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博弈分析（通用12篇）
利益博弈分析 篇1
1.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
西方学者真正给出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是在20世纪60年代。1963年, 美国上演了一出名叫《股东》的戏, 斯坦佛大学研究小组受此启发, 利用另外一个与之对应的词“利益相关者”来表示与企业密切关联的所有人。他们给出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是:对企业来说存在这样一些利益群体, 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 企业就无法生存。虽然这样的界定是非常狭义的, 但毕竟使人们认识到, 企业存在的目的并非就是为了股东服务, 在企业的周围还存在许多关乎企业生存的利益群体。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企业间竞争的日趋激烈, 人们逐渐意识到经济学家早期从“是否影响企业生存”的角度界定利益相关者的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Freeman对利益相关者理论做了较详细的研究, 他认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人”。这个定义不仅将影响企业目标的个人和群体看作是利益相关者, 同时还将受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所采取行动影响的个人和群体也看作是利益相关者, 正式将当地社区、政府部门等实体纳入利益相关者管理的研究范畴, 大大拓宽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
Mitchell在考察了27种之多的利益相关者定义后认为, 作为利益相关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影响力, 即某一群体是否拥有影响企业决策的地位、能力和相应的手段;合法性, 即某一群体是否被法律和道义上赋有对企业拥有的索取权;紧迫性, 即某一群体的要求能否立即引起企业管理层的关注。基于这三个特征的不同组合产生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 显然这一界定对利益相关者的权重大小进行细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已有学者结合外界环境的变化对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作了文字分析, 认为在不同的外在条件, 利益相关者通过博弈, 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 随之产生了围绕利益主体的一系列财务目标。本文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 拟建立一个博弈模型, 从数学角度来看博弈, 看得出的结果是否能印证有的学者的研究结果。
2. 本文所采用的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本文采用的定义是:利益相关者是专用性资源的供应者, 企业是专用性资源的需求者 (袁振兴, 2004) , 企业要为要素提供者增加价值和创造财富。本文按要素 (专用性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 的提供者界定企业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供应商、经营者、员工、政府。相应的, 各利益相关者在为企业提供要素的同时, 也有相应的利益要求权。
为方便研究, 根据向企业提供财、物、人的角度, 将前述企业利益相关者分为4大类:政策制定者 (政府) , 为企业提供各种政策、公共方面的服务, 因此通过税收方式分享企业收益;资金提供者, 包括股东和债权人, 为企业提供资金, 通过不同方式分享企业收益;物料提供者, 包括供应商, 为企业提供生产经营所需要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生产资料) , 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公司营运享有监督权 (其利润是维护其利益的保障, 间接参与利益分配) ;人力提供者, 包括一般员工和经理人员, 为企业提供运营的人力、资金运作、物料生产。公司运营都需要靠人力来实现, 通过不同方式分享企业利益。
3.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分析
3.1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
3.1.1 博弈模型中要素的界定
在本文中, 博弈模型中博弈的参与人是资金提供者、物流提供者、人力提供者、政府环境;博弈信息是博弈者所掌握的对选择策略有帮助的情报资料, 比如了解各博弈方的相关信息, 尽量获取其行动信息, 收益大小, 风险大小, 其他人要分享, 是否有保障等;博弈的行动空间, 即博弈方可选择的全部行为或策略的集合:政策环境、资金提供者 (提供与不提供) 、物流提供者 (提供与不提供) 、人力提供者 (提供与不提供) ;博弈的次序: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博弈方的收益, 即各博弈方做出决策后的得失:政府环境、资金提供者 (提供收益多少、不提供损失多少) 、物流提供者 (提供收益多少、不提供损失多少) 、人力提供者 (提供收益多少、不提供损失多少) 。
3.1.2 建立博弈模型分析
政策制定者 (政府) , 资金提供者 (Z) , 物料提供者 (W) , 人力提供者 (R) 。
UZ1=o (z1p+z3 (1-p) ) + (1-o) (z2p+z4 (1-p) )
UW1=p (w1o+w2 (1-o) ) + (1-p) (w3o+w4 (1-o) )
UW2=p (w5q+w7 (1-q) ) + (1-p) (w6 q+w8 (1-q) )
UR1=q (r1p+r2 (1-p) ) + (1-q) (r3p+r4 (1-p) )
UR2=q (r5o+r7 (1-o) ) + (1-q) (r6o+r8 (1-o) )
UZ2=o (z5q+z6 (1-q) ) + (1-o) (z7q+z8 (1-q) )
结合研究目的, 要比较在什么情况下UZ、UW、UR最大, 当其中一个最大时即说明其是利益主体, 通过利益的博弈得出的利益主体。将问题转化成三元一次函数求极值的问题, 运用拉格朗日法来求解。
建立辅助函数:L (o, p, q) =f (o, p, q) +λφ (o, p, q) , 其中,
其中λ是一个待定的常数, 称为拉格朗日乘数,
约束条件φ (o, p, q) =o+p+q-1=0,
利益U=f (o, p, q) ,
UZ=fZ (o, p, q) =o (z1p+z3 (1-p) ) + (1-o) (z2p+z4 (1-p) ) +o (z5q+z6 (1-q) ) + (1-o) (z7q+z8 (1-q) ) ,
UW=fW (o, p, q) =p (w1o+w2 (1-o) ) + (1-p) (w3o+w4 (1-o) ) +p (w5q+w7 (1-q) ) + (1-p) (w6q+w8 (1-q) ) ,
UR=fR (o, p, q) =q (r1p+r2 (1-p) ) + (1-q) (r3p+r4 (1-p) ) +q (r5o+r7 (1-o) ) + (1-q) (r6o+r8 (1-o) ) 。
LZ (o, p, q) =fZ (o, p, q) +λφ (o, p, q) =o (z1p+z3 (1-p) ) + (1-o) (z2p+z4 (1-p) ) +o (z5q+z6 (1-q) ) + (1-o) (z7q+z8 (1-q) ) +λ (o+p+q-1)
LW (o, p, q) =fW (o, p, q) +λφ (o, p, q) =p (w1o+w2 (1-o) ) + (1-p) (w3o+w4 (1-o) ) +p (w5q+w7 (1-q) ) + (1-p) (w6q+w8 (1-q) ) +λ (o+p+q-1)
LR (o, p, q) =fR (o, p, q) +λφ (o, p, q) =q (r1p+r2 (1-p) ) + (1-q) (r3p+r4 (1-p) ) +q (r5o+r7 (1-o) ) + (1-q) (r6o+r8 (1-o) ) +λ (o+p+q-1)
求辅助函数的偏导数L’Z、L’W、L’R,
求出满足方程组L’Z=0、L’W=0、L’R=0、φ (o, p, q) =0的所有解 (o0, p0, q0) ,
把求得的解 (o0, p0, q0) 带入UZ=fZ (o, p, q) 、UW=fW (o, p, q) 、UR=fR (o, p, q) 中, 若UZ=fZ (o, p, q) 的值最大, 说明在博弈后资金提供者取得胜利, 成为利益主体;若UW=fW (o, p, q) 的值最大, 说明在博弈后无聊提供者取得胜利, 成为利益主体;若UR=fR (o, p, q) 的值最大, 说明在博弈后人力提供者取得胜利, 成为利益主体。
可以看出各利益相关者通过博弈, 当其利益达到一定条件后, 即成为利益主体, 因此利益主体是动态变化的。
3.2 利益相关者的内部博弈
通过前面博弈模型决定好利益主体以后, 其利益主体内部也存在内部力量的博弈。
3.2.1 财力提供者的内部博弈
财力提供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同是财务资源提供者的股东与债权人之间也存在一个博弈问题。尽管双方提供的均为财务资源, 都能为企业创造价值, 但债权人让渡的仅仅是财务资源有限期的使用权。所以在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博弈中, 股东仍是赢家, 而最终成为企业的真正所有者, 债权人只能按期收回本息, 即博弈的结果由股东独占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后来, 同样作为财务资源的提供者——债权人不堪忍受股东损害其利益, 开始对企业关注, 要求分享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与股东重新博弈后, 博弈的结果是没有哪一方有绝对优势, 那么股东和债权人只能共同分享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3.2.2 人力提供者的内部博弈
人力提供者包括一般员工和经营者。同是人力资源提供者的一般员工和经营者之间也存在一个博弈问题。经营者一般以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为目标, 这样就不可避免的会损害一般员工的利益。如果一般员工没有意识维护自身利益, 那么通过博弈, 经营者就会成为赢家, 对利益的分配有控制权, 导致一般员工利益相应就得不到保障。但是随着员工的利益被损害后, 员工越来越清楚的意识到, 只有对经营者进行监督才能保障自身利益不被损害, 或者使其损害降至最小。所以, 同样作为人力资源的提供者——一般员工不堪忍受经营者损害其利益, 开始对企业关注, 监督经营者的行为, 与经营者重新博弈后, 改变经营者与一般员工之间的力量对比, 进而改变了经营者与一般员工之间的利益分配。
3.2.3 物力提供者的内部博弈
供应商与公司利益相关的程度, 取决于以下三个维度:交易规模, 包括交易额度和交易频率;合同期限;资产专用性程度。公司运营良好, 产量增加, 规模扩大, 对供应商产品的需求就会增加。众多供应商得知公司的需求信息后, 通过各自与企业的谈判中, 其实也在与众多的供应商展开博弈, 最终由产品质量高, 价格合理的供应商成为赢家, 形成企业稳定的供应商。
综上所述, 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得知, 在政策环境一定的前提下, 资金提供者、物料提供者和人力提供者之间展开利益博弈, 在博弈过程中利益主体是动态变化的, 这正和已有学者的文字研究结论一致。另外, 还分析了资金提供者、物料提供者和人力提供者各自的内部博弈。
参考文献
[1]陈宏辉.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4.
[2]黄涛.博弈论教程:理论·应用[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4.
[3]陈宏辉, 贾生华.企业利益相关者三维分类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 2004, (4) .
[4]袁振兴.财务目标:最大化还是均衡——基于利益相关者财务框架[J].会计研究, 2004, (11) .
利益博弈分析 篇2
公共政策不确定性的出现
在现代社会，公共政策已经成为实现公共利益、从事公共管理的重要手段，公共政策对于当今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按照戴维·伊斯顿的定义，所谓公共政策就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一个或者一些利益主体如何通过公共政策制定得到自己预期的结果，取决于自身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博弈状况。一项公共政策的提出、制定、实施是相关利益主体互相博弈的结果。公共政策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对各种利益矛盾进行协调处理和重新界定。通常来说，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具有稳定性的特点，这一特点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解决公共问题的绩效。
然而，在当今社会利益结构日益分化的背景下，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变得日益复杂，这使得公共政策制定的结果表现出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这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直接影响了公共政策解决公共问题的绩效。因此，如何控制甚至消除由利益博弈带来的公共政策的偶然性或者不确定性，提升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和解决公共问题的绩效，是公共政策制定者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近来，一些地方发生的与公共政策制定相关的几起事件，直接印证了这种利益博弈的不确定性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如宁波px项目事件、四川什邡钼铜项目事件以及江苏启东排污项目事件，乃至2007年的厦门px项目事件、2009年的广州番禺垃圾焚烧事件。这些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都大同小异：要建某一大型重化工项目，由于民众顾及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项目遭到民意反对，博弈数日，事件升级，地方政府做出妥协，项目下马或暂时终止。社会舆论对此普遍认为，这些地方性公共政策制定的结果与地方政府的初衷截然相反，不是“双赢”，而是“双输”。这种结果具有典型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是作为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地方政府未曾预料到的。
公共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博弈主体的多元性、复杂性，利益博弈的途径的多元化，利益博弈主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益博弈主体的参与不充分等因素都是导致公共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博弈主体是多元的、复杂的。从宏观层面看，公共政策制定的利益博弈主体基本包括了国家（政府）、市场和社会。具体来看，这些宏观的利益博弈主体又各自包含更为具体的内容。
从国家层面看，在我国，利益博弈主体主要有执政党、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除此之外，人民政协、事业单位、行政性公司、某些社会团体等都可以从“公共”的角度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成为政策主体。这些都是公共政策制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主体。在西方国家，公共决策的效率和执行效果取决于行政领导。在我国，政府是公共政策的核心主体。在日常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公共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完全一样。地方政府更直接地与公众进行接触和沟通，他们具有执行、制定双重身份，因而更能体会到公共政策中的要义及其所存在的失误和问题，从而为修订、完善公共政策做准备。中央政府则更多地是针对宏观的、涉及全球、全国的公共问题进行决策。
从社会层面看，利益博弈主体主要包含公民个人、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当今社会，普通民众作为多元利益主体之一，有着日益清晰的利益诉求。他们已经意识到，在利益博弈过程中，要想实现社会价值分配的预期效果，就必须强化自己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民众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使公共政策能够更充分地体现自己的利益。他们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向题向政府讨价还价，施加压力。
利益集团在不同程度上代表着一定社会群体或团体成员的利益。他们通过参与政策的运行来表达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要求。在中国，传统的利益集团往往代表着年轻人、妇女、工人、科学研究人员的利益，比如“妇联”、“共青团”、“工会”等等，都是带有半官方性质的群众团体，也是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主要利益博弈主体。
非政府组织也逐渐成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主体。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可以弥补现有体制的不足，发挥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博弈主体的应有作用，更好地维护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利益，促进多元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环境保护、落后地区扶贫等主要公共政策领域，非政府组织显示出了自身特殊的优势和重要影响力。
从市场层面看，企业是最核心的利益博弈主体。比如，在当前形势下，房地产商是一个最具有公共政策影响力的利益主体之一。因为房地产是在过去十几年间资源积聚速度最快、资源积聚规模最大的一个领域。同时，房地产商也是较早以自觉的意识甚至集体的力量影响政府政策和社会风向的一个群体。除房地产商之外，其他一些重要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具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体制内的重要力量，他们依据自身的优势，不断对有关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力，其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也非同一般。
现代社会的利益主体不仅是多元化的，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现代社会是开放社会，不同的利益博弈主体为了自身利益，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一种特定的资源配置机制，有关利益分配的公共政策制定已经不再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意志，而越来越依赖于国家和市场的利益博弈。利益博弈主体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不仅使得公共政策制定这一利益博弈过程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状况，而且也使得利益博弈的结果变得难以预料。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博弈的途径是多元的。这种参与途径的多元化也是导致公共政策偶然性或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公共政策制定的实际看，这一多元化的利益博弈途径包括制度化途径和非制度化途径两个方面。
所谓制度化参与就是在体制和法律范围内的利益博弈。制度化间接参与途径有很多方式。这其中包括：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这一制度化途径主要是通过选举代表参加国家、地方定期或适时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国家、地方的发展方针、政策，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调整；通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各民主党派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不同阶层人民的利益、要求，通过政治协商会议表达社会各界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协调各方群众的利益。公民通过推荐政协委员的方式参与政策过程，把自己的意愿诉求转化成政协委员的提案、建议，从而影响政策过程；通过参加社团活动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把对有关政策的建议、要求经过一定程序反馈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从而影响政策的制定与调整。
制度化直接参与是公共政策制定主体通过听证、信访、公示、政务信息网等途径搜集、征求有关政策相对人意见的活动，给政策相对人直接、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比如，通过听证制度参与政策过程。公众借助听证程序直接参与到行政决策过程中，直接向政策制定者反映自己的意愿，影响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政策制定者通过听证会收集到较为广泛的、直接的、真实的信息，并据此作出政策调整修改的决断，从而准确协调各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要求；民众通过政务信息网参与政策过程。这是政府政务公开和政策民主化的制度安排，也是公民直接参与政策过程的一种制度性参与方式；民众通过信访制度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信访制度已成为我国基本的民意表达制度之一，是我国公民表达愿望、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渠道。
所谓非制度化参与是与制度化相对的，是非主流的公共政策参与途径，但其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也很重要。比如，民众借助特殊的社会关系网和非正常的手段对政策施加影响。民众通过亲缘关系、朋友熟人关系等社会关系干扰政策的制定、执行、调整，让自己的观点在政策方案里得到体现，使政策偏离原定目标；有些利益集团通过个别游说、私下接触甚至行贿操纵政策，使对自己不利的政策产生变通，维护并扩大自己的利益，使公共政策失去公平与公正；个别民众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通过抗议、示威、静坐甚至游行等较激烈的参与方式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通过极端的方式影响有关公共政策的形成。
利益博弈主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信息不对称。公共政策是一个政策信息不断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信息和基于信息的判断是整个政策系统有效运转的基本动力。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与政策信息之间的紧密关系必然要求政策主体和政策目标群体迅速、全面、真实、准确地掌握各种信息。在我国当前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外生性不对称信息和内生性不对称信息都普遍存在，但后者表现得更加突出，特别是作为普通民众的公共政策目标群体无法对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具体政策行为进行有效的事前预测、事中观察和事后监督。这两种形式的信息不对称有其特定的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并且会对政策实践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公民个人相对于政府而言在信息量和信息处理能力方面仍处于劣势，公民参与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政府的信息发布、接受和反馈情况。由于受传统等级结构的影响，公共服务理念得不到完全落实，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对权威的屈从会导致信息被扭曲。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益博弈主体的参与不充分。这一方面是因为有关利益博弈主体的参与能力不够。传统文化的一元价值取向，扼杀了群众的创造精神，使得依赖、盲从的政治心态成为群众的心理痼疾，政治参与的盲目性凸显。公众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不够高，很多公民没有掌握基本的民主生活技能，相当一部分公民对政治参与的权利和义务所知甚少，不知道应该如何参与。另一方面，一些强势利益博弈主体有意控制公共政策制定的相关重要信息，一般的利益博弈主体了解不到这些重要信息，无法为自身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博弈提供有利支持。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博弈的结果大体有三种：双赢、有输有赢、双输。一般看来，双赢的结果是每项公共政策的一个最优目标。因此，如何消除消极影响因素，使得公共政策的利益博弈结果向着双赢的方向发展，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我们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要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尽力控制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力争形成绩效最大化的公共政策。
如何形成绩效最大化的公共政策
协调好不同的利益博弈主体的利益关系。当前，社会利益关系出现了许多新变化，社会利益格局出现了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距扩大化甚至利益冲突激烈化的趋势。如何在这样的复杂局面下，协调好利益博弈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公共政策制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实现利益博弈的制度化。以制度为基础的利益博弈是市场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利益分化的条件下，利益博弈将成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一种常规化做法。对此，不仅要不失时机地为利益博弈主体提供利益表达的渠道，同时，更需要为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提供可遵循的规则，由此保障利益博弈能够健康、有序地进行，以促进相对和谐的利益关系格局的形成。
要切实利用好现有的利益博弈主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途径。从已有的经验看，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听证会以及社会公示制度都是保证公共政策制定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举措，而且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已经显示出了预期成效。但是，这些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形式主义、走过场的问题。为此，要完善决策的论证制度，在设计方案时，除了组织专家进行一般的可行性论证外，还要组织与前述论证专家不同的另一批专家进行不可行性论证（或方案风险分析、方案抗风险分析），并同时作为决策方案报评（议）、报批的前置条件。要在决策体制中成立决策评议委员会，起到进行民意调查、反映民心、集中民智作用；完成决策议题的初审、决策方案设计承担组织（人）的初定；对决策设计组织（人）的调查行动进行指导；对决策方案设计组织报来的决策草案进行评议和审查；对有疑点的决策草案组织二次抗风险分析。决策评议委员会开会时采取民主集中制方式，少数服从多数进行决定。同时，要广泛开辟各种渠道，如接待日、协商对话、举报制度、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热线、电子信箱、网上博客等，将更多现代化信息载体和手段有效运用到有序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来。
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为基础，实现信息公开透明。已经实施了近10年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我们建设透明政府的重要基础。完善办事公开制度，国家机关的活动应进一步透明化，信息应进一步公开，公众知情权应进一步落实。如尽快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活动的公开化和透明化，加快实现财政预算的公开、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公开、立法公开听证、公民自由旁听人大会议辩论等。特别是在一项具体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一定要尊重民众的知情权，让公共政策的相关方清楚了解公共政策制定的相关内容和制定过程，解决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信息支持。
利益博弈分析 篇3
【摘 要】近几年，我国石油企业已经从简单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变为了复杂的竞合关系，论文运用竞合博弈的理论与方法，构建了我国石油公司间竞合利益分配模型，分析了竞合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保证竞合机制的运作，从而提高石油企业的总体利益。
【关键字】石油企业；竞合；博弈；利益分配
【中图分类号】F4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3）03-0436-01
近年来，各国经济发展对石油的依赖性明显增强，可是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明显升高，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五十的警戒线。为我国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走与国内石油公司竞合之路是石油公司战略的必然选择。仅2009年，中海油与中石化已经达成了华东、华南市场异地油源置换的协议：中石油与中石化将在塔里木盆地展开广泛的合作；中石油与中海油联手提出了收购其阿根廷子公司YPF的收购提议。
石油公司间要形成良好的竞合关系，并能使该关系持续发展下去的基础就是有一个良好的利益分配机制。博弈论中的合作博弈为这种利益分配提供了理论基础。
1 博弈论的思想
1.1博弈论的基本思想
博弈论最初主要研究象棋、桥牌、赌博中的胜负问题，是研究某个个人或是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得出最合理的策略。
1.2竞合博弈的思想
竞合博弈的出发点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既有一致的地方，又有矛盾之处，单纯的竞争与合作都有欠缺。“竞争”强调的是再分配利益时的零和博弈，一方所得利益就是另一方的损失。“合作”强调的是正和博弈，各方通过合作创造出更多的额外价值，使双方都受益。当允许利用约束力的协议时，就有可能通过协议约束博弈双方在有合作冲动的情况下实现合作，当然需要先通过协调协商达成合作协议或形成默契。
2 竞合分配的博弈分析
目前中国石油企业的主力军是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家石油公司，他们是国内的石油巨头，其在国内市场上的影响力巨大，因此本文的中国石油企业主要就是指这三家石油公司，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竞争或者合作，而走向了一种复杂的竞合关系。
2.1竞合博弈模型的建立
假设市场中三家寡头竞争石油企业，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分别为A1、A2、A3，其中A1、A2形成合作结成联盟与A3在市场中展开竞争。由于A1、A2结成联盟，研发成果的共享和扩散成为这两个石油企业合作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假设m为A1、A2之间成果共享和扩散系数。由于A3没有加入联盟，它可能单独进行研发或者不进行研发，假设联盟与A3之间的成果共享和扩散系数为n，我们从合作角度称为对外扩散系数（显然m应该大于n）。石油企业具有追求整体效益的特点，经济效益的提高依赖于合作带来的创新。石油企业研发投入的资源与成本下降幅度成正比，对于石油企业i（i=l，2，3）研发投入的资源为T（Xi），这些投入使其自身生产最终产品的成本下降幅度为Xi，假设T（xi）=bXi，其中b>0为创新率。合作石油企业成员间有成果的共享，非合作石油企业间成果有模仿与借鉴。
三个石油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构成两阶段博奔模型。第一阶段，Al、A2合作共同参与研究开发项目的投入决策，协调投入成本，以使联盟体的共同利润最火化；而A3单独行动使自身利润最大化选择投入成本。
博弈的第二阶段，三家石油企业按不完全信息动态Cournot博弈展开竞争，使自身利益最大化选择产量，最后可得到各个石油企业最优投入T（xi）和最优利润πi。
2.2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的条件可以分析出利润与扩散系数的关系：
合作石油企业的利润π12，与扩散系数m成正比，是随着联盟石油企业间信息共享和扩散系数m的增加而增加，非合作石油企业A3的利润π3，与扩散系数成反比，随着合作石油企业间信息共享和扩散系数n的增加而减少。
总之，在激烈的石油市场竞争中，如果一些石油企业进行合作结成创新联盟，而另外一些石油企业如果不采取行动，必将会被市场淘汰。所以达成合作对整个石油产业的利润提高都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
3 对中国石油企业竞合的建议
通过以上竞合博弈的分析可以看出，三家石油企业，如果单独开发必然需要消耗大量的成本，相反，如果每家公司都能利用自己的优势进行合作，则进度更快，质量更高而且取得更大的效益。因此提出有效建议，促进竞合分配，带来更大的效益，真正实现合作共赢的目的。
3.1 合理选择竞争、退出和合作政策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是中国石油企业三大巨头，各自都在进行圈地运动，竞争十分残酷，持续竞争可能会引起将来互相的报复，而减少了合作的可能，使各自都受损失，此时就要考虑退出竞争，在进行下一步的实行策略。如果明知竞争带来的损失大于获得的利益，就应该选择放弃，减少失去更多的可能。如果项目无法独立承担或者超过自身承受的范围，就不应该继续投入资金进行进一步的研发，而是将目光放到寻求可能的合作伙伴上，通过资源和成果共享实现双赢。另外，合作还可以分摊风险，石油企业具有高风险的特性，合作时要充分考虑到风险问题，做好风险分析和风险应对策略。如此，合作不仅为石油企业带来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石油企业承担高风险的压力。
中国石油企业应该根据自身所处的地位，结合要合作的项目来决定是否合作和适当的退出政策。
3.2政府为石油企业竞合提供保障机制
在石油企业竞合结盟的活动中，政府虽不直接干预，但要给与正确的领导，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都要以各种适当的方式推动。
其次要加强信息网的建设，信息是石油企业沟通交流的重要资源，尤其是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更是合作联盟的基础，经常性的组织有关成果的新闻发布会或展示会，让企业家们有更多的机会获取各自所需的信息，为合作联盟创造机会。
最后是为石油企业的竞合模式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要靠法律约束联盟各方的关系，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规范各方的行为。
3.3 提高自身实力
无论参与竞争或者合作，自身实力都是基础，提高石油企业自身资源、管理的运作，一方面为企业增加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又为自身提供更多合作的机会。一旦选择合作，我国石油企业就应该抓住合作的机会，学习它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然后运用到自身发展中，以加强自身实力建设，以此全面提高国内石油企业的实力，逐步走向国际，成为国际大石油公司，为了国家能源利益与国际石油企业展开全面竞争，获取更大的利益。
4 结束语
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石油企业的资源和能力都是有限的，经常存在某种资源不足或某种资源缺乏，而使企业发展过程难以顺利进行的问题。从上面的博弈分析可以看出，单个石油企业远远不如石油企业之间通过合作达成创新联盟进行研发投入所获得的效益高，同样也不利于技术效率和利润的提高。在国际石油市场竞争中，我国石油企业要想在其中赢得竞争优势，必须拥有自上创新能力和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为此，石油企业必须通过合作结成创新联盟，并积极创造条件，加快研发的进程，获取本企业缺乏的知识、信息和技术，从而增强石油企业竞争的实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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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球现象的利益博弈分析 篇4
1 假球现象禁而不止的若干原因
新浪网于今年1 1月发布了关于假球现象调查问卷 (共有1836人填写了该问卷) , 该问卷针对假球现象提出了以下四个问题:
问题一:认为假球现象屡屡出现的原因是利益驱使的票数占52.6%, 监管不利占33.4%, 球员素质不高占14%;问题二:关于假球的幕后推手问题, 认为是地下赌庄的票数占5 0.1%, 球队老板占37.1%, 球员占12.8%;问题三:假球伤害了谁, 认为伤害了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票数占44.7%, 认为伤害了球迷的占26.3%, 国家名誉占25.3%, 球员前途球队名誉占3.7%;问题四:应该如何杜绝假球净化球场, 涉案球员一罚到底, 终身禁赛票数占49.6%, 加强立法, 严惩幕后推手占46.8%, 狠狠的罚钱, 提高违法成本占3.6%。
根据调查我们可以看出, 地下赌庄的介入, 利益得驱使都是假球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并且群众也都深刻认识到假球现象对国家体育事业带来的巨大伤害, 其中问题四对于如何杜绝净化球场也提供了群众的意见。以前我们所说的假球有可能是感情球, 在不影响一方利益的前提下放对方一马。可是现在因为有了赌球的庄家介入, 都是“假、赌”结合, 假球都是为赌球而产生。
1.1 假球背后的利益博弈
假球背后的巨大利益无疑是假球现象滋生的巨大动力。现以球员和球队老板的期望收益支付矩阵来分析假球现象。现假定政府监官部门的监管力度为θ, 球员和球队老板所得的利润包括金钱和名誉, 而处罚T包括罚款和名誉损失及行政处罚等。
球员因选择踢真球而得到利润为M1, 球队老板所得的利润为N1, 而球员选择踢假球所得利润为M2, 球队老板所得到的利润为N2, 而T则是罚款。所以, 球员选择踢真球和踢假球的期望收益分别为:α1=M1, α2=M2 (1-θ) + (M-T) θ;而球队老板选择踢真球和踢假球的期望收益分别为:β1=N1, β2=N2 (1-θ) + (N-T) θ。
可以看出, 如果球队老板和球员选择踢真球的话, 无论政府监管部门是否监管, 球队老板和球员踢真球的收益都是固定的一个正值, 即踢真球一定会挣到钱。而如果选择踢假球, 球队老板和球员的期望收益则与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 (监管的概率θ) 有关。若选择踢假球的期望收益大于踢真球的收益, 即解α2>α1, 得θ< (M2-M1) /T, 即T< (M2-M1) /θ) 。这说明如果政府监管部门监管的概率θ< (M2-M1) /T) , 或者政府监管部门的罚款额度 (或处罚力度) T< (M2-M1) /θ, 球员的最优选择是选踢假球。反之, 球员的最优选择是选择踢真球。
类似地, 从β2>β1出发做出推导得知, 如果政府监管部门监管的概率θ< (N2-N1) /T, 或者政府监管部门的罚款额度T< (N2-N1) θ/, 球队老板的最优选择是踢假球, 反之, 球队老板的最优选择是踢真球。
在通常情况下, 球队老板和球员选择踢假球所赚取的利润都大于踢真球所赚取的利润, 即M2>M1, N2>N1, 所以球队老板和球员都愿意承担一定风险去踢假球, 所以政府监管部门要想阻止假球现象, 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对比赛的真实性加强监管, 提高查处假球现象的概率;二是对已经查处的参与假球事件的人员进行重罚, 使参与假球事件的各利益方的损失远远高于他们的非法得益。
1.2 体育竞技事业薪酬机制不完善, 社会保障制度供给短缺
不单单是球类运动, 我国职业远动员的薪酬问题一直困扰着体育事业的发展, 由于体育事业的年龄性特别强, 属于青春行业, 同时也是高风险行业。我国竞技体育的人才选拔基本上来自各省市的专业的体工学校和训练队, 从小从事专业训练, 用于学习基础知识的时间被大幅度压缩, 没有其他谋生技能, 退役以后就业渠道十分狭窄, 大多数只能从事与体育相关的行业, 所以运动员为了运动事业而放弃的知识成本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多数职业运动员都自己的日后生活都有一定的顾虑, 从而职业运动员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另外, 运动员在体育事业中会出现各种伤痛疾病的可能, 如果社会保障制度不能满足运动员的心里预期, 无法弥补这一风险成本, 运动员就可能选择其他途径来解决自己的后顾之忧。因而, 在社会保障制度供给短缺, 参与竞技的运动员在收入水平不高和在退役后生活缺乏有效保障的前提下, 运动员就有可能越过心理的道德防线, 采取不道德行为。加上教练员和相关管理人员与运动员是利益相关者, 在巨大利益诱惑下很有可能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3 法律体系不完善, 司法介入困难
许多国家的足球都是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保障的。比如说西班牙有它的皇家法院, 那么法国是民法, 阿根廷甚至是宪法, 巴西有贝利法、济科法, 日本韩国我们的近邻也都有, 不是说这些国家有法律的监督就不会有赌球假球现象产生, 但是法律的监督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这一现象的大规模滋生, 而我国近年来赌球假球现象愈发猖獗, 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其球艺进步的速度。例如2001年, 浙江绿城俱乐部刮起一股打黑风暴,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在足球界正义之士义无反顾进行披露的时候, 在全国球迷的殷切期待的时候, 足协仅以处理一个“黑哨龚建平”来了结此事, 跌破了众人眼镜。这一事例使足坛铤而走险者更加猖獗, 更加肆无忌惮, 也成了日后假赌泛滥的祸根。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假球案, 大多都是行业调查。法律上的真空, 导致了执法机关介入困难重重, 正因如此, 中国足坛假球屡禁不止, 黑哨不停, 赌球不息。
2 维护足球竞技运动公平公正的相应措施
2.1 合理发展体育产业经济, 优化运动员的薪酬激励机制, 建立运动员保障制度, 解除运动事业的后顾之忧
球员这一行为主体违反行业道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运动员保障机制不够完善, 因而有些愿意冒着高风险去获取高额利润。只有合理规划体育产业, 体育经济发展上轨道了, 体育事业中的的各行为主体的收入增加了, 球员踢真球的期望收益加上自身名誉能够等于, 甚至大于踢假球的收益了, 他们违反道德的概率也将变小甚至为零了。另外, 运动员保障机制的建立也会对运动员起到激励作用, 让其毫无后顾之忧的为体育事业奋斗终身, 这无疑有利于运动事业的健康发展。
2.2 完善体育法规, 司法介入监督, 加大处罚力度, 促进竞技市场的规范发展
要实现以足球为例等体育竞技事业的和谐发展健康成长, 必须得有明确的监管机制来进行监督和查处, 严肃地执行反假打黑, 加大处罚力度。并要加强体育立法, 只有法规完善了, 司法介入了, 那些赌球, 假球, 黑哨才能无处藏身。有效地监督机制将会迫使相关行动团体步入正轨, 遵守市场规则。对于职业运动员, 如果出现踢假球现象, 应该取消职业运动员资格, 严厉处罚, 情节严重移交司法机关。使运动员在思想上保持高度机警的状态。并严惩幕后推手, 严肃查处地下赌庄。
2.3 加强球员及相关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
不道德行为产生的最本质的原因还是个别球员及相关人员的思想道德水平不高。新时期的竞技体育伦理思想应该是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 既尊重个人价值的实现, 同时强调个人对国家、社会应有的责任感;既尊重个人的物质需求, 同时要努力达到精神的完善。只有以这种发展观来指导运动事业, 加强运动员的思想道德建设, 才能防止各种逆向选择事项的发生。思想道德教育不单是一日之功, 应该从源头抓起, 在训练之初, 不仅仅要注重运动训练的成绩, 思想德育也该齐头并进。
摘要：伴随我国体育产业不断壮大的同时, 一些违背体育精神和社会道德的事情也不断滋生。本文以最近频繁出现的足球类假球现象为例, 阐述出现此类现象的原因及其背后的利益博弈, 并提出相对应的治理办法。
关键词：体育产业,假球,博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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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博弈演讲稿 篇5
有专家认为，这种行为是否侵犯了公民权利不是绝对的，但可能侵犯到隐私权。如果网吧工作人员告知消费者或是在网吧醒目处给予上网将受监控的提示，就不存在侵犯隐私权的问题。但也有专家认为，从网络管理的角度出发，这样的做法还是比较合理的。网吧是一个特殊的场合，它是公众娱乐场所，上网所浏览的内容可以被别人看到，这已经构成了传播，行政机关有职责对这样的公共场所进行管理。
两位专家，一位是私法学者，一位是公法学者，他们从各自学术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有他们的道理。但笔者认为这些见解并不全面，并没有综合考虑公法与私法的相关问题。
这件事情应从公民权利与公共行政的关系上看，之所以发生争议实质上是公民个人的隐私权与公共利益在进行博弈，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寻找一个平衡点或在两者中谁优先考虑是问题的.关键。
首先，管理人员对电脑进行监控的行为已经是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不可否认，上网所浏览的内容可以被别人看到，这已经构成了传播。但是，公民上网并不仅仅浏览网页，写信、聊天等等都是在一台电脑位所占的狭小空间进行，这些人也不愿他人知晓其写信、聊天的内容，这明显属于个人隐私范畴，对其进行监控便是窥其隐私。其次，如果网吧工作人仅仅告知消费者或是在网吧醒目处给予上网将受监控的提示，并不能作为对侵犯隐私权的免责，这只是涉及知情权的问题，网吧只是让公民知情而已。而隐私权的放弃要基于公民个人的自愿，格式合同的强制条款不能剥夺公民的隐私权，格式合同要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正如我们住酒店，酒店不能说提示了房间有监控设备就可以免除其侵犯隐私权的责任。
所以，问题还不在于进行监控的行为有无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而是说这种限制有无正当理由。众所周知，行政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有职责对公共场所进行管理，特别是网吧这种公开场所，黄色等有害信息的传播极为频繁，危害之广、之烈，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毒害，已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关系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行政机关在目前没有非常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以前，对网吧的电脑进行监控是不得已的措施，为了维护这一重大社会公共利益，公民的隐私权不得不退居其次。因而，在这个意义上，监控行为尽管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但仍有正当性，也就是说在这场隐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博弈，后者要占上风。
利益博弈分析 篇6
关键词：循环农业；企业；行为主体；博弈
中图分类号： F224.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5）03-0410-05
在全球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农业作为关系民生的基础产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1-3]。传统农业经济增长是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及粗放式经营发展为代价，这些将直接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恶化和生态破坏，制约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社会，发展循环农业经济已引起全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循环农业是运用可持续发展思想、循环经济理论与产业链延伸理念，通过农业技术创新，调整和优化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及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条，提高农业系统物质与能量的多级利用，最大程度地利用农业生物资源，利用生产中每一个物质环节，倡导清洁生产和可持续消费，控制外部有害物质的投入和农业废弃物的产生，最大程度地减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同时实现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价值增值和生活环境优美，使农业生产和生活真正纳入到农业生态系统循环中，实现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农村社會经济建设的和谐发展[4]。现代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既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又与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和农业生产方式变化相适应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是我国加快农业现代化和低碳经济发展的一条可行道路[5]。
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对循环经济模式中各主体行为博弈分析问题进行了研究。杜传忠等认为由于在目标、认识和利益取向的差异，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博弈过程，并强调政府应完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和激励机制，加强产业生态园区建设，为农村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提供科技支撑平台[6]。许树辉的博弈分析表明，政府应把“领导”企业作为激励重点对象，进而利用行业影响力推进整个行业的生产转型，并且政府要配合企业做好产品宣传，转变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培育绿色产品消费市场等[7]。郭红东通过浙江省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契约稳定性的博弈分析表明，订单组织形式和价格条款的设计对订单履约率产生重要影响[8]。另外，刘凤芹等都认为由于合约不完全性的存在，当交易一方按合约进行专用性投资时，就为另一方的“敲竹杠”行为提供可能性[9-11]。陈灿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户的合作关系治理由企业主导，关系治理包含信任、互惠、互动强度和伦理4个因素，它对合作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作用甚至超过了正式治理的影响[12]。
综上所述，大多数学者只是对循环经济中行为主体间的某一方面进行博弈模型分析，但针对循环农业生产过程展开利益博弈分析的研究却不多，特别在产业链中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很少。虽然循环农业生产方式有利于资源节约、生态平衡及可持续发展，但同时也增加农业额外成本。如何在投入成本增加条件下，使循环农业产业链接循环化，既能保障经济效益，又能调动农业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已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本研究主要以企业行为主体为中心，与其主要利益相关者进行博弈分析，试图了解各个主体决策行为的动因、规范及治理机制，以便为循环农业经济发展实践提供参考。
1 循环农业发展过程中企业与行为主体利益博弈分析
本研究假设在博弈过程中博弈双方同时决策，且博弈一方对另一方各种情况下的收益相互了解，并且双方均为理性决策主体，即 “博弈”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13]，其中政府的目标是实现整个社会综合效益最大化，企业和农户的目标是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
1.1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行为分析
从目前现状来看，企业要实施循环农业经济生产模式，务必要投入额外生产成本，再加上技术发展水平等限制因素影响，投资后收益回收期长，并存在较大外部性，作为经济人的企业不大可能会自觉发展循环农业经济，因此，在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利益博弈关系。
假设政府监督企业实施发展循环农业要支付一定成本，对那些未实施循环农业而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的企业，政府一经查出，企业要受到处罚；对于企业未实施循环农业而导致环境污染时，政府需支付费用来进行环境治理和修复。R1为企业实施循环农业生产所得收益，包括资源节约、废弃物资源化收益及生态环境效益等；R2为政府监管企业实施循环农业生产所得收益，包括生态环境改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政府公共形象提升等；T1为企业实施循环农业生产方式而得到政府补贴或奖励；C为企业实施循环农业所投入成本；S为政府监管成本；P为企业不执行循环农业生产而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可能的受处罚概率，0≤P≤1，其中P=0表示企业不可能被监管，P=1表示只要企业不实施循环农业生产就一定会被查处；F为政府监管时，对企业未能实施循环农业而导致生态破坏所受处罚金额，因此，企业因未能实施循环农业受处罚的期望值为PF；M为企业不实施循环农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上级政府所支付治污费用；α为政府对企业进行监管的概率，且0≤α≤1；β为企业实施循环农业生产的概率，且 0≤β≤1；政府与企业博弈关系见表1。
从式（5）可知，当PF值不变的情况下，当R1+T1-C≤0时，企业实施循环农业的成本大于收益，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影响，企业不会自觉实施循环农业经济，此时，政府的监管概率α*≥0。同理，当R1+T1-C≥0时，企业实施循环农业生产方式的收益大于成本，企业会自发实施循环农业经济，政府无须对企业进行监管，此时α*=0；在一定时期生产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实施循环农业生产的成本C保持不变，R1和T1通常会成为影响企业是否发展循环农业经济的关键因素，若企业只考虑短期经济效益，则企业所获收益R1会小于所投入的成本C，此时，企业发展循环农业的积极性就不高，政府应出台优惠政策去激励企业实施循环农业生产，同时应加强监管，如政府可以通过对有负外部性的传统经济生产活动征税以及对有正外部性的循环经济生产活动提供补贴来使外部性内部化[14]。若企业着眼于长期经济效益时，会把社会责任及形象、品牌效应和生态效益等因素考虑到R1内，企业就会自发实施循环农业生产方式，政府监管就可以适度降低了。这表明，政府应积极做好对企业经营者的宣传教育工作，使企业认识到发展循环农业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应通过补贴、税收减免或奖励政策积极引导企业走循环农业经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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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式（6）可知，在政府监管成本S不变条件下，政府对未实施循环农业而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企业的处罚概率P和处罚金额F值越大，PF值就越大，企业实施循环农业生产方式的概率β*也就越大。由此可见政府惩罚力度和监管程度对企业是否发展循环农业生产方式有较大影响。如果基层政府监督管理不严格，企业执行环境保护制度自觉性就不强，为追求经济效益易产生短期行为，并以牺牲农村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企业利益增长[15]。虽然在式（5）、（6）中没有体现出治污费用M值作用，但假若政府对企业未实施循环农业而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预期治理费用增大时，政府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的监管力度。不过由于受地方领导任期较短的影响，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只追求短期政绩，可能觉得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是下任政府的事情，这也会影响到本届地方政府对循环经济的监管力度。
1.2 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博弈行为分析
由于同类产品的企业之间谁先开始接受循环农业生产方式的博弈分析较为简单，陈红认为根据企业的假设条件不同可以把企业间的博弈分为“囚徒困境”和“智猪博弈”2种情况[16]。本研究着重强调企业间的产业链接循环化的博弈分析，由于受技术、机制和资金的影响，走循环农业发展道路就意味着增加企业额外成本，在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间目标差异、利益不一致性时，往往企业间会存在明显博弈行为关系。
假设上游企业的博弈策略为“加工后废弃物（或副产品）提供给下游企业”、“直接排放副产品或废弃物”和“对副产品和废弃物进行无害处理”；下游企业的博弈策略为“接受上游企业提供并加工后废弃物（或副产品）”和“从其他途径采购原材料”，这样会形成2个博弈方分别有3种和2种策略的不对称博弈问题。
如果企业发展循环农业生产，政府会对那些提供和利用废弃物（或副产品）的企业给予补贴和奖励，对那些直接排放废弃物（或副产品）的企业收取排污费用，假设R1为上游企业提供下游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所获得的收益；R2为下游企业利用上游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所获得的收益；R3为下游企业从其他途径采购原材料所获得收益；C1为上游企业为下游企业提供废弃物（或副产品）所投成本；C2为下游企业利用上游企业提供废弃物（或副产品）所投成本；C3为下游企业利用原来的原材料所投成本；C4为上游企业把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三废”直接排放周边环境所需要缴纳的排污费；C5为上游企业对废弃物（或副产品）完全进行环境无害化处理所购置设备的费用；T1、T2分别为上下游企业处理和利用废弃物（或副产品），因发展循环农业而得到政府补贴或奖励；双方博弈关系见表2。
在模型中，由于我国目前环境污染防治法律的排污费用标准偏低，而行政处罚的力度不大，部分法规对污染行为规定的排污费用过低。虽然近30年来我国排污收费制度多次改革，排污收费标准几经上调，但至今仍与企业的治污成本相差甚远，这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排污收费制度原本应该发挥的功效，并间接导致了不少排污企业“缴费积极、治污消极”的尴尬局面的长期存在[17]，即模型中C4值会远低于对废弃物（或副产品）完全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投入费用C5，因此，对于大多数企业，宁可多缴纳罚款，也不愿意在设备、工艺、废弃物无公害处理等方面增加投资来降低污染。故对上游企业来说，其策略“无害化处理”相对于策略“直接排放”是严格下策战略，根据严格下策反复消去法，可以先将“无害化处理”策略从上游企业的策略空间中去除[13]。这时双方博弈关系见表3，2个博弈方各2种策略的博弈。
1.3 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博弈行为分析
以农业秸秆资源为例，目前全国每年约有5亿吨左右的秸秆资源，大多数只是作为燃料，开发利用比例较低，且污染环境[18]。作为循环农业产业链的起始端，若企业通过循环农业生产模式，以生物质能源为纽带，把企业和农户作为生產单位，利用秸秆发酵技术生产固体燃料、酒糟或沼气，就能够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增加经济效益，减少环境污染。这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创新比地方各级政府三令五申禁止焚烧秸秆的制度规定和创新更重要[19]。然而，为了保证企业可靠充足的原料来源，企业与农户之间会通过订单或契约形式对农户（或农户合作组织）的秸秆资源进行收购，而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农户数量多，生产经营比较分散，企业的监督手段很难真实有效地实施，企业直接与农户进行交易成本非常高，即使农户违约，企业执行惩罚措施的成本也非常高[20]。再加上市场供需变化的不确定性，企业和农户之间存在着利益博弈关系。
下面以“企业+中间组织+农户”的典型模式为例分析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博弈关系。假设Pa为企业与农户间契约规定的价格；Pl为订单履约时低于Pa的价格；Pu为订单履约时高于Pa的价格；Rl、Ra、Ru分别为企业在不同价格Pl、Pa、Pu下的收益，其中，Rl=Ra+（Pa-Pl）Q，Ru=Ra-（Pa-Pl）Q；C为农户生产的费用成本；F为订单双方对于违约行为的处罚，即违约成本；α为违约方受处罚的概率（0≤α≤1），故违约方可能受处罚的期望值为αF，且罚金由监督方和守约方均得；Q为双方交易订单数量；假定由第三方“中间组织”的介入来监督企业和农户之间订单农业的执行过程，这里的“中间组织”包括政府部门、农户合作组织、农村经济组织等，并且假设中间组织在参与监督双方履约行为过程中发生费用Cs，由双方共同分摊支付，则双方博弈的结果见表4。
同理，当秸秆收购的市场行情较差，即Pl≤Pa时，企业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者，可能存在有违约倾向或行为，因为企业可以以低于订单价格的市场价格来收购秸秆，从而节约收购成本，增加利益，此时如果Ra-[SX（]Cs[]2[SX）]>R1-αF-[SX（]Cs[]2[SX）]时，即αF>（Pa-Pl）Q时，企业选择履约，否则，将会选择违约。也就是说，当市场价格低于订单签订价格，企业因违约受到处罚成本大于在市场上购买秸秆所获得的收益时，企业会选择履约。可以看出，当中间组织的介入对双方履约行为有效监督时，虽然增加一定成本，但只要监督和处罚规定合理，就可以降低合约违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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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案例分析
案例1：河南省新郑市辛店镇申庄村村民投诉称，该镇张庄村有一家面筋加工厂，在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违法生产已有数年，生产时产生有毒有害污水直接排入五虎赵水库内，造成养殖户在水库内养的鱼大量死亡，损失严重。当地村民多次向环保部门反映，至今该厂仍在违法生产（详见《河南经济报》，2013年8月2日第3版）。
该案例中，企业作为经营单位，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由于受企业处理污水的高成本和低效益的影响，很容易存在投机主义倾向，地方企业主管部门和环保部门的监管缺失、执法和处罚力度不足等因素必然也会对环境保护力度大打折扣。
案例2：湖北省枝江市在工业项目建设中，切实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不断完善市域经济和园区发展规划、产业布局规划以及各类控制性详细规划，拉长了化工、纺织、建材、食品饮料等6条循环产业链。这些产业链条把不同的工厂组合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织，使得企业的废气、废热、废水、废物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较好地保护了环境，还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该市农业由资源耗费型逐步转向资源循环型，现已形成“畜—沼—果（菜）”、“生态养殖+沼气+绿色种植”等循环经济模式和种养平衡、农牧互动、生态循环、环境友好的产业发展体系，种植业为养殖业提供饲料，养殖业为种植业提供有机肥等，解决了畜产品生产过程中带来的污染问题（详见《三峡日报》，2013年9月15日第1版）。
该案例可以看出，由于政府对现代循环经济的顶层设计，使得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联动发展，形成产业共生组织体系，上下游企业形成互利、互补、互动的合作机制，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节约资源且减少环境污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增加。
案例3：据报道，在湖南省蔬菜基地之一的汉寿县围堤湖，自2013年3月上旬以来，农民将自种的近667 hm2白菜、包菜耕除，经济损失达2 000万元。据记者了解，围堤湖蔬菜采取“订单”模式，由流通大户订购包销，每0.067 hm2白菜订购价1 500～2 000元，先付50%的订金，卖完再结清。近段时期蔬菜不好卖，流通大户拒付剩下的50%收购款，菜农被迫降价销售。蔬菜价格低还卖不出，菜农欲哭无泪，不得已毁蔬菜赶农时，抢种下一茬瓜菜。据了解，在湖南省蔬菜主产区，围堤湖现象并非唯一。如临湘市2013年春也有多于 667 hm2 包菜被耕掉，浏阳、君山等地近两年也发生过大面积毁菜事件。（详见《中国审计报》，2013年4月15日第5版）
在该案例中，由于企业和农户订单条款不规范，没有具体的违约处罚等规定，地方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与农户合作社或行业协会缺乏有效监督，订单农业风险保障机制缺失，在市场价格低于订单签订价格时，企业就会找各种借口，如提高质量要求进行压价、缩短收购时间等手段来变相违约，降低收购量，导致订单履约率降低。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循环农业发展中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博弈分析，研究了企业与政府、企业之间及企业和农户的相互利益博弈关系，并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了各个行为主体目标、认知和利益上的差异，得出以下结论：（1）在一定时期企业发展循环农业成本保持不变情况下，企业实施循环农业所得收益和政府激励机制是影响企业是否发展循环农业经济的关键因素。作为有限理性经济人，企业往往注重短期经济效益，缺乏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环境生态保护意识，因此发展循环农业经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足。一旦企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或无害化处理成本过高，企业很容易产生投机行为。（2）对上下游企业之间决定是否实行循环农业生产方式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是效益，而企业间保持稳定合作关系的关键因素是技术创新联盟。（3）企业和农户均为有限理性经济人，当存在合约不规范（如违约成本过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环境复杂变化时，双方易产生违约行为或机会主义倾向。订单中价格条款的制定对订单稳定性有重要影响；当中间组织介入时，能够加强双方监督力度，并降低交易费用，进而提高契约履约率；在某种程度上，市场风险化解机制对合约稳定性有重要影响。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3点政策建议：（1）政府在发展循环农业规划中要做好顶层设计者角色，积极鼓励并引导企业与农户投资和参与循环农业经济，对实施循环农业生产方式的企业，政府应给予税收减免、补贴等优惠政策；做好循环农业宣传教育和环保观念转变工作，对未实施循环农业经济并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企业，政府应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积极组织开展“政产学研”合作，为循环农业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资金支持。（2）组建企业间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再生资源利用率，延长产业链条，增加其经济价值，形成再生资源互换共享的产业共生组织，如此企业间才能达到一种良好的“经济性”循环农业。（3）完善契约条款内容，增加违约成本，企业应采取合理价格收购条款，例如采取“保底收购，随行就市”原则，这会改善农户抗市场风险能力，进而降低合约违约率，同时企业要有风险化解机制，例如参与农业保险和期货农业等措施来有效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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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的博弈分析 篇7
经营者与股东的利益追求既统一又矛盾。统一表现在他们都希望企业能够长期生存与发展下去, 并且努力使其具有一个良好的企业形象。但是二者更多的体现了利益的不一致, 在运营过程中, 企业的股东要把经营企业的权力交给经营者, 即企业的大部分财务控制权掌握在经营者手中。因此, 在企业股东和经营者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利益冲突。首先, 股东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 同时又能获得高额利润回报, 而经营者的利益要求则主要包括三大内容:高额薪酬、稳定的工作和社会地位, 二者之间的利益诉求不一致。其次, 股东期望经营者能加倍努力工作, 以增加企业的价值, 但经营者却认为这样做会使自己的付出与得到的回报并不能成正比, 因此经营者往往会放弃收益高但风险也高的项目, 原因在于他们不想冒项目失败、企业破产和失去工作的风险, 而股东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回报会要求经营者投资风险高、利润大的项目。可见, 虽然经营者掌握了大多数的财务控制权, 但是股东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参与财务控制权的争夺。
假设经营者利用公司财权获得的收益为Rm, 放弃财权的成本为C1;股东利用公司财权获得的收益为Rs, 放弃财权的成本为C2。值得注意的是, 当股东控制企业财权而经营者不控制时, 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等因素, 股东比经营者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如管理成本、机会成本等。因此, 假设这部分的成本为C3;如果两者都不进行控制, 暂时假设双方的收益均为零 (与后文一致, 不再论述) 。经营者与股东之间的博弈分析:假设经营者收益控制为p, 则不控制为 (1-p) ;股东收益控制q, 则不控制 (1-q) , 如下图。
经营者选择控制的期望收益为E (控制) =Rm×q+Rm (1-q) , 经营者不控制的期望收益E (不控制) = (RmC1) q+0× (1-q) , 由E (控制) =E (不控制) 得q=Rm (Rm-C1) 。即如果股东控制的概率小于Rm/ (Rm-C1) , 经营者的最优选择是不控制;如果股东控制的概率大于Rm/ (Rm-C1) , 经营者的最优选择是控制;如果股东控制的概率等于Rm/ (Rm-C1) , 经营者控制与不控制收益相等。
对股东来说, 选择控制的预期收益为E (控制) =Rs×p+ (Rs-C3) × (1-p) , 选择不控制的预期收益为E (不控制) = (Rs-C2) p+0 (1-p) , 根据E (控制) =E (不控制) , 解得p= (Rs-C3) / (Rs-C3-C2) 。即如果经营者控制的概率小于 (Rs-C3) / (Rs-C3-C2) , 股东的最优选择是不控制;如果经营者控制的概率大于 (Rs-C3) / (Rs-C3-C2) , 股东的最优选择是控制;如果经营者控制的概率等于 (Rs-C3) / (Rs-C3-C2) , 股东控制与不控制收益相等。这样形成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条件是p= (Rs-C3) / (Rs-C3-C2) 和q=Rm/ (Rm-C1) , 即经营者以 (Rs-C3) / (Rs-C3-C2) 的概率选择是否进行财权配置, 而股东以Rm/ (Rm-C1) 的概率选择控制或不控制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二、股东与债权人的博弈分析
股东和债权人都是企业财务资本的提供者。与股东一样, 债权人也期望企业能够长期生存与发展下去, 从而保证其到期能够收回债权和利息, 即债权人的利益要求主要表现为保障其债权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在一般情况下, 企业股东和债权人两者之间各司其职, 股东为企业提供投资资金, 管理和监督企业的董事会和经理层, 享有按期取得股票分红和资本的增值的权利, 债权人为企业提供贷款和商业信用等服务, 拥有一定时期按时还付息本的权利。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 (如资不抵债) , 债权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 就会发挥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的作用, 变成企业的实际控制者, 掌握企业的财权。
在企业经营中, 当资产收益率高于利息率时, 债权资本所带来的资本收益会多于应付给债权人的利息, 其多余部分将由股东享有, 这时, 股东得到的收益将多于股权资本所带来的收益, 这是一种“财务杠杆效应”, 由于存在着“财务杠杆效应”, 股东希望多借入负债, 发挥杠杆效应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剩余收益, 但是在增加企业负债的同时, 必然会有新债权人的介入, 这并不是原债权人想看到的, 因为他会影响或者是削弱原债权人债权的安全性和收益性。这时, 原债权人会采取一定的手段迫使公司对增加新债权人制订相应的限制条款。
假设股东享有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带来的收益为Rs, 如果不控制, 表明企业处于特殊经营时期, 按照《公司法》规定的债务清偿顺序, 股东是在进行破产清算和支付了债权人的债务后才能得到清偿, 此时股东只能获得部分甚至无法获得应有的收益, 把这部分损失记为L1;债权人享有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带来的收益为Rc, 若不控制, 则在财务杠杆效应的驱动下, 股东会进行大量举债为自己谋利, 造成债权人的利益损失, 记为L2。控制为q, 不控制 (1-q) 。见右上图。
则债权人选择控制的期望收益为E (控制) =Rc×q+Rc (1-q) , 经营者不控制的期望收益E (不控制) = (Rc-L2) q+0× (1-q) , 由E (控制) =E (不控制) 得q=Rc/ (Rc-L2) 。即如果股东控制的概率小于Rc/ (Rc-L2) , 债权人的最优选择是不控制;如果股东控制的概率大于Rc/ (Rc-L2) , 债权人的最优选择是控制;如果股东控制的概率等于Rc/ (Rc-L2) , 债权人控制与不控制收益相等。
对股东来说, 选择控制的预期收益为E (控制) =Rs×p+Rs× (1-p) , 选择不控制的预期收益为E (不控制) = (Rs-L1) p+0 (1-p) , 根据E (控制) =E (不控制) , 解得p=Rs/ (Rs-L1) 。即如果债权人控制的概率小于Rs/ (RsL1) , 股东的最优选择是不控制;如果债权人控制的概率大于Rs/ (Rs-L1) , 股东的最优选择是控制;如果债权人控制的概率等于Rs/ (Rs-L1) , 股东控制与不控制收益相等。
这样形成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条件是p=Rs/ (Rs-L1) 和q=Rc/ (RcL2) , 即债权人以Rs/ (Rs-L1) 的概率选择是否进行财权配置, 而股东以Rc/ (Rc-L2) 的概率选择控制或不控制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三、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博弈分析
从我国上市公司的发展历程来看, 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都是由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 控股股东中国有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占绝大多数, 而且相当一部分的法人股也是国家控股的。因此, 大股东往往掌握着企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 享有控制权收益, 同时, 大股东还可以通过一些途径占有一部分中小股东的利益, 削弱中小股东的控制权, 而中小股东只能努力维护自身利益, 争取获得更多的财权。
在理论上, 公司的所有股东都应担负起监督董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 但在现实中, 承担监督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往往只是大股东, 即控股股东, 因为对公司持股数越大, 代表表决权越大, 对企业控制权的影响也越深, 大股东可以通过一些行为影响企业的意志, 改变企业的方向, 从而为自己谋利, 在此过程中, 发生的监督成本也应由大股东承担。
假设大股东为获得控制权进行监督所得到的收益为Rb, 付出的监督成本为C1, 中小股东进行控制所得到的收益为Rs, 发生的监督成本为C2;中小股东因大股东监督而放弃控制权所获得的收益为r1 (r1
中小股东选择控制的期望收益为E (控制) = (Rs-C2) q+ (Rs-C2) × (1-q) , 中小股东不控制的期望收益E (不控制) =r1×q+0× (1-q) , 由E (控制) =E (不控制) 得q= (Rs-C2) /r1。即如果大股东进行监督的概率小于 (Rs-C2) /r1, 中小股东的最优选择是不控制;如果大股东进行监督的概率大于 (Rs-C2) r1, 中小的最优选择是控制;如果大股东进行监督的概率等于 (Rs-C2) /r1, 中小股东控制与不控制收益相等。
对大股东来说, 选择监督的预期收益为E (监督) = (Rb-C1) ×p+ (Rb-C1) × (1-p) , 选择不监督的预期收益为E (不监督) =r2×p+0× (1-p) , 根据E (监督) =E (不监督) , 解得p= (Rb-C1) /r2, 即如果中小股东控制的概率小于 (Rb-C1) /r2, 则大股东的最优选择是不监督;如果中小股东控制的概率大于 (Rb-C1) /r2, 则大股东的最优选择是监督;如果中小股东控制的概率等于 (Rb-C1) /r2, 大股东监督与不监督收益相等。
这样形成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条件是p= (Rb-C1) /r2和q= (Rs-C2) r1, 即中小股东以 (Rb-C1) /r2的概率选择是否进行财权配置, 而大股东以 (Rs-C2) /r1的概率选择是否监督董事会和经理层。
值得一提的是, 在现实中, 不论大股东选择什么战略, 中小股东都有可能丧失大部分的财务控制权, 从而导致其利益受到侵害, 而大股东会享有绝大部分的财务控制权, 获得控制权收益。所以, 纳什均衡很可能是大股东获得大多数的财务控制权, 并且参与公司监督。
四、经营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分析
利益博弈分析 篇8
(一) 一般关系分析
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以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不一致性, 都会对土地流转的实施产生极大的影响。一方面, 广大农民作为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所有者, 当土地被流转时的利益补偿低时, 自身利益收到损害时, 必然与土地承包商以及引导该项目的村委会之间产生矛盾冲突。村委会作为农村土地的实际管理者, 往往都倾向于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土地承包商在丰厚的回报与低廉的成本的诱惑下也常常倾向于压低土地流转价格。而部分农民发觉从事其他行业收益更大, 因此会将自身土地荒置, 为避免浪费农民被迫接受低廉的补偿价格。但是, 从长期博弈看来, 利益补偿长期不提高, 部分依赖土地的农民生活得不到保障, 或者农民感受到成本与收益极不对称时, 农民满意度不高就会收回土地。一旦收回土地, 便会造成农村土地的大量荒置, 既浪费了土地资源又对政绩不利;而过分提高补偿水平, 便会使承包商成本过高得不到收益便拒绝承包土地, 最终各方利益都将受损。
(二) 前提与假设
本文从农民、承包商、村委会以及政府等多方利益关系入手, 建立博弈模型分析各方的行为, 为了便于分析将做前提如下:
1.各个利益相关方都是理性的经纪人, 代表自身利益, 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理性的经纪人的假设是要求参与者可以对外界刺激做出合理的行为反应。
2.村委会行为。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自治选出来的, 应该代表农民利益, 保护农民利益。但是村委会也可能受到承包商的贿赂, 从而站在承包商那边, 忽略农民的利益。
3.风险不对称。土地对于农民来说, 是赖以生存的基础, 低廉的土地补偿远不能满足农民的生活需要。而对于开发商来说, 仅需付一笔数额较小的土地租金或补偿金即可换来相当可观的商业利润, 承包成本低, 回报丰厚。而对于村委会来说, 村委会通过收取送礼以及流转合同差价获得利益默认了承包商的低额补偿, 村委会的风险微乎其微。
4.收益不对称。农民从土地流转中几乎难以获益, 反而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承包商承包土地成本小, 回报相当丰厚, 村委会也能取得私人收入, 或者在对差价中获得收益。
5.完全信息对称。假设局中人都完全了解各参与方在各种情况下的得益。
二、市场机制下的承包商与农民的博弈分析
(一) 模型表述
假设承包商商有两种行动可以选择, 承包和不承包;农民的选择是不接受 (提高补偿水平) 和接受 (接受现有补偿) 。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各参与方以其利益最大化为标准采取行动。
(二) 博弈分析
(1) 当承包商选择承包, 农民选择接受时, 农民的收益为R1, 成本为C1, 承包商的收益为R1', 成本为C1', 承包商对农民补偿费用为B;此时双方收益 (农民, 承包商) 为 (R1+B—C1, R1'—B—C1') (下同)
(2) 当承包商选择不承包, 农民选择接受, 农民的收益为R2, 成本为C2, 承包商的收益为R2', 成本为C2';双方收益为 (R2—C2, R2'—C2')
(3) 当承包商选择承包, 农民选择不接受时, 农民的收益为R1, 成本为C1, 承包商的收益为R1', 成本为C1';收益为 (R1—C1, R1'—C1')
(4) 当承包商选择不承包, 农民选择不接受时, 农民的收益为R2, 成本为C2, 成本商的收益为R3, 成本为C3;收益为 (R2—C2, R3—C3)
对比 (1) (2) 可知, 农民在接受的情况下, 承包商选择承包的利润应大于不承包的利润, 即R1'—C1'—B>R2'—C2';对比 (3) (4) 可知, 农民在不接受的情况下, 承包商选择承包的利润应等于不承包的利润, 即R1'—C1'=R3—C3
土地流转补偿能部分提高收入水平, 促进土地再利用, 所以对于农民而言R1—C1>R2—C2。
由R1'—C1'—B>R2'—C2'可知, 无论承包商承包或不承包, 作为都是其最优策略, 而R1'—C1'—B>R2'—C2', 即在农民的最优策略 (不争取) 下, 承包时承包商的最优策略。
三、村委会保护农民利益下的承包商与农民的博弈分析
(一) 模型表述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引入农民接受、不接受概率以及村委会保护、不保护概率, 构建博弈模型, 来进一步分析在土地流转这一行为中, 农民与承包商不同的收益期望值, 从而更好的对两个主体在有村委会参与情况下的行为选择的分析。在上述案例中, 农民与承包商的利益分为四种情况: (受损, 受损) , (受损, 收益) , (收益, 受损) , (收益, 收益) ,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假设农民议价、村委会保护不受其他因素影响, 其作为、不作为的概率为恒定。
(二) 博弈分析
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 我们假设农民与承包商最后达到博弈的纳什均衡为 (收益, 收益) , 则我们先假定农民接受的概率为P, 则不接受的概率即为 (1—P) , 村委会不保护农民利益的概率为P', 保护的概率为 (1—P') , 通过上述以建立的模型写出农民、承包商的期望收益函数:
(1) 当承包商选择承包, 农民无论选择接受还是不接受, 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保护与舆论力量, 此时将农民接受与不接受的收益分别乘上不争取的概率P、不保护的概率P', 即代表了在各种不同程度争取、保护下农民可能得到的收益值;而在农民接受与不接受的前提下, 承包商的收益乘上不争取的概率P、不保护的概率P', 即代表了在各种不同程度接受、保护下承包商可能得到的收益值。
(2) 当承包商选择不承包土地, 农民无论选择争取还是不争取, 农民都没有接不接受利益补偿之说 (即没有土地流转的需求, 也没有相应对承包土地的补偿) , 村委会没有保护的必要 (即没有土地流转的需求, 也没有相应的保护对其产生作用) 。此时将农民接受与不接受的收益乘上争取的概率 (1—P) 、保护的概率 (1—P') , 即代表了在承包商选择不承包这一情况下农民可能得到的收益值;而在农民争取与不争取的前提下, 承包商的收益乘上争取的概率 (1—P) 、保护的概率 (1—P') , 即代表了在不选择承包的前提下承包商可能得到的收益值。
农民:π1=P[P' (R1+B—C1) +P' (R1—C1) ]+2 (1—P) (1—P') (R2—C2)
承包商:π2=P[P' (R1'—B—C1') +P' (R1'—C1') ]+ (1—P) (1—P') [ (R2'—C2') + (R3—C3) ]
(三) 收益函数分析对农民进行分析:
π1=P[P' (R1+B—C1) +P' (R1—C1) ]+2 (1—P) (1—P') (R2—C2)
对P求导并令导数为0可得P' (R1+B—C1) +P' (R1—C1) —2 (1—P') (R2—C2) =0
解得P'=2 (R2—C2) /[2 (R1—C1) +2 (R2—C2) +B]
对承包商进行分析:
π2=P[P' (R1'—B—C1') +P' (R1'—C1') ]+ (1—P) (1—P') [ (R2'—C2') + (R3—C3) ]
对P'求导并令导数为0可得P (R1'—B—C1'+R1'—C1') — (1—P) [ (R2'—C2') + (R3—C3) ]=0
解得P=[R1'—C1'+R2'—C2']/[3 (R1'—C1') + (R2'—C2') +B]
由此, 我们所建立的监察博弈模型的混合纳什均衡为
P*=[R1'—C1'+R2'—C2']/[3 (R1'—C1') + (R2'—C2') +B]
P'*=2 (R2—C2) /[2 (R1—C1) +2 (R2—C2) +B]
(四) 结论分析
由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 当P=P*, P'=P'*时, 农民收益与承包商收益达到动态平衡, 此时两者在承包行为中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 但是土地流转各相关主体综合收益为最佳。
假设P
摘要：土地流转政策实施以来, 成就与问题并存。本文通过博弈理论研究深入剖析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各相关方的财政利益博弈, 在一定的假设下得出相应的农民接受流转概率和村委会保护概率下土地流转效益最佳, 从理论角度为提高土地流转实施效果献言献策。
关键词：土地流转,概率,利益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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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博弈分析 篇9
近年来,中国房地产业整体供求失衡,造成房价日益高涨,既严重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阻碍了拉动内需政策的实现。究其供求失衡原因,表面上看是土地批租市场中存在着政府的绝对垄断,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部分地方行政部门利益与中央政府利益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宏观调控政策并不能在实际中得到切实贯彻。
在分税制改革后,特别是2002年重新分配了财税比例“中央大头,地方小头”之后,某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逐渐捉襟见肘。面对日益增加的社会公共开支,地方政府急需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而中国现行土地制度的缺陷正好使得实行“土地财政”成为其增加财政收入“最好最快”的方式。例如,某些地方行政部门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来吸引投资,赢得税收;高地价出售住宅用地,获取巨额一次性土地出让金,并带动物业税和房地产税激增;利用土地抵押贷款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等等。由于中央政府只拥有土地的名义所有权,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和其他处置权更多地是被地方行政部门所把持。所以,一旦中央对于土地出让的监管力度不足,某些地方行政部门出于对财政收益和官员政绩的追逐,必然会忽略它所代表的社会整体利益,狭隘地追求自身局部、短期的收益。
土地出让问题应该如何加强监管,如何在政策制定层面杜绝违规现象的出现?这需要首先分析博弈双方各自的利益诉求。
一、土地出让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
(一)中央政府的利益分析
中央政府作为国民利益的代表,与国家利益有着高度一致性。中央政府会更多地从国家全局利益的角度出发,关注于GDP总量与质量、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物价水平、居民福利水平、社会稳定等。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立法、规划和指令性手段进行干预,调控地租、地价(比如调整土地出让金的首付比例等)、利率和税收,以此保障土地的使用权权益并公平分配土地收益,确保土地市场良好运转。
(二)地方行政部门的利益分析
某些地方行政部门作为地区利益的代表,更多以“经济人”思维谋求地方利益最大化,看重本地区局部的、短期的利益目标,如当地GDP增长率、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收益对财政的贡献等。在土地市场中,地方行政部门除了一方面完成中央政府布置的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如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上缴税收,保障人民基本住房权利等,另一方面通过土地计划、城市规划、地价监控等手段调控当地实际土地供给数量、区位、结构、价格,以获得土地出让金以及各种土地税费收益。此外,当前对地方官员的评价是以当地GDP增长幅度为度量的,所以地方官员出于晋升考虑也有追求本地经济短期繁荣的极大动力。
二、中央政府与部分地方行政部门的土地利益博弈
中央政府与地方各自利益诉求的不一致导致无法产生制度性均衡,双方的非合作博弈在所难免。由于目前土地出让市场的法律规范的不完善,中央对地方行政部门的监管与约束仍主要靠国土监管部门来完成,所以,本文主要分析代表中央利益的国土监管部门与某些地方行政部门的之间的利益博弈。
(一)博弈的基本假设
本文提出了三个接近现实情况的经济学假设:a.地方行政部门是理性人,追求利润最大化,存在机会主义行为;b.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全情况下地方行政部门的违规行为有可能未被查处;c.代表中央政府的国土监管部门是社会理性人,追求全社会的利益最大化。
(二)博弈模型的建立
在土地出让市场中,某些地方行政部门的行为可有两种纯策略可以选择:不违规A与违规B。国土监管部门也有两个可供选择的纯策略:监管a和不监管b。不违规时地方得益为C,违规时得益为D,显然D>C;一旦地方行政部门被发现违规,将受到的经济、法律制裁、信誉损失等的得益为-E。假设这个负效用可以抵消大部分违规得益,即D-E
(三)双方博弈策略的选择
在上述的一次纯策略博弈扩展式中,不存在纳什均衡。在代表中央政府的国土监管部门和地方行政部门都是理性人的假设前提下,进一步研究他们在混合战略下的行为选择。
1. 部分地方行政部门的最优行为选择
设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的概率为p1,在履行监管职责时发现违规行为的概率为q1。则地方行政部门选择违规行为的预期效用U为:U1=D×(1-p1)+(D-E)×p1×q1+D×p1(1-q1)=D-Ep1q1。地方行政部门选择不违规行为的预期效用为:U2=C×(1-p1)+Cp1=C。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地方行政部门是否选择违规取决于U1>U2是否成立,只要U1更大部分地方行政部门就会违规。U1>U2等价于D-Ep1q1>C,即E<(D-C)/p1q1。所以,只要违规行为被查处后部分地方行政部门所受的损失小于违规行为所产生的超出正常行为的得益(D-C)的1/p1q1倍时,某些地方行政部门在如此低的违法成本面前会毫无顾虑地选择违规。
2. 中央国土监管部门的最优行为选择
设部分地方行政部门违规概率为m1,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的预期效用为:V1=(-h-f)×m1(1-q1)+(g-f)×q1×m1+(-f)(1-m1)=-hm1+hm1q1+gq1m1-f。监管部门不履行监管职责的预期效用为:V2=-h×m1。同理,监管部门是否选择监管取决于V1>V2是否成立。V1>V2等价于f<(h+g)m1q1。也就是说,假设地方行政部门违规概率m1和监管部门查处概率q1一定,当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小于监管后果的损益和(即h+g,h是绝对值)的m1q1倍时,监管部门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履职;反之,监管部门不会有积极履职的动力,即使有也是为了应付而敷衍了事,监管绩效极低。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混合博弈的分析,对于某些地方行政部门来说,其违规或违法动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在当前制度环境下该行为所产生的、超出正常行为的得益远大于违规行为被查处后所受的损失。所以首先应提高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即增大地方行政部门违规行为被查处后所受的损失-E,并要做出具有实际效力的承诺行动,增强其置信度。其次,降低地方行政部门违规行为的收益D,使某些地方行政部门由于无利可图转而自觉维护市场秩序。最后,提高监管部门的工作努力程度,加大监管和查处的频率p1q1。
对代表中央的国土监管部门来说,其监管行为的选择或监管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部门的激励及约束机制。若某些地方行政部门违规而没有被监管部门发现,监管部门虽会在某种程度上声誉受损,但地方违规行为的直接受害者是其他相关利益群体,国土监管部门的切身利益损失并不大甚至还有好处(比如权力寻租);再者,监管部门即使查处了违规行为,并不能改变自身经济收益,因为当前监管部门人员收入与其业绩的优劣并无直接联系。因此,从理性人角度看,监管部门的激励程度相当低(仅有精神层面上的激励与约束)。所以,要激励监管部门履行职责就是要有效提高(g+h)的值。建议将监管绩效纳入国土监管人员的工作业绩考核指标中。若查处到某地方行政部门违规批地就按挽回的国家损失额度的一定百分比给予提成奖励,反之,若所监管地区出现了违规事件就处以国家损失额度一定百分比的责罚。只有建立具有实际意义的激励机制,才能使监管部门的监管有效。在激励的同时,要给予监管部门更大的监管权力,并对监管部门的人员实行垂直管理,以降低他们调查与处罚某些地方行政部门的成本。
结束语
在土地出让市场中,中央政府与某些地方行政部门博弈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于制度缺陷造成双方利益诉求不同。要改变这样的博弈局势,短期来看是要调整地方行政部门违法用地的收益成本结构,使其被查出后所受损失值远大于违规得益值并进一步激励监管部门加大对地方土地违法事件查处力度。但从长远来看是要转变地方行政部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短期逐利的“土地财政”路径的依赖:一方面地方政府可尝试发行地方债、市政债等债券,缓解财政压力,另一方面需完善中央对地方行政部门政绩评价体系,不唯GDP而论,增加社会满意度等民生性指标。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使地方行政部门的利益目标逐步向中央靠拢并最终一致,变双方博弈为合作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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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富田.利益博弈与房地产泡沫问题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1,(2):146-149.
利益博弈分析 篇10
近年来,有关土地征收问题产生的矛盾日益增多,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是不可避免的。《中华人民国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
定转让。”因此,要使农业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所有权转移的唯一合法途径是政府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依照现行的法律法规以低成本进行征地,如果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要跳过征地这一过程直接转让土地使用权则是违法的。所以,现有土地征收模式大体有两种(如图1所示)。
1 利益分配涉及的主要因素
就建设用征地而言,农民集体组织、政府、开发商三者之间是一个分工与合作的关系,这就要求各方凭借自身的互补性资源与其他方合作,资源互补实现共赢。最终得益的利益分配是通过“讨价还价”完成的,各方进行讨价还价的依据凭借该方的资源重要性和比较优势来评定。
2 夏普利值方法的原理
设局中人集N的任何非空子集S都是一个联盟。N为利益相关者的总体联盟,空集记作Φ,用以描述每一种可能的联盟S的收益叫特征函数,记作V(S),它是不管其余局中人如何行动,联盟S中各成员相互合作所能达到的最大收益。通常有V(Φ)= 0,即没有任何局中人的联盟的收入为0。
夏普利值所给出的局中人i的收入Xi称作夏普利值,具体算法如下:
3 利益分配主要环节和模型构建
假设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对农民集体组织有两种征地策略:一是不降低失地农民利益的高标准安置,另一种是降低失地农民效益的低标准安置。失地农民也有两种策略:支持征地或者抵制征地。可以认为,征用农民土地,相当于把农民的“铁饭碗”给砸了,要让农民心甘情愿地支持征地,除非给农民比“铁饭碗”更好的“铜饭碗”“金饭碗”。所以,在采取低标准安置的情况下,农民的利益没有办法得到补偿,他们只好抵制征地,这时不妨假设农民的收益为1个单位,而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收益只能为0;当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采取比较高的标准征地时,农民就会支持征地,这时假设失地农民的收益为a,那么a值就必须大于或者等于1,否则农民不会同意把土地交给地方政府。开发商取得土地必须通过政府审批和农民集体组织的同意,政府获取利益必须得有农民集体组织的合作,此时令农民与政府合作得益为2,农民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收益为5。这时博弈的均衡结果为“高标准,支持”。然而,它的出现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农村集体的土地产权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地方政府必须以谈判、协商的方式解决征地问题。但是地方政府可能借助权力强制征收土地,那么征地就可在实行低标准安置的情况下完成了。
下面是采用夏普利值方法对农民集体组织、政府、开发商三方合作利益分配的计算步骤,把抽象的夏普利值模型简化,见表1-4。
注:1 表示农民集体组织,2 表示政府,3 表示开发商
农民集体组织,政府,开发商的应分配利润比例 =14:11:6
4 模型及利益分配结果分析
农民付出了土地成本最大,是边际贡献的大头理应占收益的大部分,政府站在国家利益的宏观视角有决策权边际贡献居中,开发商在建设项目过程中向商业银行贷款付出的成本主要是施工成本,边际成本最小,收益分配也占最小。所以,本模型的收益分配从实际角度分析比例是合理的。
我们不能保证合作博弈夏普利值的分配方法是解决纠纷问题的最有效办法,但可以相信夏普利值法是帮助我们刻画和思考分配纠纷问题的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
摘要：随着中国城镇化改革步伐的加快,土地征收纠纷问题屡见不鲜。其涉及的三个主体包括农民集体组织、政府、开发商。如何合理分配各方利益是城镇化过程中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基于此,通过对农民集体组织、政府、开发商在三方博弈进行分析,组成三方合作联盟,利用夏普利值构成合作博弈模型,得出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案。
关键词：土地征收,利益分配,合作博弈
参考文献
[1]董保民,王运通,郭桂霞.合作博弈论[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
利益博弈分析 篇11
中国农村中小学撤并改革是教育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这一改革是巩固、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和质量的客观需要，从本质上说是利益分配的过程。本文主要从利益博弈入手，分析了中国农村中小学撤并改革中的博弈主体状况，提出相关建议对策和建议，这对进一步实施并校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什么是利益博弈。
博弈论是运筹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之一，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利益博弈是市场经济和利益分化的必然产物，指各个利益集团或者利益个体之间的战略选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也随之增多，无论是什么样的改革，其改革面积越大，涉及到的利益主体越多，博弈程度就越深，矛盾就越难解决。各个利益主体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如果改革政策能够给某个群体带来更多的利益，那么这项政策就会顺利得到这个群体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反之，如果某个群体意识到改革政策不但不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反而可能使他们遭受损失，那么该政策就很难得到这一群体的认同和支持，即使政策以强制的方式进行，也会在执行中遭受他们消极或积极地抵制，甚至反抗，这就是利益博弈。”[1]
二、并校改革中的利益博弈。
我国在推行义务教育政策时，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农村增加了大量教学点，但是由于管理不完善，学校的布局属于低投入、广分布的粗放式的学校布局格局，同时，由于税费改革，学校建设和发展的费用由地方政府承担，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这推动了我国农村中小学撤并改革政策的实施。撤并改革是指国家把农村偏远地区人口少、教学质量低、规模小的学校撤销，统一合并为规模较大的中心学校或城镇学校。毋庸置疑，撤点并校改革中，最大的利益主体是政府——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除此以外，主要有农村偏远地区即被撤除学校的学生、家长、教师和村民以及中心学校的学生、家长和教师等。其中，以学生和家长——即教育消费者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
政府与教育消费者利益争夺造成教育成本与城乡发展、教育投入与教育质量的不对应。地方政府的目的是通过撤并改革，撤销规模小、质量低的“麻雀学校”，已达到重新整合教育资源，减少财政支出，降低教育成本的目的，那么地方政府争夺利益的直接表现就是减少财政支出，以最少的成本来谋求利益最大化。为此，政府为节约财政，撤并时较少考虑撤并地的文化、人口密度、经济状况、交通状况以及准备邻近的中心学校的承载力，并将教育投入重新组合在位于城镇的中心学校，致使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影响教育质量提高。偏远农村地区的学生要到中心学校上课，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加上校车和住宿问题，家长经济负担加重，学生精神负担我学校负担加重，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促使学生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影响学生学习质量，最重要的是，出于安全考虑，家长拒绝让子女前往路途遥远的中心学校上学，引发辍学率反弹。另外，教育消费者——村民和学生最关心的则是在不增加甚至是减少教育成本的情况下完成义务教育。但是面对改革后学生的路费、住宿费、伙食费等增加的教育费用以及安全问题，村民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加重，政府将改革成本转介到了学生、家长和村民身上，原本收入较低的农村家长，却要为子女上学承担更大的负担，这样不但没有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反而拉大了不平衡的差距。
三、权衡好各方利益、推动并校改革预期目标实现。
改革是一种进步，前提是改革地实施能够公平或相对公平地解决当前的问题。地方政府要重新权衡好各方利益：学生、家长、教师特别是改革的同盟军——当地居民的利益。任何改革，只有走群众路线，只有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才会有社会基础，改革才可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取得成功。“希望改革能够使所有人受益，这是最优方案。但现实中很难使所有人收益，所以必须对受损者给予足够的补偿，这是次优方案。即受损者也能分享改革的成果”。[2]因此，建立健全的补偿机制是必要且必需的。针对农村偏远地区的学生上学难、上学远的问题，政府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推行小班化教学制度，比如在我国农村偏远地区，学生少、规模小的状况是推行小班化教学的天然条件。相对于大班教学而言，小班化教学更有利于学生特别是农村偏远地区的学生的发展。另外，针对前往中心学校上学路途遥远的问题，政府应当统一组织发放校车接送偏远地区的学生上下学，针对选择住宿的学生，要按月发放住宿补助，以减少学生经济负担和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同时还要建立品学兼优的奖学金机制，发放贫困学生贷款、补助等以激励学生学习。教师方面，由于并校改革需要重新编排教师队伍，对于辞退的教师要进行经济补偿，并适当安排或介绍下岗教师就业问题，以解决下岗教师家庭经济问题和避免滋事闹事问题的出现。对于合格的教师，要安排其到邻近学校中心学校任教，并提供相应补助。中心学校教师任务量加大，那么可以进行教学改革，采取绩效制度，同时根据任务量的增加程度进行必要的经济补助。
参考文献
[1]张增田，雷冬玉，石鸥.课程改革预期目标偏离的政策因素探析[J].课程·教材·教法，2012（4）
旅游产业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 篇12
1相关概念
1.1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旅游研究领域。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提出一个普遍概念,认为“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人”都是利益相关者。根据Bryson和Crosby的定义,利益相关者是“受一件事的原因或者结果影响的任何人、集团或者组织”。后来,概念发展到利益相关者参与层面,强调社区参与的重要,主要体现在旅游规划和管理中[1]。
国内外研究者对利益相关者的概念的诠释有很多种,但无外乎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秉承了弗里曼经典定义的核心思想,而狭义的则认为只有在企业中下了“赌注”的人或团体才是利益相关者,即在企业中投入了专用性资产的人或者团体。本文主要是套用广义的利益相关者的定义进行文章的分析。
1.2旅游利益相关者
由利益相关者的广义思想可知:任何能影响旅游业目标实现或者受旅游业发展影响的群体或个人即为旅游利益相关者[2]。由于旅游产业涉及面广,吃住行游购娱六大门类甚至更多,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类别纷繁复杂,主要包括:旅游企业、旅游者、政府、旅游行业协会、旅游从业人员、居民/社区、教育机构、媒体等[3]。
本文主要从政府、景区居民、旅游者这三类利益相关者与旅游企业这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1.3博弈论理论
冯·纽曼和摩根斯腾在1944年出版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被认为是现代博弈论诞生的标志。博弈论(game theory)是分析利益关联或冲突中主体行为对局的理论,研究在给定信息参数的条件下,决策主体行为之间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4]。本文主要是以博弈论为研究方法, 分析旅游产业利益相关者各自的最优决策,达到利益均衡、责任对称的状态,实现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旅游产业利益相关者的博弈方式
旅游产业中的利益相关者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追求,希望运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争取在博弈中获得自身期望的结果,试图通过改变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扩大自身存量收益,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2.1政府与旅游企业
政府与旅游企业在旅游产业的发展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是“权力”和“资本”的纠结。政府掌握着对旅游资源的控制,作为社会资源的代理人,拥有资源的分配权,为了实现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的目的,政府一般都会采用政治与经济共同发展的手段来对旅游企业施加影响,进行引导,以期使最后的博弈结果利于己方。同样的,旅游企业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主体力量,希望在政府规范的法律框架内,自觉或者不自觉的采取各种获利政策,希望运用最小的成本,来实现企业资源的最大化效益,更好的实现企业的发展。
政府与旅游企业的具体博弈方式可以表示为:政府方面:制定招商引资政策;与旅游企业进行资源的经营权转让达成协议;对旅游企业的运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行为实施监管;政府官员出于私利接受旅游企业的寻租等。旅游企业方面:与政府就旅游资源的经营权转让达成协议;依法向政府缴纳税收,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未达到某些特殊目的而对政府官员展开寻租活动。
2.2景区居民与旅游企业
景区居民的参与是旅游利益相关者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旅游企业给旅游目的地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旅游并不总是给当地的居民带来正面的效应。一方面,景区居民因为景区发展的需要,而被占用,从而引发旅游企业与居民的冲突;另一方面,旅游产业在当地的大力发展,会逐渐带来旅游目的地的价值观的变化、经济水平的压力等一系列社会文化冲击,使得景区居民对旅游业的发展持观望甚至反对态度[5]。景区的原居民由于外来客的进入而失去了对旅游发展的控制,最终处于这种博弈的下风。
景区居民与旅游企业的具体博弈方式可以表示为:景区居民方面:当旅游企业投资注入后,居民称为旅游资源的一部分;通过建设家庭旅馆、商店,制售当地的民俗纪念品,为旅游者提供旅游设施和服务,称为旅游企业未签约的“合作伙伴”;居民对旅游者的态度直接影响到旅游者的旅游体验质量,对旅游企业的投资收益造成影响。旅游企业方面:将得到旅游资源的经营权,从而能够对景区进行开发,营销,管理;当旅游企业使用该资源时,将对当地的居民支付资源的补偿和使用费;旅游企业的信誉度会对整个旅游目的地的声誉产生影响,最终影响社区居民的整体收益水平。
2.3旅游者与旅游企业
旅游者与旅游企业的博弈就像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博弈。双方就某一旅游产品的购买与消费内容达成协议,如旅行社和旅游者就某一次旅游活动达成交易关系,旅游景点与旅游者之间关于价格的博弈等等。由于旅游者与旅游企业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利益的不一致、机会主义、不完全合同行为等往往会造成分歧和冲突,最终可能影响旅游企业的发展以及旅游者的重游率,不利于旅游业的发展[6]。
旅游者与旅游企业的具体博弈方式可以表示为: 旅游者方面:在众多的旅游企业中针对所需要的旅游产品进行选择;与旅游企业讨价还价;消费旅游产品, 以最大程度满足自身的旅游体验及相关需求;对旅游企业所提供的旅游产品质量进行评价,在不满意时进行投诉等。旅游企业方面:以实现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从事旅游产品的生产与经营;对环境保护的责任承担与否直接影响到旅游者的旅游体验质量及对企业的看法;为获取短期的可视利益,发生宰客行为。
3旅游产业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
利益相关者之间彼此都追求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就应该是追求旅游利益相关者之间尽可能的达成协议,然而,现实生活中,旅游产业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处处存在。
3.1政府与旅游企业的博弈分析
政府与旅游企业的博弈分析,主要体现在旅游资源经营权的转让以及政府对旅游企业的监管上。两者的博弈分析及博弈扩展模型(见图1和图2)。
注:椭圆圈表示局中人的选择节点,斜线表示可选策略,终端黑点处的数组表示采取该策略所实现的各局中人的支付,第一项表示政府的支付,第二项表示旅游企业的支付。a:政府选择自主经营形成的收益;b:经营权转让,旅游企业得给政府带来的收益;c:企业合法经营的收益;d:旅游企业违法经营寻求短期利益形成的收益;e:企业违规后给政府带来的外部成本;f:监督整治的所化成本;g:实施监督整治后得到的收益;h:旅游企业惩罚受到的损失;i:旅游企业实施寻租行为所引发的成本。
政府与旅游企业由于各自所掌握信息的不完全对称,政府往往处于不完美信息博弈方。在b>a的基础上,实施旅游经营权的转让。然而,政府希望旅游企业在得到经营权后,能够对景区的发展带来促进作用。若d>c,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旅游企业的违规经营行为就有可能逃避政府的监督,旅游企业为追求短时的利益,企业将会违规,此时政府为了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往往会进行监督整治,而导致旅游企业将会受到h的损失。因此,政府与旅游企业的博弈的成功依赖于以下三个基础:1b-e-f+g>a,即政府进行监督整治的收益大于政府自主经营的收益;2b -e-f+g> b-e,只有政府进行监督整治的收益大于其不采取监督整治时获得的收益时,政府才有动力对旅游企业进行整治;3c>d-h,即h>d-c,旅游企业惩罚受到的损失大于因违规经营而超出其合法经营的收入,这样,才能使政府的监督整治成为一种有效的威胁。
旅游企业在政府实施监督整治的同时,会发生 “寻租”活动。采取一些非正常手段影响政府的管理者,从而获得利润。倘若政府主要决策者接受寻租, 则旅游企业获得d-i的收益,显然d-h>d-i,如果政府不接受寻租,则旅游企业获得的收益仅为d-h -i。寻租是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一种负和博弈,一般都会对社会造成消极影响。
3.2景区居民与旅游企业的博弈分析
旅游企业的不断发展,可能给景区居民带来经济利益,但是由于外来资本的强势进入,可能形成“旅游飞地”现象,即旅游企业的发展依托于旅游目的地的资源,但旅游经济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较小, 旅游经济收益更多地由本地人的外向型消费或外来人员的经营所得等方式流向他地。这使得原住民和外来客的较量日趋激烈,越来越难以均衡两者之间的利益。
对于某些需要购买门票的景点,景区居民可能会因为不满旅游企业的独大,而私自带游客从捷径进去景区,他们之间的博弈导致旅游资源的浪费,同时有可能给景区的最大客容量带来威胁,不利于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影响到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时, 对于某些旅游目的地的古民居,由于景区居民与承包的旅游企业之间对于参观费的标准存在分歧,往往导致景区居民禁止游客观看,而旅游者与旅游企业达成的协议中包含此项内容,这将引发旅游者对景区居民和旅游企业两方的不满情绪。“搭便车”的心理,使得这两方的博弈是非合作博弈,这对于旅游业的发展也是大为不利的。
3.3旅游者与旅游企业的博弈分析
旅游者作为旅游企业的服务对象,享受其提供旅游活动所需产品和服务。旅游者的利益关注点是花最少的钱,满足最大的旅游需求,获得最满意的旅游体验,而旅游企业的利益关注点却是花最少的成本, 实现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诉求不同,因而双方在交易的过程中就,就免不了的会产生分歧,由于双方对旅游产品和服务所掌握的信息的不对称,在价格博弈方面显得尤为突出。即对企业来说是选择提供质高服务还是质低服务的博弈,对消费者来说是选择高价或低价的博弈。
如对于旅游企业中的旅行社、酒店与旅游者的价格博弈以及其收益支付矩阵(见图3)。
显然,旅游者既然购买了旅游产品,那么,说明其本身认为得到的收益比付出的成本大,所以a>b, a>c,c>b。而对于旅游企业来说,促使它实行涨价的原因必然是e>d。由于旅游产品具有不可储存性。如果旅游者没有去购买旅游产品,相应的涨价会导致旅游企业损失收益d,涨价后将损失收益e,从而形成旅游者与旅游企业之间的对于价格的博弈。
注:a:旅游者购买旅游产品所获得的收益;b:涨价前的购买成本;c:涨价后的购买成本;d:旅游企业涨价前的收益值;e:旅游企业涨价后的收益值。
4旅游产业利益相关者的均衡发展对策
由于各利益相关者在利益结构和偏好取向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在旅游业的发展中经常遭遇利益相关者在博弈过程中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博弈。旅游产业应使其趋于均衡发展,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
4.1利用经济杠杆原理,引导环境友好型旅游的发展
旅游企业的开发过程中,往往会造成环境的破坏,这对于政府、景区居民、旅游者来说,都是不符合旅游企业长远发展的政策的。为了使旅游企业将目光放到对“环保、生态旅游”等环境友好型的这一类的旅游产品的旅游项目开发上,政府必须实行较为优惠的信贷政策、有关土地使用的政策、减免税收政策、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等政策来刺激旅游开发商,从而使得旅游业得到可持续发展。加强保护环境的相关法规的建设,并对当地生态环境破坏大的旅游企业进行处罚,最终促进旅游业的均衡协调发展。
4.2健全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形成利益均衡发展
在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针对政府、旅游者、景区居民这三方与旅游企业的动态博弈过程,要建立一个相互制约的机制,来平衡他们间的利益,即政府对旅游企业进行审批或核查来监督开发商的行为,对其加以约束和引导,针对开发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进行整治,减少出现“先污染后治理”的机会,政府和旅游企业的行为会影响到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景区居民和旅游者等[7]。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通过听证会的形式对政府和旅游企业的行为和决策进行监督和评审, 防止其寻租行为的发生。同时,可以加大媒体的宣传力量,对旅游企业的行为进行舆论的监督和评判。
4.3广泛运用博弈论,更好的发展旅游产业
旅游博弈论的研究需要进行拓展:首先是揭示旅游中更多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如旅游者与旅游企业的博弈、区域合作博弈等:其次是把只研究两个决策主体的博弈均衡向研究多个决策主体的博弈均衡拓展;再次是对的旅游博弈主体之间的博弈对象要进一步拓展,如旅游企业之间的不仅存在定价博弈,还有产品开发博弈、基础设施建设博弈、资源开发博弈等; 最后是不仅要揭示主体间博弈关系,解释均衡形成的原因,更要提出促进旅游发展的决策建议[8]。从这几个方面,将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广泛的运用到旅游产业的发展中。
4.4改变非合作博弈,各利益相关者共享资源
针对旅游者和景区居民这些利益相关者要树立保护旅游资源的观念,改变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 “失衡”状态[9]。旅游企业要实行行业自律,要有行业操守,不能仅仅看到短期收益而置旅游目的地的长远发展而不顾,因而,旅游企业导致的恶劣行为,会直接影响到旅游者,旅游者将会提高警惕、互相提醒,这将导致旅游企业的信誉丧失。只有解决各利益相关者的非合作博弈,实现资源共享,最终实现阶段性的利益均衡,促进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5小结
旅游产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各方应建立合理的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秉承着“诚信、合作、共赢”的原则,各利益相关者达成共识,进而实现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合理利用旅游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处理好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博弈均衡,促进旅游产业发展达到一种长远平稳的健康发展状态。
摘要：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导致旅游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也逐渐显现,以便更好地实现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对政府、景区居民、旅游者这三类利益相关者与旅游企业之间的博弈进行分析,寻求适合各方利益者利益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从而促进旅游产业发展达到一种利益均衡、责权对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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