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利益相关者治理（共8篇）
建设利益相关者治理 篇1
企业治理结构是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安排, 这些安排决定了企业的目标、行为, 以及在企业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如股东、债权人、经营者、职工、供应商和用户当中, 由谁来控制企业, 怎样控制企业, 以及风险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主体之间分配等。按照现代契约理论的观点, 企业治理结构的本质是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的契约, 企业所有权包括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成为企业治理结构的客体, 治理的功能是权、责、利的分配, 治理的起因是产权的分离, 治理模式有效率的前提是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对称分布。在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归属问题上, 传统的企业治理理论, 如团队生产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 大多遵循“股东至上”的逻辑, 认为只有股东承担企业剩余风险并掌握剩余收益, 企业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应当全部归股东所有。然而, 在现代社会中, 随着人力资本作用的加强, 以及股东过度追逐短期利益而忽视企业长期发展, 从而引发了人们对“股东至上”逻辑的声讨。在这一背景下, 要求经理人对各利益相关者负责而不仅仅是对股东负责的呼声日益高涨, 从而促进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深化。
一、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布鲁金斯学会的M·布莱尔。与传统企业治理理论不同的是,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 企业的目的不能仅限于股东利益最大化, 而应该同时考虑其他参与人, 包括职工、债权人、供应商、用户、所在社区以及经理人的利益。股东利润最大化不等于创造财富的最大化, 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才是现代企业追求的目标。该理论对“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这一传统观念提出挑战, 认为职工、经营者、供应商和用户与股东一样, 都对企业进行了专用性资产投资, 都承担了风险, 所不同的只是股东投入的是物质资本, 而职工和经营者投入的是人力资本。随着现代资本市场的发展, 股东变得分散而消极, 且更容易在资本市场上“用脚投票”, 来转移风险, 对企业承担的责任日益减少;相反, 其他利益相关者, 特别是经理人与企业的利害关系更为密切, 企业的倒闭意味着他们人力资本的损失, 他们更关心企业的发展。因此, 该理论认为, 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 企业治理不能仅限于调节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关系, 董事会中除了股东代表以外还应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代表。由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兴起时间较短, 其成熟的企业治理体系的构建尚未完成, 尽管如此, 该理论在西方受到了积极关注和支持。该理论的要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该理论认为, 在现代企业中, 所有权是一个复杂的概念, 讨论企业治理以所有权为起点“是彻底错误的, 是高水平的误导”, 股东也并不是唯一的所有者。传统理论把作为所有者的一切权利和责任赋予股东, 并非出于社会科学的规律, 而仅仅是一种法律和社会惯例而已。
其次, 该理论认为, 并不是只有股东承担剩余风险, 工人、债权人、供应商都可能是剩余风险的承担者, 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投入都可能是关系专用性资产, 这部分资产一旦改做他用, 其价值就会降低。因此, 投入企业的这部分资产是处于风险状态的, 为激励专用性资产进入企业, 需要给予其一定的剩余收益, 应该设计一定的契约安排和治理制度来分配给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一定的企业控制权, 即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参与企业治理。
再次, 该理论还从对企业发展的贡献上说明了重视非股东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必要性。他们认为,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 绝大多数资本所有者只是小股东, 只不过是市场上的寻利者, 大多只会“用脚投票”, 而放弃“用手投票”权, 对企业承担的责任日益减少, 真正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操心的, 是与企业利害关系更为密切的经理人员和广大职工。企业治理结构不能仅仅局限于调节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关系, 董事会等决策机构中除了股东代表以外还应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代表。
另外, 该理论还从产权角度, 论证了其“新所有权观”的合理性。他们认为, 出资者投资形成的资产, 以及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财产增值和无形资产共同组成企业的法人财产。法人财产是相对独立的, 不同于股东的资产。因此, 即使从这一角度来看, 忽视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富的创造也是不利的。
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的设计原则
企业治理由传统的“股东至上”演进到“共同治理”模式, 实际上表明企业不仅要重视股东的权益, 而且要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不仅强调股东的权威, 而且要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实际参与。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核心思想就是, 通过企业内的正式制度安排来确保各个利益相关者具有平等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机会, 同时又依靠相互监督的机制来制衡各相关者的行为, 并通过适当的投票机制和利益约束机制来稳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在设计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时, 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控制权共享原则。即股东、经理人员和广大职工都拥有企业控制权, 其代表在董事会中原则上拥有同等的权力。企业是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缔结的“契约网”, 各利益相关者或在企业中投入物质资本, 或投入人力资本, 目的是获取单个产权主体无法获得的合作收益。“共同治理”逻辑并不否认每个产权主体的自利追求, 而是强调理性的产权主体把企业看作是自身利益的源泉。因此, 一个体现和贯彻“共同治理”逻辑的治理结构必须让每个产权主体都有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机会, 但这是机会的均等, 而不是权利的平均化。
二是索取权均占原则。这一原则强调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企业经营成果在扣除所有固定合同支付 (如原材料成本、固定工资、利息等) 的余额即为企业剩余, 共同治理模式要求它必须归各资本所有者包括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均占。当然, 这种均占, 不是指平均分摊, 而是要根据各种资本对企业经营成果的贡献, 实行企业剩余由人力资本所有者和物质资本所有者按比例分享。这类似于等量股份获得等量股息, 等量人力资本也应获得等量企业剩余, 拥有等量的剩余索取权。就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而言, 则必须以对企业重要性或贡献大小来分配剩余, 重要性或贡献比例有多大, 剩余索取权分配比例也应有多大。
三是市场导向原则。是指各利益相关者通过市场谈判达成合作契约, 来界定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作用, 杜绝或尽量减少人为的干预。权利分配的比例应以贡献比例为依据, 而贡献的大小, 可以由各利益相关者的谈判结果表现出来。在实际操作中, 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名额如何分配、企业剩余如何按比例分享, 都应该由各利益相关者通过市场的公平谈判来确定。任何政府、组织或个人的干预和硬性规定, 都是欠妥当的。长期来看, 只有市场机制最能显现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中的重要性、承担的风险以及对企业贡献的大小。因此, 可以说, 市场导向原则是控制权共享、索取权均占原则的基础和保障。
四是权利边际调整原则。也就是说, 权利的安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是可以随时重新调整的。由以上原则可知, 权利分配取决于利益相关者贡献的大小, 表现为谈判的结果。随着时间的转移, 不同资本对企业贡献的相互比例会发生变化。因此, 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也应随之变化。特别是人力资本, 具有与其所有者不可分割的特性, 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并且会随着其在企业内的工作时间而增加, 通过边干边学、专业化协作以及企业文化渗透等因素的影响, 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含量会提高, 重要性会增加。因此, 企业初始的控制权分配和索取权安排可能已失去合理性, 只要坚持权利边际调整原则, 各利益相关者选择合适的时机重新进行谈判, 谈判的结果才可以使控制权分配和索取权安排再一次达到最佳状态。
三、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的基本内容
第一, 企业治理主体的确认。在共同治理模式下, 企业治理主体必然是各利益相关者, 其参与治理的方式取决于各利益相关者的自身特征及其与企业关系的密切程度。一般来说, 各利益相关者只要向企业投入了专用性资产, 就会成为企业风险的现实承担者。为了保护其专用性投资不受损害, 他们就有必要参与企业治理。与单边治理模式一样, 共同治理模式仍需要董事会的存在。不同的是, 共同治理模式把董事会看作是企业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共同代理人, 而不仅仅是股东代理人。这样一来, 共同治理模式下的董事会从形式上看与原有制度安排并无二致, 只是多了几个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代表而已, 但在本质上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这一变化是由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并成为委托人所决定的。
第二, 建立和完善职工董事制度。建立职工董事制度是完善董事会中的共同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内容, 因为职工董事制度是确保普通职工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的制度保证。实行大陆法的国家一直强调企业活动是劳资双方的一种伙伴关系, 这些国家的股份公司大多建立了劳工代表参与董事会决策的制度。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发挥职工的主人翁意识, 更应创造条件让职工参与企业治理。普通职工通过职代会选举职工董事, 通过职工董事在董事会中传递职工的“声音”。这样, 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的条件下, 职工可通过董事会发挥作用, 从而克服了原来的职代会制度流于形式的弊端。在落实职工推选代表进入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具体操作中, 应由全体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和监事会, 即由全体职工选举代表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再由职工代表大会决定职工董事和监事的人选。
第三, 完善共同监督机制。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监督包括以下三个阶段:一是事前监督阶段。每个产权主体在向企业投入专用性资产之前, 就应对投资对象作一个合理的评估, 内容涉及企业的生产能力、发展前景、管理能力、盈利率、潜在风险等。目的在于防止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能产生的逆向选择行为;二是事中监督阶段。经理人员的利益目标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目标不完全一致, 前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 可能会损害后者的利益。因此, 利益相关者可通过其在监事会的代表密切关注企业的营运状况和经理人员的行为, 以防止经理人员道德风险行为的出现;三是事后监督阶段。可通过公司绩效来判断企业的状况, 目的是防止财务危机。根据不同的绩效水平, 利益相关者可采取一系列相应的行动。
第四, 构建有效的预防和破产机制。所谓预防机制, 就是作为治理主体的股东、经理人员和广大职工各自进行事前、事中监督。监事会是预防机制的制度依托, 一旦发现经营者有不良行为或企业绩效不佳, 各利益相关者可通过其在监事会的代表提出警告或实施相应的惩罚, 如要求召开临时股东会、董事会, 要求进行财务审计等。当企业进入资不抵债的困境时, 则进入破产程序。破产程序的重点是企业重组, 重组本身是一种对经营者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手段。一个有效的破产程序必须设置一套机制, 以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同时给予对企业造成损害的经营者以可置信的惩罚。
第五, 构建合理的企业剩余分享机制。共同治理不仅包括企业控制权的共有, 而且包括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共享,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权、责、利的完美统一, 才能构建有效的共同治理机制。企业剩余索取权分享意味着股东、经理人员和广大职工都应获得企业剩余, 因此, 必须首先确定三者各自占有企业剩余的份额。根据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对应原则, 以股东、经理人员和广大职工在企业中的重要性比例分配剩余, 而重要性比例又表现为三方谈判达成的分配董事名额比例, 因此, 应按三方在董事会中的名额比例来分配企业剩余。在三方内部, 股东按出资份额获得不等的股息;广大职工按投入人力资本比例分配剩余;经理人员在分享企业剩余时则应特别注意总经理的人力资本含量和在企业中的地位, 拉开总经理与其他经理人员的报酬差距。为便于计算, 并考虑到按股分红在操作中的简便性, 可以按上述分配企业剩余的比例换算出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股份, 再把这些股份分给经理人员和广大职工持有。
建设利益相关者治理 篇2
摘要：当前世界经济趋于一体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技术创新便成为企业获得长足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尤其对于近几年发展迅速的高新技术企业来说，要想保持较高的竞争力，必须将技术创新和企业内部治理作为源头，了解利益相关者治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如何，才能有效创新。
关键词：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企业；利益相关者治理
一、高新技术企业的界定
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内，持续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它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经济实体。
高新技术企业走自主创新、持续创新的发展道路，用科技促进企业转型，用创新推动企业发展。因此，技术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的命脉。
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因此与传统企业有显著不同。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比较可以看出，高新技术企业是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企业，股东构成中机构投资占很大比例，独立董事的作用有限，技术员工占多数，参与企业决策。而股东、机构投资者、员工等都是主要利益相关者，因此利益相关者治理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有很重要的影响。
二、利益相关者治理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股东治理、债权人治理和经理人治理三方面探讨利益相关者治理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1、股权集中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股东治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从股权集中度看，股权结构过于集中不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从股东性质看，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较低。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则越有利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综述所述，企业可以通过改善股东治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在一定的范围内，股权越集中，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则越掌控高新技术企业经营活动，越容易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可能出现一股独大的局面，出现短视行为，忽视那些从长远来看有利于企业价值增值的创新活动。
从机构投资者持股多少来看，其持股越多，越有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管理、财务监督、市场监督以及作为股东特有的权利使得其更愿意监督企业的经营活动，促进企业进行创新，从而获得长期效益。
2、债权人为企业资金提供支持，因此企业面对财务和融资的双重压力，为避免破产的威胁，其创新项目的启动和项目资金是否充足都受到债权人的制约和影响。在研究分析中，以资产负债率作为债权人治理的指标。通过研究表明，资产负债率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相关的作用。债权人属于风险规避型，一般情况下对企业技术创新不热衷，但是当资产负债率达到一个临界值的时候，债权人要想得到相应的收益并保证不亏损就必须维持企业的正常经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债权人被股东“绑架”。而债权人有专业的财务分析能力，因此也有动机和能力对企业进行监督，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过程中，债权人做出的决定将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从而对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更坚实的资金支持。
3、经理人是否努力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也有显著影响。经理人掌握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他对公司的创新项目信息了解更为全面，在企业创新过程中不容忽视其作用。一般情况下，主要通过经理人薪酬水平，职位权力大小以及股权激励三个方面来测度经理人治理机制，分析经理人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决策有多大程度的影响。调查研究显示，经理人薪酬越高、经理人努力程度越高则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经理人、董事长二者不合一则有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有效制衡经理人权力，避免滥用权力出现短期行为，利于企业从长远角度提升企业价值，促进创新活动的展开；然而经理人的股权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机制实施时间较短，存在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从而导致其对企业技术创新决策没有起到正面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通过增大研究样本范围，将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更为全面地进行分析。
三、政策建议
1、改善股权结构
根据理论综述，我们可以看出企业的技术创新可以通过改善股权结构来达到促进的效果。从国家宏观角度看，政府可以采用完善政策法规，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建立健全股权结构，从而提高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首先，可以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继续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不同性质股东之间的制衡，让市场成为企业导向，监督和促进经理人为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努力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其次，重视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实现多元化的投资机构，发挥机构投资者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的监控作用，并指引企业战略决策的正确性；最后，保护中小股东的相关利益，完善相应的政策机制，例如制定申述机制，降低成本，提供中小股东维护自身利益的依据，从而尽量避免大股东独自侵占利益的行为。
2、完善经理人权力制衡机制及激励机制
技术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而人力资本又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关键资源，因此经理人作为人力资本主要所有者，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成功与否。理论分析和大量的研究都表明：经理人权力制衡机制及激励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决策具有很大影响。对此，我国应大力扶持股票市场，使企业的绩效能通过股票价格进行评价，从而保证股权激励对经理人的促进和有效；另外，为了抑制“内部人控制”的可能性，对有关于董事会的相关规定也需进行完善和改进，提高执行力，同时对于外部环境，还有经理人市场的完善也不容忽视，对于经理人的行为可以通过声誉机制进行约束。
政府不仅要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中董事会的相关规定，还要加强执行力度；同时，还应该完善经理人市场，通过声誉机制来约束经理人的行为。
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的博弈分析 篇3
经营者与股东的利益追求既统一又矛盾。统一表现在他们都希望企业能够长期生存与发展下去, 并且努力使其具有一个良好的企业形象。但是二者更多的体现了利益的不一致, 在运营过程中, 企业的股东要把经营企业的权力交给经营者, 即企业的大部分财务控制权掌握在经营者手中。因此, 在企业股东和经营者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利益冲突。首先, 股东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 同时又能获得高额利润回报, 而经营者的利益要求则主要包括三大内容:高额薪酬、稳定的工作和社会地位, 二者之间的利益诉求不一致。其次, 股东期望经营者能加倍努力工作, 以增加企业的价值, 但经营者却认为这样做会使自己的付出与得到的回报并不能成正比, 因此经营者往往会放弃收益高但风险也高的项目, 原因在于他们不想冒项目失败、企业破产和失去工作的风险, 而股东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回报会要求经营者投资风险高、利润大的项目。可见, 虽然经营者掌握了大多数的财务控制权, 但是股东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参与财务控制权的争夺。
假设经营者利用公司财权获得的收益为Rm, 放弃财权的成本为C1;股东利用公司财权获得的收益为Rs, 放弃财权的成本为C2。值得注意的是, 当股东控制企业财权而经营者不控制时, 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等因素, 股东比经营者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如管理成本、机会成本等。因此, 假设这部分的成本为C3;如果两者都不进行控制, 暂时假设双方的收益均为零 (与后文一致, 不再论述) 。经营者与股东之间的博弈分析:假设经营者收益控制为p, 则不控制为 (1-p) ;股东收益控制q, 则不控制 (1-q) , 如下图。
经营者选择控制的期望收益为E (控制) =Rm×q+Rm (1-q) , 经营者不控制的期望收益E (不控制) = (RmC1) q+0× (1-q) , 由E (控制) =E (不控制) 得q=Rm (Rm-C1) 。即如果股东控制的概率小于Rm/ (Rm-C1) , 经营者的最优选择是不控制;如果股东控制的概率大于Rm/ (Rm-C1) , 经营者的最优选择是控制;如果股东控制的概率等于Rm/ (Rm-C1) , 经营者控制与不控制收益相等。
对股东来说, 选择控制的预期收益为E (控制) =Rs×p+ (Rs-C3) × (1-p) , 选择不控制的预期收益为E (不控制) = (Rs-C2) p+0 (1-p) , 根据E (控制) =E (不控制) , 解得p= (Rs-C3) / (Rs-C3-C2) 。即如果经营者控制的概率小于 (Rs-C3) / (Rs-C3-C2) , 股东的最优选择是不控制;如果经营者控制的概率大于 (Rs-C3) / (Rs-C3-C2) , 股东的最优选择是控制;如果经营者控制的概率等于 (Rs-C3) / (Rs-C3-C2) , 股东控制与不控制收益相等。这样形成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条件是p= (Rs-C3) / (Rs-C3-C2) 和q=Rm/ (Rm-C1) , 即经营者以 (Rs-C3) / (Rs-C3-C2) 的概率选择是否进行财权配置, 而股东以Rm/ (Rm-C1) 的概率选择控制或不控制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二、股东与债权人的博弈分析
股东和债权人都是企业财务资本的提供者。与股东一样, 债权人也期望企业能够长期生存与发展下去, 从而保证其到期能够收回债权和利息, 即债权人的利益要求主要表现为保障其债权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在一般情况下, 企业股东和债权人两者之间各司其职, 股东为企业提供投资资金, 管理和监督企业的董事会和经理层, 享有按期取得股票分红和资本的增值的权利, 债权人为企业提供贷款和商业信用等服务, 拥有一定时期按时还付息本的权利。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 (如资不抵债) , 债权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 就会发挥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的作用, 变成企业的实际控制者, 掌握企业的财权。
在企业经营中, 当资产收益率高于利息率时, 债权资本所带来的资本收益会多于应付给债权人的利息, 其多余部分将由股东享有, 这时, 股东得到的收益将多于股权资本所带来的收益, 这是一种“财务杠杆效应”, 由于存在着“财务杠杆效应”, 股东希望多借入负债, 发挥杠杆效应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剩余收益, 但是在增加企业负债的同时, 必然会有新债权人的介入, 这并不是原债权人想看到的, 因为他会影响或者是削弱原债权人债权的安全性和收益性。这时, 原债权人会采取一定的手段迫使公司对增加新债权人制订相应的限制条款。
假设股东享有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带来的收益为Rs, 如果不控制, 表明企业处于特殊经营时期, 按照《公司法》规定的债务清偿顺序, 股东是在进行破产清算和支付了债权人的债务后才能得到清偿, 此时股东只能获得部分甚至无法获得应有的收益, 把这部分损失记为L1;债权人享有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带来的收益为Rc, 若不控制, 则在财务杠杆效应的驱动下, 股东会进行大量举债为自己谋利, 造成债权人的利益损失, 记为L2。控制为q, 不控制 (1-q) 。见右上图。
则债权人选择控制的期望收益为E (控制) =Rc×q+Rc (1-q) , 经营者不控制的期望收益E (不控制) = (Rc-L2) q+0× (1-q) , 由E (控制) =E (不控制) 得q=Rc/ (Rc-L2) 。即如果股东控制的概率小于Rc/ (Rc-L2) , 债权人的最优选择是不控制;如果股东控制的概率大于Rc/ (Rc-L2) , 债权人的最优选择是控制;如果股东控制的概率等于Rc/ (Rc-L2) , 债权人控制与不控制收益相等。
对股东来说, 选择控制的预期收益为E (控制) =Rs×p+Rs× (1-p) , 选择不控制的预期收益为E (不控制) = (Rs-L1) p+0 (1-p) , 根据E (控制) =E (不控制) , 解得p=Rs/ (Rs-L1) 。即如果债权人控制的概率小于Rs/ (RsL1) , 股东的最优选择是不控制;如果债权人控制的概率大于Rs/ (Rs-L1) , 股东的最优选择是控制;如果债权人控制的概率等于Rs/ (Rs-L1) , 股东控制与不控制收益相等。
这样形成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条件是p=Rs/ (Rs-L1) 和q=Rc/ (RcL2) , 即债权人以Rs/ (Rs-L1) 的概率选择是否进行财权配置, 而股东以Rc/ (Rc-L2) 的概率选择控制或不控制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三、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博弈分析
从我国上市公司的发展历程来看, 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都是由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 控股股东中国有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占绝大多数, 而且相当一部分的法人股也是国家控股的。因此, 大股东往往掌握着企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 享有控制权收益, 同时, 大股东还可以通过一些途径占有一部分中小股东的利益, 削弱中小股东的控制权, 而中小股东只能努力维护自身利益, 争取获得更多的财权。
在理论上, 公司的所有股东都应担负起监督董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 但在现实中, 承担监督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往往只是大股东, 即控股股东, 因为对公司持股数越大, 代表表决权越大, 对企业控制权的影响也越深, 大股东可以通过一些行为影响企业的意志, 改变企业的方向, 从而为自己谋利, 在此过程中, 发生的监督成本也应由大股东承担。
假设大股东为获得控制权进行监督所得到的收益为Rb, 付出的监督成本为C1, 中小股东进行控制所得到的收益为Rs, 发生的监督成本为C2;中小股东因大股东监督而放弃控制权所获得的收益为r1 (r1
中小股东选择控制的期望收益为E (控制) = (Rs-C2) q+ (Rs-C2) × (1-q) , 中小股东不控制的期望收益E (不控制) =r1×q+0× (1-q) , 由E (控制) =E (不控制) 得q= (Rs-C2) /r1。即如果大股东进行监督的概率小于 (Rs-C2) /r1, 中小股东的最优选择是不控制;如果大股东进行监督的概率大于 (Rs-C2) r1, 中小的最优选择是控制;如果大股东进行监督的概率等于 (Rs-C2) /r1, 中小股东控制与不控制收益相等。
对大股东来说, 选择监督的预期收益为E (监督) = (Rb-C1) ×p+ (Rb-C1) × (1-p) , 选择不监督的预期收益为E (不监督) =r2×p+0× (1-p) , 根据E (监督) =E (不监督) , 解得p= (Rb-C1) /r2, 即如果中小股东控制的概率小于 (Rb-C1) /r2, 则大股东的最优选择是不监督;如果中小股东控制的概率大于 (Rb-C1) /r2, 则大股东的最优选择是监督;如果中小股东控制的概率等于 (Rb-C1) /r2, 大股东监督与不监督收益相等。
这样形成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条件是p= (Rb-C1) /r2和q= (Rs-C2) r1, 即中小股东以 (Rb-C1) /r2的概率选择是否进行财权配置, 而大股东以 (Rs-C2) /r1的概率选择是否监督董事会和经理层。
值得一提的是, 在现实中, 不论大股东选择什么战略, 中小股东都有可能丧失大部分的财务控制权, 从而导致其利益受到侵害, 而大股东会享有绝大部分的财务控制权, 获得控制权收益。所以, 纳什均衡很可能是大股东获得大多数的财务控制权, 并且参与公司监督。
四、经营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分析
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研究综述 篇4
公司治理模式是一套治理公司交易关系的制度安排。然而,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传统的“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模式越来越受到质疑, 取而代之的是“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模式。尤其20世纪70年代以后, 全球开始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 过去那种认为企业只是生产产品和劳务的工具的传统观点受到了普遍的批评, 人们开始意识到企业不仅仅要承担经济责任, 还要承担法律、环境保护、道德和慈善等方面的社会责任 (刘俊海, 1997) 。
随着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得到普遍认可, 学者们不断地围绕利益相关者理论展开长期讨论。本文梳理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的理论研究成果, 旨在对前人的讨论成果进行归纳总结, 以求对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模式有更深刻的认识。
2 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和分类
2.1 利益相关者的定义
1963年, 斯坦福研究院的一些学者受到启发, 首次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他们利用另外一个与股东对应的词“利益相关者”来表示与企业有密切关系的所有人。他们给出的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是:对企业来说存在这样一些利益群体, 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 企业就无法生存 (Freeman& Reed, 1983) 。该定义揭示了企业存在许多影响企业生存的利益群体, 并非仅为股东服务。自利益相关者的概念诞生之后, 不同的学者给予利益相关者不同的表述,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给出的广义的利益相关者定义。他认为, 利益相关者是“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 或者能够被企业实现目标的过程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 (Freeman, 1984) 。该定义不仅把影响企业目标的个人和群体视为利益相关者, 同时也把被企业在实现其目标过程中采取的行动所影响的个人和群体看作利益相关者, 大大扩展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然而, 弗里曼广义的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产生了许多实际的问题, 如利益相关者仅仅局限于“人”。美国管理学家威勒就认为, 非社会性的个体与群体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比如恶化的或改善的自然环境 (wheeler, 1998) 。卡拉克森 (1994) 则认为:利益相关者以及在企业中投入了一些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财务资本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并由此而承担了某些形式的风险。卡拉克森的这一概念强调了资产的专用性, 把弗里昂的定义范围进一步具体化和集中化。
国内学者贾生华、陈宏辉 (2002) 对利益相关者界定的研究有一定代表性, 他们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企业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 并承担了一定风险的个体和群体, 其活动能够影响该企业目标的实现, 或者受到该企业实现其目标过程的影响”。这一概念既强调专用性投资, 又强调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关联性。因此本文的利益相关者采取这一定义。
2.2 利益相关者的分类
(1) 克拉克森 (Clarkson, 1994;1995) 提出了两种有代表性的分类方法:第一, 根据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利害关系的紧密程度, 把利益相关者分为首要的利益相关者和次要的利益相关者。前者包括股东、投资者、雇员、顾客、供应商等;后者指间接地影响企业的运作或者受到企业运作的间接影响。第二, 根据相关者群体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承担风险的方式, 讲利益相关者分为主动的利益相关者和被动的利益相关者。前者是向企业投人了专用性人力资本或非人力资本从而承担了企业某种形式风险的人或群体;后者是由于企业的行为而使之处于风险之中的人或群体, 如社区、政府、媒体等。
(2) 威勒 (Wheeler, 1998) 引入社会性, 根据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紧密型程度差异, 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四类一级社会性利益相关者、二级社会性利益相关者、一级非社会性利益相关者、二级非社会性利益相关者。
(3) 米切尔和伍德 (Mitchell & Wood, 1997) 提出了一种评分法来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这三个属性是:第一合法性, 即某一群体是否被赋有法律上的、道义上的或者特定的对于企业的索取权;第二权力性, 即某一群体是否拥有影响企业决策的地位、能力和相应的手段;第三紧急性, 即某一群体的要求能否立即引起企业管理层的关注。
(4) 国内学者陈宏辉、贾生华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蛰伏利益相关者、边缘利益相关者。①核心利益相关者是企业不可或缺的群体, 与企业有紧密地利害关系, 甚至可以直接左右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包括股东、管理人员和员工;②蛰伏利益相关者往往已经与企业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关系, 所付出的专用性投资实际上使得他们承担着企业一定的经营风险, 包括消费者、债权人、政府、供应商和分销商;③边缘利益相关者往往被动地受到企业的影响, 在企业看来他们的重要性程度很低, 其实现利益要求的紧迫性也不强, 主要指特殊利益集团和社区。
不同的分类标准, 对利益相关者的划分范围完全不一样。采用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必须界定谁是利益相关者。如果利益相关者本身都界定不清, 那么就无法开展基于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公司治理了 (杨瑞龙, 2000) 。因此, 对利益相关者进行清晰的归类, 严格界定利益相关者, 对于以下的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
3 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
3.1 企业契约理论
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是美国经济学家科斯于1937年首创的“企业契约理论”。现代契约理论认为, 企业本质上是一组契约的集合体和委托代理关系。企业通过与不同利益主体订立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契约, 取得企业运营所必须的各类生产要素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然而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 从“企业是一组契约”这一基本论断出发, 可以把企业理解为“所有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一系列多边契约” (Freeman & Evan, 1999) , 这一组契约的主体当然也包括管理者、雇员、所有者、供应商、客户及社区等多方参与者。
3.2 从资产专用性、资源依赖理论及利益相关者作为关键资源提供者的角度
此观点的主要代表是Blair, 她在1999年指出, 从资产专用性、资源依赖理论及利益相关者作为关键资源提供者的角度来看, 公司的出资不仅来自股东, 而且来自公司的雇员、供应商、债权人和客户, 这些主体提供的不是物质资本, 而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并非只有股东才承担剩余风险, 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其他参与者同资金供给者相比处于相同甚至更难转移的风险之中。
3.3 产权理论 (多元产权, 多元激励)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支持者认为, 主流企业理论对产权的理解过于狭隘了, 我们应该从多元理论的角度重新定义产权。产权概念本身十分复杂, 因公司控制权一部分赋予股东, 而另一部分是由利益相关者所掌控的 (Blair, 1999)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在谈论到像企业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复杂的问题时, 应该趋向于建立一个多元“个体判断”的产权理论。从此逻辑出发, 利益相关者理论顺理成章地提出, “只要一种多元的产权理论能够被接受, 那么产权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之间的联系也就显而易见了。隐含在古典个体判断理论内的所有关键性的特征都出现在公司利益相关者的身上, 正如同利益相关者理论所惯常设想和表述的那样” (Donaldson & Preston, 1995) 。
4 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的模式
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是对传统的股东至上的治理模式重大的修正, 既突破了股东至上、资本雇佣劳动的单边企业治理逻辑, 也修正了工人自治、劳动雇佣资本的单边契约自治逻辑, 体现了企业治理模式从一元激励多多元激励的转变。目前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模式主要是:由股东、职工构成的二元结构治理模式以及由股东、工人、债权人、关系客户等共同组成的多元治理模式。
4.1 由股东、职工构成的二元结构治理模式
二元机构治理模式主要是美国企业的管理层持股计划和职工持股计划。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由于放松管制兴起了敌意收购浪潮。为保护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减少敌意收购所造成的各种不良影响, 美国29个州的政府以及企业管理层要求收购企业时应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标志美国开始接受利益相关者理论。 (1) 董事会的职能和结构发生了变化, 董事会的独立性得到了提高。董事会独立于股东, 可以以局外人的身份管理公司, 在进行重大决策的过程中追求股东利益的同时充分考虑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因此, 提高董事会独立性是避免董事会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关键。 (2) 员工开始参与公司治理, 其表现为职工董事的设立。员工持股是指员工通过购买股票或拥有股本成为本企业的股东, 从而法定地取得了解本企业经营状态和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在公司内部和外部设立专门机构 (员工持股会或员工持股信托基金) , 这种机构通过借贷方式形成购股基金, 然后帮助职工购买本公司的股票, 进而使本公司员工从中分得一定比例, 一定数额的股票红利。 (3) 银行与公司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银行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了证券市场所不能承担的“相机治理”的监督作用。
4.2 由股东、工人、债权人、关系客户等共同组成的多元治理模式
德国的公司治理模式被看作是典型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 也是由股东、工人、债权人、关系客户等共同组成的多元治理模式的体现。在德国, 企业一般都下设两个委员会——监事会和管理委员会。董事会是控制实体, 其半数代表由股东选举, 半数代表由雇员选举。股东大会选举股东代表。三分之二的雇员代表是公司雇员, 另三分之一是工会代表。与此较为相似的是日本, 德日两国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观, 两国强调共同主义, 提倡团体的凝聚力。德国以银行和职工持股为特征, 对外部资本的依赖性很强;而日本以“债权人相机治理”和法人交叉持股为特征, 但德、日都以内部治理为主, 即表现为股权比较集中, 比较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而不是像英美股东一样选择“用脚投票”去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5 结论与展望
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各国从“股东至上”的单边治理走向“利益相关者”的多边治理。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的核心就是通过公司内的正式制度安排来确保每个产权主体具有平等参与公司治理的机会, 使权利得到保障的基础上, 加强利益相关各方的合作, 使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都集中于提高公司效率的目标上。
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 从整体的角度归纳阐述了各学者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及其分类, 并总结出现时流行的两种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模式, 以求为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借鉴。纵观所有文献, 对于利益相关者的微观角度以及实证分析方面, 如企业如何利用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提高公司绩效等仍然欠缺, 这将是我们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
参考文献
[1]Blair M.M.&Lynn A.S.A Team Production Theory of Corpo-rate Law[J].The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 1999, (4) .
[2]Clarkson, M.A Stakeholder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 (1) :92-117.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治理研究 篇5
关键词：财务治理,利益相关者,财权,配置,财务治理措施
一、财务治理的基本内容
1. 财务治理的本质
财务治理的本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 财务权限可进一步划分, 只有对相关财务权限进行合理配置, 才能建立起完善的、相互制约与平衡的财务治理机制, 从而使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得以最大化。
2. 财务治理的结构
财务治理结构是财务治理的核心和表现方式, 它偏向于对财权配置的研究。公司通过实施、调整、完善财务治理结构这一方案, 实现财务治理的目标, 从而进一步优化公司财务治理。财务治理要通过财务治理结构来实现, 财务治理结构包括:内部财务治理、外部财务治理、激励与约束机制。
3. 财务治理的主体、客体、目标
财务治理的主体实际就是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的客体是财权;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在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条件下, 形成合理有效的财务决策、激励、约束等机制, 完善公司的制度、措施、机制等, 最终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
二、利益相关者的构成
1. 利益相关者的基本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全面地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而进行的管理活动。正因为每个利益相关者的处境与能行使的财务权限不同, 才需要经营管理者全面平衡、合理配置, 促成公司财务治理的顺利进行。
2. 利益相关者的分类
利益相关者包括董事会、经营管理者、员工、债权人、客户、竞争对手、供应商、政府等等。因为各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点不同, 所以会引起各方的矛盾, 阻碍财务治理的有效进行, 下面我就具体谈一谈各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点有何不同。
(1) 董事会
董事会关注着整个公司是否处于正常运作、不断进步、持续受益的状态, 他们还着重于每个决策的收益与风险, 他们希望在各方都合作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利益达到最大化。
(2) 经营管理者
经营管理者关注在公司各个部门是否能协调工作、董事会给他的目标任务有没有达成、自己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他们时刻关注着企业整体的财务状况以便随时调整各部门的具体工作。
(3) 员工
员工一般比较关心工作环境的安全与舒适性、工作岗位的持久性、自身职业发展的前景以及最重要的薪资福利待遇。
(4) 债权人
债权人着重关注于企业的财务状况如何, 关心企业与其他债权人的合作以确保自己的权益, 他们比较看重企业的获利能力与偿债能力。
(5) 客户
客户关注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前景来确定能否与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自己是否能持续稳定地得到预期的收益。
(6) 竞争对手
竞争对手一般关注于彼此间相同产业的发展情况, 他们都想要打败彼此并且完成企业兼并, 因此他们对企业的财务信息、财务状况很感兴趣。
(7) 供应商
供应商供应企业产品或者劳务, 他们最关心的是企业能否支付相应的价款, 这与企业的获利能力与偿债能力密不可分。
(8) 政府
政府与企业关系最大的应该是工商、税务部门, 他们关心企业的财务状况、是否违法、是否按时缴纳税务。此外, 企业作为社会大家庭的一员, 政府还关心其是否能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比如:提供一些就业岗位、参与公益等。
三、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治理中的财权配置
1. 财权配置的基本内容
财权指的是财务权限, 它可划分为:财务决策、监督、执行、收益权。财务收益权是根本目的, 它是其他三种财权的基础, 但它也要通过其他三种财权才能实现。当然它要遵循两大类原则:一是财权配置应遵循的一般性原则;二是财权初始配置原则和再配置原则。一般性配置原则是指财权初始配置与财权再配置都应该遵循的原则, 如合法性原则;财权初始配置原则应始终贯彻公平、自愿、相互制衡的原则;财权再配置原则则是要贯彻效率原则。财权作为公司财务的核心概念, 导致财权配置是财务治理的核心问题。在企业财务治理的过程中, 必须充分将财权配置问题放在首位, 才能做出科学的财务决策。
2. 财务治理与财权配置二者结合存在的问题
二者的结合可能会存在某些问题, 问题的原因就是企业在财权分配上不一定是均衡的, 有时可能偏向于一类利益相关者, 有时是另外一类利益相关者, 如果这种偏向超过某种限度, 则会给企业的财务治理带来负面影响。下面我就具体谈一谈可能出现哪些问题。
(1) 假设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员工之间出现矛盾, 相对于员工来说, 经营管理者有绝对的主导权。员工的权益和意见受不到重视, 这就会引起员工的不满, 从而可能导致出现员工罢工、离职等问题, 进一步会引起公司日常财务治理秩序的混乱。
(2) 假设董事会和债权人之间出现矛盾, 董事会过分在乎股东权益最大化, 而忽视了债权人的权益, 自然会引起部分债权人不再继续合作, 进而导致企业还不上高额的贷款, 阻碍企业筹措资金, 最后企业的情况会岌岌可危。
(3) 假设客户和供应商之间出现矛盾, 企业与二者的关系正好是相反的, 企业收客户钱, 付供应商钱, 如果二者之间不能协调好, 冷落了任何一方, 就会断了企业一个方向的发展。失去客户, 企业就不能扩大自己的版图;失去供应商, 企业就不能进行下一步行动, 导致后续一系列的停滞, 侵害企业利润。
(4) 假设企业与政府之间出现矛盾, 比如说企业把自身的利益紧紧地把在手上, 不肯响应政府的号召, 不肯配合政府的工作, 这就会使政府可能在某些政策优惠上不考虑该企业, 从而阻碍了企业进一步的发展。
因此企业必须在财务治理的过程中, 协调好各方关系, 合理地进行财权配置, 尽最大的努力确保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促进企业稳定、持续、健康地发展。下面我就具体论述一下解决这些问题的财务治理措施。
四、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治理措施
1. 财务决策措施
财务治理措施的核心是财务决策措施, 这是保证利益相关者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前提条件, 保证财务决策程序的科学性才能保证财务决策的科学化。财务决策过程具有系统性的特点, 因此财务决策必须按照程序一步一步来, 最终决策部门不可以直接做决定。实践表明, 一些失败的财务决策都是因为最终的决策部门凭借片面的信息和自己的经验做出决定, 并没有经过正常的财务决策程序。针对于企业和政府、客户与供应商间的问题可以运用此措施, 是否响应政府的政策, 怎么平衡客户与供应商, 需要各部门综合分析来权衡, 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
2. 财务激励措施
利益问题是企业财务激励措施的核心问题, 因此只有各利益相关者充分感受到自身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密不可分的时候, 才会为了企业目标的实现而努力奋斗。但也正因为团队创造利益的合作性, 各利益相关者的贡献与投入无法直接关联, 所以在实现企业利益的过程中利益冲突这一现象不可避免。因此对各利益主体采取不同的激励措施就成为了财务治理的重要内容。针对于员工和经营管理者的问题就可以运用此措施, 经营管理者要多关注员工的诉求, 他们可以根据工作表现对员工进行正常奖金以外的嘉奖, 例如旅游、破格升职等。这样就使得员工的工作态度变得积极, 促进企业进一步发展。
3. 财务约束措施
(1) 内部约束措施
内部约束措施是企业内部各利益相关者围绕权益形成的制衡关系, 这种关系与企业财务治理结构具有内在的协调统一性, 因此各财务权限要结合企业内部的具体情况进行合理配置。针对于经营管理者和员工、董事会和债权人之间的问题, 可以运用此措施。公司有监事会这一部门, 它可以约束董事会的决策, 因此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董事会武断, 也可以保障债权人的利益。此外, 董事会的结构和成员可以更加多元化, 例如增加债权人董事、员工代表董事席位, 让员工和债权人也能保护自己的权益, 约束董事会、经营管理者的行为。
(2) 外部约束措施
在特定的条件下, 市场中一些流动的要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企业这一主体。然而这些要素会依据市场配置资源发出不同的信号重新选择流动的方向, 因此市场中一些对这些流动要素具备吸引力的场所就会在无形当中给企业一种约束。市场配置资源发出的信号和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构成了制约企业经营行为的外部约束体系。针对于债权人与董事会、客户与供应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问题都适用于此措施。外部约束可以增促进监事会的多元化, 让债权人、客户、供应商、政府这些外部利益相关者都有一席之位, 共同监督约束,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五、结论
随着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 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愈加地受关注, 科学的财务治理愈加的重要, 这与各利益相关者在财务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本文在借鉴了六份参考文献的基础上, 站在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对财务治理进行全面地研究, 对利益相关者的基本理论和分类做出了阐述,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财务治理中的财权配置, 并对财务决策、激励、约束措施进行了论述。
参考文献
[1]王亚男.基于利益相关者角度的财务治理分析[J].东方企业文化, 2012 (03) .
[2]朱红彦.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公司财务治理[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2011 (05) .
[3]祝涛.论公司财权配置原则[J].财会通讯, 2013 (16) .
[4]李超.基于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机制措施探析[J].商场现代化, 2011 (06) .
[5]李正丽.企业财权配置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 2007.
建设利益相关者治理 篇6
随着经济发展和水资源短缺, 流域生态问题正受到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目前, 我国仅依靠政府强制力量和行政权力进行治理, 流域生态治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由于流域生态具有公共品特性, 流域内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治理经常会采取非合作博弈策略, 所以通常出现“囚徒困境”的博弈结果。如何才能实现流域内各利益方的合作博弈呢?这需要以下条件[1]:①存在着共同利益。流域内良好的生态环境, 如清洁的水源、丰富的物种、优美的环境等是大家共同的福利, 生态质量的好坏直接会影响到流域内利益者的收益。流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大家共同的追求, 这是形成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②参与者的自愿、平等和互利。在合作博弈中, 各参与者之间是平等的, 自愿参与达成的契约是协商同意的结果, 互利体现为各参与者能从合作博弈中分享到合作收益。③必要的信息交流。合作博弈强调通过信息交流、讨价还价的谈判形式来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这种方式有助于消除各参与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可使各参与者对合作结果有一个较稳定的预期。④强制性契约。契约的达成需要经过各利益相关者的谈判和协商, 一旦达成就具有强制性和法律性。所以, 经过相关利益方谈判后缔结的契约具有很强的约束力, 参与者若有违背, 将受到相应的惩罚。这种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共同协商达成具有约束力的流域开发计划方式在国外流域治理中被经常应用[2,3]。
我国流域生态治理面临的现状恰恰是缺乏部分合作条件。流域利益相关者对流域有着共同的利益, 但在流域生态治理过程中仍采用单向政府治理方式。如在制订流域生态规划目标时, 都是由政府单方面做出规划, 缺少其他利益方的参与, 缺乏双向或多向的信息沟通。尽管依靠政府单向强制性力量来解决流域生态问题会有效果, 但治理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和非合作风险大大增加, 表现为其他利益方被动接受, 工作中的不配合等。此外, 在利益分配方面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包括生态补偿在内的利益补偿形式还没有真正落实等。为了解决好流域生态问题, 我们可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实施流域生态共同治理模式, 形成利益者之间的合作博弈。通过对博弈条件分析和延伸, 我们构建了流域生态共同治理机制模型:公众参与机制、效用转移机制、谈判协商机制和共同监督机制。
2 公众参与机制
首先应从法律上保证每个利益方都能以不同方式、机会均等地参与到流域生态治理事务中来, 以确保每个利益相关者都具有表达自己偏好的权力。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 即全民所有。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 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保护水环境, 并有权对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这说明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流域生态治理事务中在法律上是支持的。
其次是从经济角度考虑, 只有当参加合作的利益方获得的收益大于或等于其损失时, 利益相关者才会有动力参与到流域合作治理中来。假设在一个流域范围N中, ∀i, j∈N, 令 (i, j) 是一个相互合作的利益相关者共同体。在每个相互关系中, πundefined记作i从相互合作中得到的收益增量, σundefined为i由于参与到合作中引起的损失量。只有当πundefined≥σundefined时, i方才会有动力参与到流域的合作治理中;同理, 只有当πundefined≥σundefined时, j方才有动力参与到与i的合作中来。所以, 只有当πundefined≥σundefined, 且πundefined≥σundefined时, 两者的合作关系才能形成。同样, 当流域的利益相关者有很多时, 利益相关者从共同治理中得到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时, Σπundefined≥Σσundefined (i, j=1, 2…) 才有可能实施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
3 效用转移机制
能否有效实施流域共同治理, 流域内各利益相关者会根据自身的收益做出是否合作的判断, 所以利益分配是个关键问题。由于流域是一个特殊的区域组织, 流域内利益相关者拥有多种不同利益诉求, 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和公正性是实施激励的关键。如果有利益者得不到合理的收益预期, 那么流域的共同治理就不容易实现。
假设参与人i参加共同治理后的收益为Xi, 不参与共同治理获得收益为Ui, 对合作的集体而言, 如果想实现流域生态的最大化, 就是要寻找一种分配方案, 使Xi>Ui, i=1, 2, …n。即合作后的收益大于不合作的收益。undefined表示流域内利益相关者收益 (福利) 总和。对流域内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问题, 可考虑采用夏普利值的方法来求解。夏普利值是Shapley L S提出的用于解决多人 (方) 合作博弈问题的一种数学方法。对任意n人合作博弈 (N, V) , 存在唯一的向量函数φ, φi (υ) 表示在合作I下第i成员所得的收益分配[4], 则;undefined;undefined。式中, S为集合I中包含成员i的所有子集, s为子集S中的元素个数, n为集合I中的元素个数, w (s) 为加权因子, v (s) 为子集S的收益, v (s/i) 为子集S中除去i后取得的收益。
假设某饮用水源地流域进行生态保护, 流域内有3个属地政府A、B、C。为了保证治理的效果, 国家流域管理机构强制属地政府投入保护成本。如果三方政府投入的成本不同, 而且各政府净收益与属地其他利益方的收益一致, 那么效用转移机制就要合理分配水资源的净收益, 获得收益较大的利益方应向收益较小的利益方进行收益 (或效用) 转移。假设3个利益相关方的收益情况见表1。
根据夏普利值的计算公式, A、B、C三个利益合作方净收益分别为:
undefined
由计算结果可见, 三方都比不合作情况下获得的收益高。如果某利益方收益低于夏普利值, 那么获益多的一方应按照该值合理补偿分配给其他利益方。假设A区合作后得到20a单位, 则需要其他利益者再补偿给A区40a单位。因此在流域共同治理中, 尤其是流域上游为了保护流域生态放弃了一些收益, 那么对获益较多的成员 (尤其是下游的利益者) 应给获利少的上游地区以合理的生态补偿。只有通过这种效用转移机制, 才能使参加流域共同治理的各利益方都能获得合理收益, 才会有动力将合作维持下去。
事实上, 我国在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方面并不理想[5]。补偿的标准和利益分配并没有按照理论分析来进行。主要原因有:①由于传统观念的存在, 主要是对流域生态资源的有偿使用性认识不足, 没有形成良好的资源交易市场氛围。②对生态价值的研究不深入, 对生态价值的标准难以准确衡量。③尽管夏普利值很公平, 采用合作后各方的边际增量来确定给予的补偿量, 但在流域生态计算中, 它们的特征函数较难准确界定。因此, 尽管理论上运用夏普利值可解决流域利益的公平分配问题, 但真正采用该方法实施的难度较大。不过, 效用转移机制为流域合作的动力与收益公平提供了理论支撑。
4 谈判协商机制
流域利益相关者包括流域居民 (R) 、渔民 (F) 、企业 (E) 、市民 (C) 、供水公司 (SW) 、政府部门 (G) 、非政府组织 (O) 等, 他们都有着不同的利益目标。居民追求的是优美环境和收入;渔民追求的是能收获更多的鱼来增加收入;企业追求的是更多的利润和更多的排污权;市民追求的是洁净的水源和环境;供水公司关心的是水质和水量;政府官员关心的是职位升迁和收入;非政府组织关注的是生态的多样性和环境保护。谈判协商的目的就是要充分考虑不同的利益诉求, 找到合适的流域开发利用价值, 避免单方面做出决策和规划时侵犯其他方的利益, 寻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谈判解, 从而制订出合理可执行的流域生态规划。
本文借用Jan Svejnar的纳什扩展模型来研究上述利益相关者的谈判过程[6]。该模型中谈判解由各方的威胁点、谈判力和对谈判破裂担心程度决定。我们令谈判方i从谈判协商结果中得到的净收益为Xi;其谈判γ力定义为γi (Z) |0<γi<1|, Z为影响谈判结果的外生变量, 该变量集为受社会影响力、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影响的向量集[7]。因此, 设undefined, 表示谈判协商的收益与谈判力正相关, 即谈判力的增大会使收益增加。并且undefined, 其中X=ΣXi。此外, 我们把谈判破裂担心程度 (f) 定义为fi=Ui (Xi) /U′i (Xi) 。各方的谈判破裂担心程度由谈判协商方效用函数决定, 且假设谈判力与谈判担心程度的比值相等, 即谈判力越强的利益者同时也越担心谈判破裂。
我们假定Ui是凹函数, 流域上下游对水资源收益 (X) 的分配进行谈判。γ1和γ2分别为上游和下游的谈判力。用Xij表示j向i提出的关于X的分配方案。如果双方首次都提出非常极端利己的分配方案, 即U1 (X11) >U1 (X12) 或U2 (X22) >U2 (X21) 。考虑到谈判可能发生破裂, 他们可能会相互妥协。给定j的要价Xij, 那么i就知道自己对破裂的担心程度和谈判力的比值, Pi=f (Xij) /γi, i=1, 2。当p1>p2时, 上游做出让步;当p1
通过分析可知, 各方的效用取决于他们的谈判力和最优解处的边际效用。给定最优解处的相对边际效用, 谈判力越大的一方, 他的效用目标实现程度越高。如果给定相对谈判力, 那么各方在最优解处的效用实现程度对比就由效用函数的形式来决定, 即由各方的具体特征决定。在流域的相关谈判方中, 政府的谈判力最大, 而流域居民、其他政治力和经济力影响小的利益方都存在较低的谈判能力, 极端情况下可能被忽略。这样, 流域生态治理与开发很多时候变成了政府的单方强制行为, 同时也可能会损害其他方的收益。
同理, 跨区域谈判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北京和河北的潮白河密云水库流域, 密云水库为北京饮用水源地, 必须要进行流域生态保护, 由于地方官员的政治地位差异, 北京市委书记担任着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整个政治体系内有更大发言权, 河北省则不行, 两地政府的谈判力不在一个水平上。北京市政府拥有更高的谈判力, 其效用目标实现程度越高, 在谈判中处于领导地位, 这样就会影响到利益的分配。结果是, 多年以来河北省张承地区为了保护该流域生态付出了很多的牺牲而没有拿到相应的补偿[8]。
我们曾论证了在效用转移机制中可采用夏普利值方法给予补偿, 调动各利益相关者合作的积极性, 这是比较公平的方法。但该方法需要估算合作成员各种组合的具体特征值,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难度。而且对流域生态价值来讲, 更难以精确算出具体数量。因此, 利益分享可采用谈判协商机制来进行[9], 这样相对容易实施。但是在实施过程中, 要想实现流域内谈判最优解的存在, 需要保证参与者谈判地位和谈判力大小基本平等。在政府和其他利益者谈判时, 必须要降低政府的强势谈判力, 政府应让权于民[10], 政府只负责做好组织谈判和监督的工作, 让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谈判, 这样才可以达到流域内生态利益的相对最优分配。
5 共同监督机制
通过流域内利益相关者谈判协商确定的契约, 需要在有效监督下执行才能达到预期收益。在流域的生态治理中, 由于各利益相关者都是委托人, 最优的监督权到底委托给哪一方才能实现流域生态价值的最大化呢?现实生活中政府部门行使了监督权, 本文讨论了政府对流域的监督模式。
假定流域生态规模及其收益、政府机构的技术及利益者的偏好不变, 流域的福利最大化maxU和流域生态风险σ (er) 均可看作是政府监管努力er的函数, 其最优表达式可表示为监管成本一定条件下流域生态风险最小[11]:maxU (er) =minσ (er) , s.t.erpr≤C0。式中, Pr为利益相关者为政府实施单位监管愿意付出的价格, 假定该价格不变;C0为社会公众付出的监管总成本, 就存在∂σ/∂er<0, 即流域的生态风险与政府监督呈反向变动关系;也存在∂U/∂er>0, 即流域总福利效用与政府监管呈正向变动关系。
当然, 作为公众委托的政府监管部门, 其存在的目标就是保证流域的生态稳定, 实现流域内福利最大化。在信息完全充分的情况下, 如通过建设流域电子信息化建立流域生态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采用利益相关者监督平台和流域生态实时直报系统, 及时准确地向流域利益相关者提供流域生态信息, 公众可通过最优监督契约和监管来确定价格, 使政府的目标和流域其他利益者的目标达成一致。但如果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结果会是如何呢?假定政府部门追求的是收入一定、成本最小化的行为模式。其表达式为:maxU (R, er) =R-C (er) ;s.t.erPr≤R。式中, R和C分别为政府部门的固定收入和实施监督付出的成本。政府监管效用和付出监管努力呈反向变动关系, 即∂U/∂er<0;监管成本和监管努力呈正向变动关系, 即∂C/∂er>0。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政府监督努力增加, 委托人的效用将增加, 但政府的效用会降低。结合上述公式和约束条件可求得监管均衡解 (e*r, 0) , 特别是当政府部门努力把er达到e*r时, 政府的租金为零, 效用最低。在实际中, 政府提供的努力在0—e*r之间, 政府监管部门的租金为|C (e*r) -C (er) |, 流域内的福利损失为U (e*r) -U (er) 。
在当今以GDP为主要的地方政府考核绩效情况下, 为了增加自己的租金, 属地政府会存在强烈的动机尽可能减少对流域生态的监督努力。如果将流域生态治理监督权只委托给政府部门, 会使政府部门存在很大的寻租空间, 政府部门的目标可能会偏离流域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造成流域内的福利损失。为了规范政府行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 也为了降低流域风险成本, 最基本的是要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因此, 在机制设计中应采用流域利益相关者共同监督机制, 这样可使流域内各种信息更具有充分性, 降低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垄断租金[12], 减少流域内的福利损失。
6 结论
只有实现真正有效的合作, 流域生态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 因此公众参与机制是形成共同治理的基础。对流域生态利益分配方案, 要求存在一种能使不同利益相关者都能接受的分配方案。这可通过效用转移机制, 即收益较多的利益方合理补偿收益较少的一方。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 补偿可由效用 (福利) 转移量来确定, 这种效用转移可增加利益者合作的动力。但由于流域生态效用函数难以精确量化, 在实际工作中计算利益相关者损失量和收益量的工作较困难, 所以更可行的是通过谈判协商机制来解决利益冲突。政府依靠其影响力和组织力, 将利益相关者召集在一起进行谈判协商。但正如谈判协商机制中分析的那样, 政府应在谈判的过程中尽量充当好组织员和监督员的服务角色, 让其他利益相关者通过各方的谈判和协商, 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均衡解, 这也体现了共同治理中的民主性和公平性。为了使这三种机制有效发挥作用, 共同监督机制必不可少。只有实施利益相关者的共同监督, 才可使信息更加公开透明, 降低权力部门的寻租空间, 减少流域内福利损失。
参考文献
[1]张朋柱.合作博弈理论与应用:非完全共同利益群体合作管理[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2]Alexey Voinova, Erica J, Brown Gaddis.Lessons for Successful ParticipatoryWatershedModeling:A Perspective from Modeling Practitioners[J].Ecolog-ical Modeling, 2008, (216) :197-207.
[3]Rebecca Neaera Abers.Organizing for Governance:Building Collaboration inBrazilian River Basins[J].World Development, 2007, (35) :1450-1463.
[4]侯光明, 李存金.管理博弈论[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5]梁丽娟, 葛颜祥, 傅奇蕾.流域生态补偿选择性激励机制——从博弈论视角的分析[J].农业科技管理, 2006, (4) :49-52.
[6]Jan Svejnar.Bargaining Power, Fare of Disagreement, and Wage Settlements: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US Industry[J].Econometrical, 1986:1055-1078.
[7]周鹏, 张宏志.利益相关者间的谈判与企业治理结构[J].经济研究, 2006, (6) :55-62.
[8]李杰刚, 王相启, 李志勇.促进河北省张承地区生态建设与发展的财政调研报告——基于生态功能区政策视角[J].财会研究, 2012, (7) :6-9.
[9]袁持平.多方博弈的谈判机制与政府管制[J].经济评论, 2003, (3) :40-46.
[10]张维迎.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理论分析和政策含义[J].经济研究, 1995, (4) :10-20.
[11]蒋海.金融监管中的激励冲突与调整[J].财经研究, 2004, (1) :50-60.
建设利益相关者治理 篇7
1 我国“医闹”问题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
据统计,2010年我国“医闹”事件共有17243起,相比于2005年增加了近7000起[3]。2011年,经媒体公开报道的砍杀医务人员的恶性事件多达10起[4]。2012年以来,我国公开报道的伤医事件,就已经发生了14起[5]。对暴力伤医、杀医等扰乱正常医疗秩序的行为,医务人员早已深恶痛绝。2013年,温岭市人民医院和邻近县市的众多医护人员高举“抗拒暴力,保障医护人员安全”等标语抗议频发的“医闹”事件[6]。在此基础上,扰乱医疗秩序的刑事化程度也愈发严重,2014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暴力杀医、伤医等犯罪案件就有155件之多[7]。医生被打、医院被砸,作为医患纠纷的极端表现,一种带有群体性参与因素的“医闹”也比比皆是。2014年3月5日,潮州市中心医院一名值班医生被100多人押着在院内游行长达半小时之久[8]。这些针对医院和医生的暴力不仅对医生的身心造成严重损害,也长期影响着医院秩序的正常运转。现如今,医患冲突事件不再局限于患者作为冲突发起人的单方行为,医生也因备受“医闹”的困扰而被迫采取极端措施。据媒体报道,2015年3月29日上午,涡阳县曹市镇卫生院内,医院化验室医生因不堪长期忍受病人骚扰而用电线将其勒死[9];2015年3月31日,四川省人民医院一名行医30年的主任医师因不堪患者的“医闹”行为而选择自杀[10]。
我国已步入社会转型时期的攻坚阶段,“医闹”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性质越来越恶劣,影响也越来越严重,频发的“医闹”事件向社会传递着严峻的风险信号:在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的环境下,医患之间的利益博弈已由原来的正和博弈向非均衡的零和博弈转变,并不断演变为层出不穷的伤医、杀医、打砸医院、“医闹”甚至医疗群体性冲突。不断恶化的医患关系导致医疗秩序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发展饱受着来自医患冲突的猛烈冲击。“医闹”的本质在于利益博弈性质是非均衡的零和博弈,处于弱势地位的患方在与“职业医闹”形成雇佣关系后,通过“边缘暴力”和“冷战”的方式在医院采取设灵堂、静坐、跟随医生、设置障碍物等方式阻碍医务人员就医,以向医院索取高额赔偿费。这种非均衡的零和博弈带来的结果是“医”和“患”的两败俱伤,严重干扰正常的医疗秩序,社会医疗资源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分配,其他患者的就医时间被严重耽误。随着社会各界的大声疾呼,“医闹”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不得不治理的地步。
2“医闹”问题中的利益相关者角色分析
“医闹”事件不单是医和患的对决,更是涉及政府、“职业医闹”、大众传媒、医药公司等多元利益主体的动态过程。由于各主体的利益差异化特征,在“医闹”的具体过程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主体姿态和行为角色。由利益相关者理论所涵盖的紧迫性和预见性特征,可将“医闹”问题的利益主体分为确定型、预期型和边缘型三类。
2.1 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医方、患方和政府
作为提供医疗服务和享受医疗服务的当事主体,医方、患方及患方家属作为“医闹”的直接冲突者已无可厚非。医院作为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如果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和人文关怀能够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就能赢到患者的满意度和支持度,良好的医患信任关系由此建立,医患关系自然就会和谐。如果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不能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甚至对患者的身心造成了损害,患者就会有积怨,甚至采取一些非理性的发泄措施。
2.1.1 医患双方的直接对抗角色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患者更会在乎自己身体的健康程度,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患者对医院所提供的医疗服务也就更为重视,预期也就更高。医院在提供具体的医疗服务时,如果在质和量上产生与患者预期和实际需要相悖的情况,就会导致患者形成强烈的“就医心理落差”,即就医预期与实际就医情况形成强烈对比和反差后所导致的患者内心不满和失落情绪。此外,“就医感受”对医疗满意度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在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期望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能够“看好病”,更多的是需要医院提供必要的人文关怀。一个患者在未了解医生的医疗水平的前提下,患者对医生的印象和态度,甚至对医院的印象,更多来自于医院和医生的服务质量上[11]。现阶段,部分医院和医生扭曲了医患关系,认为患者是有求于己,就对患者给予较差的服务态度,这势必给“医闹”的产生埋下隐患。
此外,患者维权意识得到提高,难免会成为其采取“医闹”方式的幌子。患方在积怨之后,如果沟通渠道不畅,加之对医疗制度的不理解[12],自己的利益如果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往往会采取不以违法为底线的、“擦边球”性质的“冷暴力”———静坐、拉横幅、封锁医院大门等方式。由于公安机关和医院对“医闹”采取零容忍态度,患方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往往不会亲自参与冲突,而是“以钱换暴”,雇佣社会闲散人员或职业医托,让他们采取各种干扰医院正常运转秩序的非暴力手段,从而迫使医院与其展开对话,趁机敲讹医院,以满足其高额的赔偿要求。
2.1.2 政府的“医闹”治理角色
一般性质的“医闹”,其参与人数、暴力程度等因素较弱于群体性事件的相关性因素,因此不能严格将“医闹”定义为群体性事件,基于其后期影响存在膨胀性,可将“医闹”界定为一种多人参与的准群体性事件。鉴于“医闹”事件的影响深远、范围广泛,单凭医院的力量是无法直接治理的,何况医院和患者的直接冲突更不利于矛盾化解,反而会逆向激化矛盾。从新公共管理视角来看,“有事业心”的政府必须承担起“医闹”事件的治理责任,这也是由“医闹”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因此,政府部门参与打击“医闹”有其合理性,也极有必要。如今,政府打击“医闹”一直坚持“零容忍”的治理原则,打击力度不断加大,措施更加多样,效果也愈发显著。无论是从维护医院正常运转秩序、保障医务工作人员基本人身财产安全角度,还是维护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视角,公安部门依法对“医闹”事件中存在违法痕迹的行为主体予以打击已无可厚非,这本身也是依法办事的具体表现。一旦“医闹”发生,医院通过与公安部门建立的报警平台及时报警,公安部门就应迅速出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维护秩序,并依法对“医闹”事件中的当事人采取疏导或强制措施。
2.2 预期型利益相关者:“职业医闹”、大众传媒
“职业医闹”可以被定性为“医闹”的主要参与者,他们受雇于患方,以“边缘暴力”的形式干涉医院秩序以谋取高额赔偿。而大众传媒作为媒体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与“医闹”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2.2.1“职业医闹”的受雇者角色
将“职业医闹”列为预期型利益相关者,考虑他们在“医闹”冲突以前,在寻找“商机”过程中的非主动性。现实情况是,患方可以自己参与,也可以雇佣“职业医闹”参与。“职业医闹”,又称“医托”,是一个特殊的人群,往往十几人为一个组织,也有上百人的庞大团体。“职业医闹”内部成员通常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他们一般没有正式工作,常常游走于医院内部及附近寻找“生意”。如果患方有需求,在组织者的号召下,他们会很快聚在一起,与出现了医疗纠纷的患者家属相互配合,或是在以集体静坐的软暴力方式进行干扰,或是在医院内部和门口拉起横幅作为要挟,甚至将死者或伤者抬到医院门诊大厅等人多的地方以扰乱就诊秩序。由于医院对医疗纠纷的处理往往抱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态[13],医院的内心活动很容易被“职业医闹”掌握,被要挟也不是难事。当患者在医院处获得预期的赔偿后,他们再与当事人进行最终的“分红”。
从传统意义上来看,“职业医闹”是为雇主办事,与患方不存在实质性的利益纠纷。由于当下对“职业医闹”的打击力度很大,他们不太容易把事闹大,这也影响到其“创收”。他们会将风险化作实际成本,要求患方不仅要支付相应的报酬,还需支付相应的“风险费”[14]。此外,“职业医闹”在成功敲诈医院后,他们也会反过来讹诈患方,要求患方将得到的医疗赔偿进行“分红”[15]。
2.2.2 大众传媒的冲突报道角色
原则上,大众传媒在“医闹”事件中是边缘型的利益主体,但基于其信息报道的客观性和及时性,对于普通民众会起到一种价值导向,甚至是带有普遍倾向性的价值引导。因此,大众传媒在整个医患关系甚至“医闹”事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众传媒是信息的传递媒介,目的是让公众了解、认识对某一“医闹”事件的看法并引导着社会主流价值。由于医疗问题的涉及面广,媒体对其深度报道所带来的风险较小,医患关系便成为了大众传媒的热点话题。加上医院为维护自身声誉,对于信息的把握程度不是很到位,与大众传媒的沟通不畅甚至对媒体抱有抵触情绪,媒体接收到不完整的信息,难免导致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失真。
时下,人们对于弱者都会有一种同情心理,当医患之间发生冲突,患者通过非理性的宣泄采取“医闹”行为时,一些媒体首先想到的就是医院的责任,甚至在报道过程中添油加醋、歪曲事实,实际上加剧了医患关系的恶化,导致“医闹”事件愈演愈烈。此外,患方与大众传媒偶尔会形成一种利益同盟关系,由患方出资、大众传媒故意夸大事实,以扩大社会影响力,以便患方获得向医院争取更多利益的筹码。
2.3 边缘型利益相关者:医药公司、社会公众
之所以将医药公司归为边缘型利益相关者范畴,是因为医药公司向医院提供药品的质量优劣,在经过患者购买使用后所产生的实际恢复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患者对就医结果的满意度。基于此,医药公司对药品器械的生产和供给,与医院、患者形成了一种三维互动的模式,医药公司与患者虽不直接接触,但以药品生产与使用为纽带的联系却客观存在,这也是“医闹”事件之前一个不可忽略的行为角色。相比之下,社会公众是一个宏观概念,是指除政府、医患双方、大众传媒等具有代表性的利益主体之外的其他社会个体。这些利益主体没有直接参与到“医闹”冲突中,但他们或多或少受到“医闹”的影响,与“医闹”也有着密切关联。其他就医人员和社会群众虽然不是“医闹”冲突的当事者,却是“医闹”事件的受害者。在“医闹”过程中,难免会有打骂医生、打砸医院的时候,也有拉横幅、摆花圈等非暴力的聚集方式。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会给其他就医患者带来心理上的阴影甚至是具体的人身伤害。加之某些媒体对“医闹”事件的报道带有一边倒的价值引导,势必给社会公众产生“仇医”心理,极不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3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医闹”治理策略
作为一种影响社会治安,破坏正常医疗秩序的社会治理热点和难点问题,如何处理“医闹”事件,必须从各类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方能找到相应的治理对策。
3.1 对“医闹”的治理必须坚持打击与疏导相结合的原则
对于非正当诉求产生的“医闹”事件,加强政府的打击力度尤为必要。但基于一些有正当理由的患者,公安部门对“医闹”的强制打击,必然会让患者家属怯于采取合理的维权措施,甚至不得不寻求其他高成本途径来维权。在这种情况下,患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根基也会弱化。因此,治理那些基于合理诉求而被迫选择“医闹”等过激方式的行为,就必须在合法的基础上兼顾合理,否则会对广大患者的合法权益产生逆向激励作用,患者若丧失合理维权的正当途径,他们会不断上访,无形中增加了政府的纠纷受理压力。因此,打击“医闹”必不可少,但更关键的是要建立一种常态化的维权制度,尤其是平等解决医患纠纷的运作机制,要坚持打击与疏导相结合的原则,而不是一味堵塞。否则,对“医闹”的打击难免适得其反,甚至激发患者长期以来对医院和医生的抵触情绪,在风险弥散化程度较高的时间段,很有可能为医疗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埋下隐患。
3.2 必须完善“医闹”的惩戒处罚措施
“医闹”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社会治理的难点。政府在面对频发的医闹事件时往往不知所措,没有良好的治理办法。因此,打击“医闹”必须多重并举、配套而行,完善“医闹”的惩戒处罚措施。2006年7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将“医闹”行为定义为一种违法行为。2012年4月30日,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明确警方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参与“医闹”的相关主体予以处罚,严重者乃至被追究刑事责任[16]。这次,刑法修正案(九)明确“医闹”入刑,聚众扰乱医疗场所秩序的行为已经“犯罪化”,面临法律制裁手段中最严厉的“刑事处罚”。“医闹入刑”的立法实践表明国家依靠法律打击“医闹”,保护医院和医卫人员正当权益的决心[17]。不断加大对“医闹”事件的惩戒力度也必然震慑“医闹”的相关参与者,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
3.3 建立和完善第三方信任修复机制
对医患纠纷赔偿所采用的“二元化”标准一直是长期争议的话题[18],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民法通则》来定陪的标准、额度、范围都有较大差别,一旦患者对赔偿结果缺乏认同,风险就会滋生。与此同时,尽管国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鼓励社会力量兴办私人医院,但公立医院在整个医疗行业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公立医院与政府的关系决定着一旦发生医患冲突,患方是难以信任政府调解机制的。因此,引入第三方医疗调解机制迫在眉睫。第三方医疗调解机制是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性,让双方当事人站在平等的台阶上自愿自由地处理争议的一个全新平台。相比于诉讼程序,第三方医疗调解具有更为简易和灵活的特点。更重要的是,第三方调解机构独立调处医疗纠纷,为医患双方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奠定了可直接沟通的对话条件,减少了双方在纠纷中可能引发的直接或间接冲突。再则,第三方调解机构有着完善的调解/定陪系统,能够科学界定定陪的条件和标准,最终将结果交由保险公司进行理赔。这种将保险/调解两种因素相结合而形成的配套机制设计,不仅增强了医疗纠纷调解的程序性价值,突显了公开透明的价值要求,也提高了各类当事主体的内在满意度和可接受度。
3.4 加强医疗信息的沟通和管理
医学本身是一个专业性特别强的行业,普通患者本身就对其知之甚少,只有医生对患者的病情、治疗方案、风险情况尽可能地有告知,这样才能既尊重了患者,又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现阶段很多的医院场所暴力甚至“医闹”事件,几乎都因缺乏良好的医患沟通引起。在重视人文关怀的当下,患者对医生甚至整个医院的评价更多在于服务态度上,而患者对就医过程的参与性增强,他们更想了解到自身情况的每一个细节。只有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保障医疗信息的沟通,才能避免因信息不规则膨胀而导致医患关系破裂。医院也可以完善客户关系管理机制,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对患者不仅开展就医前的引导和就医过程中认真、细微的服务,在之后也应进行一系列的后续问候。这些措施可以很好地处理医患关系,让患者对医生充满了感激和信任,消除“医闹”隐患。
3.5 必须建立常态化的紧急事件指挥应变体系
医患危机的处理需要预警、预防和预控,只有完善的危机处理机制才能从源头上把握潜在信息,将冲突危机遏制于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2013年10月22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公安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19],提出要完善安全防范制度,实现警医联动,确保恶性突发事件的及时有效处置。这实际上是加大了对医院场所突发事件的监督与治理,是一种源头应对措施。同时,可通过医院警卫服务外包的方式在重点部位设置一定数量的安保人员,强化医院电子监控装置,以加强区域治安的监督与维护。此外,国外有很多的预警措施也成绩斐然,如加拿大在2008年4月出台“院内攻击性行为的防范与治理机制(PMAB)”的应急管理运作机制[20],其“白色警戒”部分对我国防范医患冲突、治理“医闹”事件也有所启迪,即在医院人流量出入较大的地点配置专门的应急安全工作组,以加强常规化巡视工作,协助医疗工作者处理来自患方的预期风险和潜在隐患。现如今,各类医院主体都应建立不同规模的常态化应急管理机制,通过专家设立风险指标及权重,进一步评定医院的医患关系状况在目前的危机程度[21],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逐一排查,将危机遏制在摇篮里,避免事态扩大升级。
3.6 注重与媒体的互动和沟通
医患双方都应注重与媒体的信息沟通,无论媒体的报道是否对医院有利,无论媒体是否站在患者角度说话,媒体的价值引导必须公正客观。医方也应根据自身的过错主动承担责任,还原整个事情的经过,给患者和社会一个满意的答复。此外,倡导媒体报道的科学性和社会性是新时期对大众传媒的新要求。科学性讲求用科学的方法传播信息,社会性强调传播信息所要达到一定的社会效益。媒体在报道有关“医闹”事件时,一定要客观、准确,不能对客观事实进行歪曲报道。同时,媒体报道需要及时迅速,让事件的处理进展和结果在第一时间得到传递,不能拖延。
4 结语
我国转型时期的“医闹”问题不断冲击着社会的稳定发展。一方面,“医闹”问题的频发性使得各类利益主体的社会总动员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医闹”问题的严峻性要求各利益主体形成多中心的社会治理网络。无论是确定型、预期型还是边缘型的利益相关者,在整个“医闹”的动态过程中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和相互联系,因此,从不同视角对“医闹”问题现状和背后根源的审视也值得我们长期重视。
摘要：“医闹”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主体的社会治理难题。无论是确定型、预期型还是边缘型的利益相关者,在整个“医闹”的动态过程中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且相互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入手,深入分析“医闹”事件中的多元化利益主体和价值诉求,对打击不法“医闹”、缓和医患矛盾,有着重要启迪。
建设利益相关者治理 篇8
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财权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安排, 由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权进行不同程度或不同内容的支配与控制以达到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均衡, 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的一套制度安排与行为规范体系。财务治理应包括两个方面, 静态财务治理侧重于制度安排, 以形成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制衡与约束的框架结构;而动态财务治理则是在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时, 通过不同财权的安排改变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
二、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路径的静态选择
财务治理的静态路径选择, 应关注企业在正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 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配置情况。本文主要探讨出资者、经营者、债权人和政府部门的财权配置问题。
1、股东的财权安排。
股东作为企业的所有者, 享有对公司的一切重大问题决策的权利。具体表现为: (1) 重大财务事项最终决定权。例如股东可以通过股东会对董事、监事的薪酬进行表决等。 (2) 财务收益分享权。当公司有可供分配的利润时, 股东可通过表决通过或者否决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 (3) 财务监督权。当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决策违反法律的时候, 可通过向人民法院起诉, 撤销以上人员的不当行为。 (4) 财务信息知情权。不参与公司经营的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的账簿。
2、经营者的财权安排。
(1) 财务决策权。经营者通过董事会参与分享财务战略决策权, 这些战略决策对公司具有全局性、重大性和长远性的影响;经理层分享日常财务事项的决策权。 (2) 日常财务控制权。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内, 经营者有权对公司日常财务活动进行适时的控制, 以使公司财务和经营活动正常化, 确保公司及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 (3) 财务收益权。经营者除了享有固定工资、奖金收入等财务收益权以外, 如果企业对其实施股票期权等形式的激励方式, 那么经营者将得到剩余财务收益分享权。
3、债权人的财权安排。
(1) 参与财务决策和监督权。从现实看, 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债权人, 也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因此银行介入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治理的理由是充分的。建立银行董事制度和银行监事制度是保证银行参与企业重大财务决策、监督企业财务行为的有效制度安排, 充分发挥银行在企业财务治理结构中的信息和人力资源优势。 (2) 财务收益权。
4、政府的财权安排。
(1) 适用于所有企业的公共财务管制权。为了正常行使这种权力, 政府可以通过提请以立法等方式对公司行为进行监督与约束, 例如, 制定《税法》并对公司进行税务检查。 (2) 针对公有企业的产权财务管制和财务决策监督权。为了体现政府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代表对国有企业财务行为的特殊的监控权, 政府应该制定针对国有企业的专项财务制度。
三、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路径的动态选择
财务治理的动态路径选择, 是指在企业经营出现危机时, 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受损失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得到企业的财务控制权, 以改变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
l、出资者的动态治理。
当企业经营业绩下降或经营者有不良行为时, 出资者可先通过监事会加以制止;如果监事会无法制止, 就要采取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表决、“用脚投票”对并购行动给予支持等相机治理措施。
2、经营者的动态治理。
动态财务治理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监督和处罚经营者, 目的在于强化董事和经理人员的约束机制。我国的破产法只允许上级主管部门进行企业整顿, 没有考虑经营者直接与债权人和解, 这是一大缺陷。建议企业重组过程中, 增加经营者收购的程序, 但对于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应注意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
3、员工的动态治理。
当企业经营业绩下降或经营者有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时, 员工可采取一定的相机治理措施。如要求董事会更换经理人员;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更换董事;提议召开临时职代会罢免经营者, 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工会起诉违法的经营者;以员工收购为基础的企业重组等。
4、债权人的动态治理。
如果债务人有偿债能力, 债权人一般不加以干预;一旦债务人出现财务危机时, 债权人就要申请破产。常见的债权人动态治理程序其实是一种破产程序。然而, 申请破产对债权人来说并非明智之举, 因为债务人的资产经清算后, 一般是难以弥补债务的, 破产对债权债务双方来说都存在不可避免的损失。
5、政府的动态治理。
当企业经营者违背公共财务规则和专项财务制度时, 政府要能依法给予惩罚。例如, 如果企业财务信息披露失真, 财政部门就要依据《会计法》对单位负责人给予罚款或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 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上市公司违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就要依法给予暂停或终止股票上市的处罚。
四、进一步的思考
基于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的路径选择的目的, 在于将企业做大做强, 使企业这个蛋糕越做越大, 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创造更多可供分配的利益, 而不涉及利益如何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的问题。综上, 本文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 阐述了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的路径选择问题。但财务治理本身毕竟是应用性比较强的课题, 尚需实践的检验。
参考文献
[1]、林钟高等.财务治理.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 45-51
[2]、李心合, 赵明, 孔凡义.公司财权:基础、配置与转移.财经问题研究.2005 (12) :1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