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筹划的博弈分析（通用10篇）
税务筹划的博弈分析 篇1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合法的基础上，事先通过对企业相关业务进行谋划，在两种以上纳税方案进行选择，在实现最小合理纳税的同时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理财活动。笔者认为税收筹划包括通常的节税(指纳税人利用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优惠政策达到不缴或少缴税的行为)、避税(指纳税人利用法律漏洞减少应缴税的行为)。显然，它包括符合立法原则的类似于税收优惠政策的涉税经济行为，也包括因法律的漏洞或含糊之处而不缴或少缴税额的涉税经济行为。税收筹划作为企业面对税收契约的必然选择，应引起政府、企业及相关机构的关注。同时，企业在税收筹划时，也应利用税收契约与相关人员进行博弈分析。
一、税收契约的特点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合，税收契约是影响企业运营的重要外部环境之一。企业是劳动者、所有者、物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提供者、产出品的消费者相互之间的契约关系的结合，不同契约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冲突。在税收筹划中，政府应该被引入订立契约的程序，企业在上述契约之外将另外订立一份税收契约。税收契约与其他契约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如流转税的规定将影响物质投入的提供者和产出品的消费者，所得课税将影响劳动者。因为企业逐利的本性，在同等条件下，企业总是希望纳税额越少越好，所以税收契约双方也存在利益冲突。不过相对其他契约而言，税收契约具有自身的特点：
1. 主体地位不平等
在订立契约时，政府是主导方，有权制定基本条款，并保留解释和修改的权利。这使得企业只能面对税收契约而不能违背税收契约，由此界定了税收筹划的范围必须以不违背税收契约(不违法)为前提。
2. 实施策略不同步
尽管政府在订立契约过程中处于强势地位，但在订立契约后，相对于其他契约方而言，政府无法及时调整它的策略，税法修改往往是不及时的、滞后的。相对而言，企业面对既定的税收契约，可以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也就意味着企业在税收契约的约束下有筹划的空间。
3. 追求目标不同
政府和其他契约方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它对社会公平性的追求。公平目标的实现往往需要借助于累进的税率，这使得支付能力不同的纳税人面临不同的边际税率。而政府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外部性问题的调整，也使得不同类投资的税收待遇大不相同，进一步加大了纳税人税率的差别，为企业税收筹划留下了空间。
此外在现实中，税收契约往往是不完备的。政府无法制定一份面面俱到的税收契约或者制定的契约并不能完全执行，这种不完备的税收契约也给税收筹划带来了可能。税收筹划者应充分利用税收契约与竞争者、税务机关进行博弈，获取税收筹划收益。
二、税收筹划的博弈分析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以政府为主体的征税人和以企业为主体的纳税人成为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凭借其国家权力要尽可能多地征收税款，另一方面企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要尽可能少地缴纳税款。企业税收筹划与国家反避税的博弈过程如下：
一是税收筹划经常利用税法和执法的缺陷，发现某个非故意安排的税收漏洞：二是成功地运用这个税收漏洞：三是税务部门加强征收管理，或者有时通过司法进行干预以堵塞漏洞;四是立法以根除漏洞。当企业税收筹划与国家反避税的博弈过程进入第三阶段时，由于纳税人受信息对称或经济利益驱动的影响，往往不能有预见地及时按照国家的反避税措施进行适当调整，就会被第四阶段制定的“新”规定置于纳税或处罚的境地，结果使税收筹划归于失败。在这个税收博弈过程中，国家是税收法律制度制定的主体，纳税人只能接受制度的约束。但如拉弗曲线所示，如果税法规定企业将其全部或者大部分收入上交国家，企业一定选择不生产，国家税收自然为零。因此博弈双方可以达成一定的协议即“纳什均衡”，而协议被遵守的前提是遵守协议的收益大于破坏协议的收益。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博弈双方都有不遵守协议的动机，那么协议的制定就成为关键。税收契约就是博弈双方的协议，因而在制定、实施税收契约时必须考虑遵守税收契约的收益大于破坏它们的收益。
1.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
假设有同等条件的企业A和B，在设立时都面临是否进行税收筹划的选择。他们经过估计得出，如果两个企业都不进行税收筹划，各自的收入为10单位，缴纳3单位税后，净收益为7单位。如果他们都进行税收筹划，各分得收入为12单位，缴税2单位，各自付出筹划成本0.5单位，各自净收益为9.5单位。如果一个筹划另一个不筹划，筹划方收入为15单位，另一方收入为9单位，扣除各自的税款和成本后，筹划方取得净收益12.5单位，另一方净收益为6单位。博弈矩阵如下：
如果博弈中信息是完全的，A与B相互都知道对方的行为特征和可能的选择，对对方都有充分的了解，他们同时选择自己的行动并且只选择一次，这样上述模型符合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特征，存在最优解(9.5, 9.5)，即(筹划，筹划)是模型的最优解。如果某个企业不进行税收筹划，它在竞争中就处于劣势。也就是说，出于竞争的需要，双方都有进行税收筹划的动因。
2. 企业与征税机关的避税策略博弈分析
企业一旦选择进行税收筹划，必然会与征税方发生利益博弈。这是企业先行动的动态博弈。有些筹划活动是完全在税收契约约束下进行的(如利用税收优惠)，但有些筹划活动其合法性还需经税务机关界定(如转让定价)，这使得企业的税收筹划收益具有风险。企业是否进行税收筹划需要依赖于其对税务机关行动信息的判断。避税是一种特殊的税收筹划方式，这种筹划过程实质上是政府与企业的一种双人动态博弈。企业作为博弈的一方，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驱动下，积极寻找税法空白并以此来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政府部门作为博弈的他方，在观察到企业的行动后，也会发现税法中的空白，并通过完善税收契约进行反应。因为双方存在利益冲突，这种博弈过程会一直进行下去。
假设条件：企业具备“纳税理性”，即在一定的税收环境约束中进行利己的、清醒的、主动的选择时，均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投入最少(纳税成本)、效益最大为目标。假设参与人信息是完全的。若企业收入为I，缴纳税额为c，则企业税后收益为I-c，政府征税成本为d，因为提供税收优惠而带来的预期社会效益为P，当政府选择不提供税收优惠而征税的收益则为c-d，企业此时会为取得更大经济效益I而选择避税;同样，在企业选择避税时，政府会为了自身收益和社会效益而选择提供税收优惠，从而取得收益P。
由表2分析可得：当政府最初选择征税时，企业会根据个人利益I-c
t代表因避税带来的额外损失。因为c
由以上一般博弈模型分析可以看出企业税收筹划的存在是具有其必须性和合法性的，应该得到征纳双方的认可和支持。在实际操作中，纳税人往往因利益驱动，利用税法缺陷进行纳税筹划。纳税人信息缺乏，在税收筹划中也容易导致风险。比如企业在设立时，选择不同的组织形式，企业的税负不同。某企业在2007年设立时，预计该年应纳税所得额为6万元，如果设立为个人独资企业应纳个人所得税1.425万元，设立为有限公司，应纳企业所得税1.62万元(微利企业税率为27%)，因此，该企业选择个人独资企业形式，可以节税0.195万元。但该企业在筹划中没有考虑到新所得税法调整了有限公司的税负，从2008年1月1日起，企业所得税税率下调为25%，微利企业为20%，这时，如果设立为个人独资企业税负不变，如为有限公司则税负降低为1.2万元。由于政策调整，有限公司的税负反而比个人独资企业税负低0.225万元。如果该企业2008年还按原来方式计算的税额缴纳，比按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税额少缴的部分就会被认定为偷税额，就会面临补税、罚款。因此，在税收筹划中，税收筹划者一定要在获取信息的同时，加强与征税机关的沟通。
一是注意获取信息的价值和费用比。在税收筹划过程中，要以特定的信息为前提。收集信息需要耗费一定的费用和筹划者的精力，所以，在实践中，筹划者应注意权衡信息的精度、价值和费用之间的关系。从图1中可以看出获取信息的精度越高，信息的价值就越大，对税收筹划的作用也就越大。但是信息精度的高低与其价值并不呈正比例的变化，当信息精度达到某个水平以后，信息的价值量随其精度提高上升态势减慢。因此，筹划者在追求信息质量的同时，要把握适度的信息精度，使信息的价值和获取费用达到最佳配比。
二是加强与税务部门的沟通。由于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企业在筹划前，应加强与当地税务机关的沟通，充分了解主管税务征管的特点和具体要求，正确理解税收政策的规定性。在某些模糊或新生事物处理上及时得到税务机关的认可，同时，还能尽早获取国家对相关税收政策调整或新政策出台的信息，及时调整税务筹划方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税务筹划的博弈分析 篇2
中国股市的博弈分析 内容提要：中国股票市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为人共知。作者认为该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微观基础，要使中国股市稳健发展，首先要改变这种微观机制。作者在本文中，运用博弈论中的经典案例，来分析中国股票市场上交易所、庄家、散户和政府之间的博弈，并以和上半年的实例说明这些博弈怎样导致了中国股市的泡沫化。
一、股票市场参与人特征、博弈类型和一般假设
股票市场中的参与人有投资者、证券机构、交易所和政府管理部门。投资者根据其拥有资金的多少，可分为散户和庄家两类。我们假定：（1 ）股票市场上博弈的参与人都是理性的，他们会在某种约束下做出最优化的理性决策。（2 ）股票市场上投资者的资金都是风险资金，这些资金往往投向价格上升较快的上市公司股票。（3 ）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一开始均先假设股票市场中的所有博弈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然后再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修正。（4 ）股市泡沫化的含义是：股票的价格严重脱离其基础价值，表现为投机资金大量涌入股市，股票指数不合理的急剧上升，市盈率偏高，股票实际收益率（股息率）大大低于银行利息率和债券利率。
二、庄家与交易所之间的博弈庄家
主要特征是，与中小投资者相比，资金数量占绝对优势，有操纵一家或数家上市公司股票的能力。庄家通过在低价时吸筹，然后，拉升价格，在高价时卖出股票的方式获取盈利。交易所主要特征是，它名义上属于会员制单位，实际上是完全的内部人控制，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这种动机加上两家交易所的竞争关系，使交易所从本质上并不反对庄家炒作，从而推动成交量规模的扩大和股票价格指数的上升。但是，交易所的这种愿望又受到政府的约束，它必须服从政府的意图，即在股市产生泡沫时会
表1
庄家与交易所博奕交易所控制不控制庄家大交易量中等交易量 -5，410 ，-40 ，15，2
对庄家行为进行控制。下面，我们给出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假定下，庄家与交易所之间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1 ）。分析这一博弈，庄家和交易所在实现纳什均衡时的战略是：庄家做中等交易量，交易所不控制，结果是庄家得5 个单位收益，交易所得2 个单位收益。在1995年底至19初的实际过程是这样的：1995年，中国股市进入低迷期，成交量萎缩，股价指数陷入很低水平，政府管理层出台了三项利好政策，试图刺激股指上扬，结果没有能成功。政府急于激活股市，这就给交易所获取自身最大利益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因此，年初，交易所开始游说少数有资金实力的单位去做庄，制造出两地的龙头个股来，例如沪市的长虹、深市的发展，以带动整个股市的全面上扬。同时交易所也通过暗示等各种方式告诫庄家，不可炒作过分，否则，或许会受到政府的干预。庄家自然也明白这份道理。因此，服从交易所的安排，只做中等的交易量。由于庄家与交易所的这一博弈事实上也属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类型，同时，还具有合作博弈的性质。因此博弈的结果是，庄家和交易所均增加了收益，同时也没有恶性炒作个股现象。如果只有少数庄家这样的炒作，就更不可能造成整个股市的泡沫化。
三、庄家与散户之间的博弈
讨论庄家与散户的博弈，是要说明庄家炒作个股的意义。散户的具体特征主要有：（1 ）单个散户的资金实力相对于庄家来说较小。（2 ）散户人数众多，但由于信息和个性上的差异，买卖方向很不一致，力量分散，不可能控制价格走向，只能是股票市场价格的接受者。（3 ）散户收集信息的方式一般为收集市场上流传的消息或看报纸、听股评和作技术分析。 表2 庄家与散户博奕小猪按等待大猪按等待5 ，14，49，-10 ，0 庄家与散户之间的博弈，先可以用“智猪博弈”（张维迎，1996）的例子来说明。表2 列出了这一博弈的支付矩阵。这是一个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例子，其纳什均衡是大猪按，小猪等待，大小猪获得相同的收益。在股票市场上，庄家就类似于大猪，散户就类似于小猪。庄家要获利，只有自己收集信息，利用大资金的优势拉升个股，获取差价。
散户既无能力收集信息，也无能力操纵价格，其最优战略只能是跟庄家。虽然散户跟庄家这一战略没有错，但在实际过程中，散户却远没有“智猪博弈”中的小猪那么幸运。
这是因为，首先，中国股票市场上的博弈，实际上也是一个“零和博弈”。从根本上说，股票市场上投资者的收益来源于股息，但我们即使认为中国股市中每个上市公司公布的净利润都是真实的。那么，所有上市公司每年的利润还都抵消不了交易所、证券机构的手续费和政府收取的印花税。例如，1996年，沪深全部上市公司的总利润为300 亿元，而印花税和交易手续费相加超过了300 亿元。其次，庄家与散户博弈实际的类型属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从这一博弈的信息角度来看，庄家与散户之间信息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庄家掌握信息而散户不掌握信息。这表现在：（1 ）庄家往往占有某个股很大的份额，他可以准确推算出其他所有散户占有的份额，而散户只能通过技术分析，例如RSI 值等指标从概率上估计庄家的情况。（2 ）庄家往往与上市公司关系密切，掌握着上市公司的内幕消息。甚至上市公司还常常发布有利于庄家的信息。而这一点，散户是做不到的。（3 ）庄家往往收买媒体或股评人士发布虚假但对其有利的信息。股评人士在报上散布琼海药虚假业绩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从博弈的顺序来看，可以视作庄家先采取行动，在低价位时悄悄吸筹，而一般散户无法觉察，因而这时，博弈还具有静态博弈的性质。但当庄家吸筹完毕，开始拉升价格，散户从概率上大致判断出某个股有庄家，从而跟庄时，这一博弈就变成了一个动态博弈。由于庄家也知道散户的战略，因此，庄家的行为就常常具有欺骗性，所以在博弈中，只有少量有分析能力的散户才能赢利，大部分散户将会屡屡上当而亏损。总之，交易所与庄家、庄家与散户的博弈，其总的结果是，交易所增加了收益，庄家获得了中等规模的利润，少数散户获取少部分盈利，大多数散户亏损，股市开始升温，还没有明显恶炒个股现象，整个股市没有泡沫化。那么，像1996、19那样，我国股市多次的泡沫化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让我们来看庄家与庄家的博弈。
四、庄家与庄家之间的博弈
庄家与庄家的博弈类似于潜在进入者（Poten-tialEntrant ）与在位者（Incumbent）的`博弈。这一博弈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高价格（HighPrice）情况和低价格（LowPrice） 情况（RobertvS.Pindyck，）。假设在上面交易所与庄家的博弈例子中，与交易所合作博弈的庄家为在位者庄家A ，另有一潜在进入者庄家B
.当B 观察到A 与交易所的合作博弈时，B 毫无疑问也将进入股市。在低价格情况下，B 将选择与A 一起做庄；在高价格情况下，B 将选择另外的个股去做庄。在低价格情况下，B 选择与A 一起做庄；是因为B 的进入不会遭致A 的阻挠或者斗争。我们列出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假定下A 、B 的支付矩阵（表3 ）。分析这一博弈，从理论上说，纳什均衡有两个，即B 进入、A 默许和A 斗争、B 不进入。但在实际中，A 斗争是一个不可置信的威胁。因此，实际的纳什均衡只有一个，即B 进入，A 默许。另外，我们再来分析A 、B 获得的效用。假如，A 的目标利润是5 ，并在B 进入时仍然不变，B 的目标利润是3 ，那么，A 、B 共需获得的总利润数比只有庄家A 时多出了3 个单位。因此，当B 进入时，该个股必会有更大的交易量和更大幅度价格的上升，显然，该个股的“泡沫”增大了。在散户只跟庄不根据业绩来而进行投机的情况下，A 、B 的获利就有了基础。这时，A 、B 恶性炒作就会发生。现在，再来分析，在高价格时的博弈。我们仍然先给出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假设下，A 与B 博弈的支付矩阵（表4 ）。分析这一博弈，在高价格情况下，纳什均衡为A 斗争，B 不进入。由于这是一个完全信息的博弈，B 自然不可能进入而会选择其他个股去炒551 参阅《中国证券报》，1997年7 月15日第一版。庄家B 潜在进入者 表3 低价格情况下庄家A 在位者默许斗争（继续买入）（卖出）进入（买入）不进入（不买入） 2 ，3-2 ，00，50，5 作。在实际情形中，B 完全准确地知道A 的买入价格当然是不可能的，B 只能从概率上推算出A 买入价格的分布情况。因此，庄家A 、B 的博弈类型实际上是完全但不完美信息静态博弈的类型。但是，由于庄家们丰富的操作经验，B推测的A 的平均买入价格与实际相差并不会很大。这一点，就足以让B 作出正确的决策。
从这一角度来说，这一博弈又是一个接近于完全信息的博弈。庄家B 潜在进入者表4 高价格情况下庄家A 在位者默许斗争（继续买入）（卖出）进入（买入）不进入（不买入）3 ，5-3 ，80，50，5 现在我们假定，A 已经在炒作股票市场上所有绩优股，且已经使这些个股处于高价位。这时，B 将选择中等业绩的所谓次优股来炒作，并使这些股票也处于高价位，再假设股票市场上只有A 、B 两个庄家在炒作，那么，现在只留下那些业绩差的个股还没有被庄家炒作，也不会再被庄家炒作。如果股票市场的现实是如此，那么，即使股市有泡沫成分，可能也是“合理泡沫”。但是，股票市场上有资金实力成为庄家的决不只有A 和B ，还有C 、D 、E 、F ……，他们也必将大举进入股市炒作。
由于绩优、次优股已被炒作，而且均已处于高价格，他们只能选择那些业绩差的股票来炒作。由于散户并不依据业绩好坏投资，而只跟庄操作，因此，A 、B 之外的庄家并不担心业绩差的股票炒作不起来。例如，1997年2 月20日至1997年5 月10日，沪深两地534 家上市公司股票，升幅1 倍以上的达60多家，其中有长虹这样的绩优股，也有像深天地这样的业绩较差的股票，而且深天地的升幅更大，达380%1.庄家们也清楚，目前情况下炒作，交易所不会控制，政府也不会干预，这样各路庄家纷纷进入股票市场，各显神通炒作，股票市场陷入了“公共地的悲剧”，其结果必然导致成交量的急剧增加，股价指数飚升，股市泡沫越来越大。设进入股市的庄家共有n 个，每个庄家根据自己的目标利润决定自己的买入数量，则有qi∈[0，∞），i=1 ，2 ，…，n ，Q=∑ni=1qi（假设散户交易量为0 ），qi为第i 个庄家的买入数量，Q 为n 个庄家的买入总数量。
如果我们用D 表示目前的股价指数，则根据供求规律，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设D 是Q 的单调上升却下凸的函数，写作D=D （Q ）。在股票市场上，虽然Q 的值多大会导致股市泡沫发生且对投资者来说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是，在具体的交易中，股市泡沫最终会在一个确定的Q 值而发生。设交易量达到股市泡沫时的最大临界值为Qmax，当Q>Qmax时，就发生了股市泡沫的情况。再设一个庄家的利润函数为：Ri（q1，…，qi，…，qn）=qiD（∑qi）-qiD式中，i=1 ，2 ，…，n ，Ri为第i 个庄家的利润，D 为庄家们买入时的平均股价指数，那么，每个庄家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Ri qi=D（Q ）+qiD′（Q ）
-D=0，i=1 ，2 ，…，n 将n 个一阶条件相加，可得：D （Q*）+Q*nD ′（Q*）=D（1 ）
Q*= ∑ni=1qi* ，表示纳什均衡时所有庄家的最优交易量。最后，分析所有庄家实际允许获取最大收益时的Q 值，看看D 与Q 的函数关系。在股票市场上，D 一开始时会随着Q 的增大而上升，但随着Q 的进一步增大，当Q>Qmax时，D 虽然短期内还会有所上升，但以后的情形却是暴跌（例如1996年12月，1997年5 月的情况），原因有三：（1 ）
当Q>Qmax后，庄家会受到交易所的控制。交易所迫于管理部门的压力和自身的长远利益，必须作出控制措施。例如1997年5 月19日，沪市暂停了东大阿派、河北威远的交易，深市暂停了深能源、沪州老窖的交易2.（2 ）中小投资者跟风大大减少，庄家们无法平仓（卖出）。（3 ）会招致政府的干预。例如1997年5 月，管理层连续出台了提高印花税、禁止国有企业买卖股票等一系列措施。据此可以得到，所有庄家实际获得最大收益时允许获得的Q
值为Q=Qmax，即应满足：MaxQQD（Q ）-QD.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D （Qmax）
+QmaxD′（Qmax）=D（2 ）6512参阅《中国证券报》，1997年5 月19日第一版。数据来源于《中国证券报》，1997年2 月20日至1997年5 月11日。 比较（1 ）（2 ）
两式，可以发现Q*>Qmax.这样，股市泡沫产生了。根据作者测算，深沪两地上市公司1997年5 月中旬的平均市盈率达70倍左右，与日本1989年股市泡沫达到顶峰时的市盈率相近，即投资于股票的收益率小于1.5%，而同期，三年期以上年存款利率和年国债收益率均超过8%.
五、政府与庄家之间的博弈
我国的股票市场，素有“政策市”之称。因此，在探讨股市泡沫的形成过程中，有必要分析政府作为参与人是如何参与博弈的。由于股市泡沫直接的起因者是庄家，因此，政府博弈将以庄家为对象。下面，讨论政府的具体特征如下：
（1）政府在股票市场上的目标是多元的，政府的主要目标使股市稳定发展，避免泡沫。
（2）政府在股市上的角色是多重的，它是交易规则的制订者，是交易活动的裁判员，又是交易秩序的维持者。
（3）在中国股票市场上，政府的多元目标和多重角色有时是统一的，但有时又是矛盾的，存在着目标之间和角色之间的冲突。
表5 政府庄家间博奕政府惩罚不惩罚庄家≥5%5%-5 ，-55 ，-5-5，-51 ，-5
政府与庄家之间的博弈，在中国股票市场上主要表现为：政府制订规则，如果庄家违反了这些规则，政府依据这些规则进行处理，以维持股票市场的秩序。例如，政府制定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任何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5%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证券交易所和证监会作出书面报告并公告”。熟悉中国股票市场的人都知道，庄家炒作某个个股，持有的普通股都远远大于总数的5%，5%以下的持有量几乎是不可能操纵该个股的走势的。而实际上鲜见有这样的公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怎样应对的呢？同样，我们先列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假定下，政府与庄家博弈的支付矩阵（见表5 ）。分析这一博弈，可以发现，这一博弈无法分析，即纳什均衡不存在。在这个博弈中，政府的任何一种战略，都得到相同水平的负效用，政府无法作出行动选择和战略决策。这种状况说明了政府多元化目标的矛盾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多重角色的冲突。反映在中国股票市场的现实中就是，如果庄家选择大于5%的策略，政府惩罚，则股市低迷，政府发展股票市场、为企业筹资的目标无法实现；如果政府听任庄家选择大于5%的策略，那么必然导致股市泡沫，严重时会引起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由于政府的行动不明确，庄家也无法作出行动选择，于是这一博弈的纳什均衡不存在。当然，在现实中，庄家和政府，都不可能不采取行动，博弈仍然存在，而且贯穿始终，以致于中国股市被称为“政策市”。在实际中，政府与庄家的博弈是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并且这一博弈是重复博弈。首先，政府在两难选择中，只能采取实用主义和灵活态度，即在股市低迷时，政府对庄家选择大于5%的行动采取不惩罚即默许态度，当股市泡沫化显著时，政府法不可能责众，只能采取“杀一鸡给百猴看”的方式，抑制投机，挤出股市气泡。例如，1997年6 月13日，政府管理部门查处了海通等三家证券公司操纵上海石化等公司股票的行为。1 然而，股票市场上的参与人都明白，上述三家仅仅是众多操纵股票市场的庄家中的一小部分。庄家在与政府的多次博弈中，也了解了其战略。因此，在股市低迷，政府希望股市升温，少部分庄家进入股市时，他们亦会纷纷由潜在进入者成为实际进入者；当股市升温时，庄家们预见到泡沫化将产生，但他们也并不会因此退出，因为：第一，股市泡沫化尽管实际上存在，但到底在什么具体水平上发生是一个模糊值。第二，当政府认为股市已经泡沫化，要采取措施时，“众猴”（庄家）中到底谁将成为“鸡”被“杀”也是不确定的，尽管必定会有一只猴子将被当作“鸡”，但对每只“猴子”来说，1%是一个小概率，而小概率事件是可以当作不会发生的。这样这一博弈的结果是，庄家会在其资金约束下不断地炒作下去，直至泡沫化政府采取惩罚少数典型庄家时，才开始收敛。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2.RobertS.Pindyck ，MICROECONOMICS，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
会计信息失真的博弈分析 篇3
关键词：会计信息失真博弈论纳什均衡
一、会计信息失真的含义
探讨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首先应明确“真实性”的内涵。笔者认为，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应当把握两个方面，即会计信息真实既是相对的也是动态的。
会计信息的相对真实是指会计信息对经济活动基本特征的准确描述，其以“不歪曲”经济活动情况为判别标准。应当把“合法性真实”作为界定会计信息“相对真实”与“非真实”的现实标准，也就是说，会计信息提供者依据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等法规制度，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所生产的会计信息就是真实的；反之，就是失真的。从而寻求出一种确定会计信息“具真”与“失真”法定确认标准。
所谓会计信息的动态真实性是指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以一定的条件为转移的，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的。
事实上，会计信息反映经济活动只是反映某个时期的经济活动的事实，在此时期内这种反映是真实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变化以及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会计的理解也在逐渐深化，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也在不断完善。这样，对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的要求必然会发生变化，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呈现出动态性。
所以，失真的会计信息是在某一个时点上，违背当时的会计法规产生的会计信息。我们应该针对这些失真的会计信息寻找解决的办法。笔者认为，现代博弈理论正是科学方法之一。
二、现代博弈理论的基本观点
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而随着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现代的观点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人们之间的行为是相互影响的，所以一个人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对方的反映，这就是博弈论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博弈论主要解决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也就是一个主体的选择受到其他主体选择结果的影响，同时又反作用于其他主体，影响其他主体的选择行为，这种决策或选择的过程就是博弈。
博弈论分析的特征，首先是假设的合理性。博弈论的基本假设有两个：一是强调个体行为理性，假设当事人在进行决策时，能够充分考虑到其所面临的局面，并且能够考虑到人们之间行为的相互作用，从而做出合乎理性的选择；二是假设博弈各方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能够选择使自身效益最大化的策略。
其次是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博弈论把现实世界中不同参与方之间的各种复杂的行为关系高度抽象概括，进而运用现代数学的方法，研究不同参与方的策略选择问题，使分析更加科学，结果更加准确。
再次是研究结论的现实性。博弈论分析的最根本特征是强调不同参与方之间行为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即某一方的收益或效用不仅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而且还依赖对手的选择，同时，把信息的不完全性作为基本前提之一。这就使其研究结论与事实非常接近，更有利于结论的实践和推广。
现代经济学的博弈理论重点在于“多方”“多次”博弈，最终达到给定其他方所采取的战略，某一方只能采敢某种战略才能获得最大利益，或使交易成本最低为“纳什均衡”状态。达到这种状态的制度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愿意接受的行为规则。
会计生活中的许多活动同样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企业所有者与企业经营者及会计人员在会计监督中的博弈，企业与会计信息使用者之间的博弈等等，同样，针对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我们也可以采用博弈论加以分析。
三、会计信息失真原因的博弈分析
(一)立法主体不到位
从信息使用者方面来看，由于各自利益目标的不同，对信息的要求也不一样。从理论上说，政府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需要真实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因为他们不仅为了税收的需要，更肩负着调节社会经济运作、管理国民经济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但是，有时由于个人、部门和地区的利益驱动，出于粉饰政绩等某种特殊的需要，可能并不需要也不希望会计信息真实。从债权人的角度分析，他们关注债权能否按时收回，要求真实的会计信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并尽早采取决策。目前，企业最大的债权人是银行。但是并非所有的银行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有时，银行和信贷部门及信贷人员自身业绩考核的需要来看，真实的会计信息不见得对他们有利。对企业投资的自然人所有者来说，他们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因为他们与企业的产权关系最明晰，其利益相关最大。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制度中的个体有各自的利益，每个个体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个体不可能无限扩大自身的利益。因而，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不影响制度中其他个体的利益或影响最小。这种由于不同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导致个体利益最优的实现方式的总和就是规则，规则的总和又形成了制度。
如前所述，理想的制度是多方、多次博弈，最终达到；给定其他方所采取的战略，某一方只能采取某种战略才能获得最大利益或使交易成本最低的“纳什均衡”的状态。会计制度在制定过程中也应当多方、多次博弈。我国的会计立法一直体现着国家的主体意志，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只能被动地遵守执行。1993年开始实施的《会计法》，虽然参照了国际惯例，但从制度和颁布的模式来看，仍然属于政府行为，没有经过“多次博弈”的过程；1999年新修订的《会计法》虽然综合了多方面的意见，解决了会计工作的定位问题，但也只能说是我国的会计立法刚刚走向“博弈”，离“纳什均衡”还有较大距离。
(二)法律惩治力度不强
企业作为理性的个体，在法律惩治力度不强情况下。选择造假策略进行会计处理，说明在企业与企业的博弈中，造假给企业带来的利益大于不造假。之所以造假的利益大于不造假，一定是会计行为约束条件过松，企业造假遭受的损失很小，这就是造成企业与企业之间进行博弈时，难以促使企业向不造假的“纳什均衡”转变，企业的最佳策略就是造假，不造假反成了次优策略。造成这种现象的发生正是由于我国的《会计法》立法不完善，使企业有了造假的条件，并有了相对适合的环境而不能及时地对这样的情况进行遏制。这就需要立法机关不断的进行博弈，进行研究，建立更为完善的会计法规对造假行为进行约束。
四、利用博弈理论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的对策
(一)均衡会计立法主体
针对现阶段我国博弈主体不到位的问题，笔者认为，在会计法律制度的制定和修订过程中，应当充分征求各方意见，进行反复讨论和论证，最终被博弈各方所接受。由此引申出“博弈主体应当由哪些利益主体组成”的问题。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政府和其他资财委托者或所有者构成博弈甲方，企业经营人员及会计人员构成博弈乙方。原因如下：第一，政府、投资者或其他资财委托者和经营者是我国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主流，由他们组成博弈主体理所应当；第二，现代会计致力于调和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矛盾，由于二者之问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把这两者作为博弈的双方是合理的。并且，由于企业经理和会计人员都属于内部代理层次，不触及财产权关系，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且存在“合谋”的动机和事实，因而会计法律制度的博弈问题上，应当将其划作一方；政府在会计法律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具有规范者和投资者的双重身份，应当将其与其他资财委托者或所有者作为另一方。
在制定会计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可以想象，在一个没有信息公开的条件下进行的博弈，其规则和裁判是否可靠值得怀疑，欺诈和串通的情况就有可能发生，所以博弈双方应当公开其信息；同时让广大热心的社会公众(如会计学者)参与进来，增加博弈的公平性，并由独立的注册会计师对博弈结果做出公正的裁判。
(二)加大法律惩治力度
对会计造假的打击力度大，使得会计造假成本远远大于造假收益，就能够有效遏制会计信息失真。可见，加大造假的损失，改变企业的得益，将有助于企业在相互的博弈中，向不造假的“纳什均衡”转变。加大法律惩治力度的一个具体措施是在《会计法》法律责任的内容中做出民事责任的规定，使得违规性失真所获得的利益与监督发现违规所付出的成本相适应。
企业税收筹划的经济博弈分析 篇4
关键词：税收筹划,博弈,税收环境,税务机关
博弈论是研究行为者之间策略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一种决策理论, 即研究决策主体间的行为发生相互作用时的决策选择及其决策均衡问题的理论。税收筹划作为一种涉及企业和政府的双向行为, 客观上也存在着决策选择及均衡问题。具体来说, 企业开展税收筹划时需要考虑3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市场竞争对手所采取的策略对自己的影响;二是外部环境特别是税收环境的影响;三是考虑税务机关对企业税收筹划行为的合法性认定。因此, 引入博弈论分析这3个因素对企业税收筹划行为选择的具体影响, 有利于企业理性开展税收筹划, 实现“税企双赢”的最佳经济效果。
一、企业与企业税收筹划的博弈分析
假设市场只存在A、B两个企业, 同等条件下都面临着是否开展税收筹划的选择, 两者构成完全信息情况下的博弈双方, 其战略组合为 (筹划, 筹划) 、 (筹划, 不筹划) 、 (不筹划, 筹划) 、 (不筹划, 不筹划) 。基于企业掌握的信息, 他们估计得出:如果两个企业都不进行税收筹划, 收入缴税后其各自的净收益为a个单位;如果都进行税收筹划, 由于税收成本下降, 其各自净收益为b个单位, 其中b>a;如果一个筹划一个不筹划, 筹划企业不仅会获得系统外的市场份额, 还会抢占未筹划企业的部分份额c, 其中0
二、企业与税收环境的博弈分析
税收环境是企业开展税收筹划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企业税收筹划的过程实际上是企业在自身财务状况与相关税收政策法规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税收政策选择的过程。但是, 客观情况下企业的税收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当企业无法准确预测和掌握税收环境的具体变动情况时, 一旦税收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纳税人如果不能及时进行应变调整, 就可能要遭受巨大的税收筹划风险损失。因此, 企业与税收环境成为不完全信息情况下的双方博弈主体。
假定C1为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直接成本, C2为税收筹划的机会成本, C31为税收环境变化的风险成本, T为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节税利益。当企业所处税收环境相对稳定时, 企业若开展税收筹划就会取得节税利益T, 企业的最优选择是开展税收筹划, 收益函数为U=T-C1-C2;当企业所处的税收环境动荡不安, 即政府不断调整税收政策时, 企业若开展税收筹划则会失败, 其收益函数为U=-C1-C2-C31, 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不进行税收筹划, 收益函数为U=0。
由于税收环境信息的不对称, 企业不能充分判断国家税收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 只能根据所掌握的信息资料进行初步估计。假设企业认为税收政策发生变化的概率为P, 税收政策不变化的概率是1-P, 则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 (-C1-C2-C31) ×P+ (T-C1-C2) × (1-P) ;企业不进行税收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0。因此, 当 (-C1-C2-C31) ×P+ (T-C1-C2) × (1-P) >0, 即P< (T-C1-C2) / (T+C31) 时, 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收益才会大于不开展税收筹划的收益。也就是说, 当税收政策发生变化的概率小于或等于 (T-C1-C2) / (T+C31) 时, 企业应理性选择税收筹划策略, 其收益函数为U=T-C1-C2。
三、企业与税务机关的博弈分析
严格意义上讲, 税收筹划是符合立法者意图的一种合法行为, 但这种“合法性”客观上还需要税务行政执法部门的“认定”, 而在这一认定过程中客观存在着税务行政执法的偏差。这使得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经常会遇到一些来自基层税务行政执法机关的观念冲突与行为障碍, 即使是真正的税收筹划行为, 也有可能被税务行政人员视为偷税或视为恶意的避税行为而加以查处。对企业和税务机关来说, 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企业无法准确预测税务机关对企业税收筹划行为的认定态度;同时, 税务机关也不可能完全掌握企业所有真实的纳税信息。从这个角度讲, 企业纳税主体与税务机关成为非完全信息博弈下的双方主体。
假定企业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则企业优先选择开展税收筹划, 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税收筹划的影响, 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①企业;②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筹划或不筹划, 税务机关为税务检查或不检查。作如下假设: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直接成本为C1, 机会成本为C2, 税收筹划被税务机关认定为违法的风险成本即加收滞纳金和税收处罚的金额为C32;企业税收筹划的节税利益为T;税务机关进行税务检查的检查成本为C。当企业选择了开展税收筹划, 税务机关具有进行税务检查或不进行税务检查这两个选择。当税务机关不进行税务检查时, 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T-C1-C2;当税务机关进行税务检查时, 如果认为企业进行的是合法的税收筹划, 此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T-C1-C2;如果认为企业的税收筹划是违法行为, 此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C1-C2-C32。
假设企业估计税务机关开展税务检查的概率为P1, 不开展税务检查的概率为1-P1;税务机关开展税务检查的情况下, 对企业税收筹划“合法性”的认定概率为P2, 对企业税收筹划“非合法性”的认定概率为1-P2。则根据上述假设条件, 结合博弈模型中企业的期望收益分析得出:在税务机关开展税务检查情况下, 当企业的收益函数U= (T-C1-C2) ×P2+ (-C1-C2-C32) × (1-P2) >0, 即P2> (C1+C2+C32) / (T+C32) 时, 企业应选择开展税收筹划策略;当P2< (C1+C2+C32) / (T+C32) 时, 企业应选择不筹划策略。当税务机关不开展税务检查时, 因为U=T-C1-C2>0, 企业应选择税收筹划策略。
综合税务检查概率与税务机关对企业税收筹划的“合法性”认定概率两个因素分析, 当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期望收益U= (T-C1-C2) × (1-P1) + (T-C1-C2) ×P1×P2+ (-C1-C2-C32) ×P1× (1-P2) >0, 即P1× (1-P2) < (T-C1-C2) / (T+C32) 时, 企业应选择开展税收筹划。结合前面的策略选择分析, 只有当税务机关对企业税收筹划的“合法性”认定概率P2> (C1+C2+C32) / (T+C32) , 且P1× (1-P2) < (T-C1-C2) / (T+C32) 时, 企业应选择理性的税收筹划策略。
四、结语
通过以上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税收环境之间、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的博弈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企业开展税收筹划可以在降低其税收负担水平的基础上切实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因此在具备内部税收筹划条件的情况下 (企业会计制度健全、会计核算真实等) , 企业应科学运用税收筹划技术和方法, 理性开展税收筹划活动。
(2) 企业税收筹划是在国家税收法律环境下的一项合法理财行为, 税收政策的变动直接影响着企业税收筹划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因此, 企业开展税收筹划应科学预测外部税收环境的变动趋势, 以便做出正确的筹划选择。当税收政策发生变化的概率P< (T-C1-C2) / (T+C31) 时, 企业应选择开展税收筹划以取得税收收益。对于国家来说, 政府应适度保持税收制度的相对稳定性, 公正、公平地运用税收杠杆调节宏观经济, 正确运用税收政策引导企业科学开展税收筹划。
(3) 企业税收筹划的合法性最终要得到税务机关的认定, 因此企业应与税务机关保持必要的沟通与联系, 把握税务执法人员对税收筹划行为的认定范围, 避免陷入“偷逃税”的行为陷阱。当税务机关对企业实施税务检查且认定“非合法性”的概率P1× (1-P2) < (T-C1-C2) / (T+C32) 时, 企业应理性选择税收筹划策略。而对于税务机关来讲, 则应努力提高税收征管水平, 加大税收检查力度;同时, 加强业务素质教育, 适度统一对税收筹划的认定标准, 尽可能做到公正、公平执法, 对企业合法的税收筹划行为给予客观、科学的认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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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博弈分析 篇5
【摘要】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是提升公益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重要保障。随着公益组织及其项目运作和管理的负面事件的曝光，公益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危机不可避免。文章运用博弈论理论说明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博弈的产生及结果，并对改善慈善组织信息披露提出若干措施。
【关键词】慈善组织 博弈 捐赠
一、慈善组织、捐赠者和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分析
（一）博弈基本假设及动因
从博弈论角度来看，信息披露的博弈主体主要包括慈善组织、捐赠方及监管部门。各博弈主体对信息披露内容的关注侧重点不同。本文对博弈的基本假设为：（1）捐赠者具有捐赠偏好，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2）博弈各方中至少有一方不清楚对方的行为。（3）在博弈中，公益慈善组织占有主动权，首先采取行动。产生博弈的动因基于捐赠者、监管部门和公益慈善组织三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主要表现为：公益慈善组织在信息的掌握上处于明显的优势，而捐赠者无法获取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及业务信息，无法正确评估善款及物资的使用是否落实到实处。两者信息不对称说明了监管部门存在的必要性。同样，随着捐赠者和慈善组织间信息不对称出现冲突，使得监管方法必须逐步完善。
（二）博弈过程分析
1.公益慈善组织与捐赠者的博弈。公益慈善组织和捐赠者之间的博弈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捐赠者与慈善组织之间通过订立详细的合同以约束慈善组织使用善款及物资的途径，这种是合作博弈，是有效率的。慈善组织不规范使用善款及物资，虽然暂时可以得到一定的个人利益，但是是以破坏合作博弈为代价的，可能会受到捐赠者在下一轮博弈中的报复，最终损害自己的利益。双方陷入不合作博弈，显而易见，这种博弈是无效率的。
捐赠是一种非商业行为，是捐赠行为与经济行为的统一。一般来讲，捐赠者不可能从捐赠行为中获取直接的货币收入回报，但他一定是基于对预期收益的追逐才产生捐赠行为的。捐赠者的预期收益体现为明显的非物质形态、非货币形态，主要体现为心理上的满足以及社会影响力的扩大。
假定慈善组织进行详细的信息披露可以树立社会形象，从而带来获得收益为S；提供详细披露信息的成本为C，提供缺失的信息披露成本为A，并有C?A?0；因不对外披露而获取的违规收益为P（通常指组织内部人员的败德行为给自身带来的效用）并有P?C?0，但由此可能遭受的捐款减少量为R。捐款者得到详细的信息可以获取心理与精神上的预期收益r（r?0），捐赠成本为c；捐款者得到缺失的信息可以获取心理与精神上的预期收益-r；如果选择不捐赠，则获取的收益与发生的支出的成本均为0。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将博弈分为两个阶段，博弈的第一个阶段，确定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类型。用“详细信息披露”和“ 缺失信息披露”分别表示慈善组织的行为。博弈的第二阶段，捐赠者选择是否将善款捐赠到慈善组织，用“捐赠”和“不捐赠”表示捐赠者的两种选择。若慈善组织选择详细信息披露，捐赠者选择捐赠时，则两者都可以各自获取收益，支付为（S-C，r-c），前面一个数值代表慈善组织支付，后面一个数值代表捐赠者支付。若慈善组织选择详细信息披露，捐赠者不捐赠时，扣除详细信息披露成本C，慈善组织仍可以获取收益S-C，捐赠者不捐赠行为获取的收益及发生的支出均为0，支付为（S-C，0）。若慈善组织选择缺失信息披露，捐赠者选择捐赠时，扣除缺失信息披露成本A，慈善组织仍可以获取违规收益P-C，而捐赠者捐款却获得不了预期心理和精神上的收益，由此损失-r-c，所以支付为（P-A，-r-c）。若慈善组织选择缺失信息披露，捐赠者选择不捐赠，扣除缺失信息披露成本A和捐款减少量R，慈善组织可以获取违规收益P-C-R，所以支付为（P-A-R，0）。
作为理性经济人，捐赠者进行捐赠必然希望得到详细的信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取最大的效用。在捐赠者选择捐赠的情况下，要使慈善组织选择披露详细的信息，必须使得S-C?P-A，又因为C?A?0，即当S?P时，慈善组织愿意披露详细的信息。
2.慈善组织与监管部门的博弈。假定慈善组织进行信息披露树立社会形象，带来S的效用；披露成本为C；A为慈善组织未进行披露所受到警告、批评的处罚导致公信力下降所减少的效用；因不对外披露所获取的违规收益P（通常指组织管理者的败德行为给自身带来的效用P?C?0）；政府部门对慈善组织进行监管的成本为a，L为公众对政府部门的谴责，遭受的损失。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同样将博弈分为两个阶段，博弈的第一个阶段，确定慈善组织信息披露行为。用“披露”和“ 不披露”分别表示慈善组织的行为。博弈的第二阶段，监管部门选择是否对慈善组织进行监管，用“监管”和“不监管”表示监管部门的两种战略选择。
若慈善组织选择披露信息，监管部门选择监管，扣除信息披露成本C，慈善组织可以获取收益S-C，监管部门由此产生监管成本a，支付为（S-C，-a），前面一个数值代表慈善组织支付，后面一个数值代表监管部门支付。若慈善组织选择披露信息，监管部门选择不监管，监管部门不会发生监管费用，也不会受到公众的谴责，监管部门不监管行为获取的收益及发生的支出均为0，支付为（S-C，0）。若慈善组织不披露信息，监管部门选择监管，监管部门发生监管费用a，慈善组织因此导致公信力下降，损失A，支付为（-A，-a），若慈善组织选择不披露信息，监管部门选择不监管，慈善组织可以获取违规收益P，那么监管部门就会受到公众的谴责，由此损失L，支付为（P，-L），在监管部门监管的情况下，要使慈善组织选择披露信息，则S-C?-A。在慈善组织未对信息进行披露的基础上，监管部门会衡量监管成本与公众对监管部门的谴责所造成的损失，只有在L?a的情况下，监管部门才会选择监管慈善组织信息披露情况。
（三）博弈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博弈分析可知，我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与监管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政府部门作为监管慈善组织的部门，对慈善组织的活动也进行干预，意味着博弈主体既制定规则，也实行监管职责，这不符合博弈规则。公众应加强对监管部门的谴责。只有在公众谴责对监管部门造成损失大于监管成本，政府部门才会加强监督力度。同时应加重对不披露信息的惩罚力度，促使慈善组织按时按质按量披露信息，以降低损失成本。
二、对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及监管的建议
（一）建立信息披露的公开机制
公开慈善组织的财务及业务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公众和慈善组织间的问题。慈善组织应披露真实、充分、准确的信息，并且信息获取方式容易，信息内容规范，信息披露及时。慈善组织是有义务满足社会公众提出的查询财务信息、项目信息等要求，如果发生拒绝社会公众的监督的行为，应予以处罚。
（二）建立信息披露的惩罚机制
对于未按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未按照规定公开慈善信息的慈善组织，监管机构应对其进行警告，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仍未在规定时间内改正的，监管机构可对其实行处罚。慈善组织通过虚假披露信息以获取不正当利益，并不及时改正的，可加重处罚力度，如取消其免税资格，并缴纳所获收益两倍的罚款。
（三）政府对信息披露费用进行补贴
慈善组织披露的信息包括基本信息、治理信息、财务信息和业务信息四个项目。披露信息是一项大工程，需要一定的人力、财力。国际上，慈善组织的行政成本占总支出的15%～20%。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与之相比，我国行政成本占比算低的。为了保障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同时保障慈善组织可以正常披露信息，政府部门应给予资金补助，专款专用，资助其信息披露。
（四）建立第三方业绩评估机制
民政部门作为完善法规的一方，不能监管慈善。应设立第三方独立机构依法实行正常的监管，包括监督善款及物资的使用情况，检查信息披露状况，审查报告等。在此基础上，每年对慈善组织进行等级评估，针对慈善组织不按时按质的披露组织内部信息，不规范使用善款、物资等行为，以降级处分，切实提高慈善组织的运作效率及透明度。
参考文献
企业员工知识共享的博弈分析 篇6
【关键词】知识共享 动态博弈
一、引言
随着理论的发展和企业界的实践，出现了两个困绕着知识管理的进一步推行的难题：其一，当今企业日益盛行独立负责项目的项目组，各项目组成员之间基本上各自为政、互不干预，重复处理项目中类似问题的现象不断发生，但总不见各项目组成员相互之间共享知识和分享经验，因而也就谈不上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其二，随着企业的成长，企业不断地招聘一批批新员工补充新空缺，可总是无法达到岗位要求。究其原因，原来的项目组成员对新员工的加入有抗拒心理，总担心新加入的员工会影响到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如果跟新员工分享了自己的知识，企业又不对自己进行相应的奖励，因而知识分享在新老员工之间无法进行。本文将从理论上利用博弈论来寻求企业员工知识共享的平衡点和解决方案，并论证解决方案的合理性。
二、知识共享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主要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当一个决策者在决策时受其他因素（自然因素或者人为因素）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又能影响其他因素（尤其是人的因素）的决策。而动态博弈是指博弈参与者的行动有先后顺序，而且后行动者的行动是在观察到先行动者所选择的行动之后进行。动态博弈的根本特征是各博弈方不是同时，而是先后、依次进行选择或行动，这是与静态博弈的根本区别。
由于动态博弈所研究的决策问题的参与者行为有先后次序，起后行为者在自己行为之前能观察到其他参与者的行为，这意味着，动态博弈中各博弈方在关于博弈进程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后行为的博弈方有更多的信息帮助自己选择行为。一般来说，这是后行为方的有利条件，因为他们可减少决策的盲目性，有针对性的选择合理的行为。
动态博弈中有某些（一般不是全部）轮到行为的博弈方并不完全清楚此前行为的其他博弈方都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博弈的进程究竟如何，对博弈进程没有完全的知识或了解。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就称这种博弈方为具有“不完全信息”的。相应的，把完全了解自己行为之前的博弈过程方称为具有“完全信息”的。如果在动态博弈中的所有博弈方都是具有完美信息的，则称其为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
员工一般不具备依靠自己的技术和设备，利用这项知识单独创造新价值的能力，它必须根据本身利益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将自己拥有的这项知识与其他员工共享，并利用这项知识创造新的价值，而且员工按照一定比例，获取知识创新价值中的一部分回报。另一方面，其他员工根据获取这项知识的学习成本与知识创新价值的比较，确定是否接受员工的提议，接受这项知识，并利用这项知识创造更大的价值。寻求学习成本与知识收益的平衡点，员工寻找知识损失与补偿的平衡点，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多个阶段的动态博弈。员工和企业在作决策的时候，都很清楚对方的策略和效用函数，对博弈过程中对方的特征、策略空间及效用函数有准确的信息，属于完全且完美信息。因此，员工知识共享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完全且完美信息动态博弈过程。
动态博弈中一个博弈方的一次行为称为一个“阶段”。由于每个博弈方在动态博弈中都不止一次行为，因此，每个博弈方在一个动态博弈中就可能有多个甚至许多个、无限个博弈阶段。完美所关心的博弈结果不是取决于博弈方某个阶段的行为，而是取决于他们整个博弈过程中的行为，因此讨论的各博弈方在这些动态博弈中决策的全部内容，即各博弈方在每次轮到行为时，针对每种可能的情况如何选择完整的行动计划，这种行动计划称为博弈方的“策略”。
1、博弈过程的分析
前提假设：参与人是非合作的、理性的；博弈双方均采取积极行动获得的支付要远远高于消极不作为获得的支付。在博弈过程中，第一阶段是员工根据知识的相对性，选择合适的对象并决定是否将知识共享给对方。员工会向企业或明或暗地提出要求，按照一定比例，获取将来知识创新价值的回报。第二阶段，其他员工在先前员工采取行动后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反应，选择自己的行动。假设在博弈过程中，员工与员工之间具有完全的行为理性且拥有完全的信息。
2、博弈模型（见图1）的创建
在员工之间的博弈模型中，员工通过自己对运作流程的了解，获取知识，但自己不能利用这项知识创造价值，只有根据此知识的相对性，寻求企业使用这项知识创造价值，然后与企业分享知识创新价值的回报。
第一阶段，员工A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员工A有权选取最好的时机共享知识，但知识又有很强的时效性，不与员工B共享，可能会丧失知识创造新价值的机会收益；另一方面，知识的学习成本也需要考虑，将知识共享可能会影响个人的已得利益。员工A此时有两种策略：不共享知识或共享知识。
第二阶段，员工B对第一阶段中员工A的决策具有完全信息。根据员工A的决策做出符合自身最大利益的选择。员工A如果选择不向员工B共享知识，员工B有两种策略：自学或不自学。那么，是否会根据自身的需要，自学这项知识？如果选择不自学，该项知识没有创造价值，各自的效用函数值都为0（从长远来说，会影响公司运作效率，但此处暂不列入考虑）；如果愿意花费学习成本C0，获得这项知识，并利用此知识创造价值V，则其效用是V-C0，这时知识被其他公司的竞争对手获得，员工A丧失了机会收益P0。如果员工A选择向员工B共享知识，同时提出要按?琢比例获取知识创新价值的回报。此时员工B有两种策略：同意或不同意。如果选择同意共享，并按?琢比例与员工A分享收益，此时，员工A向员工B共享知识过程中，消耗本身的共享成本为C2，员工B从员工A处学习知识的学习成本为C1，则员工B的效用函数为（1-?琢）V-C1，员工A的效用函数为?琢V-C2。员工B的另一种决策是不同意共享，此时，员工B又有两种选择：自学或不自学。要么根本不学这项知识，员工A、B之间的效用函数值都为0；要么自己学习这项知识，并利用此知识创造价值V，则员工B的效用是V-C0，如果这时知识被其他公司的竞争对手获得，员工A丧失了机会收益P0。
三、知识共享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
研究图1可以发现，员工之间的博弈是一个有限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该博弈的过程包括四个决策结，每个决策结都是单独的信息集，每一个决策结都开始一个子博弈；因此，原博弈包括两个子博弈。最后阶段，知识得到共享与否是一个单人博弈。对于这种含有子博弈的动态博弈问题，采用逆向归纳法来寻求合理的均衡解。
四、结论
第一，某项知识的自学成本与知识共享过程中双方耗费成本的大小关系，成为实现知识共享的决定性因素。第二，当共享过程中的知识共享双方花费的总成本比较小时，就具备了发生知识共享的先决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员工之间通过交流，确定合适的?琢值，促使知识共享过程的发生，实现知识的创新价值。第三，当自学成本比较小时，员工也会选择自己学习这项知识，并实现知识价值，而不会选择接受分享收益的要求。因此，在员工之间的合作博弈过程中，明确各种知识学习成本的关系，是判断能否达到博弈均衡，实现知识共享的关键。经过研究，博弈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由于知识链中的员工之间知识共享是一个多阶段的动态博弈，而在博弈过程中信息存在着不对称，提供知识的员工与接受知识的员工相比，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有可能由于其隐行动导致隐状态，对接受知识的员工发出伪信息，导致接受知识的员工决策错误。本文主要是通过完全且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分析员工之间知识共享的博弈过程，再利用逆推归纳法求得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解，从而获得促使员工之间知识共享的条件，为解决实际工作中知识共享激励机制不足、知识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共享动力匮乏的问题，提出了合理的建议——以合适?琢V的方案激励员工之间进行知识共享，揭示了员工之间通过知识共享、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实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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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三联出版社，1996.
税务筹划的博弈分析 篇7
为寻求利益最大化, 跨国公司在国际避税中运用多种方法实施避税, 虽然种类繁多却未变根本, 其总是在不同国家税收管辖权范围内转移纳税人或征税对象尽管大多数国家都相互签订双边税收协定, 通过税收饶让减免所得税。但是, 实际办理已纳税款抵免手续繁琐, 加之我国税率若低于其母国税率反而会令其补征少缴的税款。为其全球一体化利益的需要, 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就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转移定价 (TransferPricing) , 即跨国公司结合不同企业不同地区税率以及免税条件的差异, 将利润转移到税率低或可以免税的分公司, 实现整个集团的税收最小化。如图所示:
二、跨国公司在避税与反避税博弈中处于优势的原因
我们应该看到, 跨国公司在为我国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 对中国经济亦造成一定负面影响。自1988年至2000年, 据商务部宏观数据统计显示, 外商投资企业连年亏损, 且亏损面从35%~70%逐年扩大, 致使我国每年损失的税额至少300亿元。为何跨国公司在我国能够大规模成功避税, 总是占据博弈的有利方,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跨国公司利用内部化优势, 使转移价格运用信息处于商业保密状态, 致使征纳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 税务机关在避税与反避税博弈中居于劣势地位。
通过转移定价原理可知, 跨国公司通过内部化可最大限度转移生产要素, 这样既减少外部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和我国政府的干预, 又降低交易成本, 减少汇率风险, 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在其内部化形成的子公司网络中, 跨国公司利用不同子公司分别服务于不同市场、不同国家的税收政策差异, 获得利润最大化的机会。这些内部化优势致使跨国公司买卖生产要素的商业信息处于保密地位, 税务机关并无更多机会和渠道获得对自己有利于的证据进行税务稽核, 致使自身处于这场博弈的劣势地位。
第二, 跨国公司利用我国税收制度差异和税收优惠政策, 为其避税筹划提供了广阔空间, 致使税务机关无法有效进行反避税政策实施。
尽管我国于2008年1月1日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 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享有的优惠政策仍可延续至期满为止。例如:原《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规定: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 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 经企业申请, 税务机关批准, 可从获利年度起, 第一、二年免税, 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1) “从获利年度起”这一税收优惠供跨国公司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可为宽广。在2013年期满之前, 跨国公司不断利用这一优惠推迟获利年度享受“二免三减半”, 致使多年来在华投资外国企业账面亏损面长期高居60%~70%。另外享受“五免五减半”的在华投资外国企业也有类似的避税方法。既有优惠政策这道“王牌”, 税务机关也难以有效实施反避税政策。
第三, 跨国公司利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饥渴症为其提供庇护所, 使税务机关难以按反避税需要选择转让定价对象进行稽核。
地方政府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需求更多更大规模的投资, 这恰恰为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在区域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机会。在跨国公司与地方政府这场博弈中, 若跨国公司通过地方政府的区域优势赚取更多的钱, 地方政府通过跨国公司吸引投资繁荣经济, 本是双方共赢互相合作的大好局面。但现实残酷, 跨国公司利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若渴的心理, 占据有利地位, 与当地政府讨价还价, 而当地政府则不得不步步退让, 廉价出让土地, 争打税收优惠牌, 甚至干预税务机关征管稽查工作。加之税务机关自身也难免有畏难情绪, 担心影响当地招商引资工作等等, 使得反避税工作困难重重, 难以选择转让定价对象实施稽核。
在这场博弈中, 我国想要扭转劣势低位, 成功实现反避税, 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运用就不得不多动脑筋。笔者认为, 将稽核作为反避税作为反避税实施最终的环节, 也不失为其中一种值得尝试的办法。因为, 稽核的健全度和处罚度直接影响跨国公司对转移定价决策策略的选择。本文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构建我国和跨国公司避税与反避税策略模型, 分析我国稽核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影响。
三、策略性博弈模型建立及其分析
(一) 构建策略性博弈模型
模型假设:跨国公司和税务机关为参与双方进行博弈, 双方的行动策略在事前均不为对方所知。二者选择各自的每种战略的概率, 恰好使自身位于选择的无差别点。
在模型中, 跨国公司的策略是使用转移定价或不使用转移定价, 选用转移定价策略的概率为Pm, 不采用的概率为1-Pm。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利润为M, 若实施转移定价可将利润M转移国外, 对跨国公司整体来说, 获益就是M。但若被我国税务机关稽核, 会被责令补缴税款, 并承担罚款。假设, 所得税率是T, 则缴纳税款为MT;假设罚款率是f, 则罚金为Mf。
税务机关的策略是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稽核和不实施稽核, 选择稽核策略的概率是Pt, 则不实施稽查的概率为1-Pt。假设稽核成功的概率为Ps, 则不成功的概率为1-Ps。税务机关选择稽查时的成本为C, 选择不实施稽核时的成本为A, 有C=A+B, B是实施稽核时的调查成本。如图所示:
通过图2模型分析,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税务机关选择策略的收益无差别点是: (1-Pm) (M-A) -APm= (1-Pm) (M-C) +Pm[ (MT+Mf) Ps-C]
跨国公司选择策略的无差别点是:
分别解得:Pt=M/[ (M+Mf+MT) Ps], 即为税务机关实施稽核的概率;
Pm=B/[ (MT+Mf) Ps], 即为跨国公司选择使用转移定价策略的概率。
可以发现, 跨国企业决定实施转移定价的概率与税务当局稽核的调查成本、公司可能蒙受的损失 (即补缴的税款和罚金) 以及税务当局的稽核成功率有关。
税务当局决定实施转移定价稽核的概率取决于跨国公司的利润和稽核成功率。
(因为所得税率和罚金的比例是东道国制定, 所以可假设税务当局对制定所得税率和罚金比例有重要影响, 即T和f在此可看为常量。)
(二) 策略性博弈模型分析
1. 对跨国公司而言, 税务机关的稽核成功率与调查成本, 是影响其转移定价策略的直接因素。
税务当局的稽核成功率越高, 越能牵制跨国公司实施转移定价的行为。在税务机关的实际工作中, 我国对转移定价稽核的制度应规范全面, 提高可行性, 同时降低调查成本, 则能在短时间内查获问题, 使得跨国公司无法获取利润, 调高工作效率。同时, 制度的完善包括增加罚款额和各项处罚措施, 会增加转移定价的风险成本, 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施转移定价。
2. 对税务机关而言, 收益越高的跨国公司越是容易成为显眼的稽核对象。
收益越高的跨国公司, 应该列入税务机关的稽核范围, 因为他们利用转移定价的概率相对要高, 而且给国家带来的税收损失也相对越大。当然在选择这样的跨国公司作为稽核对象时, 也要充分考虑到稽核造成的影响, 需要税务机关掌握充分的证据, 审慎、严格地按照法律规程进行稽核, 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
四、税务机关管制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建议
第一, 创造有效外部市场, 促使跨国公司从内部化发展向外部化发展转变, 促进征纳双方信息公开透明, 使跨国公司和税务机关在博弈中处于平等地位。
跨国公司由于内部化优势明显, 为其逃避税收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 尤其体现在最终产品市场的贸易和服务上更为明显。税务机关应争取在反避税斗争中获取主动权, 创造一个有效的、在交易活动中有大量买方和卖方的外部市场, 拆除跨国公司优势壁垒。这样, 即便跨国公司采取转移定价采购关联企业相关产品, 进行暗箱操作也难以成形, 必须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以往所谓的“商业机密”也被公开透明, 扭转税务机关在以往反避税博弈中的劣势地位而趋于平等。当然, 推行企业大宗物品采购公开招标制度不能一蹴而就, 需要时间、耐心和政府的支持, 才能培育出更为有效的外部市场。
第二, 借鉴外国在反避税措施中有效方法, 立法明确纳税人负有举证责任, 改善税务机关在博弈中的劣势处境。
西方国家为维护各自国际税收权益, 先后推出各种转让定价反避税措施。例如, 美国税法规定, 转移定价应由跨国公司负举证责任, 充分行使东道国的权利, 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政府在这场博弈中的劣势处境。我国也可以效仿之, 建立专门负责处理涉外税收争端的“税务法院”, 完善中国税务的行政、立法、司法组织。通过定期的专项税务审计发现转移定价问题并加以控制, 进而提出举证的要求。对那些重大项目的举证材料可委托境外的会计公司对境外企业提供的举证材料进行审核公证, 充分发挥法律的威慑力。
第三, 合理运用税收筹划, 针对性地选择利用转移定价避税的跨国公司, 约谈与培训双管齐下, 增强税务机关在定价调整中的主动地位。
跨国公司经常采用“高进低出”的方法从母公司采购比中国同样的原材料高出数十倍价格的原材料和零件, 再以低价向母公司出售产品, 从而把利润转移到母公司, 加大中外合资企业的成本, 减少中外合资企业的利润。对于这些有高进低出嫌疑的跨国公司, 税务机关应将其重点监控对象, 如若这些跨国公司需进行定价调整, 可先对其进行约谈, 促使其主动放弃转移定价内部化运用。对约谈后仍不放弃转移定价的跨国公司, 应将有关情况通报至国有资产管理局, 由其出面维权, 实行定价调整。平时, 对外商投资企业可采取定期培训, 促使其转变观念, 从一开始就放弃内部化转移定价, 引导跨国公司走出避税误区。这样既可以使税务机关在定价调整中处于主动地位, 还可以化解强化征纳双方的矛盾, 促使跨国公司诚信纳税。
第四, 进一步完善预约定价协议制度, 梳理税收优惠政策, 减少跨国公司避税诱因。
目前,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推崇的预约定价 (APA) 被认为是解决转移定价反避税的最有效方式。其核心在于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定价事先加以确认, 将转移定价的事后税务审计变为事前约定。尽管我国已经引入APA制度, 但由于APA对法制健度、市场透明度, 信息公开度有较高的要求, 我国尚不具备全面实施的条件。因此, 可结合我国国情, 将风险管理的理念贯彻到实践中, 采取重点突破的策略, 有选择地稽核某个行业中较大型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行为, 通过审计一家公司, 警示一批企业, 规范一个行业。另外, 由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合并, 可以不断调整跨国公司享受的优惠政策, 逐步使我国从以税收优惠为主打的吸引外资时代向以市场引力为主打的吸引外资时代转变。
第五, 扩大国际反避税合作, 建立“一个中心, 两个着力点”的涉外税收征管机制, 使税务机关在反避税博弈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
跨国公司内部转移定价缺乏全球性的操作规范和监督, 由于各国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税收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价值观念千差万别, 所以我们应积极参与国际税务合作, 在世界范围内协调对国际转移价格的监管。可以考虑设立“国际税收管理中心”, 负责国际税收决策、立法、司法管理以及税收协定的情报交换, 从组织上保证国际税收管理健康运行;再设置中心在副省级以上城市派出机构“国际税收管理专员办”和“反避税调查机构”, 前者负责监管反避税工作, 如双边税收协定的执行情况、预约定价协议的签订、执行、调整以及覆盖情况, 外商投资企业税收政策的执行情况, 后者从事专门的反避税调查工作, 并负责所在局与国际税收管理专员办的沟通工作, 收集并上报所在局需要专员办协助解决的情报资料。通过这样的合作, 推动我国反避税工作的发展, 使税务部门在反避税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
五、结束语
总之, 在与跨国公司的避税和反避税博弈中, 我国目前还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国家, 资本相对匮乏, 反避税工作应以不妨碍正常引资为度, 讲究策略。我国制定的外商投资税收优惠政策是为了吸引外资, 发展本国经济, 与投资者母国分享资本带来的税收增加额。但是我们应有限度地允许外商投资者从国际避税中获得投资回报, 这样才能带来更多投资实现。如此, 我们在这场博弈中才能真正实现双赢。
摘要：文章在简述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原理基础上, 分析了跨国公司成功避税占据博弈优势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策略性博弈论模型, 分析上我国稽核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策略的影响, 分析结论是稽核手段越成熟, 成功率越高, 处罚越严厉, 跨国公司运用转移定价的风险就越大, 在一定程度上会控制其对转移定价的滥用。最后, 结合我国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管制的现状, 提出完善我国对转移定价管制的五点建议, 分别是创造有效外部市场、立法纳税人举证责任制、合理运用税收筹划、完善预约定价制度、扩大国际合作, 以此在博弈中和跨国公司取得双赢的局面。
关键词：博弈,转移定价,跨国公司,避税,反避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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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筹划的博弈分析 篇8
关键词：税务筹划,斯坦科尔伯格博弈
一、税务筹划的概念
国内外的学者对税务筹划范围的划定不一, 各方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将政府等征税方作为税务筹划的主体。将征税方排除在主体之外的学者认为政府只能依法征管、依法治税, 并不存在“筹划”这一说法, 因此将征税方纳入税收筹划的主体是不合适的。但是笔者认为征税方的税务筹划虽然属于税务管理学的范畴, 但是如果将其排除在税务筹划的主体之外是不妥当的, 原因包括两个方面:首先:纳税一方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即纳税方税务筹划所依据的税法是政府部门制定的, 纳税方所有的税务筹划必须考虑到政府对这种行为是否认可。其次, 税法不是固定不变的, 政府可以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等原因修改相关税收法律。如此一来, 纳税方在今天合法的税务筹划到了明天也有可能就成为不合法的了。所以征纳双方互相传递的信息会影响税收制度的制定, 从博弈的角度来研究这种行为应当将征纳双方都纳入到税务筹划的范围当中。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 政府税收集中反应了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征税意志, 因此征税方的税务筹划与纳税方相比是古老的, 其从古至今有着不同的原则方法。我国古代的政府税收筹划虽然曾出现过“薄赋敛”, “取之有度”等宝贵的思想, 但是从本质上看当时政府税收的主要原则仍然是确保官方的利益最大化。现代社会的政府税收已成为社会经济当中的重要的平衡力量, 因此政府的税收筹划是指在税收财政, 公平税负, 税收效率, 税收主权等原则下, 服务于宏观经济平稳有效运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据资料记载, 纳税人的税务筹划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意大利。进入20世纪之后, 随着生产力以及税收制度的发展, 企业的税务筹划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对于政府的税收筹划, 纳税人的税务筹划主要是从微观的角度来切入, 此处我们引用盖地教授对纳税筹划的定义即“纳税人的税务筹划是其依据所涉及的税境和现行税法, 尊重税法的前提下, 根据税法中的允许、不允许以及非不允许的项目和内容等, 对企业涉税事项进行的旨在减轻税负、有利于实现企业财务目标的谋划、对策和安排。”
二、博弈研究的假设前提
税务筹划也是在一定的大环境下进行的, 因此他与财务会计一样, 都有假设的前提, 具体包括税务筹划主体、理性经济人、持续经营、税制差异和有效市场等5个前提。为了本文的研究需要将这其中的理性经济人, 持续经营和有效市场作为博弈研究基本前提的一部分。
(一) 理性经济人
众所周知, 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设之一, 对于税务筹划这一假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征税部门的理性体现在:首先, 保证依法征税, 避免错征、少征或者漏征等;其次是发挥税收的经济调节作用, 保证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对企业来讲理性体现在:首先, 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即降低纳税成本并实现税后收益最大。其次, 能够组织合理的理财活动, 即对理财活动进行有效地规划、实施、协调和控制。
(二) 有效市场
有效市场假设税务筹划所依据的资本市场健全、有效并长期存在, 这意味着市场上的信息是完全公开的、市场对信息的反应是灵敏的、市场上的价格是合理的。首先, 在有效市场假设下各个纳税主体的信息是完全公开的, 这其中既包括了他们“好”的和“坏”的信息, 也即各主体之间是完全透明的, 他们主导对方的税务筹划行动是否收到了税务部门的惩罚, 从而能迅速调整自己的行动。其次, 根据有效市场假设, 可以将征纳双方看作是在完全信息下的博弈, 即任何一方不会因为信息优势而给自己带来超额收益。
(三) 平衡税负
这一假设是针对征税方而言的, 就是假定其目标是在保证自己支出需要的前提下使各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最小化, 也就是平均主义的做法。平衡税负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
1. 根据应纳税额的大小设置不同的税率;
2. 对某些行业和企业实行低税率甚至是零税率来减轻他们的税负;
3. 某些税种设置起征点或免征额;
4. 政府对一些行业会动用转移支付等手段来进行补贴。
(四) 持续经营
税务筹划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企业持续经营, 是假定企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破产、关闭或被兼并, 而是持续不断的正常经营下去。它是针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作为税务筹划主体的企业存在竞争, 其经营的持续时间具有不确定性这一情况提出来的。因此根据这一假设税务部门和纳税企业的博弈可以看成是无限次重复博弈。双方的博弈过程满足:
1. 博弈重复无穷次;
2. 双方都采取冷酷战略;
3. 完美信息博弈, 双方都能观测对过去的历史。
除此之外有必要说明一下征纳双方的信任问题, 由于税法可能是经常变化的, 而企业的税收筹划可以在其变化前或变化后。昨天的税务筹划方案还是合法的到了今天就成不合法的了, 这时企业会调整自己的行动。也就是说企业是否真的相信自己筹划时所依据的税法。
三、博弈分析
博弈分为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和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其中的完全信息是指博弈中信息是完全的, 即双方都掌握参与者相对其他参与人的战略空间并且对战略组合下的支付函数有完全的了解, 但行动是有先后顺序的, 后行动者可以观察到前者的行动, 了解前者行动的所有信息。动态博弈是说参与人的行动有先有后, 后行动者的选择空间依赖于前行动者的选择, 前行动者在选择自己的战略时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选择对后行动者的影响。此外, 由于纳什均衡, 参与人并不考虑自己的选择对他人的影响, 所以纳什均衡不一定是动态博弈的最优解。“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正是对这个问题的第一个重要的改进, 它的目的是把动态博弈中“合理纳什均衡”与“不合理纳什均衡”分开。在先前关于税务筹划的研究中采用静态博弈研究的比较多, 既只研究了征纳双方一次的博弈过程, 而忽略了此后连续的博弈过程。其实双方后续博弈的过程更加复杂, 更值得我们去研究。下面本文就将对这一动态的税务筹划过程进行研究:
先假设一下参与方, 一是税收部门即政府, 还包括两个纳税企业, 并且这两个企业的情况并不相同, 他们有着不同的利润水平。征税部门选择征税的比例, 而企业决定自己的利润水平。
令xi是政府规定的第i个企业要承担的的税负。 (0≤xi≤1) , yi是其利润总额。E是政府支出的需要, 也就是征税部门最小的征收金额。那么政府征收的税款为:
企业的净利润为:
由平衡税负这一假设条件, 政府部门的目标是在保证自己支出需要的基础上, 减小各企业之间的税负差异, 因此税收部门的目标可以表示为:
假定企业的目标是征税后的收入减去税务筹划成本后的净收入最大化, 即:
这里Ci (yi) 是税务筹划的成本, 并假定税务筹划的边际成本随税额的增加而上升。并且a1≠a2, 代表两企业的税务筹划的水平不一样, 有高有低。
考虑两种不同的斯坦科尔伯格博弈。第一种情况是政府先行动, 企业后行动。即税收部门先规定税收的制度, 企业随之进行税务筹划的博弈;第二种情况是企业先行动, 政府后行动。即税收制度变化后于税务筹划的条件下的博弈。分别称为政府先行动和企业先行动。通过这两种情况来分析企业税务筹划行为。
(一) 税收部门先行动, 企业后行动的情况
在税收部门现行博弈中, 在博弈的第一阶段选择x1和x2;在观测到x1和x2后, 两个企业选择y1和y2。将均衡定义为:
1. 给定企业的反应函数, 税收部门的选择是最优的;
2. 给定税收部门和第j个企业的选择, 第i个企业的选择是最优的。
首先求解第二阶段博弈的纳什均衡。给定 (x1, x2) 和y2, 企业1选择y1最大化U1= (1-x1) y1-aiyi2解最优化问题的反应函数:
同理可得企业2的反应函数。
这表明企业交税的积极性是征税比例和税务筹划成本的递减函数, 即:征税比例越高, 征税越困难, 企业的积极性就越低且每个企业的反应函数又独立于其他企业。
税收部门知道了企业的反应函数后, 在第一阶段的问题就表示为:
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最优化的一阶条件是:
消去λ得
从而推导出x1c<1/2, x2c<1/2
以上是第一种情况的博弈。
(二) 企业先行动, 税收部门后行动的情况
如果企业预计税收部门会修改征税比率, 博弈的行动顺序就变了, 就成为了企业先行动, 税收部门后行动。均衡定义为:1.给定企业的选择y1和y2, 税收部门的选择是最优的 (x1, x2) ;2.给定税收部门的反应函数xi (y1, y2) 和第j个企业的选择yj第i个税收部门的选择最优的yi.
给定y1和y2, 税收部门在第二阶段的问题是:
上述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意味着:
即税收部门将是企业的税负水平均等化, 其反应函数为:
上述反应函数意味着, 一个企业缴税的比例随其相对收入的增加而上升, 而随另一个企业的相对收入增加而下降。如果企业1的利润水平高于企业2, 那么政府就会增加对企业1的税收, 而对企业2的税收会减少。换言说就是每个企业对其他企业创造正的外部效应。正是这个原因, 使得企业的缴税积极性下降。
因为企业知道政府的反应函数, 博弈的第一阶段企业的问题是最大化:
纳什均衡为:
将此结果代入企业的反应函数:
将上述均衡结果与第一种情况比较我们发现:
也就是说当企业预计政府会改变税率使得企业的纳税额下降, 也就是说企业进行了有效的税务筹划。
(三) 结论分析
通过对两种情况下两阶段的博弈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 企业在与税收部门的博弈过程中不同的行动顺序, 企业的税务筹划会有不同的效果。在税率不变的请况下, 可以将税收部门看成是先行者, 首先发出信号, 然后企业之间达到了古诺均衡博弈。而在税率变动的情况下, 企业成了先行动的一方, 税收部门后行动。这就会造成企业税务筹划的积极性提高, 从而导致纳税数额的减少。
四、总结
通过对税务筹划的分析, 可以得出税务筹划取决于纳税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机和国家税收制度、政策等外部环境。目前, 我国现行税制还不够完善, 纳税人应该在认真学习与掌握税收政策后进行合理、合法的税务筹划。从微观角度来看, 税务筹划行为不违法, 能够实现企业节税的目的从而带来经济效益;从国家宏观经济角度来看, 税务机关可以通过企业的税务筹划行为来洞察国家税收政策执行的效果, 发现并堵塞税收法规和政策的缺陷和漏洞, 使税制日趋完善。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税收政策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 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以便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所以要求纳税人在利用某项税收政策进行税收筹划时, 应对政策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并防范筹划的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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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筹划的博弈分析 篇9
关键词：薪酬激励,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
现代企业中, 薪酬激励是企业激励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激励手段之一, 而及时激励在一定情况下将使薪酬这个激励手段达到最大效用。同时, 企业和个人对个人所得税筹划也越来越重视, 如何使企业付出同样的人工成本时在合法范围内最大可能让员工收益的更多, 是企业和员工共同希望的事情。当薪酬激励及时性和个人所得税筹划发生博弈时, 应该如何处理呢?在这里笔者抛砖引玉, 说说自己的观点。
一、薪酬激励及时性的意义
如何实现薪酬效能最大化, 是一门值得探讨的艺术。薪酬激励的及时性显然是薪酬效能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企业在设定薪酬管理制度的时候, 一定要有针对性地了解员工的需求, 适当地满足员工的需求, 要将现金薪酬与非现金薪酬结合起来运用, 适当缩短常规奖励的时间间隔、保持激励的及时性, 有助于取得最佳激励效果。
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企业除了给员工基本固定的工资外, 还会根据员工的工作情况发给一定的奖金。这些奖金既有定期随工资发放的、和工作表现及工作量挂钩的奖金, 也有做出了特殊贡献时发给的奖金。奖金的作用主要是为员工的劳动增加报酬、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但也会给员工带来心理上的满足, 从而调动员工心理上的积极性。这是因为, 人们在工作的时候, 首要目的当然是获得报酬谋求生活质量的提高, 但同时也有取得一定的成绩、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承认的目的。每个人都需要在心理上求得对自己的肯定、建立自信、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所以人们总会想方设法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说服自己:我是取得了成绩的、我是有价值的。自己花钱给自己这种奖励本身是不会有收获的快感的, 带来收获快感的是工作成绩, 奖励只是对这个成绩起一个强调作用, 作为一个证据, 向自己的心理展示肯定自己的理由。因为是在完成了某项工作以后才获得这种奖励, 所以, 这种奖励奖励带来的快感就能和这种工作联系起来。奖励得越及时, 奖励和工作成果的联系就越直接、越密切, 心理上就越能感觉到这项工作成绩带来的快感, 就越能从心理上调动人们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对于因特殊贡献 (如提了好的建议、有了发明创造或做成了某笔特别重要的交易等) 而发给的临时性奖金, 一定要及时地发下去才能很好地将奖励与成绩联系起来, 通过奖励把他的成就感放大, 从而让他的心灵得到最大的快感、调动他心理上的积极性。
人们对未来将要来到的好事总是心存期盼, 这种期盼还会随着时间的临近而增强。如果预期的好事不能如期而至, 过了预期的时间后我们的期盼就会随时间的流逝而不断降低。给员工发奖金, 如果等到员工对奖金的期盼降低了以后再发给员工, 效果当然会差很多, 因为满足感的大小和愿望的强弱是成正比的。因此, 同样是花那么多的钱发奖金, 及时发和推迟发的效果是差很多的。对于企业来说, 推迟给员工发奖金实际上是浪费:花1000元钱, 只得到500元钱的激励效果, 当然是浪费了。对于员工来说, 得到的钱虽然没少 (甚至可能因为节税而更多了一点, 下面一章将会提到) , 但得到的心理满足少了, 当然是损失, 其实质是他从劳动中得到的总的 (经济上的和非经济上的) 收获减少了, 他对工作的热情当然也就会降低。
二、个人所得税筹划
在进行个人所得税筹划的时候, 重点的就是如何在合法的范围内, 让员工节税, 使企业在付出同样的成本的时候, 员工得到的收益最大。
对于月度工资和年度奖金的个人所得税筹划, 已经有很多文章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我们这里主要探讨一下, 以临时性奖金 (比如季度奖金) 和当月工资合并计税时如何进行纳税筹划。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 临时性奖金作为工资、薪金的一部分, 要和当月的工资进行合并计税。根据2011年修改的个人所得税税法, 现行的税率表如下:
通过上表, 我们可以分析出, 发放临时性奖金时会遇到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临时性奖金加上当月工资之后的应纳税所得额和当月工资对应的应纳税所得额是在同一区间, 加上临时性奖金之后的应纳税所得额对应的税率级数未变。此时, 临时性奖金和当月工资一起发放, 不会引起个税的突变, 这已经是最节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方式了。
第二种情况是, 当月工资对应的应纳税所得额为某一档税级, 当发放临时性奖金时, 工资加上临时性奖金后对应的应纳税所得额变成了下一档税级, 这就发生了税级的“跳档”, 这时候的税费就可能会大幅度增加。应对这种情况, 为了合法节税, 我们可以考虑把临时性奖金进行拆开, 分几次发放, 使拆分后的临时性奖金与当月工资之和对应的应纳税所得额不发生“跳档”, 仍在原来的税级里。这样, 就比一次性发放临时性奖金节省了个人所得税, 使企业花了同样的成本, 但是员工得到了更多的收益。
举例说明: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应发工资-社保及公积金等) -3500
个税税金=全月应纳税所得额×税率-速算扣除数
实发工资=应发工资-社保公积金-个税税金
情况一:
员工A, 本月扣除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后的工资收入6000元, 则其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为:
如果本月发放临时性奖金1000元, 则其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为:
可以看出多的100元得税款是临时性奖金产生的, 而且无法避免或者减少。
情况二:
员工B, 本月扣除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后的工资收入6000元, 则其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为:
如果本月发放临时性奖金3000元, 则其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为:
这个时候, 因为发放临时性奖金, 员工B的税级从第二档10%变成了第三档的20%。
假定月工资不变, 我们现在把临时性奖金分两次发放, 这样, 本月和下个月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均为:
比较两种方式下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差额:
这说明把临时性奖金拆分后要比一次性发放节省了100元的个人所得税。
从节税的角度, 财务部门应该建议企业将临时性奖金尽量进行拆分发放, 使企业用同样的人工成本, 为了员工带来更多的利益。
我们也可以总结出, 临时性奖金的拆分原则是, 拆分之后的临时性奖金与当月工资之和对应的应纳税所得额与只发当月工资时对应的应纳税所得额在同一档税级里即可。
下面我们再探讨一下, 拆分临时性奖金节省个人所得税与薪酬激励及时性的问题。
三、薪酬激励及时性与个人所得税筹划
薪酬激励及时性这个环节, 是人力资源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而个人所得税筹划则是财务部门需要重点为考虑的问题。这两个环节会产生矛盾吗?
笔者认为, 第二部分中的第一种情况是不会发生任何问题的, 也没有博弈的说法。直接随当月工资发放临时性奖金既能起到及时激励的作用, 又不会产生额外多交个人所得税的情况。
但是, 第二部分中的第二种情况, 是值得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和财务部门共同研究的。是及时激励员工重要, 还是为员工节税更重要。
首先, 从激励的角度来说, 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论述过, 临时性的激励越及时越能体现效用, 对员工的激励作用越大。如果进行拆分, 最少要拆分成两个月, 甚至可能更多。拆分发放过程中, 可能出现月工资发生变化, 使拆分的结果可能不适用, 要保证节税的效果还需要重新拆分, 多次拆分后, 员工已经分不清到底这个奖励是多少, 就算有工资单将明细列清楚, 员工也不会看的太仔细, 而是仅凭借实际感受认为自己获得的奖励其实没有比工资多多少, 甚至只是以为自己的月工资发生了变化, 等这个奖金拆分发放完了, 又会觉得自己的工资低了, 激励的效果打了折扣。其中, 如果是季度性的奖金, 拆分不能超过三个月, 不然员工会彻底分不清奖金和工资的区别, 而如果这个季度性奖金如果拆分三个月而不能降低税级的话, 就更没必要拆分了。可以看出, 虽然从人工成本的有效使用来说, 节税是企业为员工争取了更多的利益, 给员工节约了个人所得税, 但是绩效的结果已经不能及时反应到员工身上, 绩效结果的兑现和员工的绩效期望已经发生了脱节, 激励效果变小了。这也不是企业愿意看到的效果。
其次, 从员工的角度考虑, 有的员工是愿意节税, 因为收益早晚是自己的, 节税对这部分员工是重要的;也有的员工更愿意早点拿到收益, 有可能是落袋为安的心态, 或者可能是需要还房屋贷款或者用于投资, 收益的时间成本对这部分员工是最重要的。然而, 企业在进行实际操作的时候, 不可能照顾到每个员工的想法, 然后按照其要求进行区别处理。
第三, 拆分临时性奖金的工作, 尤其是工资每月都会发生变化的企业, 对财务部门是增加很大工作量的工作, 拆分临时性奖金的当月, 财务部门先要进行试算, 拆分后每个月也都要试算, 如果需要多次拆分, 财务部门还要将拆分的结果记下来, 用于下一次试算和发放, 才能完全保证拆分的结果没有问题。如果拆分的过程中还遇到员工发生流动, 将更加增添操作的复杂性。另外, 财务部门直接对临时性奖金进行拆分发放, 相当于改变了当月的薪酬考核结果。正确流程应该是, 财务试算完后, 建议人力资源部门进行拆分发放, 然后人力资源部门将拆分结果再正式通知给财务部门, 由财务部门发放。节税将使整个流程更加冗长和复杂。
综上所述, 企业在发放临时性奖金时, 节税是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 但更应该多考虑薪酬激励的及时性效应, 这样将更能体现薪酬考核的价值, 起到对企业和员工更大的促进作用。如果企业需要更多的体现节税效应, 那应该考虑调整薪酬体系整体的发放模式, 而不是仅对临时性奖金做调整。
参考文献
[1]谢新桃.激励的及时性与激励效果[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年3月第6卷第1期
企业与政府的动态博弈分析 篇10
关键词：动态博弈；行业组织；国家社会关系
一 、 引言
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关系。一方面，企业依赖于政府的良好政策、健全的法制、稳定的社会；另一方面，政府依赖于企业的良好业绩进而能提供更多的税收用于公共支出。因此，企业与政府之间往往存在动态的博弈过程。在这种动态博弈过程中，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或者民间组织就应声而出，成为经济与社会的第三力量。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我国至2009年底，社会组织总数为431 069个，而没有登记的应该在300万到400万家①。那么，这股力量究竟是如何影响政府和企业界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充当其中的纽带和桥梁，这些问题就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所关注的议题。
从企业界的角度来看，社会组织往往成为企业界用来与国家力量相制衡的力量。一些国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注册成企业以便于发挥业界的力量（Hsia & White，2002），民资进入行业协会以利于集体行动（朱康对，2007）。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行业组织成为政府和企业合作共赢不可或缺的部分，这点不管是从自上而下建立的各种官办组织和自下而上蓬勃发展的民办组织（比如，温州商会）都可以看出。经济发达地区的商会和行业组织不仅可以代表其会员的声音，也能影响当地政府的政策制定。在这三股力量的动态作用过程中，究竟协会组织如何扮演好其自身角色，企业如何参与和组织协会组织，政府如何引导和管理，就成为学界试图回答的课题（Ma，2002）。
二、 协会组织在中国的地位
在企业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中，政府往往会有意识培植一部分协会组织，用来管理和引导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组织受到政府控制（Solinger，1993； Pearson，1994；Nevit，1996；Foster，2002；Ma，2002；康晓光，2007）。因此，社会组织实质上是政府的外围机构，如Forster（2002）研究烟台商会得出的结论。这种社会控制论的观点认为，社会组织本质上是政府管理的工具，因此，若企业和国家作斗争，最终赢的是国家。如沃尔玛2004年拒绝建立工会风波，最终在2007年，沃尔玛还是破例在中国建立了工会②。这种协会模式，政府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博弈格局中，企业的最优策略就是采用与政府合作的策略，而不是对抗的策略。
但是，持国家建构论者提供了不同的博弈情境。根据Migdal（1988）的观点，国家的能力指国家领导人能利用国家的机构让社会大众听他们指示办事。如果国家能控制社会，他就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为国家的利益办事。依据这种观点，协会组织并非完全是官办的，而是依托企业界及社会的力量，因此，鼓励发挥企业界与社会的力量是这里协会组织的一个特点。但是，政府往往会安排官员或者指定代理人来掌管协会的发展方向。国外学者早年的调查表明，中国77%的非政府组织领导是政府官员（White，1996）。这种人事安排，对于政府和企业都是有利的，是一种共赢的格局。协会组织一方面，有政府的官员、党员等加入，让国家能力能触及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协会组织也希望邀请有政府背景的人员加入，这样能获得更多社会资源。
有些协会组织是基于法团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尤其是国家法团主义（Oi，1992；Chan，1993；Pearson，1994；Wang，2004）。在法团主义中，国家并不像全能主义那样控制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是给协会组织一定的自治空间。法团主义的权威Schmitter（1974），对其定义是：一个利益代表系统，将各集团的利益整合进国家认真的、单一的、义务的、非竞争性的、有层级分化的各种组织中去。这种协会能够在政府的制度下，按照协会的章程相对自由的决策和决定其内部事务。政府主要靠建立和完善国内协会设立和管理制度来对协会的运营加以管理。这类协会组织，参与其中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而政府一般不直接干涉协会的内部事务。
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所谓的理性政府论。在转型期，组织化的社会建构让政府能从一个理性的角度出发，使得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社会组织根据政治风险和经济利益的高低，能分成四类，其中，低政治风险和高经济利益的商会、行业协会、基金会等组织最能得到政府的亲睐。当然，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同，这类组织受到的青睐程度会有所差别。地方政府和官员甚至会利用自身的自由裁量权规避刚性的法律法规来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Hsia & White，2002；Foster，2002；曹正汉，2006）。在这种格局下，企业的目标和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双方都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上达成共识和默契，协会组织能够得到较为顺畅的发展。
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情境下的协会组织，政府和企业的角色及其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为了获得企业的利益，在建立和运营协会组织过程中，企业需要有意识的形成相关的策略，达到各方都满意的博弈均衡解。表1总结了不同情境下政府与企业的策略组合。从这种不同的策略组合来看，企业在协会组织中的策略具有权变性，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需要依赖政府的策略的具体情形而有针对性地形成自身的最优策略，进而在协会组织中获得话语权。
三、 案例分析
下面将通过本文的理论框架分析两个温州商会的例子。为什么选用温州的例子，是因为温州的民间社会较强，强社会比较能和政府有互动关系。温州的民营企业在90年代初，就纷纷建立党组织来使企业合法化和活动更多的资源。而温州一些行业协会甚至能制定违反工会规定的条款，如温州合成革协会的一条限制员工流动的规定，如果A公司以提供更高的薪水或福利挖走B公司的一名职员，A必须支付两万元给B。同样，计算机商会也有类似的条款。
1. 案例一：烟具协会赢欧盟反倾销诉讼案。温州打火机赢得欧盟反倾销诉讼是一个著名的案子。从2002年5月，欧盟着手调查中国打火机反倾销开始，500多家企业生产打火机的温州企业的出口业务受到严重影响。温州政府对此也表示不合适插手。温州烟具协会决定选取15家打火机企业进行损害抗辩，1家进行市场经济地位抗辩。年底，欧盟反倾销委员会两次到温州实地调查，最终于2003年7月撤回了反侵销诉讼。
这是中国的民间组织第一次充当了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主角。早在这次事件之前，烟具协会就已经在规范市场秩序起了重要作用，比如针对恶性价格竞争建立惩罚机制，建立打火机质量监测站等。提供比政府更专业且更高经济效益的服务，且不会在政治上对政府有威胁，这也是政府选择放权给他们的原因。这点不仅符合Migdal的观点，也是政府的理性选择，烟具协会已对于政府来说，对内是管理烟具企业的一种手段，对外是与全球市场经济与社会链接的触角。同样，在这个案例中，我们还能看到法团主义的框架。烟具协会的会员制度是强制的，也就是所有烟具厂商必须入会，这符合法团主义中的强制性（Compulsory）原则；而研究协会的秘书长是由政府制定的，确保其政治合法性。
2. 案例二：泰顺小水电协会注册失败案。温州的泰顺民间投资的小水电业发展迅速，由于要同国家垄断的水电不猛竞争，一些不合理的收费和迟迟未能落实的优惠政策让全县的小水电业主损失2 000多万元。1996年底，代表小水电企业的行业协会成立了。协会向政府反映问题后，政府不同意，后向省物价检查所反映，省政府不能解决的，就直接向中央纠风办反映，最终使问题得以解决。之后的几年，小水电协会组织集体上访等积极抗争活动，给会员们争得了利益，但是却得罪了地方政府。当小水电协会2004年准备去注册时，却被告知，省水利厅去年已经成立有政府背景的农村水电行业协会，没必要再成立一个了。
民资进入国家垄断行业，具有利益代表性的社会组织的成立，在格局上打破了执政党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和绝对控制权，对政府的动员、运行、决策方式都提出了挑战。泰顺小水电协会虽然维护的会员的利益，但却不像烟具行业协会一样与地方政府合作，而是站在了地方政府的对立面，越级状告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的地方政府，当然对小水电协会没有好感。在转型期，中国内缩的组织化社会建构被日益发展的资本和市场力量破坏，需要寻求新的途径来增强执政能力，在例子中，建立有政府背景的水电协会能让政府在转型期的社会建构中左右逢源。而在法团主义的利益代表系统中，利益代表组织必须是不重复的，换句话说，一个地区的水电协会只能有一个。在这个例子中，政府已经抢先成立一个水电行业协会，当然会拒绝再成立类似的组织，即使有官方背景的农村水电行业协会不能很好地代表小水电企业的利益。
四、 结论
协会组织对于企业而言，是个双刃剑。企业通过协会组织处理好了与政府的关系，那么，协会组织就能为企业带来益处，处理单个企业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当协会无法与政府达成共识时，参与其中的企业就很难用协会来壮大自身力量。因此，企业和政府的博弈过程中，协会组织成为一个重要的策略途径。当企业和政府的策略都达到均衡时，也决定了协会组织的角色为何。温州烟具行业组织和市政府间的关系类似法团主义，组织能给社会带来经济利益，符合当地政府作为理性人的选择，在和政府的互动中获得权力，被纳入到政府的利益代表系统中。而泰顺小水电行业组织虽然给企业带了很多利益，却站在当地政府的对立面，因此不能得到认可和注册。可见，企业在试图利用协会组织来壮大自己时，需要对整体博弈格局有个清晰的认识，并且制订有针对性的策略，方能取得成功。
注释：
①中国新闻周刊，http：//www.chinanews.com/gn/ 2012/05-21/3904118.shtml
②财经杂志网，http：//magazine.caijing.com.cn/ 20041115/4682.shtml
参考文献：
1. 曹正汉.从借红帽子到建立党委——温州民营大企业的成长道路及组织结构之演变.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2006：81-140.
2. Forster， K. Embedded within State Agencies：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Yantai. The China Journal，2002，（47）：41-65.
3. 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8，（6）.
4. Ma， Q.H. Defining Chines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2002，13（2）：113-130.
5. Migdal， J.S.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6. Nevitt， C. Private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 Evidence of Civil Society or Local State Power? The China Journal，1996，36（7）：25-43.
7. Oi， J.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 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1992，（45）：99-126.
8. 朱康对.民资进入与行业协会的集体行动：温州市泰顺县小水电行业协会案例研究.温州论坛，2007，（2）：8-21.
9. Schmitter， P.C.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The Review of Politics，1974，36（1）：85- 131.
10. Solinger， D.J.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Statist Legacies and Marketing Reforms， Armonk： M.E. Sharpe，1993.
重点项目：2010年度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项目“中国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的关系”。
作者简介：顾佳峰，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公共管理博士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张翅，通讯作者,上海海关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系助教，荷兰莱顿大学公共管理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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