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博弈（共10篇）
利益相关者博弈 篇1
1.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
西方学者真正给出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是在20世纪60年代。1963年, 美国上演了一出名叫《股东》的戏, 斯坦佛大学研究小组受此启发, 利用另外一个与之对应的词“利益相关者”来表示与企业密切关联的所有人。他们给出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是:对企业来说存在这样一些利益群体, 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 企业就无法生存。虽然这样的界定是非常狭义的, 但毕竟使人们认识到, 企业存在的目的并非就是为了股东服务, 在企业的周围还存在许多关乎企业生存的利益群体。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企业间竞争的日趋激烈, 人们逐渐意识到经济学家早期从“是否影响企业生存”的角度界定利益相关者的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Freeman对利益相关者理论做了较详细的研究, 他认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人”。这个定义不仅将影响企业目标的个人和群体看作是利益相关者, 同时还将受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所采取行动影响的个人和群体也看作是利益相关者, 正式将当地社区、政府部门等实体纳入利益相关者管理的研究范畴, 大大拓宽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
Mitchell在考察了27种之多的利益相关者定义后认为, 作为利益相关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影响力, 即某一群体是否拥有影响企业决策的地位、能力和相应的手段;合法性, 即某一群体是否被法律和道义上赋有对企业拥有的索取权;紧迫性, 即某一群体的要求能否立即引起企业管理层的关注。基于这三个特征的不同组合产生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 显然这一界定对利益相关者的权重大小进行细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已有学者结合外界环境的变化对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作了文字分析, 认为在不同的外在条件, 利益相关者通过博弈, 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 随之产生了围绕利益主体的一系列财务目标。本文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 拟建立一个博弈模型, 从数学角度来看博弈, 看得出的结果是否能印证有的学者的研究结果。
2. 本文所采用的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本文采用的定义是:利益相关者是专用性资源的供应者, 企业是专用性资源的需求者 (袁振兴, 2004) , 企业要为要素提供者增加价值和创造财富。本文按要素 (专用性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 的提供者界定企业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供应商、经营者、员工、政府。相应的, 各利益相关者在为企业提供要素的同时, 也有相应的利益要求权。
为方便研究, 根据向企业提供财、物、人的角度, 将前述企业利益相关者分为4大类:政策制定者 (政府) , 为企业提供各种政策、公共方面的服务, 因此通过税收方式分享企业收益;资金提供者, 包括股东和债权人, 为企业提供资金, 通过不同方式分享企业收益;物料提供者, 包括供应商, 为企业提供生产经营所需要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生产资料) , 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公司营运享有监督权 (其利润是维护其利益的保障, 间接参与利益分配) ;人力提供者, 包括一般员工和经理人员, 为企业提供运营的人力、资金运作、物料生产。公司运营都需要靠人力来实现, 通过不同方式分享企业利益。
3.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分析
3.1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
3.1.1 博弈模型中要素的界定
在本文中, 博弈模型中博弈的参与人是资金提供者、物流提供者、人力提供者、政府环境;博弈信息是博弈者所掌握的对选择策略有帮助的情报资料, 比如了解各博弈方的相关信息, 尽量获取其行动信息, 收益大小, 风险大小, 其他人要分享, 是否有保障等;博弈的行动空间, 即博弈方可选择的全部行为或策略的集合:政策环境、资金提供者 (提供与不提供) 、物流提供者 (提供与不提供) 、人力提供者 (提供与不提供) ;博弈的次序: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博弈方的收益, 即各博弈方做出决策后的得失:政府环境、资金提供者 (提供收益多少、不提供损失多少) 、物流提供者 (提供收益多少、不提供损失多少) 、人力提供者 (提供收益多少、不提供损失多少) 。
3.1.2 建立博弈模型分析
政策制定者 (政府) , 资金提供者 (Z) , 物料提供者 (W) , 人力提供者 (R) 。
UZ1=o (z1p+z3 (1-p) ) + (1-o) (z2p+z4 (1-p) )
UW1=p (w1o+w2 (1-o) ) + (1-p) (w3o+w4 (1-o) )
UW2=p (w5q+w7 (1-q) ) + (1-p) (w6 q+w8 (1-q) )
UR1=q (r1p+r2 (1-p) ) + (1-q) (r3p+r4 (1-p) )
UR2=q (r5o+r7 (1-o) ) + (1-q) (r6o+r8 (1-o) )
UZ2=o (z5q+z6 (1-q) ) + (1-o) (z7q+z8 (1-q) )
结合研究目的, 要比较在什么情况下UZ、UW、UR最大, 当其中一个最大时即说明其是利益主体, 通过利益的博弈得出的利益主体。将问题转化成三元一次函数求极值的问题, 运用拉格朗日法来求解。
建立辅助函数:L (o, p, q) =f (o, p, q) +λφ (o, p, q) , 其中,
其中λ是一个待定的常数, 称为拉格朗日乘数,
约束条件φ (o, p, q) =o+p+q-1=0,
利益U=f (o, p, q) ,
UZ=fZ (o, p, q) =o (z1p+z3 (1-p) ) + (1-o) (z2p+z4 (1-p) ) +o (z5q+z6 (1-q) ) + (1-o) (z7q+z8 (1-q) ) ,
UW=fW (o, p, q) =p (w1o+w2 (1-o) ) + (1-p) (w3o+w4 (1-o) ) +p (w5q+w7 (1-q) ) + (1-p) (w6q+w8 (1-q) ) ,
UR=fR (o, p, q) =q (r1p+r2 (1-p) ) + (1-q) (r3p+r4 (1-p) ) +q (r5o+r7 (1-o) ) + (1-q) (r6o+r8 (1-o) ) 。
LZ (o, p, q) =fZ (o, p, q) +λφ (o, p, q) =o (z1p+z3 (1-p) ) + (1-o) (z2p+z4 (1-p) ) +o (z5q+z6 (1-q) ) + (1-o) (z7q+z8 (1-q) ) +λ (o+p+q-1)
LW (o, p, q) =fW (o, p, q) +λφ (o, p, q) =p (w1o+w2 (1-o) ) + (1-p) (w3o+w4 (1-o) ) +p (w5q+w7 (1-q) ) + (1-p) (w6q+w8 (1-q) ) +λ (o+p+q-1)
LR (o, p, q) =fR (o, p, q) +λφ (o, p, q) =q (r1p+r2 (1-p) ) + (1-q) (r3p+r4 (1-p) ) +q (r5o+r7 (1-o) ) + (1-q) (r6o+r8 (1-o) ) +λ (o+p+q-1)
求辅助函数的偏导数L’Z、L’W、L’R,
求出满足方程组L’Z=0、L’W=0、L’R=0、φ (o, p, q) =0的所有解 (o0, p0, q0) ,
把求得的解 (o0, p0, q0) 带入UZ=fZ (o, p, q) 、UW=fW (o, p, q) 、UR=fR (o, p, q) 中, 若UZ=fZ (o, p, q) 的值最大, 说明在博弈后资金提供者取得胜利, 成为利益主体;若UW=fW (o, p, q) 的值最大, 说明在博弈后无聊提供者取得胜利, 成为利益主体;若UR=fR (o, p, q) 的值最大, 说明在博弈后人力提供者取得胜利, 成为利益主体。
可以看出各利益相关者通过博弈, 当其利益达到一定条件后, 即成为利益主体, 因此利益主体是动态变化的。
3.2 利益相关者的内部博弈
通过前面博弈模型决定好利益主体以后, 其利益主体内部也存在内部力量的博弈。
3.2.1 财力提供者的内部博弈
财力提供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同是财务资源提供者的股东与债权人之间也存在一个博弈问题。尽管双方提供的均为财务资源, 都能为企业创造价值, 但债权人让渡的仅仅是财务资源有限期的使用权。所以在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博弈中, 股东仍是赢家, 而最终成为企业的真正所有者, 债权人只能按期收回本息, 即博弈的结果由股东独占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后来, 同样作为财务资源的提供者——债权人不堪忍受股东损害其利益, 开始对企业关注, 要求分享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与股东重新博弈后, 博弈的结果是没有哪一方有绝对优势, 那么股东和债权人只能共同分享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3.2.2 人力提供者的内部博弈
人力提供者包括一般员工和经营者。同是人力资源提供者的一般员工和经营者之间也存在一个博弈问题。经营者一般以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为目标, 这样就不可避免的会损害一般员工的利益。如果一般员工没有意识维护自身利益, 那么通过博弈, 经营者就会成为赢家, 对利益的分配有控制权, 导致一般员工利益相应就得不到保障。但是随着员工的利益被损害后, 员工越来越清楚的意识到, 只有对经营者进行监督才能保障自身利益不被损害, 或者使其损害降至最小。所以, 同样作为人力资源的提供者——一般员工不堪忍受经营者损害其利益, 开始对企业关注, 监督经营者的行为, 与经营者重新博弈后, 改变经营者与一般员工之间的力量对比, 进而改变了经营者与一般员工之间的利益分配。
3.2.3 物力提供者的内部博弈
供应商与公司利益相关的程度, 取决于以下三个维度:交易规模, 包括交易额度和交易频率;合同期限;资产专用性程度。公司运营良好, 产量增加, 规模扩大, 对供应商产品的需求就会增加。众多供应商得知公司的需求信息后, 通过各自与企业的谈判中, 其实也在与众多的供应商展开博弈, 最终由产品质量高, 价格合理的供应商成为赢家, 形成企业稳定的供应商。
综上所述, 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得知, 在政策环境一定的前提下, 资金提供者、物料提供者和人力提供者之间展开利益博弈, 在博弈过程中利益主体是动态变化的, 这正和已有学者的文字研究结论一致。另外, 还分析了资金提供者、物料提供者和人力提供者各自的内部博弈。
参考文献
[1]陈宏辉.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4.
[2]黄涛.博弈论教程:理论·应用[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4.
[3]陈宏辉, 贾生华.企业利益相关者三维分类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 2004, (4) .
[4]袁振兴.财务目标:最大化还是均衡——基于利益相关者财务框架[J].会计研究, 2004, (11) .
利益相关者博弈 篇2
一、“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财务管理目标发展趋势
企业是多边契约关系的总和：股东、债权人、管理者、职工、供应商、客户、政府等，各方面都有自身利益，共同参与和构成企业利益制衡机制。企业内部各方希望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目标，因为该财务目标直接反映其自身利益，但同时排斥企业外部利益主体，因而相互之间易产生矛盾；而缺少企业外部利益主体，最终导致企业内部也不能实现企业自身的利益。企业价值最大化不仅产生了企业内部对剩余价值索取权和控制权要求的动机和事实，而且加大了所有权和管理权与企业外部各利益主体的矛盾。因此理论界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是指企业的财务活动必须兼顾和均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使所有利益相关者利益尽可能最大化。只有当参与企业的各方利益都实现最大化时，企业的资源配置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从而达到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状态。
二、“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财务管理目标博弈分析
利益相关者之间也有利益冲突，难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不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会对企业理财产生影响，必须同时满足对企业有投入，分享企业收益，承担企业风险的利益相关者（即股东、债权人、管理者、职工、政府五个重要方面）才会对财务管理目标产生影响。股东和债权人为企业提供资金；管理者为企业提供管理；职工为企业提供技能；政府提供组织运行的政策与法律，企业向国家上缴税收。这些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与协作，演义着种种博弈行为。
其一，股东与管理者的博弈。股东追求的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而管理者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而牺牲股东的利益，管理者有时甚至与股东目标背道而驰，于是便产生了代理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管理者有可能出于增大自身效用的目的，采用错报、漏报等会计手段对会计报表进行粉饰。在表1的博弈模型中，将这种行为选择统称为造假。管理者造假会危害股东利益，为维护自身利益，股东可能选择对管理者进行监督。
从博弈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管理者的最优造假概率P2与C1成正比，与R3成反比，即随着股东监督成本的提高，股东放弃积极监督的可能性增大，管理者造假的概率P2也随之增大；而在C1一定的情况下，如果股东监督的收益R3提高，股东便会有动力积极监督管理者，使管理者造假的概率P2随之下降。从股东最优监督概率P1可以看到，与R4成正比，随着管理者造假的额外收益R4的增加，管理者会想尽办法造假，由此对股东的侵害就会越大，股东为维护自身权益，对管理者监督的概率就会加大；而如果由于股东的严厉监督使管理者造假成本提高，即C2提高，管理者造假的可能就会减小，当C2大于R4时，管理者停止造假，对外呈现出诚信的形象，股东的监督概率P1随之减小。
其二，企业与债权人的博弈。企业与债权人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银行等债权人将资金借给企业使用，并签订债务契约，根据信贷金额的大小和时间长短，按照设定中的利率收取利息。而企业则为了自身利益，违背合同规定，拖欠归还利息。在表2的博弈模型中，將这种行为选择统称为违规。企业违规会危害债权人利益，为维护自身利益，债权人可能选择对企业进行催债。
表2中，R1表示企业正常收益，R2表示债权人获取的正常利息收益，R3表示企业利用拖欠的利息获取的额外收益，C1表示企业拖欠利息而产生的偿债成本，C2表示债权人的催债成本，C3表示因债权人的催债给企业经营带来的成本，P1表示企业违规的概率，P2表示债权人催债的概率。该模型存在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企业的期望收益E1=P1［P2（R1+R3-C1-C3）+（1-P2）（R1+R3）］+（1-P1）［P2
从博弈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债权人的最优催债概率P2与R3成正比，与C1+C3成反比，即随着企业利用拖欠的利息获取额外收益的提高，企业违规的可能性增大，债权人催债的概率P2也随之增大；而在R3一定的情况下，如果偿债成本C1与因催债给企业经营带来的成本C3之和提高，企业便会避免违规，使债权人催债的概率P2随之下降。从企业最优违规概率P1可以看到，与C2成正比，随着债权人的催债成本C2的增加，债权人会为了节省成本降低催债程度，从而造成企业违规的概率加大；而在C2一定的情况下，企业最优违规概率P1与C1+R2成反比，即如果偿债成本C1与债权人依靠收取正常利息R2之和提高，债权人加大催债力度，造成企业违规的概率减少。
其三，企业与职工的博弈。在现代企业中，职工是企业的主体，不但本身是第一生产力，更是生产力的创造者和驾驭者。企业的最终价值体现在职工上，职工离不开企业，企业离不开职工，企业与职工之间是共赢的合作关系。企业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而激励职工，职工为了获取丰厚的报酬而积极工作，由此可以建立以下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
从博弈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职工的最优积极概率P2与C3成正比，与C1成反比，即随着职工消极工作带来损失的提高，职工积极工作的概率P1也随之增大；而在C3一定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激励职工的管理成本C1提高，则职工积极工作的概率P2随之下降。从企业最优激励概率P1可以看到，与C2成正比，随着职工积极工作的生活成本C2的增加，职工会为了获取自身收益而降低工作的积极性，从而促使企业激励概率就会加大；在C2一定的情况下，企业最优激励概率P1与C4成反比，即如果企业加大处罚力度，则企业最优激励概率P1将会降低。
其四，企业与政府的博弈。在现实工作中，政府监督部门很多，包括财政、税务、审计、证劵等监督部门，这些部门按照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对企业实施监管，要求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受利益驱动的影响，企业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对政府利益的侵蚀，企业造假进行偷漏税款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由此可以建立如表4所示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表4中，R1表示企业正常收益，R2表示政府正常税收，R3表示企业造假的额外收益，C1表示监管成本，C2表示造假未积极监管而带来的声誉损失，C3表示罚款及造假成本，C4表示罚款及其他收益，P1表示企业造假的概率，P2表示政府监管的概率。该模型存在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企业的期望收益E1=P1［P2（R1+R3-C3）+（1-P2）（R1+R3）］+（1-P1）［P2R1+（1-P2）R1］= P1（R3
从博弈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政府的最优监管概率P2可以看出，P2与R3成正比，R3越大，企业越有动力造假，政府的压力就越大，政府监管力度越大；而C3的增大，能抑制企业造假的欲望，政府则倾向于不监管，P2减小。从企业的最优造假概率P1看出，C2+C4的增加即不监管损失的加大和政府监管收益的增加，促使政府加大监管力度，则企业造假概率P1下降，而如果政府的监管成本加大，则打击了政府的积极性，企业乐于冒险造假，以增加额外收益。
三、“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财务管理目标博弈均衡
博弈导致各项制度、法规的制定，并促使利益相关方的权益均衡。所谓制度，是由利益相关方在多次博弈中逐渐建立起来的，需要通过体制改革来对人们的行为方式进行调整，促使各种利益得以更好的发挥“相互兼容”。为了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达到“纳什均衡”状态，针对利益相关者的博弈提出了以下改進措施。
其一，股东与管理者达到博弈均衡的措施。具体包括：第一，减少股东监督成本，对于股东而言，为解决委托代理造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较好的解决途径是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制度；第二，要加强对股东的保护，强化股东监督意识，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增加股东监督意识；第三，增加管理者造假成本，从而减少造假的额外受益，可以通过法律上的制裁、经济上的处罚以及舆论的影响等途径实现。
其二，企业与债权人达到博弈均衡的措施。对企业而言，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就是保护与企业进行正常交易的主体的合法权益。首先，债权人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选择债务人，并选择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进行投资；其次在企业签订的债务契约中添加条款，对企业的一些行为进行限制，如不能过度发放股利，不能进行额外的贷款，保持合理的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等；最后，加大企业欠款的处罚力度，从而降低贷款风险。总而言之，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企业信用风险不仅要靠企业供应商自身防范，还要靠全社会增强信用意识，制定一系列信用法规，建立诚实守信的信用机制，形成守信者获利，失信者难以生存的良好社会氛围，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转变全社会信用危机，使债权人与企业共同遵守信用，并协调均衡。
其三，企业与职工达到博弈均衡的措施。企业与职工的关系是相互对等的，两者之间博弈均衡后的关系应该是和谐与合作的良好组合关系。就企业而言，第一，企业要提高职工的经济利益、精神享受、自我价值和自我能力，实施“以员工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使职工积极工作，从而改进企业绩效，促进企业发展；第二，企业对员工的惩罚力度不能过大，这样会使职工被迫工作，降低了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企业需实施透明、公平、激励、财务参与性的奖赏制度激励职工工作。就职工而言，需要对工作充满热情，对技术追求创新，对企业保持忠诚，一切为企业利益着想。最终达到职工离不开企业，企业离不开职工的终极目标。
其四，企业与政府达到博弈均衡的措施。具体包括：第一，加重对企业操纵利润的处罚，建立有效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第二，制定合理的监管措施，减少监管成本，都可以抑制企业造假；第三，加强政府人员的教育和监管，杜绝因贪污受贿隐瞒企业偷税的行为；第四，从根源上改变政府政绩和企业盈余信息的挂钩，使政府不会为了突出政绩而帮助企业减免税收。
参考文献：
［1］朱玉红：《企业财务目标：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基于博弈均衡理论视角》，《财会通讯》（综合·下）2009年第3期。
“东新恋”利益相关者博弈战 篇3
>中航出手“东新恋”悬疑
记者调查发现, 早在框架协议签署前, 中航方面一直通过各种途径与包括国资委在内的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东航股东等利益相关者进行接触, 类似于“国航与东航重组的协同效应远远大于东航与新航的协同效应”的言论铺天盖地, 并形成一方态势。而在框架协议签署之初, 中航便紧急联合其战略盟友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展开联合阻击行动, 并以高于新航所报每股H股3.80港元的竞购价来打动东航中小股东。与此同时, 时任国航掌门人的李家祥频频接受媒体采访, 高调宣扬“打造国内超级承运人”等理念, 使“东新恋”事件上升到国家层面, 受到了中国社会的强烈关注。
相关人士评论, 李家祥的意图不言而喻, 其目的在于调动民族感情, 从而主导舆论走势。不过, 即便中航的策反行动有声有色, 但在事件发展初期并未奏效, 因为东航是在获得国资委、商务部、证监会和民航总局审批的情况下与新航签署框架协议。截至2007年9月24日, 中航发起的阻击战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美林证券报告指出, “两家公司放弃竞购计划可能与政治压力有关”。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阻击行动的终结, 在每一起并购案的背后都有着多方利益的博弈, 中航仍大有文章可做。
>东航反击力度有限
2007年11月9日, 东航与新航、淡马锡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东航只要在2008年1月8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上获得三分之二A股和H股股东的支持便可定局。此时, 中航方面一直在暗中进行着有计划的阻击行动, 并找到了突破僵局的捷径——通过舆论和市场手段不断赢得国资委和东航股东的支持。李家祥大谈保卫中国航空业的理念, 多次高调批评“东新恋”阻碍中国航空业的健康发展, 不断借助媒体扩大事件影响范围, 使“新航的增发价格过低”、“东航贱卖国有资产”、“政府部门没有理由主导股东意志”的声音四处蔓延, 这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国资委等政府部门的决策风险。
此外, 中航集团借机频频增持东航H股, 并稳坐东航第一大流通股股东席位。一路飙升的股价使越来越多的东航股东对新航所提报价深感不满, 而基金经理、行业分析师、财经媒体的相关评论更是助长了他们的负面情绪, 甚至引爆了东航被贱卖的舆论, 事件朝着不利于东航的方向发展。
《国际航空报》总编辑李礼告诉记者, 国航在这一轮博弈战中之所以能处于主动和有利的位置, 是因为其动用了两个有效工具——国家利益管理和市场决定论。相比之下, 东航始终坚持的政府决定论在公众和大众媒体印象中一直处于弱势, 甚至具有负面效果。在这一轮博弈中, 国航腾挪空间并获得了舆论胜利, 而失去的是与东航的温和伙伴关系, 东航对国航的抵触日益公开化和强化。
在这场利益争夺战中, 中航与东航的关系显得十分微妙。中航集团不仅是东航的大股东, 享有极大的投票权, 而且还是竞购事件的主角。面对咄咄逼人的大股东中航集团, 东航高层如坐针毡, 为了稳定局势, 坚定政府和股东的信心, 2007年12月底, 东航陆续在香港、新加坡、北京、上海和深圳五地开展全球路演。东航董事长李丰华、总经理曹建雄亲自出马, 向包括全体股东、金融机构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介绍东新合作计划的推介方案, 解析政府对中国民航业的改制方针, 阐述理由说服股东接受协议方案, 并对“东新恋”涉嫌“国资贱卖”、“民航业资源流失”等质疑逐一做出回应。值得一提的是, 东航在游说时一直把“政府批文”作为压制中航的筹码, 并将“东新恋”上升为国家有关部门的一项安排。经过此轮路演, 东航虽然获得1200万股A股股东的支持, 但未能扭转大局。
帕格索斯高级顾问宋宁从“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的角度分析东航行为时指出, 首先, 在“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中不能忽视所谓的“弱势群体”, 而东航在召开股东大会之前, 基本上缺乏对“弱势群体”——中小股东意见和权重的认识, 也没有与他们进行坦诚沟通, 以消除疑虑、猜测和误解, 而“尊重并顺应股东的意愿和利益”应该能够成为东航事前预防和事后反击的一张有力的牌;其次, 在“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中应善于利用“第三方中立群体”。此事件, 中航使用的一个高度敏感而又十分有力的理由是“国有资产贱卖”, 东航则应该早在与新航洽谈伊始就积极寻求权威的、中立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就“国有资产贱卖”议题进行深入、全面地分析和讨论, 使舆论导向朝着客观地看待“合理作价和引进外方投资人综合价值”的方向发展, 奠定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中航成功“棒打鸳鸯”
随着股东大会的逼近, 双方交锋陷入白热化, 沉寂多时的中航再次放言:不承诺放弃在东航股东大会上投反对票, 并提出“一联一合一交换”的重组思路, 希望国航和东航互相支持, 以此提高中国航空公司的国际竞争力。
在李家祥出任民航总局局长后, 中航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势, 除了通过舆论向相关政府部门施压外, 还借助“市场手段”动摇东航中小股东。就在东航召开股东大会前的关键时刻, 中航集团抛出了一枚“糖衣炮弹”, 以此利诱摇摆不定的东航中小股东——如果新航认购东航的决议未在股东大会上通过, 中航集团将在两周内向东航提出建立战略合作伙伴的建议, 并以每股H股不低于5.0港元的价格竞购东航, 对“东新恋”制造重重阻力。而就在此时, 国资委的中立态度——“东新合作与否应根据市场规律定夺”令此前将其当作“挡箭牌”的东航大失所望。业内普遍认为, 国资委的态度是双方博弈的重点, 上述国资委的表态是中航方面不断通过舆论、游说和市场资本运作等手段影响政府决策的结果。从明确提出反对, 策划出台新方案, 到发布竞价声明, 国航的竞购行动在国资委“默许”的情况下基本胜券在握。
宋宁告诉记者:“中航至少是在此事件的前后聘用了一家专业的财经公关公司为其进行利益相关者的管理, 建立了严格的信息披露机制和畅通的媒体沟通渠道。中航至少有四点成功的表现:一是抓住对手的软肋。鼓动中小股东反对东新联姻, 而这恰恰被东航所忽视;二是关键时刻出关键牌。在东航股东大会召开前一天正式发表具体竞价声明, 不给对手以反击的时间;三是一方面支持‘贱卖’观点, 并通过舆论造势, 增强国资委的决策风险, 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留出足够的腾挪空间;四是成功赢得了新任民航总局局长李家祥这一关键人物。”
面对中航的挑衅, 东航竭尽全力与政府相关部门和中小股东做进一步沟通, 提出“三不原则”, 即股东大会不会延期, 东新合作方案不会修改, 东航不考虑其他合作方案, 并在股东大会召开的头一天, 抛出了一份措辞严厉, 字数冗长的声明——《中航扩张或止于“东新合作”的高墙下》来公开质疑中航集团。然而, 在中航集团的强力阻击下, 东新合作方案在东航股东大会上告吹。
李礼强调, “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具体方法应该因事件和当事人而异, 但有一个方面却是经常被忽视的, 即在重大事件变革中, 博弈双方在博弈过程中不应该仅仅把焦点局限在具体事件和对手上, 而应该把事件与更大的社会背景, 与更多的间接利益相关者联系起来, 综合统筹。比如在涉及外资并购国企的案例中, 国企管理者所需要考虑的不仅是企业从业者利益, 还需要考虑股东利益, 关联企业利益和公众利益, 如果没有把这些利益相关者管理好, 这些因素就会严重干扰甚至阻碍事件的预期进程。”
利益相关者博弈 篇4
关键词:助学贷款;学生失信;动态博弈;长效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0.5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4-0104-04
1. 引言
国家助学贷款是中国政府利用金融手段完善普通高校资助政策体系,加大对普通高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力度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银行、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共同操作的专门帮助高校贫困家庭学生的贷款项目。自1999年由金融部门实施以来,该政策作为大学贫困生资助项目之一,对解决我国贫困学生就学问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借款学生不需要办理贷款担保或抵押,但需要承诺按期还款,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信用贷款。借款学生通过学校向银行申请贷款,用于弥补在校学习期间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的不足,毕业后分期偿还。但是由于贷款学生的高违约率,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实施却不尽如人意。国家助学贷款中的成员不仅有银行一方,还包括学生、高校和政府。各方在国家助学贷款运行机制的作用下,承担着相应的职责与义务。
但多数的文献和资料都只是从银行和政府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李家军等基于博弈论思想分析了银行与学校,银行与大学生的最优策略,由此给予控制违约风险建议。王建武运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方法描述了国家助学贷款中银行与学生的博弈模型,分析了他们的决策行为,提出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为(0,0)、(贷,还),最后指出使博弈双方收益最大化的均衡结果为(贷,还)。饶异从囚徒困境模型和重复囚徒困境模型入手,通过银行与学生之间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表明国家助学贷款中失信行为的存在是因为银行与学生之间进行的是一次性博弈。桂富强、龚萍萍对银行、高校和学生在国家助学贷款中行为的博弈分析,提出了高校在防范国家助学贷款风险中的角色定位与对策建议。李雨燕对商业银行和学生之间进行了博弈分析,得出在贷款时双方是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在还贷时双方是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这些文献强调树立学生诚信意识和良好还贷习惯的重要性,但忽视或者是较少的涉及高校在国家助学贷款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说可以扮演的角色。因此本文通过对银行、高校和学生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行为建立博弈模型,对助学贷款中学生违约行为进行博弈分析,以期很好的解决国家助学贷款违约问题。
2.博弈论及其助学贷款博弈中的必要假设
博弈论又称作对策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情况下的决策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理论。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包括参与人、行动、信息、战略、支付函数、结果和均衡。因此,本文以学校和学生为主要参与人来构建博弈模型。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做出如下假设和说明:
(1) 助学贷款行为是否发生以及结果如何只决定于参与博弈的学生和学校,经济制度、产权关系作为外部因素暂不考虑。
(2) 助学贷款博弈的参与人即学校和学生都是理性的,他们都会在给定的情况下作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决策。并且所有博弈方是不会犯非理性错误的。
(3) 学生与学校之间不存在串谋,信贷博弈是零和博弈。
3.国家助学贷款博弈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3.1 国家助学贷款流程和各方利益分析
国家助学贷款作为一种政府行为,是集政策、福利、教育、金融为—体的复杂混合工具,直接参与人包括银行、学校、贷款学生和政府,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相关者体系。
如图1所示国家出台助学贷款的有关优惠政策和对违约学生的约束机制;银行根据国家的有关助学贷款政策向申请贷款的困难学生发放助学贷款;学生可以通过申请优惠于一般的商业贷款来缓解学费和部分生活费的压力,而顺利享受到接受高等教育权利;学校获得贷款学生的学费收入,则可以保障学费收入到位,最大限度地减少欠费的发生,缓解由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造成的财政压力,保证学校的持续发展,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人才,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学生在获得助学贷款顺利完成学业并走上工作岗位得到一定收益,且能够做到按时还本付息,银行就能获得一定收益;各方的收益各得其所,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基于以上分析,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具备了博弈的三要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博弈。在国家助学贷款整个过程中,银行是贷款之源泉,学校是贷款之渠道,学生是浇灌之花树,政府是收获之果实,使得国家助学贷款具有明显的先后顺序性。如果各方事先都知道贷款的信息,知道自己处于怎样的位置,怎样去行动,国家助学贷款的模型博弈就能成为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比如,当贷款到期学生应该还款时,学生知道他自己是还款还是不还款;学校知道当贷款到期时,是催款还是不催款;会使得国家助学贷款动态博弈模型成为完美回忆动态博弈模型。
3.2助学贷款中学校与学生博弈模型
下面我们重点探讨在银行发放贷款的情况下,国家助学贷款整个链条中的学校和学生这个阶段展开型博弈树情况,如图2所示:
与任何其他博弈一样,在国家助学贷款的博弈中,各方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学校负责所属学生的贷款催缴,学校的战略行动选择是监督或者不监督,学生的战略行动选择是拖欠或不拖欠。一方面学生获得贷款,就能保证自己的学业按时完成,以自身的应有学历文凭和相应的知识本领走向社会从事工作,实现自己的价值期望;若困难学生得不到贷款,就很难保证自己按时完成学业、走向社会从事自己想得到的工作,也很难实现自己的期望价值。另一方面学校因学生享受到国家助学贷款,解决了欠费问题和头疼的催缴学费的难题,就能够及时回笼资金,加快学校发展;若困难学生享受不到国家助学贷款,学校就不能及时回笼资金,甚至造成资金短缺,会影响到学校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实行国家助学贷款对博弈各方均是有益的。学生若不按期还款,学校又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制约、监督、奖罚措施,就会造成银行收贷率不高的现象,必将影响整个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因而,学生的还贷诚信度和学校的督促是助学贷款工作的关键所在。
3.3 学校在博弈模型中的风险分析
学校在国家助学贷款中是一个不可断缺的链条节点,上连银行下连学生,在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根据国家助学贷款有关规定,实行了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制度,加大了学校助学贷款管理、催收的责任。具体办法按隶属关系,由财政和普通高校按贷款当年发生额的一定比例建立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给予经办银行适当补偿,具体比例在招投标时确定。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招标时确定的比例,河南省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比例为14%。在正常情况下,学校若贷后管理做得好,学生按时还款, 高校就取得完全收益,若学生拖欠贷款不还, 高校就只能取得扣去违约金后的收益。假如,一个学生在校期间贷款10 000元,毕业后到还款期限,若拖欠贷款不还,学校就要向银行支付风险补偿金700元(10 000元﹡7%=700元),学校的实际收益为10 000元-700元=9 300元。学校实际损失700元。因此, 高校所希望的博弈结果是银行发放贷款, 学生履约, 即对银行和高校来说最优的均衡路径为“银行—发放—学生—履约”。显然, 通过“银校合作”, 银行收贷成功的概率会增加, 而学校追讨的成本会下降。目前风险补偿金收缴执行的情况是风险补偿金总额占贷款总额的14%,学校与财政各承担50%,学校贷款学生的违约率只要不超过规定的7%,不仅学校要收回原先的风险补偿金全额,另外还要拿回7%以内的相应比例的财政拨付的风险金的一部分。比如,某本科院校2008年助学贷款发生额为1 300万元,按7%的比例分担,学校支付风险补偿金91万元给省教育主管部门助学贷款中心,假设学校的当年贷款学生的违约率是5%,到期不仅学校的91万元的风险补偿金要全额收回,而且还要多拿财政拨付的2%的风险补偿金26万元。因此,助学贷款工作做得好,贷后管理跟得上,学校肯定会受益;如果学校的助学贷款工作开展不好,贷后管理跟不上,学校可能会承担减少学费收入和付出风险补偿金这两方面的风险,在学生违约不还或无法还贷时,学校无疑要支付一部分或全部的风险补偿金归银行所有。 因而,在国家助学贷款的实施过程中,高校可能会承受减少学费收入和付出风险补偿金这两方面的风险,导致高校的经济损失。
从助学贷款模型的博弈树上,我们不妨选择学校纯策略点来展开说明:假定学生拖欠的总收益是S;而如果学生拖欠被学校监督发现,则会受到学校的惩罚,假定这一惩罚学生支出为F(F=A+e+m,A代表助学贷款本金,e代表利息,m代表罚息);对学生惩罚支出作为学校的收入;学校为监督学生的监督成本为C。可以得到如图3的博弈矩阵。
学生拖 欠不拖欠学校监 督不监督 -F,A+F-CS,A0,A-C0,A
这里,用P表示学校对学生进行监督的概率,则不监督的概率为1―P;用K表示学生拖欠的概率,则不拖欠的概率是1―K。如果用R1和R2分别代表学校和学生的期望收益。根据矩阵分析,可以得到函数表达式为:
R1=[(A+F―C)K+(A―C)(1―K)]P+[AK+A(1―K)](1―P)=(FK―C)P
R2=[(―F)P+S(1―P)]K+[0P+0(1―P)](1―K)=(S―FP―SP)K
要使得学校监督与否和学生拖欠与否的混合策略博弈达到纳什均衡,令R1和R2分别关于P和K的一阶导数为零,可以得到最优一阶条件下的均衡解。
分别解得:K1=C/F;P1=S/(F+S)
4.助学贷款博弈模型实证分析
经济学意义的“成本分担”理论认为,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其个人收益率大大高于社会收益率。我国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其成本应由政府与个人共同分担。教育成本应遵循“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应该由学生、家长、政府、高校和捐赠人共同承担,可以用过去的收入(如存款)、现在的收入和未来的收入来分担成本。而商业银行提供的助学贷款应由受益的学生承担,即学生用他们未来的收入承担现在接受的高等教育的成本,当学生毕业后,获得了经济回报,再来偿还其债务,助学贷款比助学金更能降低政府的开支,使成本—收益的分配更为公平,可以达到教育成本的合理分担和补偿,使高校对学生更负责任,学生也更加珍惜学习机会提高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
根据图3建立的学校和学生的博弈收益矩阵,我们假设:学校整个助学贷款本金A=1 000万,贷款利率为5%,惩罚利率也为5%,学校为监督学生的监督成本C=100万,则利息e =50万,罚息m =50万,学生被惩罚支出F=1 100万,学生拖欠不被监管时的收益S=1 050万。图3的博弈收益矩阵转化为图4:
4.1 如果学生以K1=C/F=100/1 100的概率选择拖欠行为(即以1―K1=1-C/F=1 000/1 100的概率选择不拖欠行为)时,学校监督时的收益=2 000×100/1 100+900×1 000/1 100=1 000万;学校不监督时的收益=1 000×100/1 100+1 000×1 000/1 100=1 000万。学校的任何策略都是没有差异的,即可以选择监督也可以选择不监督(学校的期望效用R1为1 000万)。当学生以Ki=50/1 100
4.2 如果学校以P1=S/(F+S)=1 050/(1 100+1 050)=105/215选择监督学生(即以1-P1=1-S/(F+S)= 1-1050/(1 100+1 050)=110/215的概率选择不监督行为)时,学生拖欠时的收益=-1 100×105/215+1 050×110/215=0;学生不拖欠时的收益=0×105/215+0×110/215=0。学生的任何策略都是没有差异的,即可以选择拖欠也可以选择不拖欠(学生的期望效用R2为0)。当学校以Pi=50/21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如果学校降低监督,从学生角度来看:当学生以Ki
5. 建立国家助学贷款长效机制的对策
为确保助学贷款的有序进行,需要学校、银行、学生和政府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
5.1 完善个人征信系统
一是通过建立统一的国家助学贷款信息系统,形成对申请贷款大学生的信用度进行规范评价、对获得贷款者进行适时管理的有效体系;二是建立监督诚信行为机制,尤其在人事录用方面,把诚信纳入道德考核范围,同时增强失信行为约束力和威慑力;三是加大违约风险行为支出,一定程度上消除国家助学贷款中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四是加强诚信宣传教育,提高大学生对信用重要性的认识,打消投机取巧念头,提高当代大学生的信用意识,以此推动国家助学贷款进程的顺利进行。
5.2 加强贷款过程监督
学校与银行密切合作,加大对贷款过程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力度,学校要制定正常还贷的激励及对学生失信行为经济惩罚措施,积极追讨,遏制贷款学生违约。学校的助贷管理中心是联系银行和学生的纽带,代表学校承担着催收学生还贷的责任,全面了解贷款学生的自然信息、经济情况、就业状况等,加强贷款学生的征信知识教育和诚信还贷教育,让学生知晓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逾期, 都会对学生个人的信用记录产生不良影响,也会对其个人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对贷款学生实施过程跟踪,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催收。
5.3 加大助学资金投入力度
为切实减轻国家助学贷款负担和压力,高校已建立起“奖、贷、勤、补、减”和“绿色通道”为主体的多元化资助体系。高校只有在教育经费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才能为在校贫困大学生设立专业奖学金和其他各种形式奖学金、为贫困生设立合理的勤工助学岗位、对经济困难学生进行定期和临时补助、根据不同情况对贫困学生进行全部或部分学费的减免,才能减轻国家助学贷款在扶困助学体系中的压力。
5.4 优化社会信用环境
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法律的支持和约束,建立一套有效的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制约机制, 对于防范与控制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国家助学贷款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相关责任、权利和义务,明确高等院校审查贷款、学生毕业后联络的责任;明确学生就业单位协助银行收回贷款、督促欠贷人还贷的责任;明确贷款银行催收、追讨欠贷的权利等。国家有关部门如教育部、人民银行等应积极出台体系较为完整的与助学贷款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统一完善的大学生信用评价体系和跟踪机制,优化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加强助学贷款的贷后管理,为助学贷款业务的开展提供法律保障。
5.5 探索助学贷款新模式
在完善国家助学贷款的基础上,探索多渠道、多形式、多机构参与助学贷款管理新模式。为化解助学贷款的还贷风险,应采用困难学生家庭担保助学贷款方式,变“政策性”贷款为生源家庭的“抵押贷款”,变信用贷款为担保贷款。若学生违约,其家庭将难逃债务的追索,可以说贫困生家庭是其子女还贷的担保者,它负有子女违约时还贷的义务,这种担保机制将督促贷款人做出还款的选择。家庭助学贷款是最有效的助学贷款制度安排,对缓解国家助学贷款困境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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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德岭(1963—),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许昌学院组织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高等学校经济与财务管理。
利益相关者博弈 篇5
在农村物流体系建设和运行的博弈中,主要影响因素有四个方面:即信息完全性、有无契约、诚信度和规制程度等。在不同的经济水平、文化背景、收入水平和个人爱好等情况下,博弈将十分复杂,模型也很难建立。因此需要将有关事项预先假设。
假设1:供应商、零售商、政府、第三方物流企业和农民都为理性“经济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生产、销售何种农产品以及农用物资、是否选择监管是其自主选择的结果。
假设2:农用物资分为“好农用物资”和“不好的农用物资”;农产品分为“好农产品”和“坏农产品”;所谓的“不好的农用物资”是指使用效果达不到期望值,即比“好农用物资”差,成本低于“好农用物资”;“坏农产品”是指生产者没有按照安全农产品生产技术规程生产的一切农产品,包括使用禁、限用投入品生产的不安全农产品,其生产成本要低于安全农产品的生产成本。
假设3:农民在选择农用物资和零售商在选择农产品时没有偏好以及农民和农资供应商在选择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时候也不存在偏好。
假设4:农资供应商以及农民都会选择由第三方物流公司来承运自己的产品。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服务分为好服务和次服务两类。
利益相关者的博弈
农民与农资供应商的博弈。由于农资供应商相对于农民来说,拥有农资质量安全信息方面的优势,这种信息不对称会产生供应商的“不诚实”行为,即伪称自己提供的坏农资是好农资,从而在没有付出较高成本(N1)的情况下获得好农资的高价格(M1)。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称也会造成农民的逆向选择行为,即农民支付供应商提供的好农资以坏农资的价格(M2),而供应商提供的好农资的损失为M1-M2。供应商提供好农资和坏农资的成本分别为N1、N2,从农民获得的单位支付分别为M1、M2,Q1代表农民购买好农资的效果收益,Q2代表农民购买坏农资的效果收益;则供应商与农民的单次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由于M1>M2,N1>N2,Q1>Q2,可得如下收益关系:M1-N2>M1-N1>M2-N1;M1-N2>M2-N2>M2-N1;Q1-M2>Q1-M1>Q2-M1;Q1-M2>Q2-M2>Q2-M1。
农民与农产品零售商的博弈。假设好农产品(G)为零售商带来的收益为U,好农产品和坏农产品(B)的生产成本分别为C1、C2(C1>C2),零售商对农产品的支付意愿有高价和低价之分,价格分别为P1、P2。在农产品信息完全公开、透明条件下,理性的零售商不会选择采购坏农产品,则农民和零售商间的博弈收益矩阵如表2所示。
通过以上的博弈矩阵可以看出,在信息完全公开的条件下,不管生产成本和价格如何,农民会选择生产好农产品,零售商会选择低价消费好农产品实现农产品的安全供应。由于当前农产品市场为买方市场,所以零售商和农民在完全信息条件下达到“生产安全农产品,低价消费”的博弈均衡。
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农民对于农产品的好坏方面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零售商处于劣势,零售商的预期效用U在好农产品和坏农产品之间保持不变,则二者博弈的收益矩阵如表3所示。
在收益矩阵中,U—P2>U-P1,P1-C2>P1-C1>P2-C1,PI—C2>P2-C2>P2—C1。通过以上的博弈矩阵可以看出,在信息不公开的条件下,不管生产成本和价格如何,农民会选择生产坏农产品,零售商会选择采购低价农产品,无法实现农产品的安全供应。由于市场为买方市场,所以零售商和农民在非完全信息条件下达到“生产非安全农产品,消费者低价消费非安全农产品”的博弈均衡。
农资供应商与第三方物流企业之间的博弈主要是由第二方物流企业服务质量的好与坏,给农资供应商所带来的效益或者表现为减少的损失,而第三方物流企业服务质量的好与坏主要集中反映在农资配送的及时性以及对配送物品的保护程度方面。假定第三方物流企业好的服务G给它带来的市场份额为M1,其收益为U1,次服务给它带来的市场份额为M2,其收益为U 2,显然,M1>M2,U1>U2,由于物流企业的服务好坏直接反应出来,不会受信息延迟等因素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农资供应商和农民都会选择能够提供好服务的物流企业,物流企业本身也会尽可能的完善自己的服务,增加的市场份额,提高增加的收益。
第三方物流企业(供应商、农民)与政府的博弈。假设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好服务和差服务给社会带来的总福利分别为F1、F2(F1>F2),政府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的,J代表政府部门监督管理时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成本,R代表管理效益,即在政府部门的监督努力下,第三方物流企业在提供差服务的行为遭披露后,第三方物流企业缴纳的罚金以及政府部门的公信力的提高等;A为政府部门监督披露坏农资后第三方物流企业遭受的损失。第三方物流企业与政府的博弈用矩阵如表4所示。当P-C2-A>P-C1,即惩罚小于好服务和次服务的成本差时,第三方物流企业选择提供次服务。此时,如果管理效益大于监管成本,则政府选择监管,如果管理效益小于监管成本,政府选择不监管。当P—C2-A
农民跟政府以及供应商跟政府之间的博弈由于都可以通过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来衡量,所以博弈矩阵和博弈情况与此类似。
对策和分析
政府应该加强其干预和引导作用,因为农民、零售商、供应商以及第三方物流企业他们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能力有限,而政府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安定、促进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以及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责任和能力。
旅游产业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 篇6
1相关概念
1.1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旅游研究领域。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提出一个普遍概念,认为“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人”都是利益相关者。根据Bryson和Crosby的定义,利益相关者是“受一件事的原因或者结果影响的任何人、集团或者组织”。后来,概念发展到利益相关者参与层面,强调社区参与的重要,主要体现在旅游规划和管理中[1]。
国内外研究者对利益相关者的概念的诠释有很多种,但无外乎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秉承了弗里曼经典定义的核心思想,而狭义的则认为只有在企业中下了“赌注”的人或团体才是利益相关者,即在企业中投入了专用性资产的人或者团体。本文主要是套用广义的利益相关者的定义进行文章的分析。
1.2旅游利益相关者
由利益相关者的广义思想可知:任何能影响旅游业目标实现或者受旅游业发展影响的群体或个人即为旅游利益相关者[2]。由于旅游产业涉及面广,吃住行游购娱六大门类甚至更多,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类别纷繁复杂,主要包括:旅游企业、旅游者、政府、旅游行业协会、旅游从业人员、居民/社区、教育机构、媒体等[3]。
本文主要从政府、景区居民、旅游者这三类利益相关者与旅游企业这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1.3博弈论理论
冯·纽曼和摩根斯腾在1944年出版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被认为是现代博弈论诞生的标志。博弈论(game theory)是分析利益关联或冲突中主体行为对局的理论,研究在给定信息参数的条件下,决策主体行为之间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4]。本文主要是以博弈论为研究方法, 分析旅游产业利益相关者各自的最优决策,达到利益均衡、责任对称的状态,实现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旅游产业利益相关者的博弈方式
旅游产业中的利益相关者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追求,希望运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争取在博弈中获得自身期望的结果,试图通过改变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扩大自身存量收益,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2.1政府与旅游企业
政府与旅游企业在旅游产业的发展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是“权力”和“资本”的纠结。政府掌握着对旅游资源的控制,作为社会资源的代理人,拥有资源的分配权,为了实现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的目的,政府一般都会采用政治与经济共同发展的手段来对旅游企业施加影响,进行引导,以期使最后的博弈结果利于己方。同样的,旅游企业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主体力量,希望在政府规范的法律框架内,自觉或者不自觉的采取各种获利政策,希望运用最小的成本,来实现企业资源的最大化效益,更好的实现企业的发展。
政府与旅游企业的具体博弈方式可以表示为:政府方面:制定招商引资政策;与旅游企业进行资源的经营权转让达成协议;对旅游企业的运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行为实施监管;政府官员出于私利接受旅游企业的寻租等。旅游企业方面:与政府就旅游资源的经营权转让达成协议;依法向政府缴纳税收,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未达到某些特殊目的而对政府官员展开寻租活动。
2.2景区居民与旅游企业
景区居民的参与是旅游利益相关者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旅游企业给旅游目的地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旅游并不总是给当地的居民带来正面的效应。一方面,景区居民因为景区发展的需要,而被占用,从而引发旅游企业与居民的冲突;另一方面,旅游产业在当地的大力发展,会逐渐带来旅游目的地的价值观的变化、经济水平的压力等一系列社会文化冲击,使得景区居民对旅游业的发展持观望甚至反对态度[5]。景区的原居民由于外来客的进入而失去了对旅游发展的控制,最终处于这种博弈的下风。
景区居民与旅游企业的具体博弈方式可以表示为:景区居民方面:当旅游企业投资注入后,居民称为旅游资源的一部分;通过建设家庭旅馆、商店,制售当地的民俗纪念品,为旅游者提供旅游设施和服务,称为旅游企业未签约的“合作伙伴”;居民对旅游者的态度直接影响到旅游者的旅游体验质量,对旅游企业的投资收益造成影响。旅游企业方面:将得到旅游资源的经营权,从而能够对景区进行开发,营销,管理;当旅游企业使用该资源时,将对当地的居民支付资源的补偿和使用费;旅游企业的信誉度会对整个旅游目的地的声誉产生影响,最终影响社区居民的整体收益水平。
2.3旅游者与旅游企业
旅游者与旅游企业的博弈就像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博弈。双方就某一旅游产品的购买与消费内容达成协议,如旅行社和旅游者就某一次旅游活动达成交易关系,旅游景点与旅游者之间关于价格的博弈等等。由于旅游者与旅游企业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利益的不一致、机会主义、不完全合同行为等往往会造成分歧和冲突,最终可能影响旅游企业的发展以及旅游者的重游率,不利于旅游业的发展[6]。
旅游者与旅游企业的具体博弈方式可以表示为: 旅游者方面:在众多的旅游企业中针对所需要的旅游产品进行选择;与旅游企业讨价还价;消费旅游产品, 以最大程度满足自身的旅游体验及相关需求;对旅游企业所提供的旅游产品质量进行评价,在不满意时进行投诉等。旅游企业方面:以实现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从事旅游产品的生产与经营;对环境保护的责任承担与否直接影响到旅游者的旅游体验质量及对企业的看法;为获取短期的可视利益,发生宰客行为。
3旅游产业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
利益相关者之间彼此都追求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就应该是追求旅游利益相关者之间尽可能的达成协议,然而,现实生活中,旅游产业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处处存在。
3.1政府与旅游企业的博弈分析
政府与旅游企业的博弈分析,主要体现在旅游资源经营权的转让以及政府对旅游企业的监管上。两者的博弈分析及博弈扩展模型(见图1和图2)。
注:椭圆圈表示局中人的选择节点,斜线表示可选策略,终端黑点处的数组表示采取该策略所实现的各局中人的支付,第一项表示政府的支付,第二项表示旅游企业的支付。a:政府选择自主经营形成的收益;b:经营权转让,旅游企业得给政府带来的收益;c:企业合法经营的收益;d:旅游企业违法经营寻求短期利益形成的收益;e:企业违规后给政府带来的外部成本;f:监督整治的所化成本;g:实施监督整治后得到的收益;h:旅游企业惩罚受到的损失;i:旅游企业实施寻租行为所引发的成本。
政府与旅游企业由于各自所掌握信息的不完全对称,政府往往处于不完美信息博弈方。在b>a的基础上,实施旅游经营权的转让。然而,政府希望旅游企业在得到经营权后,能够对景区的发展带来促进作用。若d>c,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旅游企业的违规经营行为就有可能逃避政府的监督,旅游企业为追求短时的利益,企业将会违规,此时政府为了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往往会进行监督整治,而导致旅游企业将会受到h的损失。因此,政府与旅游企业的博弈的成功依赖于以下三个基础:1b-e-f+g>a,即政府进行监督整治的收益大于政府自主经营的收益;2b -e-f+g> b-e,只有政府进行监督整治的收益大于其不采取监督整治时获得的收益时,政府才有动力对旅游企业进行整治;3c>d-h,即h>d-c,旅游企业惩罚受到的损失大于因违规经营而超出其合法经营的收入,这样,才能使政府的监督整治成为一种有效的威胁。
旅游企业在政府实施监督整治的同时,会发生 “寻租”活动。采取一些非正常手段影响政府的管理者,从而获得利润。倘若政府主要决策者接受寻租, 则旅游企业获得d-i的收益,显然d-h>d-i,如果政府不接受寻租,则旅游企业获得的收益仅为d-h -i。寻租是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一种负和博弈,一般都会对社会造成消极影响。
3.2景区居民与旅游企业的博弈分析
旅游企业的不断发展,可能给景区居民带来经济利益,但是由于外来资本的强势进入,可能形成“旅游飞地”现象,即旅游企业的发展依托于旅游目的地的资源,但旅游经济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较小, 旅游经济收益更多地由本地人的外向型消费或外来人员的经营所得等方式流向他地。这使得原住民和外来客的较量日趋激烈,越来越难以均衡两者之间的利益。
对于某些需要购买门票的景点,景区居民可能会因为不满旅游企业的独大,而私自带游客从捷径进去景区,他们之间的博弈导致旅游资源的浪费,同时有可能给景区的最大客容量带来威胁,不利于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影响到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时, 对于某些旅游目的地的古民居,由于景区居民与承包的旅游企业之间对于参观费的标准存在分歧,往往导致景区居民禁止游客观看,而旅游者与旅游企业达成的协议中包含此项内容,这将引发旅游者对景区居民和旅游企业两方的不满情绪。“搭便车”的心理,使得这两方的博弈是非合作博弈,这对于旅游业的发展也是大为不利的。
3.3旅游者与旅游企业的博弈分析
旅游者作为旅游企业的服务对象,享受其提供旅游活动所需产品和服务。旅游者的利益关注点是花最少的钱,满足最大的旅游需求,获得最满意的旅游体验,而旅游企业的利益关注点却是花最少的成本, 实现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诉求不同,因而双方在交易的过程中就,就免不了的会产生分歧,由于双方对旅游产品和服务所掌握的信息的不对称,在价格博弈方面显得尤为突出。即对企业来说是选择提供质高服务还是质低服务的博弈,对消费者来说是选择高价或低价的博弈。
如对于旅游企业中的旅行社、酒店与旅游者的价格博弈以及其收益支付矩阵(见图3)。
显然,旅游者既然购买了旅游产品,那么,说明其本身认为得到的收益比付出的成本大,所以a>b, a>c,c>b。而对于旅游企业来说,促使它实行涨价的原因必然是e>d。由于旅游产品具有不可储存性。如果旅游者没有去购买旅游产品,相应的涨价会导致旅游企业损失收益d,涨价后将损失收益e,从而形成旅游者与旅游企业之间的对于价格的博弈。
注:a:旅游者购买旅游产品所获得的收益;b:涨价前的购买成本;c:涨价后的购买成本;d:旅游企业涨价前的收益值;e:旅游企业涨价后的收益值。
4旅游产业利益相关者的均衡发展对策
由于各利益相关者在利益结构和偏好取向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在旅游业的发展中经常遭遇利益相关者在博弈过程中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博弈。旅游产业应使其趋于均衡发展,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
4.1利用经济杠杆原理,引导环境友好型旅游的发展
旅游企业的开发过程中,往往会造成环境的破坏,这对于政府、景区居民、旅游者来说,都是不符合旅游企业长远发展的政策的。为了使旅游企业将目光放到对“环保、生态旅游”等环境友好型的这一类的旅游产品的旅游项目开发上,政府必须实行较为优惠的信贷政策、有关土地使用的政策、减免税收政策、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等政策来刺激旅游开发商,从而使得旅游业得到可持续发展。加强保护环境的相关法规的建设,并对当地生态环境破坏大的旅游企业进行处罚,最终促进旅游业的均衡协调发展。
4.2健全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形成利益均衡发展
在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针对政府、旅游者、景区居民这三方与旅游企业的动态博弈过程,要建立一个相互制约的机制,来平衡他们间的利益,即政府对旅游企业进行审批或核查来监督开发商的行为,对其加以约束和引导,针对开发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进行整治,减少出现“先污染后治理”的机会,政府和旅游企业的行为会影响到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景区居民和旅游者等[7]。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通过听证会的形式对政府和旅游企业的行为和决策进行监督和评审, 防止其寻租行为的发生。同时,可以加大媒体的宣传力量,对旅游企业的行为进行舆论的监督和评判。
4.3广泛运用博弈论,更好的发展旅游产业
旅游博弈论的研究需要进行拓展:首先是揭示旅游中更多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如旅游者与旅游企业的博弈、区域合作博弈等:其次是把只研究两个决策主体的博弈均衡向研究多个决策主体的博弈均衡拓展;再次是对的旅游博弈主体之间的博弈对象要进一步拓展,如旅游企业之间的不仅存在定价博弈,还有产品开发博弈、基础设施建设博弈、资源开发博弈等; 最后是不仅要揭示主体间博弈关系,解释均衡形成的原因,更要提出促进旅游发展的决策建议[8]。从这几个方面,将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广泛的运用到旅游产业的发展中。
4.4改变非合作博弈,各利益相关者共享资源
针对旅游者和景区居民这些利益相关者要树立保护旅游资源的观念,改变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 “失衡”状态[9]。旅游企业要实行行业自律,要有行业操守,不能仅仅看到短期收益而置旅游目的地的长远发展而不顾,因而,旅游企业导致的恶劣行为,会直接影响到旅游者,旅游者将会提高警惕、互相提醒,这将导致旅游企业的信誉丧失。只有解决各利益相关者的非合作博弈,实现资源共享,最终实现阶段性的利益均衡,促进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5小结
旅游产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各方应建立合理的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秉承着“诚信、合作、共赢”的原则,各利益相关者达成共识,进而实现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合理利用旅游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处理好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博弈均衡,促进旅游产业发展达到一种长远平稳的健康发展状态。
摘要：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导致旅游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也逐渐显现,以便更好地实现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对政府、景区居民、旅游者这三类利益相关者与旅游企业之间的博弈进行分析,寻求适合各方利益者利益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从而促进旅游产业发展达到一种利益均衡、责权对称的状态。
利益相关者博弈 篇7
国内外学者对于工程项目利益主体之间的行为关系模式进行了研究,提出不同维度的博弈模型[1,2,3,4,5,6]等,但是关于利益主体之间行为关系模式的定性分析较多,定量分析较少。尤其是对于复杂程度较高、利益主体较多的复杂重大科技工程的利益主体的行为关系分析较少。因此,本文将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针对复杂重大科技工程中的各利益主体的博弈关系进行分析,以弱化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保证复杂重大科技工程的顺利实施[7]。
1基于职权代理关系的利益主体博弈分析
复杂重大科技工程作为国家的战略性工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一般由国家政府部门进行投资并总体统筹协调,指定政府相关部门作为重大工程项目的主管部门对项目进行管理,项目主管部门将工程任务分配给项目负责实施部门,项目负责实施部门对项目的具体任务、所需资源等直接进行配置与管理。这一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上而下的职权链接模式,表面上是政府进行项目的管理工作,但实质上是政府委托下级政府部门或单位,下级政府部门再进一步委托给下下级政府相关部门具体负责工程项目的管理工作,构成的是一种职权委托代理关系。由于项目主管部门与负责实施部门存在寻租关系,二者虽为委托代理关系,但是也构成了合作博弈关系[8]。
1.1相关假设
1国家对复杂重大科技工程的投资额为P,项目主管部门以P' 的价格委托给工程项目负责实施部门,当P = P' 时,工程主管部门代表国家政府公正的行使了国家权力,工程负责部门的寻租不成功; P < P' 时,寻租行为不会发生,因为工程项目主管部门以高于政府投资额委托给工程负责部门,不必采取寻租行为就能得到该项目; 当P > P' 时,寻租行为会发生。
2工程负责实施部门寻租行为发生的概率为b,寻租人为了得到项目必须支付给项目主管部门一笔费用,即寻租成本,假设寻租人支付的寻租成本为C'; 工程主管部门参与寻租的概率为e。
3政府对寻租行为进行监督的概率为a,监督有效的概率为 λ,监督成本为C。政府部门监督发现工程主管部门与负责实施部门违规将处以主管部门m倍罚款,工程负责实施部门将处以n倍罚款,未发现有任何违规并且都努力工作,将给予工程主管部门奖金D,给予工程负责实施部门奖金H,以激励主管部门和负责实施部门继续努力工作。
1.2博弈三方的效用分析
1当政府不进行监督,寻租行为不发生时,那么政府、项目主管部门、项目负责实施部门三方的效用均为0; 政府不进行监督,寻租行为发生,此时政府、项目主管部门、项目负责实施部门三方的效用分别为P' - P、C'、P - P' - C'。
2政府部门进行监督并且监督有效,且寻租行为发生时,此时政府部门会对工程主管部门以及工程负责实施部门处以罚款,因此政府、项目主管部门、项目负责实施部门三方的效用分别为( P' - P C + m C' + n( P - P' - C') 、( 1 - m) C'、( 1 - n) ( P P' - C') ; 政府部门进行监督并且监督有效,且寻租行为不发生时,政府、项目主管部门、项目负责实施部门三方的效用分别为 - C - D - H、D、H。
3政府部门进行监督并且监督无效,且寻租行为发生时,政府、项目主管部门、项目负责实施部门三方的效用分别为P' - P - C - D - H、C' + D、P - P' - C' + H; 政府部门进行监督并且监督无效,且寻租行为不发生时,政府、项目主管部门、项目负责实施部门三方的效用分别为 - C - D - H、D、 H。博弈树如图1所示。
1.3博弈均衡分析
1当政府以a的概率对工程项目主管部门和负责实施部门进行监督,项目主管部门选择参与寻租与不参与寻租的效用为:
当项目主管部门在参与寻租与不参与寻租所产生的效用相等时,即U1( e) = U1( 1 - e) ,可以解得,当政府的监督概率小于a1,则项目主管部门选择参与寻租,反之,当政府的监督概率大于a1时,项目主管部门为避免被发现以致处以罚款,会选择不参与寻租。
2当政府以a的概率对工程项目主管部门和负责实施部门进行监督,项目负责实施部门选择寻租与不寻租的效用为:
当工程项目负责实施部门在寻租与不寻租时所产生的效用相等时,即U2( b) = U2( 1 - b) ,可以解得,当政府的监督概率小于a2,则项目负责实施部门选择寻租,反之,当政府的监督概率大于a2时,项目负责实施部门为避免被发现以致处以罚款,会选择不寻租。
3当工程项目负责实施部门以b概率进行寻租,项目主管部门以e概率参与寻租的情况下,政府部门进行监督与不监督的效用为:
当政府在监督与不监督时所产生的效用相等时,即U3( a)= U3( 1 - a) ,可以解得,当工程项目的主管部门参与寻租的概率和负责实施部门寻租的概率小于be时,政府的最优选择是不进行监督,当工程项目的主管部门参与寻租的概率和负责实施部门寻租的概率大于be时,政府的最优选择是进行监督。
通过上面的博弈均衡分析,可以看出政府部门监督的博弈均衡与政府的监督成本C,监督有效的概率 λ,给予项目主管部门和负责实施部门的奖金D - H,以及工程主管部门和负责实施部门处以罚款的系数m、n都有关。当政府监督有效的概率 λ、惩罚系数m、n、寻租成本C' 越大时,工程项目主管部门和负责实施部门参与寻租和寻租的概率越小; 当政府的监督成本C越大时,工程项目主管部门和负责实施部门参与寻租和寻租的概率越大。因此政府为保证重大科技工程的实施进度与质量,应该尽量的降低监督成本,并适当的增大对工程主管部门和负责实施部门的处罚系数和寻租成本,以减少寻租行为发生的概率,提高复杂重大科技工程的整体效益。
项目主管部门参与寻租的博弈均衡与政府监督有效的概率 λ,给予项目主管部门的奖金D,以及工程主管部门处以罚款的系数m都有关。政府进行监督的概率与负责实施部门寻租概率b成正比,与政府部门的监督有效概率 λ 和处罚系数成反比,与政府部门对其的奖金D成反比。项目负责实施部门的寻租概率b越大,政府进行监督的概率就越大; 政府部门有效监督的概率 λ、处罚系数m和奖金D越大,政府进行监督的概率越小。因此政府部门为避免工程项目主管部门参与寻租可以增加对其的奖励额度、提高有效监督的概率并且增大处罚系数, 提高项目主管部门努力工作的积极性。
工程项目的负责实施部门寻租行为发生的博弈均衡与项目主管部门参与寻租的概率e、政府有监督的概率 λ 以及奖金额度H和处罚系数n有关。 政府部门对其进行监督的概率与项目主管部门参与寻租的概率e成正比,与政府有效监督的概率 λ、 对其的奖金额度H以及惩罚系数n和寻租成本C' 成反比。项目主管部门参与寻租的概率越大,政府部门进行监督的概率就越大,反之,政府进行监督的概率就越小; 政府有效监督的概率 λ、对其的奖金额度H以及惩罚系数n和寻租成本C' 越大时,政府进行监督的概率越小,反之,政府进行监督的概率就越大。因此,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增加负责实施部门的处罚系数,从而加大寻租成本,减少寻租行为的发生,保证重大科技工程项目顺利并保质保量的完成。
2基于契约代理关系的利益主体博弈分析
建国之后,国家出于对国防安全的考虑,以及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复杂重大科技工程的管理模式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职权链接的管理模式,利益主体的博弈关系即为职权委托代理关系。改革开放后,我国虽然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开始出现,直到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市场主体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在合作过程中,为防止合作双方违背承诺,就会订立大量的契约来限制并保护合作双方,因此契约链接应运而生,基于契约链接的管理方式开始在复杂重大科技工程组织管理中出现。因此,在市场经济主导的21世纪,为了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复杂重大科技工程总体上仍然是利用国家政府部门的职权关系进行协调统筹管理,但在局部更多的是以契约合同关系承包给承包商和施工商等,在博弈关系上体现为契约委托代理关系。
2.1相关假设
复杂重大科技工程的项目负责实施部门以P的契约合同价格承包给承包商、施工商等,在寻租行为出现时实际支付价格为P″,d为P″ 相对于P' 的变动比例的绝对值,即,其中0 <d < 1。
f为项目负责实施部门的努力成本,u为承包商和施工商的努力成本。
ε 为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负责实施部门努力工作进行激励的激励系数,β 为项目负责实施部门对承包商与施工商努力工作进行激励的激励系数。
项目负责实施部门努力工作对承包商进行监督的概率为q,承包商与施工商努力工作的概率为t,项目负责实施部门与 承包商和施工商在 进行监督与努力工作下对工程项目产生正效应的概率 为 ν。
2.2博弈双方的效用分析
工程项目的负责实施部门进行监督,承包商与施工商努力工作时,工程将节约投资2d P',对整个复杂重大科技工程产生正效应,此时工程项目的负责实施部门 与承包商 和施工商 的效用分 别为: ε( 1 + 2d) P' - f( 1 + 2d) P' - β( 1 + 2d) P',β( 1 + 2d) P' - u( 1 + 2d) P'。
项目负责实施部门进行监督,承包商与施工商不努力工作,工程项目投资没有节约,但是工程项目不存在质量进度等欺骗行为,此时工程项目的负责实施部门与承包商和施工商的效用分别为: εP' f P',0。
工程项目负责实施部门不监督,但承包商与施工商努力工作,对工程项目产生正效应,节约资金d P',此时工程项目的负责实施部门与承包商和施工商的效用分别为: ε( 1 + d) P' - β( 1 + d) P',β( 1 + d) P' - u( 1 + d) P'。
工程项目负责实施部门不监督,承包商与施工商不努力工作,对整个工程项目产生负效应,工程浪费d P',此时工程项目的负责实施部门与承包商和施工商的效用分别为: ε( 1 - d) P',- d P'。
2.3博弈均衡求解
根据前文效用分析,工程项目负责部门的综合收益为:
承包商和施工商的综合收益为:
对U 5求 ν 的偏导,并令偏导数为0,即
解得
得到混合策略均衡解:
如果工程项目负责实施部门进行监督的概率大于q*,或承包商和施工商努力工作的概率大于t*,那么整个复杂重大科技工程就会产生正向效用; 反之,如果工程项目负责实施部门进行监督的概率小于q*,或承包商和施工商努力工作的概率小于t*,那么整个复杂重大科技工程就会产生负向效用, 对工程的施工进度不利,直接影响复杂重大科技工程的整体效益。
3研究结果及建议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本文分析了复杂重大科技工程中政府部门、工程主管部门与工程负责实施部门的职权委托代理关系,并分析了工程项目负责实施部门与承包商供应商的契约委托代理关系及其混合策略均衡解。为规范工程项目的利益主体的行为,避免寻租行为和隧道行为的发生,本文提出以下3个方面对工程项目的利益主体进行监督和管理。
1加强职权代理模式向契约代理模式转变。 基于职权链接关系的代理模式对于复杂重大科技工程的实施具有宏观控制力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该代理模式同时也存有降低实体组织的主动性适应能力和活力等弊端[9]。而契约代理模式能够有效地建立和完善工程项目的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克服职权代理模式的弊端,大大降低代理成本[10]。契约代理模式逐渐取代职权代理模式是一种趋势,对于复杂重大科技工程的整体效用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2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加强行政监督和法律监督。复杂重大科技工程涉及组织众多,关系错综复杂,利益目标各异。各组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寻租行为以及隧道行为,从而极易产生行贿、受贿,共同合谋贪污和侵占国家财产,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因此,要完善反腐败等法律并加强行政执法力度[11],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使得工程项目的参与方因行政法律的威慑力不敢寻租,保证工程的顺利完成。
重点高中相关利益主体博弈分析 篇8
1953年,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教育方针。同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办重点中学”。6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和示范学校的意见》并具体分配了各地举办重点中学的具体数目。1962年,教育部再次发出《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的通知》,并提出了具体措施[1]。197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指出:“切实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以提高中小学的质量,总结经验,推动整个中小学教育的发展。”[2]1983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中,重申了举办重点中学的必要性。1995年,国家教委发出《关于评价验收1000所左右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的通知》,提出根据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建设的原则,将于1997年前后,分三批评估验收1000所左右示范性高中。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用示范性高中取代了重点高中,一些地方用星级学校代替了重点学校,示范性高中、星级高中与传统的重点高中并没有实质区别。
二、重点高中利益博弈的参与者
博弈,这是一个从西方学术理论中引进的术语,是指在遵循一定规则下的人们进行的一个共同的活动,而且进行游戏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博弈论研究的对象就是“理性的”行动者或参与者如何选择策略或如何作出行动的决定[1]。重点高中属于严重短缺的资源,稀缺资源一直都是“理性经济人”争夺的目标,个人和组织的寻利性,追求利益最大化决定了利益相关者围绕重点高中这个平台相互博弈。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的逐步推进,教育由原来国家一元价值转变为多元利益主体。重点高中在这个大趋势下涉及的多方面利益亦变得更加复杂,多种利益缠绕在一起,其中最主要的是家长、学校、政府三个群体的利益,这三个群体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家长可以再分为强势家长和弱势家长,学校也可以细化为重点高中和弱势高中,同时政府也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但同是重点高中带给强势家长与弱势家长的利益有所差别,重点高中和弱势高中的利益博弈更为直接、明显,甚至是激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针对重点高中也存在着利益交叉和融合,既一致又分歧。当前利益主体多元化、分散化是重点高中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重点高中能够满足各主体的利益需求。同时政府、学校和家长对重点高中利益的博弈是动态过程,重点高中能否长期存在取决于相关利益者能否从重点高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实现主体、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三、重点高中带给博弈主体的利益
1. 政府在博弈中获得利益
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像彪悍的猎手,到处追逐他心目中的利益。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都会在某一个竞争平台上去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社会转型期,政府组织,尤其地方政府自身利益比较突出地表现出来。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一旦产生就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理性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必然导致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在公共政策实践中,政府自身利益的恶性膨胀对政府管理和决策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就政府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而言,政府是公共权力的主要载体,在与社会、市场、公民及其他组织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这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制度保障[4]。地方政府与学校、家长接触更为频繁,相互之间的利益也就变得尤为复杂,地方政府是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单个个体所构成,地方政府在与学校、家长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就难免会产生以组织为依托,直接或间接为个人谋利益,从而影响或违背相关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地方政府也不会像中央政府那样把全国的教育统筹起来通盘优化,地方政府受地域局限性,会更多地关注当地利益,重点高中能够满足当地政府一定程度的利益追求。
重点高中能够带来家长、学校、政府期望的高升学率,我国现有的教育评价体制是以地区的升学率为指标,升学率高就能在地区之间的评价中获得较高位置,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就能获得较高评价,受到上级部门的赏识,从而获得物质奖励或升迁机会,同时地方政府官员个人会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为子女创造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政府官员作为行政组织成员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搭便车为个人牟利的倾向。政府是社会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分配者,教育作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心,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承担大量的财政拨款以及预算内教育经费,这对各级政府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同时由于教育的特殊性,教育投资的长期性、滞后性等显著特点,政府不太愿意为教育投入大量的经费,对于这一点从中央、地方政府每年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具体情况就能得出相应结论。重点高中能够为当地政府缓解甚至解决一部分教育经费,众所周知重点高中每年都要收取大量的择校费,并且收取比例是相当高的,每一届新生都能为学校缴纳高额的择校费,收取的择校费归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共同使用,择校费按比例上交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作为办学所需教育经费的一部分,既从择校费的收取中获利,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弱势高中的投入力度,政府可以把上交的择校费作为预算内教育经费返还给学校,从而减轻政府自身的财政负担,还可以把重点高中上交的择校费作为专门的经费支持当地弱势高中的发展,这样教育部门就能相应地减少对高中阶段的经费投入,在预算内教育经费逐年增长的前提下,择校费的上交为教育部门提供了寻租机会,教育部门会利用重点高中创租、收租,满足自身利益。
2. 学校从博弈中获益
重点高中属于严重稀缺的资源,整个高中阶段的教育需求大于供给,高中教育仍然是卖方市场,存在着强烈接受高中教育愿望的消费市场,占据卖方市场的重点高中和当地政府就会从中牟利。重点高中利用自身优势招收足够数量的优质生源,争取更多的教育经费、收取择校费,择校费是学校的额外收入,通过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分成后,剩余的学校自由支配,这样重点高中获得了额外的资源和动力,随着重点高中实力的不断增强,重点高中在博弈中拥有更多的筹码,获得更多的利益。另外重点高中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和强大的师资在区域内实现学校的大规模扩张,合并弱势高中或是建立分校,重点高中在规模扩张中不断蚕食弱势高中的利益,通过提供丰厚的待遇吸纳弱势高中的优秀教师为己所用,造成重点高中在区域内一枝独秀,最终实现重点高中教育垄断,在垄断中重点高中能够最大限度地追求学校的利益,尽可能提高择校费的收取标准,招收质量更高的生源,实现重点高中收益最大化。
在区域内无以伦比的高升学率使重点高中在与弱势高中博弈时处于优势地位,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到重点高中就读,使不平衡的买方与卖方市场更加失衡,重点学校在受到家长和社会各界广泛欢迎的过程中,拥有了更多与家长乃至当地政府博弈的资本,与家长博弈中掌握着主导权,能够从家长身上获得更多利益。政府自身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偏好决定了对重点高中和弱势高中的支持力度会有所区别,重点高中能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资源,无论是明显的教育经费投入还是可以利用的隐形社会资源,只要重点高中的资格不被剥夺,重点高中就会一直处在博弈中的优势地位,使家长和弱势高中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学校所需要的资源几乎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或者受政府控制,谁能挤进政府认可(有时是直接指定)的“重点”行列,谁就能比“非重点”得到更多资源[5]。重点高中得到的经济上的和其他形式的特别帮助,不一定都是政府行为,有些是“名牌效应”的作用。但这种名牌效应的产生又是与政府在经费、人员、政策方面的支持分不开的,作为当地政府主导下的教育组织,在追逐组织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地采取与政府一致的立场,甚至是采取合作形式共同牟利。正如R.芬德莱所说,他们采取的是“和上面合作的方式”而不是“来自下面压力的形式”[6]。
弱势高中在与重点高中博弈中,各个方面都将处于弱势地位,重点高中影响了弱势高中的利益,但弱势高中并不能取消重点高中,弱势高中只能在接受重点高中的前提下寻求利益,重点高中在招收的学生中大比例收取高额择校费,这一做法已被各类高中普遍采用,最终造成高中阶段收取择校费的盛行,弱势高中也能在这一潮流中实现自身利益,相对于重点高中收取的高额择校费,弱势高中可以收取相对较低的择校费,并不是所有的适龄学生都能到重点高中就读,弱势高中也有自己稳定的生源,弱势高中就针对这部分学生收取择校费,这也是弱势高中与重点高中博弈的间接收获,弱势高中由于升学率不太理想,起初并不会有收取择校费的企图,但在重点高中收取择校费的影响下,家长对收取择校费已经觉得合情合理,并且是毫不吝啬,在这样一种大氛围下,弱势高中也开始收取择校费,获得额外的但不如重点高中丰厚的择校费。所以重点高中在剥夺弱势高中利益的同时也为弱势高中带来了获益的机会,弱势高中也能在与重点高中博弈中获得间接利益。
3. 家长(学生)在博弈中收益
就业市场的唯学历导向以及大学生就业难,学历和文凭逐渐成为寻找工作和获得收入的主要依据,人们竞相储备知识,为此学校也在不断满足和刺激这种需求,即人们对高学历的要求和期望,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大学生数量在短时期内急剧膨胀,大学招生数量增加的同时失业大学生数量也在不断攀高。教育投资不一定获得相应收益,如果继续对高等教育不加筛选地盲目接受,接受高等教育不仅不能带来任何利益,还会教育致贫。虽然大学生就业状况不容乐观,但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的就业情况依然被看好,受到冲击的大学生就业市场是低级的大学生就业市场,重点大学、名牌大学代表着更高级的就业市场,相对于一般的大学具有更强的竞争力,适应性更强,能够在激烈的大学生就业中很好地生存下来,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在当前僧多粥少的大学生就业市场里,就读大学的层次越高,毕业后在就业市场上就会越有安全感,家长为了子女能够进入到重点大学就展开了相互竞争。在市场机制配置人力资源、就业压力激增的形势下,高等教育的竞争压力势必传递到基础教育,以至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竞争性、选拔性考试,尽管与法定宗旨不相符合,也能为社会和家长所认可[7]。我国的重点高中之所以为重点高中,其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拥有高的升学率,在追求高的升学率方面,重点高中刚好可以满足家长和学生的需求,重点高中的这一核心竞争力是获得家长和学生赞誉的基础,同时也是重点高中和家长博弈的根本。强势家长要对稀缺的重点高中资源进行博弈,重点高中意味着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更大,为进入重点高中进行必要的投入,会有利可图,将来不仅能够收回重点高中的投资,并且将会有更大的盈利,家长经过利益的权衡后,就愿意为进入重点高中而支付额外的费用。对于家长和个人来说,由于当前教育与就业的不确定性,接受大学教育并不意味着就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就业岗位与大学生已经由原来的一对一转变为一对多的关系,子女要在未来就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在高中阶段同样如此,家长之间要进行利益博弈,每一个家长都不想让子女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会选择进入重点高中,最终强势家长的子女获得了有限的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同时家长与重点高中博弈的过程中,由于家长的分散性,不能组成统一的组织,而单个家长根本没有与重点高中博弈的能力,最终家长只能接受重点高中的不合理要求,包括缴纳大量的择校费,家长从重点高中获得利益的同时也为重点高中付出了额外成本。
四、促使利益博弈规范化的建议
重点高中作为博弈的对象和博弈的载体,成为个人、社会和学校三方主体直接或间接寻求自己利益的工具。从以上分析中,政府、学校、家长都能从重点高中运作中找到合适的位置,满足了自身的利益,究其各方面利益来源,政府、学校利益,主要以收取家长额外的择校费,以弱势高中的缓慢发展,乃至整个高中阶段的均衡发展为代价,学校差距越来越大,重点高中和地方政府在博弈中,只有收益,没有任何损失,是最大的赢家。地方政府在博弈中减轻了投资教育的沉重负担,家长付出了更多成本,地方政府和重点高中获得的利益由家长、弱势高中买单,在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当利益,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变这种局面。
1. 禁止高中收取择校费
高中阶段收取择校费属于让学生二次缴纳费用,高中阶段的教育属于公共产品,公民已经对公共产品缴纳对应的税收,高中阶段所需要的教育经费也应由政府相关部门来专门拨付。对公共产品进行二次收费,明显剥夺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尽管教育主管部门不止一次禁止高中阶段收取择校费,但执行的效果却差强人意,收取择校费依然成风,究其原因,当地政府与重点高中存在共同利益,当地政府与重点高中存在“合谋”,政府职能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政府应淡化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倾向,凸显并加强公共服务的职能,加大财政投入,保障高中阶段教育经费的按时足额下拨,严惩高中收取择校费的行为。
2. 取消重点高中
高中阶段之所以出现不正当利益博弈,因为高中教育资源稀缺,当地政府和重点高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在垄断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地政府应消除重点高中与薄弱高中之间的差距,促使高中教育均衡发展,尽可能淡化重点高中的社会影响力,缩小学校的差异水平,使高中学校处在公平的竞争平台,杜绝获得超额利益的机会。鉴于教育的产品属性,当地政府应加强监督管理,加强薄弱高中的改造,拉近学校间的水平,实现高中学校之间良性竞争,营造一个公平的高中教育氛围,提高高中教育的质量。
3. 完善和改革当前的大学生就业市场
增强就业市场容纳大学生的能力,使各类别的大学毕业生都能在就业市场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提高普通大学的教学质量和就业能力,改变普通大学收益率不断下降的危险境地,努力提高大学教育的整体水平,适当缩小高校之间的差距,增强普通高校吸引力,解开学生、家长的“重点教育”心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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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纳德·芬德莱.贸易、发展与国家.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
利益博弈与政策制定 篇9
[关键词]并购利益博弈政策制定
一、案例背景
并购是指企业之间的兼并和收购，是一种常见的经济行为。可最近几年来，当外资并购集中在我国关键领域的重点企业，其意图已不仅是商业性的，而是具有明确有战略指向。表现在：外资并购的重点是我国竞争力强、对产业结构影响深远的行业，比如制造业。一大批制造业的骨干企业如西北轴承、锦西化工机械、无锡威孚、大连电机、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常州变压器厂、陕西鼓风机厂纷纷被外资并购。外资并购的意图是为了消除潜在竞争对手，外资并购后，通常实施这样的三步曲：控制商标——限制使用中国品牌——变为外国品牌在中国的生产基地。
二、博弈过程及结果
1、被并购方：徐工集团
徐工集团创立于1989年3月，在中国最具竞争力的500强企业中名列第145位，在年销售收入前100名的机械工业大企业中排名第3位，是当今中国实力最强、规模最大、品牌最响、技术最领先、资金最雄厚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目前，集团工程机械产品已达16个大类75个系列418个品种，其中70％的产品具有国内领先水平，20％的产品达到当今世界先进水平，“徐工”品牌经权威机构认定以价值80．6亿元在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排名第一，2005年荣获“中国制造行业内最具成长力的自主品牌企业”称号。2005年徐工集团实现全年营业收入170亿元，实现销售收入128亿元。2003年徐工进行改制，到2005年基本定为凯雷集团。
2、并购具体内容
2005年10月25日双方签定了协议。凯雷将以3．75亿美元收购徐工机械85％股权，并随后报商务部审批。2006年2月发改委派出调研组，调查凯雷收购徐工的动机、项目规范及日后的制度安排。
3、利益另一方：民营企业
利益的另一方是民营企业，代表是工程机械行业内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三一重工集团。三一重工执行总裁向文波指出，徐工是工程机械行业难以撼动的“老大”。徐工太强了，国内整个工程机械136个产品，它占了一半以上，并且有二十个左右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在前三名。如果被凯雷吃下去，我们国内其他的企业还怎么玩?他同时指出，外资、民资、国资现在根本不在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上竞争，比如税收优惠和历史负担。如果徐工被外资收购了，很多国有机械企业根本难以生存。
从2006年6月6日开始至27日，向文波在新浪博客连发16篇文章，质疑凯雷—徐工并购案。他从并购谈到国资贱卖，再谈到外资并购威胁中国经济安全，并称愿以高于凯雷30％的价格收购徐工。凯雷—徐工并购案广为人知，在国内引发了关于“徐工是否贱卖国资”、“徐工出售威胁到民族产业”等话题的大讨论。
4、博弈一回击
2006年6月13日凯雷与徐工集团联合声明称：双方已达成最终协议，强调了双方合作的坚定性。6月15日，徐工集团职工“响云霄”开始在博客中与向文波就收购一事进行辩论。7月5日，徐工集团副总王岩松赶往北京，与各界包括网络媒体高层、行业专家等进行广泛沟通。7月26日，美国商务部副部长雷文凯(Frank Lavin)来华“公关”。他在北京访问期间，也向中方官员表达了其对凯雷收购事件的看法。2006年7月，三一集团和凯雷分别将其收集的有关情况上报了相关部门，包括商务部、国资委和发改委。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代表三一重工的声音也没有停息过，典型的有一篇文章《歧视民企是战略错误》。
5、政府听取相关声音
2006年7月17日至19日，国家商务部召集相关方召开了征询会，17日下午，与会的是徐工曾经的股东——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务部向其询问了当年债转股及后来徐工回购股份的细节。18日，商务部、工商总局、外汇局、税务总局、证监会、国资委六部委官员，听取徐工、徐州市政府、江苏省外经贸厅主管负责人的汇报。19日，与会的有三类，第一类是徐工的同行：柳工、厦工、三一、中联重科等的代表。第二类是徐工的上下游厂商，包括原料配件商和销售商，如潍柴、杭州齿轮、上海柴油机等。还有就是行业协会，包括工程机械协会和机械工业联合会。三一集团总裁向文波在18日和19日两次与会，向商务部官员力陈其立场。
6、政策的出台
2006年8月9日，六部委联合发文，出台了《关于外资企业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在七个方面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作了规定，并于2006年9月8日正式实施。
三、对外资并购规定出台的评价
1、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利益博弈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培育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出现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并且随着体制的转型，多元化的利益不断分化重组，形成了具有相同或者相似利益诉求的利益集团。公共政策是政府从公众利益出发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具体管理，其具体的表现形式是政府所颁布的各种法律法规，是对整个社会从事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它的制定与实施涉及到各方利益，是对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调整和分配。被涉及到的利益主体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会向政府及官员进行利益诉求，并力图对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施加影响，希望得到有利于自己一方的政策结果，从而谋求各自的集团利益。这一过程会贯穿始终，直到政策的出台到止。所以说，政策的制定与确立过程是一个不同利益集团、利益主体的矛盾冲突与博弈过程。
对外资并购的规定既是对外资并购国内企业这种行为的一种价值导向，同时也会涉及到各方的利益，包括外国投资者、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乃至地方政府等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我们看到各种利益集团运用自己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以期影响政策的制定，从某种角度说，这是我国政治文明进步的表现。
2、各利益集团的充分博弈是保证政策科学民主的关键
外资并购法规的出台过程是一个利益博弈过程，并且，各方利益集团的充分博弈是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的关键。
其一，利益博弈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各种因素决定了每个利益主体所掌握的信息有着较大的差异。各方所掌握的信息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政策的制定有分歧也在所难免。各利益集团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需求，会主动与政府进行沟通，通过利益表达，把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充分地传递给政府，从而有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从某种角度上说，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搜集各方信息的过程。信息掌握越充分，决策就越科学。
从上述事件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三一重工的参与，正是由于向文波在博客上的多次表达，更多民众知道了
更多的信息，并促动多方进行了一个更广泛的信息交流，在进行充分的信息交流的基础上，政府所制定的对外资并购的规定才会更科学、更符合中国未来的发展、更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其二，利益博弈有利于决策的民主性。参与博弈的利益集团力量大小各异、组织水平也高低不等，这些都会影响其在博弈过程中的表现，会影响甚至决定博弈的结果。相对强势的利益集团会运用种种途径和方法，利用已有资源积极进行利益的诉求并力图对公共决策施加于己有利的影响。而那些没能组织起来或组织水平不强的弱势利益集团、在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在公共政策中话语权微弱，利益难以得到体现。只有两方组织水平差异不大、力量相当、都有途径传递声音，并经过多次重复博弈，才会推出民主、相对公正和优良的政策。
在上述案例中，我们看到，外资企业有着自己的组织(比如商会等)，并且其公关游说能力都比较强，他们的声音能更清晰更直接地传人政府决策者的耳中。而另一方民营企业则相对意识不强，渠道单一，对政府的影响力不大。向文波利用了博客这种网络手段来传达自己的声音，是首先在民众中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然后再“由下而上”传递到政府。所以，在培养我国弱势群体的博弈能力上、在进一步畅通我国弱势群体的表达渠道上，还可以做得更好。
3、让利益博弈更充分些
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利益的博弈过程，博弈越充分，信息交流越透彻，制定的政策就越科学民主。我国应建立一些促进充分博弈的长期有效地机制：
其一、公开机制。公开机制是指政府在作出各种决策过程中，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必须将其所掌握的各种信息公开于社会和相对方，让其知晓和了解情况的一种制度。政府操作过程中的信息公开程度直接关系到公民包括利益各方的政治参与，关系到公民对政府官员的有效制约，关系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在制定外资并购法规的过程中，政府并没有将制定过程中所掌握的信息、制定政策的依据向社会公开，是一个不足之处。
其二、参与机制。参与机制即让广泛的利益主体参与到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中来。政策尤其是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理应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和公意代表性，应当强化以民为本的理念，打开大门广纳民意。比如建立听证制度，通过媒体公布法律法规草案，广泛征求包括利益相关人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意见。实践证明，充分吸纳民意的立法可以为法律的顺利实施消除某些潜在的障碍。
外资并购规定的制订、发布过程也令人略感遗憾，因为这项《规定》草案虽然经过向其他部门和相关行业机构征求意见的过程，但没有如同其他众多法规一样向全社会公众征求修订意见。外资并购已经在中国社会引起极为广泛而深切的关注，如果这项《规定》能够有经过向全社会公众征求修订意见的环节，将有助于凝聚社会共识。
其三，利益表达机制。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是其参加博弈、影响政策制定的重要方式，数量众多、形式多样、渠道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能将利益主体的信息、愿望很好地传递给决策者。外资并购规定的出台过程中，民营企业的利益表达是用了一种无奈的方式——博客，我国利益主体利益表达渠道所受到的数量上和形式上的限制情况可见一斑。为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作出制度化的安排，将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的行为纳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轨道，是现阶段我国政府的第一要务。在打击既得利益集团通过非法的方式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政府支持和帮助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建立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
利益相关者博弈 篇10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博弈,均衡
企业社会责任 (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观念起源于美国, 从20世纪30年代提出至今已经有无数学者为其争论不休。目前,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定义, 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 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 还要承担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通过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可以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从而督促企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同时相关信息可以作为积极信号传递给企业利益相关者, 以有效降低企业费用, 促进企业更好地发展。但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是有成本的, 企业又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于是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就存在博弈。
一、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博弈模型的建立
企业利益相关者是指企业行动产生的影响所涉及到的一些人、群体或组织, 或者是有可能要直接承担这些影响的群体, 如所有者、政府、社会公众等。企业的社会责任范围取决于其利益相关者的范围,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是要满足这些利益相关者的愿望与要求, 实现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满意。博弈论是研究互动决策的理论, 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各局中人的决策是相互影响的, 每个人在决策的时候必须考虑对手的各种可能的决策, 并力图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 以达到各自的目标。
(一) 博弈局中人的确定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企业所有者、政府、社会公众等, 假设每个局中人都是“理性的”, 都要做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由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利益相关者会要求企业充分披露其社会责任信息, 因此, 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形成这个博弈中的两个局中人。
1. 企业与所有者。
现代财务理论认为, 企业目标应是企业价值最大化, 该目标不仅会使股东利益最大化, 对社会的贡献也是最大的。企业最根本的社会职责就是对所有者的社会责任, 但由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企业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之间必然存在代理问题, 企业通过及时披露其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信息, 有助于保持企业良好的信用与商誉, 增强所有者信心, 使企业争取到更多投资。然而, 一方面, 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可能会降低企业利润, 从而影响到经营管理者的利益, 经营管理者为了自身利益可能会选择少披露或不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另一方面, 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可以向社会传达出对企业有利的信息, 是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原则的, 经营管理者一般会愿意或有选择性地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 但其披露过程需要花费成本且会承担相应风险。于是, 企业与所有者之间就产生了博弈。
2. 企业与政府。
通过企业披露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相关信息, 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及时了解企业是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向社会提供了安全的产品, 是否照章纳税并承担了政府规定的其他责任义务, 有助于顺应政府鼓励和支持企业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但企业与政府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 其目标不完全一致, 当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与社会责任发生冲突时, 就可能不考虑其他利益主体的需要, 忽视社会的长远利益, 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于是, 企业与政府之间就产生了博弈。
3. 企业与社会公众。
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因此, 企业对社会公众承担一定责任。社会公众通过了解企业披露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有助于加强对企业的监督和约束, 能促使企业为社会公众提供良好的服务;企业也会意识到社会公众的期望, 因此也会乐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 但在披露时会选择有助于树立其良好形象的好的方面, 甚至会披露一些经过修饰的信息。于是, 企业与社会公众之间就产生了博弈。
(二) 博弈双方可以选择的策略
企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两个策略可供选择:一是完全公允的披露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二是少披露、歪曲披露甚至不披露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利益相关者在权衡其付出成本与收益之后也会有对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进行审计或不审计两个策略可供选择。
(三) 博弈双方的收益情况分析
1. 企业的收益情况。
若企业采取完全公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策略, 会给企业带来一定成本支出, 短期内会给企业带来收益a;若企业采取少披露、歪曲披露甚至不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策略,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短期内可以给企业带来收益b (b>a) 。
2. 利益相关者的收益情况。
博弈中的利益相关者也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受益者, 若企业采取完全公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策略, 利益相关者将获得收益c;若企业采取少披露、歪曲披露甚至不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策略, 利益相关者将获得收益d (d<c) 。若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进行审计, 需要花费成本e;若选择不审计则不需要付出审计成本。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可通过表1表示。
二、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博弈分析
短期内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收益是负相关的, 但通过企业披露其社会责任信息, 可以使利益相关者获取有利于其做出决策的信息, 也有助于企业社会形象的树立。因此, 从长远来看, 二者的收益应是正相关的。
(一) 博弈模型的均衡
在博弈双方都是“理性的”假设下, 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都会选择自己的占优策略, 即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 企业会选择少披露、歪曲披露甚至不披露 (b>a) ;当利益相关者正确预测到企业的选择, 会选择不审计 (d<c) , 且不必支付审计成本) 。但以上策略组合达不到社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不利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为改变以上博弈均衡, 需要借助外力对以上博弈模型进行改进。
(二) 博弈模型的改进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 当利益相关者采取审计策略时企业将完全公允披露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 利益相关者采取不审计策略时企业将少披露、歪曲披露甚至不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因此, 利益相关者可以引入奖励、惩罚机制, 当其审计到企业完全公允地披露了社会责任信息或不审计时, 可按利益相关者收益的一定比例m给予企业相应奖励;当利益相关者审计到企业少披露、歪曲披露甚至不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时, 可按企业收益的一定比例n (n>m) 给予其相应惩罚。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博弈改进模型及相关收益可通过表2表示。
(三) 社会总收益情况分析
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即要使企业给社会带来的总收益最大, 在改进的博弈模型中, 通过比较相关策略组合的社会总收益情况, 企业应选择自身的占优策略——完全公允披露, 利益相关者相应选择自身的最优策略——不审计, 此时的社会总收益为a+c, 要使该策略组合达到社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必须保证此时的社会总收益最大。因此, 只有利益相关者制定的奖惩机制得到有效运行, 且其所制定的奖励和惩罚比例必须合理, 才能够保证社会总收益的最大化, 使企业自觉披露社会责任信息, 利益相关者也不用去审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虽然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看, 在一段较长时间内, 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对二者都是有益的, 但短期内二者的收益却呈负相关关系, 为防止二者受短期利益的诱惑, 利益相关者必须以适度原则为前提引入奖惩机制, 通过多次博弈逐步实现二者利益的统一。因此, 既不能因惩罚力度过大使企业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悲观情绪, 亦不能因处罚力度过轻, 引不起企业的足够重视。针对我国企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不充分的现状, 对利益相关者提出以下建议:政府应加强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立法和执法力度, 完善相应的奖惩措施;企业所有者与社会公众应充分认识到企业充分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重要性, 将其作为做出相关决策的依据之一。
企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 社会为其提供和谐、健康的经营环境, 企业利益的实现同样可以间接增进社会利益, 有利于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在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中, 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与监督可以督促企业通过充分披露其社会责任信息来规范企业行为, 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 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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