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利益者图谱分析（通用8篇）
相关利益者图谱分析 篇1
《史记·黥布传》早有记载: “郡县制,天下安”。我国县制萌芽于西周,产生于春秋,发展于战国,定制于秦朝,自此逐渐形成了要素完整、功能齐备、独立稳定的地域实体。2002年,中共十六大首次使用了“县域” 概念,提出壮大县域经济的战略。当前2856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GDP占总量的55% 以上,是重要的经济实体; 县级政权作为“政治层面的国家上层与地方基层、中央领导与地方治理、权力运作与权力监控之‘接点’”[1],是国家权力在基层的复制,是国家政权的末梢,是一级完备的基层政治实体。进而言之,由于中国的特定国情,县域是上接大中城市,下连广大农村的城乡结合体,是城市向农村的延伸,同时是农村通向城市的必经之地。除此之外,县域人口总数超过9亿,是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基本构件。正因为县域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环节,县级政权是行政层级体系中的基层节点,县也就成了国家宏观战略的嵌入客体和落实主体,因此人们不能忽视县级治理单元的重大意义。
财政是提升县级治理能力的制度基础,是影响县级治理的核心变量,同时也是构建县域治理体系的必备要素。根据王敬尧的研究,“县级财政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因此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的主要表现即是服务能力,而服务能力以财政能力为基础”[2]。因此,可以通过对县级政府财政能力的解构来分析其治理能力。以此逻辑思辨和理路为起点,笔者试图引入文献计量学和科学知识图谱的相关理论,以Citespace为工具平台,对国内县级财政研究文献进行分析,以期总结县级财政研究的演进趋势和研究热点。
一、技术引入与数据处理
科学知识图谱研究是科学学和信息计量学的新发展。其基本原理是分析信息知识单位( 如科学文献、 科学家、关键词等) 的相似性及测度,其“具有‘图’与‘谱’的双重性质与特征: 既是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又是序列化的知识谱系,显示了知识元或知识群之间的网络、结构、互动、演化或衍生等诸多复杂的关系”[3]。 Citespace是科学知识图谱生成软件之一,其通过引文分析和聚类分析追踪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进展、研究前沿及其对应的知识基础[4]。“其独到的创新之处在于,绘制的科学知识图谱能够显示一个学科或知识域在一定时期发展的趋势与动向,形成若干研究前沿领域的演进历程”[5]。
本文运用Citespace III中的关键词共引分析,以县级财政研究文献为样本,分时段展现研究进展和特色。 文献数据来源于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检索条件为全部学科领域的“主题”精确检索,关键词为 “县级财政”,来源类别为“全部期刊”,检索时间跨度为2000—2013年。未进行数据处理之前检索结果共1733条,其中CSSCI与核心期刊发文量为717条,占总量的41. 4% 。由表1可见,近14年有关县级财政的研究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文献主要发表于财政研究和经济研究类刊物。
在进行数据分析前,笔者根据Citespace III的数据格式和质量要求,对文献数据进行了清理和转换,并对检索结果进行人工内省,最后选取有效文献数据835条。可视化分析的相关参数和设置说明如下: 图谱分别选择关键路径( pathfinder) 和最小生成树( Minimum Spanning Tree) 算法( 可相互检验) ,时间间隔为1年,阈值为TOP30,在分析网络配置中选取“Theme”和“Keyword”为“引文节点”类型,即从主题和关键词中抽取信息或名词显示节点; 关键词重要度指标为频次( frequency) 和中心度( centrality) 。图谱中节点的直径( 圆环或方框的大小) 与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正相关,显示名称的节点是网络中心度相对较强的关键节点,中心度越大表示与其他关键词连通度越高( 即共同出现的几率越大) 。为便于分析,本文针对不同年度的文献数据情况分别进行了参数调谐( 包括节点大小、聚类标识词等) 。图谱绘制后对特定条目进行了删除和去重。考虑可视化效果,本文对图像进行了相应处理。图像中聚类指标Modularity Q介于0. 4 ~ 0. 7之间,效果较好。 以下将以年度为主线,以1年为时间切片分别对县级财政研究进展进行分析。
二、县级财政研究年度特点
(一)2000—2001年县级财政研究特点
2000—2001年有效数据为77条,对关键词共现图谱进行阈值调整,将节点和连线数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节点数为52,采用关键路径( pathfinder) 算法,处理后的网络中连接数为146,自动聚类后得到的可视化图谱如图1所示。
在图1中,中心度大于0. 1的关键词共有5个,分别是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政部门、分税制和县域经济,其中“财政支出”的中心度最高,是连接关键词的重要术语。为便于分析,本文依据词频由高到低的次序整理了2000—2001年的热点关键词,如表2所示。
对图1和表2进行综合分析,可以看出2001—2002年的县级财政研究集中于财政收支和分税制改革等方面,总体特点是在宏观上研究县级财政运行。对于财政支出,重点研究了财政支农工作、支出结构以及支出预算等问题。对于财政收入,则大多是从财政困境出发,对财源建设和分税制等问题进行学理探讨和实践考察。如果将文献数量和期刊级别纳入考量范围,可以发现这一期间国内学界对县级财政的研究热情并不高,进行主题检索后相关度较高的文献有77篇,其中核心期刊发表的学术成果仅有3篇。
(二)2002—2003年县级财政研究特点
2002—2003年有效数据为148条,选取较为合适的阈值,调整后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节点数为39,采用关键路径( pathfinder) 算法,得到网络中连接数为169,经自动聚类后得到的可视化图谱如图2所示。
在图2中,中心度大于0. 1的关键词共有6个,分别是县域经济、财政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财源建设、 县域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其中“县域经济”的中心度最高,在关键词之间发挥的连通作用最强。本文依据词频由高到低的次序整理了2002—2003年的热点关键词,如表3所示。
对图表进行分析可知,县域经济问题、财政体制等是这一期间研究的热点。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的号召,县级财政与县域经济的良性互构和协同作用受到学界的重视,县域经济研究渐成气候。 “财政体制是处理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主要涉及各级政府间事权、财权的划分以及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三个方面”[6]。随着分税制改革和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推进,与此相联系的研究主题也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此外,对县级财政困境的分析以及财源建设的研究依然占据重要地位。
(三)2004—2005年县级财政研究特点
2004—2005年有效数据为87条,经多次调整后将阈值设定为5,调整后得到图谱中节点数为45,网络中连接数为179,经软件分析自动聚类后得到的可视化图谱如图3所示。
在图3中,中心度大于0. 1的关键词分别是财政支出、财政资金、转移支付、财政部门、地方政府和公共财政,其中“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的中心度均大于0. 2,在关键词之间发挥的连通作用较强。本文依据词频由高到低的次序整理了2004—2005年的热点关键词,如表4所示。
对上述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2004—2005年延续了之前对财政支出、财政部门及县域经济的研究。 与此前略有差异的是,这一时期的词频数和中心度呈现出双高特点,这种特点尤其表现在财政支出、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等研究主题上。1998年后,财政改革的重点开始向财政支出体制倾斜,在推行部门预算、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改革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改革。转移支付是发生在各级政府之间的资金的无偿转移,对于保证收入和支出划分框架的稳定、弥补财政缺口具有重大作用。县级财政状况是财政分权和府际关系的基层写照,因此“地方政府”的概念也是县级财政研究中的高频词。而公共财政作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体现了政府财政在弥合市场缺陷的作用,是政府服务和责任的体现,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既是政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术研究重点关注领域。
(四)2006—2007年县级财政研究特点
2006—2007年有效数据为108条,关键词共现图谱中节点数为44,网络中连接数为150,经软件分析自动聚类后得到的可视化图谱如图4所示。
在图4中,中心度大于0. 1的关键词分别是财政体制、财政资金、财政支出、预算编制、县域经济、财政困难和地方政府,其中“预算编制”的中心度首次超过0. 2。本文依据词频由高到低的次序整理了2006— 2007年的热点关键词,如表5所示。
图4和表5投射出了研究热点的继替,在“财政体制”、“财政支出”、“县域经济”、“财政困难”等研究主题继续为学界所关注的同时,“预算编制”也成为热点之一,与此相关的“预算执行”、“预算监督”、“预算单位”等研究日益升温。这与2006年国家关于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深化部门预算改革的要求相呼应,也是财政部印发《关于完善和推进地方部门预算改革的意见》之后的学术回应。另外,2005年以来,农村税费的历史性变革和新农村建设的总体性战略对县级财政产生了多维度、全方位的的影响,并迅速进入县级财政研究者的视野。
(五)2008—2009年县级财政研究特点
2008—2009年有效数据为127条,选取较为合适的阈值,调整后得到关键词图谱中节点数为46,采用关键路径( pathfinder) 算法,得到网络中连接数为99,经软件分析自动聚类后得到的可视化图谱如图5所示。
在图5中,中心度大于0. 1的关键词有7个。值得注意的是,“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在此期间得到凸显。本文依据词频由高到低的次序整理了2008—2009年的热点关键词,如表6所示。
由图5和表6可知,“财政部门”、“转移支付”、“财政资金”、“县域经济”、“财政困难”、“公共财政”、 “分税制”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等直接相关关键词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农村税费改革”、“新农村建设”、 “乡镇财政管理体制”等拓展性研究概念也基本承袭了原有的研究态势。其中“转移支付”的中介中心性进一步提升,达0. 64,词频也超过30,是这一时期不可忽视的热点。“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在2008—2009年获得了更多的青睐。财政管理的职能包括财政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监督等方面,可见县级财政的研究趋势出现了向整体把握和宏观统筹的回归。同时,财政监督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吸引了一些学者的眼球。 2004年,国务院发布《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明确了对财政违法行为的处分规定。2006年,《财政检查工作办法》对财政部门履行财政监督职能、实施财政检查作出了详细规定。此后一段时间,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分别颁行了相应的条例或暂行办法。或许政策的传递性和延时性是造成研究滞后性的原因之一,从2008年起,学界才开始在县级财政的诸多研究课题里集中关注财政监督。
(六)2010—2011年县级财政研究特点
2010—2011年有效数据为151条,对阈值进行反复调整后得到关键词图谱节点42个,采用最小生成树 ( Minimum Spanning Tree) 算法,网络中连接数为157,经软件分析自动聚类后得到的可视化图谱如下:
在图6中,中心度大于0. 1的关键词由高到低依次是财政改革、省直管县、财政困难、财政体制、财政资金和财政收入。其中,前两者相对于其他关键词具有更高的中介性。本文依据词频由高到低的次序整理了2010—2011年的热点关键词,如表7所示。
显而易见,财政( 体制) 改革问题的研究热度向来处于高位态势。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与整体经济体制转轨相伴,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学界对于财政改革的探索与辨析也保持着一贯的热情,在2010—2011年期间更是达到了一定时期内的热度峰值。另外,从2005年的“有条件地区试点”到2009年财政部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部署,省直管县财政改革逐步展开。实践的进展,尤其是重大改革的推行,总会激起学者的研究兴趣,2010—2011年,国内学界围绕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开展了热烈的学术讨论。
(七)2012—2013年县级财政研究特点
2012—2013年有效数据为137条,对阈值进行反复调整后得到关键词图谱节点31个,采用关键路径 ( pathfinder) 算法,网络中连接数为39,自动聚类后生成的可视化图谱如图7所示。
在图7中,中心度大于0. 1的关键词有13个,研究主题相对分散,但关键词的中心度普遍偏高,这表明县级财政研究逐渐向多视角与多主题发展。与之前略有差异的是,“保障能力”、“协调发展”和“事权”等关键词的中心性有所提高。本文依据词频由高到低的次序整理了2012—2013年的热点关键词,如表8所示。
由图7和表8可知,近两年县级财政研究的关注点更加分散,但关键词之间的勾连越来越紧密,这表明县级财政研究的纵向承袭和横向联系日趋紧密,正在形成宽口径的知识谱系。而“保障能力”、“协调发展” 和“事权”等是新的高频关键词。其原因在于县级财政收入虽然不断增加,但可用财力与刚性支出方面的矛盾一直存在,提高财政保障能力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前提。同时,财政保障能力的提高与财政管理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前者的研究同时也是对后者的考察与优化。另一方面,随着发展理念的不断转变,县级财政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被学界重视。最后,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向来是地方财政问题的症结所在,这种矛盾在基层政府表现得尤为突出。前文提到,县级政府是国家战略和大政方针的落脚点,处于政策决策与政策执行的触点区域,其直接面对群众开展具体工作。这或许是“事权”一词中心度较高的原因之一,不过从词频数和中心度来看,这方面研究显然还需要更多的关注。
三、县级财政研究总体特点
(一)2000—2013年县级财政研究趋势
在分析近14年县级财政研究总体趋势时,调谐显示方式为Frequency,将阈值设定为20( 即关键词频次大于20) ,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节点138个,采用关键路径( pathfinder) 算法,网络中连接数为845。笔者根据2000—2013年县级财政研究关键词总体共现图谱和Citespace中的阈值大于15的关键词统计数据,得到关键词频次表( 表9) 。
通过对2000—2013年县级财政研究进行综合审视,可以发现近年来的重点主题主要集中在转移支付、 财政收支、财政困境、财政资金( 可用财力) 、财政( 管理) 体制( 改革) 、预算编制与执行、财源建设、分税制、 部门预算、财政支农、预算外资金等方面。学界在研究过程中密切关注县级财政与县域经济、地方政府、省直管县、地方财政、乡镇财政、农村税费改革、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互嵌或横向分析,研究视角多元、视域宽阔, 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
通过对2000—2013年县级财政研究关键词进行时间演进分析,并结合本文第二部分的研究发现,近14年的突出研究大致呈现出以下演变趋势: 财政收支→财政体制→县域经济→转移支付→财政部门→省直管县。另外,“财政困难”一词几乎贯穿县级财政研究的全过程。其在触动学者敏感神经的同时,似乎也是改革必要性和问题复杂性的生动写照。
(二)2000—2013年县级财政主要研究机构和作者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对县级财政开展过相关研究的机构遍布国内15个省份,空间跨度较大。与此同时, 当前国内各研究机构之间协同性较低( 中介中心度处于最低点) ,独立性较强,在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各机构间的连接和单个机构的研究成果呈现出离散化和碎片化状态。近年来对县级财政研究相对较多的机构主要是部分高校经济院系和县级财政部门,具体情况见下表。
在期刊作者方面,绝大多数研究人员仅发表过一篇关于县级财政的文献,发表3篇以上的作者共23人, 发表5篇以上的为5人,具体数据如下:
四、结语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认为“政府能力即是政府成功应对外部环境挑战的程度,特别是维持公共秩序和维护合法性的能力”[7]。柯尔曼则指出政府能力是其获取资源以满足公民基本需求的生存能力。财政能力是政府能力的核心构件,而县级财政是国家财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对于公共产品提供、县域经济发展、地区社会公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学界对此早有体会和认识,并付出了大量的努力[8,9]。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县级财政研究文献的热点、发展趋势和研究特色进行了分析和概括,以期在回顾研究脉络、把握研究理路和展望研究进程上进行尝试,为后续研究进行知识储备。
不得不承认的是,本文存在一些不足和遗憾之处: 其一,由于对相关理论的把握不够全面和深入,对研究现状的解读还存在提升空间。其二,由于在CNKI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导出的文章并不包含参考文献信息,在对县级财政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的过程中不能进行引文共引分析,从而对学界的理论对话和引证关系缺乏系统的审视。其三,Citespace软件虽然在不断更新和完善,为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关键词共引分析功能对学科术语的识别存在一定的缺陷,尤其是种属概念和外延关系的模糊,为图谱的解读带来了不少困惑。其四,关于信息科学、文献计量学方面的理论和实操,笔者也自知任重道远。
相关利益者图谱分析 篇2
房地产开发企业利益相关者分析及其客户满意度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房地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然而,在我国房地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如房地产开发企业（略）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各利益相关者的分析,对客户需求及满意问题重视不够,从（略）不利于该产业发展的舆论环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产品销售.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利益相关者的分析和客户满意度研究,提出促进房地产企业开发企业健康发展的策略.本文的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略）而且也具有实际应用价值.本文共分六章节,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简要地阐述了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并对国内外客户满意度、利益相关者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略）第二章介绍了房地产营销、客户满意度、利益相关者的相关概念,并对客户满意度的产生发展状况及测评模型进行了概述.第三章分析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的构成因素以及相互关系.第四章分析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客户满意度的主（略）建立了客户满意度模型,并以层次分析法进行测评,设计了客户满意度调查表.第五章分析了房地产开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
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分析 篇3
西方学者真正给出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是在20世纪60年代。1963年, 美国上演了一出名叫《股东》的戏, 斯坦佛大学研究小组受此启发, 利用另外一个与之对应的词“利益相关者”来表示与企业密切关联的所有人。他们给出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是:对企业来说存在这样一些利益群体, 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 企业就无法生存。虽然这样的界定是非常狭义的, 但毕竟使人们认识到, 企业存在的目的并非就是为了股东服务, 在企业的周围还存在许多关乎企业生存的利益群体。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企业间竞争的日趋激烈, 人们逐渐意识到经济学家早期从“是否影响企业生存”的角度界定利益相关者的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Freeman对利益相关者理论做了较详细的研究, 他认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人”。这个定义不仅将影响企业目标的个人和群体看作是利益相关者, 同时还将受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所采取行动影响的个人和群体也看作是利益相关者, 正式将当地社区、政府部门等实体纳入利益相关者管理的研究范畴, 大大拓宽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
Mitchell在考察了27种之多的利益相关者定义后认为, 作为利益相关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影响力, 即某一群体是否拥有影响企业决策的地位、能力和相应的手段;合法性, 即某一群体是否被法律和道义上赋有对企业拥有的索取权;紧迫性, 即某一群体的要求能否立即引起企业管理层的关注。基于这三个特征的不同组合产生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 显然这一界定对利益相关者的权重大小进行细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已有学者结合外界环境的变化对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作了文字分析, 认为在不同的外在条件, 利益相关者通过博弈, 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 随之产生了围绕利益主体的一系列财务目标。本文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 拟建立一个博弈模型, 从数学角度来看博弈, 看得出的结果是否能印证有的学者的研究结果。
2. 本文所采用的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本文采用的定义是:利益相关者是专用性资源的供应者, 企业是专用性资源的需求者 (袁振兴, 2004) , 企业要为要素提供者增加价值和创造财富。本文按要素 (专用性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 的提供者界定企业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供应商、经营者、员工、政府。相应的, 各利益相关者在为企业提供要素的同时, 也有相应的利益要求权。
为方便研究, 根据向企业提供财、物、人的角度, 将前述企业利益相关者分为4大类:政策制定者 (政府) , 为企业提供各种政策、公共方面的服务, 因此通过税收方式分享企业收益;资金提供者, 包括股东和债权人, 为企业提供资金, 通过不同方式分享企业收益;物料提供者, 包括供应商, 为企业提供生产经营所需要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生产资料) , 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公司营运享有监督权 (其利润是维护其利益的保障, 间接参与利益分配) ;人力提供者, 包括一般员工和经理人员, 为企业提供运营的人力、资金运作、物料生产。公司运营都需要靠人力来实现, 通过不同方式分享企业利益。
3.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分析
3.1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
3.1.1 博弈模型中要素的界定
在本文中, 博弈模型中博弈的参与人是资金提供者、物流提供者、人力提供者、政府环境;博弈信息是博弈者所掌握的对选择策略有帮助的情报资料, 比如了解各博弈方的相关信息, 尽量获取其行动信息, 收益大小, 风险大小, 其他人要分享, 是否有保障等;博弈的行动空间, 即博弈方可选择的全部行为或策略的集合:政策环境、资金提供者 (提供与不提供) 、物流提供者 (提供与不提供) 、人力提供者 (提供与不提供) ;博弈的次序: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博弈方的收益, 即各博弈方做出决策后的得失:政府环境、资金提供者 (提供收益多少、不提供损失多少) 、物流提供者 (提供收益多少、不提供损失多少) 、人力提供者 (提供收益多少、不提供损失多少) 。
3.1.2 建立博弈模型分析
政策制定者 (政府) , 资金提供者 (Z) , 物料提供者 (W) , 人力提供者 (R) 。
UZ1=o (z1p+z3 (1-p) ) + (1-o) (z2p+z4 (1-p) )
UW1=p (w1o+w2 (1-o) ) + (1-p) (w3o+w4 (1-o) )
UW2=p (w5q+w7 (1-q) ) + (1-p) (w6 q+w8 (1-q) )
UR1=q (r1p+r2 (1-p) ) + (1-q) (r3p+r4 (1-p) )
UR2=q (r5o+r7 (1-o) ) + (1-q) (r6o+r8 (1-o) )
UZ2=o (z5q+z6 (1-q) ) + (1-o) (z7q+z8 (1-q) )
结合研究目的, 要比较在什么情况下UZ、UW、UR最大, 当其中一个最大时即说明其是利益主体, 通过利益的博弈得出的利益主体。将问题转化成三元一次函数求极值的问题, 运用拉格朗日法来求解。
建立辅助函数:L (o, p, q) =f (o, p, q) +λφ (o, p, q) , 其中,
其中λ是一个待定的常数, 称为拉格朗日乘数,
约束条件φ (o, p, q) =o+p+q-1=0,
利益U=f (o, p, q) ,
UZ=fZ (o, p, q) =o (z1p+z3 (1-p) ) + (1-o) (z2p+z4 (1-p) ) +o (z5q+z6 (1-q) ) + (1-o) (z7q+z8 (1-q) ) ,
UW=fW (o, p, q) =p (w1o+w2 (1-o) ) + (1-p) (w3o+w4 (1-o) ) +p (w5q+w7 (1-q) ) + (1-p) (w6q+w8 (1-q) ) ,
UR=fR (o, p, q) =q (r1p+r2 (1-p) ) + (1-q) (r3p+r4 (1-p) ) +q (r5o+r7 (1-o) ) + (1-q) (r6o+r8 (1-o) ) 。
LZ (o, p, q) =fZ (o, p, q) +λφ (o, p, q) =o (z1p+z3 (1-p) ) + (1-o) (z2p+z4 (1-p) ) +o (z5q+z6 (1-q) ) + (1-o) (z7q+z8 (1-q) ) +λ (o+p+q-1)
LW (o, p, q) =fW (o, p, q) +λφ (o, p, q) =p (w1o+w2 (1-o) ) + (1-p) (w3o+w4 (1-o) ) +p (w5q+w7 (1-q) ) + (1-p) (w6q+w8 (1-q) ) +λ (o+p+q-1)
LR (o, p, q) =fR (o, p, q) +λφ (o, p, q) =q (r1p+r2 (1-p) ) + (1-q) (r3p+r4 (1-p) ) +q (r5o+r7 (1-o) ) + (1-q) (r6o+r8 (1-o) ) +λ (o+p+q-1)
求辅助函数的偏导数L’Z、L’W、L’R,
求出满足方程组L’Z=0、L’W=0、L’R=0、φ (o, p, q) =0的所有解 (o0, p0, q0) ,
把求得的解 (o0, p0, q0) 带入UZ=fZ (o, p, q) 、UW=fW (o, p, q) 、UR=fR (o, p, q) 中, 若UZ=fZ (o, p, q) 的值最大, 说明在博弈后资金提供者取得胜利, 成为利益主体;若UW=fW (o, p, q) 的值最大, 说明在博弈后无聊提供者取得胜利, 成为利益主体;若UR=fR (o, p, q) 的值最大, 说明在博弈后人力提供者取得胜利, 成为利益主体。
可以看出各利益相关者通过博弈, 当其利益达到一定条件后, 即成为利益主体, 因此利益主体是动态变化的。
3.2 利益相关者的内部博弈
通过前面博弈模型决定好利益主体以后, 其利益主体内部也存在内部力量的博弈。
3.2.1 财力提供者的内部博弈
财力提供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同是财务资源提供者的股东与债权人之间也存在一个博弈问题。尽管双方提供的均为财务资源, 都能为企业创造价值, 但债权人让渡的仅仅是财务资源有限期的使用权。所以在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博弈中, 股东仍是赢家, 而最终成为企业的真正所有者, 债权人只能按期收回本息, 即博弈的结果由股东独占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后来, 同样作为财务资源的提供者——债权人不堪忍受股东损害其利益, 开始对企业关注, 要求分享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与股东重新博弈后, 博弈的结果是没有哪一方有绝对优势, 那么股东和债权人只能共同分享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3.2.2 人力提供者的内部博弈
人力提供者包括一般员工和经营者。同是人力资源提供者的一般员工和经营者之间也存在一个博弈问题。经营者一般以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为目标, 这样就不可避免的会损害一般员工的利益。如果一般员工没有意识维护自身利益, 那么通过博弈, 经营者就会成为赢家, 对利益的分配有控制权, 导致一般员工利益相应就得不到保障。但是随着员工的利益被损害后, 员工越来越清楚的意识到, 只有对经营者进行监督才能保障自身利益不被损害, 或者使其损害降至最小。所以, 同样作为人力资源的提供者——一般员工不堪忍受经营者损害其利益, 开始对企业关注, 监督经营者的行为, 与经营者重新博弈后, 改变经营者与一般员工之间的力量对比, 进而改变了经营者与一般员工之间的利益分配。
3.2.3 物力提供者的内部博弈
供应商与公司利益相关的程度, 取决于以下三个维度:交易规模, 包括交易额度和交易频率;合同期限;资产专用性程度。公司运营良好, 产量增加, 规模扩大, 对供应商产品的需求就会增加。众多供应商得知公司的需求信息后, 通过各自与企业的谈判中, 其实也在与众多的供应商展开博弈, 最终由产品质量高, 价格合理的供应商成为赢家, 形成企业稳定的供应商。
综上所述, 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得知, 在政策环境一定的前提下, 资金提供者、物料提供者和人力提供者之间展开利益博弈, 在博弈过程中利益主体是动态变化的, 这正和已有学者的文字研究结论一致。另外, 还分析了资金提供者、物料提供者和人力提供者各自的内部博弈。
参考文献
[1]陈宏辉.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4.
[2]黄涛.博弈论教程:理论·应用[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4.
[3]陈宏辉, 贾生华.企业利益相关者三维分类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 2004, (4) .
重点高中相关利益主体博弈分析 篇4
1953年,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教育方针。同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办重点中学”。6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和示范学校的意见》并具体分配了各地举办重点中学的具体数目。1962年,教育部再次发出《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的通知》,并提出了具体措施[1]。197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指出:“切实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以提高中小学的质量,总结经验,推动整个中小学教育的发展。”[2]1983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中,重申了举办重点中学的必要性。1995年,国家教委发出《关于评价验收1000所左右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的通知》,提出根据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建设的原则,将于1997年前后,分三批评估验收1000所左右示范性高中。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用示范性高中取代了重点高中,一些地方用星级学校代替了重点学校,示范性高中、星级高中与传统的重点高中并没有实质区别。
二、重点高中利益博弈的参与者
博弈,这是一个从西方学术理论中引进的术语,是指在遵循一定规则下的人们进行的一个共同的活动,而且进行游戏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博弈论研究的对象就是“理性的”行动者或参与者如何选择策略或如何作出行动的决定[1]。重点高中属于严重短缺的资源,稀缺资源一直都是“理性经济人”争夺的目标,个人和组织的寻利性,追求利益最大化决定了利益相关者围绕重点高中这个平台相互博弈。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的逐步推进,教育由原来国家一元价值转变为多元利益主体。重点高中在这个大趋势下涉及的多方面利益亦变得更加复杂,多种利益缠绕在一起,其中最主要的是家长、学校、政府三个群体的利益,这三个群体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家长可以再分为强势家长和弱势家长,学校也可以细化为重点高中和弱势高中,同时政府也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但同是重点高中带给强势家长与弱势家长的利益有所差别,重点高中和弱势高中的利益博弈更为直接、明显,甚至是激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针对重点高中也存在着利益交叉和融合,既一致又分歧。当前利益主体多元化、分散化是重点高中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重点高中能够满足各主体的利益需求。同时政府、学校和家长对重点高中利益的博弈是动态过程,重点高中能否长期存在取决于相关利益者能否从重点高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实现主体、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三、重点高中带给博弈主体的利益
1. 政府在博弈中获得利益
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像彪悍的猎手,到处追逐他心目中的利益。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都会在某一个竞争平台上去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社会转型期,政府组织,尤其地方政府自身利益比较突出地表现出来。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一旦产生就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理性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必然导致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在公共政策实践中,政府自身利益的恶性膨胀对政府管理和决策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就政府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而言,政府是公共权力的主要载体,在与社会、市场、公民及其他组织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这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制度保障[4]。地方政府与学校、家长接触更为频繁,相互之间的利益也就变得尤为复杂,地方政府是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单个个体所构成,地方政府在与学校、家长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就难免会产生以组织为依托,直接或间接为个人谋利益,从而影响或违背相关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地方政府也不会像中央政府那样把全国的教育统筹起来通盘优化,地方政府受地域局限性,会更多地关注当地利益,重点高中能够满足当地政府一定程度的利益追求。
重点高中能够带来家长、学校、政府期望的高升学率,我国现有的教育评价体制是以地区的升学率为指标,升学率高就能在地区之间的评价中获得较高位置,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就能获得较高评价,受到上级部门的赏识,从而获得物质奖励或升迁机会,同时地方政府官员个人会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为子女创造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政府官员作为行政组织成员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搭便车为个人牟利的倾向。政府是社会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分配者,教育作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心,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承担大量的财政拨款以及预算内教育经费,这对各级政府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同时由于教育的特殊性,教育投资的长期性、滞后性等显著特点,政府不太愿意为教育投入大量的经费,对于这一点从中央、地方政府每年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具体情况就能得出相应结论。重点高中能够为当地政府缓解甚至解决一部分教育经费,众所周知重点高中每年都要收取大量的择校费,并且收取比例是相当高的,每一届新生都能为学校缴纳高额的择校费,收取的择校费归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共同使用,择校费按比例上交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作为办学所需教育经费的一部分,既从择校费的收取中获利,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弱势高中的投入力度,政府可以把上交的择校费作为预算内教育经费返还给学校,从而减轻政府自身的财政负担,还可以把重点高中上交的择校费作为专门的经费支持当地弱势高中的发展,这样教育部门就能相应地减少对高中阶段的经费投入,在预算内教育经费逐年增长的前提下,择校费的上交为教育部门提供了寻租机会,教育部门会利用重点高中创租、收租,满足自身利益。
2. 学校从博弈中获益
重点高中属于严重稀缺的资源,整个高中阶段的教育需求大于供给,高中教育仍然是卖方市场,存在着强烈接受高中教育愿望的消费市场,占据卖方市场的重点高中和当地政府就会从中牟利。重点高中利用自身优势招收足够数量的优质生源,争取更多的教育经费、收取择校费,择校费是学校的额外收入,通过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分成后,剩余的学校自由支配,这样重点高中获得了额外的资源和动力,随着重点高中实力的不断增强,重点高中在博弈中拥有更多的筹码,获得更多的利益。另外重点高中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和强大的师资在区域内实现学校的大规模扩张,合并弱势高中或是建立分校,重点高中在规模扩张中不断蚕食弱势高中的利益,通过提供丰厚的待遇吸纳弱势高中的优秀教师为己所用,造成重点高中在区域内一枝独秀,最终实现重点高中教育垄断,在垄断中重点高中能够最大限度地追求学校的利益,尽可能提高择校费的收取标准,招收质量更高的生源,实现重点高中收益最大化。
在区域内无以伦比的高升学率使重点高中在与弱势高中博弈时处于优势地位,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到重点高中就读,使不平衡的买方与卖方市场更加失衡,重点学校在受到家长和社会各界广泛欢迎的过程中,拥有了更多与家长乃至当地政府博弈的资本,与家长博弈中掌握着主导权,能够从家长身上获得更多利益。政府自身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偏好决定了对重点高中和弱势高中的支持力度会有所区别,重点高中能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资源,无论是明显的教育经费投入还是可以利用的隐形社会资源,只要重点高中的资格不被剥夺,重点高中就会一直处在博弈中的优势地位,使家长和弱势高中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学校所需要的资源几乎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或者受政府控制,谁能挤进政府认可(有时是直接指定)的“重点”行列,谁就能比“非重点”得到更多资源[5]。重点高中得到的经济上的和其他形式的特别帮助,不一定都是政府行为,有些是“名牌效应”的作用。但这种名牌效应的产生又是与政府在经费、人员、政策方面的支持分不开的,作为当地政府主导下的教育组织,在追逐组织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地采取与政府一致的立场,甚至是采取合作形式共同牟利。正如R.芬德莱所说,他们采取的是“和上面合作的方式”而不是“来自下面压力的形式”[6]。
弱势高中在与重点高中博弈中,各个方面都将处于弱势地位,重点高中影响了弱势高中的利益,但弱势高中并不能取消重点高中,弱势高中只能在接受重点高中的前提下寻求利益,重点高中在招收的学生中大比例收取高额择校费,这一做法已被各类高中普遍采用,最终造成高中阶段收取择校费的盛行,弱势高中也能在这一潮流中实现自身利益,相对于重点高中收取的高额择校费,弱势高中可以收取相对较低的择校费,并不是所有的适龄学生都能到重点高中就读,弱势高中也有自己稳定的生源,弱势高中就针对这部分学生收取择校费,这也是弱势高中与重点高中博弈的间接收获,弱势高中由于升学率不太理想,起初并不会有收取择校费的企图,但在重点高中收取择校费的影响下,家长对收取择校费已经觉得合情合理,并且是毫不吝啬,在这样一种大氛围下,弱势高中也开始收取择校费,获得额外的但不如重点高中丰厚的择校费。所以重点高中在剥夺弱势高中利益的同时也为弱势高中带来了获益的机会,弱势高中也能在与重点高中博弈中获得间接利益。
3. 家长(学生)在博弈中收益
就业市场的唯学历导向以及大学生就业难,学历和文凭逐渐成为寻找工作和获得收入的主要依据,人们竞相储备知识,为此学校也在不断满足和刺激这种需求,即人们对高学历的要求和期望,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大学生数量在短时期内急剧膨胀,大学招生数量增加的同时失业大学生数量也在不断攀高。教育投资不一定获得相应收益,如果继续对高等教育不加筛选地盲目接受,接受高等教育不仅不能带来任何利益,还会教育致贫。虽然大学生就业状况不容乐观,但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的就业情况依然被看好,受到冲击的大学生就业市场是低级的大学生就业市场,重点大学、名牌大学代表着更高级的就业市场,相对于一般的大学具有更强的竞争力,适应性更强,能够在激烈的大学生就业中很好地生存下来,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在当前僧多粥少的大学生就业市场里,就读大学的层次越高,毕业后在就业市场上就会越有安全感,家长为了子女能够进入到重点大学就展开了相互竞争。在市场机制配置人力资源、就业压力激增的形势下,高等教育的竞争压力势必传递到基础教育,以至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竞争性、选拔性考试,尽管与法定宗旨不相符合,也能为社会和家长所认可[7]。我国的重点高中之所以为重点高中,其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拥有高的升学率,在追求高的升学率方面,重点高中刚好可以满足家长和学生的需求,重点高中的这一核心竞争力是获得家长和学生赞誉的基础,同时也是重点高中和家长博弈的根本。强势家长要对稀缺的重点高中资源进行博弈,重点高中意味着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更大,为进入重点高中进行必要的投入,会有利可图,将来不仅能够收回重点高中的投资,并且将会有更大的盈利,家长经过利益的权衡后,就愿意为进入重点高中而支付额外的费用。对于家长和个人来说,由于当前教育与就业的不确定性,接受大学教育并不意味着就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就业岗位与大学生已经由原来的一对一转变为一对多的关系,子女要在未来就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在高中阶段同样如此,家长之间要进行利益博弈,每一个家长都不想让子女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会选择进入重点高中,最终强势家长的子女获得了有限的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同时家长与重点高中博弈的过程中,由于家长的分散性,不能组成统一的组织,而单个家长根本没有与重点高中博弈的能力,最终家长只能接受重点高中的不合理要求,包括缴纳大量的择校费,家长从重点高中获得利益的同时也为重点高中付出了额外成本。
四、促使利益博弈规范化的建议
重点高中作为博弈的对象和博弈的载体,成为个人、社会和学校三方主体直接或间接寻求自己利益的工具。从以上分析中,政府、学校、家长都能从重点高中运作中找到合适的位置,满足了自身的利益,究其各方面利益来源,政府、学校利益,主要以收取家长额外的择校费,以弱势高中的缓慢发展,乃至整个高中阶段的均衡发展为代价,学校差距越来越大,重点高中和地方政府在博弈中,只有收益,没有任何损失,是最大的赢家。地方政府在博弈中减轻了投资教育的沉重负担,家长付出了更多成本,地方政府和重点高中获得的利益由家长、弱势高中买单,在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当利益,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变这种局面。
1. 禁止高中收取择校费
高中阶段收取择校费属于让学生二次缴纳费用,高中阶段的教育属于公共产品,公民已经对公共产品缴纳对应的税收,高中阶段所需要的教育经费也应由政府相关部门来专门拨付。对公共产品进行二次收费,明显剥夺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尽管教育主管部门不止一次禁止高中阶段收取择校费,但执行的效果却差强人意,收取择校费依然成风,究其原因,当地政府与重点高中存在共同利益,当地政府与重点高中存在“合谋”,政府职能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政府应淡化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倾向,凸显并加强公共服务的职能,加大财政投入,保障高中阶段教育经费的按时足额下拨,严惩高中收取择校费的行为。
2. 取消重点高中
高中阶段之所以出现不正当利益博弈,因为高中教育资源稀缺,当地政府和重点高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在垄断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地政府应消除重点高中与薄弱高中之间的差距,促使高中教育均衡发展,尽可能淡化重点高中的社会影响力,缩小学校的差异水平,使高中学校处在公平的竞争平台,杜绝获得超额利益的机会。鉴于教育的产品属性,当地政府应加强监督管理,加强薄弱高中的改造,拉近学校间的水平,实现高中学校之间良性竞争,营造一个公平的高中教育氛围,提高高中教育的质量。
3. 完善和改革当前的大学生就业市场
增强就业市场容纳大学生的能力,使各类别的大学毕业生都能在就业市场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提高普通大学的教学质量和就业能力,改变普通大学收益率不断下降的危险境地,努力提高大学教育的整体水平,适当缩小高校之间的差距,增强普通高校吸引力,解开学生、家长的“重点教育”心结。
参考文献
[1]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重点学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2]中央教科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3]潘天群.社会现象的博弈论解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王洛忠.论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利益及其影响.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5]冯向东.高等学校定位:竞争中的抉择.教育评论, 2004(2).
[6]罗纳德·芬德莱.贸易、发展与国家.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
天然林区的保护及相关利益分析 篇5
天然林区的保护一直是国家强力推进的, 森林保护顾名思义就是对森林的保护或者可以简单理解为保护森林, 我国的森林主要是原始森林和天然次生林, 由于时代飞速发展, 我国森林不但不能得到原有的抚育管理保护, 而且还受到了乱砍滥伐和森林火灾等的严重破坏, 森林病虫害等持续发生, 严重地损伤了林区。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天然林区和已经成林的天然次生林, 提出“森林保护和保护森林”。这也成了发展林业的重中之重。我国一直大力倡导植树造林活动, 从而使得我国在林区的发展上得到了有效提高, 面对我国如此广大的林区, 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十分异常的条件下, 仅仅靠保护是很难保证这些林区的健康发展。随着造林和保护林地的技术不断发展, 人们对森林保护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提高和加强, 因此, 转变思想成了重要目标, 从根本上认识森林的病虫害的防控, 确保森林疾病健康, 把保护和自卫结合起来, 以自卫为主要目标, 把预防和治理同时抓, 确立重点, 真正把防控措施贯彻于林业生产的各个环节, 让林区的保护意识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就像一个集体和个人一样, 如果只求别人的保护而自己没有自卫的能力, 那就不可能真正地强大独立。所以森林保护是保护森林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然需求, 是森林保护事业发展的必然条件。
2 利益相关者分析
林业企业面临的的状况为:林业职工下岗分流, 这些人的收入得不到保证或失去了经济来源, 而这些都会对林区管理带来潜在危害, 所以在林区保护和利益相关者的关键关系上就产生了一些问题和矛盾。天然林区作为一项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来说, 后续的政策扶持及制度的改革创新极为重要。林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是解决林区利益的关键所在。
3 对策与措施
3.1 贴近自然
天然林业资源经营和管理的核心是以一种尊重自然理解自然的态度来面对、管理与经营森林使其达到贴近自然的状态。它们集中的特征表现为:①以普通树种为主要经营方向, 来维持土地生产力和发展力;②小范围的情况下利用自然本身生长力来达到林区的天然成长更新;③以天然森林的生长周期为目标方向;④依照本地环境、地表主要植物、森林中树种的更替阶段进行调整, 记录制定树种并对其进行保护管理, 在保持森林生态功能的基础下达到高产量和高收益;⑤启用选择性采伐作业, 确定抚育的择伐树种, 改进林区整体森林质量;⑥研究探讨不同的管理及经营措施的生态发展和相关经济结果, 从而达到最优最理想的林区设计体系。探讨不同放牧强度对森林植被恢复的影响, 疏伐对林分结构和林分质量的改善, 薪炭林经营、风景林改造、珍贵树种保护、林下种植等多种类型。通过建立营林示范点, 不仅有利于合理利用天然林, 恢复退化林地, 管理非木材林产品, 还能为当地林业管理人员示范新型营林技术和方法, 使原有的营林技术和管理水平得到了提高。
3.2 共同管理
天然林共管是以天然林可持续管理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利益相关者制定出一种管理方式和权力责任分配结构, 分担投入, 分享产出, 共同决策。天然林共管遵循以下原则:①承认在天然林管理中社区内外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利益与关注点;②对天然林管理中的各种权力持开放态度, 不仅仅局限于法律所认可的权力;③让社会担任更重要的角色, 承担更重要的责任;④寻求在天然森林管理制度中的透明和平等。主要工作包括:考察天然林资源及其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的现状。建立启动工作组, 负责共同管理准备阶段的领导工作。规划与协议制定阶段的主要内容包括:制定统一的规则与程序, 对天然林共管的目标成果达成一致意见, 形成书面协议, 并征得社会的普遍认可;针对共管目标, 制定各方认可的发展战略、共管规划与协议、确定组织结构, 并对外公布。协议实施调整阶段的主要内容包括:启动共同管理组织机构, 实施共同管理规划与协议;根据需要, 分清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力与责任;收集共管执行过程中的过程资料、数据以及成果;探寻影响天然林资源与各利益相关者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天然林区实行共管, 可以将各利益相关者的相对优势最大化, 减轻当地林业局和森工企业负担,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提高当地群众的资源保护意识, 降低森林资源管理成本, 构建和谐林区, 实现森林资源永续利用。
3.3实施天保工程
目前我国森林未受侵扰的部分仅占森林资源总量的2%, 为55 448km2, 而且其中受到严格保护的只占0.1%。在我国对林业资源开始重视的基础上, 国家加强了对天然林区的保护和管理, 但是在我国很大程度上原始森林已寥寥无几。中国在1998年出台了针对天然林区保护的专项保护措施方针 (简称“天保工程”) , 其中严格限制和规定了对中国森林的采伐及开采。天保工程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森林政策的重大改革。但是, 渴求原料的林产品加工企业也由此转移到海外去寻求木材, 因此1998年也标志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木材贸易, 而且变得愈来愈依赖木材进口。
天然林保护意义重大, 天保工程必须持续推进。在以后的发展战略上必须以保护和培育天然林区资源为核心, 精心实施和组织好天然林区的保护工程, 推动天然林资源的保护工作, 在此基础上努力实现资源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 使生态健康良好。
参考文献
[1]沈瑞祥, 杨旺, 周德群.再论森林保护与森林医学[J].西南林业大学学报, 2011 (2) :1～2.
[2]庄作峰.集体天然林区参与式多目标综合管理理论和方法的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 2008.
相关利益者图谱分析 篇6
1 利益相关集团分析的基本思路
利益相关集团分析是决策分析中较为常用的方法。通过分析政策制订或实施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利益集团及其对政策目标的影响力，决策者可以更好地了解哪些人、哪些团体可能影响决策。同时，明确这些人或团体的利益和所拥有的资源，包括可见资源如人力、物力、财力；不可见资源如政策影响力、信息及相互之间的特殊关系等[2]。
利益相关集团分析主要研究对象是对某项政策有重要正面或负面影响的集团。通常情况下，政策出台一般会涉及相关集团（如某类人群、团体、机构）的利益，导致各集团获益或受损，由此他们会对该政策的制订、执行、监管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甚至通过干预改变政策的预期结果。因此，在政策制订和实施前，要明确这些集团的利益、所能动用的资源、动用资源影响政策的能力，然后采取积极的行动去平衡各集团的利益或调整原政策，以减少实施阻力，达到预期目标。
分析过程主要包括确定与注册医师多点执业相关的利益集团、分析医师多点执业对各利益集团的影响、判断集团的资源及动用资源的能力、判断集团的立场。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2 注册医师多点执业的利益相关集团
根据医疗卫生服务的供方、需方和第三方特点，注册医师多点执业的利益集团主要有注册医师、患者、医师第一执业医院、医师多点执业医院、卫生行政部门、医疗保险管理部门。
2.1 注册医师
医师是多点执业政策的最终实践者。医师通过多点执业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技术特长，提高个人收入，增强社会认同感；另一方面通过规范的多点执业可以规避以前“走穴”等行医方式产生的风险。但是，在高水平医师原有工作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多点执业对医师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能对其健康产生潜在危害。
2.2 患者
患者是医疗卫生服务的购买者和使用者，也是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最终受益者。为了自身的健康和经济利益，患者对实施医师多点执业的潜在愿望最为强烈，因而是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积极拥护者。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生命健康状况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患者普遍追求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不合理的就医观念可能影响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
2.3 医师第一执业医院
有资格到外院执业的医师多是第一执业医院（多为大型公立医院）的骨干人员，是医院重要的人力资源。在医院业务繁忙的情况下，允许医师到外院执业，可能对本院的医疗活动产生影响。由于医师的时间和精力被分散，可能降低本院医疗服务质量，增大医疗事故风险，降低患者满意度。而且，本院医师到外院执业可在一定程度上分流本院患者，对医院的运行产生不利影响。
2.4 医师多点执业医院
医师多点执业的医院多为二级及二级以下基层医院，普遍面临高端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的问题。通过医师多点执业，可以促进基层医院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对提高其医疗设备和其他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基层医院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具有一定帮助[3]。而且通过医师多点执业可以在一定区域内扩大基层医院的影响力，增加其患者数量，提高其业务收入。
2.5 卫生行政部门
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卫生事业的统筹者和决策者，其重要职责之一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对于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卫生行政部门肩负着制订指导政策、监督政策实施的责任，并希望通过医师多点执业等措施缓解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问题。卫生行政部门在“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的办法和形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2.6 医疗保险管理部门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已迈向全民医保的新时代。医院的业务收入有相当大的比例将来自于医保基金的支付。医师多点执业的实行，将在一定程度上释放被压抑的高质量医疗服务需求。医师多点执业的广泛实行将在短期内增加医保基金的支出，对医保基金的安全运行和合理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各个利益集团拥有的资源
在注册医师多点执业过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所拥有的资源可分为组织资源、财力资源、技术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等，各利益集团动用这些资源的能力也不相同。
3.1 注册医师
注册医师拥有最紧缺的专业技术资源，但其资源的利用却受现有人事制度和卫生行政管理规定的制约。打破对医师单一注册地点的限制，是充分发挥医师专业特长的重要手段，也是缓解“看病难”问题的重要途径。
3.2 患者
患者对注册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在不断改善民生的政府执政理念下，可以通过民间组织、媒体等对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施加影响，从而促使出台更有利于患者就近获得高质量医疗服务的政策。
3.3 医师第一执业医院
第一执业医院对多点执业的医师具有人事关系、医疗保险、责任风险分担等约束机制。多点执业对医师第一执业医院难免会产生一定影响，医院可以根据影响程度大小采取相应的管制措施和风险与收益分担机制，对多点执业的医师进行限制。
3.4 医师多点执业医院
接受医师多点执业的医院对医师多点执业政策普遍持欢迎态度，可以通过调动医院资金、人事等资源对多点执业医师和医师第一执业医院进行适度补偿和激励，从而提高多点执业医师在本院执业的积极性，更好地促进医院的发展。
3.5 卫生行政部门
在医改政策环境下，卫生行政部门对制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具有较高的积极性。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在医院编制、职称评定、政府拨款等方面给予医院支持，也可以将在外院多点执业医师的数量和业务量作为考核医院的标准，以促进多点执业政策的落实。
3.6 医疗保险管理部门
医疗保险管理部门主要通过对医疗行为合理性的判断决定医保费用的支付。多点执业医师的医疗行为符合医疗规范和医保相关要求即可为多点执业医院带来医保费用。高质量医疗需求的释放，短期内虽有可能增加医保基金的支付，但目前政策背景下，医疗保险管理部门难以通过医保基金支付限制多点执业的开展。
4 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注册医师多点执业虽然得到政府决策部门的支持，但受制于公立医院人事制度、补偿机制、风险承担机制等因素的限制，医师多点执业面临多点执业医师精力有限、多点执业医院配套不足、收益风险难以明确、患者就医习惯难以改变等多重挑战。在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实施过程中，只有妥善处理相关利益集团的关系，才能保证此项政策有序、有效的进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看病难”问题。
4.1 加强医师注册管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加强医师注册管理是推行多点执业政策的重要管理手段。根据卫生部通知，医师受聘在两个以上医疗机构执业的，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增加注册执业地点[4]。为加强注册管理，各地可依托卫生部的执业医师注册信息建立本地多点执业医师信息数据库，登记医师的专业技术资格、学历、工作年限、工作作风、本职工作表现、执业违规与奖惩记录、身体状况等[5]，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防止未经批准的“走穴”性质的多点行医。
4.2 适当提高准入门槛，充分保证医疗质量
医师多点执业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优质医疗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多点执业在实行初期，可适当提高多点执业医师和医院的准入标准，比如限定拥有副高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的医师，同时根据医院的技术水平和配备设施限定其接收多点执业医师的专业和范围。通过对多点执业医师和多点执业医院两方面的限制，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4.3 签订执业合作协议，保障医师医院合法权益
医师多点执业的有序进行，必须摒弃以前医师“走穴”时代医院与医生或患者与医生之间私下联系的方式，通过医师人事关系所在医院与多点执业医院之间的公对公联系方式，签订合作协议。协议应明确合作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收入的分配和技术成果的归属、分享，违约责任和争议仲裁，医疗事故责任的分担等内容，以保障各方的合法利益[6]，使多点执业制度有规可循，具有可持续性。
4.4 不同专业区别对待，先行试点分步推进[7]
医疗活动是一种高度综合的行为，既需要医师个人的专业技术，又需要医疗设备、医技人员、护理人员等一系列配套条件，在缺乏相应水平的医疗设备和合作团队的情况下，外科、神经科等对设备和团队要求较高的科室的多点执业医生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其专业特长。因此，可选择内科、中医科等主要靠医师个人经验进行诊疗的专业，进行试点推进。
4.5 主动做好信息公开，引导患者合理就医
患者对多点执业医师信息的充分获得是合理分流大型公立医院患者、实现多点执业政策目标的必要条件。在医师多点执业过程中，卫生行政部门应充分利用媒体公布接受多点执业医师的医院和医师信息，并会同各医院定期公布多点执业医师的出诊时间表，让患者有足够的信息进行就医选择，防止由于信息不通畅而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注册医师多点执业是一项尚在探索中的政策，只有在切实保证多点执业医师水平和多点执业医疗安全，建立合理的利益和风险分担机制的前提下，该政策才能发挥预期的效果，逐步缓解群众“看病难”的问题，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摘要：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已逐渐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鼓励,其涉及的各利益集团及相互作用是影响这一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进行利益相关集团分析,发现执业医师、患者、医师第一执业医院、医师多点执业医院、卫生行政部门、医疗保险管理部门是医师多点执业的主要利益集团,它们拥有组织、财力、技术和社会关系等资源;提出开展注册医师多点执业需充分考虑医师和医院的利益和风险,卫生行政部门必须加强监管,充分公开信息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利益相关集团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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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利益者图谱分析 篇7
西部的优势在于资源, 其矿产资源丰富, 是全国重要的能源战略区域。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地区成为国家资源基地, 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带动了地方经济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 西部的矛盾也在于资源。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资源低价, 环境无价”的观念, 资源价值对西部的贡献并未在经济发展中充分体现出来, 西部地区也出现了“守着煤山砍柴烧”等“富饶的贫困”现象。实证研究表明, “资源诅咒”在西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已经出现。另外, 矿产资源开发也给资源输出地带来了一些环境外部性问题, 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
矿产资源收益分配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一直以来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矿产资源收益分配是由矿产资源产生的经济收入在不同主体间的分配。我国矿产资源收益分配主要包括矿产资源补偿费、资源税、矿业权收益三种 (杨德栋、王娜, 2006) 。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利益分配问题是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已有研究表明, 西部矿产资源开发利益矛盾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矛盾、政府与矿业企业的矛盾、地方政府与中央企业矛盾以及政府、企业与资源地居民的矛盾;矛盾形成源于利益主体之间诉求能力差异及利益主体诉求能力差异的制度背景 (王艳、程宏伟, 2011) 。
从现有的研究趋势来看, 我国对资源开发中利益分配问题存在很大分歧。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仍然不合理, 所以不同利益主体在利益分配方面一直存在着利益博弈。已有不少研究致力于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博弈问题, 但是对相关利益主体视角下西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博弈的分析还不够深入, 所以本文从相关利益主体视角切入, 着重分析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博弈过程, 并针对博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利益协调措施。
二、西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相关利益主体分析
矿产资源收益分配是由资源产生的经济收入在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分配。目前, 我国矿产资源收益主要有三种类型: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矿业权收益。我国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利益是一个可以层层分解的利益层次, 在中央政府利益优先保证的前提下, 地方政府也可以依法分得部分利益。矿业权人是完整的企业法人, 应享有相关法人财产权所带来的正常投资利润和超额风险回报。在集体土地上开采矿产资源, 一般都会对集体土地和周边生态环境构成一定的破坏。资源地居民作为集体土地的主人, 不得不承受矿产资源开发活动的负面影响, 因此资源地居民作为相关利益主体, 也应当得到相应的补偿。
矿产资源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比较明确的行政隶属关系, 不论是矿产资源的中央政府主管部门, 还是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的矿业企业或是地勘单位, 他们之间存在明晰的行政隶属关系。各个相关利益主体的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就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而且是一种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多层次委托代理关系下, 矿产资源开发主要利益主体政府、企业与资源地居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升级,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资源开发收益权的分配冲突与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方面的分歧;当地居民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但是由于矿权与地权的分离其利益没有得到有效补偿。因此, 根据已有的研究, 本文认为西部矿产资源开发应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矿业企业、资源地居民等利益主体。各利益主体依照不同的法定权利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进行利益博弈, 表现形式错综复杂。
三、相关利益主体视角下西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博弈分析
(一)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
在我国分税制体制下, 税费分成比例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过程中的直接矛盾。按照我国资源税费分配政策, 资源补偿费中央与地方一般是4∶6分成, 矿业权出让权益中央与地方2∶8分成。仅仅从这两项的比例上看, 地方政府应该获取了大部分收益, 但是由于资源税税负相对较低, 因此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比重较少。按我国分税制体制, 增值税和所得税属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75%的增值税和60%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归中央, 而增值税和所得税是名副其实的财政收入的重要税种, 这就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利益。
另外, 与矿产资源相关的权、责、利分配不一致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博弈的根源。中央政府是矿产资源产权主体, 获得所有权收益, 地方政府不具有资源所有权, 但可以通过资源开发许可权的行政配置和投资权的控制来获取收益, 资源开发权决定了利益分配格局。总体上, 中央政府在资源开发中获得了更多经济利益, 而地方政府又承担本地经济发展的绝大部分责任, 因此为获得更多资源收益权利不可避免与中央政府产生利益博弈。
(二) 政府与矿业企业的利益博弈。
矿业企业与政府的利益博弈主要在税费征收与矿权定价方面。多数学者认为, 我国现行税费体系由于税种较多, 加上存在重复征税或者地方政府向企业摊派税费的情况, 造成多数矿业企业税费负担过重, 综合对比国内外矿业税收, 我国矿业税费率较国外高出6个百分点, 增值税和资源税是负担较重的主要因素。但另一方面税费负担过高的同时, 部分中央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获取矿业权, 不但严重低估矿产资源价值, 政府利益受损, 而且很可能会使部分中央企业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同时未充分利用矿产资源。
(三) 地方政府与中央企业的利益博弈。
西部地区矿产资源的多数开发权分配给了中央企业, 中央企业的经营活动与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目标不可避免会产生矛盾。资源地政府为保障地方的长远利益, 通常会选择发展附加值更高的资源利用项目, 但是已有学者研究发现, 因为中央企业开发的资源主要以向东部输出为主, 因此基本不考虑地方政府的产业规划, 地方政府依靠引入大型中央企业来促进当地就业率、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愿望往往不能实现, 相反, 规模经济效应和中央企业的垄断行为会严重挤出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市场份额, 这便直接影响了资源地政府经济利益。
(四) 政府、企业与资源地居民的利益博弈。
资源地居民承担了矿产资源开发中的负的外部效应, 在矿产资源开发相关利益主体中处于弱势地位。由于矿业企业在资源开发中占用土地以及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 从而与资源地居民产生直接的利益博弈。另外, 地方政府要获得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要兼顾本地区社会稳定, 在土地补偿、税费征收和环境恢复补偿方面与矿业企业和当地居民都存在矛盾。例如, 土地补偿问题是矿业征地的核心问题, 既关系到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又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利益。
四、西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协调措施
(一) 建立合理明晰的矿权制度。
建立合理、明晰的矿产资源矿权制度是解决各利益主体在矿产资源开发中利益博弈的关键。按照科斯定理的基本原理, 存在交易费用的前提下, 产权初始配置的合理化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矿产资源的开发也应遵循这一原理, 以避免矿权制度的不明确成为矿区地方政府与中央利益冲突的根源。因此, 在有关矿产资源初始矿权的配置法律条款中, 应该明确未来矿产资源初始矿权的二元分布 (即明确未来国有土地下潜在的、新的矿产资源的初始矿权归中央政府所有;集体土地下矿产资源的初始矿权归地方政府所有) 。这样, 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可通过对矿产资源初始矿权的行使和转让获取矿权收益。
(二) 建立完善的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制度。
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制度就是规范政府与矿业企业利益分配关系的制度安排。按照国际惯例, 将矿产资源总体收益分成税、矿权收益和投资收益三部分, 而目前我国在资源税费制度, 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方面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如税费设置不合理、税费制度缺乏灵活性, 没有鼓励劣等资源开发的政策等。针对这些问题, 一方面继续完善行政性税收政策, 减轻企业税收负担, 例如应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 将所有企业提供的与矿产企业相关的劳务均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这不仅便于征收管理, 也可以充分发挥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 符合我国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实现公平税负的趋势;另一面完善权利金制度, 明晰矿权收益, 例如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享机制, 是解决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关键。
(三) 建立有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能从源头上促进经济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目标是要求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和评估矿产资源的价值, 要求资源收益地区对资源贡献地区给予环境恢复补偿, 从而停止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获得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不仅能迫使企业改变无偿使用矿产资源的观念, 而且可以使企业在资源开发中主动寻求生态成本降低的措施。这样既可以促使企业努力提高生产技术、合理利用资源, 又可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相信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合理的资源税费制度以及完善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能够充分协调不同利益主体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博弈, 在增强地方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的同时, 又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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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市场中各利益相关者分析 篇8
关键词：旅游市场,利益相关者,政府行为
一、旅游市场的涵义
市场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狭义的市场即指商品交易的场所, 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交换已不再局限在某一个时间或某一个地点, 而是贯穿整个交换过程的始终。所以广义的市场是指整个交换关系的总和。
旅游作为一种经济活动, 也要进行商品交换, 虽然它所交换的不单是实物商品, 更多的是指服务。因此, 同一般商品市场相似, 旅游市场也是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以旅游市场的概念也可由上得出, 即旅游市场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充分发展的基础上, 实现旅游产品需求者与旅游产品供给者之间经济联系的场所。它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旅游市场是指旅游产品交换的场所;而广义的旅游市场是指旅游产品交换过程中所反映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 它不仅限制为旅游产品交换的场所, 而且涉及一定范围内的旅游产品交换中供求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
二、旅游市场中的利益相关者
1.利益相关者的涵义
利益相关者理论最初出现在企业管理的领域中, 20世纪60年代, 斯坦福大学研究小组针对“股东”首次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利益相关者”。他们给出的定义是:对企业来说, 存在这样一些利益群体, 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 企业就无法生存。虽然这样的界定非常狭义, 但毕竟使人们认识到, 企业存在的目的并非就是为股东服务, 在企业的周围还存在许多关乎企业生存的利益群体。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传统的股东至上的企业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 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该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 比如股东、政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 甚至是社区居民, 企业不仅要为股东利益服务, 同时也要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近些年来, 利益相关者理论也逐渐被广大旅游工作者熟知, 并将其应用在旅游相关问题的研究中。
2.旅游市场中的利益相关者
正如Walle (1995) 所指出的, 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产业, 旅游业比其他大部分行业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都要多, 国外很多学者在分析旅游业的政治、社会和道德问题时, 都使用了利益相关者模型。在国内, 利益相关者理论多被用于旅游开发、规划及生态旅游的研究中。在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旅游市场问题的过程中, 需要确定受到影响的各方都是指谁, 如何来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以形成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旅游作为一种经济活动, 在旅游市场中必然存在着各种经济主体, 也即旅游市场中的利益相关者。在这里, 主要是分析旅游者、旅游经营者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
(1) 旅游者
旅游是由人所发动的行为, 究其产生也是由于人的审美需求, 因此, 在研究旅游各种问题中, 最受人关注的莫过于作为旅游活动主体的旅游者。同样的, 在旅游市场中, 旅游者作为旅游活动的需求一方, 其地位不容忽视。旅游者的旅游目的, 或者说他所追求的利益是通过购买旅游商品要获得身心上的最大享受和满足。
(2) 旅游经营者
现代旅游是工业革命的产物, 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人们旅游消费行为的产生。但是那时候的旅游活动, 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形式上都与现在的旅游活动有很大区别。即早期旅游发展的特征是特权性、分散性和单一性。而自1842年世界第一家旅行社——托马斯·库克旅行社诞生以来, 旅游活动开始从分散、无组织状态向商业化运作方面转变, 且团体旅游得到了较大发展。这也标志着旅游活动向旅游经济活动的转变。旅行社和其他旅游经营者作为与旅游者相对的旅游活动的供给一方, 而旅游经济活动中的旅游产品的需求和供给的矛盾, 正是旅游经济研究的对象。旅游经营者提供旅游产品为了获得经济利益, 即作为一个旅游市场的经济主体, 并使它所追求的收益最大化。
(3) 政府
市场是进行资源配置的有效工具, 但是通过市场所进行的资源配置并不具有完全效率性, 因为在一个竞争不充分或者市场不完全的旅游经济活动中, 市场会出现失灵现象, 而在市场失灵的环境中, 仅仅通过市场是很难完成资源有效配置的, 只有政府对旅游经济活动施加某种程度的干预, 才能使旅游经济活动更有效率。我们在这里讲的政府干预是指政府以管理者的角色, 通过一系列相关的政府规制措施, 对旅游经济进行某种程度的干预, 以使旅游经济运作和发展符合政府预定的目标。
虽然上述利益主体在长远的利益上是一致的, 但在当前利益的追求上, 不同的利益主体追求的重点不一样。这就需要我们在分析利益相关者关系的过程中, 找出一条使各方利益都能得到有效协调和保障的道路
三、利益相关者分析
1.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
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作为旅游市场中的供需双方, 他们都要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而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是旅游经济研究的中心。旅游者利益的最大化是指旅游者在支付一定的成本, 即货币化的成本和时间成本的条件下, 在旅游消费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最佳满足。而旅游经营者则是希望通过自身的资本运营、产品经营、完善的管理, 以尽可能少的投入, 为旅游者提供高满意度的旅游产品, 在满足旅游者旅游需求的同时, 获得尽可能大的利益。
但中国旅游消费市场中表现出严重的信誉缺失状况。旅游经营者欺诈旅游者的事件经常发生, 如向旅游者传达虚假信息, 冒用知名企业的名称、品牌, 以次充好, 更有甚者敲诈勒索。这些只注重短期利益的旅游经营者虽然在短期内能够获得较多的经济利益, 但他是以企业形象和信誉的损失为代价的, 他失去的是旅游者对企业的信任以及更多的潜在旅游者。这些行为破坏了市场秩序, 阻碍了市场交易, 损害了旅游者的利益, 降低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
造成目前这种混乱局面的也不只是因为旅游经营者的机会行为, 旅游者也应当负相当的责任。就拿现在普遍存在的旅行社“零负团费”的问题来说, 对于旅行社低于成本很多的路线报价, 很多旅游者还是为图便宜选择了购买。而且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后, 有相当多的旅游者由于时间或精力的原因放弃了对旅游经营者的投诉, 造成了对旅游经营者欺诈行为的默许, 这也是目前十分严重的问题。
2.旅游者与政府
旅游者作为旅游活动的消费者, 理应享受其合理、合法的权益。而为了保障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政府就必须在立法、规制的建立以及旅游行业管理上多下功夫。旅游规制的制定应公正、透明、真正体现广大旅游者的利益。这就要求旅游行政部门在进行规制决策时更多地引入民间意愿, 包括实行听证制度, 引入消费者代表的“参政”制度, 建立将旅游企业的年检等规制措施的结果与效果进行公示的制度, 科学具体地建立起一套反映旅游者对旅游企业与市场满意度指标的体系, 建立各旅游地公正的行政裁决机构, 制定建立旅游企业的信用登记及控制体系。而旅游者也应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 在旅游过程中, 要尊重当地的文化, 通过与当地社区的接触, 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了解和欣赏;不对目的地的自然环境造成不良的影响;积极参与各种保护活动, 通过自身的行为保持并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在旅游活动结束后, 能够将环境保护和文化尊重的意识融入其现实生活中, 通过自身的行为来推动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多样性的保护, 推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旅游经营者与政府
近十几年来, 中国的旅游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有力地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和劳动力的就业, 在有些地区甚至成为该地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政府与旅游经营者在发展旅游的目标上有着重大的分歧。政府在发展旅游的同时必须考虑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协调发展, 而旅游经营者是追逐经济利益的生意人, 凡事都以自身的经济利益为先, 对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很难自觉地去考虑, 这就需要政府进行正确的引导。
4.市场失灵与政府行为
在西方经济学中, 有个著名的模型, 即“一个前提和三个假设”:在面对稀缺资源进行理性选择的前提下, 假设消费者是知识完备的并追求自己效用的最大化, 厂商是完全理性的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在这个模型下, 一切经济问题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运行自行解决。但是在实际运行中, 此模型只能起到预见和指导的作用, 因它经常偏离既定的经济目标, 即市场存在失灵之处。造成市场失灵的因素有很多, 如市场的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性、自然垄断现象的存在、外部性以及公共物品的原因。市场失灵的结果导致旅游经济活动不能按照资源的最优配置进行。而为了保证旅游经济的资源有效配置, 有必要通过政府行为对旅游经济进行干预, 使旅游经济以及市场主体的活动向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向发展。
而且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 旧的经济秩序急剧崩溃, 而新的经济秩序却尚未定型。这时, 经济主体面临着比任何时期都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预期效果, 导致基于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短期行为盛行, 混乱无序成为转型期经济秩序的基本特征。追求私利最大化成为社会追求的核心目标和人们的行为动机, 在转型期诱发了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在尚未形成有力约束的转型期, 强烈的致富欲极易诱发各种机会主义行为或违法行为, 如欺诈、违约等。
为此, 要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建立和监督, 因为旅游市场秩序是旅游业的“生命线”, 要促进旅游市场的繁荣兴旺就必须强化市场的规范运作, 建立健全有效维护市场秩序的执法监督保障体系。靠政策引导和法制管理, 政府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虽然旅游者、旅游经营者和政府是三个不同的利益主体, 他们都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 利益三方任何一方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 如果不顾及另外两方的利益, 则其自身利益也不可能完全得以实现。也就是说, 利益三方只有在共同的框架内才能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所以说, 三方的利益既是对立的, 又是统一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干预是必须的, 但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力量还是市场, 尤其是作为旅游经济的最重要的主体, 旅游需求者和旅游供给者, 他们是通过市场的纽带连接起来的, 旅游经济的基本矛盾也就表现为旅游需求与旅游供给之间的矛盾。政府通过行业管理或产业政策来建立市场规制, 培育市场机制, 维护市场秩序, 解决“市场有所不能”的问题, 推进旅游经济的有序、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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