他农产品加工业相比具有产业链紧密结合的特点。乳品企业与奶农的关系非常紧密, 企业与农户的合作过程中, 自发地或主动地形成了多种合作模式, 每种合作模式的形成都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也有其缺点。
笔者在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选择了规模不同的3家乳品企业及其产业链上相关的养殖场、农户等进行了调查。
1 乳品企业与农户的合作模式
通过调查发现目前乳品企业与农户的合作模式有以下5种。
1.1“企业+奶站+农户”模式
这种模式是农户分散饲养奶牛, 每天固定时间统一将奶牛驱赶至附近的奶站挤奶, 奶站将牛奶交售给企业。奶站有企业奶站和私人奶站两种模式, 企业奶站是企业投资的奶站, 属于企业的一个部门, 企业付给奶站管理员工资, 付给农户奶款。企业付给私人奶站奶款, 奶站扣除管理费后将奶款付给农户。这种模式使企业与农户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购销关系, 企业定期指导和监督农户的奶牛饲养以及奶站挤奶环节的卫生和质量安全, 提高了牛奶的产量和质量, 使农户收益得到保障。
1.2“企业+牧场园区+农户”模式
这种模式是企业投资建立牧场园区, 吸引规模养殖户 (20头以上) 进入园区, 分户饲养奶牛。园区对奶牛饲养实施“统一饲料、统一防疫、统一检测、统一挤奶、统一服务”等各种统一措施。园区对入区农户提供统一的饲料及饲料配比;进行统一的卫生防疫和检疫;在固定的时间统一将奶牛集中到园区的奶站挤奶, 并进行检测;园区还提供其他的统一服务。
1.3“企业+养殖场+农户”模式
这种模式是有实力的农户自己投资兴办养殖场, 大企业也会贷款给农户建养殖场。附近农户在养殖场集中饲养和挤奶, 并分得奶款。养殖场主从奶款中扣留一定的管理费, 将剩余部分交给农户。
1.4“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
这种模式是由合作社搭建技术、管理、现代化设施设备和资金平台, 吸纳农户以奶牛入股分红、保本分红、固定回报、合作生产等多种形式入社并获取回报的奶牛养殖合作化产业模式。农户自愿入社, 不参与经营, 获取稳定回报, 到期自愿退社, 退社时领取入社奶牛金。
1.5“企业+牧场 (+农户) ”模式
这种模式是企业投资建立作为企业下属的牧场。在牧场内养殖、挤奶, 牛奶直接提供给企业。所饲养奶牛一部分为企业的, 一部分为周边农户入股奶牛, 给奶农分红收入。这种模式当中, 农民参与程度最低。
2 各种合作模式的利益机制比较分析方法
模糊层次分析法 (FAHP) 是在模糊数学中常用的一种分析方法。结合了层次分析法和模糊分析法的优点。可分层分析影响事物的因素, 并将无法量化的指标用模糊一致矩阵赋予权重。在此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 对各种模式的利益机制进行比较分析。
2.1 构建层次结构图
将利益评价指标 (B) 分为4个方面:经济指标、风险因素、农户参与的主动性及技术指标。经济指标以价格、成本、收益表示;风险因素以价格波动情况和合同违约情况表示;农户参与的主动性以农户参与生产情况和农户对价格等的决策权表示;技术指标以牛奶质量、饲养方式和卫生条件表示。分为三级指标体系, 如图1所示。
2.2 构建模糊一致矩阵, 并计算各元素的权重值 (W)
根据调查到的情况以及经验判断, 对各因素进行定性分析, 两两比较其重要性, 构造模糊一致矩阵, 并按照式 (1) 计算权重值。
用矩阵表示如下。
三级指标权重为:
二级指标权重为:
2.3 对影响利益的各因素进行评价
根据调查到的情况以及经验判断, 对5种模式的各个因素按照5分制进行打分评价, 如表1。
各取值为:5分为非常高, 4分为较高, 3分为一般, 2分为较低, 1分为非常低。
其中由于成本和风险对利益的影响是反方向的, 因此B12、B21、B22三个指标的取值为负数。
M1=“企业+奶站+农户”模式
M2=“企业+牧场园区+农户”模式
M3=“企业+养殖场+农户”模式
M4=“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
M5=“企业+牧场 (+农户) ”模式
2.4 进行模糊综合评价
首先对二级指标进行模糊综合评价, 得到二级指标的评价值矩阵。其次对一级指标进行模糊综合评价。得到五种模式的模糊利益评价值, 分别为:“企业+奶站+农户”模式为-0.40;“企业+牧场园区+农户”模式为0.82;“企业+养殖场+农户”模式为0.96;“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为2.12;“企业+牧场 (+农户) ”模式为1.87。
3 分析与结论
3.1 大企业和小农户发展不协调
由分析结果可知, “企业+奶站+农户”模式得分最低, 且为负分。目前乳品企业奶源的60%～70%仍然来自“企业+奶站+农户”模式的散养户。散养户饲养方式落后、卫生条件差、牛奶产量低导致牛奶价格低。散养户的牛奶是企业收购牛奶的价格当中最低的, 为2.4元/kg。由于养殖规模小, 成本无法降低, 收益就没有保障。散养户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 因此在与企业的对话当中也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对价格的决定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 只是被动接受企业制定的价格, 当市场上出现价格波动等不稳定因素时, 企业首先就会针对散养户采取措施。如“三鹿事件”以后, 企业通过提高质量门槛, 以及压级压价等手段拒收牛奶, 首先受害、杀牛倒奶的就是散养户。
乳品企业日益向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迈进, 对奶源质量、产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小规模散养农户越来越不适应这个要求, 其经营举步维艰。
3.2“企业+牧场园区+农户”是一个过渡性模式
“企业+牧场园区+农户”得分也很低, 这种模式虽然克服了“企业+奶站+农户”模式的饲养方式不科学、卫生条件差等弱点, 而且避开了私人奶站环节, 使牛奶质量安全得到了保障。但这种模式的实质是“奶农在乳品企业的监督和控制之下的独立生产模式, 奶农生产的技术管理水平没有明显提高, 其单位牛年产奶量甚至低于散户奶农, 奶农生产的专业化、组织化程度依然偏低, 奶农的弱势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种模式下奶农由于规模化生产, 投入多, 成本高, 在“三鹿事件”的打击下有的农户已经入不敷出, 停止生产。
3.3 养殖大户也不是农户的出路
“企业+养殖场+农户”模式使有实力的养殖大户带动了一部分农户, 实现增产增收, 并且由于集中饲养, 使饲养条件和技术有一定的改善。但是由于其与企业的对话能力仍显不足, 抵御风险能力仍然比较差。在“三鹿事件”紧要风头, 企业拒收牛奶, 严厉地考验了这种模式, 养殖场主与农户共同受到损失。普通农户与养殖场主之间的利益也存在分歧和博弈, 由于其实力关系, 农户仍处于弱势地位。
3.4“企业+牧场 (+农户) ”模式把农户排除在外
“企业+牧场 (+农户) ”模式是由企业自己兴办的牧场, 其奶源质量有绝对保障。牧场奶是乳品企业质量最好、价格最高的牛奶, 为3.2元/kg。加入到这种模式中的农户收入和利益都有保障。但实际上企业在牧场中吸收农户的奶牛并分给他们一定的红利是由于其自身奶牛数量不够, 企业的下一步发展方向就是逐步淘汰农户。企业按一定年限分给农户奶牛红利后所产牛犊归企业所有, 农户对其奶牛在失去了经营权后又逐步失去所有权。并且目前加入到这种模式的农户也少之又少。
3.5“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是最佳模式
在前面的分析中, “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是得分最高的模式。这种模式典型的案例就是“奶联社”, 其饲养技术、卫生管理水平很高, 使得牛奶质量和产量提高, 企业也以牧场价 (最高价格) 收购其牛奶, 市场风险很低, 在“三鹿事件”以后也没有发生过倒奶现象。奶联社作为实力较大的法人主体可直接和企业对话, 对价格有讨价还价的权力。对于奶农来说是“零风险”的模式, 只要将奶牛入股, 就可定期分得红利。因此众多媒体及学者都提出这种模式是奶牛养殖模式的最佳模式或演进方向。
但关键问题是, 奶农与奶联社的联结方式是以牛入股, 分得红利。奶农将奶牛交由奶联社进行饲养, 在入社时对牛进行评估, 确定使用年限, 以评估价为准, 按照年限均额返还给奶户, 最后奶牛的残值交由奶户进行选择。由于其回报是固定的, 实际上这种方式并不是真正的入股分红, 没有体现“利益均沾、风险共担”。而且奶农逐步脱离生产过程, 奶牛的生命周期结束后奶农与奶联社也脱离了关系, 退出奶牛养殖行业, 利益也就随之消失了, 所以奶农的利益是短效的。目前企业与农户之间并没有建立起长效利益机制的合作模式。
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具有长效利益机制的奶农的合作社, 与企业平等对话, 才能使农户的利益等到长期保证。
利益分析模式 篇2
社会责任管理的实施背景
（一）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十二五”时期，在首都城南发展计划、大兴区与亦庄开发区行政资源整合，首都新机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好消息和国家级大型项目的带动下，大兴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迎来全新的跨越。为满足“十二五”期间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需新增变电容量212.7万千伏安，已超过大兴地区现有变电容量总和。各级电网建设改造、电网运行维护及用户设备接入等任务艰巨，各利益相关方如政府、用户、伙伴、员工、环境等诸多方面对企业的期望不断提高，面对全新的发展形势，传统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超常规发展需要，亟须引入社会责任管理来更好地服务社会各方的利益和需求，实现企业、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公司具备开展社会责任管理的良好基础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的强劲需求以及电力建设和供应方面存在的诸多困难，国网北京大兴供电公司创新提出“主动融入 携手共赢”的工作理念，力争做到“工作融入政府、服务融入用户、情感融入百姓”，积极关注并回应各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和诉求。公司主要领导带队先后走访了全区所有的乡镇政府、发改委等25个委办局、3个工业园区以及驻区大型企业。通过100余次的汇报走访活动，广泛宣传北京市电力公司相关政策，自觉落实电力企业的责任，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建立了企业、客户和政府之间相互理解、信任、支持的工作格局，公司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三）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是国家电网公司的要求
国家电网公司推进“全面社会责任管理试点”，国网北京大兴供电公司被国家电网公司确定为27家地市级供电公司开展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的试点单位之一。公司按照国家电网公司和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工作部署，以推进社会责任工作转型为主线，推动社会责任管理“两个融入”；以全面社会责任管理“15333”工程为统领，系统地将社会责任管理的理念和方法融入公司的日常管理和员工的日常工作，不断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努力与之形成“利益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的生动局面，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管理水平，树立良好的责任央企形象。
社会责任管理内涵
大兴供电公司始终坚定“主动融入 携手共赢”的责任理念，践行“电靓大兴”的责任宣言，用真诚的行动靓丽多彩大兴。主动融入：坚持工作融入政府、服务融入用户、情感融入百姓。公司要将自身发展全方位融入大兴区经济建设、环境改善和社会和谐中，为大兴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提供强有力的电力支撑。携手共赢：通过密切合作达到与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共赢的目的，其核心是凝聚各利益相关方之力共同推动电网发展，促进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达到企业、社会和环境和谐发展的最终目的。
公司致力于电网发展，支撑地区经济社会进步，充分发挥电力先行作用，积极推进电网规划接轨地区超常规快速发展的步伐，持续关注政府重点工程，轨道交通、保障性住房等工程配套电力设施全部按时高质量投运；致力于电网坚强，公司通过加强风险管控，坚决杜绝大面积停电事故，积极组建应急抢修队、抢修先锋队，应对极端天气；致力于服务优质，坚持“你用电 我用心”的服务理念，使我们的服务让政府放心、用户满意；致力于环境改善，积极促进新能源汽车项目的落地，服务光伏并网新能源项目，存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致力于社会公益，以共产党员服务队为载体，积极开展公益事业，主动参加社区活动，建立专职爱心服务机构，用行动展示责任央企形象。
社会责任管理的主要做法
（一）制定推进方案 保障有效实施
公司结合公司“主动融入”工作取得的现有成效，制定具有大兴特色的“11233”实施方案：
第一个“1”指的是结合实际情况，提出符合大兴公司发展需要的“主动融入 携手共赢”社会责任理念，做到“工作融入政府、服务融入用户、情感融入百姓”。
第二个“1”指的是研究制定了“基于利益相关方管理的网格化推进模式”，通过此模式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社会责任管理，真正将社会责任落到基层、落到实处。
“2”指的是编制一本手册、编写一份纪实。
一本手册：编制一本《大兴供电公司全面社会责任管理工作手册》，指导公司内部员工认知和实践社会责任，对社会责任管理工作的开展有具体的指导作用。
一份纪实：编写一份《大兴供电公司社会责任工作纪实》，通过纪实向各利益相关方展示传播公司社会责任管理的理念、实施和成效，积极树立“国家电网”良好的履责形象。
第一个“3”指的是三个试点，即选取具有较好工作基础和社会责任管理优势的发展策划部、营销部、采育供电所作为先期的三个试点。
第二个“3”指的是分3个阶段逐步实现公司提出的“基于利益相关方管理的网格化推进模式”，3个阶段分别为：
第一阶段是社会责任管理的试点培育期，在公司内部选取3个试点先期进行体系建设和管理探索；
第二阶段是社会责任试点的复制落地期，在成功完成3个试点的基础上，将已经成功的管理模式复制到其他单位和部门；
第三阶段是社会责任管理的全面深化期，将基于利益相关方的管理模式在公司全面推广。
（二）加强责任培训 深入理念根植
将社会责任管理列入党委中心组学习计划和公司领导班子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每季度中层干部培训和每半年举行一次的全体职工培训中，讲解社会责任管理的基本知识；基层班组的培训学习加入社会责任管理的内容；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大兴地区全面社会责任履责现状调研，加强培训督导。在公司内网设置“社会责任专栏”，编制工作简报等多种方式积极传播社会责任管理的相关知识，激发广大员工参与社会责任管理的意愿和热情。
（三）融入企业运营 服务社会发展
近年来，国网北京大兴供电公司在履责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这里，履行社会责任不是其额外工作，公司将社会责任管理作为工作新理念、新方式，融入原有工作目标、原则、流程，不断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努力寻求企业发展与社会和谐、环境友好之间的平衡点。
在日常管理中，公司社会责任管理特别在抓准“五要素”上下功夫，即将社会责任管理要求有机地融合于各专业管理的目标、原则、流程、指标和绩效之中，将社会责任管理融入到“五大”体系建设之中。采取项目制管理模式，剖析了五大专业“电网规划主动融入大兴经济社会”、“垡上输变电工程项目”、“月度生产计划平衡会”、“社会责任融入配网检修”、“三合小区电力改造”等五个具体项目，充分将社会责任管理运用到项目全过程、体现在工作目标、原则、流程和指标上。绩效管理是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实施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公司遵循目标导向原则、公正透明原则、利益相关方参与原则和持续改进原则，通过绩效目标设定与分解、绩效评价与考核、绩效反馈与结果应用等绩效管理活动，激励各部门和员工持续优化社会责任绩效。
（四）管理落地基层 延伸履责实践
供电所是公司服务广大用户的窗口，也是践行社会责任的最小单位。供电所履行社会责任是供电企业控制经济、社会、环境风险的基础环节，也是实现社会责任根植基层的必由路径。
采育供电所按照“认知”、“管理”、“实践”三部曲，总结归纳出供电所“123”社会责任工作法，全面进行社会责任管理。“1”，从认知上强化一个理念，即“主动融入”的社会责任管理理念；“2”，从管理上抓好两个关键，即抓工作机制、抓业务指标；“3”，从实践上着力做好三项重点工作，即应急抢修服务、窗口服务和镇政府重点工作。
采育供电所坚持“主动融入”的工作理念，促成了大兴区第一个镇域级别的“电力建设办公室”的组建，每月与镇政府综治办、安全科、规划科、农建科等召开月度分析会，使政企联动落到实处，共同规划实施电网建设，共同整治电网运行中的安全隐患，共同打造电网良好的运行环境。从抓机制入手，建设营销、配电合一的复合型员工队伍，打造“营配合一”机制以适合新的工作内容；从抓指标入手，重点强化涉及到利益相关方的32项指标开展工作，不断优化履责绩效。当前的重点工作是镇域内的三个小区、75万平方米、8000户村民的回迁房建设，为此专门设立所长信箱、组织现场办公日、建立特殊用户档案，主动服务村民更好地适应在回迁小区新环境下的生活。
（五）推进项目制管理 拓宽履责范畴
在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的指导下，积极开展项目制管理，不断创新履责实践活动。公司用社会责任管理的新视角重新审视原有工作，挖掘和提炼社会责任管理案例、特色履责实践和感人小故事，总结经验、发现不足、提出改进优化方向。在此基础上，公司形成了以《主动融入大兴经济社会，携手推进电网跨越发展》为代表的10余个案例、故事。
实践中，不断创新“五个一”履责载体，搭建利益相关方沟通参与平台，实现与利益相关方的共建共赢。党员之家，是北京市国资系统学习型党组织十佳示范点，作为加强党员思想引领的重要阵地，是公司在党组织建设上承担社会责任，发挥标杆作用的平台。共产党员服务队，作为北京市电力公司最早成立的党员服务队之一，始终践行“你用电 我用心 为民服务 创先争优”的庄严承诺，深入开展“六进”活动，不断拓展服务范围和内涵。在地区26个社区服务站，2个驻地部队实现挂牌服务，与30个社会团体建立了定期联系帮扶机制，成为践行社会责任的“排头兵”。刘兵创新工作室，逐渐成为职工创新，改良实用技术的基地，与驻区各大企业开展技术交流，工作室创新成果参加了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乃至全国的QC成果发布，并得到了广泛的推广。职工文体活动中心，履行驻区企业促进地区文体事业发展的责任，是公司与社会各企事业单位建立良好关系的沟通平台。实用技术培训基地，提升员工素质，强化履责能力的课堂。不但举办涵括公司各专业的内部技能培训，而且作为各协作单位的培训场所为诸多重要利益相关单位提供技术培训和专业指导。（作者单位：国网北京大兴供电公司）
利益分析模式 篇3
一、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的现状分析
1. 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的目标不明确
目前, 关于公司治理的目标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股东价值论”, 认为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 公司治理的中心就是确保股东的利益, 确保资本供给者得到理所当然的投资回报, 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二是“利益相关者论”, 认为公司治理不能单纯以实现股东利益为目标, 因为企业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企业, 各利益相关者都对企业进行了专用资产的投资, 并都承担了企业的风险, 因而公司治理所要实现的是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要实现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理论界倾向于后一种观点。然而, 在我国民营企业治理实践中, 股东权利至上理念仍占主导地位。在我国民营企业产生及发展之初, 企业的资本积累依赖于物质资本的投入, 为此, 民营企业的大股东 (往往是创办人) 掌握公司的控制权, 股东本位主义体现在公司治理目标上是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在此阶段, 股东权利至上的理念毋庸置疑。但是, 目前我国不少民营企业已有雄厚的资本和较强的经济实力, 随着力量的壮大, 对于企业的生命和活力, 物质资本的投入已不是关键因素, 知识资本才是公司发展的主要力量, 由于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以及劳动力物质资本的“经济地位”的变迁, 必然要扩大雇员在民营企业中的法定权利, 并让他们参与公司治理。
2. 民营企业的家族制治理现象严重
民营企业发展初期, 市场经济环境不规范, 民营企业在产权结构、企业决策、用人机制等方面不同程度地采用家族治理方式, 是企业面对无序市场的一种自我保护, 具有一定的天然合理性。然而, 如果企业的资金来源只是局限在家族范围之内, 就会限制企业所能筹集到的资金数量, 难以达到规模经济要求, 企业难以通过联合、重组、兼并以及股份制改造等形式得以迅速扩张。家族制还容易导致内部产权的不明晰, 特别是在企业度过创业时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时, 往往出现内耗, 增大内部协调成本。不少民营企业包括已经改造成为现代公司的企业, 仍处于一种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合一的状态, 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 经营战略完全取决于创办者的个人智慧。决策的非理性、目标的非经济性、执行过程的随意性, 再加上有效监督的缺乏, 严重影响了企业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金融机构正是基于贷款的安全性考虑, 不愿轻易向这些民营企业提供贷款支持。在金融危机背景下, 这使一些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 企业经营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3. 民营企业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完善不利于企业长期治理
在不少民营企业中, 对员工的评价一般采取简便的、可以量化的标准来衡量, 对有突出贡献的人也多采用现金实物的形式进行奖励, 股票、期权激励方式较少使用或使用得不规范。在民营企业内部, 董事会的约束比较重要, 董事会对经理人员的监督表现为行使职责聘任和解雇经理人员, 或者通过制定重大和长期战略来约束经理人员的行为。在民营企业外部, 也应该有利益相关者制衡机制。目前, 在民营企业中, 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 从而导致包括CEO在内的经理人员的机会主义与偷懒行为, 损害企业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例如, 经理人通过增加其在职消费或与其他人进行合谋行为牟取自身利益而损害股东利益。
现代公司因两权分离引致的代理人经营风险, 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来协调各类当事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物质利益关系, 明确规范公司权力机关的权力义务和责任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这就是体现分权制衡、利益平衡的公司内部治理, 它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此外, 公司的存在离不开外界环境, 利益相关者、市场本身及法律约束也会对公司形成强有力的制衡, 这就是公司的外部治理, 它也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在许多民营企业中, 谈到公司治理问题, 总是偏重于强调完善公司内部的法人治理, 对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的配套改革认识不足, 导致民营企业外部治理失衡。例如, 民营企业和政府之间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化的良性政企关系, 民营企业和债权人之间还存在非合作博弈情况, 等等。
二、民营企业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
在多元化利益相关者互动的治理结构下, 建立员工人力资本产权与非人力资本产权共同参与经营控制和收益绩效分享的治理模式, 已成为理论与政策分析和社会实践的焦点。在民营企业公司治理中, 为解决上述困境, 也应引入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及策略, 即企业不仅要健全公司组织机构, 使大小股东、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 企业还要协调员工、供应商、消费者以及社区等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公司的组织机构由利益相关者的代表组成
首先, 在实行现代公司制度的民营企业中, 组织机构应该由各利益相关者的代表组成。股东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 拥有决定公司一切重大事务的权力, 并有权监督董事会和监事会。民营企业的创办人所占的股权往往最大, 公司的决议方式采取资本多数决议原则, 容易导致控股股东利用其优越的权利达到控制董事会的目的, 从而有可能损害其他中小股东的权利。因此, 要实现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 可以对控股股东进行权利的限制或义务的增加, 表现为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负有忠实、注意义务并承担民事赔偿的责任, 此外还可以赋予中小股东法定的特殊权利, 例如我国《公司法》规定的累积投票制度。所谓累积投票制 (Cumulative Voting) , 是指股东大会选举两名以上的董事时, 股东所持的每一股份拥有与待选董事总人数相等的投票权, 股东既可以用所有的投票权集中投票选举一人, 也可以分散投票选举数人, 按得票多少依次决定董事入选的表决权制度。累积投票制度可以缓冲大股东利用表决权优势产生的对公司的控制, 增强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话语权, 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其次, 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权力要制衡, 董事会对经理层有适当的约束机制。股东会对公司内部高层经营管理人员和重大经营活动的监督主要表现在:选举和罢免董事和批准公司重大经营事务的权力;对玩忽职守, 未尽到受托责任的董事的起诉权等。但股东会不是常设机关,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和股份的逐步分散, 股东参加股东会的积极性降低, 股东会逐步空壳化。而与此同时, 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主要由董事会及其聘请的经理负责, 董事会及其指导下的经理实际上成为公司的权力中心, 权力机制的失衡会侵蚀到公司运作机制, 最终损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为落实股东权力, 要明晰股东会的决议事项范围, 如股东会对公司章程的变更、董事的任免、公司的解散与合并、公司资产的重大变化、公司经营重大方案等重大事项批准的权力。股东实体上的权力的实现还需要程序上的权利作保障, 这些程序性规定主要有股东大会召集权、股东提案权、股东质询权等。要加强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约束, 首先要保证董事会的独立性, 董事长与总经理原则上应予以分离, 董事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理层的重要人选等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对经理层实施有效的控制。此外, 为避免经理层权力的过分膨胀, 可以采取对经理层权力进行限定的方式, 如通过公司章程或董事会决议规定公司中数额巨大的交易合同必须由董事会予以确认, 经理层行使业务执行权触及到公司重大利益或可能对公司利益造成损害时, 董事会有进行干预的权力。
最后, 强化监事会的作用。一是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二是在董事会不履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职责时, 召集和主持临时股东会会议;三是向股东会会议提出提案;四是列席董事会会议, 并对董事会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者建议;五是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给公司造成损害的, 根据股东的书面请求, 监事会可对其提起诉讼。此外, 公司章程也要加强对监事会成员必要的激励与约束, 明确其义务和责任。
2. 公司职工参与公司治理
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 在产权主体明确的民营企业中, 企业可以实施职工持股信托, 实现激励约束机制的完善。持股信托, 有助于职工持股管理, 真正发挥激励约束作用。信托公司按照委托人 (持股员工) 的要求, 依据企业职工持股管理办法, 签订受托协议。在受托期间, 为全体持股职工的利益, 代理投票, 并管理股权。通过信托公司代为持股, 可以解决由于职工双重身份、角色重合造成的企业管理上的困惑, 使企业和职工股东不发生直接关系, 由信托公司代表职工越升为股东从而提高管理效率。由于外部人信托公司的参与, 可以使得职工持股管理办法更为有效地执行。比如在职工购股融资的归还、在职期间转让股权、跳槽要求兑现股权等问题上, 可以避免内部人管理的可能的道德风险。我国2001年出台了《信托法》, 但由于法律环境的限制, 这种信托方式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不规范之处和风险。
3. 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
民营企业难以从金融机构筹到资金, 是民营企业难以迅速成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民营企业贷款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银行对其产权不清、公司治理不规范等现状的不放心是其中的关键原因。银行为企业提供贷款, 它希望到期收回本金和利息, 因而有监督企业的强烈动机。在资本市场发达和法制环境相对完善的国家, 对债权人进行保护的法律主要涉及破产和重组程序、债权人优先受偿原则、债权人的代位权等法律规定。此外, 债权人还会通过债务契约明确规定公司经营的方向、公司责任及债权人的权利, 这种受法律保护的契约条款对公司及经营者形成外部压力。以日本为例。日本是典型的“银行导向模式”, 即股东主要通过一个值得信赖的中介组织, 通常是一家银行来代替他们控制与监督公司经理的行为, 从而达到参与公司控制的目的。日本公司对银行信贷融资的依赖, 使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十分紧密。虽然银行不直接干预企业的业务活动, 但通过财务状况的变动来监督企业的行为, 其关键作用在于, 通过对企业资金收付的管理, 削弱了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使我国民营企业公司治理有序发展, 民营企业应重视债权人银行参与公司治理, 其参与的方式包括几个方面:在提供借款时订立一些保证债务企业偿债能力的限制性条款, 充分发挥银行作为主债权人的信息传递作用, 银行加强对企业财务状况或其项目的评估以及由此采取相应的贷款行动, 进一步促使企业提高经营安全性和做出合理性的经营投资决策。
4. 关注供应商、消费者及承担社会责任
(1) 供应商共同参与企业产品的开发。供应商是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生产资料的供给者, 他们与公司利益相关的程度, 取决于交易规模、合同期限和资产专用性程度3个因素。一般而言, 交易规模越大, 交易合同期限越长, 供应商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 供应商就越是与公司休戚相关, 因此, 公司治理中要体现供应商的利益。长期与一些供应商保持稳定合作关系的企业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 企业的供应商共同参与企业产品的开发, 供应商产品质量的改进对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具有显著影响。例如, 可以参照美国数据设备公司 (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DEC) 的做法。该公司在处理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时采用了一种前摄性的战略 (Proactive Strategy) , 将供应商纳入到其产品策划小组之中, 使供应商对企业拥有了事实上的剩余控制权。此外, 惠普公司和施乐公司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将供应商纳入企业的设计部门之中, 企业与供应商共同做出决策。
(2) 鼓励消费者的参与。部分民营企业的产品质量问题令人担忧, 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引发关注。法律规定消费者享有的权利包括安全权、知情权、求偿权, 但因为信息的不对称, 消费者处于事实上的弱势地位。其实, 设计开发能更好地满足客户需要的新产品, 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虽然在短期内会增加财务成本, 但当客户认识到企业产品开发或服务的改进时, 企业的产品销售量和未来收入将增加, 同时对客户关系的投资成本下降。企业还可以通过有奖参与的方式鼓励和发动消费者对企业的产品创新、设计、生产和销售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从而扩大企业的产品销售。此外, 给予客户在购买和消费过程中的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在利益受损时的赔偿权, 可以为公司争取更多的客户, 从而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3) 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关注环境保护。进入21世纪, 人们对企业的期望, 已经不仅仅是解决就业、赚取利润和缴纳税收的功能, 人们更希望企业能有效地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维护市场秩序、扶助社会弱势群体、参与社区发展、保障员工权益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上的责任和义务。企业社会责任自律就是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优秀的企业可以使之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统一起来。另外, 环境保护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 相关法律法规对环境保护的规定相对严格。民营企业有义务在环境保护上尽自己的社会责任, 企业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实际上也可以提高企业的绩效, 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
摘要：民营企业不合理的治理结构是制约企业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民营企业的治理不能只关注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 而要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关键词：民营企业,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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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分析模式 篇4
近些年食品安全问题引起我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已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牛肉作为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肉类食品之一, “牛肉膏”、 “瘦肉精”等食品质量安全事件也是频繁发生。同时, 随着国际市场对牛肉进出口限制的加强, 特别是对牛肉的可追溯性提出要求, 加强牛肉质量安全管理势在必行, 这不仅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更有利于我国肉牛产业的发展。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信息不对称与不完全是导致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 并且这种信息的缺失会随着食品供给链条的增长而加重 (Antle, 1995) 。食品可追溯体系作为食品质量安全信息的披露工具, 可以实现食品生产全程质量安全信息的跟踪与追溯, 为政府和消费者提供关于食品质量安全的真实可靠信息, 有助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 (Hobbs, 2004) 。在此形势下, 牛肉可追溯体系应运而生。①
近年来, 我国肉牛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肉牛产业化进程加快, 〔1〕形成了 “公司+农户”等发展模式。随着物流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食品供应链管理兴起, 这促进了肉牛产业化的发展, 从而为牛肉可追溯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2000年欧洲爆发的疯牛病大大推动了欧洲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 牛肉生产大国法国已在全国范围内对牛肉实施强制追溯。〔2〕发达国家牛肉可追溯的实施为我国提供了经验借鉴。我国的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起步较晚, 农业部于2004年在京、津、沪等8个城市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试点工作, 商务部等部门也于2010年至2012年分3批共35个城市进行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试点建设。目前, 我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存在两种明显的发展模式:一是政府主导模式, 即由农业部、商务部等政府部门出资支持试点城市建立区域性可追溯系统平台, 鼓励企业加入系统平台, 并可实现追溯信息的消费终端查询;二是企业主导模式, 即企业在农业部等政府部门的鼓励支持下自主研发和运行或者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研发和运行自己的牛肉可追溯系统, 并可实现追溯信息的消费终端查询。其中, 第一种模式在发展初期更注重蔬菜和猪肉的可追溯, 牛肉可追溯体系则发展较慢;第二种模式下的牛肉可追溯体系发展较快, 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金维福仁清真食品有限公司、陕西秦宝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牛肉可追溯系统皆是在该模式下发展起来。
我国现代肉牛产业在为了保证牛源和降低成本的情况下, 形成了 “公司+ 农户”等发展模式。“公司+农户”模式下牛肉可追溯体系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农户和消费者等利益主体的共同努力。各利益主体为了各自利益做出行为选择, 彼此之间又相互作用, 这才使得该体系正常运行。因此, 要实现牛肉可追溯体系的运行, 必然要厘清三大利益关系:一是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二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三是政府与企业、农户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其中, 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直接关系到牛肉可追溯体系的实现。农户的积极参与不仅关系到牛肉可追溯在犊牛繁育阶段的具体实现, 还对企业实施可追溯起到重要的激励作用, 农户为企业保证了牛源, 还分担了养殖基础母牛的成本, 从而有利于企业利润的实现。厘清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对于实现牛肉可追溯体系的有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 关于食品可追溯体系利益主体的研究, 更多还是集中在利益主体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方面, 也有就各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 但更多是理论分析, 〔3〕缺乏实证研究。有研究者对可追溯食品产业链各环节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情况进行过实证研究, 其中对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了分析, 但仅针对猪肉和蔬菜可追溯体系;〔4〕〔5〕还有研究者对蔬菜可追溯体系的纵向协作形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其中对企业和上游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了分析, 但同样也是仅针对蔬菜可追溯体系。上述研究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 但由于蔬菜和牛肉生产特点不同以及可追溯实现难易程度也不同, 因此已有研究成果的推广具有很大局限性。本文在全面了解中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概况的基础上, 以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例, 研究 “公司+农户”模式下牛肉可追溯体系参与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 主要就企业对农户的激励机制和农户对企业的反馈机制两方面展开分析, 发现仍存在的问题, 以期为政府和企业的决策提供客观依据。
二、案例选择及说明
鉴于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下文简称雪龙公司) 在我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方面的领先地位, 因此, 本研究选择该企业作为典型案例进行企业调查。同时, 选择大连瓦房店市和普兰店市为案例地进行农户调查。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区, 一是该地是雪龙公司在大连与农户合作养殖肉牛的主要地区;二是雪龙公司的 “公司+农户”模式在当地发展较为成熟。本文的数据资料绝大部分来源于2011年11月笔者在大连市的实地调查, 还有部分数据资料来源于雪龙公司的网站。
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7月, 投资总额3.15亿元, 注册资本1.2亿元, 从业人员1000余人, 是集肉牛繁育饲养、屠宰加工、稻草饲料加工、生物有机肥生产等于一体的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该公司已获得ISO9001:2005和ISO22000:2005管理体系认证、HACCP食品卫生安全体系认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注册 (出口) 认证以及绿色食品认证、清真食品等, 曾为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提供餐饮牛肉。在农业部 “948”研究项目子课题基础上, 雪龙公司与中国农业大学肉牛研究中心、北京华芯同源科技有限公司合作, 于2006年成功研发并运行牛肉质量安全追溯系统。该追溯系统基于RFID技术实现了从精液发放、繁殖培育、技术服务、犊牛收购、入场整理、育肥、防疫、屠宰、终端销售等全程追溯, 它是目前国内相对严格的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
结合雪龙黑牛的一体化生产现状, 可将追溯系统的功能区域分为以下四部分。第一, 农户繁殖阶段。雪龙公司采取 “公司+农户”和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合作养殖模式, 由公司提供精液, 农户利用自家基础母牛为其繁育犊牛, 犊牛养殖大概半年之后, 由雪龙公司负责回收继续育肥。在此阶段, 小牛出生7天之内, 由雪龙公司的巡饲员和委托的配种员为其打上耳标, 耳标上有一个编号和出生日期, 编号是唯一牛号, 并将母亲编号、父母品种、出生日期、重量、毛色特征、出生养殖户等信息记录在繁育台账, 每头雪龙黑牛自出生就会有一个纸质档案和一个电子档案跟随其一生, 即时记录各种质量安全信息, 统一保存在雪龙公司的档案库中, 便于管理和查询。牛肉销售后, 档案将在档案室保存两年, 然后转至资料库里永久保存。第二, 牧场育肥阶段。犊牛长成架子牛之后, 雪龙公司按照合同规定进行回收, 为确保无疫病, 先将牛运送到隔离场观察一段时间, 然后再进入公司育肥场集中育肥, 并再打一个耳标, 分配一个唯一的入场号, 在此期间所有的用药防疫、饲料投入等情况都会即时记录在案。第三, 屠宰分割阶段。屠宰前, 会检查核对所有信息、传递基本信息至屠宰场数据库建立待宰牛档案, 此时会再给牛分配一个且是唯一的屠宰号, 屠宰号和之前的农户繁育阶段的编号、入场号是一一对应的;屠宰后, 先将每头牛一分为二, 将胴体检疫、评级、重量、排酸制冷等信息即时记录在案, 然后进行多分体精确分割, 将系统打印出的二维条码贴在相对应的肉块上。第四, 加工销售阶段。雪龙公司除了拥有一套内部追溯管理系统 (包括繁育、育肥、屠宰等信息, 其中就有用于终端追溯查询的基本资料) , 还拥有采购子系统、销售子系统和外部追溯查询系统。牛肉产品入库前, 为了便于管理, 会再分配一个存货编号。随后, 雪龙公司根据市场需求, 将牛肉运往各地。消费者在购买到雪龙黑牛肉后, 可登陆雪龙公司网站进行追溯信息查询, 可以查询到犊牛阶段的父母基本信息和养殖户信息、架子牛阶段的养殖场信息和防疫饲料信息、屠宰分割阶段的肉的等级等信息。
瓦房店市和普兰店市并非所有的养牛户都繁育雪龙黑牛, 有的地区是受限于雪龙公司未与当地建立合作关系, 但在建立合作关系的地区, 也有较大比例的养牛户并不繁育雪龙黑牛。在参与养殖雪龙黑牛的农户中, 有的农户愿意继续养殖, 有的农户则不愿意继续养殖;在未参与养殖雪龙黑牛的农户中, 有的农户愿意尝试养殖, 有的农户则不愿意养殖。因此, 本文利用二维利益相关矩阵, 以农户养殖雪龙黑牛的参与度和意愿度作为维度, 在与雪龙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的地区, 挑选四位具有不同参与度和意愿度的农户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调查, 以更全面了解雪龙公司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
三、牛肉可追溯体系参与企业与农户的利益关系
由于养殖基础母牛的高成本, 企业并不愿意自己繁育犊牛, 往往寻求与农户的合作。雪龙公司采用的 “公司+农户”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该模式为雪龙公司降低了成本, 一定时期内还保证了牛源。然而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 当地牛源出现短缺。雪龙公司先后在山东招远、重庆酉阳等地建立牧场, 复制 “公司+农户”模式, 以调动当地养殖户合作养殖的积极性。随着雪龙公司在全国各地建立起现代化牧场, 这种合作模式也得到推广。
“公司+农户”模式是指企业和农户在长期的博弈过程中形成的使双方都能获利而达到彼此制约的均衡状态。在雪龙公司的 “公司+农户”模式中, 配种员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是连接企业和农户的纽带, 企业跟农户的联系主要通过配种员实现。配种员受雪龙公司的委托, 主要负责雪龙黑牛的配种、合同签订、出生信息记录、协助雪龙公司巡饲员对农户养殖的监督指导以及协助雪龙黑牛的收购等工作。由于配种员的工作直接关系到雪龙犊牛的回收数量以及可追溯在源头上的实现, 因此雪龙公司给予配种员优厚的经济激励, 每成功回收一头雪龙犊牛给予配种员200元的报酬。调查发现, 配种员一年大概能回收上百头雪龙犊牛, 可观的收入使得配种员有足够动力去认真完成自己所负责的工作。雪龙公司还经常委派巡饲员在配种员带领下对农户的养殖进行监督指导, 一方面可以实现农户向企业反馈养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另一方面还可以实现对配种员工作的监督。
在雪龙公司的 “公司+农户”模式中, 企业与农户行为选择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企业是牛肉可追溯的主动实施者, 企业采取措施激励农户参与牛肉可追溯体系, 而农户也会对企业的行为选择做出反馈, 农户的反馈能否得到企业的回应和解决决定了二者的合作关系能否维系, 也决定了牛肉可追溯在源头上能否实现。二者之间既有生产上的利益关系, 又有销售上的利益关系, 主要内容都以合同形式做出了规定。
1.企业对农户参与的激励机制
雪龙公司对农户参与牛肉可追溯体系的激励作用主要有正激励和负激励。正激励是指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组织需要时, 通过奖赏的方式来鼓励这种行为, 以达到持续和发扬这种行为的目的。负激励是指当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组织的需要时, 通过制裁的方式来抑制这种行为, 以达到减少或消除这种行为的目的。正激励和负激励作为激励的两种不同类型, 目的都是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强化, 不同之处在于二者的取向相反。
雪龙公司对农户的正激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雪龙犊牛回收价格激励。雪龙犊牛的收购价格长期来看是随市场价格波动而变化, 但短期内 (一年) 收购价格不变, 达标的雪龙犊牛的回收价格一般比市场价格高2元/公斤, 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农户养殖雪龙黑牛的收益, 另一方面降低了短期内犊牛价格市场波动的风险。
二是养殖技术的保障。虽然雪龙黑牛品种优良, 但其犊牛的养殖方式和当地普通黄犊牛并没有差别。另外, 配种由雪龙公司委托专业配种员进行, 如果在饲养过程中遇到困难, 农户还可以和雪龙公司委派的巡饲员联系, 寻求帮助。这些都为农户养殖雪龙黑牛消除了技术方面的顾虑。
三是对农户反馈的积极响应。农户在养殖过程中, 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能否反馈给企业以及企业能否适时恰当地处理对于农户的可持续合作养殖行为具有重要意义。雪龙公司通过经常委派巡饲员对农户的养殖进行指导来保障农户意见的反馈, 并及时对农户反映的问题予以解决。
四是允许雪龙犊牛转让。虽然合同中明确规定合作养殖农户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转让、转卖受孕的母牛和出生后的雪龙黑牛”, 但实际上此规定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由于雪龙黑牛的培育耗费大量人财物力, 雪龙公司此举的初衷在于限制品种培育技术外流, 雪龙黑牛在养殖户之间的转让并不存在太多限制, 这一方面降低了合作养殖农户的机会成本, 另一方面也使得跟进合作养殖农户能更快地养殖雪龙黑牛, 更早受益。
五是公司违约的惩罚。合同中规定雪龙公司在无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发生疫情等特殊原因的前提下, 超过合同约定回收日期30天以上仍未回收的, 每头按500元人民币补偿农户饲养费。雪龙公司不回收犊牛的可能性很小, 即便不回收, 上述补偿标准对于农户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农户繁育一头雪龙犊牛的显性成本大概在500元到1000元之间 (未考虑折旧) , 并且农户将雪龙犊牛转卖得到的纯收入要比繁育普通黄牛高, 同时由于雪龙公司研发雪龙黑牛品种的高成本, 农户若转卖损失的反而是雪龙公司。
雪龙公司对农户的负激励主要是对违约的惩罚,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擅自转让、转卖受孕母牛或犊牛的惩罚。合同中规定, 农户未经雪龙公司书面同意擅自转让、转卖受孕的母牛或出生后的雪龙黑牛, 须按每头15000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并赔偿因此给雪龙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由于农户卖给雪龙公司一头雪龙黑牛的收益一般在5000元~10000元之间, 因此该惩罚对农户的擅自转让和转卖行为具有足够震慑力。即便有企业或者个人出高价收购雪龙黑牛, 农户还会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 由于养殖户多年事已高, 安分守己的心态促使其一般不会选择擅自转让和转卖。
二是对公犊牛未去势的惩罚。由于未去势的公犊牛育肥时会不安心生长, 同时尖锐的犄角很可能对同圈的其它牛造成伤害, 另外, 去势牛脂肪沉积明显增加, 适于生产高档牛肉, 因此出生的公犊牛一般要在出生后1个月~2个月龄内进行去势。合同中规定, 出生4个月以上去势和未去势的降等级按每公斤10元回收 (当年的回收价格为每公斤20元) , 去势不彻底的每头扣款30元。
三是对犊牛重量不达标的惩罚。最初合同中对回收犊牛的重量依据养殖天数设置了两个标准:一是出生后270天~300天, 符合体型标准的黑色或黑褐色雪龙黑牛, 母牛体重250公斤以上, 公牛体重270公斤以上, 价格每公斤20元;二是出生后390天~420天, 符合体型标准的黑色或黑褐色雪龙黑牛, 母牛体重在300公斤以上, 公牛体重在320公斤以上, 价格每公斤20元。后来, 雪龙公司发现, 农户一般养殖270天~300天就足以使犊牛达到标准重量, 因此在随后的合同中取消了后一标准。合同规定, 达不到体重标准, 200公斤以上的黑色或黑褐色雪龙黑牛, 每公斤17元 (当年标准重量犊牛的收购价格也为每公斤20元) , 200公斤以下的则只按每公斤8元收购。上述规定确保了农户精心喂养雪龙黑牛, 缩短了犊牛的生长期。
四是对非空腹称重和病牛的惩罚。合同规定, 对违反空腹称重的每头扣重量20公斤, 对有严重外伤、传染病、重要器官患有疾病的由农户领回治愈后再收购。对有法定传染病的, 雪龙公司不予收购。另外, 回收的雪龙黑牛在一周内死亡, 经相关部门鉴定, 若因农户交牛前喂精料过多或因交牛前所患疾病导致死亡的, 农户应在3日内向雪龙公司退回全部收牛款。上述规定确保了回收犊牛的质量安全。雪龙公司还专门设立隔离场, 对回收犊牛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饲养。
五是对缺少追溯信息的惩罚。合同规定, 收购时农户须同时提交台账、身份证复印件、免疫卡、繁育合同, 否则雪龙公司不予回收, 造成损失由农户自行承担。由于追溯信息的记录、保存与农户和配种员的利益 (配种员是以实际回收的犊牛头数来算报酬) 密切相关, 因此二者皆有足够动力去落实这一工作。实际操作中, 由于存在个别农户遗失合同等现象, 配种员将合同等资料由自己保管, 收购时统一交给雪龙公司, 更加有效地确保了牛肉可追溯在源头上的实现。
2.农户对企业的反馈机制
农户对企业的反馈主要有两种手段:一是通过相应渠道实现与企业的对话来反映相关问题;二是通过是否继续养殖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当农户在合作养殖过程中遇到问题时, 一般会先选择与企业取得联系寻求解决, 如果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甚至根本无法反馈给企业, 农户则会通过退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在农户养殖雪龙黑牛的过程中存在雪龙黑犊牛比当地黄犊牛生长慢、用雪龙饲料喂养犊牛生长更慢、延付犊牛收购款、养殖过程较为繁琐等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便会影响企业和农户合作关系的持续。
雪龙公司与农户的联系主要是通过雪龙公司委派的巡饲员和委托的配种员来实现, 巡饲员会将农户反映上来的问题向公司反映。农户向雪龙公司反映过用雪龙饲料生长很慢的问题, 得到雪龙公司的回应。虽然合同明确规定要 “饲喂雪龙黑牛专用饲料5袋以上”, 否则 “每公斤降价0.50元”, 但由于公司的监管成本很大, 并且雪龙公司也认识到雪龙黑牛生长慢给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带来的不利影响, 因此对农户不使用雪龙黑牛专用饲料的行为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该举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另外, 由于合作养殖农户多为60岁以上的老人, 这部分人群货币的预防动机很强, 多属于风险回避型, 因此雪龙公司拖延交付犊牛收购款的行为对农户的参与积极性造成不利影响。合同中规定“从收购日之日起7天内无异常的视为合格, 余款一个月内还清”。现实中, 有的犊牛收购款拖欠达半年, 农户也反映过该问题, 但雪龙公司在此问题上有自己的明确态度, 一是因为农户养殖的雪龙黑牛可能存在疫病等问题, 需要观察一段时间;二是现金流转问题。雪龙公司和农户达不成一致的后果就是导致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四、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 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 “公司+农户”模式总体来说是一种共赢的模式, 合作之后企业和农户都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第二, “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 农户对企业的问题反馈渠道受到限制, 农户养殖中的一些问题无法反馈给企业或者得不到有效答复和解决, 这不利于企业和农户合作关系的维系。第三, 就可追溯的实现而言, 这样一种合作模式可以保证实现 “溯源”, 但还无法实现对犊牛阶段的兽药饲料信息的跟踪追溯, 由于雪龙公司采取了犊牛进场之后隔离饲养一段时间的措施, 即便农户繁育犊牛时用了违禁饲料或药品, 牛的新陈代谢作用也会将其排出体外, 不会产生太大质量安全问题, 但这样可能会影响牛肉的品质, 对于面向高档牛肉市场的企业来说, 更应该重视这一问题。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不仅对雪龙公司今后更好地寻求与农户的合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对我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也具有重要启示:首先, 从企业角度来说, 在企业与农户的合作关系中, 企业多处于强者地位, 随着农户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 企业应该主动建立合作交流平台, 积极响应农户的问题反馈, 这样才能实现合作关系的持续发展;其次, 从农户角度来说, 农户应该提高合作意识, 积极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寻求与企业的平等对话, 争取自身利益的实现;最后, 从政府角度来说, 政府应该鼓励 “公司+农户”这类有助于实现双赢的合作模式, 还应该发挥企业与农户之间矛盾的协调作用, 同时应该建立并完善牛肉可追溯体系的实施规范, 将我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推上正常运行的轨道。
摘要：本文在全面了解中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概况的基础上, 以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例, 依据深入企业和农户调研获得的数据资料, 研究“公司+农户”模式下牛肉可追溯体系参与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 主要就企业对农户的激励机制和农户对企业的反馈机制两方面展开分析。研究发现, 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司+农户”模式总体来说是一种共赢的模式, 但还存在农户养殖中的一些问题无法反馈给企业或者得不到有效答复和解决等问题。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牛肉可追溯体系,企业,农户,利益关系,“公司+农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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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荣.中国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激励机制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 2011.
利益分析模式 篇5
关键词：农业标准化,标准化生产,利益博弈
一、引言
农业标准化就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业实践经验为基础, 运用简化、统一、协调、优选的原理, 以科研和先进技术为依托, 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标准, 把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纳入规范生产和管理轨道的一系列活动。实现农业生产从农田环境、投入品、生产过程的全程控制, 从技术和管理两个层面提高农业产业的素质和水平, 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以提高农产品及其加工制成品的质量, 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实现经济、生态、社会效益最大化。[1]
20世纪以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绿色、优质品质有了更高要求, 农业标准化生产逐步引起各界的重视。我国是农业大国, 进行农业标准化生产有利于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生产结构的调整。然而, 农业标准化生产在提高农产品品质、保障产品安全以及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同时, 也增加了农业成本。那么如何在成本增加、又能保障利益的前提下, 调动农业经济组织进行农业标准化生产的积极性, 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以“龙头企业+农户”的农业标准化生产模式为例, 分析作为农业标准化生产的政府、企业和农户三大利益相关主体, 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 对农业标准化生产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行为。政府的目标是实现整个社会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不仅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还要实现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2]而企业和农户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之间的“利益博弈”影响了农业标准化生产行为的选择。
基于此, 本文从经济学角度, 对“龙头企业+农户”模式中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为农业标准化生产行为决策提供参考, 从而加速农业标准化的推广进程。
二、农业标准化生产行为选择的经济学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 单个农户家庭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 农户仍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体。[3]实施农业标准化, 提高农产品质量, 保障食品安全, 必然需要增加农业生产投入, 提高农产品成本。按照经济学理论, 假设每一个农户都是理性生产者, 那么农户是否愿意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主要的诱因是能否增加收益。对企业而言, 直接面对的是农产品的终端市场, 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目标, 也是决定其是否进行农业标准化生产的动力。
市场是农业供给行为的主要引导因素, 消费者对农产品和食品质量要求的变化, 通过不同质量的产品价格信号对农业经济实体 (如企业、农户) 产生激励, 引导农民优化配置资源, 生产出市场所需的农产品。[4]与工业产品市场不同, 农产品市场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容易产生“柠檬市场”, 优质不一定优价。当市场上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安全优质农产品可能会作为“良币”被逐步退出市场, 生产者的利益得不到很好保障, 继而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的动力会减弱。能否保障生产者的利益, 是决定农户或企业是否实施标准化生产的前提。下面从经济学的角度, 阐释生产者参与标准化生产的诱因。
农产品生产和消费都比较分散, 因此农产品市场接近完全竞争市场。农户在未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时, (如图1) 消费者对普通等级的农产品需求曲线为D,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 所形成的农产品均衡价格为P0, 交易量为Q0。农民的收入为矩形面积OP0AQ0。出于食品安全、增强农产品竞争力的需要, 国家提高农业标准, 普及标准化生产技术, 进行农产品标准化生产, 比如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的生产。标准化生产下的农产品品质要优于普通农产品。因此, 在和普通农产品的价格相等的条件下, 消费者更愿意购买更多的优质农产品;或者在购买同等数量的前提下, 消费者对优质农产品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在图1直接表现为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曲线向上方移动。标准化生产必然会导致农户生产成本的增加, 如严格按照标准要求进行选种、培育、耕作和收割, 在投入品使用、实施检验检测方面等标准化管理, 造成生产费用的增加。从短期来看, 根据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 信息是完全畅通的, 产品投入成本增加, 那么相应的均衡价格也随之增加。然而从长期来看, 实施标准化促进了技术进步, 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效率, 增加了供给量, 优质农产品的均衡价格会有所变化。下面将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来分析标准化生产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从短期来看, 假设进行标准化生产前后, 对农产品的供给量Q0保持不变。因为标准化生产造成生产成本的增加,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 优质农产品在市场销售所形成的均衡价格P2一定会高于P0。此时, 农户的收入为矩形面积OP2MQ0, 显然要大于未实施标准化生产时的收入 (矩形面积OP0AQ0) , 则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会增加农户的短期收益。
从长期来看, 实施标准化促进了技术进步, 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效率, 增加了供给量, 对应的供给曲线会发生右移, 如图1的曲线S′。根据供求理论, 供给增加, 市场的均衡价格会随之下降。这时候农户收入是增加还是减少, 要取决于优质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当某种农产品缺乏弹性或具有消费刚性时, 价格的下降导致的收入减少要大于因供给量的增加而增加的收入, 总之农户的收入是减少的;反之, 当农产品是富有弹性的, 那么农户的收入是增加的。
基于以上分析, 在完全竞争市场的情形下, 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能增加农户的短期效益, 对农户长期收益的增加具有不确定性。然而在现实情况中, 农产品市场只是接近完全竞争市场,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市场上逆向选择的问题时有发生, 优质未必能够优价。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既能调动农户实施标准化生产的积极性, 又能保障农户的收益增加, 同时又降低小农户生产经营的风险, 需要政府的参与, 同时也需要探索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的现实路径。
三、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博弈论解释
1.“龙头企业+农户”运行模式的分析
龙头企业带动型农业标准化推广模式是以龙头企业为主, 依靠企业自身的技术人员, 通过企业与农户签订合同的形式, 规定双方在农业标准化生产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 将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起来。[5]农业标准化不同于工业标准化, 农业自身就具有特殊性, 农业系统中的自然复杂性与大量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 使得农业标准化生产不能同类于工业标准化的精度要求。[6]从企业自身利益出发, 龙头企业如果扩大生产规模, 单靠企业自身的生产能力不能完全实现, 与农户结合, 有助于企业降低在资金、土地、原材料、劳动力、监督管理等方面的约束, 龙头企业通过购销合同、生产资源管理合同以及合作社等方式将农户分散的生产转变为标准化生产。但一般来讲, 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下, 农业龙头有资金、人才、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不足, 特别是农户素质低下、标准化生产技术更为缺乏, 再加上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等所产生的环境负外部性, 单靠农业企业和农户自身的力量来解决有很多困难。因此, 需要各级政府帮助提供相关的人才和劳动力培训、生产和管理技术服务、贴息贷款和财政补助等。
在龙头企业带动型农业标准化模式中, 企业通过为农户提供种子、种苗、种畜等, 为农户提供生产资料和技术指导, 并对生产过程的农药、兽药、化肥、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以及生产方式提出规范要求, 企业和农户要建立标准实施档案, 按标准生产, 产品按约定出售给龙头企业。再经过企业的加工销售特别是品牌塑造, 不仅有助于生产出质量安全的农产品, 而且有助于实现农产品增值, 实现企业和农户的“双赢”。但是, 农户和企业是不同的利益主体, 依靠契约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二者之间既有利益协作, 又有利益冲突。
2. 无政府参与的“龙头企业+农户”中的利益博弈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间相互作用和决策的理论, 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强调的是团体理性以及整体最优;非合作博弈强调的是个人理性, 个人决策最优, 其结果是个人理性行为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即非整体最优) 。[7]在推进农业标准化进程中时, 由于农业标准化的外部性及农产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等外部原因, 同时受资本、技术、资源的约束, 相关利益主体间的空间博弈在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 会产生农产品利润的竞争, 即政府相关补贴行为的理性和农户、企业标准化生产行为的非理性。[8]
在以上的分析中, 我们知道由于利益增加的不确定性, 会影响农户对标准化生产行为的选择。为了研究的方便, 在“龙头企业+农户”模式中, 我们假设某一农户进行非标准化生产, 所得收益为100, 与企业合作进行标准化生产所得收益为100+△1;若农户不和企业合作, 自己单独进行标准化生产, 收益为50。企业选择和农户合作共同进行标准化生产的最终收益为200+△2, 不合作的话, 收益为200。双方博弈的结果如表1所示。
如果△1>0和△2>0, 那么 (标准化, 合作) 就是非合作博弈中取得均衡的唯一选择。同时, 标准化和合作分别为农户和企业的占优策略, (标准化, 合作) 也是占优策略均衡。达到这种均衡似乎无须政府的参与。然而, 现实情况是企业在推进标准化生产的过程中, 往往受到资金、土地、技术、自然资源等约束, 投入成本过高, 企业效益见效慢, 同时还要承担市场风险, 从外部性理论上来说, 农业标准化生产带来的是正外部效应, 例如企业环境的保护和污染的治理, 企业经济效益时常会发生“外溢”, 可能会出现△2<0。由于“企业+农户”模式中农户和企业是通过利益机制连接的, 农户利益也可能受损, 即△1<0。于是 (非标准化, 不合作) 成为新的博弈均衡, 这种结果和政府的意愿恰好背道而驰。
3. 政府参与博弈的结果
如上所述, 在政府不参与的情形下, (非标准化, 不合作) 的博弈结果是在农业标准化推进过程中, 农户和企业两个经济实体规避风险, 寻求自身最大效用的结果。但是从全社会发展来看, 这个结果显然不是帕累托最优效率的选择, 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空间。上述利益博弈过程中, 使得农户和企业放弃 (标准化, 合作) 结果的原因是△1<0和△2<0。如果政府参与博弈, 对农户和实施标准化生产的企业进行政策支持, 比如对实施食品可追溯体系、畜禽污染物处理、退耕还林还草、草原禁牧休牧、草畜平衡等进行财政补贴, 将有助于减少农户和企业的利益损失或增加他们的收入, 调动企业和农户参与标准化生产的积极性。
四、政府在推进农业标准化中的职能定位及相关政策建议
假设政府对农户和企业的补贴分别为M和N, 那么政府参与博弈的结果如表2所示。政府进行政策扶持, 其结果对企业和农户各自的利益来说至少不坏, 对实现帕累托效率起到促进作用。从长期来看, (标准化, 合作) 是最优的选择, 政府参与的效果是明显的。
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 政府干预经济的原因主要是市场机制存在缺陷, 即市场失灵。从微观层面上讲,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是代替市场, 而是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9]综合本文的分析, 政府干预农业标准化生产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业的弱质性、某些方面的公共物品性、外部性、信息不对称性。
1.政府的职能定位
(1) 政府是农业标准化的推动者和投资者。农业标准是农业标准化的核心内容, 我国《标准化法》规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 其他标准是推荐性标准。”在推进农业标准化过程中, 如标准化体系的建立、农产品市场准入标准的设置、农产品监督机构等, 这部分投资具有“公共物品”的色彩, 其供给不能完全由市场来调节。[10]从外部性理论讲, 农业标准化生产具有很明显的“效益外部化”, 表现在经济、生态、社会三方面, 这就进一步使得农业标准化跨出农业范围对其它产业产生影响, 并且这种影响难以计量。于是, 收益就发生了“外溢”。因此, 为促进农业标准化的向前推进, 政府必须在农业标准化过程中占主导地位, 是主要的推动者和投资者。从农业标准的制定与完善, 依托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农业部门来推广、普及农业标准, 到农产品市场准入标准的设置、农产品监督机构的成立, 政府都起到决定性作用。政府为农业标准化推广向经济实体 (龙头企业、合作社或农户) 提供资金投入或政策倾斜外, 还提供标准资料、农业技术、配套设施等方面的支持。
(2) 政府是农业标准化的监督者。在市场经济中, 价格是经济参与者相互之间联系和传递经济信息的方式, 价格由供求来决定。但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食品质量安全越来越关注的情况下, 食品质量对价格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农产品市场只是接近完全竞争市场,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生产者的利益会受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冲击, 优质未必能够优价。政府的作用就是监督标准的执行, 加强标准化农产品的识别工作, 使标准化农产品更能突出品质优势, 透明市场信息, 将市场风险降到最低, 从而保障生产者的利益。
2.相关政策建议
(1) 加大对农业标准化项目和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 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农业标准化项目具有正外部经济效应, 龙头企业对促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具有辐射效应。政府首先要加大对进行标准化生产的企业或农户进行专项资助;其次, 加大对龙头企业和农户进行标准化生产的技术支持;再次, 鼓励龙头企业培育名优农产品品牌。
(2) 进一步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与检测体系。认证是推进和检验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成效的重要措施。农产品的级别认证根据不同标准制定的级别标准来执行, 强化名牌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和有机食品的认定工作, 把农业标准化与发展名特优新农产品结合起来。再者还要加强政府检测机构以及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产品批发市场检验机构和检验手段的建设。
(3) 加强市场监管, 完善市场机制, 解决农业标准化产品的销售问题。利益是农业标准化生产者的动力, 因此解决好保障标准化农产品的优质优价和销售畅通问题, 有利于鼓励农业生产者实施农业标准化。一方面, 政府要构建农业标准化农产品信息数据资源平台, 减低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另一方面在大力推行农产品认证和原产地保护标志的同时, 加强市场监管, 打击以次充好等不法行为, 保证标准化农产品在市场上实现优质优价。
参考文献
(1) 梁红卫.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推行农业标准化的重要依托[J].科学管理研究, 2009, (06) .
(2) 靳拥军.完善我国农业标准化建设对策刍议[J].生产力研究, 2010, (09) .
(3) 王芳, 陈松等.农户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行为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以河南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 2007, (12) .
(4) 赵卓, 于冷.农产品质量分级与消费者福利:原理、现实及政策含义[J].农业经济问题, 2009, (01) .
(5) 刘晓利, 于德运.农业标准化推广模式分析及选择[J].社会科学战线, 2012, (08) .
(6) 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组.农业标准化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
(7) 郑长德.博弈论及其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M].成都: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9.
(8) 罗敏, 李旭.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博弈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 2010, (24) .
(9) 李增福.政府推动农业标准化的职能定位[J].经济问题, 2007, (12) .
开源制造利益分配模式研究 篇6
关键词：开源制造,自由软件
开源制造成为新的生产方式, 但是, 开源制造也伴随着一个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如何防止简单复制。比如, 一款新产品刚问世, 就立刻被制作成山寨产品。原则上, 这是无法避免的。开源社区的精髓技术自由传播。那么, 这如何保障原创思想者的利益呢?换句话说, 没有专利保护的开源社区如何不被山寨打垮?因为强调专利就无法做到真正的开源, 没有开源, 就没有技术的自由流动, 因此, 在创新的深度上就大打折扣, 就会失去开源所带来的优势。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软件业的经验教训获得灵感。
一、开源制造与自由软件业的对比
软件行业中历来就有自由软件的说法, 自由软件所指称的软件, 其使用者有使用、复制、散布、研究、改写、再利用该软件的自由。更精确地说, 自由软件赋予使用者四种自由:不论目的为何, 有使用该软件的自由;有研究该软件如何运作的自由, 并且得以改写该软件来符合使用者自身的需求, 取得该软件之源码为达成此目的之前提;有重新散布该软件的自由。
如果软件的使用者具有上述权利, 则该软件就被称之为自由软件。也就是说, 使用者能够自由地散布该软件的原版或改写版。使用者也有自由改写软件的权利, 并且可以将这些软件再利用在工作上或是娱乐上。使用软件的这份自由权适用于任何人和组织。再散布软件的自由必须同时适用于原版和改写版软件的二进制码和源码上。因此, 为了使软件真正成为自由软件, 使用者必须能够取得源代码。
因此, 开源与自由是几乎同一个概念。开源制造与自由软件是同一个问题。当我们谈论自由软件, 指的是自由而非免费。实际上, 为获取自由软件 (或者开源软件) 以便研习, 修改和任意拷贝, 也可能产生费用。软件也需要专门的知识进行改进, 提高和应用。这是程序员收入的真正来源, 很多客户, 尤其是公司, 愿意付款以获取软件的定期安全更新和性能改进。
自由软件公司得益于由大量自愿贡献者所组成的一个非常分散的开发系统。自由软件产业内部的收入少于与其相对的私有软件产业, 但也不可小觑。最终, 单个的用户一般不用花钱也能用上自由软件。自由软件不是要去掉程序员收入, 只是把源代码看作不应隐瞒用户的开放知识。它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商业模式运作。很多已采取这种模式的公司都运作良好。
与此类似, 开源制造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利益分配方法。这里需要改变一个观念, 即开源制造与开源软件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其实, 所谓制造业和软件业并无本质不同, 只不过制造业操纵的是原子, 软件业对付的是比特而已。程序员们编制各种程序模块, 把自己的模块和别人的模块组合在一起, 测试功能, 不停调整, 希望实现符合目的功能。制造业也是如此, 自己生产零件, 也订购别人的零件和技术, 把所有这一切整合在一起, 完成一件产品。这两种产业完全可以采用类似的利益分配方式。
二、开源制造的利益分配
关于开源制造, 人们普遍存在疑虑, 通常会认为, 如果人人都可以复制想法, 创新就会受到抑制。事实上, 自由往往是催生富有创意的成功产品的关键。任何人都可获许且被鼓励从事其上的工作;很多人都愿意参与进来;不必重复开发, 可以直接在已有的技术上进行改进。
开源制造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利益分配, 虽然参与制造公关的人大部分只是出于兴趣和荣誉感, 但这些人也要养家糊口, 不可能长期从事没有报酬的工作。因此必须给出一套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法。
这里可以参考传统的论文发表中对文献的处理方法。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一名科研人员的学术表现, 日益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发表论文的总引用次数是衡量一位科研人员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因为它体现了世界范围内同行的署名评议。
总引用次数是指某科研人员所发表论文的SCI被他人引用次数的总和。这种算法实际是基于一个假设, 即该人对所有署名论文都拥有全部荣誉。对于有多位作者的论文, 这种假设很可能是错误的, 因为不是每位作者都应该拥有全部荣誉。针对论文的引用次数和针对作者的引用次数是不同的。通常意义的引用次数是针对论文的, 而不是针对作者的。如果一篇论文只有一个作者, 那么这两种概念可以混用, 而对于有多位作者的论文, 混淆两种概念会导致不公正甚至误导性的结果, 导致系统地奖励那些经常排名靠后甚至‘挂名’的作者。因为对于某一篇论文来说, 评审人员可以看到作者排序;而对于申请者提供的一个数字 (引用次数) 来说, 评审人员则无从知道究竟有多少引用次数来源于作为主要完成人的工作, 多少引用次数来源于排名靠后的工作。所以, 需要一个量化的指标用来计算针对作者的引用次数。对于一个产品也是如此, 制造一个新产品必然要引用别人的技术, 这里存在的问题与论文引用类似。
为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提出一种根据作者排序计算带权重的引用次数的方案。一名作者的带权引用次数为论文的引用次数乘以作者权重系数。除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外, 其余作者所分得的荣誉按其作者排列顺序以等差级数递减。总之, 对一篇论文, 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权重引用次数与论文引用次数相同, 其他作者的权重引用次数随排名位置递减。这比不分青红皂白, 使所有作者都获得全部引用次数的做法更合理。这种方法可以扩展, 用于产品制造, 根据被引用的比例给出估值, 并让出一部分利益给技术的原创者。
三、开源制造利益分配与专利
这种方法和专利有何不同呢?专利制度旨在保护技术能够享受到独占性、排他性的权利, 权利人之外的任何主体使用专利, 都必须通过专利权人的授权许可才能获得使用权。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 专利的使用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专利无效、专利撤销、过期专利等一一被列入专利法律范畴。只有充分的认识诸如此类的法律制度, 才能充分的利用专利资源, 为企业实现更多的经济价值。专利权人对发明创造享有的专利权, 即国家依法在一定时期内授予发明创造者或者其权利继受者独占使用其发明创造的权利, 这里强调的是权利。专利权是一种专有权, 这种权利具有独占的排他性。非专利权人要想使用他人的专利技术, 必须依法征得专利权人的授权或许可。
受到专利法保护的发明创造, 即专利技术, 是受国家认可并在公开的基础上进行法律保护的专有技术。“专利”在这里具体指的是技术方法——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技术或者方案。 (所谓专有技术, 是享有专有权的技术, 这是更大的概念, 包括专利技术和技术秘密。某些不属于专利和技术秘密的专业技术, 只有在某些技术服务合同中才有意义。) 专利是受法律规范保护的发明创造, 它是指一项发明创造向国家审批机关提出专利申请, 经依法审查合格后向专利申请人授予的该国内规定的时间内对该项发明创造享有的专有权, 并需要定时缴纳年费来维持这种国家的保护状态。
对“专利”这一概念, 生活中人们一般笼统地认为:它是由专利机构依据发明申请所颁发的一种文件, 由这种文件叙述发明的内容, 并且产生一种法律状态, 即该获得专利的发明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得到专利所有人的许可才能利用 (包括制造、使用、销售和进口等) 。
值得注意的是, 专利的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独占”与“公开”, 以“公开”换取“独占”是专利制度最基本的核心, 这分别代表了权利与义务的两面。“独占”是指法律授予技术发明人在一段时间内享有排他性的独占权利;“公开”是指技术发明人作为对法律授予其独占权的回报而将其技术公之于众, 使社会公众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有关专利信息。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有关统计资料表明, 全世界每年90%—95%的发明创造成果都可以在专利文献中查到, 其中约有70%的发明成果从未在其他非专利文献上发表过, 科研工作中经常查阅专利文献, 不仅可以提高科研项目的研究起点和水平, 而且还可以节约60%左右的研究时间和40%左右的研究经费。
四、结论
开源制造中的利益分配将与传统的专利分配方式不同, 即在研制过程中, 任何技术都是开源的, 不需要征得原创者的同意。这样就保证了技术能以最快的速度被改进和融合。原则上制造者可以不给技术贡献者任何报酬, 也不需要考虑是否专利侵权。之所以要返还利益给原创者, 是因为任何制度要想长久, 必须解决利益分配问题。如果忽略利益分配, 就无法持续改进产品, 因为一个开源社区本质上是一个劳动合作社, 是一个经济实体, 要想达到长久的连续生产, 必须象一个经济实体一样正确分配劳动收入。而论文索引统计方法可以借鉴过来用于开源制造。
参考文献
[1]姚锡凡、练肇通、李永湘等.面向云制造服务架构及集成开发环境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J]2012年第10期
[2]陈小晖.政府政策为开源软件护航.开放系统世界[J]2004年.第3期
电子商务利益分配模式浅析 篇7
O2O所定义的交易双方是生产企业、实体店与客户三者, 由生产企业开展网上经营业务, 而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是, 大多数生产企业网站仅仅提供产品宣传而不具备销售功能, 而具备销售功能的往往是第三方网络销售平台, 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生产企业、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传统实体销售渠道企业以及顾客四方的利益博弈。在实际应用当中, O2O的应用受到挑战, 具体表现为线上线下交易各有优势与缺陷但由于利益冲突难以合作。
1. 线上交易缺少体验。
消费者对网上产品的了解主要通过网店经营者提供的图片以及相关的参考数据, 消费者只能根据这些信息进行主观判断, 在购买之前并不能够进行亲身体验,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网店经营者有足够的诚信, 提供真实可靠的而不是经过PS处理的图片和产品信息, 这是一种考验, 与此同时有关电子商务方面的法律尚不健全, 在每年11月11日网购激增的背后对网络产品与实际收到产品质量差异大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网络购物存在风险, 网上产品的类型受到限制。
2. 线下经营成本较高。
与线上经营相比, 线下经营需要支付各种税收以及租赁场地费用等支出, 这些支出需要转嫁到产品价格中得到弥补, 在这种情况下线下经营在价格方面是无法与线上经营进行竞争的, 对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产品线下经营受到较大的影响。
二、研究目的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建立企业网站进行企业以及产品的宣传和销售活动。同时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凸现出来, 主要表现为产品依赖天猫、聚美优品等平台开展销售活动, 那么对于传统销售渠道企业来说, 他们是否愿意接受网上销售这一形式?对于服装、电子等产品来说, 由于线上价格优势, 不管传统渠道是否愿意, 自己经营的产品在网上销售都是无法避免的, 专卖店的利益受到冲击。而对于购买过程中体验比较重要的产品如前文所说的家居行业、汽车行业等则可以在这一冲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分析生产企业、传统销售渠道企业、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利益诉求, 来分析线上线下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措施, 寻求三者合作的模式。
三、原因分析
1. 发展趋势重叠。
这些传统卖场并非抗拒电子商务, 而是抗拒其他电子商务平台。大多数品牌企业都拥有自己的企业网站作为自己产品的宣传平台, 稍加发展便具备销售功能, 比如红星美凯龙拥有自己的电子商务平台红星美凯龙星易家, 居然之家也将上线自己的电子商务平台。可以想象, 未来这些传统家居卖场与自身电子商务平台将打通实现自身的O2O。
2. 自身利益冲突。
传统卖场这种商业地产模式, 和天猫扮演着相同的角色:经营流量, 盈利模式是收取租金和流水倒扣。传统卖场提供的价值即在于为商家提供销售地点。“如果红星美凯龙都去天猫卖, 商家还有必要通过红星美凯龙来卖吗?没有道理。”双方根本的冲突在于利益分配。如果天猫用户到线下卖场购物, 使用线下卖场的购物体验资源, 使用电商移动POS进行交易, 却没有给线下卖场“好处”, 则直接触动了卖场的利益。
3. 产品特性。
任何一种产品消费者都希望能够获得现实体验之后进行购买, 而线上无法满足这一效果, 对于服装、部分电子产品等由于款式、价格的优势消费者可能会容忍体验的缺失, 但是如果可能的话, 价格、款式同等情况下, 消费者肯定更喜欢实体购买。而有一些商品即使网上销售存在价格样式的优势, 消费者也不会在网上购买, 比如家具、汽车、价值比较高的其他类产品, 因为对于这些产品顾客对产品体验的需求要大于价格的吸引。
4. 小结。
线上线下各有自身的优势, 那么产品线上线下整合成为生产企业、销售企业以及第三方电商平台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也是消费者的期望。本文认为在上述三个导致线上线下冲突的原因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利益的冲突, 因此寻找生产企业、传统销售渠道、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利益分配模式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四、建立分析模型
1. 基本假设。
(1) 对影响利益分配的因素采用统一的量化标准对全部合作成员进行量化。 (2) 合作企业所提供的影响利益分配的因素越多, 在利益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越大。 (3) m表示参与合作的企业的数量。 (4) n表示影响利益分配的因素数量。 (5) 通过合作企业之间协商可以确定各要素重要性即权重, 如果该权重无法通过协商确定, 则可以通过对比模糊分析法解决, 本文不再讨论。
2. 建立利益分配模型。
采用综合模糊平价法建立模型
(1) 建立合作成员与其所提供要素的量化矩阵, Xmxn表示第m家合作成员中第n个要素的量化结果:
(2) 建立各影响利益分配要素的重要性即权重向量:
(3) 综合模糊评价结果为:
(4) 最后对所得综合评价结果进行归一化处理, 得出各合作企业所应分享的利益比例。
五、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 电子商务由于其经济便利的优势得以迅速发展,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传统想也企业的合作, 通过线上与线下合作, 共同满足顾客需要, 并通过各自在这一过程中所提供的资源、贡献以及所承担的风险等因素分享共同利润, 从而实现O2O所要求的分工与协作。
参考文献
[1]张侨.多级电子商务供应链协同利益分配模型研究[J].商业研究, 2010 (6) .
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探讨 篇8
1.1 新的企业所有权观
传统的“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模式认为企业的所有权归投资的股东, 而以布莱尔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企业所有权是一个复杂的概念, “企业并非简单的实物资产的集合, 而是一种法律框架, 其作用在于治理所有在企业的财富创造活动中做出特殊投资的主体间的关系。”企业的供应商、债权人、员工、顾客等利益相关者都对公司进行了资本投资, 这些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与该公司的持续长久的关系。因此, 新的企业所有权观认为, 股东并不是企业唯一的所有者, 公司不能忽视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比股东至上治理模式更有利于保持公司的各要素主体的长期合作。
1.2 企业的社会角色
随着社会的进步, 人们要求企业不仅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企业还被期望承担环境保护、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等社会责任。换言之, 企业不是一家的企业, 而是社会的企业, 企业要求符合企业伦理, 并且要求关注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依据社会契约理论, 企业是参与缔结社会契约的一方, 企业有义务履行符合公众期望的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属性要求企业作为社会成员, 更多地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模式适应了企业的社会角色的要求, 它是与社会本位相协调的公司治理模式。
1.3 企业的资本要素构成
企业的资本从科学意义上来说不仅仅只是股东出资的物质资本, 还有掌握企业核心经营资源的人力资本。在公司投入中, “首要的资本已经由物质资本转向人力资本。”根据稀缺资源的原理, 目前企业对物质资本的依赖性逐渐降低, 而占有知识的人力资本的价值逐渐增值。若“拥有企业最有价值资源的所有者是企业真正的控制者、所有者”, 则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员工自然有权利参与公司的治理。换言之, 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模式发展是人力资本因素提高的结果要求之一。
1.4 风险投资收益
传统的产权理论认为, 股东向企业投入了物质资本, 承担着企业盈亏的经营风险, 因此具有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但是事实上, 股东的风险可以通过一定的金融市场工具通过投资的多样化进行转移, 也就是说股东实际上承担的风险有限。而企业的员工、客户、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除了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外, 他们还是企业资源的投资者, 并且一旦企业经营失败, 他们都将遭受相关的损失, 即除了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分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他们都向企业或多或少地投入了专用性资产, 是企业的风险投资者。按照风险投资要求收益的原则,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也可以分享企业的剩余价值。因此提倡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模式, 有利于保障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投资收益。
2 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模式的特点
2.1 利益相关者的概念界定不明确
许多的研究学者对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定义不明确, 目前还没能形成公认的较为统一的明确界定, 由此导致实际操作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如今利益相关者的定义已经衍生出近30种, 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弗里曼和布莱尔给出的。从广义上讲, 利益相关者泛指所有受公司经营活动影响或者影响公司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或社会团体, 如弗里曼的定义:“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人”。从狭义上讲, 利益相关者特指与公司有直接联系的或在公司下了“赌注”的自然人或社会团体, 如布莱尔的定义:“利益相关者是所有那些向企业贡献了专用性资产, 以及作为既成结果已经处于风险投资状况的人或集团”。
2.2 企业目标的多元化冲突
传统的企业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满足股东的价值最大化的需要。而采取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模式后, 员工、股东和顾客等利益相关者都是企业的所有者和权力参与者, 员工的目标是获取更多的劳动报酬、股东的目标是增加投资收益、顾客的目标则是以最低的成本得到最大价值的产品, 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不同, 冲突矛盾在所难免, 由此将引起企业目标的多元化冲突。传统的企业理论假设企业生产经营目标是一元的, 即实现经济利润最大化, 而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将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定义为多元的, 其中既有社会性的、政治性的, 也有经济性的目标, 这样多元化的目标必然引起企业经营效率的损失。
2.3 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实际运作不成熟
由于理论上尚存在的意见分歧, 再加上客观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的利害冲突, 势必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实际运作, 现在我们还没有根据本国国情寻找到较为科学的实际操作方式, 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许多困难。
3 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发展对策
3.1 选择核心利益相关者
如果要求企业照顾到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不现实的, 所以企业只要根据行业和企业的实际, 选择具有较高价值的雇员、管理层、股东以及主要客户作为共同治理的参与者和决策者, 即合理地选择核心利益相关者, 进行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 则可减少利益冲突的决策成本。在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模式中, 股东、管理者和员工是企业的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 他们共同拥有企业控制权并分享企业剩余, 可以有效地防止寄生关系和偏利共生关系, 形成具有互惠共性性质的利益相关关系。
3.2 发挥风险型投资契约的功能
既然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投入了专用性资产, 是进行风险型投资, 则企业可考虑借鉴股票期权的方式采取完全合同的契约, 来明确保障雇员和管理层或者股东的利益, 则可一定程度上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目前, 企业可尝试股票期权、员工持股、战略期权等措施, 让管理者、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收益与企业的发展绑定, 则可发挥风险型投资契约的功能, 让利益相关者真正成为企业的利益共同体, 共同做大企业这个蛋糕获得多赢的结果。
3.3 健全外部治理机制
既然企业自身无法合理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冲突, 而且依据公司治理模式所具有的路径依赖性和渐进性, 企业自身无法突破原有制度的困境, 则可尝试政府和行业等外部主体, 适当通过法律和行规等多种方式发挥外力的作用, 外力再作用于内力的变化, 最终引发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的权变改革。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发展, 它需要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共同发展。一方面, 企业自身要重视对员工、管理者等内部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发挥。另一方面, 企业需要健全的外部治理机制来促进自身的发展, 目前企业的外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政府机制、市场机制、信用机制, 我国要大力发展金融市场、经理人市场, 从大市场角度为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模式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摘要：鉴于现行的“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模式引发对企业目标的争议, “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模式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首先简单介绍了“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模式的主要理论依据, 然后概述“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的特点, 最后提出“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公司治理,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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