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监管博弈分析（精选11篇）
商业银行监管博弈分析 篇1
我国商业银行自2O世纪90年代成立以来, 在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逐步摆脱困境, 经营状况明显改善,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营风险。尤其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后, 制定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 加强了资本监管, 全国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2003年为-2%左右, 到2007年末上升到9.79%, 资本充足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然而, 许多商行贷款集中度仍非常高, 不太甘心只定位于小企业, 而是模仿大银行, 偏好大项目、大企业, “求大”成为一种潮流, 这使得在扩张过程中, 贷款向少数企业集中投放, 贷款集中度严重超监管指标的现象十分普遍。如果一家大额贷款企业经营出现问题, 发生违约, 其真实资本不能抵补风险, 就很有可能引发金融事件。迅速膨胀的资产规模使救助更加困难, 如果风险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平息, 可能会向其他地方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蔓延, 进而影响整个银行业, 后果不堪设想。因此, 加强对于商行盲目求大而引起的经营违规问题的监管意义重大。
一、商行的监管博弈模型
1、模型假设
在监管博弈中, 有两类局中人, 银监局与商行。首先, 假设参与博弈的局中人都是完全理性人, 对其他局中人的行动策略具有完全的了解, 且局中人的行动有先后, 但因局中人相互观测不到, 因此可以看成是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对于商行来说, 具体的假设如下: (1) ) 它有两个行动策略, 一是违规经营, 包括超标发放贷款、未能严格审核贷款项目等;二是合规经营, 通过资本盈利提高抗风险能力。 (2) 当它合法经营时, 假定其尽一份职责的一份报酬, 收益为0;当它违规经营时, 所需操作成本及隐含的风险记为cb, 若银监会选择不监督, 它将会降低标准发放贷款给某企业而获得企业所给予的额外收益M, 总收益为M-cb, 且M>cb, , 否则银行将没有动机去违规经营。 (3) 当它违规经营时而且如果被银监会查处成功, , 将会被处罚款-F (F>0) , 此时收益为-F--cb。
对于银监局也有3个假设: (1) 银监局有两个纯策略是严格监管与不严格监管。。当它严格监管时, 它需要投入人力财力来增加监管的力度, 将花费成本cs, 此时若商行不违规, 其收益为cs。 (2) 它的严格监督行为也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成功发现银行信贷业务存在的问题与风险, 它将获得罚金F, 及成功查处之后的正效用U, 包括通过上级监管部门的考核与奖励, 声誉的提高等。二是未能发现商行的违规行为, 效用为-U。 (3) 若它不严格监管, 商行也违规时, 它将会因判断正确而节省监督成本, 收益为cs。
2、博弈分析与求解
根据上述假设, 可以得出该博弈双方的支付矩阵如下:
我们假定银行的混合策略为δb= (θ, 1-θ) , 即银行以θ的概率违规, 以1-θ的概率选择不违规;同样设银监会的混合策略为 , 银监会严格监督时查处成功的概率为ps, 不成功的概率为1-ps.
银行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对其求偏导得到商业银行最优化的一阶条件是:
监管者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最优化一阶条件为:
因此, 在混合策略均衡时, 如果商行违规的概率小于 , 银监会的最优策略是不进行严格监督;如果商行违规的概率大于θ*, 银监会的最优选择是进行严格监督, 如果商行违规概率等于θ*, 银监会将随机地选择严格监督还是不监督。在商行违规的均衡概率θ*的表达式中, θ*与监管局的查处成本cs成正比, 与监管成功概率ps、银监会查处成功所获收益U、惩罚成本F成反比。因此, 如果要降低商行违规的概率一方面监管分局就要努力提高监管效率, 加大惩罚力度, 减少监察成本, 另一方面, 上级监管部门也要适当增加对查处成功时奖励。
如果银监会的加强监督的概率小于 商行的最优选择是违规经营;如果监管的概率大于γ*, 商行的最优选择是不违规经营;如果监管的概率正好等于γ*, 商行将随机地选择是否违规经营。同样分析监管分局的最优监督概率γ*, 可知随监管查处成功概率的增大、罚金的提高可以使银监会的监督概率降低, 减轻工作量。
另外, 上述均衡的另一种可能解释为在全国的商业银行中, 有 比例的商业银行进行违规经营, 银监会随机的抽选比例为 的商行进行违规情况检查。
二、银监会派出机构与银行合谋寻租-设租的博弈分析
现实中, 银监局通常有派出机构地方银监局 (简称银监局) , 因此上述博弈中的局中人是银监局与商业银行更为合理些, 此时由于商行大部分都是收购原有的信用合作社而建立起来的, 政府是其中的最大股东, 因此许多商行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有政府直接任命, 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 可能不顾风险代价利用商行的资金违规操作为地方企业提供贷款, 因此与银监局的执行人员之间或许有着因利益而相互勾结的可能与动机。下面将根据上述模型考虑地方监管局与商行合谋寻租的博弈分析。
进一步, 我们假设严格监督时未查处违规问题的原因是由于银监局监督技术上的不足, 商行的应对策略而非人为意图, 从现实角度考虑这种假设也是合理的, 银监局如果想要合谋就没有必要去浪费监督成本去监察但却装作查处失败。因此, 如果二者想要合谋他们一定会在博弈矩阵的右上角进行。
假设商业银行将其违规所获利益M按t比例的上交给监管分局, 其中0
当商行违规时, 银监局进行严格监督的期望收益为:
该条件即为银监局选择合谋的条件。
反过来考虑, 从银监会设计监管制度角度来说, 使 , 这一约束条件成立才会控制银监局与城市商行之间的合谋, 而由于M是外生变量监管者无法控制, 那么如果它希望减少合谋出现的机会, 就要增大违规查处成功的概率ps, 增加罚金F, 增加银监局查处成功的正向激励U, 努力降低监督行为的成本。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 银监会与商业银行之间存在着一种混合策略均衡, 二者将努力估测对方采取某种策略的概率, 进而确定自己的最优选择。并且, 在现有的监管体制下, 银监会的派出机构银监局与商业银行之间由于利益的驱使, 当某一条件成立时, 二者确实可能达成合谋设租-寻租的协议从而给存款者和社会带来福利损失。根据文中的结论, 本文就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
1、提高监管部门人员的从业素质
银监会对商行的监管水平的提高, 最根本的在于监督人员素质的提高。因为再健全的制度、再完善的机制也需要有人来履行, 来付诸实践, 否则罚不责众, 规章制度的真正约束力和效力都将是有限的因此国家对监管人员应该是严格从业资格培养职业荣誉感, 通过定期学习培训等方式提高其对风险的测量、评估的能力。
2、改变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 使其成为市场主体
商业银行应考虑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 改变地方政府一股独大的局面, 避免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的直接干预, 从而减少银监局与商行之间的勾结寻租行为可能性, 这样对商行来说可以提高自我约束能力, 在有效监管的情况下, 更加关注商行的长期利益, 有助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3、制定银行机构市场推出的法律法规
从文中的分析我们知道, 要减少商行违规的情况的出现一定要奖惩分明, 但是由于目前商业银行出现风险时往往会以广大存款者的利益为要挟, 要求中央政府和银监会对其实施救助。因此, 应尽快建立银行推出机制, 将一些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的银行淘汰出局, 从而增强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 使其自觉的实施审慎的资本管理, 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1]、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课题组.07～08年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报告[R].中国证券报, 2008.7.28
[2]、刘硕.股票市场监管博弈分析与动态仿真[D],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8
[3]、葛新权, 王国成.博弈实验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4]、刘毅, 杨德勇等.金融业风险与监管[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
商业银行监管博弈分析 篇2
来源莲山
课 件 w w w.5y K J.Co m 5
(一)银行风险
在银行和贷款者之间有着契约，贷款者到期必须连本带利归还银行。银行和储户之间也有契约，到期之时银行向储户还本付息。可是，银行两边的契约的“硬度”不一样。银行和贷款企业之间的契约比较“软”。企业还不出钱来，银行只能靠法律手段逼债，万一贷款收不回来，只好等这家企业破产之后多少拿回来一些。我国的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更软。国有企业还不出钱来而银行一筹莫展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可是银行和储户之间的关系就“硬”多了。除非银行破产，否则储户完全有权力拿回属于自己的资金。在某种意义上，银行把许多家企业经营风险集中到了自己身上。
银行主要面临以下几种风险：
(1)信用风险：即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
(2)市场风险：是由于市场价格的变动，银行的表内和表外头寸所面临遭受损失的风险；
(3)利率风险：指银行的财务状况在利率出现不利的波动时所面对的风险；
(4)流动性风险：指银行无力为负债的减少或资产的增加提供融资，即当银行流动性不足时，它无法以合理的成本迅速增加负债或变现资产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而影响了其盈利水平的情况；
(5)操作风险：主要在于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
(6)法律风险：包括因不完善、不正确的法律意见、文件而造成同预计情况相比资产价值下降或负债加大的风险；
(7)声誉风险：该风险产生于操作上的失误、违反有关法规和其他问题。
银行不能不发放信贷，可是，只要资金出了银行的大门就有收不回来的风险。从理论上来讲，绝对避免坏帐是不可能的。坏帐是银行经营的风险成本。在正常情况下，银行应当用自身的利润来冲销坏帐损失。只要银行能够保持资金的流动性，资金流通链就不会出现什么大麻烦。可是，如果银行的呆帐、坏帐越来越多，甚至资不抵债，总有一天这个问题会被揭露出来。一旦有一家银行失去了资金流动性，就会导发金融危机。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这家银行储蓄的老百姓往往最后得到消息。当老百姓得知他们的血汗钱有可能被银行给赔掉了，他们的反应非常简单干脆：尽快把自己的钱取回来。由于任何银行都必然把相当一部分资金发放中期或长期贷款。没有一家银行能够立即全部返回所吸收的存款。如果众多的储户一涌而上挤兑，马上就把这家银行搞垮了。银行关门势必拖跨许多相关的企业。由于银行之间存在着各种业务联系，一家银行出现的挤兑风潮很快就会影响到其他金融机构。结果，金融风暴的冲击一波连着一波，最终酿成一场社会风暴。
由于存在金融市场失灵的可能，一旦某个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即使政府出面干预也未必能够挽救这个机构破产(例如英国的巴林银行)。当大规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即使国际力量联合起来也未必能够制止危机的蔓延(例如墨西哥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由于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非常复杂，一家金融机构出现的危机会牵连到其他金融机构，例如，1974年英国由于房地产景气消失而出现银行业危机。日本在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崩溃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一家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会损害公众对整个金融体制的信心，发生挤兑。例如，墨西哥和泰国金融危机。这种负的外部性在区域金融危机中表现得非常严重。[2]
银行业务的本质决定了它需要承担各种类型的风险，因此了解这些风险并确保银行能妥善地计量和管理风险是银行监管的重头戏。
(二)金融监管的目的银行的风险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要比其他产业部门高得多。银行的自有资金在其全部资产中只占很小的一个比重。当银行放贷、投资的时候，主要是在拿别人的钱做生意。按照国际标准，银行的自有资金应当不少于8%。也就是说，银行中92%营运资金都来自于存款和借入资金。如果银行的坏帐超过了资本金，以后再赔钱的话实际上是在亏损别人的钱。因此，一旦储户知道银行坏帐很高，为了保护自己的产权，他们势必会尽快提出自己的存款。如果大量客户挤提存款，将使银行迅速丧失资金流动性。
一般企业亏损倒闭只不过影响与这个企业相关的员工，可是，银行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相当多的民众，甚至破坏社会稳定。危机蔓延的程度在金融服务领域的不同部门是有差异的，但以银行领域最为严重，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Fama认为，如果单单从事资产管理，货币兑换和支付的话，根本不需要对银行业进行大规模的监管。但是，由于银行还进行着把非流动资产转化成流动负债，通过监督贷款和信号传递来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对银行业监管是完全必要的。否则，金融市场失灵可能会让银行面临恐慌性挤兑。[3]为了平息动荡，中央银行不得不扮演最终支付者的角色，动用国库来稳定局势。一家或者几家银行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最后势必要全体纳税人来负担，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也非常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因此应当防患于未然，严格实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
(1)维持金融业健康运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的风险，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银行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2)确保公平而有效地发放贷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资金的乱拨乱划，制止欺诈活动或者不恰当的风险转嫁。
(3)金融监管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贷款发放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
(4)银行倒闭不仅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且会波及国民经济的其它领域。金融监管可以确保金融服务达到一定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5)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储备和资产分配来向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传递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可以保证实现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传导机制。
(6)金融监管可以提供交易帐户，向金融市场传递违约风险信息。
许多文献一致认为，金融监管可以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问题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一定要对金融机构实行比其他企业更为严格的监督管理。
美国联邦储备法明确规定，美国的银行监管制度的目标是：维持公众对一个安全、完善和稳定的银行系统的信心；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和有竞争的银行系统服务；保护消费者；允许银行体系适应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日本国普通银行法》规定金融监管是以银行业务的公正性为前提，以维护信用确保存款人的权益，谋求金融活动的顺利进行，并为银行业务的健全而妥善地运营，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健全发展为目的。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规定金融监管的目的是：在政府一般经济政策范围内促进货币稳定及信用，有助于经济成长。在金融管理局认为公共利益所必要时可随时对金融机构提供咨询或对该金融机构提供建议，并要为确保该要求或建议的效力
发出指示。
比较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可见，美国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目标比较具体，切实。美国金融监管强调对存款者的保护，稳定金融体系，维护有效的金融体系内的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如果从条文上来讲，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基本上都差不多，关键问题在于能不能保证所规定的监管目标顺利达成。
(三)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是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及时关闭那些资不抵债的银行是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的主要理由如下：
(1)银行是一种特殊的企业。银行危机具有一般企业危机所不具有的蔓延性或传染性，如果某一家银行发生信用危机，出现挤兑，储蓄者会同时怀疑其他银行的信誉，有可能导致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崩溃，造成整个金融体制的大混乱。
(2)商业银行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货币供给。大量资不抵债银行的存在是货币流通体系的一大隐患，因为一旦商业银行信用危机蔓延，部分准备金制度下的倍数放大效应将使得大量货币突然退出流通，甚至可能引发经济萧条。
(3)及时关闭资不抵债银行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向现有银行发出信号：政府的确把商业银行作为企业对待，从而可以有效避免由于政府隐性补贴导致的呆坏帐进一步积累，有利于银行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效率。
(4)只有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才能维系储蓄者对整个银行系统的信心。
银行的自有资本代表了银行股东的金融权益。它可以用来缓冲可能出现的损失。应当以现有风险为基础来计算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的经营必然会遭遇到各种风险。如果发放的贷款不能收回，那么就难免出现资产损失。银行应当用日常的收益进行抵付。如果日常收益还不能支付资产损失，那么就必须动用银行自有资产。如果银行的损失超过了自有资本总量，那么就会损害存款人的利益。因此，不能允许银行出现资不抵债的状况。
在银行监管过程中，最怕的就是银行的经理们说假话。由于种种原因，明明他们放出的贷款已经不可能收回，成为坏帐，但是他们通过各种手法在银行帐目上做成正常。明明是已经资不抵债，在帐目上却看不出来，似乎一切正常。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银行自有资本10亿元，吸收存款100亿。税后营业收入3亿，坏帐1亿。那么扣掉坏帐损失，该银行的利润还有2亿。银行处于正常盈利状况。如果该银行的坏帐达到3亿，那么该银行就没有任何利润了。如果坏帐达到13亿，实际上，这家银行已经把它的本钱加上利润统统赔光了，那么这家银行就应当关门了。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把民众储蓄的资金也亏掉。假若金融监管机构发现银行的坏帐总额已经接近它们的自有资本，那么，及时让这家银行关门破产，不会对整个金融体制构成任何威胁。银行损失的是股东们的自有资本，储户的钱并没有损失。
怕就怕银行不说真话。通过造假帐，一直亏到20亿、30亿才被发现。就是叫这家银行破产，把它的经理都抓起来，它的自有资金只有10亿，赔光了之后还差几十个亿。怎么办？老百姓把他们的血汗钱放在银行里，如果不明不白地就不见了，当然不会答应。如果政府不出面解决问题，就难免影响局势安定。所以，一旦金融监管失误，最终还是要政府出面来收拾局面。所以，在金融学中，中央银行被称为“最后贷款者”。所以，及时搞清楚银行的坏帐状况是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果银行已经出现了较高的坏帐率，为了避免破产的命运，该银行的经理人员有可能掩盖真相。通常他们希望再争取一些时间，也许能够在今后的投资中赚取更高的利润来补上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就象输了的赌徒一样，产生了一种激励，为了能够再赌一把，他们必然会产生报假帐的动机。同时，他们会更热衷于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如果赢了自然好，如果再输了，就要闯大祸了。
因此，必须提高金融机构运作的透明度，要求金融机构能够按照统一的会计准则，向监管当局报告真实数据。在亚洲金融风暴当中，韩国、日本的许多金融机构掩盖了大量不良资产，直到出现了严重的支付危机时监管当局才发现问题，但是已经无可挽救了。我国中央银行的知情权、金融机构报表的质量、统计制度等方面都不如韩国和日本。各类金融机构做假账、说假话的现象相当普遍。从表面看来国有银行的各项指标都不错，但是各级金融机构的谎言掩盖了系统性风险。幸亏我们的金融系统还有较高的资本流动性，否则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为了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就一定要对违规行为有非常清楚的惩罚措施。金融行业不仅需要准入准则，更需要退出准则。如果银行违反规则就要有人来出示黄牌警告，直到出示红牌，把违章的金融机构及时罚下。在足球比赛中，出示黄牌或红牌的都是一个裁判员。在金融监管体系中，负责出示黄牌的应当是信息非常灵通的民营的存款审计公司和存款保险公司，而最后出示红牌的应当是中央银行。若要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处理那些经营不当的银行必须要及时、果断。一旦银行资不抵债，立即清理出场。否则，越拖毛病越大。
(四)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多元化
金融监管的要害是信息的真实性。如果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够保持其独立性，那么在各级政府机构的干预下就很难保证在监管过程中取得真实信息。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的25条“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第一条原则强调：“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参与银行组织监管的每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且享有工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资源”。这是国际上有关监管机构独立性的权威表述。
依照现行法律，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行使职能，其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须“在国务院领导下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第六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有关货币政策情况和金融监督管理情况的工作报告”。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为杜绝各级地方和部门政府对中国人民银行业务的干涉，保证中国人民银行在实施银行监管时享有必要的独立性或摆脱政治方面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已改变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状况，在全国设立了9个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级分行，重点加强对辖区内金融业监管。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中央银行一直在强调真实性监管。但是，很少有人相信各级银行的报表的真实性。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金融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因此，必须改进现有的法定监管主体的权责制度，塑造真正具有独立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管主体，防止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干预。
因为金融监管是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也是很复杂的工作，如果不是独立性很强的专门机构，就很难有效地承担和进行这种工作。
因为金融监管涉及社会各方面利益，如果监管机构没有独立性，其监管过程和目标易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那就很难做到公正、公平。
因为金融监管机构是政府系列或政府授权的机构，如果它不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其监管行为及其目标就难以摆脱政治上的干预和压力而单纯化，其监管对象即金融机构也很难按商业化原则经营。
金融监管体系必须多元化。反腐倡廉的监察机制就是这样，除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外，还要有反贪局、检察院等多种监督管理机构。单一的监管机制既不可靠，又缺乏效率。如果只有一个监管体系很容易出现信息渠道堵塞的问题。当前，贪污腐败风气甚坏，一旦负责监管的官员无能或者受贿，就很难取得准确的信息。不法奸商、贪官污吏们塞几个红包就“搞定”了。只有金融监管多元化才能够防范在金融监管领域出现行贿、受贿，从而保证金融信息的真实性。
同时，我们必须建立强制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应当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等级，哪些信息应当向金融监管部门报告，哪些信息必须向公众报告，从而保证金融监管当局和民众的知情权。
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国家都竭力避免单一的金融监管渠道。美国金融监管系统内属于联邦政府一级的机构有四家：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储蓄机构监理室。克林顿政府为了精简机构，在1993年计划成立一个新的“联邦银行委员会”以取代四家监管机构的功能。按照这个计划，联邦储备银行将只负责货币政策，不再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坚决反对这一合并，他的理由并不复杂，“单一机构的设立将使权力过分集中，容易出现官僚主义失误。”直到今天，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仍然是多头分立，互相监督。由此可见，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金融监管也不能只依靠单一途径。由此可见，多元化监管是取得准确信息、维护金融秩序的必要条件。
(五)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上的主要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的主要毛病有：监管方式单一，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缺乏监管的激励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的处罚手段，监管力度不够。
第一，目前，商业银行的监管职能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尽管负责监管的人数不少，各种监管制度和规定的条文也很清楚，但是，由于监管渠道单一必然带来信息不畅通的弊病，监管效果并不理想。
第二，由于中国人民银行不仅承担着金融监管的任务还负责执行货币政策。在中央银行的宗旨上把促进经济发展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央银行的多重目标常常相互冲突，货币政策目标与监管目标相混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中央银行监管部门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在多重目标中举措不定，缺乏独立执行监管政策的条件。
第三，靠什么激励机制来实行有效的监管呢？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在许多情况下，它们说假话的成本很低，说真话的代价却很高。在当前说假话成风的环境中，法不治众，央行监管局以及下属的各分行、支行监管处的人为什么要在监管过程中得罪人呢？
第四，在1998年金融监管的重点是违规监管，1999年监管重点是真实性监管。这些都很必要。关键问题是即使查出来违规事实，发现了假话又能怎么样？就是明知某个银行坏帐逐渐增多，能够采取什么措施呢？前不久，规定银行贷款负责人要对贷款终身负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假若银行真的出现了坏帐，拿这个行长怎么办？他就是这么点工资，难道杀了他不成？
由于国家承担了应由银行承担的风险，银行又承担了企业的风险，因此，银行利益并不取决于对风险的检测、评估等一系列财务指标，而是受监管标准和程度的左右。这种非量化的监管方式给监管部门甚至监管人员留有极大的弹性发挥余地，使其可以凭借人为的裁度相机处理国家和银行、银行和企业的矛盾，并使之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
目前，无论是哪一级的金融机构，只要是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营业的，最后，出了问题统统由中央银行来负责。其结果是，一方面，中央银行轻易不会发给金融机构营业许可，弄得在许多地方融资渠道不畅通，另一方面，背在中央银行身上的包袱越来越重。
金融监管体系的问题由来已久。每当有学术讨论会，总有许多学者严肃地指出上述问题，但是，大多数批评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下文。正是由于对金融监管体制本身没有进行认真的改革，使得金融监管的效果并不理想。金融系统大大小小的危机层出不穷，“四面起火，八方冒烟”。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司就象救火队一样，忙得不可开交。如果再不重视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只怕等到金融风险积累在了一定程度，有朝一日集中爆发出来，就要吃大亏，闯大祸了。
[1]本章综合了《民营银行二百问》中有关章节。参加这些章节写作的有陆军、史晋川、董辅仍、杨再平等人。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2]参见李德等，“中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中长期策略”，《金融热点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1.[3] Fama，“Banking in the Theory of Finance”，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6，no.1，January，1980
文章
来源莲山
商业银行监管博弈分析 篇3
【关键词】 食品安全 监管 博弈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化，越来越多的家庭食品消费依赖于工业生产。但是近年来，我国暴露出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食品掺假、造假的现象不断曝光，特别是2008年发生的具有极大影响的三鹿奶粉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空前关注。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滥用食品添加剂。表现为食品加工过程中大量使用添加剂，甚至使用国家明确禁止的化学添加剂，致使许多食品成为毒药；二是食品假冒伪劣，例如用工业酒精勾兑、假冒白酒等；三是食品污染。表现为农产品化肥、农药过量残留，畜产品激素、抗生素滥用；四是食品过期。这其中以第一种危害最大，影响最坏。
消费者出于安全考虑对食品质量安全的关注，也会促使世界各国政府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在发达国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关注食品安全，自发地组成民间团体，如妇女联合总会、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等，要求政府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以提高食品质量信息的透明度。在这个方面，如何研究生产者与监管者的相互关系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本文则试图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讨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问题。
一、文献综述
罗建（2007）较早用博弈理论来解释食品生产者与监管局之间的博弈；另外，李军鹏、傅贤治（2007）通过静态博弈的分析研究，认为食品安全问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存在是博弈均衡的必然结果；罗丙能、刘茂盛、周德翼（2007）构造了两个博弈模型来分析消费者、生产者以及政府之间的行为，即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不完全信息静态模型与生产者和政府之间的完全信息静态模型。他们在对政府动态监管模型的分析中，认为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还包含博弈主体的声誉，政府需要做的工作是要营造一个奖优惩劣的环境；冯晓宪、王彦梅（2007）在文中同时用完全信息静态模型分别分析了厂商与监管者和消费者与监管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最后得出混合战略均衡；顾宇婷、施晓江（2005），郑淑芬、吴广煤、赵林度、吴德俊（2005），张汉江、肖伟、葛伟娜、张海伦（2008），汪普庆、李春艳（2008）等都从食品供应链的角度构造了不同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这些模型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此外，秦利、王青松（2009）从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角度，探讨了政府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的有效边界和稳定的均衡条件。
二、分析框架
1、食品市场中政府和生产企业的策略分析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消费者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消费者在食品市场中处于信息劣势的地位。再加之食品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它的市场需求弹性较小，所以个体对食品市场的影响微乎其微。尤其是中国市场经济并不完善，消费者监督成本很高，因此市场均衡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政府与生产商的策略选择。
对于厂商来说，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可以获得消费者的信赖，并且得到长远的利益；而生产低质量的产品则可以获得短期利益。到底如何选择取决于厂商的期望以及政府的管制。现在假设政府是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其管制目标是政治收益最大化，而政治收益由声誉和经济绩效组成，政府监管会获得政治声誉但是同时要支付监管成本，这种成本当然是经济方面的所以会影响政府其他方面的经济绩效。这样，食品市场中政府监管取决于其成本和收益的比较。
按照边界均衡条件，如果监管收益大于监管成本，那么政府将进行监管；监管成本大于监管收益时，政府就有不进行监管的动机。生产商的目标为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如果市场或政府不能完全区分出低质量和高质量的食品，生产商就会有生产低质量食品的激励；如果市场或政府能完全区分低质量和高质量的食品，生产商就会生产高质量食品。
2、模型建立
表1给出了博弈参与人的策略空间及相关参数的假设：设政府在食品市场的策略空间为“监管或者不监管”。食品生产商控制食品生产的策略空间为“高质量或者低质量”，不论选择何种策略，其目的都是自己收益的最大化。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很难识别食品的高、低质量，所以高低质量的食品其最终销售价格都为P，食品销售量为Q，而高质量的食品的成本为CH，低质量食品的成本为CL；政府保证了食品市场的安全就获得的声誉收益为F，对于生产商的监管成本为CG，若发现问题则处罚金额为L；另外P-CL>P-CH，这保证了食品生产商生产低质量食品可以较生产高质量食品获得超额利润，即是说如果政府不进行监管，食品生产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就有生产低质量食品的可能，因为这样做对自己短期有利。
3、模型求解
首先，假设生产商是小作坊为主的小生产者。在我国食品生产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小作坊式生产商，1至2人即可成立一个小作坊；这些小作坊式生产商的生产方式简单，固定投入包括生产机器、厂房、卫生设施等，设备非常简陋，市场门槛很低，这就使得食品生产的安全性极大的降低，不安全因素极大的上升。对于这样的厂商来说，他们不追求长期利润，只追求短期收益。因此，概率q=1，此时博弈存在的纳什均衡是厂商生产低质量产品，而政府选择不监管。
由于这些小作坊食品生产厂商的成本其实是比较低下的，而其获得的短期超额利润却是相当可观的。这些小作坊生产商很多没有获得生产许可，而且有很多还是秘密生产的，这就为政府的检查监管带来了高昂的成本。同时，这种高昂的成本并不能通过追加处罚而得到弥补，在政府声誉收益一定的情况下，作为经济人的政府进行监管是得不偿失的。因而对小规模生产商而言，市场均衡就是“低质量，不监管”，即在对小规模的生产商进行规制时就可能发生监管不足的问题。
其次，假设生产商是大品牌的企业，此时我们发现这个博弈不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下面给出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的求解。我们假设政府监管的概率为a，不监管概率为b；生产商的产品高质量概率为p，低质量概率为q。其中a+b=1，p+q=1。通过对双方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求解出最优的a*=（CH-CL）*Q/L；p*=CG/（2F+L）。也就是说，政府的最优决策是以a*的概率监管，而企业的最优决策是以p*的概率生产高质量产品。
最后，由于政府对大规模的生产商的检查等各项的监管成本较低，而且可以容易地对大规模的生产商追加对低质量食品的重处罚，因此大规模的生产商生产低质量食品的概率是较小的。同时政府也只需要以较小的监管概率保证食品市场的安全，这就是说对于大规模的食品生产商而言，政府的监管是有效率的。
三、结论与建议
第一，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信息透明度不够。博弈中最后的均衡主要受到信息是否对称的影响，若信息不对称则会加大监管难度。由于我国缺乏全国统一的网上信息披露系统，一些食品企业违法生产即使受到处罚，也不会在全国范围进行披露，导致违法成本低下。另外，如果没有食品安全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就不能准确把握食品安全形式，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才刚刚起步。
第二，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内部不能统一协调。我国实行条块分割的监管体制，条块分割分治的监管体制所凸现的缺陷非常明显。由于监管机构的混乱，使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漏洞百出，有效性大打折扣。在这样的监管格局下，各个部门只关心本部门利益，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监管部门应对无力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部门职责划分不清，分工不明确；政出多门，多头执法，监管职能交叉重叠，部门之间互相掣肘的情况时有发生；职权交叉和责任真空的出现在所难免，一旦发生问题推诿责任的现象司空见惯，彼此无法做到明确分工，协调配合，食品安全监管难以形成合力；因此建立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势在必行。
第三，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惩罚力度不够。事实上，目前大部分的食品违法违规问题不是生产中的过失行为而是商家故意所为，很多企业有多套生产工具，产品质量控制的问题是事先的安排而非能力不够或者管理失误。因此我们建议对厂家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的处罚力度，应参照世界通行的做法，加大惩罚力度。对无证无照的生产者，要追究相关当事人的民事与刑事责任，使得违法者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只有加大打击力度，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第四，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缺乏有效的责任追究制度。由于目前没有形成对政府监管的失职行为责任追究制度，在当前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不够完善的条件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广泛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类似这样的政府失灵行为，有必要加强对于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加强责任追究，实现阳光执法。
（注：基金项目：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项目“基于博弈视角的食品安全监管博弈与对策研究”（20102110）；天津科技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食品安全监管博弈与企业道德风险的防范”（20100308）；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来源与控制研究”（71141019）的大力支持。）
【参考文献】
[1] 罗丙能、刘茂盛、周德翼：食品安全中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行为的博弈分析及对我国食品安全管理的启示[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
[2] 冯晓宪、王彦梅：公共食品安全问题中的博弈分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3] 李军鹏、傅贤治：基于市场失灵的食品安全监管博弈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2007（7）．
[4] 顾宇婷、施晓江：食品供应链环节的监管博弈[J].中国食品药品监督，2005（7）．
[5] 郑淑芬、吴广煤、赵林度、吴德俊：食品供应链安全问题的信号博弈模型[J].物流技术，2005（10）．
[6] 喻玲：试论对食品安全监管者的再监管[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2）．
[7] 陈国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与监管研究[D].暨南大学，2008.
银行业监管的博弈分析 篇4
银行监管是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简称，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监督是察看督促，管理是指照管约束。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Supervise是指照看、主管或检查。Regulate是指决定、确立或控制；依一定的规则、方法或确立的模式进行调整；依规则或限制进行指导；受管理性原则或法律的管辖。Banking Supervision是指监督银行的运行状况和要求银行必须持续不断地按照法规和政策经营。Banking Regulation是指制约银行运作的法律、规则的框架。有学者认为银行监管是指银行监管机构依法利用公权力对银行及其活动进行直接限制和约束的一系行为的总称。还有学者认为银行监管是指银行监管机构依法对银行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经营活动实施规制和约束，促使其依法运行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又有学者将监管分为宏观监管、中观监管和微观监管。宏观监管是指国际性的联合监管，目前以巴塞尔银行监控委员会及其一系列法规、文件和准则为代表。中观监管是指各国央行对本国的银行业监督管理。微观监管是指银行业的自律管理。
二、银行监管与博弈论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说，“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了解。”博弈论（game theory）就是研究利益冲突的主体人对局的理论。如前所述，笔者认为银行监管的实质是对银行业相关主体利益均衡，银行监管法实质是银行业相关主体的利益反复博弈的结果。
博弈论的经典例子“囚徒的困境”说明社会中每个个体只为自身利益打算时，即使大家都遵守社会规则，个体的行为是不一定符合集体或社会的利益的，甚至也不一定真能实现个体的最佳利益，所以政府协调监管是不可缺少的，并由此对银行监管进行博弈分析。
金融市场主体的个体理性和金融市场的集体理性之间、金融主体之间的利益是有冲突的。一般而言，一个金融主体对待另外一个金融主体的态度是不合作的非理性选择。
银行能够保持稳健经营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存款者对它有信心，只有存款者不同时提款，才能使银行将资产持有至到期日，不因银行提前变现而发生亏损。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存款者的利益不受损害。但如果出现了突发性事件，使提款加速，那么对每一个存款者的理性选择就是趁银行没有倒闭之前加入挤提行列，而挤提行为是集体的非理性，其最终的结局就是存款者与银行同时受损———存款者全部或部分存款无法兑付，银行破产，甚至引发系统性危机。
三、银行业监管的博弈分析
1、银行监管必要性的博弈分析
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来论证银行监管必要性的理论不少，但运用博弈论及相关模型去计量银行内在的不稳定，得出了监管银行经营活动必要性结论的研究不多，戴蒙德和戴维格D (Diamond&Dybvig）银行挤兑模型堪称代表。下面就运用博弈论对银行挤提的必然性进行简要具体分析。
两个投资者每人存入银行一笔存款D，银行已将这些存款投入一个长期项目。如果在该项目到期前银行被迫对投资者变现，共可收回2r，这里D>r>D/2。不过，如果银行允许投资项目到期，则项目共取得2R，这里R>D。
有两个日期，投资者可以从银行提款：日期1在银行的投资项目到期之前，日期2则在到期之后。为使分析简化，假设不存在贴现。如果两个投资者都在日期1提款，则每人可得到r，博弈结束。如果只有一个投资者在日期1提款，他可得到D，另一人得到2r-D，博弈结束。如果两人都不在日期1提款，则项目结束后投资者在日期2进行提款决策。如果两个投资者都在日期2提款，则每人得到R，博弈结束。如果只有一个投资者在日期2提款，则他得到2R-D，另一人得到D，博弈结束。最后，如果在日期2两个投资者都不提款，则银行向每个投资者返还R，博弈结束。
现在一般性地分析这一问题的解题思路。两个投资者在日期1和日期2的收益情况（作为他们在那时提款决策的函数），可以用下面的两个标准式博弈表示。注意这里日期1的标准式博弈是不规范的：如果在日期1两个投资者都选择不提款，则没有与之对应的收益，这时投资者要继续进行日期2的博弈。
从后往前分析此博弈。先考虑日期2的标准式博弈。由于R>D（并且由此可得2R-D>R），“提款”严格优于“不提款”，那么这一博弈有惟一的纳什均衡：两个投资者都将提款，最终收益为（R, R）。由于不存在贴现，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一收益替入日期1的标准式博弈双方都不提款时的情况。由于r<D（并且由此可得2r-D<r），这一由两阶段博弈变形得到的单阶段博弈存在两个纯战略纳什均衡：一是两个投资者都提款，最终收益情况为（r, r）；二是两个投资者都不提款，最终收益为（R, R）。从而，最终的两阶段银行挤提博弈就有两个博弈精练解：一是两个投资者都在日期1提款，两人的收益分别是（r, r）；二是两个投资者都不在日期1提款，而在日期2提款，两个在日期2的收益分别为（R, R）。
前一种结果可以解释为对银行的一次挤提。如果投资者1相信投资者2将在日期1提款，则投资者1的最优反应也是去提款，即使他们等到日期2再去提款的话两个的福利都会提高。这里的银行挤提博弈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囚徒的困境：虽然两个博弈都存在一个对整个社会是低效率的纳什均衡；但在囚徒困境中这一均衡是惟一的（并且是参与者的严格占优战略），而在这里还同时存在另一个有效率的均衡。从而，这一模型并不能预测何时会发生对银行的挤提，但的确显示出挤提会作为一个均衡结果而出现。
因此，在市场中，银行业会出现大量的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垄断、外部性等导致市场失灵的问题，如果让银行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进行自发地配置金融资源，金融资源会因为市场失灵而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所以，为了纠正市场失灵问题，必须对银行业进行监管。
2、监管工作各主体的博弈策略
监管者与被监管者是主要的博弈双方，它们在监管工作中形成矛盾的主要方面；地方政府是不请自来的第三方，它更多的扮演一个仲裁、调和者的角色。在监管工作中，监管者、被监管者和地方政府都权衡自己的利益成本，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博弈策略。
(1）监管者。在监管工作中监管者居于主导地位，他们依法严格监管的主要收益：获得单位领导和上级部门承认，取得所谓政绩，得到被监管者的尊重，维护一方的金融秩序，在目前的收入分配体制下，依法严格监管者并不会得到应有物质利益。主要的成本：得罪被监管机构，与被监管机构关系紧张，如果地方政府站在被监管机构一方的立场上，也会与地方政府形成一定的对立，在今后的工作难以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衡量成本与收益，如果监管者的劳动得不到领导和上级的承认，监管行为又得不到有效的监督，根据趋利避害、有利于己的原则，一些监管者会采取这样的策略：上边既能过得去，下边也不去开罪，检查走过场，感情多联络，使监管工作处在低效、失效的状态，见表1。
(2）被监管者。实际工作中，如果只对被监管机构提出整改意见，被监管者大都可以愉快接受，如果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则对被监管者来说只有成本没有收益，成本主要表现在：罚款经济上受到损失，处理人个人前途受到较大地影响，向上级领导无法交差，机构声誉受到损坏。根据依法监管的原则，配合监管、主动交待金融机构只会博得一个态度好的虚名，依然逃脱不了被处理的命运，说情、抵赖也许会加重处罚，也许会绝处逢生，各拥有50%的机率，权衡利害得失几乎所有的被监管者都会选择抵赖和说情的策略，见表2。
(3）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监管博弈中可以说是不请自来的第三者，它无需付出成本，不论结果怎样都会赢得各种方式的收益：如果把情讲得下来，金融机构自然会感恩戴德，在支持地方上项目融资中尽最大地努力，政府的威望在金融机构中会直线上升，以后工作中金融机构如不配合，再遇到麻烦政府就不会再予以协调；如果情讲不下来，反正我已尽了最大地力量，心已尽到了。因此在监管的博弈中，地方政府总是站在金融机构的一边又打又压乐此不疲地进行各种形式的协调，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见表3。
3、监管工作中博弈的均衡分析
在分析了监管工作中各主体的博弈策略后，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监管工作中的博弈模型，更深入地分析监管博弈中的均衡情况。监管者、被监管者和地方政府的三方博弈模型如模型1、2。
(1）子模型1的均衡解是a2。在监管博弈中，地方政府几乎毫无例外要选择调和的策略，因为它毫无成本付出，选择调和可以很轻松地在金融机构中先得一分。对当事金融机构而言，选择合作和监管部门处理好关系诚然十分重要，但是在面对行政处理、经济处罚和声誉受损的时候，大多数金融机构还是选择了抵抗和说情，正面的反抗可能导致监管者更严厉的惩罚，但是侧面的说情、诉苦往往会引起监管者的同情，对检查结果作一些技术性处理，逃脱法律的惩处。在严格监管的条件下，个别情况说情可能会遭到惩处，但是逃生的机率也很大，二者分别占40%和60%的机率。因此，子模型1.1的均衡解是a2，这是各方均理性的选择对自己最优策略的结果。
(2）子模型1.2的均衡解是a4。同样的道理，政府会选择调和的立场，我们对此不再赘述。即使在比较宽松的监管氛围下，如果监管者把检查出来的一些问题逐级上报，按法律和程序进行办事，被监管者仍然不能避免受罚受损的结局，在理性思维的支配下，选择说情仍是其必然的选择，宽松监管、关系良好更增大了说情成功的可能性，在地方政府的斡旋和压力下，监管者似乎也找到了退一步与人为善的理由，因此，a4也就成为子模型1.2的均衡解。社会就像一个生态圈，三方都是智者，但是却造成了监管的低效和失效。
(3）严格监管和宽松监管的选择。严格监管还是宽松监管？这是很多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严格监管的主要前提条件：一是监管者所辖金融运行不太良好，金融秩序混乱，有可能酿成一定程度的金融风险，监管者担心背负较大的责任；二是具有严格的监管问责制，对监管者的再监管比较到位；三是被监管者藐视监管者，两者关系紧张，监管权威受到挑战；四是主要监管领导年富力强，事业心强，想做出一番政绩；五是具有良好的绩效考核机制，监管者的劳动能得到上级领导的承认。宽松监管主要的形成条件则与此相反，主要有如金融运行良好、与被监管者具有良好的个人关系、绩效考核不合理、监管问责不到位等。
摘要：金融危机使银行监管显得尤为重要, 文章应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 分析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监管者与地方政府、被监管者与地方政府之间矛盾的基础上, 建立监管者、被监管者、地方政府三方的银行监管博弈模型并求出其均衡解。
关键词：银行监管,博弈,均衡
参考文献
[1]吕菁: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2]赵渤:中国金融监管[M].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3]王春永:博弈论的诡计[M].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7.
[4]王则柯、李杰:博弈论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5]范如国、韩民春:博弈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6]高鸿业:西方经济学 (微观部分)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商业银行监管博弈分析 篇5
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监管部门；博弈模型分析
中图分类号 F830.9 文献标识码 A
1 引 言
2012年，谢平等提出互联网金融的概念.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主要包括互联网支付、P2P网络借贷、众筹融资、金融机构创新型互联网平台等方面.在互联网支付领域，截至2015年8月，已有 270家第三方支付机构获得许可，仅2015年上半年，支付机构共处理网络支付业务349.42亿笔，金额总计达到20.17万亿元.在P2P网络借贷领域，截至2015年8月，P2P网络借贷平台已有3 259家，累计成交量已经达到8 635亿元.在众筹融资领域，截至2015年8月，全国正常运营的众筹融资平台已达到230家.在金融机构创新型互联网平台领域，以建设银行“善融商务”、交通银行“交博汇”、招商银行“非常e购”以及华夏银行“电商快线”等为代表.第一家网络保险公司“众安在线”也于2013年9月开业.互联网金融以其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与创新型业务处理模式为我国金融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潜在风险，比如P2P平台出现了包括以P2P名义的恶意诈骗、经营不善而倒闭、实际控制人跑路、平台提现困难等四方面问题，从2013年截止到2015年8月底共有26家平台实际控制人跑路.因此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有待于金融监管部门立法整顿并规范其运营.-
互联网金融是国内目前的学术研究热点之一.谢平、邹传伟等（2012）[1]认为：互联网金融会冲击现有的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资本市场理论，并提出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金融监管部门应聚焦风险管理，包括市场风险管理、信用风险管理以及风险转移和风险分担等，而监管的形态有审慎监管、金融市场与行为监管以及金融消费者保护.冯娟娟（2013）[2]认为：发展互联网金融有利于推进我国传统金融业的改革，但金融监管部门面对如何做到既能充分包容创新又能确保监管到位的新挑战，从金融监管的视角，提出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构建多层次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以及加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建议促进我国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张芬、吴江（2013）[3]通过对国外互联网金融监管模式的分析并结合国内互联网金融存在的风险，认为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做到创新金融监管思路以提升监管质量和效能、完善行业监管措施以促进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等.胡晓炼（2013）[4]认为：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的增强，金融机构国际化和综合化经营的内在驱动，金融创新和新的金融业态和经营方式的不断涌现，使我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对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张晓朴（2014）[5]在肯定互联网金融对国民经济的正面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国外的监管模式，提出我国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应当体现开放性、包容性、适应性.魏鹏（2014）[6]通过分析国内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风险特征及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国际经验，认为国内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应从确立监管原则、敦促行业自律、加快法律建设以及明确业务范围等四个方面着手.杜杨（2015）[7]通过建立创新路径和监管演化博弈模型，利用复制动态进化机理分别分析创新与监管模型中的群体博弈局势的变化形态，并从创新及监管两个方面提出了建议.苏颖、芮正云（2015）[8]从演化博弈视角证明政府监管对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自我规范有着重要的作用，从而提出政府应从完善风控体系、加强信息安全以及建立监管机制等三个方面规范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国外学术界对互联网金融及其监管的研究起步较早.Nicholas Economides（2001）[9]认为：科技发展尤其是互联网发展必定会对金融行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可能超过预期，在分析互联网对金融领域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不能忽视其存在着个人信息泄露等一系列的安全隐患.Syed Ali Raza， Nida Hanif（2014）[10-] -通过分别对210名本国消费者和151名外国消费者的调查发现，影响外国消费者使用网上银行的因素主要有网络银行的作用及风险感知、信息了解和安全及隐私保护等方面，而影响本国消费者使用网上银行的因素主要是政府的支持；以及银行应该在简化信息披露渠道、提高消费者权益的同时加强网络安全建设以及客户隐私保护.金融互联网化的创新性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也加深了企业对互联网金融的依赖.René Bohnsack，Jonatan Pinkse，Ans Kolk（2013）[1-1]认为：现代企业正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的演化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企业最终会借助电子媒介综合发展.因此，未来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会从线下转到线上，而加强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正是大势所趋.Emanuele Brancati（2015）[1-2-] -通过研究发现，在传统业务中，对资金需求最大的中小企业却获得了较少的贷款供给，因而迫切需要金融创新来满足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Antoine Martin， Bruno M. Parigi（2013）[1-3-] -从风险、成本的角度，探讨了金融创新的重要性及监管的负面性，提出政府应采取激励性监管措施，促进金融的健康发展.
国内外学者都对互联网金融及其监管进行了一些分析与探讨，但大都是对现有经济现象的描述及现有监管措施的补充.虽然有学者从模型角度来分析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创新及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之间关系，但并未对模型有效性进行验证.本文在分析互联网金融发展背景的基础上，引入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互联网金融企业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动态博弈过程，并结合监管条例的出台过程分析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创新与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边界.
2 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边界的博弈行为分析
互联网金融创新金融业务游荡于监管体系之边界，一旦发生系统性风险，就会冲击现有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对互联网金融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是必要的.如果监管部门因专注于互联网金融风险而监管过于严格，互联网金融创新业务就会可能受到限制过多，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可能因为创新风险与成本过高而放弃金融创新，从而不利于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与金融监管部门都会考虑对方的决策行为来制定各自策略，从而形成一个动态博弈过程，因此引入动态博弈模型来分析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行为.
作为博弈参与者的金融监管部门目的是维持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并不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即金融监管部门并不完全符合理性人假设.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创新金融业务的动机是企业利润最大化，也不会主动或完全向市场以及金融监管部门披露自身经营信息，从而产生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由此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不满足传统博弈论分析的假设条件，因此引入并不要求参与者完全理性、信息完全对称的演化博弈模型来更为准确的反映两者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
博弈模型的基本假设为：1）行为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即博弈双方并不是或者并不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2）行为主体的博弈是一个相互认知的过程，博弈双方会因对方的行为作出相应的调整，直到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3）博弈过程是动态的，并且市场中存在信息不对称.4）对于策略空间，金融监管部门选择监管或者不监管，如果监管部门选择进行一定的力度来监管，将会产生一定的人力物力成本及外部性收益；金融监管部门若不监管，则不存在人力物力成本并且可以使社会享受由创新型金融所带来的收益，但可能产生一些潜在的风险.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对于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内容及其监管力度，结合利益最大化原则来选择是否接受监管.如果以一定的概率接受监管，则相对于没有监管时存在一定的损失，但由于监管可以规避一些风险，从而也产生一定的收益；反之，若不接受监管，就会在享受创新业务带来收益的同时承担一定的风险损失及监管部门的处罚成本.
3 博弈模型构建及其求解分析
3.1 模型建立
博弈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金融监管部门，另一类是互联网金融创新业务的主体.金融监管部门的策略选择有监管或者不监管，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的策略选择是接受监管或者不接受监
3.2 互联网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演化博弈分析
如果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与金融监管部门都满足理性人假设，在互联网金融出现时，假设金融监管部门能及时觉察到金融市场的变化以及有足够的应变能力，那么在完全理性的状态下，政府会对监管与不监管之后的收益进行衡量，如表1所示，若R11--C1>R12--S1，则金融监管部门会选择监管；反之则会选择不监管.当金融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后，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在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会对自己接受与不接受监管后的收益进行衡量，若R21--C2>R22--S2-F，则接受监管，均衡结果为（监管，接受监管）；反之，则不接受监管，均衡结果变为（监管，不接受监管）.当金融监管部门在衡量得失后决定不监管时（如果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在无监管的条件下意识到无限延伸业务领域可能带来的风险后果时，会主动减少风险领域的创新，为方便起见，假设其效果同接受金融部门监管一样，为R21-- C2，此时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会对自己接受或者不接受监管后的收益再次进行衡量，若R21-- C2>R22--S2，则会主动接受监管，此时的均衡结果为（不监管，接受监管）；反之，则不接受监管，均衡结果为（不监管，不接受监管）.但在现实情况中，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是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而非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也可能考虑到若不接受监管可能遭受的风险冲击而会有一些非理性行为，用简单的传统博弈模型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博弈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因此引进演化博弈模型能够更好地反映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与金融监管部门在博弈中不断优化的演变过程.
假设金融监管部门对互联网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管力度为p，其中0 3.2.1 金融监管部门行为的演化 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监管的期望收益为E11-，不监管的期望收益为E12-，平均期望收益为E1-，分别由如式（1）～（3）计算： 3.2.3 金融监管部门与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动态 稳定性分析 上述分析可以发现，p0=0，q0=0和p0=1，q0=1金融监管部门与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在博弈过程中的均衡状态.如图4的动态图（g）中表现为B和C两个区域是演化稳定区域，而A和D均未达到均衡状态. 在B区域中，由于p>p0，所以q会逐渐增大到稳定状态q=q0=1，；而由于q>q0，所以p会逐渐增大到稳定状态p= p0=1.即随着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有效性增加，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发现在更为规范的金融市场中受益更多，因而选择接受监管；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创新主体选择接受监管，金融监管部门也意识到有效的监管措施能为金融市场带来较大的收益，因而选择监管，博弈的最终结果是（监管，接受监管）.而在C区域中则正好相反，p 在A区域，由于p 在金融监管部门与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的演化博弈中，博弈的最终结果取决于监管部门监管措施的有效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收益的大小.一般来说，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初期，创新产品良莠不齐，金融机制的不完善使得信用风险及其他系统性风险频发，此时金融监管部门会加强监管，从而有效防范各类风险的发生，保障公众的利益.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相对完善的成熟期，整个金融领域的法制体系比较完善，各种金融机制趋于健全，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的运营及其业务的开展都比较规范，此时金融监管部门会选择放松监管，使得互联网金融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环境中得到更大的发展. 3 案例分析：监管条例出台的动态博弈过程 从前文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在确定金融监管部门对互联网金融业务创新的监管力度以及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接受监管的概率之前，博弈双方会根据各自所代表的利益关系进行一个动态的演化博弈过程.201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其他相关部门拟定印发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是金融监管部门与互联网金融企业之间不断博弈的结果.- 第一阶段（2014年之前）没有监管边界：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部门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起源可以追溯到1998年11月北京市政府与中央部委共同确定首信易支付为网上交易与支付中介的示范平台.在随后几年时间内，相继出现了P2P网贷、众筹、第三方支付、电商小额贷款等互联网金融创新业务.2013年，阿里巴巴通过余额宝涉足互联网金融，腾讯、百度、京东、苏宁等企业也陆续推出了相关的互联网金融业务.传统金融服务通过20%的客户来赚取80%的利润，互联网金融则利用新的思想和新的技术来服务80%的该被服务好而没被服务好的企业，并发掘并开辟中国金融行业巨大的增长前景.而监管部门则肯定并鼓励互联网金融进一步创新.其中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肯定了互联网金融在扩大微型金融服务供给，拓展投资渠道，丰富投资产品，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推进利率市场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互联网金融业务是新事物，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与发展. 第二阶段（2014年至2015年7月8日公布《指导意见》）双方博弈边界：互联网金融风险暴露与监管部门开始拟定监管计划.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初期，监管部门还未制定相应的监管措施，高利润与低市场准入使得互联网金融进入了一个野蛮增长的阶段，伴随同步增长的是潜在的风险因素.以P2P网贷为例，截至2014年12月，全国累计问题平台数量367家，而截至《指导意见》印发之前的2015年6月，全国累计问题平台数量达到786家.仅半年时间，问题平台数量新增419家.出现问题平台集中在跑路、停业以及提现困难等方面，且多数问题平台涉及人数都在千人以上，涉案金额动辄上亿.宜信创始人唐宁认为，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良莠不齐，使得整个行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信用风险、欺诈风险.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事件在让大众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的同时，也让各界对其安全性提出了质疑，于是纷纷提出监管部门应该对互联网金融加强监管.谢平（2014）[1-4-] -在论证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和特殊性之后，提出监管要把握必要性、一般性、特殊性、一致性以及差异性等五个要点.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在支持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创新的同时，将适当采取措施对可能产生的流动性、价格波动等风险加以引导和防范.周小川也表示，会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对互联网金融进行适度监管. 第三阶段（《指导意见》出台至今）确认监管边界：监管部门出台监管政策与互联网金融企业接受监管.在历时近两年的调研评估之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其他相关部门拟定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于2015年7月18日正式印发，初步确立了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监管的框架.《指导意见》的总要求是“鼓励创新、防范风险、趋利避害、健康发展”，原则是“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监管方案是人民银行负责互联网支付业务、银监会负责包括个体网络贷款和网络小额贷款以及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证监会负责股权众筹融资和互联网基金销售以及保监会负责互联网保险等.鉴于互联网金融风险给互联网金融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冲击，互联网金融企业纷纷表示支持中国人民银行《指导意见》.玖富创始人兼CEO孙雷表示，《指导意见》对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玖富与央行意见高度一致.就业贷联合创始人、董事长耿欢欢表示，互联网金融指导意见推动P2P加速净化，引导行业朝着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人人贷董事长杨一夫在2015中国互联网大会之互联网高层年会上也表示合规可控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要逻辑. 监管部门对经济金融市场稳定目标的设定以及互联网金融企业对长期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催生了《指导意见》，双方的博弈结果是监管部门适度监管，互联网金融企业接受监管，与上文动态博弈模型分析的逻辑相一致. 参考文献 [1] 谢平，邹传伟.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J].金融研究，2012（12）：11-22. [2] 冯娟娟.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问题研究[J].时代金融， 2013（10）：20-24. [3] 张芬，吴江.国外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金融与经济，2013（11）：53-56. [4] 胡晓炼.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促进金融业稳健发展[J]. 中国产经，2013（10）：32-33. [5] 张晓朴.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原则：探索新金融监管范式[J].金融监管研究，2014（2）：6-17. [6] 魏鹏.中国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与监管研究[J].金融论坛， 2014（2）：3-16. [7] 杜杨.基于动态演化博弈的互联网金融创新路径与监管策略[J].统计与决策，2015（17）：37-41. [8] 苏颖，芮正云.互联网金融发展与政府监管体系催生——基于演化博弈视角[J].财会通讯，2015（11）：19-22. [9] Nicholas ECONOMIDES.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financial markets[J]. Journal of Financial Transformation， 2001（1）：8-13. [10]René BOHNSACK， Jonatan PINKSE， Ans KOLK. Business models for sustainable technologies：exploring businessmodel evolution in the case of electric vehicles[J]. Research Policy， 2014（43）：284–300. [11]Syedali RAZA， Nida HANIF. Factors affecting internet banking adoption amo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customers ： a case of pakista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Finance， 2013， 7（1）：82-96. [12]Emanuele BRANCATI. Innovation financing and the role of relationship lending for SME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5， 44（2）：449-473. [13]Antoine MARTIN， Bruno M. PARIGI. Bank Capital Regulation and Structured Finance [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13， 45（1）：87-119. 2009 年硅谷银行在上海设立代表处,激发了中国科技银行加入到风险企业融资的市场的热情。以科技银行为主的新型贷款模式在传统中小企业贷款模式(即“银行—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模式)中引入风险投资,对打破中小企业融资瓶颈有着重要意义。科技银行相比传统国有银行,突破了债券式投资和股权式投资的限制,连接了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其客户必须是风投公司支持的企业,以资产支持性的信贷为主,与客户签订以技术专利作为抵押担保。在国外科技银行与风投公司投资风险企业的投资活动可谓如影随形,如Douglas(2006)和A.Thillai(2010)分别以美国和印度为背景,探讨风险投资逆向选择与资本结构相关联性[1~2]。在国内新生的科技银行对风险企业投资的研究也与日俱增,如奚飞(2009)、韩士德(2010)均提出适合我国中小企业的两种新型融资方式[3~4],唐毅、郭欢(2012)通过研究提出发展各类中小金融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根本出路[5]。 本文从风险企业发展融资入手,从科技银行的角度用博弈的方法研究了科技银行与风投公司在投入风险企业之后由于监管成本的变动两者的合作博弈关系。 二、科技银行与风险投资公司的监管博弈模型构建 (一)模型假设 假设1:科技银行与风投公司都是理性经济人,二者共同投资于风险企业技术创新。 假设2:科技银行与风投公司在对同一风险企业投资后进行的博弈是有限次的博弈。假设科技银行采用分阶段投资,则其与风投公司的竞合博弈将会是在有限次内进行的,且次数较为确定。这符合重复次数为确定有限次的重复博弈定理,考虑T-1 次,采用重复2 次均衡策略以外的策略在收益上不会比坚持纳什均衡多。 假设3:风险企业创新成功的概率为P。风投公司是以股权式投资,获得企业成功利润为Y,否则为0;科技银行主要以债务形式投资,股权式投资只为风险企业成功后分取的红利,假设风险企业研发成功与不成功,科技银行获得利润分别为X和D。C1代表当二者合作时,科技银行加派的监管成本;当一方合作另一方不合作时,合作的一方会增加C2监管成本。当科技银行采取不合作时,其会多加派C3的成本去监管和收集信息;风投公司采取不合作时,不影响其利润,则不会多派监管成本。 (二)模型推演 博弈矩形(见上表),是在风险企业成功概率P基础上所得到的利润期望,可以看出: 1.当C3>C2>C1,最优均衡解为(合作,合作)。可以看出,当科技银行采取不合作加派的成本C3最大时,科技银行所面临的管理风险会加大。 2.当C3>C1>C2最优均衡解也为(合作,合作)的策略。即使两者合作时科技银行加派成本C1大于单方不合作时的加派成本C2,也不影响两者的最优均衡组合。 3.当C1>C3>C2,则应该存在混合均衡。设科技银行(B)合作的概率为α,风投公司(V)合作的概率为β, 则二者都合作的概率为主要依赖于(C3-C2)和(C1-C3)的差值大小,现实中,如果二者合作时加派的成本是最大,科技银行应理性估计其合作的可能值,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解。 4.C1>C2>C3,二者纳什均衡解是(不合作,不合作),当科技银行不合作所加派的监管成本C3最小时,而获得的收益概率一样时,理性的科技银行应该选择不合作。 5.当C2>C3>C1,最优均衡解为(不合作,不合作),(合作,合作),二者存在协调博弈,由于C3>C1,则(合作,合作)是帕累托占优的。 6.C2>C1>C3最优解为(不合作,不合作),当单方博弈人合作加派成本C2最大,同时二者合作比银行不合作所加派成本大时,理性的博弈双方应选择二者不合作方案。 (三)模型结论 从以上有限次博弈中,可以看出科技银行与风投公司在对风险企业投资后期,由于监管成本的变动,引起二者之间竞合博弈关系的变动。当科技银行采取不合作方式所加派的监管成本C3大于二者合作时其加派的监管成本C1时,理性的科技银行应该选择与风投公司合作,这更符合于实际;当只有其中一方合作时所加派的成本C2最大时存在协调博弈,但从博弈矩阵可观察出(合作,合作)是帕累托占优的。当C1>C3>C2时二者将会出现混合均衡,混合均衡结果概率与其(C1-C3)和(C3-C2)的差值有关。 三、结束语 本文以博弈的方式探讨了科技银行与风投公司在对风险企业投资后期二者对于选择合作与不合作的动态趋向,以接近实际的分析中,二者选择合作可以规避一部分风险,且在合作博弈中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可以看出二者实行合作更有利于对风险企业加强监管。就科技银行的风险投资,可从以下几方面予以改善: (1)政府促成科技银行与国家财政部、银监会等机构之间联系与沟通,同时还应适量给予其政策优惠。(2)风险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应考虑风险投资的吸收,向科技银行提供相对详尽的盈利模式计划。对于实力薄弱的单个风险企业,应汇聚成集群式风险企业以吸引科技银行投资。(3)科技银行在风险企业投资后时期,应合理制定有效的成本配置方案,形成与风投之间的合作拍档关系;并积极加强与政府、其他银行、担保公司等非风投投资者之间的联系。 参考文献 [1]Douglas Cumming.Adverse selection and capital structure:evidence from venture capital[J].Entrepreneurship:Theory&Practice,2006,(2):155-183. [2]A.Thillai Rajan.Roundtable on value creation from venture capital and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s:the Indian context[J].Journal of Private Equity,2010,(2):67-75. [3]奚飞.美国硅谷银行模式对我国中小科技企业的融资启示[J].现代经济,2010,(20):110-112. [4]韩士德.科技银行直面中小企业融资难题[J].华东科技,2010,(11):70-71. 会计监管是会计监督管理的简称, 是指会计监督主体按照激励和约束机制并运用一定监管方法作用于监管客体并能产生一定积极效果的监督机制, 即通过会计检查、督促和控制等工作过程和手段, 对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过程及其结果进行监督管理。会计监管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会计目标的实现。《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明确提出,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 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因此, 会计监管的目标受财务会计报告目标的影响也可以表述成两种, 一是决策有用会计监管目标论, 另一个是受托责任会计监管目标论。 决策有用论认为会计监管的目标就是为了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对他们的决策有用的信息。受托责任监管论认为会计监管的目标是在于控制企业的经济活动, 以完成对各种委托人的受托责任。 二、会计监管的博弈分析 基本模型选择纳什的2×2博弈模型。在该模型中, 有甲乙两个局中人, 甲有两个纯策略———U与D, 乙的纯策略空间也有两种选择———L与R。其盈利矩阵如图1: 设乙取定L时, 甲取U时盈利为a, 取D时盈利为c, 此时甲的最佳反应仅需比较a与c的大小, 假设a>c, 即甲在乙取策略L时的最佳反应是U。同样在固定乙取R时, 比较b与d的大小, 倘若b>d, 则甲取定U;换个角度, 若甲取定U, 乙取何策略为最佳反应呢?只需比较e与f的大小, 假设e>f, 乙取L, 若甲取定D, 则比较g与h的大小。这说明相对于L, 甲取U为最佳反应, 相对于L, 乙取U为最佳反应, 依定义 (U, L) 为Nash均衡, 当且仅当a≥c, e≥f同时成立。 无论是决策有用会计监管目标论还是受托责任会计监管目标论, 会计监管最直接的任务就是要让监管的会计信息真实, 要让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减少舞弊行为,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会计监管的必要性。在纳什的2×2博弈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非合作的静态博弈模型。静态博弈指参与者同时采取行动, 或者虽然参与者的行动有先后顺序但是后行动的不知道先行动的行动。对于会计监管部门和企业来说, 企业决策在先, 监管部门监管在后, 但是监管部门并不知道企业是否舞弊。可以使用静态博弈模型来进行分析。模型中博弈双方为企业和监管部门, 两者都是风险中立者, 企业可以选择造假和不造假, 监管部门可以选择监管和不监管。 假设: (1) 企业做假账所得收益为m (m>0) , 企业不做假账时所得收益为-m。 (2) 企业如果做假账, 被查出后将被处罚n (n>0) 。 (3) 监管部门的监督成本为c (c>0) , 监管部门如果不监督则节约成本c。 先看简单的情形, 假设有外部监管就能发现造假行为, 不监管造假就不会被发现, 得到会计监管的博弈矩阵如表1: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监管, 企业造假能取得收益m, 不造假则损失m, 那企业肯定选择造假, 其收益为m, 所以监管是肯定需要的。在监管的情形下, 企业对于造假还是不造假的选择取决于n和m的比较。如果n>m, 即对造假的处罚大于企业的造假收益, 则-m>-n, 企业肯定选择不造假, 反之则选择造假, 在这种情况下加大处罚力度是肯定的。但现实情况要复杂的多, 监管不一定就能查出造假, 而且很多会计造假并不是由监管部门发现的。 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假设: (4) 如果企业做假账, 而监管部门不对其进行监督, 有两种情况:一是有人举报或案发牵连, 使企业做假被曝光 (但这时尚未核实和对企业实施处罚) , 这时监管部门将被追究责任, 被处罚d (d>0) ;二是无人举报, 企业做假不被发现, 则监管部门无得也无失。 (5) 企业做假账时, 监管部门虽然进行了监督, 但由于技术水平、职业道德、执业环境等原因, 没有发现问题, 则企业得到做假收益, 监管部门发生监督成本。根据上述假设得到表2。 现实中企业是否做假账、监管部门是否进行监督、监管部门监督时是否能发现出问题、是否有人举报等都是不确定的。假设企业做假账的概率为p, 不做假账的概率为l-p;监管部门监督时发现问题的概率为r, 没能发现问题的概率为l-r;监管部门不监督时有人举报的概率为w, 没有人举报的概率为l-w。 监管部门的预期收益是: 求出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的解: p*=2c/ (rn+wd+c) 三、提高会计监管效果的措施 从上述公式看出, 通过以下几点措施可以降低企业做假账的概率, 提高监管的效果: (一) 加大处罚, 提高企业造假成本 我国《公司法》第2l2条规定“公司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出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的, 对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人员处以l万元以上l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会计法》第45条规定“授意、指使、强令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做假账,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 可以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 还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这些法律中的法律责任主要有行政处罚、经济处罚和刑事处罚。其中经济处罚的规定中对单位最高处罚额是十万, 对个人的最高处罚额是五万, 对大多数企业来说, 这个处罚力度与其造假收益相比显得太少, 不利于降低企业会计造假的概率。我们的法律条款可以适当提高对舞弊者的经济处罚力度, 以有效降低舞弊行为。 (二) 提高监管部门的监督效率, 降低企业造假概率 监管部门提高其监督水平和监督质量, 可以有效提高会计造假的查出率, 这对降低会计造假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手段。舞弊因为其行为隐蔽而不易被发现, 这就需要监管者以更高的水平来发现并遏制舞弊, 如果舞弊者的舞弊手段没有监管者的水平高那么其舞弊的愿望也势必减少。而现阶段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屡禁不止, 说明我们会计监管的水平和监管的职业道德都有待提高。从公式看, 为提高监管部门的监督效率, 加重对监管部门的惩罚d, 可以降低企业舞弊的概率。也就是说, 监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由于监管不力而没有发现舞弊或者是没有完全发现, 对监管部门可以进行处罚, 这样迫使其客观上需要提高监管水平, 以降低企业做假的概率。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监督监管部门的机构, 对监管部门进行再监督, 通过层层监督来降低企业做假的概率。 (三) 提高举报概率, 增加会计造假的风险 据MCNE (2006) 的调查表明, 舞弊发现的原因包括来自同事、客户的举报、内部审计、外部审计、偶然发现等。世通案件和安然事件的暴露都是举报的结果。在监管不力或没有监管的情况下, 如果有举报造假的风险存在, 企业造假的概率也会减少, 所以可以设立相关的举报措施以提高举报概率, 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 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 增加会计造假的风险。 (四) 降低监管部门监督成本, 减少企业造假的概率 由于舞弊行为通常比较复杂, 检查的难度比较大, 所以往往要投入比较高的监督成本, 而高监督成本势必会减少监督的频率, 使得舞弊者有充足的时间来应对监管, 这样不利于减少企业造假的概率。所以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对监管的再监督、鼓励社会监督等手段来降低监管部门的监督成本, 减少企业的造假概率。 参考文献 [1]郜进兴、林启云、吴溪:《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十年回顾》, 《会计研究》2009年第1期。 关键词：煤矿企业,安全监管,博弈分析 近年来, 国家和企业加大煤矿安全投入, 加强煤矿企业安全监察力度, 我国煤矿生产百万吨死亡率由2000年的5.710下降为2009年的0.892, 下降了84.4%, 历史性地降到了1.0以下[1]。然而2010年发生的多起死亡3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暴露出安全管理中仍然存在不足因素, 特别是多起事故的瞒报现象凸显安全监管工作的不到位。事故隐瞒已经成为当前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和处理的重要障碍。因此, 要保障事故调查结果的准确性, 总结分析事故原因, 汲取事故教训, 制订相应安全措施, 加强煤矿监察十分必要。煤矿的安全生产对矿难的直接受害人——矿工而言最为重要, 要遏制矿难的发生, 必须充分发挥和调动矿工的积极性, 实现群防群治, 才能真正保证煤矿生产的长治久安。 按照博弈论相关理论[2], 国家安全监管部门与矿工之间是一种博弈关系:国家监管部门为保障人民财产安全, 维护国家和政府的形象, 需要对煤矿生产进行监管, 制止不合法行为;为了提高监管效率, 通常设立举报制度, 鼓励矿工举报煤矿的不安全生产行为, 并对举报者进行奖励。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 会出现即使有人举报、监管部门也不进行查处的现象, 两者之间存在博弈关系。 本文试图通过国家安全监管部门与矿工之间的博弈, 分析煤矿监管中可能出现的情况, 并为确保两者之间的有效结合、共同促进煤矿的安全生产提供有效的途径。 1 模型的基本假设 (1) 根据利益一致性, 将博弈方设为两方:一方是在煤矿企业工作的矿工, 另一方为负责监控煤矿企业生产行为的国家监管部门。 (2) 国家监管部门与矿工均是理性的“经济人”。国家监管部门以保证煤矿安全生产、保障职工生命和财产安全为目的进行监管;而矿工们则是追求有一份稳定、安全的工作为目的的, 即收入最大化。 (3) 政府监管部门的策略有2种:严格监管与不严格监管, 其行为集合为{严监管, 松监管};矿工策略也有2种:检举揭发与不检举揭发, 其行为集合为{检举, 不检举}。 (4) 假设每个参与方对其他参与方的行动选择都有准确了解, 即模型中参与方的信息是完全信息, 本模型即为完全信息静态模型。 2 模型表述与分析 国家监管部门在对煤矿企业进行监管过程中, 矿工的参与与否将影响到监管的效率, 而矿工对煤矿企业不安全生产行为的检举与否又受国家监管部门给予奖励多少等因素影响, 两者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选择各自的支付。 国家监管部门的支付假设:国家监管部门在查办非法煤矿后的得益为U, 其中既包括所收的罚金, 也包括群众给予的好评等社会效益。假设在此过程中有矿工检举行为的参与, 那么将减少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 此时监管部门所需成本为C1, 所获总收益为U-C1;若无矿工进行检举, 则监管部门所需支付监管成本为C2, 所获总收益为U-C2。一般来讲, 在矿工不检举的情况下, 国家监管部门将会花费很大精力去搜集信息, 所以有C1 矿工的支付假设:矿工对煤矿的不安全生产行为进行检举, 同时政府机构严格查处所受损失为L1, 这不仅包括因政府严格查处导致煤矿生产受影响引起其工资收入的损失, 还包括可能遭受矿方人员的威胁所受的精神损失;矿工检举煤矿的违规行为且监管部门实行松的监管政策时所受到的损失设为L2。一般来讲, 作为息息相关的2个部分, 矿工与煤矿企业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严格查处时矿工所遭受的损失显然比松监管时的损失要大些, 即L1>L2;同时, 矿工在检举揭发不安全行为后得到的收益为B, 包括政府给予的物质奖励及精神安慰。因此, 矿工检举煤矿不安全生产行为, 同时国家监管部门严格查处时, 矿工总的收益为B-L1;矿工检举而监管部门松监管时, 矿工总的收益为B-L2;矿工对煤矿的违规行为不检举时, 其总收益为0。 无论矿工与国家监管部门最终博弈结果如何, 由于两者均为理性的“经济人”, 而他们在选择各自策略时都是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个出发点而决定的。因此, 讨论两者在各自所选策略下所得收益, 将能够分析出各方将要选择的策略, 从而得出两者博弈的均衡结果。 (1) 由矿工在政府严监管与松监管政策下检举与不检举煤矿违规行为所得收益可知, 矿工是否愿意参与对煤矿违规行为的监督, 取决于其检举后政府给予奖励多少, 以及可能因检举而受损失两方面决定。当政府对矿工的检举行为不给予任何奖励, 同时矿工又要承担遭受煤矿打击报复风险时, 矿工无视煤矿违规行为将是其最优策略;当政府提高矿工配合其监管煤矿的奖励金额, 而此奖励金额小于矿工因检举行为所受损失, 即B-L1<0, B-L2<0, 也就是当矿工意识到自己向相关部门揭发煤矿不安全开采行为时不会有任何好处时, 对煤矿不安全生产行为保持沉默将是矿工的最佳选择。 (2) 我国煤矿监管实行垂直监管体制, 监管成本由政府负担, 而煤矿企业所在的地方政府往往是煤矿企业生产的受益者。尤其在现有GDP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下, 地方政府能从下属煤矿获得巨大利益, 有为煤矿企业提供庇护的强大动力, 这将造成安全监督信息受阻, 无形中加大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3]。尽管出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安全考虑, 政府监管部门会尽全力进行煤矿安全监察, 但由于需要承担巨大的成本, 而且这种成本远远大于他们所得到的收益U, 即满足条件U-C1<0, U-C2<0, 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动力将严重不足。再假设政府只注重眼前利益, 为了减少高额的监督成本, 监管力度将更为松懈, 监督流于形式。则两者最后的均衡结果将是{不检举, 松监管}。 为了保证煤矿安全形式的根本好转, 既需要政府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 也需要矿工的积极配合。现假设政府制订一些鼓励矿工检举揭发的激励性措施, 例如, 检举一次存在违规作业的矿井, 情况属实者奖励N万元, 同时对检举人采取严格保密措施, 以防止其遭受矿方的打击报复。这样博弈模型会发生改变, 仍然假定U-C1<0, U-C2<0, 但是由于B的增加, 同时L1 、L2的减少, 此时B-L1>0, B-L2>0。由此, 可以得到唯一的纯策略纳什均衡{检举, 松监管}。虽然仍未达到最优, 但矿工选择揭发行为, 无疑将有助于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效率, 一定程度上降低矿难发生的概率。 综上分析, 要使矿工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博弈均衡达到理想状态, 则必须使政府在采取严监管时的收益增加。目前, 我国对违规煤矿的惩罚措施多以停产整顿为主, 虽然也有罚款, 但是金额相对违规生产所得收益来讲相差甚远。因此, 加大对违规煤矿处罚力度, 不仅罚金增多, 而且对于稳定社会更具效力, 即U-C1>0, U-C2>0。这样博弈均衡就变成了{检举, 严监管}, 也就会达到最优状态, 煤矿不安全现象将会有效减少。 3 结论 (1) 当前经济利益驱动下, 煤矿存在不安全生产行为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而且人员伤亡严重, 促发了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增加, 对煤矿违规行为的高效监管势在必行。通过对国家监管部门与矿工博弈模型及利益分析发现, 要提高博弈双方的积极性, 兼顾双方的利益得失是关键。 (2) 就煤矿企业而言, 矿工属于弱势群体, 在当前就业形势压力下, 矿工的检举行为很可能会引起矿方的恶意报复, 甚至有被辞退的可能, 矿工为了生计很可能会隐瞒事实[4]。因此, 完善的奖惩制度及保密措施的制订与执行, 是提高矿工积极参与政府监管行为的保障。 (3) 政府加大对违规煤矿的惩罚力度, 自身利益在得到提高的同时, 对稳定社会、提高政府影响力和公信力也大有裨益。从长远看, 对违规煤矿的严格查办才是保证政府自身利益的最优选择。 参考文献 [1]王冬梅.全国煤炭生产百万吨死亡率下降84.4%煤矿安全国家监察体制创建十年显成效[EB/OL].[2010-01-11].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20287/2010/0112/82613/content_82613.htm.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3]李豪峰, 高鹤.我国煤矿生产安全监管的博弈分析[J].煤炭经济研究, 2004 (7) :72-75. 近年来, 一些地区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 暴露出现行环境监管制度的一些弊端。有关报导中发现, 一些地方政府对于企业的污染行为采取了包庇甚至纵容的态度, 甚至出现地方政府与企业联合应付来自上级政府环境检查的情况。理论界关于完善环境监管制度的研究,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从完善征税 (费) 技术角度展开讨论。刘小呀 (2003) 提出了入世要建立平等、透明、合理的新型排污收费制度及价格体系。第二类研究则从完善环境法律角度展开分析。文同爱 (2003) 从分析我国环境资源法保护对象发展变化的过程入手, 提出环境资源法应仅仅围绕生态环境及其承载力作出规定。邓文莉 (2003) 分析了实行排污权交易必须提供的法律保障。这些研究对于完善环境监管无疑有重要意义。然而, 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到政府环境监管中经济的、制度的原因, 从而对于地方环境管理机构及企业的行为机理解释不够。同时, 总体而言, 现有分析的理论逻辑也不够严密。 本文试图对于环境监管中地方政府与企业行为的制度原因展开讨论, 并将其建立在严谨的经济和数理逻辑上。本文将丁际刚与张建华 (2002) 关于司法公正研究的模型加以简化与扩展, 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中来讨论环境监管中地方政府与企业行为的选择。模型分析表明, 在适宜的制度环境中, 博弈的均衡结果可能是合谋。这就在一定意义上提示了政府监管职能不履行而带来环境破坏及监管效率低下的行为动机, 为环境监管中的政府失灵提供了解释。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了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 为政府环境监管失灵提供了基本解释框架;第三部分通过模型的求解及分析, 证明了在适宜的制度环境下, 企业与地方政府博弈的占优势策略是合谋, 双方都无污染治理的动机;第四部分是简短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模型 工商企业生产中往往伴随着环境污染, 污染会对周围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据此, 《环境法》要求企业应就污染造成的损失向社区的居民进行赔偿, 并开征环境税来对企业污染行为进行约束。而在现实中, 由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机, 以及改善地方财政状况的努力, 可能使得地方政府的经济目标超越了环境目标。某些地方政府的环境执法往往流于形式, 居民的损害往往得不到补偿。地方政府还可能与工商企业勾结起来, 以应付上级政府的检查, 从而公有及公共的生态资本也难以得到保护。企业污染中的官商勾结, 可能是地方环境污染的制度性原因。 我们沿着Coase (1960) 的思路, 假设企业E发生了污染之后, 通过与居民I谈判的方式可以达到最优的资源分配结果。在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下, 企业财产总额为A, 企业应支付的赔偿费用为S。对于企业污染行为, 地方政府G监督并督促其补偿付出的努力为e。政府监督的成本为C (e) , C'>0, C">0, 即监督的成本函数是凸函数。进一步设函数形式为C (e) =me2, m>0。假定地方政府的正常收入w, 行使环境监督权后因环境侵权行为减少以及区域环境改善而获得的租金系数为r。企业实际的赔付额是政府监督努力的函数, 并进一步假设函数形式为线性的, 赔付额与监督努力之间存在正比例关系, 即有T (e) =ke, k>0。政府监督成本函数与企业实际赔付函数中, 参数m, k反映着政府的监督能力与制度环境。 假设企业为了减少支付或者不支付补偿费用, 有向政府寻租与不寻租两种策略, 而地方政府有接受与不接受两种策略。企业通过寻租, 使地方政府放弃监督或者部分执行监督结果, 而同地方政府共享剩余财产。假设企业寻租的成本为b, 并假设若政府主动设租时, 寻租成本不变。为了简化分析, 假定企业寻租被拒绝时, 地方政府要求企业支付补偿T (e) , 但对于企业无其他惩罚。地方政府若接受租金, 则地方政府G与企业E合谋。地方政府G与企业E共享合作的剩余时, 分配系数记为β, β∈[0, 1]。此时, 企业E实际支付的污染补偿为δT (e) , δ∈[0, 1]。由于局外人对于寻租与合谋行为很难监督, 因而合谋行为只有部分事后被发现且得到查处。记合谋被发现的概率为θ, θ∈[0, 1]。θ可以视作政策控制变量, 与检查监督的力度、各方的检举揭发及其他偶然情况有关。发现后, 对于地方政府的惩罚包括没收基本收入和租金收入, 对于企业的惩罚则是要求支付未付的污染补偿。对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惩罚系数分别记为PG, PE, PG≥1, PE≥1, 即惩罚至少要使得企业与地方政府为非法所得付出一定代价。 依据地方政府是否主动索要租金, 可以描述两种方案下的博弈。 方案Ⅰ: 博弈参与人为地方政府和企业。 博弈顺序为: 第一阶段, 企业首先行动, 在其行动空间{寻租, 不寻租}中选择其行动。第二阶段, 自然N在概率空间{θ、1-θ}选择以θ发现企业寻租和1-θ未发现企业寻租; 最后, 地方政府在其行动空间{接受、不接受}选择其行动。 方案Ⅱ: 博弈顺序为: 第一阶段, 地方政府首先行动, 在其行动空间{索租, 不索租}中选择其行动; 第二阶段, 自然N在概率空间{θ、1-θ}选择以θ发现地方政府索租和1-θ未发现地方政府索租; 最后, 企业在其行动空间{寻租、不寻租}中选择行动。 三、环境监管中的博弈分析 在方案Ⅰ下, 由上述假设可知, 地方政府若接受租金, 双方合谋被发现时, 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支付分别为 地方政府若接受租金, 双方合谋未被发现时, 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支付分别为 若地方政府不接受租金, 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支付分别为 记企业寻租且被地方政府接受后双方的期望支付为EUE1, EUG1, 有 记企业不寻租或者企业寻租不被政府接受时双方的期望支付为EUE2, EUG2。由于在此情况下, 寻租及合谋行为被曝光的概率不会影响到双方的支付, 则有EUE2=UE2, EUG2=UG2。要使得企业与地方政府合谋成为均衡结果, 必须使 式 (9) (10) 意味着只有当企业与地方政府合谋的期望支付大于不合谋的期望支付时, 政府才有合谋而不执行部分监督的可能, 从而是激励相容的。因此, 合谋的条件是式 (9) (10) 同时成立。由此令B1=[θPGw+r (1-δ) T (e) ]/ (1-θPG) , B2= (1-δ) (1-θPE) T (e) , 由此 (9) (10) 有 B1, B2分别租金b的下限与上限。可知, 当租金处于某一区域内, 地方政府将与企业勾结在一起, 企业向地方政府寻租, 地方政府将选择不监督或者主动监督不力。 西部地区是生态极为脆弱的地区, 也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在西部, 地方政府急于发展地方经济, 而企业经济发展却较为落后。同时, 地方财政供养人口包袱沉重, 财力紧张, 公共财政改革步伐缓慢, 政府对于市场干预较多。由于在西部地区, 地方政府因环境改善而得到的租金系数很小, 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而被发现的概率很小, 地方政府与企业被惩罚的系数PG, PE均很低时, 式 (11) 很容易成立。 在西部地区, 由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一定意义上有助于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的损失很低, 因此ΔG≥0, 地方政府将倾向于与企业合谋。而从企业角度而言, 只要 (9) 式中的 (1-δ) (1-θPE) ≥0, 企业就有寻租的动力。企业宁肯拿出部分利润向地方政府寻租, 也不愿 (足额) 支付居民生态补偿。 由式 (10) (11) , 有 因为企业与地方政府合作剩余的分摊系数为β, β∈[0, 1], 则最优的租金额为 由于ΔG=EUG1-EUG2≥0, 合谋是地方政府的占优策略, 同时寻租也是企业的占优策略, 有 由式 (11) 可知, 1- (1-θPE) (1-θPG) ≤0, 而e≥0, 将C (e) =me2, T (e) =ke代入式 (14) , 可求得e的极值 因为, UG的最大值存在。当UG取最大值时, e=e*取最小值0。此时, 地方政府与企业共同瓜分最优监督的货币值T (e*) =ke*, 而居民获得的补偿费用为0。此时, 地方政府所负有的监督任务完全得不到执行, 《环境法》得不到贯彻, 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没有支付居民补偿的动力。另外, 还可以看出, 只要租金b满足式 (11) 的条件, 则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合作剩余的分配系数对于实际上监督努力没有影响。 方案Ⅱ的情况与方案Ⅰ相似。不同之处在于, 只要地方政府决定索要租金, 则总会得到租金。这样, 在地方政府索要租金的情况下, 双方的支付为 (UG1, UE1) , 即等同于方案Ⅰ下合谋的支付。而不索要租金的情况下, 双方的支付为 (UG2, UE2) 。比较方案Ⅰ可知, 方案Ⅱ下合谋的机率进一步扩大了。限于篇幅, 本文省去了计算过程, 对于方案Ⅱ与方案Ⅰ下的支付矩阵进行对比。 方案Ⅰ与方案Ⅱ下的博弈分析结果表明, 企业与地方政府合谋可能是一个符合激励相容条件的均衡结果。在租金最大化的目标驱使下, 作为第三方的地方政府有可能会选择与其作为强制执行的第三方或者先期政策不一致的行为, 从而导致承诺与政策不具有动态一致。特别是, 在方案Ⅱ下, 意味着更坏的可能, 企业正常的经济判断会因迎合地方政府需要而偏离正常的轨道。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环境监管制度背景分析, 本文建立了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 并证明了在适宜的制度条件下, 合谋可能是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最优选择。由此, 改善制度环境, 促使企业与地方政府博弈的结果偏离合谋, 可以在经济机制上督促地方政府更好地履行环境监管职能, 而企业也有支付赔偿、缴纳税费以及实行工艺改造的动机。针对于制度环境优化,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加大上级政府监督检查的力度, 完善环境举报上访制度, 加大对于污染企业寻租行为的曝光力度; (2) 加大环境污染腐败行为的惩罚力度, 对于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合谋行为给予严惩; (3) 改革地方政府的绩效考评制度, 引入绿色GDP账户, 加大地方政府环境监管的收益。 参考文献 [1].刘小呀.我国排污收费制度及其价格体系的改革[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3 (1) [2].李爱年, 胡冬春.加入WTO后我国排污收费制度重构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3 (2) [3].文同爱.可持续发展与我国环境资源法保护对象的改革[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3 (2) [4].邓文莉.我国排污权交易的法律保障[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3 (2) [5].丁际刚, 张建华.第三方利益的相关性与司法执行障碍[J].中国经济评论, 2002 (1) 关键词：动态博弈；中外资银行；触发策略；薪酬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是世界上发展潜力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世界著名银行都看好中国金融市场。我国加入WTO之后，外资银行加快了开拓中国市场的步伐，纷纷采取行动在华设立机构开展业务，寻求与中资银行的合作，掀起了一股中外银行合作的热潮。同时我国对外资的政策日趋开放，2006年12月11日，我国履行入世承诺、实施银行业全面开放，向外资银行开放对中国境内公民的人民币业务，并取消开展业务的地域限制以及其他非审慎性限制。2007年前外资金融机构可在中国独立发行信用卡，外资银行2007年逐步实现法人化。据中国官方统计，已有19家境外投资者入股16家中资银行，外资投资金额已超过165亿美元，占国内银行业总资本的15%左右；20个国家和地区的71家外资银行在中国已经设立了238家营业性机构，外资银行在华资产总额达到了845亿美元。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扩张，本土化是其必然的选择，人才的本土化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外资在华的发展壮大，与中资银行的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根据普华永道对35家外资银行的调查报告显示，这35家外资银行雇员至2008年将比目前增长154%，目前拥有6654名雇员，至2008年，这个数字将增长154%，达到16910名。外资银行近期的人员扩张规模呈现出成建制增加的态势。如东亚银行在原有数百名员工的基础上，一下子准备增加50%的人手，职位涵盖高、中、低各类人才。渣打银行计划在2008年之前，将在华网点拓展至20家之多，用人规模在未来几年内也将从目前的800人，增加到1600人甚至2000人之多。 跳槽到外资银行的中资银行人才，除了高薪的诱惑，同时也更看重跨国大银行为职业生涯提供的广阔空间。相比之下，为了挖到合适的人才，外资银行开出的价码通常高出中资银行几倍。面对竞争，加薪成了外资银行应对“挖人”和“防挖”的最好办法，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外资银行的一场薪酬战即将爆发？ 二、博弈模型的建立 （一）基本假设 1、信息不对称。所谓博弈过程的信息不对称，是指博弈各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等，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在各种交易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本博弈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人才对外资银行的真实内部信息如发展潜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市场前景等不了解，人才在进入外资银行之前只能通过公开的信息了解外资银行，但是招聘企业对外公开的信息都是对企业有利的正面信息，内部的缺陷只有人才进入外资银行后才能发现，这就为人才进入外资银行后职位的满足产生了风险。外资银行对人才的综合素质如专业水平、创新能力、协调能力、沟通能力等不了解。由于国有银行长期的考核机制和晋升机制存在的问题，使得同一职位层次的人才真实能力相差悬殊，部分人才就职外资银行不能胜任。 2、本博弈模型中的中资银行博弈方指国内所有的中资银行，人才博弈方指中资银行中的中高级管理人才，外资银行指所有在我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营业点的外资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 3、个体理性。博弈中的个体理性是指各博弈方明确自己的行为的目标，并在博弈过程中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基础，进行策略选择时不存在个人感情和伦理道德的约束。 （二）基本博弈模型 中外银行人才竞争动态博弈的扩展型如图1所示。 图中W、G、R分别代表博弈方进入我国的外资银行、中资银行和现任中资银行要职的人才，图中标出中资银行和人才的得益情况，分别以A和B加下标表示，再以加上标*的方式表示相反策略的收益。假设若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采取招聘我国现有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人才本土化策略，中资银行有提高和保留原本薪资待遇两种选择，此时人才可以选择留在原单位，也可以选择跳槽，人才选择离开中资银行，中资银行需要付出人才流失的成本D；人才在外资银行会有两种结果：如果其能力能够胜任外资银行的工作而且所在职位能满足其要求，则将受到重用，否则将会被解聘；解聘后人才可以选择回和不回原中资银行就职，中资银行对选择回来的人才也有接受和不接受两种策略选择。P加下标为相应事件的概率。 模型分析： 1、若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不采取与中资银行争夺人才的策略，则外资银行需要付出新人才的培训费用、承担人才使用过程的风险、人才的薪酬等C，此时中资银行与人才的得益都按原来的（A1，B1）。 2、假若外资银行实施争夺人才策略，中资银行面临压力有提高和保留原有薪酬体系两种选择，当选择保留原有的薪酬体系人才不离开的情况下得益为（A2，B2），显然A2=A1，B2=B1；当选择提高薪酬体系而人才愿意留在中资银行则得益为（A3，B3），由于提高了薪酬，中资银行管理成本提高，所以A3 3、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人才去到外资银行不适应而被解雇的概率为P1，如果适应被重用人才可以得到高的薪酬B4，显然B4>B3，而此时中资银行的得益为A4，为提高后的薪酬减去招聘成本：A4=A3-D。 4、人才被外资解聘后如果选择不回中资银行工作，则A5=A4，B5=0，概率为1-P2。 5、国有银行接受与不接受人才的得益A6=A7=A3-D，接受的概率为P3，人才的得益B6=B3，B7=0。 6、人才在中资银行保留原有薪酬的情况下选择离开与提高薪酬的情况有相同的策略选择。 7、假设A1-D 薪酬组合：目前中资企业采取的薪酬组合一般为A=R（Y）-C（P，W），B=Z（P，W）-C（Y）。Y为人才对企业的向心力，R（Y）表现为人才愿意留在企业工作为企业创造的收益。同时企业需要付给人才报酬也就是企业使用人才的成本：工资P和相应的福利W（住房补贴、奖金、员工持股、带薪假期、培训、更有挑战力的工作、出国深造及提升等），Z（P，W）为人才工作的报酬，C（Y）为人才为企业贡献的成本。 三、博弈模型及中资银行的策略分析 （一）逆推归纳法 逆推归纳法是求解动态博弈均衡的常用方法，它是以位置在最后的决策点为起点的子博弈开始，求出对应的局中人的最佳选择，然后在这种选择的给定的情况下，倒推至该节点的前一个节点求出相应局中人的最佳选择，一直向前倒推，直至初始节点的一种方法。 本模型是一个多阶段的动态博弈模型，运用逆推归纳法求解模型必须从最后阶段中资银行接不接受重新回来的人才的得益开始，通过比较国有银行这两种选择的得益来做出策略选择的决定，然后在其中的一种策略选定的情况下再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前一阶段的策略选择，层层推进，最终做出中资银行应如何提高薪酬的决策。 （二）策略选择的分析 博弈的第一阶段。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可以通过和中资银行竞争人才的本土化策略来达到其在华迅速发展及抢占我国市场的目的，也可以通过招聘其它行业的高层管理人才加以培训而实现，但是这要比前一种方式花费更多的培训费用，而且使用其它行业的人才风险一般比较高，对外资银行不利，所以外资银行会选择与中资银行争夺人才，中资银行与人才（A1，B1）的得益将被破坏。 第六阶段，中资银行选择接受和不接受重新回来的人才取决于这两种决策后的得益A6和A7，由于A6=A3-D，A7=A3-D，即A6=A7，同时由于是中资银行做决策，不受概率P3的影响，所以中资银行方选择接受与不接受的收益一样，所以： 人才在外资银行如果被解聘，则中资银行得： 同理： 人才方面，人才被解雇后有两种选择，继续回原来银行工作和改行，相应的得益为B5*和B5，人才改行，等于是对自己人生的清零，重新在一个陌生的行业奋斗，他的收益B5相对于其在原行业中的薪酬来说几乎等于零，这里我们假设B5=0，同样的，人才选择回中资银行工作中资银行博弈方不接受，人才也不得不改行，其得益B7=0。所以： 由于人才在外资银行被解雇后如果选择不回中资银行工作，其得益接近零，所以其回来的概率P2将很大，接近于1，同时外资银行给人才开出的价码往往是中资银行的好几倍，即B4远远大于B1，此时就算中资银行博弈方把接收人才的概率P1降低到接近零，也还有：P1*P2*P3*B1+（1-P1）*B4>B1 假设：B3>P1*P2*P3*B1+（1-P1）*B4 由划线法可得博弈的纳什均衡（不提高，离开）此时双方得益为（A1-D，P1*P2*P3*B1+（1-P1）*B4），由于 显然，该那什均衡不是双方的最优策略选择，双方都会改变策略实现更大的得益。根据博弈双方的完全理性，当中资银行博弈方单方偏离均衡选择比A1-D大的A1或A3，人才博弈方分别得B1和B3，由于B1 综上所述，博弈双方最终的选择偏向（提高，留下）双方得益为（A3，B3），即中资银行要留住现有人才就必须提高薪酬，提高幅度为： 由于P2接近1，P3可以由国有银行方决定，所以对中资银行来说，薪酬提高的幅度可视其拥有的人才的具体特点P1而定，因人而定。 （三）中资银行的触发策略 “触发策略”是指博弈的双方首先试探合作，一旦发现对方不合作则也用不合作相报复的策略。 由于中外资人才竞争是一个无限次的重复博弈的过程，上述博弈模型可以看成是外资银行与国有银行的人才争夺重复博弈的一个阶段性博弈。博弈方中资银行提高工资，人才选择留下和离开中资银行的得益分别为B3和B3*， 如果中资银行采取触发策略，即人才选择离开，在外资银行不适应被解聘又想重新回到中资银行就职时，国有银行选择不接受的概率1-P3=1。而B7=0，又因为B5=0，所以一旦中资银行采取触发策略，人才在外资银行不适应的得益就是0，这样人才选择离开的得益为： 这就无形地提高了人才离开中资银行的风险，只要实现B3*′≤B3，即（1-P1）*B4≤B3，B4≤B3/（1-P1），人才去外资银行的得益比留在中资银行小，人才就会选择留在中资银行。中资银行不提高薪酬的情况下有同样的分析结果。 （四）薪酬改善的分析 目前，外资银行最感兴趣的是既熟悉中国市场，又了解外资银行管理的人。其中，在国外工作过，又在国内银行任过职的中高层管理人才是外资银行的重点关注对象。对这个群体的人才的激励体现出其特有的特点。 根据模型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由此可见： 人才对企业的依赖程度与企业提供的工资水平成反方向变动。外资银行在华争夺的人才是中资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这部分人才在物质生活上已经得到满足，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中资银行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对这部分人才来说并没有太大吸引力，反而使管理成本大幅度提高，降低企业效益。 人才对企业的依赖程度与企业提供的福利水平成正方向变动关系。特别是对于企业的高层管理人才来说，他们工作的主要目的已经超越了生理需要，更重要的是自我实现和社会的尊重。福利水平越高就越能够满足人才这方面的需求，从而提高人才对企业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企业效率。 四、结论 在愈演愈烈的中外银行人才争夺战中，中资银行必须明确自己的优劣势所在，用战略的眼光分析人才的最终取向，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人才策略，这样才能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把握主动权。 参考文献： 1、刘海云.人才市场上的不完全信息博弈[J].平顶山学院学报,2006(2). 2、高磊.美国对华反倾销动态博弈研究[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6(11). 3、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4、任旭.房地产企业留驻人才的博弈分析[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05(3). ＊本文为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04009475）。 （作者单位：广东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其中，张成科现为广东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企业会计行为模式 (一) 谨慎守规的行为模式 该行为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不论违规预期收益有多大, 企业总是选择合规的行为。因此, 对这样的企业而言, 违规利益的效用不大。从道德的角度看, 确实是很可贵的, 但是这种行为模式并不多见。 (二) 唯利是图的行为模式 该行为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不论违规的预期收益多么小, 只要存在, 企业总是选择违规的行为。对这种企业而言, 违规收益的效用太大, 因此, 其总是寻找可以获得的违规利益。这种行为模式也不多见。 (三) 理性权衡的行为模式 该行为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其行为的选择取决于行为的结果是否能提供最大限度的利益, 其行为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由于它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 而行为的结果又受到所处环境的约束, 因此, 环境是这种行为模式的主要决定因素。这种行为模式符合经济学的个体理性的假设, 且现实中绝大多数企业的行为模式属于这种, 因此, 该模式是本文着重要分析的对象。 二、政府监管的成本与收益 (一) 监管成本 监管成本是指政府监管部门为进行会计信息披露监管而可能发生的一切支出, 以及由于监管不当可能给国家、社会带来损失的机会成本。一是建立监管制度而发生的组织成本, 包括建立监管机构、配置监管设施、制定监管规范、培训监管人员等成本;二是实施监管制度而发生的监管成本, 即在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审查中花费的资料收集、整理、分析、查处、发布公告等成本;三是完善监管制度而发生的后续支出, 为使任何一项制度安排尽善尽美, 监管机构必须发生研究成本, 目的是为了实现监管目标, 弥补监管漏洞, 提高监管效率, 完善监管制度;四是不合理监管行为造成的信息使用者对监管部门的失信成本, 以及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损失的成本, 这部分成本属于机会成本。 (二) 监管收益 会计信息披露监管活动是一项从宏观角度出发的活动, 相应地, 该项活动将产生宏观收益。有效的监管活动有助于加强公众、社会对政府和上市公司的信心, 有助于维护证券市场秩序, 提高资本市场的有效性, 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 从长远角度看, 监管部门基于自身、公众以及社会利益的驱动, 必然实施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 三、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的博弈模型 (一) 基本假设 一是博弈论的基本假设。博弈论的基本假设有两个: (1) 强调个人理性, 假设当事人在进行决策时, 能够充分考虑到所面临的局势, 即必须、且能够充分考虑到对弈者之间行为的相互作用及其可能影响, 能够作出合乎理性的选择; (2) 假设对弈者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 能够选择使其效益最大化的策略。从实际生活中看, 博弈论的这种假设是非常现实和合理的。因为在各种情况下, 各行为主体或当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目标函数, 都面临着选择问题, 客观上都要求选择最佳策略。由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利益冲突或一致是普遍存在的, 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决策都可纳入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博弈论分析强调不同参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即某一方的收益或效用函数不仅取决于自己的选择, 而且还依赖于对手的选择;同时, 博弈论将信息的不完全性作为基本前提之一。这就使博弈论所研究的问题和所揭示的结论与现实非常接近, 具有真实性。博弈论研究在一定的信息结构下, 不考虑政治和道德等因素的影响, 它作为一种分析工具, 说明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 激励将被引向何方。二是会计监督博弈的基本假设。将证券监管部门和上市设定为博弈中的两个参与者, 假定证券监管部门的策略选择是监督或不监督, 上市公司的策略选择是违规和不违规, 而且假定他们双方都了解博弈的结构和自己的收益和支付。 (二) 博弈模型的构建 假设政府部门监督的概率为p, p∈[0, 1], 则不监督的概率为1-p;经营者违规的概率为q, q∈[0, 1], 则不违规的概率为1-q;C为监督成本, a为经营者违规给监督者带来的损失, F为罚款收益, M为经营者违规的收益, N为经营者违规的损失。上市公司经营者与政府之间的博弈, 可以用以下混合战略矩阵表示, 见表1。给定一个q, 政府部门选择监督与不监督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1, q) = (-C-a+F) q+ (-C) (1-q) =-aq+Fq-C, ∏ (0, q) =-aq+0 (1-q) =-aq, 解∏ (1, q) =∏ (0, q) , 得q=C/F。即:如果经营者违规的概率小于C/F, 则政府部门的最优选择是不监督;如果经营者违规概率大于C/F, 则政府部门的最优选择是监督;如果经营者违规的概率等于C/F, 则政府部门随机地选择监督或不监督。给定一个p, 经营者选择违规和不违规的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p, 1) = (M-N) p+M (1-p) =-Np+M, ∏ (p, 0) =0p+0 (1-p) =0, 解∏ (p, 1) =∏ (p, 0) , 得p=M/N。即:如果政府部门监督的概率小于M/N, 则经营者的最优选择是违规;如果政府部门监督的概率大于M/N, 则经营者的最优选择是不违规;如果政府部门监督的概率等于M/N, 则经营者随机地选择违规或不违规。上述经营者和政府之间的混合战略对策矩阵的纳什均衡是:q=C/F, p=M/N, 即经营者以C/F的概率选择违规, 政府以p=M/N的概率选择监督。监督博弈纳什均衡与监督成本C、罚款收益F、经营者违规收益M、违规损失N以及给监督者带来的损失a的大小有关。 (三) 分析与结论 根据以上模型, 可得出以下分析结论:一是由q=C/F可以看出, 在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成本C一定的情况下, 提高对经营者违规的罚款F, 可以降低经营者违规的概率q, 因此, 加大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惩罚力度, 可以使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会计信息的概率减少, 或是选择虚假披露行为的上市公司的比例较少。另外, 在对经营者违规的罚款F一定的情况下, 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成本C越高, 政府部门对违规进行监管的收益 (-C-a+F) 就越小, 政府部门就可能选择不监督, 因此就给经营者违规留下可乘之机, 使经营者违规的概率增大。因此, 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一方面政府监管部门要加大对虚假会计信息披露行为的惩罚力度, 另一方面要努力降低监督的成本。二是从p=M/N可以推断, 经营者违规的收益M越大, 政府部门监督的概率就越大, 原因是如果上市公司通过虚假会计信息披露骗取了更多的融资或牟取了更大的暴利, 就会使广大投资者蒙受巨大的损失, 证券监管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证券监管部门必然会加大对经营者的监督力度。另外, 经营者违规的损失N (既包括违规遭受的罚款F, 还包括违规带来的其他方面的损失) 越大, 经营者违规的收益 (M-N) 就越小, 经营者选择违规的概率就越小, 这样, 证券监管部门监督的概率也可相应减小。因此, 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应尽可能使上市公司的违规收益减少, 而使它们为违规付出更大的代价。三是针对寻租现象寻求解决方案, 即设计一套制度, 或者让寻租的成本提高, 使寻租者无利可图;或者使不正当的收益减少或消除, 使不守规矩的人缺少违法的动机。所以, 应加强和完善会计监督的制度建设, 这对上市公司的会计监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博弈论的角度看, 制度安排是博弈的规则。制度安排既能对博弈主体起到激励意义, 同时又可起到约束作用。制度安排又是博弈的结果, 不合理或不完善的制度安排会在不断进行的“动态博弈”中不断演进和完善。因此, 在一定意义上, 制度比博弈本身更重要。 四、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的完善措施 (一) 努力促使博弈主体更加到位 会计信息披露要有统一的会计规范, 这既是上市公司提供会计信息的行为标准, 又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基本依据。我国目前制定会计准则的部门是财政部, 是政府机构。政府既是博弈规则的制定者, 又是博弈的参与者。它有自身的“效用函数”, 对制度的安排有垄断权和控制权, 这样不符合博弈规则, 制度的制定者应该是局外人, 应该充分保护和体现各博弈方的要求和利益, 而会计准则的形成是各个博弈主体博弈的结果。但我国的情况是, 会计准则一旦由政府颁布, 企业就应该严格执行, 不符合博弈的游戏规则。西方国家的会计准则一般由民间机构制定, 这更符合市场结构体制和博弈规则的要求。 (二) 加强博弈过程的充分性 我国会计制度制定无论从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缺乏一个充分博弈的过程。制度经济学假定个体只有有限理性, 每个个体都在其所依存的体制允许的有限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即不同个体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产生个体的最优行为解的集合就是规则, 规则的集合就是制度。因此, 制度的形成是多方博弈的结果, 会计制度也是一个多重的、多层次的各方博弈的结果。理想的会计制度应能充分兼顾各方利益, 成为博弈各方自觉自律的行为, 任何人若想通过违反制度来得到好处, 必将从其他方面受到更大的惩罚, 从而得不偿失。 参考文献 [1]黄世忠、杜兴强等:《市场、政府与会计监管》, 《会计研究》2002年第12期。 【商业银行监管博弈分析】推荐阅读： 银行业监管的博弈分析06-07 探讨商业银行法律监管07-30 中国商业银行监管问题研究05-30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07-30 商业银行资本分析06-13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分析05-20 商业银行综合经营分析06-11 商业银行财务报表分析06-22 商业银行利润结构分析09-09 商业银行存款结构分析09-14商业银行监管博弈分析 篇6
会计监管博弈模型分析 篇7
煤矿企业安全监管博弈分析 篇8
环境监管中的博弈分析 篇9
商业银行监管博弈分析 篇10
会计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博弈分析 篇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